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心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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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反应了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博弈，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别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来分析劳动合同法可能产生的效应，阐述劳动合同法给相关利益主体带来的机遇及挑战，探讨劳动合同法对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劳动合同法；人力资本投资

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背景及分析视角

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反应了社会不同阶层利益的博弈，带来的变革是深刻的,相关利益各方对其解读也不尽相同。目前国内的学者大多都是从社会学和法学的角度加以研究，强调劳动合同法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其不具有可实施的基本环境，提高了经营成本、抬高了就业的门槛，认为它只是一部意愿良好却根本不具有操作性的法律。但分析一部新的法律能够真正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还必须要有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

劳动合同法能否体现经济社会发展所导致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能否成为一个有效的制度供给，能否满足当前经济转型对相关法律的要求，是否具有作为制度的经济功能（降低交易成本）和安全功能（降低市场风险），能否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等，都值得人们重新审视。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对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层面的不同主体收益成本的比较分析，对其实施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进行探讨和评价。

二、对劳动合同法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的效应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宏观（以政府作为主体）、中观（以企业作为主体）和微观（以劳动者作为主体），在制度实施过程中都有其不同的利益诉求，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可以看做是三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其实施又分别使他们承担了不同的制度成本，获得了不同的收益。

从宏观层面来看，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认为政府是制度的最大供给者。按照科斯理论：在一个产权明晰、市场完全和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中，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条件是不可能完全存在的，因此需要政府通过制度设计来弥补制度供给不足，解决各种市场失灵的状况。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过程中，目前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的缺失、劳动合同的短期化、劳动双方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导致了多种机会主义和违约行为的发生，影响了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效率。其主要原因是劳动法律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这时只有政府作为一种强制的力量，才能克服旧制度实施过程中的路径依赖，促进新制度的产生和实施。当然，劳动合同法作为新的法律制度，其制定、运行及完善都会耗费一定的社会成本，甚至从短期来看还可能产生诸多的问题，如部分企业由于自身原因难以适应其要求关闭停产而导致失业现象增加；部分企业采取损害劳动者的短视行为等应对措施。但从长远的角度看，其对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和规范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效应也是明显的。

从中观层面来看，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有效的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因此企业对劳动合同法能否真正得以实施及其实施效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可能使企业承担的法律责任、经济责任和用工成本相对增加。但是从制度层面来看，劳动合同法将发挥其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风险的作用，其中不少的新条款对企业权利将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降低其可能面临的各种用工风险，提高其在市场竞争中的灵活反应程度。如规定企业必须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推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增加必备条款内容等，都利于减少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规范彼此的行为，减少监督合同条款等方面的费用。

最后，从微观层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劳动合同法加大对劳动者保护的立法宗旨和立法倾向，但是一项新制度的实施效果却并不一定能够与其制定初衷完全吻合的。一直以来，劳动者都是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追根究底，与我国的劳动法律制度不健全和不完善是有很大关联的。从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设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是“有限理性”和“机会倾向主义”的，由于人们面临的往往是一个复杂、不确定的世界，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并且人对环境的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必须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弥补和预防人理性的不足。劳动合同法通过强调书面劳动的签订、推行无固定期限合同、加大劳动者对合同的选择权、增加劳动必备条款、扩大受保护的劳动者范围、健全劳动争议协调机制等，对可能造成劳动权益侵害的法律空间加以了弥补和完善，提高其抵抗风险的能力，发挥制度的经济功能和安全功能，使其获得了经济利益，避免了风险。

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初期，由于某些企业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采取对劳动者利益损害的短视行为，造成一部分劳动者失去劳动机会和劳动岗位，使得社会上对劳动合同法的各种置疑和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新制度的有效性，只能视为制度在变迁和实施过程中与外部环境的契合所付出的改革成本，制度变迁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在执行的过程中，是要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的加以调整的，也就是说我国的劳动法律体系还需要继续不断推进和完善的。

可见，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将不可避免给各个利益主体带来一定的制度成本，但我们也不可忽视劳动合同法在劳动关系的契约化、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劳动交易费用、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等方面可能起到的巨大作用及带来的不可估量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

三、劳动合同法实施过程中的主体行为选择

劳动合同法带来机遇和挑战并存，政府、企业和劳动者如何在其实施过程中作出最优的行为选择，实现制度的效用最大化，促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

（一）政府行为选择。

政府作为劳动合同法制定和实施的主导力量，对实施效果和进一步完善都起着重要作用。制度创新是一个利益调整过程，各个利益主体之间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利益矛盾，这就需要政府对受损者在一定程度给予补偿性的制度安排，对相关利益加以调整。因此，政府更需要注意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相对关系，对于其承担的制度成本，通过各种经济或政策手段加以弥补和支持。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劳动者，政府应均衡其与企业之间的力量对比，加大社会的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满足劳动者各层次的技能和教育培训需求，降低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面临的各种风险，促进两者之间的公平博弈，维护整个社会公平，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健康运行。同时，政府应该明确和细化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标准和实施细则，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进一步加快相关配套的劳动法律法规出台，发挥积极的政策导向效应，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顺利进行。

（二）企业行为选择。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作为中观主体的企业可能是直接的受益或受损者。对于劳动合同法明确加大对劳动者保护力度的立法取向，使部分企业产生对劳动关系过于固定，企业用工成本增加，约束加大，在市场竞争中灵活性减弱等担心，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其担心不无道理的。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缔结有远见的契约，形成对双方可信的威胁，将可能存在的危险重新设计到契约关系当中，对防止机会主义，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和提高理性水平，实现企业的长期可持续性发展是有利的。劳动合同法施行后，企业应该充分发挥和利用其正面功能，在劳动合同法基础上为加强劳资合作创造条件,强化合作意识，通过加强与劳动者的合作，规范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各种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进行的因素减少到最低程度。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进行专业性的人力资本投资亦是有利的，通过约定培训费用、约定服务期以及同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签订保密条款、竞业条款，消除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特别是专业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担心，降低在人力资本和经济投入等方面的风险，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和战略性目标的实现做好准备。

（三）劳动者行为选择。

对于劳动者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对自身的保护作用。一般来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不可能立刻改变和扭转其所处的弱势地位和不利处境的。使劳动者真正处于弱势地位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知识水平、法律意识、认知水平的有限、个人力量的薄弱等原因造成的。劳动者面对的往往是信息严重不对称、无法参与设计的公司治理结构、微弱的声誉效应和昂贵的司法程序等.因此，能否从根本针解决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关因素，才是劳动合同法能否真正得以有效实施的关键。劳动者应该加强对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法律知识的学习，参与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改善自身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同时，致力于形成和完善代表自身利益的相关团体，从而减少自身在信息水平、知识水平、法律水平、认知能力、理性决策等方面的局限，提高博弈能力和博弈水平。

从经济人追求收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经济责任的行为的“机会倾向主义”的假设出发，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威廉姆森认为：人的机会主义本性增加了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影响了市场的效率，机会主义的存在是交易费用的根源。①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也应该规范自身行为，避免各种为追求自身利益，故意破坏劳动力市场秩序，扭曲、搅乱或歪曲信息，缺乏信用，通过各种隐蔽或狡黠的手段损害企业利益等行为，在劳动合同法行为框架的引导和约束下，诚信、自律、守法，促进新制度的实施和经济活动的有效运作，将有利于新制度更长远、更广泛、更有效的发挥对其保护作用的。

四、结语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合同法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其实施可能会给各利益主体带来不同的收益,当然，不可否认其实施会带来一定的制度成本，可能引起一些社会问题，造成短期内结构性就业矛盾等。但整体而言，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顺利转型利大于弊，对社会各个经济利益主体亦是如此。因此，整个社会都应该以一种较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其实施的效果，克服其在实施过程中带来的问题和矛盾，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制度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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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迁移经济学；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适用性

农村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是各国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如何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这种行为？许多专家学者对该行为进行了探索与研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或者模型。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新迁移经济学。

一、新迁移经济学分析思路的基本前提

根据Stark（1991）的论述，新迁移经济学建立在四个基本前提之上。

1.迁移决策并不是独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更多相关的人组成的一个更大的单位——通常是家族或者是家庭的行为。与新古典迁移理论把迁移决策作为独立的个体行为不一样，新迁移经济学将迁移研究的关注点由独立的个人转向了相互依赖的个人。如此以来，家庭内部的一些行为（如汇款行为）就被纳入了迁移理论的研究范围，而且，在分析劳动力市场时，迁移者的行为和绩效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迁移者家庭的偏好和家庭的约束来加以解释。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最小化家庭风险。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工资收入的差异，还存在着其他能够引起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比如，农业部门受到恶劣的气候因素影响，农产品歉收，家庭的农业收入大幅下降，家庭还可以从迁移者那里获得工资性收入（通常是以汇款的方式）以补偿农业歉收的损失。从根本上来说，劳动力的迁移并不像水的流动那样，必然从高处流向低处。在完善且健全的市场体系和金融制度之下，大量的迁移现象将不会发生。新迁移理论指出，在发达国家，家庭的风险通常由保险公司或者政府项目得到保障，但发展中国家还缺乏完善、成熟的保险市场，这使得家庭不得不通过将劳动力配置在不同的市场以分散风险；同时，发达国家拥有相对发达的资本信贷市场，家庭获得投资启动资金的代价较小，可能性较大，而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或不能轻易实现的。在现实生活中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诸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问题，比如，居住在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村居民无法了解到发达地区某项产业的发展状况，那么，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就有了迁移的欲望。决策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收入与一定的群体相比较，由此会产生一定的满足或者失落感。新迁移理论认为，家庭决定其成员的迁移，不只是为了提高其绝对收入，同时，也是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为了减轻在某一参照系内的相对贫困感。人总是有与周围的人作比较的心理，如看到邻居迁移到城市后致富了，自己也就有了迁移的动机。

新迁移经济学试图以上述四个前提为基础解释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该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更广阔、更复杂、更真实的背景下讨论迁移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其主要思想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户通过家庭成员的迁移，克服了家庭改造、升级生产技术中的两个主要的障碍，即投资资金的匮乏（信贷市场的约束）及风险规避工具的短缺（保险市场的约束）。解释了家庭这样的主体为什么、在什么时候会发现最有利的时机，在若干市场上采取战略性的行为，并在这些市场间进行劳动力分配，使其行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出现。

