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十篇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篇1

知识经济时代,最宝贵的资源是人,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型人才,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历史教育,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但是,仍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历史教育囿于课堂的狭小圈子,相对封闭;师生关系是单向地、直线地发生关系,学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充分发挥,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未得到全面的贯彻。这些都制约着历史教育功能的发挥,束缚着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

青岛市作为沿海发达地区,历史教育改革突破口和着力点应该放在何处?这是我们一直在苦苦思索,认真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历史教育改革首先应该着力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能力,以提升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主动性为目标,构建符合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历史“学习共同体”,使师生双方良性互动,教师努力充当学生研究性学习的促进者、帮助者和欣赏者。学生研究性学习,对历史学科而言,有其特殊的难度。历史过去性的特点,使得历史不能像其他学科知识那样复原与复制。历史由远及近的发展规律与学生由近及远的认识规律相悖,学生学习历史,远不及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那样可以依靠解题获得成功的自信.从而树立持之以恒钻研的兴趣。这些都使得学生对历史学科的兴趣受到负面影响。只有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人手,才能真正使历史研究性学习提上议事日程。为此,我们几经论证,开始尝试以学生最喜闻乐见的乡土历史选修课作为开展历史研究性学习的突破口。我们除在课内专门开设乡土历史选修课外,还开辟社会教育领域,让学生自己动手,亲身实践。学生到社会上搜集乡土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和处理,于是,档案这种一直不为中学历史教学所重视的特殊的历史资料便显得格外重要。在学习中,学生走进档案馆,翻阅那一卷卷泛黄的档案,掌握了基本的搜集历史资料和分析处理其中有效信息的方法,进而促进历史研究性学习的开展。

档案是历史的特殊载体,它与学生课堂上接触的教材等历史载体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未加雕凿”。加工前的历史载体显然要比加工后的历史载体更容易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促使其产生无穷的探究欲望。没有主体探究欲望的研究性学习是流于形式的研究性学习,是不会产生持续的、长久的学习效益的。我们的做法是,让学生在对加工后的历史载体(教材)学习的基础上,提出与乡土历史相关的课题,然后到档案馆中去探究未经加工的历史(档案)。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独立思考和集体讨论,提炼出符合历史本相的有效信息。这样,不仅可以使学生对教材相关内容的学习得到深化与活化,而且可以在动手与动脑相结合的研究性学习中,潜移默化地培养终生受益的历史研究方法与历史思维能力。

近年来,青岛市一些学校以利用档案为特色的研究性学习搞得有声有色,通过积极探索,初步取得一些经验。其中,青岛第十九中学结合学校地处胶济铁路附近,铁路职工子弟比较多的特点,在高一年级进行中国近代、现代史教学时,组织学生分期分段进行胶济铁路简史的研究性学习。如,对去青岛档案馆查阅、摘抄档案资料的学生,先经过简短培训,使他们对查阅档案的基本方法有所了解,知道如何利用档案馆的目录卡片,根据卡片的内容提要和编号,查阅全宗、案卷。面对浩繁卷帙,学生们一开始不知从何处下手,这时教师充分体现其主导作用。教师巧立一些专题,以指导学生资料的搜集,诸如:“通过德国总督府编制的文件,分析德国殖民者修筑胶济铁路的目的是什么?”“通过胶济铁路管理当局的年度报表,分析胶济铁路的修筑功大还是过大?”学生们利用每周一次的研究性学习时间,走进档案馆。他们足足搞了一个学期,搜集了大量专题性资料。在学期末举行的总结会上,同学们纷纷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最有特色的,是前往档案馆的同学精心设计了一张醒目的统计图表,将德国修筑胶济铁路的投资与铁路修成后掠夺的财富放置在一张表上,使人一目了然。同学们根据各自的研究成果,对德国殖民者的侵略行径进了剖析。前往档案馆的同学结合搜集的第一手资料指出,德国殖民者投资修筑胶济铁路,是需要加倍“回报”的,那就是他们要长远地掠夺铁路沿线的财富,已经掠夺的44%多万马克不是其终极目标,因为这个数字是根据胶济铁路当局1898年至1914年的报表统计的,如果不是1914年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夺占青岛这个意外事件的话,德国殖民者的掠夺会进一步发展。尽管同学们的研究成果是初步的,还显得有些稚嫩,但却是他们自己动手进行学习实践的产物,从中透射出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可贵精神,这正是历史研究性学习的价值所在。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依托档案开展历史研究性学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让学生走进档案馆学习历史,可以改善历史教育结构,大幅度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主动性,营造学生爱学历史、会学历史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篇2

    首先是历史学家的“内在”路径。

    19世纪,历史学开始成为一个专业学术研究领域。在那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日益形成的时代,欧洲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民族共同体应当是历史学和社会学分析中的基本单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日益关注于个体社会的研究,尤其是对欧洲各个民族共同体的研究。而面对工业化和对外殖民的进程,他们认为只有欧洲才实现了真正的历史发展,而其他地区则正好相反,始终处于停滞和一成不变的状态。他们提出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模式也完全依据欧洲的历史经历。到19世纪后期,许多学术研究都反映出这种看待世界的观点,欧洲学者也将这些学术研究活动进行了整体分工:历史学家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和欧洲的政治发展史,包括欧洲的世界扩张;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考察当时的欧洲社会;东方学者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国这些很早就跨入文明时代但是通常被认为停滞不前的社会;人类学家则负责研究非洲、东南亚、美洲和大洋洲那些无史料记载、通常被认为缺乏任何自有历史的民族。

    然而,到20世纪中期,世界遭到的巨大震荡刺激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定位人类的共同体。世界大战的遭遇、核毁灭的威胁、非殖民化的推进、种族歧视的世界性批判、国际组织的产生、新的世界移民浪潮、多元文化论的扩展,所有这些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都不能孤立地决定自身的命运。换句话说,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参与到更广大的交流网络体系中,这种网络体系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命运,也就是说,应当以更大的外延来定义人类共同体。另外,传统史学领域的专门化造成了知识结构的碎化,在相当程度上使历史失去了意义,不论是学者、教师还是政府官员和普通公众都要求重新整合历史知识,形成看待历史的新视角。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历史学家日益抛弃传统的思维模式,开始探求历史上大范围进程的发展动力。例如,长期以来,对于16世纪世界上几乎同时兴起的几个大帝国、16、17世纪的全球白银流动这样一些历史表象,历史学家都非常熟悉,但直到最近他们才试图寻找哈布斯堡西班牙、莫卧尔印度和俄罗斯的帝国扩张这样一些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才系统地追溯白银从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的银矿向欧洲、南亚、特别是中国市场的流动。在这种研究中历史学家发现,从全球联系的角度可以更好地解释一些历史模式,更好地追寻历史的意义。这便是源自历史学科本身的通向全球史的“内在”路径。

    其次是科学-文化的“外在”路径。

    在民族国家历史主导兴起中的历史学专业的时代,其他学科的学者们却以不同的方式研究和思考着身处其中的世界,这最终推动了历史学的转变和全球史的兴起。

    早在18世纪,威廉·琼斯爵士就设想了一个共同的语言家族,其中包括的语言很广,从不列颠岛的克尔特语到古代印度的梵语。19世纪,查尔斯·达尔文提出了人口进化论,而亨利·梅因和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深入研究人类早期的氏族制度。20世纪初,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地质模式,探索大陆漂移。与此同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经济结构为中心,试图用所有这些新知识来重新描绘人类社会的宏大图景。到20世纪中期,上述理论有一部分得到了证实。古生物学家的发掘确立了人类演化的模式,碳-14和钾氩测年法通过实验证明了社会和地质年代的跨度,地质学测定出大陆漂移的大致情况。这些领域的学者通过其广阔的视野、种类繁多的材料和科学的方法,开拓了通向全球史的“外在”路径。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篇3

关键词：学科互涉；教育史；理论创新；知识整合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8-0167-02

