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区别十篇

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区别篇1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

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

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

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

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

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区别篇2

近年来，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学术界开始重估中国传统经济，特别是明清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彭慕兰、弗兰克等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力主“明清经济发展论”，如彭慕兰《大歧变》一书认为中国在1800年前一直在领跑；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认为1840年前世界上白银产量的二分之一都流入了中国，如此强大的白银吸收能力说明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清代才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其成就超过唐宋时期。对彭慕兰和弗兰克的批评已有黄宗智、秦晖等长文刊布①，极具说服力，读者自可参阅，本文不再置评。因此本文论域限定在中国传统经济，主要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能否找到一个科学的评价尺度以资比较(包括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二是按此尺度如何判断宋代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三是如何解释宋代如此发达的工商业文明为何未能带动宋代社会实现近代转型。行文中间或会与明清进行对比。为节省篇幅计，本文只讲观点和思路，具体论证和支撑材料请参阅已出版的拙著《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②的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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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　18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见秦晖著《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一、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看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段落

为了找到一个进行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的共同尺度，须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入手。这条共同道路若从生产力角度看，无非是手工劳动逐步发展到机器生产；若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则是封闭体制(自然经济)向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的逐步演进。当然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两个方向是彼此涵摄的，共同耦合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经济运行系统。本文关于经济体制演进方向的认识得益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他在出版于1969年的《经济史理论》中认为，现代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而此前出现的“习俗经济”(如村社共同体经济)和“指令经济”(如封建领主的采邑经济)则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古代经济形式①。这是从经济体制着手的科学分析，非常精辟，但缺少了生产力这个维度。推动着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不断演进的生产力，来自于劳动技能的积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机械的出现。所以考虑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或曰方向，还必须加上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发展这个维度。我们将上述两个维度(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涉及的四个要素进行排列组合，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经济类型：

1．手工劳动+封闭体制=传统经济(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

2．手工劳动+开放体制=原始工业化经济(由古代向现代经济的过渡形式)

3．机器生产+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现代经济)

4．机器生产+封闭体制=计划经济(前苏联、东欧模式)

如果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横坐标，把经济体制的演讲作为纵坐标，这四种经济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由上可知，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大致是从封闭的古代自然经济，中经原始工业化阶段之过渡，逐步迈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演讲轨迹，这也许体现了东西方各类经济体演进嬗变的普遍规律和共同方向。各国经济发展会因地理环境、资源禀赋、自然和人文环境种种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变化无穷，但是地无分中西，人无分南北，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都要走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诉求，却是古今一理，中外皆同的②。显而易见，仅就经济层面而言，谁要发展，谁就应该朝高效率的机器生产和开放的市场经济这两个方向走。从亚当·斯密开始，中经马歇尔、凯恩斯，直到今天的新古典综合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现代经济学的充分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就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而言，无论唐宋还是明清，哪个朝代更接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那么这个朝代就更先进，更有发展前途。推而广之，不论是纵向比较(如明清和唐宋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如18世纪的中国江南和英格兰)，都应该从这两个维度即机器生产和市场体制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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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 葛金芳：《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界说》，《中南财经济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二、宋代经济：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急速成长和海洋发展路向的初现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在我看来，汉唐是同质社会，宋明是同质社会，插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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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 葛金芳：《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界说》，《中南财经济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唐和宋明之间的辽夏金元又是一种同质社会。而清朝则是宋明与辽夏金元社会的综合①。汉唐的立国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气息浓厚；宋明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换言之，汉唐和宋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异质社会。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以前未曾见过或者虽有征兆却并不明显的诸般新气象，此时却一一凸现在我们面前。

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以桑麻、竹子、茶叶、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种植业加速扩展，特别是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道，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

二是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都市化势头日见明朗。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城市商业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可初见端倪。

三是商品构成的变化和商业性质的转折。社会商品构成发生重大变动，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农具等)进人流通领域。原先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贩运型商业，开始转变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

四是草市镇的勃兴和地方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在经济发达或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水陆码头和交通孔道沿线，“草市”成批涌现，以草市——镇市——区域经济中心为三级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商品货币关系获得了更多的前哨据点来浸润、啃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五是商人群体的崛起和“谋利”观念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所谓“带泄”)。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亦在扩大。与此同时，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所谓“市道”)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日益增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表明传统儒家义利对立论的一统天下裂开了缝隙。