二、新迁移经济学四大基本前提的合理性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上述新迁移经济学的四大基本前提，与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些特点比较吻合。

（一）关于迁移的决策主体

新古典迁移理论或者模型都将迁移者个人作为迁移决策的主体。这种假设前提，往往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新迁移经济学与其他迁移理论不同的关键点就在于它认为迁移决策不是由孤立的个人单独作出的，而是由相互联系的人所构成的较大的单位（如家庭或家户）作出的。不同迁移决策主体的假设，对于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政策的设计和政策的实施效应是有着直接影响的。

在现实中，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决策通常是由转移者和非转移者群体（其他家庭成员）联合作出的。而转移的成本和收益是按照转移者和非转移者群体之间隐含的契约安排中所规定的分配规则在二者之间被共担/共享的。例如，家庭转移成员转移需要的车旅费以及生活费都是家庭非转移成员提供的，而转移成员获得收入后常以汇款的方式寄回家。新迁移理论的出发点由独立的人变成相互联系的人，即它将迁移看作是一种“有意识的战略”，而不是一种绝望的或盲目乐观的行动。

将家庭而不是个人置于迁移决策的中心是一个比较新的思路（当然这不一定非得意味着家庭成员全部迁移）。这种理论并不是忽略迁移个体行为，而是把个体迁移行为作为分析的基础置于迁移框架之内。家庭可以被看作是某种“联盟”——一个由面对周围的世界彼此承诺采取统一行动的单位。而家庭成员的迁移可以被看作是家庭生命力的宣示：用空间或范围经济替代限制相互保障能力提高的规模不经济。

由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可知，把相互联系的人（如家庭或家户）作为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决策主体在我国更具合理性。这些特点包括：第一，在我国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人们普遍有强烈的传统家庭观念。第二，我国农村地区的强化了农户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地位。第三，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与其留在农村地区的家庭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当中，82%的人定期给农村家庭汇款，95%的人每年至少回农村家里看望一次（蔡昉，1996）。第四，根据近几年许多新闻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的参与乡城迁移或转移的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工作一段时间、有了一定的积蓄、学到相应的知识或技术后，纷纷返回家乡创业。这些特点充分显示了转移到城市的农民个人与其在农村的家庭之间密切的生产生活联系，也证明了农户作为决策主体的正确性。

（二）关于迁移的动机

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吗？对此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在家庭里，人们集体行动以求不仅最大化其预期收入，而且最小化其风险并缓解与除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各种各样的市场失败相关联的各种约束（Stark and Levhari，1982；Stark，1984；Katz and Stark， 1986；Lauby and Stark，1988；Taylor，1986）。如果迁移者仅仅是追求其预期收入最大化，那么，当城市预期工资收入与农村工资水平之间的差异为零时就不存在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

在我国现实中，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城乡之间存在工资收入的差异，还存在着其他能够引起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转移的目的也是为了分散家庭风险，使其风险最小化。正如投资某个项目一样，人力资本的分散投资也是为了规避风险。从严格意义上说，当个体是风险厌恶型时，他通常宁可接受当前某一确定的工资也不愿意接受与当前收入数额相等的一个含不确定的预期收入，于是工资零差异可能带来农民由城市到农村的回流；而当他是风险中性或者偏好时，并且他对闲暇附加了一定的价值，那么，即便城乡工资差异为零，迁移仍有可能。简单地说，给定一个农村部门的工资水平Wr和一个更高的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Wu（假设从事城市部门工作的概率为p），并假设在两个部门中的标准工作时间都是S，更具体地说，假设在农业部门工作S天可获得Wr的收入，而在城市部门工作S天则可获得Wu，即便pWu-Wr=0的情况下，农村部门的闲暇与工资搭配（0，Wr）则取决于城市部门的闲暇与工资搭配的状况[（1-p）S，pWu]，从而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就会发生（Stark，1982）。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要目标不仅仅是预期收入最大化，同时也为了最小化家庭风险。

（三）关于市场制度、金融制度与迁移的关系

新迁移经济学第三个假设前提告诉我们如果市场体系和市场制度是完全的且完善的，大量的迁移现象将不会发生。我国市场制度和金融制度的不完整、不完善是目前经济领域的一个显着特征，这种不完整、不完善对于农村家庭的劳动力使用上、从而对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上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来看：

1.农作物保险市场

无论什么时候，当一个农户家庭将时间和金钱投入到播种某种作物上时，他们总是寄希望于其投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以产品的形式得到补偿，他们可以将这些产品卖掉换成现金以购买其所需要的其他物品，也可以将这些产品用于农户家庭的消费。但是由于存在不确定性，比如恶劣的气候因素有可能会导致农产品的减产甚至绝产，从而使得农户家庭面临收入减少甚至难以维持生计的风险。同样地，新的农业技术的引入（诸如高产良种或者新的耕作方式等）也可以改变农户所面临的风险。如果农业技术专家的意见是正确的，使用新的改良种子可以增加农民的产出；如果农业专家的意见是错误的，农户便面临着将来食物或收入不足的风险。在发达国家，这一类的主观和客观风险是通过正规的保险体系来解决的。在这种保险体系下，农业生产者向保险公司或政府机构交一定的费用获得相应的保险，以求在将来农业生产遇到损失时获得相应的补偿。一旦将来在生产过程中农户遇到诸如干旱、洪水、新技术推广失败等风险，保险机构将按照所保险的农作物市场价值赔偿农户的损失，从而确保农户的经济福利不至因此而降低。如果农作物保险无法得到，农户就会倾向于通过将一个或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出去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保障，以确保在即便出现收成下降的情况下家庭收入不致降低。资本市场

许多农村家庭除了追求现金收入、经营收入最大化外，同时也希望增加其资产的生产率，为此他们首先需要获得用于追加投资的资本。比如，农户会希望灌溉农田、施用化肥、购买良种、购买机械等，但他们可能同时缺乏用于购买这些投入要素的货币。非农民家庭会希望投资于家庭成员的教育或培训、寻求获得资本品用以生产某种能够在消费品市场上销售的商品，但是他们也可能缺乏用于这些方面的投入的货币。在发达国家，投资要么来源于私人储蓄，要么来源于借贷。储蓄也好，借贷也好，都取决于你能否顺利进入一个健康的有效率的银行系统。如果收入有波动，借贷还可以帮助抵御消费风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储蓄制度是不稳定的或不发达的，借贷也是很困难的。这或者是因为农户家庭通常缺乏获得贷款的担保，或者是因为借贷资本的短缺，或者是因为银行系统的服务范围有限等。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家庭来说，唯一的能够获得贷款的渠道通常是来自于当地的高利贷者，这种高利贷由于交易费用高昂而令人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再一次被视作获得资本来源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渠道，以求通过它积累资本用于改善生产效率、稳定消费水平。因此，处在这种处境中的家庭此时具有很强的将其某个家庭成员转出农业生产领域、迁移至城市地区以增加储蓄并通过往回汇款的方式将资本转移回家庭的强烈动机。期货市场

无论什么时候，一个农户在播种时总是期望所播种的作物在将来收获后会按照一个理想的、足以能够获得养家糊口甚至改善家庭福利状况的收入的价格出售。但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却始终存在着农作物价格跌至期望水平以下，从而导致家庭歉收的风险。在发达国家里，价格风险是通过期货市场加以控制的。通过期货市场，农户可以按照现在确定下来的价格在将来出售其全部或部分农产品。如果未来价格跌至约定价格以下，则投资者承担损失；如果未来价格升至约定价格以上，则投资者获得盈余。许多发展中国家要么不存在期货市场，要么虽然存在但低收入的农户通常无法进入，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就提供了一种农户自我保险、抵御由农产品未来价格波动而导致的收入风险的机制。社会保障

无论是农民家庭还是非农民家庭，都靠家庭成员的收入维持。如果当地的经济状况恶化、就业率下降，家庭的生活状况就会由于收入的减少而受到威胁。在许多国家里，政府设立了相应的保障体系以保护劳动者及其家庭免遭这种风险。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这种针对失业者和伤病者的保险体系往往是不存在的或不完整的，这同样促使农户家庭将其劳动力转移出农村地区以求实现自我保障。而在我国，农民几乎享受不到真正的社会保障，这一因素对于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不可能不产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迁移就使得农民减缓了这一风险。

（四）社会环境与迁移的关系

新迁移理论认为，家庭决定其成员的迁移，不只是为了提高其绝对收入，同时，也为了提高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也就是为了减轻在某一参照群体内的相对贫困感。即RD（relative deprivation）动机，即相对剥夺、相对经济地位变化、相对贫困（蔡昉、都阳，2002），以下都称做RD。农村家庭之所以将某个家庭成员送出所在的地方、加入迁移的行列，其目的既是为了增加其绝对收入，也是为了改善家庭的相对收入水平（即相对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从而降低其与其他参照群体相比的相对贫困程度（Stark，Taylor and Yitzhaki，1986；Stark and Yitzhaki，1988；Stark and Taylor，1989，1991；Stark，1991）。以Stark为代表的新迁移学者首先提出并完善了农村乡城转移的RD模型。他们认为单位i的效用Ui=U（Yi，RDi），其中Ui表示其效用，Yi表示其绝对收入，RDi衡量其因收入低于一定水平而带来的相对失落。由效用对绝对收入、相对贫困的偏导可知，效用随着其绝对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随着RD的增加而减少。假设F（y）为累积收入分布， 而h[1 - F（y）]代表一个家庭在y收入水平下由于不能得到稍高于y的收入水平（比如说是y +Δ） 而产生的不满足感，那么，该家庭在收入水平y下的相对贫困程度便可概念性地表示为：

RD（y）=h[1-F（x）]dx，令b=yh

在h[1-F（y）]=1-F（y）的特殊情况下，这一表达式等同于以下两项的乘积：收入水平高于y的家庭的比例、这些较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与y之间的平均差距（额）。

RD模型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收入给个体带来的效用不仅在于绝对收入是多少，也在于该收入在特定参照群体内的位置，即人们总是把自己的收入与特定群体内的他人的收入比较。该思想更贴近中国的实际。

