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申报制度范文10篇

财产申报制度范文篇1

论文摘要：财产申报制度是法治社会行之有效的对政府官员实施监督的方法，也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表征和具体体现。在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实施官员财产申报是必要且必须的。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的建设中，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公民的监督权和知政权

民主和宪政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公民应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这既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基础，又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表征和具体体现，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题中之义。其中，公民的监督权作为其选举权的进一步延伸，已在我国现行宪法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中国人权的重要内容。

公民监督权无论是通过新闻传媒、来信来访、讨论会、座谈会等形式来实现，抑或是直接以申诉、控告等途径来完成，都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公民的知政权。所谓知政权是指公民通过必要的途径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知情权，包括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了解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高级官员的出身、年龄、学历、经历、道德、能力等情况。知政权的存在和实现是满足人们了解政治的愿望的需要。人对政治的关心，无疑是对自己生存条件及其命运发展的重视。了解政治状况与调整自己行为、关心自己利益具有紧密的联系。人们对政治的了解，也是对自身利益的关心。知政权的实现是政治权力赢得民众支持的重要途径。而民众拥政的前提必须是知政，人们连政治状况都不了解，拥政就只能成为空谈，执政者也就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知政权的存在和实现是其他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知政权是首要的政治权利。没有知政权，什么参政、议政、督政的权利都无从谈起。

财产申报制度及其功能

学界、司法界均有不少人认为《刑法》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量刑太轻，已不能有效打击贪污受贿，近几年的“两会”代表提案中关于“反腐败”立法呼声日渐高涨，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官员的收入与其合法来源明显不符。

（一）财产申报制度释义

财产申报制度，是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从一般意义上说，所谓财产申报制度，通常要求具有一定职位的领导干部在任职之初、任职期间的某些固定时期以及离任后的一定期限内，申报属于自己以及与其共同生活亲属的财产。该制度最早起源于230多年前的瑞典，并一直延续下来，被世界许多国家借鉴，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被称为“阳光法”。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为大多国家所采用并完善。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项有价值的反贪污手段，主要是通过申报个人财产、个人经济利益获得方式以及各种投资活动，来抑制与消除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利益冲突，防止政府官员滥用职权、贪污舞弊。这是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功能所在。

（二）财产申报制度具体功能

1.增强政府信任。增强政府信任，必须以提高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准开始，强化政府廉洁建设，制定和实施财产申报制度，即是其中一项有价值的措施与手段。从表层的意义上说，财产申报会起到一种政治宣示作用。公职人员不正当的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是与责任政府的宗旨不相容的。强制公职人员申报其财产收入情况，并作为一种法律规定的公职道德准则要求遵守，是维护政府责任，争取民众信任的具体表现。

2.强化政府官员的自我约束。根据财产申报的基本要求，政府官员不仅要申报其财产的变化情况，而且还要申报其变化的来源，报告其中存在的各种经济关系。这就可能从两个方面促使政府官员警醒：

一是政府官员违反公共利益，取得一项不正当的经济利益时，可能会面临着这样一个情况—如实申报可能会带来某种麻烦，而不申报又可能承担某种责任。对于这种两难窘境的思量，无疑会阻吓政府官员逾越道德界限的鸿沟。

二是政府官员通过每年履行财产申报义务，会从中受到一种道德教育，促使自己遵守各种职业准则，主动避免利益冲突的可能。定期地经常地申报财产，会给政府官员提供一个不断道德觉醒的机会，时刻想到道德界限的存在，以此来做到警钟长鸣。

3.证明政府官员财产的合法性。在社会民众对于政府官员的种种指责中，最激烈的莫过于政府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民众的这种指责有时走的更远：他们对于那些只能领取较低薪金的政府官员的任何财产的增长—不管这种财产增长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表现出了普遍的不信任情绪。民众的这种情绪无疑给政府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怎样才能既维护政府官员的财产权利与财产增值权利；又能够消除民众相关的怀疑情绪呢？解决这个难题的出路只能是：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来证明政府官员财产增长的合法性、正当性。政府官员财产申报恰好具有这种功能。

从法律定位上看，西方国家和亚洲各国都把财产申报制度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规定，有的甚至在宪法中对财产申报制度加以规定，然后再作详细的立法，有的将申报制度直接纳入反腐败法中。我国目前在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设立方面大部分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已有的1995年制定和实施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无论是申报人的范围、申报的内容均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2001年施行的“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制度”又仅仅局限于省级干部，且报告的结果并未对社会公开。这不仅影响了公众对该制度的知晓程度和监督程度，使其难成为刑法的前置制度和义务来源。这一制度在多方面还有待于完善，公众对这一情况的知情权还非常有限。2006年，官员申报财产制度并没有被规定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其难点在于有观点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入法涉及官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权衡，目前无法准确定位和把握。

财产申报制度中官员隐私权的有限性

我国关于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正在不断完善当中。在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隐私权也称为私生活的秘密权，是指公民享有私生活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官员作为自然人，一方面其隐私权当然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另一方面，由于官员的某些个人生活已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隐私可能影响到政治和公共利益。这样一来就存在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公众知政权时，官员的隐私就有可能受到侵害；相反，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官员的隐私权时，势必会对公众知政权加以限制，公众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表面上看，这是公众和官员之间权利的冲突，其实质则是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国家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由于官员权力的合理性源于公众的授权，所以公民不仅具有完全知悉官员公务行为的权利，而且还有知悉官员部分隐私的权利。掌握官员财产额度等隐私更是公民的一项根本民主权利，是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中最基础的权利。从这一点而言，官员隐私理应公开。

虽然政府官员的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但是其权力一旦形成和被掌握之后，就很可能异化为民众利益的对立物。因此行使权力的国家官员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受损的只能是公众的利益。而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前提，也必须要了解官员的个人信息、权利的形势和运作、拥有财产总量等基本情况，这些内容自然也就包含了所谓的个人隐私。这也是由于官员隐私权有其特有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因为他们的隐私往往既存在于其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又存在于自身权利的行使中。也就是说，一个官员包括其资产额度在内的私人信息具有公共意义，因此官员一些私人信息必须为公众掌握，尤其不能隐蔽其财产额度，否则就意味着侵犯了公众的知政权。

各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个人隐私权或者人格尊严权大都予以较为全面规定和充分保障。但对法律关系中的某些特殊主体—公权力人，即代表国家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如公务员、司法人员、政治领袖、军人和警察等的隐私权则相应作了适当的限制。比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一个判例即指出，“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况对选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需要，在此情况下，该权（即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业，其私人生活殆无法与所从事之事业完全分开者，则该权利不存在。”该判例确立的法律原则是：公职人员的某些隐私将受到限制，而进行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在此，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公职人员的部分隐私利益的价值。

我们国家目前着力构建的是一个和谐社会，一个法治社会，而在一个法治社会，权力与权利应该此消彼长，相互制约的；官员拥有权力，就必须以牺牲个人部分公民权利为代价，这样才符合公平法则——任何人一旦掌握公共权力、拥有了利用权力为己牟利的机会，他就必须将自己的隐私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有学者在谈到新闻监督与隐私权的冲突时，认为应当优先保护人格权。但是当涉及政府官员时，应当和普通公民有所区别，体现公权与公共利益优先原则，这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事实上目前对于隐私权保护水平最高的美国，在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问题上，也存在相当的限制，该限制并不仅仅以公众利益为惟一的理由，这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公众人物多数是自愿承担风险的；其二，公众人物有更多的手段去回答对他的非议。因此，美国法律对公众人物所提供的保护很少。就名誉权的性质而言，其更多体现出来的是消极的权利。

相对于演员、明星、新闻人物等所谓的公众人物，政府官员更具有身份的特殊性：由于其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公权力人比一般公民更加“强大”，如不对其行使权力施以严格的限制，公权力极易沦为暴虐的工具。当法律侧重保护官员隐私时，更可能对公众的知情权加以限制，公众利益这时无疑会受到损害。其实，很多官员怕公布个人情况时出现“纰漏”才是其真实想法。因为所谓“纰漏”，无外乎是一些与官员身份、收入不相符的信息暴露给公众，这些“纰漏”往往是伴随权力而来的，也正是这些“纰漏”反而正是最需要公众监督。

总之，政府官员的公共性特征与隐私权的有限性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限制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有利于维护政府形象与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限制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有利于提高民主政治生活的质量。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的建设中，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

1.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

2.刘明波著.中外财产申报制度述要[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3.[美]D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华夏出版社，1987

4.佟柔主编.中国民法[M].法律出版社，1990

财产申报制度范文篇2

民主和宪政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公民应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这既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基础，又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的表征和具体体现，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题中之义。其中，公民的监督权作为其选举权的进一步延伸，已在我国现行宪法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中国人权的重要内容。

公民监督权无论是通过新闻传媒、来信来访、讨论会、座谈会等形式来实现，抑或是直接以申诉、控告等途径来完成，都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公民的知政权。所谓知政权是指公民通过必要的途径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知情权，包括作为社会主体的公众了解政府官员，尤其是政府高级官员的出身、年龄、学历、经历、道德、能力等情况。知政权的存在和实现是满足人们了解政治的愿望的需要。人对政治的关心，无疑是对自己生存条件及其命运发展的重视。了解政治状况与调整自己行为、关心自己利益具有紧密的联系。人们对政治的了解，也是对自身利益的关心。知政权的实现是政治权力赢得民众支持的重要途径。而民众拥政的前提必须是知政，人们连政治状况都不了解，拥政就只能成为空谈，执政者也就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知政权的存在和实现是其他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说知政权是首要的政治权利。没有知政权，什么参政、议政、督政的权利都无从谈起。

财产申报制度及其功能

学界、司法界均有不少人认为《刑法》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量刑太轻，已不能有效打击贪污受贿，近几年的“两会”代表提案中关于“反腐败”立法呼声日渐高涨，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官员的收入与其合法来源明显不符。

（一）财产申报制度释义

财产申报制度，是有关财产申报、登记和公布的制度。从一般意义上说，所谓财产申报制度，通常要求具有一定职位的领导干部在任职之初、任职期间的某些固定时期以及离任后的一定期限内，申报属于自己以及与其共同生活亲属的财产。该制度最早起源于230多年前的瑞典，并一直延续下来，被世界许多国家借鉴，成为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被称为“阳光法”。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为大多国家所采用并完善。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项有价值的反贪污手段，主要是通过申报个人财产、个人经济利益获得方式以及各种投资活动，来抑制与消除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利益冲突，防止政府官员滥用职权、贪污舞弊。这是财产申报制度的基本功能所在。

（二）财产申报制度具体功能

1.增强政府信任。增强政府信任，必须以提高政府官员的道德水准开始，强化政府廉洁建设，制定和实施财产申报制度，即是其中一项有价值的措施与手段。从表层的意义上说，财产申报会起到一种政治宣示作用。公职人员不正当的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是与责任政府的宗旨不相容的。强制公职人员申报其财产收入情况，并作为一种法律规定的公职道德准则要求遵守，是维护政府责任，争取民众信任的具体表现。

2.强化政府官员的自我约束。根据财产申报的基本要求，政府官员不仅要申报其财产的变化情况，而且还要申报其变化的来源，报告其中存在的各种经济关系。这就可能从两个方面促使政府官员警醒：

一是政府官员违反公共利益，取得一项不正当的经济利益时，可能会面临着这样一个情况—如实申报可能会带来某种麻烦，而不申报又可能承担某种责任。对于这种两难窘境的思量，无疑会阻吓政府官员逾越道德界限的鸿沟。

二是政府官员通过每年履行财产申报义务，会从中受到一种道德教育，促使自己遵守各种职业准则，主动避免利益冲突的可能。定期地经常地申报财产，会给政府官员提供一个不断道德觉醒的机会，时刻想到道德界限的存在，以此来做到警钟长鸣。

3.证明政府官员财产的合法性。在社会民众对于政府官员的种种指责中，最激烈的莫过于政府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民众的这种指责有时走的更远：他们对于那些只能领取较低薪金的政府官员的任何财产的增长—不管这种财产增长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表现出了普遍的不信任情绪。民众的这种情绪无疑给政府提出了这样一个难题：怎样才能既维护政府官员的财产权利与财产增值权利；又能够消除民众相关的怀疑情绪呢？解决这个难题的出路只能是：必须找到一个办法来证明政府官员财产增长的合法性、正当性。政府官员财产申报恰好具有这种功能。

从法律定位上看，西方国家和亚洲各国都把财产申报制度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规定，有的甚至在宪法中对财产申报制度加以规定，然后再作详细的立法，有的将申报制度直接纳入反腐败法中。我国目前在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设立方面大部分仅仅停留在政策层面，已有的1995年制定和实施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无论是申报人的范围、申报的内容均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2001年施行的“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制度”又仅仅局限于省级干部，且报告的结果并未对社会公开。这不仅影响了公众对该制度的知晓程度和监督程度，使其难成为刑法的前置制度和义务来源。这一制度在多方面还有待于完善，公众对这一情况的知情权还非常有限。2006年，官员申报财产制度并没有被规定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其难点在于有观点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入法涉及官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权衡，目前无法准确定位和把握。

财产申报制度中官员隐私权的有限性

我国关于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正在不断完善当中。在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隐私权也称为私生活的秘密权，是指公民享有私生活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官员作为自然人，一方面其隐私权当然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另一方面，由于官员的某些个人生活已成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隐私可能影响到政治和公共利益。这样一来就存在公众知政权与官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公众知政权时，官员的隐私就有可能受到侵害；相反，当法律侧重于保护官员的隐私权时，势必会对公众知政权加以限制，公众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表面上看，这是公众和官员之间权利的冲突，其实质则是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国家官员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冲突。由于官员权力的合理性源于公众的授权，所以公民不仅具有完全知悉官员公务行为的权利，而且还有知悉官员部分隐私的权利。掌握官员财产额度等隐私更是公民的一项根本民主权利，是公民享有的民主权利中最基础的权利。从这一点而言，官员隐私理应公开。

虽然政府官员的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但是其权力一旦形成和被掌握之后，就很可能异化为民众利益的对立物。因此行使权力的国家官员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受损的只能是公众的利益。而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前提，也必须要了解官员的个人信息、权利的形势和运作、拥有财产总量等基本情况，这些内容自然也就包含了所谓的个人隐私。这也是由于官员隐私权有其特有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因为他们的隐私往往既存在于其公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又存在于自身权利的行使中。也就是说，一个官员包括其资产额度在内的私人信息具有公共意义，因此官员一些私人信息必须为公众掌握，尤其不能隐蔽其财产额度，否则就意味着侵犯了公众的知政权。

各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个人隐私权或者人格尊严权大都予以较为全面规定和充分保障。但对法律关系中的某些特殊主体—公权力人，即代表国家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如公务员、司法人员、政治领袖、军人和警察等的隐私权则相应作了适当的限制。比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一个判例即指出，“公职候选人私生活状况对选民公开，乃为公共利益所需要，在此情况下，该权（即隐私权）并不存在。献身公共事业，其私人生活殆无法与所从事之事业完全分开者，则该权利不存在。”该判例确立的法律原则是：公职人员的某些隐私将受到限制，而进行这种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在此，公共利益的价值高于公职人员的部分隐私利益的价值。

我们国家目前着力构建的是一个和谐社会，一个法治社会，而在一个法治社会，权力与权利应该此消彼长，相互制约的；官员拥有权力，就必须以牺牲个人部分公民权利为代价，这样才符合公平法则——任何人一旦掌握公共权力、拥有了利用权力为己牟利的机会，他就必须将自己的隐私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有学者在谈到新闻监督与隐私权的冲突时，认为应当优先保护人格权。但是当涉及政府官员时，应当和普通公民有所区别，体现公权与公共利益优先原则，这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事实上目前对于隐私权保护水平最高的美国，在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问题上，也存在相当的限制，该限制并不仅仅以公众利益为惟一的理由，这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公众人物多数是自愿承担风险的；其二，公众人物有更多的手段去回答对他的非议。因此，美国法律对公众人物所提供的保护很少。就名誉权的性质而言，其更多体现出来的是消极的权利。

相对于演员、明星、新闻人物等所谓的公众人物，政府官员更具有身份的特殊性：由于其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公权力人比一般公民更加“强大”，如不对其行使权力施以严格的限制，公权力极易沦为暴虐的工具。当法律侧重保护官员隐私时，更可能对公众的知情权加以限制，公众利益这时无疑会受到损害。其实，很多官员怕公布个人情况时出现“纰漏”才是其真实想法。因为所谓“纰漏”，无外乎是一些与官员身份、收入不相符的信息暴露给公众，这些“纰漏”往往是伴随权力而来的，也正是这些“纰漏”反而正是最需要公众监督。