六是海外贸易的拓展。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此时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规模之大是陆上中西交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范围更广，与宋朝建立外贸联系的已达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宋朝与辽、夏、金、吐蕃、大理等周边政权的物资交流和经济联系不仅一刻也没停止过，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榷场贸易、走私贸易、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等形式各显神通，互相补充。宋代每年所铸数百万贯的铜钱亦因之流向周边地区，几乎成为“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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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几种同质社会，这里只是一个简略的表述，肯定不完备。如先秦夏商周三代，都建立在村社共同体经济之上，也是一种同质社会。这几种同质社会以一个否定一个的方式发展下来，其间既有联系(历史传承)又有区别(性质相异)，还有交叉和融合。因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便展开，我已另文论列。

七是纸币的出现和白银的货币化。在国内外市场同时得到开拓、商业规模远远超迈前代的情况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铜钱这种交换手段，因其分量重又价值低而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日趋普遍的长途贩运和交易量扩大的情况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区率先登上商品交换的历史舞台。稍后，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重金属称量货币亦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从而形成了铜钱、铁钱、楮币、银两并行的过渡性货币体系。遍布于汴京、临安城内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就是各种不同货币的兑换处。仅临安城内这种金银交易铺就有100多家①。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我国商品经济的繁盛，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水平而言，依然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与18世纪的清中叶比，亦毫不逊色，至少是各有千秋①。

特别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得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在我看来，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性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亚洲内陆延伸。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③。这一切表明，宋代，特别是南宋东南沿海地带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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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3“铺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区别篇3

论文摘要：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整合的实践所带来的示范效应极大地推动了各国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以较大的热情建立了许多不同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以求达到本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新疆是我国欠发达省份之一，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更应该发挥本地区的竞争优势来谋求自身的发展。本文从新疆与中亚各国的经济互补性和地缘战略地位的角度出发，力求探索一种适合新疆与中亚各国共同发展，实现共赢的发展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各国越来越广泛地被纳入国际经济发展的轨道。新疆和中亚各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交接地带，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桥梁，具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以及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寻求一条适合新疆和中亚各国经济发展模式来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

（一）经济互补性

从资源禀赋看，新疆与中亚各国有很大的互补关系，存在着巨大的资源再配置的空间。中亚地区及俄罗斯是世界上至今未被大规模开采的最后一块资源富集区，这里是世界公认的21世纪全球最具开发潜力的能源宝库，其中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丰富的油气资源是最大的亮点。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能源供给不足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石油消费大国，石油消费量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7.6%，每年有40%左右的石油需要进口。2004年，中国石油进口首次突破1亿吨，达1.2亿吨，预计到2020年，中国年石油进口量可能会在3~4亿吨左右。据国际能源署（iea）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占需求量的74%。而中国对外石油依赖的程度，已由1993年的5%上升到2001年的30%，200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35%左右，且总体走势是上升的，预计2020年将达到60%。①新疆与中亚各国在油气资源领域的合作无疑将成为该地区未来经济合作中最重要、最具战略意义的领域之一。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新疆与中亚各国处于同一层次，但是双方在产业结构方面存在巨大的互补性关系。在中亚各国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业基础比较好，素有石油、天然气、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基地之称。但是，受到前苏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片面发展资源型重工业，能源、原材料工业为其支柱产业，轻工业和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食品加工和轻纺工业方面几乎是空白。 新疆的农产品、纺织品、家电、棉纺等轻工业产品是中亚各国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商品。新疆和中亚各国已经形成从中亚各国进口初级工业品，出口轻纺产品和食品的贸易格局。到2006年为止，新疆向中亚各国出口贸易额占全部出口贸易额的82％，并且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也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新疆的轻工业、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都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已经形成一批知名的龙头企业。正是由于双方在产业结构上存在着多层次、不同程度的互补性，为双方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将具有更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优越的地缘优势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腹地，是我国面积最大、边境线最长、邻国最多的省份。新疆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虽不毗邻，但也是近邻。因此，与中亚各国发展经济合作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目前，新疆面向中亚各国拥有开放一类口岸12个（包括2个空运口岸），二类口岸11个，这些口岸成为我国向中亚各国地区开放的重要通道。历史上，新疆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今天横贯新疆的新亚欧大陆桥是连接亚太地区和整个欧洲地区最便利、最廉价的运输通道，同时也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之一。乌鲁木齐空港可直达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新疆有与哈、吉、塔相通的公路，已初步形成了与中亚各国相互交流的立体交通网络。对于中国来说，新疆是向西发展的重要基地；对于中亚各国来说，中国的新疆是这些国家走向世界的东大门。