教育史是一门以历史研究方法论为基础，以现在的眼光与过去的教育史实发生联系，不断质疑、探究和寻求教育真相的科学。[1]教育史研究理论创新是在原有教育史理论扬弃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突破性的思维活动，产生新的认识，进而提出新的教育史理论的过程。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教育研究者所关注的教育史理论大多都是平面的、单向度的，缺乏对国内外有效资源的利用和整合，缺乏对教育史理论进行综合创新的意识，这就在客观上削弱了教育史理论功能的发挥。然而学科互涉的出现，让教育研究者在面临教育史研究的瓶颈的时候，为其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与契机。

一、学科互涉对教育史研究理论创新的意义

教育工作者在对教育史漫长的理论研究中，始终对教育史到底属于哪门学科，有着不同的争论。一方面说教育史属于历史学科，因为它所探究的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而教育历史只不过是庞大的历史整体的一个分支；另一方面说它属于教育学科，虽然是研究历史问题，但更多的是用教育的视角去探析教育历史问题。因此，为了确保教育史独立自主的地位，采用学科互涉的方法践行教育史研究，使其在理论创新方面有所突破。

1.加强教育史研究有机整合，提出更有价值的创新观点。在进行教育史研究的过程中，采用学科互涉的方式，能够有效实现对教育历史活动和教育现象的有效整合，甚至能够将原先的定势思维转换一个逻辑路径，实现更具突破的创新。例如，在学者刘海峰潜心二十载来做科举学研究，走的就是跨学科的道路。谈到科举学，人们脑海里总是容易产生一种思维定势：科举是禁锢学子们思想和行为的牢笼和枷锁。“科举”本是一个历史问题，但刘海峰从科举对社会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1996年所出版的《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中，弥补了学术界“尚无从教育方面来研究整个科举制度的专著。”正是借助了学科互涉的方式，将人们对古代科举制的历史偏见有了新的认识，对原有科举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内部有机的融合。

2.有助于强化问题意识，改变陈旧的研究范式。在教育史研究中，最常见的是以时间为主线的编年体研究，通过记录历史进程中的重大教育事件和杰出教育人物，勾勒教育发展的整体轮廓，展现较完整的教育画卷。这种宏大叙事由于只能看到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无法再现历史发生的具体过程，丧失历史本身的生动性。事实上，真实的历史都应当表现为人和人的活动的历史，无论教育制度的形成抑或教育思想的产生，其本质都是人对社会各种价值观念的筛选和抉择过程，是不同利益的群体相互斗争或妥协的过程。而在采用学科互涉路径的过程中，强化了对教育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一改过去陈旧的研究范式，为教育史研究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二、学科互涉对教育史研究创新作用的发生背景

可见，学科互涉在对教育史研究理论创新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是这种意义的提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有着一定历史背景的。

1.教育史研究单纯走学科自主所面临的理论创新困境。上世纪80年代在教育领域出现的“百家争鸣”情况，对教育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层出不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原有具备一定封闭自主的教育领域被逐渐分割，导致教育领域无自主性。因此90年代教育学者提出了使教育学科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主张关注教育学科本身，提倡从教育学科自身的发展状况进行理论创新研究，突破学科间相互干涉的“紧箍咒”。但之后因坚持学科自主所带来盲目地“学科防卫”，使教育史研究面临着危机，受到前所未有的冷遇，在教学研究中的地位趋于微弱，被功利主义者普遍视作对现代社会毫无价值的学科之一，使得教育史研究在教育学科领域的影响力持续下降。因此，学科互涉再一次踏入研究者的视野。

2.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造成教育史研究成果的碎片化。不可否认，在进行教育史研究的过程中，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将纷繁复杂的若干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纳入教育史研究，确实使教育史研究更加生动形象，消除分散的学科性研究视角之间的“坑道世界”，加强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达到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目的。但在其理论创新中更具突破和创新，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如使教育史研究的内在没有有机联系，造成了研究成果的碎片化，问题之间相互割裂开来，导致教育史研究成果的碎片化。

三、在学科互涉视域下的教育史研究理论创新的行走路径

学科互涉是实现知识整合的重要途径，是孕育重大研究理论突破的温床，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教育史研究理论创新注入新鲜血液。因此，在学科互涉视域下，教育史研究要想真正实现理论创新，应采取以下路径。

1.打破学科界限，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回归教育史研究本身。对于教育史研究理论创新，教育史学科必须且尤其要打破史学、教育学的界限，从教育学中走出进入历史学，在教育学、历史学之间寻找跨越的桥梁，确立全面的教育史观以促进教育史学的理论更新。教育史虽横跨教育学与历史学两个学科，却不是二者的简单叠加，真正的教育史既从属于社会科学中的教育学，又有人文学科的鲜明特征。要深入研究教育史，就必须把教育学、历史学二者结合起来，对教育史有新认识，找出研究的新视角，发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

2.贴近现实，树立现实参与意识与多维意识。克罗齐曾经指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教育史学界明确地认识到，对包括教育史在内的教育科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进一步贴近现实，为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就教育史学科本身而言，就是要通过总结中外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为现实的教育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一方面，为带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来研究几千年人类教育的历史，另一方面，为通过回顾20世纪中外近现代教育发展的历程，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积极树立现实参与意识。[3]

3.观照相同或相似社会形态下教育史问题的比较。如今的很多教育史研究中的比较教育问题，大多数研究着所依据的同一段时间中不同地域之间的教育历史比较，实际上，这样的比较方法毫无意义可言。因为，每个地域间即使是相同的历史阶段，但是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是大相径庭的，其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样貌。因此要观照相同或相似社会发展形态下的教育史问题比较。

教育史研究要逐渐走出过去孤立、零散的静态历史研究，充分利用潜在的学术空间和实践空间，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加快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以科学理性的精神提炼教育遗产与经验，在其理论创新方面有所建树。但这些转变不是短期可以完成的，实现教育史研究的振兴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工程，对于教育研究者来说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郭法奇.什么是教育史研究――以外国教育史研究为例[J].教育学报，2005，（3）.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篇4

关键词：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史学观

一.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成书

1.《中国历史研究法》创作的时代背景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的著名代表作，同样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具代表性的作品。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跟从康有为学习，倡导维新变法，是领导人之一。变法失败后，潜居国外，在日本创立《新民丛报》等。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等职。后又与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再后弃政治，治学术，在清华大学任教且著述不辍，临终前还为辛弃疾做年谱。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杰出的史学家，他不仅致力于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很早就重视史学理论的探讨，写出了大批史学理论著作。他在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1926年至1927年在清华研究院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经典著作。梁启超对于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有着深厚的民族感，他积极参与救亡图存，不断向前发展，努力践行其方向，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梁启超在知识和学术上的的重要积淀，更是他不断为中国的发展积极努力地探索，具有深远的意义。

2.《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主要内容与简介

梁启超于1921年在南开大学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21万余言，共六章。第一章详细论述了史的定义、意义和范围；第二章回顾、评价了中国的旧史学；第三章分析如何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第四、五章专谈史料学；第六章则阐述史实上下左右的联系。《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总论》部分论及修史的目的、史家四长，概说五种专史；在《分论》部分则详细论述了各种专史的体例、特点和撰修方法。梁启超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梁启超从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连续性，是进化论的革命论者，他从历史的方面深入研究这种连续性的活动如何构成了历史，尤其是研究对象，这种空间上含“孤立性”，时间上含“偶然性”的活动，“皆非史的范围”。虽然梁启超的结论并不完全正确，但他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连续过程，比起用静止的观点看历史的旧史学家们要高明得多。

梁启超强调对因果关系的探讨，认为研究出的某一历史活动的那个“总成绩”就是“果”，这个“果”必然是另一活动的“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梁启超看到了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一因多果，一果数因，除了纵向的因果关系，还有横向的因果关系，同一时代的某一活动和其他活动有因果关系，这一地区的活动和别的地区的活动也有因果关系。这也表明了他对史家就要必须成为德、学、识、才皆佳的“通人”这一观点。

3.《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书的意义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对于近代历史的发展具有着开拓意义。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化发展中不断成长与进步的重要文献，其研究方法、内容及史学观无不产生重要的积极地影响。这部作品自成书以来，积极地践行其观点，不断借鉴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而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理念。

