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3 00:35:30

劳动教育论文

劳动教育论文范文篇1

参加工作以来,我始终以《中心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把教书育人当作自己的天职。

在少先队工作中,实施德育工作。我平时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学生,使学生在自己的言行中受到熏陶。要求学生做的事,我身体力行。曾经教一年级时,学生年龄较小,在家娇生惯养,不爱劳动,学期开学初学生轮流值日时,有的学生不扫地,说不会扫,但我没有责怪学生,没有批评学生,而是带着学生去扫,教他们去扫,也许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吧,绝大多数孩子按照值日制度进行规范地值日。由于有的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班上和校园内到处是杂物,我利用晨会对学生进行健康卫生教育,要求各班开展“弯腰行动”,要求红领巾监督岗的同学先做起,同时在学校里走路时看到杂物,我亲自捡起放入垃圾箱,在这样的言行熏陶之下,同学们纷纷将纸放入纸篓,有的学生不注意将纸屑扔在地上,马上就有人指责,这样久而久之,学生养成了讲卫生的良好习惯。班上有的学生时常迟到,每天早上我6点左右到校,在这样的影响下,学生迟到的现象渐渐地减少了,养成了按时上学,不迟到的良好习惯。我就是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平凡的小事中,教育学生,影响学生,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平时我关心学生、了解学生、尊重学生、信任学生,用真情打动学生、感化学生,在这样的前提下,做后进学生的转化工作。班上有一名叫丁俊杰的学生,在学习上作业拖拉,甚至不做,上课也有不守纪律的行为。但这位学生性格很直,活泼、爱劳动、爱赞赏。我在深入了解情况后,不是直接批评他,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正面教育他,引导他,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和他谈心,问他:“为什么作业不交?”这位学生很真诚地吐露出实情:作业有的不会做,爱面子,怕老师批评他,同学们嘲笑他。我真诚地告诉他:“学习不懂的问题问我,我帮助你。”后来这位学生在关心和教育下,逐渐树立了信心,作业基本能按时完成,其他行为方面表现得也比较规范,期中考试成绩有了较大的进步。我针对他的进步,在班上特意表扬了他,他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兴奋,经过一段时间,这位学生不仅爱学习,上课还能大胆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而且,能够关心集体,自觉遵守班级的各项规章制度。在最后的毕业测试中取得了满意学的习成网绩。

为了更好地实施德育工作,我以《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准则,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如:组织学生开展“慈善一日捐”的活动。倡议学生捐出一天的零花钱,帮助困难的人。清明节,要求各班开展“学习烈士精神”的主题会,向学生介绍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让学生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教育学生要珍惜这个大好时光,好好学习,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通过这样的活动,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良好品质。平时要求各班长期坚持劳动教育,教育学生懂得“劳动创造一切”,幸福的生活是靠劳动创造来的,劳动最光荣,要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教育学生要珍惜劳动成果,爱护公共财产,培养学生勤俭节约的习惯,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和公益劳动,培养学生从小就热爱劳动、勤俭朴素的良好品德。

对于学困生我从不嫌弃,耐心帮助。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及时给予表扬,树立他们的自信心。在班上找学习好的同学给他们当师傅,团结他们使他们不孤单,把学生分成“三人行”学习小组,让成绩好的帮助学困生。我在放学时再把他们留下,把当天学的知识再讲一遍,进行查漏补缺。对特差的学生,我利用星期天主动上门为他们补课。如张敏、吕胜通过补差,都考上了理想的中学。

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我还注意促进学生各方面发展,上学期班上一位学生叫马秀琪,这位学生学习成绩尚可,但怕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问其原因:爱面子,回答错了怕班上的同学讥笑她,针对这一情况,我从正面引导她,从她的闪光的思维中激励她,帮她树立信心,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改掉了她的缺点,养成了敢于回答问题爱回答问题的良好习惯。还有一位叫许杰的同学,这位学生聪明,成绩突出,胆大,有“自傲”的情绪,经不起表扬,我对他的表扬控制一定的“度”,对他出现的错误毫不隐瞒地指出来,同时也采用恰当的方法进行批评,改变他那“自傲”的情绪,促进他良好地发展,以及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养成。

劳动教育论文范文篇2

在少先队工作中,实施德育工作。我平时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学生,使学生在自己的言行中受到熏陶。要求学生做的事,我身体力行。曾经教一年级时,学生年龄较小,在家娇生惯养,不爱劳动,学期开学初学生轮流值日时,有的学生不扫地,说不会扫,但我没有责怪学生,没有批评学生,而是带着学生去扫,教他们去扫,也许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吧,绝大多数孩子按照值日制度进行规范地值日。由于有的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班上和校园内到处是杂物,我利用晨会对学生进行健康卫生教育,要求各班开展“弯腰行动”,要求红领巾监督岗的同学先做起,同时在学校里走路时看到杂物,我亲自捡起放入垃圾箱,在这样的言行熏陶之下,同学们纷纷将纸放入纸篓,有的学生不注意将纸屑扔在地上,马上就有人指责,这样久而久之,学生养成了讲卫生的良好习惯。班上有的学生时常迟到,每天早上我6点左右到校,在这样的影响下,学生迟到的现象渐渐地减少了,养成了按时上学,不迟到的良好习惯。我就是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平凡的小事中,教育学生,影响学生,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平时我关心学生、了解学生、尊重学生、信任学生,用真情打动学生、感化学生,在这样的前提下,做后进学生的转化工作。班上有一名叫丁俊杰的学生,在学习上作业拖拉,甚至不做,上课也有不守纪律的行为。但这位学生性格很直,活泼、爱劳动、爱赞赏。我在深入了解情况后,不是直接批评他,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正面教育他,引导他,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和他谈心,问他:“为什么作业不交?”这位学生很真诚地吐露出实情:作业有的不会做,爱面子,怕老师批评他,同学们嘲笑他。我真诚地告诉他:“学习不懂的问题问我,我帮助你。”后来这位学生在关心和教育下,逐渐树立了信心,作业基本能按时完成,其他行为方面表现得也比较规范,期中考试成绩有了较大的进步。我针对他的进步,在班上特意表扬了他,他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兴奋,经过一段时间,这位学生不仅爱学习,上课还能大胆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而且,能够关心集体,自觉遵守班级的各项规章制度。在最后的毕业测试中取得了满意学的习成网绩。

为了更好地实施德育工作,我以《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准则,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如:组织学生开展“慈善一日捐”的活动。倡议学生捐出一天的零花钱,帮助困难的人。清明节,要求各班开展“学习烈士精神”的主题会,向学生介绍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让学生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教育学生要珍惜这个大好时光,好好学习,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通过这样的活动,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良好品质。平时要求各班长期坚持劳动教育,教育学生懂得“劳动创造一切”,幸福的生活是靠劳动创造来的,劳动最光荣,要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教育学生要珍惜劳动成果,爱护公共财产,培养学生勤俭节约的习惯,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和公益劳动,培养学生从小就热爱劳动、勤俭朴素的良好品德。

对于学困生我从不嫌弃,耐心帮助。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及时给予表扬,树立他们的自信心。在班上找学习好的同学给他们当师傅,团结他们使他们不孤单,把学生分成“三人行”学习小组,让成绩好的帮助学困生。我在放学时再把他们留下,把当天学的知识再讲一遍,进行查漏补缺。对特差的学生,我利用星期天主动上门为他们补课。如张敏、吕胜通过补差,都考上了理想的中学。

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我还注意促进学生各方面发展,上学期班上一位学生叫马秀琪,这位学生学习成绩尚可,但怕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问其原因:爱面子,回答错了怕班上的同学讥笑她,针对这一情况,我从正面引导她,从她的闪光的思维中激励她,帮她树立信心,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改掉了她的缺点,养成了敢于回答问题爱回答问题的良好习惯。还有一位叫许杰的同学,这位学生聪明,成绩突出,胆大,有“自傲”的情绪,经不起表扬,我对他的表扬控制一定的“度”,对他出现的错误毫不隐瞒地指出来,同时也采用恰当的方法进行批评,改变他那“自傲”的情绪,促进他良好地发展,以及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养成。

劳动教育论文范文篇3

一、办学方向与目标

*--20*年,是我校前后两个“五年办学目标”承前启后的三年,前一个五年目标,我们提出三年内脱薄,五年走上区先进学校的行列。20*年开始,我们又提出努力实现“七个化”的第二个五年目标。即德育工作目标化;学校管理模式化;教师整体素质专业化:教学设施现代化;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特长化;教研成果实用化;各项活动固定多样化。为了完成我们的目标,我们把确立面向二十一世纪,走现代化教育之路做为办学方向;把探索构建一个以德育为核心,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特长”,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生做为育人新模式;把发挥内部自身潜能、以人为本,明确办学思想、努力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和教师的综合素质,以百倍的努力,发挥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同心同德,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务实求真,不断追求办学质量与效益,树立埭头小学新形象为实施策略。努力把我校建成一所有实力、有影响、有前途的区性“示范学校”。

二努力实现办学目标1、形成较科学的管理体制。我们的工作体现了“一个中心(以教育、教学和教改为中心)、二个转变(教师教学观念和工作态度、办学硬件配套的转变)、三个落实(目标落实、制度落实、责任落实)”。为此,我们先后制订了《埭头小学奖教奖学制度》、《教师业绩考评方案》、《埭头小学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对校长、教导主任、总辅导员、教研组长、班主任、科任教师的职责做了详细的规定;对德育、教学、体卫、美育、劳动教育等目标化、制度化,形成了规程;对财务、校产管理、校园净化绿化、专用教室管理、宿舍管理、资料档案管理、学生行为规范管理等进一步健全、量化,使学校各项制度更健全,岗位责任更明确,更能客观、公正地衡量教师的各项工作业绩,有效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同时使全校师生能在稳定、有序的环境中工作学习,保证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2、努力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我们每学期都多次组织教师深入学习《*市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学习教育的有关法规,使教师明确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职责、要求与行为准则,树立敬业爱岗、教书育人的良好师德风范。我们在抓好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与提高德育工作能力的同时,把德育工作的成效与老师的业绩考核结合起来,充分调动老师对做好德育工作积极性,使学校的德育工作做得扎实、有效果。在业务工作能力方面,我们要求青年教师必须在两到三年内过好“备课、说课、上课、评课、操作”五关要求。为了尽快使教师过“关”,我们努力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多方搜集教学、教改信息的资料复印供教师参阅;订购30多种教育、教学报刊杂志给教师学习;青年每学期上一至二个汇报课;三年级以上语文教师每学期至少写四次下水文。我们还把每周星期一下午第二、三节固定为业务学习时间(内容有:说课训练、听评课、观看优秀录相课例、教师集体备课、作业批改及听课记录互相传阅、培优转差经验交流、专题讲座、先进教学、教改信息学习、专题研究情况交流等)。我们还与原北大附中*分校结成对子,通过参加他们教学、教改活动,充分利用他们的师资优势和教育资源优势来帮助我们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我们还先后派出部份教师到*、深圳、珠海、东莞等地参观学习,请一些专家到校为教师讲学等,开拓教师眼界,努力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3、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科研活动。开展教研工作是提高教师业务能力,促进教学质量提高的有效途经。因此,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走“以教带研,以研促教”的路子。针对传统陈旧的教学方法,我们在继承与发展中进行探究,对课堂教学进行分步改革。在开展“增强课堂密度,优化课堂结构,向四十分钟要质量”,“优化课堂结构,构建课堂教学模式”的前两轮教研专题试验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把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自主创新”作为课堂教学模式的总目标,重点解决课堂教学“质”的问题。在开展专题试验中,我们班子精心策划、组织教师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合适的专题模式,开展专题试验活动。在试验过程中,三年来班子成员每人深入课堂听课近200节,及时了解教师的试验动态,帮助教师解决试验中碰到的问题,使我校课堂教学专题试验开展得有声有色,在“质”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促进了学校教学总体质量的提高。今年我们又加大对新课标学习的力度,要求教师转变观念,深入吃透新课标的精神实质与思想内涵,鼓励青年教师站在课改的前沿,敢于实验,勤与总结,以点带面。4、将学生德育置于重中之重。我们认为,形成学生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不能一蹴而就,要靠长期的努力,因此,我们把它做为德育工作的长期目标;学生遵纪守法和“三个好”(在学校做个好学生、在家庭做个好孩子、在社会做个好少年)的形成,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把它做为中期目标;而养成学生“三个良好习惯”(良好的学习、生活、行为习惯),是实现前面两个目标的前提,只要工作做得好,在短期内是可以实现的,我们把它做为近期目标。确立一个德育工作长期、中期、近期目标后,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做到有的放矢、分步实施、注重效果。为了把德育工作做到常规化,形成有效的教育、管理机制。在校内,我们健全校长室、教导处、少先大队、班级四级责任教育网,努力把校内教育落实到实处;在校外,我们通过召开家长会,各班建立学生跟踪档案,经常地与家长保持联系等,形成家校联手,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互相结合起来。同时加强与“文明建设共建单位”南湖派出所和法制副校长的工作联系等。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教育网络。我们还十分注重发挥少先队在德育工作中的职能作用,在各中队间开展学习、纪律、礼仪、卫生、劳动等各项比赛。每天对各班的班风逐日检查、评比(内容包括学生的纪律、卫生、出勤、仪表、礼貌用语、两操、公物保管、行为习惯等),逐日检查评比,做到每日有检查登记,每周又有小结评比,每月有总结表彰。我们还通过开展多种活动,如“在校园做文明学生,在社会做文明少年”的活动,举行以爱国为主题的朗诵会、故事会;每年三月份开展“学雷锋,做雷锋式的好少年”活动;每月开展一次班级黑板报、手抄报评比;日常办好“校园之声”广播节目(内容包括时事、好人好事报道,文艺、佳作欣赏等),开展广泛宣传教育,树立典型,培养学生文明的行为举止等,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特别是每周升旗仪式,我们除加强常规教育外,十分重视加强长期目标的德育渗透,内容包括国旗法、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少先队的光荣历史、国情、时事等。半小时的升旗仪式,把爱国教育、理想教育、行为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既庄严实在、又有教育效果。此外,我们注意弘扬先进,树立典型。定期开展评“星”评“佳”活动,及时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好的校风带动好的学风。学生的学习成绩不断提高、健康成长。5、积极开展多项活动我们根据学生自愿和爱好,继续开办了不带收费性质的小记者班、声乐班、舞蹈班、书法班、美术班、竖笛班、二胡班、黑板报设计编辑班、电脑兴趣班、鼓号仪仗队等课外活动兴趣班,定期开展活动。我们还把一些素质展示活动固定下来。如每年举行一次朗诵或演讲比赛、一次文艺汇演,一次校性体育运动会,一次广播操比赛,一次师生书画、工艺作展览等。通过这些活动,不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又展示学校素质教育成果,对促进学生整体素质起到很好的作用。6、以教育信息化为契机,抓好信息硬软件建设从今年开始,我们把教育信息化做为工作重点之一。因此,我们重点做好ADSL宽带接入;四年级以上每周上电脑课两节;把每周一下午教师的学习内容重点放在计算机的学习上,力争于20*年60%的青年教师能自制课件,努力促进教育信息化与教师专业化,为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特长”化与教师专业化打好基础。并初步设立资源库,进一步完善、充实“埭头小学网站”内容,使“埭头小学网站”成为家长、教师、学生学习沟通的平台,提高埭头小学的知名度。7、抓好体育健康卫生美育工作。我们认真执行体、音、美教学计划。把体卫、音、美艺术教育工作做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做好课程安排和授课工作。每学期我们认真物色体卫、艺术教育工作能力比较强的教师担任任课教师,严格按照上级课堂计划安排课程,并做到教师有备课,学生平时有少量作业,期末有成绩评估。我们还建立了体卫工作、艺术教育工作教研组,在教导处的领导下,对平时教师的备课、学生测试、视力检测、体检、体锻标准测试,有关活动、比赛、获奖、计划总结等进行管理与督导。8、抓好教育服务为了给教师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千方百计充实办公室、教师宿舍的各种配套;配齐门卫、食堂、开水房、花圃管理人员并使其各施其职;代还本应由村委会付给教职工的三年工资、补贴计十多万元。后勤服务的优化,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重视弱势群体,努力解决困难学生入学问题和病困学生的资助,及时解决困难学生的入学问题,保证了学校入学率达到上级要求。9、抓好党、团工作学校支部生活正常,注意发挥党、团员教师的模范先锋作用,积极培养青年教师,鼓励青年团员教师向党组织靠拢。团队工作在教导处(教导处主任兼任团支部书记)领导下开展工作。学校拨给一定资金支持他们开展各项活动,如“三八节”组织教师外出观光,举行青年教师联欢晚会,青年教师演讲比赛等。即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又增强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办学效果

1、学校行政领导。形成敬业勤政,团结协作,事业心和责任感强;作风踏实,模范遵纪守法,廉洁高效,为人师表,办事公正的坚强领导集体。班子在教师中有较高的威信。本人20*、20*被达濠区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和优秀党员,20*年还被区做为优秀校长推荐参加市优A秀校长的评选。

2、学校各项制度更健全。管理体制形成了校长负责、教代会参与的民主治校的管理体制。岗位责任更明确,各项资料档案管理更科学,更能客观、公正地衡量教师的各项工作业绩,教师工作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形成良性的竞争。学校评优、报优公开,教师福利、奖金分配公开,教职工的计生管理公开。学校校务公开,财务制度得到严格执行,无乱收费现象。

3、一支师德高尚、教风优良、基本功较扎实的师资队伍已初步形成。现在教师学历达标率100%。大专以上学历或正在进修大专的达60%。三年来,老教师率先垂范,青年教师互学互帮、争先创优,学校一派正气。我校教师所撰写的论文质量越来越高,我们先后编辑了二期教师论文集,其中有40多篇在区、市获奖(去年我校教师论文在区获奖的篇数全区第一)。吴燕苗、庄秀华、杨幼儿等一批老师参加区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获奖。卓汉成、黄淑卿、周绵、林树香等所撰写的教学、教育论文分别获市二、三等奖。教师参加区教学基本功验收全部达到优良以上。

4、一些教师教改试验已初步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如以林树香老师为主的低部语文组的“课外自学—互查互学—交流引导—练习巩固”识字四步法;以柳燕文老师为主的中高部语文阅读课“初读—细读—精读—小结”四步法;卓汉成主任和黄淑卿为主的数学组的“引探、质疑”教学法;以庄秀华老师为主的英语组的“结构、情景、交际”教学法等。虽然这些课堂教学模式还不是那么成熟,但毕竟是老师们勇于探索的成果,对推动我校的教研工作,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起到一定的作用。

5、学生勤学守纪、文明向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好。特别是我校学生的文明礼貌行为经常收到上级领导的好评。三年来学生操行评定优良率90%以上;后进生转化率90%以上。近几年我校学生从未发生过严重违法违纪事件,受到当地派出所、上级领导和广大村民的充分肯定。我校于20*年被区政府评为文明学校。20*年被区评为德育工作先进单位。20*年4月,我校的礼仪教育以及开展“五小”活动的具体做法受到教育局的充分肯定,材料被教育局推荐到在民生学校举行的“区中小学‘五小’活动现场会”参加交流。