（三）上海合作组织提供了政治保障

2001年7月16日，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国共同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多国领导人在谋求区域稳定的同时又寻求经济上的紧密合作，相继签署了多份有关旨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文件。这些合作文件的签订为新疆与中亚各国开展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合作方向和可靠的政治保障。

二、中亚各国经济合作对新疆的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亚各国的区域经贸合作关系日趋紧密，合作的领域日趋广阔。尤其是在2000年欧亚共同体成立以后，中亚各国都注重区域整合，建立以关税同盟为目标的区域经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原有的经济互补优势和地缘优势受到很大的挑战。

（一）中亚各国加快了经济合作的步伐

2000年10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共同体，以进一步推动其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后来，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到欧亚经济共同体，至此，除土库曼斯坦以外中亚国家均加入到欧亚经济共同体当中。2005年9月，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政府首脑会议上，塔吉克斯坦总理阿基洛夫宣布：从2006年起，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将开始实施统一关税制度。实行统一关税制度将为该组织成员国之间最终形成统一商品市场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降低了中亚各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与投资的交易成本，促进相互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新疆与中亚地区的传统贸易优势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贸易依存度存在很大差异

新疆是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之一，而且又是连续多年来对外贸易严重依赖中亚各国的内陆边境省份，中亚各国的经济整合必然对新疆与中亚经贸合作产生排他性不利影响。从中亚各国与新疆的贸易额占双方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来看，中亚各国占新疆对外贸易的比重远远超过新疆占中亚各国对外贸易的比重，2006年，中亚各国的进出口总额为925亿美元，其中与新疆的进出口总额为74亿美元，占中亚进出口总额的8％；新疆的进出口总额为91亿美元，与中亚的进出口额占其总额的81%，这说明相互贸易的依存度很不平衡，新疆更依赖对中亚各国的贸易。②而且，随着经济整合的不断加深加快，这种不利影响也会越来越明显。

（三）新疆作为向西开放前沿的地缘优势受到挑战

中亚各国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为加强与国际经贸关系，中亚各国在与周边国家加强联系的同时，也逐步同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联系，设计全方位的经贸合作新途径。与此同时，在中亚各国中，新疆最大的对外贸易伙伴——哈萨克斯坦逐渐认为，虽然两国贸易的80%是在新疆完成的，但是新疆属于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新疆每年出口的商品有70%以上是由中国内地生产的商品，即使是新疆本地生产的商品，与内地生产的商品相比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款式上都有很大的差距。③因此，更多的哈国企业与商人开始与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直接进行贸易联系，这严重影响了新疆与中亚各国贸易的发展。对新疆来说，这种贸易形式增加了贸易转移，减少贸易创造效应，使新疆仅成为一个中亚与内地的商品物流中转基地。

新疆与中亚各国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和地缘战略优势，但是，伴随着中亚各国产业格局的调整和优化，区域整合进程的加快，这种优势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挑战。当务之急，新疆必须制定一条能够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科学发展模式。

三、自由贸易区是新疆与中亚各国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必然选择

根据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一些相对成熟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程度的不同，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在学术界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具体可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这些不同阶段的发展形式反映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低级向高级所经历的一般过程：从商品市场的自由贸易到资本、货币市场的金融系统整合，再到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形成，直至形成产业改造、经济体制、司法秩序等方面的一体化，从而最终实现名副其实的“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④

优惠贸易安排是跨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最低形式，只需在协定国之间签订有优惠关税安排即可。优惠贸易安排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低于其他的经济合作模式，不足以作为区域经济合作未来发展的目标模式。⑤而且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各成员国已经在优惠贸易安排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中国与中亚各国已经在贸易便利化方面达成了共识。2004年4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四国在乌鲁木齐达成协议，按照四国政府签署的《过境运输协定》规定，对过境运输车辆各成员国免征政府规定的过境费和通行费。

哈、吉、塔和乌虽然已经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并且向“一体化”的目标努力，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达到共同体要求的目标还有很多基础性问题没有解决。首先，中亚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资本、管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大多数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各成员国的产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不具有竞争优势，即使在区域内也面临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和冲击。建立关税同盟以后，国际商品可以通过贸易转移冲击本国内的民族产业，对本国传统产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其次，中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中亚国家的国内产业多以能源、原材料和初级工业品产业为主，各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和产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难以形成紧密的产业分工，使各成员国难以分享产业分工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最后，2005年，中亚各国gdp总额接近1000亿美元，每个国家的gdp和人均gdp都不大，属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无法大量吸纳其他国家的商品，为其他国家的商品提供广阔的商品市场。建立关税同盟以后，各国仅有有限的产品能在区域内得到关税同盟带来的收益，而大部分产品仍然要参与国际竞争。