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史学观

1.经世致用的史学观

历史学研究的真正的目的，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经世致用的史学观，目的在于更好地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为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服务。经世致用的史学观，是在历史学的研究中，注重将历史的诸多事实认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转换，将其作用于发展过程中。经世致用的史学观，将中国历史观念上的诸多精华和优秀特质，不断发展为重要的特性。中国近代必须力求突破，穷则思变，必须要变化，必须要不断成长，必须要不断发展，改变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这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变传统被动为主动的史学观

传统的历史观是被动的，史学家只是注重对历史的记载，这是一方面，另外也有一些不可避免地站在史学家对立的角度，因此，必须变传统的被动为主动，积极主动地思考，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只有转变传统被动为主动，这样的史学观才会有意义。变传统被动为主动，需要其不断发展，需要在不断践行中，积极主动地去努力践行，尤其是近代中国发展落后的国情。传统的国家体制已经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严重桎梏。鉴于中国的历史，需要从中获取经验和教训，促进中国积极地成长与发展。

回顾中国近展历程，的君主立宪制在中国的践行遭到失败；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同样宣告失败，但是这些失败反过来看却是许许多多有志之士为中国发展而做的积极地探索，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不得不承认，努力探索后的失败也是一种错误的尝试，十月革命的爆发，让中国的具体实践与中国的发展再一次相结合，找寻出适合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从史学观来说已经超越了从被动到主动学习，是中国史学观发展的重要实践，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最为有益和最为积极的方面。

3.注重史家修养的史学观

史学家的修养，注重的是史学家的德、才、学、识。其中德，代表必须要有德行，因为德是史学家重要的方面，唯有德，才会站在客观的立场或角度，评价历史事实与人物，才不会出现所谓的偏颇。有德行的史学家，才不会被动地受各种思维观念的影响。才，即才华，这里所指的才华，不仅仅局限在只是对历史文字的简单加工上，更是对于历史文字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脚步。对于才学，尤其是要有才气，这样才会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有正确的认识。学，学识，要有洞见力，具备丰富的知识和阅历的积淀，只有这样，其创作才可以圆融，才可以不断发展，才可以不断成为其重要的方面，对于史学家而言，还有一重要意义，就是自身要处于不断学习中，更要对于其当前中国变化，对于历史的发展，以及脉络，轨迹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及意义。识，即知识，广博的知识积淀，只有注重知识的积淀，在用的时候，才会迅速地发展，并且产生积极地意义。识见，包括对知识的问题，只有站在自身的角度上，才会积极有效地明确解决，对于问题的不断发展，才会产生出积极客观的认识。只有其阅历上的不断增长，史学家的人文素养才会不断增强，才会在发展中独具历史眼光，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审视国内外形势，对于发展提出客观、真实的见解，对于发展产生出积极地意义。

4.注重通史的史学观

注重通史的史学观，研究历史，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准确的把握其发展，必须站在通史的角度上，不断对于历史中的各门学科，对于其发展，不断做出积极地建议，只有注重通史，其发展才会在历史的基础上，不断积极地践行，注重通史，在这些发展中，注重通史，其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轨迹，才会不断地朝前发展。通史是对各朝各代历史的发展，是其不断地成长发展过程中，不断积极地践行。只有注重历史，只有在前进的脉络中，将历史的线条与脉络具有连贯性，这样才会在发展中不断注重通史，不断成长为最具发展的空间。注重通史的史学观，是最具其发展空间的轨迹。注重将各学科不断融合与发展，注重各学科在不断前进途中，主张明晰历史的脉络，在其不断发展中，独具特色的发展，这样才会在史学方面，取得积极地进步。

5.注重西学的史学观

明代以后就存在“西学东用”的历史思潮，西方的文化、数学、算数等积极地向前发展，明代以后的发展中，最独具特色的理念是注重西学的史学观。注重在不断发展中，将最具特色的西学理念，无论是文化，还是宗教、还是其政治经济文化，都将全面和综合的运用。中国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众多的选择路线，在洋务派的改进中秉持“西学为体，中体西用”，但这只是片面的学习西方军事方面的技术，因此注定失败；康梁变法，主张改变中国的体制，在中国试行君主立宪制，但是这场变法遭到了慈禧的打压，失败告终，说明简单的通过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中国结束了封建统治的时代，但是仍旧未改变中国双半社会的性质，只有改变双半社会的性质，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实践中不断对于存在的问题得以解决，虽然结果失败，但却是伟大的尝试，这才证明很多道路是不适合的，从而找寻中国最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价值与意义

1.是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为之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范本。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历史研究法》也是梁启超学术思想和学术理念的一部重要典籍与巨著，对于中国的发展，可以说为了中国的发展，必须付出最为高的代价，为研究其发展找寻最佳的时机、开辟道路。

2.提供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

提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站在全新的角度上，不断地注重研究，注重在新的历史领域，不断具有开拓性，将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用在最新的发展中，这也提供了新的历史发展观，其中将“经世致用”的历史观，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意义巨大，只有站在合理的角度上，才会不断发展成为最独具特色的理念与发展模式，为中国实践发展做贡献。

3.是近代历史学方面的开拓

中国近代历史方面的转型与开拓，对于中国近现代化发展而言意义重大。而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方面的发展而言，又是独具特色的。近现代历史观，研究方法，换句话说，也深受中国现代化方面的影响，作为中国的发展中，必须不断努力，成为最独具特色的理论方法，这样对其发展也必然受到全新的影响。近代历史学方面的开拓，只有站在最新的角度，才会对中国的不断发展与实践，产生最积极的意义。

中国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中国历史研究法》具有开拓意义，为中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新的发展理念，新的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此同时，梁启超以其思想上的建树、历史学方面的才华，为当时中国的发展提供最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王守正.学史断想――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札记[J].廊坊师专学报，1994（1）.

[2]姚玳玫.学术期的困惑――梁启超与《中国历史研究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6）

[3]苏红彦.浅谈史料与治史――读《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J].前沿，2003（12）.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篇5

【关键词】 高校；历史教师；科研；专业成长；路径

当今世界，科技飞速发展，人类社会财富激增。历史学研究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即便如此，历史学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保存人类社会发展的记忆。历史学科的发展，就是历史学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步加宽、加深的过程。历史事实的记载、历史规律的探寻、历史真相的揭示，都离不开历史学者的潜心钻研，高校历史教师是其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基本身份是历史教师，新课程对教师专业成长的要求也适用于高校历史教师；同时，高等教育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重在培养学生主动探究的能力，这就要求高校历史教师必须具有科研的能力。因此，高校历史教师既承担着作为教师，系统传授历史知识的任务，还肩负着学者开展科学研究的重担，可谓任重道远，但只要能够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高校历史教师最终可以实现个人科学研究与专业成长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一、科研实践促进高校历史教师的专业成长

从广义而言，教师的专业成长包括专业理念的与时俱进、专业知识的持续更新、专业能力的不断提高；从狭义来看，教师的专业成长指教师专业知识方面的成长。本文取狭义的教师专业成长为探讨的对象，则专业成长的内容具体包括：对学科专业知识的掌握不断深化，相关的教育教学的科学理论知识了然于胸，教学实践所需的实用知识与跨学科知识多所涉猎。

对高校历史教师的来说，也必须从这些方面着手，加速自己的专业成长，而这些都离不开科研活动的开展。

1、科研有助于提升教师专业知识水平

“科学研究原本就是高等教育的孪生姐妹”。[1]高校青年历史教师入职后，将经历一个个寒来暑往，迎来又送走一届届莘莘学子，成为中年教师、老年教师，时光荏苒，如水流逝，年龄的增长理当相应地伴随学识水平的提高，这显然不可能随着教龄的增长而自然实现，而只能是长期坚持科学研究的结晶。

教师工作具有重复性的特点，比如有的高校历史教师长期教某一门或某几门课程，如果因此就年年重复过去的教案，不去补充新的内容，不去调整授课的思路，不去追踪学术前沿的研究动态，不去触及学界对某一历史问题的新观点，这样的教师，其思想是停滞不前的，其专业成长更是无从谈起的。

