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安全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财产安全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要：产品责任是由产品缺陷导致消费者人身、财产损害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因此产品存在缺陷是构成产品责任的一个必备要件。产品缺陷的相关问题，不仅是诉讼中当事人争执的焦点，也是法官关注的焦点，更是实现责任控制、防止过度归责的一道“安全闸”。从产品缺陷的概念、分类以及认定的法理依据着手，我们可以逐步分析产品缺陷问题，这对解决我国产品责任法存在的问题大有帮助。

关键词：产品缺陷；产品瑕疵；不合理危险

一、产品缺陷的含义

（一）产品缺陷的定义

1.国外相关立法中的“产品缺陷”

有关产品责任诉讼的第一个案例发生在英国。从此以后，西方社会的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纷纷制定有关产品责任的完整法律。如1979年美国《产品责任示范法》，美国的产品责任法发展比较早，也比较典型，其他西方国家也有这方面的法律或判例。

2.我国关于“产品缺陷”的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产品存在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我国在立法上采用了双重标准。第一，考虑产品是否具有不合理危险；第二，生产标准。但在实践中，极有可能出现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但却具有不合理危险的情形，因此认定产品不合理危险的标准存在着冲突。关于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但仍因不合理的危险造成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损害时，生产者或销售者应当负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产品质量法》规定得并不明确。

二、缺陷产品的认定

（一）产品责任认定的一般构成要件：

产品责任依其构成，须具备以下要件：（1）须有缺陷产品；（2）须有人身、财产的损害事实；（3）须有因果关系，即产品的缺陷与受害人的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着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产品缺陷是原因，损害事实是结果。现代社会大多数国家对产品责任适用严格责任，产品缺陷是承担产品责任的基础，也理所当然成为产品责任法的核心。

（二）我国关于“产品缺陷”的认定

我国《产品质量法》把“不合理危险”作为认定缺陷的判断标准。考虑产品是否具有“不合理危险”，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生产者制造产品的预期用途。即考虑一个合理谨慎的生产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产品的危险时，会不会将其投入市场；（2）一个具有社会一般认识的普通消费者，对其购买使用产品安全性的合理期望。如果某一种危险是一般消费者意识到，但仍愿意承担者，这不属于“不合理危险”；（3）如果由于认识和技术水准所限，不能在产品效用不变的前提之下，将其制作的更安全或其他之替代品，应该认为这些产品不具有不合理危险。（4）若产品的各项性能与标准都符合强制性标准时，不能就此认定不具有不合理之危险。

我国《产品质量法》还规定了认定缺陷的另一个标准——生产标准，如果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认定产品缺陷。这一认定标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增加判断产品是否有缺陷标准的客观性，对审理产品责任案件大有裨益，而且受害者容易证明产品缺陷，从而获得赔偿。另一方面生产者可以根据这一认定标准，判断其产品是否具有缺陷，尽早预防或排除缺陷，避免承担损害赔偿。

三、我国产品责任法中“产品缺陷”相关问题

在我国的产品质量法中，关于产品缺陷的问题虽然有所体现，但略显单薄。首先，有关“产品缺陷”的概念与其他相关概念，没有明确，造成实践中有所交叉，导致责任的归属采取不同的原则；其次，有关“产品缺陷”的认定，我国在条文中采用双重标准，而对双重标准的理解在法律界又有不同认识，导致实践上不能切实保护消费者或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最后，对“产品缺陷”我国没有具体分类，没有相对完善的理论指导实践。

（一）产品缺陷的定义

“产品缺陷”经常与“质量不合格”与“产品瑕疵”相互混淆，三个概念有一定相关性，但是又有一定区别。

“产品质量不合格”是一极其不规范的概念，致使一些学者将本应与“产品缺陷”相同的概念，解释为不同的概念。从而在法律责任的归责上采用不同的原则。

“产品瑕疵”与“产品缺陷”都是针对产品存在的问题加以分类，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产品缺陷”更注重产品的不安全性。从而在归责上应采用严格责任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而“产品瑕疵”侧重于违反约定，从而在归责上采用过错原则来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笔者认为，应该在实际中将“产品质量不合格”与“产品缺陷”等同起来，减少实践中的分歧。而“产品缺陷”与“产品瑕疵”则应该从立法入手，将二者的不同从法律上确立，从而将产品责任的归责与合同法的归责明确区分。

因此，对《产品质量法》中的产品缺陷定义，笔者建议改为：“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即去除有关标准部分的规定，只保留不合理危险标准。同时可以在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产品缺陷的认定可以参照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但不得以产品符合上述标准为由排除“缺陷”的存在，这样才能达到保护消费者之目的。

（二）产品缺陷的判断标准

我国在产品责任法的制定方面有着自己的特色，《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缺陷时采用了“不合理危险”作为判断缺陷产品的标准，同时又规定了另一标准即符合有关标准。从我国目前的法治资源来看，这无疑具有合理性，国家标准、部门标准为产品缺陷判断提供了可靠之依据，对防止主观武断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在逻辑上又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不合理危险”与“符合安全标准”之间究竟有无交叉？当产品符合法定标准后，是否仍然存在“不合理危险”？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是不得依据判例创制法律的。法官只能遵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审理案件，而目前我国在产品责任方面的规定本身就存在缺陷。所以，消费者的利益常常难以得到保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只能从法律的修订上着手，而不能仅仅依靠各种学理解释，学理解释只有在转化成法律时，才会具有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在符合有关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情况下，如果产品仍然存在不合理的危险性并造成消费者或他人的人身或财产损害时，生产者仍须承当责任。

（三）关于“产品缺陷”的种类

“产品缺陷”分类对于实践有重大作用，通过对产品缺陷的分类，可以更好地判断产品缺陷。笔者认为产品缺陷依其特征分为三类：制造缺陷、设计缺陷、经营缺陷。

1.制造缺陷，是指产品在制造过程中，因原材料、配件、工艺程序等方面存在错误，导致最终的产品具有不合理的危险性。

这大体有两种情况：其一，产品本身应当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性，但因生产上的原因，导致产品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此种危险即为“不合理的危险”。如小孩玩具本身应当不存在危及人身安全的危险，但因制造不当，生产出有锐角的金属玩具，可能导致小孩受伤害，该玩具即属于存在不合理危险的产品；其二，产品本身如在正常合理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这类产品的这种危险属于合理的危险。如果因产品制造原因，导致这类产品在正常合理使用的情况下也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即属于不合理的危险。如鞭炮本身属于易爆产品，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生产、销售的鞭炮符合有关安全要求，那么，即便因使用不当造成人身伤害，也不能认为该鞭炮存在不合理危险。但如果生产、销售的鞭炮不符合有关安全要求，如引芯过短，内装不容许装入的烈性炸药等，可能导致人身伤害的，即认为该鞭炮存在不合理危险。

2.设计缺陷，是指产品在设计时在产品结构、配方等方面存在不合理的危险。

篇2

一、产品及其范围

世界各国对产品的定义及其范围的限定不尽相同。在美国，产品指一切经过加工处理的有形物，包括农产品在内。在“布罗克莱斯比诉美国”案中，产品的概念已经扩展到包括无形财产在内，法院对此案适用严格责任。1985年《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下称《指令》）第2条规定，“产品”指一切动产，还包括电，但不包括农业原产品和狩猎产品，同时允许各成员国通过国内立法将农业原产品和狩猎产品包括在产品范围内。1973年关于产品责任适用法律的《海牙公约》第1条第2项“产品一词应包括天然产品和工业产品，而不论是未加工过的还是加工过的，是动产还是不动产”。英国1987年制定的《消费者保护法》中的“产品”指“任何物品或电，且包括不论是作为零部件还是作为其它东西但装到另一产品中的产品。”《法国民法典》第1386－3条规定：“一切动产物品，即使已与某一不动产结合成一体，其中包括土地的产品、畜产品、猎获物与水产品，都是产品；电，视为产品。”德国1989年在《产品责任法》中规定的产品是指“一切动产”，而且动产也包括“构成另一动产或不动产之一部的物”，同时也包括“电”，但“未经加工”的农业产品不是产品。挪威1988年《产品责任法》第二条中的产品指所有货物或动产，包括自然产品或工业产品原材料或制成品，部分产品或最终产品以及组成另一动产或不动产的一部分的产品。丹麦1989年《产品责任法》第三条规定，产品指所有动产，不论是制造物或是自然产物，而且也不论是否是另一动产或不动产的一部分。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所称产品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该条规定的产品范围比较广泛，无论动产或不动产，也无论工业品或农产品，只要经过加工，用来销售，即是《产品质量法》上所称产品。但该条第三款将建筑工程排除在外，只把“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列入产品范围。

笔者认为，侵权行为法上的产品应当具备以下几个要点：1、具有使用价值，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这种使用价值并不需要产品本身真正具有，而只需要人们在购买或者交易的过程中以一般人的理性足以相信其具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功能即可。也就是说，产品应该能够实现消费者的合理期待。2、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必须是经过加工、制造的物。3、加工制造的目的在于参与流通，即该物是用于销售的，包括用于促销、推销而免费赠送的产品。即使是基于促销推广产品而赠送的产品，也应满足一般消费者对产品安全的合理期待，保障消费者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和利益。当“产品的生产者自愿放弃占有产品之时，产品即属于流通。4、属于动产。

综上所述，除符合上述要件的动产之外，下列用于销售的物也视为产品：1、导线输送的电能，以及利用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水；2、计算机软件和类似的电子产品；3、用于销售的微生物制品、动植物制品、基因工程制品、人类血液制品。

下列用于销售的物，不属于本法所称的产品：1、建筑物和其他不动产，但是建设工程中使用的建筑材料、构件和设备除外；2、仅经过初加工的农（林、水）产品。[1]

二、产品缺陷

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2]关于缺陷的确定，既是一个复杂困难的问题，也是确定产品责任的一个关键。考察各国的立法及实践，大致有以下几种判断缺陷的标准。