由此可见，中亚国家建立关税同盟仍然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所以，关税同盟这种合作形式更不能成为新疆与中亚各国的合作目标模式，基于关税同盟之上的更高级的合作模式就更是无法实现。

目前，自由贸易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其主要特征为：成员国之间相互完全免除关税，并大幅度削减乃至完全消除非关税壁垒，使商品得以在成员国间自由流动，但自由贸易区对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并不规定共同关税，成员国可自行确定对区域外国家的税率。新疆与中亚各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在区域内部实行互惠关税和消除贸易壁垒的同时，通过设定科学的原产地规则有效地避免区域外商品通过区域内其他低关税国家流入本国市场，对本国市场造成冲击和损害。建立一种外向型、制度化的自由贸易区，将是新疆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最优形式。

四、采取渐进策略推进新疆与中亚各国的次区域合作

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开展新疆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具有十分可行的操作性。采用设立边境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域内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在此基础之上的区域内自由贸易区，这种渐进式的合作模式来实现这个最终目标是最佳选择。

（一）借助地缘优势，设立边境自由贸易区

在中亚各国当中，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从政治影响力来说，哈萨克斯坦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双方有7个一类贸易口岸，而且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额占新疆对外贸易的82％以上。为了提高经济合作的层次，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哈经济的互补关系和地缘优势，优先设立和扶持边境自由贸易区，使之成为新疆与中亚各国经济合作的核心地区。阿拉山口是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的西桥头堡，也是中国西部地区唯一铁路、公路并举的国家一类口岸，设立阿拉山口边境自由贸易区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应该给予充分的论证和政策扶持。喀什是新疆南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在喀什建立边境经济合作区，不仅能提升喀什综合性城市的功能，而且能促进南疆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鉴于喀什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基础条件，可以在未来几年内把喀什建设成为面向中亚地区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制造中心。

（二）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由于中亚各国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贸易自由化程度不同，各国所存在的贸易投资障碍也就有所不同。在今后一段时期，消除贸易投资障碍是促进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主要目标。

中亚各国均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对内实行互惠关税的政策。所以，关税壁垒主要存在于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消除关税壁垒是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促进商品流动，推动区域内贸易发展的重要条件。在非关税壁垒方面，应该把标准一致化、海关程序、电子商务和交通运输等确定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新疆与中亚各国贸易便利化的主要领域。在投资环境方面，加强合作软环境建设。建立以更高层次的“乌洽会”为主的多种经贸交流平台，设立边贸发展和对外开放专项基金，为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开展双边和多边协商和会晤机制，在公平、公正、合理的基础上完善法律机制，为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提供良好环境。

（三）在贸易投资便利化基础上建立自由贸易区

在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基础上，通过多方磋商，适时地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促成新疆与中亚各国自由贸易区的早日建立。新疆与中亚各国自由贸易区以消除贸易和投资的障碍为前提，必然会最大限度地实现在区域内的商品、资本和劳务的自由流动，达到跨国界的区域内商品、资本和劳务的最佳配置，促进新疆与中亚各国共同繁荣和发展。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使新疆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同时，也会提升本地区在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

注释：

① 何一鸣、刘广慧. 加强中印能源合作的可行性研究[j]. 2006，（06）.

② 王海燕. 新时期新疆在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中的地位[m]. 新疆社会科学，2005，（03）.

③ 黄一超、贺湘焱. 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现状与制约因素分析[j].中亚论坛，2007，（07）.

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区别篇4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区别篇5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现代经济中极为重要的经济现象，空间经济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揭示这种空间集聚的原因及形成机制。作为学科研究的基石和起点，古典区位理论集中关注了单个决策主体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区位选择原则。杜能（Thunen）的“农业区位”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阿隆索（Alonso）的“土地竞租”理论直接将城市（中心商务区）的存在作为先验的前提条件，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模式。但他们都没有解释为什么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韦伯（Weber）系统阐述了决定厂商选址的劳动力费用、运输费用等区位因子，但他将集聚视为不同经济主体分散决策的偶然结果。显然，这些传统区位理论未能在不同微观决策主体的选址行为和宏观空间集聚之间搭起一座联系的桥梁，而是将其视为“黑箱”而回避了空间集聚的初始原因。

以克鲁格曼(Krugman)、藤田( Fujita)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者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市场外部性(主要从金钱外部性角度)的框架下，通过模拟集聚经济的形成过程，对集聚经济做出了卓有成效的阐述。但对于这个产业区位形成的最初原因，他将其归结为“历史的偶然”，偶然的区位事件一旦发生，它便开始了一个累积过程，并将可能具有某种长期聚集结果。[1](236-257)也就是说，他对初始的产业集聚仍未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仅仅将其视为偶然的结果。