6、体育健康卫生美育工作及素质教育硕果累累。校园净化、美化、绿化,育人环节优美。学生具有一定的体育卫生知识。每年健康卫生测试知晓率达100%合格。卫生良好习惯的养成好,体育达标率达85%,近视新发病率控制在1%以下。学生个性得到发展,艺术素质不断提高。现在,每月一次黑板报,三年级以上的班级基本上都是学生自选材料、自己排版、自己抄写,且质量可以与教师自己出版的相媲美,特别是高年级的手抄报,内容健康丰富,排版也很有特色。每年文艺汇演,很多班级的学生自己找素材、自己编排,参演的节目质量也很不错。一年一度的校性书画、美术、工艺作品展览,很多作品艺术性不错,得到上级领导与观光群众的充分肯定。小记者班学生的写作水平也不断提高,我们又先后编辑了学生作文专辑第二辑和第三辑。学生“全面发展+特长”得到充分体现。三年来,我校学生参加上级举行的各项比赛,50多人次获奖。今年区组织广播操比赛,我校获区第一名。几年来我校升上中学的学生,他们的整体素质受到就读学校领导老师的好评。

7、基本实现第一个办学目标。20*年4月,区教学工作会议在我校召开现场会,与会领导对我校的各项办学成果及师生的精神面貌给予充分肯定。我校在顺利“脱薄”的同时,于20*年12月通过区评估验收,被区教育局批准为区一级学校。

8、学校办学条件日臻完善。教育仪器设备、专用教室、办公条件等设施符合要求,生均图书达到10册。三年来我们通过自身节支,争取上级支持等,又先后投入资金50多万元,建成学校围墙大门、图书阅览室、自然实验室、语音室、校史室等。去年,在埭头村委会和学校班子的努力下,我村委会爱心人士黄廷耀先生捐资近百万元,修建了学校至广澳中学的村道、学校的体育运动场地和操场、配套了60台机的电脑室一个、新购做学生课桌椅600套(1200位)、整理校园内的其他环境、校园绿化一批,使我校的校舍建设与教学硬件建设走上区的先进行列,提前实现了“硬件设施现代化”。

9、”普九“工作得到落实。三年来适龄儿童入学率99.6%以上,巩固率99.2%以上,非正常流动率控制在1%以内,毕业生升中率100%,毕业班三科合格率接近98%,优良率保持在50%以上,非毕业班双(三)科合格率、优良率均达到97.%和45%以上。去年毕业班三科总成绩进入区前三名。学校整体成绩跃上区先进行列。

10、信息硬软件建设取得成效。ACDL宽带接入电脑室;四年级以上每周两节电脑课正常;教师电脑操作技能不断提高;信息资源库初步设立;埭头小学网站的内容进一步充实;学校知名度得到提高。

劳动教育论文范文篇4

一、办学方向与目标

2000--2003年,是我校前后两个“五年办学目标”承前启后的三年,前一个五年目标,我们提出三年内脱薄,五年走上区先进学校的行列。2002年开始,我们又提出努力实现“七个化”的第二个五年目标。即德育工作目标化;学校管理模式化;教师整体素质专业化:教学设施现代化;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特长化;教研成果实用化;各项活动固定多样化。为了完成我们的目标,我们把确立面向二十一世纪,走现代化教育之路做为办学方向;把探索构建一个以德育为核心,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特长”,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学生做为育人新模式;把发挥内部自身潜能、以人为本,明确办学思想、努力提高教育管理水平和教师的综合素质,以百倍的努力,发挥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同心同德,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务实求真,不断追求办学质量与效益,树立埭头小学新形象为实施策略。努力把我校建成一所有实力、有影响、有前途的区性“示范学校”。

二努力实现办学目标1、形成较科学的管理体制。我们的工作体现了“一个中心(以教育、教学和教改为中心)、二个转变(教师教学观念和工作态度、办学硬件配套的转变)、三个落实(目标落实、制度落实、责任落实)”。为此,我们先后制订了《埭头小学奖教奖学制度》、《教师业绩考评方案》、《埭头小学管理制度》。这些制度对校长、教导主任、总辅导员、教研组长、班主任、科任教师的职责做了详细的规定;对德育、教学、体卫、美育、劳动教育等目标化、制度化,形成了规程;对财务、校产管理、校园净化绿化、专用教室管理、宿舍管理、资料档案管理、学生行为规范管理等进一步健全、量化,使学校各项制度更健全,岗位责任更明确,更能客观、公正地衡量教师的各项工作业绩,有效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同时使全校师生能在稳定、有序的环境中工作学习,保证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2、努力培养一支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我们每学期都多次组织教师深入学习《汕头市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学习教育的有关法规,使教师明确作为一名人民教师的职责、要求与行为准则,树立敬业爱岗、教书育人的良好师德风范。我们在抓好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与提高德育工作能力的同时,把德育工作的成效与老师的业绩考核结合起来,充分调动老师对做好德育工作积极性,使学校的德育工作做得扎实、有效果。在业务工作能力方面,我们要求青年教师必须在两到三年内过好“备课、说课、上课、评课、操作”五关要求。为了尽快使教师过“关”,我们努力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多方搜集教学、教改信息的资料复印供教师参阅;订购30多种教育、教学报刊杂志给教师学习;青年每学期上一至二个汇报课;三年级以上语文教师每学期至少写四次下水文。我们还把每周星期一下午第二、三节固定为业务学习时间(内容有:说课训练、听评课、观看优秀录相课例、教师集体备课、作业批改及听课记录互相传阅、培优转差经验交流、专题讲座、先进教学、教改信息学习、专题研究情况交流等)。我们还与原北大附中汕头分校结成对子,通过参加他们教学、教改活动,充分利用他们的师资优势和教育资源优势来帮助我们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我们还先后派出部份教师到汕头、深圳、珠海、东莞等地参观学习,请一些专家到校为教师讲学等,开拓教师眼界,努力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3、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科研活动。开展教研工作是提高教师业务能力,促进教学质量提高的有效途经。因此,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走“以教带研,以研促教”的路子。针对传统陈旧的教学方法,我们在继承与发展中进行探究,对课堂教学进行分步改革。在开展“增强课堂密度,优化课堂结构,向四十分钟要质量”,“优化课堂结构,构建课堂教学模式”的前两轮教研专题试验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把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自主创新”作为课堂教学模式的总目标,重点解决课堂教学“质”的问题。在开展专题试验中,我们班子精心策划、组织教师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合适的专题模式,开展专题试验活动。在试验过程中,三年来班子成员每人深入课堂听课近200节,及时了解教师的试验动态,帮助教师解决试验中碰到的问题,使我校课堂教学专题试验开展得有声有色,在“质”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促进了学校教学总体质量的提高。今年我们又加大对新课标学习的力度,要求教师转变观念,深入吃透新课标的精神实质与思想内涵,鼓励青年教师站在课改的前沿,敢于实验,勤与总结,以点带面。4、将学生德育置于重中之重。我们认为,形成学生爱国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不能一蹴而就,要靠长期的努力,因此,我们把它做为德育工作的长期目标;学生遵纪守法和“三个好”(在学校做个好学生、在家庭做个好孩子、在社会做个好少年)的形成,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把它做为中期目标;而养成学生“三个良好习惯”(良好的学习、生活、行为习惯),是实现前面两个目标的前提,只要工作做得好,在短期内是可以实现的,我们把它做为近期目标。确立一个德育工作长期、中期、近期目标后,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做到有的放矢、分步实施、注重效果。为了把德育工作做到常规化,形成有效的教育、管理机制。在校内,我们健全校长室、教导处、少先大队、班级四级责任教育网,努力把校内教育落实到实处;在校外,我们通过召开家长会,各班建立学生跟踪档案,经常地与家长保持联系等,形成家校联手,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互相结合起来。同时加强与“文明建设共建单位”南湖派出所和法制副校长的工作联系等。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教育网络。我们还十分注重发挥少先队在德育工作中的职能作用,在各中队间开展学习、纪律、礼仪、卫生、劳动等各项比赛。每天对各班的班风逐日检查、评比(内容包括学生的纪律、卫生、出勤、仪表、礼貌用语、两操、公物保管、行为习惯等),逐日检查评比,做到每日有检查登记,每周又有小结评比,每月有总结表彰。我们还通过开展多种活动,如“在校园做文明学生,在社会做文明少年”的活动,举行以爱国为主题的朗诵会、故事会;每年三月份开展“学雷锋,做雷锋式的好少年”活动;每月开展一次班级黑板报、手抄报评比;日常办好“校园之声”广播节目(内容包括时事、好人好事报道,文艺、佳作欣赏等),开展广泛宣传教育,树立典型,培养学生文明的行为举止等,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特别是每周升旗仪式,我们除加强常规教育外,十分重视加强长期目标的德育渗透,内容包括国旗法、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少先队的光荣历史、国情、时事等。半小时的升旗仪式,把爱国教育、理想教育、行为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既庄严实在、又有教育效果。此外,我们注意弘扬先进,树立典型。定期开展评“星”评“佳”活动,及时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好的校风带动好的学风。学生的学习成绩不断提高、健康成长。5、积极开展多项活动我们根据学生自愿和爱好,继续开办了不带收费性质的小记者班、声乐班、舞蹈班、书法班、美术班、竖笛班、二胡班、黑板报设计编辑班、电脑兴趣班、鼓号仪仗队等课外活动兴趣班,定期开展活动。我们还把一些素质展示活动固定下来。如每年举行一次朗诵或演讲比赛、一次文艺汇演,一次校性体育运动会,一次广播操比赛,一次师生书画、工艺作品展览等。通过这些活动,不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又展示学校素质教育成果,对促进学生整体素质起到很好的作用。6、以教育信息化为契机,抓好信息硬软件建设从今年开始,我们把教育信息化做为工作重点之一。因此,我们重点做好ADSL宽带接入;四年级以上每周上电脑课两节;把每周一下午教师的学习内容重点放在计算机的学习上,力争于2004年60%的青年教师能自制课件,努力促进教育信息化与教师专业化,为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特长”化与教师专业化打好基础。并初步设立资源库,进一步完善、充实“埭头小学网站”内容,使“埭头小学网站”成为家长、教师、学生学习沟通的平台,提高埭头小学的知名度。7、抓好体育健康卫生美育工作。我们认真执行体、音、美教学计划。把体卫、音、美艺术教育工作做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做好课程安排和授课工作。每学期我们认真物色体卫、艺术教育工作能力比较强的教师担任任课教师,严格按照上级课堂计划安排课程,并做到教师有备课,学生平时有少量作业,期末有成绩评估。我们还建立了体卫工作、艺术教育工作教研组,在教导处的领导下,对平时教师的备课、学生测试、视力检测、体检、体锻标准测试,有关活动、比赛、获奖、计划总结等进行管理与督导。8、抓好教育服务为了给教师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千方百计充实办公室、教师宿舍的各种配套;配齐门卫、食堂、开水房、花圃管理人员并使其各施其职;代还本应由村委会付给教职工的三年工资、补贴计十多万元。后勤服务的优化,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重视弱势群体,努力解决困难学生入学问题和病困学生的资助,及时解决困难学生的入学问题,保证了学校入学率达到上级要求。9、抓好党、团工作学校支部生活正常,注意发挥党、团员教师的模范先锋作用,积极培养青年教师,鼓励青年团员教师向党组织靠拢。团队工作在教导处(教导处主任兼任团支部书记)领导下开展工作。学校拨给一定资金支持他们开展各项活动,如“三八节”组织教师外出观光,举行青年教师联欢晚会,青年教师演讲比赛等。即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又增强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

劳动教育论文范文篇5

事实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德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别,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时有变化,德育的历史内容更相径庭,而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不同历史类型德育实践研究的成果相当有限,对各种德育理论流派的探讨还欠深入。人们对德育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加入德育研究行列者又并非都属训练有素的专家,以致我国德育理论至今尚不成熟。概念泛化,观念陈旧,逻辑混乱,更由于不少不恰当的提法早已上了“本本”,含糊不清的概念难以剔除,有价值的见解难以得到认同,理论界长期争议不休。

此类争议虽甚热闹,德育理论的实质性进展并不显著。这里拟从为“德育”正名入手,尝试为构建切合实际的德育逻辑框架,提供一些思想线索。不敢奢望很快取得共识,无非是在习俗面前冒叫一声而已!

一、“大德育”辨

“德育”原是“道德教育”的简称。道德教育同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并行也适合时宜,惟我国长期以来用“德育”涵盖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一直引起争议,颇值得商榷。

1.我国以往曾经用“思想政治教育”(或“政治思想教育”)或“德育”涵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教育,虽然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概念的含义常常约定成俗成,不过,多年来教育理论界对这样扩大“德育”概念的外延一直存疑,时常就此争议不休,证明并未约定俗成。事实上这是一个人为地赋予含义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概念,系出于承认这几种教育都不可少。况且文件上一般都作如此规定,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2.虽然在“德育”目标与内容上包容各项教育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个人品德的形成、人生观的形成,特别是政治觉悟的提高,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形成过程各有不同的规律,形成的途径差别甚大,很难以统一的模式实现不同的目标。如今一般“德育原理”之类著作中所列德育原则、方法与组织形式大抵是把国外的“道德教育”的一套见解,同国内长期积累的“政治教育”经验拼凑在一起。其实,国外所谓“道德教育”同政治教育不是一回事,而促进品德形成的措置,并不都适合于政治觉悟的提高。

3.“德育”之“德”,很难使人不致想到“道德”。人们若循名责实,便可能把理应实施的“政治教育”,作为“德育”中的“附加成分”,导致对政治教育的忽视;反之,若统称“思想政治教育”,又可能导致对“品德教育”的忽视。这并非过虑。以往这类倾向反复交替出现,是人所共知的。

若冠以“思想品德教育”,仍未包括“政治教育”;若添上“政治”,称其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岂非又有沉重累赘之嫌?

4.把道德、人生观、政治思想列入教育内容,确乎不成问题,而把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或把道德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是政策所不能容许的;这类概念的混淆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上也不可思议。

5.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一般把“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属政治教育范围)各自独立实施,而我国统称“德育”,实同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别相关。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原本混为一体,融于习俗之中。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与西方古代的“宗教教育”都属范围广泛的思想教育,或社会意识教育,惟早在古希腊时代,即有“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的分化,虽然那种分化并不很严格;到了近代,随着生产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逐渐分化,道德也从宗教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伦理学渐次从哲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相应地教育领域中“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宗教教育”也逐步分野。由于中国近代落伍,社会生活领域分化的程度不高,科学观念不强,更由于自古以来以非宗教的“道德教育”囊括了整个社会意识教育,以致至今仍易于接受这种模糊概念。

初看起来,像西方那样把几种教育独立实施并不困难,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是由于最近几十年间,我国一直以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并把此种教育目的表述作为“教育方针”,而这个“教育方针”又像是出于的倡议,从现象上看来又似乎符合实际;为同教育目的上的“德”相应,遂把“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这似也顺理成章。所以,“大德育”观念不易改变。

6.其实,把教育目的定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意义原本有限。这种提法既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不一致,也不见得出于的创议。早在19世纪初,裴斯泰洛齐就提出: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1〕所谓“完全平衡”的发展,系指协调的或和谐的发展。大抵从那时起,所谓“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或“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作为西方教育的传统相沿成习。至少作为近代教育的理想长期未变。在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早就成为健全的常识;苏联教育理论界并不讳言裴斯泰洛齐以来西方教育中的这个进步思想的传统,却把这个口号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机械地混合在一起。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强化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意识。

多年来,被忽视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参照苏联经验,把所谓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在实践上产生一些片面性,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讨论,而的表述正是由那场讨论引发而来;问题更在于在他的表述中,明明避免了“全面发展”的提法,并未妨碍人们把的表述简括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并未提出异议)。足见苏联经验影响之深。

7.其实,西方所谓“一切能力和谐发展”的提法,早在20世纪初引起质疑。迪尔凯姆指出,这个提法与人们必须同样遵循的另一个行动准则存在矛盾,“这个行动准则规定,我们必须献身于某一特定而有限的任务”,〔2〕而杜威的批评更加中肯:教育目的据说是一个人的全部能力的和谐发展,“这里没有明显提到社会生活或社会身分”,“假如离开社会关系而下这个定义,我们便无法说明任何一个所用的名词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能力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发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和谐是什么”,“能力只有根据它所能派的用场,必须为某项功能服务,才是一个能力”〔3〕。我国老一辈教育学家孟宪承在论及教育目的问题时亦有见及此:“凡离开社会的组织和活动,而提出的个人发展一类的目的,就全是一种过程的抽象名词,而非行为变化所期达的具体结果”〔4〕;关于教育目的的表述,其意义不在于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恰恰在于他未脱离社会关系,而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定义,赋“德、智、体几方面发展”以特定的历史内容。

8.虽然我国流行已久的“教育目的”观念、“德育”观念曾经受到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其实,苏联“德育”观念同我国不尽相同。至少在我们相当熟悉的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中,“道德教育”是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以及“意志与性格教育”并列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教育各以不同的方法与手段实施,而统一的“大德育观念”则可算是我们祖宗的厚赠。由此看来,以往搬用凯洛夫《教育学》,并不地道。

9.固然,陈陈相因的“大德育”观念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不妨继续发扬光大;问题在于处在如今这种开放的时代,少不得同国外教育界开展学术交流,也不免要借鉴国外德育研究成果。由于中国“德育”概念的外延与外国不一致,涉及国外德育文献,若无意偷换概念,几乎每次都得考较一番,而认真考较的能有几人?

