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险合同范文10篇

财产保险合同范文篇1

关键词：财产保险；保险利益原则；适用问题；完善策略

保险利益原则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方面享有的受到法律保护的相关利益。不断完善保险利益原则，既是保险市场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保证保险合同能够合法、生效的先决条件。近年来，国内与财产保险相关的诉讼案件呈现出增加的趋势，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案件纠纷与保险利益原则问题相关。目前，国内保险市场正经历一个重要的改革节点，以此为契机探索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原则的完善和适用问题，对我国财产保险行业的健康和长远发展也有一定帮助。

一、保险利益原则的现实功能

第一，预防主观危险的发生。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签订合同并生效之后，如果被保险人利用合同缺陷或法律漏洞，通过实施违反合同条款或法律制度的方式来骗取保险金，即为主观危险。主观危险的存在，除了会造成财产保险公司利益受损外，也破坏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公平契约关系，若不加以制止，对保险市场的发展也会造成负面影响。而财产保险利益原则的应用，则能够很好地防范主观危险的发生。基于保险利益原则，要求被保险人在投保时，保险标的必须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意味着在发生了合同范围之内的事故后，被保险人只能获得对标的物的损失赔偿，而不会获得除此之外的其他经济赔偿。对于被保险人来说，也就不会冒着道德风险去违反合同或法律，对维护保险市场秩序有一定积极作用。第二，控制损害赔偿程度。财产保险具有“无损害、无赔偿”的特点。其出发点是被保险人在遭受了保险合同范围以内的事故时，能够得到一定的赔偿，减轻在经济上所受的损失。但是财产保险利益具有一定的范围，并且与保险金额直接相关。保险事故发生后，以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财产保险利益为基础计算赔偿金额。通过限定赔偿范围，在提供一定赔偿的前提下，避免了被保险人通过这种方式从中获利，从而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达到了一种相对的平衡。第三，防止出现行为。财产保险合同中规定的一些赔偿情形，都是偶然发生的事件。被保险人在这些偶然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间内，通过投保来赔偿自己可能遭受的损失。从这一方面来看，保险行为与行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两者又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一，行为通过创造风险，达到从风险中获利的目的；而保险则通过分担风险，达到降低风险损失的目的。其二，行为中的双方或多方，相互之间并无利害关系；但是保险行为中，双方则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具有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关系。基于保险利益原则，只有当被保险人遭受了实质性的损失，才能够依据保险合同获得赔偿，从而避免了被保险人利用保险获得额外经济利益的行为。

二、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问题

（一）对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说明不够明确。根据现行《保险法》第12条第6款，对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是“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这样一个概念性的说明，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过于笼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首先，对于“利益”的认定存在歧义。如果是物质上的利益，例如当被保险人受到了经济上的损失，那么可以通过保险赔偿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弥补；但是如果精神上的利益，例如被保险人的名誉权，由于过于抽象，即便是“法律上承认”，也不能将其归入到财产保险利益的范畴之内。其次，法律本身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特别是在保险行业正经历转型的重要阶段，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变动更加频繁。（二）财产保险利益转移的相关规定不够明确。1.财产保险利益因转让而发生转移的情形。现行《保险法》第49条第2款规定了被保险人或受让人的通知义务，即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该条款的出发点是保护保险人的利益，但是由于条款的说明不够细致，在实际应用中也存在执行难度较大的问题。例如，该条款仅仅是规定了被保险人或受让人有通知的义务，但是并未将其作为一项强制性规定。也就意味着被保险人或受让人即便是没有履行这一义务，也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从实际情形来看，绝大多数被保险人或受让人，因为对法律条款的不了解，并没有选择及时告知。在这种情况下，财产保险利益何时发生了转移、转让流程是否合法，也成为财产保险利益因转让而发生转移时面临的问题。2.财产保险利益因破产而发生转移的情形。现行的《保险法》中，尚没有对于因破产而发生财产保险利益转移的相关说明。在整个法律体系内，只有《企业破产法》中对这一情形有简单的规定。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当被保险人破产时，此时其所拥有的财产就成为破产财产，被保险人即丧失对其财产的支配权，而转由破产清算人占有并进行管理和处分，以备分配给破产债权人。从中不难看出，对于财产保险利益是否进行转移，以及应当如何转移，都没有具体的法律解释。相比之下，我国台湾地区在《保险法》的第28条中，就有明确的说明：“要保人破产时，保险契约仍未破产财产债权人之利益而存在。但是保险人须在破产宣告3个月内终止契约。终止后保险费退还。”（三）对财产保险利益消灭的相关规定不够明确。财产保险利益的消灭是指被保险人丧失其所享有的保险利益，即在财产保险合同存续期间，被保险人因某种法律事实的发生而丧失其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现实中，导致财产保险利益消灭的原因多种多样，也会对财产保险利益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在发生了合同范围内的事故后，保险人依据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提供了赔偿，这种情形属于“因履约而终止”。还有的则是保险标的因为合同范围之外的原因导致消灭的，在被保险人没有发生事故，也没有获得保险利益的情况下，自动终止保险合同。对于类似的因为不同原因导致的财产保险利益消灭，在《保险法》中也缺乏完整、详细的解释。

三、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原则适用的完善策略

（一）明晰关于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的说明。我国《保险法》虽然经历了数次修订，但是由于保险市场的变革与发展，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因此，对于财产保险利益相关的概念、适用范围等，必须在下一步的立法完善中进行重点补充，从而提高其实用性。例如，在财产保险利益的概念上，建议由原来的“法律所承认的利益”调整为“不为法律所禁止的可确定的经济利益”。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财产保险利益进行解释说明：一是“不为法律所禁止”。只要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未做出禁止规定，都可以包含到保险利益范畴内，进一步拓宽保障范围。二是“可确定的经济利益”。被保险人所受的损失，必须要能够被量化计算和准确评估，然后由保险人支付特定数额的赔偿金，避免双方就赔偿问题产生争议。（二）完善关于财产保险利益转移的相关规定。1.财产保险利益因转让而发生转移的情形。建议在《保险法》中明确规定财产保险利益因保险标的转让而发生转移时，从何时开始计算承继时间。同时，应对“所有权转移”和“危险负担转移”等具体情形，分别做出明确的规定，减少实际认定时出现歧义的情况。明确区分《物权法》中规定的“因占有、改定、指示交付等发生所有权转移”和《保险法》中规定的“因保险标的交付而发生财产保险利益转移”的不同。在“转移通知义务”上，为了让保险人的利益得到保护，建议将“义务”改为“责任”。通过法律规定的形式，在财产保险利益因转让发生转移时，被保险人或受让人，至少有一方应当履行转移通知责任。并且对告知的时间应当做出规定，超出该时间范围未履行告知责任的，被保险人或受让人应当承担因此带来的损失。2.财产保险利益因破产而发生转移的情形。我国《企业破产法》中虽然就“破产财产转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释说明，但是并未遵循财产保险利益原则，这有可能导致在破产财产转移过程中，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受到侵害。针对这一情况，建议在《保险法》中就“财产保险利益因破产而发生转移”之情形进行单独说明。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明确说明“被保险人破产的，破产财产的债权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但保险人必须于破产宣告之日起3个月内终止该保险合同”。这样一来，既可以保障保险人的利益，也降低了因为被保险人破产而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所带来的损失风险。（三）补充关于财产保险利益消灭的条款。上文中分析了导致财产保险利益消灭的两种情况，即“履约终止”和“自然终止”。虽然从表面上看，导致保险利益消灭的原因不同，但是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保险标的灭失，使得财产保险利益的消灭。基于此，建议在《保险法》中增加关于财产保险利益消灭的解释说明“保险标的灭失的，保险利益同时归于消灭”。为了配合这一条款，还应当增加关于保险标灭失时间的判定说明。

综上所述，完善《保险法》和加强财产保险合同管理，对促进保险市场健康发展和维护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公平权益有积极帮助。面对不断壮大的保险市场，以及被保险人维权意识的增加，必须要与时俱进地调整和完善法律法规，才能提高法的适用性。在下一步的立法完善中，要基于财产保险利益原则，做好关于财产保险利益范围界定、财产保险利益消灭等相关内容的解释说明，为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参考文献：

[1]孔颖琳.论《保险法》第59条适用在财产保险标的转移交付中存在的困境[J].法制与经济，2019，(2)：80-82+85.

[2]岳晓琳.从一个案例浅析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中的保险利益问题[C]//浙江省2013年保险法学学术年会论文集，2013.

