人口流动范文10篇

人口流动范文篇1

一、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流动人口对我市经济社会参与程度不断加深，维护其自身权益、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需求不断增强。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作为加强我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抓手，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各项政策制度，为全面建设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创造良好条件。

二、完善服务管理体制。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各方共同参与、资源有效整合”的总体要求，市、县（市、区）和乡镇（街道）、社区结合实际分别设置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构，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

（一）成立金华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见附件）市公安局成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处和流动人口信息中心。

（二）流动人口较多的县（市、区）根据实际需要，结合政府机构改革，设立承担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专门机构。不设立专门服务管理机构的县（市、区），应明确相关部门履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职责，加强工作力量。

（三）流动人口较多的乡镇（街道）可依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心设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所，由乡镇（街道）分管综治工作的领导兼任所长，所在地派出所副所长兼任服务管理所副所长，并根据工作需要配备相应工作力量。

（四）流动人口超过200人的社区（村居）、超过100人的用人单位设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点），依托社区（村居、企业）综治工作室和社区（农村）警务室开展工作。

三、构筑信息共享平台。由市公安局牵头，市人事、劳动保障、人口计生、教育、卫生、建设等部门参加，依托政府信息网络资源，对现有公安暂住人口管理信息系统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建成全市统一的流动人口综合信息平台，汇总全市流动人口基础信息，实现各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建立市级流动人口综合信息数据库（设在市公安局），由流动人口信息中心负责数据库的建设维护和安全运行。

人口流动范文篇2

随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机制的不断完善，综合治理的工作局面已经基本形成。但是，由于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情况逐渐趋于多元化，以往的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今工作需要。同时还存在着政策落实不到位，职责权限不明确，相关职能不履行等问题。更加制约了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因此，在强化与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机制方面，提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中，应明确规定公安、工商、劳动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具体职责，和应承担的目标任务，同时严格规定职能部门内部的垂直负责制，强化层级管理和内部考核，从法律角度来规范管理和服务内容，建立起依法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综合治理的新机制；

二是在市、区级应建立公安、工商、劳动等部门的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在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及时了解掌握各相关职能部门出台的新的各项政策，便于及时调整计生工作内容，指导基层计生工作开展，避免因计生部门的不知情，给日常管理造成被动，服务缺乏针对性。市、区级召开联席会议，职能部门可以将会议精神直接贯穿于各级基层单位，使各职能部门的基层单位对计生工作成为知情人，直接履行相关职责。解决街道层面在工作协调中，因职能部门的不知情，或与各职能部门无隶属关系，无考核权利、无制约力等而形成的尴尬局面。

三是应建立计生、公安、劳动等部门组成的统一领导、统一调度的流动人口专门管理机构和专管员队伍，成立流动人口服务站，方便了流动人口，又使各部门形成管理合力。同时应实行暂住证、婚育证明查验、劳动务工证等的“多证合一”，通过一个证，实现流动人口证明的综合管理和信息共享，方便了流动人口，也便于居住地的统一管理。

四是应加大依法管理力度，在实行“属地化管理，人性化服务”的同时，对长期不配合现居住地管理，或者在现居住地出现违法生育的流动人口，市、区应建立由各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专门机构或队伍，依法给予强有力的处理，帮助街道因执法力度不够，不足于给违法者以震慑力，而出现的被动局面。

人口流动范文篇3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离开户籍所在地，异地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且居住三十日以上的育龄人口。

学习、旅游、就医或者因公从事其他活动者除外。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施综合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本行政区域内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并保障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必要的经费。

第四条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日常管理工作。

流动人口较多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设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机构，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与服务工作。

第五条县级以上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建设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配合同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工作。

第六条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人民政府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

第七条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主要职责是：

(一)对流入的育龄人口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查验流入育龄人口的婚育证明，建立流入已婚育龄人口计划生育档案；

(三)与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建立联系，通报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情况；

(四)组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者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以下统称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为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五)对本行政区域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条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主要职责是：

(一)对流出的育龄人口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二)为流出的育龄人口办理婚育证明、生育证明材料，建立流出已婚育龄人口计划生育档案；

(三)与流出的已婚育龄人口签订计划生育责任书，并与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联系，检查责任落实情况；

(四)落实对流出人口中独生子女户、双女户的有关奖励和保障措施。

第九条流动人口现居住地和户籍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和管理服务工作。

第十条育龄流动人口离开户籍所在地前，应当持合法的婚姻、身份证件及生育状况材料，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申请办理由国家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简称婚育证明)。

育龄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审核办理。

第十一条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在离开户籍所在地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节育措施。

第十二条育龄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居住满三十日的，自期满之日起七日内向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交验婚育证明；十五日内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告知现居住地地址和计划生育情况。

第十三条异地开展工商业务活动的单位，应当与单位常驻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责任书，并自到达现驻在地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现驻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交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责任书副本。

末与单位常驻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责任书的，应当自到达现驻在地之日起十五日内与现驻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责任书，并将副本寄回单位常驻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第十四条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在为育龄流动人口办理暂住证、营业执照、就业证等证件时，应当核查其婚育证明，并将办理结果通报其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未持有婚育证明的，应当待其补办后方可办理有关证件。

第十五条单位和个人在招聘、雇佣育龄流动人口时，应当查看其婚育证明，对应当办理婚育证明而未办理的，督促其补办。

第十六条单位和个人不得向未持有婚育证明的育龄流动人口出租(借)房屋，发现租(借)住房屋的流动人口有怀孕或者生育的，应当及时向当地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

第十七条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生育的，执行其户籍所在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的生育调节规定。

已婚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怀孕后应当到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生育登记。依法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怀孕后应当持户籍所在地发放的生育证到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登记。

第十八条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在对流动人口中的孕妇进行孕期检查时，应当查看其婚育证明或者生育证。对未持有婚育证明或者生育证的，应当及时向当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经查证确属违反规定怀孕的，应当协助落实补救措施。

第十九条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应当每季度到现居住地指定的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接受避孕节育情况检查。节育措施失败的，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的节育情况，由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向其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通报，也可以由本人将现居住地出具的全国统一格式的《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寄回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收到现居住地的《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后，不得再要求其回户籍所在地接受避孕节育情况检查。

第二十条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一条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情况的统计及考核评估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

第二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由现居住地的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交验或者补办婚育证明；逾期拒不交验或者不补办的，处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由现居住地的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交验或者补签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责任书，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与育龄流动人口形成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和个人，拒不履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或者拒不落实奖励措施的，由育龄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拒不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向未持有婚育证明的育龄流动人口出租(借)房屋的，由现居住地的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六条流动人口违反户籍所在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的生育调节规定生育的，由现居住地的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现居住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

流动人口因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在一地受到处理的，在另一地不因同一事实再次受到处理。

第二十七条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未依照本办法规定为育龄流动人口办理婚育证明、生育证明或者为其出具假证明的；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建设等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为育龄流动人员办理有关证件时，不查验婚育证明或者明知无婚育证明而予以办理的，由其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口流动范文篇4

昨天，大会表彰了全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传英同志代表省人口计生委作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报告，并进行了典型经验交流；今天上午，参观了*市的工作现场；下面，我就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再强调以下几点。

一、认清形势，统一思想，增强抓紧抓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人口流动状况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在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过程中，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动是一个必然的长期过程，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流动人口规模呈不断扩大的势头。*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1.21亿，其中，省内流动7865万，占65%，跨省流动4242万，占35%。到*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1.4亿，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10%。我省*年流动人口746.8万，其中，跨省流动213.5万，占28.6%。*年1%抽样调查显示，我省跨省流动人口已达510万，其中外省流入人口262万，占51.4%,流出省外248万，占48.6%，增长幅度迅速扩大。一方面，人口的流动对于促进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经济收入、调整城乡劳动力结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流动的多变性、管理的交叉性（现居住地、户籍地、各部门），也给计划生育等工作管理和服务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加强和改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是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课题。

（一）充分认识抓紧抓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坚持把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并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以人为本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和定位人口管理与服务对象，实现从户籍人口为工作重心向以常住人口为工作重心的转移，重塑新型人口管理体制，构建崭新的服务体制，将流动人口纳入到制度框架中来。政府不但是城市常住人口的政府，为常住人口提供服务，同样也是城市中流动人口的政府，也要为流动人口提供同城市常住人口一样的服务，履行政府职能。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个目标中，最基本的就是人与人的和谐，它既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同时，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和谐发展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寻求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和谐是城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做好流动人口（农民工）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重要指导文件，就流动人口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指出了国家相关政策方向和解决思路，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统筹城乡发展，坚持以人为本，认真解决涉及流动人口（农民工）利益的问题。明确了做好流动人口（农民工）工作的基本原则，即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民，“*”时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亦工亦农的现象将在我国长期存在。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或在乡镇企业就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减少了农村人口，增加了农民收入，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只有让更多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才能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才能富裕农民、发展农村，促进城乡和区域的统筹协调发展。

我省“*”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到2010年全省的城市化水平达到50%，使城市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通过把一半左右的农民逐步从农村转移出来，解决好流动人口（农民工）工作和生活问题，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走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的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小康社会，进而逐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

（二）充分认识抓紧抓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内在要求。“*”时期，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也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目前，无论是流入地，还是流出地，违法生育主要发生在流动人口中，约占各地统计计划外生育总量的50%以上，个别地方甚至高达80%。这既反映出“外出躲生和在流动中超生难追回”是“十大难题”的难中之难，也反映出对流动育龄妇女在计划生育管理上不到位，在生殖健康服务上也不到位。此外，由于管理上的疏漏和规章上的缺陷，导致流动人口孕妇比较容易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已成为直接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对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特别是对提高流动人口育龄妇女生殖健康水平，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持续升高，确保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充分认识抓紧抓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定》和《纲要》，加快建立完善新机制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各项改革都在不断深入进行，尤其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人口计生系统内部的改革等，都使过去采取的行政制约措施大为弱化，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突出表现在：一是各部门改革措施不协调，综合治理难；二是管理服务经费保障有原则无制度，经费投入保障难；三是依靠现有的管理机构和人员，满足流动人口日益增长的管理和服务需求难；四是底数不清、孕情不明、信息不灵，控制流动人口计划外妊娠和违法生育难。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决定》和两个办公厅印发的《纲要》，审时度势，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改革创新，积极有效地应对挑战。其中明确提出，全面建立流动人口“以现居住地为主、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维护合法权益”的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体制。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指明了通过改革创新破解难题，开拓前进的道路。