总之，政府官员的公共性特征与隐私权的有限性在逻辑上是一致的；限制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有利于维护政府形象与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限制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有利于提高民主政治生活的质量。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的建设中，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参考文献：

1.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

2.刘明波著.中外财产申报制度述要[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

3.[美]D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华夏出版社，1987

4.佟柔主编.中国民法[M].法律出版社，1990

5.王铁.我国最早的官员家庭财产登记制度[J].中国纪检察报，2000

6.高铭暄.中国刑法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财产申报制度范文篇3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未纳入今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公务员法》，引发的争议言犹在耳。前日省纪委给省政协委员一份提案的答复再次将该问题摆上了台面。答复中，省纪委表示，今后将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积极探索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

在今年全省“两会”上，省政协委员曹彪对公职人员的防腐问题表示关注，他说，对发生腐败行为的公务员，要加大惩治力度。对那些初期只涉及轻微腐败的人员，即便不构成犯罪，也不宜再从事公职，建议在管理规定中明确予以辞退。

对此，省纪委答复称，省纪委将着重抓好几方面工作:建立和完善公职行为自律机制；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依法行使权力，不接受任何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利益，不允许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本人的影响谋取私利；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礼品登记和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全面落实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礼品登记和重大事项报告等制度；积极探索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

据了解，从国外立法看，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一般设有初任申报、日常申报和离职申报三种制度。申报财产的种类不但包括工资，还包括房产、汽车、存款、债权债务、信托资产等。记者昨日还从省纪委获悉，探索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完全符合中央有关精神，不过暂未启动。

争议1

实施财产申报危及公务员隐私？

公务员:侵犯公务员隐私

“如果真要实施财产申报，将自己的财产状况全部公开，我个人认为侵犯了公务员的个人隐私。”一位曾姓公务员表示，中国不具备个人财产申报的大环境，而且国人的隐私观念不强，纵使申报也要有一定的保密范围。不然，自己有多少钱，今天申报了，明天就成了邻里的谈资。

法律专家:公共利益价值更高

省社科院研究生部副研究员黄晓慧表示，公务员的个人隐私，一旦与公共利益联系，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了。在这里，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的价值，已经高于个人隐私的价值。作为公务员，他们拿的工资是纳税人的钱，这与公共利益有着紧密的联系，应当接受公众的监督。

争议2

财产申报重点应放在官员身上？

公务员:财产申报应盯紧官员

公务员段小姐表示，目前我省公务员工资统一由财政发放，哪个级别拿哪一级工资都有规定。像自己这样的普通科员，除了拿工资，以及早前分房的福利，哪可能腐败？她认为，“财产申报的重点应放在官员身上。因为‘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政协委员:申报财产一视同仁

曹彪认为，公务员不管级别大小、官职高低，都应一视同仁申报财产。因为有些权力部门的科员有受贿腐败的机会。如果只规定一部分公务员作为财产申报的主体，而另一部分却不是财产申报的主体，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争议3

申报受理机构不专业可行性太低？

公务员:清查申报信息费人力

一位公务员表示，国外财产申报的受理机构多是法纪监督机构。而我国收入申报的受理机构主要是人事组织部门，缺乏专业性，而有督察职能的党的纪检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并不受理申报，只对执行情况进行督查。况且公务员如此之多，监管部门要投入多少人力来清查呢？

财产申报制度范文篇4

浙江省委原常委、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前不久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此前，中央纪委对王华元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查，王华元违反规定，收受巨额礼金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属收受巨额钱款；多次到境外；生活腐化。

近期“落马”的官员中，大都像王华元一样，均有一项“生活腐化”的指控，这被视为领导干部的生活细节已被纳入整个反腐体系。

从实际情况来看，有些官员生活腐化并非什么“秘密”。在我国民间，就有这么一句流传非常广的顺口溜——“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领导干部作为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生活腐化不仅败坏了自身的形象，也损害政府在百姓中的威信。对官员“私生活”进行监督，无论是从现实情况还是就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都应是反腐斗争的重要内容。

生活腐化成贪官催化剂

在新中国建国以来，“生活作风”问题一直是领导干部的“高压线”。然而，近年来由于对官员考核大多“唯政绩论英雄”，而对官员“私生活”却缺乏有效监督，以至一些官员流连于声色犬马，包养情人、“二奶”，甚至狎妓……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官员“私生活”已经再次被中央纳入整个反腐体系。而事实上，在近年“落马”的一系列官员中，被指控“生活腐化”的不在少数——

2006年6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因生活腐化堕落被免去职务。2009年1月21日，刘志华终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是我国新时期反腐败第一个因生活腐化获罪的高官。

这样生活腐化的贪官，前后还可列出一大串名单，比如成克杰、陈良宇、李嘉廷、王宝森、胡长清、孙善武、杜世成、庞家钰、陈绍基、许宗衡，还有李真、慕绥新、马向东以及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海军原副司令员王守业、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和副院长梁福全、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天津市原政协主席宋平顺，等等。

据报道，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调查发现，官员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贪官中95%的人有“情妇”。

2007年6月23日，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重庆市党风廉政建设形势报告会上也透露：“去年全国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中，有7人移交司法机关，其中6人有生活作风问题。”他称，要预防官员“后院起火”，这也是值得重视的反腐阵地。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如果生活腐化堕落，不但会带坏整个社会风气，也会严重损害政府在民众中的威信。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诱发官员其他犯罪行为的发生。

“整个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如何、人生取向怎样，官员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个风向标”，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官员作为公权人物，其私生活与普通人不同，由于他们的言行具有社会示范效应，所以同样的生活腐化，其产生的危害也远较后者为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生活腐化常常与工作腐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工作腐化常常伴有生活腐化，而生活腐化既可能催化工作腐化，也可能是工作腐化的一个表现。”

“就官员的实际收入来看，如果他们一旦生活腐化，想要支付巨大的个人开销，那就只有寻找权力出租，由此也诱发了其他犯罪行为的发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指出，“可以说，目前绝大部分贪官的产生，生活腐化是重要的催化剂。”

2007年1月初，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在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其中有一个是，“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讲操守，重品行，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

“这八个方面，与官员经济生活密切相关，把最有可能滋生腐败的主要方面已基本涵盖。”李成言分析，“这充分说明，中央已经将官员的生活细节纳入反腐视线。”

在此背景下，中央以申报官员个人情况的方式，强力介入官员“私生活”。2007年春节，副处级以上官员都要接受婚姻及家庭涉外情况普查，涉及官员本人、子女、配偶等三个层面的内容。

2007年6月1日起施行的公务员处分条例，也在多方面涉及到公务员的“私生活”——包养情人的，给予从警告至撤职或开除处分。另外，拒不承担赡养、抚养、扶养义务，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等，均在处分之列。

此后一段时间，不少地方也相继出台相关条例，目标也纷纷瞄准了官员的“私生活”。但遗憾的是，这些措施没达到抑制官员“私生活”腐败蔓延的预期效果。

被异化的“生活小节”

在受访专家看来，官员生活腐化难以抑制，既有本人世界观方面出轨的内因，也有社会风气污染、权力监督不到位等外因。

“近年来，我国反腐主要在经济领域，所以很多地方在选拔官员时，只要政绩突出，经济上不存在问题，就是生活上‘不拘小节’，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忽视对官员生活作风的考察”，李成言认为。

本刊记者采访中也发现，不少地方对官员“生活作风”问题很少过问，有的还以保护官员个人“隐私”为由，放松对官员“私生活”的监督，甚至将官员“私生活”置于真空状态，以至隐私权成为不少官员的腐败盾牌。

“对官员‘私生活’进行监督这个问题，已提出很长时间，但目前收效甚微。”在李成言看来，“虽然有的地方出台了一些规定，要求官员把自己的婚姻及家庭涉外情况进行申报。但这些规定要么没有强制性，要么没有可执行性，禁令成为一纸空文，或流于空架子，根本于事无补。”

对现行政策的有效性，齐善鸿也持有质疑态度。他认为，有的官员生活腐化已成为他们其他犯罪很重要的动因，但很少从婚姻变化上能看出来。另外，即使在婚姻变化上有所体现，也只是组织内部掌握，缺乏公开透明，以至很多婚姻变化的真实内因潜伏下来。

记者调查也发现，以往腐败官员的问题揭发，包括包养情人、性贿赂等，几乎没有靠自我汇报而暴露出来。相反，那些权倾一方的“一把手”作奸犯科后，更会在打压检举的同时，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和上层关系，给自己编织一道道“安全网”。

“对生活腐化官员的惩治，还缺乏一种真正的威慑力。”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只要民愤不大，目前对这些生活腐化的官员的惩治，往往冠以‘生活堕落’，没有上升到法律层追究相应责任，从而放纵了官员的这种行为。”

阳光是“防腐剂”

防止官员生活腐化，阳光同样是“防腐剂”。受访专家认为，只有扩大公众监督权限，让官员“私生活”置于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加大惩治力度，才能使官员生活腐化问题得到有效抑制。

“要抑制官员生活腐化，不仅要靠体制内的监控，还要借助民间的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直言，“要对地方‘一把手’权力过大现象进行研究、改进，使其公权力得以有效制衡。同时，要通过立法等途径，完善举报、检查、处罚等机制，使官员的‘私生活’置于大众传媒和社会公众的全程监控之下，一旦发现问题要严厉问责。”

“目前官员申报的个人情况，仅由其上级机关内部掌握，这大大削弱了监督的力度”，齐善鸿表示，“对官员申报个人情况，应加大核查力度，确保官员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发现弄虚作假、隐瞒不报的官员，一经查实应严厉问责。对官员申报的个人情况，还应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腐败官员需要利用隐私作为盾牌来保护自己，而打击腐败需要破除隐私这一虚假的保护伞。官员作为公权人物，也并非所有私人信息要公开，但至少该将个人隐私中涉及官员形象和“质量”的事情予以公开和监督，比如个人婚姻、财产状况、配偶和子女就业情况、主要社会关系，等等，纳入组织和群众监督的视野，以约束官员廉洁自律。而个人爱好、饮食习惯、家庭琐事、生活规律等隐私，则应加以保护。

这方面，国外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在美国，官员的私生活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无所不在的监督，对官员的行为形成巨大制约。在以色列，为提高官员道德水准，加强公务透明度，民间成立了监督政府的“第三只眼”组织，专门曝光官员不法行为，致力于提高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廉政水平。在韩国，官员的学历、财产、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方面，皆容不得有半点瑕疵，而向社会公开接受监督，一旦官员触犯“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针对目前对官员生活腐化惩治乏力的现状，杜立元建议，“应当通过立法制定、完善具有可执行力的责任追究机制配套施行，对官员生活腐化行为作出明确界定，并根据情节轻重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财产申报制度范文篇5

同志在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提出，要在扎实推进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同时，积极寻找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党员经常性教育管理工作的方法和途径，努力探索使广大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实践证明，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是加强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保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有效措施。为此，我们结合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这两项制度在实际工作中运行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对策与建议，先后在省直有关单位和部门，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发放问卷调查表等形式，进行了专题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810余份，回收有效问卷804份，召开各类形式座谈会10余场次。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199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下简称《收入申报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对领导干部的收入实行申报。1997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以下简称《重大事项报告规定》），该规定要求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副县（处）级以上干部，就个人及近亲属建房、婚丧嫁娶、因私出国、经营承包等重大事项向组织报告。这无疑是对有关《收入申报规定》的有效补充。这两个规定的出台，对促进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实施的情况及取得的效果与党和政府的要求、人民的愿望还有差距。

通过走访座谈、查阅资料、问卷调查，我们了解到：“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虽然在我国已经实行了将近10年的时间，但从整体情况看，有关规定的执行现状不能令人满意。这从我们所作的相关调查问卷中就可以得到反映：在评价有关“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所起作用之时，有25%的人认为作用大，9%的人认为作用小，而有66%的人认为其作用非常有限；对于该项制度的总体评价，认为好的只占11%，认为较好的占26%，而认为一般的人占了52%，认为不可行的也占11%。

在回答“目前实施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执行得如何？”时，有13%的人认为很好，27%的人认为良好，39%的认为一般，21%的认为不好评价；对于其是否能真正起到监督作用，20%的人认为能，49%的人认为基本能，14%的认为不能，17%的认为不好评价。之所以会产生愿望与效果之间如此大的反差，一方面是由于两项措施在具体设计上的先天不足，使相关规定在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上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有些地方未能切实有效地执行，使得相关规定更多的只能是流于形式。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分别有54%和60%的人就认为两项规定没有可操作性，这可以说是影响其发挥效能的症结所在。

另外，从2004年所披露出的十几位省部级高官落马的情况来看，这些官员大部分都涉及巨额财产无法说明来源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是通过“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而被发现和查处的，而仍然是通过比较原始的举报等方式来获得线索，进而查出该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与“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相比，这些方式显然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我国现行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由于在实践中尚存在某些问题与不足，从而制约了其效能的发挥。具体而言，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申报与报告的主体不够明确和全面

《收入申报规定》所设定的申报主体只是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含县处级）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重大事项报告规定》的报告主体也只是将其扩展至副县（处）级以上干部，而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超过2000万，副县（处）级以上干部只占其中极少一部分。还有，正、副科级、股级的乡长、镇长、公安局长、派出所长、警长、队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庭长、纪检委书记，以及人事、组织、工商、税务、海关、土地、城管、物价、规划、劳改劳教、劳动监察、技术监督、营建、审计等公务人员，他们的“官”虽不大，但权力却不小；他们管人、管物、管钱、管事，其职能往往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且直接与民众发生利益关系，因而常常成为腐败现象的“重灾区”，大量的腐败案件大都出在这些层面，民众往往也是以这些公务人员的行为作风来评价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性质和形象的。因此，如果只规定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作为收入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的主体，而另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却没有被纳入，这既不符合法制平等原则，也与现行的法律、法规严重脱节，这样就非常容易造成法制的混乱和相关规定执行的困难。

从我们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认为应将“各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官员或公务员”和“各级安全、工商、税务、管理、征费等国家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列入收入申报主体的分别占了69%和64%；认为应将“各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官员或公务员”和“各级安全、工商、税务、管理、征费等国家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列入重大事项报告主体也分别占了73%和66%，这说明：将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管人、管物、管钱、管事”职能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全部纳入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的主体，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反映了民众的意愿。

2、申报与报告的内容与范围不够具体和周延

《收入申报规定》只是将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讲学、写作、审稿等劳务所得纳入领导干部申报范围，而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收入申报制”而非“财产申报制”。由于工资、奖金、补贴等本就是公开、合法的，因而这样一种申报对于防范、惩戒官员腐败的意义与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如果官员腐败的话，那么其非法所得本就在这部分收入之外；而收入申报恰恰就是将那部分最可能涉嫌犯罪的收入遗漏在申报之外。这无疑是个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其实，此规定所界定的“收入”并没有申报的必要，因为在此范围内的任何一项收入，从理论上以及程序上都是单位或组织有案可查的，因而事实上也是公开的，因此，应该将申报的重点核定为“财产”。因为“财产”不仅包括金钱收入，还包括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无形资产、商业财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全部财产和收入。由于《收入申报规定》未对此作出要求，也未要求申报配偶和家庭成员的所有财产和收入，而只要求申报其本人合法、正当的收入，这就给申报对象隐瞒不正当财产和收入留下了巨大的漏洞。申报收入固然可以反映领导干部的经济收入，却不能反映其财产增量。而财产申报则可以反映出领导干部在其任职期间的财产增量情况，而这就成为纪检监察部门监督审查其廉政情况的重要依据。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有84%的人主张将“不动产（房屋、汽车）”纳入申报内容，而认为仍然将“工资收入”、“资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等”、“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劳务费”和“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纳入申报内容的分别占46%、44%、47%、69%（含多项选择）。

这表明，人们虽然对该项制度的原有申报内容大多持肯定态度，但随着财产存在形式的日益多样化，人们认为将“不动产（房屋、汽车）”等家庭财产列入申报范围的意愿则显得更为强烈。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也出现了新情况，如家属、子女户口的变更；领导干部个人或家庭购车；以参股名义进行投资等等，这些新动向也还没有纳入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的内容。从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对于重大事项报告的内容，认为应该报告“大额资金的使用”的人占了被调查人数的83%，这表明《重大事项报告规定》应当随着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而相应增加新的内容。