1、缺乏应有的安全。如1965年新版《美国侵权法重述》第402-A条规定，“对使用者或消费者或者其财产有不合理危险”即为有缺陷的产品。何为“不合理的危险”，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402－A款的注释（I）“产品之危险程度超出购买该产品的普通消费者与对该产品的特性的人所共知的常识所能够预见的范围”即为不合理的危险，也就是以普通消费者对产品的合理期望来作为判断产品存在缺陷的标准，消费者期望标准坚持了严格责任原则。此标准的不足在于面对目前产品的复杂性，对于某些隐蔽的危险，使用者是不得而知的，也就无从对这种产品有更深程度的安全期望。此外，假如旁观者受到损害，则可能由于对产品的存在毫无所知，因此也就无从说起对产品的安全期望。

2、《美国统一责任法草案》第104条把瑕疵（缺陷）分为三类：（1）制造装配瑕疵，采取严格责任；（2）设计瑕疵，应考虑到在制造时所能认识到的该产品致损的可能性，为避免设计上的瑕疵而采取的技术措施的可行性，以及可供选择的多种设计方案的比较成本；（3）欠缺指标和警告，对此应考虑的因素有，制造时所能认识的该产品致损的可能性、严重性，以及对预期使用者对该产品危险性和潜在损害的性质加以预计的能力，以及警告和指示的技术可行性和成本。

3、《法国民法典》对缺陷的定义为“不能提供人们可以合理期待之安全”。（参见《法国民法典》第1386－4条）并对评判“合理期待的安全”的标准做了解释：“应当考虑到各种情形，尤其是考虑产品的介绍与人们可以合理期待的用途，以及考虑产品投入流通的时间。”

4、欧共体的《指令》对产品的缺陷确定采用了客观安全标准，即若产品不能提供一般消费者有权期望得到的安全，该产品就被认为是有缺陷的产品。按照这一标准应该考虑：（1）产品的状况；（2）对产品的合理的预期使用；（3）产品投入流通的时间，也就是即便后来出现了更好的产品，也不认为先前的产品有缺陷。

5、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为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有关人士撰写的条文释义指出：“不合理的危险……‘是指产品存在明显的或者潜在的，以及被社会普遍公认不应当具有的危险。这种危险主要表现为存在可能危及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因素／标准’，是指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依据之一，是安全、卫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安全、卫生指标。即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安全、卫生要求的，则可判定该产品存在缺陷。换一句话就是说，判定产品是否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以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安全、卫生指标作为判定依据。”尚未制定有关标准的，可以参照各国的普遍做法，采用消费者期待标准，并以社会普遍公认的安全、卫生要求，作为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依据。在采用这一标准时是否应考虑当时的科技水平，对限于当时科技水平而产生的缺陷产品免责？有学者认为应当对此情形予以免责，因为生产者、销售者等产品责任人不应对自己能力以外的产品缺陷负责。也有学者认为产品责任人对此情形也应承责，否则不利于产品责任制度目的的实现。笔者认为：产品责任人对限于当时科技水平而产生的缺陷产品也应承担产品责任。由产品生产者承担此类责任似乎不公平，但是从成本的分担角度看，产品责任者可以将承担责任的费用分散在产品的成本中，最终由广大的消费者共同承担因当时科技水平造成的产品缺陷对消费者安全的侵害的责任，符合现代社会风险分担的原理，实现社会风险社会分担的目标，从而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确定产品缺陷的标准有以下几种：（1）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这里采用的是客观标准，即不论生产者对产品缺陷的存在有无过错，均须负责。该“缺陷”以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所能发现者为限，也就是说生产者对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所不能发现的缺陷可以免责。（2）违反有关产品质量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3）违反担保，如产品不符合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注明的标准。（4）欠缺必要的指示和警告，即警告指示（警示）缺陷，是指生产者疏于以适当方式向消费者说明产品在使用方法及危险防止方面应予注意的事项，因而导致产品发生危险。[3]（5）违反产品通常应具备的使用性能。总的说来，我国对于缺陷范围的规定比较广泛，综合了产品责任较发达国家的一般做法，对于保护消费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将产品缺陷与一定的产品标准直接联系起来既有利也有弊。该做法的好处是：如果缺陷产品同时违反了产品质量标准，原告可以通过证明产品不符合标准来证明产品有缺陷；法官可以借助产品标准判断产品是否具有缺陷。这样作的消极后果至少有三个：首先，模糊了产品责任作为严格责任与一般侵权责任的界限。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的精神是：产品不符合标准，疏于管理，就有过错，就有责任；反过来，产品符合标准，尽到“合理注意”的义务，就没过错，就没责任。而这与产品责任作为特殊侵权责任即严格责任是不和谐的。其次，造成对缺陷产品认定的困难，“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与“产品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构成确定产品缺陷的双重标准，这后一个标准在对产品进行质量管理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却难随人意。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出现与前一个标准的矛盾，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实践中，可能出现虽然符合质量标准但却具有危险性的情况。”比如新开发的产品，虽然符合某种质量标准，但却可能存在致人损害的危险性。同时，当新产品的开发与相应的产品标准的制定存在时间差时，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再次，容易偏袒生产者和销售者，不利于公平地保护消费者。因为产品质量标准的制订与生产者的参与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有关产品质量的行业标准，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行业内企业的积极参与。加之几十年来政企不分的历史，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与企业标准不能不受到企业利益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的存在，这些标准也不能不偏向于生产者而不可避免地忽视消费者的利益。[4]

从理论上看，我国法律中产生双重标准的原因，是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产品缺陷与产品瑕疵的区别。梁慧星教授指出：“所谓‘缺陷’是指对于使用者或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具有的危害性。这与合同法上‘瑕疵’，仅指产品规格质量不符合法定或约定标准，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只能作为一个具体量化的参照系，而不能作为判定产品是否具有缺陷的法定依据。在实践中，应以消费者期待标准，并以社会普遍公认的安全、卫生要求，作为判定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最高依据，以更好地实现侵权行为法的立法目的，使弱者（在此为消费者）权利在遭受侵害之后得到最大的补救。

    注释：

[1]王利明等编著，《<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载于中国民商法法律网2002年4月5日。

[2]王利明等编著，《<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载于中国民商法法律网2002年4月5日。

篇3

【关键词】安全文化要素关系作用

STUDYONTHERELATIONSHIPSANDROLESOFSAFETYCULTUREWITHITSSOMEELEMENTS

WuZongzhi

NationalCenterofSafetyScienceandTechnology,SAWS,China

ABSTRACT

Inthispapertherelationshipsbetweensafetycultureandsafetyidea,safetyscienceandtechnology,safetyregulationsarebrieflydescribed.Therolesofsafetycultureanditssomeelementsinworksafetyarediscussed.Thesafetyideaisproposedthat“safetyisrelative,hazardiseverlasting,accidentcanbepreventive”.Thecreationandinventionofsafetyscienceandtechnologyarethedrivingforceofthedevelopmentofthesafetyculture.Theeffectofsafetyregulationsisdependentonsafetyculture.Thedevelopmentofsafetycultureisaimportantpartoftheestablishmentofthelongtermeffectivemechanismforworksafetyandthewell-offsocietyinChina.

1．引言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内，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安全生产和作为先进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安全文化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从安全生产的角度展望，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安全科技进步，安全法制健全，安全文化繁荣，人民生产和生活安全健康的社会。

关于文化的定义众多，经典的是1871年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所作的“文化与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按照我国《辞海》的定义，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同样，关于安全文化的定义和概念也有多种表述。英国安全健康委员会等机构（HSC/ACSNIHumanFactorStudyGrup）将安全文化定义为“安全文化是个人和群体的价值、态度、观念、能力和行为方式的产物，它决定了对组织的安全和健康管理的承诺，以及该组织的风格和熟练度”。我国安全文化界将安全文化归纳为“安全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为维护安全而创造的各类物态产品及形成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总和；是人类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安全生产、安全生活的精神、观念、行为与物态的总和；是安全价值观和安全行为标准的总和；是保护人的身心健康、尊重人的生命、实现人的价值的文化[1]。

无论怎样表述安全文化的定义和概念，安全观念、安全科学技术、安全法规都是构成安全文化的重要要素。本文简要论述安全文化与安全观念、安全科学技术和安全法规的关系及其对安全生产的促进作用。

2．安全观念与安全文化

思想认识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安全观念是发展安全文化，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的前提条件。关于安全的定义众多，在一般辞典中，安全系指没有危险。由于人们主观上对安全的认识不同，判别安全或不安全有多种概念或定义，也有人认为“安全是人们的心理状态”。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将安全定义为“免遭不可接受的风险的伤害”。“风险”是指“特定危险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结合”。国际劳工组织将危险定义为“可造成人身伤害或损坏的固有的潜能”。同样地对事故也有多种概念和定义，通常情况下，事故是指：“造成死亡、疾病、伤害、财产损失或其它损失的意外事件”。安全总是与危险、风险、事故伴随在一起的。

事故的能量转换理论认为，事故是能量或危险物质的意外释放，作用于人体的过量的能量超过了人体（或结构）的抵抗力，或是使人体与周围环境的正常能量交换受到了干扰（如窒息、淹溺等）。由于物质与能量的互换关系，物质的危险作用可认为是能量危险作用的一种形式。

一起事故的发生是危险源（能量源）与引发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故引起的人体伤害可解释为由于能量的转换而造成的机体破坏。机械能的转换可造成外伤，热能、电能、化学能或辐射能可造成烧伤或其他伤害。存在超过一定数量（临界量）的能量或危险物质是事故发生的前提条件。这里“一定数量”或临界量意味着超过该数量的意外释放能量，超过了人体（或结构、设备、设施）的抵抗力或抗干扰的能力，从而会导致人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环境破坏。