二、“品德教育”辨

暂且撇开“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不议,单就“道德教育”(通称“品德教育”)而论,现在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值得推敲。

1.我国所谓“品德教育”,一向以“五爱”(即国民公德)教育为核心。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原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其实,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否“爱科学”,不属于“道德”问题,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又不止是“道德”问题。我国所谓“公德”实际上是政治化的道德。

2.所谓“公德”系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即应有的道德规范。它有别于我们的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道德,即事实上早已化为习俗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既包括对自己义务的个人道德,也包括对他人义务的社会道德;而社会道德规范又可划分为两个层次: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调节个人与集体、国家、人类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大抵属于社会道德规范中的高级层次。道德教育虽应以国民公德为基础,但我国道德教育常常局限于“五爱”教育,不能不算是缺陷。

3.我国实施的国民公德教育,也可算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除此以外,还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它属于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道德理想教育”。以往既存在随意扩大“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象的现象;也存在把“助人为乐”之类习俗道德拔高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情况。

4.尽管我国道德教育以政治化的道德为核心,还实施政治色彩更浓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时还受到“片面强调道德教育,忽视政治教育”的责难;反之,我国提倡“学雷锋”之类教育活动,虽然其内容大体上属公益活动范围,由于冠以“共产主义道德”名号,有时被作为“侈谈共产主义”加以非难。这两种情况表明,道德教育由于名不副实而不能不随政治气候浮沉。

5.虽然我国“品德教育”之“德”的内涵,已经超出严格意义的“道德”范畴,然而我们却又常常以并非基于这种政治化道德概念的品德心理研究成果,作为我国品德教育的立论依据。

三、“政治教育”辨

我国堪称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由于长期把“政治教育”及“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只有笼而统之的“德育研究”,对“政治教育”本身反而缺乏科学的研究;而“德育研究”的这个薄弱环节,因被汗牛充栋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的宣传所掩盖,又不易被察觉。

1.我国“政治教育”的内容,一向因政治形势与任务而定,形成“政治教育”与“政治宣传”混淆的状态。政治基调虽无大的变化,不变中的变化也不小。“政治教育”相对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缺乏连贯的稳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调子中,人为地添加的不定的音符偏多,从而影响“政治教育”的科学声誉,无助于形成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

2.一方面,我国“道德教育”属于“政治化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我国“政治教育”又带有“道德化的政治教育”色彩。在政治热情高涨的氛围中,把道德升华为政治,道德教育更有力量;反之,在政治冷淡的氛围中,则连最无争议的道德教育本身,也被当作“政治”而疏远。我国所谓“政治课”(现称“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命运就是如此。

3.国外关于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实施政治基础教育的范围与大致程度,关于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规范、教师在政治教育中应遵循的规范,关于不同政治氛围中政治教育的抉择,多少有一些研究,而在我国则长期满足于政治宣传,对“政治教育”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

四、“思想教育”辨

同样,“人生观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由于长期淹没在笼统的“德育”与模糊的“思想教育”之中,关于人生观教育同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人生观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的关系,以及形成世界观的途径,等等,至少仍缺乏严格的论证。

五、“个性形成”解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缺乏形成学生独立的(定型的)、健全的、独特的性格(个性、人格)的明确概念,似乎只要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加上劳动技术教育,就能自然地形成这样的性格,以致忽视把握个人性格形成过程中不可错过的时机,加以必要的指点与矫正。

1.我国普通中学一直承担升学与“就业”(严格讲应是“生活”)准备的双重任务,意味着普通教育只有工具价值,没有内在价值;现在确立基础教育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为宗旨,实际上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观念。一般以为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技术教育就算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也说得过去;反之,再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规定德育、智育、体育以及其他教育的任务,依然不够明确。

2.最近若干年间,注意到心理卫生、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是一个进步。这类工作固然同品德教育相关,主要由班主任承担,问题也不大,而把这类教育或指导归入“德育”,在观念上容易造成把心理方面的问题全当成思想道德问题的误解。

六、“德育工作”辨

我国有所谓“德育工作”提法,甚至还有所谓“德育教育”之说。这些生造的词语是不是通,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概念实同德育理论上的误区相关,即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特殊工作领域。

1.所谓“德育”之所以有别于“道德”,正由于它是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本身不就是一种“工作”么?“德育”本身就是道德(哪怕是广义的道德)教育的简称,所谓“德育教育”,实际上成为“道德教育的教育”,岂不是一个怪名词?

2.德育原是同“智育”、“体育”、“美育”等并立的概念,而所谓的“德育工作”却成为一种同“教学”并立的工作。那么,是不是存在同“德育工作”对应的“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等于“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同德育无关的工作呢?人们从来不愿意作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默认教学为“非德育”工作,固然,也强调“在教学中渗透思想道德影响”,然而,这同“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并立,岂不是自相矛盾?

3.在学校中建立“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职能分工,相应地配置专职或兼职的“德育工作者”,且在教师职称中立“德育高级教师”专项,又在实际上违背初衷,强化了各学科任课教师的“非德育教师”意识,遂使德育越来越成为少数人专管的事。固然也反复强调教师“管教管导”、“教书育人”。什么叫做“管教”?难道承认“管教”只是“教书”么?“教书”本身没有“育人”么?既要求任课教师“管导”、“育人”,如果任课教师达到这个要求,那就该承认他是“德育工作者”,而事实上“德育工作者”是另一批教师的专称。事情虽属正当,道德上岂不是自相矛盾?

4.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工作,在观念上又出于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划分,误解为学校工作的分工。

其实,学校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活动,都不应只视为实施某一育的活动;每种教育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包含各育的成分;每一育(德育或智育等)都应是“全方位”的这一育,即借助于学校各种工作途径予以实现;各育的划分属于教育内容方面的成分的分解,不是、也不应是学校教师职能分工的基础。

七、“训育”辨

教育成分的分解与教师职能分工的错乱,是中国近四十余年间才出现的现象。

1.古代正规教育即教学,教学旨在使人为善。既无严格意义的德育、智育、体育之分,也不存在教育职能分解与教师分工问题。19世纪初,赫尔巴特率先尝试对教育活动进行分解,即区分学校中的非教育活动(管理)与教育活动,进而把教育活动分解为训育与教学。从管理到训育直到教学,从表及里、由浅入深;后来,赫尔巴特学派把这种纵向分析折为横向分析,管理、训育与教学成为并行的活动,作为教育职能分工的基础。

其中,“管理”重在消极地限制学生不良不轨的行为,不属于教育;“训育”系指教师“直接对儿童的心灵发生影响”,“学生直接处在教师的心目中,作为教师必须对他产生影响的实体,而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状态”。〔5〕“训育”同“教学”的区别在于它不藉助于中介,由教师直接对学生的心灵施加影响,“训育可以激发情感,或者抑制情感”,〔6〕对独立性格的形成发生影响,而“道德性格”(道德人格)的形成主要诉诸理性,因而主要诉诸“教学”,不过,后来把这种划分作为学校教育工作分工基础时,“训育”的内容大体上近于如今所谓“德育工作”。这已经有悖于赫尔巴特的初衷。

2.问题在于“训育”一词译成中文,有以词害义之弊。“训育”之“训”,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相忤。后来改称“训导”,仍不离“训”字;“训育”亦可译为“训练”,惟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训练”带有机械性质,亦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不符。

“训育”的原旨倒是作为从非理性的、他律的“管理”到理性、自律的“教学”过渡的中间形式,它的基调是“延续的、不断的、慢慢地深入人心和渐渐地停止的”〔7〕,它对于各育是中立的,由于重在诉诸情感,同德育接近些。

困难的是在中文中缺乏一个适当的词,表达“训育”的意思,而民国政府统治时期“训育”的滥用,更败坏了“训育”的声誉,又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3.不过,我国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和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小学规程上正规的提法,倒仍然采用“训育”,间或使用“训导”,而未用“德育”;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还曾打算制定《小学训育纲要》(1942年8月),然而由于当时不断批判民国政府的训育制度,加之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政治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影响甚大,所以“训育”一词并不流行,但在学校规程(包括中学)中也未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工作职能划分中的一个门类。因为当时人人管思想教育早已蔚然而风;直到人民解放战争后期,才在东北解放区率先把“德育”作为“工作”(并未提出“德育工作”概念)。这已经同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相关。

4.其实,苏联虽未采用“训育”概念,倒也不存在所谓“德育工作”概念。因为俄文中尚有一个狭义“教育”概念。凯洛夫《教育学》中,同“教学理论”并列的“教育理论”,即以“教学”以外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其中固然包括“德育”,但不限于“德育”。

德文中的“教育”概念也是如此:“教育(Erziehung)这个词是从训育(Zucht)与牵引(Ziehen)两词来的,因此人们往往根据这个名词把它的主要部分看作是我们现在接近论文结束时才开始探讨的内容(按:指训育)”。

其实我们汉语“教育”也有同心灵影响、人格影响相关的一义,至今仍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中运用。只是为避免语义混淆,在教育著作中一般不采用这种狭义的“教育”概念。

八、“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

在我国,多年来既不适当地采用“德育工作”概念,又早已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实际上助长了一般教师淡化德育意识的倾向。

1.就“德育”而论,早在20世纪初,国外就有“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杜威为始作俑者)。

当时所谓“直接道德教学”,指的是“道德课”所实施的教育;所谓“间接道德教育”,系指通过作为“刍型社会”的学校环境、学生参与的实际活动和有社会意义的课程,间接地施加道德影响。这种区分的用意在于明确肯定“直接道德教学”意义的有限性,而强调学校各项工作与活动的意义,强调所有教师的伦理责任;然而这种有意义的“德育”区分,在我国早已被遗忘了。

2.在我国,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划分,原先问题不大。在我国80年代以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氛围中,一般教师大抵都能积极参与德育,并以参与“直接道德教学”为荣,为避“不问政治”、“业务挂帅”之嫌,有时甚至矫揉造作,硬使各科教学“直接”显示出“道德教育”的姿态。那时的问题在于因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导致“德育”过热,教育失常,但不存在一般教师忽视德育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气候变化,“德育工作者”队伍正规化,又早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认定德育是“德育工作者”的事,不易意识到自己尚有实施“间接道德教育”的责任。

3.“德育工作”不是一个规范的教育名词。它实际上从我国根据地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衍化而来。以往在部队中、干部学校中,既有“思想政治教育”,又有“政治工作”(含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等)。意味着不单是孤立地打通人的思想,还得做“人的工作”。很有道理。惟部队、机关里相对于“政治工作”的,是“军事工作”、“业务工作”,而学校中的“教学”与那些“业务工作”不同,它本身也属于“教育”,所以,机械地搬用那一套,毕竟不当。

固然,继续采用久已熟悉的“德育工作”概念,我行我素,并无不可,然而,既然设置了专门“德育工作”,要人们承认其他工作(如教学)也属“德育工作”,既然有专门的“德育工作者”配备,又要不具有这个称号的人们,自认“德育工作者”,这个难题委实不易解决,而重申“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似可缓解这个矛盾。

九、“德育”逻辑框架

1.逻辑前提:教育目标的视野

“个体个性化”,包括:个人在德性、智力、体质、审美能力、技术、社会性诸方面的发展和各个人独特的发展。

“个体社会化”,则赋予个人诸方面发展以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它也包括个体社会化的一般要求(基础文明)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化(如“政治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等等)。

与此相应,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技术教育、社会教育(群育)。它既作为人生基础教育,实现个体个性化,又作为社会基础文明的启蒙教育,促进个体一般社会化。

2.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

人生观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作为两种有特殊意义的教育,有必要单独成立,同“德育”三足鼎立,亦可把三者合为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如果需要一个统一名称的话)。

人生观的形成,本身是人生发展趋向成熟之际自我意识觉醒,独立人格形成的标志,而个人形成什么性质与类型的人生观,则是个体社会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育,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同属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而人生观其实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社会教育开花的结果。

政治教育同政治上层建筑的需求相适应,旨在实现个体政治社会化。

其实个人德性也有两重含义:一是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一是同社会道德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个人道德社会化。

3.“道德教育”的三个层面

同德性的两重性相对应,德育包括公德教育与私德教育。由于我国公德与私德的界限尚待探讨,而我国公德又属政治化道德,以至德育层面较为含糊,姑且划为三个层面:

(1)以“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原则”为内容的“基本道德准则教育”。

(2)以“国民公德”为内容的道德规范教育。

(3)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或称为“道德理想教育”。

4.由于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属政治化的道德,这种道德规范基本上属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它既是“道德教育”的内容,又是“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政治教育”独立设置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宜以“基本道德准则教育”为基础。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属带更多政治成分的道德教育,亦属完善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在不具备普遍实现此种教育前提的条件下,宜以先进分子为对象。

“道德教育”概览道德层面道德细则道德修养

与教育

1.节制、克制、忍耐自我控制2.勇敢、坚韧自我修养

3.平和、独立调节私人之1.同情、友爱、仁爱、体基本道间关系的准谅德准则则(私德)2.诚实教育调节公共1.集体之爱道德道关系的道2.乡土之爱规范德德规范(公3.国家之爱教育教德)4.人类之爱育先进分子道德的道德理基于自觉的奉献精神理想想教育

此表缺陷在于把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截然分开。

5.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形成的阶段(假设):

(1)准备阶段:自我意识觉醒之前,个性特征的显示。

(2)人生转折时期,人生观显露苗头。

社会急剧转变,促进个体人生抉择。

6.政治教育的策略

参见《“政治教育”辨》,《上海高教研究》1994年第2期。

7.“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使学生个性化与社会化,为所有教师共同职责,也只有在多数教师协同参与下,才能有效地实现个体个性化与社会化,而社会教育亦需有专职人员承担、故有必要分为“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专职人员承担“直接社会教学”,称为教师和辅导员。

整个社会教育应过渡到以“间接社会教育”为主的格局。

注:

〔1〕裴斯泰洛齐:《天鹅之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2〕涂尔干[亦译迪尔凯姆]:《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3〕杜威:《教育的道德原理》,《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页;参见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4〕孟宪承:《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版,第33页。

〔5〕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6页。

劳动教育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德育;概念规范化;内涵与外延

Abstract:Ourcountrythemoraleducationtheory''''soriginisquitenowadayscomplex.Andincludes:1.sinceopeningrevolutionarybasepopulareducationtradition;2.SovietRussianmoraleducationtheoryinfluence;3.sinceWesternmoderntimesmoraleducationtheoryseepage;4.Confucianistmoralstrainingtheoryin-depthinfluence;5.inpeople''''srepubliceducationdevelopingprocessmoraleducationtheoryandexperience''''saccumulation.

keyword:Moraleducation;Conceptstandardization;Connotationandextension

前言

事实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德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别,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时有变化,德育的历史内容更相径庭,而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不同历史类型德育实践研究的成果相当有限,对各种德育理论流派的探讨还欠深入。人们对德育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加入德育研究行列者又并非都属训练有素的专家,以致我国德育理论至今尚不成熟。概念泛化,观念陈旧,逻辑混乱,更由于不少不恰当的提法早已上了“本本”,含糊不清的概念难以剔除,有价值的见解难以得到认同,理论界长期争议不休。

此类争议虽甚热闹,德育理论的实质性进展并不显著。这里拟从为“德育”正名入手,尝试为构建切合实际的德育逻辑框架,提供一些思想线索。不敢奢望很快取得共识,无非是在习俗面前冒叫一声而已!

一、“大德育”辨

“德育”原是“道德教育”的简称。道德教育同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并行也适合时宜,惟我国长期以来用“德育”涵盖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一直引起争议,颇值得商榷。

1.我国以往曾经用“思想政治教育”(或“政治思想教育”)或“德育”涵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教育,虽然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概念的含义常常约定成俗成,不过,多年来教育理论界对这样扩大“德育”概念的外延一直存疑,时常就此争议不休,证明并未约定俗成。事实上这是一个人为地赋予含义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概念,系出于承认这几种教育都不可少。况且文件上一般都作如此规定,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2.虽然在“德育”目标与内容上包容各项教育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个人品德的形成、人生观的形成,特别是政治觉悟的提高,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形成过程各有不同的规律,形成的途径差别甚大,很难以统一的模式实现不同的目标。如今一般“德育原理”之类著作中所列德育原则、方法与组织形式大抵是把国外的“道德教育”的一套见解,同国内长期积累的“政治教育”经验拼凑在一起。其实,国外所谓“道德教育”同政治教育不是一回事,而促进品德形成的措置,并不都适合于政治觉悟的提高。

3.“德育”之“德”,很难使人不致想到“道德”。人们若循名责实,便可能把理应实施的“政治教育”,作为“德育”中的“附加成分”,导致对政治教育的忽视;反之,若统称“思想政治教育”,又可能导致对“品德教育”的忽视。这并非过虑。以往这类倾向反复交替出现,是人所共知的。

若冠以“思想品德教育”,仍未包括“政治教育”;若添上“政治”,称其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岂非又有沉重累赘之嫌?

4.把道德、人生观、政治思想列入教育内容,确乎不成问题,而把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或把道德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是政策所不能容许的;这类概念的混淆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上也不可思议。

5.其实,把教育目的定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意义原本有限。这种提法既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不一致,也不见得出于的创议。早在19世纪初,裴斯泰洛齐就提出: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1〕所谓“完全平衡”的发展,系指协调的或和谐的发展。大抵从那时起,所谓“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或“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作为西方教育的传统相沿成习。至少作为近代教育的理想长期未变。在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早就成为健全的常识;苏联教育理论界并不讳言裴斯泰洛齐以来西方教育中的这个进步思想的传统,却把这个口号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机械地混合在一起。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强化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意识。

多年来,被忽视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参照苏联经验,把所谓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在实践上产生一些片面性,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讨论,而的表述正是由那场讨论引发而来;问题更在于在他的表述中,明明避免了“全面发展”的提法,并未妨碍人们把的表述简括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并未提出异议)。足见苏联经验影响之深。

6.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一般把“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属政治教育范围)各自独立实施,而我国统称“德育”,实同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别相关。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原本混为一体,融于习俗之中。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与西方古代的“宗教教育”都属范围广泛的思想教育,或社会意识教育,惟早在古希腊时代,即有“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的分化,虽然那种分化并不很严格;到了近代,随着生产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逐渐分化,道德也从宗教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伦理学渐次从哲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相应地教育领域中“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宗教教育”也逐步分野。由于中国近代落伍,社会生活领域分化的程度不高,科学观念不强,更由于自古以来以非宗教的“道德教育”囊括了整个社会意识教育,以致至今仍易于接受这种模糊概念。

初看起来,像西方那样把几种教育独立实施并不困难,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是由于最近几十年间,我国一直以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并把此种教育目的表述作为“教育方针”,而这个“教育方针”又像是出于的倡议,从现象上看来又似乎符合实际;为同教育目的上的“德”相应,遂把“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这似也顺理成章。所以,“大德育”观念不易改变。

7.其实,西方所谓“一切能力和谐发展”的提法,早在20世纪初引起质疑。迪尔凯姆指出,这个提法与人们必须同样遵循的另一个行动准则存在矛盾,“这个行动准则规定,我们必须献身于某一特定而有限的任务”,〔2〕而杜威的批评更加中肯:教育目的据说是一个人的全部能力的和谐发展,“这里没有明显提到社会生活或社会身分”,“假如离开社会关系而下这个定义,我们便无法说明任何一个所用的名词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能力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发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和谐是什么”,“能力只有根据它所能派的用场,必须为某项功能服务,才是一个能力”〔3〕。我国老一辈教育学家孟宪承在论及教育目的问题时亦有见及此:“凡离开社会的组织和活动,而提出的个人发展一类的目的,就全是一种过程的抽象名词,而非行为变化所期达的具体结果”〔4〕;关于教育目的的表述,其意义不在于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恰恰在于他未脱离社会关系,而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定义,赋“德、智、体几方面发展”以特定的历史内容。

8.虽然我国流行已久的“教育目的”观念、“德育”观念曾经受到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其实,苏联“德育”观念同我国不尽相同。至少在我们相当熟悉的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中,“道德教育”是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以及“意志与性格教育”并列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教育各以不同的方法与手段实施,而统一的“大德育观念”则可算是我们祖宗的厚赠。由此看来,以往搬用凯洛夫《教育学》,并不地道。

9.固然,陈陈相因的“大德育”观念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不妨继续发扬光大;问题在于处在如今这种开放的时代,少不得同国外教育界开展学术交流,也不免要借鉴国外德育研究成果。由于中国“德育”概念的外延与外国不一致,涉及国外德育文献,若无意偷换概念,几乎每次都得考较一番,而认真考较的能有几人?

