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控制范文10篇

人口控制范文篇1

一、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及其两个关键（根本）问题

（一）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

何谓基本矛盾？基本矛盾系哲学术语，是指贯穿并支配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规定着过程本质的矛盾；非到整个过程终了之时，它是不会消失的。基本矛盾，也就是根本矛盾。基本矛盾，有时和主要矛盾是重合的。

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显然，这是进行计划生育应该弄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承认，我们以往起码没有明确地提出，更没有对它进行深刻的应有的专门研究--“人口控制（计划生育）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从没有明确地提出，这本身就表明对它的认识和研究的深度远远不够。

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因为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对人口数量的增长要求不一致，于是才制定生育政策限制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形成了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显然，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既是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又是人口控制的主要矛盾，二者是重合的。

研究人口控制基本矛盾即主要矛盾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只有认识了事物的基本矛盾、把握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抓住关键、抓住根本，而避免盲目性。

（二）两个关键（根本）问题

既然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是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这就决定或产生了人口控制的两大问题--一个关键问题，一个根本问题。

其一，生育政策是关键。因为生育政策的制定不仅是人口控制基本矛盾存在的前提，而且其宽、严程度也决定着基本矛盾的大小、强弱。正因如此，一些学者一致认为，“执行什么样的生育政策是关键”。中发（1986）13号文也强调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关键，是从实际出发，制订出经过教育，绝大多数群众能够接受的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其二，治本措施是根本。计划生育治本是相对于计划生育治标而言的。何谓治标？主要采取行政、经济等手段强制实行生育政策以降低出生率，谓之治标。何谓治本？采取以建立社会养老制度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举措，以改变群众的生育意愿为主旨，促使群众的生育意愿贴近生育政策，进而自觉地实行生育政策，谓之治本。显然，治本就是解决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因而，治本是比治标更重要、更具根本性的措施。

即是说，所有促进群众生育意愿贴进生育政策的举措均为治本举措，但治本措施何以以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为根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主体？

因为治本措施，意在改变群众传统的生育观念，使群众的生育意愿贴近生育政策。那么，群众传统的生育观念是什么呢？那就是早为人们所共知、熟知的“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其核心又是什么？是“养儿防老”。因为：既然认为只有靠儿子才能养老，所以就得传宗接代生儿子，女儿不算数，自然认为儿子越多越有福，重男轻女也就在所必然了。而建立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就意在改变群众以“养儿防老”为核心的传统生育观念。至于对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意义，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领导者有了认识。诸如，有学者指出，“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是农民多生的基本动因”；也有领导者提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是转变群众生育观念的根本性措施”，故“必须建立和建全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社会保障机制”。

由于我国人口控制的难点在农村，农村计划生育被公认为“天下第一难“。故在一定程度上说，我国的人口控制问题主要是农村人口控制问题；我国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及其两大关键（根本）问题，也主要表现在农村。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各级领导者乃至一些学者，在部署人口控制的任务和总结人口控制的经验时，往往最常说且最先说的是--党和政府的领导是关键、是根本；党和政府的领导是关键、是根本，在所有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共性，与这里所说的人口控制基本矛盾中的两个关键（根本）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

二、农村人口控制的两大失误

反思我国农村人口控制的历史，在两个关键（根本）问题上，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因为二者均存在着明显的失误。

（一）生育政策之失误

1、生育政策过严

生育政策过严，最突出地表现在1980年实行的“一孩”政策上。其后，虽然多数省、市、区把“一孩”调整到“1.5孩”左右，但其严厉程度仍居世界生育政策之首。

与生育政策相关的是，男女的法定婚龄。我国婚姻法规定男22、女20岁方可结婚，均为“世界法定最低结婚年龄的最高数”。

生育政策过严的第三种表现是，为多数省、市、区所规定的“晚婚晚育”年龄。如《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男年满25周岁、女年满23周岁初婚的为晚婚。女年满23周岁怀孕并按计划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

我国生育政策过严，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晚婚晚育”“双卡”制。就是说，男25周岁、女23周岁的“晚婚晚育年龄”，男、女双方都必须达到。这种“双卡”制，在有女大、男小婚俗的地方危害尤大。如，山东的泰安地区就实行“双卡”，当地且有“女大三，抱金砖”的婚俗，以至到男到25岁、女已到28岁才可成婚。

其二，各省、市、区的生育政策几乎毫无例外地规定：一些初婚或再婚而未生育者，与已生育二孩及以上者结婚，即不准生育。

而且，以上诸项基本是加在一代人身上的。

纵观各国人口控制政策，以上三条或六条，均为我国所独有或最严厉；对其严厉程度，笔者称之为“世界三连冠”、“六连冠”。

2、生育政策过严的负效应已为实践所证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回顾我国人口控制的历史，生育政策过严的负效应是非常清楚的。这为“一孩”政策和“二孩”政策两个方面的实践所证实。

（1）“一孩”政策效果差

从1970-1979年，正当“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取得了生育率十年下降的成就，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6.38急剧地降至1980年的2.49，“创造了世界近代生育率下降的奇迹”之际，1980年突然而至的“一孩”政策带来不良后果：1981-1982年农村总和生育率立即回升到2.93和3.20。之后，生育政策虽有所松动，但由于调整不到位，以及生育政策不稳造成对群众心理的伤害等原因，恢复到70年代科学的人口控制轨道已不可能。至于有学者提到，“几乎耗费了近20年的代价，才出现转机，方使低生育水平得以恢复”，显然是仅就近20年后的生育水平数字而言的。而且，这种“转机”和“恢复”也并非仅是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其中也有经济社会发展促使群众生育观念变化的因素；如果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沿着70年代“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发展，再加上经济社会发展对群众生育观念的积极促进作用，20年后肯定会出现比70年代更辉煌的“奇迹”--这是无法“恢复”的。

“一孩”生育政策何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负效应，何以被“碰得鼻青脸肿”，“农民怨声载道？说起来，它违背的不过是一个常理，即欲速不达、过犹不及、物极必反，犯了似乎生育指标定得越低而人口控制效果就越好的毛病。

经过实践检验的“一孩”生育政策的不良效果，本是十分清楚的。有些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有学者著文称：妇女生育率，“80年代似乎有较多的波动”，“至于80年代生育水平波动的根本原因，主要还是农村经济制度的变更给妇女生育率曲线打下的烙印”。这居然成为刊载该文的百余字“提要”的核心内容，该“提要”如是写道：“80年代的生育率波动原因是国内外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工作者长期纷争的问题，笔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认为80年代初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构成波动的根本原因”。不过，这显然并非该学者的真正认识。因为，在同一篇文章的稍后，他又说了这样的话：“根据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验，能够使生育率短期内波动的重要因素是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强度”。这话，使该学者关于“80年代生育水平波动的根本原因”的观点又回到一般学者所认为的生育政策的变动上。

“一孩”政策不仅人口控制的效果差，而且多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并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有学者对此总结道：“紧缩政策使计划生育工作的量大多了，钱花多了，效益差多了；与此同时，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紧张多了。”

（2）“二孩”政策效果好

所谓“二孩”政策，是提倡、鼓励生一孩，允许生二孩的政策。无论从全国看，还是从进行试点的县、市看，“二孩”政策的全胜均为实践所证明。

从全国看，70年代“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就是“二孩”政策，该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是以有利于妇女生殖健康与优生的第一孩晚育、第二孩生育间隔够4年为条件”的。前文已提到“晚、稀、少”生育政策所创造的奇迹。毫无疑问，“晚、稀、少”生育政策全胜的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当时及之后，已有学者对“二孩”政策的科学性特别是对其控制人口的有效性，已作了较充分的论述。

从进行“二孩”政策试点的山西省翼城县和河北省承德市看，自80年代中期试行开始以来，即获得了节节胜利，多年来的生育率均低于周围的县、市。

对于翼城的成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给予了较充分的肯定，指出：“山西翼城从一孩政策向二孩政策的调整，说明生育政策的转变或松动不一定会出现生育率反弹，它还有利于降低多孩生育，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并得出结论：“只要工作做得好，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也可以与较严格的生育政策取得同样甚至更好的效果。”

承德市获得了同样的成功。而且，承德系一地级市，辖8县3区，农村人口近300百万，与一些小国的总人口相当。故该项试验，“相当于中观层次的试验”，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同时，承德还是一个典型的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集“山、老、少、贫”于一身的经济较落后的地区。经济落后的地区计划生育难度大，是人所共知的，这显然进一步增强了该项试验的意义。据张纯元教授等2000年的调查，承德市自1984年下半年始实行“二孩”政策以来，年年超额完成省下达的人口出生率指标，最好年份比省下达指标低7.21个千分点，最差年份也低1.86个千分点；人口出生的绝对数，最好年份比省下达指标少生23477人，最差年份也少生1095人。这“说明承德市执行农民每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的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人口过速增长在这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1984年下半年以来的“15年是二孩生育政策胜利的15年，是农民满意、干部好做工作的15年，也是超额完成人口控制任务的15年”。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80年代初，在“一孩”生育政策的重压下，能有翼城、承德之试验，实为难能可贵。没有学者和决策者中的精英、有识之士的“挺身而出”，是绝对办不到的。此举为国家立了大功，试验者及其支持者，实为国之功臣。对此，人们尚远没有应有认识。

还需要指出的，翼城、承德试验之成功，已不是什么“局部”、“个别”，更非是什么偶然的东西，其试验范围已够大、其试验时间已够长，加之全国性的整个七十年代“晚、稀、少”生育政策的成功之佐证，其经验已足以成为应在全国推广的成熟经验之楷模。

（二）重治标轻治本之失误

翻开我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无论是战略、策略还是各项具体政策，无论是整体规划、部署还是日常进行的各项工作，均不是以以上治本措施为主体内容的，而是把工作重心用在了治标上。这可以说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及领导者所共知、公认的历史事实。

对此，一些领导者的认识毫不含糊。如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就十分客观地说：我国“生育率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是，必须看到，生育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实现的，这种低生育水平很难稳定”，故而必须“改变过去仅靠行政命令抓计划生育的做法”。国家计生委2000年3月下发的学习宣传中央、国务院《决定》的提纲，也明确提到，“我国目前大多数地区的低生育率，主要是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实现的。”由多位学者参加的国家计生委《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也比较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必须指出，我国生育率的转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国家人口控制政策的干预下实现的，具有明显的外生性特点，生育率极不稳定，低生育率反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三、现行人口控制效益评估之偏误

近年来，计算、评估人口控制的效益十分时兴，均得出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卓著”的结论--显然是与以上两项失误不协调的。一般是说：由于开展计划生育，全国（或全省）少生了多少亿（千万）人、为家庭和国家节省了多少万（千）亿元抚养费，云云。前文提到的国家计生委“课题组”，居然“运用人口--经济运行动态模型”得出：“生育率迅速下降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在13%以上”；“估计人均GDP增长中有26-34%是由于生育率迅速下降作出的贡献”；“生育率迅速下降对实际固定资产存量的贡献达到15-22%”；“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中有13-24%是生育率下降作出的贡献”；“在实际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至少有25-40%是生育率迅速下降的贡献，这个比例甚至可能高达50%”；等等。

略加分析，就会发现，如此计算、评估，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偏误。

（一）对比对象之偏误

现行人口控制效益评估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一致的，那就是：用实行计划生育的效果，与假如不实行计划生育的效果进行比较。这种方法有无道理呢？如果这种方法用在认为“人口越多越好”的20世纪50年代，则是妥当的。因为，当时存在着赞成和反对计划生育的两种观点，进行实行计划生育与不实行计划生育的效果对比，就有针对性，自然有意义。而进入8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计划生育已得到全党全民的一致赞成，并成为国策，在是否实行计划生育上已没有分歧；所不同的是，在计划生育的方法上，在计划生育的战略策略上，怎样做才更有效却很有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意义的计算、评估则是采取什么样的生育政策、什么样的解决人口控制基本矛盾的举措更有效的对比，亦即在都实行计划生育的这个前提或共有的“平台”上，进行不同做法的效益对比。

如果用后者的对比方法计算、评估，就会得出科学的有意义的结论：“一孩”政策及其略宽松一点的“1.5孩”政策，无论在人力、财力的花费上，也无论是对党和政府及广大干部形象的损害上，还是对广大群众身心的伤害上，抑或是由此造成的其他直接、间接的经济社会损失上，都是巨大的。其计划生育的效果、效益呢？当然也有，不过，笔者的最高评价是“事倍功半”。如果以当初的“二孩”政策以一贯之，就会收到与前者的巨大损失和损害相反的效果，而且，加之80年代后我国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和政策稳定等所产生的诸多正效应，其综合效益之高，必然是又一个世界级的“奇迹”；对此，尚无人给予较充分地评估。笔者用“事半功倍”评之，也不过是最低评价而已。

（二）用“人口”决定论取代“人口”、“人手”统一论

这里所说的“人口”和“人手”，是说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统一。这是一个早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初期就已辩明的道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口”、“人手”统一论的思想，不但适用于一般的人口和经济社会状况下，即使在马克思所说的“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状态下也是适用的。

有专家指出：“对任何国家来说，人口都是其最重要的经济财富”，“由于新增人口会增加知识的总量，所以人口越多，可以利用的知识总量也就越多”。笔者并不完全赞成该专家的观点，因为他只说对了一半，不过是早已被我们批判过的我国五十年代的“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人手”论。同样，“人口”论也是偏面的。而现行人口控制效益的评估者，无一不陷入偏面的“人口”论。在偏面的“人口”论指导下，计算、评估人口控制效益，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多出生人口，就增大了分母，就减少了人均水平，就增加了上文提到的抚养费等一系列的“人口”所应有的消费及其他负效应；而作为“人手”的作用，全然没有了。对此，已有学者指出：回顾“一胎化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在理论上是反对“人口决定论”的，但在实践中还是不幸地陷入了这样的误区。

四、对策

以往人口控制对基本矛盾的忽略及其两大关键（根本）问题上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是无可挽回的。不过，在认清基本矛盾和两大失误之后，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新的对策，扭转失误，使今后的人口控制走上科学的道路。

今后的对策，从整体和全局角度讲，主要有三：

（一）生育政策要在稳定的基础上向“只松不紧”的方向微调

也许人们要向：既然笔者认为“二孩”政策已大获全胜，何以不直接用“二孩”政策取代现行政策，却要在现行生育政策“稳定的基础上”“微调”呢？因为，笔者认为、人们也公认、实践也证明，生育政策的变动特别是多变会对计划生育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正是80年代实行“一孩”政策以来留下的“后遗症”。对此，我们不能不有所顾忌，不得不通过“微调”，缓步化解之。

何谓向“只松不紧”的方向微调？就是：现行的生育政策，只向越来越宽松的方向调整，而不作任何收紧的调整。“松”到什么程度为止呢？“松”到“二孩”政策，即真正地提倡和鼓励一孩、允许二孩。如何“微调”？即生育政策一小步一小步地放松，比如，可先还被剥夺生育权者的生育权--这一点，新出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已经提到了，再去掉“晚婚晚育”特别是附加其上的“双卡”，之后再允许独生子与非独生女结婚可生二孩，再允许双女户之女结婚可生二孩……

（二）实行标本兼治的战略转变

既然治本就是解决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而且认清了以往重治标轻治本的失误，故而实行标本兼治的战略转变，就顺理成章了。

计划生育实行战略转变，可以说是计划生育部门多年来的愿望。如，多年来提出的要实现计划生育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就是这一愿望的体现。然而，由于没有把握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及其两大关键（根本）问题，特别是对治本没有应有的认识，所以实现“两个转变”的愿望基本没有实现。正因如此，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0年初还不无忧虑地指出：“现在看来，我们计划生育部门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客观规律的把握还很欠缺，对重大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是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思路亟待加强。”这里所提出的标本兼治的思想，正是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提出的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对策和思路，将使计划生育“两个转变”成为现实。

至于治本的可行性，包括治本的资金来源及其巨大效益，笔者已在有关文章中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实践经验看，前文提到的承德经验，不仅是“二孩”政策的成功，而且进行了“治本”的探索。早在1993年，张纯元教授在总结“承德地区治理人口的基本经验”时，实际上就提到该地区主要采取的6项治本措施：其一，对终身只要一孩和双女结扎户的夫妇实行养老保险；其二，对独生子女户和双女结扎户在宅基地、口粮田、荒山、果园分配，以及提供低息贷款、分配紧俏农用物质、农用周转金、发放社会救济款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其三，帮助终身只要一孩和双女结扎户发家致富，使他们尽可能先富起来；其四，实行有利于计划生育的扶贫政策；其五，鼓励招婿上门和女儿、女婿养老；其六，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

以上6项的第一项，在治本措施中占有“根本之根本”的地位。该条在承德的实行已表现出成效。该地区对“只要一孩夫妇的投保金600元全部由公家承担，双女结扎户夫妇投保金由国家、集体、个人分担。”其结果是，“用二胎生育证换取养老保险证的夫妇太多，由于投保资金筹措方面的困难，不得不控制独生子女光荣证的发放。”试想，如果当时有“治本”的大环境，各级政府在资金投入上把治本放到计划生育国策的应有位置，该地区计划生育所取得的成效还会更大。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已有了重视治本的可喜迹象：继中央、国务院在《决定》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建立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社会保障制度”，以“解除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之后，新出台的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又进而专章规定了“奖励和社会保障”。广东、山东等省、市、区，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建立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社会养老制度等行动。这是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三）人口学要有自己的话语权

此题系由“人口学要坚守自己的话语权”改动而来。把它放在“对策”之中，绝非风、马、牛。

前文论述到我国人口控制的两大失误。显然，这种失误，不仅表现在工作上，也表现在理论上。

人口控制范文篇2

1950年之后，焕发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善中，"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迅猛膨胀。城市社会的出生率在摆脱了战乱、疾病、动荡、贫穷等马尔萨斯意义的抑制后迅速增长，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高居于农村之上（直到60年代中期，城市的出生率才低于农村）。1950年4月《机关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的颁布、1950年12月卫生部《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的出台等，又严格限定了女性的流产行为，从而形成"限制避孕、限制节育"的政策特色。

但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就认识到了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压力。卫生部首先于1954年颁发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允许避孕药具在市场销售，并改进了人工流产管理办法；然后又颁发了《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通知》（1956年），要求各地一方面要改变那种不作公开宣传的做法，设立避孕指导门诊，另一方面则要训练技术人员和宣传骨干，做好药具供应。

河北还制定了《河北省节育工作十年规划》（1958～1967年），提出要在10年内将人口出生率降低到14‰，将人口自增率降低到5‰[1]101.从这里可以看出某些地方政府欲将生育纳入国家"计划"的胚芽。

""及随后的，改变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方向。1958年出生率为29.22‰，1959年为24.78‰，1960年为20.85‰，1961年为18.02‰。因为1960年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死亡率为25.43‰），故出现了自增率为-4.57‰的悲惨局面。由人口损失所导致复苏时期生育率的上升，使得1962年的出生率增长到37.01‰，1963年的出生率增长到43.37‰（该年共出生人口2959万），掀起了"婴儿潮".