3、申报与报告程序缺乏严格的可操作执行细则，申报与报告结果也缺乏透明度

由于现行的《重大事项报告规定》没有明确界定相关程序，没有区分清楚哪些事项是须事先报告、事先审批的，哪些事项是只须组织备案的，由此领导干部执行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又由于没有建立相关的责任制，单位的党政领导班子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执行情况也无法进行把关。同样，组织纪检部门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督查等配套制度，尤其是对隐瞒不报或不如实上报的没有相应的处理措施，因而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以及收入申报的真实性和时效性也难以准确把握。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认为现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制度不具有可操作性，执行起来比较困难”的人就占了51%；认为收入申报程序“没有操作性”的人则高达60%。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上述问题的存在。

而且，收入申报时间与方式也比较单一。《收入申报规定》所设计的只是一年申报两次、半年申报一次的日常申报制度。从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通常的做法是，领导干部通常每半年例行填一张发下来的重大事项报告表和收入申报表，仅此而已。这实际上只是规定了现职申报，而缺乏就职申报和离职申报。如果仅仅只是规定现职申报，而不规定就职申报和离职申报，这就难以将申报主体的财产状况自始至终置于监管之下，给申报者留下了太多的游移空间。如果一旦错过了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时间要求，而又没有按照要求及时报告或补报，显然，这样是不利于组织上及时掌握和对其进行督促、提醒。

另外，申报与报告的结果与内容也不透明。《收入申报规定》对公职人员调任时申报资料应否转送、如何转送，申报资料要否公开、怎样公开等没有明确规定，形成制度上的空白。《收入申报规定》只是要求申报主体向本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申报收入情况即可，而并不要求将申报结果公诸于众，接受群众监督。由于报告内容的不透明，《重大事项报告规定》也同样存在这样的监督“真空”，特别是群众监督的“缺位”。正是因为忽视了群众对领导干部廉政情况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公众无法进行有效监督，这也严重影响了“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具体落实和全面执行。

4、申报与报告的受理机构缺乏应有的权威性

《收入申报规定》只是要求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负责接受本单位申报人的收入申报，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送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显然，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是所属申报人收入申报的受理机构。组织部门主要是指党的干部管理机构；人事部门主要是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管理机构。组织、人事部门作为收入申报的受理机构，虽然具有方便、灵活、快捷、直接的优势，但却缺乏一定的监督权威性，很难真正承担起申报收入的稽核工作。而负有监督检查职能的党的纪检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并不受理申报，只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这就极大地降低了收入申报制度应有的功效。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如每月、每年真实收入情况及其家庭财产情况或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是否利用职权提供便利条件等，由于受多方面原因的制约与限制，组织上也难以准确了解和认定；更有极个别领导把“灰黑色”收入，通过购建房、投资等类似“洗钱”方式又重新变为合法收入，组织上也难以有效掌握。由于缺乏相应的权威性，申报受理机构只能是被动接受申报，通常是申报人填报多少算多少，而缺乏过硬措施能够对其进行监督与核查。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有56%的人主张“设立专门机构监督”来进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监督、检查和调查核实工作，这表明现行的受理机构缺乏应有权威性。

5、对违反规定者追究过轻，惩戒措施也缺乏刚性与威慑力

《收入申报规定》只是要求各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接受申报材料后，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报送对其有组织、人事管辖权的组织、人事部门备案。同时又规定，申报人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收入的，由所在党组织、行政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责令其申报、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党纪政纪处分，而没有规定法律责任。不难看出，对违反《收入申报规定》的申报人，主要采取批评教育为主、纪律处分为辅的责任制度。这种责任制度过于“理性”和“温柔”。此外，此项规定与现行的干部制度也有不适之处。因为凡是“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报送对其有组织、人事管辖权的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的领导干部，其所在单位均没有组织、人事管辖权，更谈不上处分权。因此，对这种领导干部“由所在单位……给予……处分”的规定，是难以实施的。同时，由于我国政府、机关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使得收入申报的检查、核实工作在面对县（处）级机关领导时，基层纪检监察部门难以开展此项工作。《重大事项报告规定》也同样存在着对不按规定报告和不如实报告者处理过轻的问题。

从我们调查问卷所了解的情况来看，人们对现行的“重大事项报告与收入申报”制度的惩戒力度是心存疑虑的，对于相关的处分标准，有39%的人认为轻了，还有60%的人认为没有执行。可见，必须加大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罚与惩戒的力度，以便更有效地从源头上惩治和预防腐败。当被问到“您认为领导干部不及时如实报告重大事项应如何处理？”（含多项选择）时，有48%的人认为应当“立法并依法予以制裁”，36%的人认为“纪律处分”，27%的人认为“停职检查”，22%“责令改正”；对于领导干部不如实申报个人收入（财产）应如何处置（含多项选择）时，有44%的人选择了“立法并依法予以制裁”，32%的人选择了“纪律处分”，25%的人选择了“停职检查”，37%的人选择了“责令改正”，这表明，人们对于违反申报要求者除了要求以党纪政纪处分外，还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然而，现行的相关规定显然与此存在较大差距。

6、缺乏相关的配套措施与制度安排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倾向于依靠“法律”和“制度”来保证相关规定的实施。然而，现行的“收入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则明显缺乏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纪检监察部门的相关工作由于没有可以依赖的法律、法规，由此就很难保障对领导干部收入的检查、核实工作。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总的来讲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现金往来是经济活动中最主要的支付方式和结算方式，使得对收入的监控力度明显不够，致使违纪、违法官员可以利用种种方式来规避纪检监察部门对收入申报的检查、核实工作，如可以将大量的现金存放在家中，不与银行打交道；或者以配偶、家人的名义将赃款存入银行；或者异地存款，特别是在一些尚未开通“通存通兑”业务，即还没有联网的银行储蓄点、所存款；或者投资入股做生意，洗黑钱；或者以借代收，以“借用”的表象来掩盖“非法占有”的实质；或者将非法所得转移到境外，等等，以期逃避收入申报后的检查、核实。同时，由于认识等方面的原因，从社会、法制、经济环境的角度来看，收入申报制度可以获取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微弱的。总之，由于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无法得到很好的制定和实施，也就使得“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执行的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

二、对策建议

先进性教育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关键要见实效。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领头雁，关系着整个队伍是否能朝着先进性的目标迈进。因而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先进性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以适应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适应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前进的原动力。腐败直接危害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对消极腐败现象十分痛恨，对清除消极腐败现象的呼声很高，这是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坚实基础。执政党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腐败问题严重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影响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从源头上减少乃至杜绝腐败的根本性举措，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在我们所作的问卷调查中，当问到“领导干部必须报告个人的重大事项是否合理”时，有高达80%的人回答“合理”，这表明：人们对领导干部必须报告个人的重大事项是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当问到“领导干部个人收入（财产）是否应该公开”时，回答“应该公开”和“有选择地公开”的分别占61%和35%，这也充分表明：希望领导干部公开个人收入（财产）的人占了被调查人数的绝大多数。而当问到“您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的态度”时，认为“非常必要，积极支持”的占了被调查人数的62%；同样，在回答“如果取消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你赞同吗？”这一问题时，大多数人表示“不赞同”。对于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人们也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如认为“非常必要，积极支持”的人也占了被调查人数的61%。以上这些数据足以说明，“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有着非常广泛的民意基础和强烈的现实需求。

应当说，“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出台的相关规定，不仅顺应了通过制度来反腐败这一世界性的潮流，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确曾对惩治与预防腐败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和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相关规定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就势在必行，而这对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也将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

1、建议将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完善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

“收入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实施10年来效果并不理想，症结何在？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将政策措施及时上升为法律，或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其实施。好的政策措施只有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其制定的目的。而两个《规定》，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都属于部门规章性质，其立法缺乏权威性、独立性和应有的刚性，与惩治腐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相比较还不相称。因此，两项规定的具体实施必须与其它的法律法规配套起来进行。当然，首先必须利用法律手段来构筑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体系。除了以党纪、政纪确保制度的实施外，还应当在总结政策规定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再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使其法制化，增强其约束力。同时，可以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收入申报制度及其相配套的检查、核实制度，来制定、颁布和实施各种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对违反收入申报制度的处分办法，建立、健全相应的公示、公告制度，出台诸如科学的财产评估制度、银行存款实名制度、公务员行为规范等等配套措施。由此，形成整体合力，推进“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进程。

2、建议将收入申报制度改为财产申报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产申报制度

从我国领导干部实施的收入申报来看，其收入主要是指通过一定的劳动所获得的报酬以及其他合法投入的产出，它可以表现为货币形态或实物形态。而财产则是指财产所有人拥有的以货币、实物为主要形式的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其他法定之经济及民事权利的总和。财产还可以分为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尽管收入与财产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如收入是财产的前提，没有收入也就没有财产；财产是收入的反映，财产的多少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收入的多少。但是，收入与财产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的。收入是指领导干部在其任职期间的劳务及非劳务所得，而财产应该是指其任职之前的财产基础以及其任职期间甚至是其任职之后的财产增量。而且，尽管收入是财产的前提，但是财产也不一定完全由收入所构成。在一般的意义上，财产的范围要比收入广泛得多，它可以来源于收入，也可以来源于收入以外的要素，如合法的继承、赠予，当然也可能包括那些不合法的贪污、受贿等等。正是由于如此，对于反腐防腐来说，需要申报者申报的应该是财产。从现行的“收入申报规定”看，无论理论上还是程序上这个“收入”都是单位或组织有案可查的，因而事实上也是公开的。由此导致此项制度在操作层面上意义不很明确，也就是说，通过它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这个制度已不是很清楚。因此，我们建议用财产申报制度来取代收入申报制度，并强调其任职以前“已有的财产”以及其增量明显与其原有的财产以及合法收入不相符合时，有关部门即可追究其法律责任。这将极大地增强我国在遏制腐败和惩治腐败方面的效率，并能够在整个社会中提高拒腐防腐的能力。同时，也可以避免“收入申报规定”的申报主体范围过窄、申报内容不完整、申报方式不科学等带来的弊端。

3、加强监督管理，强化申报与报告主管机关的职责，从而增强“两项”规定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各级官员的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应由行政监察部门的专门机构来主管，目前应增强行政监察部门的垂直领导和在人事、财政等方面的独立性。申报主管机关应加强对申报项目的审查。要确定纪检监察部门在银行进行个人存款查询的权利与职责，必要时可以与同样负有法律监督职责和预防职务犯罪职责的各级人民检察院共同进行，以解决纪检监察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银行不提供存款个人情况及相关资料的问题。纪检监察部门对收入申报进行检查、核实工作，国家应当制定相应的法规、规章，允许纪检监察部门在必要时，将负有收入申报责任的领导干部的配偶、家人的收入情况及其家庭收入情况，列入检查、核实的范围，增加违纪、违法官员隐蔽非法收入的难度，减少其规避检查、核实的可能性。为防止受理机构对同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网开一面”，同级党政一把手、检察长、法院院长、行政监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应由上一级受理机构受理财产申报。

4、建立廉政电子档案，适度公开财产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材料与信息，接受公众和社会的监督

要对报告与申报档案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当申报人只是在本地区范围内调动时，可以不进行相关档案的转送工作；而当申报人超出本地区范围调动时，在离职申报结束后，财产申报受理机构应及时将申报人的申报档案转送至申报人新单位所在地的相应行政监察机关，以保证申报资料的连贯性。对此，可更新申报和报告手段，如建立廉政电子档案（包括个人财产申报接受和处理系统），通过网络就可完成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与财产申报。同时，重大事项报告与财产申报制度应该与相关信息适度公开联系起来。如果官员的报告与申报完全不公开，这将完全缺乏外在的监督，如此一来所谓的报告与申报便失去其应有的意义。适度公开的途径有多种，如受理机关可将所有官员的申报材料整理成册，置于法定场所，公众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后即可查询、复印；也可将申报内容刊登于法定刊物或在政府网站上公布，以便公众监督。当然，我国应对财产申报与重大事项报告资料的公开范围和细节进行必要的限制，使相关规定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官员的个人隐私，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官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与财产申报的相关信息能够保真、透明和公开，以接受公众和社会的监督。

5、扩展申报与报告的主体与时间范围，改进申报与报告的方式，完善申报与报告的内容与程序，增强“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实际效果

为了解决申报主体范围过窄的问题，我们建议申报主体应与《刑法》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保持一致，国家机关（党政、司法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及其委派的从事公务的人员全部需要申报财产及个人重大事项。上述人员在申报财产时应将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的财产一并申报，以防申报主体转移财产和隐匿个人重大事项。在申报时间上既有定期的，也有即时性的申报。形式可包括“就职申报”、“现职申报”和“离职申报”三种方式。“就职申报”是指申报主体在任职后一个月内申报自己的财产；“现职申报”采用一年申报一次；“离职申报”是指申报主体在离职前一个月内申报自己的财产状况。“就职申报”、“现职申报”、“离职申报”这三种申报形式无疑对各级官员财产及行为进行天罗地网式监控的有效手段。这样的立体监控体系就使那些腐败官员最终是难以逃脱法律制裁，同时也能对其他官员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使意欲腐败者不敢妄为。

同时，要将申报范围扩大到官员个人与家庭的全部财产，即按照《民法通则》界定的“财产”范畴，将官员个人及其近亲属的动产、不动产、债权、债务等，包括房地产，生产、生活用重大交通工具，价值2000元以上贵重物品，存款（包括人民币存款和外币存款），各种有价证券，知识产权等等一并纳入申报范围（申报时须写明财产名称、价值、位置，还须注明来源、估价方法、变更情况等）。对负有收入申报责任的领导干部，其所在单位应对其申报的收入情况作好登记，并建立个人档案，同时向纪检监察部门提供其收入情况。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的内容也要根据形势变化而相应地细化与具体化，重点应是领导干部个人及家庭财产较大收支情况、可能受职务影响的重大事项、涉及国家法律和政策等限制的重大事项、涉及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的重大事项等四个方面。另外，对重大事项报告程序也应进一步完善，如操办婚丧喜庆、投资经营、自建房等，要事先报告，纪检部门讲明相关政策和注意事项；对到经济实体兼职等需要审批的还需按规定进行，较长时间外出的要履行请销假手续；对其他事项可在事后一个月以书面形式报告。

6、加强金融监管，重点加强大额资金管理，堵住非法收入的流转，堵塞资金流动非法渠道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规定政府开支及企业支付可不用现金支付的都必须采取非现金方式，减少现金往来，让资金往来有踪可寻、有迹可觅。此外，还应规定负有收入申报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大额开支要进行申报、登记。建立以身份证号码为目录的银行电脑查询系统。当需要对某人的个人存款进行查询时，只需在特定的电脑上输入该人的身份证号码，即可获知其在银行的开户情况、存款数额、款项存取等相关资料。由此增加政府官员个人财产的透明度，将其财产的变动情况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以现有的电脑技术，建立这种电脑查询系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特别要加强和完善银行对汇往境外资金的管理力度，建立特种审计制度，对政府、企业及个人汇往国外的资金，银行系统应当建立审核、验证制度，建立汇出资金经办人身份登记等制度，在必要时也可以要求汇出单位（人）提供经济合同以及其他付款依据并登记，从而有效封堵非法资金外逃渠道。

7、加强对违反申报与报告行为的处罚与惩戒力度，增强“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强制性和威慑力

要加重对违反申报与报告行为的责任追究，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各级官员，应视情节轻重予以纪律和行政处分，除此之外，还应引入刑罚机制，用强制方法惩治拒不申报财产和不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行为，以确保家庭财产申报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实行。具体而言，可在《刑法》中增设“拒不申报财产罪”和“不如实申报财产罪”，对拒不申报和不如实申报的各级官员处以此刑罚。通过加大处罚与惩戒的执行力度，可以确保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同时，要建立健全对申报工作的监督制约机制，进一步落实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责任制和督查制度。一是建立责任制，单位的党政领导班子及“一把手”对班子成员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负责，对其真实性负责。领导干部的个人重大事项先向班子及“一把手”报告，加盖单位公章后报组织纪检部门，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隐瞒不报或不如实报告，将追究班子及“一把手”的责任。二是建立督查制。每年组织纪检部门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在一定范围进行通报，由此才能使相关规定真正落到实处。