二、“品德教育”辨

暂且撇开“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不议,单就“道德教育”(通称“品德教育”)而论,现在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值得推敲。

1.我国所谓“品德教育”,一向以“五爱”(即国民公德)教育为核心。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原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其实,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否“爱科学”,不属于“道德”问题,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又不止是“道德”问题。我国所谓“公德”实际上是政治化的道德。

2.我国实施的国民公德教育,也可算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除此以外,还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它属于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道德理想教育”。以往既存在随意扩大“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象的现象;也存在把“助人为乐”之类习俗道德拔高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情况。

3.所谓“公德”系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即应有的道德规范。它有别于我们的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道德,即事实上早已化为习俗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既包括对自己义务的个人道德,也包括对他人义务的社会道德;而社会道德规范又可划分为两个层次: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调节个人与集体、国家、人类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大抵属于社会道德规范中的高级层次。道德教育虽应以国民公德为基础,但我国道德教育常常局限于“五爱”教育,不能不算是缺陷。

4.尽管我国道德教育以政治化的道德为核心,还实施政治色彩更浓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时还受到“片面强调道德教育,忽视政治教育”的责难;反之,我国提倡“学雷锋”之类教育活动,虽然其内容大体上属公益活动范围,由于冠以“共产主义道德”名号,有时被作为“侈谈共产主义”加以非难。这两种情况表明,道德教育由于名不副实而不能不随政治气候浮沉。

5.虽然我国“品德教育”之“德”的内涵,已经超出严格意义的“道德”范畴,然而我们却又常常以并非基于这种政治化道德概念的品德心理研究成果,作为我国品德教育的立论依据。

三、“政治教育”辨

我国堪称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由于长期把“政治教育”及“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只有笼而统之的“德育研究”,对“政治教育”本身反而缺乏科学的研究;而“德育研究”的这个薄弱环节,因被汗牛充栋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的宣传所掩盖,又不易被察觉。

1.我国“政治教育”的内容,一向因政治形势与任务而定,形成“政治教育”与“政治宣传”混淆的状态。政治基调虽无大的变化,不变中的变化也不小。“政治教育”相对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缺乏连贯的稳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调子中,人为地添加的不定的音符偏多,从而影响“政治教育”的科学声誉,无助于形成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

2.国外关于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实施政治基础教育的范围与大致程度,关于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规范、教师在政治教育中应遵循的规范,关于不同政治氛围中政治教育的抉择,多少有一些研究,而在我国则长期满足于政治宣传,对“政治教育”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

3.一方面,我国“道德教育”属于“政治化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我国“政治教育”又带有“道德化的政治教育”色彩。在政治热情高涨的氛围中,把道德升华为政治,道德教育更有力量;反之,在政治冷淡的氛围中,则连最无争议的道德教育本身,也被当作“政治”而疏远。我国所谓“政治课”(现称“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命运就是如此。

四、“思想教育”辨

同样,“人生观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由于长期淹没在笼统的“德育”与模糊的“思想教育”之中,关于人生观教育同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人生观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的关系,以及形成世界观的途径,等等,至少仍缺乏严格的论证。

五、“个性形成”解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缺乏形成学生独立的(定型的)、健全的、独特的性格(个性、人格)的明确概念,似乎只要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加上劳动技术教育,就能自然地形成这样的性格,以致忽视把握个人性格形成过程中不可错过的时机,加以必要的指点与矫正。

1.我国普通中学一直承担升学与“就业”(严格讲应是“生活”)准备的双重任务,意味着普通教育只有工具价值,没有内在价值;现在确立基础教育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为宗旨,实际上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观念。一般以为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技术教育就算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也说得过去;反之,再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规定德育、智育、体育以及其他教育的任务,依然不够明确。

2.最近若干年间,注意到心理卫生、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是一个进步。这类工作固然同品德教育相关,主要由班主任承担,问题也不大,而把这类教育或指导归入“德育”,在观念上容易造成把心理方面的问题全当成思想道德问题的误解。

六、“德育工作”辨

我国有所谓“德育工作”提法,甚至还有所谓“德育教育”之说。这些生造的词语是不是通,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概念实同德育理论上的误区相关,即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特殊工作领域。

1.所谓“德育”之所以有别于“道德”,正由于它是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本身不就是一种“工作”么?“德育”本身就是道德(哪怕是广义的道德)教育的简称,所谓“德育教育”,实际上成为“道德教育的教育”,岂不是一个怪名词?

2.在学校中建立“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职能分工,相应地配置专职或兼职的“德育工作者”,且在教师职称中立“德育高级教师”专项,又在实际上违背初衷,强化了各学科任课教师的“非德育教师”意识,遂使德育越来越成为少数人专管的事。固然也反复强调教师“管教管导”、“教书育人”。什么叫做“管教”?难道承认“管教”只是“教书”么?“教书”本身没有“育人”么?既要求任课教师“管导”、“育人”,如果任课教师达到这个要求,那就该承认他是“德育工作者”,而事实上“德育工作者”是另一批教师的专称。事情虽属正当,道德上岂不是自相矛盾?

3.德育原是同“智育”、“体育”、“美育”等并立的概念,而所谓的“德育工作”却成为一种同“教学”并立的工作。那么,是不是存在同“德育工作”对应的“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等于“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同德育无关的工作呢?人们从来不愿意作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默认教学为“非德育”工作,固然,也强调“在教学中渗透思想道德影响”,然而,这同“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并立,岂不是自相矛盾?

4.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工作,在观念上又出于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划分,误解为学校工作的分工。

其实,学校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活动,都不应只视为实施某一育的活动;每种教育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包含各育的成分;每一育(德育或智育等)都应是“全方位”的这一育,即借助于学校各种工作途径予以实现;各育的划分属于教育内容方面的成分的分解,不是、也不应是学校教师职能分工的基础。

七、“训育”辨

教育成分的分解与教师职能分工的错乱,是中国近四十余年间才出现的现象。

1.古代正规教育即教学,教学旨在使人为善。既无严格意义的德育、智育、体育之分,也不存在教育职能分解与教师分工问题。19世纪初,赫尔巴特率先尝试对教育活动进行分解,即区分学校中的非教育活动(管理)与教育活动,进而把教育活动分解为训育与教学。从管理到训育直到教学,从表及里、由浅入深;后来,赫尔巴特学派把这种纵向分析折为横向分析,管理、训育与教学成为并行的活动,作为教育职能分工的基础。

其中,“管理”重在消极地限制学生不良不轨的行为,不属于教育;“训育”系指教师“直接对儿童的心灵发生影响”,“学生直接处在教师的心目中,作为教师必须对他产生影响的实体,而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状态”。〔5〕“训育”同“教学”的区别在于它不藉助于中介,由教师直接对学生的心灵施加影响,“训育可以激发情感,或者抑制情感”,〔6〕对独立性格的形成发生影响,而“道德性格”(道德人格)的形成主要诉诸理性,因而主要诉诸“教学”,不过,后来把这种划分作为学校教育工作分工基础时,“训育”的内容大体上近于如今所谓“德育工作”。这已经有悖于赫尔巴特的初衷。

2.不过,我国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和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小学规程上正规的提法,倒仍然采用“训育”,间或使用“训导”,而未用“德育”;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还曾打算制定《小学训育纲要》(1942年8月),然而由于当时不断批判民国政府的训育制度,加之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政治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影响甚大,所以“训育”一词并不流行,但在学校规程(包括中学)中也未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工作职能划分中的一个门类。因为当时人人管思想教育早已蔚然而风;直到人民解放战争后期,才在东北解放区率先把“德育”作为“工作”(并未提出“德育工作”概念)。这已经同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相关。

3.问题在于“训育”一词译成中文,有以词害义之弊。“训育”之“训”,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相忤。后来改称“训导”,仍不离“训”字;“训育”亦可译为“训练”,惟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训练”带有机械性质,亦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不符。

“训育”的原旨倒是作为从非理性的、他律的“管理”到理性、自律的“教学”过渡的中间形式,它的基调是“延续的、不断的、慢慢地深入人心和渐渐地停止的”〔7〕,它对于各育是中立的,由于重在诉诸情感,同德育接近些。

困难的是在中文中缺乏一个适当的词,表达“训育”的意思,而民国政府统治时期“训育”的滥用,更败坏了“训育”的声誉,又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4.其实,苏联虽未采用“训育”概念,倒也不存在所谓“德育工作”概念。因为俄文中尚有一个狭义“教育”概念。凯洛夫《教育学》中,同“教学理论”并列的“教育理论”,即以“教学”以外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其中固然包括“德育”,但不限于“德育”。

德文中的“教育”概念也是如此:“教育(Erziehung)这个词是从训育(Zucht)与牵引(Ziehen)两词来的,因此人们往往根据这个名词把它的主要部分看作是我们现在接近论文结束时才开始探讨的内容(按:指训育)”。

其实我们汉语“教育”也有同心灵影响、人格影响相关的一义,至今仍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中运用。只是为避免语义混淆,在教育著作中一般不采用这种狭义的“教育”概念。八、“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

在我国,多年来既不适当地采用“德育工作”概念,又早已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实际上助长了一般教师淡化德育意识的倾向。

1.就“德育”而论,早在20世纪初,国外就有“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杜威为始作俑者)。

当时所谓“直接道德教学”,指的是“道德课”所实施的教育;所谓“间接道德教育”,系指通过作为“刍型社会”的学校环境、学生参与的实际活动和有社会意义的课程,间接地施加道德影响。这种区分的用意在于明确肯定“直接道德教学”意义的有限性,而强调学校各项工作与活动的意义,强调所有教师的伦理责任;然而这种有意义的“德育”区分,在我国早已被遗忘了。

2.“德育工作”不是一个规范的教育名词。它实际上从我国根据地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衍化而来。以往在部队中、干部学校中,既有“思想政治教育”,又有“政治工作”(含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等)。意味着不单是孤立地打通人的思想,还得做“人的工作”。很有道理。惟部队、机关里相对于“政治工作”的,是“军事工作”、“业务工作”,而学校中的“教学”与那些“业务工作”不同,它本身也属于“教育”,所以,机械地搬用那一套,毕竟不当。

固然,继续采用久已熟悉的“德育工作”概念,我行我素,并无不可,然而,既然设置了专门“德育工作”,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要人们承认其他工作(如教学)也属“德育工作”,既然有专门的“德育工作者”配备,又要不具有这个称号的人们,自认“德育工作者”,这个难题委实不易解决,而重申“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似可缓解这个矛盾。

3.在我国,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划分,原先问题不大。在我国80年代以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氛围中,一般教师大抵都能积极参与德育,并以参与“直接道德教学”为荣,为避“不问政治”、“业务挂帅”之嫌,有时甚至矫揉造作,硬使各科教学“直接”显示出“道德教育”的姿态。那时的问题在于因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导致“德育”过热,教育失常,但不存在一般教师忽视德育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气候变化,“德育工作者”队伍正规化,又早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认定德育是“德育工作者”的事,不易意识到自己尚有实施“间接道德教育”的责任。

九、“德育”逻辑框架

1.逻辑前提:教育目标的视野

“个体个性化”,包括:个人在德性、智力、体质、审美能力、技术、社会性诸方面的发展和各个人独特的发展。

“个体社会化”,则赋予个人诸方面发展以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它也包括个体社会化的一般要求(基础文明)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化(如“政治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等等)。

与此相应,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技术教育、社会教育(群育)。它既作为人生基础教育,实现个体个性化,又作为社会基础文明的启蒙教育,促进个体一般社会化。

2.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

人生观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作为两种有特殊意义的教育,有必要单独成立,同“德育”三足鼎立,亦可把三者合为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如果需要一个统一名称的话)。

人生观的形成,本身是人生发展趋向成熟之际自我意识觉醒,独立人格形成的标志,而个人形成什么性质与类型的人生观,则是个体社会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育,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同属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而人生观其实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社会教育开花的结果。

政治教育同政治上层建筑的需求相适应,旨在实现个体政治社会化。

其实个人德性也有两重含义:一是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一是同社会道德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个人道德社会化。

3.“道德教育”的三个层面

同德性的两重性相对应,德育包括公德教育与私德教育。由于我国公德与私德的界限尚待探讨,而我国公德又属政治化道德,以至德育层面较为含糊,姑且划为三个层面:

(1)以“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原则”为内容的“基本道德准则教育”。

(2)以“国民公德”为内容的道德规范教育。

(3)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或称为“道德理想教育”。

4.由于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属政治化的道德,这种道德规范基本上属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它既是“道德教育”的内容,又是“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政治教育”独立设置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宜以“基本道德准则教育”为基础。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属带更多政治成分的道德教育,亦属完善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在不具备普遍实现此种教育前提的条件下,宜以先进分子为对象。

“道德教育”概览道德层面道德细则道德修养

与教育

1.节制、克制、忍耐自我控制2.勇敢、坚韧自我修养

3.平和、独立调节私人之1.同情、友爱、仁爱、体基本道间关系的准谅德准则则(私德)2.诚实教育调节公共1.集体之爱道德道关系的道2.乡土之爱规范德德规范(公3.国家之爱教育教德)4.人类之爱育先进分子道德的道德理基于自觉的奉献精神理想想教育

此表缺陷在于把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截然分开。

5.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形成的阶段(假设):

(1)准备阶段:自我意识觉醒之前,个性特征的显示。

(2)人生转折时期,人生观显露苗头。

社会急剧转变,促进个体人生抉择。

6.政治教育的策略

参见《“政治教育”辨》,《上海高教研究》1994年第2期。

7.“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使学生个性化与社会化,为所有教师共同职责,也只有在多数教师协同参与下,才能有效地实现个体个性化与社会化,而社会教育亦需有专职人员承担、故有必要分为“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专职人员承担“直接社会教学”,称为教师和辅导员。

整个社会教育应过渡到以“间接社会教育”为主的格局。

注:

〔1〕裴斯泰洛齐:《天鹅之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2〕涂尔干[亦译迪尔凯姆]:《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3〕杜威:《教育的道德原理》,《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页;参见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4〕孟宪承:《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版,第33页。

〔5〕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6页。

劳动教育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德育;概念规范化;内涵与外延

Abstract:Ourcountrythemoraleducationtheory''''soriginisquitenowadayscomplex.Andincludes:1.sinceopeningrevolutionarybasepopulareducationtradition;2.SovietRussianmoraleducationtheoryinfluence;3.sinceWesternmoderntimesmoraleducationtheoryseepage;4.Confucianistmoralstrainingtheoryin-depthinfluence;5.inpeople''''srepubliceducationdevelopingprocessmoraleducationtheoryandexperience''''saccumulation.

keyword:Moraleducation;Conceptstandardization;Connotationandextension

前言

事实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德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别,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时有变化,德育的历史内容更相径庭,而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不同历史类型德育实践研究的成果相当有限,对各种德育理论流派的探讨还欠深入。人们对德育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加入德育研究行列者又并非都属训练有素的专家,以致我国德育理论至今尚不成熟。概念泛化,观念陈旧,逻辑混乱,更由于不少不恰当的提法早已上了“本本”,含糊不清的概念难以剔除,有价值的见解难以得到认同,理论界长期争议不休。

此类争议虽甚热闹,德育理论的实质性进展并不显著。这里拟从为“德育”正名入手,尝试为构建切合实际的德育逻辑框架,提供一些思想线索。不敢奢望很快取得共识,无非是在习俗面前冒叫一声而已!

一、“大德育”辨

“德育”原是“道德教育”的简称。道德教育同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并行也适合时宜,惟我国长期以来用“德育”涵盖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一直引起争议,颇值得商榷。

1.我国以往曾经用“思想政治教育”(或“政治思想教育”)或“德育”涵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教育,虽然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概念的含义常常约定成俗成,不过,多年来教育理论界对这样扩大“德育”概念的外延一直存疑,时常就此争议不休,证明并未约定俗成。事实上这是一个人为地赋予含义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概念,系出于承认这几种教育都不可少。况且文件上一般都作如此规定,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2.虽然在“德育”目标与内容上包容各项教育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个人品德的形成、人生观的形成,特别是政治觉悟的提高,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形成过程各有不同的规律,形成的途径差别甚大,很难以统一的模式实现不同的目标。如今一般“德育原理”之类著作中所列德育原则、方法与组织形式大抵是把国外的“道德教育”的一套见解,同国内长期积累的“政治教育”经验拼凑在一起。其实,国外所谓“道德教育”同政治教育不是一回事,而促进品德形成的措置,并不都适合于政治觉悟的提高。

3.“德育”之“德”,很难使人不致想到“道德”。人们若循名责实,便可能把理应实施的“政治教育”,作为“德育”中的“附加成分”,导致对政治教育的忽视;反之,若统称“思想政治教育”,又可能导致对“品德教育”的忽视。这并非过虑。以往这类倾向反复交替出现,是人所共知的。

若冠以“思想品德教育”,仍未包括“政治教育”;若添上“政治”,称其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岂非又有沉重累赘之嫌?

4.把道德、人生观、政治思想列入教育内容,确乎不成问题,而把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或把道德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是政策所不能容许的;这类概念的混淆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上也不可思议。

5.其实,把教育目的定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意义原本有限。这种提法既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不一致,也不见得出于的创议。早在19世纪初,裴斯泰洛齐就提出: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1〕所谓“完全平衡”的发展,系指协调的或和谐的发展。大抵从那时起,所谓“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或“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作为西方教育的传统相沿成习。至少作为近代教育的理想长期未变。在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早就成为健全的常识;苏联教育理论界并不讳言裴斯泰洛齐以来西方教育中的这个进步思想的传统,却把这个口号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机械地混合在一起。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强化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意识。

多年来,被忽视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参照苏联经验,把所谓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在实践上产生一些片面性,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讨论,而的表述正是由那场讨论引发而来;问题更在于在他的表述中,明明避免了“全面发展”的提法,并未妨碍人们把的表述简括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并未提出异议)。足见苏联经验影响之深。

6.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一般把“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属政治教育范围)各自独立实施,而我国统称“德育”,实同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别相关。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原本混为一体,融于习俗之中。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与西方古代的“宗教教育”都属范围广泛的思想教育,或社会意识教育,惟早在古希腊时代,即有“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的分化,虽然那种分化并不很严格;到了近代,随着生产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逐渐分化,道德也从宗教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伦理学渐次从哲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相应地教育领域中“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宗教教育”也逐步分野。由于中国近代落伍,社会生活领域分化的程度不高,科学观念不强,更由于自古以来以非宗教的“道德教育”囊括了整个社会意识教育,以致至今仍易于接受这种模糊概念。

初看起来,像西方那样把几种教育独立实施并不困难,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是由于最近几十年间,我国一直以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并把此种教育目的表述作为“教育方针”,而这个“教育方针”又像是出于的倡议,从现象上看来又似乎符合实际;为同教育目的上的“德”相应,遂把“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这似也顺理成章。所以,“大德育”观念不易改变。

7.其实,西方所谓“一切能力和谐发展”的提法,早在20世纪初引起质疑。迪尔凯姆指出,这个提法与人们必须同样遵循的另一个行动准则存在矛盾,“这个行动准则规定,我们必须献身于某一特定而有限的任务”,〔2〕而杜威的批评更加中肯:教育目的据说是一个人的全部能力的和谐发展,“这里没有明显提到社会生活或社会身分”,“假如离开社会关系而下这个定义,我们便无法说明任何一个所用的名词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能力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发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和谐是什么”,“能力只有根据它所能派的用场,必须为某项功能服务,才是一个能力”〔3〕。我国老一辈教育学家孟宪承在论及教育目的问题时亦有见及此:“凡离开社会的组织和活动,而提出的个人发展一类的目的,就全是一种过程的抽象名词,而非行为变化所期达的具体结果”〔4〕;关于教育目的的表述,其意义不在于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恰恰在于他未脱离社会关系,而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定义,赋“德、智、体几方面发展”以特定的历史内容。

8.虽然我国流行已久的“教育目的”观念、“德育”观念曾经受到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其实,苏联“德育”观念同我国不尽相同。至少在我们相当熟悉的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中,“道德教育”是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以及“意志与性格教育”并列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教育各以不同的方法与手段实施,而统一的“大德育观念”则可算是我们祖宗的厚赠。由此看来,以往搬用凯洛夫《教育学》,并不地道。

9.固然,陈陈相因的“大德育”观念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不妨继续发扬光大;问题在于处在如今这种开放的时代,少不得同国外教育界开展学术交流,也不免要借鉴国外德育研究成果。由于中国“德育”概念的外延与外国不一致,涉及国外德育文献,若无意偷换概念,几乎每次都得考较一番,而认真考较的能有几人?