有人认为，历史是关于过去的学问，但这并不等于可以说历史学科是陈旧僵化的，历史学界和其他自然、人文学科学术圈一样，充满了永无止境的对真理的追求，既有对既得结论的再探讨，也有对未知领域的新探索，还有对新的研究方法的大胆尝试，因此，任何一个高校青年历史教师，即使是最顶尖高等学府的最优秀毕业生，也不可能在毕业的时候，声称自己已经掌握了今后几十年教学生涯所需要的历史知识，他必须与整个历史学界同呼吸，共命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汲取最新的研究成果，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在课堂上传递给学生，除了采他山之玉，为我所用，纳百家之长，解我之困外，一个高校历史教师，应终生亲自参与到科学研究中去，因为只有在研究实践中，教师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教学内容，当教师讲授经过自己研究实践的教学内容，必能更简洁、更透彻，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2、科研有助于提升教师教育理论水平

教师工作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离不开师生互动。我们常说“教学相长”，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只有教师“教”的被学生“学”到，“教学相长”才能够得以实现。因此，一个专业知识过硬的教师，并不一定就是一位受欢迎的好教师，除非他有意识地关注自己在教育教学理论知识方面的专业成长，这包括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课程论等诸多方面的知识，他需要通过这些学习来修正自己的教育理念，提升自己感知学生内在需求的能力，提高自己课程设计的水平，改进自己课堂教学的艺术。一个好的教师，必须在具备学科专业知识专长的同时，以最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高校历史教师同样如此。

教育教学的理论如何习得？每一个教师在登上讲台之前，都必定接受过这一方面的训练，但时代在发展，一个教师可能会站在讲台几十年，对于那些希望加快专业成长的教师来说，当然不能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因此，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这一方面的科研活动。因此，对于高校历史教师来说，除了要进行历史学专业知识的科研，还应该开展教育科研工作，两方面都应重视，不可偏废。

具体来说，高校历史教师应关注并追随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课程论等学术领域的最新潮流，参与到这些学科的研讨中去，主动撰写教育教学的科研论文，积极承担各级各类教育科研项目，寻找、探索最适合自己开展历史教学所需的相关理论，并将研究成果运用到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校正自己的研究，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3、科研有助于提升教师实践性知识水平

除了历史学科专业知识与教育类理论知识，高校教师还需紧跟时代，掌握先进的实践性知识。

例如，当今的世界，互联网科技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谁能够站在浪潮之巅，谁就是当之无愧的王者，网络时代对教师的专业成长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历史教师也应该适应这样的历史潮流，主动学习对教学有积极影响的互联网知识，努力钻研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为教学服务。这种“虚拟化学习”的互联网教学新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存在差异，也存在可以沟通的契合点，高校历史教师若能主动开展这一方面的科研工作，则可以为自己、为学生寻找更多的学科专业资源，开阔师生双方的学术视野，拓宽学术交流渠道，提高学术创新能力。

同时，高校历史教师的主要研究范围是历史学，但不等于仅仅局限于历史学范畴。中国人常说“文史哲不分家”，就包含了这一含义，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仅仅具备文史哲的知识储备还是不够的，人类历史的发展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一个好的历史学者应该是一位杂家，即使不能做到“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但至少应有主动钻研多方面学问的意识。一旦具备了这种心态，并将之付诸实践后，高校历史教师们将会欣喜地发现，知识是可以触类旁通的。树立了积极的做学问的态度、摸索出了正确的做学问的方法，获得了超出狭义历史学范围的知识储备的高校历史教师，也就随之自然而然地加快了专业成长的步伐。

二、高校历史教师应把握的科研路径分析

既然科研有益于教师的专业成长，那么，我们在实践中该如何着手，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呢？

1、高校历史教师的科研活动必须立足于教师这一特定身份

教师服务的对象首先是学生。唐代韩愈在《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但是，今天，社会对教师的要求已经超出了这一范畴，社会呼唤着有创造力的教师。[2]高校历史教师开展创造性的科研活动，其直接受益者必定是接受其教育的学生，一个视野开阔、学养深厚、科研不辍的教师，所能带给学生的思想启迪与方法指导必定远远超过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的平庸者。因而，为了体现教师身份，高校教师的科研应兼顾学科研究与教育研究两方面。学科研究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教育研究则是为了找到更好地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的方法，二者目标是一致的。当然，二者又有主次之分，学科研究譬如树木的主干，教育研究是树木的枝叶，二者兼修的高校历史教师方可成长为根深、枝繁、叶茂的栋梁之才。倘若不能很好地划分两种研究的比例，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若只关注学科研究，可能会导致缺乏将满腹才华说与学生的能力；若在教育研究上投入的精力超过学科研究太多，则可能会出现形式大于内容的弊端。

同时，高校历史教师的科研活动，还可以将学生吸纳进来，师生共同开展科研工作，学生在实际参与过程中会有更多的收益，教师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这一职业的特定任务。

2、高校历史教师的科研活动还应该立足于高校这一特定平台

与高校所承担的教育任务与目标相应，高校教师科研活动起点、研究水平相对较高，目标也相对可以定高一点，这可以概括为“三高”特点。

所谓起点高，是指高校历史教师通常接受过更多的学历教育，尤其是近年来，高校历史教师基本都为博士毕业，有些还是博士后、海归博士，这种受教育经历决定了他们有扎实的学业积累，这就为其进入高校后从事科学研究，实现学术翱翔提供了一个较高的起飞点。

所谓研究水平高，是指这些青年高校历史教师多曾在重点大学长期深造，接触到较多的名师，见识了丰富的资源，感受过浓厚的学术氛围，一般具有较好的历史学素养，因而在研究方法的选取、研究资料的占用、研究创新性的突破方面，相对有较好的表现。

所谓研究目标高，是基于前两点之上，高校历史教师理当对自己有更高的定位，更严的要求。应该以寻找新材料、尝试新方法、提出新观点为己任，要争取做出在某些方面填补历史研究空白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从一名普通教师向一名学者型教师的转变。

3、高校历史教师的科研活动还应该体现历史学科的特点

既然是历史教师的科研活动，必然应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规律。历史学归根结底是证据学，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必须有真凭实据，当然有时也会有推理、有假说，但必须逻辑严密，一环套一环，符合人类思维规律。

历史学科的研究，包括细节的考证与规律的探索，二者缺一不可，前者是后者的基础，缺少前者的历史研究，显得大而无当；后者是前者的升华，缺少后者的历史研究，只能流于琐碎。完全重现真实的历史是难以做到的，但我们可以努力接近历史的真实，高校历史教师的科研工作，应从大处着眼，细处入手，将整体与局部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复原历史的细节与规律。

4、高校历史教师的科研活动还应该服务于社会发展

“服务社会是当代高校职能的延伸”。[3]历史研究，不应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学问而学问，而应知古鉴今，古为今用。虽然我们常说校园是象牙塔，高校历史教师不可避免地身处于这象牙塔之中，但我们决不能画地为牢，将自己的视野仅仅局限于所谓的纯理论、纯学问，而是应该关注校园围墙外的世界，积极服务于当代社会各项建设。因为，历史本身就是包罗万象的，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许多方面，既然我们研究的内容是上述各个方面已经发生了的史实，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关注此刻我们身边的现实生活呢？要知道，现在，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多棱的社会生活，转瞬就会变成历史；而且，人类求知的目的是为人类造福，历史学家做学问也概莫能外，高校历史教师运用自己已有的知识，深入展开服务于现实的科学探索，与现实产生紧密的联系，又何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呢？

三、高校历史教师专业成长反作用于科研实践

科研可以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同时，得到了专业成长的教师会更加重视科研，他们会有更强的科研自觉性。

1、教师专业成长有助于增强教师科研主动性

一般人会认为科研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但是，对于已经从科研实践中得到了专业成长的高校历史教师而言，在某种程度上，科研会逐渐成为一种习惯，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主动要去参与的一项事业。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广大的青年教师来说，由被动科研变为主动科研，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一段艰辛的路要走，但一旦青年教师突破了瓶颈，就会甘之如饴。

2、教师专业成长有助于教师选择科研方向

只有先发现问题，才谈得上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伴随着高校历史教师的专业成长，他们会发现更多值得研究的科研课题，有专业方面的、教育方面的及实践活动方面的，这都有助于拓宽自己的科研方向。在这些“广泛撒网”的科研尝试中，他们会逐渐凝聚自己的研究兴趣，聚焦自己的研究领域，展开“精耕细作”式的科学研究，取得有深度，并且对教学有实际意义的科研成果。

