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继承范文10篇

财产继承范文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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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经济秩序问题。这个问题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财产继承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各国继承法均用大量条文规范这一问题，以防继承人利用有利地位侵害债权人利益。我国继承法仅原则规定继承遗产应当为被继承人缴纳税款、清偿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但对如何确定遗产的范围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规定，司法解释也未涉及这一问题，致实践中侵害债权人利益的问题时有发生，而司法机关却无所遵循。笔者在《继承制度研究——市场经济与继承法》（1994年12月出版）一书中曾经预言：“多则十几二十年，少则几年以后，这个问题必将摆上司法机关的议事日程。”不幸竟被言中。因此，笔者认为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以便对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继承法的修改和完善提供参考。

一、问题和原因

（一）现行继承法在保护债权人利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继承法采有限责任继承原则（即通常人们所说的限定继承原则）。有限责任继承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其核心是限制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责任，即继承人只须在继承遗产的限度以内为被继承人清偿债务，而不以自己的固有财产对被继承人的债务负责。这一原则符合现代社会家庭成员人格独立、责任自负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继承不仅关系到继承人的利益，而且关系到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利益，作为一种制度，必须对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双方提供平等的保护。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继承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具体表现为：

1．没有确定遗产范围的规定

有限责任继承原则一方面将继承人的责任限制在继承遗产范围以内，另一方面又要求被继承人的财产必须首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因此，有限责任继承不仅是保护继承人的利益的制度，而且是保护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利益的制度。遗产范围的确定在这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有限责任继承原则能否正确贯彻，主要取决于能否准确划定遗产范围并保证其不被继承人侵害。而我国继承法在确立有限责任继承原则的同时，却没有关于确定遗产状况的任何规定，使有限责任的界限无法确定。其结果是，继承人在享受有限责任继承的利益的同时，却往往不承担其相应的义务。这就使得法律在继承人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上失去平衡。

2．没有对接受和放弃继承规定明确的期限

我国采取直接继承制度，即从继承一开始继承人的财产权利和义务就概括地转归继承人。这意味着被继承人的债权由继承人收取，债务由继承人承担，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只能向继承人行使权利，债务人只能向继承人清偿债务。因此，必须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使继承关系确定下来，以便尽快了结被继承人所遗留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我国继承法却规定，自继承开始以后至遗产分割之前，继承人实际上都不确定，继承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规定的弊端是明显的：一是不利于遗产的管理和利用；二是影响债权人行使权利，不利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而且继承关系长期不确定也是滋生继承纠纷的重要原因。

3．债权人缺乏保护自己权利的法律手段

如果继承人的行为已经或者可能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按现行继承法，债权人无有效的救济手段。例如继承人将遗产转移、隐藏，或者挥霍浪费，或者不善经营，导致亏损，或者继承人将遗产用于清偿自己的债务，都会危及债权人的债权。现实生活中已经屡屡发生这类问题，使债权人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道德风尚。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法律必须对此作出反应。

（二）原因

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笔者以为有以下两个：

1．由现行继承法制定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

民法是社会经济条件的法律表现，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继承制度。现行继承法是1985年通过并颁布实施的，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计划经济无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还是在人们的观念中都居于统治地位。当时，公民的财产限于生活资料，基本上没有生产资料，私营经济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遗产限于生活资料，债权债务关系简单，继承人欺诈债权人的情况为人们闻所未闻，立法者自然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2．继承法理论研究的幼稚也是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

制定继承法时，我国继承法学的研究刚刚开始，尚处于幼稚阶段。例如，对于继承法的基本问题——调整对象，缺乏全面了解，人们只注意了死者亲属之间继承关系的研究（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并未精深）而忽视了对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之间关系的研究。

由于以上两个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在制定继承法的时候，在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上，既无司法实践经验可供参考，又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继承法存在以上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公民的财产限于生活资料的社会条件下，继承法的以上缺陷在实践中不会导致多大问题。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公民的财产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而且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从主要是生活资料变为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对于那些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来说，则主要是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其最大特点是处于生产经营过程之中，是动态的财产，在竞争规律的支配之下，既有盈利增值的可能，又有亏损甚至破产的风险。而且，处于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财产数量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现行继承法的上述缺陷日益突出。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是，债权人无有效手段制止继承人转移、隐匿财产，一旦发生纠纷，人民法院难以查清遗产的实际状况，因而无法确保纠纷处理的公正性。如果按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债权人举证，由于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特殊关系，债权人将很难举证证明继承人究竟继承了多少财产，因而其合法权利将难以得到保护。另一方面，继承人则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隐匿遗产而获得不当利益。这样以来，继承法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其保护合法、制裁违法、抑恶扬善，扶正祛邪的作用。

二、外国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主要制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外国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主要制度，可以帮助我们开拓思路，取其所长，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

目前世界各国的继承制度可大致分为两类：直接继承制度和间接继承制度。尽管两种继承制度区别很大，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把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直接继承制度下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直接继承制度。按照这种制度，被继承人死后，其遗产直接转归继承人，债权归继承人享有，债务也由继承人承担。直接继承必须解决两大问题：第一，要保证继承人不因继承而受到损害；第二，要保证遗产首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为此，大陆法系国家采取了以下主要的制度：

1．接受和放弃继承制度

按照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以及我国台湾民法典的规定，继承开始以后，继承人（包括法定继承人和遗嘱继承人）处于这样一种法律地位：他取得继承选择权，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选择无条件直接继承（无限责任继承）、以有限责任为条件接受继承或者放弃继承。如果继承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明示选择，则推定为无限责任继承。由于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都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因此继承人在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时必须遵守一定的条件和程序。简言之，这些条件主要是：要在法定期间内进行选择；要保证遗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不得有侵害、隐匿遗产的行为。继承人违反上述要求，即丧失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的权利，而依法强制其按无限责任继承继承遗产。其程序主要是，必须以明示的方式向国家主管机关表示有限责任继承或放弃继承的意思，如果选择有限责任继承，还须递交忠实准确的遗产清册。主管机关一般为遗产法院或家事法院，也有的国家规定为公证处。由此可见，接受继承和放弃继承制度既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又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其主要作用是清楚地确定遗产范围，进而保证遗产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而强制无限责任继承则是对继承人欺诈债权人行为的制裁，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2．遗产管理制度

在接受继承、放弃继承制度之外，大陆法系国家还规定有遗产管理制度（瑞士叫官方清算制度，日本叫遗产分立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债权人如发现继承人的行为可能损害自己的债权时，可以向主管机关申请遗产管理。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应宣布对遗产进行管理，并指定专门人员负责该项工作。主管机关进行遗产管理后，继承人丧失管理遗产的能力。这样就可以保证遗产首先用来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

（二）间接继承制度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间接继承是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的继承制度。按照这一制度，继承开始后，遗产不是直接转归继承人，而是作为独立的遗产法人，由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负责管理。在这种制度之下，被继承人的债务由遗产法人承担，其债权归遗产法人所有，遗产所产生之收益归遗产法人，遗产所产生之负担由遗产法人承担。遗产管理人在缴纳税款、清偿债务以后，依照法律规定或遗嘱的指定，将剩余遗产分配给继承人。总之，在间接继承制度之下，继承人绝不对被继承人的债务负责。间接继承制度能够公平地保护继承人和被继承人双方的合法权益，有效地防止欺诈债权人行为的发生。但是，这种制度的实行需要其他条件，特别是司法条件的配合。因为在这种制度之下，几乎每个人死后都需要由有关国家机关出面处理继承问题，如果没有健全的专司遗产继承的专门法院或其他专门机关，这种制度是难以实行的。此外，老百姓是否愿意让国家机关来插手继承事务，也是这项制度能否实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认为，比较而言，直接继承制度较为符合我国的国情。因为一方面，我国长期实行直接继承制度，群众对此已经习惯、认同。另一方面，在这种制度之下，大多数继承不需要经过法院，只有继承人选择有限责任继承或放弃继承时，才需要法院出面，司法机关能够承受。

三、关于修改我国继承法的建议

如上所述，我国属于采直接继承制度的国家，而且这种制度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因此，我们应当在直接继承制度的框架之内来讨论如何建立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

（一）建立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应坚持的原则

1．自愿继承原则

自愿继承原则是现代继承法的基本原则，它是对强制继承的否定。古代继承法奉行强制继承原则，即正统继承人（即被继承人的男性直系卑亲属）无继承选择权，他必须继承被继承人的法律地位，为被继承人清偿全部债务。即使被继承人未留下任何财产，而只有累累债务，继承人也不能拒绝继承。至近代以来，家庭观念日渐淡薄，家庭成员逐渐取得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社会以个人为本位，强制继承原则因不符合个人本位的观念而被抛弃，自愿继承原则遂取而代之。自愿继承的核心是承认继承人有继承选择权，并要求其按照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自愿继承原则符合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符合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应当成为我国继承法的原则。

2．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适用于民事活动的各个领域。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恪守信用，诚实不欺，善意地行使权利，善意地履行义务。如果继承人违反这一原则，欺诈债权人，即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继承制度，特别是关于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的设计应体现诚实信用的原则。这不但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需要，也是淳化社会道德，维护经济秩序的需要。

（二）制度构想

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是继承法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直接继承制度之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是，改变现行继承法无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制度，确立有条件的有限继承制度，同时赋予债权人遗产管理请求权。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有限责任继承本来就是有条件的，条件是有限责任继承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之所以采用有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与现行继承法的有限责任继承相区别，因为现行继承法的有限责任继承实质上是无条件的。待正本清源之后，即应恢复使用有限责任继承这一科学概念。

1．关于有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制度

所谓有条件有限责任继承，即继承人必须遵守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才能享受有限责任继承的利益。继承人如果违反法律规定的条件，即丧失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的权利。而依法产生无限责任继承的法律后果。所以，采取有条件有限责任继承制度，实质上意味着承认两种继承制度——有限责任继承和无限责任继承，承认继承人有选择无限责任继承、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的权利。

（1）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条件

有限责任继承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同时直接涉及债权人的利益。因此，这一制度必须同时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保证继承人的固有财产不被强制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另一方面保证被继承人的债权人能够就遗产优先受偿。由此可知，这一制度的核心是确定遗产状况并使之保持独立。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国家实现这一目的是建立遗产清册制度，即继承人如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以内制作出遗产清册，并提交给主管机关。笔者认为，我国也应采取这一制度。继承人在制作遗产清册时，应延请公证人员参加，并应作到忠实、全面、准确，不得有隐匿不报、虚报债务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如发现继承人有上述行为，即应取消其有限责任继承的资格，而强制其按无限责任继承。

（2）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期限

遗产清册完成以后，继承人对遗产状况有了全面了解，就可以作出理智的选择。关于选择的期限，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规定，制作遗产清册的期限也就是应作出选择的期限；而法国则规定，遗产清册制作完毕之后，再给继承人40天的考虑期限，我们认为法国的规定更为合理。我国修改继承法时可考虑规定两个期限：一个是制作遗产清册的期限；一个是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期限。关于制作遗产清册的期限，我们认为宜短不宜长。因为我们已经处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处于生产经营过程的财产复杂多变。为了防止因主体空缺对经营活动造成的不利影响，防止继承人转移财产，这个期限应尽可能短一些。我们认为以一个月为宜，从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是应召继承人时起算。如果由于遗产情况复杂等原因不能按期完成遗产清册，可向主管机关申请延长。至于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期限，可考虑为20—30天，从向主管机关提交遗产清册之日起计算。

（3）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即接受继承人所提交之遗产清册和继承人所作选择的机关。国外一般规定为遗产法院或家事法院，也有的国家规定为公证处。我们认为，我国可以由公证处来承担这一工作，理由主要是：我国不太可能在普通法院之外再设置专门的继承法院，而现有普通法院任务已很繁重，无力承担这一任务，而公证处则任务不足。而且制作遗产清册、证明遗产状况这一工作就其性质而言，属于公证处的业务范围。

2．关于债权人的遗产管理请求权

有限责任继承是由继承人主动行使继承选择权，以保护自己利益的制度。如果继承人正确行使这一权利，该制度还可以同时起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但是，如果继承人不选择有限责任继承，例如，被继承人财产状况良好而继承人负债累累，这时继承人便会选择无限责任继承，使遗产和自己的财产混同，用遗产来清偿自己的债务，这对被继承人的债权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再如，继承人隐匿财产、挥霍浪费，或不善经营，或恶意处分遗产等等，都会害及债权人的债权。在这种情况之下，无限责任继承也不能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因此，在有限责任继承制度之外，还必须有一种债权人可以主动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债权的制度。于是，这样的制度就被人们创造出来了。这种制度在日本、法国称之为财产分立制度。这三种制度虽然名称不一，内容也不完全一致，但都是供债权人选择的保护其债权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债权人如果认为继承人的行为可能危及自己债权的实现，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主管机关申请，要求由主管机关对遗产进行管理。主管机关应债权人的申请，对遗产进行管理，包括对遗产进行调查、清算等。建立遗产管理后，继承人即丧失管理遗产的权利。这种制度可确保债权人的权利不受继承人的分割，确保遗产首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我国继承法应当建立这种制度。

如果我们在承认继承人的继承权的同时，为继承人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规定必要的条件，同时赋予债权人遗产管理请求权，继承法在债权人利益保护方面就能够作到周全而合理。

财产继承范文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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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经济秩序问题。这个问题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财产继承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各国继承法均用大量条文规范这一问题，以防继承人利用有利地位侵害债权人利益。我国继承法仅原则规定继承遗产应当为被继承人缴纳税款、清偿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但对如何确定遗产的范围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规定，司法解释也未涉及这一问题，致实践中侵害债权人利益的问题时有发生，而司法机关却无所遵循。笔者在《继承制度研究——市场经济与继承法》（1994年12月出版）一书中曾经预言：“多则十几二十年，少则几年以后，这个问题必将摆上司法机关的议事日程。”不幸竟被言中。因此，笔者认为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以便对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继承法的修改和完善提供参考。

一、问题和原因

（一）现行继承法在保护债权人利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继承法采有限责任继承原则（即通常人们所说的限定继承原则）。有限责任继承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其核心是限制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责任，即继承人只须在继承遗产的限度以内为被继承人清偿债务，而不以自己的固有财产对被继承人的债务负责。这一原则符合现代社会家庭成员人格独立、责任自负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继承不仅关系到继承人的利益，而且关系到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利益，作为一种制度，必须对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双方提供平等的保护。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继承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具体表现为：

1．没有确定遗产范围的规定

有限责任继承原则一方面将继承人的责任限制在继承遗产范围以内，另一方面又要求被继承人的财产必须首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因此，有限责任继承不仅是保护继承人的利益的制度，而且是保护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利益的制度。遗产范围的确定在这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有限责任继承原则能否正确贯彻，主要取决于能否准确划定遗产范围并保证其不被继承人侵害。而我国继承法在确立有限责任继承原则的同时，却没有关于确定遗产状况的任何规定，使有限责任的界限无法确定。其结果是，继承人在享受有限责任继承的利益的同时，却往往不承担其相应的义务。这就使得法律在继承人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上失去平衡。

2．没有对接受和放弃继承规定明确的期限

我国采取直接继承制度，即从继承一开始继承人的财产权利和义务就概括地转归继承人。这意味着被继承人的债权由继承人收取，债务由继承人承担，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只能向继承人行使权利，债务人只能向继承人清偿债务。因此，必须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使继承关系确定下来，以便尽快了结被继承人所遗留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我国继承法却规定，自继承开始以后至遗产分割之前，继承人实际上都不确定，继承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规定的弊端是明显的：一是不利于遗产的管理和利用；二是影响债权人行使权利，不利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而且继承关系长期不确定也是滋生继承纠纷的重要原因。