这使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又一次重视人口增长问题。

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这一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定期进行讨论和检查；有关各部门和群众团体要在党委领导下，分工协作，做好宣传教育、技术指导、药物生产和供应、科学研究等工作。1963年10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计划生育问题，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增率的目标，要求"中央和地方都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方面的工作".1964年1月，国务院召集有关部委、群众团体、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开会，研究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

从这里可以看出，"节制生育、宣传为主"的人口控制政策，正在逐渐向国家调控的"计划生育"政策演变。

在反思这一时期人口政策时，我们必须明确三点：第一，1950年之后数年内的放任生育，是"二战"之后世界各国的共同现象。满足广大群众生育的需要，既是人口政策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故不能也不应该过多指责当时的人口政策。第二，对马寅初的批判，也主要是政治事件。虽然错批马寅初，会影响媒体对节育活动的宣传，但却没有造成出生率的盲目增长。因为"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出生率本来就很低，人口损失也很大。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补偿性生育，虽然刺激了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上升，但与此同时，国家也逐渐加强了节制生育的力度——尤其是加强了对城市和人口相对比较稠密的农村的生育控制。

关于这一点，翟振武在《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1期发表的《"错批一人，误增3亿"？——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再评价》一文中，也持同样看法。第三，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家文件中所提的"计划生育"，与70年代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在政策上既有历史继承性，也有区别。

60年代前期的"计划生育"，在本质上是"服务性的避孕宣传和节育指导"，类似于西方各国的家庭计划。所以，在196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才一再强调，要"严防乱提口号、订指标、搞竞赛"等错误做法。虽然的讲话中，也隐隐约约指出了一个长远控制目标——"在20世纪内，使人口净增率降到1%以下"，但这一时期，这种目标仍然没有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结合在一起。

二、从节育到计划生育：""时期的人口控制政策（1966～1976年）

有人认为""是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大破坏。但事实上，来自于""的负面影响仅仅持续了3年。所以，从统计资料展现的数据上看，这10年——尤其是在1969年之后，中国的出生率表现出稳定的下降态势：从1965年的37.01‰，一路下降到1976年的19.91‰——下降了17.1‰。不无偏见地说，""10年，中国人口生育数量控制工作仍然有较大进展，损失——最重的损失是对国家和地方各级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冲击。比如说，刚刚建立起来的计划生育领导管理机构，同各级党政部门一起，因受到普遍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可是自1969年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始，提倡节育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面对高速增长的人口态势（1968年净增人口2120万，1969年净增近2076万，1970年净增2114万）①「虽然人口出生率没有增长，但人口基数已非常庞大，加上死亡率的迅速下降，每年新出生人口总数显得极其庞大。」，国家领导人认为单靠节育宣传和自发避孕的政策，已经难以让高速奔跑的人口列车刹车，这才产生了依靠国家干预群众家庭人口再生产的想法，并且希望通过制订人口指标，依靠各级人口控制机构，强制性限制人口的快速增长。

这一标志性事件是：1970年，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批评了把计划生育和卫生运动放在一起的做法。他说："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1]159

正因为有的指示，1971年由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才第一次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人口自增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在城市降低到10‰左右，在农村降低到15‰以下。这个计划被写入到"四五"计划中（1971～1975年）。这预示着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式开始。在此之前的人口控制政策，仅仅是国家鼓励、媒体宣传的节育。而在此之后，则是国家制订指标，层层控制落实并限定育龄妇女的生育数量。不管是卫生部门，还是其他党政部门——甚至于包括"单位制"下的企业管理机关，都将计划生育工作列为日常性工作。所以，中国的计划生育，与西方的家庭计划截然不同，它是政府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虑到这些，李宏规在多年之后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1973年，人口发展第一次列入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正式提出了"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最理想"的口号①「实际上，这些口号在60年代初期就曾经被提出过。另外，关于避孕药具的免费问题，在1970年，财政部、卫生部就下达了《关于避孕药实行免费供应的通知》。在此之前的1965年到1970年，避孕套已经由3分钱1只降低到1分钱1只。」。避孕药具在国内已经批量生产的基础上扩大供应，费用由"减"改为一律免费，并要求送药具上门②；「主席曾经批示：要送药具上门。」卫生部修订了《节育手术常规》，规范了节育技术指导工作，并规定节育手术的受术者不仅实行免费，还有带薪假期；在一些地方的中学开设了青春期生理卫生课和人口教育课，广泛宣传计划生育。③「李宏规：《中国计划生育领导管理机构的历史变化》，见中国人口信息网。」

自此开始，是否响应国家号召自觉晚婚晚育，就与一个人思想的先进程度密切联系在一起。故""时期我国的初婚平均年龄，在城市和农村，都较前一时期有了长足提高。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1965年到1969年结婚的城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龄由""前的24岁上升到了25岁。而农村中的男性，也一直保持了23岁初婚的相对较晚年龄④。「""时期，、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基层政权结构，具有极大的行政控制力。如果生产队不出具证明，村民就领不到结婚证。」城市女性也在1967年将平均初婚年龄提升到了22岁（在1974年提高到23岁）；镇的女性在1967年将初婚平均年龄提高到了21岁（1974年提高到22岁）；农村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虽然长期保持在20岁，但在1973年则提高到了21岁。初婚年龄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出生率和妇女总和生育率。

这一时期，人口数量控制措施由宣传教育和节育转变为国家计划，成为历次"五年计划"进行指标限制的重要内容。比如说，"五五"计划中就写入了十分过激的指标——在1980年要将城市自增率降低到6‰，将农村自增率降低到10‰。避孕药具不仅实现了免费供应，而且被"送货上门"，有效推动了"晚、稀、少"（晚：晚结婚，男不得早于25周岁，女不得早于23周岁，城市可略高；稀：两胎间隔4年左右；少：最多生两个孩子），并将人口节制任务由城市、镇等推广到了农村。在那个政治至上的年代，为推广计划生育，甚至于搞出了"计划生育领域的阶级斗争"，不仅将某些不理解计划生育，不响应计划生育政策，或者没有实行晚婚晚育的人，标签为"对伟大领袖有关计划生育的指示学得不好"，而且还无限上纲，实施政治攻击和打击。

正因为如此，笔者才认为：虽然""给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以重大破环，但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上，却是有力的。那种认为""十年中国计划生育工作遭受过重大破坏的看法，是不全面的。

三、过激指标与随后的政策波动（1977～1988年）

"五五"规划要求在计划执行末期——1980年将城市人口自增率降低到6‰，将农村自增率降低到10‰，故在""后我国进一步加强了"晚、稀、少"政策执行力度，致使1977年出生率降低到18.93‰，1978年降低到18.25‰，1979年降低到17.82‰。尽管这种降低伴随着""后几年平均初婚年龄的进一步上升，但仍然没有达到计划目标：1980年城市的自增率为8.69‰，县的自增率为12.35‰，分别比计划目标高2.69‰和2.35‰。

再加上1980年新修改的《婚姻法》规定，法定结婚年龄为男22周岁、女20周岁（这个年龄是世界上婚姻法规定的合法结婚年龄中最晚的年龄），这个年龄也比此前为贯彻计划生育而事实上施行的结婚年龄有所降低，故在1981年出现了结婚对数的突然增长（1979年结婚对数为633万，但1981年则超过了1000万）。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随后几年婴儿数量的增加。

另外，1980年中国政府还确定了经济发展翻两番的战略方针，即在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7100亿元的基础上增加到20世纪末期——2000年的28000亿元，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为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在经济建设上有所成就；另外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从而在经济总量既定的前提下增加人均占有的份额。

在这种背景下，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比较激进的做法。具体表现在：中央政府在制定计划时，不切实际地降低指标，增加了地方政府完成人口计划的难度。比如说，1978年代表国务院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要"争取在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增率降低到1%①。「1980年我国人口自增率为11.87‰，指标过低，未能完成。」为达到人口控制计划提出的口号，政策也一次比一次严格。最初在宣传中仍然坚持"晚、稀、少"，但重点已经转移到了"少"上；虽然倡导"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但在1978年10月中央批转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就改变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对不按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孩子，不给落户口、不给口粮、不给产假。仅不报户口的，在数年间累计就达400万左右[1]176.有些地区，开始了奖励生一个，惩罚生三个的做法。

这些措施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力争在20世纪末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1980年，在学者计算和预测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9月25日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公开信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还认为：由计划生育引起的"人口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多于女性、青年夫妇供养老人数量增加"等问题，有些是人们的误解，有些问题可以解决。公开信强调说："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

公开信发表之后，那些想要两个孩子或者已经生育了女孩但希望要男孩的夫妇意识到随后的政策会日趋紧张，故想要孩子且能够生育的夫妇开始了突击性生育。这种短期膨胀的生育愿望由于受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体制改革——联产责任制和乡村生产队基层组织转轨等的影响而得不到控制，故1981年和1982年的出生率不降反升，分别达到20.91‰和21.09‰。这两年新出生的婴儿数，也比1980年之前高出了许多②。「1981年新出生人口2078万，1982年新出生人口2126万。」于是，政策制定者们深感问题严重。为迅速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于1982年成立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召开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重申了要在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的总目标，准备坚定不移地推行一对夫妇只能要一个孩子的政策，并认为只生一个孩子是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产生的问题，则是属于第二位的。

为落实上述目标，1983年开展了规模浩大的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提倡生了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上环，生了两个以上孩子的夫妇一方结扎".各地向农村派出了宣传队和避孕节育手术队。全国有1524万宣传骨干和76万医务人员深入农村、街道、广场开展工作。在宣传月活动中，有165万对育龄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有891万对育龄夫妇采取了各种避孕节育措施，这个数字相当于1982年全年的1.6倍[1]212.在1983年一年当中，总计有1775万妇女安放了宫内节育器，435万男性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1639万妇女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正是由于这种声势浩大的计划生育活动，才将1983年新出生人口自1982年2126万的基础上降低到1900万左右。

但是，这些急于求成的做法不同程度地激化了干群矛盾，形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政府与群众家庭组织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影响了社会稳定。在有些地方，那种强迫命令和强制妇女做绝育手术的做法，影响了群众对计生工作的看法。为纠正计划生育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办公会提出"今后计划生育工作不但要抓紧，而且要抓好……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要改进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强迫命令……既要完成计划任务，又要注意巩固党群关系，促进安定团结".为落实这一精神，随后几年的计生政策有了很大程度的调整：适当放宽生育政策，在农村全面纠正"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强制性做法，推行的政策是"开小口子、堵大口子"，即适当放宽农村群众生育第二胎的政策（开小口），减轻计划生育工作的压力，但严防超计划的二胎和三胎及以上生育行为（堵大口）。

自1985年开始开口政策的尝试，到1986年末，绝大多数省份都在"不断完善生育政策"的基础上给农村那些只生育了一个女孩的夫妇政策性照顾了第二胎，即实行了"一个半"政策。这直接导致了1985、1986、1987年人口出生率的回升（这三年的出生率分别为17.80‰、20.77‰、21.04‰）。但计划生育政策的这种改革走向，却稳定了干群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挽回了计划生育工作的紧张局面。

更重要的是，这种开小口、堵大口的做法，比较全面而又符合实际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以计划生育为人口控制方式的经验。这个经验的核心是"晚、稀、少"，而不是"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事实上，在此之后的政策，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有别的政策：城市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乡村一对夫妇可以平均生育一个半孩子①，「在很多农村地区，这一政策被总结为"头胎是男孩，终身不准怀；头胎是女孩，持证五年怀".」少数民族可以较汉族生育更多的孩子。正因为如此，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2004年7月15日答记者问时才说："这个政策实际上是根据中国每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态所确定的一个多元化的生育政策"，而不是一孩化政策。

该时期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在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计划的突破，在公开信中强调的很多问题，终于逐渐暴露出来了。2000年就迎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出生性别比日渐高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在"民工荒"过程中显示着有限性。由于控制到12亿之内的目标无法完成，故在1986年12月，国务院召开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省长（主席、市长）参加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20世纪末控制人口的目标，提出将原定"12亿以内"改为"12亿左右".但这个目标仍然比较高，故在后来，国家计生委和国家计委经过测算研究，于1987年编制和颁发了全国人口总数到20世纪末控制在12.5亿之内的计划。事实证明，这个计划是一个相对科学的计划。

四、低生育水平的到来与持续走低（1988年至今）

在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人口生育政策推行的教训之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稳定和成熟。再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率的增加、女性初婚年龄的进一步推迟等，中国在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过程中终于迎来了低生育率、低自增率和低死亡率局面。尽管如此，国家在制定"八五"和"九五"计划时，还是一再放宽总量控制目标：将1987年制定的"在2000年把总人口控制在12.5亿之内"扩展为"七五"和"八五"计划的"在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3亿内，在201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4亿内".这个指标在"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中（在2010年将中国总人口控制在14亿之内，在202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5亿之内）被一再重申。逐渐放宽的总量控制目标，进一步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计划控制压力，使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的矛盾充分缓解——也就是说，8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的激进指标已经被成熟和现实的指标体系所取代。

"计划生育"的多元化政策，适应了中国民族众多、幅员辽阔、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差异较大的特色。由于在农村不强制推行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干群矛盾开始减少。再加上"三为主"方针的确立（避孕为主、宣传教育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广大群众比较广泛地接受了改进后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条件地转变了自己的生育观念。各级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将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农村经济相结合，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精神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这在制度设计上尽可能多地避免了计生政策推行中的行政命令和强制作风。但越来越让人担忧的是，在下调婴儿出生性别比方面，国家政策还显示不出应有的力量。要完成国家计生委的政策目标——在"十五"期间使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十一五"期间使出生婴儿性别比趋向正常，在2020年基本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等任务，还十分艰巨。

从1990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稳定下降。1990年是21.06‰，1991年是19.68‰，1992年是18.24‰，1993年是18.09‰，到1994年降低到17.70‰——终于降低到了比1979年实行"晚、稀、少"时期的17.92‰更低的水平。以后的趋势，也仍然是一路下滑，直到1998年降低到15.64‰，并由此使中国人口的自增率降低到了10‰以下的9.14‰的水平。而该年中国市镇人口的自增率为8.36‰——仍然高于"五五"时期的计划目标（在1980年要将城市自增率降低到6‰，将农村自增率降低到10‰）。

可见，即使经过多年艰辛努力，那种在20年前渴望达到的激进计划指标，也很难实现。但这时候，中国的人口结构却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成年型社会转变为老龄化社会。值此之际，2001年12月29日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2002年9月1日施行），将原有的政策性规定法律化为："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在计划生育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中，21世纪初期这几年，中国人口的出生率继续下滑，在2004年降低到了12.29‰，虽然死亡率较2003年稍有上升，但自增率却降低到了5.87‰。全年共出生人口1593万人，除去死亡人口外，净增加761万人。原来认为"独生子女结婚可以生两个孩子"政策会刺激出生率的提高，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局面——生育率最早降低的上海市已经连续多年保持着户籍人口增长率为负的态势，北京市户籍人口的增长率也停止了增长。

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农村已经达到7.35%，市镇已经达到6.30%，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城镇。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过程中，受性别偏好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上扬，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经达到了116.50.城市家庭的少子化趋势，使得独生子女对未来的养老极其担忧，城市家庭抚养关系中出现4∶2∶1结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中国的青年壮工人数，在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张、制造业企业用工人数的迅速增加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开始局部短缺。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长足的增长，对民族聚居地区的环境和资源也构成了压力。

面对这种态势，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其一，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防止出生率的进一步下滑，以减轻将来人口结构的倒金字塔压力；其二，继续维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降低出生率，继续抑制人口总量的增长以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这两种声音都力图影响国家的生育政策。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政策走向之争①「即要不要"开小口子、堵大口子".」后知识界出现的又一次大分歧。

五、结构和谐：未来人口战略的调整方向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儿型人口过渡到成年型人口，再进一步发展到现在的老龄化人口。在图1所示的2000年人口金字塔中，14岁以下少儿人口呈明显缩减态势。

截止到2003年底，中国少儿人口负担比已经到了28.58%②。「2003年老年负担比为11.96%.」少儿人口比重的迅速减少，使中国人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红利"时期——在今后15年内，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将维持在70%左右——这极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图1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年龄金字塔[2]

但中国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数量，却会在随后的几年当中，迅速减少。各种预测（中位：TFR=1.8）表明，将来中国人口的峰值在14.5亿左右——大约在2030左右迎来高峰③。「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2年公布的预测结果是，中国将在2031年迎来峰值人口，峰值为14.86亿，但其将2001年的总人口预测为12.93亿，这比2001年实际公布的人口数高出了许多，因为在2005年1月6日，中国才迎来了13亿人口日（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第179页）。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公布的一项预测表明，中国将在2032年迎来峰值——达到14.47亿（见田雪原、王国强主编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第105页，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学者们用来预测总人口增长轨迹的总和生育率（TFR）却与2000年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相差甚多（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仅仅为1.27）。」中国未来的人口形貌，与原来媒体灌输给学术界和民众的人口形貌截然不同。

新的人口形貌是：第一，总人口达不到16亿，而在14.5亿左右。中国当前的出生率越低，未来峰值人口越低，老龄化程度就越严重，未来的养老压力就越大。第二，如果现在使用的1.8的总和生育率能够靠得住，那么，未来中国也将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宝座"让给印度①。「实际上，如果将1947之前印度版图人口相加，即将现在印度的10.5亿、巴基斯坦的1.5亿和孟加拉国的1.5亿相加，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总人口。」第三，中国15～64岁之间劳动力人口的供给将不会像原来那样是"无限"的，大约在2015年左右开始负增长。第四，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婚龄年龄段女性的短缺状况将逐渐明显。第五，由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的大学生的失业问题，将日益严重。第六，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将给民族聚居区域的环境资源造成越来越重的压力。第七，由贫富分化所造成的各阶级阶层人口的裂隙将逐渐凸现。

鉴于人口总量的压力正在消解，也鉴于那种"一个国家、多种制度"的人口政策已经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窃以为人口战略调整的方向应该是：统一人口政策，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缓解老化速度，提高人口素质，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实行不超过二孩的间隔生育政策，充分发挥"晚、稀、少"的调控作用；协调各人口阶层之间的关系，构建为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所需要的、能够长期促进中国全面而又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

为稳健地改革人口制度，促使人口和谐发展，近期（今后5年内）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统一人口生育政策，着力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采取先试验再全面落实的办法，实行不超过二孩的间隔生育政策。中期（2010～2020年）致力于逐步提高人口素质，将现在实行的9年义务制教育延长为包括了高中阶段的12年义务教育。远期（小康社会实现以后）目标放在构建"能够促使中国全面而又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上。

因此，在人口政策问题上，要防止两种不正确倾向：一是主张继续大幅降低生育率的极端冒险主义；二是政策调整中的自由盲动主义。各种资源提供给我们的选择余地其实很有限，但现行政策却不得不调整，只是在今后的几年内，选择哪一年切入罢了。

六、结论与中国的经验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出现过多次波动。中国历届政府都在实践中努力寻找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途径。所以，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人口压力，中国实施的人口政策有所差异。这里的结论是：

第一，1949～1953年是限制避孕时期。

第二，1954～1957年的宣传节育活动，采取了先城市再工矿区，最后是人口密集农村的步骤，这极其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面对城市人口出生率高于农村的现实，面对城市育龄妇女的节育积极性和城市人口文化程度高于农村人口的现实，这种活动普及了节育知识，为后来的各种节育活动和计划生育活动奠定了舆论基础。

第三，1958～1965年的情况比较复杂。那种"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错批马寅初更多地表现为"反右"扩大化，对国家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少。""中的人口损失和""之后的补偿性生育直接刺激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婴儿爆炸".