为了进一步理解相对收入这一概念，我们假设富裕家庭的收入有所增加。如果贫困家庭的收入不变，那么贫困家庭的相对贫困程度增加。如果家庭的效用与相对贫困程度呈负相关，那么，即便贫困家庭的绝对收入和迁移后的预期收入保持不变，只要通过其家庭成员的迁移可以改善其在所处参照群体中的相对收入水平，该家庭参与迁移的动机依然会增强。由此可以说，由于其他家庭的收入水平的变化，该家庭参与迁移的概率会增加。制约了贫困家庭增加收入的机会的种种市场失败也会增加迁移对贫困家庭的吸引力，因为此时通过迁移贫困家庭可以改善其相对收入状况。

相对收入（贫困）因素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也能够找到相应的佐证。在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过程中，虽然农村地区各类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都有着较大的差距，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参与转移的农民工中，在参与转移前其家庭在农村中处于低收入水平的人占了大多数。这说明迁移与原本农民家庭在农村的相对收入水平是有着相当明显的联系的，也说明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地区转移时在其转移动机中是有着较强的对家庭相对收入水平（或相对贫困状况）的考虑的。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具体分析来看，新迁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前提与我国农村及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是基本吻合的。在这些前提下，沿着新迁移经济学的思路来分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应该说不存在什么难以逾越的理论和逻辑障碍。

三、对待新迁移经济学分析思路应有的态度

在运用一种理论分析我国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对它采取科学的态度，既要坚持又要发展的态度。最近几年来，我国劳动力转移势头较猛，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或者模型致力于解释这种行为。而新迁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也就引起了国内外迁移理论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根据以上新迁移理论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适用性分析，我们在运用这一理论分析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时，有如下几个方面是需要明确的：

第一，新迁移经济学与新古典迁移理论关键性的区别有两个，一是迁移决策主体的不同，二是迁移动机的不同。其他各方面的差异包括政策含义的不同都是由这两点衍生出来的。其中，迁移动机的假设不同，是导致新迁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迁移经济学理论流派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新迁移经济学在理论前提、相关假设方面与我国国情的高度吻合决定了它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有较强的适用性。但是，它并不是为中国劳动力转移问题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行为时，不能照抄照搬，只能以新迁移经济学提供的分析方法为指导，对我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任何一个经济理论都不能包罗经济世界的全部现象，新迁移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在用新迁移经济理论指导我国的实践时，同时，也要学会借鉴其他迁移理论的科学方面，将此结合起来，用来更好地指导我国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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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经济的时代意义

按照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从我们所看到的不少资料表明：人们在强调知识经济这一概念时，主要是区别于物质、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物质经济和资本经济而言的。与依靠物资和资本等这样一些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相区别，现代经济的增长则越来越依赖于其中的知识含量的增长。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其功效已远远高于人、财、物这些传统的生产要素，成为所有创造价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识经济的提法可以说正是针对知识在现代社会价值创造中的基础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知识经济仅仅是区别于所谓的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其一，人类经济时代的划分有自然经济、工业经济，但没有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的提法。其二，一个经济时代的划分重要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用什么生产，这里包含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一定社会的主导生产工具及由此形成的产业，这显然不是物质经济或资本经济所能反映的。而知识经济不但从知识在生产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主导经济增长的知识性产业已经形成。对此美国经济学家罗默提出，要求在计算经济增长时，必须把知识列入生产要素函数中。因此OECD定义知识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是揭示了知识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并准确地反映了知识经济的现实。所以，我们从经济时代的角度来认识知识经济，才能切实地反映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历史性变化和人类社会已进入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这一伟大现实。我们认为知识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在人类财富创造形式上的崭新时代。我们称之为知识经济的，就必须使这种称谓有相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需要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显然不是目前报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证知识经济的提法，而应是论证知识经济何以可能的理论基础，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二、知识经济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冲击

知识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冲击首先是基础理论。知识经济的出现使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必然要合理解释和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生活的新本质，从而在更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石上构建指导人类新的经济实践的经济学。事实证明，经济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已经初步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着这种新经济的冲击。尤其突出的是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论、发展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及一些管理性经济学科，这不断地加大着部门经济学科和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知识经济的现实，但我们用以解决问题的理论并非建立在这种现实基础之上。这便是旧理论无所作为的必然。纵观人类社会全部的经济活动无外乎这样两个内容，其一是社会财富的创造问题，其二是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这里我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第一个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核心内容是一定社会的财富是什么？如何实现这种财富的增长？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集中地形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即价值理论以及增长理论。我们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定社会所追求的新的社会财富是什么，如何创造出来，不能不看到，新的社会财富的创造总是受制于当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从古代社会的钱物积累表现出的社会财富，及与之相应的注重农牧和战争掠夺的财富增长形式，到威廉·配第实质性地揭示出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财富创造中“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劳动成果是直接地表现为社会所认可的社会财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萌芽的到来，重商主义坚定地认为商业贸易创造价值、增进社会财富。事实上商业贸易只是转移现实的社会财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创造新的社会财富。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类经济的核心，揭示了生产创造价值这一人类社会财富增长的实质。在资本主义进入典型机器大工业化生产条件下，马克思完善和发展了劳动价值学说（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资本主义财富增殖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些理论集中说明的是在一定经济时代里新的社会财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自然经济时代，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人的劳动力，劳动也主要是人的体力劳动；工业经济时期创造新社会财富（价值）的主要是先进的机械力，尤其是工业经济的成熟期，以机器为主的机械力劳动成为社会财富基本的创造形式。新增加的社会财富完全是表现为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价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会认可的多少都直接地决定于生产它们所使用的技术的先进性。这使工业经济时代的劳动价值论典型地表现为价值的技术决定论。当人类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反映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创造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新的生产方式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在现代化的企业生产中，人们认识到外在于劳动过程的知识性的管理也成为创造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创造价值的第四个要素。而管理正是随着人们对企业自身性质认识不断深化所形成的知识和信息，管理人员正是运用这些知识和信息，服务于生产过程而现实地增加产品的价值。美国德尔福集团甚至提出企业知识管理，认为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指出“虽然知识管理的首要目标不是技术，但是公司将发现，它们在知识经济中如果离开了知识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竞争力。”（《参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场自由竞争中企业所投入非生产性领域的大量广告费、赞助费及各类社会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产领域，按劳动价值理论是不会创造价值的。现在恐怕没有企业界的朋友会否认这方面投入的丰厚回报，在这些非生产性领域的投入极大地提高了处于自由竞争市场中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些知识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消费者的选择，对商品无论在价值大小以及实现多少上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三，现在主要让我们来看使工业经济时代跃升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先导产业———信息产业。美国人不无自豪地指出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大的新的经济增长源，约占近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如果你对这个数字还缺乏敏感的认识，那么你对这组数字肯定会感兴趣：一个发展才十几年但已拥有资产2000亿美元的微软电脑公司和已经发展一百多年才拥有400亿美元资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后者曾是美国工业经济时代的象征之一。微软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给你直接可以消费的面包、汽车或实实在在的钢铁。它提供给社会的只有处理信息的计算机和载满了能满足你对知识管理需要的各种软件，这里几乎没有办法用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最高级的知识在这里直接转化为最大的价值，过时的知识在这里也一文不值。同样的编程人员、同样的工作强度，但可能所创造的价值相差悬殊。这里价值形成的唯一基础是以其知识含量的高低来比较的。其他如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光电子产业等等高新产业中，知识是与他们所能创造价值的大小、所能实现价值的多少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仅仅因为一个连字符的遗漏而使数十亿美元化为乌有，也许仅仅因为一个新的配方而价值倍增。在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业经济时代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实现形式，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已直接地与人类最宝贵的知识挂钩，这不但突破着旧的社会财富观，而且直接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新的社会财富。

综上所述，知识正自在地存在于当今源源不断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社会财富中，深刻地改变着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内涵及基本理论。正如我们分析的，一定经济时代新创造的社会财富，总是最深刻地反映着一定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实质，并通过这个实质使一定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向更高级转化。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都是财富，一切都不是财富，对新增社会财富的考察必须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结合。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商品的价值主要指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的大小体现出在劳动时间多少上的竞争，那么知识时代的商品价值则主要是指在无差别人类劳动中所蕴含的知识和信息，价值的大小体现在劳动中对知识和信息的竞争。我们创造的新财富是未知的，但我们通过当前的劳动却现实地改变着已经形成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这个循环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们在现实消费需求中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总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以空的数字指标表明社会生产的创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是唯一的，因此对一定生产方式下新形成价值的那种核心要素的竞争便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实质。而这种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也就是对新增的社会财富的分割、占有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看，OECD定义的最后一句，不无道理。因此，在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时代相适应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亟待发展。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说明知识经济是存在的，使知识经济有合理的理论基础，把我们看到的现实和我们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三、知识经济对社会财富创造形式的改变必然意味着传统经济学的增长理论、货币理论、周期理论及其他一些理论都必须重构

知识经济正以其在现实中的迅猛发展向我们展示出现代经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增长形式，使传统经济学理论所揭示的内涵式增长、外延式增长、规模经济增长、投入产出等增长理论都表现出严重不足。

首先，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彻底改变了传统人、财、物要素配置所带来的增长。

其次，知识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参与生产的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要素，并形成新兴的主导产业。

再次，同传统工业经济的规模相比较，依赖知识创造效益的增长正表现出同一产业的分散组合和不同行业间的技术融合，很难从规模化的投入和产出上进行分析。

最后，知识在当今社会新财富创造中的独特性和基础性，使我们对形成社会财富增长的途径并不能直接地从生产领域或某一产业中去寻求，增长的因素或动力也许是直接地存在于生产领域之外。知识经济条件下，也许真正导致增长的投入在一些非生产领域而并非生产领域。只有我们把上述问题研究清楚，我们才能找到知识经济条件下促进主导产业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作法。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曾明确指出主导产业对一个时代的经济起飞具有决定意义。曾因煤、铁为主导产业相互推动而促成战后经济奇迹的日本在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业调查会总经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讯产业可以说是21世纪最典型的主导产业。如果说20世纪基本上是发动机和电动机占主导地位的‘动力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通信、广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三位一体的‘信息的世纪’”。在这一问题上有的同志以产业升级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样产业巨变的经济时代，最能代表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是主导产业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这一产业在根本上只是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其他产业提供生产手段。而各国在此基础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导产业仍然是要和国际分工、本国经济现实相结合。知识经济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工业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和高效益，无疑有更深刻的增长方式在现实地发挥作用，这就使我们更要深入研究知识经济增长理论，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实质，在未来的发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长政策和计划。并由此出发考察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人力、管理等等相关经济因素在新的经济状态中的运动规律，从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识经济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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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快乐；经济学；理论模型；述评