8、“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多管齐下，积极推进

财产申报制度范文篇6

同志在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提出，要在扎实推进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同时，积极寻找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党员经常性教育管理工作的方法和途径，努力探索使广大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实践证明，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是加强领导干部管理和监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保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有效措施。为此，我们结合正在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这两项制度在实际工作中运行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及对策与建议，先后在省直有关单位和部门，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发放问卷调查表等形式，进行了专题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810余份，回收有效问卷804份，召开各类形式座谈会10余场次。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199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下简称《收入申报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对领导干部的收入实行申报。1997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以下简称《重大事项报告规定》），该规定要求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副县（处）级以上干部，就个人及近亲属建房、婚丧嫁娶、因私出国、经营承包等重大事项向组织报告。这无疑是对有关《收入申报规定》的有效补充。这两个规定的出台，对促进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实施的情况及取得的效果与党和政府的要求、人民的愿望还有差距。

通过走访座谈、查阅资料、问卷调查，我们了解到：“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虽然在我国已经实行了将近10年的时间，但从整体情况看，有关规定的执行现状不能令人满意。这从我们所作的相关调查问卷中就可以得到反映：在评价有关“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所起作用之时，有25%的人认为作用大，9%的人认为作用小，而有66%的人认为其作用非常有限；对于该项制度的总体评价，认为好的只占11%，认为较好的占26%，而认为一般的人占了52%，认为不可行的也占11%。

在回答“目前实施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执行得如何？”时，有13%的人认为很好，27%的人认为良好，39%的认为一般，21%的认为不好评价；对于其是否能真正起到监督作用，20%的人认为能，49%的人认为基本能，14%的认为不能，17%的认为不好评价。之所以会产生愿望与效果之间如此大的反差，一方面是由于两项措施在具体设计上的先天不足，使相关规定在对腐败的打击力度上十分有限；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有些地方未能切实有效地执行，使得相关规定更多的只能是流于形式。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分别有54%和60%的人就认为两项规定没有可操作性，这可以说是影响其发挥效能的症结所在。

另外，从2004年所披露出的十几位省部级高官落马的情况来看，这些官员大部分都涉及巨额财产无法说明来源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是通过“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而被发现和查处的，而仍然是通过比较原始的举报等方式来获得线索，进而查出该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与“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相比，这些方式显然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我国现行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由于在实践中尚存在某些问题与不足，从而制约了其效能的发挥。具体而言，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申报与报告的主体不够明确和全面

《收入申报规定》所设定的申报主体只是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含县处级）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重大事项报告规定》的报告主体也只是将其扩展至副县（处）级以上干部，而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超过2000万，副县（处）级以上干部只占其中极少一部分。还有，正、副科级、股级的乡长、镇长、公安局长、派出所长、警长、队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庭长、纪检委书记，以及人事、组织、工商、税务、海关、土地、城管、物价、规划、劳改劳教、劳动监察、技术监督、营建、审计等公务人员，他们的“官”虽不大，但权力却不小；他们管人、管物、管钱、管事，其职能往往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且直接与民众发生利益关系，因而常常成为腐败现象的“重灾区”，大量的腐败案件大都出在这些层面，民众往往也是以这些公务人员的行为作风来评价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性质和形象的。因此，如果只规定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作为收入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的主体，而另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却没有被纳入，这既不符合法制平等原则，也与现行的法律、法规严重脱节，这样就非常容易造成法制的混乱和相关规定执行的困难。

从我们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认为应将“各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官员或公务员”和“各级安全、工商、税务、管理、征费等国家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列入收入申报主体的分别占了69%和64%；认为应将“各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官员或公务员”和“各级安全、工商、税务、管理、征费等国家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列入重大事项报告主体也分别占了73%和66%，这说明：将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管人、管物、管钱、管事”职能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全部纳入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的主体，这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反映了民众的意愿。

2、申报与报告的内容与范围不够具体和周延

《收入申报规定》只是将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讲学、写作、审稿等劳务所得纳入领导干部申报范围，而这实际上只是一种“收入申报制”而非“财产申报制”。由于工资、奖金、补贴等本就是公开、合法的，因而这样一种申报对于防范、惩戒官员腐败的意义与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如果官员腐败的话，那么其非法所得本就在这部分收入之外；而收入申报恰恰就是将那部分最可能涉嫌犯罪的收入遗漏在申报之外。这无疑是个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缺陷。其实，此规定所界定的“收入”并没有申报的必要，因为在此范围内的任何一项收入，从理论上以及程序上都是单位或组织有案可查的，因而事实上也是公开的，因此，应该将申报的重点核定为“财产”。因为“财产”不仅包括金钱收入，还包括动产、不动产、有价证券、无形资产、商业财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全部财产和收入。由于《收入申报规定》未对此作出要求，也未要求申报配偶和家庭成员的所有财产和收入，而只要求申报其本人合法、正当的收入，这就给申报对象隐瞒不正当财产和收入留下了巨大的漏洞。申报收入固然可以反映领导干部的经济收入，却不能反映其财产增量。而财产申报则可以反映出领导干部在其任职期间的财产增量情况，而这就成为纪检监察部门监督审查其廉政情况的重要依据。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有84%的人主张将“不动产（房屋、汽车）”纳入申报内容，而认为仍然将“工资收入”、“资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等”、“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劳务费”和“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纳入申报内容的分别占46%、44%、47%、69%（含多项选择）。

这表明，人们虽然对该项制度的原有申报内容大多持肯定态度，但随着财产存在形式的日益多样化，人们认为将“不动产（房屋、汽车）”等家庭财产列入申报范围的意愿则显得更为强烈。另外，随着时代的发展，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也出现了新情况，如家属、子女户口的变更；领导干部个人或家庭购车；以参股名义进行投资等等，这些新动向也还没有纳入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的内容。从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对于重大事项报告的内容，认为应该报告“大额资金的使用”的人占了被调查人数的83%，这表明《重大事项报告规定》应当随着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而相应增加新的内容。

3、申报与报告程序缺乏严格的可操作执行细则，申报与报告结果也缺乏透明度

由于现行的《重大事项报告规定》没有明确界定相关程序，没有区分清楚哪些事项是须事先报告、事先审批的，哪些事项是只须组织备案的，由此领导干部执行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又由于没有建立相关的责任制，单位的党政领导班子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执行情况也无法进行把关。同样，组织纪检部门由于没有建立完善的督查等配套制度，尤其是对隐瞒不报或不如实上报的没有相应的处理措施，因而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以及收入申报的真实性和时效性也难以准确把握。从我们调研的情况来看，认为现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制度不具有可操作性，执行起来比较困难”的人就占了51%；认为收入申报程序“没有操作性”的人则高达60%。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上述问题的存在。

而且，收入申报时间与方式也比较单一。《收入申报规定》所设计的只是一年申报两次、半年申报一次的日常申报制度。从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通常的做法是，领导干部通常每半年例行填一张发下来的重大事项报告表和收入申报表，仅此而已。这实际上只是规定了现职申报，而缺乏就职申报和离职申报。如果仅仅只是规定现职申报，而不规定就职申报和离职申报，这就难以将申报主体的财产状况自始至终置于监管之下，给申报者留下了太多的游移空间。如果一旦错过了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时间要求，而又没有按照要求及时报告或补报，显然，这样是不利于组织上及时掌握和对其进行督促、提醒。

另外，申报与报告的结果与内容也不透明。《收入申报规定》对公职人员调任时申报资料应否转送、如何转送，申报资料要否公开、怎样公开等没有明确规定，形成制度上的空白。《收入申报规定》只是要求申报主体向本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申报收入情况即可，而并不要求将申报结果公诸于众，接受群众监督。由于报告内容的不透明，《重大事项报告规定》也同样存在这样的监督“真空”，特别是群众监督的“缺位”。正是因为忽视了群众对领导干部廉政情况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公众无法进行有效监督，这也严重影响了“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具体落实和全面执行。

4、申报与报告的受理机构缺乏应有的权威性

《收入申报规定》只是要求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负责接受本单位申报人的收入申报，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送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显然，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是所属申报人收入申报的受理机构。组织部门主要是指党的干部管理机构；人事部门主要是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管理机构。组织、人事部门作为收入申报的受理机构，虽然具有方便、灵活、快捷、直接的优势，但却缺乏一定的监督权威性，很难真正承担起申报收入的稽核工作。而负有监督检查职能的党的纪检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并不受理申报，只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这就极大地降低了收入申报制度应有的功效。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如每月、每年真实收入情况及其家庭财产情况或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是否利用职权提供便利条件等，由于受多方面原因的制约与限制，组织上也难以准确了解和认定；更有极个别领导把“灰黑色”收入，通过购建房、投资等类似“洗钱”方式又重新变为合法收入，组织上也难以有效掌握。由于缺乏相应的权威性，申报受理机构只能是被动接受申报，通常是申报人填报多少算多少，而缺乏过硬措施能够对其进行监督与核查。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有56%的人主张“设立专门机构监督”来进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监督、检查和调查核实工作，这表明现行的受理机构缺乏应有权威性。

5、对违反规定者追究过轻，惩戒措施也缺乏刚性与威慑力

《收入申报规定》只是要求各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接受申报材料后，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报送对其有组织、人事管辖权的组织、人事部门备案。同时又规定，申报人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收入的，由所在党组织、行政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责令其申报、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党纪政纪处分，而没有规定法律责任。不难看出，对违反《收入申报规定》的申报人，主要采取批评教育为主、纪律处分为辅的责任制度。这种责任制度过于“理性”和“温柔”。此外，此项规定与现行的干部制度也有不适之处。因为凡是“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报送对其有组织、人事管辖权的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的领导干部，其所在单位均没有组织、人事管辖权，更谈不上处分权。因此，对这种领导干部“由所在单位……给予……处分”的规定，是难以实施的。同时，由于我国政府、机关管理体制的实际情况，使得收入申报的检查、核实工作在面对县（处）级机关领导时，基层纪检监察部门难以开展此项工作。《重大事项报告规定》也同样存在着对不按规定报告和不如实报告者处理过轻的问题。

从我们调查问卷所了解的情况来看，人们对现行的“重大事项报告与收入申报”制度的惩戒力度是心存疑虑的，对于相关的处分标准，有39%的人认为轻了，还有60%的人认为没有执行。可见，必须加大对违反规定者的处罚与惩戒的力度，以便更有效地从源头上惩治和预防腐败。当被问到“您认为领导干部不及时如实报告重大事项应如何处理？”（含多项选择）时，有48%的人认为应当“立法并依法予以制裁”，36%的人认为“纪律处分”，27%的人认为“停职检查”，22%“责令改正”；对于领导干部不如实申报个人收入（财产）应如何处置（含多项选择）时，有44%的人选择了“立法并依法予以制裁”，32%的人选择了“纪律处分”，25%的人选择了“停职检查”，37%的人选择了“责令改正”，这表明，人们对于违反申报要求者除了要求以党纪政纪处分外，还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然而，现行的相关规定显然与此存在较大差距。

6、缺乏相关的配套措施与制度安排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人倾向于依靠“法律”和“制度”来保证相关规定的实施。然而，现行的“收入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则明显缺乏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纪检监察部门的相关工作由于没有可以依赖的法律、法规，由此就很难保障对领导干部收入的检查、核实工作。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总的来讲还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现金往来是经济活动中最主要的支付方式和结算方式，使得对收入的监控力度明显不够，致使违纪、违法官员可以利用种种方式来规避纪检监察部门对收入申报的检查、核实工作，如可以将大量的现金存放在家中，不与银行打交道；或者以配偶、家人的名义将赃款存入银行；或者异地存款，特别是在一些尚未开通“通存通兑”业务，即还没有联网的银行储蓄点、所存款；或者投资入股做生意，洗黑钱；或者以借代收，以“借用”的表象来掩盖“非法占有”的实质；或者将非法所得转移到境外，等等，以期逃避收入申报后的检查、核实。同时，由于认识等方面的原因，从社会、法制、经济环境的角度来看，收入申报制度可以获取的支持力度也是非常微弱的。总之，由于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无法得到很好的制定和实施，也就使得“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执行的效果并不能尽如人意。

二、对策建议

先进性教育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关键要见实效。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领头雁，关系着整个队伍是否能朝着先进性的目标迈进。因而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先进性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以适应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适应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前进的原动力。腐败直接危害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对消极腐败现象十分痛恨，对清除消极腐败现象的呼声很高，这是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坚实基础。执政党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腐败问题严重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影响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从源头上减少乃至杜绝腐败的根本性举措，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在我们所作的问卷调查中，当问到“领导干部必须报告个人的重大事项是否合理”时，有高达80%的人回答“合理”，这表明：人们对领导干部必须报告个人的重大事项是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当问到“领导干部个人收入（财产）是否应该公开”时，回答“应该公开”和“有选择地公开”的分别占61%和35%，这也充分表明：希望领导干部公开个人收入（财产）的人占了被调查人数的绝大多数。而当问到“您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的态度”时，认为“非常必要，积极支持”的占了被调查人数的62%；同样，在回答“如果取消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你赞同吗？”这一问题时，大多数人表示“不赞同”。对于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人们也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如认为“非常必要，积极支持”的人也占了被调查人数的61%。以上这些数据足以说明，“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有着非常广泛的民意基础和强烈的现实需求。

应当说，“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出台的相关规定，不仅顺应了通过制度来反腐败这一世界性的潮流，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确曾对惩治与预防腐败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和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相关规定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健全和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就势在必行，而这对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也将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

1、建议将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完善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

“收入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实施10年来效果并不理想，症结何在？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将政策措施及时上升为法律，或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其实施。好的政策措施只有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其制定的目的。而两个《规定》，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都属于部门规章性质，其立法缺乏权威性、独立性和应有的刚性，与惩治腐败、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相比较还不相称。因此，两项规定的具体实施必须与其它的法律法规配套起来进行。当然，首先必须利用法律手段来构筑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体系。除了以党纪、政纪确保制度的实施外，还应当在总结政策规定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再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使其法制化，增强其约束力。同时，可以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收入申报制度及其相配套的检查、核实制度，来制定、颁布和实施各种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对违反收入申报制度的处分办法，建立、健全相应的公示、公告制度，出台诸如科学的财产评估制度、银行存款实名制度、公务员行为规范等等配套措施。由此，形成整体合力，推进“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进程。

2、建议将收入申报制度改为财产申报制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产申报制度

从我国领导干部实施的收入申报来看，其收入主要是指通过一定的劳动所获得的报酬以及其他合法投入的产出，它可以表现为货币形态或实物形态。而财产则是指财产所有人拥有的以货币、实物为主要形式的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其他法定之经济及民事权利的总和。财产还可以分为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尽管收入与财产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如收入是财产的前提，没有收入也就没有财产；财产是收入的反映，财产的多少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收入的多少。但是，收入与财产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的。收入是指领导干部在其任职期间的劳务及非劳务所得，而财产应该是指其任职之前的财产基础以及其任职期间甚至是其任职之后的财产增量。而且，尽管收入是财产的前提，但是财产也不一定完全由收入所构成。在一般的意义上，财产的范围要比收入广泛得多，它可以来源于收入，也可以来源于收入以外的要素，如合法的继承、赠予，当然也可能包括那些不合法的贪污、受贿等等。正是由于如此，对于反腐防腐来说，需要申报者申报的应该是财产。从现行的“收入申报规定”看，无论理论上还是程序上这个“收入”都是单位或组织有案可查的，因而事实上也是公开的。由此导致此项制度在操作层面上意义不很明确，也就是说，通过它到底能解决多少问题，这个制度已不是很清楚。因此，我们建议用财产申报制度来取代收入申报制度，并强调其任职以前“已有的财产”以及其增量明显与其原有的财产以及合法收入不相符合时，有关部门即可追究其法律责任。这将极大地增强我国在遏制腐败和惩治腐败方面的效率，并能够在整个社会中提高拒腐防腐的能力。同时，也可以避免“收入申报规定”的申报主体范围过窄、申报内容不完整、申报方式不科学等带来的弊端。