二、坚持改革，创新机制，不断提高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水平

根据我省流动人口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按照国务院《若干意见》、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若干规定》和省委、省政府《决定》及《纲要》有关要求，我们在认真分析形势，共同研究提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改革思路、主要任务和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以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信息化支撑、依法维权、综合治理为特征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和服务体制，提高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和服务能力，满足流动人口日益增长的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的需求，切实维护流动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

（一）全面落实属地化管理，创新管理机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明确规定，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综合管理，在流入地和流出地共同负责的基础上，坚持以流入地管理为主，在现居住地形成有效的管理和服务网络，努力为流动人口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对做好流动人口（农民工）计划生育工作也提出了明确要求：进一步搞好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实行以输入地为主、输出地和输入地协调配合的管理服务体制。

我们要坚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建立由户籍所在地与现居住地人民政府共同负责、以现居住地为主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体制。流入地政府要把流动人口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完善工作制度，落实管理和服务经费，实行属地化管理。各地要积极协调社会资源，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与暂住人口登记、警务责任制、出租屋管理、住宅物业管理、劳动用工管理等项工作结合起来，协同社区警务室、社区居委会、流动人口协管员和群防群治组织，构建流动人口合署办公平台，共同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工作。公安、工商、城建、卫生、人口计生等部门要认真落实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责任制，按照“谁用工谁负责，谁受益谁管理，谁管辖谁服务”的原则，抓住办证、租房、节育措施落实和医疗保健等环节，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对失业、无业、自谋职业、人户分离及口袋户等特殊人群，应按照现居住地管理的原则，由所在单位与街道办事处、居（村）民委员会搞好衔接和工作落实。现居住地应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本地区经常性管理和服务范围，实行与户籍人口同宣传、同服务、同管理。

与输入地相对应，户籍地作为流动人口的输出地，能否把好“出口关”尤为重要。统计数据显示，20—34岁处于生育旺盛期年龄段的育龄妇女占流出育龄妇女的75%以上，且绝大部分属于农村育龄妇女，受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影响，其中以生育为目的的流动人口会有意逃避户籍地对其生育行为的管理，寻找流入地区管理上的漏洞，实现其外出躲生、计划外生育的目的。流出地政府如果不加强基层基础工作，不从源头抓起，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奖励优待政策，不与现居住地密切配合，加大对这部分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堵塞漏洞，任其发展下去，则流动人口的超生势头不仅影响现居住地管理水平的提高，更会反过来严重影响户籍地常住人口低生育水平的保持和稳定。加强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信息沟通，健全流动人口双向管理、双向考核制度，是实现现居住地为主、无缝隙覆盖、无漏洞管理的基本条件。

（二）大力推行市民化服务，创新服务机制。应该看到，大多数流动人口主要以务工经商增收致富为目的，已成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目前我国农民工平均年龄29岁左右，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壮年贡献给了所流入的城市，却把成长与养老医疗的负担都留在了农村老家。认识上要由过去的“是包袱，要限制，要管理”，逐渐转变为“是财富，要尊重，要服务”。总体而言，流动人口仍属城市的弱势群体，工资低且常被拖欠、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生活环境恶劣、合法权益无保证、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生存状态较差，亟需政府相关部门的善待。

各级政府在履行流动人口工作职责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整合各方资源，为流动人口在生产、生活、生育等方面提供“同样获得服务、同样参与管理、同样获得救助”的市民化待遇，寓管理于服务中，改变重管理、轻服务的偏向。首先，要使流动人口尽快享受法律规定的基本项目的免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足额及时发放相应的各种计划生育奖励扶助费。其次，要为流动人口提供宣传教育、优生优育、避孕药具、查环查孕和生殖健康保健等方面的服务。第三，要最大限度地简化流动人口办事程序，减少相关手续，取消不合法、不合理、不必要的收费，为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减少障碍。第四，要积极建设社区服务阵地，本着资源共享、方便群众的原则，将计划生育服务纳入社区综合服务体系，充分利用社区相关资源和综合服务体系，组建融办公、宣传、咨询、服务、监督“五位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推行“一站式”服务，对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育龄群众实施及时、有效、便捷、优质的服务。

（三）加强信息化建设，创新管理服务手段。实现对全省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和服务，必须改变户籍地与现居住地信息交流手段滞后、渠道不畅通、信息反馈率低、信息不准确，导致两地协调、合作机制难以真正形成的问题。要依靠科技进步，建立完善及时、准确、简便的信息交流与反馈制度，真正形成全省乃至全国“一盘棋”。我省“*”人口信息化建设规划，将建立完善以WIS系统为主，涵盖流动人口管理、行政执法、优质服务、利益导向、村民自治和人财物在内的综合统计应用信息平台，加快建立信息快速采集、动态监测的信息观测网点系统，尽快实现信息指导管理、引导服务、辅助决策、支持考核、提速增效的要求。全省正在应用的流动人口信息交换平台和流动人口信息联系平台，加上与全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平台的联网，加快了户籍地与现居住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反馈的速度，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目前省信息中心新开发的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FPIS），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跨市、跨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流难的问题，要认真抓好在*市的试点，积极稳妥地搞好在全省的推广工作，切实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辅助作用。

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把加强信息交换平台建设作为强化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一项基础性工作，充分利用政府及相关部门信息网络，依托社区和行业信息管理载体，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信息系统，做到资源互补、信息共享。要坚持横向联网、纵向延伸的发展思路，推行县（市、区）级人口计生、公安、工商、房管、民政、卫生、劳动保障等部门联网，实现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建立完善流动人口信息异地查询系统，为高效管理服务提供信息化支撑。在我们系统内部，各市、县（市、区）之间更要加强配合与协调，确保信息交流与反馈及时、准确。同时，要树立流动人口全国“一盘棋”观念，重视与兄弟省（市、区）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合作关系，实现良性互动，努力提高我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省际信息交换平台工作运行的水平。

（四）坚持依法行政，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切实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树立以民为本、公开透明、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政府管理理念，对流动人口要做到与常住人口一视同仁，公平对待。要切实采取措施，保障流动人口依法享有生育权利，依法获得人口和计划生育科普教育、计划生育技术和生殖保健服务，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各项权利。各地要严禁强迫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返乡孕检，严禁流动人口户籍地跨省设立孕检站点乱收费，严禁户籍地无正当理由拒绝承认流动已婚育龄妇女，在现居住地接受服务所出具的情况报告单。要严格禁止并认真查处侵犯流动人口权益的违法侵权案件，把维护流动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作为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抓实抓好。

（五）加大齐抓共管力度，搞好综合治理。当前人口计生工作的许多热点、难点问题，单靠人口计生部门自身的努力难以奏效，必须实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尤其基层反映的流动人口管理信息难沟通、环情孕情难掌握、优质服务难开展、节育措施难落实、外出躲生难追回、处罚措施难到位、人口统计难准确等难题，仅凭计生部门唱独角戏效果不佳。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需要各部门齐抓共管，依靠建立党政负责、部门配合、群团参与、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人口计生部门要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到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的总体方案之中。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起部门之间联系、协查、配合、通报制度，做好融入、渗透、搭车、结合的文章，善于整合社会各方资源和力量参与管理与服务，及时了解和把握相关领域改革的新动向，抓住机遇，加大各部门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综合治理工作力度。

今年，省人口计生委加大协调力度，经过多方努力，于4月初与省综治委、省公安厅等9个部门联合发文，在全省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年活动，方案已发到各市、县和有关部门，这是我们坚持把资源整合、把责任分开，通过联合调研、联合发文、联合开会、联合检查考核、联合表彰奖惩等形式，促进人口问题综合治理的有力推动，也为下一步建立有关部门流动人口和城市计划生育管理服务联系会议制度打下了基础。各市、县（市、区）可以根据本地实际，积极建立有关部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联系会议制度等长效机制，认真扎实地组织开展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年活动，在流动人口问题综合治理上迈出更大步伐。与国家人口计生委要求相衔接，要在全省积极开展创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先进县（示范县）活动，以促进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六）支持开拓创新，鼓励探索新的管理方法。应当看到，在目前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的大环境尚不够理想的情况下，各级人口计生部门克服诸多困难，真抓实干，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积累了许多很好的经验做法，确实难能可贵。同时，也要正视我们面临的现实工作中的挑战和问题。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坚持与时俱进，顺应改革大局，不断探索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新思路、新举措，积极应对经济社会转型期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勇于攻坚克难，进一步完善管理，突出搞好服务，保持工作稳定、健康发展的好势头。只要是有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有利于新机制建立，有利于提高计划生育率，有利于减轻基层负担、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部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有利于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就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创。

三、加强领导，强化保障，开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新局面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是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新的难点和薄弱环节。如何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和变化发展趋势，充分利用现有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开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局面，是摆在我们面前新的重大课题。

（一）要加强领导。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增强大局观念，要抓住国务院《若干意见》的良好机遇，从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的高度，正确认识人口流动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正确认识加强和改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对于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意义。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更新管理和服务理念，明确工作思路，加大工作力度，统筹工作安排，要亲自抓决策、抓协调、抓保障、抓考核，并要切实抓出成效。要实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一把手”负总责制度，成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综合协调领导小组，明确各业务机构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中的职责任务，通力协作，并纳入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之中，做到认识到位、决策到位、保障到位、监督检查到位。

（二）要建立健全机构。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和相关部门的配合，切实解决符合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实际需要的工作保障条件，确保有人管事、有钱办事。省人口计生委争取省政府同意，已于去年6月成立了计划生育流动人口管理处。绝大多数市和大多数县（市、区）也设立了专门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机构，并配备了工作人员，开展了相应的工作。目前还没有成立流动人口专门机构的市、县（市、区），要积极争取设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机构，并配齐配强必要的专（兼）职工作人员，以承担起越来越重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日常工作。

（三）要努力保障投入。国务院《若干意见》明确要求：输入地政府要把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提供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等免费服务项目和药具。用人单位要依法履行农民工计划生育相关管理服务责任。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积极争取协调当地财政部门，按照中央和省有关文件的规定，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支出范围，争取将流入人口数量纳入当地计划生育经费投入的总人口基数计算，确保法律法规规定的免费避孕节育技术服务等所必需的经费。各地要积极争取将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经费，列入“*”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投入规划和政府财政预算中。