中图分类号：C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167-02

毫无疑问，有关快乐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快乐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一个主要的人生目标。而且，一个快乐的人在工作上将效率更高，更友善，并且不大会触犯刑法和法律。然而，以往研究中一直缺乏可用的模型与方法。如果缺乏相应的基于快乐客观性（objective）机理的理论模型，就难以获得可信的并可以进行人际比较的快乐研究数据，有关快乐的研究将受到极大阻碍。

经过多年研究努力，基于当期快乐的客观性理论已经被实验心理学证实，快乐的可测量和人际可比性也成为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共识，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快乐测量理论和模型。本文介绍经济学中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快乐研究模型，并对其优缺点进行评析，期以引起人们对快乐测度问题的关注。

1 杰文斯的快乐/效用模型

快乐是以人与世界的物质存在与人对对象与自我的消费（憧憬与回忆）为基础，又超然于这种物质之上的愉悦的精神感受。把快乐体验联系到“数”的意义，是从经济伦理学家边沁开始的。边沁提出了测算快乐的七个描述性指标和14种基本的快乐需要，但边沁没有在数量测度方面深入下去。快乐――效用度量问题的研究始于杰文斯创立的边际效用论。由于经济学计算成本――收益的理论使命以及追求效用最大化目标和实证研究的需要，使得经济学必然要求对效用进行量化分析。

19世纪70年代，杰文斯在边沁的关于快乐的数量意义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快乐、痛苦、劳动、效用、价值、财富、货币和资本等等，都是包含着数量的概念，因而可以推想为可以测定”的重要观点。杰文斯在研究快乐与痛苦时，多次提到了测量个人情感的基数尺度概念，他说，若幸福程度相等，则两日的幸福量是一日所希求的幸福量的两倍。在此基础上，杰文斯进一步认为，经济学的目的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痛苦换取最大快乐，人们消费的目的便是追求快乐减免痛苦。而物品能给人们带来快乐（或负痛苦）的性质便是物品的效用。 杰文斯把劳动定义为心身所受的痛苦即负效用，劳动收益得到的快乐则是正效用。而均衡的劳动时间则由劳动的边际收益（正效用：工资产生的快乐）等于边际成本（即由劳动产生的负效用：痛苦）来决定。 它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dvdt=dwdt•dudw（1）

式中v为劳动的负效用，dv/dt为劳动的边际负效用，w 为劳动产出或工资，dw/dt为劳动产出对时间的导数，u为劳动产出的总效用，du/dw为劳动产出的边际效用。杰文斯在劳动苦乐均衡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边际效用论为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基数效用研究开拓了思路。

2 黄有光的快乐测量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行为科学的发展，经济学吸收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在快乐测量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新进展。黄有光在坚持快乐的可计量理论的基础上于1996年提出了一个效用计量公式，用以证明快乐的基数可测量和人际可比性。

黄有光认为，尽管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形容词或数字来描述他们的快乐程度，然而还是应该有一个更为客观可识别的快乐尺度，这个尺度就是零（净）快乐。不论一个人所经历的总快乐的量是非常大或非常少，如果根据其本人的观点，它严格等于痛苦（疼痛或剪熬），那么他的净快乐量就为零，并且在进行人际比较时是非常显著的。

他认为，一个确定零快乐分界点的简单方法就是可以要求被调查者在如下选项中选择一个：非常快乐、比较快乐、一般（或者略微）快乐、既没有快乐也没有不快乐、不快乐、非常不快乐。为了得到一个更为合理的回答，他还开发出了一个专门的测量问卷，问被调查者类似下面的一些问题：

从有记忆以来，我曾有过不同程度、短暂或长时间的快乐（包括肉体与精神上的快乐，即任何形式的快乐感受），有时则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这些快乐与痛苦可用下图的方式表达：

如果我把零点线上的面积加起来（即我所感受过的快乐感受的总和），再把零点下的面积加起来（即我所感受过的痛苦的总和），两者比较的结果是：

（1）总快乐大大超过总痛苦；

（2）总快乐略微超过总痛苦；

（3）总快乐相等于总痛苦；

（4）总痛苦略微超过总快乐；

（5）总痛苦大大超过总快乐；

黄有光的这种快乐积分计量是以它所说的“最小可感知的快乐”为计量单位进行快乐测量和人际比较的。基于这一假设，黄有光提出了两种快乐测量模型：

2.1 数量测量方法

数量测量方法最早由Merkel(1888-9)所创造，他利用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要求个体找到那些使快乐成倍增加的因素。

假如X＝个体当前的情形（当他吃冰淇淋A时），Y＝同样的情形，除了在某一顿中用冰淇淋B代替了，Z＝在X情形基础上的一些具体改变。假如某个人在X与Y的对比中偏好A，在Y和Z的比较中偏好Y。让他在确定的Y和不太确定的（X，Z；a,1-a）中选择一个，在这里a表示为X的可能性，1－a表示为Z的可能性。调整a的数值直到这两者之间无差异为止。忽略那些不到一个单位的意识不到的快乐差异，我们就得到：

U（y）=a U(x)+(1-a) U(z)（2）

两边同时减去U(x)并移项，得到：

U(x)－U（y）= (1-a)〔U(x)－U(z)〕（3）

在这里，U(s)表示在S情景下按照所意识到的快乐测量到的效用。因为通过直接的测量，我们已经知道U(x)－U（y）的值，这样U(x)－U(z)就可以通过使用（1-a）的简单乘法得到。

2.2 直截测量法

直截测量法指通过将指定的刺激分配到有限数量的分类当中去时所产生的心理物理功能来进行测量。这种方法先主观地将最小（最弱、最轻、最暗等）刺激分配到第一部分去，将最大的刺激分配到最后一部分去，并用其他的一些问题使他的主观回答在这中间是连续的，这样这个连续区间就被划分成相等的若干份了。（Luce et al.,1963：p.261）

然后通过个体所愿意支付的或用于实际补偿时所需要的钱的数量来作为比较的方法。假如一个人在x情况下比在y和z情况下更快乐，为了避免移动到y情况或z情况下，他将决定为相应的情况所愿意支付的最大数量的钱（＄g）和(＄h)。当我们忽略那些不足以达到意识水平而引起人们注意的偏好差异时，我们得到下列等式：

U(x－＄g)＝U(X)+∫mm-＄gMUMdM=U(y)（4）

U(x－＄h)＝U(X)+ ∫mm-＄hMUMdM =U(z)（5）

在这里，MUM表示钱的边际效用。假设MUM是连续的，我们可以推导出

｛U(x)－U（y）｝/｛U(x)－U（z）｝=g/h（6）

这种方法的一个不足之处是，当g和h相差非常大时，由于MUM的可能变化，它将产生了出错的可能性。然而，尽管操作起来有些困难，我们还是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g和h使两者接近而将这种可能性减少到我们所希望的水平。然而，这个程序假设个体并不关心他所支付（收到）的钱是如何被使用的（征集）。

3 陈惠雄的快乐模型与寿命指数理论

在国内经济学界，陈惠雄较早提出了快乐的可测度性理论及其测度方法。陈惠雄认为，快乐源生于人自身的身心机能，这种机能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满足快乐的对象同样是客观的。这种快乐原因的主体客观性与满足主体快乐的对象客观性，确定了快乐的可计量性质，就如同血压的客观性导致血压可测量一样。陈惠雄于1988年首先提出该理论思维， 根据这一理论，陈惠雄设计了主客观结合的快乐指数体系，包含健康、亲情、收入、职业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6大快乐因子圈。它涵盖了影响人类快乐的各个方面，快乐是所有这些因子圈包含变量的函数。这种理论假想可以体现为下式：

H=C1W1＋C2W2＋…＋Cn-1Wn-1＋CnWn

＝∑ni=1CiWi（7）

式中，H为快乐指数或快乐满足度，最大满足为100%；Ci＝第i个快乐指数一级影响因子；本研究中i＝1,2,3,…6； Wi为第i个快乐指数一级影响因子的权数 。

Ci=WijFij（8）

Fij为第i个快乐指数一级影响因子下属的第j个影响因子；Wij为第i个快乐指数一级影响因子下属的第j个影响因子的权数；j表示快乐指数二级影响因子数，j＝1，2，…，n。

与此同时，陈惠雄提出了以寿命指数测度一生快乐积分和以平均寿命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寿命指数理论。即人的一生的快乐指数积分H（寿命指数）等于实际寿命Lr与理论寿命Lm之比，即：

H＝Lr/Lm（10）

提出这一理论的依据是，快乐是人类自身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而快乐的满足又使得身心得到健康发展，结果是生命的延长。其次，陈惠雄结合邢占军的主观幸福感简表设计了非常具有经济学特色的快乐指数调查量表，该量表基于快乐要素理论，归纳了影响快乐的6大主客观因素的15个关键要素内容，经过信度、效度分析，证实了该理论机理的高度可信与有效性，是一次有益的快乐指数的研究尝试。

4 关于快乐模型研究的描述性的新进展

近年来，实验心理学在快乐的计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卡尼曼与特韦斯基通过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把人的行为置于可重复观测的实验中，证明了当期体验效用的客观性（objective）和“快乐与痛苦的体验效用的可测度性”。 客观性快乐是一个基于当期的概念，它通过对精确瞬间的情感状态的及时测度而成为可用指标。当然，按照客观性规则的效用测度，其测度与判断的最终数据，还是来自主体的体验。快乐的体验效用的客观性，主要是靠确定它们在二维空间中的位置来捕获的。这个二维空间主要由效价（好中坏）和觉醒程度（从发狂到昏睡）(Plutchik and Conte，1997；Russell，1980；Russell and Carroll，1999；Stone，1995；Warr，1999)这两个维度来界定。

同时，卡尼曼把效用区分为基于稀缺的决策效用与基于快乐的体验效用两类。在解释和测度体验效用的方法上，卡尼曼进一步提出了“基于当期的”和“基于回忆的”体验效用两分法。当期效用是一种依靠客观性法则进行的对当期效用的测度，回忆效用则是基于回忆的体验效用，它是个人对于生命周期或事件的回顾性体验。快乐的客观性可能主要存在于对当期体验效用的测度，并且对于各种福利概念来说，客观性快乐是一个共同的维度。这些研究为经济学中的快乐计量研究和最终产生简单易行的计量模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5 结语

总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对快乐可测量性的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增加。尽管在具体的测量上还存有许多问题，例如，有人会质疑关于快乐的比例衡量应该接受可信度和合理性的标准化检验，在不同人之间进行比较的合理性也需要进一步的检验。然而，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困难，关于快乐可测量性问题的调查仍能够以各种方法来设计和完成，快乐模型研究已经筛选出了一些方法，其模型轮廓日趋清晰。

参考文献

［1］Yew-Kwang.Ng,1996：Happiness Surveys：Some Comparability Issues and An Exploratory Survey Based on Just Perceivable Increments，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8,pp.1-27.