3、加强监督管理，强化申报与报告主管机关的职责，从而增强“两项”规定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各级官员的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应由行政监察部门的专门机构来主管，目前应增强行政监察部门的垂直领导和在人事、财政等方面的独立性。申报主管机关应加强对申报项目的审查。要确定纪检监察部门在银行进行个人存款查询的权利与职责，必要时可以与同样负有法律监督职责和预防职务犯罪职责的各级人民检察院共同进行，以解决纪检监察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银行不提供存款个人情况及相关资料的问题。纪检监察部门对收入申报进行检查、核实工作，国家应当制定相应的法规、规章，允许纪检监察部门在必要时，将负有收入申报责任的领导干部的配偶、家人的收入情况及其家庭收入情况，列入检查、核实的范围，增加违纪、违法官员隐蔽非法收入的难度，减少其规避检查、核实的可能性。为防止受理机构对同级党政主要负责人“网开一面”，同级党政一把手、检察长、法院院长、行政监察部门主要负责人应由上一级受理机构受理财产申报。

4、建立廉政电子档案，适度公开财产申报和重大事项报告材料与信息，接受公众和社会的监督

要对报告与申报档案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当申报人只是在本地区范围内调动时，可以不进行相关档案的转送工作；而当申报人超出本地区范围调动时，在离职申报结束后，财产申报受理机构应及时将申报人的申报档案转送至申报人新单位所在地的相应行政监察机关，以保证申报资料的连贯性。对此，可更新申报和报告手段，如建立廉政电子档案（包括个人财产申报接受和处理系统），通过网络就可完成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与财产申报。同时，重大事项报告与财产申报制度应该与相关信息适度公开联系起来。如果官员的报告与申报完全不公开，这将完全缺乏外在的监督，如此一来所谓的报告与申报便失去其应有的意义。适度公开的途径有多种，如受理机关可将所有官员的申报材料整理成册，置于法定场所，公众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后即可查询、复印；也可将申报内容刊登于法定刊物或在政府网站上公布，以便公众监督。当然，我国应对财产申报与重大事项报告资料的公开范围和细节进行必要的限制，使相关规定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官员的个人隐私，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官员个人重大事项报告与财产申报的相关信息能够保真、透明和公开，以接受公众和社会的监督。

5、扩展申报与报告的主体与时间范围，改进申报与报告的方式，完善申报与报告的内容与程序，增强“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实际效果

为了解决申报主体范围过窄的问题，我们建议申报主体应与《刑法》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主体保持一致，国家机关（党政、司法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及其委派的从事公务的人员全部需要申报财产及个人重大事项。上述人员在申报财产时应将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的财产一并申报，以防申报主体转移财产和隐匿个人重大事项。在申报时间上既有定期的，也有即时性的申报。形式可包括“就职申报”、“现职申报”和“离职申报”三种方式。“就职申报”是指申报主体在任职后一个月内申报自己的财产；“现职申报”采用一年申报一次；“离职申报”是指申报主体在离职前一个月内申报自己的财产状况。“就职申报”、“现职申报”、“离职申报”这三种申报形式无疑对各级官员财产及行为进行天罗地网式监控的有效手段。这样的立体监控体系就使那些腐败官员最终是难以逃脱法律制裁，同时也能对其他官员产生巨大的威慑作用，使意欲腐败者不敢妄为。

同时，要将申报范围扩大到官员个人与家庭的全部财产，即按照《民法通则》界定的“财产”范畴，将官员个人及其近亲属的动产、不动产、债权、债务等，包括房地产，生产、生活用重大交通工具，价值2000元以上贵重物品，存款（包括人民币存款和外币存款），各种有价证券，知识产权等等一并纳入申报范围（申报时须写明财产名称、价值、位置，还须注明来源、估价方法、变更情况等）。对负有收入申报责任的领导干部，其所在单位应对其申报的收入情况作好登记，并建立个人档案，同时向纪检监察部门提供其收入情况。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的内容也要根据形势变化而相应地细化与具体化，重点应是领导干部个人及家庭财产较大收支情况、可能受职务影响的重大事项、涉及国家法律和政策等限制的重大事项、涉及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的重大事项等四个方面。另外，对重大事项报告程序也应进一步完善，如操办婚丧喜庆、投资经营、自建房等，要事先报告，纪检部门讲明相关政策和注意事项；对到经济实体兼职等需要审批的还需按规定进行，较长时间外出的要履行请销假手续；对其他事项可在事后一个月以书面形式报告。

6、加强金融监管，重点加强大额资金管理，堵住非法收入的流转，堵塞资金流动非法渠道

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规定政府开支及企业支付可不用现金支付的都必须采取非现金方式，减少现金往来，让资金往来有踪可寻、有迹可觅。此外，还应规定负有收入申报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大额开支要进行申报、登记。建立以身份证号码为目录的银行电脑查询系统。当需要对某人的个人存款进行查询时，只需在特定的电脑上输入该人的身份证号码，即可获知其在银行的开户情况、存款数额、款项存取等相关资料。由此增加政府官员个人财产的透明度，将其财产的变动情况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以现有的电脑技术，建立这种电脑查询系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特别要加强和完善银行对汇往境外资金的管理力度，建立特种审计制度，对政府、企业及个人汇往国外的资金，银行系统应当建立审核、验证制度，建立汇出资金经办人身份登记等制度，在必要时也可以要求汇出单位（人）提供经济合同以及其他付款依据并登记，从而有效封堵非法资金外逃渠道。

7、加强对违反申报与报告行为的处罚与惩戒力度，增强“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制度的强制性和威慑力

要加重对违反申报与报告行为的责任追究，对于违反相关规定的各级官员，应视情节轻重予以纪律和行政处分，除此之外，还应引入刑罚机制，用强制方法惩治拒不申报财产和不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行为，以确保家庭财产申报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实行。具体而言，可在《刑法》中增设“拒不申报财产罪”和“不如实申报财产罪”，对拒不申报和不如实申报的各级官员处以此刑罚。通过加大处罚与惩戒的执行力度，可以确保申报信息的真实性。同时，要建立健全对申报工作的监督制约机制，进一步落实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责任制和督查制度。一是建立责任制，单位的党政领导班子及“一把手”对班子成员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负责，对其真实性负责。领导干部的个人重大事项先向班子及“一把手”报告，加盖单位公章后报组织纪检部门，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隐瞒不报或不如实报告，将追究班子及“一把手”的责任。二是建立督查制。每年组织纪检部门对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并在一定范围进行通报，由此才能使相关规定真正落到实处。

8、“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多管齐下，积极推进

充分发挥“两项制度”的反腐功能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艰巨又复杂，必须坚持多管齐下，多项措施全面推进：一是要把住“进口”。“两项制度”作为一项防范腐败的预防性措施，使领导干部的财产及其变化状况置于阳光之下，为企图“寻租”者设置心理障碍，防患于未然，不仅可以降低反腐成本，保护广大干部，避免干部失足，而且可以大量减少腐败所带来的损失，减少腐败这一公害所产生的社会污染，维护广大干部的廉洁形象。二是要监督“过程”。把领导干部的财富从来源、拥有到处置的全过程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监控领导干部财产的动态变化。三是要控制“出口”。实行个人终身独立银行帐户制度，对现金的支取额度作出严格限制，完善预防资金外逃制度，严厉打击洗钱犯罪活动……只有不断健全反腐败体制、机制、制度，才能充分发挥两项制度的反腐败功能。

总之，通过财产申报制度来遏制腐败，这是一项已被证明为有效规范政府官员行为的世界性的基本制度和国际惯例。实行“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既是加强领导干部监督的一种必要手段，又是保护广大干部、维护干部形象的重要措施。这项制度被誉为“阳光法案”，其蕴涵的意义主要二：一是指该制度使申报主体的财产状况置于阳光之下透明可见，便于公众监督；二是指该制度温和有效，有如阳光，既促进了廉政建设，又保护了申报主体。就我国目前防治腐败的情形而言，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尚不健全，事前预防则是未雨绸缪，先发制人，去腐败于萌芽状态，对弘扬社会正气、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有着重要作用。健全和完善“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财产）申报制度”，既有前期预警作用，具有极大的威慑力，同时也是后期纠偏惩处的重要依据。因此，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使这“两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课题组成员：傅伯言、尹世洪、郭杰忠、姜玮、管家芬、黎康、甘庆华)

参考文献：

①《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研究出版社，2004年12月。

②《中国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王明高等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

③邹东升《“阳光法案”—从收人申报政策到财产申报立法》，载《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1期。

④《中国挑战腐败》，胡鞍钢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

⑤《〈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辅导读本》，《实施纲要》起草组编写，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2月。

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文献选编》，中央纪委纪检监察研究所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

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腐倡廉理论学习纲要》，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12月。

⑧许向阳《“阳光法案”应尽快出台——关于建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的思考》，载《中国改革》2005年第5期。

财产申报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财产申报，立法比较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反贪污贿赂犯罪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于抑制腐败、预防其他贪贿行为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该罪犯罪构成的特殊性，各国的立法选择也景象各异，这里试作简要比较。

一、国外和其他地区的立法现状

1、立法的名称。国外和一些地区刑事立法中规定财产来源不明犯罪的法律，一般都是以具有特别法性质的单行法律，主要是反贪性单行法。如新加坡1970防止贿赂法、1988年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泰国1975年反贪污法、1981年关于官员申报资产和负债的王室法令，马来西亚1961年防止腐败法，文莱1982年防止贿赂法，香港1948年防止贪污条例、1971年防止贿赂条例，巴基斯坦1947年防止腐败法，印度1947年防止腐败法、1988年防止腐败法，1990年8月27日――9月7日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第8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的实际措施也作了类似规定。

与该罪有密切联系的是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被喻为“阳光法”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源于1883年英国的《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它对于约束和规范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反腐倡廉，树立政府和公务人员的良好形象发挥着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韩国、印度、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等都确立了此项制度。其中美国、韩国、台湾的财产申报制度较为全面和完善。如泰国1981年《关于官员申报资产和负债的王室法令》，台湾1993年《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韩国1981年的《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又称《公务员道德法》），后经4次修改，1993年6月基本定型。美国1979年的《政府行为道德法》，菲律宾1987年宪法和1989年《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道德标准法》等。

2、规定的罪名。这些法律或法令虽然对拥有来源不明的财产或不如实申报财产的行为规定为违法，并应受到处罚，但以何种罪名处罚却并不相同：

泰国以“滥用职权”的罪名进行处罚。1975年反贪污法第20条规定：……如果委员会发现该官员异常富裕，但他不能证实他的财富是合法所得，那可以认为他滥用职权；巴基斯坦1947年防止腐败法和印度1947年防止腐败法以“刑事不良罪”对行为人进行处罚：公务员的下列行为触犯刑事不良罪（e）如他或他的代表人拥有，或在其任职期间曾拥有与其公开收入来源不相称的财物，而他本人又不能满意解释的；新加坡1988年《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直接规定为“贪污罪”：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在本法公布实施之前后已经占有而该人又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满意解释时，其财产应视为贪污所得；文莱1982年防止贿赂法、印度1988年防止腐败法规定，对财产来源不明的情形称为“拥有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财产”，以贿赂罪处罚；香港1971年防止贿赂条例将其定为官方雇员拥有来历不明财产罪；菲律宾1989年《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道德标准法》、韩国1981年的《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台湾1993年《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直接规定，对那些无正当理由拒绝当即财产的公职人员，以拒不申报或虚假申报财产犯罪处罚。

3、财产的范围。在财产范围上，各国规定也不尽相同。如新加坡1970年防止腐败法中第20条规定：逐一列举本人、配偶和子女拥有或者占有的全部动产或者不动产，并且详细说明通过购买、送礼、遗赠、继承或者其他方式取得所列各项财产的日期；泰国1981年《关于官员申报资产和负债的王室法令》第9条规定申报的具体财产包括：现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款，资本投资、债券和股票，公债、帐单和彩券，借出款，土地，房屋和建筑，车辆，权利和特许权；债务；台湾1993年《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中规定财产范围包括：不动产、船舶、汽车及航空器。一定金额以上之存款、外币、有价证券及其他又相当价值之财产。一定金额以上之债权、债务及对各种事业之投资。公职人员之配偶及为成年子女之前项财产，应一并申报；巴基斯坦1947年防止腐败法规定：如该人或任何他的受赡养者拥有与其公开收入来源不相称的财物，而他本人又不能满意解释的……。

4、说明、解释的程度。泰国1975年反贪污法要求“不能证实他的财富是合法所得”；马来西亚1961年防止腐败法要求“不能满意予以说明的”；文莱1982年防止贿赂法规定“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埃及1975年关于非法收入的法律则称为“无法证明”；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1975年关于腐败行为的法令上则要求“未能予以满意说明的”；新加坡1988年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要求“不能向法院作出合理满意解释”；印度1988年防止腐败法要求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作出解释”。

5、法律责任。主要有：1、按民事诉讼程序收缴所得，并解除公职。泰国1975年反贪污法第20条：……委员会应将发现的情况向首臣汇报，并建议首臣解除其公职。如果某异常富裕的国家官员不能向法庭讲明其财产是合法所得，那么对于委员会认为非法所得的那部分财产，检察官应向法庭建议将其判给国家，此案审判程序应运用民事诉讼法典有关细则；2、行政法上的处罚。韩国《韩国公职人员道德法》规定的处罚有：警告、责令改正错误、过失罚款、公布其虚假登记事实、解任等；3、罚金或者监禁（有期徒刑）。如新加坡、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均规定，对行为人构成犯罪的，可以单处或者并处有期徒刑和罚金。

二、国外和其他地区的立法特点

1、立法模式多样。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财产申报制度从性质上看，二者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国家刑事法律中的一个罪名；后者是由国家法律法规确定的一种制度。但它们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都是遏制国家公职人员拥有非法所得，从而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司法机关可以通过财产申报制度发现拥有巨额非法财产的国家公职人员，继而以刑事法律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从而达到预防犯罪和打击犯罪的目的。但具体到某一国家，他们的立法体例上存在较大差别。主要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财产申报制度＋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这种模式里，财产申报制度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前置制度存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财产申报制度的刑事司法救济途径。如泰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即采用此种立法模式。

第二种模式：财产申报制度＋自身的刑事惩罚。在这种模式里，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种完备的行为规范，不仅提供了赖以遵守的行为模式，而且还提供了相应的刑事法律后果。如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台湾地区。

第一种模式和第二种模式形式上虽有较大区别，但运作原理是一致的，二者都是通过财产申报发现公职人员异常富裕的情况，进而对公职人员获取非法财产进行遏制。

第三种模式：只在刑事法典中规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这种立法模式下，虽然也可以对公职人员拥有来源不明巨额财产的行为进行处罚，起到遏制腐败的目的，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前置制度，其刑事追究程序的启动带有偶然性或者偶发性，不能对国家公职人员拥有的可疑财产做到实时监控，其反腐败功效也会大打折扣。

2、财产范围广泛。

财产的主体除了公职人员本人以外，一般还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弟妹、人、受托人、受赡养者等。扩大财产主体范围，可以有效查清公职人员财产的具体数额，可以防止公职人员将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其他人名下，进而逃避法律的追究；财产的形式不仅包括了有形财产，而且还包括债权债务，无形财产等。

3、说明程度不一，因立法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在第一种和第三种立法模式中，一般都对财产的说明程度要求较高，不以行为人对财产来源作出说明和解释为限，而是要求作出“令人满意”、“合理”的解释，甚至还要“提出证明”。在第三种模式中，对申报的财产，只要说明来源，不论行为人的贪污贿赂事实是否存在，只要他对自己的财产及来源拒绝申报或者作了虚假的申报说明，即构成犯罪。

4、“无法解释财产来源”这一事实本身，可作为定案的证据。

首先，“财产来源不明”可构成独立的犯罪，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刑事不良罪”。其次，“财产来源不明”可以作为证据认定贿赂罪或贪污罪。

三、我国的立法现状

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相关立法，不仅指刑法中关于该罪的规定，还包括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有关的一些司法解释、行政法规、党的政策等方面的规定。

1、刑事立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1988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首次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997年修订刑法，将《补充规定》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了部分修改，纳入刑法典，列为第395条第1款；

199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一、（九）规定，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

2、行政相关立法及规定。199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县（处）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初步建立了财产申报，对申报的主体、申报的内容、时间、程序、责任作了相应规定。

2000年12月中共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了《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六项规定》，决定实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制度，2001年首先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实行这项制度”。