（四）要发挥群众团体作用。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关键在于做好基层基础工作。要为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性团体参与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创造条件和环境，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各项管理和服务，融入流入地和流出地村（居）民自治活动中，加快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计划生育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步伐，引导流动人口积极行使民主权利，参与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有关决策，推进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进程。要注意发挥劳务市场、集贸市场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拓宽信息、管理和服务渠道，要进一步完善企业、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责任制，配合政府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要充分重视群众团体在政府与流动人口之间的桥梁作用，传达政策信息，听取流动人口呼声，维护流动人口正当权益。

（五）要抓好考核评估。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科学的务实的考核评估制度，充分发挥考核评估对各级特别是基层工作的引导、规范、保障和监督作用。要制定科学的流动人口双向考核评估指标体系，促进两地管理职责和“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工作原则的落实。为检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常态管理和服务水平，可以将年底考核评估与平时抽查评估结合起来进行，加大平时工作的权重，尽量降低应付考核不实因素的影响，引导鼓励各级把功夫用在对流动人口经常性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上。

人口流动范文篇5

一是实行流出与流入地有机结合，建立完善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双联机制。要根据流动人口的流动特点，加大社区、企业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属地化管理体制和双向联系制度，做到双管双治，责权利相统一，运行机制有序。同时，在国有、集体及民营、个体企业，都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管理机制，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做到有机构、有人管，认真担负起作好计划生育工作的责任。

二是整合优势资源，形成齐抓共管大格局。流动人口的计生管理工作也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关联着计生部门职责，在整个生产、生活活动中又涉及到公安、工商、劳动、卫生、交通、民政、建设等部门。因此，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工作，仅仅依靠人口计生部门是绝对做不全面的，必须实施“整合社会资源、部门协作共管、责任明确到位、实行综合治理”的措施，形成社会化管理网络。

三是强化职责落实，建立企业法人计生工作责任制。建立完善企业法定代表人计生工作责任制，是做好企业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工作的重要保证。各类企业都必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企业法人人口计生责任制，设置必要的精干的计生工作管理机构，制定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自觉承担起抓好计生工作的责任。同时，要把企业计生工作纳入各级计划生育责任目标考核范畴，实行“一票否决”，强化责任机制的落实。

人口流动范文篇6

普查资料还显示，妇女在劳动力迁移中约占一半左右，其中大多数是农村青年妇女，15-24岁的青年妇女多于同龄男性。女性流动人口的年龄虽然依然集中在青年，但己婚者占有相当比例，也不乏夫妻带子女共同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情况。

走出农村外出打工，为农村妇女提供了生活和事业发展中的另一种选择，为妇女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外出就业能够增加妇女的收入，从而提高妇女本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离开家庭独自外出增强了她们自主决策的能力；接触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使她们开阔眼界，知识得到丰富和更新，城市中的生活方式也会影响她们的观念和行为……流动对农村妇女发展的积极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但与此同时，农民工也为外出打工付出了代价，并程度不同地承担了各种风险，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问题、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边缘化问题、缺乏劳动保障、缺乏社会支持工作不稳定和缺乏在岗培训等等。而流动妇女所面临的问题又与男性不尽相同，或者说她们付出了更高昂的代价，比如在个人健康、家庭生活以及子女抚养教育方面，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她们的健康问题。

劳动场所的健康和孕产保健问题

除流动人口普遍面临的工作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超长、工作条件恶劣、缺乏劳动保护以及职业危害等问题，很多条件恶劣的工厂主要是女工在生产一线工作，如制鞋厂、服装厂和皮革厂等，其中劳动环境恶劣是威胁女工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一些调查研究和个案报道，多数中小型私营企业在妇女孕产保健方面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也不提供任何福利，一般女工在得知怀孕后只有辞职。也就是说，所有孕产负担都由妇女本人及其家庭承担了。

在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的生殖健康／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把定期为妇女检查妇科疾病作为一项重要的服务内容，这些地区的育龄妇女大部分都能够享受到免费或收费很低的基本服务项目，但在城市中

打工的农村妇女则不一定能够享受到流动的状况和体制的局限使这些妇女成为游离于城乡之间的群体，两方面的服务都无法享受。

居住条件和卫生环境

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居住安排主要有两种工作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或者自租房大部分工厂企业都提供集体宿舍，但由于没有任何标准要求，这些集体宿舍的条件在不同的工厂企业之间有很大差异，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居住过于拥挤和通风不良，而且缺乏相应的卫生设施。

越来越多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工作相对稳定之后，全家都随着迁入城市生活，因此，有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租房居住由于城乡结合部和城市近郊的房租相对低廉，这些地区成为低收入流动人口的聚居地．这类流动人口聚居区往往居住密集，违章建筑多，水电供应和排水排污系统都存在问题有些聚居区内原有的居民多已搬迁，区内的街道卫生保洁、治安等缺乏专人管理。这些因素导致流动人口居住空间拥挤、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外部环境污染严重。简陋拥挤的居住条件和脏乱差的生活环境增加了疾病传染的风险。根据一些地区的卫生统计，在流动人口聚居区内，某些传染病（如肠道传染病等）的发病率往往高于本地人口。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

按照有关规定，雇主有义务给雇员提供相关的保险，如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以及女职工的生育保险等。但根据北京市2003年在流动妇女中开展的一项调查，只有极少数流动妇女享受了这些保险，远远低于北京市居民。

我国城市大部分公共服务的机制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设计的，服务人群的定位是户籍人口，无法适应当前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现状，现有的健康公共政策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是不能满足流动人口的需求。与健康相关的公共服务包括住房、交通、医疗卫生、疾病控制和防疫、计划生育等，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地区暴露出各种缺陷。

例如，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由于机制的约束难以完全落实，结果是流动人口在两地的服务都没有保障城市医疗费用的昂贵和社区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相对欠缺抑制了外来人口的医疗服务需求由于在医院分娩的费用高，部分流动人口选择在家分娩，造成新生儿破伤风患病率高和较高的孕产死亡与患病风险为了节约费用，流动人口患病时大多拖延治疗时间，可能造成传染病的蔓延．此外，虽然国家对流动儿童的免疫问题已经有了明确规定，但由于流动人口缺乏相关知识和考虑费用问题，依然有流动儿童的计划免疫空白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有能力外出打工的人多是较年轻且健康状况较好的，他们个人的保健意识也相对淡薄。加之我国人口流动的季节性和临时性，构成了流动群体与当地常住居民在卫生保健方面的巨大差异。

除此以外，我们在与流动人口妇女座谈时发现，她们对城市的医疗卫生服务缺乏认同，认为城市大医院收费高、看病不方便，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医院看病，即使到医院看病也尽量不去大医院。

需要受到特别关注的群体

流动人口中的一些妇女由于年龄、婚姻状况、就业的特点，在某些健康问题方面相对处于弱势，需要受到特别关注。

未婚女青年在流动人口中占相当比例，多项调查显示，她们对生殖健康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例如，城市中缺乏面向流动人口的避孕措施提供和相关咨询服务，对未婚人群这些服务更少。服务缺位和婚前性行为的增加导致非意愿妊娠增多，其后果是未婚女青年的人工流产不安全的性行为还增加了未婚女青年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风险。

据报道，一些城市中的多数性工作者是农村未婚女性，而且这个群体的年龄正在逐渐变小。以商业为目的的性行为正成为一个增长中的地下行业．因为该行业的非法性，从事这一行业的妇女难以主动寻求健康保健，从而增加了她们感染性病艾滋病的风险，成为预防艾滋病的难题。

流动妇女的健康问题尤其是生育健康问题，涉及到妇女的基本权益，也是妇女人权的一部分。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妇女的身心健康以及她们的家人及子女的健康，有些甚至影响到妇女的终身健康，直接降低了妇女本人的生活质量。

人口流动范文篇7

总体而言，目前的历史聚落研究由于受到村落历史资料不足的限制，宏观分析为主，微观分析不足。村落往往被看作一个点，而不是被看作三维地理空间，对村落个体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以及村落内部的结构形态、人口发展以及社会组织的发育等问题的研究尚有待深入。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村落人口增长、人口流动及姓氏构成的分析，探讨明清华北平原村落的生长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一人口的自然增殖与村落的发展

研究发现，很多村落是由零星的小居民点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村落，每个村落实际上都经历了一个从零星小聚落到独立成村，再发展成熟最终达到饱和的过程。但就每个具体村落的发展而言，影响村落成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村落内部人口自然增殖的原因，也有移民以及村际间人口流动的影响。在众多影响因素中，人口自然增殖无疑是村落发展壮大的最主要原因。

*人口自然增殖对村落发展的影响在单一宗族型村落表现得最为明显。毫无疑问，大多单一宗族的村落最初都是由一家一户的定居，逐渐发展成大家族，再分成若干户，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地理空间与人口规模的村落。对村落的姓氏构成与人口的研究可以发现，这种以单一宗族为主的村落无论是华南、江南还是华北地区都是存在的，尤其以华南地区最为显著①。

以林耀华研究的福建省福州附近的义序为例，正如林耀华指出的那样：“义序是一个乡村，因为全体人民共同聚居在一个地域上。义序是一个宗族，因为全体人民都从一个祖宗传衍下来。前者是地缘团体，后者是血缘团体。义序兼并前后二者，就是一个宗族乡村。”②据林耀华民国时期的调查，义序共有居户1938家，其中黄姓1907家，其余的林姓12家，陈姓6家，刘姓、张姓3家，王姓、郑姓2家，杨、郭、庄姓各1家。黄姓占98．40％，其余各姓合起来不足2％③。由此可见，义序是一典型的宗族聚居型村落，全体人民由一个祖宗传衍下来，也就是说，这种村落主要依靠自身繁衍而得到发展。

华北地区虽然以多姓村为主，但是这种宗族型村落依然可见。在山东，据学者的调查，山东的村落可以分为单一型村落、亲族联合村落、杂姓聚居村落等类型。济南附近的傅家庄、孟家庄、姬家庄、魏家庄等，都是单一型宗族村落，这种单一型村落在山东偏远的山区和海岛数量尤其多，象容城县大苏家村、小苏家村、高家庵村都是单一宗族的村落④。

在河北，单一宗族型村落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新河县到民国17年时，杨十户村为杨姓一大族，东十户村只有王姓一族，徐冯召村为徐姓一大族，陈家冯召陈姓一大族，台家庄徐姓一大族，小贾家庄、贾家园为贾姓一族，护驾庄(也即傅家庄)为傅姓一大族，来远村王姓占据村民十之九，也可归为单一宗族型村落⑤。这些单一宗族型村落小的只有数家，大的可以达到一百多家，如护驾庄。它们都是由当初一姓一户形成，逐渐繁衍成村。由此可见人口自然增殖对村落发展的影响。