3、教师专业成长有助于改进教师科研方法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项文明进步都是千百次探索与失败后的收获。一个不断成长的高校历史教师，势必在长期的科研尝试中体验过成功的喜悦，也经历了失败的沮丧，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宝贵的经历，都是值得珍藏的财富。成功的经验或许在下一次的研究中还可以借鉴，失败的经历在下一次的研究中当引以为戒，长此以往，高校历史教师对新的研究中所需要采用的研究路径、研究方法就有了更敏锐的辨别能力，而正确的方法最终可以给科学研究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4、教师专业成长有助于达成教师科研目标

俗话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如果我们将高校历史教师科研目标的达成比作彩虹，它必将属于一路栉风沐雨走来，不断成长的人。人是具有惰性的，没有压力往往也就没有了动力，倘若一个高校历史教师对自己的专业成长没有要求，我们可以想象他也不会在科研工作中投入太多的精力，自然也就不会取得优秀的科研成果。反之，一个追求专业成长的人，为了实现专业成长，必然重视科学研究，并为之持之以恒地努力，最终，收获了专业成长的同时，也自然实现了科研的目标。

四、结语

马克思曾言：“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4]对于高校历史教师来说，科研活动与专业成长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二者的良性循环中，教师终将获得劳动的快乐、创造的尊严。

【参考文献】

[1] 杜作润.高等教育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81.

[2] 叶澜.教育学原理[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288.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篇6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文化现象；创新意义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7-0095-01

西方音乐史是人类重要文化现象，学习西方音乐史属于对历史音乐学的研究。音乐史学是对音乐历史进行研究考察与反思，是融入历史音乐学之中的一种具有专门视界与独立论域的学问。作为一个学科历史音乐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范围应该是，从中世纪至当代的西方音乐艺术各阶段的发展和演变。对音乐史学的研究实际上是人们对于音乐传统变化着的态度，也反映了各个时代学者们对音乐史学的观念。对西方音乐史学的探究过程，也是在西方音乐文化传统的语境中审视，与再思索音乐史学观念及演变过程。探索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把握西方音乐艺术历程的内容和特征，启发对西方音乐历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当代走向进行反思，进一步从学科角度思考音乐史学与历史音乐学的紧密关联。如果说历史音乐学研究是从历史的视角，对西方艺术音乐发展的各个时代进行专题探究，那么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对音乐历史演变中的规律、特性，以及各个时代中与音乐史进程相关的各种学术性思考进行审视。

我认为在学习西方音乐史过程中，必须清楚地了解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变化，研究人类过去发生的各种音乐现象，对历史音乐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历史与现状作全面的了解。通过对西方中世纪、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以及二十世音乐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从更深层上把握西方音乐历史的发展脉络。审思历史音乐学学科的传统与当代学术走向，了解有关现代音乐艺术发展的基本内容及其相关学术研究。西方音乐史学习最终目的是，关注音乐家以及他所处时代的音乐观念和思想。同时，通过研读西方音乐史学领域的重要文献，梳理音乐史写作及相关著述的历史进程，审视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脉络。从史学理论的视野及对音乐史学在音乐历史研究过程中，所展示的历史学本体意义和具有思辨性质的方法论进行再思考，更深刻地理解西方音乐的学术传统和文化意义。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篇7

  一、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产生与形成

西方的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下产生发展起来的。

经济史学对于研究制度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认识到的。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如何影响了经济绩效，二是制度为什么以及是怎样演变的。而无论对于哪个问题来说，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通过经济行为主体和这些行为主体置身于其中的一系列交换关系来影响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而历史上不同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则为人们考察特定的制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源泉和基础。同时，要说明现存制度的生成和演进，揭示现实世界中不同国家或社会在制度及其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也必须从不同国家或社会各自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答案。所有这些，使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共同认识到了经济史对于制度研究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也促使经济史学家们开始把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经济史学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所面临的一项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对其进行自觉的系统的思考与探索。从而，使经济史学的研究主体在对制度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的意识上，实现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飞跃。

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西方新经济史学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史学大变革。在这场史学革命当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以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在经济史学研究中引发了一连串的重大革新和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它为经济史学家们从事制度研究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此后，经济计量学方法、制度分析方法、反事实假设方法等被普遍地运用于经济史学的研究之中，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使得已经对制度分析有了自觉认识的经济史学家们得以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相关问题，并据此构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包括特有的理论方法、专门的分析工具和较为成型的内容结构的学科框架和研究体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经济史学”(The  InstitutionalEconomic  History)。

  二、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史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TheNeoclassic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新制度经济史学”(The  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  History)和“历史制度分析”(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Analysis)这三个阶段。其中50-60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属于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阶段。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所着重研究的是市场这一特定的经济制度。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极大地开拓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使其能够对大量的有关价格、数量和外生变量（如年龄、性别和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并用于检验和评价有关市场制度及其内部关系的各种假说。

制度经济史的许多研究成果表明，市场制度确实在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存在并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国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初步建立了劳动、资本和产品的市场制度；19世纪90年代时，密执安的劳动市场已经非常完善，甚至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非熟练工人的补偿工资差别。在欧洲，从15世纪以来，巴黎地区农民的专业化分工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充分显示了产品市场的功能；各种证券的价格也表明，18世纪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已经在很多贸易国家之间发挥着作用。研究结果还表明，市场的产生和扩大是伴随着技术变迁，尤其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提高，以及能随后带来和平的政治变革而出现的现象。例如，私人资本市场的出现，是为了适应铁路系统这样大规模的融资项目的需要，同时也有赖于政府证券市场的存在。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关注市场制度研究的同时，也对非市场制度作了初步的考察。在这方面，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家深受科斯(Coase.Ronald)的影响。他们把非市场制度视为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的不同方式，认为这种契约关系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产生，是市场不发达、不完善和价格过高的结果。因此，非市场制度的发达程度取决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换句话说，取决于市场制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非市场制度来补充。显然，非市场制度是作为市场制度的替代物而存在的。

新古典学说的若干研究成果都对这种假说提供了支持。需要指出的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非市场制度的初步研究，绝不意味着它从根本上认识到了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恰恰相反，在新古典制度经济史那里，非市场制度是无关紧要的。之所以对它予以一定的关注，是把它视为市场制度的一个替代与补充，只有在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地方和时候，非市场制度才可能出现，一旦市场完善了，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换句话说，非市场制度是可有可无的。

新古典制度经济史还试图以历史资料为基础，来证实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和市场化进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观点。但事实证明，这是相当困难的。只是到了80年代，索科劳夫(Sokoloff  1989)才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为美国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革新与发明的观点提供了佐证。他以1790年至1846年间美国专利注册为样本，证明了革新发明与市场规模存在着正的相关性。而另一方面，怀特(Wright  1987)的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美国内战后商品市场的统一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妨碍了南部经济的发展。

不难看出，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对市场制度的研究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经济史学的范围，开创了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的一个新的范式。首先，它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和方法来分析解释历史上的制度问题，改变了经济史的制度研究多年来没有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局面，开创了制度经济史乃至整个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其次，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在对制度进行历史分析时，大规模成功地运用了计量统计方法，特别是后来越来越高级的计算机的使用，使得经济史学家们能够对有关制度（特别是市场制度）的大量历史资料和成千上万条数据进行分类、整理和统计分析（这对于以前的传统经济史学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有关制度问题的分析力和解释力。同时，计量统计方法和计算机的应用，对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也使得经济史学能够更好地发挥它本应发挥的特殊作用——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假说提供历史的经验证明和检验，这是经济史学的一项特殊的学术使命和任务，也是传统的经济史学没有做到的。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也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第三，就市场制度的研究而言，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紧紧地围绕着经济制度的这一核心，就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与探讨。从研究问题的广泛性、研究内容的深入性、研究方法的新颖性、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和研究结论的可信性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缺欠与不足。诺思曾指出，直到70年代，传统经济史学还没有对非市场制度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也没能说明为什么在环境与背景相似的情况下，一些社会建立了市场经济，而另外一些社会却没有。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的这些缺欠与不足，均源于构成其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局限性。显而易见，制度经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经济理论方面的突破与创新。