二、“品德教育”辨

暂且撇开“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不议,单就“道德教育”(通称“品德教育”)而论,现在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值得推敲。

1.我国所谓“品德教育”,一向以“五爱”(即国民公德)教育为核心。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原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其实,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否“爱科学”,不属于“道德”问题,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又不止是“道德”问题。我国所谓“公德”实际上是政治化的道德。

2.我国实施的国民公德教育,也可算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除此以外,还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它属于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道德理想教育”。以往既存在随意扩大“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象的现象;也存在把“助人为乐”之类习俗道德拔高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情况。

3.所谓“公德”系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即应有的道德规范。它有别于我们的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道德,即事实上早已化为习俗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既包括对自己义务的个人道德,也包括对他人义务的社会道德;而社会道德规范又可划分为两个层次: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调节个人与集体、国家、人类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大抵属于社会道德规范中的高级层次。道德教育虽应以国民公德为基础,但我国道德教育常常局限于“五爱”教育,不能不算是缺陷。

4.尽管我国道德教育以政治化的道德为核心,还实施政治色彩更浓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时还受到“片面强调道德教育,忽视政治教育”的责难;反之,我国提倡“学雷锋”之类教育活动,虽然其内容大体上属公益活动范围,由于冠以“共产主义道德”名号,有时被作为“侈谈共产主义”加以非难。这两种情况表明,道德教育由于名不副实而不能不随政治气候浮沉。

5.虽然我国“品德教育”之“德”的内涵,已经超出严格意义的“道德”范畴,然而我们却又常常以并非基于这种政治化道德概念的品德心理研究成果,作为我国品德教育的立论依据。

三、“政治教育”辨

我国堪称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由于长期把“政治教育”及“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只有笼而统之的“德育研究”,对“政治教育”本身反而缺乏科学的研究;而“德育研究”的这个薄弱环节,因被汗牛充栋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的宣传所掩盖,又不易被察觉。

1.我国“政治教育”的内容,一向因政治形势与任务而定,形成“政治教育”与“政治宣传”混淆的状态。政治基调虽无大的变化,不变中的变化也不小。“政治教育”相对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缺乏连贯的稳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调子中,人为地添加的不定的音符偏多,从而影响“政治教育”的科学声誉,无助于形成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

2.国外关于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实施政治基础教育的范围与大致程度,关于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规范、教师在政治教育中应遵循的规范,关于不同政治氛围中政治教育的抉择,多少有一些研究,而在我国则长期满足于政治宣传,对“政治教育”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

3.一方面,我国“道德教育”属于“政治化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我国“政治教育”又带有“道德化的政治教育”色彩。在政治热情高涨的氛围中,把道德升华为政治,道德教育更有力量;反之,在政治冷淡的氛围中,则连最无争议的道德教育本身,也被当作“政治”而疏远。我国所谓“政治课”(现称“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命运就是如此。

四、“思想教育”辨

同样,“人生观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由于长期淹没在笼统的“德育”与模糊的“思想教育”之中,关于人生观教育同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人生观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的关系,以及形成世界观的途径,等等,至少仍缺乏严格的论证。

五、“个性形成”解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缺乏形成学生独立的(定型的)、健全的、独特的性格(个性、人格)的明确概念,似乎只要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加上劳动技术教育,就能自然地形成这样的性格,以致忽视把握个人性格形成过程中不可错过的时机,加以必要的指点与矫正。

1.我国普通中学一直承担升学与“就业”(严格讲应是“生活”)准备的双重任务,意味着普通教育只有工具价值,没有内在价值;现在确立基础教育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为宗旨,实际上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观念。一般以为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技术教育就算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也说得过去;反之,再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规定德育、智育、体育以及其他教育的任务,依然不够明确。

2.最近若干年间,注意到心理卫生、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是一个进步。这类工作固然同品德教育相关,主要由班主任承担,问题也不大,而把这类教育或指导归入“德育”,在观念上容易造成把心理方面的问题全当成思想道德问题的误解。

六、“德育工作”辨

我国有所谓“德育工作”提法,甚至还有所谓“德育教育”之说。这些生造的词语是不是通,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概念实同德育理论上的误区相关,即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特殊工作领域。

1.所谓“德育”之所以有别于“道德”,正由于它是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本身不就是一种“工作”么?“德育”本身就是道德(哪怕是广义的道德)教育的简称,所谓“德育教育”,实际上成为“道德教育的教育”,岂不是一个怪名词?

2.在学校中建立“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职能分工,相应地配置专职或兼职的“德育工作者”,且在教师职称中立“德育高级教师”专项,又在实际上违背初衷,强化了各学科任课教师的“非德育教师”意识,遂使德育越来越成为少数人专管的事。固然也反复强调教师“管教管导”、“教书育人”。什么叫做“管教”?难道承认“管教”只是“教书”么?“教书”本身没有“育人”么?既要求任课教师“管导”、“育人”,如果任课教师达到这个要求,那就该承认他是“德育工作者”,而事实上“德育工作者”是另一批教师的专称。事情虽属正当,道德上岂不是自相矛盾?

3.德育原是同“智育”、“体育”、“美育”等并立的概念,而所谓的“德育工作”却成为一种同“教学”并立的工作。那么,是不是存在同“德育工作”对应的“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等于“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同德育无关的工作呢?人们从来不愿意作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默认教学为“非德育”工作,固然,也强调“在教学中渗透思想道德影响”,然而,这同“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并立,岂不是自相矛盾?

4.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工作,在观念上又出于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划分,误解为学校工作的分工。

其实,学校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活动,都不应只视为实施某一育的活动;每种教育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包含各育的成分;每一育(德育或智育等)都应是“全方位”的这一育,即借助于学校各种工作途径予以实现;各育的划分属于教育内容方面的成分的分解,不是、也不应是学校教师职能分工的基础。

七、“训育”辨

教育成分的分解与教师职能分工的错乱,是中国近四十余年间才出现的现象。

1.古代正规教育即教学,教学旨在使人为善。既无严格意义的德育、智育、体育之分,也不存在教育职能分解与教师分工问题。19世纪初,赫尔巴特率先尝试对教育活动进行分解,即区分学校中的非教育活动(管理)与教育活动,进而把教育活动分解为训育与教学。从管理到训育直到教学,从表及里、由浅入深;后来,赫尔巴特学派把这种纵向分析折为横向分析,管理、训育与教学成为并行的活动,作为教育职能分工的基础。

其中,“管理”重在消极地限制学生不良不轨的行为,不属于教育;“训育”系指教师“直接对儿童的心灵发生影响”,“学生直接处在教师的心目中,作为教师必须对他产生影响的实体,而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状态”。〔5〕“训育”同“教学”的区别在于它不藉助于中介,由教师直接对学生的心灵施加影响,“训育可以激发情感,或者抑制情感”,〔6〕对独立性格的形成发生影响,而“道德性格”(道德人格)的形成主要诉诸理性,因而主要诉诸“教学”,不过,后来把这种划分作为学校教育工作分工基础时,“训育”的内容大体上近于如今所谓“德育工作”。这已经有悖于赫尔巴特的初衷。

2.不过,我国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和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小学规程上正规的提法,倒仍然采用“训育”,间或使用“训导”,而未用“德育”;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还曾打算制定《小学训育纲要》(1942年8月),然而由于当时不断批判民国政府的训育制度,加之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政治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影响甚大,所以“训育”一词并不流行,但在学校规程(包括中学)中也未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工作职能划分中的一个门类。因为当时人人管思想教育早已蔚然而风;直到人民解放战争后期,才在东北解放区率先把“德育”作为“工作”(并未提出“德育工作”概念)。这已经同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相关。

3.问题在于“训育”一词译成中文,有以词害义之弊。“训育”之“训”,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相忤。后来改称“训导”,仍不离“训”字;“训育”亦可译为“训练”,惟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训练”带有机械性质,亦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不符。

“训育”的原旨倒是作为从非理性的、他律的“管理”到理性、自律的“教学”过渡的中间形式,它的基调是“延续的、不断的、慢慢地深入人心和渐渐地停止的”〔7〕,它对于各育是中立的,由于重在诉诸情感,同德育接近些。

困难的是在中文中缺乏一个适当的词,表达“训育”的意思,而民国政府统治时期“训育”的滥用,更败坏了“训育”的声誉,又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4.其实,苏联虽未采用“训育”概念,倒也不存在所谓“德育工作”概念。因为俄文中尚有一个狭义“教育”概念。凯洛夫《教育学》中,同“教学理论”并列的“教育理论”,即以“教学”以外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其中固然包括“德育”,但不限于“德育”。

德文中的“教育”概念也是如此:“教育(Erziehung)这个词是从训育(Zucht)与牵引(Ziehen)两词来的,因此人们往往根据这个名词把它的主要部分看作是我们现在接近论文结束时才开始探讨的内容(按:指训育)”。

其实我们汉语“教育”也有同心灵影响、人格影响相关的一义,至今仍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中运用。只是为避免语义混淆,在教育著作中一般不采用这种狭义的“教育”概念。八、“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

在我国,多年来既不适当地采用“德育工作”概念,又早已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实际上助长了一般教师淡化德育意识的倾向。

1.就“德育”而论,早在20世纪初,国外就有“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杜威为始作俑者)。

当时所谓“直接道德教学”,指的是“道德课”所实施的教育;所谓“间接道德教育”,系指通过作为“刍型社会”的学校环境、学生参与的实际活动和有社会意义的课程,间接地施加道德影响。这种区分的用意在于明确肯定“直接道德教学”意义的有限性,而强调学校各项工作与活动的意义,强调所有教师的伦理责任;然而这种有意义的“德育”区分,在我国早已被遗忘了。

2.“德育工作”不是一个规范的教育名词。它实际上从我国根据地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衍化而来。以往在部队中、干部学校中,既有“思想政治教育”,又有“政治工作”(含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等)。意味着不单是孤立地打通人的思想,还得做“人的工作”。很有道理。惟部队、机关里相对于“政治工作”的,是“军事工作”、“业务工作”,而学校中的“教学”与那些“业务工作”不同,它本身也属于“教育”,所以,机械地搬用那一套,毕竟不当。

固然,继续采用久已熟悉的“德育工作”概念,我行我素,并无不可,然而,既然设置了专门“德育工作”,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要人们承认其他工作(如教学)也属“德育工作”,既然有专门的“德育工作者”配备,又要不具有这个称号的人们,自认“德育工作者”,这个难题委实不易解决,而重申“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似可缓解这个矛盾。

3.在我国,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划分,原先问题不大。在我国80年代以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氛围中,一般教师大抵都能积极参与德育,并以参与“直接道德教学”为荣,为避“不问政治”、“业务挂帅”之嫌,有时甚至矫揉造作,硬使各科教学“直接”显示出“道德教育”的姿态。那时的问题在于因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导致“德育”过热,教育失常,但不存在一般教师忽视德育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气候变化,“德育工作者”队伍正规化,又早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认定德育是“德育工作者”的事,不易意识到自己尚有实施“间接道德教育”的责任。

九、“德育”逻辑框架

1.逻辑前提:教育目标的视野

“个体个性化”,包括:个人在德性、智力、体质、审美能力、技术、社会性诸方面的发展和各个人独特的发展。

“个体社会化”,则赋予个人诸方面发展以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它也包括个体社会化的一般要求(基础文明)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化(如“政治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等等)。

与此相应,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技术教育、社会教育(群育)。它既作为人生基础教育,实现个体个性化,又作为社会基础文明的启蒙教育,促进个体一般社会化。

2.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

人生观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作为两种有特殊意义的教育,有必要单独成立,同“德育”三足鼎立,亦可把三者合为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如果需要一个统一名称的话)。

人生观的形成,本身是人生发展趋向成熟之际自我意识觉醒,独立人格形成的标志,而个人形成什么性质与类型的人生观,则是个体社会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育,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同属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而人生观其实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社会教育开花的结果。

政治教育同政治上层建筑的需求相适应,旨在实现个体政治社会化。

其实个人德性也有两重含义:一是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一是同社会道德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个人道德社会化。

3.“道德教育”的三个层面

同德性的两重性相对应,德育包括公德教育与私德教育。由于我国公德与私德的界限尚待探讨,而我国公德又属政治化道德,以至德育层面较为含糊,姑且划为三个层面:

(1)以“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原则”为内容的“基本道德准则教育”。

(2)以“国民公德”为内容的道德规范教育。

(3)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或称为“道德理想教育”。

4.由于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属政治化的道德,这种道德规范基本上属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它既是“道德教育”的内容,又是“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政治教育”独立设置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宜以“基本道德准则教育”为基础。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属带更多政治成分的道德教育,亦属完善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在不具备普遍实现此种教育前提的条件下,宜以先进分子为对象。

“道德教育”概览道德层面道德细则道德修养

与教育

1.节制、克制、忍耐自我控制2.勇敢、坚韧自我修养

3.平和、独立调节私人之1.同情、友爱、仁爱、体基本道间关系的准谅德准则则(私德)2.诚实教育调节公共1.集体之爱道德道关系的道2.乡土之爱规范德德规范(公3.国家之爱教育教德)4.人类之爱育先进分子道德的道德理基于自觉的奉献精神理想想教育

此表缺陷在于把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截然分开。

5.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形成的阶段(假设):

(1)准备阶段:自我意识觉醒之前,个性特征的显示。

(2)人生转折时期,人生观显露苗头。

社会急剧转变,促进个体人生抉择。

6.政治教育的策略

参见《“政治教育”辨》,《上海高教研究》1994年第2期。

7.“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使学生个性化与社会化,为所有教师共同职责,也只有在多数教师协同参与下,才能有效地实现个体个性化与社会化,而社会教育亦需有专职人员承担、故有必要分为“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专职人员承担“直接社会教学”,称为教师和辅导员。

整个社会教育应过渡到以“间接社会教育”为主的格局。

注:

〔1〕裴斯泰洛齐:《天鹅之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2〕涂尔干[亦译迪尔凯姆]:《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3〕杜威:《教育的道德原理》,《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页;参见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4〕孟宪承:《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版,第33页。

〔5〕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6页。

劳动教育论文范文篇8

事实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德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别,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时有变化,德育的历史内容更相径庭,而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不同历史类型德育实践研究的成果相当有限,对各种德育理论流派的探讨还欠深入。人们对德育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加入德育研究行列者又并非都属训练有素的专家,以致我国德育理论至今尚不成熟。概念泛化,观念陈旧,逻辑混乱,更由于不少不恰当的提法早已上了“本本”,含糊不清的概念难以剔除,有价值的见解难以得到认同,理论界长期争议不休。

此类争议虽甚热闹,德育理论的实质性进展并不显著。这里拟从为“德育”正名入手,尝试为构建切合实际的德育逻辑框架,提供一些思想线索。不敢奢望很快取得共识,无非是在习俗面前冒叫一声而已!

一、“大德育”辨

“德育”原是“道德教育”的简称。道德教育同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并行也适合时宜,惟我国长期以来用“德育”涵盖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一直引起争议,颇值得商榷。

1.我国以往曾经用“思想政治教育”(或“政治思想教育”)或“德育”涵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教育,虽然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概念的含义常常约定成俗成,不过,多年来教育理论界对这样扩大“德育”概念的外延一直存疑,时常就此争议不休,证明并未约定俗成。事实上这是一个人为地赋予含义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概念,系出于承认这几种教育都不可少。况且文件上一般都作如此规定,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2.虽然在“德育”目标与内容上包容各项教育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个人品德的形成、人生观的形成,特别是政治觉悟的提高,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形成过程各有不同的规律,形成的途径差别甚大,很难以统一的模式实现不同的目标。如今一般“德育原理”之类著作中所列德育原则、方法与组织形式大抵是把国外的“道德教育”的一套见解,同国内长期积累的“政治教育”经验拼凑在一起。其实,国外所谓“道德教育”同政治教育不是一回事,而促进品德形成的措置,并不都适合于政治觉悟的提高。

3.“德育”之“德”,很难使人不致想到“道德”。人们若循名责实,便可能把理应实施的“政治教育”,作为“德育”中的“附加成分”,导致对政治教育的忽视;反之,若统称“思想政治教育”,又可能导致对“品德教育”的忽视。这并非过虑。以往这类倾向反复交替出现,是人所共知的。

若冠以“思想品德教育”,仍未包括“政治教育”;若添上“政治”,称其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岂非又有沉重累赘之嫌?

4.把道德、人生观、政治思想列入教育内容,确乎不成问题,而把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或把道德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是政策所不能容许的;这类概念的混淆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上也不可思议。

5.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一般把“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属政治教育范围)各自独立实施,而我国统称“德育”,实同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别相关。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原本混为一体,融于习俗之中。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与西方古代的“宗教教育”都属范围广泛的思想教育,或社会意识教育,惟早在古希腊时代,即有“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的分化,虽然那种分化并不很严格;到了近代,随着生产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逐渐分化,道德也从宗教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伦理学渐次从哲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相应地教育领域中“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宗教教育”也逐步分野。由于中国近代落伍,社会生活领域分化的程度不高,科学观念不强,更由于自古以来以非宗教的“道德教育”囊括了整个社会意识教育,以致至今仍易于接受这种模糊概念。

初看起来,像西方那样把几种教育独立实施并不困难,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是由于最近几十年间,我国一直以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并把此种教育目的表述作为“教育方针”,而这个“教育方针”又像是出于的倡议,从现象上看来又似乎符合实际;为同教育目的上的“德”相应,遂把“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这似也顺理成章。所以,“大德育”观念不易改变。

6.其实,把教育目的定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意义原本有限。这种提法既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不一致,也不见得出于的创议。早在19世纪初,裴斯泰洛齐就提出: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1〕所谓“完全平衡”的发展,系指协调的或和谐的发展。大抵从那时起,所谓“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或“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作为西方教育的传统相沿成习。至少作为近代教育的理想长期未变。在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早就成为健全的常识;苏联教育理论界并不讳言裴斯泰洛齐以来西方教育中的这个进步思想的传统,却把这个口号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机械地混合在一起。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强化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意识。

多年来,被忽视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参照苏联经验,把所谓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在实践上产生一些片面性,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讨论,而的表述正是由那场讨论引发而来;问题更在于在他的表述中,明明避免了“全面发展”的提法,并未妨碍人们把的表述简括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并未提出异议)。足见苏联经验影响之深。

7.其实,西方所谓“一切能力和谐发展”的提法,早在20世纪初引起质疑。迪尔凯姆指出,这个提法与人们必须同样遵循的另一个行动准则存在矛盾,“这个行动准则规定,我们必须献身于某一特定而有限的任务”,〔2〕而杜威的批评更加中肯:教育目的据说是一个人的全部能力的和谐发展,“这里没有明显提到社会生活或社会身分”,“假如离开社会关系而下这个定义,我们便无法说明任何一个所用的名词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能力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发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和谐是什么”,“能力只有根据它所能派的用场,必须为某项功能服务,才是一个能力”〔3〕。我国老一辈教育学家孟宪承在论及教育目的问题时亦有见及此:“凡离开社会的组织和活动,而提出的个人发展一类的目的,就全是一种过程的抽象名词,而非行为变化所期达的具体结果”〔4〕;关于教育目的的表述,其意义不在于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恰恰在于他未脱离社会关系,而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定义,赋“德、智、体几方面发展”以特定的历史内容。

8.虽然我国流行已久的“教育目的”观念、“德育”观念曾经受到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其实,苏联“德育”观念同我国不尽相同。至少在我们相当熟悉的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中,“道德教育”是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以及“意志与性格教育”并列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教育各以不同的方法与手段实施,而统一的“大德育观念”则可算是我们祖宗的厚赠。由此看来,以往搬用凯洛夫《教育学》,并不地道。

9.固然,陈陈相因的“大德育”观念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不妨继续发扬光大;问题在于处在如今这种开放的时代,少不得同国外教育界开展学术交流,也不免要借鉴国外德育研究成果。由于中国“德育”概念的外延与外国不一致,涉及国外德育文献,若无意偷换概念,几乎每次都得考较一番,而认真考较的能有几人?