即使在多姓村落，人口的自然增殖对村落生长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类型的村落中，常可见一两姓乃至三、四姓人口数量较多的情形，这些主要的姓氏往往构成村落人口的主体。以顺义县赵古营村为例，据满铁的调查，到民国30年10月31日为止，该村共有124户749口，23个姓氏。在23个姓氏中，石姓36户，姚姓36户，赵姓19户，其余20姓的户数都在4户以下，石、姚、赵三大姓共91户，占73．4％。

在望泉寺村，民国三十年共137户，723口，17姓中其中刘姓49户，王姓28户，张姓18户，路姓13户，其余13姓都在3户以下，刘、王、张、路四大姓共108户，占村落总户数的78．8％。赵古营村和望泉寺村都属于以几个姓氏为主的村落。梅沟营村则是以某一姓氏为主的村落，该村截止民国三十年十月三十一日共有58户346口，11姓中其中刘姓44户，其余都在3户以下，刘姓占总户数的75．8％⑥。从多姓村落中大族户口所占村庄户口的比例来看，在多姓村落，内部人口自然增殖对村落形成的影响也是相当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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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寄居型人口流动”与村落的发展

村落的生长除了自身的人口增殖以外，人口流动对村落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人口流动不但增加了村落的人口数量，也改变着村落的空间形态、姓氏结构和村落内部的社会关系。这里我们所说的人口流动，既包括省际、县际之间的移民，也包括县内村落之人口流动。

就流动人口与原来村庄的关系而言，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情形是，居民迁出原来的村落，在离迁出村落较远的地方建立新的村庄，在行政上与迁出的村庄没有什么联系，具有移民的特征。例如隆尧县白家庄，据该村白氏家谱：明永乐二十年，该白氏祖由山西交城县徙于直隶赵州隆平县乡观社，立祖者为白仁亲，明洪熙元年(1425年)，部分白氏民复迁于此，村以姓氏而得名①。又如隆尧县的莲子镇公社的辛庄，据该村杨氏墓清道光二十五年碑文载：明永乐间，杨氏民由内丘县张马村迁于隆平县张汪村，后又由张汪徙此新建村落，遂名村为“新庄”，后演变为辛庄②。明代隆平县与唐山县是相邻的两县(民国时合为尧山县)，白家庄与辛庄虽然离迁出地不远，但是却属于跨县人口流动，行政上肯定不受原来村落的管辖。

这种类型的人口流动在一县内也同样存在。如盐山县杨集公社崔刘杨村，据崔氏家谱载：崔氏五世祖与刘氏一家由盐山县城北崔家园迁此立村，以其姓氏取名为崔刘庄，后又有杨氏由杨呈赵迁此定居，遂改称崔刘杨③。杨集公社驻地在盐山县县城东南偏北22．5里处，而崔刘杨又在杨集公社驻地东北偏北5公里处，新立村与迁出村落崔家园的直线距离近20里，行政上也不可能受原来村落管辖。因此，这类村落和甘布尔所说的“卫星聚落”不同，甘布尔所说的“卫星聚落”(settlementsatellite)，主要是由于受空间的限制，部分村民迁出村落的核心部分，在原来村庄的边缘形成新的聚落，这些新形成的聚落在政治和经济组织上仍然是原来村落的一部分④。

但是，不是说这类村落不受迁出村落管理就是完全独立的，这些新立村落并不能游离于国家基层管理组织之外，据嘉靖《获鹿县志》：“有远乡附籍或寄庄壻户不肯人甲，初时俱开作畸零户者，夫甲首积多又当并聚为里分矣，畸零户积又当分列为甲有矣。”⑤从获鹿县的事例中，可见明代的流动人口被归人到附近的里社中，由于许多人不愿人甲，被当作畸零户处理。

另外一种管理形式是代管，当这种移民聚落形成以后，由于规模较小，常常由附近较大村落代管，新河县尧李庄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尧李庄始建于明代，具体年代不详，据《尧李庄图》附文“故事”条：“明沧头庙(属冀县)有李姓者，佣于沙井崔宅，东(家)伙(计)甚睦，主人以女配之，给地三顷六十亩，遂落户于此，因名李家庄而附属于沙井村。关帝庙前有古香亭，上刻‘万历二十八年，沙井村代管李家庄’诸字可证。后人口渐多，遂脱离沙井改名尧李庄。”⑥从古香亭碑刻“万历二十八年，沙井代管李家庄”这一条来看，该村始建应在万历二十八年之前，并且接受距离较近且有亲戚关系的沙井村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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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中叶以后，代管村这一形式可能已经逐渐取代在里社下“开作畸零户”的管理方式，原因是里社编审制度到明代中叶以后已经衰驰，村庄逐渐成为实现赋役的主体．所以这类新立小村在纳税和承担差役方面就可能和附近村落发生联系，并接受附近较大村落的管理，成为这些村落的“代管村”或“附属村”。到了清代，代管村或附属村这一形式已经被广泛使用①。

以唐县为例，据光绪《唐县志》载，整个唐县这样的代管村有87个，例如西旦里村的代管村有刘家沟、墨眼村、黄眼村。木兰村代管村庄有尖梢村、西沟村、小山河头、满心里、羊角里。代管村庄较多的村庄是上苇子村，其下代管村庄有梅家沟、大寺沟、皂角沟、马庄儿、梁家沟、平房庄、韩白里、桃沟门、台子村、上下黑角、枣儿沟、墁石道、西石门、吴儿庵、郭庄儿、土沟门、令公铺、六亩园、东石门、塔子沟共23个村庄②。实际代管村落的数量可能远不止87个，因为这87个代管村仅仅是采访册上记载的数量，当时编志者实地调查却发现有很多遗漏，例如小山、南庄三村“采访遗漏又有田家沟、果庄、鹞子岭、米家楼、岳沟、李家庄、三道冈、阎家庄、杨家庵等村庄，亦未详道理方向”③。

一般来说，这些代管村的道里方向县志和采访册记载都不完备，表明这些村落在当时规模还很小，应属于较晚形成的村落。光绪《唐县志》记载的一些代管村人口数量为我们理解代管村的规模提供了线索，表1列出了倒马村所代管村的户口情况：

从表1可以发现，很多代管村的户数在1—5户之间，这些只有一两户的村落毫无疑问是后来移民的结果，大多形成于道光前后。人口较多的柳家沟村成村的年代较早，新编《唐县志》认为大约明嘉靖二十九年始有居民，因当地有柳林而得名④，这种说法基本上应该是可靠的。校场沟与柳家沟的情形有所不同，光绪唐县志“校场沟”条下“自校场沟至大大沟门40户”⑤，它的户数较多是因为它实际上包括从校场沟到大大沟门这一段距离上的数个居民点。

唐县的代管村较多与它的山地较多有关，直到今天代管村这种管理形式仍然存在。平原地区代管村虽然没有唐县多，但代管村也是存在的，例如青县，到民国时期仍然有许多零星小村在发育，“此外尚有新立小村多处，虽或有一名，然类皆附人它村一牌应管，且为县局册表所不载，姑从阙”⑥。这些新立的村庄附入其它村应管，实际上也就是代管村或附属村。由于新立小村规模较小，一般县志对这种村落都不载，但是这种村落在村落发展过程中应该是普遍存在的，只是由于记载较少而被人们忽略了。

从这种类型人口流动的影响来看，它往往会短暂地改变迁入村庄的空间结构与姓氏结构，随着自身规模的发展，最终要独立成村。由于它们只是短时间内附迁入地附近的村落，具有寄居的特征，本文称之为“寄居型人口流动”。它的发展对村落数量变化有很大影响，同时，随着它的独立，也加速了村落的裂变分化以及一定地域内村落密集化的过程。

三“融入型人口流动”与村落发展

和“寄居型人口流动”不同，另一种情形的人口流动是，一个村的人口迁移到另一个村庄里，成为这个村庄的一部分，彼此结合比较紧密，并且不会再独立成村，我们可称之为“融人型人口流动”。这种类型的人口流动在一个村落开村以后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对村落的发展壮大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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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盐山县孟店公社夏庄，据该村邢氏家谱记载：其先祖邢氏于明永乐末年迁来，其时即有夏村之称，后夏氏失传，郑、潘、张等氏相继迁入，村名仍称夏庄①。邢、郑、潘、张四姓就是夏氏立村后迁来的移民。另如新河县后梁家庄，据该村焦氏家谱称，焦氏洪武年间由山西洪桐县老鸦窝枕头村迁来，焦姓是该村较早的居民。在焦氏之后，程姓由冀县东午村迁来，徐姓由本县徐十户村迁来，黄姓由姚村迁来，成姓由马庄迁来，此外还有张、王、李、陈、姬、贾、申等姓②。后梁家庄由焦姓立村，徐、黄、成等姓都是后来迁入者，最终没有独立成村，属于融入型的人口流动。

这种类型人口流动对村落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也不断改变着村落的宗族与社会结构。研究华北的学者都注意到，华北的村落以多姓村为主，但是，实际上，就今天的多姓村落而言，许多村落早期都是由单个家庭建立的。研究发现，今天的多姓村落很多都以姓氏命名村庄，表明这类村庄最初是由单一家庭发展而来的。村落家谱中关于村落起源的记载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盐山县望树公社魏庄，据魏氏家谱载：明永乐二年，魏氏奉诏由山东栖霞县迁此占产立庄，故名魏庄③。又如隆尧县小曹庄，该村曹氏家谱载：该族的曹氏祖于永乐间自山西洪桐县迁至隆平县户曹村，明成化间复由户曹村迁此，以姓氏命名为曹家庄，为与村西一大曹家庄相区别，遂更为小曹庄④。这些村落都当是最早移徙到此地的家庭姓氏命名的，故以姓氏名村，但是由于受到融入性人口流动的影响，到今天都已经变成了多姓村落。

村落早期由单个家庭开村的例证，还可见于那些以人名为村名的村落。在盐山县于环珍村，据于氏家谱称，明嘉靖五年(1530年)，于氏先祖于环珍由山东登州府文登县大水波迁此立庄⑤。又如李振宇村、李振环村，据李氏家谱：李氏先祖李振宇、李振环永乐年间奉诏由永平府滦州(今滦县)李家楼迁此分别立庄，各以姓名名村⑥。盐山县类似的例子还有刘洪宇村、王可忠村、孙良广村、张益吴村、李化斗村、王复娥村、崔凡村、韩才风村、刘振隆村、李芳庄子、李分乾村、刘春奎村、李士道村、卢少刚村、李梦飞村、刘武家村等，都是以最初立村者的姓名名村，表明这些村落建立之初只有一家一户而已。