由此可见，传统的古典区位理论集中关注微观主体的选址行为及其决定要素，未能将不同微观决策主体的选址行为和空间集聚有机联系；现代空间经济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专注于集聚经济的自我强化机制，但却将产业区位的初始集聚视为“历史地偶然”。由此，在古典“区位选择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集聚经济理论”之间造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也使得现代空间经济研究缺乏相应的微观基础。正基于此，探索微观主体基于自身利益所做出的区位决策如何导致空间集聚，重塑空间集聚的微观基础是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不容回避的重要任务，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目标。

针对传统理论的缺陷，本文拟选择一个新的视角，来探索微观决策主体的个体选址行为到实现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第二部分将综述霍特林模型的主要思想，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第三部分构建模型。最后是结论。

二、从微观主体的区位决策到空间集聚的理论逻辑

(一)霍特林模型的努力及其建模思路

一直以来，尽管遇到种种困难，霍特林模型在为探寻从微观主体的区位选择到空间集聚的机制做出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根据霍特林模型的分析思路，空间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竞争形式，亦即由于消费者向企业支付的是计入运输成本的最低价格，因此每一家企业实际上往往是同一些临近的企业直接竞争，而无需考虑行业内的企业总数。[2](265-270)为此，有必要将不同决策主体纳入到一个互有影响的一体化框架中加以考察，霍特林(Hotelling)提供了这一思路研究的基本范式。

霍特林的原始模型[3](41-57)研究了提供同质、同价产品的两寡头企业间的区位竞争。消费者被假定均匀分布在一条连续的线性市场，且每个消费者购买等量的单位产品。理性的消费者选择提供最小总成本（产品价格和运输成本之和）的厂商购买产品。其结果是在没有价格竞争情况下，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态竞争结果是两家企业均倾向于向市场中心集聚。这个均衡是在选址策略中的纳什均衡。

霍特林模型的成立有诸多限制条件。例如，如果放弃线性成本假定，取而代之以运输成本随距离变化呈严格凸性，霍特林模型将得到策略主体在市场中尽可能远离的“最大化差异”的结果；[4](447-450)如果两个企业各自采取最优的削价策略行为，这将不仅导致第二阶段价格均衡的不存在，而且也反过来使第一阶段的区位均衡丧失，从而出现了均衡不存在的问题。[5](896-908)

尽管如此，霍特林模型揭示了一个多个不同决策主体相互影响条件下的空间集聚效应，应当说具有开创性贡献，这也为从微观主体选址决策到空间集聚机制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即集聚经济并非仅仅源于韦伯所指出的不同主体分散决策的偶然结果，而是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霍特林模型集中探索了两个同质经济主体为争夺市场而发生集聚的过程，我们将称之为竞争性集聚。现实中诸多集聚现象往往并非同质厂商间为竞争而作出区位选择的结果，相反是异质厂商间基于相互之间的利益互补的结果，亦即空间互补性集聚。

(二)区位选择、决策主体间相互作用与空间集聚

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最终必然发生在某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上，因此区位首先表现为经济社会活动发生在此点而非彼点的具体地理位置。更进一步说，经济社会活动为何选择此点而非彼点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对于理性的微观决策主体而言，这无疑取决于不同位置所带来的利益差别。为此，区域经济学将经济区位视为由地理坐标所标识的经济利益差别。[6](49)这种经济利益差别因微观主体的不同而不同。

经济社会活动中存在三类微观主体，即自然主体（地理位置以及附属于土地的不可移动要素，包括资源、环境、生态等）、经济主体（企业）和社会主体（个人），后两者是能动性微观决策主体。能动性决策主体进行区位选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其与自然主体发生作用的过程，亦为能动性决策主体选择自然主体的过程。在不同决策主体的选址不存在竞争性的条件下，微观主体将选择给其带来最大利润（效用）的区位，不同决策主体的区位偏好不一。诸如，对于成本指向的生产性企业而言，韦伯（Weber）的理论具有代表性，因企业的目标函数不同，自然因子（土地、资源、环境等自然属性）、运输因子、劳动力因子等将以不同的权重在企业选址行为中作用；对于市场指向的商业企业来说，市场因子无疑将占据更大的权重；而对于个人，消费品的可获得性、就业机会以及就业的通勤成本、人居环境等将对选址起决定性作用。