财产保险合同范文篇2

[关键词]财产保险;保险利益;保险标的

我国新《保险法》对财产保险利益的认定问题,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只是在第12条第6款以概念的形式对保险利益作了概括性的描述,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所承认的利益”,该概念的描述过于笼统和概括,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认定标准,缺乏可操作性。财产保险的性质、宗旨等各方面的因素决定了财产保险具有经济救助性、货币计量性、客观性、合法性等特征。财产保险认定的基本标准由上述基本特征概括而来。一般情况下,凡是符合财产保险利益经济性、合法性及可确定性构成要件的现有利益、预期利益及责任利益的都可以认定为保险利益的范畴。但是在特殊情况下,一些特殊的保险标的虽然表面看来符合保险利益的构成要件,但是仍然应当被排除。

一、股权能否成为保险利益的来源

1.对股权能否成为保险利益来源的不同观点

对于股东基于股权是否对公司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理论与实务上都有多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股东对于公司财产无保险利益,如英国的司法实践认为,股东对于公司财产既无普通法上的利益,亦无衡平法上的利;再如有些学者认为,股东出资后,所付资本成为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个人财产,股东对这部分财产不再享有直接支配权,不再与其具有经济利益关系;

第二种观点认为,股东对公司财产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应视公司的性质而定。无限责任公司股东与公司的财产关系极为密切,应认为对公司的财产有保险利益,而有限责任公司及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其对公司财产实际利益的估计极为困难,应认为无保险利益,至于公司的董事对于公司的财产有保险利益,乃属当然的事理;

第三种观点认为,股东对公司财产拥有保险利益,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是在实践中无法应用,因为股东对公司财产所具有的经济利益,虽然理论上可以确定,但实际计算起来是不可能的。

笔者认为,除了实际操作中存在的困难之外,从理论上来讲,股东对公司财产也不具有保险利益。虽然股东与公司财产之间的关系符合保险利益的基本构成要件,但是这可以说是保险利益认定的一种例外情况。因为,一方面,从保险的实质来看,保险旨在弥补人们在正常的生产、生活中由于不可预知的外在风险而导致的损失,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购买股票以及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的出资乃是一种投资行为,获取收益的同时,也要承担商业风险,这种风险是必然存在的,如果可以通过保险的方式来转移,那么购买股票就不再是一种投资行为,而变成只可能盈、不可能亏的一种极好的生财方式,这与保险填补意外损失的宗旨不符;另一方面,保险事故只能是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件,而不包括将来一定发生的情况,股东对于公司财产的利害关系在股份有限公司直接体现为股价的上涨或下跌,而在有限责任公司则体现为公司资产的增加或减少,而股价不可能只升不降,股价的下跌是公司经营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情况,公司资产也不会一成不变,必然存在滑落的情况,而上述两种情况的出现因缺乏或然性而不能归入保险事故的范畴。同时,相应的,股东对公司财产的利益关系也不能成为保险利益。

二、自然债权能否成为保险利益的来源

自然债权是不完全债权,是指不具有法律债权应当具备的全部权能的债权。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债权应当具有以下效力:(一)请求力,即债权人享有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效力,包括直接的请求力和间接的请求力。直接的请求力指债权人可以直接向债务人本人请求履行债务的效力,而间接的请求力则指债权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债务人履行债务,从而实现自己债权的效力。作为欠缺请求力而形成的自然债权,所欠缺的就是间接请求力。(二)执行力,即指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请求法院依强制执行程序实现其债权的效力。(三)保持力,即指债务人有受领并保持债务履行利益的效力。债权的实现,既要有债务人的履行行为又要有债权人的受领行为。如果债权人没有受领权,债务的履行就失去了对象,“债权”一词也就变得毫无意义的了。而自然债权就是欠缺了请求力、执行力或者保持力三者之一的债权,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债权遭到进一步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必然遭受影响,而法律也并未否定这种债权的合法性,表面看来,自然债权确实具备了经济性、合法性和可确定性三大要件,似乎可以作为保险利益的来源。但是,保险利益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防止道德风险,倘若承认自然债权作为保险利益的来源,则极易导致债权人与债务人相互串通、损害保险人利益,引发道德风险。因为自然债权因权能的部分缺失,难以得到法律的完全保护,能否顺利实现,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债务人的主观意愿,这就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相互勾结骗取保金提供了可能。故而,自然债权不能作为保险利益的来源。

三、无权占有能否成为保险利益的来源

占有实际上是从物权和债权中抽象出来的一个概念,包括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有权占有是具有法律上正当权源的占有,一旦占有物遭受损害,该占有所对应的源权也必然受损,占有人的利益也因之而受到影响,故有权占有的占有人对占有物具有保险利益是毋庸置疑的。而无权占有又称无权源的占有、无本权的占有,是指没有法律上原因或根据的占有。根据主观意识状态的不同,无权占有又可分为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两种。无权占有能否成为保险利益的来源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应当区分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两种不同情况来加以探讨。在善意占有的情况下,善意占有人对于占有物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占有物的损害无疑会使得善意占有人丧失本应增加的收益,善意占有人与占有物之间存在受法律保护的可确定的实际经济利益关系,故而善意占有人对于占有物享有保险利益;而恶意占有是一种明知自己无权占有而依然对占有物实施占有的行为,法律不承认恶意占有人对占有物享有任何权利,并且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恶意占有人在持有占有物期间,对于占有物可能发生的风险向占有物的所有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占有物的损毁也会导致恶意占有人利益的损失。但是,一方面,从避免道德风险的角度来讲,倘若承认恶意占有人对占有物的保险利益,则恶意占有人即可以投保的方式转嫁其不法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虽然从《物权法》的规定来看,占有物的损毁会给恶意占有人带来经济上的损失,但是这种损失不仅不是法律所保护的,而恰恰是法律专门设定以实现对恶意占有人的惩罚,故而恶意占有人对占有物的经济利益是缺乏合法性的。因此,恶意占有人对占有物不具有保险利益。

四、被盗财产的受让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在保险实务活动中,有时会出现保险人在理赔时发现保险标的属于被盗财产,而被保险人并非正当所有权人的情况,此时保险人往往会以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为由,拒绝理赔。在美国,最初这种情况是发生在被盗汽车的受让人为该汽车投保所引发的纠纷中。当时,美国法院的立场是支持保险人的主张:被盗汽车的善意购买者对被盗车辆不具有合法产权,仅仅具有占有权;这种占有权将随着真正的所有权人收回车辆而消失,那么,就不能说占有人对该财产具有重大经济利益。但是,基于对商品流通和交易安全的考虑,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法院开始承认被盗财产的善意购买者对该财产具有保险利益,并形成所谓“请求衡平救济者,须善意无辜”的规定,并使用“现实的期望”这一保险利益原则中的特有理论来帮助那些购买赃物而毫不知情的人。

笔者认为,被盗财产的善意受让人对于该财产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一方面,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保证市场交易安全的需要。如同善意取得制度的确立一样,人们在购买某种商品之前,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该商品的来龙去脉调查得一清二楚,对于善意的受让人来说,他们的权益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对于受让财产,也应当享有通过保险分散风险的权利;另一方面,就我国来说,2007年新修订的《物权法》第106条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依该制度,盗赃物的受让人倘若从公开市场以合理价格受让该财产,并按照法律规定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的,即可适用善意取得,依法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而基于善意取得制度的保护,受让人的所有权就不会因原所有权人的收回而消失,从而具有了对受让财产的保险利益。但是对于被盗财产的恶意受让人,则可以适用无权占有中恶意占有的情形,排除其对被盗财产的保险利益。

五、价值为负数的财产上能否产生保险利益

价值为负数的财产指的是承保财产不再具有使用价值,需要拆除,被保险人需要支出额外的费用。被保险人在这种情况下投保,则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极大。根据英国的判例,如果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存在一项不可撤销的建筑物拆除约定,此项约定一经成立,被保险人就失去了对建筑物的保险利益,即使该项拆除活动尚未开始;而如果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并不存在拆除的约定,那么只要该建筑还有交换价值,其所有权人就仍然对其具有保险利益。

笔者认为,价值为负数的财产上不能产生保险利益。一方面,保险的产生旨在为当事人分散风险、化解损失,其前提就是保险标的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若其遭受损毁会给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而价值为负数的财产,顾名思义,这种财产的经济价值为负,即其存在不但不会给被保险人带来收益,还需要被保险人支付额外的费用对其加以处理。故而,这类财产的损坏不会对被保险人的经济利益造成不利影响,因而不属于保险所保障的范围;另一方面,保险利益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通过对保险利益主体的规制来防止道德风险,而在财产的价值为负数时,倘若承认其上的保险利益,则极易引发道德风险,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不但不会给被保险人造成任何损失,还会使本该拆除的财产归于损毁,对于被保险人来说,既达到了拆除该财产的目的,又能拿到保险赔偿金,一举两得;最后,英国判例中提到倘若保险事故发生前,并不存在拆除的约定,则只要该建筑还有交换价值,其所有权人就仍然对其具有保险利益。这一论断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任何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都是以其存在价值为前提的,没有价值的商品不可能产生交换价值。价值为负数的财产,是对某一财产存在状态的描述,即该财产不但已经毫无价值,而且其存在还会导致所有权人付出额外的花费。故而,价值为负数的财产上不会产生交换价值,保险利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参考文献]

1.徐卫东,高宇.保险法学.科学出版社,2004-6(1):101.

2.施文森.保险法总论.转朱铭.保险法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1(1):81-82.

3./view/1585408.htm,2009-8-4访问.

财产保险合同范文篇3

一、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时效

1.一般财产保险一般的情况下，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要求投保人在投保时即应具有，否则，所订的保险合同是无效的。但是也允许例外情况，如小汽车、家具等大件商品买卖、或者订购商品的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在投保时不需要具有严格意义上的保险利益，但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必须要对该商品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丧失求偿权。在我国也基本上遵守了这一原则。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保险业不断发展壮大，全球保险业已经有一种趋向，即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只要求在损失发生时必须存在。

另外，世界上一些国家包括我国，根据保险的商业习惯，在保险合同中并不明确记录投保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在订立财产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对投保人的保险利益问题也不严格审查，但是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在决定是否赔偿时，却要审查被保险人是否具有因保险事故遭受损失的保险利益，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人才给予赔偿。相反，则不予赔偿。

2.海上保险我国《海商法》对于海上保险没有关于保险利益的规定。

依据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规定，海上保险要求被保险人在损失发生时，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该法对世界各国海上保险影响很大。对此，我们分为三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利益已经存在，并持续到发生损失时，被保险人有求偿权，保险人亦应负赔偿责任。

第二，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利益还不存在，但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当损失发生时一定会存在。如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中的大部分保险合同都是这类情况，损失发生后，保险人应当赔偿。

第三，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利益可能已经不存在了，但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前保险利益是肯定存在的，而且，被保险人在损失发生后取得保险标的，故仍有求偿权，但是，这种情况，必须以被保险人不知情为限。