第四，1966～1976年人口出生率稳定下降。""初期的混乱，在短期内影响了计划生育领导组织。但一旦政治环境得以稳定，"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就开始全力实施。而且在这一时期，计划生育制度得以建立，避孕药具开始了免费供应并"送货上门".但那种在计划生育工作领域大讲"阶级斗争"的无限上纲的做法，却违背了"群众自愿"的原则。

第五，1977～1988年，人口控制政策的波动，主要导源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紧缩和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急躁。激进的计划指标——那种力图在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的主张，那种在农村严格实施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并强迫命令的做法，势必会遭受到民间的"不合作"，所以1984之后对政策的适当调整是极其正确的。

第六，1989年之后生育率的稳定下降，是国家计生委准确理解和贯彻国家人口控制政策的结果。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一对夫妇一个孩"，而应被全面地理解为多元化的"晚、稀、少".事实上，在拥有绝对多数人口的农村，中国政府长期的政策措施，是鼓励生一个孩子基础上的"晚、稀、少".在1980年修改了原《婚姻法》之后，甚至于"晚"也变得松动了许多。但在21世纪之后，中央政府强调的"稳定低生育水平"，却被实际执行为"继续降低生育率"，这是应该迫切注意的问题。

现在，我们必须在人口转变的某一具体时点，改革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重构为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人口政策，切不可因循守旧。如果说20世纪中国人口政策的重点是总量控制的话，那么，在21世纪初期，则要将战略重点转移到结构调整上来。而当务之急，则应是探索人口政策转变的时点。要吸取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儒家文化圈已经出现的生育刺激不力的教训。我们要明白：在控制人口增长的时候，国家之手是有力的；但在社会转型完成之后，在刺激生育方面，国家之手可能失灵。

中国人口控制政策50多年来的经验是：

第一，"晚、稀、少"①「有人认为应该在"晚、稀、少"的基础上加一个"优"字和一个"扶"字（优：优生优育；扶：扶持执行"晚、稀、少"政策者），这是极有见地的主张。」比"一对夫妇一个孩"更具有现实与历史意义。

第二，人口控制目标需与人民的接受心理相协调。每逢国家采取稳健的人口控制政策时，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力度就比较大；而每逢指标过激、急躁冒进时，干部就不好做工作，百姓就产生抵触情绪。实践证明，任何强制手段，都不会达到政策设计者的目的，而且还会影响社会之安定。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服务为主（免费避孕药具供应，并且送货上门）、宣传为主而不是强制为主等，是计划生育成功的关键。第三，国家的人口控制政策，只有与其他刺激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政策相配套，才能取得更好的结果。第四，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尤其是女性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极其有利于晚婚晚育。第五，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与人口控制政策一起，促使了中国低生育水平的到来。第六，即使在深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地区，社会转型一旦完成，人们的生育观念就会转变。上海市和北京市户籍人口实际生育率多年来低于政策生育率的现实说明②，「北京市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是1.26，2000年是0.68.」这种转变具有某种不可逆转的特征。这就是说，只要城市化和非农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就可以减轻那种对"计划生育政策一旦放松，人口出生率就会立即大幅反弹"的担心。

摘要：在解放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控制政策不同。从控制人口数量增长这个纬度而言，1966～1976这十年成果显著；1977年以后的激进指标增加了完成国家计划的难度，故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政策的波动；1988年以来政策多元而稳定，终于迎来了低生育水平的局面。从现阶段看，不能简单地将中国"计划生育"理解为"一对夫妇一个孩"；从长时段上看，中国在降低人口增长率方面为世界总结的最重要的经验是"晚、稀、少".面对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应考虑选择恰当时机改革现行政策。

关键词：中国；人口控制；历史；战略调整

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短短半个多世纪中，发生了人口增长方式的历史性转变：由传统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增率过渡到工业化初期——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增率，再转变到工业化中期——快速工业化时期（90年代后）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增率。无疑，促使人口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政策控制三方面。现在，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迅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的主要调控手段，只能借助于人口政策的实施。实际上，人口政策——尤其是控制人口增长或促动人口转变的政策，也只能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有效。发达国家鼓励人口增长政策的失灵史、东亚儒家文化圈富裕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鼓励出生率上升政策的无力状况说明，在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社会，国家或政府调控人口生育政策的能力是有限的。

因而，检讨中国1949年以来人口调控政策的得失经验，反思中国人口结构问题对未来社会发展动力的影响，探索人口政策未来的改革方向，不仅有利于制定中国未来的人口战略，而且还对世界其他力图控制人口增长的第三世界国家有着不可多得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在分析不同历史时段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和教训，同时也对某些似是而非的历史论断做出个人评价，并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提出改进意见。

「参考文献」

人口控制范文篇3

因而，检讨中国1949年以来人口调控政策的得失经验，反思中国人口结构问题对未来社会发展动力的影响，探索人口政策未来的改革方向，不仅有利于制定中国未来的人口战略，而且还对世界其他力图控制人口增长的第三世界国家有着不可多得的借鉴意义。本文将在分析不同历史时段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和教训，同时也对某些似是而非的历史论断做出个人评价，并对中国未来的人口政策提出改进意见。

一、从解放初期到""以前的人口政策（1950～1965年）

1950年之后，焕发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生活水平的逐渐改善中，"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迅猛膨胀。城市社会的出生率在摆脱了战乱、疾病、动荡、贫穷等马尔萨斯意义的抑制后迅速增长，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高居于农村之上（直到60年代中期，城市的出生率才低于农村）。1950年4月《机关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的颁布、1950年12月卫生部《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的出台等，又严格限定了女性的流产行为，从而形成"限制避孕、限制节育"的政策特色。

但在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就认识到了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压力。卫生部首先于1954年颁发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允许避孕药具在市场销售，并改进了人工流产管理办法；然后又颁发了《关于人工流产及绝育手术的通知》（1956年），要求各地一方面要改变那种不作公开宣传的做法，设立避孕指导门诊，另一方面则要训练技术人员和宣传骨干，做好药具供应。

河北还制定了《河北省节育工作十年规划》（1958～1967年），提出要在10年内将人口出生率降低到14‰，将人口自增率降低到5‰[1]101.从这里可以看出某些地方政府欲将生育纳入国家"计划"的胚芽。

""及随后的，改变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方向。1958年出生率为29.22‰，1959年为24.78‰，1960年为20.85‰，1961年为18.02‰。因为1960年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死亡率为25.43‰），故出现了自增率为-4.57‰的悲惨局面。由人口损失所导致复苏时期生育率的上升，使得1962年的出生率增长到37.01‰，1963年的出生率增长到43.37‰（该年共出生人口2959万），掀起了"婴儿潮".

这使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又一次重视人口增长问题。

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这一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定期进行讨论和检查；有关各部门和群众团体要在党委领导下，分工协作，做好宣传教育、技术指导、药物生产和供应、科学研究等工作。1963年10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专门研究了计划生育问题，提出了降低城市人口自增率的目标，要求"中央和地方都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方面的工作".1964年1月，国务院召集有关部委、群众团体、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开会，研究成立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

从这里可以看出，"节制生育、宣传为主"的人口控制政策，正在逐渐向国家调控的"计划生育"政策演变。

在反思这一时期人口政策时，我们必须明确三点：第一，1950年之后数年内的放任生育，是"二战"之后世界各国的共同现象。满足广大群众生育的需要，既是人口政策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故不能也不应该过多指责当时的人口政策。第二，对马寅初的批判，也主要是政治事件。虽然错批马寅初，会影响媒体对节育活动的宣传，但却没有造成出生率的盲目增长。因为"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出生率本来就很低，人口损失也很大。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补偿性生育，虽然刺激了人口出生率的迅速上升，但与此同时，国家也逐渐加强了节制生育的力度——尤其是加强了对城市和人口相对比较稠密的农村的生育控制。

关于这一点，翟振武在《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1期发表的《"错批一人，误增3亿"？——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政策再评价》一文中，也持同样看法。第三，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家文件中所提的"计划生育"，与70年代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在政策上既有历史继承性，也有区别。

60年代前期的"计划生育"，在本质上是"服务性的避孕宣传和节育指导"，类似于西方各国的家庭计划。所以，在196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中，才一再强调，要"严防乱提口号、订指标、搞竞赛"等错误做法。虽然的讲话中，也隐隐约约指出了一个长远控制目标——"在20世纪内，使人口净增率降到1%以下"，但这一时期，这种目标仍然没有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结合在一起。

二、从节育到计划生育：""时期的人口控制政策（1966～1976年）

有人认为""是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大破坏。但事实上，来自于""的负面影响仅仅持续了3年。所以，从统计资料展现的数据上看，这10年——尤其是在1969年之后，中国的出生率表现出稳定的下降态势：从1965年的37.01‰，一路下降到1976年的19.91‰——下降了17.1‰。不无偏见地说，""10年，中国人口生育数量控制工作仍然有较大进展，损失——最重的损失是对国家和地方各级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冲击。比如说，刚刚建立起来的计划生育领导管理机构，同各级党政部门一起，因受到普遍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可是自1969年各省市成立"革命委员会"开始，提倡节育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面对高速增长的人口态势（1968年净增人口2120万，1969年净增近2076万，1970年净增2114万）①「虽然人口出生率没有增长，但人口基数已非常庞大，加上死亡率的迅速下降，每年新出生人口总数显得极其庞大。」，国家领导人认为单靠节育宣传和自发避孕的政策，已经难以让高速奔跑的人口列车刹车，这才产生了依靠国家干预群众家庭人口再生产的想法，并且希望通过制订人口指标，依靠各级人口控制机构，强制性限制人口的快速增长。

这一标志性事件是：1970年，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批评了把计划生育和卫生运动放在一起的做法。他说："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1]159

正因为有的指示，1971年由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才第一次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人口自增率逐年降低，力争到1975年在城市降低到10‰左右，在农村降低到15‰以下。这个计划被写入到"四五"计划中（1971～1975年）。这预示着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式开始。在此之前的人口控制政策，仅仅是国家鼓励、媒体宣传的节育。而在此之后，则是国家制订指标，层层控制落实并限定育龄妇女的生育数量。不管是卫生部门，还是其他党政部门——甚至于包括"单位制"下的企业管理机关，都将计划生育工作列为日常性工作。所以，中国的计划生育，与西方的家庭计划截然不同，它是政府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虑到这些，李宏规在多年之后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1973年，人口发展第一次列入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正式提出了"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最理想"的口号①「实际上，这些口号在60年代初期就曾经被提出过。另外，关于避孕药具的免费问题，在1970年，财政部、卫生部就下达了《关于避孕药实行免费供应的通知》。在此之前的1965年到1970年，避孕套已经由3分钱1只降低到1分钱1只。」。避孕药具在国内已经批量生产的基础上扩大供应，费用由"减"改为一律免费，并要求送药具上门②；「主席曾经批示：要送药具上门。」卫生部修订了《节育手术常规》，规范了节育技术指导工作，并规定节育手术的受术者不仅实行免费，还有带薪假期；在一些地方的中学开设了青春期生理卫生课和人口教育课，广泛宣传计划生育。③「李宏规：《中国计划生育领导管理机构的历史变化》，见中国人口信息网。」

自此开始，是否响应国家号召自觉晚婚晚育，就与一个人思想的先进程度密切联系在一起。故""时期我国的初婚平均年龄，在城市和农村，都较前一时期有了长足提高。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1965年到1969年结婚的城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龄由""前的24岁上升到了25岁。而农村中的男性，也一直保持了23岁初婚的相对较晚年龄④。「""时期，、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基层政权结构，具有极大的行政控制力。如果生产队不出具证明，村民就领不到结婚证。」城市女性也在1967年将平均初婚年龄提升到了22岁（在1974年提高到23岁）；镇的女性在1967年将初婚平均年龄提高到了21岁（1974年提高到22岁）；农村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虽然长期保持在20岁，但在1973年则提高到了21岁。初婚年龄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出生率和妇女总和生育率。

这一时期，人口数量控制措施由宣传教育和节育转变为国家计划，成为历次"五年计划"进行指标限制的重要内容。比如说，"五五"计划中就写入了十分过激的指标——在1980年要将城市自增率降低到6‰，将农村自增率降低到10‰。避孕药具不仅实现了免费供应，而且被"送货上门"，有效推动了"晚、稀、少"（晚：晚结婚，男不得早于25周岁，女不得早于23周岁，城市可略高；稀：两胎间隔4年左右；少：最多生两个孩子），并将人口节制任务由城市、镇等推广到了农村。在那个政治至上的年代，为推广计划生育，甚至于搞出了"计划生育领域的阶级斗争"，不仅将某些不理解计划生育，不响应计划生育政策，或者没有实行晚婚晚育的人，标签为"对伟大领袖有关计划生育的指示学得不好"，而且还无限上纲，实施政治攻击和打击。

正因为如此，笔者才认为：虽然""给国家的日常政治生活以重大破环，但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上，却是有力的。那种认为""十年中国计划生育工作遭受过重大破坏的看法，是不全面的。

三、过激指标与随后的政策波动（1977～1988年）

"五五"规划要求在计划执行末期——1980年将城市人口自增率降低到6‰，将农村自增率降低到10‰，故在""后我国进一步加强了"晚、稀、少"政策执行力度，致使1977年出生率降低到18.93‰，1978年降低到18.25‰，1979年降低到17.82‰。尽管这种降低伴随着""后几年平均初婚年龄的进一步上升，但仍然没有达到计划目标：1980年城市的自增率为8.69‰，县的自增率为12.35‰，分别比计划目标高2.69‰和2.35‰。

再加上1980年新修改的《婚姻法》规定，法定结婚年龄为男22周岁、女20周岁（这个年龄是世界上婚姻法规定的合法结婚年龄中最晚的年龄），这个年龄也比此前为贯彻计划生育而事实上施行的结婚年龄有所降低，故在1981年出现了结婚对数的突然增长（1979年结婚对数为633万，但1981年则超过了1000万）。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随后几年婴儿数量的增加。

另外，1980年中国政府还确定了经济发展翻两番的战略方针，即在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7100亿元的基础上增加到20世纪末期——2000年的28000亿元，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为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在经济建设上有所成就；另外一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控制人口数量，从而在经济总量既定的前提下增加人均占有的份额。

在这种背景下，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比较激进的做法。具体表现在：中央政府在制定计划时，不切实际地降低指标，增加了地方政府完成人口计划的难度。比如说，1978年代表国务院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要"争取在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增率降低到1%①。「1980年我国人口自增率为11.87‰，指标过低，未能完成。」为达到人口控制计划提出的口号，政策也一次比一次严格。最初在宣传中仍然坚持"晚、稀、少"，但重点已经转移到了"少"上；虽然倡导"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但在1978年10月中央批转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就改变为"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对不按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孩子，不给落户口、不给口粮、不给产假。仅不报户口的，在数年间累计就达400万左右[1]176.有些地区，开始了奖励生一个，惩罚生三个的做法。

这些措施所追求的目标，就是力争在20世纪末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1980年，在学者计算和预测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9月25日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公开信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还认为：由计划生育引起的"人口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多于女性、青年夫妇供养老人数量增加"等问题，有些是人们的误解，有些问题可以解决。公开信强调说："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四十年以后才会出现。"

公开信发表之后，那些想要两个孩子或者已经生育了女孩但希望要男孩的夫妇意识到随后的政策会日趋紧张，故想要孩子且能够生育的夫妇开始了突击性生育。这种短期膨胀的生育愿望由于受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体制改革——联产责任制和乡村生产队基层组织转轨等的影响而得不到控制，故1981年和1982年的出生率不降反升，分别达到20.91‰和21.09‰。这两年新出生的婴儿数，也比1980年之前高出了许多②。「1981年新出生人口2078万，1982年新出生人口2126万。」于是，政策制定者们深感问题严重。为迅速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于1982年成立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召开了"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重申了要在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的总目标，准备坚定不移地推行一对夫妇只能要一个孩子的政策，并认为只生一个孩子是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产生的问题，则是属于第二位的。

为落实上述目标，1983年开展了规模浩大的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提倡生了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上环，生了两个以上孩子的夫妇一方结扎".各地向农村派出了宣传队和避孕节育手术队。全国有1524万宣传骨干和76万医务人员深入农村、街道、广场开展工作。在宣传月活动中，有165万对育龄夫妇领取了独生子女证，有891万对育龄夫妇采取了各种避孕节育措施，这个数字相当于1982年全年的1.6倍[1]212.在1983年一年当中，总计有1775万妇女安放了宫内节育器，435万男性做了输精管结扎手术，1639万妇女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正是由于这种声势浩大的计划生育活动，才将1983年新出生人口自1982年2126万的基础上降低到1900万左右。

但是，这些急于求成的做法不同程度地激化了干群矛盾，形成了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政府与群众家庭组织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影响了社会稳定。在有些地方，那种强迫命令和强制妇女做绝育手术的做法，影响了群众对计生工作的看法。为纠正计划生育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1984年中共中央书记办公会提出"今后计划生育工作不但要抓紧，而且要抓好……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要改进工作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强迫命令……既要完成计划任务，又要注意巩固党群关系，促进安定团结".为落实这一精神，随后几年的计生政策有了很大程度的调整：适当放宽生育政策，在农村全面纠正"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强制性做法，推行的政策是"开小口子、堵大口子"，即适当放宽农村群众生育第二胎的政策（开小口），减轻计划生育工作的压力，但严防超计划的二胎和三胎及以上生育行为（堵大口）。

自1985年开始开口政策的尝试，到1986年末，绝大多数省份都在"不断完善生育政策"的基础上给农村那些只生育了一个女孩的夫妇政策性照顾了第二胎，即实行了"一个半"政策。这直接导致了1985、1986、1987年人口出生率的回升（这三年的出生率分别为17.80‰、20.77‰、21.04‰）。但计划生育政策的这种改革走向，却稳定了干群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挽回了计划生育工作的紧张局面。

更重要的是，这种开小口、堵大口的做法，比较全面而又符合实际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以计划生育为人口控制方式的经验。这个经验的核心是"晚、稀、少"，而不是"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事实上，在此之后的政策，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民族之间有别的政策：城市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乡村一对夫妇可以平均生育一个半孩子①，「在很多农村地区，这一政策被总结为"头胎是男孩，终身不准怀；头胎是女孩，持证五年怀".」少数民族可以较汉族生育更多的孩子。正因为如此，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2004年7月15日答记者问时才说："这个政策实际上是根据中国每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态所确定的一个多元化的生育政策"，而不是一孩化政策。