显然，这些决定能动性决策主体的区位因素不仅取决于纯粹的自然主体，还与能动性决策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密不可分。诸如，（1）市场因子是企业主体同对其产品存在需求的其他企业和个人发生的联系；（2）成本因子是企业主体同经济主体（与之存在投入产出关系得其它企业）、社会主体（劳动力成本）、自然主体（资源成本）等的联系；（3）集聚因子是企业主体与经济主体（同类企业、关联产业）的相互作用。（4）个人选址有赖于经济主体（需求成本、就业成本收益）的区位选择。总之，可以看出单个微观决策主体的选址行为实质上是在同其他决策主体发生某种关联，并受其影响。由此，通过这个变换，我们就将单个决策主体的区位选择行为同其他决策主体联系起来，从而可以在多主体区位决策相互关联的框架内考察空间集聚问题。总之，研究从分散决策的微观主体选址行为到空间集聚的关键在于将其他决策主体的影响纳入到其自身选址的偏好函数中。

三、一般模型：基于空间互补视角

(一)基于分散决策的企业选址行为

为简化起见，模型的研究仍假设经济活动发生在一个一维线性空间中；消费者沿线均匀连续分布，且总人口标准化为1；与霍特林模型不同，消费者存在两种基本需求品x和y，且A区消费者和B区消费者对x和y有不同偏好，并均受总收入水平m的预算约束；A、B区在0.5点分界（如图1）。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分别表示为

假设运输成本由生产者承担，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A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组合（x，y）=（αm/Px，(1-α)m/Py）；B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组合（x，y）=（(1-α)m/Px,αm/Py）。

假设建厂的固定成本F相对于运输成本足够高，因而每种商品仅建立1个企业和工厂；假设不管厂商布局在何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产品的销售价格分别为Px和Py，且不变。假设产品的运输成本由企业承担，且单位距离、单位产品的运输成本为τ。

假设生产x和y的两企业分别在rx和ry处建厂。显然，由于A区消费者更偏好x产品，x产品的生产地点靠近A区；同理，y产品的生产地点靠近B区。

此时，生产x产品企业的收益可分（0，0.5）和（0.5，1）两段求得，

(二)基于空间互补的异质企业间选址行为与空间集聚

以上的分析未考虑两异质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企业间往往存在一种空间互补关系。[7］(1456-1495)所谓空间互补，是指不同经济社会主体之间所存在的一种相互需要、互为补充的关系，亦即多个决策主体的空间邻近将为彼此带来正的外部效应。具有代表性的，马歇尔（Marshall）认为与集聚相关的外部性有大规模生产、知识的溢出、成熟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本地大市场相联系的前后向关联等。[8]为此，这里将两异质企业间存在的空间毗邻所带来的互补利益纳入分析框架之中。

考察一个两阶段的选址模型，第一阶段x商品生产企业进行选址，其选址行为依据（4）式进行。第二阶段y商品生产企业进行选址。所不同的是，假设空间临近为其带来额外的经济利益，且随着距离的缩小，额外收益越大。假设额外收益是两企业间空间距离的一次线性函数，随着距离的增加，额外收益呈减少趋势，可表述为：

四、结论及启示

从微观主体的选址行为演绎到空间集聚的关键在于将单个决策主体的区位利益同其他决策主体选址行为联系起来，从而在多主体区位决策相互关联的框架内考察空间集聚问题。相应的，模型处理的关键在于将其他决策主体的影响纳入到其自身选址的偏好函数中。

与霍特林模型相比，本文所构建模型的最大特点是基于空间互补，而非空间竞争来分析空间集聚机制，这更具有现实解释力。该模型的最大现实意义在于表明，空间集聚并不必然是“偶然”的结果，自然的抑或人为造成的空间互补利益可以改变企业主体的区位决策，使之形成空间集聚。这种空间互补带来的额外利益可能源于企业间相互作用（如马歇尔所提出的知识的溢出、成熟劳动力市场、前后向关联等），也可以是源于某一特定区位所外生的区位利益，（如税收减免、公共服务的供给、投资环境的改善等）。这就为自主发展某一地区提供了理论依据，即：为经济主体提供一定的额外区位利益，可以使产业在某一特定区位集聚，并将在这一区位形成维持和锁定效应。

主要参考文献：

［1］Krugman. Paul,“ Geography and Trade. "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2］Eaton. B and Lipsey. R, “Spatial Monopoly, Natural Monopoly, Pure Profits, and Land Rents." Queen's University Discussion, 1977.