1999年国务院了《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并于2000年4月1日起实行。

金融机构大额、可疑资金报告制度已经初步形成，包括如下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

四、我国的立法特点

和国外立法相比较，宏观方面，我国立法形式多样，有刑事法典、司法解释、行政法规、规章、党的政策等各种形式；和该罪相关制度的立法，总体上看，效力层次不高，有的重要制度只停留在政策层面；系统整体不协调，一些规定不能相互衔接，影响了立法宗旨的实现。在微观方面，我国立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主体方面的特点：适用主体范围较小，犯罪主体和财产申报主体范围不一致。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主体限于国家工作人员，是一种身份犯，即只有具备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才有可能构成此种犯罪。在相关的行政立法中，特别是在财产申报制度中，适用主体限于一些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同时申报的财产仅限于其个人的财产，不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的财产。适用主体过于狭窄，可能造成申报的财产或者犯罪行为对象（巨额财产）发生转移，不利于准确确定犯罪数额、查清犯罪事实，不利于确定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主体和财产申报适用主体的范围不一致，申报主体限于一定级别的国家工作人员，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主体却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整体，二者相差甚大。这种差距导致了财产申报制度和刑事立法的严重脱节，财产申报制度无法成为刑事立法的前置制度，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状况不能做到实时监控，刑事追究带有偶发性和偶然性。范围的不一致是造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司法实践中沦为附随性或者附带性罪名的主体因素。

2、财产方面的特点：犯罪行为对象（巨额财产）和申报财产的范围不周延，给规避财产留有余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要求的“财产、支出和收入”仅指行为人的财产、支出和收入，不包括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支出和收入。按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和我国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我国绝大多数的家庭在财产上采用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制，夫妻财产或者家庭财产从法律性质上来说属于夫妻共同共有或者家庭成员共同共有，在共同共有的情况下，很难分清一笔支出真正属于谁的支出，界限非常模糊，这给规避财产留下较大余地，看似严密的法网其实存在着很大漏洞。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仅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和合法收入，但对于行为人的债务的增减状况、行为人拥有的知识产权、财产期权没有考察。

同样，《关于党政机关县（处）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只称为“收入申报”，而不是称为“财产申报”，报的只是个人的部分收入，而非全部收入，更非申报主体的整个家庭财产状况。“收入”与“财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财产”当然包括“收入”，而“收入”却不能涵盖“财产”。根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也包括债权与债务。仅仅申报个人的部分收入，而对个人的债务偿还、不动产的产权以及整个家庭的全部财产不予申报，这容易给规避申报者以可乘之机。

3、定罪依据方面的特点：非法的概率高于合法即可确定为犯罪。国家工作人员拥有巨额财产，经责令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追究的依据和基础主要建立在司法人员推定上，虽然这种推定也有一定的事实为前提，但这种前提并不足以证明行为人行为的非法性。本人不能说明来源合法，当然不能否定其来源非法的高度可能性，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否定来源合法的可能性。不能说明财产来源合法，则推定为非法，非法性的概率高于合法性就确定为犯罪，这种盖然性立法体现了立法者相当功利的价值取向。

4、“说明”方面的特点：没有具体规定“说明”的程度，说明的内容在立法技术上存在缺陷。立法中对“说明”的要求是：“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在程度上仅规定“说明”即可，没有要求给出“令人满意的”、“合理的”解释或者说明。究竟“说明”到什么程度？由于立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标准的混乱。

另外，在说明的内容上，立法上要求“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但从本罪的客观方面来看，“说明合法”并无必要，如果行为人能够说明财产来源是非法，并且查证属实的，同样也不能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而应该按财产非法来源的性质进行处罚。

5、办案程序方面的特点：程序设计上的缺陷，直接影响责任的追究。如，没有规定“无法解释财产来源”这一事实本身可否作为定案的证据；没有明确规定拒绝那些机关的责令说明可以构成犯罪；没有规定行为人作出说明或者解释的时间。

财产申报制度范文篇8

本文作者：袁峰工作单位：上海行政学院

正是由于存在公职人员以各种方式鲸吞国家财富的现象，才有必要对公职人员的收入、财产和债务状况等进行监管。国际上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形成了两种监管机制。第一种是将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信息向社会公开。它强调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是反对腐败的最佳利器，保持公职人员廉洁的方法之一就是要让他们及其直系亲属定期公开他们的收入、资产、投资及债务状况，通过由外向内的监管机制防止他们拥有的财产可能与其执行的官方职责发生利益上的矛盾。瑞典早在1766年就制定了《出版自由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新闻出版自由法，它规定每个国民都享有查阅官方文件的自由，包括允许普通公民查阅任何公职人员的财产及纳税情况。2011年瑞典的清廉指数①为9.3，在183个国家与地区中列第4位。［2］美国、日本通过制定《美国政府行为道德法》、《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等法律赋予公民查阅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状况的权利。为了最大可能公开官员的财产信息，近年来俄罗斯、法国、墨西哥、英国等国家也尝试使用计算机电子技术推动公务员财产申报信息公开工作。第二种是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信息进行内部审核。它强调在腐败治理领域主要依靠执政党及其政府自身的自律机制，针对官员的财产状况，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管机制。它将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重心，放在对申报资料的内部审查与核实上，而不是以信息公开的方式由社会公众直接参与监督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例如，新加坡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规定：所有公务员都在申报之列，不限定行政级别；申报内容不仅包括本人的财产和利益，还包括配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财产、利益；部门负责人和专门机构承担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的主要责任，申报资料不对社会公开。新加坡依靠内部权力监督机制成功地抑制了腐败，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2011年新加坡清廉指数为9.2，在183个国家与地区中列第5位。［2］瑞•维斯尔认为：“统治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享有政治体制所赋予的几乎绝对的权力，他们运用它，但没有听任任何权力滥用、专横统治、贪污腐败、管理不善，以及对新加坡人民利益的漠视，这是非凡无比的。他们以超乎寻常的正直、奉献和对法治的尊重统治着这个岛国。”［3］233采取与新加坡类似的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方式的国家，还有越南、泰国等。我国自1995年颁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来，已出台了多项涉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财产登记”、“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方面的文件。但是，从实际的反腐效果看，这些规定并没有对公职人员的非法收益获利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涉案金额是衡量腐败者贪腐程度的主要指标，是把握大案要案发展动向及分析涉案人员状况的重要依据，更为重要的，它是评估国家腐败控制力的重要参数。从近年来人民检察院实际追诉与侦办的大量案件情况来看，贪腐数额远高于立案标准，并且大案要案在数量上总体上呈现逐步增长趋势。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犯罪金额比较小，达到十几万就会被判死刑（死缓）。从2000年至2010年十年中因贪腐被判死刑官员的受贿金额来看，少则500余万元，多则上亿元。［4］2011年我国的清廉指数为3.6，列全球排行榜第75位。［2］分析以往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规范性文件未能产生显著反腐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对报告信息有限公开的规定未能全面落实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还没有公开申报信息的规定。1997年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第七条规定：对报告的内容，一般应予保密。组织认为应予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2001年中纪委、中组部颁布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中规定：对于领导干部填写的《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书》的内容，由报告义务人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内或者规定的范围内通报。作为对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①“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5分为及格，满10分为最清廉。2012年5月11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在香港廉政公署第五届国际会议上发言时曾引用“透明国际”给予中国的清廉指数评分。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修改，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06年又颁布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其中仍然保留了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第七条的内容。但是从实施情况来看，直到2009年才开始陆续有一些地方探索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的试点，目前还未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做法。（二）对报告信息的核查未能完全展开作为对1995年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修改，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与以往文件中只是要求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报送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相比，该文件突出强调了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材料的汇总综合、查阅方面的职责，并对经群众举报或反映突出的干部的申报材料进行调查核实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健全了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审核机制，但由于缺乏财产审核所必需的一系列配套制度与条件，干部财产申报信息的核查工作目前还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例如，需要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登记管理；建立全国性的房屋产权信息登记与查询系统；在清理匿名、假名存款账户的基础上实现金融机构的完全实名制管理等。正是由于我国公职人员财产审核与公示机制的双重缺失，导致以往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相关文件未能充分发挥财产监管效能。2012年4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了国务院总理的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文章指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制度，加强督促检查，研究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5］7文章在强调要严格执行以查阅、调查核实申报资料为特点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的同时，提出要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依此思路，中国对领导干部财产状况的监管将形成组织审核与有限公开为特色的双重监管机制。当前在中国实施这一监管机制，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从制度适切性的角度，论证该项制度是否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规范以及国家类型相契合；二是从制度有效性的角度，通过操作层面的设计使该项制度能够发挥出实际的反腐功效，进一步健全针对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监管功能。

（一）政治文化的适切性文化价值的认同构成了制度认同的核心，一种制度设计只有体现出被认可的价值时，人们才会产生现存制度适合于自身的信念。中国古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们依据儒家思想意识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上的。在中国古代，领导权必须由有道德的儒生来掌握，他们在道德上的卓越性能够超越普通民众。这种儒学遗风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易于树立权威人士或贤明之士的高尚地位。统治者希望人们看到，真正具有美德的通常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好人”是对政府权力正当行使的唯一保障，人们将明智的决策、公正的判断寄托于具有优良个人素质的官员身上。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贵族清除不正义的帝国王室的权利，帝国皇帝取代不合位的君主之权利，以及官僚劝谏怠位的统治者之权利，都是由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赋予的。这信念就是，政治领袖主要靠道德说服力来证明自己的合格，一个王朝的变革性权力主要依靠管理者的伦理品质。［6］73-74因此，中国古代对官员的行为有严格的规定，如当官不能参与经商。《臣轨》中指出：营私家则官事不成，在公门则不言货利，言货利则公门不正。①《天人三策》中讲：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②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同任何官僚道德一样，儒教的道德也反对官吏本身参与赚钱，不管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都被认为有背伦理、有失身份。［7］209对执政者的谋利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作为传统政治伦理，不仅为当代中国民众所信奉，也为当代执政者所接受。中国的公职人员是否如实呈报有关个人及家庭的财产状况，不仅是检验公职人员道德品质的重要手段，也是获取人民信任的重要方式。（二）制度规范的适切性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是否属于个人隐私，对其进行监管是否具有法理依据？笔者不认同公职人员不存在隐私权的说法，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属于个人隐私，公职人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当受到尊重。然而，即使对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具有尊重隐私权传统的欧洲国家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也进行了必要的限制。《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1）人人有权使他的私人和家庭生活、他的家庭和通信受到尊重。（2）公共机关不得干预上述权利的行使，但是依照法律的干预以及在民主国家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国家的经济福利的利益，为了防止混乱或犯罪，为了保护健康和道德，或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有必要进行干预者，不在此限。［8］1012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认为，当特定个人的隐私影响到广泛的公共利益时，个人隐私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他指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9］253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由于公职人员行使权力与担负责任的公共性，其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需要通过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进行必要的限制来防止公职人员利用隐私权隐藏贪污所得。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应当实施比普通公民更为严格的限制。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进行监管，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共识。2010年7月11日执行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删除了2006年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的第十条“对报告的内容，应当予以保密”的内容，更改为“应当设专人妥善保管”。这表明，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已不再作为国家机密来对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后不久，2008年5月25日中共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察局出台了《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要求对干部申报的个人事项进行审核，并对部分内容实行网上公示。之后，全国多个地方先后出台了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包括浙江省慈溪市、湖南省浏阳市和湘乡市、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安徽省庐江县、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江苏省淮安市等。（三）国家类型的适切性“在东亚地区，与政治最密切相关的结构是自主国家。这一概念在这里并不仅仅指国家的运作独立于社会的压力，而是指国家塑造着社会的秩序。”［10］92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詹姆斯•R.汤森与布兰特利•沃马克在《中国政治》一书中描述中国的国家类型时认为：“像这样一个持续如此长久并具如此高度自主性的体系，其影响力不可能仅限于自身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那段时期。”［11］30自主国家在政治上强调自我约束，依靠自身设定的法律、法规、政策、纪律来制约掌权者的行为。当这种约束力处于弱化状态时，国家权力的无限增长就有可能带来畸形自主（给予主管部门广泛的随意处理权）。自主国家由于缺少在体制外促使官员向社会负责的权力制约机制，决策失误、腐败现象更多地依赖于体制内的监督机制来克服。［12］431962年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党的问题时指出：“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我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大家看看妥当不妥当。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这是一个小集体。”“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13］309根据我国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的规定，对于报告信息，主要采取组织内部查阅或调查核实的方式。即使近年来一些地方要公开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事项，也大都仅限于部分内容的公开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由此可见，当前我国主要还是依靠体制内的力量来抑制腐败，而不是完全依靠体制外的力量。从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实施的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来看，大都属于限制性公开模式。（1）限制公示内容。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纪委出台的《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没有要求在网络上完全公开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财产状况，而是采取公开申报与秘密申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当地廉政网及媒体向社会公示的仅有4项（需要申报的内容共有11项）。（2）限制公示范围。先行试点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的地区，如浙江省慈溪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安徽省庐江县、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江苏省淮安市等，都是利用单位政务公开栏、政府办公大楼公告栏、单位内部网络、向相关人员发送短信提示等对公职人员财产状况进行有限公开。