二、“品德教育”辨

暂且撇开“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不议,单就“道德教育”(通称“品德教育”)而论,现在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值得推敲。

1.我国所谓“品德教育”,一向以“五爱”(即国民公德)教育为核心。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原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其实,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否“爱科学”,不属于“道德”问题,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又不止是“道德”问题。我国所谓“公德”实际上是政治化的道德。

2.所谓“公德”系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即应有的道德规范。它有别于我们的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道德,即事实上早已化为习俗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既包括对自己义务的个人道德,也包括对他人义务的社会道德;而社会道德规范又可划分为两个层次: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调节个人与集体、国家、人类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大抵属于社会道德规范中的高级层次。道德教育虽应以国民公德为基础,但我国道德教育常常局限于“五爱”教育,不能不算是缺陷。

3.我国实施的国民公德教育,也可算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除此以外,还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它属于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道德理想教育”。以往既存在随意扩大“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象的现象;也存在把“助人为乐”之类习俗道德拔高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情况。

4.尽管我国道德教育以政治化的道德为核心,还实施政治色彩更浓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时还受到“片面强调道德教育,忽视政治教育”的责难;反之,我国提倡“学雷锋”之类教育活动,虽然其内容大体上属公益活动范围,由于冠以“共产主义道德”名号,有时被作为“侈谈共产主义”加以非难。这两种情况表明,道德教育由于名不副实而不能不随政治气候浮沉。

5.虽然我国“品德教育”之“德”的内涵,已经超出严格意义的“道德”范畴,然而我们却又常常以并非基于这种政治化道德概念的品德心理研究成果,作为我国品德教育的立论依据。

三、“政治教育”辨

我国堪称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由于长期把“政治教育”及“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只有笼而统之的“德育研究”,对“政治教育”本身反而缺乏科学的研究;而“德育研究”的这个薄弱环节,因被汗牛充栋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的宣传所掩盖,又不易被察觉。

1.我国“政治教育”的内容,一向因政治形势与任务而定,形成“政治教育”与“政治宣传”混淆的状态。政治基调虽无大的变化,不变中的变化也不小。“政治教育”相对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缺乏连贯的稳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调子中,人为地添加的不定的音符偏多,从而影响“政治教育”的科学声誉,无助于形成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

2.一方面,我国“道德教育”属于“政治化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我国“政治教育”又带有“道德化的政治教育”色彩。在政治热情高涨的氛围中,把道德升华为政治,道德教育更有力量;反之,在政治冷淡的氛围中,则连最无争议的道德教育本身,也被当作“政治”而疏远。我国所谓“政治课”(现称“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命运就是如此。

3.国外关于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实施政治基础教育的范围与大致程度,关于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规范、教师在政治教育中应遵循的规范,关于不同政治氛围中政治教育的抉择,多少有一些研究,而在我国则长期满足于政治宣传,对“政治教育”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

四、“思想教育”辨

同样,“人生观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由于长期淹没在笼统的“德育”与模糊的“思想教育”之中,关于人生观教育同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人生观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的关系,以及形成世界观的途径,等等,至少仍缺乏严格的论证。

五、“个性形成”解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缺乏形成学生独立的(定型的)、健全的、独特的性格(个性、人格)的明确概念,似乎只要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加上劳动技术教育,就能自然地形成这样的性格,以致忽视把握个人性格形成过程中不可错过的时机,加以必要的指点与矫正。公务员之家

1.我国普通中学一直承担升学与“就业”(严格讲应是“生活”)准备的双重任务,意味着普通教育只有工具价值,没有内在价值;现在确立基础教育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为宗旨,实际上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观念。一般以为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技术教育就算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也说得过去;反之,再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规定德育、智育、体育以及其他教育的任务,依然不够明确。

2.最近若干年间,注意到心理卫生、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是一个进步。这类工作固然同品德教育相关,主要由班主任承担,问题也不大,而把这类教育或指导归入“德育”,在观念上容易造成把心理方面的问题全当成思想道德问题的误解。

六、“德育工作”辨

我国有所谓“德育工作”提法,甚至还有所谓“德育教育”之说。这些生造的词语是不是通,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概念实同德育理论上的误区相关,即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特殊工作领域。

1.所谓“德育”之所以有别于“道德”,正由于它是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本身不就是一种“工作”么?“德育”本身就是道德(哪怕是广义的道德)教育的简称,所谓“德育教育”,实际上成为“道德教育的教育”,岂不是一个怪名词?

2.德育原是同“智育”、“体育”、“美育”等并立的概念,而所谓的“德育工作”却成为一种同“教学”并立的工作。那么,是不是存在同“德育工作”对应的“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等于“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同德育无关的工作呢?人们从来不愿意作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默认教学为“非德育”工作,固然,也强调“在教学中渗透思想道德影响”,然而,这同“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并立,岂不是自相矛盾?

3.在学校中建立“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职能分工,相应地配置专职或兼职的“德育工作者”,且在教师职称中立“德育高级教师”专项,又在实际上违背初衷,强化了各学科任课教师的“非德育教师”意识,遂使德育越来越成为少数人专管的事。固然也反复强调教师“管教管导”、“教书育人”。什么叫做“管教”?难道承认“管教”只是“教书”么?“教书”本身没有“育人”么?既要求任课教师“管导”、“育人”,如果任课教师达到这个要求,那就该承认他是“德育工作者”,而事实上“德育工作者”是另一批教师的专称。事情虽属正当,道德上岂不是自相矛盾?

4.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工作,在观念上又出于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划分,误解为学校工作的分工。

其实,学校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活动,都不应只视为实施某一育的活动;每种教育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包含各育的成分;每一育(德育或智育等)都应是“全方位”的这一育,即借助于学校各种工作途径予以实现;各育的划分属于教育内容方面的成分的分解,不是、也不应是学校教师职能分工的基础。

七、“训育”辨

教育成分的分解与教师职能分工的错乱,是中国近四十余年间才出现的现象。

1.古代正规教育即教学,教学旨在使人为善。既无严格意义的德育、智育、体育之分,也不存在教育职能分解与教师分工问题。19世纪初,赫尔巴特率先尝试对教育活动进行分解,即区分学校中的非教育活动(管理)与教育活动,进而把教育活动分解为训育与教学。从管理到训育直到教学,从表及里、由浅入深;后来,赫尔巴特学派把这种纵向分析折为横向分析,管理、训育与教学成为并行的活动,作为教育职能分工的基础。

其中,“管理”重在消极地限制学生不良不轨的行为,不属于教育;“训育”系指教师“直接对儿童的心灵发生影响”,“学生直接处在教师的心目中,作为教师必须对他产生影响的实体,而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状态”。〔5〕“训育”同“教学”的区别在于它不藉助于中介,由教师直接对学生的心灵施加影响,“训育可以激发情感,或者抑制情感”,〔6〕对独立性格的形成发生影响,而“道德性格”(道德人格)的形成主要诉诸理性,因而主要诉诸“教学”,不过,后来把这种划分作为学校教育工作分工基础时,“训育”的内容大体上近于如今所谓“德育工作”。这已经有悖于赫尔巴特的初衷。

2.问题在于“训育”一词译成中文,有以词害义之弊。“训育”之“训”,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相忤。后来改称“训导”,仍不离“训”字;“训育”亦可译为“训练”,惟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训练”带有机械性质,亦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不符。

“训育”的原旨倒是作为从非理性的、他律的“管理”到理性、自律的“教学”过渡的中间形式,它的基调是“延续的、不断的、慢慢地深入人心和渐渐地停止的”〔7〕,它对于各育是中立的,由于重在诉诸情感,同德育接近些。

困难的是在中文中缺乏一个适当的词,表达“训育”的意思,而民国政府统治时期“训育”的滥用,更败坏了“训育”的声誉,又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3.不过,我国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和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小学规程上正规的提法,倒仍然采用“训育”,间或使用“训导”,而未用“德育”;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还曾打算制定《小学训育纲要》(1942年8月),然而由于当时不断批判民国政府的训育制度,加之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政治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影响甚大,所以“训育”一词并不流行,但在学校规程(包括中学)中也未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工作职能划分中的一个门类。因为当时人人管思想教育早已蔚然而风;直到人民解放战争后期,才在东北解放区率先把“德育”作为“工作”(并未提出“德育工作”概念)。这已经同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相关。

4.其实,苏联虽未采用“训育”概念,倒也不存在所谓“德育工作”概念。因为俄文中尚有一个狭义“教育”概念。凯洛夫《教育学》中,同“教学理论”并列的“教育理论”,即以“教学”以外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其中固然包括“德育”,但不限于“德育”。

德文中的“教育”概念也是如此:“教育(Erziehung)这个词是从训育(Zucht)与牵引(Ziehen)两词来的,因此人们往往根据这个名词把它的主要部分看作是我们现在接近论文结束时才开始探讨的内容(按:指训育)”。

其实我们汉语“教育”也有同心灵影响、人格影响相关的一义,至今仍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中运用。只是为避免语义混淆,在教育著作中一般不采用这种狭义的“教育”概念。

八、“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

在我国,多年来既不适当地采用“德育工作”概念,又早已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实际上助长了一般教师淡化德育意识的倾向。

1.就“德育”而论,早在20世纪初,国外就有“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杜威为始作俑者)。

当时所谓“直接道德教学”,指的是“道德课”所实施的教育;所谓“间接道德教育”,系指通过作为“刍型社会”的学校环境、学生参与的实际活动和有社会意义的课程,间接地施加道德影响。这种区分的用意在于明确肯定“直接道德教学”意义的有限性,而强调学校各项工作与活动的意义,强调所有教师的伦理责任;然而这种有意义的“德育”区分,在我国早已被遗忘了。

2.在我国,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划分,原先问题不大。在我国80年代以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氛围中,一般教师大抵都能积极参与德育,并以参与“直接道德教学”为荣,为避“不问政治”、“业务挂帅”之嫌,有时甚至矫揉造作,硬使各科教学“直接”显示出“道德教育”的姿态。那时的问题在于因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导致“德育”过热,教育失常,但不存在一般教师忽视德育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气候变化,“德育工作者”队伍正规化,又早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认定德育是“德育工作者”的事,不易意识到自己尚有实施“间接道德教育”的责任。

3.“德育工作”不是一个规范的教育名词。它实际上从我国根据地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衍化而来。以往在部队中、干部学校中,既有“思想政治教育”,又有“政治工作”(含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等)。意味着不单是孤立地打通人的思想,还得做“人的工作”。很有道理。惟部队、机关里相对于“政治工作”的,是“军事工作”、“业务工作”,而学校中的“教学”与那些“业务工作”不同,它本身也属于“教育”,所以,机械地搬用那一套,毕竟不当。

固然,继续采用久已熟悉的“德育工作”概念,我行我素,并无不可,然而,既然设置了专门“德育工作”,要人们承认其他工作(如教学)也属“德育工作”,既然有专门的“德育工作者”配备,又要不具有这个称号的人们,自认“德育工作者”,这个难题委实不易解决,而重申“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似可缓解这个矛盾。

九、“德育”逻辑框架

1.逻辑前提:教育目标的视野

“个体个性化”,包括:个人在德性、智力、体质、审美能力、技术、社会性诸方面的发展和各个人独特的发展。

“个体社会化”,则赋予个人诸方面发展以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它也包括个体社会化的一般要求(基础文明)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化(如“政治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等等)。

与此相应,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技术教育、社会教育(群育)。它既作为人生基础教育,实现个体个性化,又作为社会基础文明的启蒙教育,促进个体一般社会化。

2.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

人生观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作为两种有特殊意义的教育,有必要单独成立,同“德育”三足鼎立,亦可把三者合为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如果需要一个统一名称的话)。

人生观的形成,本身是人生发展趋向成熟之际自我意识觉醒,独立人格形成的标志,而个人形成什么性质与类型的人生观,则是个体社会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育,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同属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而人生观其实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社会教育开花的结果。

政治教育同政治上层建筑的需求相适应,旨在实现个体政治社会化。

其实个人德性也有两重含义:一是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一是同社会道德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个人道德社会化。

3.“道德教育”的三个层面

同德性的两重性相对应,德育包括公德教育与私德教育。由于我国公德与私德的界限尚待探讨,而我国公德又属政治化道德,以至德育层面较为含糊,姑且划为三个层面:

(1)以“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原则”为内容的“基本道德准则教育”。

(2)以“国民公德”为内容的道德规范教育。

(3)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或称为“道德理想教育”。

4.由于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属政治化的道德,这种道德规范基本上属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它既是“道德教育”的内容,又是“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政治教育”独立设置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宜以“基本道德准则教育”为基础。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属带更多政治成分的道德教育,亦属完善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在不具备普遍实现此种教育前提的条件下,宜以先进分子为对象。

“道德教育”概览道德层面道德细则道德修养

与教育

1.节制、克制、忍耐自我控制2.勇敢、坚韧自我修养

3.平和、独立调节私人之1.同情、友爱、仁爱、体基本道间关系的准谅德准则则(私德)2.诚实教育调节公共1.集体之爱道德道关系的道2.乡土之爱规范德德规范(公3.国家之爱教育教德)4.人类之爱育先进分子道德的道德理基于自觉的奉献精神理想想教育

此表缺陷在于把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截然分开。

5.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形成的阶段(假设):

(1)准备阶段:自我意识觉醒之前,个性特征的显示。

(2)人生转折时期,人生观显露苗头。

社会急剧转变,促进个体人生抉择。

6.政治教育的策略

参见《“政治教育”辨》,《上海高教研究》1994年第2期。

7.“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使学生个性化与社会化,为所有教师共同职责,也只有在多数教师协同参与下,才能有效地实现个体个性化与社会化,而社会教育亦需有专职人员承担、故有必要分为“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专职人员承担“直接社会教学”,称为教师和辅导员。

整个社会教育应过渡到以“间接社会教育”为主的格局。

注:

〔1〕裴斯泰洛齐:《天鹅之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2〕涂尔干[亦译迪尔凯姆]:《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3〕杜威:《教育的道德原理》,《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页;参见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4〕孟宪承:《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版,第33页。

〔5〕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6页。

劳动教育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德育;概念规范化;内涵与外延

Abstract:Ourcountrythemoraleducationtheory''''soriginisquitenowadayscomplex.Andincludes:1.sinceopeningrevolutionarybasepopulareducationtradition;2.SovietRussianmoraleducationtheoryinfluence;3.sinceWesternmoderntimesmoraleducationtheoryseepage;4.Confucianistmoralstrainingtheoryin-depthinfluence;5.inpeople''''srepubliceducationdevelopingprocessmoraleducationtheoryandexperience''''saccumulation.

keyword:Moraleducation;Conceptstandardization;Connotationandextension

前言

事实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德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别,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时有变化,德育的历史内容更相径庭,而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不同历史类型德育实践研究的成果相当有限,对各种德育理论流派的探讨还欠深入。人们对德育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加入德育研究行列者又并非都属训练有素的专家,以致我国德育理论至今尚不成熟。概念泛化,观念陈旧,逻辑混乱,更由于不少不恰当的提法早已上了“本本”,含糊不清的概念难以剔除,有价值的见解难以得到认同,理论界长期争议不休。

此类争议虽甚热闹,德育理论的实质性进展并不显著。这里拟从为“德育”正名入手,尝试为构建切合实际的德育逻辑框架,提供一些思想线索。不敢奢望很快取得共识,无非是在习俗面前冒叫一声而已!

一、“大德育”辨

“德育”原是“道德教育”的简称。道德教育同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并行也适合时宜,惟我国长期以来用“德育”涵盖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一直引起争议,颇值得商榷。

1.我国以往曾经用“思想政治教育”(或“政治思想教育”)或“德育”涵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教育,虽然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概念的含义常常约定成俗成,不过,多年来教育理论界对这样扩大“德育”概念的外延一直存疑,时常就此争议不休,证明并未约定俗成。事实上这是一个人为地赋予含义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概念,系出于承认这几种教育都不可少。况且文件上一般都作如此规定,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2.虽然在“德育”目标与内容上包容各项教育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个人品德的形成、人生观的形成,特别是政治觉悟的提高,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形成过程各有不同的规律,形成的途径差别甚大,很难以统一的模式实现不同的目标。如今一般“德育原理”之类著作中所列德育原则、方法与组织形式大抵是把国外的“道德教育”的一套见解,同国内长期积累的“政治教育”经验拼凑在一起。其实,国外所谓“道德教育”同政治教育不是一回事,而促进品德形成的措置,并不都适合于政治觉悟的提高。

3.“德育”之“德”,很难使人不致想到“道德”。人们若循名责实,便可能把理应实施的“政治教育”,作为“德育”中的“附加成分”,导致对政治教育的忽视;反之,若统称“思想政治教育”,又可能导致对“品德教育”的忽视。这并非过虑。以往这类倾向反复交替出现,是人所共知的。

若冠以“思想品德教育”,仍未包括“政治教育”;若添上“政治”,称其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岂非又有沉重累赘之嫌?