二、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时效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同一人时，投保人（被保险人）自始至终具有保险利益，不发生保险利益的时效问题；二是当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相分离时，法律只要求投保人在投保时具有保险利益，即使被保险人死亡时投保人的保险利益已经不存在了，这个人身保险合同仍然是一个有效的，可以强制执行的合同。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利益原则要求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具有保险利益，主要是由以下四个因素所决定的：人身保险常常是为亲属取得的；大部分寿险既是作为保险，又是作为投资；既要保证合同自由，又要保证合同承诺的履行，使其在人身保险交易中到统一；由于人身保险的保险期间较长，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难免不发生变化，如果仅以投保人失去保险利益为由，而使保险合同失效的话，就会使被保险人失去保障。正是基于以上理由，人身保险不要求投保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财产保险合同范文篇4

关键词：财产保险；受益人；抵押

随着信用经济的不断发展，涉及抵押贷款的财产损失险业务发展迅速。由被保险人（抵押人）向保险人提出申请，双方在普通的财产损失险保单上进行特别约定，“本保单的第一受益人为××（抵押权人）”，使抵押权人优先享有保险金的受偿权。由我国《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可知：第一，受益人是人身保险合同中存在的主体；第二，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且后二者可以直接为受益人；第三，受益人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基于此，可判定直接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列明受益人是无法可依的。那么，财产保险合同的受益人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现行的特约方式是否存在瑕疵，如何予以改进呢？本文拟就以上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讨论。

一、涉及受益人的法律依据

（一）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领取权是一种债权。债权又称合同债权，是指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债权人）可以向对方当事人（债务人）请求给付的权利。在保险合同关系下，当保险事故和提交材料等满足合同约定时，被保险人便有权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金，保险人应及时赔付。可见，被保险人为债权人，保险人为债务人，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领取权本质上为一种债权。（二）债权是可转让的，保险金受领权也是可转让的。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关于债权可转让的规定，被保险人可以将保险金受领权转让。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转让应在通知债务人（保险人）后起效，且受益人受让获得的受领权仅为从权利，即只有在被保险人的主权利可实现时，受益人才能主张其保险金受领权。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领取人通常为被保险人，法律并没有规定其不得转让保险金受领权，“法不禁止即自由”，财产险合同关系中被保险人转让保险金受领权理应被允许。（三）受益人主张保险金领取权是对保险。利益原则和损失补偿原则的进一步实现。被保险人之所以可请求保险金，是因为被保险人和标的之间存在利益关系，该利益才是保单保障的真正客体。当保险事故发生保险利益受损，被保险人作为直接的受损者理应获得保险金的补偿。而在人身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会出现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况，故应提早对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予以安排，指定“受益人”代替被保险人实现领取权。因此，受益人的保险金领取权实际来自于被保险人的权利转让。而且这种权利的转让是完全转让，即权利移转给受让人（受益人）的同时，出让人（被保险人）的权利被消除。财产保险中同样会出现被保险人在领取保险金前离世等情况，如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中意外身故，或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死亡等，故财产保险合同也有确定“受益人”的需求，以便在被保险人无法直接获取保险金时，财产损失同样能获得补偿。

二、财产保险合同约定受益人合理性分析（以抵押财产损失保险合同为例）

（一）使一般财产损失保险合同具有间接担保作用。随着信用经济的发展，财产作为抵押物与贷款绑定的现象愈益普遍。在此情形下，通过特别约定将抵押权人列为受益人，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抵押财产因在保险事故中严重受损或灭失而对债权的保障功能下降，导致债务无法清偿。在这类特约的财产损失险中，抵押权人作为受益人能领取的保险金受到抵押人债务余额的限制，而且一旦其获得保险金，债务余额也等额减少；若获取的保险金多于债务余额，则多出部分归抵押人；若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抵押人偿清债务，则取消抵押权人的受益人地位。同时根据我国《担保法》第五十一条和五十八条规定，抵押物价值减少或灭失时，抵押权人有权要求抵押人提供与减少的价值相当的担保，或在抵押人因损害而得到的赔偿范围内要求提供担保，可见在财产损失保险合同中将抵押权人列为受益人，是通过保险金的补偿恢复抵押物对债权的保障功能，是一种间接式担保。（二）契合合同自由原则。我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了合同自由原则。此处的“自由”应理解为“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即坚持国家适度干预下的合同自由，以维护公共利益，防止合同自由原则被滥用。财产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个体，地位平等，能够自由表达其真实、可信的意志，并达成合意。将抵押权人列为受益人，是抵押人对自身受益权的自由让渡，不违背公序良俗及社会的公共利益。即使保险法就受益人的规定未涉及财产保险，但“法无禁止即自由”，属于私法领域的财产保险合同就双方合意做出受益人的约定并不违法。综上所述，财产保险合同将抵押权人列为受益人的做法，不违反现有法律规定和公共利益，是当事人自由意思的表示，故应得到尊重和认可。（三）满足信用经济发展需求。为了维护抵押权人的权益，我国《担保法》针对抵押物被征用、价值减少以及灭失等情况，明确了一系列规定，但仍无法满足实务的需要。尤其在实务中抵押权人往往与抵押物分离，不知其出险或投保，且因抵押权人未在保单中被列明，保险人对抵押事宜也不了解，将直接向被保险人抵押人支付保险金。一旦保险金成为抵押人的财产，就可能被其转移，或用于支付其他债务，此时对抵押权人权益的损害已成事实，《担保法》的相关规定便很难落实。因此，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直接列明抵押权人为受益人，一方面，让保险人了解到财产作为抵押物的真实情况，符合最大诚信原则；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抵押权人能够在出险后及时获得保险金，是对其合法权益的切实保障。只有抵押权人的权益得到保障，信用关系才能得到维系，信用经济也才能得以发展。

三、规范财产保险合同约定受益人的措施建议

当前使用特约条款约定抵押权人为受益人的做法，缺少对实现条件的具体规定，在实践中可能会引发合同纠纷。对此，美国保险业采用“标准抵押条款”值得我国借鉴。（一）使用标准抵押条款，给予抵押权人独立的保险保障。由上分析可知，只有在抵押人的主权利可实现时，受益人抵押权人才能主张其保险金受领权。反言之，若抵押人丧失主权利，抵押权人受益权也无法实现。诸多实务案例表明，被保险人未尽义务，其领取保险金的权利很可能被剥夺，抵押权人受让的领取权也将失效。这对无辜的、不知情的抵押权人而言是不公平的。为此，笔者主张引入美国保险业普遍采用的“标准抵押条款”，其包括以下重要内容：一是约定抵押权人有权领取财产保险合同的赔款，但以其担保利益为限；二是明确无论抵押人是否作为，抵押权人在保单中的利益均不受其影响；三是明确当第二点情况发生时，保险人可以从抵押人处获得代位追偿权，即以支付的保险赔款为限，向抵押人追偿，但抵押债权优于保险人的代位追偿权。综上，“标准抵押条款”可发挥以下功效：1.抵押权人的权利不受抵押人作为与否的影响。有别于一般的特约，标准抵押条款在保险人和抵押权人之间创设了一种直接、独立的合同关系。即抵押权人成为了新增的被保险人，其保险金受益权不是来源于抵押人受益权的从权利，而是独立完整的主权利。保险人对抵押人的有效抗辩，不能直接影响抵押人的保障资格。2.抵押权人的义务得以明确。新的合同关系不仅保障了抵押权人的权利，也重新确定了其实现权利的条件，如抵押权人必须将其知道的抵押财产所有权及风险变动情况及时告知保险人；应保险人要求支付抵押人欠缴的保费；抵押人未通知出险时应及时向保险人报告出险情况；按保险人的要求提交完整的损失证明，并配合其进行核损调查等。可见，作为新增的被保险人，抵押权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对价相当，条款更为公平合理。3.确认合理的赔偿款项分配顺序。有学者认为只有当保险标的灭失或遭受重大损失时，才允许抵押权人为受益人；若遭受的损失轻微，则由抵押人获赔更合理。其法理依据为：以抵押权人为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合同实质上是要确保债权的清偿；当标的财产的损失较为轻微时，不会影响其对债权清偿的确保，抵押权人没有发生损失，不能获得保险赔偿，应将保险金支付给抵押人，用于标的的修缮；但若抵押财产损失严重甚至灭失，其对债权清偿的确保作用就消失了，抵押权人有权获得与减少价值相当的保险金。对此笔者认为，这样的区别赔付方式看似合理，但在实务中很难落实。以常见的抵押财产房产为例。将保险金支付给抵押人用于受损房屋的修缮，将会使原先的房产抵押合同变成在建工程的抵押合同，抵押权人承担的风险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抵押财产受损后的剩余价值，重建后的新价值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重新予以确认。可见，区别赔付方式的成本过高，难以推行。既然标准抵押条款已明确赋予抵押权人独立的被保险人地位，其就有权在抵押价值额度内获得保险金的赔偿，无论损失大小。只有当抵押债权得以清偿，保险赔偿多出的余额才能归抵押人所有。这也是最有效率的处理方式。4.完善代位追偿权的行使条件。根据保险的一般规则，保险人是不能向被保险人行使代位追偿权的。但在标准抵押条款下，保险人实际上是分别与抵押人、抵押权人创设了两个相互独立的保险合同关系。在抵押人和保险人的保险合同关系下，若因抵押人作为或不作为导致事故发生，财产标的发生损失，抵押人便失去了被保险人的地位，无法获得保险金的赔偿。而财产标的的损失也损害了抵押权人的利益，触发了其和保险人之间的合同，抵押权人有权按约定获得相应的保险赔偿。综合以上两种情况，保险人在理赔后，根据代位追偿原则，可以向已丧失被保险人地位的致害人———抵押人求偿，求偿的金额为保险人向抵押权人支付的赔款金额。（二）使用标准抵押条款时的其他注意事项1.抵押权转让情形下保单利益的转让问题。财产保险合同的标的为财产。由于抵押权人一般并不控制抵押物，抵押权的变更仅是收取还款权利的变更，不会影响财产受损风险，因此允许抵押权人在转让抵押权时不征得保险人的同意，仅需告知，并办理条款变更手续。考虑到商业活动中抵押权转让频繁，允许抵押权转让情况下保险关系的灵活转让，可大大提高商业活动的效率。2.抵押权人对抵押财产处置拍卖的行为后果。标准抵押条款下抵押权人为独立的被保险人，其保险利益的来源为抵押债权。因此抵押债权的存在与否直接影响到保险合同关系的存续。尤其是在抵押物出险后，抵押人若无力清偿债务，抵押权人会进行拍卖，拍卖价款影响抵押债权。此时，保险理赔应根据拍卖的具体情况而进行调整。（1）拍卖价款不低于债务余额。在这种情况下，抵押权人的债权得到了清偿，从属于担保债权的抵押权也消失了，进而决定了抵押权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消失，抵押权人不得再向保险人提出索赔。（2）拍卖价款低于债务余额。出险后的财产标的往往贬值，拍卖价款可能低于债务余额。在这种情况下，其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同时，抵押权人也可以通过保险合同向保险人就差额提出索赔。若标的出险属抵押人过错，则保险人理赔后获得代位追偿权，向抵押人追偿。（3）抵押权人取得抵押物所有权。若拍卖时无人竞买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低于保留价，抵押权人可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接受拍卖财产，予以抵债。所谓保留价，是人民法院参照评估价或市场价确定的。若保留价不低于债务余额，则抵押债权消失，抵押权人不得再向保险人索赔；若保留价低于债务余额，则抵押权人可以就差额提出保险索赔。具体做法见第（2）点说明。