该时期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中得到的最大教训，就是在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计划的突破，在公开信中强调的很多问题，终于逐渐暴露出来了。2000年就迎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出生性别比日渐高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在"民工荒"过程中显示着有限性。由于控制到12亿之内的目标无法完成，故在1986年12月，国务院召开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省长（主席、市长）参加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20世纪末控制人口的目标，提出将原定"12亿以内"改为"12亿左右".但这个目标仍然比较高，故在后来，国家计生委和国家计委经过测算研究，于1987年编制和颁发了全国人口总数到20世纪末控制在12.5亿之内的计划。事实证明，这个计划是一个相对科学的计划。

四、低生育水平的到来与持续走低（1988年至今）

在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人口生育政策推行的教训之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稳定和成熟。再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率的增加、女性初婚年龄的进一步推迟等，中国在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过程中终于迎来了低生育率、低自增率和低死亡率局面。尽管如此，国家在制定"八五"和"九五"计划时，还是一再放宽总量控制目标：将1987年制定的"在2000年把总人口控制在12.5亿之内"扩展为"七五"和"八五"计划的"在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3亿内，在201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4亿内".这个指标在"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中（在2010年将中国总人口控制在14亿之内，在202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5亿之内）被一再重申。逐渐放宽的总量控制目标，进一步减轻了地方政府的计划控制压力，使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过程中的矛盾充分缓解——也就是说，8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的激进指标已经被成熟和现实的指标体系所取代。

"计划生育"的多元化政策，适应了中国民族众多、幅员辽阔、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差异较大的特色。由于在农村不强制推行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由计划生育所导致的干群矛盾开始减少。再加上"三为主"方针的确立（避孕为主、宣传教育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广大群众比较广泛地接受了改进后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条件地转变了自己的生育观念。各级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将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农村经济相结合，与帮助农民勤劳致富奔小康相结合，与建设精神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这在制度设计上尽可能多地避免了计生政策推行中的行政命令和强制作风。但越来越让人担忧的是，在下调婴儿出生性别比方面，国家政策还显示不出应有的力量。要完成国家计生委的政策目标——在"十五"期间使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十一五"期间使出生婴儿性别比趋向正常，在2020年基本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等任务，还十分艰巨。

从1990年开始，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稳定下降。1990年是21.06‰，1991年是19.68‰，1992年是18.24‰，1993年是18.09‰，到1994年降低到17.70‰——终于降低到了比1979年实行"晚、稀、少"时期的17.92‰更低的水平。以后的趋势，也仍然是一路下滑，直到1998年降低到15.64‰，并由此使中国人口的自增率降低到了10‰以下的9.14‰的水平。而该年中国市镇人口的自增率为8.36‰——仍然高于"五五"时期的计划目标（在1980年要将城市自增率降低到6‰，将农村自增率降低到10‰）。

可见，即使经过多年艰辛努力，那种在20年前渴望达到的激进计划指标，也很难实现。但这时候，中国的人口结构却发生了重大转变，由成年型社会转变为老龄化社会。值此之际，2001年12月29日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2002年9月1日施行），将原有的政策性规定法律化为："国家稳定现行生育政策，鼓励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

在计划生育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中，21世纪初期这几年，中国人口的出生率继续下滑，在2004年降低到了12.29‰，虽然死亡率较2003年稍有上升，但自增率却降低到了5.87‰。全年共出生人口1593万人，除去死亡人口外，净增加761万人。原来认为"独生子女结婚可以生两个孩子"政策会刺激出生率的提高，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局面——生育率最早降低的上海市已经连续多年保持着户籍人口增长率为负的态势，北京市户籍人口的增长率也停止了增长。

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农村已经达到7.35%，市镇已经达到6.30%，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城镇。在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过程中，受性别偏好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上扬，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已经达到了116.50.城市家庭的少子化趋势，使得独生子女对未来的养老极其担忧，城市家庭抚养关系中出现4∶2∶1结构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中国的青年壮工人数，在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张、制造业企业用工人数的迅速增加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开始局部短缺。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长足的增长，对民族聚居地区的环境和资源也构成了压力。

面对这种态势，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界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其一，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防止出生率的进一步下滑，以减轻将来人口结构的倒金字塔压力；其二，继续维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继续降低出生率，继续抑制人口总量的增长以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这两种声音都力图影响国家的生育政策。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政策走向之争①「即要不要"开小口子、堵大口子".」后知识界出现的又一次大分歧。

五、结构和谐：未来人口战略的调整方向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儿型人口过渡到成年型人口，再进一步发展到现在的老龄化人口。在图1所示的2000年人口金字塔中，14岁以下少儿人口呈明显缩减态势。

截止到2003年底，中国少儿人口负担比已经到了28.58%②。「2003年老年负担比为11.96%.」少儿人口比重的迅速减少，使中国人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红利"时期——在今后15年内，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将维持在70%左右——这极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图1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年龄金字塔[2]

但中国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数量，却会在随后的几年当中，迅速减少。各种预测（中位：TFR=1.8）表明，将来中国人口的峰值在14.5亿左右——大约在2030左右迎来高峰③。「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2年公布的预测结果是，中国将在2031年迎来峰值人口，峰值为14.86亿，但其将2001年的总人口预测为12.93亿，这比2001年实际公布的人口数高出了许多，因为在2005年1月6日，中国才迎来了13亿人口日（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第179页）。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公布的一项预测表明，中国将在2032年迎来峰值——达到14.47亿（见田雪原、王国强主编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第105页，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学者们用来预测总人口增长轨迹的总和生育率（TFR）却与2000年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相差甚多（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仅仅为1.27）。」中国未来的人口形貌，与原来媒体灌输给学术界和民众的人口形貌截然不同。

新的人口形貌是：第一，总人口达不到16亿，而在14.5亿左右。中国当前的出生率越低，未来峰值人口越低，老龄化程度就越严重，未来的养老压力就越大。第二，如果现在使用的1.8的总和生育率能够靠得住，那么，未来中国也将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宝座"让给印度①。「实际上，如果将1947之前印度版图人口相加，即将现在印度的10.5亿、巴基斯坦的1.5亿和孟加拉国的1.5亿相加，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总人口。」第三，中国15～64岁之间劳动力人口的供给将不会像原来那样是"无限"的，大约在2015年左右开始负增长。第四，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婚龄年龄段女性的短缺状况将逐渐明显。第五，由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的大学生的失业问题，将日益严重。第六，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将给民族聚居区域的环境资源造成越来越重的压力。第七，由贫富分化所造成的各阶级阶层人口的裂隙将逐渐凸现。

鉴于人口总量的压力正在消解，也鉴于那种"一个国家、多种制度"的人口政策已经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窃以为人口战略调整的方向应该是：统一人口政策，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缓解老化速度，提高人口素质，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实行不超过二孩的间隔生育政策，充分发挥"晚、稀、少"的调控作用；协调各人口阶层之间的关系，构建为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所需要的、能够长期促进中国全面而又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

为稳健地改革人口制度，促使人口和谐发展，近期（今后5年内）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统一人口生育政策，着力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采取先试验再全面落实的办法，实行不超过二孩的间隔生育政策。中期（2010～2020年）致力于逐步提高人口素质，将现在实行的9年义务制教育延长为包括了高中阶段的12年义务教育。远期（小康社会实现以后）目标放在构建"能够促使中国全面而又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上。

因此，在人口政策问题上，要防止两种不正确倾向：一是主张继续大幅降低生育率的极端冒险主义；二是政策调整中的自由盲动主义。各种资源提供给我们的选择余地其实很有限，但现行政策却不得不调整，只是在今后的几年内，选择哪一年切入罢了。

六、结论与中国的经验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出现过多次波动。中国历届政府都在实践中努力寻找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途径。所以，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人口压力，中国实施的人口政策有所差异。这里的结论是：

第一，1949～1953年是限制避孕时期。

第二，1954～1957年的宣传节育活动，采取了先城市再工矿区，最后是人口密集农村的步骤，这极其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面对城市人口出生率高于农村的现实，面对城市育龄妇女的节育积极性和城市人口文化程度高于农村人口的现实，这种活动普及了节育知识，为后来的各种节育活动和计划生育活动奠定了舆论基础。

第三，1958～1965年的情况比较复杂。那种"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错批马寅初更多地表现为"反右"扩大化，对国家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少。""中的人口损失和""之后的补偿性生育直接刺激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婴儿爆炸".

第四，1966～1976年人口出生率稳定下降。""初期的混乱，在短期内影响了计划生育领导组织。但一旦政治环境得以稳定，"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就开始全力实施。而且在这一时期，计划生育制度得以建立，避孕药具开始了免费供应并"送货上门".但那种在计划生育工作领域大讲"阶级斗争"的无限上纲的做法，却违背了"群众自愿"的原则。

第五，1977～1988年，人口控制政策的波动，主要导源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紧缩和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急躁。激进的计划指标——那种力图在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的主张，那种在农村严格实施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并强迫命令的做法，势必会遭受到民间的"不合作"，所以1984之后对政策的适当调整是极其正确的。

第六，1989年之后生育率的稳定下降，是国家计生委准确理解和贯彻国家人口控制政策的结果。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一对夫妇一个孩"，而应被全面地理解为多元化的"晚、稀、少".事实上，在拥有绝对多数人口的农村，中国政府长期的政策措施，是鼓励生一个孩子基础上的"晚、稀、少".在1980年修改了原《婚姻法》之后，甚至于"晚"也变得松动了许多。但在21世纪之后，中央政府强调的"稳定低生育水平"，却被实际执行为"继续降低生育率"，这是应该迫切注意的问题。

现在，我们必须在人口转变的某一具体时点，改革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重构为和谐社会建设所需要的人口政策，切不可因循守旧。如果说20世纪中国人口政策的重点是总量控制的话，那么，在21世纪初期，则要将战略重点转移到结构调整上来。而当务之急，则应是探索人口政策转变的时点。要吸取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儒家文化圈已经出现的生育刺激不力的教训。我们要明白：在控制人口增长的时候，国家之手是有力的；但在社会转型完成之后，在刺激生育方面，国家之手可能失灵。

中国人口控制政策50多年来的经验是：

人口控制范文篇4

一、对旅游区流动人口与其高危行为相关性的初步认知

AIDS从20世纪80年代初诊断第一例病人至今，以其特有的传播速度在全球各国迅猛传播和流行，现在累计HIV感染者已超过3430万人以上，成为了人们谈虎色变的话题与疾病。中国于1985年报道检查出第一例外籍艾滋病人以来，到2000年12月底，全国除台湾和港、澳特区外累计HIV感染者已有22517例、AIDS病人880例（已死亡446例）（注：据全国艾滋病防治办有关资料。）。说明国内外艾滋病防治工作任重道远。

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区流动人口增多，或多或少伴随着一些色情服务和高危行为。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以色情旅游作为旅游吸引物。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Graburn曾对色情旅游(SexTourism)下过定义：以追求商业性的性关系为主要动机的旅游。它是在明确界定时间和地点为性服务支付金钱或物品的商业交易[2]。Gay宣称约有70～80%的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西欧国家去亚洲旅游的男性游客唯一的追求就是性娱乐[3]。Naibavu和Schutz指出每年有近10万来自菲律宾、韩国、泰国及台湾妇女前往日本从事日本的色情业。至于旅游业与色情服务有无联系，根据东南亚及非洲的某些国家的研究表明，这种关系并不明显。如巴厘的妓院其顾客绝大部份是巴厘本地或其它地方的印度尼西亚人。针对外国游客的色情服务主要发生在海滩或采用包身的方式。色情与旅游本身并无太大联系，这种结论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也得到了印证。但在泰国、加勒比海地区却把色情作为一种吸引物来推销，一些西方人曾一度称泰国是“男人的天堂”，一些日本、我国台湾及香港特区的旅游者去泰国度假是作性旅游。马来西亚色情旅游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日本游客的数量攀升有关。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美就把东南亚国家促销成“东方情调”、“南海浪漫风情”、“失去的天堂”[2]。随着改革开放、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以及某些经营管理者把色情当作一种吸引物资源，有着色情服务能增加收入和就业的错误观念。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一些社会恶习有所回潮，如、等有所抬头，并经屡次“扫黄打非”活动，仍然是屡禁不止。在一些旅游发达区流动人口增多，一些来自贫困地区、城市无业的青年妇女进入到色情服务行业，甚至转向取得经济收入，少数旅游者为寻求刺激、放纵自我等在旅游区，或寻找“妓男”等，从而使旅游区流动人口中的部份人群有高危行为，并进而导致STD、HIV/ADIS传播等严重社会后果。

在STD、HIV、AIDS流行蔓延过程中，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是造成感染的三大途径。其中，性传播的问题是其中主要的一个方面。旅游区流动人口的不洁、不律的性行为是其组成部份。说明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与STD、HIV/AIDS传播有重要的关系。

二、对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危害性的认知

色情旅游发达的国家多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而政府十分强调经济发展，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放到第一优先地位，而较少考虑其社会代价。这些国家无疑把发展色情旅游作为经济发展手段，作为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手段，这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想传播到第三世界的结果。斐济就是典型案例。Naibavu和Schutz指出：色情是完全地方化的产业，它能给没有技术而又没有任何其它合适工作的妇女创造就业机会，它不需要任何外国投资，能带来大量外汇，且没有一点经济损失[2]。在泰国，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泰国各旅游城市、度假区的酒吧、按摩院、歌舞厅等不断增加，其中不少地方就是通过色情招徕顾客。据不完全统计，光曼谷一地就拥有350多间酒吧、130多家按摩院、100多家歌舞厅，贩卖色相的妇女达10万人，全国约50万人。如闻名世界的“人妖”，在歌舞表演之后，一些人还要从事“第二职业”，按摩院中有健康者，亦有许多特殊的浴客，甚至在当地报刊刊登的广告也公然特意标明该浴室拥有多少“佳丽”，随时提供额外的“特殊服务”[4]，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泰国旅游业和经济发展。

虽然色情旅游或色情服务在短期内扩大了旅游流量，经济收入有了一定提高。但却忽视了社会成本、旅游目的地形象等，忽视了性别与社会等级问题，造成伦理道德的丧失、性病和艾滋病流行、种族关系的冲突、社会犯罪、家庭破裂等众多严重问题。文明人羞于去此地旅游，家人也不允许亲人去这些地方旅游，一旦疾病流行，风景再美也无人敢于问津，对旅游目的地造成恶劣影响。色情旅游或色情服务无疑是饮鸩止渴，与死亡共眠。泰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旅游业衰退与此息息相关。泰国四分之一的妓女吸毒，77%的吸毒者共享针头，使色情、吸毒与STD、HIV、AIDS流行相伴生。据报道，泰国总人口5600万，仅6～16岁的儿童就有25万，其中84%有性病，28%血清检查呈阳性。在泰国有40万血清为阳性者，这意味着约有几百万人要为此而死，相当于损失国民生产总值的10～20%。近年来泰国竭力主张改变旅游形象，发展家庭旅游，重新修改旅游发展目标，放慢发展速度，提出“开展有尊严的旅游，而不是美元与性的旅游”的口号[2]。说明国外清楚地认识到，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所带来的社会代价以及STD、HIV/AIDS传播等危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向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对“黄”总是严厉打击的，每年都要开展多次打黄，但一些地方管理干部、经营管理者违反国家法规，或明或暗在包庇、纵容色情业的发展，不明白其中的危害之大。必须猛喝一声：醒来吧，别与狼共舞。

三、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的控制与管理

旅游发展导致了旅游区中大量流动人口的发生与迁移，这些流动人口良莠参差，有部份会发生高危行为。正是有这些少数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导致性病、HIV感染和AIDS传播，且有加速传播的趋势，造成严重的社会恶果，应引起有关人士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和有关部门的控制管理。为此，特提出以下几个方面供有关部门和人士参考：

（一）加强研究，构建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HIV/AIDS关联性的分析研究模式。

旅游区流动人口迁移及其行为是—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行为及其现象。关于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与HIV/AIDS传播关联性分析研究模式，可以选择社会控制理论、社会隔离理论、社会地理网络理论、行为地理理论、管理科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卫生保健理论等作为理论框架和指导，在宏观分析研究市场转移、旅游业发展、劳动力临时迁移、旅游者行为活动规律等基础上，构建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HIV/AIDS关联性的分析研究模式，其分析研究模式构建如下图，今后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

附图

（二）提高认识，加强经营者、管理者观念转变，并强化其自觉抵制行为。

前已述及，虽然旅游区流动人口中某些高危行为能为经营管理者和地方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这种效益是短期的，是以长期的社会成本、旅游目的地形象损伤等为代价的，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政方针相悖的，支持、经营色情业是违法的。因此，要加强旅游区经营管理者和某些地方干部的法制教育和政策教育，加强卫生保健教育，使其意识到支持旅游区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会造成包括STD、HIV/AIDS传播在内的人类社会危害，是对人类身心健康的犯罪，同时也是违背社会主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犯罪，支持、经营色情业是违法的，会受到道德法庭和真正法庭的审判，使其转变观念，能站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人性道德的高度，从思想观念上清晰其危害性，自觉地采取抵制、主动控制旅游区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控制和遏制包括STD、HIV/AIDS传播在内的疾病流行，净化旅游区环境氛围，使地方旅游业能健康、持续地发展。

（三）加强调研和管理，明晰旅游区流动人口状况和高危行为特征。

旅游区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地方工商管理、地方卫生部门、地方行业协会及有关群众性组织、经营管理者等，应加强对旅游区流动人口的调查研究和管理，清楚地知道旅游区流动人口数量、分布地点、从事职业、社会背景、经济状况、人口学特征、心理特征、身体状况、社会行为状况、迁移动态等，以便心中有数，实行有效管理。在一些“灾情”较重或流动人口较多的旅游区，甚至可在美国研究所在其国家AIDS研究项目中所使用的高危行为评估问卷(RBA)的基础上，根据本旅游区的实际和特点修改、完善个人问卷等，进行一些问卷调查，以了解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发生的特征与规律，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有效的管理措施，做到有的放矢，更好地杜绝旅游区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遏制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所带来的STD、HIV/AIDS的传播。

（四）加强关心和教育，使旅游区流动人口自觉杜绝高危行为，促进其身心健康。

旅游区流动人口同其他地区流动人口一样，旅游区流动人口（除旅游者以外），大多经济收入不稳定或经济贫困、情感孤独、与主流社会隔离等，会导致部分流动人口转向以取得经济收入(Lveeks,1998)，远离家庭和主流社会，逃辟孤独窘境又会导致部分流动人口、寻找姘妇姘夫以慰藉自我，从而导致流动人口中的少数人群产生高危行为。有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发生高危行为者是外来农民、城镇无业人员、私营个体业主、营销人员、外来或合资企业、国有或集体或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者，部分演艺人员等[5]。因而当地社区应多从组织有益活动、联谊活动、文体活动等，丰富外来流动从业人员的生活，多关心其生活，努力改善其生活条件，创造较佳的生活氛围。同时，利用一些机会，如每年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日、周活动等，加强对旅游区流动人口卫生与健康、艾滋病的危害、预防措施、艾滋病流行病学特征、艾滋病防治等的教育，使流动人口增加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以减少SID、HIV的感染与AIDS传播。使其外部生活环境和内心世界厌恶高危行为，从而避免STD、HIV/AIDS的传播，形成文明、健康的旅游区。

（五）加强政府职能，加强“扫黄打非”力度，遏制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

在AIDS发展成为问题之前，AIDS曾是公共卫生问题。明智的公共卫生工作者意识到，只有当社会和经济环境赞同然后支持行为的改变，才能最容易改变个体行为。反对高危行为主要依靠对总体人群进行干预，而不仅仅是对个人。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在相当的范围内实施这些干预，从而带来公共卫生方面的变化[6]。政府应组织有关人员研究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HIV/AIDS传播的关系模式，在研究基础上，会同相关学者、旅游部门、公安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等，着手制定诸如旅游区从业人员管理政策、行为规范等管理政策体系，并予以实施。在一些必要方面，加大经费投入，如旅游区流动人口的研究、流动人口的管理、相关知识的普及及宣传教育等，使防治STD、HIV/AIDS传播的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有所提高。尽管我国对“黄、赌”向来打击是严厉的，每年开展多次扫黄，但经常是黄色现象时隐时现，看来对扫黄工作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以更严厉的法律形式打击这一丑恶社会现象。政、法相结合，增加遏制力度，尤其是严惩某些从地方利益出发或明或暗地保护一些高危行为的企业管理者或地方官员，严格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规，真正杜绝加速STD、HIV/AIDS传播的流动人口高危行为，还我旅游区以“清白”、“纯洁”。

流动人口管理是我国人口管理中的一大难题，流动人口的某些行为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旅游区的流动人口管理同样是难题。旅游区流动人口的一些高危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STD、HIV/AIDS的传播范围与速度，对此问题一向研究较少。笔者认为，有关方面应该予以关注和重视，加强该方面的研究以及控制管理。这也是把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柱产业建设应予以解决的问题之一，以确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成就和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02-03-26

【参考文献】

[1]骆华松，敬凯.流动人口与HIV/AIDS扩散——以云南省为例[J].人文地理，2000,(3).76-78.