3．债权人缺乏保护自己权利的法律手段

如果继承人的行为已经或者可能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按现行继承法，债权人无有效的救济手段。例如继承人将遗产转移、隐藏，或者挥霍浪费，或者不善经营，导致亏损，或者继承人将遗产用于清偿自己的债务，都会危及债权人的债权。现实生活中已经屡屡发生这类问题，使债权人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道德风尚。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法律必须对此作出反应。

（二）原因

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笔者以为有以下两个：

1．由现行继承法制定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

民法是社会经济条件的法律表现，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继承制度。现行继承法是1985年通过并颁布实施的，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计划经济无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还是在人们的观念中都居于统治地位。当时，公民的财产限于生活资料，基本上没有生产资料，私营经济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遗产限于生活资料，债权债务关系简单，继承人欺诈债权人的情况为人们闻所未闻，立法者自然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2．继承法理论研究的幼稚也是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

制定继承法时，我国继承法学的研究刚刚开始，尚处于幼稚阶段。例如，对于继承法的基本问题——调整对象，缺乏全面了解，人们只注意了死者亲属之间继承关系的研究（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并未精深）而忽视了对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之间关系的研究。

由于以上两个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在制定继承法的时候，在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上，既无司法实践经验可供参考，又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继承法存在以上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公民的财产限于生活资料的社会条件下，继承法的以上缺陷在实践中不会导致多大问题。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公民的财产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而且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从主要是生活资料变为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对于那些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来说，则主要是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其最大特点是处于生产经营过程之中，是动态的财产，在竞争规律的支配之下，既有盈利增值的可能，又有亏损甚至破产的风险。而且，处于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财产数量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现行继承法的上述缺陷日益突出。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是，债权人无有效手段制止继承人转移、隐匿财产，一旦发生纠纷，人民法院难以查清遗产的实际状况，因而无法确保纠纷处理的公正性。如果按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债权人举证，由于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特殊关系，债权人将很难举证证明继承人究竟继承了多少财产，因而其合法权利将难以得到保护。另一方面，继承人则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隐匿遗产而获得不当利益。这样以来，继承法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其保护合法、制裁违法、抑恶扬善，扶正祛邪的作用。

二、外国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主要制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外国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主要制度，可以帮助我们开拓思路，取其所长，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

目前世界各国的继承制度可大致分为两类：直接继承制度和间接继承制度。尽管两种继承制度区别很大，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把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直接继承制度下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直接继承制度。按照这种制度，被继承人死后，其遗产直接转归继承人，债权归继承人享有，债务也由继承人承担。直接继承必须解决两大问题：第一，要保证继承人不因继承而受到损害；第二，要保证遗产首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为此，大陆法系国家采取了以下主要的制度：

1．接受和放弃继承制度

按照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以及我国台湾民法典的规定，继承开始以后，继承人（包括法定继承人和遗嘱继承人）处于这样一种法律地位：他取得继承选择权，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选择无条件直接继承（无限责任继承）、以有限责任为条件接受继承或者放弃继承。如果继承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明示选择，则推定为无限责任继承。由于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都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因此继承人在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时必须遵守一定的条件和程序。简言之，这些条件主要是：要在法定期间内进行选择；要保证遗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不得有侵害、隐匿遗产的行为。继承人违反上述要求，即丧失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的权利，而依法强制其按无限责任继承继承遗产。其程序主要是，必须以明示的方式向国家主管机关表示有限责任继承或放弃继承的意思，如果选择有限责任继承，还须递交忠实准确的遗产清册。主管机关一般为遗产法院或家事法院，也有的国家规定为公证处。由此可见，接受继承和放弃继承制度既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又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其主要作用是清楚地确定遗产范围，进而保证遗产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而强制无限责任继承则是对继承人欺诈债权人行为的制裁，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2．遗产管理制度

在接受继承、放弃继承制度之外，大陆法系国家还规定有遗产管理制度（瑞士叫官方清算制度，日本叫遗产分立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债权人如发现继承人的行为可能损害自己的债权时，可以向主管机关申请遗产管理。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应宣布对遗产进行管理，并指定专门人员负责该项工作。主管机关进行遗产管理后，继承人丧失管理遗产的能力。这样就可以保证遗产首先用来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

（二）间接继承制度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间接继承是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的继承制度。按照这一制度，继承开始后，遗产不是直接转归继承人，而是作为独立的遗产法人，由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负责管理。在这种制度之下，被继承人的债务由遗产法人承担，其债权归遗产法人所有，遗产所产生之收益归遗产法人，遗产所产生之负担由遗产法人承担。遗产管理人在缴纳税款、清偿债务以后，依照法律规定或遗嘱的指定，将剩余遗产分配给继承人。总之，在间接继承制度之下，继承人绝不对被继承人的债务负责。间接继承制度能够公平地保护继承人和被继承人双方的合法权益，有效地防止欺诈债权人行为的发生。但是，这种制度的实行需要其他条件，特别是司法条件的配合。因为在这种制度之下，几乎每个人死后都需要由有关国家机关出面处理继承问题，如果没有健全的专司遗产继承的专门法院或其他专门机关，这种制度是难以实行的。此外，老百姓是否愿意让国家机关来插手继承事务，也是这项制度能否实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认为，比较而言，直接继承制度较为符合我国的国情。因为一方面，我国长期实行直接继承制度，群众对此已经习惯、认同。另一方面，在这种制度之下，大多数继承不需要经过法院，只有继承人选择有限责任继承或放弃继承时，才需要法院出面，司法机关能够承受。

三、关于修改我国继承法的建议

如上所述，我国属于采直接继承制度的国家，而且这种制度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因此，我们应当在直接继承制度的框架之内来讨论如何建立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

（一）建立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应坚持的原则

1．自愿继承原则

自愿继承原则是现代继承法的基本原则，它是对强制继承的否定。古代继承法奉行强制继承原则，即正统继承人（即被继承人的男性直系卑亲属）无继承选择权，他必须继承被继承人的法律地位，为被继承人清偿全部债务。即使被继承人未留下任何财产，而只有累累债务，继承人也不能拒绝继承。至近代以来，家庭观念日渐淡薄，家庭成员逐渐取得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社会以个人为本位，强制继承原则因不符合个人本位的观念而被抛弃，自愿继承原则遂取而代之。自愿继承的核心是承认继承人有继承选择权，并要求其按照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自愿继承原则符合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符合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应当成为我国继承法的原则。

2．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适用于民事活动的各个领域。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恪守信用，诚实不欺，善意地行使权利，善意地履行义务。如果继承人违反这一原则，欺诈债权人，即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继承制度，特别是关于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的设计应体现诚实信用的原则。这不但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需要，也是淳化社会道德，维护经济秩序的需要。

（二）制度构想

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是继承法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直接继承制度之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是，改变现行继承法无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制度，确立有条件的有限继承制度，同时赋予债权人遗产管理请求权。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有限责任继承本来就是有条件的，条件是有限责任继承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之所以采用有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与现行继承法的有限责任继承相区别，因为现行继承法的有限责任继承实质上是无条件的。待正本清源之后，即应恢复使用有限责任继承这一科学概念。

1．关于有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制度

所谓有条件有限责任继承，即继承人必须遵守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才能享受有限责任继承的利益。继承人如果违反法律规定的条件，即丧失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的权利。而依法产生无限责任继承的法律后果。所以，采取有条件有限责任继承制度，实质上意味着承认两种继承制度——有限责任继承和无限责任继承，承认继承人有选择无限责任继承、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的权利。

（1）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条件

有限责任继承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同时直接涉及债权人的利益。因此，这一制度必须同时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保证继承人的固有财产不被强制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另一方面保证被继承人的债权人能够就遗产优先受偿。由此可知，这一制度的核心是确定遗产状况并使之保持独立。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国家实现这一目的是建立遗产清册制度，即继承人如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以内制作出遗产清册，并提交给主管机关。笔者认为，我国也应采取这一制度。继承人在制作遗产清册时，应延请公证人员参加，并应作到忠实、全面、准确，不得有隐匿不报、虚报债务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如发现继承人有上述行为，即应取消其有限责任继承的资格，而强制其按无限责任继承。

（2）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期限

遗产清册完成以后，继承人对遗产状况有了全面了解，就可以作出理智的选择。关于选择的期限，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规定，制作遗产清册的期限也就是应作出选择的期限；而法国则规定，遗产清册制作完毕之后，再给继承人40天的考虑期限，我们认为法国的规定更为合理。我国修改继承法时可考虑规定两个期限：一个是制作遗产清册的期限；一个是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期限。关于制作遗产清册的期限，我们认为宜短不宜长。因为我们已经处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处于生产经营过程的财产复杂多变。为了防止因主体空缺对经营活动造成的不利影响，防止继承人转移财产，这个期限应尽可能短一些。我们认为以一个月为宜，从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是应召继承人时起算。如果由于遗产情况复杂等原因不能按期完成遗产清册，可向主管机关申请延长。至于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期限，可考虑为20—30天，从向主管机关提交遗产清册之日起计算。

（3）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即接受继承人所提交之遗产清册和继承人所作选择的机关。国外一般规定为遗产法院或家事法院，也有的国家规定为公证处。我们认为，我国可以由公证处来承担这一工作，理由主要是：我国不太可能在普通法院之外再设置专门的继承法院，而现有普通法院任务已很繁重，无力承担这一任务，而公证处则任务不足。而且制作遗产清册、证明遗产状况这一工作就其性质而言，属于公证处的业务范围。

2．关于债权人的遗产管理请求权

有限责任继承是由继承人主动行使继承选择权，以保护自己利益的制度。如果继承人正确行使这一权利，该制度还可以同时起到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作用。但是，如果继承人不选择有限责任继承，例如，被继承人财产状况良好而继承人负债累累，这时继承人便会选择无限责任继承，使遗产和自己的财产混同，用遗产来清偿自己的债务，这对被继承人的债权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再如，继承人隐匿财产、挥霍浪费，或不善经营，或恶意处分遗产等等，都会害及债权人的债权。在这种情况之下，无限责任继承也不能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因此，在有限责任继承制度之外，还必须有一种债权人可以主动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债权的制度。于是，这样的制度就被人们创造出来了。这种制度在日本、法国称之为财产分立制度。这三种制度虽然名称不一，内容也不完全一致，但都是供债权人选择的保护其债权的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债权人如果认为继承人的行为可能危及自己债权的实现，可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主管机关申请，要求由主管机关对遗产进行管理。主管机关应债权人的申请，对遗产进行管理，包括对遗产进行调查、清算等。建立遗产管理后，继承人即丧失管理遗产的权利。这种制度可确保债权人的权利不受继承人的分割，确保遗产首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我国继承法应当建立这种制度。

如果我们在承认继承人的继承权的同时，为继承人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规定必要的条件，同时赋予债权人遗产管理请求权，继承法在债权人利益保护方面就能够作到周全而合理。

财产继承范文篇3

＊＊＊

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经济秩序问题。这个问题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财产继承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各国继承法均用大量条文规范这一问题，以防继承人利用有利地位侵害债权人利益。我国继承法仅原则规定继承遗产应当为被继承人缴纳税款、清偿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但对如何确定遗产的范围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规定，司法解释也未涉及这一问题，致实践中侵害债权人利益的问题时有发生，而司法机关却无所遵循。笔者在《继承制度研究——市场经济与继承法》（1994年12月出版）一书中曾经预言：“多则十几二十年，少则几年以后，这个问题必将摆上司法机关的议事日程。”不幸竟被言中。因此，笔者认为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以便对司法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继承法的修改和完善提供参考。

一、问题和原因

（一）现行继承法在保护债权人利益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继承法采有限责任继承原则（即通常人们所说的限定继承原则）。有限责任继承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其核心是限制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责任，即继承人只须在继承遗产的限度以内为被继承人清偿债务，而不以自己的固有财产对被继承人的债务负责。这一原则符合现代社会家庭成员人格独立、责任自负的观念，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继承不仅关系到继承人的利益，而且关系到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利益，作为一种制度，必须对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双方提供平等的保护。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继承法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具体表现为：

1．没有确定遗产范围的规定

有限责任继承原则一方面将继承人的责任限制在继承遗产范围以内，另一方面又要求被继承人的财产必须首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因此，有限责任继承不仅是保护继承人的利益的制度，而且是保护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利益的制度。遗产范围的确定在这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有限责任继承原则能否正确贯彻，主要取决于能否准确划定遗产范围并保证其不被继承人侵害。而我国继承法在确立有限责任继承原则的同时，却没有关于确定遗产状况的任何规定，使有限责任的界限无法确定。其结果是，继承人在享受有限责任继承的利益的同时，却往往不承担其相应的义务。这就使得法律在继承人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上失去平衡。

2．没有对接受和放弃继承规定明确的期限

我国采取直接继承制度，即从继承一开始继承人的财产权利和义务就概括地转归继承人。这意味着被继承人的债权由继承人收取，债务由继承人承担，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只能向继承人行使权利，债务人只能向继承人清偿债务。因此，必须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使继承关系确定下来，以便尽快了结被继承人所遗留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我国继承法却规定，自继承开始以后至遗产分割之前，继承人实际上都不确定，继承关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规定的弊端是明显的：一是不利于遗产的管理和利用；二是影响债权人行使权利，不利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而且继承关系长期不确定也是滋生继承纠纷的重要原因。3．债权人缺乏保护自己权利的法律手段

如果继承人的行为已经或者可能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按现行继承法，债权人无有效的救济手段。例如继承人将遗产转移、隐藏，或者挥霍浪费，或者不善经营，导致亏损，或者继承人将遗产用于清偿自己的债务，都会危及债权人的债权。现实生活中已经屡屡发生这类问题，使债权人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败坏社会道德风尚。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法律必须对此作出反应。

（二）原因

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笔者以为有以下两个：

1．由现行继承法制定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

民法是社会经济条件的法律表现，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继承制度。现行继承法是1985年通过并颁布实施的，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计划经济无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还是在人们的观念中都居于统治地位。当时，公民的财产限于生活资料，基本上没有生产资料，私营经济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遗产限于生活资料，债权债务关系简单，继承人欺诈债权人的情况为人们闻所未闻，立法者自然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2．继承法理论研究的幼稚也是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

制定继承法时，我国继承法学的研究刚刚开始，尚处于幼稚阶段。例如，对于继承法的基本问题——调整对象，缺乏全面了解，人们只注意了死者亲属之间继承关系的研究（当然，这方面的研究也并未精深）而忽视了对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之间关系的研究。

由于以上两个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在制定继承法的时候，在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上，既无司法实践经验可供参考，又缺乏正确理论的指导，继承法存在以上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公民的财产限于生活资料的社会条件下，继承法的以上缺陷在实践中不会导致多大问题。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公民的财产不仅数量大大增加，而且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从主要是生活资料变为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对于那些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来说，则主要是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其最大特点是处于生产经营过程之中，是动态的财产，在竞争规律的支配之下，既有盈利增值的可能，又有亏损甚至破产的风险。而且，处于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财产数量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现行继承法的上述缺陷日益突出。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是，债权人无有效手段制止继承人转移、隐匿财产，一旦发生纠纷，人民法院难以查清遗产的实际状况，因而无法确保纠纷处理的公正性。如果按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债权人举证，由于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的特殊关系，债权人将很难举证证明继承人究竟继承了多少财产，因而其合法权利将难以得到保护。另一方面，继承人则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隐匿遗产而获得不当利益。这样以来，继承法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其保护合法、制裁违法、抑恶扬善，扶正祛邪的作用。