四、结语

财产保险合同范文篇5

关键词：财产保险合同；法定解除事由；义务

作为保险业务的经营者、格式合同的拟定者，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十分明确，故其一旦订立合同后，就应该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保障，以不得解除合同为原则，以可以解除合同为例外。因此，各国保险立法一般都对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做出明文规定。本文主要讨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违反如实告知义务

1.如实告知义务的含义

保险法上的告知，是指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重要情况向保险人所作的如实陈述。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一方面能使保险人正确估计危险，从而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另一方面使得保险人不必对每一笔保险业务都亲自调查，降低了其签约成本，也使保险活动的普及和发展成为可能。但并非只要投保人未就有关保险标的的情况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就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应视其所未告知的事实是否为重要事项而定。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可认为是对“重要事项”的具体描述。现代保险法理论和实务已广泛认为，“被保险人故意或过失隐匿非重要事实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如投保人所投保车辆的颜色为紫色，但其误告为蓝色，此事项和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无关，故即使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也不能解除合同。

2.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告知义务的违反，有的国家适用“无效主义”，而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均采用“解约主义”。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除有权解除合同外，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3.未告知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关系时保险合同的解除的规定

未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关系时，保险人是否可以解除合同？对此问题，各国立法大体上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非因果关系说，该说认为投保人只要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不论其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都可以解除合同。其理论基础“显然侧重于投保人的诚实信用原则而忽略对价平衡性。保险人一概免除赔偿责任，对被保险人并不公平。”[]另一种是因果关系说，即只有投保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才可以解除合同。因果关系说克服了非因果关系说有时显失公平的缺陷，但其对保险人限制过严，又会造成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利益关系新的不平衡。依笔者之见，若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属于投保人拒绝承保的事项，或者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的，无论投保人是故意还是过失未如实告知，保险人都可以解除合同；若无上述两种情况，则投保人系故意不如实告知方可解除合同。这种做法既考虑了诚实信用原则，又兼顾了对价平衡原则，也有助于对实践中保险纠纷的公平解决。

二、违反安全维护义务

1.义务主体

按照我国保险法规定，该义务的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这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场合并无问题，但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为何一个合同关系人不履行相关的法定义务，会使保险人获得合同解除权呢？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自罗马法以来始终被两大法系所承认的原则，只有合同当事人才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也只有合同当事人才承担合同上的责任。然而随着近代商业活动范畴的日益扩大和内容的错综复杂，合同的相对性受到了冲击和突破，越来越多的第三人被法律直接纳入到合同的保护和规制范围之内，体现出国家基于契约正义、社会政策等的考虑，对契约自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故被保险人虽非合同当事人，但其行为与合同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有密切关系时，法律直接规定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某些行为视为投保人的行为，从而使保险人取得合同解除权。

2.义务实质

是否被保险人只要有不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方面规定的行为，未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保险人就可以解除保险合同？笔者的意见是否定的，原因之一是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方面的规定非常之多，如果这些规定没有订入合同，被保险人很可能难以了解这些规定，让合同当事人履行他所不知的义务，于理不通；原因之二是这些规定既有实质性的规定，也有程序性的规定，对某些程序性规定的违反，根本不可能导致危险发生，不区分情况，就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是不符合对价平衡原则的。

三、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1.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在此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

(1)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但并没有欺诈保险金目的，此时保险人能否解除合同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保险立法中除了要充分考虑到如何规制与防范道德危险外，还必须考虑到该条款适用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如果行为人能从一个非法行为里获得法律承认的利益，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只要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不论其主观上是否为骗取保险金，保险人都可解除合同。

(2)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是否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的发生为必要？笔者认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是意欲人为地促成保险赔偿责任的发生，严重背离了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不符合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其责任的承担取决于偶然事件的要求。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使得合同失去了履行的基础，故不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保险人均可解除合同。

(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中的一部分人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保险人可以据此解除合同，对其他享有受益权的人是否公平？在此以一人身保险合同为例，但其理同样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如某女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了某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受益人栏填配偶、父母。合同签订后不久，该女被其夫杀死。在此案中，如果保险公司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徐某父母的受益权也就被无端剥夺，这无疑是极不合理的。依笔者之见，当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时，让其丧失受益权远比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更为合理。

2.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有学者认为，“被保险人等谎称发生保险事故，主观恶意明显，违反了诚信原则，但对价平衡原则并未遭到破坏，不应赋予保险人解除权。”[]笔者认为，对价平衡原则只是某些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据，但非所有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据。而最大诚信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是确立法定解除原因的最根本依据。因为“保险业从根本上讲就是以诚信为本的行业，诚信是保险业的基石。背离了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制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谎称发生保险事故的行为虽未破坏对价平衡原则，但严重违反了最大诚信原则，此时赋予保险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妥当的。和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一样，对谎称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也应作一定的限制，即当受益人为此行为时，法律不能赋予保险人解除权，而应规定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四、违反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

1.危险增加的内涵和特征

危险程度的大小，是确定保险费率的重要依据。保险费率是根据合同订立时保险标的的状态确定的，若在合同成立后危险增加就使“保险合同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或动摇，原合同下的权利享有和义务的负担失去了平衡，继续按原合同的约定维持合同效力，将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因此，当出现了订立合同时当事人双方所无法预见的有关保险标的的危险因素及危险程度的增加情况时，投保人应将此事实及时告知保险人，使之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补救。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实际上是基于情势变更原则而适用的，增加的危险应具备重要性、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特点，如果增加的危险在合同订立时已为保险人预见或估计在内，那么增加的危险就在原合同风险范畴之内，无需通知。

2.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投保人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我国《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如未履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损失系由属于“危险增加”范围内的危险因素所引起，保险人对之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损失系由上述范围之外的危险因素所引起，保险人仍需承担赔偿责任。当被保险人履行了“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时，保险人可以要求投保人增加保险费，使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也可以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关系。该条立法的缺陷在于“对保险人利益保护至周，而忽视了保险合同对投保大众的风险保障功能。”[]因为增加的危险分为主观危险和客观危险，在客观危险增加的场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一样，都对增加的危险不可预见，但法律赋予保险人解除权，却让投保人独自承担危险增加的不利后果，有违保险保障的初衷。因此要对客观危险增加的合同解除权作必要限制，在客观危险增加的情况下，首先应加收保费，不得解除合同，除非该增加的危险是保险人不予承保的事项。

参考文献：

[1]施文森.保险法总论[M].北京:三民书局，1985.

[2]樊启荣.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财产保险合同范文篇6

关键词：财产保险；受益人；受益权

一、实务中的难题

在日益复杂的民商事交往中，人们不再是机械地按现有的法律规定来办事，在很多方面各当事人出于效率、安全等多方面的考虑来选择一种自认为是最优的方式来进行民商事交往，而这种“最好的方式”或是违反现有法律规定或是现有法律没有规定。例如在银行贷款业务中，银行为了降低贷款风险要求成为财产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这就出现了我国《保险法》上的一个新概念。对这个新概念我们如何看待，下面先介绍实务中的两个案例。案例一：原告王某就其实际控制使用的一辆货车向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险和车辆损失险，保单中约定该货车行驶证上载明的货车所有人郭某为被保险人，保单特别约定栏中载明受益人为原告。后原告在驾驶系争车辆时发生交通事故，遂就第三者责任险及车辆损失险向被告申请理赔，然被告以“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并非保险法上的受益人，保险法意义上的受益人仅限于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是期待权，受益人只有在被保险人死亡后才享有现实的请求权”为由拒绝理赔。案例二：原告上海某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某保险公司签订财产保险基本险合同，保险标的为原告的厂房，被保险人为原告，第一受益人系为原告提供房屋抵押贷款的上海某银行。在“麦莎”台风期间，原告的涉诉房屋发生了倒塌事故，遂向被告申请理赔，而被告认为该保险合同的第一受益人是上海某银行，原告无权主张理赔事项。案例一中王某既是投保人也是“受益人”，车主郭某是被保险人。被告某保险公司依照《保险法》认为财产保险合同不存在“受益人”，只有被保险人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向保险人请求补偿。在案例二中，保险公司却是一种相反的态度，即认可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正当性，并以此为理由提出原告诉讼主体不适格的辩解。由此可见在保险实务中，银行贷款与财产保险的绑定、责任险中的受益人等问题已经日益凸显，但是面对此类纠纷时，我国的《保险法》显得力不从心。我国《保险法》第22条第3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此处只是规定人身保险合同中有受益人，却对财产保险合同中是否可以存在受益人未作规定。正是这一缺位，导致人们对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效力颇有争议，各地法院在审理“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案件”时结果也相左。我国《保险法》现有的缺位规定使得处于私法领域中原本自由的人们变得不安起来，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在立法上设置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并对其具体的权利义务加以明确规定。