[2]邹统钎.旅游开发与规划[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3:214-21;217;216;220.

[3]Hall,C.Michael.Sex;tourisminSouth-eastAsia,Tourism＆.LessDevelopedCountries,editedbyDavidHarrisonBelhaven

Halsted,1992.

[4]李溢.世界热带亚热带海岛海滨旅游开发研究[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7.2219-220.

人口控制范文篇5

[关键词]非典型肺炎流动人口社会控制社会事件

尽管威胁全人类的SARS还有太多的谜等待解答，但是，“流动人口”在“传染性”疾病其中作为一个因素却格外地引人注目，尤其是各地政府均称其SARS病例系“输入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各级政府目前所采取的相关政策主要是围绕流动人口进行的：病员及危险人群的隔离、密切接触者的追踪、“五一”长假的取消、公共场所及交通工具的消毒、外来人口的登记、旅游、会议及公共集会的限制……。虽然表现形式各异，其中心则始终围绕流动人口的控制这一焦点问题，这也许是对于SARS这样“病因不明、传播途径不明、易感人群不明”的急性传染病的最有效的办法。本文旨在针对SARS这一社会事件中流动人口的有关问题作社会学层面的考察，并通过考察，本文试图对于当前有关抗御SARS政策何以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进行解释。

一、社会控制角度的流动人口分类

为服务于SARS研究这一特定目的，我们可以将流动人口作如下分类：

1、假期返乡、旅游的师生

这主要是指高校学生，也包括刚工作不久的年轻的教师。他们习惯于在寒暑假和“五一”、“十一”这样的长假（一般为七天左右）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走访亲友，同时可能也有减少财务支出（主要是寒暑假）的考虑。在经济状况普遍好转的今天，这一人群往往还利用假期进行旅游或参加学校组织的“三下乡”等集体活动。到2002年，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超过1600万人，仅北京一地就有67万人。这一人群的流动时机、范围等对于SARS的传播的影响不可低估。

2、旅游人群

随着经济的发展、休假制度的改革，国内旅游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旅游业成为一个迅速成长的行业。SARS给无疑给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对北京20家四星级以上的星级宾馆进行的调查表明，4月份以来，这些宾馆的入住率较2002年同期下降了30%，其中，6家以商务客人为主的五星级宾馆的入住率较去2002同期下降了50%。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航空业、餐饮业、旅游景点蒙受的损失。有专家估计，SARS对2003年中国旅游业造成的直接损失大约是1400亿、加上间接影响，总数是2100亿。一份关于SARS对广东省相关行业的影响的统计分析报告有助于更具体地看到这种影响的程度：

（二）旅行社退团情况严重，游客明显减少

春节前及春节“黄金周”期间,我省部分地区发生的非典型肺炎对旅游业基本没有造成影响。但2月中下旬以后，周边国家、地区也相继发生疫情，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加上媒体的报道，社会的传播，对我省旅游业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1、入境国际游客减少。3月份经广东口岸入境的游客740.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3.1%。

2、全省旅游住宿设施接待过夜游客同比逐月下降。一季度宾馆（酒店）接待过夜游客1930.16万人次，同比下降0.4%。其中1月份接待614.83万人次，增长6.2%；2月份接待635.37万人次，增长3.5%；3月份接待648.2万人次，下降13.0%，当中宾馆（酒店）接待的国际游客91.4万人次，同比下降14.4%。

3、旅行社退团情况严重。一季度全省旅行社接待国际游客66.55万人次，同比下降11.5%，其中3月份当月下降46.5%。根据省旅游局统计，2月8日-4月4日全省旅行社退团3644个、10.13万人次。其中入境游退团2879个、8.55万人次；出境游退团765个、1.59万人次，出境游退团以前往港澳、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新马泰等国家和地区居多。

4、各市接待过夜国际游客大幅下降。一季度韶关、河源、梅州、惠州、中山、江门、佛山、茂名、揭阳等市接待过夜国际游客出现下降,

尤其是3月份，各市接待国际游客大幅下滑，其中广州、深圳、韶关、河源、梅州、惠州、中山、江门、佛山、湛江、茂名、揭阳等市降幅均超过15%。3月份，广州、深圳的宾馆酒点退房现象明显增多，预订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约15—20%。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旅游事业无论是人数和收入均处于快速增长阶段。2002年全年国内旅游人数8778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2%；国内旅游收入3878亿元，增长10.1%。全年境外入境人数9791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0%。其中，外国人1344万人次，增长19.7%；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8447万人次，增长8.6%。在入境旅游者中，过夜人数3680万人次，增长11%。国际旅游外汇收入20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6%。全年国内出境人数达166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36.8%，其中因私出境1006万人次，增长44.9%，占出境人数的60.6%。据报道，短短一周时间，江苏中旅、江苏海外、苏州国旅、苏州中旅、常州国旅、无锡海外、无锡中旅等骨干旅行社共退团近2000个。全省800多家旅行社由于暂停接团和组团业务，短时间内经劝阻和清退已减少组团和接团超过15万人次，其中海外旅游者超过6万人次，蒙受了空前的经济损失。去年江苏接待国内旅游者1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830.2亿元。业内人士评估，按照今年公布的江苏旅游统计公报粗略估算，今年“五·一”减少的9万国内游客将直接导致国内游少收入近7500万元。在此背景下，如果SARS的流行持续下去，其影响将非常严重。

3、返乡民工

进城务工的农民返乡的原因包括：春节团圆、农忙、婚丧、生病回家休养、转换工作地点回家等待、回避其他风险（如SARS）。民工的数据相差较大，有人认为民工状况是“1．2亿农民工，八成是青年”。

4、商务及公私务旅行

虽然现代信息技术足以支持不见面的沟通及谈判，但绝大部分的交易尤其是重要的交易仍然是面对面的沟通促成的，商务旅行仍然是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议等公务旅行也是重要流动人口组成；私人事务也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群。SARS事件后有报道说：“对48总部在美国、日本、欧洲的跨国公司的电话访问发现，这些公司已明令禁止其员工到中国旅行……对北京50家企业的调查表明，这些公司中已有36家采取措施减少国内商务旅行。而在这36家中，仅过去的半个月，取消的旅行人次就达预定计划的46%。对160位北京居民的访问表明，这些居民中，已有72%通过取消旅行计划、减少购物或聚会活动，以应对非典。”

从控制的难易程度的角度来看，可以将上述流动人口分为易于控制的和不易控制的人群。

1、易于控制的人群

这一人群包括假期返乡、旅游的师生。这一人群纳入流动人口具有强烈的时间特性。因此通过控制相关时间因素即可调控这一人群。在刚刚过去的“五一”期间，部分高校按正常星期顺序作息，“五一”法定假日暂不确定调休时间，由于要正常上课，所有师生无法外出；还有些学校虽然“五一”三天法定假期照常休息（5月1日至3日），但5月4日补课，使得长假不长，路途较远的师生无法回乡，再配合其他规定如离校者必须履行请假、登记手续，返校后要接受检查甚至是隔离，加上班主任等人员的劝阻，有效地限制了这一人群的流动。

即将到来的暑假与“五一”长假具有质的差别，如果在今后两个月内SARS仍然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如何控制这一人群将是教育行政部门所从未经历过的“非典型事件”，各级教育机构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早制定预案供中央政府决策参考。

旅游人群也是易于控制的：一方面通过取消长假及疫情的公开、公布制度使得原有旅游意愿者取消了计划，另一方面由于有关政府禁止组团到外省旅游、劝阻外地旅游团到本地旅游，旅游人群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方面的工作也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社会控制的力度和深度仍然是强大、有效的。

公务旅行应当是最易控制的，取消或减少会议对于公务旅行的作用是直接的和决定性的。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但是其作用却是不言自明的。

2、不易控制的流动人群

虽然疫情公开、公布制度得到了较好的执行，这将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商务旅行和私人事务旅行的安排，但是政府并没有能力、也不应该对此作出直接的干预。

最不易控制的人群就是进城务工人员，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农民工”或“民工”。这一人群与其他人群相比，社会化、组织化程度最低，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组织化。这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1）离开家乡的无组织化。虽然很多劳动力输出地的地方政府试图对农民离开家乡的行为进行规范，但成功的案例极少，持久的有组织的劳动力输出案例则更少，以“规范”为名收取费用的情形更为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输出地政府缺乏对该地输出民工的管理能力。农民外出务工虽然从微观层面考察一般有亲友老乡引见，但在宏观方面仍然是“盲目流动”的性质，尽管由于政策和道德的因素，媒体不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盲流”指称他们。一旦离开了家乡，引见人对他们的约束力在范围和力度上也是极其有限的。

（2）寻找工作的无组织化。城乡二元结构近年来虽然在经济、伦理等层面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但它毕竟是特定时代具有合理性的制度，更重要的，它仍然是合法的制度。因此，在劳动市场的准入问题上，仍然有城乡之别（“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区别）、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区别等樊蓠的存在。农民工实际上寻找和填补就业“空罅”。虽然很多的地方政府要求规范农民工的使用（如打击“劳动力黑市”、行业准入等），但其本意仍然在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并客观上加大了农民工寻找工作的成本。因此，农民工实际就业地的政府无法了解农民就业的真实情况，也无法为其提供行政的和法律的保障。每年春节前夕充斥媒体的农民工权益受损害甚至甚至以死抗争的报道正是反映了这一社会事实。

（3）再流动的无组织化。农民工在城市从无用手投票的机会，但是他们“用脚投票”的权利却是谁也无法剥夺的！他们因为一无所有，因而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成了最自由的人。其他人群往往因为职称、工龄、福利、职务等原因考虑是否离开原单位时而再三犹豫，农民工可能因为与老板一言不合而拂袖而去，因为他一无所有，因而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地“制裁”他！因此农民工随时处于可能再流动的状态。对于这一人群除非进行人身强制（这需要有合法的原因，且不可能大规模使用，甚至是违法的时候，中国历来有“法不责众”的传统），事实上政府和社会由于对于农民工未承担任何责任因而无法控制其再流动的步伐。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农民工缺乏其利益代表机制，虽然各种企业组织均应当设立工会组织，但是实践中工会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外于失范状态，农民工一旦遇到其利益受侵害往往无法得到工会的帮助，而是通过向媒体投诉或是“爬塔吊”等极端方式吸引媒体注意力来获得解决。因此遇到SARS这类突发事件时，对农民工就缺乏动员和组织机制。

二、政策及评价

当前各级政府所公布和采取的有关流动人口控制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交通工具管制

首先是对交通工具上乘客的防治管理。上海交通部门为了防治SARS，飞机上起用“红外线快速测温仪”，旅客乘坐上海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机上也要测体温，公交地铁出租车亮出“消毒标签”，列车上配备专业卫生人员。

由于北京市市长孟学龙、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因防治SARS失职而丢官，为确保疫情不在本地扩散或是得到有效控制，各地官员努力确保本地平安而采取了一些本位主义的做法，交通部的一份文件称：“近期我部陆续接到北京、广东、山西等地交通部门的报告，反映部分地区地方人民政府以防止疫情扩散为由单方面停开进出发生疫情的省际客运班线，并对进出这些省（市）的货运车辆进行限制。”该文件要求：“五、对所有的客运班线实行旅客和司乘人员登记制度。登记的主要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址或工作单位、联系电话等，旅客凭登记表购票上车（船），以便追溯调查。”这一部门规章无疑是对于地方本位主义防治措施的否定，但这一规章规定的措施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操作性。我们试来分析一下客运量的发展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全国客运量1999年比1990年增加了80.22%，近年来该统计表未提供但肯定远高于1999年的13925020000人。对于如此巨大的客流量实行登记制度，其可操作性不大。某些地方要求对进出交通站点的旅客进行体温检测，虽然有“亡羊补牢”之意，但相对而言容易操作。

可能是由于以高速公路为骨干的公路网建设的迅猛发展—1992年时中国高速公路为652公里，2002年增加到2.5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仅次于美国，名列世界第二，公路客运量稳步增长（1999年是个例外），10年间公路承运量占总客运量的比重增加了7点多个百分点。也许正因为如此，各地对交通工具的管理主要是针对长途公共汽车的管制。许多地方纷纷在公路入口处设卡，“为了抗击非典通过公路交通工具侵袭鞍山，以确保鞍山地区无疫情，我市特成立了鞍山市公路入口检疫检测站，在市区、海城、台安和岫岩共32个鞍山公路入口设站检查。”

对交通工具的管理还包括消毒处理等。

对交通工具管制是直接、有效地控制人口流动的手段，一方面应当坚决反对通过停开通往疫区的路线的方法来防止疫情扩散到本地，这是典型的本位主义做法，只对本地政府负责的做法，其结果可能导致“封城”之类的恐慌或是迫使流动人口以第三地为中转站，给全国范围内的防治SARS工作增加难度和成本。随着防治工作的规范化，目前已经渐渐转变被动局面，各地措施也渐趋理性，主要表现在由原来的单纯的“严防死守”转变为同时防止疫情向外地的扩散。还表现在各地都制定旅客由外地进入本地的预案。江苏对3名从北京隔离区逃离民工的处理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于通过私家车进行流动的人口并无有效的管理办法。

2、住宿管制

住宿条件是流动人口决定是否前往或逗留某地必须考虑的问题，为了限制外地人员进入本地或缩短其逗留时间，许多城市以各种理由关闭了许多无法采取有效措施防治SARS的住宿场所，保留的一些条件相对较好的住宿场所，往往要求填写健康状况申报表、测量体温。

总体来看，由于对SARS的认识及防治办法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在事件之初某些地方的反应过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各地政府应当根据情势的变化逐步解除过度的应对措施，以防止SARS的影响由地区间的扩散向“类型”的扩散，如对疫区产品的拒绝、对外地人的不信任等。在采取必要预防措施的前提下恢复住宿场所的开放，对于确保农民工在当地不返乡、对于及早恢复正常秩序促进本地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3、外地来客及返乡人员的申报制度

许多城市都要求居民对外地来客及返乡人员必须申报并制定有惩罚措施，如扬州市的某事业单位就规定如违反该项规定，扣除津贴和奖金。为配合申报制度的实施，有些城市还公布了举报电话并承诺对举报者予以保密和奖励，这是将传统的“群众路线”与物质刺激相结合的一种举措，各地政府对这种举措具有较为成熟的操作模式。对于这种模式的操作应当加强宣传力度，否则单纯的制裁、鼓励举报会破坏人际间信任、社会资本的形成，在精神上造成长久的损害。

4、劝阻疫区人员返乡

见诸报道的第一个事例是2003年4月26日安徽省“非典防治总指挥部”《致皖籍外出务工人员的公开信》，劝阻他们在SARS流行期间返回安徽，“省非典防治工作总指挥部希望你们按照当地政府的统一安排，同时为了你们家人的健康，留在当地安心生产生活，加强预防，保重身体。要正确认识非典，了解非典，消除恐慌情绪。”并承诺和要求“午收农忙季节即将到来，为免除你们的后顾之忧，省委、省政府已作出部署，对因务工不能返乡影响农忙的，由各乡镇、村帮助解决困难。你们在外务工期间遇到问题，可与我省在当地各级各类办事处联系，他们将积极给予帮助。确有实际困难需返乡和已经返乡的人员，要积极配合交通等部门做好健康申报、登记，配合乡镇政府做好为期2周的非典健康随访。”在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动员本地单位和家庭劝阻在外人员特别是疫区人员的返回。实在无法劝阻的亦努力获得家属帮助在第一时间将有关人员隔离。

动员疫区人员在当地务工、治疗，无疑从全国总体而言是最经济和最安全的措施，实践中北京上海等地为了控制“非典”疫情，纷纷推出隔离措施并对被隔离人员作出了一项保障措施：隔离期间由所在单位按照出勤由所在单位工资照发。卫生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还发出紧急通知，对缴纳救治费用等问题作出规定，要求医院要严格执行先救治、后结算费用的规定，简化入院手续，严禁因为费用问题延误救治或推诿病人，对于违反规定的，要严肃处理。发热病人到医院就诊时，免办挂号手续，先就诊；初诊为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下称患者)后，不再由患者缴纳检查、检验等有关费用，实行记账制。普通患者补交各项费用。患者住院或留院观察时，免交住院预交金等一切费用，办理登记手续后直接留院观察或入院治疗。对于已参加医保的患者，医院应及时通知该统筹地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救治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费用，也采取记账方式，患者无需逐项缴纳各项费用。患者出院时，需向院方提供其有效证件(如身份证及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证(卡)等)复印件和联系方式，并由患者或其家属对院方提供的诊疗、住院记录与费用清单进行签字确认。