20世纪30年代，美国科学家海因利希（H.W.Heinrich）统计研究了事故发生频率与事故后果严重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1:29:300法则，又称海因利希法则，分析了事故所造成的人身伤害程度与事故发生起数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事故发生的规律性，即严重人身伤害的事故起数总是少于轻微伤害事故起数，轻微伤害事故起数又少于无伤害事故（即未遂事故或称事件）起数。

该法则表明：尽管事故发生是小概率现象，单起事故伤害程度的大小受偶然因素支配，但从大样本量统计分析，事故是有规律的，是可以预防的。如果同类轻微伤害事故或事件多次发生，当达到一定的概率后，必然发生重大伤害事故。因此，如果要防止发生重大伤害事故，必须从防止无伤害事件和轻微伤害事故发生做起。换句话说，引发无伤害事件或轻微伤害事故的原因同样可造成严重伤害事故发生。为了预防事故，必须分析无伤害事件的原因，在发生重大伤害事故之前，采取预防对策，消除或监控产生伤害的根源[2]。

事故的根源是由于存在危险的能量或危险物质，事故发生的基本原因可归纳为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这里人的不安全行为包括人因失误和管理上的缺陷，物的不安全状态包括生产活动中的设备、设施、场所以及环境条件的危险状态等。在我国国家标准中将“可导致事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及管理上的缺陷”定义为事故隐患。

理论研究和大量事故调查的实践表明，事故隐患，即人的不安全行为，管理上的缺陷和物的不安全状态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隐患险于明火”。

在安全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上，要树立“安全是相对的，危险是永存的，事故是可以预防的”正确观念，要纠正“经济发展，事故难以避免”的错误观点。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危险设备、设施、场所增加，人们的生产活动增加，隐患也会增加。但只要树立科学的安全观念，尤其是发展先进的安全文化，采取正确的安全防范措施，有效地监控危险源，防止出现隐患，事故是可以预防的，国外工业发达国家的安全文化建设实践和安全水平已是有力的证明。

3．安全科学技术与安全文化

文化的发展总是与人类社会同步发展的。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其创新成果是文化的构成要素，是文化丰富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与驱动力量。在现代社会中科技作为文化的属性、特点和功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和突出，是实现文化创新的最基本和最活跃的构成因素。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的每一重大发现。甚至是仅仅向前迈出一小步，都会改变唯物主义的形态，改变生产力的实现方式和人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基本趋向。当安全科学技术以安全文化的形式作用于社会文明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就会对于人们的思想、精神与道德的升华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3]。因此，安全科技进步与创新程度决定着全民的安全文化素质与文明程度，同时也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安全科技创新是安全文化建设的动力和源泉，同时也为安全文化建设充实新的内容和提供新方法，安全科学技术是构成安全文化的重要内容，但它只有在与安全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整体效应时，才能更好地发挥先进作用，因为安全科技往往只具有安全生产所需要的客观内容和科学方法，而缺少安全文化所具有的社会性，意识形态性和思想导向性。

4．安全法规与安全文化

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标准是国家强制执行的，法规的实施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安全法规的生命深藏于安全文化之中。对社会、企业和个人来说，安全法规的实施，不仅是惧怕国家强制力的结果，也不仅是对安全行为后果的期望的结果，而是安全法规能不能为社会接受，融入社会，是安全法规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是否与社会的价值取向一致。因此，安全法规的实施不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是安全文化的实现。

另一方面，安全法规仅是安全的最低要求，而不是保证安全的充分条件。此外，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渐进的，对危险的认识也是渐进的，安全法规往往滞后于生产实践的需要，安全法规是变化和发展的。安全法规既需要通过外部力量来强制实施，也更需要借助习俗、惯例、伦理、道德规范等安全文化要素来自觉实施，尤其在安全法规不健全或当安全法规在边际上不起作用时，安全文化的约束力就扮演着重要角色。文化的符合性与系统性的逻辑必然结果是规范性。文化产生的规范力量使任何与其不一致、不协调的行为或事物都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要将其纠正；如果纠正不成功，则将其排斥之[4]。

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安全文化是安全系统有效性的决定因素，职工对企业安全文化的感受支配着其安全行为，安全文化决定着安全系统要素是否有效地作用。在已形成了积极的安全文化的企业中，安全系统能够有效地作用，而在消极的安全文化或没有形成安全文化氛围时，安全系统的作用难于发挥[5]。

5．结束语

在人类的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安全活动就是不断地辨识危险、评价危险和控制危险的活动。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安全的需求也不断提高。对危险的认识不断加深，危险评价和控制技术不断进步，安全水平也不断提高。安全是相对的，危险是永存的，事故是可以预防的。为确保安全，必须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采用动态的、变化的和发展的安全科学技术方法和防范措施，警钟长鸣，持续改进。所以说安全生产水平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安全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全文化的核心是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这与小康社会的目标中“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是一致的，以人为本要求生产发展必须考虑社会的可承受程度，人的可承受程度，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真正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形成人人“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良好社会环境。

无论怎样理解安全文化的众多定义，必须认识到，安全文化的规范性、系统性及其具有的社会力量对安全生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安全文化建设是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版权所有

1．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编，安全文化论文集，第5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2月。

2．吴宗之，经济要发展事故可预防，中国安全生产报，2003年6月19日。

3．申维辰，科技创新与发展先进文化，人民日报，2003年5月13日。

篇4

中国当前的国家的安全观：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11种。

没有危险是安全的特有属性，因而可以说安全就是没有危险的状态。

没有危险的状态是安全，而且这种状态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而是客观的。无论是安全主体自身，还是安全主体的旁观者，都不可能仅仅因为对于安全主体的感觉或认识不同而真正改变主体的安全状态。一个已经处于自由落体状态下的人，不会由于他自我感觉良好而真正安全；一个躺在坚固大厦内一张坚固的大床上而且确实没有任何危险的人，也不会因认为自己危在旦夕就真的面临危险。因此，安全不仅是没有危险的状态，而且这种状态是客观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篇5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交通事故也是频频发生，给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当前，对交通事故这一现象的成因、防治也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事物的出现，人们必然要从性质上对该事故作出判断，从而能更好地对该事物进行认识和处理。同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沟通越密切，人们出行也就越发频繁，代步工具也越来越快捷、先进。因而在出行过程中引发的各种交通问题也越来越引发人们的深思。其中，最基础、最根本的的问题就是交通事故的涵义。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交通事故的定义

关于交通事故的定义，在我国最详尽、最权威的莫过于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该法第八章附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明确规定了交通事故的定义，即“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

上述定义不难看出，构成交通事故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一）交通事故必须是事件，而不是行为。换句话说交通事故可以是一行为导致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单纯的事件。

（二）一方主体必须是车辆，包括机动车或非机动车。

（三）必须发生在道路上。此处的道路，按照《道交法》第八章附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四）必须有危害结果。包括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具备等情形。

（五）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危害后果必须是车辆造成的。按照“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的定义划分主谓宾结构可以得出危害结果是由车辆造成的。此处的造成，应当包括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例如，某甲驾车违反交通法规定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直接将不特定的某乙撞死，那就属于直接造成。若行人某甲因急事在机动车上狂奔直接撞在了正常停放在路边的汽车上，则为间接造成。

（六）必须是基于过错或意外。

二、《道交法》对交通事故定义的不足

《道交法》对交通事故的定义可谓进一步详尽，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将主体直接表述为车辆，是否属于语法错误。

车辆是物体，本身没有意识，不可能存在过错或过失；车辆本身不能运动，并不能单纯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危害后果。因此直接将交通事故的主体认为是“车辆”本身，属于语法错误。将“车辆”理解为“驾驶车辆”体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更为准确。并且，此处的驾驶应当作广义的理解，即包括驾驶的准备阶段、驾驶实行阶段，直至驾驶结束后车辆停止时的持续状态整个过程。换句话说，车辆只要出现在道路上即可，而是否处于运动状态则无需考虑。如，违规停车引发的事故也属于交通事故。

（二）一方的主体必须是车辆，即发生事故的主体必须是车与车之间、车与人之间，而将人与人之间绝对地排除在交通事故主体之外，有欠妥当。

具体来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和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可以看出，一是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必须是建立在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前提之下。没有交通事故，就不可能出现交通肇事罪的情形。也就是说，一行为只有可能首先是交通事故，才有可能成为交通肇事案件。即交通事故与交通肇事罪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二是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是指一切违法交通管理法规而造成重大危害结果的人员，即既包括车辆（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和在道路上行走的行人，还包括车辆乘坐人（乘客）、在道路上从事其他活动的人等等。举例如下：

例一：行人甲因急事回家，在人行道上急速奔跑，多次与他人发生肢体擦碰，不小心将一行走的老妇碰倒在地，致死该老妇头部着地死亡。行人甲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例二：行人甲闯红灯横穿马路，乙驾驶汽车正常行驶为了躲避甲紧急避险撞到路边灯柱，致车上乘客丙死亡。行人甲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例三：乘客甲坐在乙驾驶的公共汽车上，猛然发现自己坐错了车，立即要求乙停车。乙以未到站为由不停。甲硬拉车门强行下车，结果在混乱之中导致另一乘客丙从车上挤下。乘客甲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例四：乞讨人甲在机动车道内穿梭在车辆中进行乞讨。甲举起手中的乞讨棍往乙正常驾驶的汽车瞬间伸出，意图拦停乙驾驶的汽车后进行乞讨。乙猝不及防，在紧急避险中车辆失控致路边一行人丙死亡。乞讨人甲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由此可见，一般情况下，交通事故的主体应当包含交通肇事罪的主体。《道交法》将交通事故的主体仅局限于车与车和车与人之间是不准确的。

（三）必须是因过错或意外的规定过于笼统，也存在歧义，不利于实践中辨别和操作。

1、因过错的理解有歧义。

（1）因谁的过错不明。仅仅从“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的定义中，容易理解为仅指车辆一方的过错或意外。这样理解，显然与现实中出现的车辆一方无过错非车辆方全部过错的情形仍然认为是交通事故的做法相违背。如行人进行高速路被甲驾驶汽车正常行驶而撞死，此案明显属于交通事故。