二、设立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学理基础

传统的保险法理论认为人身保险特别是人寿保险，以人身为保险标的，如果不设立保险受益人则可能会出现无人受领保险金的情形，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出现，各国立法上都设置了人身保险受益人。同样，我们亦会发现财产保险中也有可能出现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形，为什么我们的立法单就人身保险中的此种情形作了立法补救呢？

（一）受益人的概念和功能

1．受益人的概念：由上引我国《保险法》第22条第3款规定可知受益人可以是如下三类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上述两类人所指定的人（第三人）；许多发达国家的立法例以及许多学者都认为受益人是根据保险合同享有保险补偿金请求权的人。所以受益人实际上指的就是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可以请求保险公司给付补偿金的人。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当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未指定第三人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自身就是受益人，在此种情况下，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身份是双重的，而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的第三人在身份上则不具多重性，即他不具备保险合同上的其他身份。为了区别两种不同身份受益人，我们将受益人分为广义的受益人和狭义的受益人，狭义受益人即为第三人，而广义受益人则是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狭义受益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一旦保险事故发生，被保险人就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实际上就是受益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广义的受益人是广泛存在于保险合同中的，当然包括财产保险合同，所以本文所探讨的受益人只是在学界有争议的即狭义概念上的受益人。

2．设置受益人的功能：自海上贸易逐渐发展以来，商业繁荣的背后有着令人担忧的风险。在此背景下，保险这一“分散风险，消化损失”的“经济制度”就应运而生了。不妨这样说，保险制度是一种消极的保值投资，这种投资是为了消化在商业往来中出现的风险。设置受益人就是为了使在危险发生时有人可获得补偿从而达到保值的原初目的。传统的保险理论认为“谁投保，谁受损，谁获偿”，这是机械地把保险的功能与特定的人相联系，而忽视了保险制度的投资保值功能，因而是有局限性的。在一份保险中，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主体并非是唯一的，如果简单地将损失补偿原则很狭隘地理解为“谁受损，谁获偿”，则将导致受益人被限定在被保险人之上的错误。通过上面的论述，笔者认为设置受益人只是为了损失得到补偿，实现保险分担风险、投资保值的价值。

（二）受益权的性质和基础

1．受益权的性质：受益权指的是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可以向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补偿金的权利。由此定义观之，受益权实质上是财产权，因为受益权是通过对他人请求为一定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而享受生活中的利益的权利。财产权较之于人身权的显著特点是具有相对性和可让与性。此般特点决定了受益人的选择对象可以相对宽泛，而非局限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之中。理论界对于受益权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三种解释：（1）双合同理论，认为存在受益人的合同实质上为两个合同，其一为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合同，投保人有一个（受偿）期待权，一旦权利得以实现，即成立第二个合同，将此权利转让给受益人；（2）双方意图理论，认为受益人享有受益权是基于保险合同双方（投保人、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的主观意图；（3）法律创设理论，认为法律认可受益人享有受益权。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上述三种解释都有内在的缺陷。解释（1）无法解决受益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欠缺问题，且第二个合同的成立有主观强加之嫌。解释（2）的认识与《保险法》中“受益人是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的规定不符。而解释（3）则根本避而不答。在传统的合同理论中，相对性是合同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只是存在于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但是随着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的出现，传统理论受到了挑战，因为该第三人不是订约当事人却享有合同上的权利。存在受益人的保险合同其实就是一个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在此类合同中，受益人并不直接参与到合同的订立过程中去，且受益人只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而与受益人的意思无关；另一方面在受益人的变更过程中亦不需要保险人同意，保险人只是对这一变更作备案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受益权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单方意志为第三人所创设的财产权。

2．受益权的学理基础：第一，意思自治原则。对于作为财产权之一种的受益权，具体由谁享有则是一个可基于权利原初享有者的意思自由而得以处分的结果。很显然这样的一种自由处分非但没有引发道德上的危机，亦充分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立法上根本没有必要对受益人的范围作禁止性规定。前引案例二中，被告的理由是能够成立的，既然原告与被告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就约定了银行为受益人，对于这样的自由意思表示，原告事后却不承认，显然是不诚信的表现。第二，商业交往中的安全与效率理论。对于不确定的危险，当事人希望通过参加保险而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仍可保有保险标的的原有价值，这样就能够确保商业交往中的安全与效率。在财产保险中，债权人希望成为债务人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这样的做法正是债权人希望最大限度地规避商业风险所造成的损失，因而是符合保险法的宗旨的。虽然对于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已存在债的担保等制度，但这些制度的前提是债务人的财产是要完好存在的，一旦债务人的财产灭失，这些制度就失去了其被创设的意义。在此种场合下指定债权人为受益人无疑是更好的保护了债权人的权利，也是对交易安全的一种保护。在前引案例一中，原告王某实际占有保险标的物，由其行使受益权更为合理，也更能体现经济性、高效性的要求。受益权是一种纯获益权，不以负担债务为己任，因此难免会被质疑以第三人为受益人是否有转移资产、逃避债务。这种担忧其实是多余的，保险具有射幸性质，对一个不曾确定的财产权利的转移的行为加上这样的嫌疑是莫须有的，另外，受益人的指定也决非是毫无限制的，必定要受到特定情形的制约。

三、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制度的具体建构

对于作为财产保险合同标的之一的财产，我们主要是为了实现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因此保险法传统的理论只认可财产的所有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可以向保险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是有其合理的基础。也正如我在前一部分所论及的，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存在的必要，因此我国《保险法》在以后修订时设置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是必要和可行的。虽然我们认为设立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有着现实的需要和理论的基础，但是同时也要注意到设置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也会带来一些弊端。例如在车贷险中银行作为受益人，当保险标的（车辆）出现轻微损坏时由银行向保险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此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结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银行希望成为受益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贷出款项能够及时、安全收回，而在上述情形中车辆只是轻微损坏，根本不至于损害到银行的债权的实现，但是对于车辆的所有人而言这样的损坏却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在此种情形下还允许银行成为受益人显然有违公平和效率的要求。所以我们认为在建构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时候不能单纯地照搬现行《保险法》中有关人身保险合同受益人的规定，而是有所限制的。从上引的案例以及司法实务中的现状，我们认为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主要存在如下两类合同中：第一类合同，即以保险标的灭失为保险事故的财产保险合同。保险标的灭失所带来的损失往往比较大，此时就极有可能造成保险标的的所有人无力偿还债务从而危害债权人的利益。为了更好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应当允许保险标的所有人指定其债权人为受益人。至于排除财产轻微损害状况的，这主要是因为轻微损害所造成的损失比较小，由所有人本身请求给付更利于损失得到弥补。此类合同的各方面特征都与人身保险合同有着相似之处，因此在受益人指定、变更以及收益权丧失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可以参照人身保险合同对受益人的相关规定。第二类合同，即符合保险标的占有人与所有人分离的情形的合同。在资源有限的现实社会中，我们已经深刻认识到物尽其用的重要性，我们要求物之占有人积极使用该物。在物之所有人和占有人分离的情形下，现行《保险法》只是规定所有人可以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请求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显然这对于物的实际占有人来说这是不合理的。为了调动财产之占有人的积极性，也为了让财产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我们认为在此类合同中设立受益人也是必要且合理的。基于这样的制度设计理念，我们认为此类合同对于受益人的规定应该不同于人身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的规定。首先，在受益人的指定方面，应当只允许投保人（财产的实际占有人）指定，且不需要被保险人同意。其次，在受益人的变更方面，根据谁指定谁变更的原则，仍旧是将此权利赋予投保人。最后，关于受益人的其他方面的规定则可以参照人身保险合同对受益人的规定。

四、结语

财产保险合同范文篇7

关键词：保费；保险责任期间；射幸

财产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未依约交纳保费而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在此情形下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及是否享有诉追保费的权利，长期以来有所争议。实践中，保险人为避免在投保人未支付保费的情况下面临保险责任承担的窘境，通常存在三种做法。其一，采取严格的“见费出单”业务流程。保险人在收到足额保费后才出具保险单，作为双方缔结保险合同的凭证。但此种做法未占据主流。其二，将投保人支付保费径行约定为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若投保人未能按照约定履行支付保费的基本义务，则保险合同虽成立但不生效。该做法并不违反《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①，且《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九十七条对此亦予以肯定②。其三，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诸如“保险人在投保人支付保费后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抑或逆向约定为“保险人在投保人付清保费前对保险事故免责”等条款对自身保险责任期间加以妥善框定，以避免自身利益损害。此种做法富有争议性，蕴含付费前事故免责性质的条款（以下统称为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对保险人诉追保费、被保险人要求支付保险金等当事人重要权利义务均产生重大影响，殊值深入探究。

一、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的基本内涵与免责性质

（一）以保费支付触发保险责任期间

《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第十八条则将保险期间与保险责任开始的时间分列作为保险合同应载明的事项。保险责任期间作为保险人实际承担风险的起讫时段，并不当然地与保险期间或保单有效期等长，也不必然自保险合同成立生效后即告开始，而是视乎当事人的具体约定可能晚于保险期间的起点。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基本含义为：在投保人足额交纳保费之前所经过的保险期间内，保险人不负担任何风险。其本质上便是对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期间所作之特殊约定。从合同抗辩角度来看，投保人缴纳保费的主合同义务相对于保险人履行承保义务成为一项“在先义务”。若投保人未能按时支付保费，保险人即可就该问题向投保人主张先履行抗辩或同时履行抗辩，为暂时性地阻却自身承担合同义务提供正当化的理由。