二、外国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主要制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外国保护债权人利益的主要制度，可以帮助我们开拓思路，取其所长，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

目前世界各国的继承制度可大致分为两类：直接继承制度和间接继承制度。尽管两种继承制度区别很大，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把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直接继承制度下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直接继承制度。按照这种制度，被继承人死后，其遗产直接转归继承人，债权归继承人享有，债务也由继承人承担。直接继承必须解决两大问题：第一，要保证继承人不因继承而受到损害；第二，要保证遗产首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为此，大陆法系国家采取了以下主要的制度：

1．接受和放弃继承制度

按照法国、德国、日本等国以及我国台湾民法典的规定，继承开始以后，继承人（包括法定继承人和遗嘱继承人）处于这样一种法律地位：他取得继承选择权，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选择无条件直接继承（无限责任继承）、以有限责任为条件接受继承或者放弃继承。如果继承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明示选择，则推定为无限责任继承。由于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都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因此继承人在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时必须遵守一定的条件和程序。简言之，这些条件主要是：要在法定期间内进行选择；要保证遗产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不得有侵害、隐匿遗产的行为。继承人违反上述要求，即丧失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的权利，而依法强制其按无限责任继承继承遗产。其程序主要是，必须以明示的方式向国家主管机关表示有限责任继承或放弃继承的意思，如果选择有限责任继承，还须递交忠实准确的遗产清册。主管机关一般为遗产法院或家事法院，也有的国家规定为公证处。由此可见，接受继承和放弃继承制度既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又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制度，其主要作用是清楚地确定遗产范围，进而保证遗产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而强制无限责任继承则是对继承人欺诈债权人行为的制裁，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遗产管理制度

在接受继承、放弃继承制度之外，大陆法系国家还规定有遗产管理制度（瑞士叫官方清算制度，日本叫遗产分立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债权人如发现继承人的行为可能损害自己的债权时，可以向主管机关申请遗产管理。主管机关认为有必要时应宣布对遗产进行管理，并指定专门人员负责该项工作。主管机关进行遗产管理后，继承人丧失管理遗产的能力。这样就可以保证遗产首先用来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

（二）间接继承制度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间接继承是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的继承制度。按照这一制度，继承开始后，遗产不是直接转归继承人，而是作为独立的遗产法人，由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负责管理。在这种制度之下，被继承人的债务由遗产法人承担，其债权归遗产法人所有，遗产所产生之收益归遗产法人，遗产所产生之负担由遗产法人承担。遗产管理人在缴纳税款、清偿债务以后，依照法律规定或遗嘱的指定，将剩余遗产分配给继承人。总之，在间接继承制度之下，继承人绝不对被继承人的债务负责。间接继承制度能够公平地保护继承人和被继承人双方的合法权益，有效地防止欺诈债权人行为的发生。但是，这种制度的实行需要其他条件，特别是司法条件的配合。因为在这种制度之下，几乎每个人死后都需要由有关国家机关出面处理继承问题，如果没有健全的专司遗产继承的专门法院或其他专门机关，这种制度是难以实行的。此外，老百姓是否愿意让国家机关来插手继承事务，也是这项制度能否实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认为，比较而言，直接继承制度较为符合我国的国情。因为一方面，我国长期实行直接继承制度，群众对此已经习惯、认同。另一方面，在这种制度之下，大多数继承不需要经过法院，只有继承人选择有限责任继承或放弃继承时，才需要法院出面，司法机关能够承受。

三、关于修改我国继承法的建议

如上所述，我国属于采直接继承制度的国家，而且这种制度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因此，我们应当在直接继承制度的框架之内来讨论如何建立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

（一）建立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应坚持的原则

1．自愿继承原则

自愿继承原则是现代继承法的基本原则，它是对强制继承的否定。古代继承法奉行强制继承原则，即正统继承人（即被继承人的男性直系卑亲属）无继承选择权，他必须继承被继承人的法律地位，为被继承人清偿全部债务。即使被继承人未留下任何财产，而只有累累债务，继承人也不能拒绝继承。至近代以来，家庭观念日渐淡薄，家庭成员逐渐取得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社会以个人为本位，强制继承原则因不符合个人本位的观念而被抛弃，自愿继承原则遂取而代之。自愿继承的核心是承认继承人有继承选择权，并要求其按照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责任。自愿继承原则符合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符合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应当成为我国继承法的原则。

2．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适用于民事活动的各个领域。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恪守信用，诚实不欺，善意地行使权利，善意地履行义务。如果继承人违反这一原则，欺诈债权人，即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继承制度，特别是关于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的设计应体现诚实信用的原则。这不但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需要，也是淳化社会道德，维护经济秩序的需要。

（二）制度构想

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是继承法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直接继承制度之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途径是，改变现行继承法无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制度，确立有条件的有限继承制度，同时赋予债权人遗产管理请求权。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有限责任继承本来就是有条件的，条件是有限责任继承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之所以采用有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与现行继承法的有限责任继承相区别，因为现行继承法的有限责任继承实质上是无条件的。待正本清源之后，即应恢复使用有限责任继承这一科学概念。1．关于有条件的有限责任继承制度

所谓有条件有限责任继承，即继承人必须遵守法定的条件和程序，才能享受有限责任继承的利益。继承人如果违反法律规定的条件，即丧失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的权利。而依法产生无限责任继承的法律后果。所以，采取有条件有限责任继承制度，实质上意味着承认两种继承制度——有限责任继承和无限责任继承，承认继承人有选择无限责任继承、有限责任继承和放弃继承的权利。

（1）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条件

有限责任继承是保护继承人利益的制度，同时直接涉及债权人的利益。因此，这一制度必须同时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保证继承人的固有财产不被强制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另一方面保证被继承人的债权人能够就遗产优先受偿。由此可知，这一制度的核心是确定遗产状况并使之保持独立。如前所述，大陆法系国家实现这一目的是建立遗产清册制度，即继承人如选择有限责任继承，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以内制作出遗产清册，并提交给主管机关。笔者认为，我国也应采取这一制度。继承人在制作遗产清册时，应延请公证人员参加，并应作到忠实、全面、准确，不得有隐匿不报、虚报债务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如发现继承人有上述行为，即应取消其有限责任继承的资格，而强制其按无限责任继承。

（2）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期限

遗产清册完成以后，继承人对遗产状况有了全面了解，就可以作出理智的选择。关于选择的期限，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规定，制作遗产清册的期限也就是应作出选择的期限；而法国则规定，遗产清册制作完毕之后，再给继承人40天的考虑期限，我们认为法国的规定更为合理。我国修改继承法时可考虑规定两个期限：一个是制作遗产清册的期限；一个是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期限。关于制作遗产清册的期限，我们认为宜短不宜长。因为我们已经处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处于生产经营过程的财产复杂多变。为了防止因主体空缺对经营活动造成的不利影响，防止继承人转移财产，这个期限应尽可能短一些。我们认为以一个月为宜，从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自己是应召继承人时起算。如果由于遗产情况复杂等原因不能按期完成遗产清册，可向主管机关申请延长。至于选择有限责任继承的期限，可考虑为20—30天，从向主管机关提交遗产清册之日起计算。

（3）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即接受继承人所提交之遗产清册和继承人所作选择的机关。国外一般规定为遗产法院或家事法院，也有的国家规定为公证处。我们认为，我国可以由公证处来承担这一工作，理由主要是：我国不太可能在普通法院之外再设置专门的继承法院，而现有普通法院任务已很繁重，无力承担这一任务，而公证处则任务不足。而且制作遗产清册、证明遗产状况这一工作就其性质而言，属于公证处的业务范围。

财产继承范文篇4

关键词：无人继承；主体要件；归属效力；比较法

为了保护我国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1985年《继承法》作为我国公民处理继承问题的准则及法院审理继承案例的依据发挥着巨大作用。在继承法律对继承权、法定继承、遗嘱处分及遗赠抚养协议等内容进行规范后，现实生活中的绝大部分遗产已转由各合法继承人、受遗赠人所有。但因为前述各项内容的规定都不能解决既没有人继承也没有人接受遗赠的遗产处理上的问题，此时就需要无人承受遗产制度来解决此问题。我国《继承法》第三十二条是关于无人继承遗产所有权归属的规定。无人承受遗产制度是专门解决此继承问题之继承法律制度，是我国《继承法》在遗产处理上的兜底性制度。

1无人承受遗产制度的立法目的

无人承受遗产制度即是专门解决此继承问题之继承法律制度，是我国《继承法》在遗产处理上的兜底性制度。设立此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确定无人承受遗产的最终权属，规范财产继承秩序，以加快遗产的合理流转且发挥遗产的效用。1．1确定无人承受遗产的权属。只要有财产继承存在，就有可能出现无人承受遗产的情形。无人承受的遗与无主财产并非一个概念，前者的原所有人明确而后者的原所有人不明确。我国《继承法》设立无人承受遗产制度，其目的为最终确定该遗产的权属，规范财产继承秩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纷争。该制度规定：由国家或集体组织继承遗产，使该遗产的权属在法律意义上得以确定。同时，无人承受遗产制度还能及时扑灭无关人员意图不当得利的念头，避免更多的非法主张的出现。事实上，域外国家的法律制度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同样起到了确定遗产权属之作用，详见后文第三章分析。由此可知，为了确定悬而未决的遗产权属，保障正常的财产继承秩序，避免出现非继承人、非受遗赠人争夺遗产的情形，法律为此设立无人承受遗产制度。1．2促进无人承受遗产的流转。我国《继承法》设立无人承受遗产制度，其对于促进遗产（尤其是以物的形式表现的遗产）的合理流转、发挥物的效用具有积极意义。民法意义上的物是指存在于人体之外，占有一定空间，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并且能满足人类某种需要，具有稀缺性的物质对象。在现实生活中，公民已确定财产权属的财产，对于满足人的需要有着重要作用，但是，自原所有权人死亡时起，由于继承人、受遗赠人之缺失，致使该财产在一段时间内权属不明确，使得财产无法实现合理流转，严重限制了物之效用的发挥。由此看来，我国《继承法》通过设立无人承受遗产制度解决上述困境。纵观世界各国就如何处理无人承受遗产的立法规定，不管是采继承权主义立法例抑或先占权主义立法例，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快遗产流转，避免遗产过多损耗，从而达到物尽其用、增强社会经济活力的效果。

2无人承受遗产制度的构成要件

如前所述，无人承受遗产制度在保护遗产相关权利者的利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和正常交易秩序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而无人承受遗产制度的成立需要符合相应的构成要件。本文旨在探讨其中无人承受遗产的主体要件（即无人承受遗产的界定）及其归属效力。2．1我国无人承受遗产的主体要件。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认为，人类呈现形象的变化是法律史上的“划时代”的变化；对于一个法律时代的风格而言，重要的莫过于对人的看法，它决定着法律的方向。由此看来，主体要件是法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涉及的主体是：继承人、受遗赠人。具体说来，没有人接受继承的情况主要包括：没有法定继承人和遗嘱继承人；虽有法定继承人和遗嘱继承人，但他们全部放弃继承权或者丧失继承权。没有人受领遗赠的情况主要包括：被继承人生前未以遗嘱设立遗赠；虽已用遗嘱设立遗赠，但遗嘱无效；受遗赠人全部放弃或者被人民法院取消了受遗赠权；被继承人生前未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应注意，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组织并非无人承受遗产制度的主体，二者只是这一制度设定的遗产最终归属者。而因依遗嘱或法律规定的“两种人”（继承人、受遗赠人）在法定期限内不存在，遗产才最终归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2．2我国无人承受遗产的归属效力。法律效力是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法律制度长期稳定有效实施的基础。就无人承受遗产制度而言，其归属效力主要表现在无人承受遗产的债务偿还和国家或集体组织取得无人继承遗产的依据方面。具体说来，该归属效力包括了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无人承受遗产归国家或集体组织所有的依据是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取得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之财产。二是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组织在取得遗产所有权的同时，也应当承受起在取得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清偿死者生前所欠的债务。这意味着，对于该无人承受的遗产，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组织只有在清偿债务后，才能取得剩余部分的遗产。当然，若是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被继承人归来，那么已归属国家或集体组织所有的财产应当如数归还该财产原所有人，原物不存在的应当作价补偿。三是保护酌情分得遗产人的权益。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配给他们适当的遗产。这类酌情分得遗产人在无人承受遗产归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制组织之前，有权主张分得适当遗产。但是，倘若他们经公示催告后在法定期限内未主张该权利，则视为放弃，遗产归属国家或集体组织所有；酌情分得遗产人不得以未分得遗产为由重新主张权利。

3外国无人承受遗产制度的立法例及其评析

对无人承受遗产制度中无人承受遗产的界定，下文以无人承受遗产制度的主要内容为分类标准，拟对法国、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及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无人承受遗产制度的立法体例及现状进行考察和评析。3．1立法体例之比较评析。从立法体例看，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直接继承主义，将其规定在各自的民法典继承编或相关条文中。英美法系国家多采间接继承，继承开始后，由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负责管理遗产，有关规定被分散规定在无遗嘱继承、遗嘱继承、遗产管理等相关立法中。笔者认为，采取直接继承主义更具有借鉴意义，理由如下：其一，我国亦属大陆法系，在继承法已颁行多年的基础上，未来我国制定民法典时，采取直接继承主义无疑更具现实意义；其二，通过把无人承受遗产制度直接规定在相关条文中，使我国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能更加快速、高效，节省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3．2立法内容之比较评析。3．2．1关于无人承受遗产的界定。对于无人承受遗产的界定，直接继承主义立法与间接继承主义立法是不同的。在间接继承主义的立法之下，遗产由遗产管理人或遗嘱执行人管理和保护，经其公告和债务清算后，剩余财产才被交付给继承人。因此，在此种立法之下，无人承受遗产的确定由遗产管理人负责。在直接继承主义立法之下，前述大陆法系国家又分为当然继承主义和承认继承主义两种立法。在当然继承主义之下，需要经过搜索继承人的公告程序后，无继承人出现，才能确定遗产为无人承受遗产。在承认继承主义之下，遗产并不因被继承人的死亡而当然的归属于继承人，需要继承人为承认继承的意思表示后，始发生归属效力。例如，在意大利，遗产先为待继承遗产，由遗产保佐人负担清偿遗产债务、保管遗产等职责，在无继承人表示接受继承的情形下，遗产为无人承受的遗产。比较而言，笔者认为，采取当然继承主义的立法更为简捷高效，我国《继承法》亦属此立法例。3．2．2关于无人承受遗产的酌情分配。法国、德国对此无规定；日本规定可将无人承受的遗产给予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为被继承人治疗和护理作出贡献的人以及其他与被继承人有特别关系的人；英国规定王室可以自由裁量将遗产给予实际上依靠无遗嘱死亡者的人而不论其是否和无遗嘱死亡者有关系，或者其他无遗嘱死亡者希望供养的人。笔者认为，以上日本、英国的规定扩大了遗产酌给请求权人的范围，这符合继承法私法的性质，有利于实现遗产的扶养功能。无人承受的遗产是被继承人私人的财产，可能还存在受被继承人扶养或和与被继承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人，法律应该从保护私有财产及实现遗产的扶养功能出发，应遗产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将遗产酌情分配给这些人。否则，径直规定无人承受的遗产归属于国库，往往可能与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愿不符，不利于保护其私有财产，也不能实现遗产的扶养功能。