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为基础的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各自拥有对公职人员非法财产来源进行监管的独特功能。当前，应当结合中国的廉政状况，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两种制度安排的有机结合，发挥出对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合力作用，使中国特色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机制成为有效检测公职人员廉政程度的“利器”。（一）公职人员财产审核制的特性由官方专门机构组织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信息进行审核是一种强有力的内部监管方式。尽管通过公示申报信息而引发的举报式监督，威力不容小视，但是通常不具备官方专门机构在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方面的优势。（1）党政机构监管公职人员财产的权威性与规范性。为了查阅及调查核实有关信息，有关监管机构有权要求公职人员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否则，将直接承担相应的责任及处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2条第5款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公职人员确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应当对不遵守制度的情形规定适当的制裁。根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对于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不如实报告的、隐瞒不报的，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免职的处理；构成违纪的，将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14］9而且，有关监管机构一旦发现官员申报的个人资产与正常收入不符，可以要求其作出合理解释。（2）党政机构监管公职人员财产的专业性与协作性。通过有关机构的组织、协调，有助于建立起与个人身份信息相关的综合管理体系。①有关机构可以通过银行核实申报人提供的个人资产信息，有效预防和监测犯罪所得转移以及防止事后受贿等腐败犯罪活动。金融机构不仅要对在任以及曾经担任过公职的个人的银行账户进行重点审查，而且要对公职人员的家庭成员和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所要求开立或者保持的账户进行审查。政府部门通过确立金融机构核实客户身份的义务，可以使金融机构及时发现并报告可疑的交易活动，是预防和监测犯罪资产转移的重要制度基础。我国中央人民银行将于2011年3月至2013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个人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相关公民身份信息真实性的核查，发现并清理一批匿名、假名账户。②有关机构可以推动建立重大利益权属异地联网查询系统，防止发生虚报、瞒报的情况。目前，房产已成为一些官员腐败后的主要投资品，在贪官不如实申报在各地的房产情况而审核又不严的情况下，即使向社会公示其房产情况，公众的社会监督作用也会受到限制。我国正在建立的房屋权属异地联网查询系统①，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公职人员不如实申报家庭房产状况的现象。③有关机构通过完善公职人员国外利益的登记管理，有助于追回被转移到国外的腐败犯罪所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仅确立了公职人员对国外资产的报告义务，而且为了鼓励缔约国之间的合作，要求缔约国的主管机关之间就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资料进行交换，以便对公职人员转移到国外的犯罪所得进行调查、主张权利并予以追回。2011年我国第一次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登记管理。国外从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信息审核的机构通常是具有独立性的。鉴于人际关系方面的干扰以及财产审核工作本身的复杂性、系统性，当前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审核不宜由本单位、本系统的组织（人事）部门的人员来承担。建立具有独立性的专业审核机构，才能有效地履行职能和免受任何不正当的影响。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58•2012.6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只拥有对党员进行监督检查的权利，国家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只能依照《行政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对象与监察权力进行监察，由于在监督对象、职权范围上的差异，由二者分别承担公职人员财产审核的职责势必会造成多头管理。国家预防腐败局是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体制下的产物，目前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任。并且，作为我国的专业预防腐败机构，已经具备了开展财产稽核工作的能力与手段，其工作职能包括对与腐败有关的金融、土地、建设、医药、电信等领域信息进行采集与分析，与检察院、法院、公安、银行等建立预防腐败信息共享机制等。因此，国家预防腐败局应当成为我国负责公职人员财产审核的专业权威机构。（二）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的特性公职人员保持廉洁的义务与公职人员适当保留隐私的权利之间如何实现平衡，是在当前中国推行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是基于平衡两者关系的折衷性考虑。（1）实施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具有稳妥性。“有限公开”避免了因采取过于冒进的措施而导致相关信息的过度传播引发的副作用，减少了制度推行的阻力与社会敏感度，有利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有关公示工作。由于“有限公开”减少了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对外曝光度，反而便于有关部门对于公职人员公布个人情况的全面性提出要求。《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要求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在收入、房产、投资等方面的事项，这与《联合国反腐败的实际措施》中有关公职人员全面公布个人情况的要求尚有差距。例如，还缺乏有关债务、社会关系、商业活动、出售或者购买超过一定数额的资产等方面情况的申报信息。当前应当结合中国社会关切的舞弊问题，制定出公职人员在一定范围内公布财产的具体要求。（2）实施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具有有效性。“有限公开”可以充分发挥体制内监督力量的作用，鼓励机关工作人员对内部腐败者进行揭露，以克服腐败行为固有的隐蔽性。比一般公众更为了解公职人员工资收入与实际生活情况的是他们的同事，他们更有可能对官员个人财产与其正常收入之间是否存在差距作出清晰的判断。一旦有内部知情人举报其申报信息与事实不符，将会对腐败者产生巨大的威慑力。《联合国反腐败的实际措施》指出：机构工作人员很可能对其工作和观察范围内的任何营私舞弊行为有较大程度的了解或有把握的怀疑。［1］125邓小平也曾经指出：“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13］310因此，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有限公开制同样是一种颇具有效性的监管方式。2009年，浙江省慈溪市利用单位政务公开栏对现职副局（科）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的住房、私车等情况进行公示，并由所在单位员工进行无记名投票测评公示结果，不满意票达1/3将被追究责任。知情人的举报常常受到卖友求荣、不忠诚、自我晋升等各种指责，有关部门或组织应当塑造适应与鼓励内部人正直举报的组织文化以及制定相应的规范。例如，向谁举报；举报的渠道；举报的时限；提出指控的明确标准以及对最初的指控进行初步的分析；对指控的提出者或接受者建立必要的档案记录；在确定所提供情报的准确性和有用性之后支付奖赏；建立起为举报人保密的制度；对新的政府雇员定期讲授政府部门要求的道德责任等。韩国《反腐败法》将公职人员举报内部腐败行为作为一项义务，该法第三章第26条规定：公职官员如果得知其他公职官员有腐败行为，或者，其他公职官员迫使或提议其进行一项腐败行为，应该立即将此事实向侦查机构、反腐败委员会或审计与监察委员会举报。［15］36-37（三）实现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的有机结合当前我国应当依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廉政规范，借鉴国际上公职人员财产监管两种不同机制的优势与长处，积极寻找推进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有机结合的途径，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机制提供政策建议。（1）理性选择审核与公示的对象。从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制度设计来看，一般并不需要所有公职人员都申报或公示财产状况，通常会聚焦于那些容易产生利益冲突的职务及职位上的公职人员，而且有的国家对财产申报、财产审核以及财产公示的对象分别进行了制度性限定。例如，《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规定政府要员、议员、军警以及学校、国有企业与地方自治团体4级以上的公务员要登记财产，并由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对上述人员的登记事项进行审查；另外，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在官报或公报上要公布1级公务员本人和配偶、直系亲属的财产登记事项。［1］355-360结合目前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我国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的公职人员财产公示的实践，笔者认为，当前应当从申报、审核、公示三个层面分别对有关对象进行限定。①需要申报的对象。申报对象应当聚焦在那些更能在重大决策出台、重大项目决策、重要执法行为中产生影响力的公职人员。主要应当包括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的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领导干部。②需要审核的对象。鉴于我国目前需要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干部人数规模庞大，当前对有关人员申报的财产信息进行查阅与调查核实的工作应当主要适用于以下五种情形：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检监察机关的履职工作；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工作；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受理有关举报的工作；在干部考核考察、巡视等工作中群众对领导干部涉及个人有关事项的问题反映突出的。③需要公示的对象。目前我国相关的制度规范允许有关组织以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应当申报对象的有关信息。由于实施干部财产公示所需要的配套条件在中国的各个地方成熟度不同，这样的探索目前仅仅出现在我国的一些个别地方，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经验。不过，这样的地方性探索案例正在呈现增多的趋势。一些地方结合当地的廉政状况，有选择地将一些部门、单位、特定岗位的领导干部的财产状况进行公开。（2）科学设计审核与公示的实施步骤。对申报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之前先进行组织内部审核，是实现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有机结合的重要设计思路，这主要基于以下一些理由：首先，争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在缺乏有效的财产审核机制的情况下，公职人员未必能够在申报中提供真实的财产信息。因此，盲目公示公职人员财产信息的做法，不一定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2009年，俄罗斯将官员的收入与财产信息在网站上公布之后，俄罗斯的“干部门户研究中心”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的被调查者相信网站上公布的官员财产与收入信息是真实的，71%的被调查者对此给予否定，21%的被调查者表示“难以回答”。不相信者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官员的奖金、补贴等间接收入以及各种灰色收入、隐性收入没有在申报信息中反映出来。［16］其次，配套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举报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的公共机构和个人接受监督，会有助于提高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举报人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压力和风险。普通举报者要想扳倒有实权的官员在现实中是有困难和风险的，如果没有正式反腐机构给予举报人的保护机制，人们的反腐热情会受到腐败者的嘲讽甚至无情打击。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17］此外，如果缺乏廉政文化机制的配合作用，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的推行将难以在官民中达成共识，并形成上下齐动的局面，单位内部人是否选择举报很可能受到人际关系的干扰。受上述因素影响，盲目公示可能导致“有公示无举报”的情况出现，最终使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徒具形式。再次，注重制度实施的稳妥性。由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是通过审核的资料，可以为保证更大范围监督的有序性与有效性提供支撑。有关机构在组织公示之前可以出于对公职人员人身、财产安全的考虑，对申报资料中的部分信息进行适当的技术处理，对申报人的权益进行必要的保护。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不是一项单一性的制度，而是一项制度集合，它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机制才能推行，盲目出台欠缺系统性、协调性的财产公示措施不一定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3）实现审核与公示功能的有效叠加。一些国家为了增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反腐力度，对公职人员实行财产申报后既审查又公示的监管措施。上世纪80年代，是韩国历史上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韩国为了有效地监督公务员的财产状况，防止公职人员不正当的财产增值，在制度设计上改变了由公职人员所在部门的首长负责审查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的做法，专门设立了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来承担这项工作。同时，根据《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的有关规定，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对总统、总理等政务职及1级以上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团体长官及地方国会议员等12类最高级别公职人员本人、配偶及直系亲属财产登记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并将申报内容在官报或公报上公开。与韩国将财产审核与公示机制叠加作用于最高级别公职人员不同，中国则不宜将财产审核与公示的重点聚焦于这部分公职人员。第一，中国绝大多数的腐败产生于基层公职人员，中高层公职人员涉案人数不多。据统计，从2007年11月至2012年2月，全国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1.85万件，占同期立案总数的88%；处分54.03万人，占同期处分人数的86.8%。［18］根据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2011年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省部级干部7人，厅局级干部198人，而县处级干部则有2319人。［19］第二，广大干部与群众对基层公职人员更为了解，对身边的腐败问题敏感度高。当前我国基层腐败案件呈现出隐蔽性强、潜伏期长的特点，在基层公职人员中实施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示制，将会提高专业反腐机构与广大干部群众发现腐败行为的可能性，两种财产监管方式叠加的反腐效应能够更充分地体现出来。第三，对于中国的中高层公职人员，只要在干部选拔任用环节、考核考察等环节上加强财产申报审核工作，同样可以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2008年至2012年上海市对800多个新提任的市管干部进行了包括个人经济情况在内的廉政申报，有些申报不清楚的问题要本人说明，通过有关部门加以核实。其中确实有个别人因为故意隐瞒、故意瞒报、提供信息不真实而没有得到提拔。

财产申报制度范文篇9

一、现行破产法行政色彩浓厚，且立法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

首先，从我国现行破产法立法背景来看，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产生于八十年代中期，当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尚未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该法的制定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局限性。根据该法的规定，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破产，从破产申请的提出，到和解方案的确定及企业整顿的主持；从破产清算组的组成，到破产财产的清算及职工的安置，几乎无一没有政府有关部门的积极参与，而受案法院反倒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这种带有浓厚行政色彩的破产立法，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传统模式。不可否认，企业破产的确涉及到诸如社会利益分配体制、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社会保障救济机制等一系列现实的社会问题，而过去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已养成依赖政府的习惯，离开政府的管理和支持，企业难于自立，加之人们对破产这种机制缺乏正确的认识，社会保障救济机制又十分脆弱，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制度不配套，社会保障救济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单靠法院的力量来解决企业破产所涉及的社会问题是不可能的，确实需要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理解、支持与配合。但是，企业破产毕竟是由人民法院主持下的一项严格的司法活动，破产程序过多地受制于行政行为，不仅与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相悖，且将导致破产程序的功能错位，甚至使破产程序形同虚设。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应当淡化企业破产中的政府干预色彩，强化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判权。其次，从我国破产法的内容来看，我国现行破产法律条款规定较为简单、粗糙，内容单薄，甚至有些规定语言模糊，司法实践中难于掌握。例如，对企业破产原因的规定，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条规定的破产原因为“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的破产原因为“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但“经营管理不善”指的是什么﹖“不善”的标准又是什么﹖“严重亏损”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方为“严重”﹖立法未予明确，以至于受案法院在判断破产原因这一企业应否破产的关键问题时颇为踌躇。再次，从法律条文上看，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共有43条，《民事诉讼法》第19章“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共有8条。然而，前述破产立法条款虽少，却又力求面面俱到，从实体到程序，乃至破产程序诸环节，均有涉猎。这种立法技术的必然结果只能是条款简单概括、弹性大，可操作性差，因此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很多问题无法可依。综观国外的破产立法，一般都规定得比较详尽，如日本的《破产法》共有382条，其中即包括“实体规定”、“程序规定”及“免责及复权”，又包括刑罚内容的“罚则”。当然，不是说法律条文越多，立法本身的质量就越高。但也不可否认，立法时对许多具体问题规定的比较详细，司法实践中执行的偏差就会小些。

二、对债权人利益保护不力

由于受特定社会条件的限制，我国破产法制定时的立法宗旨，是利用破产制度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而并未以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利益为重。对此，不难从《企业破产法试行》第1条的规定看出当时的立法指导思想：“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促进全民所有制企业自主经营，加强经济责任制和民主管理，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经济效益，保护债权人、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特制定本法。”正因如此，我国破产立法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机制出现了欠缺。这种保护机制上的欠缺首先体现在破产立法对企业破产原因的规定上。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条将“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作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破产原因的构成要件。众所周知，作为债权人，其最为关心的是债权能否得到清偿，因此只要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就应有权申请债务人破产。至于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原因以及具体表现形态，不应成为债权人行使权利的障碍。国外破产立法对破产原因的规定，一般也都以支付停止或支付不能作为一般破产原因，同时以资不抵债作为法人的特殊破产原因。我国现行破产立法虽也以支付不能作为破产原因，但同时又对构成破产原因的支付不能作了两方面的限制，一则必须是严重亏损条件下的支付不能。换言之，如果企业并未出现严重亏损，那么即使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也不能宣告其破产。二则该严重亏损必须是因经营管理不善所致。如果不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而是因为诸如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其他原因造成企业严重亏损，那么即使企业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也不能认为企业符合破产条件。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3条第1款对破产原因所作的限制性规定，实际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债权人对破产申请权的行使。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规定的非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破产原因虽与破产法规定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的破产原因略有不同，但也仍以严重亏损作为支付不能的条件限制。由以上我国破产法对破产原因的规定可见，我国现行的企业破产制度的设置，主要是为淘汰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从而实现社会控制，而并非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现实中，我国破产立法对支付不能这一破产原因的限制，不仅为企业状况已达到破产界限的债务人提供了对抗债权人申请其破产的借口，且也往往成为企业法定代表人疏于破产申请造成债权人和企业更为严重的损失而免于承担责任的理由。因此，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对于破产原因这一问题，我国破产立法应当放弃现行法律所附加的限制，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其次，我国现行破产立法缺乏完整的破产财产保护机制。《企业破产法（试行）》第24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宣告企业破产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但对法院受案后至清算组接管破产企业之前这一阶段的破产财产应如何保护，该法未作规定。由于我国现行的破产制度实行破产程序受理开始主义原则，而根据破产法对破产申请受理的规定及司法实践，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并不等于宣告企业破产，因此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宣告破产并成立清算组前这一阶段，破产程序应设置临时管理人制度，以有效控制债务人财产，防止债务人损害债权人利益。然而，由于我国破产立法上的这一欠缺，因此在清算组接管破产财产前，债务人的财产仍由债务人自己掌握，这不仅不利于对债务人财产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且给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提供了机会。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

财产申报制度范文篇10

在国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为“阳光法案”或“终端反腐”，许多国家都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制度。目前，全世界已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入法。为此，本期封面故事推出对俄罗斯、日本、韩国和乌克兰四国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调查报道，以期这些国外的经验能对我们有所启示。

“俄罗斯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官员腐败问题，应该马上建立官员财产年度申报制度。”3月15日，俄罗斯总统**在接受俄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采访时这样表示。这也是继3月10日**主持召开反腐委员会会议之后，第二次在公开场合谈俄罗斯国内腐败问题。

总统一周两谈腐败问题

“腐败问题是我们社会最尖锐、最现实的问题之一，反腐问题过去曾经是，未来也必将是受到高度重视的问题。”近日，俄罗斯总统**在俄反腐委员会会议上这样明确表示。

据俄《共青团真理报》报道，3月15日**在接受俄罗斯第一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示，俄罗斯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官员腐败问题。他说，虽然俄罗斯投入大量精力杜绝腐败现象，但遗憾的是收效甚微。他建议俄罗斯立即启动紧急立法程序，建立国家所有官员财产每年申报制度。

而这也是继3月10日**主持召开反腐委员会会议之后，第二次在公开场合谈俄罗斯国内腐败问题。

“腐败问题是我们社会最尖锐、最现实的问题之一，反腐问题过去曾经是，未来也必将是受到高度重视的问题。”20**年3月10日，在俄罗斯总统**主持召开反腐委员会会议上，**这样明确表示。

他还打算整合政府各部门已有的数据库，建立一个综合电子资产数据库，记录官员个人的资产情况，追查申报收入与实际资产之间的出入，让少数想蒙混过关的人无从下手。

对此，分析人士指出，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两次公开评论俄罗斯国内的腐败问题，从中不难看出，俄国内的腐败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分析还称，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俄罗斯民众的收入减少，一些国内的矛盾，尤其是官员的腐败问题很容易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如果再不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在经济危机引发的恐慌和不安定情绪下，腐败有可能深化俄罗斯的社会矛盾。

只有1%的人认为“腐败不严重”

俄罗斯社会舆论研究中心近期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30%的俄罗斯人认为“社会腐败现象很严重”，44%的受访者认为“腐败现象严重”，19%的人认为“腐败情况一般”，只有1%的人认为“俄国内腐败不严重”，但没有人认为“俄罗斯不存在贪污现象”。

俄官方数据显示，20**年俄罗斯在反腐领域提起了1.05万件刑事诉讼，因腐败造成的损失共计10.1亿卢布(1美元约合36卢布)。

而当地舆论则认为，俄罗斯腐败的实际情况远不止于此。俄罗斯总检察院调查委员会官员此前曾透露，俄罗斯官方提供的腐败犯罪数据比实际的犯罪数量少2000倍。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教授亚辛领导的一研究小组称，最新统计研究结果显示，尽管行贿数量以及行贿倾向目前正出现下降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贪污腐败形势有任何好转。他说：“这说明贿赂的规模和数额正在扩大和增长。另外也说明贿赂正在向一些专门的领域集中，而在其他一些地方贿赂正趋于减少。”

“这表明腐败犯罪的高度隐蔽性”。俄罗斯总检察院一位负责人对《独立报》记者这样表示。

虽然梅氏执政以来，对反腐工作一直十分重视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俄罗斯老百姓似乎对俄国内反腐工作不是特别满意。