（2）是否可以理解为只要存在过错即可而无需理会引发过错的对象或原由。按照事故发生的原由，过错可能是车辆驾驶人本人的过错导致的，还有可能是他方的过错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双方或多方的过错导致的。是不是只要发现有一方存在过错，就一定是交通事故呢？举例如下：

例五：某甲驾驶车搭载妻乙在路上正常行驶过程中，二人发生争吵，妻乙愤而突然开车门跳车致死。此案是否为交通事故？本案中，甲无任何过错，二人的吵架行为并不是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乙愤而开车门跳车的行为侵犯的法益主要是违反了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对于乙的行为甲无法遇见（排除甲放任其妻死亡的可能性），应为意外事件。

例六：某甲驾驶公共汽车搭载乘客在高速路上正常行驶，突然车内发生抢劫案件。歹徒逼迫某甲驾车继续前行，乘客乙慌乱中砸破车窗跳车意图逃生，结果给摔死。此案是否为交通事故？本案中，甲无任何过错，乙为逃跑而跳车在主观上明知给自己造成的危害要么是放任的间接故意要么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乙跳车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侵犯了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这一法益，但并没有引起对他人人身或财产的侵犯这一更大的法益，而且乙的自救行为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一法益。并且，乙逃跑所引发的一系列法益受损，是歹徒实施故意犯罪所能预见或应当预见到的，故而应当由歹徒来承担因故意犯罪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换句话说，即使乙跳车的行为引发另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也应当作为歹徒实施故意犯罪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后果而加重处罚。故而不能作为交通事故处理。

例七：某甲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实施抢夺，在抢夺行人乙的皮包时因乙不放手将其拖倒并拖行数十米后致乙死亡。此案是否为交通事故？本案中，甲在道路上实施故意犯罪行为，其行为不仅侵犯了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侵犯的更大的法益是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侵犯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这一法益只是侵犯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这一法益的必要手段而已，二者为牵连关系。故而不能作为交通事故处理。

例八：某甲酒后躺在自己停放在路边的车内睡觉，因为车窗封闭时间过长缺氧而导致自己窒息死亡。此案是否为交通事故？甲将车停在路边，可能已经侵犯到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即违规停车）。甲死亡因缺氧而死，系甲操作不当。甲操作不当的行为（即关车窗）并没有违反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也未危害到公共安全，系典型的常识性错误。故而不能作为交通事故处理。

由此可见，过错的引发对象和原由，对于某案是否为交通事故有重要作用。

2、此处的过错或意外的概念和内涵不清楚。

（1）过错，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包括故意或过失。此处的过错是仅指故意或过失还是既包括过意或过失呢，存在疑问。

故意，名词解释为存心，有意识地，即明知不应或不必这样做而这样做。我国刑法中，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可见，我国刑法中所指的故意，是针对行为导致的危害结果而言的，并不是仅仅针对行为本身。同理，过失犯罪是指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注意到了却轻信能避免而造成了危害。由此可见，在犯罪领域内研究的主观心态，都是针对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心态，而不单纯考虑行为人对某行为的心态。可见，单纯考虑过错是否包括故意或过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必须结合行为和危害结果予以考虑才有意义。

（2）过意或过失，是指对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存在故意或过失，还是指对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危害结果存在故意或过失，存在疑问。行为人对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在主观上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例九：行为人明知道闯红灯是违法《道交法》还闯红灯，可见行为人针对违法行为而言在主观上是故意，但是行为人对闯红灯可能导致的危害后果应当能预见但是却轻信能避免，因而对危害后果又是过失心理。例十：行为人没有看清楚错把红灯当绿灯致使客观上闯了红灯，此时行为人在主观上应当为疏忽大意的过失，过失闯了红灯之后导致与其他正常驶入路口的车辆发生了碰撞，因而对危害后果又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

可见，交通事故中的过失适用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但是交通事故中的故意则只能适用于危害行为，而不能适用于危害后果。否则，即为故意犯罪。

（3）意外。

（1）此处的意外是仅指不可抗力还是指既包括不可抗力又包括意外事件。

一是包括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主要包括三种形式：自然灾害，如台风、洪水、冰雹；政府行为，如征收、征用；社会异常事件，如罢工、骚乱。

例十一：某甲驾驶车辆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突发地震，导致汽车翻车，致使车上多人重伤和死亡。整个案件中，某甲不存在过错，也无法抗拒。

例十二：某甲驾驶车辆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突然出现了暴乱事件，致使某甲的车辆被暴乱者砸坏挡风玻璃，某甲惊吓过度车辆失控，致多名群众重伤和死亡。

二是包括意外事件。意外事件是指行为人虽有预见的义务，根据行为人的自身状况和当时的环境、条件，不可能预见。

例十三：某甲驾驶车辆在道路上正常行驶，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石头，正好砸在汽车上造成车辆毁损，多人死亡和受伤。整个案件中，某甲虽然有预见的义务，但是按照当时的条件，某甲无法预见到路边山上会有大石头滚下，因面属于意外事件。

例十四：某甲驾驶车辆搭载某乘客乙在道路上正常行驶，乙认为某甲绕远路，甲辩称是抄近路。乙见甲行驶的道路较为偏僻，在要求甲改变行驶路线未果的情况下误认为甲会对自己实施不法行为而瞬间开车门跳车致使双腿断裂鉴定为重伤。乙假想防卫。按照当时的环境、条件，甲对乙的跳车行为不能遇见，因而属于意外事件。

（2）不少理论认为交通事故的意外仅指自然灾害。如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的由刘建军主编的《新编交通事故处理实用手册》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问“什么是道路交通事故？”中认为“交通事故不仅是由于交通参与者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造成的，也可以是由于意外造成的。如地震、台风、山洪、雷击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可为代表。既然自然灾害能成为交通事故。同样，意外事件也可以成为交通事故。二者都属于行为人在主观上没有任何故意或过失，都是因为客观等其他原因造成的危害后果，与行为人的行为没有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将交通事故的意外仅理解为自然灾害，是以偏概全的做法。

三、交通事故的准确定义

基于交通事故定义的上述局限性和不完整性，笔者认为应当对交通事故定义进行如下修正。

交通事故，是指行为人基于交通运输方面的过错或者车辆驾驶人驾驶车辆因为意外，在道路上，过失造成不特定人人身伤亡或财物损失的事故。

（一）交通事故首先必须是事故。伯克霍夫认为，事故是人(个人或集体)在为实现某种意图而进行的活动过程中，突然发生的、违反人的意志的、迫使活动暂时或永久停止的事件。事故的含义包括：一是事故是一种发生在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的特殊事件，人类的任何生产、生活活动过程中都可能发生事故。二是事故是一种突然发生的、出乎人们意料的意外事件。由于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往往包括许多偶然因素，因而事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质。在一起事故发生之前，人们无法准确地预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什么样的事故。三是事故是一种迫使进行着的生产、生活活动暂时或永久停止的事件。事故中断、终止人们正常活动的进行，必然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某种形式的影响。因此，事故是一种违背人们意志的事件，是人们不希望发生的事件。

可见，交通事故是多种事故中的一种具体现象。因此，认为交通事故属于事故更为准确、直接。

（二）交通事故必须造成了危害后果。即造成了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没有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是精神层面的事故。

（三）交通事故必须是对公共安全有威胁，即有可能危害到不特定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此种威胁，只要客观上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即可，并不要求行为人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是否明知。例十五：某甲驾驶机动车违章进入非机动车道，甲的这一行为已经对公共安全产生威胁，即可能危及不特定的行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行为人甲只是轻信能避免而已。例十六：某甲驾驶雨刮器有故障的汽车行驶正常在道路上，某甲并未意识到已经威胁到公共安全。突然天下大雨，遮挡了视线，因雨刮器故障无法保持良好视线。情急之下甲紧急停车，导致跟随甲的乙车追尾致乙车车上三人死亡。此案属于交通事故。

2、此处的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基于行为人实施的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为是故意还是过失的不同，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威胁也会产生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例十七：某甲酒后违法驾驶机动车，对于公共安全的威胁在主观上就是故意，在客观上也实施了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行为，但并不能说某甲就构成了“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甲虽系酒后驾车，但是甲是基于对本人过于自信的过失，轻信自己能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换句话说，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行为人不想看到的。因此，甲的行为只能是交通肇事罪，而不是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不是过失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例十八：某甲驾驶机动车未看清楚路牌导致进行某单行路段，与乙正常驾驶的来车发生碰撞。本案中，某甲的行为系过失，其过失行为也危害到公共安全，但是对于危害结果，行为人甲因为疏忽大意未能预见到。因此，甲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和过失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条竞合犯，根据普特条款的原则，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3、此处的不特定人，不是指结果上的不特定人，而是指该危害行为发生前可能对不特定人造成损害，在结果上完全可能出现只对特定人和财物造成了损害。但这并不妨碍交通事故本身的成立。例十九：某甲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在路上，由于车速过快撞在了路边的灯柱上造成自己重伤。本案虽然只是造成了甲特定人的死亡这一危害结果，但是由于甲超速行驶对公共安全已经造成威胁，只是结果上只是造成了特定人甲自己的死亡而已，这并不影响到交通事故的成立。

（四）交通事故必须发生在道路上。非道路上发生的事故，由于不影响到交通运输，当然不属于交通事故。

（五）根据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将交通事故的类型分为了有过错的交通事故和意外的交通事故。一是有过错的交通事故，在主体上并不要求，一般主体即可。但必须要求行为人是基于交通运输方面的过错，即行为人有故意或过失违反交通运输方面的行为。二是对于意外的交通事故，在主体上有限制，必须是车辆驾驶人，因为在意外的情形下车辆驾驶人才有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很难想象，非车辆驾驶人在意外情况下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但也不能绝对化。例二十：某甲系挑夫，四处帮人挑东西以赚取工钱谋生。某日，甲帮某乙挑两箱价值50万的金银首饰行走在人行道上，由于突遇台风，某甲把持不住，台风将首饰卷走掉下人行道旁的河中冲走。还把某甲挑东西的扁担给卷入半空，掉下来后砸到另一行人丙并致其死亡。此行为能否认为是交通肇事，有待商榷。