［3］Hotelling, H., “Stability in Competition." Economic Journal, 1929, Vol.39.

［4］Eaton. B and Lipsey. R,“A Comment on Location and Industrial Efficiency with Free Entry.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9.

［5］Dennis R Capozza and Robert Van Order, “A Generalized Model of Spatial Competiti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new. 1978. 68(5).

［6］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7］Paul Cheshire and Edwin S. Mills (eds) ,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Volume 3: Applied Urban Economics.”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98.

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区别篇6

关键词:次区域合作广西商贸合作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区域合作的具体行动，目标是一致的，都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的基础上，旨在通过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广西要进一步建立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机构机制，整合次区域合作的多重机制，明确工作任务，拓宽合作领域，在经济商贸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合作

(一)商贸合作的现状与内容

湄公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长4880公里，为世界第六大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跨国河流，流域面积81万平方公里。国际上称此经中国(云南省)、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入海的湄公河区域为湄公河次区域。它主要在中南半岛，位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的结合处，是前者与后者大陆路桥。资源丰富，地理位置显要。中南半岛有“黄金半岛”之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简称为GMS。大湄公河次区域(不含中国)总面积233万平方公里，人口2.46亿人，广西面积23.67万平方公里，人口4899万人，分别约为前者的10%和20%。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合作的历史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根据该行成立的宗旨，与大湄公河沿岸各方磋商，旨在促进该流域各国之间经济发展，而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它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互赢的基础之上，是发展中国家互利、联合、自强的合作，合作形式以项目为主导，亚行视各成员实行需要而提供资金支持。广西在2005年7月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第二次领导会议上作为中国参加合作前沿确定加入，从此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之中。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主要在交通、能源、电信、人力资源、贸易、投资、旅游、农业、环保、灾害监测和禁毒等方面，特别是商贸经济合作最为需要，最为迫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发展，成为我国与该次区域国家合作的热点。在商贸方面合作，主要有：参与次区域国家商贸合作和多边合作；推动商贸便利化和信息化进程；推动技术贸易合作；促进企业界参与次区域商贸经济合作；促进政府间协商合作，以加快商贸发展等等。而在参与合作各方的特点上，除广西之外，均处在湄公河流域，而合作已有14年，广西参与才1年。其中，除泰国200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825美元，经济状况较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均处在较低水平，需要加强合作加快发展。

(二)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的机遇与优势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宗旨和目标是：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繁荣进步和公正自由的经济区域。这给广西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促进广西在参与合作中经济更加开放、更多开发和更大发展。参与合作可以提升广西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地位，突出广西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合作的前沿作用，特别是商流先锋和物流中心的作用。广西作为西南大通道的作用将更加突显，不仅通中南半岛、东南亚，而且通南亚、西亚。这必将大大促进广西与东盟各国商贸经济关系的发展。参与合作中构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民间文化交流平台，从而以文化搭台，商贸唱戏，发展商贸经济。广西与东南亚、南亚人文关系密切，与其多个民族有亲缘关系，生活文化习俗相同或相近，随着合作的深化，民族群体和文化交往必将增加。反过来，又必将促进贸易经济之间关系的密切、发展和增强。

与此同时，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具有很强的优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有利地与其东部，与越南合作，从湄公河出海港口溯河而上到沿河流域。从而便利地进入该区域腹地，发展商贸合作。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好地沟通该区域与我国西南、珠三角、长三角合作。使之更有力地发挥广西区位优势，促进彼此之间商贸合作发展。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发挥利用每年在广西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的优势，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经济的发展，或通过广西加强与全国商贸经济的合作。

二、广西参与次区域商贸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

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最突出和重要的合作是商贸合作，这也是参与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商贸合作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基础性的合作，是最原始的，也是最现代化的合作，其形式是互相交换劳动产品。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表现为劳动产品产换，包括有形的产品交换和无形的产品(服务)交换。广西除与之交换工业品、生产要素之外，也交换农产品、生活资料和服务。通过商贸交换，以满足各国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这是彼此需要的、必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是以国际货币为媒介而进行的。通过商贸，例如，缅甸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与广西的机电产品交换，以支持相互商贸发展，促进各国人民走向繁荣富裕。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都处在发展之中，都需要开展商贸，发展经济，走共同振兴之路。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一样重要。”这就是说相互开展商业贸易流通，很是必要、很是重要。通过相互开展商贸，可以推动各国经济加快发展，共同振兴。