（二）系非典型的免责条款

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对免除自身责任的条款应履行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前述第十七条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基于此，《保险法》第十七条指向的免责条款应妥适理解为，基于保险的射幸性为避免风险边界无限扩张而选择性地框定某些情形非属保险人责任范畴，并由此形成的一类特殊条款。投保人违反主要合同义务导致的合同解除或减免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质上是针对投保人违约引发的保险人自我救济手段，与第十七条的规制内涵有所差异。若在保单中约定保险人在投保人未交纳保费情况下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此类条款不属于十七条指向的典型意义层面的免责条款，而约定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相较于约定合同解除权系一种更为缓和的限缩保险人责任的方式，故更应与典型的免责条款加以区分。实践中，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虽属免责性质，但鲜少作为格式化条款出现，而通常被记载于保单“特别约定”一栏以视为投保人与保险人的合意。此时无须再考察保险人是否就该免责条款依《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向投保人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以判定该条款是否发生效力。

二、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与保险合同之射幸性

保险合同的射幸性体现为：一方面，被保险标的发生风险事件具有不确定性，出险时间、程度、范围及损害大小等难以预料；另一方面，基于不确定风险事件的发生，投保人与保险人权利义务呈现鲜明的不对等性。投保人起初交纳少量保费，于出险时能够获取较高的保险金；保险人收取单个投保人较少的保费，但基于投保人数众多、资金聚沙成塔，而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趋低，令保险人能够在被保险人出险时负担较高的保险金支出；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形下，投保人支付的保费“付诸流水”，保险人收取的保费纯为盈利。保险的射幸本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投保人的保费交纳不仅是转嫁被保险标的风险于保险人的“入场券”，也是保险人据以组成未来赔付所需资金的“土壤”，对于整个保险合同的存续及履行影响甚重。故实践中，保费的交纳普遍约定为自保险合同成立时须及时缴纳或在一段合理期间内履行完毕，鲜少有放任或允许延后之情形。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恰好诠释且维护了保险合同的射幸特征。其将保费支付作为激活保险人保险责任的“敲门砖”，将保险责任之门的开启同步挂钩于保费交纳时点，以避免保险人在收取风险负担对价前面临保险标的的既有损失。反向思之，若保险人对投保人足额支付保费之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这意味着从缔约到支付保费所经过的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未实际取得任何对价却负担现实的风险，保险人承担该期间保险责任也不排除是比较了保险事故索赔金额与诉追保费收入孰高孰低之后的结果。特别是在保险期间届满的情形下，整个期间是否发生保险事故已成为确凿无疑的事实，保险人无异于是承担保险期间内确定的赔偿责任，更是有违保险的射幸性，也易产生道德风险。此外，若保险人对投保人足额支付保费之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亦可能导致投保人懈怠支付保费，并视保险事故发生与否、索赔金额与保费金额孰高孰低等作为是否实际支付保费的考量，同易滋生道德风险。

三、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显著影响

（一）保险人诉追保费受到限制

在探讨保险人诉追保费权利前，有必要明确财产保险合同项下可以诉讼方式追索保费。《保险法》第三十八条明确禁止保险人对人寿保险的保费以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①，但未对财产保险合同的保费追索作出限制。探究其中原因无外乎有三：其一，财产保险合同项下投保人未交纳保费不构成保险人中止或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财产保险合同项下保险人能够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情形限于投保人未尽如实告知义务、被保险人谎称发生保险事故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等，并不涵盖投保人未交纳保费的情形；同时，针对分期支付保费的人身保险合同，规定可适用合同中止及解除制度以保障保险人利益，但对于财产保险合同并未作如此规定。此时，若不赋予保险人诉追财产保险保费的权利，不啻令保险人白白承受保险标的风险却无法获取应有对价，实属不公。其二，财产保险合同基本特征决定其保费支付受情势变化影响较小，具有诉讼的客观现实基础。财产保险合同系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作为保险标的，合同持续期间较短，保费多为一次性支付完毕，故投保人在投保前对自身交费意愿与能力有所考量即可，短期内受情势变化影响不大。其三，即便诉追保费可能违背投保人意愿，但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存续及履行掌握一定主动权，既可选择单方解除保险合同，亦可在受到保险人诉追之后反诉解除。在无特别约定的通常情形下，财产保险合同成立生效后，投保人即负有支付保费义务，保险人即开始承担相应保险责任直至保险期间届满。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不能以投保人拖欠保费为由免除其应承担的保险责任。但保险人可以选择在承担保险责任时直接扣减投保人欠交的保险费，也可以选择在承担保险责任完毕后另行向投保人诉追整个保险期间内的全部保费。即便保险期届满未有任何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仍得向投保人诉追全部保费，这是因保险人现实承担了整个保险期间内的风险责任所导致的结果。相较之下，若约定有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开始诉追保费无异于表明其愿意承担取得保费之后的保险事故风险，这意味着保险人的诉追范围大体上仅能及于剩余保险期间对应的保费，而无权追及已经过保险期间所对应的保费。倘若保险期间完全届满，保险人客观上完全丧失承担保险责任的期限基础，则其诉追保费已无正当性可言：保险人因处于付费前责任免除条款的“保护伞”之下，在整个保险期间内未实际承担任何风险，其再要求投保人支付保费明显有违公平。

（二）被保险人或无权请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

按照保险合同的通常实践，保险人会给予投保人一定的合理期间完成保费支付，逾期之后会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催收。在投保人支付保险费前，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处于“未激活”的状态。若投保人经催收仍未交纳保费，可推定投保人无意激活保险合同，这将令保险合同持续陷入无法履行的状态。此种情形下，若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请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可直接援引该条款约定，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即为体现①。若投保人交纳保费，则该交费行为不具有溯及合同成立生效时的作用，仅起到向未来激活保单的作用，保险人仍得以保险事故发生在交费行为之前阻却保险责任承担。值得探究的是，若此类条款中未清晰措辞为“保险人对投保人付清保费之前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责任”，而是模糊表述为“保险人对投保人支付保费之前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责任”，则留下了争议空间。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当投保人仅支付少量保险费或未能足额交纳保险费时，保险人的责任期间是否可得触发。如认为投保人交纳些许保费即能突破该条款的预设“屏障”，易使得此类条款被轻易架空，亦可能滋生投保人的道德风险或助长其侥幸心理。若严格解释为支付全额保费方能有效开启保险责任期间，则对于经济状况不佳又亟须保险保障的当事人造成较重负担，使得保单期间届满却自始至终未能开启责任期间的概率变大，并不利于发挥保险保障的应有社会价值和风险配置功能。对此，可先考察并遵循双方的合同约定，若保单中明确记载为在投保人付清保费前保险人不承担责任，则宜认为以付清全额保费为必要；若保单措辞并未强调或突出全额支付的含义，则宜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方式，认为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已伴随着部分保费的支付而开启。此时，保险人在实际承担风险的同时也享有追缴差额的当然权利，也可能基于保单特别约定按照实际交费比例承担相应保险责任而不再主张差额部分。

（三）保险期间届满后双方权利义务无法回溯

财产保险合同范文篇8

关键词：财产保险合同；法定解除事由；义务

作为保险业务的经营者、格式合同的拟定者，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十分明确，故其一旦订立合同后，就应该切实履行合同义务，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险保障，以不得解除合同为原则，以可以解除合同为例外。因此，各国保险立法一般都对保险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做出明文规定。本文主要讨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违反如实告知义务

1.如实告知义务的含义

保险法上的告知，是指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就保险标的或被保险人的有关重要情况向保险人所作的如实陈述。如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一方面能使保险人正确估计危险，从而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另一方面使得保险人不必对每一笔保险业务都亲自调查，降低了其签约成本，也使保险活动的普及和发展成为可能。但并非只要投保人未就有关保险标的的情况如实告知的，保险人就当然可以解除合同，应视其所未告知的事实是否为重要事项而定。我国《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可认为是对“重要事项”的具体描述。现代保险法理论和实务已广泛认为，“被保险人故意或过失隐匿非重要事实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如投保人所投保车辆的颜色为紫色，但其误告为蓝色，此事项和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无关，故即使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人也不能解除合同。

2.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告知义务的违反，有的国家适用“无效主义”，而美国、德国、日本及我国均采用“解约主义”。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除有权解除合同外，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

3.未告知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关系时保险合同的解除的规定

未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并无关系时，保险人是否可以解除合同？对此问题，各国立法大体上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非因果关系说，该说认为投保人只要有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事实，不论其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都可以解除合同。其理论基础“显然侧重于投保人的诚实信用原则而忽略对价平衡性。保险人一概免除赔偿责任，对被保险人并不公平。”另一种是因果关系说，即只有投保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保险人才可以解除合同。因果关系说克服了非因果关系说有时显失公平的缺陷，但其对保险人限制过严，又会造成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利益关系新的不平衡。依笔者之见，若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属于投保人拒绝承保的事项，或者未如实告知的事项和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的，无论投保人是故意还是过失未如实告知，保险人都可以解除合同；若无上述两种情况，则投保人系故意不如实告知方可解除合同。这种做法既考虑了诚实信用原则，又兼顾了对价平衡原则，也有助于对实践中保险纠纷的公平解决。

二、违反安全维护义务

1.义务主体

按照我国保险法规定，该义务的义务主体是被保险人，这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场合并无问题，但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为何一个合同关系人不履行相关的法定义务，会使保险人获得合同解除权呢？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自罗马法以来始终被两大法系所承认的原则，只有合同当事人才享有合同上的权利，也只有合同当事人才承担合同上的责任。然而随着近代商业活动范畴的日益扩大和内容的错综复杂，合同的相对性受到了冲击和突破，越来越多的第三人被法律直接纳入到合同的保护和规制范围之内，体现出国家基于契约正义、社会政策等的考虑，对契约自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干预。故被保险人虽非合同当事人，但其行为与合同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有密切关系时，法律直接规定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某些行为视为投保人的行为，从而使保险人取得合同解除权。