俄罗斯社会舆论研究中心近期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30%的俄罗斯人认为“社会腐败现象很严重”，44%的受访者认为“腐败现象严重”，19%的人认为“腐败情况一般”，只有1%的人认为“俄国内腐败不严重”，但没有人认为“俄罗斯不存在贪污现象”。

官员拒绝申报财产将被解职

尽管法律没有要求总统申报个人收入，但**本人还是决定每年都进行申报，“无论如何，今年我会说到做到。希望其他官员也能效仿。”梅氏的信心一览无疑。

俄罗斯第一副总检察长布克斯曼日前透露，俄罗斯目前行贿市场的资本规模已经达到2400亿美元，这足可以同俄罗斯的国家财政预算相提并论。

“腐败摧毁了民众的信心。”20**年7月，**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特别指出，腐败已经成为俄罗斯面临的严重问题。

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今年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官员和商人的贪婪以及法律不完善是俄罗斯腐败蔓延的主要原因。

3月10日，**在参加俄罗斯总统反腐败委员会会议时表示，自己已经签署了一项反腐败五年计划，规定所有国家公务员都必须每年申报个人收入，这其中也包括总统本人。申报内容包括每年的收入、私有资产的数额，甚至房产数量。

**说，尽管法律没有要求总统申报个人收入，但他本人还是决定每年都进行申报，“无论如何，今年我会说到做到。希望其他官员也能效仿。”

“总统每年申报个人收入可以促进国家公务员执行反腐法律，特别是促使官员们申报个人收入。”**说。这项议案将于近期提交给杜马，进行讨论和表决。

**还表示，如果官员拒绝与委员会合作、拒绝申报或者拒绝提交要求提供的信息，那他就会被解职。

一“会”一“法”彰显反腐决心

《反腐败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公务员应公开申报其本人及其配偶、子女的收入、房产和资产和收入情况”，并要求公务员汇报所有与涉腐行为和与潜在腐败行为有关的情况。

出任总统以来，**一直把反腐败作为工作重点之一，而成立“反腐败委员会”和《反腐败法》的通过，则被外界认为显示出了其打击腐败的决心。

俄过去成立的反腐败领导机构，尤其是2004年成立的“反腐败委员会”，是由政府总理领导的，而新建立的“反腐败委员会”则由总统亲自挂帅，直接领导。同时，俄还将建立由总统办公厅主任领导的跨部门反腐工作组，并由总检察院协调所有执法机关的反腐败工作。

20**年12月25日，**正式批准并签署了经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通过的《反腐败法》。这部《反腐败法》进一步明确了“腐败”的定义，确立了预防和打击腐败的主要原则，为俄国家机关提高反腐工作效率指明了主要方向。

《反腐败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公务员应公开申报其本人及其配偶、子女的收入、房产、资产和收入情况”，并要求公务员汇报所有与涉腐行为和与潜在腐败行为有关的情况。

《反腐败法》对官员接受礼品作出了限制：国家官员只能接受价值在3000卢布以下的礼物。任何超过这一价值的馈赠将被视为国家财产。根据该法，政府官员如欲辞职而前往相关商业或非商业机构任职，须提前两年提出申请。

此外，《反腐败法》还简化了司法程序，以便更易追究涉嫌腐败的官员。俄罗斯公民、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士如果涉嫌腐败案件都将受到追究。

“心理抵触将是第一难题”

“心理抵触将是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据巴锦新介绍，俄国家杜马为此在去年4月开会讨论，结果“反腐败”法案遭到否决。很多议员认为，要求官员们公开亲属收入和财产的信息等等是违反了公民的“宪法权利”。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并取得廉政的良好效果，但它是否能在俄罗斯真正实行还有待观察。

一位在俄从商多年的中国商人对记者表示，俄罗斯出现腐败应从苏联解体开始，很多官员误以为实行私有化就是将自己手中的权力私有化。从叶利钦到普京，10多年来俄罗斯历任领导人都将反腐倡廉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但最终都收效甚微。

“20**年9月出任总理的祖布科夫曾提出，必须通过一部反腐败法，以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但是，‘反腐败’法案的通过异常困难，这足以看出俄在反腐败方面遇到的阻力。”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经济研究所巴锦新博士这样认为。

作为一名俄罗斯问题专家，巴锦新认为，尽管《反腐败法》中规定了财产申报的相关规定，但真正执行起来并不容易。

“心理抵触将是面临的第一道难题”。据巴锦新介绍，俄国家杜马为此在20**年4月开会讨论，结果“反腐败”法案遭到否决。很多议员认为，要求官员们公开亲属收入和财产信息等等是违反了公民的“宪法权利”。

此外，如何对财产进行核查、不动产登记制度、信用体系的不完善也将是财产申报制度能否真正执行的障碍。

**加大反腐力度的举动赢得了舆论的广泛称赞。然而，俄罗斯国内的腐败问题盘根错节，反腐行动要取得显著成效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正如**所说，腐败是俄罗斯面临的严峻挑战，反腐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法制网驻俄罗斯记者赵阳）

日本篇——当选议员须在百日内提交资产报告

如今在日本，如果你想知道首相、大臣持有什么股票，只需查查他们的资产公开项目便会一目了然。

日本内阁最早的资产公开始于19**年的中曾根内阁。当时田中角荣首相因“洛克希德事件”被判有罪，为监督首相、大臣是否有不当收入，内阁会议决定导入资产公开制度，规定阁员需公开个人资产。

日本于19**年通过了国会议员资产公开的相关法律，可以说，日本的资产公开制度已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

公开项目从房产到高尔夫会员证

19**年，日本通过了《为确立政治伦理的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简称“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翌年1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第一条指明立法的目的是：为使国会议员的资产状况接受国民的监督，制定国会议员资产公开制度，通过此达到确立政治伦理，健全民主政治的目的。

需要公开的资产项目包括：既包含拥有所有权的也包含拥有使用权的土地、房产、存款、有价证券、车船飞机及工艺品、高尔夫会员证、债权债务等诸多项目。日本首相、大臣都是国会议员，自然受“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的制约。

当选议员后要在100天之内向所属议院议长提交《资产报告》，在任期间，每年4月份还要提交《资产补充报告》、《所得报告》、《相关公司报告》等。报告书将被保留7年，平时在议会阅览室对外公开，可以自由抄录，但禁止拍照。

该法还规定，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及地方议员的资产公开问题，由各级政府及议会依据该法制定相应条例，加以管理。对制定条例的时间，给出了3年的期限，19**年底各级地方政府和议会都有了资产公开的相关规定。

阁员配偶子女的资产也要公布

鉴于官房长官等收受企业原始股的利库路特丑闻，19**年执政的宇野宗佑任首相，规定内阁成员资产公开的对象扩大到配偶及子女。

20**年1月，配合中央机构重组，内阁会议通过了“大臣规范”，其中规定首相、正副大臣、政务官在就任和离任时，要公布包括配偶和子女在内所有家庭成员的资产状况。

“大臣规范”还规定，在职期间不能交易有价证券、不动产及高尔夫会员证，持有的股票要交由信托银行，且不能解约和变更股票。

日本最大的在野党，为了树立党的良好形象，赢得更多的国民信任与支持，也要求本党籍国会议员公布配偶和子女的资产状况。在网站上可以轻松浏览资产公开情况。

仍不能完全反映资产情况

日本银行、证券公司、房地产实行严格的实名制度，从政人员日常行动也都在公众监督之下，因此对这些资产造假难度很大，而且成本巨大，一旦败露可能会搭上整个政治生命。但是，现金不在要求公布之内，这就留下了相当的想象空间。

有价证券要公布国债、地方债等的面值。至于股票，由于日本修改相关法律，停止了纸面股票，现在资产公开时只公布股票的名称与数量。有评论认为，由于股票的价值没有计算到总资产中去，所得到的数字可能与实际资产数存在较大误差。而且房产、土地也不是按照时价计算，实际资产值是公布数字的数倍也不足为奇。

议员、内阁成员公布资产的情况，日本媒体都会争相报道。但是国民对此热情度越来越低，有的网友甚至称这只不过是政客作假本事的比赛。

20**年10月24日，麻生内阁18人公开了资产情况。阁员的平均资产为1亿4千余万元。麻生拥有11处土地，是7个高尔夫球会的会员，有3辆车、14幅画、44件陶瓷等，总资产4亿5547万日元位居第2，有媒体称，仅麻生在东京涩谷宅邸的市场价就可能达40亿日元。排名第一的是鸠山邦夫，公布资产的数字为7亿6460万日元。如果算上所持有的股票价值，两人的资产量还将远远大于现在的数字。所以，纵使日本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已走过十余年的历程，但在实践中仍很难完全反映出真实的官员资产状况。（法制网驻东京记者张超）

乌克兰篇——只有20%的议员敢于公布收入

乌克兰在前苏联解体后，经历了重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至今仍在摸索国家建设和管理机制方面的经验。

作为世界上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乌克兰在反腐制度化方面的工作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其中《公务员法》、《反腐败法》、《反贪行赂法》、《官员申报收入、开支和申报财产法》等就是这一进程中几项重要内容。

总统颁令禁止部长夫人经商

乌国家《公务员法》于19**年1月获得通过。19**年，乌克兰又通过了《反腐败法》，确定了腐败的含义和腐败行为的界定。其中腐败行为的主体是公务员、议员和地方议员。作为配套的法规，为加大公务员、官员收入、开支透明和公开的立法进程，20**年5月又提出了《公务员的收入和开支申报及国家监督法草案》。这一草案中，增加了开支监督是立法的一项新内容。由国家税务部门实施监督，监察申报是否如实、完全、及时，纳税情况是否完全及时等。2005年11月尤先科总统又颁令禁止部长夫人经商，也当属此列立法范畴。而在近期，乌议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将从20**年2月至7月审议200多个涉及税收和反腐反贪的法律文件。

公务员财产申报任重道远

在乌克兰，公务员应在每年的4月1日前向工作单位提交申报上一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的收入、开支，财产及金融事务，包括海外收入和家庭成员的收入。按乌宪法第67条规定，公民申报个人财产和收入状况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而公务员收入财产申报机制则是由国家《公务员法》、《反腐败法》等规范和调整。至于哪些官员要强制申报，按乌克兰国家公务员职级分类登记册分类，全部分为7级15档。强制申报的有国家领导人和1至4级公务员。这里的国家领导人包括总统、议长和副议长、议员、总理、部长和内阁成员、宪法法院院长及宪法法官、州级长官。这些人除了自己申报外，还要申报家人的收入。在对财产进行界定的方面，除了一般意义上所指外还增加了其他一些内容，比如境外财产、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账号、自己所有及和他人共同支配的资金。

审计申报人须提交按国家税务机关确定的年度收入和开支，审计申报人须向国家税务总局提交能够证明申报表资料真实可靠的文件。执行监督机关是国家税务部门，税务部门负责确定对官员申报收入和开支的评估机制和审查机制。申报人在开支后15天必须申报，按照乌克兰法律，对不如实申报或不报的官员将实行制裁。国家高级领导人和第1、2、3级公务员离职10年内仍须申报有关内容。对收入和开支的监督主要内容包括：审计纳税、核查申报表中的资料和审计资料、调查纳税人和其他成员的情况、搜集所有纳税和开支信息。开支的范畴有不动产、车辆、贵重物品、古董和艺术品、外汇钞以及有价证券等。

尽管乌克兰法律对于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已如此严格，但从目前来看，却大约只有20%的议员敢于向社会公布自己申报的收入。因此不得不说，要想真正普及财产申报制度，从源头上封堵和扼杀腐败的温床，的确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长期工作。（法制网驻基辅记者朱冬传）

韩国篇——当财产公示成为“例行公事”

在亚洲国家中，韩国的反腐力度及财产申报制度堪称典型,其财产申报制度早于1981年便已出台，由当时的总统全斗焕政府制定颁布。不过颇具戏剧性的是，全斗焕最终和其后任总统卢泰愚都正是栽在了这部法上。而在经历了近30年的风风雨雨后，“阳光法案”如今在普通公职人员的眼里，也已如“例行公事”般成为一种自觉履行义务式的习惯。

韩国的腐败是从1**6年春日本人撤走之后便立即开始的。那时，美国的经济援助一批批运来，那些掌握了物资分配权的官员开始毫不犹豫地大肆贪污。朝鲜战争后拍卖日本人留下的工厂，又给一大批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不贿赂政府官员，同官场没有密切的关系，想买到企业自然是不可能的。

随着韩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巨大成功，腐败问题也不可避免地越发严重，成为韩国社会生活的一大毒瘤。虽然历任总统都把反腐作为最重要的行政目标，进行了一次次反腐社会运动，如朴正熙的“庶政刷新运动”、全斗焕的“社会净化”运动、卢泰愚的“新秩序、新生活”运动，但思想教育一直无法长期保持效果，腐败现象继续蔓延。

1981年，全斗焕政权制定了《公职人员伦理法》，首次出台公职人员财产登记政策，但是当时的执政者深知上台过程中的金权交易、官商勾结问题，若严格实施财产登记制度势必引火烧身，因此没有勇气真正实施这一政策，而实施了非公开原则。由于不能把监督结果公之于众，这使“阳光法案”黯然失色，失去了它应有的威力。

正是在这种政治氛围下，整个八十年代，韩国社会风气形成了不以腐败为耻反以腐败为荣的奇怪现象。制度性腐败进一步发展，蔓延到韩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时期也成为韩国历史上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韩国频频出现的楼房倒塌、桥梁断裂等建筑工程质量事件，多是此时的建设项目。

19**年2月27日，金泳三上台后第三天即公布了自己及家人的财产情况，这被金泳三称为“改变历史的名誉革命”。随即，金泳三开始强力推进最困难、最富于挑战性的反腐措施———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和金融实名制。

19**年5月，韩国通过了《公职人员伦理法》修正案，进一步为财产申报制度等反腐败政策奠定了法律基础。5月27日，韩国国会通过了《公职人员财产登记制度》，规定担任公职者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向有关部门报告自己及配偶、子女的财产状况，包括数量、来源、变动等内容，并要做出“令人满意”、“合理”的解释和“证明”。同时要求自总统以下34000多人必须申报财产，1670名高官必须向社会公布财产。

19**年6月22日，金泳三向副总理李经植指示，要尽快实施金融实名制，并说，“走漏风声就要交出脑袋，一定保密!”李经植和财务部长官洪在馨随即在连总统府秘书长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工作。

19**年8月12日晚7时45分，金泳三根据韩国宪法第76条“总统紧急命令权”闪电发表了实施金融实名制的命令，从此所有个人和企业与金融机构进行交易时都必须使用实名，不得用假名、假地址。通过金融实名制，韩国政府更准确地掌握了公民个人财产状况，不仅可以防止偷漏税，减少经济暗流，同时作为财产申报制度的配套措施，还可以消除行贿受贿，使财产公示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金泳三主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廉政风暴，惩治了大大小小五千多名贪赃枉法的政府官员，其中包括国会议员、法院院长、多个部门的长官、市长、空军总长和海军总长等一大批达官显要。金泳三的反腐举措受到韩国国民的广泛欢迎，据当年一家韩国电视台所做的民意调查，金泳三力压众多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成为“青少年最喜欢的大众明星”。

此后，金泳三的继任者金大中继续建章立制，出台《防止腐败法》，扩大了财产登记及公开者的范围，加强了对财产公开的审查，增强了司法机构的独立性，设置了总统直接管辖的“反腐委员会”。同时金大中政府认为，中下级官员的腐败比高层腐败更普遍、对社会危害更大，因此十分重视中下级公务员的腐败问题，制定了《公职人员十项守则》，深入整顿公务员队伍。

20**年，韩国全面实行“清廉指数”评价制度，根据对企业和普通市民调查的结果、专家的评价、监察院和检察院监察整改情况、新闻机构的舆论调查以及行政改革成果和业务处理效率等进行综合评估，每年打一次分向社会公示，并根据得分的多少决定预算分配。

卢武铉上台后，也致力于清理腐败，主张“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和分析，从严重的结构性腐败开始清理，不仅斩断其枝叶，还要连根拔起。”根据韩国公务员年收入明显增加的现象，卢武铉政府于20**年还出台了加强对贪污腐败公务员惩戒力度的《腐败公务员处罚强化对策》，延长了对犯下收受钱财、接受宴请、挪用公款和贪污等腐败行为的公务员的处罚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