也有一些村落由两三户集中居住发展而成，如前文所说的盐山县的崔刘杨村，最早开村的是崔、刘二姓，村庄的名称即为崔刘庄，后来杨姓迁来了，又改为崔刘杨庄。又如盐山县刘郭铺，据马氏家谱载，明永乐二年，马云奉诏由永平府栾州石门寨迁此占产立庄，因与杨家铺相邻，冠以姓氏取名马家铺，后刘郭二姓迁此居住，子孙繁衍，而马氏人丁不旺，改村名为刘郭铺⑦。从这些村落的名称及其变化中，也可以发现早期村落的姓氏构成与人口的流动状况。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在村落形成的早期，大多为单一宗族型村落，随着村落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尤其是“融入型人口流动”改变了村落原来的姓氏构成。而且，村落的规模越大、历史越悠久，其姓氏构成就越复杂。以顺义县为例(见表2)：

从顺义县的各村户口以及姓氏数的情况来看，到民国三十年，大部分村落属于多姓村庄，且村庄的规模越大、人口越多，姓氏的数量也就越多。例如衙门村有274户，村内共有30姓；马卷村189户，有36姓，而人口较少的妙尔巷村52户，有6姓，姚卷村23户，有9姓。小孙各庄35户，有9姓。这说明，随着村落的发展，“融入型人口流动”逐渐增加，村落的姓氏构成越来越复杂，使村落发展成为多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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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刘郭铺村马氏家谱，引自河北省盐山县地名领导小组：《盐山县地名资料汇编》(内部资料)，1982年8月。

而且从各村落中不同姓氏的户数来看，各姓的户口数是不相同的，有的姓氏达到几十户，大多姓氏只有一两户。以沙井村为例，沙井村民国三十年十月三十日共有70户居民，16个姓氏，其中李、杨二姓有13户，张姓12户，刘、杜二姓各7户，赵姓5户，孙姓3户，王姓2户，其余的崇、任、柳、景、柏、傅、吴、周各一户①。如果不考虑灾害和人口外迁，村落各姓氏的人口处于相同繁衍速度的情况下，理论上人口越多的姓氏，移居的时间就越早。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在村庄发展的过程中，外来迁入人口的影响相当显著，村落的人口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村际间、县际间乃至省际间的人口流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人口流动范文篇8

从区域地理的角度而言，本文所指的华北地区指通常所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以长城为北界，秦岭—淮河为南界，包括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虽较黄氏所指范围更为广泛，但对问题的讨论当不会有太大影响。

一

古代华北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而且是全国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纪元初年全国13州及司隶部人口总数为5760余万，而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兖、豫、青、冀、徐、司隶、并州的人口即有3800余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6%，班固所谓“地小人众”正是对此时这一地区人口状况的高度概括。自纪元初年至明后期的1000多年间，中国人口经历了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研究表明，西汉末年，全国人口总数增加到6000万；自东汉至五代末，几经增减，总数未突破8000万；12世纪初突破1亿；13世纪初达到1.2亿；17世纪初达到约1.5亿（注：见袁永熙主编《中国人口·总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46页。）。伴随着王朝的兴衰，周期性的波动是人口数量变化的明显特征。华北地区是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是战乱最为频仍和集中的地区，几乎每一次社会动荡都给华北地区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人口的流亡也相伴出现。正是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华北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下降。大体而言，唐“安史之乱”后，华北已失去作为全国人口重心的地位，胡焕庸等认为，唐末黄河流域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跌至40%，明初已不足30%（注：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14-17页。）。具体而言，西汉元始二年（2年），华北人口总数为38041307人，唐天宝元年（742年）25232884人，明万历六年（1578年）22724951人（注：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以下简称《统计》）甲表2、甲表25、甲表72计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整个封建时代，华北地区人口总数呈下降趋势，总量当不会超过4000万人。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清初，历经近20年的兵荒马乱，全国人口亡失严重，直至17世纪末全国人丁户口才大致恢复到明代末年的水平。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趋于稳定，人口总数恢复并平稳在1亿左右。乾隆一朝，全国人口总数突破3亿，此后嘉庆、道光朝仍继续增长。1840年，全国人口总数为412814828人。咸丰元年（1851年）增长到4.3亿多，达到清代人口总数的最高点。同全国各地人口增长大势一样，华北地区的人口总数也有了明显增长。统计资料表明，乾隆朝后期，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四省人口共计80677833人，嘉庆时期增加到93991016人，道光朝后期达94234910人，咸丰元年达到96341715人（注：据梁方仲《统计》甲表82计算。）。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以后，华北地区的人口数量虽然也呈上升趋势，但却明显低于全国平均增长值。若以乾隆末年人口平均数为基数100，至咸丰元年直隶为101.02、山西118.09、山东144.82、河南112.88，四省平均上升到119.20，而全国已上升到145.42。此时，全国各省区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当属四川、奉天、巴里坤、乌鲁木齐、吉林、云南等边缘地区（注：见梁方仲《统计》甲表84。）。此种人口发展态势说明，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华北地区已出现“人满为患”之势，未开发和待开发的边疆地区则成为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

咸丰元年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清代全国人口由升而降的转折点。这一时期，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江南地区成为太平军和清军及外国侵略军长期厮杀的主要战场，战后，江南地区人口锐减。以苏、浙、皖三省而论，江苏战后“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奏稿》卷3。）。浙江“人民死于兵燹，死于饥饿，死于疾疫，盖几靡有孑遗”（注：左宗棠：《书牍·家书》卷上。）。安徽“人民死伤无数”（注：民国《安徽通志稿·民政考·户口》。）。据清官方统计，三省在此期间净减人口5400多万（注：有关太平天国起义前后江南地区的人口变动，可参见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下卷，第10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王业健《太平天国对于苏南人口的影响》，载《中国论丛》（英文版）19卷；行龙《论太平天国革命前后江南地区人口变动及其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2期。）。而在华北地区，虽然也有捻军起义、太平军北伐等战事，但除直隶而外，河南、山东、山西三省人口仍在继续增长，而直隶人口数字锐减实为统计缺失（注：据清官方统计，直隶人口1851年为23455000人，1858年减至974000人。按1858年数字仅为承德一府人口数字。）。到光绪三年（1877年），华北四省人口总数增长到1亿，按清朝户部清册，是年山东人口35657000人，河南23944000人，山西16443000人，直隶若以1857年数字23032000人计之，则四省人口总数为99066000人，比咸丰元年净增约270万人（注：1858年至1898年直隶人口仅承德一府造报。），这一数字达到清代华北人口增长的最高峰。

“正因为制度上的不合理和天灾人祸同是对人口增长不利的，所以研究中国人口史的先决条件是能正确的分期。”（注：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254页。）何炳棣先生这一论断，对于研究近代华北人口变化是极富意义的。全国人口由升而降的转折点是咸丰初年的太平天国战争，而华北人口的转折点则是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

光绪元年（1875年），华北各省出现旱象，至1877-1878年（阴历干支丁丑、戊寅年）达到巅峰期，并波及陕西、陇东、川北及苏、皖北部，史称“丁戊奇荒”。整个华北呈现出残破不堪的局面：

山西“平、蒲、解、绛、霍、隰赤地千里，太、汾、泽、潞、沁、辽次之，盂、寿以雹，省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宁武、平定、忻、代、保德数处而已。”（注：王锡纶：《怡青堂文集》卷6。）河南全省有87个州县报灾，饥民五六百万，“被灾之广，受灾之重，为二百数十年来所未有”。

山东青州饥民“不得不以五谷各糠并草种以及树叶树皮磨面充饥，其中老弱不堪行动，不能自如，只得坐以待毙……自缢、投井、投河、服毒者，种种情形，笔难尽述”。

直隶灾情极广，仅河间一府就有灾民200余万，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未有”。为死里求生，武强、霸州、通州等地灾民纷纷组织武装，进行抗粮斗争（注：参见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6-97页。）。

“丁戊奇荒”致使华北地区人口大量耗减，晋豫两省尤甚。据清户部清册，1877年山西人口16433000人，至1883年仅存10744000人，净减1/3以上。河南省1877年人口23944000，次年急剧下降到22144000人，共亡失人口180万（注：梁方仲：《统计》甲表86。）。在某些重灾州县，“有全家俱毙者，有阖村同尽者”。“人十毙六七”、户口减2/3的类似记载，可谓俯拾皆是。大体而言，经“丁戊奇荒”，华北四省人口减少约700万，是为灾前山西全省人口的1/2。

光绪初年的特大灾害后至1949年前，整个华北地区的人口又处在缓慢增长的过程中。清末户口统计时，直隶全省人口为26721358人，山东为29556688人，山西为10099135人，河南为26109931人（注：梁方仲：《统计》甲表86。），四省合计92487112人，仍未超出光绪元年的人口数字。民国以后，无论是清末警察系统的人口登记，还是30年代保甲机构的人口统计，都存在着严重不实的现象，何炳棣认为，这是中国人口统计史上的“真空时期”。珀金斯明确指出，“凡是考察过1851年和1953年的人口调查的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两套各自为政独立完成的资料之间有广泛的一致性。这种看法不仅适用于人口总数，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各省的数字。”（注：〔美〕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277页。）根据1953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河北人口总数为35984644人，山东48876548人，河南44214594人，山西14314485人，四省合计为143390271人。若与咸丰元年或“丁戊奇荒”前比较，除山西一省外，其余三省人口均有一定幅度增长。反观咸丰以后江南各省区的人口发展，江苏、浙江、安徽以及江西、湖北、福建均未超出咸丰初年的水平。由此可以断言，咸丰朝以后，直至1949年前后的一个世纪中，江南地区人口在下降，而华北平原人口则在迅速地增加。