篇6

一、产品责任立法概况

从时间上讲,产品责任法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发展较晚。在对产品责任进行立法时,许多国家纷纷突破了传统合同法的框架,在侵权行为法体系内建立特殊的产品责任侵权制度,在产品责任制度中引人无过错或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以期通过立法的方式保护在经济上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利益,从而实现社会关系的平衡。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目前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还未制定出一部完整的产品责任法,有关产品责任的法律、法规分散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保护法》)。然而,这些法律条文的规定大都过于简单,不易于操作,而且有些条文措辞欠妥、突出反映在“产品”和“缺陷”这两个概念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关于产品责任的争议将日益增多,而我国关于产品责任的法律、法规零散分布状态显然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尤其在《产品质量法》中规定产品责任问题容易使人误将产品质量不合格的责任同产品缺陷引起的产品责任相混淆。所以,目前在我国制定一部统一的产品责任法是十分迫切的。

二、产品责任立法中对“产品”概念的界定

确定产品责任,首先必须明确产品责任立法意义上对“产品”概念的界定,这对是否承担产品责任至关重要。我国《产品质量法》第2条给“产品”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本法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同时,《产品质量法》第73条还规定:“军工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制定”。由此可见,我国“产品”的概念内涵是:第一,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物品,不仅是指有形的物质,同时也指无形的物质;第二,不包括初级农产品以及非工业用品;第三,不包括建筑工程等不动产;第四,不包括军工产品。在这里,尽管《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的定义比较明确,但仍有值得完善的地方。法学界比较集中的疑义在于两点:第一,“加工、制作”的含义过于广泛、笼统,不利于操作;第二,使用“销售”一词欠妥。有些产品并非直接由销售渠道进入消费者手中,由此引发的产品责任如何负担则成为争议焦点,因此,有人建议改为“流通”一词。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各样的新产品将不断涌现,产品责任法应确保其对消费者提供的保护与高速发展的经济同步,根据形势的需要不断抛弃陈旧的观点,将更多的新产品纳人产品范畴之中。对照欧美国家“产品”概念,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2条规定,“产品指一切动产,即使被组装或安装在另一动产或不动产中的动产也包括在内,但农业原产品和猎物除外”。该条采用排除法,虽不够准确,但仍有可借鉴之处,如“不动产”一词的使用,远比我国《产品质量法》使用“建设工程”一词妥贴。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86条规定:“土地、附着于土地的建筑物及其它定着物、建筑物的固定附属设备为不动产”。因此,使用“不动产”这一法律用语代替“建设工程”更为科学。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这里把“产品质量不合格”认为是承担产品责任的原因显然是不正确的。在制定《民法通则》时,部分学者对“瑕疵”和“缺陷”的概念混淆,将“瑕疵”概念定义为产品规格质量不符合法定或约定标准。而事实上,依据《合同法》属于瑕疵产品,并不一定具有对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不一定属于产品责任法上的缺陷产品,而在产品责任法上属于有缺陷的产品,也可能在《合同法》上并无瑕疵,属于质量合格产品。另外,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缺陷是指不符合标准。”这里把“不合理的危险”作为缺陷的标准是十分科学的,但后半句又把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作为缺陷衡量的依据,这就为衡量产品是否有缺陷提供了双重标准。而产品质量标准的制定是综合多种因素制定的,并不以产品无危险性或具有安全性为唯一标准。因而,符合国家、部门、行业产品质量标准的产品,并不排除其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可能性。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无疑会令某些使用具有不合理危险却符合某些质量标准的产品的受害人难以获得赔偿。此外,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新产品不断出现,国家若想在所有新产品投人流通之前,都制定相应的标准,是十分费时费力且可能出现指导标准偏差的情况。因此,我国的产品责任立法应确定统一的产品缺陷衡量标准,即以“不合理的危险”的存在为基本标准。

篇7

缺陷产品的不合理危险及其判断标准是我国《产品质量法》立法中的基本问题。我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根据该条规定，不合理危险是缺陷产品的内在规定，构成判断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一般标准;产品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不符合标准的可以认定缺陷。但能否据此得出结论：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则不具有缺陷？

在司法实践中，产品缺陷是损害赔偿的重要要件，因此成为司法审查的重点。当前，已经出现符合相关标准的产品被认定具有缺陷的判例。广州小朋友韦某在骑玩由永华玩具厂生产的“小明星”牌16寸童车时，其右拇指被童车的链条与链轮的结合部夹伤。法院认为：“永华玩具厂生产的‘小明星’牌16寸儿童车虽然符合国家标准，但其链条罩设计为F型，致使链条和齿轮有裸露在外的部分，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该产品是存在设计上的缺陷。”可见，即使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却仍然可能存在不合理危险，法院可以认定其存在缺陷。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具体、明确、可操作，是产品缺陷认定的特殊性条款。根据特殊性条款优于一般性条款，应当优先于不合理危险标准的。但符合了国家标准，按《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不属于“缺陷”产品，其仍可能造成损害，而且在上述童车案中实际也造成损害。如果因为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就认定其不存在缺陷，显然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有失公平。因此，若是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而仍造成损害时该如何处置？何为不合理危险？不合理危险与国家标准之间的关系如何摆正，值得对已有的立法条文进行审视、检讨。  

二、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检讨

（一）历史考察：中国模式

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使得消费者的权益在受到缺陷产品的侵害时有法可依，有效、及时地获得救济，我国《产品质量法》制定了缺陷产品的认定标准。该认定标准规定了一切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的产品，皆为缺陷产品。同时，由于此标准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考虑到消费者的认识水平、判断能力，又规定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作为明确的参照标准。即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不符合该标准的产品就是缺陷产品。

由此，我国的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不合理危险双重标准构成。判断产品有无缺陷，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若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作为参照的，则依据产品是否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进行判断。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往往也会出现造成损害的情况。究其原因，其一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涵摄性不足;其次，这些安全指标的制定相对于产品来说总是滞后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往往跟不上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再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仅仅是行政法规，相较于法律，其效力自然略逊一筹，将其作为产品缺陷认定的特殊性条款临驾于不合理危险标准之上，显然不妥。

因此，许多著名学者都对于将不合理危险标准作为产品缺陷认定的唯一标准达成共识。著名学者梁慧星教授和王利明教授分别主持编写了《<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其中王利明教授的建议稿中中对产品缺陷做了界定如下阐述：“本法所称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不符合该标准视为存在缺陷，但是能够证明该标准不能保证产品不存在缺陷的除外。”而梁慧星教授主编的建议稿中则直接规定：“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他人人身、财产的不合理危险。”

笔者同样认同将不合理危险作为认定产品缺陷的唯一标准。然而如何界定不合理危险标准，值得进一步探究。

（二）模式发展：美国经验

“美国在60年代初，由法院判例创立了严格产品责任。按照严格责任，只要产品存在对人生和财产的不合理危险，就构成缺陷。1993年我国公布了产品质量法，其中关于缺陷的定义规定为对人身和财产的不合理危险，就是采纳了美国侵权法第二次重述402A条关于缺陷的定义。”

1. 消费者预期标准。美国法学会《第二次侵权法重述》将缺陷解释为：“如果售出商品的危险性超出普通消费者购买商品时所产生的预期，就应当被认为具有危险。”同时，在《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402A条注释（i）对不合理危险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不合理危险是产品之危险程度超出购买该产品的普通消费者与对该产品的特性的人所共知的常识所能预见的范围。”。

在美国《第二次侵权法重述》中对缺陷的界定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的，也即美国法上所通常接受的标准——消费者预期标准。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产品缺陷的认定一贯来默认消费者预期标准。然而，对于消费者预期标准界定的模糊，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例如频频发生的“果冻噎死女童案”，同样的案件，却得到了不同的审判结果。在洛阳发生时，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蜡笔小新公司生产的果冻符合国家标准，但作为一种以儿童为主要消费群体的食品，不仅应考虑其作为一种食品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还应考虑这种产品对于儿童是否存在不合理危险。由于儿童身体发育不完全，吞咽反射功能弱，易发生异物卡住咽喉的情况。所以，对于儿童而言，小杯形果冻就成为一种具有危险性的产品，将使用者置于不合理的危险之中。”然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上海时，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对于缺陷的认定，应以普通消费者对该产品的特性所具备的常识所能认定的程度为标准。果冻这类食品具有可溶性差的特点，咀嚼、吞咽能力弱的儿童在食用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是普通消费者已经接受和认可的。本 案原告无法证明该果冻相比于同类产品危险性更大，因此该果冻不具有不合理危险。”

对此，美国法官布雷杰指出：“消费者预期标准并非客观标准，而在产品责任领域，公正的目的需要客观的而非主观的标准。在法律领域，主观标准并非真正的标准。由于消费者预期标准依赖于陪审团对于普通消费者心目中的期望的想象。因而必定会出现类似的案件条件下法院裁决不同的情况。显然对于原告和被告而言，都是不公平的。”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复杂产品层出不穷，消费者，包括法官都难以预知其危险程度或安全水准。同时，关于假想的“一般消费者”应该如何界定也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在对待例如上述果冻一类的使用对象基本上是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产品时，“一般消费者”应该按照普通消费者还是特殊群体来考虑呢？在警示时是否应该考虑对象的认知水平？值得商榷。同时，产品缺陷的受害者不仅仅是消费者，有可能是产品的使用者甚至是旁观者，消费者期待标准的主体范围限制过窄，不利于弱势群体的保护。