2.义务实质

是否被保险人只要有不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方面规定的行为，未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保险人就可以解除保险合同？笔者的意见是否定的，原因之一是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方面的规定非常之多，如果这些规定没有订入合同，被保险人很可能难以了解这些规定，让合同当事人履行他所不知的义务，于理不通；原因之二是这些规定既有实质性的规定，也有程序性的规定，对某些程序性规定的违反，根本不可能导致危险发生，不区分情况，就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是不符合对价平衡原则的。

三、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1.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在此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三：

(1)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但并没有欺诈保险金目的，此时保险人能否解除合同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保险立法中除了要充分考虑到如何规制与防范道德危险外，还必须考虑到该条款适用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如果行为人能从一个非法行为里获得法律承认的利益，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只要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不论其主观上是否为骗取保险金，保险人都可解除合同。

(2)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是否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的发生为必要？笔者认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是意欲人为地促成保险赔偿责任的发生，严重背离了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的要求，不符合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其责任的承担取决于偶然事件的要求。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使得合同失去了履行的基础，故不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所制造的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保险人均可解除合同。

(3)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中的一部分人故意制造了保险事故，保险人可以据此解除合同，对其他享有受益权的人是否公平？在此以一人身保险合同为例，但其理同样适用于财产保险合同。如某女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了某保险公司的人身保险，受益人栏填配偶、父母。合同签订后不久，该女被其夫杀死。在此案中，如果保险公司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徐某父母的受益权也就被无端剥夺，这无疑是极不合理的。依笔者之见，当受益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时，让其丧失受益权远比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更为合理。

2.谎称发生保险事故

有学者认为，“被保险人等谎称发生保险事故，主观恶意明显，违反了诚信原则，但对价平衡原则并未遭到破坏，不应赋予保险人解除权。”笔者认为，对价平衡原则只是某些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据，但非所有法定解除事由的立法根据。而最大诚信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是确立法定解除原因的最根本依据。因为“保险业从根本上讲就是以诚信为本的行业，诚信是保险业的基石。背离了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制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谎称发生保险事故的行为虽未破坏对价平衡原则，但严重违反了最大诚信原则，此时赋予保险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妥当的。和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一样，对谎称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也应作一定的限制，即当受益人为此行为时，法律不能赋予保险人解除权，而应规定受益人丧失受益权。公务员之家

四、违反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

1.危险增加的内涵和特征

危险程度的大小，是确定保险费率的重要依据。保险费率是根据合同订立时保险标的的状态确定的，若在合同成立后危险增加就使“保险合同的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或动摇，原合同下的权利享有和义务的负担失去了平衡，继续按原合同的约定维持合同效力，将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因此，当出现了订立合同时当事人双方所无法预见的有关保险标的的危险因素及危险程度的增加情况时，投保人应将此事实及时告知保险人，使之能采取相应的措施补救。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实际上是基于情势变更原则而适用的，增加的危险应具备重要性、持续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特点，如果增加的危险在合同订立时已为保险人预见或估计在内，那么增加的危险就在原合同风险范畴之内，无需通知。

2.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对于投保人违反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我国《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如未履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时，如果损失系由属于“危险增加”范围内的危险因素所引起，保险人对之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损失系由上述范围之外的危险因素所引起，保险人仍需承担赔偿责任。当被保险人履行了“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时，保险人可以要求投保人增加保险费，使保险合同继续有效；也可以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关系。该条立法的缺陷在于“对保险人利益保护至周，而忽视了保险合同对投保大众的风险保障功能。”因为增加的危险分为主观危险和客观危险，在客观危险增加的场合，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一样，都对增加的危险不可预见，但法律赋予保险人解除权，却让投保人独自承担危险增加的不利后果，有违保险保障的初衷。因此要对客观危险增加的合同解除权作必要限制，在客观危险增加的情况下，首先应加收保费，不得解除合同，除非该增加的危险是保险人不予承保的事项。

参考文献：

[1]施文森.保险法总论[M].北京:三民书局，1985.

[2]樊启荣.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财产保险合同范文篇9

关键词：财产保险；受益人；抵押

1问题的提出

某财产保险公司中心支公司因在签发机动车辆保险单时，在保险单的特别约定中约定“当一次事故的保险赔款高于一定金额时，保险人需征得第一受益人书面同意后方可将款项赔付给被保险人”，当地银保监分局以“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的保险条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依据《保险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三）项给予了处罚。我们尚不去探讨监管部门处罚依据的合理性或者合法性，但随着交易形式的不断发展，在实际财产保险实务中不断出现了“受益人”的字眼。典型的例子有因购买汽车抵押贷款或者房产抵押贷款的情景，购买人或者贷款人以其汽车或者房产作为抵押物担保贷款，银行为防止抵押标的物在贷款期间因意外事故损坏或灭失带来的利益损失，通常都要求贷款人对其抵押标的物投保相关财产保险，并要求在签订的财产合同中约定贷款银行作为保险赔款的第一受益人。目前大多数的财产保险公司在日常经营实务中，承保银行抵押财产保险的时候，都会在签发的保险单直接约定“本保险单的第一受益人为某某银行”，依照上述处罚依据，出具此类保险单的保险公司无一例外，将都会遭到行政处罚。保险受益人是商业保险活动的参与者，是保险合同得以履行，实现保险目的的关键因素。因“第一受益人”的约定影响了何人具备领取保险金的资格，在实务中常会产生纠纷。随着商业活动中资金融通需求的不断迸发，在财产保险中约定受益人似乎已成为实务操作中不可避开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财产保险中约定“第一受益人”是否具有效力？保险公司在实际经营中应该如何在合法的情况下，有效的规避保险公司以及抵押权人的法律风险，保证抵押权人的权益呢？

2财产保险约定“受益人”的司法认识

法律界对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约定“受益人”有很多不同认识，主要表现在两点。2．1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约定，理论基础规范认识不同在我国《保险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的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而《保险法》全文中没有提及相关财产保险合同的“受益人”说法，据此，可以认定受益人是人身保险项下的概念。但《保险法》全文也没有任何关于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的禁止性规定，这为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制度保留了一定空间。从《保险法》中的财产损失补偿原则，在财产保险合同中采纳受益人概念，会造成实际受领保险金的人与遭受保险事故损害的人不一致，一般认为受益人这一概念并不适用于财产保险中。从保险法学概念理解，受益人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只是与保险合同有间接利益关系的人，或极为密切关系的人，或对于保险合同利益有独立请求权的人。2．2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约定，实务操作不同（1）支持说。赞同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约定保险受益人的观点认为，保险受益人在保险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是独立的，在财产保险中引入保险受益人制度，可以满足不断发展的保险实务需求。主要依据为：一是从意思自治原则，援引中国法院网刊载杨琴的《财产保险合同是否可以指定受益人》，意思自治是合同订立的一般原则，保险合同属于合同的一种，合同行为的一般原理也同样适用于保险合同中。财产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对自身的收益权具有自由处分的意思自治，被保险人指定保险受益人是其意思自治的表现，如果在被保险人同意将保险金给予他人的情况下，强制将保险金给予被保险人，是对被保险人意志的违背。且财产保险功能是损害补偿，贷款机构因与被保险人的债务关系，约定贷款机构作为其与保险人签订的财产保险合同的受益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二是尽管《保险法》第18条明确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的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但此规定是定义式描述，非强制性、禁止性规定，不可必然得出“禁止财产保险设定受益人”的反面解释。三是从实务角度来看，指定保险受益人是保险交易实践的产物，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设立保险受益人减少了资金流通环节，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成本，对特殊情形下的债权人产生了特殊保护，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对借贷双方并无好处。四是财产保险中约定受益人是随着交易方式的变更而诞生的，此情形是客观大量存在的，是保险风险防范的方式创新，未存在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及法律之嫌，一味否认尚有不妥。法律具有滞后性，如以滞后的法律约束新兴交易行为，显然是不利于交易发展。（2）反对说。法无规定财产保险合同中可以设定受益人，即合同约定“受益人”无效；受益人设立目的是解决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死亡无人领取保险金的问题，财产保险中不会存在此困境，因而无存在之必要；违背财产保险补偿原则，认为受益人作为合同的第三者，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没有受到实际损害得到保险补偿而不当得利；设立受益人涉嫌胁迫，如银行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以不提供贷款为由胁迫被保险人指定受益人，此行为违背了投保人意志；财产保险合同约定的受益人是由被保险人或投保法人指定的，相应的被保险人随时可以变更受益人，只要通知保险人即可，而不需要受益人的同意，也不需保险人同意，所以财产保险合同约定受益人并不真正保障受益人（贷款机构）的权利。（3）区分说。财产保险设定“受益人”的有效性取决于保险标的是否全损。一是在保险标的部分损失的情形下，直接赔付受益人（第三人），违背了保险宗旨，比如在抵押房屋受损情况下，将保险金赔付给受益人，将影响房屋及时修复，可能会导致标的物彻底性灭失及对房屋周边第三人产生安全隐患，既失去了投保的意义，抵押权人也可能会因抵押物的灭失未能达成要求抵押的目的。二是如保险标的全部受损，此类情形下还需区分对待，即受益人与保险标的抵押权人是否一致的区分。二者一致情况下，抵押权和保险金请求权的权利主体一致，不会产生实际礼仪冲突。二者不一致的情形下，因抵押权属物权，保险金请求权属债券，根据不得对抗之权利保护顺位规则，遵物权优先债权行使，受益人约定无效。