4结论

无人继承遗产制度是一项遗产处理中的兜底制度，从立法目的上看，我国《继承法》设立无人承受遗产制度是为最终确定该遗产的权属，规范财产继承秩序，定纷止争。而纵观世界各国就如何处理无人承受遗产的立法规定，不管是采继承权主义立法例抑或先占权主义立法例，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加快遗产流转。该制度最为重要的两个构成要件为主体要件及归属效力，应当分情况讨论无人继承的具体情形，在讲遗产归为国家所有的基础上保护酌情分得遗产人的权益。就此项观点，笔者考察了比较法，较为赞同英日两国的做法，即无人承受的遗产是被继承人私人的财产，可能还存在受被继承人扶养或和与被继承人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人，法律应该应遗产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将遗产酌情分配给这些人。

参考文献

［1］刘春茂．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2］［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M］．舒国滢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41．

［3］郭明瑞，房绍坤．继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财产继承范文篇5

一、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在家庭中的地位

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向来不高。宋代以来女性家庭地位低下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摧残女性的缠足现象，它首先是为了取悦于男子的审美需求和性欲偏好，同时迫使女性深居闺房，不问世事，禁锢家中，成为男性的家奴和性奴。[2]有西方学者认为，“缠足是一种政治机制，它反映和存续了妇女社会和心理的劣势；缠足将妇女牢牢地固定在特定的位置、特定的功能”，而且缠足又“是公众态度，是大众文化──它是10个世纪中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作为真正的女人的生活方式的关键所在”。[3]

“五四”运动以来，缠足现象逐渐废止，“新文化运动”带来了许多新的风气，但家庭中的夫权观念、女性的相夫教子功能和女子的“三从四德”文化，在民国时期一直占据主流。在夫权主导下的家庭里，妻子必须听命于丈夫，女儿必须服从于父母，媳妇必须听命于公婆，许多女性的家庭权益被严重侵犯。尤其糟糕的是，家庭中侵犯女性权益的主要侵害者常常也是女性──如婆婆、后母。“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婆婆们经常以一种不健康的心态，重复自己的婆婆当年的压迫手段，甚至变本加厉地侵犯媳妇的权益和人身自由。后母虐待非亲生之女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即便在家中未遇到婆婆或后母的迫害，女性也得面临代表父权的父亲和公公的压力，男性家长经常任意剥夺女性婚姻自主和经济自主的权利。

1949年以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善，但妇女解放运动并未深入到家庭之中，政治运动的风暴也未危及家庭中男人的优越地位。虽然传统文化鼓吹的“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文化受到明显的冲击，但在时代女性却又多了另外的“二从”，即“从国家”、“从单位”[4].1950年代，许多女性面临“组织上”的压力，在革命的名义和强制之下，被迫服从组织“分配”，与“首长”们结合。政府公然容许和容忍那些“老革命”喜新厌旧，抛弃老家的“黄脸婆”妻子，与年轻漂亮的城市小知识女性结婚。“组织上”用这种方法对那些“革命英雄”实行了性补偿和性报答，但众多小知识女性却被“革命”当作“性礼物”和“性奴隶”无偿赠与，其自由恋爱的权利被剥夺了，而“首长”们结发妻子的合法权益也被“组织上”彻底破坏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普遍在就业、薪资、提升等多方面对女性员工采取歧视性做法，女性不仅难找工作，而且处处受到福利和待遇上的歧视。全国妇联2001年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的结果表明，从1990到1999年，城市女性与男性的工资比率从77.5比100下降到70.1比100，而在农村则从79比100下降到59.6比100.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自然影响到她们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随着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迫离开职场、退回家庭，城市失业者中下岗女工越来越多[5].退回家中的女性尽管不再外出辛苦工作，但心理压力和痛苦却成倍增加。那些仍在工作的女性则不得不降格以求，不仅被迫接受低工资、少福利的歧视，而且可能还要忍受各种性骚扰。

在农村，家庭责任承包制实行后，农民家庭普遍需要男性强劳力承担重体力活，再加上时期的乡村福利制度和“五保户”制度的崩溃，农民家庭的老人赡养只能依靠儿子，出嫁的女性、离婚女性在责任田、口粮田及土地补偿费方面都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于是农村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下降。[6]

虽然时代变了，观念也有进步，但传统文化对女性家庭权利的约束仍然存在，下面分析女性在家庭中的财产权利、生育权利和人身安全权利状况的演变。

二、女性的家庭财产权利

财产的拥有、支配和继承是衡量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与权利的重要指标。

一般而言，在传统社会里女性没有制度性权利去继承家庭财产，只有儿子才有合法地占有家庭财产和分配遗产的权利。未婚女子或许可能得到一份嫁妆，而死了丈夫的女性如果留在家族里至多只能得到瞻养，但无论是出嫁的女儿还是寡妇，都无法分得家产。[7]明朝起的律令甚至苛刻地规定，倘若家无直系男性继承遗产，就必须在侄子中过继一个儿子作为财产继承者，即所谓的“强制侄子继嗣”，这种反映传统文化习俗的律令完全剥夺并杜绝了女性的家庭财产继承权，显示出对女性的极端歧视。[8]

进入民国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新女性意识开始觉醒。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提出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号召“反对司法机关对于男女不平等的判决”、“女子应有财产权和继承权”。[9]1930年通过的中华民国《民法》对女性的财产继承权利作了新的规定，提出了继承家庭财产时的男女平权，如果家中没有子嗣，女儿可以是法定的财产继承人。但现实中传统习俗仍然居支配地位。首先，传统的分家制度继续存在，“父亲只要在生前分掉自己的财产就可以剥夺他女儿的继承权”，女性的法定财产继承权形同虚设。[10]其次，法律并未禁止将财产过继给侄子的传统，所以许多人生前将财产过继给侄子，从而剥夺了家庭中女性继承财产的机会。再次，尽管《民法》中规定，死去丈夫的妻子有权继承丈夫的财产，但《民法》却取消了丈夫死后寡妇监护其家庭财产的权力，如果她亡夫的财产已分给其他继承人，则寡妇就无法通过立继来确保她对财产的控制。[11]最后，《民法》剥夺了寡媳（即与亡夫父母住在一起的女性）的财产权利（包括她们的监护权和财产继承权），这样寡媳在公公死时就不能得到任何财产。[12]

除了法律本身存在缺陷外，民俗民风仍然保留了许多歧视妇女的现象。30年代的民俗调查显示，乡村妇女普遍没有财产继承权。[13]“满铁”的华北调查表明，“女子除结婚费之外，原则上不参与家产分配[14]”。在珠江三角洲的乡村里虽然有极个别的女儿继承家产的案例，但这并非是普遍的习俗。[15]在黑龙江，虽然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家庭里也存在女儿继承财产的现象，但这种情形非常罕见。[16]

到了时代，法律明确保障男女平等的家庭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而且夫妻成了家庭财产的共同所有者，夫妻可以互相继承遗产，子女得以平等地继承父母遗产。但由于在公有制状态下私有财产基本上被剥夺了，同时实行低工资制度，结果属于个人的财产和遗产微乎其微。这样，女性的财产继承权往往只具有法律纸面上的意义。

邓小平时代通过的一系列民事法律对妇女（包括出嫁女和再婚寡妇）的财产继承权有不少新的具体规定。例如，《民法通则》规定：“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利”[17]；《继承法》不仅在原则上规定了“继承权男女平等”，同时还有如下具体规定，即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再婚时有权处分所继承的遗产[18].《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对妇女的财产继承权的规定更加明确：“在婚姻、家庭共有财产关系中不得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权益”（第29条）：“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标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和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第30条）：“在同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中，不得歧视妇女。丧偶妇女有权处分继承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第31条）：“丧偶妇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公婆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继承权不受子女代位继承的影响”（第32条）。[19]依照上述法律，女性无论已婚未婚，均应享有与男性平等的继承权，不因女儿出嫁便失去其财产继承权。

但是，现实中侵犯、剥夺妇女家庭财产权利的现象和事例仍频繁出现。特别是在农村，随着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女性拥有、处理和继承土地承包的权利成为女性立身存命的大事，可是各地的乡规民约和风俗习惯仍然经常侵害女性的土地使用权，农村已婚妇女的责任田、口粮田和家庭财产继承权实际上仍然得不到保障。例如，虽然政府宣布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但农户之女一旦出嫁，其娘家承包的土地就会被收回，而出嫁女性能否在婆家村里分得一份土地，则取决于婆家村里有无机动土地或是否恰好遇到婆家村里调整土地。[20]

中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承包责任田、土地入股分红、征用土地补偿、宅基地分配这四大权益是农民立身存命的根本，但农村妇女这方面的权益却往往遭到侵害。尤其是适龄未嫁女、有女无儿户、外村娶来的媳妇和“农嫁非”的出嫁女等四类妇女，在农村承包土地的调整中她们的权益最可能被剥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院课题组的问卷则显示，有7.2%的受访妇女目前没有土地，其最主要的原因分别是“出嫁后失地”（占45%），“国家征用后失地”（占17%），从未分配土地（占31%）。进一步比较得出，出嫁女、离异妇女、丧偶妇女的土地权益，前者比后者依次更没有保障。[21]

农村妇女的财产权益受损害，与民众的法律意识模糊、女性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益有关。河南省濮阳市妇联“在五县一区选取了6个村，专门开展了一次农村妇女财产权益被侵害的情况调查。调查后发现，6个村中都存在农村妇女财产被侵害的情况，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财产继承难和责任田、宅基田得不到落实问题。”许多农村妇女认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认为女子出嫁后对父母遗产不应有继承权，结果许多出嫁女性在财产继承问题上选择了自动放弃。虽然仍有8%的妇女要求依法继承，但她们难以抵制家族中人的反对。[22]

2002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西部12省（区、市）农村作了综合调查，当问到妇女对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财产继承权的理解时，有13.9%的受访者认为“女孩”、“妻子”不能继承土地使用权，而“男孩”和“丈夫”则可以继承。[23]这种明显的性别歧视观念表明，乡村传统习俗对妇女财产继承权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在少数民族地区，歧视妇女的现象就更为严重了。例如，鄂伦春族的财产继承权一般仍属于男子；云南普米族实行大家庭制，分家产时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24]

显然，近百年来尽管中国的法律不断进步完善，但这并不等同于观念的进步，在东方文化深厚的人治环境中，潜规则与民俗习惯往往是超法律和超时空的。从落实女性平等财产权利的角度来看，完善法律体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进行全社会的法制教育普及和文化重建。

三、女性的生育权利

百年来中国女性的生育权利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在民国时期女性往往是毫无节制地早育、多育、密育，既无节育手段和条件，也没有良好的接生设备和保育条件，婴儿的出生率高、死亡率高。一项对河南省鲁山县的老年妇女调查显示，36位60岁以上的女性平均每人生育6胎以上，许多女性因家境贫寒曾试图坠胎，但因缺医少药，只能将肚子挤在水缸沿上挤压，想把胎儿挤死，结果造成生孩子时大出血。[25]一项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也显示，那些60岁左右的妇女往往都是从18岁开始生育，直到闭经为止，生育年限达30年以上，成年后几乎是在不间断的生育、养育中度过了大半生。[26]

到了时代，“人多力量大”成了多生政策的政治理由，于是许多女性争当“光荣妈妈”──生得越多越光荣。这种生育政策事实上演变成一种新的强制性多育方针，结果导致中国的人口总量迅速膨胀。

1979年，面对9亿人口的庞大压力，中国政府又转而强制实施“一胎化政策”。这是时代鼓励多生政策的翻版，性质雷同，其实质都是剥夺女性生育自由的天然权利。所不同的是，为了执行“一胎化政策”，各级政府动员了各种力量，骇人听闻地全方位剥夺与侵犯妇女的生育权利，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其中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女婴被遗弃或杀害，导致中国30岁以下的人口之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世界各国出生婴儿的男女性别比例一般是100比104至107，即每出生100个女婴就有104至107个男婴出生，而中国的婴儿出生性别比近年来越来越畸形。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这一比例已达到100比116.9，而在海南、广东等省则高达骇人听闻的100比130以上。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出现近4千万男性单身，他们将在婚育年龄时无女可娶。由此必然引发性犯罪、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司法难题。[27]

大量遗弃女婴的社会现象有很多原因，其罪魁祸首自然是“一胎化”政策，但这一政策之所以得以实施，与传统文化和中共文化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有关。首先，传统文化的“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它并不会随着“男女平等”口号的深入人心而自动消失。传统文化的一大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子乃无后，无后即不孝。由于这种观念作祟，不仅在农村，许多中小城市也大量出现遗弃女婴的现象。一些被遗弃的女婴被外国人领养，据统计，美国从海外领养的孩子中有25%来自中国大陆，几乎全是女婴。[28]

其次，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借重了时期发展起来的专政机器和群众动员机制，其手段之残酷毒辣令人心寒。在农村，夜闯家门抓孕妇、拖拉机追击逃跑的孕妇、动员警察追捕孕妇等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对超生的夫妇实行各种无法可依的处罚，各种手段犹如“”再现，无所不用其极。[29]有些地方还出现政府官员将婴儿丢进水田活活淹死，许多即将临产的妇女也被迫堕胎，一些引产方式竟然是将食盐水注射进孕妇的子宫。[30]

在美国，女性能否拥有人工流产的权利（坠胎权）是一种妇女权利的象征。[31]而在中国人工流产却成了强制性政策。据统计，1971年中国的人工流产为391万例，1981年为869万，1991年达到1，400万，20年内增加了近3.6倍。[32]人口统计学家认为，中国的堕胎率高居全球第一，堕胎与活产的比率是1比12.5；而在西欧，这一比率仅为1比100.[33]中国女性的人工流产率不断上升有许多原因。在农村，多数妇女都是被迫流产，并且是在极野蛮的情况下进行，既罔顾基本人权，更无视起码的女权。在城市，人工流产急剧增加的一大原因是男性不愿尊重女性的避孕意愿，拒绝采用避孕措施，导致非意愿性怀孕比率大幅度上升。政府政策对实施人工流产的女性也不尊重，做人工流产的女性不但不能获得必要的休假，也不准报销医疗费。有调查显示，有90%做人工流产的女性无法休假，导致女性的身心遭到极大损害。[34]

女性生育权利还包括生育保障，这主要是指国家负担女性怀孕和分娩的各类健保费用（如生育津贴、医疗护理、生育补助等），建立生育休假制度等。这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份，更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但目前在中国，只有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女性员工能获得部分生育保障，而占女性人口大多数的城市家庭妇女、城市下岗女工和农村妇女则完全被排除在外，外资企业女工和私营企业女工也有相当一部分得不到生育保障。《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在生育保险目标上曾经承诺，“20世纪末在全国城市基本实现女职工生育费用的社会统筹”，直到今天这些承诺仍未兑现。[35]

1995年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就女工劳动保护问题对全国部分国有、集体、私营和外商企业的9，753名女职工作了调查，发现女职工怀孕后能定期作产前检查的仅占70％，产后检查费用能全部或部分报销的占65％。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2-2000）和《中国社会保障年鉴2000》的数据，自199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以来，到1999年中国的职工生育保险平均复盖率仅为28％，至2001年年底复盖范围只有30%.[36]