2. 风险效用标准。为避免上述种种漏洞，美国在司法实践中发展形成了另一种产品缺陷认定标准——风险效用标准，将产品的风险和效益进行对比。“在危险明显时，虽然消费者对危险有所预期，但生产商投入一定成本就能消除该危险，而生产商没有采取预防措施，这种情况下，仍应认定该产品存在不合理危险。”例如上述的果冻案，生产商只需适当改进果冻的大小，就能有效防范风险的发生，而且改进果冻的大小这一行为无需太大的成本，根据风险效用标准，该果冻属于缺陷产品。

然而“对司法决策或其他决策而言，成本与收益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精确性困难——只有将同等的事物相平衡才可能进行精确的权衡比较。”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并不是任何因素都可以互相转化，用工具和价值加以衡量，例如人的生命和身体。而且，若是仅仅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置消费者权益和安全之不顾，同样是违背道义的。再者，无论是产品性能或是用途方面，生产者是最为了解的，在举证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消费者难以抗衡，难以实现产品质量法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初衷。而法官在做风险效用的权衡分析时也往往会受到其主观因素的影响，难以扮演其代表正义的化身。

3. 贝克两分法。根据上述，消费者期待标准和风险—效用标准各有优缺点，前者可操作性强但主观色彩较浓，而后者较为客观但难以操作。由此，美国在实践中又发展出了贝克两分法，即同时考虑消费者期待标准与风险—效用标准，考虑在具体个案中哪种标准能给予受害者更好的保护，并允许原告在消费者期待标准与风险效用分析标准中选择使用。

“判断缺陷的混合型方法或两分法似乎是可取的以代替唯一的风险—效用标准和消费者期待标准，但这不意味着能排除产品责任案特有的复杂性问题，但至少法院能够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充分利用交替选择的优势。”从目前看来，这是较为妥当的选择。

三、结语

通过考察中国产品缺陷认定标准模式的历史和借鉴美国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的经验可以得知，一方面，消费者期待标准从保护消费者权利的角度出发，维护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风险—效用标准从效益出发，注重社会经济的整体利益。因此，我国司法实践有必要在确定将不合理危险作为认定产品缺陷的唯一标准的基础上两种标准综合运用，使得法院能够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充分利用交替选择的优势，在实践中不断寻求衡平权利和效益的方法。同时考虑成立相关的鉴定机构，尽可能地避免风险效用的权衡受法官主观认知的影响，  维护标准的客观性。

参考文献

[1] 南海市小塘中心永华玩具厂与韦富产品侵权纠纷上诉案[Z].穗中法民一终字第110号，2004.

[2] 王利明.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EB/OL].侵权法网.

[3] 梁慧星.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草案建议稿[EB/OL].中国民商法律网.

[4] 梁慧星.从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J].中外法学，1997（2）.

[5] 河南洛阳中院判决时某等诉蜡笔小新食品工业公司等生命权案[Z].洛民终字第1198号，2012.

[6] 女婴吃果冻噎死父母索赔败诉[EB/OL].http：//baby.sina.com.cn/news/2008-07-01/082233420.shtml.

[7] 埃利斯代尔·克拉克，黄列等译.产品责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篇8

一、关于法律意义上的产品概念和范围

法律意义上的产品概念不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也不同于经济意义上的“商品”。其应有特定的意义，我们在探讨产品责任的时候，首先必须把握住法律意义上的产品概念和范围。这是一种法律化的事实，这种事实的性质、范围需要法律来界定。从保护消费者角度来说，是消费者维权的前提条件。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筑工程不适用本法的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这样，产品质量法实际上将不动产限定在产品之外，因此，产品质量法所规定的产品只能是动产。

世界各国对产品的定义及其范围的限定不尽相同。（1）在美国，产品指一切经过加工处理有有形物，包括农产品在内。现已扩展到无形财产在内。1985年《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二条规定，产品指一切动产，还包括电，但不包括农业原产品和狩猎产品，同时允许各成员国通过国内立法将农业原产品和狩猎产品包括在产品范围内。英国1987年制定的《消费者保护法》中产品指任何物品或电，且包括不论是作为零部件还是作为其它东西装到另一产品中的产品。《法国民法典》第1386-3条规定：“一切动产物品，即使已与某一不动产结合成一体，其中包括土地的产品、畜产品、猎获物与水产品，都是产品，电，视为产品。德国1989年在《产品责任法》中规定的产品是指一切动产，而且动产也包括”构成另一动产或不动产之一部的物，同时也包括“电”，但“未经加工”的农业产品不是产品。综上，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结合我国司法实践，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产品的概念和范围提出立法建议。对于电，利用管道输送的燃气、油品、热能，血液及其制品，计算机软件和类似的电子产品，经过初加工的农产品等是否属于产品责任法中的产品范围，各持不同的意见。笔者认为，关于不动产，我国法律已经排除在外，但以下几类不符合产品定义的，给裁判实务留下不确定性的，应该予以明确规定。（1）电，导线传输中的电造成人身损害的案件，如果符合《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的高压要件，自可适用该条高度危险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所谓高压，指电压在1千伏以上的输电线路。依此解释，居民生活用电（220伏）及普通工厂车间用电（360伏），不属于高压。如果不符合高压要件，如居民生活用电、普通工厂车间生产用电造成损害，应不适用高度危险责任，而适用《民法通则》关于一般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对受害者保护显然是不利的。（2）管道燃气、油品、热能等。现代建筑业的不断进步，物业管理的不断完善，生产、生活、办公条件的不断改善，管道供油、供气、供热等越来越多，如果造成人身、财产损害，是否能适用产品责任。笔者认为，管道的铺设应具有专业技术，管道及其铺设的质量，管道内所供的燃气等存在危险，供应商对质量问题应承担严格责任，因此管道供气供水供油虽不能完全符合产品责任法中产品定义，仍应视为产品。（3）血液及其制品。近年来，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个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案件中，认定输血用的血液不符合产品质量法第2条的产品定义，因此不是“产品”。笔者认为，血液在医疗过程中，实质上是被用于销售，即使是无偿献血所献血液，也还是被采血单位“出售”，血液在被采集过程中，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抽取、检测、通过离心机对全血进行离心、分层、提取，是一个加工制作过程。且由于人体的个体差异，输血有一定的风险，虽从采集起就有各种严格要求，临床上仍有可能发生各种并发症，血液处于对使用者的不合理的危险的缺陷状态，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健康，为保护病人，促使医院承担严格责任，应将血液及其制品作为产品责任中的产品。

有些学者或专家认为，在产品的定义之后，采取列举式将计算机软件、类似的电子产品列举，纳入产品的范围。笔者认为，计算机软件和类似的电子产品完全符合法律意义上的产品的定义，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在司法实践中作为产品应无分歧，无需另行列明。

综上，我们对产品责任法中的产品应理解为，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动产。电，管道输送的油品、燃气、热能，血液及其制品视为产品。

二、关于产品缺陷

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在现代产品责任普遍适用严格责任的条件下，产品责任法已经发展到有缺陷即有责任，无缺陷即无责任的阶段。产品缺陷是承担产品责任的基础，更是产品责任法的核心。（2）“产品责任制度的核心在于对缺陷一词的解释和定义，因为缺陷是任何权利要求的基础。鉴于这一至关重要性，法学家们对解释缺陷的问题较之对产品责任法上任何其他问题都更费心机，绞尽脑汁。”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为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从理论上看，我国法律规定的是双重标准，即不合理危险标准和强制性标准。笔者认为，该两个标准中的强制性标准，不宜作为产品责任法的标准，应统一应用不合理危险标准。理由如下：1、不合理危险标准是先进的，科学的，它保持了同世界各国的一致性。2、国家某一强制性标准，既是强制性的，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为不合格产品；又是对产品具有保证消费者人身健康、财产安全的起码要求，试想，如果一种产品都不符合基本标准，何谈对人身、财产的保护；3、国家某一强制性标准是国家在一定科技水平下制定的，不可能包含产品的全部安全性能指标；再者，市场上新产品的不断出现，国家也不可能在所有新产品投入流通之前，均制定相应的标准，尤其是涉及高新技术的产品，这样，高新技术产品无强制性标准，只能适用不合理危险标准，相应地提高了新产品的判断标准，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合理。4、实践中，可能出现虽然符合质量指标，但却具有危险性的情况。在此情形中，以何为标准，司法实践无所适从。因此，强制性标准只能作为一个“门槛”，违反该强制性标准，原告只需要证明该产品不符合标准，无需进一步证明该产品存在不合理危险，法官即可判定该产品有缺陷。

探讨产品缺陷的判断标准，不能不探讨产品缺陷的分类。（3）多数美国法学作品将产品缺陷分成三种，即制造缺陷、设计缺陷、警告缺陷。我国产品责任法并没有明确分类，但散见于法条中。我国产品质量缺陷纠纷中，尤其是制造缺陷和警告缺陷常见。笔者在此仅探讨一下警告缺陷。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一款（五）项规定，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第一款对此亦有规定。警告缺陷是指对与产品有关的危险或产品的正确使用没有给予适当警告或指示，致使产品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如果没有或缺乏恰当的警告和指示，消费者对上述危险及正确使用、避免危险的方法一无所知或没有足够了解，危险就是不合理的，产品就因此构成警告缺陷。例如时下流行的营养品广告中的核酸，有关专家已经指出，如果痛风病人服用核酸，就会加剧痛风病人的病情，如果核酸生产厂家没有明确的警示标志，就可以认定为警告缺陷。