［2］Kahneman,D and Tversky,A，2000：Experienced utility and objective happiness: A moment-based approach. Ch. 37 in Kahneman,D and Tversky, A. (Eds.),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New York: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673-692.

［3］Ed Diener, Christe K.Napa Scollon, Shigehiro oishi, Vivian dzokoto, & Eunkook mark suh. Posit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 satisfaction judgments: Global happiness is not the sum of its part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0:1:15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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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尝试教学

尝试教学是一种让学生在旧知识基础上先来尝试练习，引导学生进行讨论的教学程序结构。其基本特征是“先试后导、先练后讲”。尝试教学法能充分发挥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主体作用，改变传统的注入式教法。例如，宏观经济学中投资这个概念对初学者来说很容易造成困惑，而投资问题在宏观经济学中十分重要。对投资的正确理解，是掌握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关键。在教学中，如果教师讲、学生听，学生还是难以把握投资这一概念。因此，笔者在教学中用尝试教学法，先一开始要求学生进行尝试练习，使学生处于主动的地位。一旦学生在尝试练习中遇到困难，发现投资与日常生活中投资的含义不同，学生便会主动地自学课本或寻求教师的帮助，学习便成为学生自身的需要。然后教师导入新课，在新授课过程中使学生把握投资与资本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投资与日常生活中投资的含义不同，懂得经济学中的投资是指厂商购买资本或对资本的需求，是厂商增加或更换资本资产的支出，明确要从资本的角度来理解投资。最后，教师再次进行课堂作业并给予课堂小结，以此巩固对投资的理解。采用尝试教学的关键是两次尝试题的设计，达到“温故知新”的效果。尝试题以发散型的多元思考题型呈现，与课本或学习材料的例题相似，便于学生藉以自学课本或学习材料，共同讨论和尝试解决问题。进行第二次尝试练习时，可配合课本的题目来进行，利于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二）自学辅导教学

自学辅导教学强调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教材内容，自己练习、检查并改正错误，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自学辅导教学的具体步骤包括：启发引导、阅读课本、自做练习、知道练习结果、教师小结。自学辅导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满堂灌，把教学从着重灌输知识、技能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独立的阅读能力、审题能力、思维能力和操作能力。例如，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这章内容，理论性强，没有什么数学模型，同时对学生来说并不是全新的内容，如果在教学中采用满堂灌的方式，教师讲、学生听，课堂教学必定显得枯燥乏味、学生缺乏学习主动性。因此，笔者在教学中尝试用自学辅导教学法，先从旧知识引发新问题，提出问题：你们在上章中了解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那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在实践中是如何实施的呢？由此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再让学生阅读课本，该做练习时做练习，并核对答案。最后，教师小结，纠正错误，解决疑难问题。再比如，GDP的问题也难以把握，在教师讲授GDP的概念之后，为使学生全面把握和增强理解GDP，以及有关GDP的评价问题，可以在教师的帮助下，由学生自己查阅相关文献，搜集资料，制作成PPT，来讲授相关内容。在学生讲述之后，教师进行总结和点评，最后要求学生提交学习心得。采用自学辅导教学的关键是将课堂大部分的时间交给学生，教师只需巡视课堂，不打断学生的思维，只对有问题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并发现共性的问题。小结时，做到有的放矢，纠错解疑，规范学生做题，梳理知识使之系统化。

（三）专题讨论教学

专题讨论教学是通过专题讨论的方式实现对学生知识的传授和思维能力锻炼的一种教学模式。专题讨论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能够挖掘学科魅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并能激活学生的思维，增强综合知识的能力。对于一些学生相对熟悉的、比较感兴趣的内容，专题讨论教学法可以达到好的教学效果。专题讨论教学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教师设计好多个专题，让每个小组选择感兴趣的专题，由小组成员共同完成。然后给学生1～2周的时间收集资料，并利用本章学习的知识进行分析讨论。接下来将每个小组讨论的结果用PPT的形式展示，派1～2代表做演讲。同时，课堂随机抽取几位同学做评委，对每个小组的表现点评打分。最后由老师做总结发言，分析讨论的结果，并对该专题进行更深入的陈述。同时要求每个小组根据课堂讨论对专题报告进行修改，每个组员提交1份个人研究报告，小组提交1份总报告。例如，在讲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时，可以先让学生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在课堂讨论当前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对我国劳动者、企业主等阶层的影响。在讲消费理论时，要求学生查阅中国储蓄资料，分析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喜欢储蓄？在讲宏观经济政策分析时，要求学生查阅资料，以我国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为时代背景，讨论政策组合的实际应用情况等。采用专题讨论教学的关键是教师应该精选专题，控制好学生陈述的时间，把握课堂节奏，带动气氛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自主学习教学中注意的问题

自主学习教学方法优势明显，体现了以学生为本、师生平等的教育理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独立性和非智力因素的发展。但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教学难度增大、教学结构松散、教师的指导地位难以保证等等。笔者认为，要扬长避短，在宏观经济学自主学习教学安排中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证足够的授课学时

自主学习教学不否定理论讲授的作用，宏观经济学课程的难度和复杂性，使得宏观经济学的本科教学应当以理论讲授为主。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宏观经济学》本科课程的授课时数约51学时，这只能保证讲授最基本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为顺利实施教学范式改革，运用自主学习教学方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拓展教学内容，必须在原有授课学时的基础上至少增加16课时，即每学期至少达到68学时。

（二）培养学生数据收集和处理能力

实证分析是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析方法，要想做好实证分析，学生必须具备收集和处理数据的基本能力，这也是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改革顺利实施的保证。因此，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应当指导学生利用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库等公共资源收集数据，并传授一些基本的处理原始数据的方法等。例如，在讲“国民收入核算”、“失业与通货膨胀”时，可以指导学生利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搜集中国名义GDP、GDP平减指数、GDP增长率、失业率、CPI、PPI等数据，让学生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有总体的认识。在讲“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时，其中涉及货币政策问题时，则可以指导学生利用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库，搜集中国历年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数据，让学生大体了解中国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

（三）建立科学的学生考核机制

实施教学范式改革，应当纠正以考试成绩衡量学生优劣的唯一标准的偏差，扩大评价的内涵和范围，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并重。因此，《宏观经济学》课程科学考核的标准应是多重的，丰富学生平时成绩的考核方式。在考核中应注重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如课堂研讨与辩论的表现、自主查文献讲课的表现、课程作业的表现等。着重评价学生掌握方法和能力的程度，考察学生团队合作能力。

（四）加强教学团队建设

篇7

中国首批十大策划人，奇正沐古（中国）咨询机构董事长，《销售与市场》杂志总策划

简单化营销

我们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把营销理论一点一点地从国外引进到中国。二十年以前，像里斯、特劳特，我们基本上是抬头仰望，今天里斯跑到这儿来领奖了，这就是最大的变化，可见我们中国的营销发展有多快。

但是，我今天的主题有点大逆不道，今天的主题跟我前二十几年做的东西完全来了一个逆反。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新的一些心得和观点：营销回归ABC。

营销就是让推销成为不必要，这句话全中国的营销者都非常熟悉，大概没有人会怀疑它的正确性和它的权威性，因为这句话是管理大师德鲁克先生说的，现在营销学之父科特勒在他的第十四版《营销管理》的前3页当中还引入了这句话。很多营销界的网民可能会骂我，说孔繁任你Out了，营销就是让推销成为不必要，推销早就结束了。

我营销干了二十几年，我连这点基本的理论都不知道吗？今天坐在这里的各位企业家，你们辛辛苦苦地干了十年，你们说这十年里面，有哪一个时刻、有哪一年你们轻轻松松地坐在办公室里面说，我们的营销做得挺好，我们公司不再需要推销，有吗？2013年可能吗？

而现代营销理论的出现，其实只干了两件事儿。第一告诉我们说消费者很重要，我们不能埋头推车，我们要抬头看看消费者。第二这个世道变了，我们的竞争者实在太多，iPhone5还没有出来，我们的商人已经在研究为它配套的那个壳究竟是做成水晶的还是火苗的。iPhone5一上市不到一天时间，我们的壳就出来了。所以，现在的营销是争分夺秒。我们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干什么。

什么叫定位理论？要想做定位，就要有一个参照系，有参照系才能找到位置，找到这个位置，就叫定位。这个位置是什么？两个坐标，一个坐标是消费者，还有一个坐标是竞争者。所以，无论是科特勒讲的也好，德鲁克讲的也好，里斯讲的也好，特劳特讲的也好，你会发现，最精华的部分是商人天然就会的东西。

我们发现今天动物园里面的老虎变了。央视播过一个专题片，把一头牛放到关老虎的笼子里面去，老虎一看到牛来了，就扑上去吃，当他爬到牛背上，牛一甩屁股老虎就掉下来了。最后牛的脖子上都是血，但是牛还在那里跑，老虎趴在地上气喘吁吁。于是可笑的是，专题片一转身，动物园的专家开始训练老虎扑鸡，然后扑食。现在有一个新名词叫动物的野化训练，原来的动物园是用来驯养动物，今天是用来野化动物。老虎都不能吃牛了。