相当多的女工、尤其是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女性，在孕期得不到任何劳动保护，或者因怀孕而丢失了工作。[37]许多企业不关心员工福利，常常忽视女工的生育保险。全国总工会等单位的多项调查都表明，目前许多企事业机构都未给女性员工办理生育保险，有些企业还要求生育期女工停薪留职。[38]此外，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打工妹”的生育权利普遍得不到保护，企业往往以怀孕生育为理由解雇她们，结果她们为了保住工作只能放弃生育。她们既失去了在农村的家庭支撑，又未被社会保障复盖，境遇艰难。[39]农村女性则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她们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和生育保障体系之外，但她们又恰恰是最需要生育保险制度帮助的群体，因为她们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缺乏必要的卫生知识、不得不承担超负荷的体力劳动、长期营养不良，还可能有沉重的心理压抑。[40]尤其是被称为“超生部队”的农村女性，为了躲避乡村政府的计划生育管制，她们只能东躲西藏，在生育期间得不到起码的医疗服务，身心遭受了极大摧残。

四、家庭暴力与女性在家庭中的人身安全权利

女性的家庭权利还包括在家庭中的人身安全权利和免受家庭暴力的自由。家庭暴力不仅是一个古老的罪恶，也是现代文明的通病。家庭暴力有许多种，本文只讨论家庭中丈夫对妻子实行的暴力，并限于肉体和性虐待两大类，不涉及精神虐待和心理侵害，因为它们很难定量分析。

2003年，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30％存在家庭暴力，施暴者九成是男性；发生在夫妻间的家庭暴力受害者85％以上是妇女；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为家庭暴力而解体。由于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事实上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可能更高。[41]1990年，一项在中国11个省市所做的妇女地位调查也显示，29.2%的女性经常、有时或偶尔挨丈夫的打。[42]

北京的“妇女热线”在1995年对30位家庭暴力受害者作了问卷和访谈调查后发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均为妻子，施暴者都是丈夫，家庭暴力的发生与文化程度高低、职业类别、婚前婚后等无关，换言之，家庭暴力是跨文化水平、跨职业行业的普遍现象。例如，具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全部被虐者和施虐者的57%，干部在被虐者和施虐者中分别占50%和占33%，从事文化事业、技术工作、教师、干部等白领职业的在被虐者和施虐者中分别占57%和60%.大部分家庭暴力行为有次数日益频繁、程度逐渐严重的趋势。有的丈夫不仅到妻子的单位打她，而且在街上也动手打妻子，最严重的甚至打断了妻子的肋骨或用菜刀砍伤妻子的手。有的妻子已被打100多次，有的一个月要被打2至3次。[43]为了摆脱丈夫的暴力，到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寻求帮助的女性有归国的博士、国家部委机关的司长、大学教授、人大代表、检察院的检察长等。[44]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1991年至1992年间3，300件离婚案的调查，夫妻因打骂行为而提出离婚诉讼的比例高达四分之一。[45]毫无疑问，在中国家庭暴力现象具有普遍性[46].

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与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及商品文化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三纲”，其中之一即“夫为妻纲”，旨在将妻子置于丈夫的绝对控制之下，而为了有效地控制妻子，暴力行为和惩罚被视为正常而又必要。同时传统文化还有旨在惩罚妇女的“七出”之说，一旦女性违反这些戒条，丈夫即可休妻，而被休之妻则在家族和社会上终生受辱。传统文化还要求女性处处自责，若被丈夫殴打，需要责备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若丈夫有外遇，女性则被要求检讨自己是否尽到为妻之责。这实际上是要求女性对家庭内的任何不公平遭遇只能逆来顺受。这样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容忍、纵容家庭暴力。

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对上海、广州、西安和济南4个城市的调查显示，若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观念与没有家庭冲突的女性观念相比较，可以发现前者的观念明显比后者传统，更信奉“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传统观念。例如，在存在暴力行为的家庭里，丈夫说了算的状况明显偏高，与那些没有家庭冲突的家庭相比，在上海高12.18%，广州高14.55%，西安则高11.11%.[47]另外，一项对55例因家庭暴力而起诉离婚的调查表明，有34.6%的丈夫男权思想严重，离婚理由包括怀疑妻子有外遇、嫌弃妻子生女孩等；还有19.2%的丈夫是听从母亲的话而殴打妻子，有9.6%的丈夫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而对妻子施暴。[48]

天津市妇联权益部在2004年组织了有关“家庭暴力受虐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调查。在被调查的女性中，73%的女性有工资收入，她们之所以长期忍受家庭暴力的伤害而没有反抗，是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如觉得丈夫打自己是家务事，说出去丢人，或为了孩子只能忍受暴力。[49]这次调查还发现，41%受到伤害的被虐妇女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而拥有大专学历以上的施虐丈夫只有23%，它表明在高教育程度的女性与低文化程度的男性结合的家庭里，较容易出现家庭暴力，因为这种婚姻模式令一些男士心理不平衡，无法忍受与妻子不对等的知识和经济水平，这种心理成为家庭暴力的催化剂和导火线。[50]

另外，中共文化的一大遗产是“单位”制度，而工作“单位”在介入家庭关系调节时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能保护女性的权益，但也培养了女性的依赖心理，让她们习惯于依赖“单位”来解决家庭纠纷。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就业形式多样化了，“单位”的社会功能急剧弱化，“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过渡，“单位”对职工在社会、家庭中的约束力越来越小。于是，许多习惯于依赖“单位”调节家庭纠纷的女性一旦遭遇家庭暴力，就失去了有效的保护。在长期的“单位”文化养成的依赖心理的支配下，许多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救能力弱化了，遇到丈夫的殴打只会消极对抗、忍气吞声，反而导致丈夫的无所顾忌、为所欲为。

这种现象一再为社会调查所证实。据前述的北京“妇女热线”对30位被虐者的调查，有一半以上的被虐女性受到“单位文化”的影响，曾寻求“单位”、居委会、邻居、工会组织和妇联的帮助，但结果这些机构或个人一般都以“这是家庭私事为由，一推了之”。[51]另外，根据前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调查，遭遇家庭暴力的女性普遍不愿离婚，其比例高于没有家庭暴力的家庭。例如，在上海，被丈夫殴打后选择“凑合过”、不愿离婚的女性比率比正常的家庭多10.94%，在西安多18.67%；而被丈夫殴打后选择离婚的女性比率则明显低于正常家庭，在上海低19.92%，在广州低25.58%，在西安低23.11%.[52]据统计，2003年中国发生了263起家庭暴力致死案，比2000年上升了50.3%.通常，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一方面无法从“单位”得到帮助，另一方面自己又觉得投诉无门，感到无助与无能，于是忍耐就成为她们最常见的选择。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王凤仙指出：妇女遭到家庭暴力后，很多人都会向亲属或社会“公权力”求助，但很少能得到支援和帮助，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这是“家务事”，于是妇女只能在反抗与妥协中挣扎。[53]2003年，上海市妇联的“反家庭暴力热线”发现，找她们咨询的家庭暴力受害者中，70％的女性未采取报警、向居委会或“单位”反映等措施，结果司法机关无从介入。[54]在南通监狱女子分监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有23.6％的受害女性曾向娘家及亲朋好友或有关机构求助，但被求助者当中有15.6％的比率采取不答理或劝其不要声张的态度；50％的受害女性曾迫切希望离婚，但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法律、道义和行政的支持而未如愿。[55]

90年代以来，女性职工大批失业下岗，导致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一旦女性遭到丈夫的暴力行为，常常毫无反抗的筹码，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导致女性只能选择忍耐。这又鼓励了丈夫的家庭暴力越演越烈、变本加厉。[56]

据前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调查，女性的经济自主权大小与被丈夫殴打的概率成正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女性的经济自主程度越低，被丈夫殴打的可能性越大。例如，被丈夫殴打者的女性当中，每月在家中可以支配50元上下的人分别是52.63%（上海）、48%（济南）、52%（西安），可以支配51元至100元的比例为36.84%（上海）、44%（济南）、36%（西安），而每月可以支配450元以上的女性，只占10.53%（上海）和12%（西安）。[57]

前述的天津市妇联权益部的专项研究调查也显示，64%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的受虐时间几乎等同于她们的婚龄。这些受到家庭暴力伤害的妇女，年龄最大的68岁，年纪最小的只有26岁。这些女性在家庭暴力发生之初把夫妻间的“动手”当成平常事而容忍，导致家庭暴力不断升级。[58]

家庭暴力还包括丈夫对妻子施行性暴力和性虐待。但遗憾的是，中国《刑法》236条中的强奸罪并未把婚内强奸规定为强奸罪的一种[59].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向北京“妇女热线”哭诉道，她的丈夫是性无能，但却不断地折磨她，“又咬又掐又抓”，“每到夜晚，他就一边打着我、一边骂着我、一边咬着我”，“他发泄时的样子也十分可怕，两眼冒着凶光”，尤其令这位女士痛苦的是，她是一位受害者，却难以得到保护和解脱，而其丈夫是施害者，却没有任何现存的道义和法律予以惩罚与制裁。[60]

1999年到2000年的一项有关“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调查在问卷中设了200多个问题，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了5000名调查对象，回收了3820份有效答卷。这次调查发现，中国女性仍然处于一种“性屈从”的地位。例如，曾经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下不得不过性生活的妻子占40.4%；更有甚者，曾经被迫过性生活的单身女性达到25%之多；对80%以上的女性来说，过性生活并不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是出于“义务”、“满足对方”、“维持关系”等等性之外的原因。[61]

中国家庭中女性缺乏平等地位、财产权利、生育权利和遭受家庭暴力等现象有一个共同的歧视基因和文化根源，那就是男女缺乏平等，包括不平等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的主体意识以及不平等的人格尊严。尽管百年来中国经历了从清朝末年到中华民国再到人民共和国的政体变迁，有关妇女权利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但传统文化仍然嫁接在现代社会经济环境上，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与现代商业文化中歧视女性的基因结合，使得侵害女性家庭权利的行为不仅从王朝时代延伸到当今的现代社会，而且侵害女性家庭权利的男性往往还利用现代社会的隐私原则掩盖其行径。这既是所有女性的悲哀，更是现代文明的悲哀。

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共同作用，使无数中国女性遭遇了无穷无尽、形形色色的家庭权利之贫困。尽管表面上中国女性百年来被剥夺、侵害和排斥的家庭财产权利、生育权利和免受家庭暴力的权利，大都是以法律纠纷、经济冲突和家庭冲突等形态出现，但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政治文化的基因和根源。中国女性要争取家庭地位、改善家庭权利所应努力的方向不只是法制建设，还必须重视教育普及、文化重建和社会的心灵净化。

注释:

[1]有关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文化的定义以及中国妇女权利贫困的理论概念，参见孙伊的“妇女权利贫困的制度因素”，见《民主中国》，2004年第7期（/131issue）。

[2]HongFan，Footbinding，Feminism，andFreedom：TheLiberationofWomen’sBodiesinModernChina（London；Portland，OR：F.Cass，1997）。

[3]安德里亚·德沃金，“杀女──谈缠足”，见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的《主流与边缘》（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页239.[4]王行娟，“现代化中妇女的心理压力和妇女心理咨询”，载杜芳琴编，《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249.[5]石彤，《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排斥──以国企下岗女工为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07-127.[6]“出生性别比失调惹关注”，《香港商报》，2004年2月9日（/20040309/ca815966）。

[7]KathrynBernhardt，WomenandPropertyinChina：1960-1949（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9），p.2.

[8]idid，p.3.

[9]张虚白，《女子财产继承权详解》，上海法政学社，1930年，页6-12.[10]白蒂，《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页183.[11]出处同上，页199.[12]出处同注[10]，页116-117.[13]“射洪县风俗调查纲要表”，“蓬溪县风俗调查纲要”，载《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第二历史档案馆：页十二。引自林济的“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与南北方宗族社会”，载《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页23.[14]见林济的文章，出处同上。

[15]JaniceE.Stockard，DaughtersoftheContonDelt：MarriagePatternsandEconomicStrategiesinSouthChina，1860-1930（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pp.78、84.

[16]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二），页1363、1789、1807、1658、1361、1298，引自林济：前引文。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页8.[18]《继承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页4.[19]《妇女权益保障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页3.[20]TamaraJacka，Women’sWorkinRuralChina：ChangeandContinuityinanEraofRefor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LaurelBossen，ChineseWomenandRuralDevelopment：SixtyYearsofChangeinLuVillage，Yunnan（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2002）。

[21]王景新、支晓娟，“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利”，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3年8月15日。

[22]杨震敏，“论中国妇女财产继承权的保障问题”，见《中国民商法律网》（/weizhang/default.asp？id=13132），2003年10月15日。

[23]出处同上。

[24]出处同注[22].[25]河南“妇女生育与健康”课题组，“鲁山县‘妇女生育与健康’初期调查和培训”，杜芳琴：前引书（见注[4]），页264-265.[26]云南“妇女生育与健康”调查组，前引书，页274-275.[27]出处同注[6].[28]LisaLing，"China’sLostGirls，"St.LouisTimes，June24，2004（/2004/june/s722/fcc/）。

[29]邓聿文，“性别比失调折射出多重社会问题”，《南方都市报》，2004年3月16日。

[30]“落实一胎化广东怀集县规定堕胎配额”，《自由电子新闻网》（.tw/2001/new/aug/7/today-int4.htm），2001年8月7日。

[31]LucinaCisler，"UnfinishedBusiness：BirthControlandWomen’sLiberations，"inSisterhoodisPowerful：AnAnthologyofWritingsfromtheWomen’sLiberationMovement.ed.RobinMorgan.（NewYork：RandomHouse，1970），p.309.