这些规定的用心无疑是好的，但其效果可能会令政策制定者大跌眼镜。这些不能奏效的原因可能包括：

1、对无职业人员和特定行业人员的不公

香港政府对于被隔离人员是给予每人每天90港币的补助，从报道中未见有区别对待的规定。按照北京市的规定，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对于“没有单位”的人由谁给予补助？

再者如律师这个行业，虽然有单位却没有“工资”，他们是否应该得到补助？

2、规定不可能得到切实全面的执行

许多企业大量使用农民工，在平常情况下尚且在年关拖欠工资，如今让这些老板突然良心发现“白养”民工，可能性如何？为什么至今尚有民工想方设法回到家乡，困难之时思乡心切固然是一种可能，但冒着感染家人的危险离开疫区，难道就没有生活费、治疗费的担忧？

3、政府不能回避责任

在如“非典”这样的疫情来临之时，为了保护社会利益接受隔离，当然是每一个相关公民的义务，履行这个义务获益的是全社会，因此他们也有权获得社会的管理者—政府—的补偿。企业在员工不上班时，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权向不上班的员工索赔，但也没有额外支付工资的义务。北京市的做法，实质上是将政府责任转嫁到企业身上，换个角度也就是在利用公权力侵害企业的财产权。作为企业主，在当前情况下一是畏惧“违反规定”的责任，二是畏惧道德的谴责，自然不太可能公开反对这种政策规定，但私下里究竟有多少人（尤其是私营业主）真正认同这种规定？

人口控制范文篇6

我国的人口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伴随着人口总量的严格控制，人口年龄结构却发生了峰谷交替的剧烈波动，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资源的配置与效益。从我国人口发展的这种态势来看，大城市平均领先于全国约25年[1,2]，且其教育资源又集中了全国的大部分，因此，对大城市的人口控制同教育资源配置的协同研究就应及早提上议事日程。过去对此问题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研究[3]，使人口控制和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协调。因此，在强调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的今天，解决人口与教育的协同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

一、我国各大城市与上海市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相似性及其相位差

上海市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等指标，长期以来在我国大城市中均属最低水平，1993年起户籍人口整体出现自然负增长(-0.8‰)，率先跨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行列，其人口年龄结构如图1所示[4,5]。

附图

图1上海市1996年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示意图

资料来源：《上海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

北京等大城市与上海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峰谷交替具有相似性，只不过在年龄或时间上有所先后，即存在相位差。例如北京波动相位差比上海滞后约5年，人口自然负增长滞后约15年，如图2、3、4所示。

附图

图2北京市1990年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附图

图3上海市1990年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附图

图4我国各大城市相对上海市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的相位差估算示意图

我国37个大城市（指市区非农业人口大于100万者）人口年龄结构相对于上海的相位差滞后0～10年不等，而出现人口自然负增长则滞后6～40年不等，如图4和表1所示*

加权平均相位差24.85注：以上数据以我国人口第四次普查及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人口发展的态势为依据近似估算得到。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各大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发展态势基本相似，但存在着相位差，上海相对于其他大城市处于领先地位。

二、上海市人口控制与教育资源配置的协同分析

上海从1993年起，抚顺和沈阳从1999年起都已发生人口自然负增长，其他30多个大城市也将紧接着相继发生类似情况，因而相应的协同不但具有紧迫性和长期性，而且更有局部性和全国整体性。因此，有关政策的研究可在上海先行试点，而后逐步推广。

1.学龄人口数的峰谷交替对教育资源配置的重大影响

上海市人口年龄结构的峰谷交替，必然导致学龄人口数的峰谷波动。1982年前后，出生人口数出现了一个小高峰，每年出生人口数一般在15～20万人，但近几年出生人口数急剧减少，1995～1999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数只有6.61万人[5,8]，形成低谷，对教育冲击极大。这样，1～3岁入托的人数和4～5岁入园的人数也就相应出现峰谷交替，因而原先适应15～20万幼托人数的教育资源严重多余。目前上海市的小学生源急剧减少，约为10万人左右，如图5所示[4]。而原有教育资源却能适应15～20万人的生源，从而也导致了严重的多余。但按照上海人口规模目标的要求，15～20年之后的生源又将逐步回复到15～20万人的等级，因此，对多余的教育资源又不该任意搁置与浪费，应予更加合理的调整和配置。

附图

图5上海市2000～2020年小学生源人数与可容纳量预测

上海市高中教育的调整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其初中毕业生人数1998年已达最高峰值21万人，从1999年开始有一个小幅回落，2001年又将回复到较高水平，如图6所示[4]。

附图

图6上海市1996～2020年初中毕业生与高中招生能力预测

上海高等教育也面临着挑战。由于80年代初上海人口生育的小高峰，大学学龄人口数的高峰期也将来到。而从上海市1993～1999年人口负增长的情况看，到2011～2017年，大学学龄人口数将急剧减少[8]，如不采取有效措施，相应的教育资源也将难以得到优化的配置。

2.外来劳动人口增长对人口整体素质提高提出的新要求

外来人口的稳步增长是影响上海人口总量的一个重要因素。1993年至1998年5年间，全市常住人口由1403万增加到1464万人，其中增加量的80%为外来人口。每年在沪务工的外来流动人口约有200万人，90%以上是中青年，其中60%～70%的人处在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之中，已成为上海事实上的居民。外来人口子女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平均每年级人数约达1.5万人，在一些外来人口聚居的区域，会给教育资源的布局带来较大的压力[4]。

三、北京等各大城市人口控制与教育资源配置的协同分析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上的相似性，北京等各大城市也会相继出现上海市目前所面临的教育资源配置的类似问题。抚顺和沈阳1999年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北京、大连、天津、长春和吉林5个大城市也将在7年之后紧接着步入负增长，形势也相当严峻；其他如哈尔滨、南京以及郑州等20多个大城市也将相继出现类似情况。同时，各大城市的资源配置又互有关联，并非完全孤立，运作得好，可以在地区上时间上互补协同，发挥更大效益；反之，相互之间会形成冲突和冲击。因此，我们应从全国整体上高度重视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

四、我国大城市教育资源配置的对策建议

1.建立“中国人口与教育资源信息管理系统”

尽快建立大城市的“人口与教育资源信息管理系统”，跟踪人口控制的现状，及时掌握学龄人口数峰谷波动的情况，探索各地生源峰谷互补的可行性，发掘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可能性，强化体制机制改革与开放的力度，提炼或制订相应的指导性政策和法规。

2.利用各种途径扩大和调剂生源

学龄人口数峰谷交替现象所导致的生源多余或缺乏已成为困扰各类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难题。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外的教育资源也可能会进入一些大城市，争夺部分生源，导致生源结构发生变化，将对教育事业形成新的机遇和挑战。各大城市可以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在时间上的相位差，充分发挥各地生源在峰谷上的互补效应，可以跨省市扩大和调剂生源。各类学校应相应地完善软件设施，强化内部管理，充分提高原有教育资源的效率和效益。

3.加大师资队伍培训和调整的力度

各类学校应利用生源在不同城市不同时期的峰谷现象，有序地加大师资队伍培训、调整和提高的力度；同时，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有责任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各类学校应针对老中青三代教师采取不同的方法，以确保教育队伍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4.强化教育资源的多元化运作——部分教育资源作为非营利性产业进行特殊运作

深化体制改革，强化教育资源多元化的运作方式，可有公办、民办、引进外资协办及混合办等多种方式，各种方式中的全部或部分教育资源都可作为非营业性产业进行特殊运作。

民办学校，在特殊运作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认清民办学校的意义。要纠正“私立学校即贵族学校”和“私立学校即私有学校”等片面观点；(2)民办学校要同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教育发展规律进行运作，成为相对独立的实体单位；(3)抓紧政府立法，大力加强民办教育的法制建设；(4)政府应为民办学校提供适当的支持、资助和监督[9,10]。

人口控制范文篇7

一、编户齐民与严密的户籍制度

编户齐民或简称编户、齐民，可以说是汉代农民的固定称谓，这形象地反映了农民与政府的法律关系，《汉书·高帝纪》云：“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师古注曰：“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汉书·梅福传》称：“孔氏子孙，不免编户。”师古注曰：“列为庶人也。”汉时庶人，亦即齐民、平民，《史记·平准书》：“齐民无盖藏”注引如淳说：“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这就告诉我们，齐民的特点就是编户，所谓编户就是登录于户籍之中，如师古言：“列次名籍也。”

户籍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源于三代，但其正式成立，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中的有关规定是首要标志。与新的授田制、兵役制相联系，商鞅赋予了户籍特殊的意义，他主张上有通名，下有田宅，“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②］这是一种面向全民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对于政府的意义，商鞅十分明了，他说：“强国知十三数：竟（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稿之数。”［③］十三数的获取，只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才能确保。治国之首在于知民数，知民数，方可有效地征之以役，税之以赋，才可富国强兵。出身刀笔文吏的萧何，深知户籍的重要性，所以刘邦入关后，诸将纷纷争取金帛财物，萧何独收秦的律令图书，使刘邦掌握了“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④］。刘邦击败项羽，统一天下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重新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汉书·高帝纪》五年夏诏：“民前或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辩告，勿笞辱。”“以文法辩告”就是要为脱籍亡人重新办理户籍登记，而不采取处罚措施。此后到东汉时代，政府一直实施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汉代户籍，称谓颇多，前引《高帝纪》即称“名数”，师古注谓“名数，谓户籍也”。此外，又称户版、名籍。《周礼·宫伯》郑众注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汉代）乡户籍谓之户版。”称户版者，自然是因书写材料的缘故。《论语·乡党》记孔子“式负版者也”，《集解》引孔安国曰：“负版，持邦国之图籍者也。”疏云：“负谓担揭也。版，谓邦国图籍也。古未有纸，凡所书画皆于版，故云版也。”《后汉书·仲长统传》注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也。”因此，脱离户籍者，便被称为“亡命”。所谓“亡命”，《后汉书·吴汉传》注云：“命，名也，谓脱名籍而逃亡。”而没有户籍的人，自然又被称为“无名数”。有时，名籍又径称为籍，《释名·释书契》即言：“籍者，籍也，籍疏人名户口故也。”《急就篇》中也有“籍受证验问年”之句。

汉代所有的农民均须著籍，这一点殆无疑义，户籍之格式目前尚未有典型的版籍出土，只能触类旁推。

以往的文献资料中，未能留下有关户籍格式的文书资料，只有一些相关的身份说明。《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引《博物志》载：“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名。”这实际上是一则告身文书，但也可以反映当时人关于身份著录的习惯，大致是以县、里、爵、姓名、年庚为懦序。如上书《扁鹊仓公列传》即有“临淄元里公乘阳庆”、“安陵阪里公乘项处”等记载。许慎子许冲在奏上《说文解字》的表中也自称“召陵岁里公乘草莽臣冲”。

在西北出土汉简中，有相当一批有关戍卒、田卒及其家属名籍的文书，此类涉及到名籍的文书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单身卒的名籍，格式如例：《居延汉简甲乙编》：

居延甲渠第廿八燧长居延始至里大夫孟宪年卅六囗囗五八·二甲

四二五图一九九

戍卒张掖郡居延当遂里公士张褒年卅一九四·一八图三一四

戍卒河东北里贾害年廿六三五·二五图五0九

田卒河南郡宛陵囗囗里公乘囗囗二一八·一三图四一八

从这些名籍我们可以看出对吏卒的登录，与上引司马迁等人的身份说明十分吻合，县、里、爵、名、年庚，依次登录，前面还缀有现任身份，这也应当是当代户籍登录的基本要素。所以，汉代的户籍又叫作“名县爵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边塞吏卒名籍对于被登录人的身高、肤色，都登录在案。如《居延汉简甲编》第38简：“河南郡荥阳桃邮里公乘庄盼，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四月癸卯。”附第37简：“长安有利里宋买年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这应当是为了严格控制，有利于脱逃后缉捕。西北地区在搜缉流亡时，以此为依据。《居延汉简甲乙编》第1590简这样记道：“马长吏即有吏卒民屯土亡者，县署郡县、名姓、年、长、物色、所衣服、赍操、初亡年月日人数白。”这与户籍登录的原则是一致的。

第二种名籍为卒家属廪名籍，是配给戍卒家属食粮的名簿。如《居延汉简甲乙编》：

妻大女君以，年廿八，用谷二石一斗六升大

执胡燧卒富风，子使女始，年十，用

谷一石六斗六升大

子未使女，年三，用谷

一石一斗六升大。

一六一·一（甲九五五）

妻大女严年十七用谷二石一斗六升大

俱起燧卒王并，子未使女，毋知年二，用

谷一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谷三石三斗三升少

二0三·一三，图一六

因为这是廪给簿，所以要登录与戍卒的亲缘关系、年龄、使役情况，以确定配给标准。

第三种名籍类簿书是记载吏卒家属成员和财产的身份书，常被人引述的有二个典型的例子，一为礼忠，一为徐宗，除登录本人身份外，还登记家属、财产等项内容，是一种比较完备的名籍文书。《居延汉简甲乙编》三七·三五简文：

小奴二人直三万

用马五匹直二万

宅一区万

侯长觻得广昌里公大婢一人二万

乘礼忠年卅牛车二两直四千

田五顷五万

轺车一乘直万

服牛二六千，凡赀直十五万又同上书二四·一B（甲一八一B）简文：

妻妻

宅一区直三千妻妻一人

三坞燧长居延西道子男一人田五十亩直五千

里公乘徐宗年五十男同产二人用牛二直五千

子女二人

女同产二人男同产二人

女同产二人

有的学者直接把礼忠、徐宗简目为汉代户籍的代表格式，这是不妥的。在尚未发现汉代户籍的可靠原件前，我们只能根据上述文献的与简牍的资料，勾勒出汉代户籍格式的大概。

户籍登录的内容与时代变迁相关联。秦至始皇十六年，方颁布“初令男子书年”的法令，以扩大征役范围，而女子尚不必书年。西汉时期，户籍称名数、县里爵名，这应是成年男子登录的主要内容。不过，在西汉初，口赋、算赋设立之前，除男子要登录年龄外，其他人恐怕是只书县名数即可。随着口赋、算赋的征收，所有成员亦均需登录年庚。后来，由于赀算的征收，对家庭资产的登录也成为户籍登录的一项内容。至武帝时代，汉代户籍制度臻于成熟，所包括内容应有以下几点：

1、户主：县、里、爵、姓名、年龄。

2、家内所有成员：与户主关系、姓名、年龄。

3、家庭财产及估价：奴婢、田宅、牲畜、生产工具。另外，妻子的籍贯似也在登记内容中，《居延汉简甲乙编》二九·一（乙二三）有这样一简：“妻大女昭武万岁里孙第卿年廿一”，一些重点掌握的人物，恐怕还要翔实地记录其身长、肤色等。二、人口控制的三大法律绳索

如上所述，汉代对农民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实行的，在户籍管理方面，又设置了三大绳索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政府手中。

1、案比。

案比是汉代的户口登记与核查，这是户籍管理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东观汉记》称：“方今八月案比之时，谓案验户口次比之也。”［⑤］《后汉书·江革传》李贤注“案比”道：“案验以比之，犹今貌阅也。”

长期以来，人们多认为汉代统一是八月案比，而且，有关案比时间的记载也的确基本上都在八月，如除上引《东观汉记》外，又有《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及三年大比”郑玄注：“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民数及其财物也。”郑众云：“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今时八月案比是也。”贾公彦疏：“汉时八月案比而造籍。”《吕氏春秋·仲秋纪》高诱注亦云：“今之八月比户，赐高车鸠杖粉粢时也。”《续汉书·礼仪志》的记载与之类似：“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bù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金石萃编》卷一八收有中平三年褒扬荡阳令张迁碑，碑文曰：“八月算民，不烦于乡。”《后汉书·皇后纪序》亦言：“汉法常因八月算人。”“案比造籍”之后，各县要将案比后的户口等项数字上报郡国，郡国在九月派上计吏上报汉政府，上计之计，指计簿，如《续汉书·礼仪志》云：“计者，计簿也。”其中，户口状况是核心内容，《后汉书·光武纪》：“遣使奉计”李贤注：“计，谓庶人名籍。”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认真浏览一下上述史料记载，可以发现：所谓“八月案比”，都是东汉一代的史料，所以，如果说东汉时代是八月案比，九月上计，则毫无问题，但若放之于西汉，则不免让人质疑。西汉时期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常被人引用的是《汉书·高帝纪》五年的记载：“八月，初为算赋。”但这里看不出案比的意思，所以如淳反以《汉仪志》“民年十五以上到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作注。查检西汉时代史料，引入注意的是西汉的上计不是仲秋八月，而是都在春间举行。下引几条史料予以证明：班固《东都赋》：“春至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春三月）还至泰山……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师古注：“计，若今之诸州计帐也。”）“（太初元年春）还受计于甘泉。”“（天汉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因受计。”《淮南子·时则》“三月官乡”，高诱注曰：“三月料民户口，故官乡也。”官有官府、官舍之意。《礼记·玉藻》“在官不俟屦”注：“官谓朝廷治事处也。”这样，“官乡”就可解释为将官府移往乡中办公。原因是三月料民户口。我们可以认为，西汉是在春间行案比之事。

汉代案比的时间西汉为春间，东汉为仲秋，案比方法概有二种：一种是集县内民众至县衙所在地，统一案验、登记，验视地点在户曹。如韦昭在《释名》中所言：“户曹，民所群聚也。”《后汉书·江革传》载：“建武末年，（江革）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

另一种方式是县衙有关官吏直接到各乡进行案比。如前述“三月官乡”当为此义；又前引张迁碑言其“八月算民，不烦于乡”，深受民众称颂，应当也是因不将民集于县廷，而是下乡案验，所以下面接着写道：“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这一种方式应当是比较普遍的形式，下乡案验，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核实人户，另一方面可以同时进行家赀估定，何乐而不为？

2．脱籍与迁徙的禁限。

脱籍者，也就是所谓无名数者。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这是汉王朝所严令禁止的。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丞相万石君“请以兴徙四十万口”，武帝不允，掾属甚至劝石庆引咎自决［⑥］。可见，流民，尤其是脱籍者对汉王朝的影响。

西汉建立后，萧何所定《九章律》就是在秦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兴、厩、户”三篇，虽其户律不存，但汉承秦制，由秦律的有关规定，可以窥见一斑。云梦秦简中有题为《傅律》者：“匿敖童及占*[原字疒里加夅]（癃）不审，曲、老赎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原字遷字去辶]（迁）之。”有《游士律》，规定出外游历必须持符；还有《法律答问》“何谓匿户”条云：“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殹（也）。”《史记·商君列传》亦云：“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从后世的《唐律疏议·户婚律》中也可反馈出汉户律的大概：“汉相萧何承秦《六篇律》，后加厩、兴、户三篇，为九章之律。迄至后周，皆名户律。北齐以婚事附之，名为户婚律。隋唐循而不改。”唐律明文规定：农民不得随意脱籍，有脱籍者，家长代过，《唐律疏议·户婚律》：“率土黔庶，皆有籍书，若一户之内，尽脱不附籍者，所由家长，合徒三年。”汉代的规定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制止农民脱籍，汉代专门设有“流民法”和“舍匿法”。“流民法”设于武帝时，《汉书·石奋传》：“惟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故为流民法，以禁重赋。”《汉书补注》引刘敝言：“此言以流民多少，课吏殿最。”汉政府设立流民法，想以此禁止地方官吏对农民的压榨、勒索，以解决人口流失问题。因此，汉代地方官的主要政绩之一便是户口增多，流民减少。