4.把道德、人生观、政治思想列入教育内容,确乎不成问题,而把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或把道德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是政策所不能容许的;这类概念的混淆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上也不可思议。

5.其实,把教育目的定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意义原本有限。这种提法既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不一致,也不见得出于的创议。早在19世纪初,裴斯泰洛齐就提出: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1〕所谓“完全平衡”的发展,系指协调的或和谐的发展。大抵从那时起,所谓“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或“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作为西方教育的传统相沿成习。至少作为近代教育的理想长期未变。在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早就成为健全的常识;苏联教育理论界并不讳言裴斯泰洛齐以来西方教育中的这个进步思想的传统,却把这个口号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机械地混合在一起。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强化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意识。

多年来,被忽视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参照苏联经验,把所谓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在实践上产生一些片面性,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讨论,而的表述正是由那场讨论引发而来;问题更在于在他的表述中,明明避免了“全面发展”的提法,并未妨碍人们把的表述简括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并未提出异议)。足见苏联经验影响之深。

6.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一般把“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属政治教育范围)各自独立实施,而我国统称“德育”,实同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别相关。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原本混为一体,融于习俗之中。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与西方古代的“宗教教育”都属范围广泛的思想教育,或社会意识教育,惟早在古希腊时代,即有“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的分化,虽然那种分化并不很严格;到了近代,随着生产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逐渐分化,道德也从宗教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伦理学渐次从哲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相应地教育领域中“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宗教教育”也逐步分野。由于中国近代落伍,社会生活领域分化的程度不高,科学观念不强,更由于自古以来以非宗教的“道德教育”囊括了整个社会意识教育,以致至今仍易于接受这种模糊概念。

初看起来,像西方那样把几种教育独立实施并不困难,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是由于最近几十年间,我国一直以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并把此种教育目的表述作为“教育方针”,而这个“教育方针”又像是出于的倡议,从现象上看来又似乎符合实际;为同

教育目的上的“德”相应,遂把“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这似也顺理成章。所以,“大德育”观念不易改变。

7.其实,西方所谓“一切能力和谐发展”的提法,早在20世纪初引起质疑。迪尔凯姆指出,这个提法与人们必须同样遵循的另一个行动准则存在矛盾,“这个行动准则规定,我们必须献身于某一特定而有限的任务”,〔2〕而杜威的批评更加中肯:教育目的据说是一个人的全部能力的和谐发展,“这里没有明显提到社会生活或社会身分”,“假如离开社会关系而下这个定义,我们便无法说明任何一个所用的名词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能力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发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和谐是什么”,“能力只有根据它所能派的用场,必须为某项功能服务,才是一个能力”〔3〕。我国老一辈教育学家孟宪承在论及教育目的问题时亦有见及此:“凡离开社会的组织和活动,而提出的个人发展一类的目的,就全是一种过程的抽象名词,而非行为变化所期达的具体结果”〔4〕;关于教育目的的表述,其意义不在于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恰恰在于他未脱离社会关系,而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定义,赋“德、智、体几方面发展”以特定的历史内容。8.虽然我国流行已久的“教育目的”观念、“德育”观念曾经受到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其实,苏联“德育”观念同我国不尽相同。至少在我们相当熟悉的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中,“道德教育”是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以及“意志与性格教育”并列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教育各以不同的方法与手段实施,而统一的“大德育观念”则可算是我们祖宗的厚赠。由此看来,以往搬用凯洛夫《教育学》,并不地道。

9.固然,陈陈相因的“大德育”观念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不妨继续发扬光大;问题在于处在如今这种开放的时代,少不得同国外教育界开展学术交流,也不免要借鉴国外德育研究成果。由于中国“德育”概念的外延与外国不一致,涉及国外德育文献,若无意偷换概念,几乎每次都得考较一番,而认真考较的能有几人?

二、“品德教育”辨

暂且撇开“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不议,单就“道德教育”(通称“品德教育”)而论,现在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值得推敲。

1.我国所谓“品德教育”,一向以“五爱”(即国民公德)教育为核心。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原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其实,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否“爱科学”,不属于“道德”问题,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又不止是“道德”问题。我国所谓“公德”实际上是政治化的道德。

2.我国实施的国民公德教育,也可算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除此以外,还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它属于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道德理想教育”。以往既存在随意扩大“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象的现象;也存在把“助人为乐”之类习俗道德拔高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情况。

3.所谓“公德”系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即应有的道德规范。它有别于我们的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道德,即事实上早已化为习俗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既包括对自己义务的个人道德,也包括对他人义务的社会道德;而社会道德规范又可划分为两个层次: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调节个人与集体、国家、人类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大抵属于社会道德规范中的高级层次。道德教育虽应以国民公德为基础,但我国道德教育常常局限于“五爱”教育,不能不算是缺陷。

4.尽管我国道德教育以政治化的道德为核心,还实施政治色彩更浓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时还受到“片面强调道德教育,忽视政治教育”的责难;反之,我国提倡“学雷锋”之类教育活动,虽然其内容大体上属公益活动范围,由于冠以“共产主义道德”名号,有时被作为“侈谈共产主义”加以非难。这两种情况表明,道德教育由于名不副实而不能不随政治气候浮沉。

5.虽然我国“品德教育”之“德”的内涵,已经超出严格意义的“道德”范畴,然而我们却又常常以并非基于这种政治化道德概念的品德心理研究成果,作为我国品德教育的立论依据。

三、“政治教育”辨

我国堪称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由于长期把“政治教育”及“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只有笼而统之的“德育研究”,对“政治教育”本身反而缺乏科学的研究;而“德育研究”的这个薄弱环节,因被汗牛充栋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的宣传所掩盖,又不易被察觉。

1.我国“政治教育”的内容,一向因政治形势与任务而定,形成“政治教育”与“政治宣传”混淆的状态。政治基调虽无大的变化,不变中的变化也不小。“政治教育”相对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缺乏连贯的稳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调子中,人为地添加的不定的音符偏多,从而影响“政治教育”的科学声誉,无助于形成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

2.国外关于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实施政治基础教育的范围与大致程度,关于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规范、教师在政治教育中应遵循的规范,关于不同政治氛围中政治教育的抉择,多少有一些研究,而在我国则长期满足于政治宣传,对“政治教育”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

3.一方面,我国“道德教育”属于“政治化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我国“政治教育”又带有“道德化的政治教育”色彩。在政治热情高涨的氛围中,把道德升华为政治,道德教育更有力量;反之,在政治冷淡的氛围中,则连最无争议的道德教育本身,也被当作“政治”而疏远。我国所谓“政治课”(现称“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命运就是如此。

四、“思想教育”辨

同样,“人生观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由于长期淹没在笼统的“德育”与模糊的“思想教育”之中,关于人生观教育同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人生观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的关系,以及形成世界观的途径,等等,至少仍缺乏严格的论证。

五、“个性形成”解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缺乏形成学生独立的(定型的)、健全的、独特的性格(个性、人格)的明确概念,似乎只要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加上劳动技术教育,就能自然地形成这样的性格,以致忽视把握个人性格形成过程中不可错过的时机,

加以必要的指点与矫正。

1.我国普通中学一直承担升学与“就业”(严格讲应是“生活”)准备的双重任务,意味着普通教育只有工具价值,没有内在价值;现在确立基础教育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为宗旨,实际上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观念。一般以为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技术教育就算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也说得过去;反之,再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规定德育、智育、体育以及其他教育的任务,依然不够明确。

2.最近若干年间,注意到心理卫生、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是一个进步。这类工作固然同品德教育相关,主要由班主任承担,问题也不大,而把这类教育或指导归入“德育”,在观念上容易造成把心理方面的问题全当成思想道德问题的误解。

六、“德育工作”辨

我国有所谓“德育工作”提法,甚至还有所谓“德育教育”之说。这些生造的词语是不是通,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概念实同德育理论上的误区相关,即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特殊工作领域。

1.所谓“德育”之所以有别于“道德”,正由于它是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本身不就是一种“工作”么?“德育”本身就是道德(哪怕是广义的道德)教育的简称,所谓“德育教育”,实际上成为“道德教育的教育”,岂不是一个怪名词?

2.在学校中建立“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职能分工,相应地配置专职或兼职的“德育工作者”,且在教师职称中立“德育高级教师”专项,又在实际上违背初衷,强化了各学科任课教师的“非德育教师”意识,遂使德育越来越成为少数人专管的事。固然也反复强调教师“管教管导”、“教书育人”。什么叫做“管教”?难道承认“管教”只是“教书”么?“教书”本身没有“育人”么?既要求任课教师“管导”、“育人”,如果任课教师达到这个要求,那就该承认他是“德育工作者”,而事实上“德育工作者”是另一批教师的专称。事情虽属正当,道德上岂不是自相矛盾?

3.德育原是同“智育”、“体育”、“美育”等并立的概念,而所谓的“德育工作”却成为一种同“教学”并立的工作。那么,是不是存在同“德育工作”对应的“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等于“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同德育无关的工作呢?人们从来不愿意作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默认教学为“非德育”工作,固然,也强调“在教学中渗透思想道德影响”,然而,这同“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并立,岂不是自相矛盾?

4.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工作,在观念上又出于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划分,误解为学校工作的分工。

其实,学校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活动,都不应只视为实施某一育的活动;每种教育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包含各育的成分;每一育(德育或智育等)都应是“全方位”的这一育,即借助于学校各种工作途径予以实现;各育的划分属于教育内容方面的成分的分解,不是、也不应是学校教师职能分工的基础。

七、“训育”辨

教育成分的分解与教师职能分工的错乱,是中国近四十余年间才出现的现象。

1.古代正规教育即教学,教学旨在使人为善。既无严格意义的德育、智育、体育之分,也不存在教育职能分解与教师分工问题。19世纪初,赫尔巴特率先尝试对教育活动进行分解,即区分学校中的非教育活动(管理)与教育活动,进而把教育活动分解为训育与教学。从管理到训育直到教学,从表及里、由浅入深;后来,赫尔巴特学派把这种纵向分析折为横向分析,管理、训育与教学成为并行的活动,作为教育职能分工的基础。

其中,“管理”重在消极地限制学生不良不轨的行为,不属于教育;“训育”系指教师“直接对儿童的心灵发生影响”,“学生直接处在教师的心目中,作为教师必须对他产生影响的实体,而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状态”。〔5〕“训育”同“教学”的区别在于它不藉助于中介,由教师直接对学生的心灵施加影响,“训育可以激发情感,或者抑制情感”,〔6〕对独立性格的形成发生影响,而“道德性格”(道德人格)的形成主要诉诸理性,因而主要诉诸“教学”,不过,后来把这种划分作为学校教育工作分工基础时,“训育”的内容大体上近于如今所谓“德育工作”。这已经有悖于赫尔巴特的初衷。

2.不过,我国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和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小学规程上正规的提法,倒仍然采用“训育”,间或使用“训导”,而未用“德育”;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还曾打算制定《小学训育纲要》(1942年8月),然而由于当时不断批判民国政府的训育制度,加之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政治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影响甚大,所以“训育”一词并不流行,但在学校规程(包括中学)中也未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工作职能划分中的一个门类。因为当时人人管思想教育早已蔚然而风;直到人民解放战争后期,才在东北解放区率先把“德育”作为“工作”(并未提出“德育工作”概念)。这已经同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相关。

3.问题在于“训育”一词译成中文,有以词害义之弊。“训育”之“训”,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相忤。后来改称“训导”,仍不离“训”字;“训育”亦可译为“训练”,惟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训练”带有机械性质,亦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不符。

“训育”的原旨倒是作为从非理性的、他律的“管理”到理性、自律的“教学”过渡的中间形式,它的基调是“延续的、不断的、慢慢地深入人心和渐渐地停止的”〔7〕,它对于各育是中立的,由于重在诉诸情感,同德育接近些。

困难的是在中文中缺乏一个适当的词,表达“训育”的意思,而民国政府统治时期“训育”的滥用,更败坏了“训育”的声誉,又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4.其实,苏联虽未采用“训育”概念,倒也不存在所谓“德育工作”概念。因为俄文中尚有一个狭义“教育”概念。凯洛夫《教育学》中,同“教学理论”并列的“教育理论”,即以“教学”以外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其中固然包括“德育”,但不限于“德育”。

德文中的“教育”概念也是如此:“教育(Erziehung)这个词是从训育(Zucht)与牵引(Ziehen)两词来的,因此人们往往根据这个名词把它的主要部分看作是我们现在接近论文结束时才开始探讨的内容(按:指训育)”。

其实我们汉语“教育”也有同心灵影响、人格影响相关的一义,至今仍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中运用。只是为避免语义混淆,在教育著作中一般不采用这种狭义的“教育”概念。八、“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

在我国,多年来既不适当地采用“德育工作”概念,又早已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实际上助长了一般教师淡化德育意识的倾向。

1.就“德育”而论,早在20世纪初,国外就有“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杜威为始作俑者)。

当时所谓“直接道德教学”,指的是“道德课”所实施的教育;所谓“间接道德教育”,系指通过作为“刍型社会”的学校环境、学生参与的实际活动和有社会意义的课程,间接地施加道德影响。这种区分的用意在于明确肯定“直接道德教学”意义的有限性,而强调学校各项工作与活动的意义,强调所有教师的伦理责任;然而这种有意义的“德育”区分,在我国早已被遗忘了。

2.“德育工作”不是一个规范的教育名词。它实际上从我国根据地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衍化而来。以往在部队中、干部学校中,既有“思想政治教育”,又有“政治工作”(含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等)。意味着不单是孤立地打通人的思想,还得做“人的工作”。很有道理。惟部队、机关里相对于“政治工作”的,是“军事工作”、“业务工作”,而学校中的“教学”与那些“业务工作”不同,它本身也属于“教育”,所以,机械地搬用那一套,毕竟不当。

固然,继续采用久已熟悉的“德育工作”概念,我行我素,并无不可,然而,既然设置了专门“德育工作”,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要人们承认其他工作(如教学)也属“德育工作”,既然有专门的“德育工作者”配备,又要不具有这个称号的人们,自认“德育工作者”,这个难题委实不易解决,而重申“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似可缓解这个矛盾。

3.在我国,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划分,原先问题不大。在我国80年代以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氛围中,一般教师大抵都能积极参与德育,并以参与“直接道德教学”为荣,为避“不问政治”、“业务挂帅”之嫌,有时甚至矫揉造作,硬使各科教学“直接”显示出“道德教育”的姿态。那时的问题在于因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导致“德育”过热,教育失常,但不存在一般教师忽视德育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气候变化,“德育工作者”队伍正规化,又早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认定德育是“德育工作者”的事,不易意识到自己尚有实施“间接道德教育”的责任。

九、“德育”逻辑框架

1.逻辑前提:教育目标的视野

“个体个性化”,包括:个人在德性、智力、体质、审美能力、技术、社会性诸方面的发展和各个人独特的发展。

“个体社会化”,则赋予个人诸方面发展以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它也包括个体社会化的一般要求(基础文明)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化(如“政治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等等)。

与此相应,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技术教育、社会教育(群育)。它既作为人生基础教育,实现个体个性化,又作为社会基础文明的启蒙教育,促进个体一般社会化。

2.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

人生观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作为两种有特殊意义的教育,有必要单独成立,同“德育”三足鼎立,亦可把三者合为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如果需要一个统一名称的话)。人生观的形成,本身是人生发展趋向成熟之际自我意识觉醒,独立人格形成的标志,而个人形成什么性质与类型的人生观,则是个体社会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育,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同属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而人生观其实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社会教育开花的结果。

政治教育同政治上层建筑的需求相适应,旨在实现个体政治社会化。

其实个人德性也有两重含义:一是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一是同社会道德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个人道德社会化。

3.“道德教育”的三个层面

同德性的两重性相对应,德育包括公德教育与私德教育。由于我国公德与私德的界限尚待探讨,而我国公德又属政治化道德,以至德育层面较为含糊,姑且划为三个层面:

(1)以“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原则”为内容的“基本道德准则教育”。

(2)以“国民公德”为内容的道德规范教育。

(3)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或称为“道德理想教育”。

4.由于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属政治化的道德,这种道德规范基本上属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它既是“道德教育”的内容,又是“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政治教育”独立设置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宜以“基本道德准则教育”为基础。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属带更多政治成分的道德教育,亦属完善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在不具备普遍实现此种教育前提的条件下,宜以先进分子为对象。

“道德教育”概览道德层面道德细则道德修养

与教育

1.节制、克制、忍耐自我控制2.勇敢、坚韧自我修养

3.平和、独立调节私人之1.同情、友爱、仁爱、体基本道间关系的准谅德准则则(私德)2.诚实教育调节公共1.集体之爱道德道关系的道2.乡土之爱规范德德规范(公3.国家之爱教育教德)4.人类之爱育先进分子道德的道德理基于自觉的奉献精神理想想教育

此表缺陷在于把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截然分开。

5.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形成的阶段(假设):

(1)准备阶段:自我意识觉醒之前,个性特征的显示。

(2)人生转折时期,人生观显露苗头。

社会急剧转变,促进个体人生抉择。

6.政治教育的策略

参见《“政治教育”辨》,《上海高教研究》1994年第2期。

7.“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使学生个性化与社会化,为所有教师共同职责,也只有在多数教师协同参与下,才能有效地实现个体个性化与社会化,而社会教育亦需有专职人员承担、故有必要分为“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专职人员承担“直接社会教学”,称为教师和辅导员。

整个社会教育应过渡到以“间接社会教育”为主的格局。

注:

〔1〕裴斯泰洛齐:《天鹅之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2〕涂尔干[亦译迪尔凯姆]:《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3〕杜威:《教育的道德原理》,《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页;参见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4〕孟宪承:《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版,第33页。

〔5〕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6页。

劳动教育论文范文篇10

为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把德育工作放在学校一切工作的首位,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为了贯彻学校“一切为了学生的生存与发展”的办学理念,学校依据教育部《小学德育纲要》、《中学德育大纲》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为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工作特制定本方案,要求全体教职员工,要本着“教书育人、敬业奉献”的精神,对本方案进行认真学习、全面贯彻、勤于实践、勇于创新,在德育工作中要做到全员参与,全面开发,全程利用,力争达到全优效果,为把学生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德育目标

(一)小学阶段的培养目标:培养学生初步具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和良好品德遵守社会公德的意识和文明行为习惯;良好的意志、品格和活泼开朗的性格;自己管理自己、帮助别人,为集体服务和辩别是非的能力,为使他们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打下初步的良好思想品德基础。

(二)中学德育目标:包括思想、政治、道德品质、个性心理素质和能力等方面。通过中学阶段的教育,使学生达到以下目标:热爱祖国,拥护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初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志向;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具有诚实正直、自尊自强、勤劳勇敢、开拓进取等品质和一定的道德判断能力及自我教育能力。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三、德育内容

(一)小学阶段

1、热爱祖国的教育

2、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

3、热爱人民的教育

4、热爱集体的教育

5、热爱劳动、艰苦奋斗的教育

6、努力学习、热爱科学的教育

7、文明礼貌、遵守纪律的教育

8、民主与法制观念的启蒙教育

9、良好的意志、品格的教育

10、辨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启蒙教育

(二)中学阶段

1、初步的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

2、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

3、理想教育:

4、道德教育:

5、劳动教育:

6、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与纪律教育:

7、身心卫生与个性发展教育:

四、德育工作的领导

(一)成立学校德育工作领导小组。德育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校党支部书记、主管德育工作的行政干部、团委书记、班主任、政治课教师等组成,并由校长担任组长,校长全面负责学校德育工作。学校德育工作领导小组在校长领导下具体组织、指导德育工作方案的实施。其任务是:调查分析学生的思想品德状况,制订学校德育工作计划,确定和协调思想政治课、年级组、团组织、学生会等各方面的任务分工,组织和协调各教研组、各科任教师的德育工作,争取家庭、社会各种教育力量的支持,形成学校、家庭互相配合的教育网络等。

(二)抓好学校德育工作队伍的建设,明确各岗位职责。

1、学校全体教职工都是德育工作者,都要在不同的岗位上担负起育人的职责。各科教师、全体教职工都要坚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

2、政教处要建立健全具有活力的德育管理制度,做到学期初有计划、平时有检查、学期末有总结及评估的管理体系。

3、学校党支部支持校长工作,发挥促进、监督作用,并通过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影响和带动广大教职工做好德育工作。

4、年级组要定期组织年级教师分析研究本年级学生的思想品德状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沟通信息,协调各方面关系,组织本年级教师贯彻学校德育工作方案。