三、责任承担

关于责任主体。

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产品责任主体是生产者和销售者。

（4）在理论界，有些专家、学者建议将产品责任主体范围扩大，建议将产品的进口商、运输者、仓储者、向生产者提供有缺陷的原辅材料的生产者、向生产者提供有缺陷的零部件的生产者列为产品责任主体。笔者认为：1、产品的进口商。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国际贸易更加频繁，进口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百姓家，进口产品的缺陷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损害，国内消费者向生产者索赔的难度大，诉讼时间长，成本高，从切实维护国内消费者利益出发，避免出现因进口产品缺陷的生产者在国外而使国内受害者无法受偿的情况出现，应当将进口商列为产品责任的主体。2、产品运输者、仓储者。在一般情况下，因普通消费者并不能确切地知道运输者、仓储者系何人，只知道生产者和销售者受害人绝大多数可以直接通过向生产者、销售者要求赔偿即可，而无须追加运输者、仓储者，即使运输者、仓储者有过错，生产者、销售者在赔偿受害人之后，完全可以依据运输合同、仓储合同来要求有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从法理上说，受害人亦不能要求运输者、仓储者承担产品缺陷的严格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只能依据合同关系承担违约责任或过错责任。3、向生产者提供有缺陷的原辅材料的生产者、向生产者提供有缺陷的零部件生产者。实际上，将原辅材料的提供者、零部件的提供者追加为责任主体在实践中无任何意义。其一，受害人事实上不可能知道这些提供者，也不愿意放弃生产者和销售者而去追究提供者的责任。一旦因破产或其他原因使生产者、销售者难以得到追究，消费者也很难举证证明谁是原辅材料的提供者，谁是零部件的提供者，原辅材料、零部件是否有缺陷等。其二，增加了受害人实现救济的难度，增加了受害人的举证义务，增加了案件的审理难度。其三，生产者向原辅材料、零部件的提供者追偿，也是产品责任的连环案。

关于归责原则。

所谓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就是指产品损害事故发生后，法律是应以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还是以发生的客观损害事实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从而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和承担怎样的赔偿责任。简单地说就是据以确定行为人主观过错是否为产品责任构成要件的原则。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生产者采用严格责任，对销售者采取过错责任。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实质上对销售者实行的是有条件的严格责任。我国产品缺陷中，制造缺陷和警告缺陷占大多数，现实生活中，生产者的质量意识不强，销售者的服务、告知意识不强，甚至知假售假，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为我国的一大公害，因此，笔者认为对销售者也应处以严格责任。这是因为：1、销售者较之普通消费者，具有更丰富的产品知识，了解产品性能，尤其是其对进货渠道的熟知，其有责任有义务防止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销售者是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的一大重要环节，加大其责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海现象”正是在我国商品流通环节的销售者知假卖假的情况下产生的社会现象，一些商家谈“王海”色变，对当时净化市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也足以说明对销售者应予以严格责任。2、有利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避免生产者与销售者的相互推诿，使消费者的权益得不到保护。

四、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是来源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一项民事制度，最早适用于侵权责任，但后来被逐渐广泛适用于合同纠纷。美国在产品责任法上就确立了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惩罚性赔偿，是指侵权行为人恶意实施该行为，或对行为有重大过失时，以对行为人实施惩罚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为目的，法院在判令行为人支付通常赔偿金的同时，还可以判令行为人支付高于受害人实际损失的赔偿金。它不是以补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目的，而是作为补偿性赔偿之外的一种附加判处。

我国的产品质量法没有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但我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却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开创了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先河，有力地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9条中明确规定了商品房买卖过程中因出卖人恶意违约和欺诈，致使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五种情形，由此五种情形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时，买受人除可请求出卖人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外，还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5）有学者认为，产品质量侵权责任、建筑质量侵权责任与服务质量侵权责任，并行组成我国“三位一体”的质量侵权责任制度。笔者认为，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都规定了惩罚性赔偿的条款。因此产品质量法更应该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我们知道，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需要法律维持，立法就应针对社会现状，满足社会需求，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企业不规范，多数企业质量意识不强，甚至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反而使高质量的产品处于不公平竞争状态，不利于社会发展，因此，对产品责任实行惩罚性赔偿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

参考书目：

1、钟华 试论产品及其缺陷 载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2、see Alistair M Clark “Product Liability Sweet & Maxwell” 1989 p27。

3、张琪 中美产品责任中产品缺陷的比较研究。

篇9

关键词：药品特殊性；药品责任；药品缺陷；不良反应；

药品具有特殊性，它是一种特殊的产品。药品与公众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生命健康权是公民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药品可"治病", 药品也可"致病"，药品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毒副作用；药理的复杂性使得药品的质量问题至关重要，需在有效性和安全性两者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趋利避害。正因为药品的特殊性质，我们应该在立法中给予相应的重视。可惜的是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使得有关药品侵权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下面就我国的立法情况进行探讨。

一、我国药品责任的法律规定

药品较之于一般产品尽管有其特殊性，但仍属产品。近年来药害事故频频发生，对于因药品质量问题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我国没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和赔偿依据,只能借助参考相关的法律法规。按照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原则，药品侵权案件本应适用《药品管理法》、《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它们虽是针对药品的法律规范，但主要涉及的是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侧重于药品安全监管层面，而对于民事责任尤其是因药品具有缺陷致人损害的法律责任并没有可适用的法条。我国目前没有针对药品责任进行专门立法，因而药品责任原则上仍得适用产品责任的相关法条。中国产品责任的立法主要见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侵权责任法》中的相关条文共同组成了适用产品责任的关系。从位阶上看，《民法通则》较之后三者属于一般法与特殊法的关系，在具体领域法律问题上，后三者的适用性要比前者要强。《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了"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该条适用的是无过错原则，其提到的是"产品质量不合格"，并没有提及"缺陷"后面的条文也没有出现对"产品质量不合格"的解释或"缺陷"一词。 该条未采用产品缺陷这一法律术语，而是 "质量不合格"这一模糊用语，这就出现：只要药品的质量合格，即使给使用者或消费者造成损害，生产商或销售商也无须承担责任①。合格，有符合标准，符合要求的意思②。只有在配合《产品质量法》第26条 "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不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当符合该标准；（二）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但是，对产品存在使用性能的瑕疵作出说明的除外；（三）符合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质量不合格"含义才比较清晰，即"产品质量不合格"包括瑕疵和缺陷，但单从《民法通则》第122条来看是模糊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保护消费者为着眼点，从权利义务两个方面对不同的主体进行规范，其只在第40条提到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商品存在缺陷的情况的，依照《产品质量法》或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此看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缺陷方面的规定也是缺乏的。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民法通则》第122条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来处理产品缺陷的操作性并不强。

《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缺陷的规定比较全面，对缺陷的定义、免责条件、诉讼时效、损害赔偿等都有相关规定。《侵权责任法》在第5章规定了产品责任损害赔偿以及医疗损害责任，再次明确药品侵权责任的分担，其中第41、42、44条很好弥补了"产品质量不合格"与"缺陷"的疑惑："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此外，《侵权责任法》第7章"医疗损害责任"首次明确了药品损害的责任原则，随着药品损害赔偿和救济制度的建立，必将对提高药品质量和合理用药起到积极的作用③。两者相比，产品质量法》偏重于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如缺陷的概念、抗辩事由、时效等问题，而《侵权责任法》更加注重的是产品缺陷侵权人与被侵权人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产品缺陷损害赔偿问题。两部法律虽有重合的地方，实际上是相互辅证配合和相互补充的，因而在实践中操作性强。

二、药品责任法律的不足

一、缺陷概念的模糊及双重性。

《产品质量法》第 46 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 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 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从该条文前半段来看，缺陷的概念过于抽象，对"不合理危险"并无具体的解释。纵观美国、欧洲相关的法律，在认定产品缺陷往往通过分类细化或考虑其它因素的方式来明确缺陷的概念。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04条细化了缺陷的分类，分为制造缺陷、设计缺陷和警示缺陷，并且对每一个分类作出了进一步地诠释。《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6条通过罗列考虑的情况，赋予法官在审理案件中考虑相关因素加以评判的权力。

在条文的后半段，引入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有标准的产品可以直接以不符合标准断定产品有缺陷，有利于弥补缺陷模糊定义的不足，为认定如何判断缺陷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标准，对缺乏产品知识的原告来说，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存在的情况下较容易证明缺陷从而获得赔偿。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产品质量法》第 46 条中所说的国家、行业标准也可能成为了食品药品生产商、销售商逃避责任的重要手段。我国《药品管理法》第32条规定:"药品必须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品标准为国家药品标准。"这一规定明确了《中国药典》的法律地位④。《中国药典》强制性要求合格药品必须符合其制定标准，从而有效保障了药品的质量安全。可是药典标准不能杜绝"不合理的危险"所有情况，如药品龙胆泻肝丸,一方面该药品是质量合格且符合药典规定的强制性标准;另一方面该药因含有马兜铃酸造成患者肾功能衰竭⑤。一个产品符合强制性标准 ,仅仅满足了国家对生产者实施管理的公法上的要求,这仅是对产品安全性能的基本要求,并不意味其一定符合"不合理危险"标准。因为在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范围以外,产品仍有存在不合理危险的可能⑥。从立法本意看，适用国家、行业标准是为了更大范围和有效保护受害者利益。出于对受害者利益保护，立法者应对此条文进行修改或明确其意思，即使药品符合国家标准，如果仍然存在着不合理的危险，照样以缺陷论断。缺陷的认定应以产品具有危险性为前提，国家、行业标准作为补充。