[32]全国妇联“妇女生育与健康”项目组，“妇女生育与健康项目简介”，杜芳琴：前引书，页284-285.[33]出处同注[30].[34]出处同注[32]，页286.[35]刘祖云、邵华，“让生育保障制度走近农村妇女”，见《中华女性网》（www.china-/gb/2003/12/25/zgfnb/fnqy/），2003年12月25日。

[36]出处同上。

[37]山水云间，“中国妇女究竟撑起多大的天？”，下载自《人民网/强国论坛》（/bbs/ReadFile？whichfile=8132&typeid=97），2004年3月8日。

[38]刘祖云、邵华：前引文。

[39]刘祖云、邵华：前引文。

[40]刘祖云、邵华：前引文。

[41]王有佳，“家庭暴力透视”，《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3年4月3日第二版。

[42]王行娟，“前言”，载高鸣亦、王行娟、丁宁的《“围城”内的暴力──殴妻》（河南：中原农民出版社，1998年），页5.[43]王行娟，“北京地区家庭暴力状况调查”，高鸣亦、王行娟、丁宁：前引书，页45-50.[44]“去年263名中国妇女死于家庭暴力”，《阿拉丁网站》（），2004年8月2日。

[45]冬新，“中国家庭暴力的情况与分析”，高鸣亦、王行娟、丁宁：前引书，页16.[46]黄先碧，“对家庭暴力的思考”，《社会科学》，1997年第10期；罗萍，“中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原因及法律措施浅议”，《社会学》（报刊复印资料），1998年第4期。

[47]出处同注[45]，页24.[48]冬新：前引文，页27.[49]胡曼筠，“天津妇女遭家暴调查，‘甲女丁男’成新导火索”，《新华网》（），2004年9月7日。

[50]出处同上。

[51]王行娟，“北京地区家庭暴力状况调查”，高鸣亦、王行娟、丁宁：前引书，页54.[52]冬新，前引文，页25.[53]《北京晚报》，2004年8月2日。

[54]王有佳，“家庭暴力透视”，《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3年4月3日第2版。

财产继承范文篇6

一、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在家庭中的地位

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向来不高。宋代以来女性家庭地位低下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摧残女性的缠足现象，它首先是为了取悦于男子的审美需求和性欲偏好，同时迫使女性深居闺房，不问世事，禁锢家中，成为男性的家奴和性奴。[2]有西方学者认为，“缠足是一种政治机制，它反映和存续了妇女社会和心理的劣势；缠足将妇女牢牢地固定在特定的位置、特定的功能”，而且缠足又“是公众态度，是大众文化──它是10个世纪中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作为真正的女人的生活方式的关键所在”。[3]

“五四”运动以来，缠足现象逐渐废止，“新文化运动”带来了许多新的风气，但家庭中的夫权观念、女性的相夫教子功能和女子的“三从四德”文化，在民国时期一直占据主流。在夫权主导下的家庭里，妻子必须听命于丈夫，女儿必须服从于父母，媳妇必须听命于公婆，许多女性的家庭权益被严重侵犯。尤其糟糕的是，家庭中侵犯女性权益的主要侵害者常常也是女性──如婆婆、后母。“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婆婆们经常以一种不健康的心态，重复自己的婆婆当年的压迫手段，甚至变本加厉地侵犯媳妇的权益和人身自由。后母虐待非亲生之女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即便在家中未遇到婆婆或后母的迫害，女性也得面临代表父权的父亲和公公的压力，男性家长经常任意剥夺女性婚姻自主和经济自主的权利。

1949年以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善，但妇女解放运动并未深入到家庭之中，政治运动的风暴也未危及家庭中男人的优越地位。虽然传统文化鼓吹的“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文化受到明显的冲击，但在时代女性却又多了另外的“二从”，即“从国家”、“从单位”[4].1950年代，许多女性面临“组织上”的压力，在革命的名义和强制之下，被迫服从组织“分配”，与“首长”们结合。政府公然容许和容忍那些“老革命”喜新厌旧，抛弃老家的“黄脸婆”妻子，与年轻漂亮的城市小知识女性结婚。“组织上”用这种方法对那些“革命英雄”实行了性补偿和性报答，但众多小知识女性却被“革命”当作“性礼物”和“性奴隶”无偿赠与，其自由恋爱的权利被剥夺了，而“首长”们结发妻子的合法权益也被“组织上”彻底破坏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普遍在就业、薪资、提升等多方面对女性员工采取歧视性做法，女性不仅难找工作，而且处处受到福利和待遇上的歧视。全国妇联2001年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的结果表明，从1990到1999年，城市女性与男性的工资比率从77.5比100下降到70.1比100，而在农村则从79比100下降到59.6比100.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自然影响到她们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随着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女性被迫离开职场、退回家庭，城市失业者中下岗女工越来越多[5].退回家中的女性尽管不再外出辛苦工作，但心理压力和痛苦却成倍增加。那些仍在工作的女性则不得不降格以求，不仅被迫接受低工资、少福利的歧视，而且可能还要忍受各种性骚扰。

在农村，家庭责任承包制实行后，农民家庭普遍需要男性强劳力承担重体力活，再加上时期的乡村福利制度和“五保户”制度的崩溃，农民家庭的老人赡养只能依靠儿子，出嫁的女性、离婚女性在责任田、口粮田及土地补偿费方面都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于是农村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下降。[6]

虽然时代变了，观念也有进步，但传统文化对女性家庭权利的约束仍然存在，下面分析女性在家庭中的财产权利、生育权利和人身安全权利状况的演变。

二、女性的家庭财产权利

财产的拥有、支配和继承是衡量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与权利的重要指标。

一般而言，在传统社会里女性没有制度性权利去继承家庭财产，只有儿子才有合法地占有家庭财产和分配遗产的权利。未婚女子或许可能得到一份嫁妆，而死了丈夫的女性如果留在家族里至多只能得到瞻养，但无论是出嫁的女儿还是寡妇，都无法分得家产。[7]明朝起的律令甚至苛刻地规定，倘若家无直系男性继承遗产，就必须在侄子中过继一个儿子作为财产继承者，即所谓的“强制侄子继嗣”，这种反映传统文化习俗的律令完全剥夺并杜绝了女性的家庭财产继承权，显示出对女性的极端歧视。[8]

进入民国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新女性意识开始觉醒。1926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提出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号召“反对司法机关对于男女不平等的判决”、“女子应有财产权和继承权”。[9]1930年通过的中华民国《民法》对女性的财产继承权利作了新的规定，提出了继承家庭财产时的男女平权，如果家中没有子嗣，女儿可以是法定的财产继承人。但现实中传统习俗仍然居支配地位。首先，传统的分家制度继续存在，“父亲只要在生前分掉自己的财产就可以剥夺他女儿的继承权”，女性的法定财产继承权形同虚设。[10]其次，法律并未禁止将财产过继给侄子的传统，所以许多人生前将财产过继给侄子，从而剥夺了家庭中女性继承财产的机会。再次，尽管《民法》中规定，死去丈夫的妻子有权继承丈夫的财产，但《民法》却取消了丈夫死后寡妇监护其家庭财产的权力，如果她亡夫的财产已分给其他继承人，则寡妇就无法通过立继来确保她对财产的控制。[11]最后，《民法》剥夺了寡媳（即与亡夫父母住在一起的女性）的财产权利（包括她们的监护权和财产继承权），这样寡媳在公公死时就不能得到任何财产。[12]

除了法律本身存在缺陷外，民俗民风仍然保留了许多歧视妇女的现象。30年代的民俗调查显示，乡村妇女普遍没有财产继承权。[13]“满铁”的华北调查表明，“女子除结婚费之外，原则上不参与家产分配[14]”。在珠江三角洲的乡村里虽然有极个别的女儿继承家产的案例，但这并非是普遍的习俗。[15]在黑龙江，虽然在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家庭里也存在女儿继承财产的现象，但这种情形非常罕见。[16]

到了时代，法律明确保障男女平等的家庭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而且夫妻成了家庭财产的共同所有者，夫妻可以互相继承遗产，子女得以平等地继承父母遗产。但由于在公有制状态下私有财产基本上被剥夺了，同时实行低工资制度，结果属于个人的财产和遗产微乎其微。这样，女性的财产继承权往往只具有法律纸面上的意义。

邓小平时代通过的一系列民事法律对妇女（包括出嫁女和再婚寡妇）的财产继承权有不少新的具体规定。例如，《民法通则》规定：“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利”[17]；《继承法》不仅在原则上规定了“继承权男女平等”，同时还有如下具体规定，即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再婚时有权处分所继承的遗产[18].《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对妇女的财产继承权的规定更加明确：“在婚姻、家庭共有财产关系中不得侵害妇女依法享有的权益”（第29条）：“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标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和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第30条）：“在同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中，不得歧视妇女。丧偶妇女有权处分继承的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第31条）：“丧偶妇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公婆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继承权不受子女代位继承的影响”（第32条）。[19]依照上述法律，女性无论已婚未婚，均应享有与男性平等的继承权，不因女儿出嫁便失去其财产继承权。

但是，现实中侵犯、剥夺妇女家庭财产权利的现象和事例仍频繁出现。特别是在农村，随着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女性拥有、处理和继承土地承包的权利成为女性立身存命的大事，可是各地的乡规民约和风俗习惯仍然经常侵害女性的土地使用权，农村已婚妇女的责任田、口粮田和家庭财产继承权实际上仍然得不到保障。例如，虽然政府宣布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30年不变”，但农户之女一旦出嫁，其娘家承包的土地就会被收回，而出嫁女性能否在婆家村里分得一份土地，则取决于婆家村里有无机动土地或是否恰好遇到婆家村里调整土地。[20]

中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研究表明，承包责任田、土地入股分红、征用土地补偿、宅基地分配这四大权益是农民立身存命的根本，但农村妇女这方面的权益却往往遭到侵害。尤其是适龄未嫁女、有女无儿户、外村娶来的媳妇和“农嫁非”的出嫁女等四类妇女，在农村承包土地的调整中她们的权益最可能被剥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院课题组的问卷则显示，有7.2%的受访妇女目前没有土地，其最主要的原因分别是“出嫁后失地”（占45%），“国家征用后失地”（占17%），从未分配土地（占31%）。进一步比较得出，出嫁女、离异妇女、丧偶妇女的土地权益，前者比后者依次更没有保障。[21]

农村妇女的财产权益受损害，与民众的法律意识模糊、女性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益有关。河南省濮阳市妇联“在五县一区选取了6个村，专门开展了一次农村妇女财产权益被侵害的情况调查。调查后发现，6个村中都存在农村妇女财产被侵害的情况，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财产继承难和责任田、宅基田得不到落实问题。”许多农村妇女认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认为女子出嫁后对父母遗产不应有继承权，结果许多出嫁女性在财产继承问题上选择了自动放弃。虽然仍有8%的妇女要求依法继承，但她们难以抵制家族中人的反对。[22]

2002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对西部12省（区、市）农村作了综合调查，当问到妇女对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财产继承权的理解时，有13.9%的受访者认为“女孩”、“妻子”不能继承土地使用权，而“男孩”和“丈夫”则可以继承。[23]这种明显的性别歧视观念表明，乡村传统习俗对妇女财产继承权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在少数民族地区，歧视妇女的现象就更为严重了。例如，鄂伦春族的财产继承权一般仍属于男子；云南普米族实行大家庭制，分家产时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24]

显然，近百年来尽管中国的法律不断进步完善，但这并不等同于观念的进步，在东方文化深厚的人治环境中，潜规则与民俗习惯往往是超法律和超时空的。从落实女性平等财产权利的角度来看，完善法律体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进行全社会的法制教育普及和文化重建。

三、女性的生育权利

百年来中国女性的生育权利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在民国时期女性往往是毫无节制地早育、多育、密育，既无节育手段和条件，也没有良好的接生设备和保育条件，婴儿的出生率高、死亡率高。一项对河南省鲁山县的老年妇女调查显示，36位60岁以上的女性平均每人生育6胎以上，许多女性因家境贫寒曾试图坠胎，但因缺医少药，只能将肚子挤在水缸沿上挤压，想把胎儿挤死，结果造成生孩子时大出血。[25]一项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也显示，那些60岁左右的妇女往往都是从18岁开始生育，直到闭经为止，生育年限达30年以上，成年后几乎是在不间断的生育、养育中度过了大半生。[26]

到了时代，“人多力量大”成了多生政策的政治理由，于是许多女性争当“光荣妈妈”──生得越多越光荣。这种生育政策事实上演变成一种新的强制性多育方针，结果导致中国的人口总量迅速膨胀。

1979年，面对9亿人口的庞大压力，中国政府又转而强制实施“一胎化政策”。这是时代鼓励多生政策的翻版，性质雷同，其实质都是剥夺女性生育自由的天然权利。所不同的是，为了执行“一胎化政策”，各级政府动员了各种力量，骇人听闻地全方位剥夺与侵犯妇女的生育权利，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其中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大量女婴被遗弃或杀害，导致中国30岁以下的人口之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世界各国出生婴儿的男女性别比例一般是100比104至107，即每出生100个女婴就有104至107个男婴出生，而中国的婴儿出生性别比近年来越来越畸形。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这一比例已达到100比116.9，而在海南、广东等省则高达骇人听闻的100比130以上。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出现近4千万男性单身，他们将在婚育年龄时无女可娶。由此必然引发性犯罪、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严重的社会危机和司法难题。[27]

大量遗弃女婴的社会现象有很多原因，其罪魁祸首自然是“一胎化”政策，但这一政策之所以得以实施，与传统文化和中共文化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有关。首先，传统文化的“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它并不会随着“男女平等”口号的深入人心而自动消失。传统文化的一大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子乃无后，无后即不孝。由于这种观念作祟，不仅在农村，许多中小城市也大量出现遗弃女婴的现象。一些被遗弃的女婴被外国人领养，据统计，美国从海外领养的孩子中有25%来自中国大陆，几乎全是女婴。[28]

其次，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借重了时期发展起来的专政机器和群众动员机制，其手段之残酷毒辣令人心寒。在农村，夜闯家门抓孕妇、拖拉机追击逃跑的孕妇、动员警察追捕孕妇等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对超生的夫妇实行各种无法可依的处罚，各种手段犹如“”再现，无所不用其极。[29]有些地方还出现政府官员将婴儿丢进水田活活淹死，许多即将临产的妇女也被迫堕胎，一些引产方式竟然是将食盐水注射进孕妇的子宫。[30]

在美国，女性能否拥有人工流产的权利（坠胎权）是一种妇女权利的象征。[31]而在中国人工流产却成了强制性政策。据统计，1971年中国的人工流产为391万例，1981年为869万，1991年达到1，400万，20年内增加了近3.6倍。[32]人口统计学家认为，中国的堕胎率高居全球第一，堕胎与活产的比率是1比12.5；而在西欧，这一比率仅为1比100.[33]中国女性的人工流产率不断上升有许多原因。在农村，多数妇女都是被迫流产，并且是在极野蛮的情况下进行，既罔顾基本人权，更无视起码的女权。在城市，人工流产急剧增加的一大原因是男性不愿尊重女性的避孕意愿，拒绝采用避孕措施，导致非意愿性怀孕比率大幅度上升。政府政策对实施人工流产的女性也不尊重，做人工流产的女性不但不能获得必要的休假，也不准报销医疗费。有调查显示，有90%做人工流产的女性无法休假，导致女性的身心遭到极大损害。[34]

女性生育权利还包括生育保障，这主要是指国家负担女性怀孕和分娩的各类健保费用（如生育津贴、医疗护理、生育补助等），建立生育休假制度等。这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份，更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但目前在中国，只有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女性员工能获得部分生育保障，而占女性人口大多数的城市家庭妇女、城市下岗女工和农村妇女则完全被排除在外，外资企业女工和私营企业女工也有相当一部分得不到生育保障。《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在生育保险目标上曾经承诺，“20世纪末在全国城市基本实现女职工生育费用的社会统筹”，直到今天这些承诺仍未兑现。[35]

1995年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就女工劳动保护问题对全国部分国有、集体、私营和外商企业的9，753名女职工作了调查，发现女职工怀孕后能定期作产前检查的仅占70％，产后检查费用能全部或部分报销的占65％。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2-2000）和《中国社会保障年鉴2000》的数据，自199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以来，到1999年中国的职工生育保险平均复盖率仅为28％，至2001年年底复盖范围只有30%.[36]

相当多的女工、尤其是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女性，在孕期得不到任何劳动保护，或者因怀孕而丢失了工作。[37]许多企业不关心员工福利，常常忽视女工的生育保险。全国总工会等单位的多项调查都表明，目前许多企事业机构都未给女性员工办理生育保险，有些企业还要求生育期女工停薪留职。[38]此外，从农村到城市打工的“打工妹”的生育权利普遍得不到保护，企业往往以怀孕生育为理由解雇她们，结果她们为了保住工作只能放弃生育。她们既失去了在农村的家庭支撑，又未被社会保障复盖，境遇艰难。[39]农村女性则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她们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和生育保障体系之外，但她们又恰恰是最需要生育保险制度帮助的群体，因为她们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缺乏必要的卫生知识、不得不承担超负荷的体力劳动、长期营养不良，还可能有沉重的心理压抑。[40]尤其是被称为“超生部队”的农村女性，为了躲避乡村政府的计划生育管制，她们只能东躲西藏，在生育期间得不到起码的医疗服务，身心遭受了极大摧残。

四、家庭暴力与女性在家庭中的人身安全权利

女性的家庭权利还包括在家庭中的人身安全权利和免受家庭暴力的自由。家庭暴力不仅是一个古老的罪恶，也是现代文明的通病。家庭暴力有许多种，本文只讨论家庭中丈夫对妻子实行的暴力，并限于肉体和性虐待两大类，不涉及精神虐待和心理侵害，因为它们很难定量分析。

2003年，全国妇联的一项调查表明，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30％存在家庭暴力，施暴者九成是男性；发生在夫妻间的家庭暴力受害者85％以上是妇女；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为家庭暴力而解体。由于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事实上家庭暴力的发生率可能更高。[41]1990年，一项在中国11个省市所做的妇女地位调查也显示，29.2%的女性经常、有时或偶尔挨丈夫的打。[42]

北京的“妇女热线”在1995年对30位家庭暴力受害者作了问卷和访谈调查后发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均为妻子，施暴者都是丈夫，家庭暴力的发生与文化程度高低、职业类别、婚前婚后等无关，换言之，家庭暴力是跨文化水平、跨职业行业的普遍现象。例如，具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占全部被虐者和施虐者的57%，干部在被虐者和施虐者中分别占50%和占33%，从事文化事业、技术工作、教师、干部等白领职业的在被虐者和施虐者中分别占57%和60%.大部分家庭暴力行为有次数日益频繁、程度逐渐严重的趋势。有的丈夫不仅到妻子的单位打她，而且在街上也动手打妻子，最严重的甚至打断了妻子的肋骨或用菜刀砍伤妻子的手。有的妻子已被打100多次，有的一个月要被打2至3次。[43]为了摆脱丈夫的暴力，到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寻求帮助的女性有归国的博士、国家部委机关的司长、大学教授、人大代表、检察院的检察长等。[44]据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1991年至1992年间3，300件离婚案的调查，夫妻因打骂行为而提出离婚诉讼的比例高达四分之一。[45]毫无疑问，在中国家庭暴力现象具有普遍性[46].