3财产保险约定“受益人”的实务指导

面对法律规定和监管规定，财产保险公司应如何应对关系到保险合同当事人或关系人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的保险合同的实务操作？签订含有“第一受益人”的财产保险合同或保单是否属于合法？涉及此类财产保险合同实务该如何操作，才能合规合法？3．1债权优先受偿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四条“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损失或者灭失或者被征收，担保物权人可以获得保险金，赔偿或者补偿金优先受偿。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未届满的，也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或者补偿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八条“抵押权因抵押物灭失而消失。因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因此，保险公司在签订设定了抵押权保险标的财产保险合同，同时也能够保证抵押权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可以在保单或者合同中约定“该保险标的已在某某银行抵押，如发生保险事故，导致该标的受损的，在支付赔款或保险金时，应取得抵押权银行的书面同意的凭证。”3．2协议约定赔偿金申领方式规避在保险单中对合同当事人（投保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以外的第三人约定，避免突破《合同法》和《保险法》以及相关监管规定，借款方（本文中指的是被保险人）与放款方（本文中指的是抵押权人）可以在借款合同或者补充合同的形式约定对因抵押物毁损，申领保险赔偿金的方式进行明确。3．3变更保险合同当事人和关系人《保险法》第十条“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涉及投保人和保险人（指保险公司），作为保险合同关系人的被保险人，《保险法》规定是指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受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抵押与质押都是债权的一种担保，当债权不能获得清偿时，抵押权人或质押权人有从抵押或者出质的财产价值中有限受偿的权利。抵押权人与质押权人因债权关系对财产具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因而对抵押、处置财产具有保险利益。就比如，发放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对抵押财产具有保险利益。因而建议，可以直接把保险合同的关系人（被保险人）进行变更，把被保险人从借款企业／个人直接修改成放款机构或银行，或者把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时直接改成放款机构或银行。3．4类似保证保险作为替代保证保险是被保证人不履行义务而使权利人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负责赔偿责任的保证保险。借鉴此类保证保险的定义，约定借款人／义务人或者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领取保险赔款后，不履行还款义务，导致贷款方／权利人遭受损失的，由保险人在支付保险事故赔偿金额为限先行垫付，再由保险人发起追偿。3．5保单明示标的抵押权人的权利设定发生保险事故时，在被保险人即抵押人在无法履行借款合同规定的按期还款义务的情况下，需经抵押权人同意后，方可支付保险赔偿金。3．6开发银行渠道专用抵押物财产保险产品结合《民法》《物权法》《合同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保险公司可以设计抵押物保险的专用产品条款，类似企业财产作为抵押物进行贷款而要求保险的，可以修改现有企业财产保险条款，增加“本保险的第一受益受益人为该财产的抵押权人”或者“抵押权人有优先受偿本保险的赔款”。

参考文献

［1］曾怡．财产保险合同第三方受益人保障问题分析———以抵押类财产保险为例［J］．福建金融，2019，（09）：65－69．

［2］张冰洋．财产保险合同受益人制度的构建［J］．法制与经济，2019，（08）：60－62．

［3］梁鹏．财产保险“第一受益人”争议之检视［J］．中国应用法学，2019，（04）：124－143．

［4］王艺璇．财产保险合同中受益人法律地位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9．

［5］王婷．财产保险中指定受益人效力问题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9．

财产保险合同范文篇10

一、保险利益原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

保险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合法的经济利益，无论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原则上都是保险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保险利益原则产生的原因是基于保险合同的射幸性，即保险合同是一种机会性合同，投保人购买保险后能否获得保险金的赔付取决于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事故是否发生，这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因为保险合同具有这一特性，在保险业务的发展过程中，为了避免不法之徒利用他人的财产或人身进行而获利，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各国保险立法一般都将保险利益原则作为保险合同产生法律效力的条件。同时，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活动的日趋复杂，各国在保险立法中不断对该原则进行修正和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11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

显然，我国《保险法》将保险利益原则在保险合同一章的“一般规定”中加以规定，是将保险利益原则视作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都适用的原则。我国《保险法》虽对保险利益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规定过于笼统，未体现保险利益原则在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中适用的差异性。随着保险业务的发展，保险实务中出现的保险利益的一些问题没有法律依据。如：是否所有的保险合同都严格要求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如何认定？保险利益存在的时间有何要求？保险利益是对投保人的要求，还是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也有要求？以上这些问题《保险法》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完全照搬《保险法》关于“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的规定在保险实务中易引起保险合同纠纷，有违保险合同的公正，甚至会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为此，有必要分析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差异性，根据保险实务做法，并借鉴其他国家保险法律有关保险利益的规定，完善我国的《保险法》。

二、财产保险利益和人身保险利益之比较

（一）保险利益的认定

虽然一切保险利益均来源于法律、合同、习惯或惯例，但由于两大险种保险标的的性质不同，保险利益产生的条件各异。

一般来说，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主要产生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它主要包括现有利益、期待利益和责任利益。现有利益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现在正享有的利益，包括所有利益、占有利益、抵押利益、留置利益、债权利益等，是保险利益最为通常的形态；期待利益又称希望利益，是指通过现有利益而合理预期的未来利益，如盈利收入利益、租金收入利益、运费收入利益等；责任利益主要针对责任保险而言，是指民事赔偿责任的不发生而享有的利益。但基于财产保险保险标的的可估价性和保险合同的补偿性特点，保险利益的成立要求符合以下条件：（1）可以用金钱计算；（2）必须是合法利益；（3）必须是确定的利益，即无论是现有利益还是预期利益，都必须在客观上是确定的，能够实现的利益，而不是凭主观臆测或推断可能获得的利益。

各国保险立法对人身保险利益的规定有共同之处-即投保人对自己的寿命和身体具有保险利益。但当投保人为他人投保时保险利益的认定，采取了不同的方法：（1）利益主义。以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是否存在金钱上的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为判断标准，如英美的保险法以此方式认定保险利益；（2）同意主义。不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有无利益关系，均以取得被保险人同意为判断标准，如韩国、德国、法国等的保险法以此方式认定；（3）折衷主义。将以上二者结合起来，如我国台湾地区的保险立法。

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款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保险法》在人身保险保险利益的规定上将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具有利害关系和被保险人同意二者结合起来，既可以有效的防范道德风险，也具有灵活性，因此笔者认为该项规定是非常合理的。但对财产保险保险利益的认定没有作出规定。

（二）保险利益的量

财产保险保险标的具有可估价性，决定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保险利益都有量的规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保险利益，在量上表现为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如果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超过部分将因无保险利益而无效。这是因为财产保险合同是补偿性合同，投保人以其财产向保险公司投保的目的，在于财产因保险事故受损时能获得补偿。如果补偿金额不受保险利益的限制，被保险人以较少的损失获得较多的赔偿，则与损失补偿原则相悖，也易诱发道德风险。因此，财产保险的损失补偿，以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保险利益为限。

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不可估价，因此保险利益一般没有客观的评判标准。投保人为自己投保，保险利益可以无限，但要受到缴费能力的限制；投保人为他人投保，保险利益的量取决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法律上的相互关系或经济上的相互关系和依赖程度，但除法律或保险合同对保险金额有限制外，保险利益一般没有严格的量的规定。

（三）保险利益的存在时间和归属主体

此问题既涉及到保险利益是在签约时存在，还是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和保险事故发生时皆应存在？也涉及到保险利益是对谁的要求，是对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应具有保险利益？

1.财产保险利益在保险合同订立时不一定严格要求投保人必须具有，但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财产保险保险利益的规定，主要目的在于衡量是否有损失以及损失的大小，作为赔偿计算的依据，防止道德风险。因此财产保险强调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如果签约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备保险利益，意味着被保险人无损失，依据补偿原则的规定保险人将不负赔偿责任；反之，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签约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但只要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人仍要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情况在海上保险中比较典型，在其他财产保险合同中也可能出现。比如，在国际贸易中以CFR条件进行货物买卖时，买方在接到卖方的装货通知后即可投保海洋货物运输险。但此时买方并未取得作为物权凭证的提单，严格说来对货物不具有保险利益，但只要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保险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在世界各国基本上是一条公认的准则。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财产保险合同多数情况下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但在特殊的情况下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比如在保险实务中出现的商场为购物顾客附赠财产保险、单位为职工购买家庭财产保险等。类似这种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实际上并没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是否有效关键看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因为在此情况下投保人只有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一旦保险标的发生保险事故，投保人无从获取非分之利。只要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就可以有效的防范道德风险。

2.人身保险着重强调签约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至于保险事故发生时是否存在，并不影响保险金的给付

当投保人为自己买保险时，当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也具有保险利益。但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比较多见，如丈夫为妻子投保、企业为职工投保等。如果投保人签约时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那么保险合同生效后即使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如夫妻离婚、职工离开原单位等，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没有了保险利益，也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应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因为：首先，人身保险合同不是补偿性合同，因而不必要求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一定具有保险利益。人身保险保险利益规定，其目的在于防止道德风险和行为，如果签约时作了严格的控制，道德风险一般较少发生于保险合同有效期内。第二，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是人，且寿险合同多数具有储蓄性，被保险人受保险合同保障的权利不能因为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保险利益的丧失而被剥夺，否则，有违保险宗旨，也有失公平。

人身保险合同除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外，受益人是否应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我国《保险法》没有规定受益人对保险标的应具有保险利益，只是对什么是受益人作了界定。《保险法》第21条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的享受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为受益人。《保险法》界定的受益人是广义受益人，这里讨论的受益人是狭义的受益人，即死亡保险金的领取人。英美的保险立法为防止道德风险，不仅要求合同当事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还要求受益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一般来讲，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受益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并不影响保险合同效力，只是受益人不得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我国《保险法》规定受益人可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指定，为防范道德风险，避免受益人为得到保险金而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或健康造成威胁，保护被保险人的生命安全，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应规定受益人必须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否则不得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三、修改《保险法》的几点建议

1.明确规定保险利益分为财产保险利益和人身保险利益，并对其分别作出解释。建议将《保险法》第11条第3款“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更改补充为“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利益分为财产保险利益和人身保险利益，前者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可以估算的利益，后者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物质上或人身上的合法利害关系。”

2.建议对财产保险利益的主要类型加以认定，以明确财产保险利益的范围。财产保险利益的主要类型包括：（1）基于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而产生的合法利益；（2）基于合同而产生的合法利益；（3）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4）其他法定或约定的合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