二

华北地区的人口流动是在人口数量消长的基础上展开的。

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发时间早，人口相对集中，因而自古以来，华北地区就是人口流动的主要迁出区。早在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就征发数十万人越南岭、征越族，在岭南地区建立郡县，这可以视为北方人口南迁的先声。至西汉后期，华北平原地区人口集中，而长江流域人口却相对稀少，江南虽开发困难却易于维持生计，故而大量北方人口南迁成为人口流动的主流。大而言之，自秦汉至元末，华北地区的人口南迁出现过三次高潮，即西晋永嘉年间、唐安史之乱后和南宋靖康年间。这三次南迁高潮几乎遍及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时间持续百年以上，移民总数均在百万以上。葛剑雄先生明确指出：“从秦汉至元末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自北而南的移民是中国移民史上最重要的一章。”（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510页。）时至明代，南方地区不仅再也无法容纳过多的华北移民，而且连本地人口也不得不向西南边疆、山区和海外寻找出路了，中国人口流动由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明代，尤其是明初，华北地区人口流动的主流是本区域内的自迁，即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区的迁移。元末明初，中原地区再一次陷入混乱的局面，先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元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继则朱元璋出兵江淮，举师北伐，收复中原，北定京都。加之元末以来，中原地区灾荒频仍，水旱并袭，致使人烟稀少，土地荒芜。而山西大部分地区则风调雨顺，天灾人祸很少波及，是一个相对人丁兴盛，安定繁荣的历史时期。《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189万余，河北人口189万余，而山西则有403万余，相当于河南、河北人口之总和（注：《明太祖实录》卷14。）。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郎中刘九皋建议：“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朱元璋则认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注：《明太祖实录》卷193。）当时，山西人口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洞又是平阳一带人口稠密之县，且地处交通要道，以此作为迁民的重点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据载，明政府曾在洪洞城北二里的广胜寺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凭照”。广胜寺前的汉植大槐树下，成为移民外迁的集中地，于是便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数百年来世代相传、绵延神州的民谣（注：有关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碑刻、族谱、传说等极为丰富。详见张玉吉等《洪洞古大槐树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从明代山西移民的迁出地来看，除洪洞而外，平阳、太原、泽州、潞州、辽州、沁州都有大量人口迁出。而移民的迁入地主要集中在豫、冀、鲁三省。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区是：河南省之彰德府、怀庆府、开封府、归德府、河南府、汝宁府、南阳府；河北之北京、真定府、广平府、顺德府、大名府、保安州；山东之东昌府、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另外，安徽、江苏、湖北、陕西、甘肃、宁夏、内蒙也吸收了不同数量的移民。

清代以来，全国人口总数迅速增加，内地大有人满之势。与历史上自北向南的人口迁移流向不同，这时大量内地人口开始向东北、西南、西北等边缘地区迁移，形成了内地向边疆扩散的移民浪潮（注：参见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102-103页。）。华北地区人口成百万计地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迁移，其势日益浩大，成为中国移民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华北地区人口向东北地区的迁移，俗称“走关东”。关东为满族发源地，清军入关后，以其为“龙兴之地”而禁止汉人自由迁入，但关内民人，尤其是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四省人口向此地的流动一直连绵不断，民国以后形成高潮。史载，康乾之际，清政府多次颁布法令，厉行封禁，禁止流民移入关东，而事实上内地人民自发地流迁一直在进行。乾隆十三年（1748年），仅“吉林宁古塔及船厂地方所有商贾、工匠、佣工等三四万不等，多系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各省之人”（注：《盛京通志》卷129。）。时至近代，沙俄大有吞并东北之势，因此朝野上下移民实边“以固边圉”的呼声日渐高涨。自咸丰年间开始，清政府部分开放东北，光绪初年全面开禁，并采取放荒、免税、补助等措施，积极鼓励关内人民到关外开垦荒地，“直隶、山东游民出关谋生者，日益众多”（注：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4，《贡赋》。）。清末中东铁路通车后，关内人民向东北流迁的浪潮更加扩大，到宣统年间，东三省人口总数已达到18415714人，其中奉天省人口从咸丰元年的2581951人增加到11018517人（注：梁方仲：《统计》甲表86。），人口增加4.27倍。民国建立后，“走关东”的移民浪潮仍在继续。所不同的是，清代奉天、吉林二省吸收移民较多，民国时期，黑龙江省则成为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区。据国际联合会《中国代表处说帖》中的统计，仅1927年到1929年，三年中黑龙江地区的移民即有112万人（注：引自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413页。）。就迁出地而言，山东人最多，其次为直隶，再次为河南、山西两省。有人估计，到1911年华北地区移入东北的人口达1000万人，而山东即占70%至80%（注：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20页。）。

与“走关东”相呼应的是“走西口”。“西口”即指河北长城西段的张家口、独石口。进入内蒙古地区的移民除了从东部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出关外，大多经由西口。因而，“走西口”几乎成为华北民人移入内蒙古地区的代名词。清初，统治者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对塞外地区实行封禁。康熙以后，随着“招垦令”在全国逐步推广，清政府对口外蒙古的封禁稍为松弛，汉人已大量迁入察哈尔地区。雍正时设置多伦、张家口、独石口三厅，至乾隆年间，仅张家口同知属下即有村落286个，约计6000户，3万人，估计三厅村落总人口在5万左右，且全属移民（注：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455页。）。乾隆十四年（1749年），华北各省百姓往“归化城、八沟、多伦诺尔数处所集之人，已至数十万”（注：《大清会典事例》卷994。）。陕西的延安、榆林二府，紧邻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处沿边，土多沙漠，各邑农民全赖耕种口外地亩以资生计，春出秋归，岁以为常”（注：《皇清奏议》卷55。）。承德地区在乾隆以前“本无土著”，至1827年移民已达16339户，110171人（注：道光《承德府志》卷23，《田赋》。）。内蒙古西北部地区，自康、雍朝始即有山西、陕西贫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古族人租地垦种，由是，伊盟七旗境内，凡近黄河、长城处，所在多有汉人足迹。嘉道年间，在天灾饥荒的逼迫之下，华北四省及陕西、甘肃等地饥民，更是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地蜂拥塞外，觅食求生。

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威逼之下，对内地人民移向塞外，实际上采取了默许和鼓励的态度。光绪后期，完全废除禁令，并设招垦局鼓励移民，河套、土默特、鄂尔多斯、察哈尔、喀喇沁、科尔沁等地，均成为华北民人的乐迁之地。归化、包头、海拉尔、满洲里已发展成为相当规模的边塞城镇，热河、察哈尔、绥远三地人口总数即达3525937人（注：据梁方仲《统计》甲表86计算。）。民国建立后，在清代原有的基础上曾设立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特别区，1928年正式建省，仍有大量华北地区的人口移往其地。1927年的英文《中国经济月刊》曾介绍说：“中国人向察哈尔的移植，不过在二十年以来才开始，而现在这个特别区，几乎有一半的地方都住满了人。耕地连接着耕地，好几百个村落和许多小的自治城镇，已经成长起来。”至建省前，察哈尔、绥远两特区，“统计开放土地，无虑十余万顷。”（注：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三联书店，1957年，662页。）需要指出的是，在“走西口”的移民浪潮中，早期仍以山东人为多，康熙帝在1712年的一道上谕中提及“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注：《清圣祖实录》卷250。）。其后，直隶、山西及陕北民人亦逐渐增多。而清末民初，“走西口”人数最多者当为山西人，次则河北、山东、河南人。据载，“光绪末年，蒙地放垦，口内贫民，接踵而来，遂至后套一带，筑室耕田，俨同内地。其中以山西人为最多，其临套亦最早……山西人以外，河北省人数亦不少，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鲁、豫籍人，清末即有移入”（注：《包宁线包临段经济调查报告书·社会概况》，转引自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辑，663页。）。自光绪“丁戊奇荒”直至1949年前，华北四省中山东、河北、河南人口均有一定幅度增长，惟山西一直没有达到“丁戊奇荒”前的人口数字，或许大量人口流向内蒙古地区当是其中原因之一。

概而言之，古代华北人口流动表现为三次大规模的南迁；明代华北地区人口流动则表现为本区内部的迁徙——山西人口向中原地区的迁移；清代以降，华北人口的流向转为“走关东”和“走西口”。古代的三次南迁和明代区域内迁徙主要是军事征战及天灾人祸引起的，而清代华北人口大量向边疆地区迁移的动力则是谋求基本的生存条件。这种迁移表明，近代华北地区已承受着严重的人口压力。

三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国内学者重点研究生产关系，其主要分析模式是“资本主义萌芽论”，即如概括的那样：“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589页。）国外学者研究的侧重点是生产力，尤其重视明清以来社会人口压力问题。美国学者德怀特·希·珀金斯在其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著作中，就采用了埃斯特·博塞拉普《农业成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变化的经济学》一书的模式，认为人口增长是历史上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自明初至1949年前，人口数量增加了7-9倍，而农业产量的增加也略相同，但农业技术和土地所有制关系基本没有变化，因此，“造成单产提高的主要动力是人口的增加”（注：参见〔美〕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在珀金斯理论模式的基础上，马克·艾尔温(Elvin,Mark)又提出了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的概念。他认为，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中国农业集约化程度在提高，而边际劳动生产率却逐步下降，亦即吉尔兹所说的“内卷化”(Involution)（注：Elvin,Mark,ThePatternofChinesePast,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pp.285-316.）。80年代以来，黄宗智在其有关两部著作及前揭长篇论文中，将此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并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模式。黄氏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是中西学术界都承认的“规范认识”，而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餬口农业长期并存，城市工业化和农村不发展并存，虽有增长而无发展等现象，又是对规范认识的“悖论”。中国明清以来的商品化，是在人口压力条件下产生的，不能引起近代化质变的“过密型商品化”。可以看出，黄氏模式的核心就是以人口压力推动下的“过密型商品化”解释“没有发展的增长”。

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有无发展？黄宗智先生是以劳动生产率的增减为标准的，而劳动生产率又以单位工作日报酬作为惟一标准。我认为，“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是一个相对狭小的范畴，这是因为，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农民除种植粮食作物外，还有各类技术农作物、家庭手工业、家庭副业等收入。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应当计入这些生产项目的收入，然后按总产值确定其是否发展。事实上，随着人口压力的加重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近代农业生产中除粮食作物的收入外，农民的其它收入日渐增多。且不说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很难精确计算的指数（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57-160页。），把粮食作物收入以外的其它收入排斥在外，显然是欠妥当的。

以近代华北农村的具体情况而言，在严重的人口压力驱动之下，技术农作物、亦农亦商、以副补农等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日益增大，这些都可视为农业经济发展的表征。这里仅就此三个问题简略述之。