  三、新制度经济史学

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史学是伴随着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大规模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同时，它的发展也给了新制度经济学以极大的推动与促进。新制度经济学家在其对制度进行的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于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威廉姆森(Oliver.Milliamson,1982)、奥尔森(Mancur.Olson,1982)和诺思(1981)等人都明确阐述了类似的观点。尤其是道格拉斯·C·诺思教授，更以他的令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在他的研究成果中，新制度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史之间的渗透和融合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体现。

在传统经济学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明确界定的产权和零交易成本条件下的运作过程。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只要依靠“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就可以达到最佳状态，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的干预。这样，起到协调经济活动作用的各种制度和组织，就变得无足轻重了。然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认为，在传统经济学的增长模型中，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制度。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有效市场，只有在无交易成本时才会实现。当交易产生成本时，制度就起决定作用了。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交易活动。因此，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是市场效率的关键性决定因素。”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此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

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历史是与制度变迁的历史分不开的。他认为，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界定者是国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在技术和现有的组织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的代价极为高昂。而国家作为一种能够低成本地提供产权保护的制度，在产权形成、产权界定、产权保护和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国家也会（而且是经常地）起到负面的作用：它会造成无效产权，破坏产权界定的市场规则，采取歧视政策对待不同的交易当事人，并限制交易的空间，阻碍交易的发展。因此，国家对产权乃至经济增长具有双重作用：它既可以促进产权的界定，提高产权的运作效率，也可以导致无效的产权。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国家——产权悖论”。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除了揭示国家在产权界定和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外，诺思还对国家的性质、起源、其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以及产生“国家——产权悖论”的根源做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国家的理论模型。

诺思在新制度经济史学研究上的另一个重要创新，是他把意识形态纳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范畴，从而使他对历史制度的研究从以产权为核心的正式规则，拓展到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上。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经济理论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或知识社会理论，那么，在说明资源的现代配置和历史变迁的能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

诺思认为，新制度经济史所要解释和说明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持续？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去采用更有效的经济中的制度呢？”在探寻这一问题答案的过程中，诺思又发展了制度变迁的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出一个新的视角，“路径依赖性是分析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诺思把路径依赖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变迁的分析之中。他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诺思将制度变迁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与经济的长期增长或下降模型结合起来，给出了制度长期变迁中的两种轨迹。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这种轨迹差异和路径依赖，揭示了当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形态千差万别的重要根源，也是低效率的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无论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是从经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新制度经济史学都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新制度经济史学实现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结合。这种结合无论对于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还是对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让众多经济学家（尤其是理论经济学家）真正认识到了经济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是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一大功绩。而这一点，对经济史学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其次，新制度经济史学运用交易成本、产权和公共选择等理论，成功地解释了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并创建了以产权、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范式，开创了经济史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史学的一个新时期。第三，新制度经济史学的重要贡献，不仅在于它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研究探讨了制度经济史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而且通过诸多富有开拓性的和思考性的工作，为制度经济史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出了方向。

当然，新制度经济史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其中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由于新制度经济史学在从事制度分析时，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这就把它的主要研究领域，限定在了以产权为核心的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上，而对于无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强调的自我实施制度，没有也无法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在其现有的理论框架内，它无法解释国家（本身作为一种制度）的起源。其二，尽管诺思等人意识到了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但始终没有找到适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些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作出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翔实的历史考察。而这一点，一直令诺思感到无能为力和遗憾。

  四、历史制度分析

历史制度分析起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艾夫纳·格瑞夫(Avner  Greif)教授。从80年代末起，格瑞夫开始研究中世纪末期商业革命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诺思新制度经济史学的缺陷与不足，引发了他对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再思考。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史对经济史中有关制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勿庸置疑的。它引起了人们对国家界定并加以实施的产权、规则、规制，它们形成的政治过程，及其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的普通关注。然而，它所依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意味着它只能考察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这些理论框架妨碍了它对‘自我实施’制度（如国家本身），对影响制度与组织发展走上特定轨迹的非法律因素，对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的考察。”因此，必须从理论、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新制度经济史学进行全方位的创新。

格瑞夫认为，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理论和方法，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要超越新制度经济史学把国家作为制度的唯一来源的分析范式，重新给制度下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为了弥补新制度经济史学的不足，历史制度分析有针对性地把制度被定义为：本身“是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

历史制度分析在方法论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开创性地运用了博弈论和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历史制度分析把制度定义为非技术决定的自我实施制度，就为博弈论广泛地应用于制度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我实施制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性质。与那些由国家和法律强制实施的制度不同，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加者各方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一致的结果。因此，历史制度分析将自我实施制度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度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或均衡结果。自我实施制度产生的过程，也就是制度博弈者各方在特定的战略局势中，根据自己各自不同的目标与对手进行博弈，自主地选择各自的最优策略，最后求得均衡的过程。自我实施制度所具有的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基本属性，说明了它对博弈论分析框架的特殊适用性。

然而，把博弈论框架应用于历史制度分析也面临着挑战。在很多种战略局势中，存在着多重均衡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结果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博弈论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有关均衡结果的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极大地限制了它在以往的制度分析中的应用范围。而历史制度分析则通过博弈论与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格瑞夫指出，正是博弈论分析结果的这种非确切性和非结论性的特征，内在地规定了它与历史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必要性。历史发展的结果依赖于历史发展的逻辑、过程和细节，即具有历史的路径依赖性。因此，博弈论的这种（均衡）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只有在历史的逻辑和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博弈者是如何从他所面临的多重均衡结果中选择了历史和现实中的这个唯一结果，只有通过历史的经验分析才能予以说明。在研究的实践中，格瑞夫通过“特殊历史相关性模型”(A  context-specific  model)较好地解决了博弈论分析结论的非确定性问题。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篇8

一、“文化线路”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关系

1994年，在西班牙中央政府主导召开的马德里文化线路世界文化遗产专家会议过程中，参会者在围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相关研究问题展开讨论和表述实践的过程中，最早提及和阐释了关于“文化线路”的基本概念，并且在该次会议结束后具体形成的《专家报告》文本中明确引入了关于“文化线路”的有关理论表述，并且在此基础上具体针对“文化线路”的基本定义展开了全面且系统的分析。文献性研究资料梳理总结成果显示，也有部分学者将“文化线路”的最早形成时点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世界遗产报告”运动实践行为。从1972年开始，全世界范围内的多个国家接连签订和执行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98，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以官方主导的方式，建设了具备专门性工作职能的“文化线路国际科学委员会”（CIIC），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和彰显了“文化线路”学理概念，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实践领域所获取到的广泛接纳和确认，并且逐步发展演化为当前历史发展阶段背景下，世界文化保护事业领域的全新工作方向和全新工作范围。2001年，“文化线路国际科学委员会”（CIIC）组织编写并公开出版的独立著作《无形遗产与文化线路的多元性》一书，明确针对“文化线路”的基本理论学说、基本事业发展原则、基础性研究工作指导理念，以及相关性科学研究项目，展开了全面且系统的研究分析，为世界各国学者切实实现对“文化线路”相关问题基础性理论研究现状的全面认识，构筑和提供了充分的支持条件。在2002年12月4日制定生成并且通过的《马德里宣言》官方性指导文件，明确阐释了关于“文化线路”学理概念的官方性定义，并且在针对“文化线路”的基础性学理研究问题展开系统化分论述背景之下，明确阐释了关于“文化线路”问题的三个认知共识：第一，“文化线路”学理概念在具体发展演化过程中，全面且充分地揭示和彰显了文化遗产项目本身具备的、非物质的且极富生机的动态性属性表现特征，因而在根本性观念认知层次上，超越和突破了文化遗产项目原本具备的物质性内容层次；第二，“文化线路”通常会长期处于动态生成和极富生机的历史性发展演化背景下，其基础性的动态特质和历史文脉通常都会展现出较为完整的表现形式，且在未来发展演化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地继续形成和展现出更多的文化要素；第三，在具体理解“文化线路”的基本内涵过程中，不应当将其单纯认定或者是理解为具备“线性特征”，或者是“非线性特征”的文化遗产项目形态。