我们读了好几个EMBA、MBA的老板们，赚钱的本事是大了呢，还是小了呢？我整整15年在浙江大学和上海交大带MBA的学生，这些老板的下属跟我说，我们老板本来挺好的，可上完孔老师的课，现在回来都给我们讲新名词。我们现在到企业去的时候，从老板到经理，到助理，嘴上的专业名词玩得比我们干咨询的还溜。我们刚刚学会用大白话跟客户讲话的时候，客户开始跟我们掉书袋子，好可怕。

所以，我们反过来重新审视营销。科特勒第十四版的《营销管理》有130万字，请问在座的各位，你们这一辈子有耐心读完一本130万字的书吗？其实我们做生意的人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吗？好象不是，我们做生意，做营销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我们浙江大学的本科生一上来都要讲营销学的定义，他们问我营销学的定义是什么？我说定义就是买卖。一个教授说出这样的话，Out了吧？其实非常简单，什么叫买卖，买卖是双方自愿发生的交易活动，这就是买卖。卖就是营销者，买就是市场。我们所谓做营销，不就是为了做生意，为了赚钱？

简单化商业

那么，通过营销，通过商业的方式让我们赚到钱，一共有多少个方式？我们不讲理论，就看最简单的，一共只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通过劳动创造。大家都通过劳动创造，就是现在我们营销界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叫做产品的同质化。同质化就是你干，我也干，大家干的一样，就叫同质化。

第二种方式叫空间转移。中国第一批发财的人都是原来的不务正业的“倒爷”，一改革开放他们就跑到广东、深圳把东西倒过来就发财了，这叫空间转移，我们又叫平行贸易。这件事情现在不太好做了，因为通过空间转移的方式被互联网干掉了。买一个东西5块，人家把网络一打开，网上有，3块5，你只能说，小弟求你了，我开这个店铺要交房租，网上卖5块我卖4块吧。

所以，我在飞机上看到马云有一句话，马云说，对传统渠道而言，以后网商要彻底的替代你们是不现实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基本上替代你们这件事情那是确实的。所以，通过空间的转移挣钱这件事情越来越难了。

第三种方式叫通过时间的错位来赚钱，我们买的期权、股票，我们做的收藏，买的黄金，包括投资房地产，都是通过时间的变化，通过时间的错位，我们挣到钱了。

这样三种增值的方式，为了保证这样的交换，又必须有三个元素：资金流，物流，信息流。所有的东西加起来，我们要做买卖，要做生意就这么多。

只是有一样东西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就是现代技术的发展。所以，现在有人提出来，文化分成两种，一种叫快文化，一种叫慢文化。快文化是不可遏制的，不可抵挡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瞬间就发生。慢文化是看上去不存在，但是实际上都会存在，您看一下《非诚勿扰》，你会发现改革开放30年了，但只要一谈到恋爱，每个人都是疯的。30年过去了，我们脑子里根深蒂固的观念没有变，这是慢文化。所以马云动不动最关心的是他的支付宝，移动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这些技术给我们带来眼花缭乱的改变。

把这些想清楚了，你的商业模式就想清楚了。

营销回归ABC

所以，关于营销的重新思考就是营销就是ABC，所谓的ABC是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A是利益，B是信任，C是沟通。

关于利益，我们无非干了三件事：价值的创造，价值的塑造，价值的分享。

价值创造的战车有三个，第一科技，第二文化，第三劳动组织。如果我们只有劳动组织，我们剩下的营销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价格战。所以，所谓的产业升级、营销转型，无非我们要关注两件事，科技与文化。

你们知道我们浙江杭州的丝巾卖多少钱一条？一条真丝的围巾在杭州市场卖到150块钱都非常顶尖了，但爱马仕的好几千块钱。给大家看两条围巾，右边的那块围巾是爱马仕的，但是左边那块围巾也不差，左边是从小美术考试不合格的孔繁任设计的。

其实我能设计什么？我什么也不会设计，这是来源于我们在给西北做的一个项目，这条围巾的纹式来源于出土的文物，老祖宗已经给我们留下来了，我们通过一些技术做出来，一点都不会比爱马仕差。我们科技比不过西方人，但是在文化上，中国人还比不过西方人吗？我们只要按着这个思路，向这样一类的围巾、地毯我们可以成千上万的做，因为我们的老祖宗都已经给我们留下了。

从价值的分享上来讲，目前渠道的建设正在演变，原来叫渠道建设，现在正在演变为一场挖地道，因为它太贵了，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把传统的渠道挖瘫，直至雪崩。

举个例子。我们在上海租一个店铺怎么租？到上海租一个店铺，你打交道的不是房东，是房地产中介商，租这个房子两年，两年过后，提前一个月告诉你到期了，可以续租，同等价格情况下你可以优先。但是，中介已经在网上发了一个出租的帖子，到最后谁出的价格高就租给谁，这就变成了什么？这相当于进行了竞卖。当我们的商铺以这样的方式竞价的时候，你还有活路吗？你没有了。所以，我们迟早要颠覆传统的渠道。

第二是信任。当我跟你说兄弟，咱们合作做一单生意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孔繁任这个人做买卖靠谱吗？所以，无非有三种东西保证我们做买卖的机制：第一是合同，支付的保障。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信任机制，我们才可以进行买卖。第二是这个信任本身就来自于它的利益。比如到火车站、到旅游景点买东西的时候，你们有买到过真的东西吗？几乎没有，因为他很清楚，来这里买的客人，都是买了就走了，不是做回头客，而只要在小区一个老店，做买卖是做回头客的，你给他一个胆子他都不敢骗。第三是做品牌，就是你这个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口碑怎么样。

第三就是沟通，什么叫沟通？其实根本性的消费者心理只有一条，就是消费者是买划算的。所以，我们广告也好，销售说辞也好，我们所谓的品牌也好，总而言之，我们要塑造一种价值，让消费者觉得我们的性价比是优的，再通俗的说法，买这个东西是划算的。

沟通还有一个任务，要发现秘密。我们一讲营销，一定会讲消费者需求，可是我们仔细想过什么叫消费者需求吗？在经济学上不讲需求，经济学上会讲一个概念叫需要。从需要到需求发生了什么变化？比如说我也想买贵的东西，但是我最多买一个宝马，也买不起法拉利，对法拉利的商人来说，我不是消费者，我有买法拉利的需要，但是我没有买法拉利的需求。

经济学上说“需要+购买力=需求”，但是，如果我们干营销的学经济学，用经济学的这个公式细分我们的目标市场，那你就完蛋了。我的一个学生说您现在讲课费多少钱？我说高校只收一个老师应该收的钱。他说我也在上课，我说你才读了几本书就上课，他说我上一堂课，现场刷卡800万。我吓了一跳，我说多少？800万？越南盾吧？他说人民币。

我去看了，还真是。为什么？脑子坏了吧。其实脑子坏的方式很容易，因为他们懂得一条：有一样东西在需要和需求之间可以改变这个模式，是什么？欲望。当我们的欲望被激发出来的时候，我们从需要到需求的公式就不是我买得起才有需求，而是买不起借钱也要买。所以一部营销学的演变史，实际上是一个营销伦理道德的研讨史，但是这件事儿是谁干的？沟通干的。

中国最近几年变了，现在大家都在干什么？谁都在讲我要建人脉圈，叫圈子营销。圈子营销沟通的方式跟我们以前学的营销的沟通方式还是一个模式吗？不会了。商业模式决定了我们沟通的方式，沟通的方式将会决定我们品牌的方式，丢下来的什么广告、公关等等这些都是技术问题。

篇8

史玉柱二十几年的创业史，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也极富争议。在重重跌倒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他在保健品（脑白金）、网游（《征途》）、金融（民生银行）三个领域都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奠定了他的商界“巨人”地位。

这三者当中，在银行方面他主要是投资，坐收利益，脑白金与《征途》才是他的“实体经济”，是打上深深的史氏烙印的产品。作为一位商业史上不世出的人物，他的功罪臧否主要来自这两个产品。

“心理博弈大师”

脑白金与《征途》，看似风马牛不相及，跨度很大，实则于史氏而言，一以贯之，都是在做他无比擅长的心理游戏，即捕捉、挑动、塑造人望，并提供某种“产品”来满足这种心理需求，从中果断变现。这种心理博弈也正是现代营销学的本质，不论是政治营销还是商业营销。从这个角度来看，史玉柱在商业营销上的成功，与20世纪中国那位太阳级的大人物在政治营销上的成功堪可比拟。

“脑白金”是什么呢？是保健品。但史玉柱能够在竞争相当充分的保健品行业中横扫群雄、一骑绝尘，首先在于他十几年前，准确地捕捉到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三四线城乡群众的一种微妙心理，即为送礼而纠结不已——如何花不多的钱，送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礼，是人民群众年年过节、年年煎熬的事。直到脑白金问世，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脑白金一开始就被当作“礼品”来做的，比如体积适中，68元一盒一般城乡家庭正好能够承受，又不显得小气，而且价格标准化，从不搞降价促销，因而受礼者对花了多少钱也大致了解，这个收受过程就比较坦诚，省了解释、猜测、狐疑的成本，一盒脑白金真正起了68元钞票无法起到的感情催化作用，对子女与父母、晚辈与长辈之间的和谐做出了贡献。

史玉柱讲述自己的营销心得：“营销，最核心的就是要了解你是要销给谁。”脑白金是要卖给以县城为中心的广大城乡群众的，而不是卖给知识分子、卖给北上广的白领、小资的。所以，知识分子、白领、小资们对他那广告烦透了，年年把它评为“十差广告”之首，但没关系，史玉柱不会为迎合大家而改变广告，因为改变了大家也不会买。就像有人抱怨的：“他从来不在乎专业平台怎么说他，他只在乎大众。”

史玉柱是怎么在乎大众的呢？他会去商场蹲守：“快过年的时候，一些民工要回家过年，要买东西给家里面的人。他们在商场里挑来挑去，最后有人拿起脑白金，他买了脑白金。我就上去跟他聊天。他第一句话就说，过年买礼品好像挺难挑的，挑不出一个特别好的。脑白金广告我很烦，但是真的挑起来，好像就它的知名度高一点，然后就不得不买了。”史玉柱说，“其实这代表了多数消费者的一个心态。”