第一，技术农作物的发展。《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谈到清末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时指出：“这段时期的主要变化是：人口有了缓慢的、但是可以觉察到的增长，而耕地没有相应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每人平均田地面积的缩小，特别在华北更是如此；种植作物类型有了变化，这部分是人与地之比日趋不利所致，部分是对国外市场新出现的机会的反应。”（注：〔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0页。）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清中叶以来，华北人均耕地面积呈逐渐减少的趋势。大体而言，19世纪一直没有超出5亩，20世纪以后在4亩以下，三四十年代仅3亩略多（注：据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1期。）。在人口与土地比例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清末以来，各类技术农作物，包括棉花、蚕桑、花生、芝麻、油菜子及罂粟在华北农村确是较为普遍地种植起来，而且形成了大小不同的专门生产区域，其中棉花的种植更为突出。清末，直隶产棉区域，“以栾城、藁城为最，丰年可收三千余万斤，歉年可收一千六七百万斤左右。赵州、成安、束鹿次之，清苑、定县、博野、满城、蠡县、祁州、磁州、滦州、武清、平谷、南宫、卢龙、正定、赞皇、无极、邯郸等县又次之”（注：农工商部：《棉业图说》卷3，《中国棉业现状考略》，宣统二年。）。山东“从前每年要从上海输入三万担至五万担棉花，而一九一○年由山东输出的棉花在一万五千担以上，一九一一年在四万担以上。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山东棉花生产的前途。”（注：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辑，三联书店，1957年，424页。）山西省，“在民元以前，河东道属，虽有少数栽培，惟彼时民智闭塞，交通不便，收获不多，只供日常生活所需，并无余额外销……此时适当欧战，棉花需要特巨，市价极昂，农民植棉颇可获利，故民九，棉田面积复增至五十余万亩。”（注：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1937年）41编，7章。）“汴省产棉区域，以安阳、邓县、洛阳、通许、商水、孟县为最，收数多至七百余万斤，少亦二三百万斤。商丘、虞城、项城、临漳、武安、灵宝、阌乡、汝阳、新野、罗山等县次之，尉氏、洧川、兰封、鄢陵、西华、汜水、荥泽、睢州、内黄、获嘉等县又次之。”（注：农工商部：《棉业图说》卷3，《中国棉业现状考略》，宣统二年。）1916年，华北四省棉花产量即达4655市担（注：据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203-204页表计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棉花种植和收入如此，其它技术农作物的种植也在逐渐扩大（注：此类资料可见〔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和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值得注意的是，除受到人口与耕地比例日趋紧张的驱使外，技术农作物的发展还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黄宗智在其著作中即谈到：“中国农业在十九、二十世纪，成为世界商品市场的一部分。国际需求，大大刺激了几种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像茶、丝、棉、糖、花生和大豆。对冀—鲁西北区而言，棉花和花生，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第二，亦农亦商的趋向。亦农亦商，甚至弃农经商的现象日益成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普遍趋向，其中原因除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工商业利益的驱使外，人口与土地关系的紧张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明清以来以山西最为典型。明清之际，山西商业、金融业一度执全国之牛耳，进入近代，山西商业之繁盛、商人之众多，亦为时人所赞叹，仅1918年统计，全省商户就达54640户（注：《山西省第一次人口统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当然，此时所谓的商户和商人，除了那些拥有巨资的票号和大资产者外，大部分当是“离土不离乡”的中小商贾，即所谓“不携眷，不娶外妇，不入外籍，不置外之不动产。业成之后，筑室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注：民国《徐沟县志》，《民生志》。）。但是，人口压力乃是推动山西商人足迹遍四方的主要动因之一，试举各地方志资料如下：

五台，“晋省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耕也。”（注：光绪《五台新志》卷2，《生计》。）

太谷，“以田少民多之故，商于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数薄有田产者得以耕凿外，余皆恃行商为生。”（注：民国《太谷县志》卷4，《生业》。）

沁源，“近年来增加人口，生计较难，而业商者较前为多矣。”（注：民国《沁源县志》卷2，《风土略》。）

平定，“户口日繁，计地所出岁莫能给，力农之外多陶冶铁器以自食，他若贾易于燕赵齐鲁间者几十之五。”（注：光绪《平定直隶州志》卷5，《食货》、《风土》。）

曲沃，“至于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服贾走四方者，踵相接焉，则固土狭人满，恒产不赡之所致也。”（注：光绪《续修曲沃县志》卷19，《风俗志》。）

芮城，“人稠地狭，营商于外者甚多。”（注：民国《芮城县志》卷5，《生业略》。）

山西如此，直隶、山东、河南也情况略同。河北昌黎县志即有“惟因人稠地狭，习商者三分之一”的记载（注：光绪《昌黎县志》卷5，《风土志》。）。值得重视的是，亦农亦商现象的普遍存在，不仅增加了农业以外的其它收入，而且是提高小农素质的进步现象，实为明清时期华北农业发展的重要表征。列宁在谈到俄国的情况时即有肯定的论述：“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注：《列宁全集》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530页。）

人口流动范文篇9

新城建设理论来源于西方城市规划实践，自霍华德提出建设“田园城市”的构想开始［1］，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从北京推进新城建设的思路来看，更多地是希望实现沙里宁所言的“有机疏散”，即将大城市目前的拥挤区域，分解成若干个集中单元，并把这些单元有机组织成为“在活动上相互关联的功能集中点”［2］，这样原来密集的城区分裂成一个一个的集镇，他们彼此之间用绿化地带隔离开来。北京市启动新城建设不久，就有研究从城市发展阶段理论出发，指出北京市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建设新城难以缓解中心城人口压力，反而容易使新城成为外来人口继续向北京市迁移的集聚地［3］。而新城建设过程中，顺义、通州、亦庄等新城在短时间内的流动人口激增也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九三学社北京市委曾在2008年对一些重点新城的建设进行了调查，发现重点新城建设集聚的大部分都是流动人口。北京市政协相关专门委员会也组织开展了相关研究，形成了2009年北京市政协会议提案《关于统筹解决首都重点新城建设中人口问题的提案》(第2018号)，呼吁重视新城建设中的人口规划和管理问题。这些研究对于本文关注的问题已经做出了一些回答，笔者希望进一步结合初步的调查数据，一方面对这些结论进行一些实证检验，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近年来新城建设对于北京市人口规模及流动的实际效应方面有更多发现。在流动人口相关统计信息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笔者的研究主要基于“2010年北京新城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调查于2010年7月至9月在亦庄、顺义与密云开展，主要通过地图法进行抽样，调查结束后通过再抽样对样本进行了筛选，最终有931位受访者入样。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动人口的特征，尤其是与流动相关的特征，探讨新城实有流动人口聚集的特征和机制;另一方面，分析新城流动人口的流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判当前新城流动人口的未来流动趋势。这一思路充分考虑了流动人口群体“是个内部差异性很大的异质性群体”［4］，并且在分析中充分关注流动人口在中心城和新城之间的流动问题，从相对微观的视角分析北京市的人口流动问题。

调查数据显示，受访新城流动人口中，男性544名，占调查对象的58.4%;平均年龄29岁，其中最小16岁，最大62岁;未婚者占52.3%，初婚有配偶者占45.3%，再婚、离婚和丧偶者比例较低;农村人口占73.9%。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初中和高中受教育程度为主，分别为39.7%和33%，大专和高职占10.4%。通过与北京全市范围内的流动人口相关数据②比较可以初步发现，新城流动人口平均年龄更低，未婚人口比重更大。笔者首先考察了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的流动情况。从调查数据来看，被调查者第一次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龄为21岁，平均在外务工6年之余，平均到过2个城市，从事过2个工种。初步来看，北京新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和工作类型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就未婚者而言，他们多属于新生代农民工，其父母至少有一方在北京的占17.9%，至少有一方在中心城的占4.1%，而至少有一方在新城的占11.4%，与父母双方同在新城的占8.4%(表1)。就已婚者而言，家庭流动的趋势较为明显。配偶同在北京新城的比例较高，占已婚者的61.2%，而配偶在中心城的占9.0%，在老家的比例为20.6%。而有1个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在京的占39.8%;有2个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子女全部在京的占21.3%，而其中1个孩子在京的占20%。对于子女不全在北京的，问卷中我们询问其“是否打算将他们接到北京来读书或工作”，结果显示，38.6%被调查者回答“想”，31.4%回答“不想”，30%表示没想过。将这些数据与已有调查数据比较可以发现，在有子女的流动人口群体中，就携子女流动的比例而言，新城相对中心城更高。由此可以初步判断，新城的流动人口中，那些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更具有稳定居住的倾向。当然，不可忽视的是，就有子女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而言，新城是低于中心城的。调查数据显示，新城区的流动人口绝大多数是从老家直接来新城区，占50.8%，其次是从北京其他郊区来到新城区，占18.2%，从中心城区和其他地方来的比例分别为15.6%和15.4%。分区县来看(图2)，密云和亦庄流动人口来自北京中心城区的比例相对较大，分别为25%和18.8%，顺义较低，为14.4%。图2三个新城流动人口的来源分布(%)从流动原因来看，单位迁移、投奔亲朋好友、提高相对收入(降低生活成本)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不过，各区县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则有一些差异，单位迁移是亦庄流动人口从北京中心城区或其他郊区县来到亦庄的主要因素(25.3%)，这自然与亦庄经济开发区的产业集聚有关，不过从比例上来说仍然不高;而对密云流动人口而言，降低生活成本是他们从北京中心城区或其他郊区来到密云的重要原因，这一比例远高于亦庄和顺义，占16.7%。同时，投奔亲友是流动人口在北京市范围内流动的重要原因，各区县的比例相当，都在25%左右。这一结果也与受访者目前工作的获得途径相吻合，“家人、亲戚朋友介绍”，及“同村、老乡介绍”仍是流动人口获得目前在新城工作的主要途径，分别占34.7%和22.5%。那么，新城流动人口的聚集与近年来新城建设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呢?调查考察了受访者流动到新城的时间，发现2000年及以前来新城的占7.2%，2001年至2004年来新城的占8.3%，其余84.5%都是在2005年及以后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具体来看，2008年、2009年、2010年到目前所在新城的分别占10.9%、16.0%和41.7%。这一分布至少证明新城建设与新城流动人口迅速增长是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对于未来工作的打算，接近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只要“工作机会好就去中心城区”，占45.5%，有37.2%的被调查者没有计划，17.3%的被调查者则“一直在寻找机会，迟早得去中心城区”。值得注意的是，密云流动人口“一直寻找机会，迟早得去中心区”的比例最大，占31.2%，顺义和亦庄的这一比例为17.8%和15.7%。综合前文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密云的流动人口中，从中心城流入的比例相对高，同时有强烈流向中心城意愿的比例也相对高。结合前文关于流入新城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这一现象的背后可能存在两个重要的机制:其一，从中心城流向密云的流动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临时性流动现象，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主要是迫于经济压力暂时流入生活成本较低的新城，他们一直在寻找重新回到中心城的机会;其二，对大量从京外聚集到密云的流动人口而言，存在“外地—北京郊区—北京中心城”的发展与流动预期，新城只是他们到北京就业的过渡地。这些机制也可以从另外的一项数据得到印证。从期望流向中心城的原因来看，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心城区“发展机会更多”，占59.9%，其次为“城里更长见识”，占16.4%，而选择“环境设施好”、“以后说起来也体面些”、“城里更有北京味儿”的比例则很低，分别为7.2%、5.3%和1.3%。