5、班主任是班级实施学校德育工作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每学期要定出德育工作计划,负责班级各项工作的开展,并设立学生个人德育档案,负责对学生的品德评定。

6、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同日常的思想品德教育互相配合,形成合力。思想政治课教师要了解和分析学生的思想品德状况、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改革教学方法,引导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做到知行统一。

7、生活指导教师要做好学生课外生活的指导,积极配合学校、班主任搞好学生的德育工作和各项活动的开展,发挥管理育人、活动育人的功效性。每学期要定出德育工作计划,月月有小结、期末有总结。并设立学生个人档案,记录学生在生活区的思想、行为的表现,及时与班主任、家长沟通,共同做好育人工作。

8、共青团、少先队、学生会等组织要根据自己的特点,积极配合学校做好德育工作,并定时开展各项主题教育活动,团结广大学生走健康成长的道路。

9、教育工会要在本职范围内做好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

五、德育工作的原则

1、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原则

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照国家对中小学生思想品德素质的基本要求,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培养学生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

2、言传身教,为人师表的原则

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是每一个教职工的责任。全体教职员工都要树立教书育人的思想,把言传身教和教书育人结合起来。中学生有模仿教师的一面,同时也具有评价教师的初步能力,教师只有以身作则,才能使教师的言传发挥更大的教育作用,才能使学生从教师的形象和精神中感受到所学的道德准则的可信,从而激励学生积极行动。教师的品德修养,道德行为,人格力量可以影响学生的一生。

3、热爱学生、了解学生、尊重学生与严格要求学生相结合的原则

热爱学生,是对祖国的未来和对学生、对教育事业的负责,要把对学生思想和行为的严格要求与对学生个人的尊重、爱护、信任结合起来,尊重学生的人格,承认学生的自尊,容允学生特长的发展,并对学生的个性发展加以正确引导。

4、正面引导与适时纠正相结合的原则

要对学生进行耐心细致的正面教育,坚持正面启发、积极诱导,调动学生的积极因素,激发学生接受教育的内在积极性,引导学生实施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对学生的错误和缺点应适时给予批评与纠正并指出努力方向,鼓励学生积极向上,防止简单粗暴,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

5、学习教育与行为训练相结合的原则

在教育过程中,既要重视学习教育,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使学生懂得做人的道德行为规范,同时也要相应提出一些合理、适度、具体、明确的行为要求,进行行为训练并加以严格管理;指导学生参加适当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的道德行为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达到知、情、意、行相结合。

6、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学生集体既是教育对象又是教育手段。良好的集体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和极具潜力的教育资源,要重视培养学生集体,通过开展集体活动,建立正确的集体舆论,形成良好的风气和传统,充分发挥集体的教育作用。要调动每个学生的积极性,通过每个学生的进步来促进集体的巩固和发展,同时要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个别指导,使学生的特长在集体中得到充分展示,让学生的个性发展在集体中得到正确引导,并让学生具有自我教育的能力。

7、学校教育与家庭、社会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学生品德的形成是学校、家庭、社会和自我教育相结合的产物,在德育过程中既要注重学校教育,同时要重视家庭和社会教育,教师要对学生家庭环境、家庭教育状况、学生的成长过程,以及社会对教育的影响有充分的了解,要利用家访、家长会与学生家庭加强联系,告知学生家庭的教育义务和教育方法,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对学生进行教育。

8、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课堂教育的效果在课外得以表现,课外教育是课堂教育的补充和延伸。课堂教育中既要注重思想政治课和班会课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也要通过学科教学对德育进行有机渗透,注重科学精神、科学思想方法的教育,组织学生参加有益的课外活动,在活动中使学生得到教育、锻炼,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

9、针对性与时效性相结合的原则

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知识能力水平,以及学生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了解不同学生的个性特长来选择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形式,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能针对不同学生的思想品德实际以及个性差异,提出明要求,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力争使每一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有最好的发展,使教育取得最好的效果。

10、他育与自育相结合的原则

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是长时期多方面教育影响的结果,学校内各年级的教育要注意承上启下,互相衔接;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都要按照德育目标,统一认识,步调协调、系统连贯地教育影响学生,以发挥整体影响的教育作用,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外在的教育影响只有转化成学生自身内在受教育的需求,才能使教育取得好的效果;在德育实施的过程中要努力引导学生学会自我教育,实施自我教育,掌握自我教育的方法,形成自我教育的能力,自我教育是最成功的教育方式。

六、德育实施途径

1、思想政治课和时事课教学

思想政治课是向学生系统地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本常识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观点教育的一门课程,在诸途径中居特殊重要地位,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正确的人生观和思想方法,培养良好品德起着导向作用。思想政治课应不断改进和完善教学内容和体系,教学方法应适应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紧密联系学生思想和社会实际,避免空洞说教,考试方法要注重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和实际接受情况。时事课是国情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时间要保证,内容要落实。

2、各学科的德育渗透

各学科教学是教师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进行德育的最经常的途径,对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各科教师要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认真落实本学科的德育任务要求,结合各学科特点,寓德育于各科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之中。各科教师及全体职工都应在政治、思想、道德方面做学生的表率。

3、班主任工作

班级是学校进行德育的基层单位,班主任工作是培养良好思想品德和指导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班主任是德育的直接实施者,应根据本条例的内容要求,结合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有计划地开展教育活动;组织和建设好班级集体,做好个别教育工作,加强班级管理,形成良好的班风。要注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他们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能力。要协调本班各科教师的教育工作,密切联系家长,积极争取家长与社会力量的支持配合。班主任要服从学校及年级德育工作的安排,自觉完成德育任务,并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4、共青团、学生会、少先队工作

共青团、学生会、少先队是学生自我教育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学校德育工作中一支最有生气的力量。共青团、学生会、少先队应根据各自任务和工作特点,充分发挥组织作用,通过健康有益、生动活泼的活动,把广大学生吸引到自己周围,落实本条例的各项任务。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良好的道德风尚,继承革命传统,学会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要通过举办团、队知识培训、马克思主义理论小组活动,培养提高学生中的优秀分子。

5、劳动与社会实践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向的一项基本措施。各年级、各班要把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根据不同的年龄层次,指导学生学会自我服务性劳动和必要的家务劳动,组织学生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和公益劳动,在劳动中切实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成果的思想感情、行为习惯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要积极组织学生参观、访问、远足、进行社会调查、参加社会服务和军政训练等实践活动,使学生开阔眼界,认识国情,了解社会,增长才干,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

6、活动课与课外活动

各种科技、文娱、体育、学科兴趣组及班团队活动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培养良好道德情操的重要途径。各年级、各班应保证列入课程计划的各类活动时间,并通过多种形式指导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文娱、体育、课外兴趣小组和各种社团活动,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培养学生的良好道德情操、意志品质和生活情趣,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

7、校园环境建设

整洁、优美、富有教育意义的校园环境是形成整体性教育氛围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学校要积极进行校园环境建设,加强校园环境管理,使学生受到良好的熏陶和影响。要充分发挥校训、校风和校徽对学生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利用黑板报、壁报、橱窗、雕塑、花园、广播、影视、教室、寝室、实验室、办公室、图书室、劳动室、荣誉室、学校展览室、科技活动室、食堂等多种形式的专用场所,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使学校每块环境都成为德育教育的阵地。

8、心理咨询和职业指导

心理咨询是培养学生健康心理品质的有效途径;职业指导是发展学生个性、进行理想教育的有效途径。中学生处于青春发育期,又面临对未来职业的选择,要通过谈心、咨询、讲座、讨论等多种形式对不同层次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职业指导,帮助学生正确处理好学习、生活、择业、人际关系等方面遇到的心理矛盾和问题,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培养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

9、家访、家长会、家长接待日

家庭对学生行为习惯的培养、品德的形成、个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家庭教育主要通过亲子之情的感化激励,家庭生活的渗透熏陶及家长的言传身教而起作用。各年级、各班要通过家访、家长会、家长接待日、举办家长培训、开展家庭教育咨询等多种形式,密切与家长的联系,指导家庭教育,使家长了解并配合学校贯彻实施好德育,改进家庭教育的方法。

10、主题班会

班会是以班集体为单位的以一定目的为指向的班级会议,是一种重要的德育教育活动形式,是班主任的一项常规工作。主题班会是针对某种问题对学生进行教育的重要形式,也是班主任实施教育的重要手段。主题班会要有鲜明的主题和明确的目的,班主任要根据学校德育条例的要求,以及学校德育工作计划,结合学生发展的实际,选准班会主题,设计班会形式,明确班会的目的,在主题班会课中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加强班集体的建设,建立正确的集体舆论,统一班集体的意志,形成良好的班风。

七、工作措施

(一)、抓好德育队伍建设,强化德育意识

1、完善管理网络。继续建立完善校内德育管理网络格局,实行校长总负责,分管校长具体负责,法制副校长密切配合,学校政教处操作执行,党团组织、少先队通力协作的德育管理机制。根据德育工作目标、内容、实施途径,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2、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提高班主任队伍的素质与工作能力。

班主任是学校开展德育工作的生力军。班主任队伍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学校德育工作的成效。为激励班主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班主任工作考评细则,建立晨、周会课督查制度,经常性地组织班主任进行班主任工作研讨活动,在实践中摸索新形势下班主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同时,为使新上岗的年轻班主任迅速成长起来,我们将重点对他们进行上岗培训,开展班主任工作“师徒结对”活动,深入细致地做好“传帮带”工作,为德育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同时,规范班主任工作月报制度,班主任工作例会制度,德育工作研讨制度,开展“优秀班主任”评比活动。典型引路,使广大教师学有方向,赶有目标。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

3、加强师德建设,提高育人质量。教师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体力量,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必须有高素质的教师,教师的师德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学校将利用政治学习时间进行法规、德育文件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专题学习和讨论,开展“爱岗敬业、正师风、扬师德、廉洁从教、为人师表”等主题的教育系列活动,要使全体教师主动适应德育教育的新形势,真正成为德育管理者,实现德育“全员管理、全面管理、全程管理”,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良好氛围。

(二)加强德育常规教育,培养文明学生。

1、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继续规范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国旗下讲话内容以“五爱”为主线,做到学期有计划,周周有主题,国旗下讲话要求内容丰富,在保留传统的爱国、励志等内容的基础上力求同社会生活、时事政治紧密联系,贴近学生的思想实际,形成序列。充分发挥团队组织作用,以重大节日、重要人物和重要纪念日为契机,通过丰富多彩的少先队、团支部活动,提高德育实效。

2、狠抓良好行为的养成教育。以《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狠抓学生的行为教育。继续对各班的五项常规:“文明礼仪、勤学习、守纪律、两操、清洁卫生”情况进行量化考核,每天公布检查分数,每周进行小结,每月评比一次检查考核优胜班级获流动红旗。我们将确保常规工作持之以恒、抓细抓实。使全校形成班班争先、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每学期开展“文明、诚实、守信”为内容主题教育活动,从站好队、做好操、扫好地、讲卫生、有礼貌等日常行为入手,狠抓常规管理,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3、渗透公民教育。以育人为根本,继续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诚实守信为重点,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促进学生基本道德观念的形成和文明习惯的养成。

4、加强法制、安全教育。继续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等形式,通过法制专题讲座、知识竞赛、师生演讲、参观展览等途径对学生进行《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重点的法制教育系列活动,增强学生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自我保护意识。建立后进生帮教制度,消灭在校生违法犯罪行为的出现。并对学生进行经常性的安全意识教育。

5、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我们将通过观察、谈话、问卷调查等形式了解学生的心理现状,在认真上好体育健康课的同时,加强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指导,及时矫正某些学生的畸形心理,增强他们的抗挫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建立教师特别是班主任与学生的交流谈心制度,建立旨在帮助学生解忧的“健康之友”和“学习之友”挂牌老师活动,继续举办心理健康教育讲座,让“心语室”成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阵地。

(三)加强德育阵地建设,优化育人环境

1、要切实保证周一升旗仪式、晨会课、班团队课、思品课的实效性。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有针对性,有检查、有督促,保证德育常规工作的质量。

2、美化校园的一草一木、一墙一窗。通过充满童趣的学生书画作品展示,诗化的育人标语张贴,让学生在美化的校园中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使校园真正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乐园。

3、班级环境美化。班级环境要做到美化、教育化,开展“洁齐美”教室评比活动。让学生全员参与,主题要突出教育意义和人文关怀,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动手能力。

4、充分发挥黑板报、宣传橱窗等阵地的宣传作用,对学生进行“五爱”教育。充分利用校内外的德育基地以及丰富的人文资源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板报、宣传栏设计要个性化、创新化。定期开展班级黑板报评比,体现学校特色文化及各班的个性。

5、继续做好社区、家庭教育工作。努力探索适合社区少年儿童特点的成功教育形式和方法,组织开展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进一步做好家校联系工作,建立家校联系册,公布教师办公室和家庭电话号码;做好特殊学生的家庭访问;每月至少一次的家校联系交流。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四)丰富德育活动,拓宽德育渠道

1、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贯彻落实《中小学开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实施纲要》,把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作为新形势下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充分利用重大节日、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纪念日,结合当地的民族文化、历史名人、革命传统等教育,开展系列活动,学校要着重落实好“四个一”,常抓不懈:即每周一次开展班级主题教育活动,每周一次举行升降国旗仪式,每学期一次组织参观或社会实践活动,每学期组织一次以上全校性主题教育活动。

2、以基本道德和行为规范教育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中小学生守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修订)》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修订)》,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分层施教。小学重点加强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培养讲卫生、讲礼貌、爱劳动等良好的行为习惯;初中重点进行以责任感为主要内容的品德教育,学会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家人负责、对社会负责、对自然负责;并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共同理想的思想道德教育,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教育应坚持知行统一的原则,激发学生完善自我,做现代文明人、追求高品位生活的内心需求,引导学生自觉遵守“守则”和“规范”,养成文明健康的行为习惯,提高中小学生的道德素养。

3、以诚信和亲情教育为切入口。要树立诚信立校、诚信立教、诚信育人的思想,通过“创诚信校园”、“设诚信考场”、“当诚信少年”、“做诚信作业”等形式,使中小学生了解诚信的基本内容,懂得诚信是立身之本,培养学生诚实待人、守时守信的优良品质,形成以重信、守信为荣的良好校园氛围。大力开展以孝敬长辈、友爱同学、关心幼小、帮助弱势为基本内容的亲情教育,培养学生珍爱真情、关爱他人的美好情感,自觉养成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行为习惯。

4、以法制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为保障。今后法制教育要着重抓好两项工作,一是加强法律普及教育,要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特点,针对性地加强法制教育,通过举办讲座、组织参观、开设模拟法庭以及案例分析、法律宣传、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不断增强学生的法制意识。要充分发挥法制副校长作用,更好地指导学校法制教育。二是要加强学生不良行为的纠偏工作,并将校园法制副校长制度、学生成长导师制等的成功经验融入其中,构筑一道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坚实的防线。学校要开设心理健康教育和青春期教育课,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并创造条件建立心理健康咨询室,开展经常性心理辅导活动,接受咨询,为学生个人和团体提供咨询、辅导服务,了解学生心理状况,解除学生心理障碍,引导学生做好心理调节。

5、以生存教育为底线。重点开展以自护自救能力、环境保护意识、生产劳动技能、交往沟通能力为主要内容的生存教育。通过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安全应急演练,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通过加强环保教育,使学生了解人类生存环境,提高环保意识,养成环保习惯;通过组织校园集体劳动、社会公益劳动,自我服务劳动和家务劳动,增强劳动意识、锻炼劳动技能,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和独立生活的能力;通过开展实践活动、社会调查、交往训练等,增强学生的合作意识,提高与他人、与社会沟通和交往的能力。积极开展健康卫生教育、禁毒教育、预防爱滋病教育、反邪教警示教育等,培养学生健康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

6、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加强对学生的公民素质(道德品质、公民素养、情感态度、合作精神、日常表现)、审美与艺术(音乐、美术)、运动与健康(体育、健康)、探究与实践(研究性学习、社会服务、地方课程、学校课程)、劳动与技术(劳动技术、信息技术、实验操作)等综合素质教育,面向每一个学生,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五)重视家校联系,发挥教育合力

努力提高家教水平。努力按规范化要求办好家长学校,提高家长培训的力度。做到目标明确,计划落实,规范严格、内容针对性、实用性强。保质保量用好家校联系册、学生成长手册,班主任做到每学期同每位学生家长均有一定程度的书面联系,特别重视做好与后进生家长的经常性联系,并把家访工作纳入对班主任工作的考核之中。

(六)重视学科渗透,加强德育科研

学科德育是传统且有效的德育途径,德育要寓各学科教学之中,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教师要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诸方面渗透德育教育来优化课堂教学的全过程,各学科要上好学科渗透德育教育的研讨课,继续认真上好思想品德、晨会、班队活动课,每学期将组织部分教师开展思想品德课和主题班会课的观摩评比活动,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的育人功能。

全体教师要树立向科研质量要效益的现代意识,要认真学习教科研理论的书籍并运用于德育实践研究,并认真作好学习笔记,要针对新形势下的学生特点,进行分析研究,每学期写好一篇教育心得,每学年撰写一篇有一定质量的教育论文,积极向报刊杂志投稿。学校将每年举办一次德育交流年会,校刊《晨曦》将择优刊登教师的德育论文。

八、德育工作管理与考核

加强对德育的管理,建立健全德育工作的考核评估制度,是保证和推动德育工作落到实处的重要环节。各职能部门要注意加强调查研究,探索新形势下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与途径,同时加强对德育工作的管理和考核,建立过程(平时)考核与终结(期中或期末)考核相结合,重在平时考核的考核评估机制,努力使德育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正常化。针对当前我校德育工作实际情况,主要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1、抓计划的制定

首先各部门要结合学校工作实际,根据本方案的要求和内容,认真制定工作计划,坚持德育首位,明确德育工作内容,寓德育于管理、教学、服务之中,并指导制定具体的德育活动计划。

2、抓计划的实施

校长办公室根据各部门制定的德育内容,按月制定德育活动安排表,并纳入学校月工作计划,每周公布,在全校执行,各部门要认真抓好月计划的落实,确保活动按时按质进行。

3、抓工作的检查

政教处、团组织要加强对德育工作的检查与评比,实行量化管理,要把每日常规检查与临时抽查结合起来,常规检查由值日干部和老师进行检查,逐日公布检查结果。政教处、团支部要不定期对班级管理、班会、团会、常规教育、宿舍管理等进行抽查,按时评讲,促进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4、抓工作总结

为提高德育工作的整体水平,每学期各部门、班级要进行德育工作专题总结。每学年进行一次德育工作成果汇报会,交流德育工作经验。

5、抓评比表彰

各部门要在校长室的指导下,完善各种岗位职责和评比办法,明确德育内容和要求,加强对部门工作人员的指导、管理和督查,增强评比工作的透明度。政教处要做好班主任和科任教师的德育考核工作,要引入竞争机制,将考核结果与职称评定、评选先进、年度考核等结合起来,与各个部门的整体工作评估结合起来,以此调动广大教职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积极性,促进德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6、做好学生品德的评定和优秀学生的评比工作

(1)对学生品德进行评定是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评定,鼓励学生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促使学生不断进步,并检查教育工作的情况,促进德育工作水平的提高。品德评定的基本方法是操行评语和评定操行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