史玉柱最擅长、也甘于花最大的精力去捕捉这个“心态”。他无视大城市知识阶层的意见，但在江苏常熟等地再创业的时候，却花大量时间到农户家专访，跟他们聊天，极端重视他们的意见与心态。他还规定，所有广告部搞策划的人，每周必须访谈50个消费者。

营销驱动型的现代经济

脑白金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营销史上的“奇迹”。在中国文化语境下，作为一位“营销大师”，史玉柱即使不做后来争议更大的《征途》，也难以获得很好的社会名声。因为，商业的本质就是营销，而中国文化传统自古以来就是鄙视、排斥商业的。

按照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观念，只有生产才会创造财富，而营销是不会创造财富的。而史玉柱的巨人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营销公司，产品很简单，其主要业务就是品牌运营与管理、促销。史玉柱还“大言不惭”：“对于九成以上的消费品类的企业，它的命脉就在营销上面，营销的命脉又在广告上面。”

史玉柱说得对不对，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对的。19世纪后期，经济学界发生“边际革命”，现代经济学得以确立。现代经济学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的劳动价值论，不止从生产、供给这个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财富，还从需求、效用这个主观角度来看待财富，认为并不是生产了很多钢、很多铁、很多物资，就是创造了社会财富、创造了价值，如果没有社会需求，这些物资就是没有价值的。而只要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各种物质文化需求，以某种“产品”给消费者带来了“效用”，即主观上的满足感，就是创造了财富，创造了价值。

这种经济思想的转变，是“工业革命”的后果。工业革命之前，科技尚未突破，产能问题没有解决，供给始终不足，所以必须限制需求，限制欲望，提倡节俭，这种经济是以生产、供给来驱动的。工业革命之后，产能、供给问题解决了，需求不足反而成为人类经济发展的瓶颈，于是刺激需求、刺激消费、激发欲望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驱动力。不恰当地说，以欲望（需求）来驱动，是现代经济的基本特征。

现代营销的实质，就是去捕捉、诱导、开发人的欲望与需求，并组织生产与服务去满足这些需求与欲望。整个现代经济其实都是以营销来驱动的。这对传统经济甚至社会秩序、道德观念都是一种颠覆性的冲击。这个转变过程，当然存在着巨大的道德争议。尤其是对一个缺乏商业精神的民族，面临这种剧烈的制度与文化变迁，反弹必然很激烈。关于“营销大师”史玉柱的道德问题，也应该放到这个大背景下去理解，“无商不奸”的泛泛而论，有刻舟求剑之嫌。

至于快消品企业大都是营销驱动型公司的理论，一点不错。比如可口可乐，就是一点汽水，技术简单得很，对广大中国企业来说，生产出同样品质的产品，不存在任何问题。可口可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生产上多牛，而在于它强大的营销能力、品牌运作能力、管理能力。当年朱新礼欲把汇源卖给可口可乐，看中的就是其营销能力，而汇源的营销能力欠缺，其优势在于上游的果园、基料建设。这桩生意没做成，对汇源打击巨大而深远，汇源这个“民族品牌”还能打多久都是个问号。

事实上，对目前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快消品领域，做出好产品并不难，中国企业的短板就是品牌运作能力、营销能力、持之以恒的管理能力。而在这方面，史玉柱确有其过人之处，值得国内企业镜鉴。

网游中的人性密码

在保健品领域深耕十余年后，史玉柱以一个业界人士看来完全是门外汉的身份，进军网游。而他能够在这个行业继续创造奇迹，完全是因为，在这里，他更能将他的特长—即捕捉、挑动、塑造并掌控人心欲望的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销售脑白金，只是他与大众心理博弈的一个个别行为，而在网游中，他创造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态。

他对支配这个生态的人望的洞察令人惊叹。比如，他讲到游戏中努力与随机的关系。随机性意味着起点的不公平，意味着个人无法支配的偶然性力量，或者说“命运”的神秘安排。而努力则是后天性的力量，是个人主体性、能动性的发挥。意图消灭先天性的不平等，一直是人类社会革命思潮的重要策源点。而史玉柱却从打牌意识到这一点：随机性不但是人类无法摆脱的，而且人类各种社会活动本身就需要随机性，没有随机性的活动不具有持久的吸引力。

比如在麻将中，七分随机、三分努力，大家玩得比较疯。如果取消随机，大家的牌都一样，完全比后天的努力，这个游戏很快就没人玩了。而如果只有随机，没有努力，摸完牌后，大家一齐亮牌比大小，这个游戏也很快就没人玩了。事实上，大家最热衷的游戏乃至社会活动，都是随机与努力的结合。史玉柱说：“随机和努力碰撞在一起时很微妙，会起化学反应，会给玩家强烈的吸引力。”

消灭随机性，起点完全公平的游戏乃至各种社会运动，看上去很美好，但很快就会使人厌倦，人性天生不喜欢这样的游戏，倾向于去破坏这样的游戏，虽然人们总是去欺骗自己，以为自己喜欢这样的游戏。史玉柱洞悉这种心态，因为他有现实的经验。他讲述《巨人》里“拉车”的例子：“有玩家提意见说为什么我总是拉白车，别人都是紫车。我们的策划就听取了玩家的意见，就消灭了随机性。本来玩家之前还有企盼，取消了车之间的差距后，再一看，没人来拉车了。后来又改了回来，拉车的人气又起来了。”

再比如，他讲到如何处理游戏中爱与恨的关系：国家内部的仇恨要尽量少制造，仇恨应尽量使用在群体之间、国与国之间，因为群体之间的恨不同于个体之间的恨，优势方会有很强的荣誉感，劣势方的个体也不会因为群体的弱而出现大面积的离开；“爱”要用在内部，没有爱，玩家不会有归属感，所以要有意地设计几个好朋友去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入戏太深的道德审判

谈史玉柱的网游，“道德”争议尤其尖锐。曾有著名的南方媒体以“1984”、“古拉格群岛”、“通往奴役之路”之类的观念来影射、解读《征途》。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史玉柱已被钉上了“道德耻辱柱”。然而，在对史玉柱进行道德审判之前，首先应该恰当地理解游戏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史玉柱对他的设计团队屡次强调：“满足玩家需求，第一是荣耀，第二是荣耀，第三还是荣耀。”按照马斯洛的理论来定位，玩家来玩游戏，既不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也不是为了满足安全需求，甚至不是为了满足社交需求，而主要是为了满足被人尊重的需求，即获得荣耀。而要在这个虚拟世界中获得现实世界中无法满足的荣耀，就是做武林高手、战争英雄。所以，网游基本上都是以打架、战争为主题的。这同电影“大片”大多是武打片、战争片、黑帮片、灾难片是一个道理。

篇9

一、班级文化特质

我们班取名为“能仁班”。“能仁”二字出自《论语・卫灵公篇》，“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虽得之，必失之”，意思是说“靠知识和才能获取的东西，如果没有仁德去守护，必将失去”。同时“能仁”是梵文释迦牟尼的意译，意为有能力和仁义的智者。我班命名为“能仁”班，是以“能仁”精神激励学生，以“能仁”为核心进行“班级文化深度建构”。今天的我们，对于“能仁”是这样理解的：“能”，有知识，有能力；“仁”，有仁爱之心。首先，能仁并重，人才能走向更高远的境地。第二， “能”，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能够”“成为”，所以“能仁”就是既能成为一个“能者”，又要成为一个“仁者”，成为一个有着深刻的、儒雅的、有使命、有担当的远大情怀的仁者。第三，我们理解的“能”是向外无比辽阔地去发现和改变这个世界；“仁”是向内无比深刻地发现内心的美好与深邃。“能”“仁”是互相融通的，“仁”支撑“能”，“能”生长“仁”，“能仁”就是人的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交相辉映，和融共生，从而获得人生的幸福完满。

班训：真诚纯正、能者仁心。班训解读：真：说真话、做真事；诚：讲诚信、诚待人；纯：心纯洁、人纯朴；正：讲正气、唯正义。

班级愿景：让我们做人格健全的仁人，让我们做全面发展的能人，让我们做杰出才力的强人。班级愿景解读：所谓人格健全的仁人，指的是有爱心的人，具备外倾、宜人、责任、理性、开放等五个特征；所谓全面发展的能力，指的是在德智体美劳等五个方面有突出才能的人；所谓杰出才力的人指的是在贵族气质、学科竞赛、创新能力、高效合作、核心素养等五个方面有卓越成绩的人。

我们每一届学生都自己设计自己的班徽，目前的班徽如下：

我们的班歌是由高天琪同学作词的《能仁班 万万岁》。

班级纪律公约是《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二、班级管理特色

能仁班管理的首要管理特色是“经济学管理”。其取材于美国国家年度教师雷夫的经济学管理方案，再结合班级实际进行创新实践。经济学管理的本质是“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经济学管理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行事准则。此外，笔者尝试把学习小组管理与经济学管理相结合，班级中所有学生以四人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竞争，学习、劳动、卫生、守纪等各个项目以学习小组为单位统计财富值，每个月进行一次座位拍卖，财富多的学习小组可以拥有自己的座位，甚至可以出租给同学，租用他人座位的学习小组必须付租金。该管理特色曾在海门教育电视台播出，《班主任管理心得》发表于《中国德育》2014年第22期。

其次，“每月一事”项目是班级工作的重要内容。班级各项活动在学校的统一布置下按计划、有分工、有检查地一项项去完成，并积极参加学校评比，取得优秀的成绩。

再次，能仁班坚持晨读暮省，每天把“今日暮省和明日计划”写入“心灵交流本”，每天上交给班主任批阅。能仁班坚持书香阅读，交流读书笔记，坚持每日跑步1000米，由体育委员记录、值日班长检查落实到位。坚持每日演讲活动。每天傍晚举行三分钟演讲活动，设主持人，演讲前主持人介绍演讲主题，演讲后主持人组织点评，演讲内容进行录音，双周评比最佳演讲者，英文演讲和汉语演讲间隔举行。坚持上好每周一堂生动有效的班会课，并让它成为班级德育活动重要阵地。在2015～2016学年度第一学期期末学生调查问卷中，最受学生欢迎的三项班级管理措施是：经济学管理、每日跑步制度、每周班会课。