为更好地了解新城区流动人口未来流动意愿，分析新城区流动人口的流动机制，我们对新城区流动人口流动意愿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我们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区”为因变量，该变量答案为二分变量(1=“是”、2=“否”)，因而采用二分Logistic回归分析法。我们以受教育程度、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来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为自变量，将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受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来新城之前所在地为二分变量，1=“北京其他区县”，0=“其他省市”;性别为二分变量，1=“男性”，0=女性;民族为二分变量，1=“汉族”，0=“少数民族”;户口性质为二分变量，1=“非农业户口”，0=“农业户口”;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收入水平、年龄为连续变量。各变量具体描述见表2描述所示。在以往学者研究及前文对流动人口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假设:(1)受教育程度越高，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2)与从其他省市来到新城的流动人口相比，从北京市内城区迁往新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再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3)来京时间越长，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4)年龄越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5)与女性相比，男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6)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人们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4.3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我们以“是否要去北京中心城区”为因变量，将受教育程度、来京时间、来新城时间、来新城之前所在地、收入水平、性别、年龄、民族、户口性质均纳入模型，利用SPSS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表3所示为回归分析结果。从Logistic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与假设一样，与从其他省市来到新城的流动人口相比，从北京市内迁往新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再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可能性增加45%。受教育程度对新城区流动人口流向中心城区的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初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87.8%;高中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96.9%;大专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275.4%;值得注意的是，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更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80.6%，低于初中、高中和大专。与假设不同的是，来京时间越长，希望流向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来京时间每增加一个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减小0.4%。相反，来新城时间越长，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强，但是不强烈，来新城时间每增加一个月，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0.1%。对于控制变量，年龄、性别、户口性质对因变量的影响性质同假设一致。年龄越大，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意愿越弱，年龄每增加一岁，更希望流向中心城区的可能性降低了0.09%;与女性相比，男性更希望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20.8%;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人们更希望迁往北京市中心城区的可能性增加了36.4%。

人口流动范文篇10

一、建立政府领导、部门指导、各方配合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机制

（一）各区（县）要树立全市“一盘棋”的思想，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自治区《办法》要求，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社会综合管理的内容，进一步明确政府各相关部门的职责，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将流动人口纳入流入地人口总数，按照户籍地人口的标准，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经费纳入各级财政正常的预算支出范围，实行专款专用。在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费中安排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

（二）各区（县）人口计生部门要专设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街道（乡、镇）及社区应按照常住人口的规模比例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建立与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服务网络。

（三）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按照“建立以流入地为主的目标管理双向考核制度”的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考核评估标准和指标体系，纳入年度人口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考核工作中。

（四）各齐抓共管部门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中的职责：

计生部门职责：

1.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生育、节育和技术服务档案，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政策和保障措施；

2.制定流动人口生育管理措施；

3.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生育节育及生殖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

4.督促流动人口落实避孕节育措施，为流动人口提供计划生育免费技术服务；

5.与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县级计划生育部门保持联系，通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情况和协调有关工作。

公安部门职责：

1.为流动人口办理暂住证时，应查验其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婚育证明》，同时应对计划生育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2.协助计划生育部门加强对暂住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并提供准确的人口统计数字；

3.对于扰乱和破坏计划生育工作、伤害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工商部门职责：

1.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纳入管理范围，为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服务提供方便；

2.为流动人口个体工商户办理和换发营业执照时，把婚姻和生育情况列为审查内容，对无婚育证明的，或超计划生育的应当通报现居住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

卫生部门职责：

1.协助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做好流动人口节育手术服务；

2.加强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的管理，对非法开展计划生育手术的个体诊所进行清理检查。对违反国家和自治区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擅自为无人口计生部门出具证明的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摘取节育器、做输卵管通复手术或开展胎儿性别鉴定的医疗保健机构和个人进行处罚。

3.在为流动人口提供孕产期保健服务时，负责检查其婚育证明；发现无证生育者，及时通知当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区（县）级人民政府人口计生部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职责：

1.在为流动人口办理《求职登记证》时，要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对无婚育证明的或者超计划生育的，及时通报现居住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

2.与育龄流动人口形成劳动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负责被招用的育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并接受当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或区（县）以上人民政府人口和计生部门的管理监督和检查。

房产部门、综治部门职责：

1.为流动人口办理租赁房屋手续时，要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无证者或超计划生育的要通知计生部门，并协助计生部门督促其限期补办；

2.发现流动人口怀孕要及时报告当地人口计生部门，如系计划外怀孕，要配合人口计生部门做好节育措施的落实工作；

3.对躲避计划生育的流动人口，不得隐瞒和为其开具证明或者提供住宿。

教育部门职责：

在办理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手续时，要查验父母户籍地办理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对无婚育证明的或者超计划生育的，及时通报现居住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

针对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发现难、查证难、处理难的问题，各部门在履行工作职责时，要明确职责，密切配合，通力协作，互通情况，建立工作联系制度，在全市形成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格局。

二、认真贯彻落实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共同管理的责任

（一）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的职责：

1.对外出的流动人口进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计划生育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

2.督促外出育龄夫妻落实避孕节育措施；

3.为外出的流动人口出具婚育证明；

4.为外出的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发放《生育服务证》；

5.为外出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家庭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政策和保障措施；

6.与外出的流动人口签定计划生育合同并约定联系方式；

7.加强区域协作，会同流动人口居住地的有关部门做好外出流动人口及其所生子女的统计；

8.与流动人口居住地建立联系制度，及时互通情况。

（二）流动人口居住地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中的主要职责：

1.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及计划生育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

2.查验流入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并建立生育节育技术服务档案；

3.为流出的流动人口办理婚育证明，建立生育节育技术服务档案，落实计划生育奖励政策和保障措施；

4.组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为流动人口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5.与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保持联系，通报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情况；

6.指导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和有关单位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

7.落实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三、建立完善计划生育各项管理制度

（一）建立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经常性宣传教育制度。

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纳入本地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总体规划，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及社区计划生育生殖保健服务机构、人口学校等途径，向流动人口宣传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政策；宣传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好处；宣传计划生育办证程序，普及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科学知识，增强流动人口自觉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的意识。

（二）建立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发证、验证和登记建卡制度。

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要在育龄流动人口外出前，积极开展办理“生育情况证明”的宣传教育，做好《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办证工作。对已外出未办证的应予补办，努力提高办证率。同时填写好《外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登记表》，热情为流动人口提供各项服务，认真负责地做好与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互通信息沟通工作。

流动人口现居住地要加强对《婚育证明》的查验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计划生育部门负责对已婚育龄妇女流动人口的日常管理，做好流动人口的发证、验证工作，并建立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数据信息库；居（村）委会具体负责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登记建卡工作。

（三）建立完善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避孕、节育检查工作制度。

为及时了解掌握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的怀孕生育情况，对已婚妇女应当每季度进行一次孕情检查。受委托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县以上定点医疗机构要方便外来已婚育龄妇女孕情检查，并使用全国统一格式的《**自治区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填写检查结果，流动人口已婚妇女可将检查结果报告单寄回其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其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在了解其避孕节育情况后，不得再要求回户籍地接受避孕节育情况的检查。

（四）建立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制度。

各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要为流动人口提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咨询和医疗服务，在流动人口育龄人群中普及避孕节育、优生优育、常见病、多发病、艾滋病的防治知识，指导流动人口落实避孕节育措施，提供避孕药具和紧急避孕服务。动员怀孕妇女要及时到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建立《孕产妇保健卡》，定期做产前检查，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

（五）建立完善“两地”信息通报协调制度。

现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要通过《流动人口育龄妇女计划生育信息通报单》，及时掌握流动人口持《婚育证明》或出现节育措施与证明记载不符合、计划外怀孕等情况，以及有关育龄妇女婚姻、生育、避孕节育、缴纳征收社会抚养费等信息。收到通知单的一方必须及时回复，并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流出和流入人口较多的区（县）计生部门之间，要建立联系会议与协调工作制度，形成全国、全疆、全市“一盘棋”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工作格局，定期商定共同管理办法，确保重点、难点问题的妥善解决。

（六）建立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录入和考核制度。

乡（镇）、街道办事处计生办完成对流出人口的登记录入和对流入人口建立《信息登记卡》并录入统计，报区（县）、市人口计生委汇总后上报自治区人口计生委。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要纳入年度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考核内容，重点将考核流动人口计划生育齐抓共管部门工作目标责任的落实情况，考核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婚育证明》办证率、现居住地《婚育证明》验证率及《信息登记卡》建卡录入率、流动人口已婚妇女节育措施落实率、对流动人口违法生育的查处及“两地”协调制度的落实等情况。

（七）建立完善检查与监督制度。

各区（县）应建立经常性检查监督制度，对出现管理和服务工作不落实、《婚育证明》办证、验证不及时、办证率不高、信息沟通不畅、协调配合不好、违法生育多、查处不力、侵害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等情况进行通报，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四、严格禁止侵害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行为

严格执行《办法》中关于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规定，严禁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

（一）不得违反“七个不准”规定，组织流动人口中未婚女青年进行避孕节育情况检查；

（二）不得强行要求流动人口返回户籍地进行避孕节育情况检查；

（三）不得在办理《婚育证明》、开展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检查或签订计划生育合同时，乱收费、“搭车”收费；

（四）对流动人口的违法生育行为，现居住地或户籍地中一方已向当事人送达社会抚养费征收通知书的，另一方不得再次向当事人征收社会抚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