二、关于中国苗族（蚩尤）的历史文化线路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篇9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历史学研究生的出路篇10

几个月前高华先生走的时候，那时候我脑子里确实闪过一些念头，我当时想以大家对高华的那种怀念和对高华的那种尊敬，也许有一天我走的时候，也会有人来送我。当然我并不期望大家过来送我，但是没想到没过几个月之后，我站在这和大家谈我的书，这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我这里首先要做一个声明，其实本来选题也好，著作集也好，有的出版社早就跟我谈过，但是我一直没有同意。

今年之所以动这个念头，很大程度上我要感谢我的出版人，一直出了我几本书的汉唐阳光的尚红科先生，他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明确跟我讲希望出我的著作集，他希望得到我的配合。其实我一开始是答应了的，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说实话是因为我太太的坚持，非要广西来出，所以这个事情我最后只好选择了广西师大社。首先我要向汉唐阳光尚红科表示歉意，我已经跟他当面道过歉了。跟广西师大的合作，这个书摆在这儿，说实话我心里还是蛮高兴蛮欣慰的，因为在我活着的时候出这样的书，不光对我，而且对所有我们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现当代史的学者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包括跟刘瑞琳和她的那些年轻的团队一起共同合作这么长时间，我还是感受到他们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感受到他们工作的那种热情，对质量的精益求精，所以在这里我也要特别的向广西社，向理想国，向他们的团队，向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具体说到这个书，刚才李教授说是新书，我想特别强调，我想多数参加会的人大概都知道，这四本书不是新书，是已经出版的书，现在市场还在卖，把它们集中起来，实际上是为了出选集的目的，另外也确实可以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我的研究，我是从1982年大学毕业，然后一直开始做历史研究，我的志向是希望把中共历史重新写一遍。但是为了写这部历史，我从中共诞生之前，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从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等等这些方面入手，然后一步一步到今天为止差不多30年，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到现在也就刚研究到五十年代。换句话来说，我在2000年以后开始做建国以后的历史研究，建国之前历史的研究我基本上告一个段落了。换句话来说，我现在没有太多时间再去重新修订这些书，其实这些书里面有一些地方，特别是有个别的书还是值得修订的，因为后来出现很多很多新的资料。因为我有各种各样的研究兴趣，包括建国这种题目对我的吸引力非常大，所以我现在没有力量再重新修订这些书。他们提出来说要做这个选题的时候后来我同意了，我觉得也可以，干脆我把这个事情稍微做一个了结，下面全力以赴的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尽最大努力还原历史真相

这样的一个话题，无论做怎样的总结，对于我们这些做中共历史或者做中国革命历史的学者来讲，应该说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话题，换句话来说，刚才李教授讲了，我们做中国现当代史，特别是现代史，早期，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有非常大的阻力的。我们基本上有两个阻力，一个阻力就是资料，在我八十年代的时候刚刚想从历史角度来研究中共历史的时候，那个时候资料几乎找不到，大多数的档案都不开放。我是机缘巧合，非常非常巧地因为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而且分配到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工作。

中共中央党校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个可以保存中央内部文件的单位，同时党史研究编辑部又是可以随时接触到大量的各种各样关于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各种研究新成果的地方。所以我等于从两个方面受到了滋养，一个方面是我可以看到很多在其他单位，无论你在大学，无论在其他的社会科学院研究单位，你都看不到的那些内部资料。另外我可以在党史研究编辑部吸取相当多研究中共党史包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成果，他们的一些新的收获或者他们提出的观点。所以这两个方面帮助我在中共党史研究这条路上走下去，至今我还是很怀念中共中央党校那段生活，尽管那段时间只有五年，但是那段时间对我的中共党史研究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我要重写中共历史，重写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传统的或者官方的说法有太多太多的片面性，不能比较完整的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尽管我的研究到今天为止我不认为这四本书就已经很好的回答了，或者很全面的回答了我们今天大家想要了解的很多问题，但是我相信我的四本书或者我对历史的这种解读和官方，和我们今天流行的这种传统的看法有非常大的区别。这个区别按道理不是一个观点的问题，我从来不试图在观点上和传统、正统的党史说法进行正面的讨论。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历史学者，假如我把自己定位为历史学者，把中共党史定位为历史研究科目的话，我们最主要的任务第一是“还原”，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还原历史的真相，如果我们看到的只是片面的历史，无论我们从哪一个立场、从哪一个角度，从哪一种党派、哪一种民族国家，而忽视另一方面或者更多层面的历史，我们都很难真正了解历史发生的具体情况或者真实的情况。

另外一方面从我个人来讲，我自己最根本性的初衷，我希望能够了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那样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事件，包括中国为什么会走向革命，为什么会是这样革命，为什么中国有两个革命党，最终还会大家选择不同的道路，最终会有一个失败，有一个成功，为什么有一个成功？为什么有一个失败？这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生活在当代，生活在今天，我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是怎么来的，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切，无论成功的地方，无论失败的地方，无论问题的地方还是其他各种各样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实，所有这些状况到底是怎么来的。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先回到历史当中去，要了解历史是怎么走来的。

同时，我还要想办法尽可能的用自己的努力，用大量的史料来分析、讨论历史是怎么发生的。由于我们非常清楚今天我们的国家或者我们制度本身，假如从意识形态的层面来考虑讨论这些问题，从制度层面考虑这些问题，我们知道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外部的、内部的原因，所有这些原因如果没有一个深入的讨论，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今天当下所存在或者所发生的包括我们今后可能会存在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希望能够从现实关怀出发，能够回答一些现实当中大家关心，包括我自己希望能够了解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做的这个努力，在这里我已经把革命史的这一部分呈现给大家，这一部分的研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完整或者说都不全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我的书的讨论基本还集中在精英政治，集中在上层，而不是集中在下层，或者说我对下层的照顾是不够的，还有很多下层研究才能深入地回答今天或者后来共产党、谁胜谁败的根本原因，这些原因没有讨论到。

这次本来请了裴宜理和陈永发教授来，我特别希望跟他们的讨论对话当中，听听他们对下层社会的革命因素的高见。裴宜理教授写好几本书都是社会下层，包括讲华北农村问题、上海工人问题、安源矿工问题，她从政治学出发，做历史研究，但是非常遗憾，她昨天晚上在机场等了三个小时，但是飞机最后取消了。很有幸陈永发教授今天来了，他的最早的一部书，用他的话说叫《干革命》，英文叫《Making Revolution》，当年他的导师范力沛到北京的时候特别跟我推荐他的这位学生，我们很有幸后来认识了，也特别高兴，虽然他那本书已经是三十年前写的，但那本书开拓了西方学界对中国做社会史研究的路径。他从比较宏大的角度但是深入到社会微观做了这样的一个讨论，今天上午我们还讨论了这方面的问题。

我这里最后要讲的一点是，我特别希望我的这种讨论只是基于历史的讨论，而且只是期望整个历史的真相得到呈现。我们站在今人的角度，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但我不希望用今天的价值观，用我们今天对事物好坏的评价方法来评价历史。我希望先把历史真相还原出来，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去了解它为什么会发生。所以我特别赞同陈寅恪关于同情之理解的说法。我希望我今后的建国史研究也能够按照这个方向、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

当然我这里要特别讲，建国史研究远比革命史研究更困难。一是档案资料太多，很难驾驭，没有办法全都看到。第二，因为它的远比革命史更多。我们今天发表类似的建国史方面的文章，或者看类似档案的时候，都会受到更多的局限和更多的束缚。希望今后的社会会随着我经历过的那样发展，包括我们的政治能够更开放。因为在三十年的研究过程中，我的最大体会就是，我们离那段历史越远，它的政治敏感度就越低。所以我希望我能活的稍微长一点，那样建国史的研究也可能变得更开放一点。