“舍匿法”又称“首匿相坐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不许容留脱籍流亡人口，“及舍匿者，论皆有法”［⑦］。梁统曾称：“武帝值中国隆盛，财力有余，征伐远方，军役数兴，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从之律，以破朋党，以征隐匿。”［⑧］这里的“豪杰犯禁”，主要就是指他们容留脱籍人口，所以武帝要以首匿之科，严惩隐匿。“知从”，据李贤注“谓见知故纵”，实际上也包括对脱籍人口的不举报。《汉书·王子侯表第三上》有这样一条记载：“元鼎五年，侯圣嗣，坐知人脱亡名数，以为保，杀人，免。”师古注曰：“脱亡名数，谓不占户籍也，以此人为庸保，而又别杀人也。”可见，使用无户籍者为庸保，本身就构成了知从之罪。

当然，汉王朝也并不是不许人口流动，只要经过批准，手续齐备，还是可以迁徙与外出周游的。但按规定，手续十分严格。如《居延汉简甲乙编》中有这样的简文：

永始五年闫月己巳朔丙子，北乡啬夫忠敢言之，义成里崔自当言为家私

市居延。谨案：自当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谒移肩水关、居延县索关，敢

言之。十五·十九

建平五年八月戊，囗囗囗囗广明啬夫宏、假佐玄敢言之：善居里男子丘

张自言与家买客田居延都亭部，取检。谨案：张等更赋皆给，当得取检，谒

移居延，如律今，敢言之。（简背面）放行五0五·三七

从以上两份简文可以看出，里中居民如要迁徙他处或外出办事，必须先到乡政府处提出申请，说明理由，并要交清更赋、无官狱徭役在身，然后再由乡啬夫拟定文书，批转加案转移所去县府或关卡。迁移者更需由移所批准更籍“放行”后，方可迁行。当然，政府特别批准的移民不在此限。

一些临时离开原籍、外出游历或从事其他活动者，也要经过批准，并办理户籍证明手续，《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曾记仓公淳于意答文王文：“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其中的“移民数”，王毓铨先生认为就是谒告乡吏取得出游的符传一类的证件［⑨］，即户籍证明，这种解释比较合理恰当。

3、什伍连坐与经济连带责任。

什伍相连，由来其久，其成熟则是在商鞅时代，《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索隐》云：“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恐变令不行，故设重禁。”商鞅的什伍连坐在秦代已贯彻于法律，如云梦秦简中即有多处有关什伍连坐的法律条文及实施原则、规定。如《傅律》中规定：如果申报年龄不属实，除对申报本人予以“赀二甲”的惩罚外，还要“伍入，户一盾，皆迁之。”

汉朝建立后，继承了这套什伍连坐制度，而且更加严密地把它与户籍管理扣在了一起，因此，徐斡在感叹乱君之政时，则把“户口漏于国版”，与“夫家脱于联伍”并提，并且认为若出现这种情况，则会“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汉王朝不仅继承了商鞅所制定的一家有罪、什伍并罚的刑罚原则，而且还追加了一系列经济连带责任的处罚，后者对农民的影响尤其巨大。

汉代的什伍组织，《盐铁论·周秦》云：“自关内以下，比地相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同。”《续汉书·百官志》说得更清楚：“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立十家，伍立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相监官。”这里，恶事的概念十分宽泛，举凡不合乎封建政府法令、规范、道德等等，都为恶事。对恶事，有刑事处罚性质的连坐，这一点与商鞅相类。如《淮南子·泰族训》言：“使民居处相司，有罪相觉，于以举奸，非不掇也。”《盐铁论·申韩》亦云：“文诛假法，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

此外，汉代的经济连带责任更是骇人听闻，其主要内容就是什伍之内，若有随意脱亡者，不管告发与不告发，其所应负担的经济义务却要由其他人户负担。这样就出现了“去者便，居者忧”的情况，形成上述“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的局面，这样，势必造成愈演愈烈的流民潮，增加“无名数”（脱籍）的数量。当脱亡人户较少时，这种经济连带责任或许能起到一点控制作用，但当流亡日多之时，这一作法只能是扬汤止沸。“流民愈多，计文不改”［⑩］所造成的后果，《盐铁论·未通》中文学们说得十分清楚：“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

两汉防不胜防的流亡人口，固然与自然灾害、横征暴敛有关，但这种什伍相连的经济连带责任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肇事者。

三、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人口对于两汉王朝的关系已昭然若揭。就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而言，政府对于农村人口的关系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初唐、中唐至明清。第一阶段可以说是注重人口本身控制的时期；第二阶段可以说是人口与土地控制并重，以人口为主；第三阶段可以说也是土地与人口并重，但以土地为主。其分界线是均田制下的租庸调与两税法。与之相应，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似乎是一种日渐宽松的进程。两汉农民还强烈地依附于政府，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中唐以后，农民有了较多的“自由”，特别是清朝的“摊丁入亩”之后，更是如此。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与这一历史发展轨迹相对应的，还有一个相悖的座标体系，这就是农民的社会地位。在农民被政府严密控制之时，正是其拥有较高社会地位之时。当然，这里的较高，只是相对于后世而言，后世农民虽然逐渐被解除了一些政府直接控制的枷锁，但较之两汉农民而言，他们也失去了一些昔日的光彩与地位，这恐怕就是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吧，我们无法象孔夫子那样一言一蔽之，只能在这纵横交错的叉港中认真求索，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注释：

①以上均参见拙文《汉代赋役制度计量研究》，载《文史哲》1994年增刊。

②《商君书·境内》。

③《商君书·去强》。

④《史记·萧相国世家》。

⑤《后汉书·安帝纪》引。

⑥⑩《汉书·石奋传》。

⑦《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人口控制范文篇8

一、对旅游区流动人口与其高危行为相关性的初步认知

AIDS从20世纪80年代初诊断第一例病人至今，以其特有的传播速度在全球各国迅猛传播和流行，现在累计HIV感染者已超过3430万人以上，成为了人们谈虎色变的话题与疾病。中国于1985年报道检查出第一例外籍艾滋病人以来，到2000年12月底，全国除台湾和港、澳特区外累计HIV感染者已有22517例、AIDS病人880例（已死亡446例）（注：据全国艾滋病防治办有关资料。）。说明国内外艾滋病防治工作任重道远。

旅游业的发展，旅游区流动人口增多，或多或少伴随着一些色情服务和高危行为。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甚至以色情旅游作为旅游吸引物。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教授Graburn曾对色情旅游(SexTourism)下过定义：以追求商业性的性关系为主要动机的旅游。它是在明确界定时间和地点为性服务支付金钱或物品的商业交易[2]。Gay宣称约有70～80%的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西欧国家去亚洲旅游的男性游客唯一的追求就是性娱乐[3]。Naibavu和Schutz指出每年有近10万来自菲律宾、韩国、泰国及台湾妇女前往日本从事日本的色情业。至于旅游业与色情服务有无联系，根据东南亚及非洲的某些国家的研究表明，这种关系并不明显。如巴厘的妓院其顾客绝大部份是巴厘本地或其它地方的印度尼西亚人。针对外国游客的色情服务主要发生在海滩或采用包身的方式。色情与旅游本身并无太大联系，这种结论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也得到了印证。但在泰国、加勒比海地区却把色情作为一种吸引物来推销，一些西方人曾一度称泰国是“男人的天堂”，一些日本、我国台湾及香港特区的旅游者去泰国度假是作性旅游。马来西亚色情旅游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与日本游客的数量攀升有关。早在17世纪和18世纪欧美就把东南亚国家促销成“东方情调”、“南海浪漫风情”、“失去的天堂”[2]。随着改革开放、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以及某些经营管理者把色情当作一种吸引物资源，有着色情服务能增加收入和就业的错误观念。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一些社会恶习有所回潮，如、等有所抬头，并经屡次“扫黄打非”活动，仍然是屡禁不止。在一些旅游发达区流动人口增多，一些来自贫困地区、城市无业的青年妇女进入到色情服务行业，甚至转向取得经济收入，少数旅游者为寻求刺激、放纵自我等在旅游区，或寻找“妓男”等，从而使旅游区流动人口中的部份人群有高危行为，并进而导致STD、HIV/ADIS传播等严重社会后果。

在STD、HIV、AIDS流行蔓延过程中，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是造成感染的三大途径。其中，性传播的问题是其中主要的一个方面。旅游区流动人口的不洁、不律的性行为是其组成部份。说明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与STD、HIV/AIDS传播有重要的关系。

二、对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危害性的认知

色情旅游发达的国家多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而政府十分强调经济发展，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放到第一优先地位，而较少考虑其社会代价。这些国家无疑把发展色情旅游作为经济发展手段，作为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手段，这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想传播到第三世界的结果。斐济就是典型案例。Naibavu和Schutz指出：色情是完全地方化的产业，它能给没有技术而又没有任何其它合适工作的妇女创造就业机会，它不需要任何外国投资，能带来大量外汇，且没有一点经济损失[2]。在泰国，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泰国各旅游城市、度假区的酒吧、按摩院、歌舞厅等不断增加，其中不少地方就是通过色情招徕顾客。据不完全统计，光曼谷一地就拥有350多间酒吧、130多家按摩院、100多家歌舞厅，贩卖色相的妇女达10万人，全国约50万人。如闻名世界的“人妖”，在歌舞表演之后，一些人还要从事“第二职业”，按摩院中有健康者，亦有许多特殊的浴客，甚至在当地报刊刊登的广告也公然特意标明该浴室拥有多少“佳丽”，随时提供额外的“特殊服务”[4]，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泰国旅游业和经济发展。

虽然色情旅游或色情服务在短期内扩大了旅游流量，经济收入有了一定提高。但却忽视了社会成本、旅游目的地形象等，忽视了性别与社会等级问题，造成伦理道德的丧失、性病和艾滋病流行、种族关系的冲突、社会犯罪、家庭破裂等众多严重问题。文明人羞于去此地旅游，家人也不允许亲人去这些地方旅游，一旦疾病流行，风景再美也无人敢于问津，对旅游目的地造成恶劣影响。色情旅游或色情服务无疑是饮鸩止渴，与死亡共眠。泰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旅游业衰退与此息息相关。泰国四分之一的妓女吸毒，77%的吸毒者共享针头，使色情、吸毒与STD、HIV、AIDS流行相伴生。据报道，泰国总人口5600万，仅6～16岁的儿童就有25万，其中84%有性病，28%血清检查呈阳性。在泰国有40万血清为阳性者，这意味着约有几百万人要为此而死，相当于损失国民生产总值的10～20%。近年来泰国竭力主张改变旅游形象，发展家庭旅游，重新修改旅游发展目标，放慢发展速度，提出“开展有尊严的旅游，而不是美元与性的旅游”的口号[2]。说明国外清楚地认识到，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所带来的社会代价以及STD、HIV/AIDS传播等危害。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向强调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对“黄”总是严厉打击的，每年都要开展多次打黄，但一些地方管理干部、经营管理者违反国家法规，或明或暗在包庇、纵容色情业的发展，不明白其中的危害之大。必须猛喝一声：醒来吧，别与狼共舞。

三、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的控制与管理

旅游发展导致了旅游区中大量流动人口的发生与迁移，这些流动人口良莠参差，有部份会发生高危行为。正是有这些少数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导致性病、HIV感染和AIDS传播，且有加速传播的趋势，造成严重的社会恶果，应引起有关人士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和有关部门的控制管理。为此，特提出以下几个方面供有关部门和人士参考：

（一）加强研究，构建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HIV/AIDS关联性的分析研究模式。

旅游区流动人口迁移及其行为是—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经济行为及其现象。关于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与HIV/AIDS传播关联性分析研究模式，可以选择社会控制理论、社会隔离理论、社会地理网络理论、行为地理理论、管理科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卫生保健理论等作为理论框架和指导，在宏观分析研究市场转移、旅游业发展、劳动力临时迁移、旅游者行为活动规律等基础上，构建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HIV/AIDS关联性的分析研究模式，其分析研究模式构建如下图，今后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

附图

（二）提高认识，加强经营者、管理者观念转变，并强化其自觉抵制行为。

前已述及，虽然旅游区流动人口中某些高危行为能为经营管理者和地方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这种效益是短期的，是以长期的社会成本、旅游目的地形象损伤等为代价的，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政方针相悖的，支持、经营色情业是违法的。因此，要加强旅游区经营管理者和某些地方干部的法制教育和政策教育，加强卫生保健教育，使其意识到支持旅游区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会造成包括STD、HIV/AIDS传播在内的人类社会危害，是对人类身心健康的犯罪，同时也是违背社会主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犯罪，支持、经营色情业是违法的，会受到道德法庭和真正法庭的审判，使其转变观念，能站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人性道德的高度，从思想观念上清晰其危害性，自觉地采取抵制、主动控制旅游区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控制和遏制包括STD、HIV/AIDS传播在内的疾病流行，净化旅游区环境氛围，使地方旅游业能健康、持续地发展。

（三）加强调研和管理，明晰旅游区流动人口状况和高危行为特征。

旅游区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地方工商管理、地方卫生部门、地方行业协会及有关群众性组织、经营管理者等，应加强对旅游区流动人口的调查研究和管理，清楚地知道旅游区流动人口数量、分布地点、从事职业、社会背景、经济状况、人口学特征、心理特征、身体状况、社会行为状况、迁移动态等，以便心中有数，实行有效管理。在一些“灾情”较重或流动人口较多的旅游区，甚至可在美国研究所在其国家AIDS研究项目中所使用的高危行为评估问卷(RBA)的基础上，根据本旅游区的实际和特点修改、完善个人问卷等，进行一些问卷调查，以了解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发生的特征与规律，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有效的管理措施，做到有的放矢，更好地杜绝旅游区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遏制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所带来的STD、HIV/AIDS的传播。

（四）加强关心和教育，使旅游区流动人口自觉杜绝高危行为，促进其身心健康。

旅游区流动人口同其他地区流动人口一样，旅游区流动人口（除旅游者以外），大多经济收入不稳定或经济贫困、情感孤独、与主流社会隔离等，会导致部分流动人口转向以取得经济收入(Lveeks,1998)，远离家庭和主流社会，逃辟孤独窘境又会导致部分流动人口、寻找姘妇姘夫以慰藉自我，从而导致流动人口中的少数人群产生高危行为。有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发生高危行为者是外来农民、城镇无业人员、私营个体业主、营销人员、外来或合资企业、国有或集体或乡镇企业承包经营者，部分演艺人员等[5]。因而当地社区应多从组织有益活动、联谊活动、文体活动等，丰富外来流动从业人员的生活，多关心其生活，努力改善其生活条件，创造较佳的生活氛围。同时，利用一些机会，如每年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日、周活动等，加强对旅游区流动人口卫生与健康、艾滋病的危害、预防措施、艾滋病流行病学特征、艾滋病防治等的教育，使流动人口增加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以减少SID、HIV的感染与AIDS传播。使其外部生活环境和内心世界厌恶高危行为，从而避免STD、HIV/AIDS的传播，形成文明、健康的旅游区。

（五）加强政府职能，加强“扫黄打非”力度，遏制流动人口的高危行为。

在AIDS发展成为问题之前，AIDS曾是公共卫生问题。明智的公共卫生工作者意识到，只有当社会和经济环境赞同然后支持行为的改变，才能最容易改变个体行为。反对高危行为主要依靠对总体人群进行干预，而不仅仅是对个人。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在相当的范围内实施这些干预，从而带来公共卫生方面的变化[6]。政府应组织有关人员研究旅游区流动人口、高危行为、HIV/AIDS传播的关系模式，在研究基础上，会同相关学者、旅游部门、公安部门、工商管理部门等，着手制定诸如旅游区从业人员管理政策、行为规范等管理政策体系，并予以实施。在一些必要方面，加大经费投入，如旅游区流动人口的研究、流动人口的管理、相关知识的普及及宣传教育等，使防治STD、HIV/AIDS传播的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有所提高。尽管我国对“黄、赌”向来打击是严厉的，每年开展多次扫黄，但经常是黄色现象时隐时现，看来对扫黄工作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以更严厉的法律形式打击这一丑恶社会现象。政、法相结合，增加遏制力度，尤其是严惩某些从地方利益出发或明或暗地保护一些高危行为的企业管理者或地方官员，严格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法规，真正杜绝加速STD、HIV/AIDS传播的流动人口高危行为，还我旅游区以“清白”、“纯洁”。

流动人口管理是我国人口管理中的一大难题，流动人口的某些行为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旅游区的流动人口管理同样是难题。旅游区流动人口的一些高危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STD、HIV/AIDS的传播范围与速度，对此问题一向研究较少。笔者认为，有关方面应该予以关注和重视，加强该方面的研究以及控制管理。这也是把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柱产业建设应予以解决的问题之一，以确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成就和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02-03-26

【参考文献】

[1]骆华松，敬凯.流动人口与HIV/AIDS扩散——以云南省为例[J].人文地理，2000,(3).76-78.

[2]邹统钎.旅游开发与规划[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3:214-21;217;216;220.

[3]Hall,C.Michael.Sex;tourisminSouth-eastAsia,Tourism＆.LessDevelopedCountries,editedbyDavidHarrisonBelhaven

Halsted,1992.

[4]李溢.世界热带亚热带海岛海滨旅游开发研究[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7.2219-220.