三、班级课程叙事

1.《江海人文》德育课程

2003年创刊的《江海人文》如今已发展为江苏省海门中学三大校刊之一，被评为全国优秀教科研刊一等奖，成为学校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我班谢璐同学是《江海人文》的学生编委之一。她发动班级同学积极为《江海人文》组稿，积极撰写读后感参加“《江海人文》读后感评比活动”，每期的《江海人文》是我班同学午读的重要内容。此外，能仁班的学生积极参与《江海人文》中狮山诗社栏目、江海画廊栏目的征稿活动，争相在每期的《江海人文》上发表自己的作品。

2.英语课本剧课程

英语课本剧是我们课程基地中心的一个特色社团项目，每周安排一个课时专门进行阅读排练。我们的英语课本剧取材于英语阶梯阅读材料《典范英语》，能仁班的学生从初一起开始阅读英文原版文学作品《典范英语》第七册18本，至初二学年结束时，已经阅读完《典范英语》第七册至第九册共计54本文学作品。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大型的英语课本剧比赛。仅三年，我班的课本剧Climbing in the Dark、Necklace、Personality Potion、Flying Carpet等剧目均获得学校比赛一等奖。英语课本剧活动还推动了学生英语经典影片配音、英文歌曲演唱的能力。我班的郁涵琪同学、单同学参加学校的两届英语经典影片配音比赛均获一等奖，我班高天琪同学参加学校三届英语歌曲比赛均获第一名。在此背景下，我班英语学习气氛浓，英语能力发展突出，在2015年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中，我班学生获得全国一等奖三人次、二等奖十一人次、三等奖二人次。

3.学科竞赛课程

作为海门中学课程基地中心的实验班，能仁班大力加强学生拔尖的规划与目标设置，选派强有力的教练团队，带领学生走进奥赛名校学习，提高学生数理化竞赛成绩。班级的数理化任课教师注意初高中课程衔接，自主开发学科拓展课程，并且注意把奥赛培训与培养学生持之以恒、吃苦耐劳的精神相结合，把奥赛培训与培养学生敢为天下先的情怀、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相结合，提高数理化拓展的实效。目前，能仁班学生基础扎实，优秀学生自我拓展，在班级内形成了你追我赶的良好学习气氛。我们注意引导学生形成学科拓展研究团队，鼓励学生采取兵教兵的合作探究模式，鼓励一部分学生脱颖而出。在海门中学2016年自主招生考试中，课程基地班学生包揽全市前一至七名、第九、第十名，全市前35中占据28名，全市前100名中占据46名，其中来自我们能仁班有25人。

4.健全人格课程

以“健全人格”作为学生的做人底线；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核心要素，引导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文化教养、社会担当、自由灵魂”为三大支柱的贵族精神作为上位教育目标。引导学生学会欣赏他人，拒绝冷漠，做一个有情有爱、有血有肉的人；引导学生学习慎独，学会独处，学会悦纳自己。通过艺术类、体育类、综合类课程，引导学生学会欣赏艺术，欣赏大自然，做一个高情商的大写的人。

四、班级学科团队

能仁班的发展背后是一个卓越进取、精诚合作的学科团队。语文老师郁瑾胸怀宁静之心扎根于语文教坛，用她的爱心与真情培育着学生稚嫩的心灵；数学老师、校长张立新把毕生的教学智慧洒向学生，引领学生智慧发展；物理金牌启蒙教练徐红娟老师，带领学生探索无穷的物理奥秘；化学老师施晓达以其灵动的课堂、洒脱的个性吸引着学生“欲罢不能”；政治老师蒋国生校长为同学们保驾护航，及时为同学们解答疑难、打开心结；历史老师沈继瑾以其儒雅的气度、温暖的微笑带领同学们穿越古今……能仁班的教师德高为师，身正为范，始终一贯地首先实践班级教育理念，以自身的身教代替说教，以自身的榜样为学生树立学习的丰碑。在这样一个团队的努力下，辅之以江苏省海门中学课程基地中心总设计师石鑫校长的总策划，以及物理金牌教练黄晏副校长担任直接管理，能仁班立地顶天，注定能铸就一个个新的辉煌。

篇10

关键词：现代办公；空间设计；办公空间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引言

在快节奏、高效率的办公环境下，座椅高度位置灵活可调，各种照明技术和现代智能化办公设备满足人的舒适性需求。基于环境心理学理论，本文结合办公室历史发展进程及办公元素等内容，针对如何创造舒适的办公空间进行研究及探讨。现代办公室设计以用户为中心，合理布局，提供其丰富空间体验的同时强调个性空间。在充分考虑功能要求设计过程中，遵循空间组织原则，创造一个舒适的办公环境。

1国外对现代办公空间的研究

1．1 国外现代办公空间设计特点

1.1.1以人为本

在办公空间的设计中，员工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对结构形式的办公场所和设施将体现对员工的关怀，以创建一个满足在线办公人员心理需求的人性化办公环境。

1.1.2专注于智能

办公楼和各种高档办公设施，现代智能特征，以方便员工使用，提高办公效率和舒适性，形成管理整体。

1.1.3注重可持续发展与周围的环境

强调办公区域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关系，弱化室内外分界线感官，使自然景观，办公环境，文化景观和其他资源相得益彰。对外办公空间的早期阶段，主要是设置在相应的旧建筑，建筑可能是一个废弃的教堂，工厂或闲置的一个老屋，并不是一定要有桌子，椅子，文具，即是一个办公空间。办公空间设计的早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在办公空间的设计上这些因素的变化也得以反映。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泰勒理论，强调秩序，课堂组织，群众监督和利益，他主张以科学为基础的管理人的螺丝生产线，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机械，机械的生产导致了标准化的办公空间设计的发展趋势的出现。近年来随着IT产业和大量的边缘行业，企业办公空间的设计也逐渐多样化，人们对商业空间的认识和需求也日益多样化。

因此，国外的办公空间设计，由非标准化转化成标准化再到多样化的发展过程，的确需要经历了不同的社会过程，使得人们的价值观悄悄地改变。

1.2研究国外办公空间

1.2.1早期的研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领域，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那时已经有一部分学者关注国外的办公空间的设计，并在一些经典理论体系展开了对办公空间的相关理论的讨论，这些讨论的办公空间，为现代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总的来说，对学术界的关注外交活动仍在办公空间非常有限的研究也有可能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

1.2.2自第二十年代后期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不足，国外学者对办公空间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和其他领域，包括城市经济学往往只强调办公空间的经济属性，而忽略了其“资本产权”，金融市场经济学家重视金融资本的属性，而对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以及办公空间等功能的重视度不够。城市地理学的相关学者也开始介入对办公空间的设计研究，但不是主要的办公空间设计。

1.2.3现代的研究方法，但仍落后于其他学科，国外的办公室空间设计手段经历了从定性描述到定量研究，以及静动态跟踪研究，在实证研究的过程的理论研究，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样化，但相对其他学科而言，仍有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房间。

2国内对现代办公空间的理解与研究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办公空间结构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现有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对我国学者进行办公空间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我们的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理论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知识密集，智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体系发展的特殊性，写字楼和工业区，开发区发展等不同的发展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办公室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课题，今后，办公空间的发展也将出现新的趋势。

2.1现代办公空间设计的主要内容

2.1.1办公活动，办公空间产业正在讨论为载体，工业办公室工作和办公室空间的概念，明确办公空间概念是开展进一步的研究的基础。中国学者和海外学者有概念的提出办公活动的定义，总结其功能的类型，并提出了办公空间取决于产业生存和发展办公室。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办公业包括办公活动和办公机构，前者指的是信息和知识的收集，处理积累，校正和交换业务；后者是指行政机关与私营部门。有学者指出，从专业角度：形成办公业从事办公活动和行政机构和私人执业的商业组织和其他办公室组织；形态学是办公楼和办公设施。

2.1.2办公空间位置和布局

对商业办公空间研究的主流位置和布局，理论来源于工业和商业区位选址理论的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理论。办公空间作为一种新的，特殊的产业空间，土地占用空间小，指向一个更低的产品运输。学者们从多个企业的办公地点因素分析及办公的空间结构形成机制，他们往往关注非产品成本因素，如集聚经济，面对面交流，信息技术，企业组织，相关效应，劳动点，商业服务的指向，指向消费者服务，企业声誉，空间形象因素，城市文化环境和市场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2.1.3城市CBD空间研究

根据城市的功能配置，城市内部空间可分为工业空间，居住空间，商业空间，服务和办公空间，休闲空间。在我们的城市发展过程的早期，由于过分强调了城市的生产能力和削弱其消费功能，城市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区，因此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还不系统。进入90年代后，随着城市的改造取得了初步成功，城市功能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学术服务和办公空间体现在CBD商务办公的研究由于商业办公室的CBD功能的业务功能，特别是城市中心，其发展规模的主要载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CBD的强度的函数。

3 现代办公空间设计的发展方向的探讨

3.1家庭办公空间

家庭风格的办公空间，让某些学者定义SOHO办公空间，是学习生活空间的设计处理，办公空间来实现形状的家庭气氛，办公空间的设计中提取的家庭的象征元素，使员工感到个人护理公司，使上下级之间关系更和谐。

3.2移动办公空间

随着笔记本电脑和网络的普及，无线通信和宽带技术的快速发展。虚拟办公室的工作形态的一种新的快速形成。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移动办公的组织形式，是为了让员工在公司内部或外部的公司，在传统的定点加工在过去处理办公室的任务。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工作，使工作更加自由，这也使得这一传统的任期也被重新定义。

3.3花园式的办公空间

用于处理学习花园，花园的设计理念使办公环境艺术，在花园的符号语言提取办公空间的特点，实现艺术的造型工作环境。中国古典与森林追求艺术美，长岭王”的诗歌风格的三境中，说：“事情的始终，情感，和意识”，它被称为“境”，“在”和“情绪”的绘画，谈论的是过程，艺术美，从客观的”材料领域”为主观的“情境”，然后提出建立的“情境”的理想。

结束语

办公环境的质量，对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办公空间设计中满足人的心理需要，是塑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当工作环境充分满足了上班族的心理需要，成为他们喜欢的空间时，带来的将是更高的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1]籍颖. 办公空间环境设计中的几个重要因素[J]. 河南科技. 2011(10)

[2]朱桂林. 初谈现代办公空间设计[J]. 河南建材. 2012(03)

[3]刘甜甜．当代办公空间设计研究UJ北京服装学院学报,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