普遍存在的家庭暴力与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及商品文化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三纲”，其中之一即“夫为妻纲”，旨在将妻子置于丈夫的绝对控制之下，而为了有效地控制妻子，暴力行为和惩罚被视为正常而又必要。同时传统文化还有旨在惩罚妇女的“七出”之说，一旦女性违反这些戒条，丈夫即可休妻，而被休之妻则在家族和社会上终生受辱。传统文化还要求女性处处自责，若被丈夫殴打，需要责备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若丈夫有外遇，女性则被要求检讨自己是否尽到为妻之责。这实际上是要求女性对家庭内的任何不公平遭遇只能逆来顺受。这样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容忍、纵容家庭暴力。

1991年10月至199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对上海、广州、西安和济南4个城市的调查显示，若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女性观念与没有家庭冲突的女性观念相比较，可以发现前者的观念明显比后者传统，更信奉“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传统观念。例如，在存在暴力行为的家庭里，丈夫说了算的状况明显偏高，与那些没有家庭冲突的家庭相比，在上海高12.18%，广州高14.55%，西安则高11.11%.[47]另外，一项对55例因家庭暴力而起诉离婚的调查表明，有34.6%的丈夫男权思想严重，离婚理由包括怀疑妻子有外遇、嫌弃妻子生女孩等；还有19.2%的丈夫是听从母亲的话而殴打妻子，有9.6%的丈夫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而对妻子施暴。[48]

天津市妇联权益部在2004年组织了有关“家庭暴力受虐妇女的社会支持网络”调查。在被调查的女性中，73%的女性有工资收入，她们之所以长期忍受家庭暴力的伤害而没有反抗，是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如觉得丈夫打自己是家务事，说出去丢人，或为了孩子只能忍受暴力。[49]这次调查还发现，41%受到伤害的被虐妇女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而拥有大专学历以上的施虐丈夫只有23%，它表明在高教育程度的女性与低文化程度的男性结合的家庭里，较容易出现家庭暴力，因为这种婚姻模式令一些男士心理不平衡，无法忍受与妻子不对等的知识和经济水平，这种心理成为家庭暴力的催化剂和导火线。[50]

另外，中共文化的一大遗产是“单位”制度，而工作“单位”在介入家庭关系调节时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能保护女性的权益，但也培养了女性的依赖心理，让她们习惯于依赖“单位”来解决家庭纠纷。而到了邓小平时代，就业形式多样化了，“单位”的社会功能急剧弱化，“单位人”逐渐向“社会人”过渡，“单位”对职工在社会、家庭中的约束力越来越小。于是，许多习惯于依赖“单位”调节家庭纠纷的女性一旦遭遇家庭暴力，就失去了有效的保护。在长期的“单位”文化养成的依赖心理的支配下，许多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救能力弱化了，遇到丈夫的殴打只会消极对抗、忍气吞声，反而导致丈夫的无所顾忌、为所欲为。

这种现象一再为社会调查所证实。据前述的北京“妇女热线”对30位被虐者的调查，有一半以上的被虐女性受到“单位文化”的影响，曾寻求“单位”、居委会、邻居、工会组织和妇联的帮助，但结果这些机构或个人一般都以“这是家庭私事为由，一推了之”。[51]另外，根据前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调查，遭遇家庭暴力的女性普遍不愿离婚，其比例高于没有家庭暴力的家庭。例如，在上海，被丈夫殴打后选择“凑合过”、不愿离婚的女性比率比正常的家庭多10.94%，在西安多18.67%；而被丈夫殴打后选择离婚的女性比率则明显低于正常家庭，在上海低19.92%，在广州低25.58%，在西安低23.11%.[52]据统计，2003年中国发生了263起家庭暴力致死案，比2000年上升了50.3%.通常，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妇女一方面无法从“单位”得到帮助，另一方面自己又觉得投诉无门，感到无助与无能，于是忍耐就成为她们最常见的选择。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王凤仙指出：妇女遭到家庭暴力后，很多人都会向亲属或社会“公权力”求助，但很少能得到支援和帮助，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这是“家务事”，于是妇女只能在反抗与妥协中挣扎。[53]2003年，上海市妇联的“反家庭暴力热线”发现，找她们咨询的家庭暴力受害者中，70％的女性未采取报警、向居委会或“单位”反映等措施，结果司法机关无从介入。[54]在南通监狱女子分监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有23.6％的受害女性曾向娘家及亲朋好友或有关机构求助，但被求助者当中有15.6％的比率采取不答理或劝其不要声张的态度；50％的受害女性曾迫切希望离婚，但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法律、道义和行政的支持而未如愿。[55]

90年代以来，女性职工大批失业下岗，导致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一旦女性遭到丈夫的暴力行为，常常毫无反抗的筹码，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导致女性只能选择忍耐。这又鼓励了丈夫的家庭暴力越演越烈、变本加厉。[56]

据前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的调查，女性的经济自主权大小与被丈夫殴打的概率成正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女性的经济自主程度越低，被丈夫殴打的可能性越大。例如，被丈夫殴打者的女性当中，每月在家中可以支配50元上下的人分别是52.63%（上海）、48%（济南）、52%（西安），可以支配51元至100元的比例为36.84%（上海）、44%（济南）、36%（西安），而每月可以支配450元以上的女性，只占10.53%（上海）和12%（西安）。[57]

前述的天津市妇联权益部的专项研究调查也显示，64%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的受虐时间几乎等同于她们的婚龄。这些受到家庭暴力伤害的妇女，年龄最大的68岁，年纪最小的只有26岁。这些女性在家庭暴力发生之初把夫妻间的“动手”当成平常事而容忍，导致家庭暴力不断升级。[58]

家庭暴力还包括丈夫对妻子施行性暴力和性虐待。但遗憾的是，中国《刑法》236条中的强奸罪并未把婚内强奸规定为强奸罪的一种[59].一位女性知识分子向北京“妇女热线”哭诉道，她的丈夫是性无能，但却不断地折磨她，“又咬又掐又抓”，“每到夜晚，他就一边打着我、一边骂着我、一边咬着我”，“他发泄时的样子也十分可怕，两眼冒着凶光”，尤其令这位女士痛苦的是，她是一位受害者，却难以得到保护和解脱，而其丈夫是施害者，却没有任何现存的道义和法律予以惩罚与制裁。[60]

1999年到2000年的一项有关“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调查在问卷中设了200多个问题，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了5000名调查对象，回收了3820份有效答卷。这次调查发现，中国女性仍然处于一种“性屈从”的地位。例如，曾经在自己不情愿的情况下不得不过性生活的妻子占40.4%；更有甚者，曾经被迫过性生活的单身女性达到25%之多；对80%以上的女性来说，过性生活并不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是出于“义务”、“满足对方”、“维持关系”等等性之外的原因。[61]

中国家庭中女性缺乏平等地位、财产权利、生育权利和遭受家庭暴力等现象有一个共同的歧视基因和文化根源，那就是男女缺乏平等，包括不平等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的主体意识以及不平等的人格尊严。尽管百年来中国经历了从清朝末年到中华民国再到人民共和国的政体变迁，有关妇女权利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但传统文化仍然嫁接在现代社会经济环境上，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与现代商业文化中歧视女性的基因结合，使得侵害女性家庭权利的行为不仅从王朝时代延伸到当今的现代社会，而且侵害女性家庭权利的男性往往还利用现代社会的隐私原则掩盖其行径。这既是所有女性的悲哀，更是现代文明的悲哀。

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共同作用，使无数中国女性遭遇了无穷无尽、形形色色的家庭权利之贫困。尽管表面上中国女性百年来被剥夺、侵害和排斥的家庭财产权利、生育权利和免受家庭暴力的权利，大都是以法律纠纷、经济冲突和家庭冲突等形态出现，但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都可以找到政治文化的基因和根源。中国女性要争取家庭地位、改善家庭权利所应努力的方向不只是法制建设，还必须重视教育普及、文化重建和社会的心灵净化。注释:

[1]有关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文化的定义以及中国妇女权利贫困的理论概念，参见孙伊的“妇女权利贫困的制度因素”，见《民主中国》，2004年第7期（/131issue）。

[2]HongFan，Footbinding，Feminism，andFreedom：TheLiberationofWomen’sBodiesinModernChina（London；Portland，OR：F.Cass，1997）。

[3]安德里亚·德沃金，“杀女──谈缠足”，见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的《主流与边缘》（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页239.[4]王行娟，“现代化中妇女的心理压力和妇女心理咨询”，载杜芳琴编，《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249.[5]石彤，《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排斥──以国企下岗女工为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07-127.[6]“出生性别比失调惹关注”，《香港商报》，2004年2月9日（/20040309/ca815966）。

[7]KathrynBernhardt，WomenandPropertyinChina：1960-1949（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9），p.2.

[8]idid，p.3.

[9]张虚白，《女子财产继承权详解》，上海法政学社，1930年，页6-12.[10]白蒂，《中国的妇女与财产：960-194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页183.[11]出处同上，页199.[12]出处同注[10]，页116-117.[13]“射洪县风俗调查纲要表”，“蓬溪县风俗调查纲要”，载《四川省各县呈报风俗调查纲要》（第一册），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第二历史档案馆：页十二。引自林济的“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与南北方宗族社会”，载《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页23.[14]见林济的文章，出处同上。

[15]JaniceE.Stockard，DaughtersoftheContonDelt：MarriagePatternsandEconomicStrategiesinSouthChina，1860-1930（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pp.78、84.

[16]司法行政部编，《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二），页1363、1789、1807、1658、1361、1298，引自林济：前引文。

[17]《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页8.[18]《继承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页4.[19]《妇女权益保障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页3.[20]TamaraJacka，Women’sWorkinRuralChina：ChangeandContinuityinanEraofReform（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LaurelBossen，ChineseWomenandRuralDevelopment：SixtyYearsofChangeinLuVillage，Yunnan（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2002）。

[21]王景新、支晓娟，“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利”，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03年8月15日。

[22]杨震敏，“论中国妇女财产继承权的保障问题”，见《中国民商法律网》（/weizhang/default.asp？id=13132），2003年10月15日。

[23]出处同上。

[24]出处同注[22].[25]河南“妇女生育与健康”课题组，“鲁山县‘妇女生育与健康’初期调查和培训”，杜芳琴：前引书（见注[4]），页264-265.[26]云南“妇女生育与健康”调查组，前引书，页274-275.[27]出处同注[6].[28]LisaLing，"China’sLostGirls，"St.LouisTimes，June24，2004（/2004/june/s722/fcc/）。

[29]邓聿文，“性别比失调折射出多重社会问题”，《南方都市报》，2004年3月16日。

[30]“落实一胎化广东怀集县规定堕胎配额”，《自由电子新闻网》（.tw/2001/new/aug/7/today-int4.htm），2001年8月7日。

[31]LucinaCisler，"UnfinishedBusiness：BirthControlandWomen’sLiberations，"inSisterhoodisPowerful：AnAnthologyofWritingsfromtheWomen’sLiberationMovement.ed.RobinMorgan.（NewYork：RandomHouse，1970），p.309.

[32]全国妇联“妇女生育与健康”项目组，“妇女生育与健康项目简介”，杜芳琴：前引书，页284-285.[33]出处同注[30].[34]出处同注[32]，页286.[35]刘祖云、邵华，“让生育保障制度走近农村妇女”，见《中华女性网》（www.china-/gb/2003/12/25/zgfnb/fnqy/），2003年12月25日。

[36]出处同上。

[37]山水云间，“中国妇女究竟撑起多大的天？”，下载自《人民网/强国论坛》（/bbs/ReadFile？whichfile=8132&typeid=97），2004年3月8日。

[38]刘祖云、邵华：前引文。

[39]刘祖云、邵华：前引文。

[40]刘祖云、邵华：前引文。

[41]王有佳，“家庭暴力透视”，《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3年4月3日第二版。

[42]王行娟，“前言”，载高鸣亦、王行娟、丁宁的《“围城”内的暴力──殴妻》（河南：中原农民出版社，1998年），页5.[43]王行娟，“北京地区家庭暴力状况调查”，高鸣亦、王行娟、丁宁：前引书，页45-50.[44]“去年263名中国妇女死于家庭暴力”，《阿拉丁网站》（），2004年8月2日。

[45]冬新，“中国家庭暴力的情况与分析”，高鸣亦、王行娟、丁宁：前引书，页16.[46]黄先碧，“对家庭暴力的思考”，《社会科学》，1997年第10期；罗萍，“中国家庭暴力的现状、原因及法律措施浅议”，《社会学》（报刊复印资料），1998年第4期。

[47]出处同注[45]，页24.[48]冬新：前引文，页27.[49]胡曼筠，“天津妇女遭家暴调查，‘甲女丁男’成新导火索”，《新华网》（），2004年9月7日。

[50]出处同上。

[51]王行娟，“北京地区家庭暴力状况调查”，高鸣亦、王行娟、丁宁：前引书，页54.[52]冬新，前引文，页25.[53]《北京晚报》，2004年8月2日。

[54]王有佳，“家庭暴力透视”，《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3年4月3日第2版。

财产继承范文篇7

协议人：（基本情况）

关系人：（基本情况）

上列当事人为赡养老人和财产继承一事，依照国家法律和政策，本着互谅互让、团结友爱精神，从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经共同协商一致，并征得关系人同意，达成以下协议：

以上协议，各协议人均属自愿，保证遵照执行。

协议人：

关系人：

财产继承范文篇8

（一）招赘婚姻的原因

梅湾是江西宜黄县一个纯山区的小村庄。全村分为5个村小组，总共138户人家，总人口597人。其中，有52户上门姑爷，招赘妇女占已婚育龄妇女总数的46.4％，招赘婚居模式占总户数的37.7％。梅湾村招赘婚姻的历史并不是很长，大约从解放初期开始。以前，因为盛行比较严格的父系家族制度，所以招赘婚姻很少，而且即使有，也认为男到女家结婚落户是一种耻辱，入赘郎仔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都很低，得不到族人的承认，受到他人的歧视、排斥。有的地方甚至以上门女婿是外来人口为由，不分给他们土地，不让他们入户。