众人谈《杨奎松著作集：革命》

王奇生（北大历史系）：我是杨奎松教授的老粉丝，为什么说老粉丝？我年龄比较老一点。还有一点，我成为他粉丝的时间比较早。我们认识也是非常长的时间，那时候还没有粉丝的词，但是我已经是他铁杆粉丝。今天大家谈了很多我不来重复，但是我谈一点，这套书，我那天跟他讲，你为什么只出这四本，我说应该把另外一本加进去，那就是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他说也考虑过。他刚才介绍的时候把自己的研究分成两个时段，2000年之前研究革命史，2000年开始研究建国史。可见他划分为两个时段，两个范畴，他认为49年以前是革命史，49年以后是建国史。但是这点我跟他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49年以后一直到结束都是革命史。所以我认为他的“革命”四书应该成为“革命”五经。但是他现在不到60岁，到70岁的时候我希望他能拿出来“革命”四书加“革命”五经。

王海光（中央党校）：奎松从中央党校的门出来的，但是他在中央党校的时候我们两个并不熟，他走了以后我倒是听说他的一些事。有些老先生说，杨奎松做学问挺怪，和我们做的不一样，不是那个路子。在那个时期，刚才奎松讲了他为什么要走开，我就想着这也是一个原因。在一个党史的路数中间怎么能跳出来，跟传统的党史进行分离，把一个宣教之学拉入到历史的学科之学，在这上面奎松给我们作出一个榜样。我觉得奎松这几本书当然是他的代表作，其中有几本我还是认真阅读过，《“中间地带”的中国革命》我还做了很大的书评，好像有三万字。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很难得，难得在做学问的心上。大家都知道在这一段时间，从学的路子并不是太顺利，特别是做党史更不顺利。从党史出来的人转过来做别的学科，做政治学也好，做社会学也好，做其他学科也好，很多都是从党史出来的。但是党史出来做别的学科很有成绩，唯独党史做起来很难。这个难一个是资料的缺乏，再一个能够坚守这块清苦之地也很不容易，他面临着你要和传统的一些成见旧说进行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具有政治上的危险性，还面临你发表东西很困难，还面临你得到材料很困难。所以我觉得奎松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我们在圈里，在这个行道当中做的这些人知道能做出这些成就是多么难、多么不容易。我就是给奎松兄是祝贺。这一个阶段性成果，希望把下面五经再做好。

王巍：我是一个商人，所以从门外汉的角度来谈。高华和杨奎松的书我都读了，十年前读高华，这几年读杨奎松。非常感触两点，第一，目前中国大部分书在灌输意识形态，制造民愚，甚至调动民愚，你们在启发民智，所以我感谢你们。第二，这么多年中国关于历史方面，包括意识形态等其他领域，太多的煽情、口号、空洞的东西，你们的东西重视证据，平和讨论，从这一点我对你们表示感谢。

周志兴（共识网）：首先祝贺奎松出了这么大部头的书，今天在这我很惊讶，有这么多年轻读者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因为这个院子，我从75年到80年在这个院子工作，那时候也是很多年轻人，但是那时候我们学不到这些东西。奎松这几本书，奎松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肯定是由于他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刻苦，而且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研究办法。按说奎松走过的路子我都走过，中央档案馆也是我以前经常去的地方，但是我后来知难而退，我觉得我做不了这活。这活还是得像杨奎松先生、杨天石、雷颐、马勇他们做的事。

今天有这么多年轻人在这儿，我觉得中国有希望。我希望所有的年轻人能够关心党史，这是第一。第二，希望大家能够向奎松学习，钻研刻苦，把中国历史搞清楚，把中国的未来搞上去。

高全喜：我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但是杨奎松教授这套书的出版我要为他祝贺。刚才大家对杨奎松教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贡献，他这些著作的学术成就，大家都已经评价很多，我根据雷颐教授的评论谈两点自己的感想。第一，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或者一个历史著作，展现历史的真实，把一段历史的真实故事描述出来，本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这是作为历史学家、作为学术界应该提供的一个正常的作品。但是我感觉在中国百年历史中，尤其是革命历史中，尤其是共产党革命历史中，要看到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太难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奎松教授的一系列作品令人敬佩的就在于他展示了这样一个真实，中国历史，尤其共产党的历史，这六十年到底真实状况是什么。

刚才谈到杨奎松教授最主要的贡献是真实的历史，我还稍微有一点不太赞同，我读他的著作，我觉得能够在现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情况下，能够展示历史的真实必有一种价值的担当，如果没有价值的担当就不可能呈现真正的历史是什么。所以我觉得他背后有一套他自己的理论，有一套历史观，有一套他对历史的善恶、真假的基本判断，有一套中国百年历史演变的自己的逻辑的认识。这一点来说，他不单纯是历史学家。

如果历史学家把真实呈现出来，我觉得很高明，但是我不一定很敬佩。但是他在呈现历史的时候，灌输他对历史的真理或者历史内在正义性把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历史学家可能更加的让人敬佩。总的来说，我对杨奎松教授这套书表示祝贺，也非常钦佩。党史研究重心转回中国徐思彦：因为工作关系我在八十年代初认识了奎松，在座的我可能不是奎松最老的朋友，但也是比较老的朋友之一。关于奎松在学术上的贡献，这四本书的学术价值，刚才永发院士、杨先生、雷颐研究员都已经做了很深刻的阐述，我不再重复。

我想特别强调两点，一个是奎松的勤奋，一个是他的坚持。关于勤奋，今天的成就一定是他非常刻苦、努力的结果，大家无论怎么想象都不过分，他每天都在研究，每天都在写东西，从来没有停止过。关于他的坚持，我要特别强调。他的研究有很多是做颠覆性的研究，这种研究可能会引起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各种目的的不满，他也遇到过不同的风浪。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都在坚持做，从来没有动摇过，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坚持的精神也是他取得成就的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所有有志于做这些研究的年轻朋友都应该学习。最后我也是特别祝贺奎松这四本书的出版，也向广西师大出版社表示敬意。

程明霞（哈佛商业评论记者）：我之前听到经济学家的说法，中国改革走到这一步进入一个死胡同，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能做的已经很有限，下一步需要的是历史学家发挥作用。不知道杨奎松老师和其他几位历史学家，你们研究中共成功之道以后，不知道怎么看待中国下一步发展。

后记

杨奎松“革命四书”

杨奎松：1953年10月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去湖北襄樊“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入北京第二机床厂当工人，1976年因入狱，1977年出狱，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82年毕业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1987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讲师，1990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助研、副研、研究员、正副室主任；2001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2003年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的“联共”与“”》；《开卷有疑》；《西安事变新探》；《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内战与危机》（《中国近代通史》卷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等专著十余种，并在中国大陆及海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研究论文。

“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学者李泽厚曾如是概括。近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国”品牌隆重推出《杨奎松著作集：革命》一书。它以“革命”为主题，将中国现当代史研究领域的重量级学者杨奎松的四部经典著作合而为一，以精装套封配以珍贵插图的形式推出。出版方在京举行“革命四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杨天石、台湾“中研院”院士陈永发、中国社科院近代所研究员雷颐等海内外著名学者与会。

杨奎松现为北大历史系教授、华东师大特聘教授，其“革命四书”包括《“中间地带”的革命》《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的“联共”与“”》和《西安事变新探》。这四本专著，前两部着眼于中国革命的内外关系及其相互作用与影响，《“中间地带”的革命》是对中国革命由来及其成功经过的全景式论述，《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是对苏俄作用下中共领袖曲折成长经历的细致剖析。后两部着眼于中国现代史中，中国与中国共产党自20世纪20年代初以来分合纠结、力量消长的互动经过。《的“联共”与“”》一书以1949年以前长期居于革命主导地位甚至是执政地位的对共产党的态度与政策变迁为考察对象，是对两党关系变化的全程解读；《西安事变新探》则是对改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这一重大事件背后中共、苏联与、张学良四方复杂关系的一种细致入微的描述。

在题为《直面中国的革命》的总序中，杨奎松指出：“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革命，不是要探讨其应否的问题，而是要还原其史实真相，考察变化逻辑，揭示其内在的种种因果关系。”他最后说：“所谓败者自败，成者天成，理也，势也，命也。”

76岁高龄的前辈学者杨天石专程从内蒙古的一个学术考察现场赶回北京，参加“革命四书”的会，他对杨奎松治学的勤奋、严谨给予了充分肯定，也呼吁相关机构依法、及时公开有关历史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