二、我国对于药品所致损害的保护仍然停留在质量不合格所致损害这一层面上，缺乏对药品常见且可预期之外的不良反应所致损害的保护。

药害事件依其发生是否可以避免分为2类，一类是由于药品本身或在使用过程中的缺陷导致的药品致人损害事件；一类是由于不可预测的药品不良反应引发的患者人身损害⑦。《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及报告管理办法》第63条:药品不良反应主要是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药品管理法》71条规定国家建立不良反应制度。可以看得出，我国对于药品的不良反应已有一定的认识，并致力于建立不良反应制度。目前为止，药品的不良反应制度还只限于管理和预防风险方面，对因不良反应所引起的损害责任还是一片空白。从其定义看，它区别于药品瑕疵和药品缺陷，药品是合格的，用法用量都正常，而发生的危害与用药目的无关或类似于意外的情况。不良反应发生的原因是限于目前科学水平的限制，无法排除药物可能存在的毒副作用。目前我国医药界的主流认识是:药品不良反应是伴随药品而存在的一种客观现象、一种医学风险, 药品不良反应是当前水平下科技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药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只要没有过错,一般不必承担法律责任⑧。从医学上看，这样观点不可厚非，毕竟用药本身是存在风险的，既然各方已经尽最大努力使药品达到最大限度的安全标准，再要求生产者或经营者承担过重的责任不符合常理以及不利于药品的开发和创新。但从法律上看，追究不良反应责任是理所当然的事，有损害就有救济，生命健康权是其他权利的前提，适用无过错责任来免除相关主体的责任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从美国、德国等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来看，药品不良反应被认定为一种侵权行为，责任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德国把药品不良反应损害定性为药品的设计缺陷，适用严格责任。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药品不良反应的法律责任规定缺位，亦无相应的损害救济制度，受到药品不良反应损害的消费者或其他相关人员因而得不到补偿或赔偿。对于药品不良反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或是严格责任？考虑到药品的特殊性，其免责事由是否与一般情况不一样？是否有必要参照国外的做法建立相应的救济基金以最大限度地消除不良反应损害的不利影响等都是值得去关注考虑的，也是法律函需解决的问题。

2010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的正式施行，让我们看到立法者及法律学者对民事侵权责任领域的重视。当一般法无法解决特定法律问题时，而该特定法律问题已经越来越普遍时，特别法的出台就有很大的必要性。2009年专门规范食品安全的《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是否给于我们一个这样的信号，和食品一样对公众的生命健康有重大关系的《药品安全法》是否值得期待，来弥补法律在这一层面的失范。

注释：

①徐蓉,药品责任立法初探, 中国医药报,2006年10月

②baike.省略/view/528639.htm

③唐海英，马传新，从《侵权责任法》谈药品质量缺陷的法律责任，《中国医药导报》 2010年22期

④郑键,检察日报,2010-07

⑤省略/shi/52028.htm

⑥顾忠卫,产品缺陷的证明责任--一起药品侵权案引起的思考,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3.10

⑦汤漫、宋民宪、胡明、蒋学华，缺陷药品侵权的分类及其民事责任主体探讨，中国药房，2010.06

篇10

论文关键词 食品安全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 道德风险

一、推行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意义

从苏丹红鸭蛋到三鹿奶粉，从双汇火腿到思念水饺，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故让人们“谈食色变”。为了保障食品安全，一方面，政府取消了食品免检，设立了添加剂明示、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等制度；另一方面，一些保险公司推出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这些措施中，前者只是预防与监督机制，无法解决重大事故发生后的赔偿问题；后者由于存在产品设计上的缺陷，投保率低，并没有发挥保险应有的作用。为保障人民生命与健康，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运营，维护社会稳定，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制度。其意义在于：

（一）强化保险分散风险的基本功能

构建食品安全强制保险，一能促进生产者在事故发生后的恢复生产经营。一般情况下，生产者的赔偿责任能够有效地通过保险公司分散给广大投保人。二能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保险公司从自身的利益出发，通常会主动对生产者进行监督管理，引导被保险人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从而使风险得到减小。同时，保险公司具备监督管理的能力，拥有的一批经验丰富的法律责任风险管理专家，可以为被保险人提供全方位的防损服务。

（二）强化对受害人的责任保障

突出对第三人的保护是强制保险的重要特征，也是设立强制保险的立法目的之一。设立食品安全强制保险能够赋予受害人以直接求偿权，在方式上更为便捷，解决了受害人求偿无门的问题；在资金上更有保障，避免了有权却得不到赔偿的问题，让受害第三人更好地维权。

（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投保人对风险认识不足，而保险人对于开拓此类责任保险也往往缺乏保障机制，对于一些原本应由市场消化的市场风险，往往不得不由政府出面‘买单’。”设立强制保险能够将风险社会化，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食强险”的界定

所谓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下文简称“食强险”），即以食品侵权责任为保险标的的强制性责任保险。欲揭示“食强险”之内涵，需明确以下几个概念：

（一）“食品”

从一般意义上说，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食品安全法》第99条）。但“食强险”的保险标的乃侵权责任法上的“产品责任”，故其“食品”应为“食用产品”，即作为食品的产品。

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所谓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产品质量法》第2条第2款）。该定义表明：（1）产品必须是经过加工、制作的物品；（2）产品必须用于销售；（3）产品仅限于动产。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作为食品的初级农产品是否应纳入“食强险”的适用范围？

对于如何处理农产品与产品责任法的关系，各国立法主张不一，美国等少数国家将农产品纳入产品责任法的调整范围，多数国家则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产品责任法调整范围之外，如《欧共体产品责任指示》第2条规定：“产品”是指各种动产，但初级农业产品及猎获物被排斥在外，即使它们与其他动产或不动产相附着，也不属于产品责任法上的“产品”。④我国《产品质量法》虽未明确规定不适用于农产品，但其对产品的定义（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已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该法的调整范围之外，立法机关也另行制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将农产品定义为“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由此可见，初级农产品在我国不属于《产品质量法》的规制对象。但笔者认为，“食强险”不应一概排除对食用农产品的适用。侵权责任法作为权利救济法，既要通过“产品责任”（特殊侵权责任）规则为“产品”缺陷的受害者提供救济，也应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前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后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既然都可能产生侵权责任，便都有适用责任保险及“食强险”之余地，至于“食强险”应适用于哪些农产品，则与其应适用于哪些产品一样属于立法政策的考量范畴。

（二）“食品侵权责任”

作为“食强险”的保险标的，“食品侵权责任”是指食品（包括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因食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1）食品侵权责任的发生前提是“食品存在缺陷”。产品质量法上的产品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产品质量法》第46条）。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产品缺陷的认定采取了“不合理危险”和“不符合安全标准”双重标准。概言之，所谓产品缺陷，即“某一件产品不具备人们有权期望的安全性”（欧共体产品责任指示第6条）。在此意义上，产品缺陷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产品“瑕疵”，也不等同于产品“质量不合格”或“不符合质量标准”。（2）食品侵权责任包括产品责任和一般侵权责任。如上文所述，食品既包括产品质量法上的“产品”，也包括初级农产品。因产品缺陷之人损害，发生侵权责任法上的“产品责任”，属于特殊侵权责任（无过错责任）；若因初级农产品之缺陷之人损害，则须适用一般侵权归责原则（过错责任原则）。（3）“食强险”的保险标的是“赔偿责任”。侵权责任形式多样，但责任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种，旨在填补被保险人“责任财产”之损失，故“食强险”的保险标的仅限于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赔偿责任。

三、“食强险”的立法重点

（一）承保范围

赔偿范围：应限于受害人直接的人身损害，不包括财产损失和间接损害。如果将财产损害和间接损害等所有损失都纳入保险人的承保责任，将违背强制保险为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而非全部保障的基本原则，⑤同时加重被保险人的保费负担，不利于保险的推广。

除外责任：不应将故意、重大过失全部排除。就故意而言，可以区分为不真正故意和真正故意。行为故意但结果过失，构成不真正故意。行为的故意，如生产者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其行为本身是故意。但对于大范围消费者伤残死亡等结果，生产者是不希望其发生的，此即结果的过失。对于不真正故意引发的责任，保险公司应该予以赔偿。行为故意且结果故意，构成真正故意，真正故意应由刑事法律调整。《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构成保险诈骗罪。保险公司对于此情况不承担赔偿责任。故就故意而言，保险人可以免赔的只有真正故意，不真正故意和重大过失不属于除外责任的范围。

（二）道德风险之遏制

前文中除外责任的设计对保险公司不利，可能导致保险公司不愿意承保。同时，将部分故意行为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赔偿责任纳入保险赔偿范围，大大减轻了生产者的责任，使得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可能将保险作为逃避产品责任的方式，引发道德风险。为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可以赋予保险公司追偿权，即保险公司对于因不真正故意引发的食品安全事故而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直接向生产者追偿。这样一则可以实现对消费者的保护，真正实现强制保险的价值，二则降低了生产者借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逃避责任的机率。

同时，可以参照普通商业责任保险采取浮动费率制，发挥保费的引导作用。被保险人没有发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食品安全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降低其保险费率。在此后的年度内，被保险人仍然没有发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和食品安全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继续降低其保险费率，直至最低标准。反之，保险公司应当提高其保险费率。

另外，为减少保险人的经营风险，可设定保险赔偿限额。赔偿限额是保险人按照与投保人约定的对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的最高金额。在保险期间内，无论发生多少次责任事故，保险人承担的最高赔偿金额不得超过保险合同约定的累计赔偿限额。

（三）受害人的救济

受害人常因致害人破产、逃逸等原因致索赔无门，这不利于消费者权益受损后的赔偿。为解决这一问题，可考虑赋予受害人无条件的直接请求权。所谓直接请求权，是指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致人损害而被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时，事故的受害者可以直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额限度内的损害赔偿额。所谓无条件，是指受害人无须在致害人无力赔偿后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受害人有权选择请求赔偿的对象。直接请求权“是受害人对于保险人请求补偿给付之直接且系原始的请求权，非因继受而取得”⑥。它绝对地归属于第三人，不因被保险人之违背保单条款而受影响，保险人以被保险人的行为为由，终止保险合同或者主张保险合同无效或者拒绝承担保险责任的，对第三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不产生任何影响。⑦赋予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能有效地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四）食强险的运行

1.确定被保险人。食强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并登记注册、有固定经营场所、从事特定行业食品生产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起步阶段不宜在全部的食品行业推广，可选择影响重大的食品种类进行试点，如肉、蛋、奶制品等领域。可以考虑区分食品产业类别、企业规模，以此为基础确定基础保费。

2.确定承保人。承保人（保险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财产保险公司。应该对保险机构的经济实力进行评估，选择资本金充足、偿付能力强、社会信誉好的保险公司作为承保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指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