人口控制范文篇9

我国自1979年开始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多数地方分配调整了三次土地，大致时间是1980年、1986年和1992年，每次分配调整都是按人均分。这样分配调整的结果是，农村人口剧裂膨胀，超生现象严重，人均土地占有量大大下降，一些地方人均土地占有量下降了50％-100%。计划生育工作异常艰巨。既然生一个孩子就可多占一份土地，当然人多的家庭就能占更多的土地，人多就势大，甚至可以欺负别人。这就激励了农民生育的冲动，一家“九凤”者有之，一家“八郎”者也有之，躲着生、跑着生，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样的家庭，等孩子长大了，自然就会要求平均土地，平均财产。当然，“八郎”、“九凤”者家庭不会人均一份土地，因为有的生在第三次土地调整之后，有的因迫于国家计生政策不敢上报这么多人口，但三胎四胎者差不多都平分到了土地，若不是国家早在几年前就宣布土地承包期延长15年，而后又于2002年颁布的《土地承包法》中规定再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相信目前的农村人口生育率不会下降这么明显，人均土地占有量会更少、更少。

不少人口专家和社会学家都很清楚地指出，由于城市部门实行计划生育比较严格且有丢掉工作岗位、影响职务升迁等强约束，而农村管理相对难度大且无硬约束。多年来，我国人口一直处于逆淘汰状态。为遏制这种不良趋势，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而延长土地承包期的政策和《土地承包法》的实行对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巨大功绩不容否认！

《土地承包法》相对固化了现有农户的土地承包权，这就促使农民思考：土地作为目前生存和养老的基本保障，不会再像前些年那样多生孩子就能从少生孩子的家庭中轻易分得。要想使自己和子孙后代仍有生存和养老保障，只有自己也控制生育量，维持人口平衡，才能保持土地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这样，国家的外在强制性人口约束就内化为农户自身的自我生育约束。农民也是理性的经济人，关键在于制度如何引导。在这里，土地承包权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产权的某些性质，发挥了产权的某些力量。

由于《土地承包法》相对固化土地承包权，当然会对超生男孩多的家庭带来压力，这些人会四处活动，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如果他们的愿望得到实现，就会重复大量生育孩子的父辈历史；如果不能实现其私愿，就会设法找寻其他路径以实现生存和发展，比如，到城里打工或转包那些离开农村去城市部门工作的那些人的土地，等等。解决的办法很多。国家和社会正在着手做的许多工作，如城乡统筹发展，逐步建立农村社保制度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人口控制范文篇10

一、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及其两个关键（根本）问题

（一）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

何谓基本矛盾？基本矛盾系哲学术语，是指贯穿并支配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规定着过程本质的矛盾；非到整个过程终了之时，它是不会消失的。基本矛盾，也就是根本矛盾。基本矛盾，有时和主要矛盾是重合的。

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显然，这是进行计划生育应该弄清楚的一个基本问题。应该承认，我们以往起码没有明确地提出，更没有对它进行深刻的应有的专门研究--“人口控制（计划生育）基本矛盾”这一概念从没有明确地提出，这本身就表明对它的认识和研究的深度远远不够。

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因为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对人口数量的增长要求不一致，于是才制定生育政策限制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形成了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显然，群众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既是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又是人口控制的主要矛盾，二者是重合的。

研究人口控制基本矛盾即主要矛盾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只有认识了事物的基本矛盾、把握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抓住关键、抓住根本，而避免盲目性。

（二）两个关键（根本）问题

既然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是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政策的矛盾，这就决定或产生了人口控制的两大问题--一个关键问题，一个根本问题。

其一，生育政策是关键。因为生育政策的制定不仅是人口控制基本矛盾存在的前提，而且其宽、严程度也决定着基本矛盾的大小、强弱。正因如此，一些学者一致认为，“执行什么样的生育政策是关键”。中发（1986）13号文也强调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关键，是从实际出发，制订出经过教育，绝大多数群众能够接受的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其二，治本措施是根本。计划生育治本是相对于计划生育治标而言的。何谓治标？主要采取行政、经济等手段强制实行生育政策以降低出生率，谓之治标。何谓治本？采取以建立社会养老制度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等举措，以改变群众的生育意愿为主旨，促使群众的生育意愿贴近生育政策，进而自觉地实行生育政策，谓之治本。显然，治本就是解决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因而，治本是比治标更重要、更具根本性的措施。

即是说，所有促进群众生育意愿贴进生育政策的举措均为治本举措，但治本措施何以以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为根本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主体？

因为治本措施，意在改变群众传统的生育观念，使群众的生育意愿贴近生育政策。那么，群众传统的生育观念是什么呢？那就是早为人们所共知、熟知的“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等。其核心又是什么？是“养儿防老”。因为：既然认为只有靠儿子才能养老，所以就得传宗接代生儿子，女儿不算数，自然认为儿子越多越有福，重男轻女也就在所必然了。而建立以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就意在改变群众以“养儿防老”为核心的传统生育观念。至于对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意义，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领导者有了认识。诸如，有学者指出，“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是农民多生的基本动因”；也有领导者提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是转变群众生育观念的根本性措施”，故“必须建立和建全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社会保障机制”。

由于我国人口控制的难点在农村，农村计划生育被公认为“天下第一难“。故在一定程度上说，我国的人口控制问题主要是农村人口控制问题；我国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及其两大关键（根本）问题，也主要表现在农村。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各级领导者乃至一些学者，在部署人口控制的任务和总结人口控制的经验时，往往最常说且最先说的是--党和政府的领导是关键、是根本；党和政府的领导是关键、是根本，在所有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共性，与这里所说的人口控制基本矛盾中的两个关键（根本）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

二、农村人口控制的两大失误

反思我国农村人口控制的历史，在两个关键（根本）问题上，是十分令人遗憾的，因为二者均存在着明显的失误。

（一）生育政策之失误

1、生育政策过严

生育政策过严，最突出地表现在1980年实行的“一孩”政策上。其后，虽然多数省、市、区把“一孩”调整到“1.5孩”左右，但其严厉程度仍居世界生育政策之首。

与生育政策相关的是，男女的法定婚龄。我国婚姻法规定男22、女20岁方可结婚，均为“世界法定最低结婚年龄的最高数”。

生育政策过严的第三种表现是，为多数省、市、区所规定的“晚婚晚育”年龄。如《山东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男年满25周岁、女年满23周岁初婚的为晚婚。女年满23周岁怀孕并按计划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

我国生育政策过严，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晚婚晚育”“双卡”制。就是说，男25周岁、女23周岁的“晚婚晚育年龄”，男、女双方都必须达到。这种“双卡”制，在有女大、男小婚俗的地方危害尤大。如，山东的泰安地区就实行“双卡”，当地且有“女大三，抱金砖”的婚俗，以至到男到25岁、女已到28岁才可成婚。

其二，各省、市、区的生育政策几乎毫无例外地规定：一些初婚或再婚而未生育者，与已生育二孩及以上者结婚，即不准生育。

而且，以上诸项基本是加在一代人身上的。

纵观各国人口控制政策，以上三条或六条，均为我国所独有或最严厉；对其严厉程度，笔者称之为“世界三连冠”、“六连冠”。

2、生育政策过严的负效应已为实践所证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回顾我国人口控制的历史，生育政策过严的负效应是非常清楚的。这为“一孩”政策和“二孩”政策两个方面的实践所证实。

（1）“一孩”政策效果差

从1970-1979年，正当“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取得了生育率十年下降的成就，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6.38急剧地降至1980年的2.49，“创造了世界近代生育率下降的奇迹”之际，1980年突然而至的“一孩”政策带来不良后果：1981-1982年农村总和生育率立即回升到2.93和3.20。之后，生育政策虽有所松动，但由于调整不到位，以及生育政策不稳造成对群众心理的伤害等原因，恢复到70年代科学的人口控制轨道已不可能。至于有学者提到，“几乎耗费了近20年的代价，才出现转机，方使低生育水平得以恢复”，显然是仅就近20年后的生育水平数字而言的。而且，这种“转机”和“恢复”也并非仅是计划生育工作的成效，其中也有经济社会发展促使群众生育观念变化的因素；如果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沿着70年代“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发展，再加上经济社会发展对群众生育观念的积极促进作用，20年后肯定会出现比70年代更辉煌的“奇迹”--这是无法“恢复”的。

“一孩”生育政策何以会产生如此大的负效应，何以被“碰得鼻青脸肿”，“农民怨声载道？说起来，它违背的不过是一个常理，即欲速不达、过犹不及、物极必反，犯了似乎生育指标定得越低而人口控制效果就越好的毛病。

经过实践检验的“一孩”生育政策的不良效果，本是十分清楚的。有些人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有学者著文称：妇女生育率，“80年代似乎有较多的波动”，“至于80年代生育水平波动的根本原因，主要还是农村经济制度的变更给妇女生育率曲线打下的烙印”。这居然成为刊载该文的百余字“提要”的核心内容，该“提要”如是写道：“80年代的生育率波动原因是国内外人口学家和计划生育工作者长期纷争的问题，笔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认为80年代初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构成波动的根本原因”。不过，这显然并非该学者的真正认识。因为，在同一篇文章的稍后，他又说了这样的话：“根据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验，能够使生育率短期内波动的重要因素是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工作强度”。这话，使该学者关于“80年代生育水平波动的根本原因”的观点又回到一般学者所认为的生育政策的变动上。

“一孩”政策不仅人口控制的效果差，而且多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并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有学者对此总结道：“紧缩政策使计划生育工作的量大多了，钱花多了，效益差多了；与此同时，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也紧张多了。”

（2）“二孩”政策效果好

所谓“二孩”政策，是提倡、鼓励生一孩，允许生二孩的政策。无论从全国看，还是从进行试点的县、市看，“二孩”政策的全胜均为实践所证明。

从全国看，70年代“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就是“二孩”政策，该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是以有利于妇女生殖健康与优生的第一孩晚育、第二孩生育间隔够4年为条件”的。前文已提到“晚、稀、少”生育政策所创造的奇迹。毫无疑问，“晚、稀、少”生育政策全胜的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当时及之后，已有学者对“二孩”政策的科学性特别是对其控制人口的有效性，已作了较充分的论述。

从进行“二孩”政策试点的山西省翼城县和河北省承德市看，自80年代中期试行开始以来，即获得了节节胜利，多年来的生育率均低于周围的县、市。

对于翼城的成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给予了较充分的肯定，指出：“山西翼城从一孩政策向二孩政策的调整，说明生育政策的转变或松动不一定会出现生育率反弹，它还有利于降低多孩生育，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并得出结论：“只要工作做得好，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也可以与较严格的生育政策取得同样甚至更好的效果。”

承德市获得了同样的成功。而且，承德系一地级市，辖8县3区，农村人口近300百万，与一些小国的总人口相当。故该项试验，“相当于中观层次的试验”，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同时，承德还是一个典型的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集“山、老、少、贫”于一身的经济较落后的地区。经济落后的地区计划生育难度大，是人所共知的，这显然进一步增强了该项试验的意义。据张纯元教授等2000年的调查，承德市自1984年下半年始实行“二孩”政策以来，年年超额完成省下达的人口出生率指标，最好年份比省下达指标低7.21个千分点，最差年份也低1.86个千分点；人口出生的绝对数，最好年份比省下达指标少生23477人，最差年份也少生1095人。这“说明承德市执行农民每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的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人口过速增长在这里得到了有效的控制”，1984年下半年以来的“15年是二孩生育政策胜利的15年，是农民满意、干部好做工作的15年，也是超额完成人口控制任务的15年”。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80年代初，在“一孩”生育政策的重压下，能有翼城、承德之试验，实为难能可贵。没有学者和决策者中的精英、有识之士的“挺身而出”，是绝对办不到的。此举为国家立了大功，试验者及其支持者，实为国之功臣。对此，人们尚远没有应有认识。

还需要指出的，翼城、承德试验之成功，已不是什么“局部”、“个别”，更非是什么偶然的东西，其试验范围已够大、其试验时间已够长，加之全国性的整个七十年代“晚、稀、少”生育政策的成功之佐证，其经验已足以成为应在全国推广的成熟经验之楷模。

（二）重治标轻治本之失误

翻开我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无论是战略、策略还是各项具体政策，无论是整体规划、部署还是日常进行的各项工作，均不是以以上治本措施为主体内容的，而是把工作重心用在了治标上。这可以说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及领导者所共知、公认的历史事实。

对此，一些领导者的认识毫不含糊。如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就十分客观地说：我国“生育率已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但是，必须看到，生育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实现的，这种低生育水平很难稳定”，故而必须“改变过去仅靠行政命令抓计划生育的做法”。国家计生委2000年3月下发的学习宣传中央、国务院《决定》的提纲，也明确提到，“我国目前大多数地区的低生育率，主要是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实现的。”由多位学者参加的国家计生委《中国未来人口发展与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也比较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必须指出，我国生育率的转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国家人口控制政策的干预下实现的，具有明显的外生性特点，生育率极不稳定，低生育率反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三、现行人口控制效益评估之偏误

近年来，计算、评估人口控制的效益十分时兴，均得出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卓著”的结论--显然是与以上两项失误不协调的。一般是说：由于开展计划生育，全国（或全省）少生了多少亿（千万）人、为家庭和国家节省了多少万（千）亿元抚养费，云云。前文提到的国家计生委“课题组”，居然“运用人口--经济运行动态模型”得出：“生育率迅速下降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在13%以上”；“估计人均GDP增长中有26-34%是由于生育率迅速下降作出的贡献”；“生育率迅速下降对实际固定资产存量的贡献达到15-22%”；“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中有13-24%是生育率下降作出的贡献”；“在实际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至少有25-40%是生育率迅速下降的贡献，这个比例甚至可能高达50%”；等等。

略加分析，就会发现，如此计算、评估，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偏误。

（一）对比对象之偏误

现行人口控制效益评估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一致的，那就是：用实行计划生育的效果，与假如不实行计划生育的效果进行比较。这种方法有无道理呢？如果这种方法用在认为“人口越多越好”的20世纪50年代，则是妥当的。因为，当时存在着赞成和反对计划生育的两种观点，进行实行计划生育与不实行计划生育的效果对比，就有针对性，自然有意义。而进入8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计划生育已得到全党全民的一致赞成，并成为国策，在是否实行计划生育上已没有分歧；所不同的是，在计划生育的方法上，在计划生育的战略策略上，怎样做才更有效却很有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意义的计算、评估则是采取什么样的生育政策、什么样的解决人口控制基本矛盾的举措更有效的对比，亦即在都实行计划生育的这个前提或共有的“平台”上，进行不同做法的效益对比。

如果用后者的对比方法计算、评估，就会得出科学的有意义的结论：“一孩”政策及其略宽松一点的“1.5孩”政策，无论在人力、财力的花费上，也无论是对党和政府及广大干部形象的损害上，还是对广大群众身心的伤害上，抑或是由此造成的其他直接、间接的经济社会损失上，都是巨大的。其计划生育的效果、效益呢？当然也有，不过，笔者的最高评价是“事倍功半”。如果以当初的“二孩”政策以一贯之，就会收到与前者的巨大损失和损害相反的效果，而且，加之80年代后我国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和政策稳定等所产生的诸多正效应，其综合效益之高，必然是又一个世界级的“奇迹”；对此，尚无人给予较充分地评估。笔者用“事半功倍”评之，也不过是最低评价而已。

（二）用“人口”决定论取代“人口”、“人手”统一论

这里所说的“人口”和“人手”，是说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统一。这是一个早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初期就已辩明的道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口”、“人手”统一论的思想，不但适用于一般的人口和经济社会状况下，即使在马克思所说的“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状态下也是适用的。

有专家指出：“对任何国家来说，人口都是其最重要的经济财富”，“由于新增人口会增加知识的总量，所以人口越多，可以利用的知识总量也就越多”。笔者并不完全赞成该专家的观点，因为他只说对了一半，不过是早已被我们批判过的我国五十年代的“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人手”论。同样，“人口”论也是偏面的。而现行人口控制效益的评估者，无一不陷入偏面的“人口”论。在偏面的“人口”论指导下，计算、评估人口控制效益，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多出生人口，就增大了分母，就减少了人均水平，就增加了上文提到的抚养费等一系列的“人口”所应有的消费及其他负效应；而作为“人手”的作用，全然没有了。对此，已有学者指出：回顾“一胎化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在理论上是反对“人口决定论”的，但在实践中还是不幸地陷入了这样的误区。

四、对策

以往人口控制对基本矛盾的忽略及其两大关键（根本）问题上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是无可挽回的。不过，在认清基本矛盾和两大失误之后，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新的对策，扭转失误，使今后的人口控制走上科学的道路。

今后的对策，从整体和全局角度讲，主要有三：

（一）生育政策要在稳定的基础上向“只松不紧”的方向微调

也许人们要向：既然笔者认为“二孩”政策已大获全胜，何以不直接用“二孩”政策取代现行政策，却要在现行生育政策“稳定的基础上”“微调”呢？因为，笔者认为、人们也公认、实践也证明，生育政策的变动特别是多变会对计划生育造成不利的影响，这正是80年代实行“一孩”政策以来留下的“后遗症”。对此，我们不能不有所顾忌，不得不通过“微调”，缓步化解之。

何谓向“只松不紧”的方向微调？就是：现行的生育政策，只向越来越宽松的方向调整，而不作任何收紧的调整。“松”到什么程度为止呢？“松”到“二孩”政策，即真正地提倡和鼓励一孩、允许二孩。如何“微调”？即生育政策一小步一小步地放松，比如，可先还被剥夺生育权者的生育权--这一点，新出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已经提到了，再去掉“晚婚晚育”特别是附加其上的“双卡”，之后再允许独生子与非独生女结婚可生二孩，再允许双女户之女结婚可生二孩……

（二）实行标本兼治的战略转变

既然治本就是解决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而且认清了以往重治标轻治本的失误，故而实行标本兼治的战略转变，就顺理成章了。

计划生育实行战略转变，可以说是计划生育部门多年来的愿望。如，多年来提出的要实现计划生育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就是这一愿望的体现。然而，由于没有把握人口控制的基本矛盾及其两大关键（根本）问题，特别是对治本没有应有的认识，所以实现“两个转变”的愿望基本没有实现。正因如此，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2000年初还不无忧虑地指出：“现在看来，我们计划生育部门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客观规律的把握还很欠缺，对重大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是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思路亟待加强。”这里所提出的标本兼治的思想，正是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提出的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对策和思路，将使计划生育“两个转变”成为现实。

至于治本的可行性，包括治本的资金来源及其巨大效益，笔者已在有关文章中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实践经验看，前文提到的承德经验，不仅是“二孩”政策的成功，而且进行了“治本”的探索。早在1993年，张纯元教授在总结“承德地区治理人口的基本经验”时，实际上就提到该地区主要采取的6项治本措施：其一，对终身只要一孩和双女结扎户的夫妇实行养老保险；其二，对独生子女户和双女结扎户在宅基地、口粮田、荒山、果园分配，以及提供低息贷款、分配紧俏农用物质、农用周转金、发放社会救济款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其三，帮助终身只要一孩和双女结扎户发家致富，使他们尽可能先富起来；其四，实行有利于计划生育的扶贫政策；其五，鼓励招婿上门和女儿、女婿养老；其六，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服务保障体系。

以上6项的第一项，在治本措施中占有“根本之根本”的地位。该条在承德的实行已表现出成效。该地区对“只要一孩夫妇的投保金600元全部由公家承担，双女结扎户夫妇投保金由国家、集体、个人分担。”其结果是，“用二胎生育证换取养老保险证的夫妇太多，由于投保资金筹措方面的困难，不得不控制独生子女光荣证的发放。”试想，如果当时有“治本”的大环境，各级政府在资金投入上把治本放到计划生育国策的应有位置，该地区计划生育所取得的成效还会更大。

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已有了重视治本的可喜迹象：继中央、国务院在《决定》中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建立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社会保障制度”，以“解除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之后，新出台的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又进而专章规定了“奖励和社会保障”。广东、山东等省、市、区，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建立有利于计划生育的社会养老制度等行动。这是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三）人口学要有自己的话语权

此题系由“人口学要坚守自己的话语权”改动而来。把它放在“对策”之中，绝非风、马、牛。

前文论述到我国人口控制的两大失误。显然，这种失误，不仅表现在工作上，也表现在理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