梅湾作为一个小山村，耕地、山林资源非常丰富，人均1.6亩耕地，有的组甚至达到了2.2亩。当地村民就地取材，房子基本上是纯木结构的两层小楼，因而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来本地做工或做手艺，比如木工、篾工。时间长了，觉得当地经济条件还不错，就留下来做了上门姑爷。从个人和家庭因素这方面来看，50年代－70年代末期，招郎出去的家庭一般都生活比较困难，家里子女较多。例如有一个家庭，家里有九个兄弟姐妹（六个男孩、三个女孩），于是两兄弟都出去招郎。而且既然招赘上门，不用给女方家任何彩礼。现在情况有所变化，年轻人出去打工的多了，从外面认识了男孩，带回来做上门姑爷。此外，政府的引导与扶持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梅湾村的现任和前任村支书都是上门姑爷，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赢得了村民的信任，被选为村支书，于是对上门姑爷实行了倾斜政策，如可以同样分得土地、山林和申请宅基地，能力强的入赘女婿可以担任村组干部，使他们享受到与村民同等的待遇。后来，当地的县、镇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针对男到女家落户家庭的奖励与优惠政策，如给夫妻双方办理养老保险、独生子女办理健康平安保险并进行成才奖励，可以优先承包鱼塘、荒山，优先安排木材砍伐指标，优先得到扶贫贷款等，并明确规定在耕地调整、山林开发等方面，上门女婿享受当地村民同等待遇，在宅基地审批上优先考虑。当地的政府干部为了从舆论上引导这种婚俗新风尚，还亲自为年轻人牵线搭桥或当证婚人，为上门姑爷举行招赘集体婚礼，鼓励男到女家落户。

（二）招赘婚姻的特点

在梅湾，招郎家庭在准备结婚时一般都签有招郎契约，这种做法在解放初期就有。招郎契约属于一种规范性文约，在农村，招郎契约比结婚证看得还重要，一般是先签契约，后领结婚证。

招郎契约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内容：子女姓氏、养老和财产继承。（1）关于子女姓氏：一般规定婚后所生子女，如果一胎，则“贰姓接绍”或“两姓相共”，如果生两男，则“宗枝长子”随母姓，幼子随父姓；如果生一男一女，则一律两姓相共，但男孩的名字是母亲的姓氏在前，女孩的名字是父亲的姓氏在前，并且规定所定子女不反悔变姓。这样一来，继承了双方祖宗的姓氏。1968年，从浙江千岛湖迁来部分移民，聚居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村小组。浙江移民村中也存在招郎的习俗，但是与梅湾村本地的招郎习俗相比，又存在着差异。在移民村的招郎家庭中，一般不签订招郎契约，而且婚后所生子女一般都随母姓，做上门女婿的也不是很在意孩子的姓氏，认为姓氏只是一个符号。（2）关于财产继承：在梅湾，上门姑爷一般称岳父母为叔叔、婶婶，小孩则称他们为爷爷、奶奶，而不叫外公、外婆。对于岳父母的财产，一般实行隔代继承的原则，上门女婿没有继承权，但可以照管、使用，这样可以避免一旦发生婚变，把岳父母家的财产带走返回原乡的问题。也即岳父母的财产最终归随母姓的子女继承，而夫妻共同创造的财产，则在几个子女中平均分配。有的契约内容更精确，在财产分配方面更详细，哪些东西分配给哪一姓的子女，都写得明明白白。如果家里旧房子多，那么在财产继承时，需遵循“补长”的原则，即第一个儿子在财产分配上，要比其它的孩子多分一些，称为“补长”。这实际上与姓氏的继承相关，即要额外多分一些财产给随母亲姓的孩子。在赡养方面也一样，大儿子承担的义务要多一些。（3）关于家庭养老：男到女家结婚落户，多数是有女无儿户，也有一些是到有儿有女家庭的，但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承担了女方父母的养老责任。在访谈中，绝大多数的招郎家庭都认为，招郎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传后，二是养老，但最主要的还是养老和老人百年寿终的问题，这两方面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再有就是为了解决女方家缺少劳力的问题。招郎之后，上门姑爷需要供养岳父母至百年寿终，负担他们的一切生活费用和百年之后的费用。有的契约还规定，招郎出去的儿子对自己的生身父母也要承担一定的养老义务，如“所议亲生父母口食，每年额交叁担”，或“每年给生活费币伍拾元，包括口粮在内。百年之后负担费用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上门女婿要承担双方家庭老人的养老义务。当然，在承担自己父母的养老义务时，也有权利继承父母的财产，这些都可以和自家兄弟协商，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可以多承担一些。

财产继承范文篇9

法的作用

法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法与经济

法与政治、政策

民主与法制

法的制定：法律的立、改、废

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立法程序

法的渊源与分类

法律体系

法的实施：法的实施、执行与适用

法律效力

法律适用的要求、原则

法律关系

法律责任与制裁

法律监督

宪法：宪法基本理论：宪法的概念、特征、本质、作用

宪法监督

新中国宪法的沿革

国家性质：国体

人民民主专政

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

统一战线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经济制度：所有制

分配制度

经济体制

国家形式：政权组织形式（政体）

国家结构形式

国旗、国徽、国歌和首都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概述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

行使权利的基本原则

国家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国务院

中央军事委员会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自治机关

“一国两制”与特别行政区

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

《法律》知识体系（二）

行政法：行政法概述：行政法概念、渊源及特点

行政法关系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法的作用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主体

行政相对方

行政行为概述：行政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行政行为的内容与效力

行政行为的分类

行政行为的成立与合法要件

行政行为的无效、撤销与废止

抽象行政行为：什么是抽象行政行为

行政立法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征收

行政许可

行政确认

行政监督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行政给付

行政奖励

行政裁决

行政合同与行政指导：行政合同

行政指导

行政程序：行政程序的概念及特征

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

行政程序的主要制度

行政违法与行政责任：行政违法

行政责任

行政赔偿：行政赔偿概述

行政赔偿的范围

行政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行政赔偿程序

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

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的概述及其特征

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

行政复议范围

行政复议的管辖

行政复议参加人

行政复议的程序

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概述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的管辖

行政诉讼参加人

第一审程序

第二审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

行政诉讼的判决、裁定、决定

刑法：刑法的性质、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犯罪的本质和概念：犯罪的本质

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犯罪构成：犯罪的客体

犯罪的客观方面

犯罪的主体

犯罪的主观方面

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

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

共同犯罪

单位犯罪

刑罚的概念和目的

刑罚的种类：主刑

附加刑

刑罚的具体运用：量刑

累犯

自首和立功

叛罪并罚

缓刑

减刑

假释

时效

犯罪的种类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犯罪：犯罪的种类

贪污贿赂罪

渎职罪

民法：民法的概念和基本原则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公民

法人

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分类

物权与所有权：物权

财产所有权

债权：债的概念与特征

债的产生的根据

债的分类

合同

债的履行

债的终止

知识产权：什么是知识产权

著作权

专利权

商标权

人身权：人身权的概念和分类

人身权的保护方法

财产继承权：财产继承权的含义

继承制度的基本原则

法定继承

遗产的分配原则

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概念与特征

一般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民事责任方式

诉讼时效：诉讼时效的概念

财产继承范文篇10

这一情况的出现,使得继承法原有的相关规定已不利于贯彻《宪法》第十三条关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和继承权的精神。

一、我国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继承法的这一规定,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严格限制在了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这一范围以内,仅此范围内之人,可作为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这一规定又将遗嘱继承的继承人范围限定在法定继承的范围之内。由此两条规定我们可以知道,以我国现行继承法的规定,仅有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可作为被继承人遗产的合法继承人,而被继承人的其他近亲属,如叔、伯、表兄妹、堂兄妹等均不能通过继承这一方式取得对被继承人遗产的财产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由此,一旦公民在生前没有以遗嘱的形式明示对其死后财产的如何处理,而其又无法定继承人的话,其财产将被依法收归国家或者其生前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

二、对于继承法相关规定的几点困惑

笔者认为,继承法对于法定继承人范围的严格限定,以及将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收归国家或集体组织所有的规定是很值得商榷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违反宪法十三条之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宪法》这一规定昭示了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

由《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之规定可知,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以及排除他人干涉、妨害的权能。〔1〕所谓处分权能,是决定物的命运的权能。公民有权对自己的合法财产进行处分,有权决定自己财产的命运。而继承法对于法定继承人的严格限制,使得公民对其将来的财产由谁继承(特别是在遗嘱继承中)这一对合法处分权的行使因此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显然不利于对公民合法财产所有权的保护,是与《宪法》十三条的精神相违背的。

(二)对私权不适当的干涉

众所周知,民法自其问世以来便被归为私法的范畴。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而非政治国家的法律。在私法领域,只要公民的行为不对社会构成危害,就应该充分尊重公民的私行为,政治国家不得横加干预。但是,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对公民遗产的合法继承人范围作出严格的限定,对私权的干涉,是公权力对私权行使的一种限制。而公民的合法财产在其死后应如何处分,显然是公民的私权利,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私法的实现则依靠个人主张自己的权利”,〔2〕对这种不会对社会造成任何不利影响的私权行使以立法的形式予以干涉,显然是不适当和不必要的。

(三)不利于被继承人得到近亲属的赡养

养老育幼原则和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是继承法基本原则中非常重要的两条原则。继承遗产份额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所尽义务的多少,如丧偶儿媳对公婆遗产的继承权往往就取决于其是否对公婆尽了赡养义务。但是,由于我国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过窄,许多没有直系亲属的老年人,虽然有其他的近亲属,但是由于这些近亲属不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范畴(例如侄子等),这些近亲属对于被继承人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又不能依法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则有可能导致老无所养的情况。

(四)可能造成

“损私肥公”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如果被继承人死后其财产无人继承而又无人接受遗赠的,其财产将被收归国有。有人认为这部分遗产由国家继承是因为对公益事业有利,〔3〕但是我们必须弄清楚,规定法定继承的目的在于保护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权,过多地强调公共利益必将会损害公民的个人利益。国家在私法领域,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原本属于私人所有的财产变为国家所有,无疑是一种“损私肥公”。另外,我们还想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公权占有绝对优势、动辄谈及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司法不独立的国家里,一旦国家可以通过这一方式获得公民的财产,将可能造成司法上的混乱:在确认父母子女关系的案件中,确认某些公民是否享有继承权的案件中,乃至在刑事诉讼的死刑案件中,可能将会有更多影响案件审理的因素。

三、现行继承法的若干规定

与社会生活的矛盾日益突现现行的《继承法》颁布于1982年。当时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体制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可作为遗产的财产相当有限,因此,对继承人的范围予以严格的限制是非常必要的,是符合当时社会生活实际情况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人民收入显著提高,社会财富大大增加,公民私有财产日益增多,可作为遗产被用于继承的公民财产大量增加,公民对自己的财产由谁继承和如何继承的关注度较过去大大加强。这导致了现行继承法的若干规定与社会生活实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一)造成大量无亲属继承的财产出现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其对我国的继承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按照计划生育政策的要求,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胎。因此,在未来的家庭中,很可能将是“四二一”制,即四个老人、一对中年夫妇、一个孩子。这一新情况的出现,势必造成法定继承人范围的逐渐缩小。一旦这个孩子先于他的父母、祖父母死亡,而这对中年夫妇的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先于这对中年夫妇死亡,以现行继承法,这个家庭的财产将有可能面临无人继承的情况。这就将造成大量无人继承的财产出现。这对于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显然是不利的。

(二)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

继承制度确立的依据主要是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中国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国家,中国公民非常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重视血缘关系。从历史传统上看,四等亲以内的亲属关系都是相当密切的(尽管我国婚姻家庭法中用的是“代”的概念,而非“亲等”的概念),甚至在一些家庭中,抚养和赡养的义务主要是靠四等亲以内的旁系亲属(叔、伯、姑、舅、姨、侄子女、外甥子女等)在履行。把四等亲以内的非直系纳入到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是同我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习惯相适应的。但是,以现行继承法规定,四等亲以内的旁系亲属绝大部分却不享有法定的继承权,不属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之列,这显然与我国的传统观念和当今的社会生活实际发生了错位。

值得说明的是,有学者认为,四等亲以内的旁系亲属大多没有尽赡养扶助之义务,仅因血缘关系就享有对被继承人财产的继承权,无异于天上掉馅饼,与权利义务相一致的精神不符。但是,我们认为,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并非是绝对的,并非要求权利义务绝对地对等。只要被继承人不因不当行为而被剥夺继承权,就应享有法定继承权。另外,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只是法定继承的一项原则,法定继承还应受婚姻、血缘、民族传统等因素的制约。在考虑法定继承制度时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不可因噎废食,过分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

(三)不利于与国际接轨

众所周知,自罗马法以来,从保护私人财产权的角度,法律对继承人范围的规定都是相当宽泛的。例如,在早期的是民法中,自家人、近宗亲属或同一亲等的近亲属、族人等都属于继承人的范围。〔5〕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私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使被继承人的财产不致因死亡而分散、外流,确保私有财产的存续和发展,立法上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最大化,使继承人范围相当宽泛。例如,《德国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继承人可以至被继承人的远亲等亲属的直系血亲卑亲属,使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达到五种:直系卑血亲、父母及其直系卑血亲、祖父母及其直系卑血亲、曾祖父母及其直系卑血亲、被继承人的远亲祖辈及其直系血亲;《法国民法典》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扩延到12等以内血亲;英美法系国家对法定继承人的范围规定也非常宽泛。如《美国同意继承法典》规定的继承人范围包括五中:直系卑血亲、父母、兄弟姐妹及其直系卑血亲、祖父母及其直系卑血亲、曾祖父母及其直系卑血亲。

我国加入WTO以后,中外民间交往较以往将会更加频繁,而内地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联系也将更加密切。可以预料,随着交往的日益频繁,今后,涉外婚姻,涉港、澳、台,以及涉外继承的案件将会不断增多。我国现行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范围过窄,势必影响到与国际接轨的问题,这对于涉外继承案件的当事人和涉港、澳、台案件继承人的继承权将会造成损害。为了维护这部分公民的财产继承权,对现行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修改是非常必要的。

(四)容易造成民法理论的混乱

有学者认为,法定继承人范围的确定应当采取“宜狭不宜宽”的原则,可以防止财产被拆得过散带来的使用上的不利,减少纠纷。①另外,现行的转继承、代位继承制度已经在极大程度上解决了公民财产无人继承问题。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某些学者所主张,通过限定法定继承人范围来“防止财产被拆得过散带来的使用上的不利”与某些旁系血亲(叔、伯、姑、舅、姨、侄子女、外甥子女等)虽然不属于法定继承范围,但最终有可能通过代位继承或者转继承取得被继承人的遗产显然是矛盾的。另外,公民的私人财产如何利用为有利,并无一适当标准,况且这也是属于公民意思自治的范围之内,不应用立法予以限制。只要立法上处理好继承人顺序的问题,纠纷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另外,在代位继承中,代位继承人享有的是对被继承人遗产的代位继承权,代位继承人参加继承所行使的是对被继承人遗产的继承权而不是对被代位人的遗产继承权。但是,在转继承中,转继承人享有的实际上是分割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而不是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遗产继承权。转继承人行使的是其对被转继承人的遗产继承权,而不是对被继承人的遗产继承权。虽然遗产归属有可能殊途同归,但权利的性质却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