此外，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具有很大的可能性。首先，地域相邻相接，生产发展基础相似相近，生活习俗相近相同，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山水相连，与越南有1020公里边界，可以方便开展商贸或转口贸易。大湄公河次区域人口为广西人口的5倍，国土面积为广西的10倍，资源丰富，市场十分广阔，前景看好，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其次，经济互补互动，有着发展商贸的可能性。广西与缅、老、泰、柬、越五国在经济上有很强互补性，特别是在资源、产品上，因此有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前后，主要由港澳商人开展商贸。中越关系正常化前也通过香港进行商贸。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和广西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广西与它们的直接商贸将会有更多更大更好更快的发展。第三，交通和信息交流有一定基础条件。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诸国，除与越南可以陆水路相通以外，可通过越南—云南铁路、公路，或通过湄公河与之相通。广西公路到越南河内、老挝万象、泰国廊开也只需要几小时或一天的时间，到湄公河诸国自由通行。飞机到各国也方便。交通条件可以便利发展商贸。

三、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的对策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涉及到交通、能源、电信、农业、环保、贸易、投资、人力资源和旅游等9大重点领域。根据广西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应重点在交通、农业、人力资源和旅游等领域开展合作。广西在主动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时要明确重点领域。

(一)商贸方面

除了供应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需要的各种工农业生产资料外，当前要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传统生活资料初级产品，以适应各国市场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可以较好地取得比较效益，对各方都有利。可建立大湄公河各国需要的亚热带农产品、加工品和互补性农产品基地，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海产业和生态农业，建立农产品加工区。围绕市场需要，开展科技攻关，促进科教和商贸结合，增加科技含量高、效益比较好和数量比较足的适销货源，以源源不断供应。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国民需要的工业品货源基地。在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区和投资区划出适合湄公河国家需要的工业品货源生产基地，以生产适销对路的工业品供应其需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招商交易市场。除利用每年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厂商签订现货、期货供应合同，以及到各国做生意以外，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招商市场”，常年或不定期开展商品商贸。

(二)物流方面

以港口和城市为基地，发展港口和物流经济。特别是要统一规划，分工合作，在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市分别发展现代物流中心，开展物流服务。建立跨国物流企业(集团)。在物流中心(基地)建立专业跨国物流企业，以发展成为以物流为主的多元化经营的现代企业。或与东盟(含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合资办好跨国物流公司，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企业提供良好的物流服务。搞好公路、铁路与港口升级建设，以增强和加快通过能力和服务能力，改善经营管理，使之迅速周转，实现货畅其流，降低成本，提高盈利水平。发展“会”、“节”经济，以“会”、“节”促商流和物流，使商流物流加快发展。“会”和“节”对参展商、供应商、组织商、经销商、批发商、采购商、物流商和广告商等开展业务活动，搞活商贸交易，都有好处。通过节会形式进行会展，通过各种经济文化民俗节会进行商贸交易，可以搜集许多竞争者和消费者信息。定期不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特色展销会、博览会、文化节等会节，塑造具有特色的会节，可以有效地招徕各界人士，带动商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资金流的发展，促进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的发展。

(三)商贸服务方面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因地因时制宜地开展餐饮、住宿、美容、摄影、化妆、健康、修理等生活和生产服务贸易，满足各国人民生活、生产的需要。在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中，开展信息咨询服务既是一项重要业务，又是推动商贸发展一种重要手段。广西的服务集团或企业应当适当开展这方面的业务。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是发展商贸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商贸企业或者是政府部门都应重视抓好，使之有一个较快的发展。由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交通、水电、电信和城乡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开展，而人力、技术、设备缺乏。广西在这方面已具有一定条件，可以开展劳务贸易服务。例如，中国昆明至泰国曼谷的曼昆公路长1188公里，是亚洲公路网重要公路，南宁至曼谷的南曼高速公路等工程，广西都可以争取中标而开展工程设施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服务，金融服务可以在合作中强化。广西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可以依托资金、信息、网络、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宽融资渠道，为国际融资、各类型企业金融往来和经营提供服务。此外，注重文化艺术服务贸易。广西的文化产业已有一定发展，原有深厚底蕴，在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合作中，应注重发展文化娱乐与教育培训等服务贸易。要打破“文化产品”市场弱者地位，增加文化产业服务贸易，提高其比重，从而增加贸易额、贸易总量。

参考文献：

[1]郭晓合等.中国一东盟双边贾易、次区城经济合作问题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2]陈泽民.区域合作通论—理论•战略•行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卢圣亮.利用外资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区别篇7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00）

［摘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新疆外贸经济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契机，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迎来了机遇和挑战。文章通过客观描述中国新疆周边国家的发展现状，分析了其与中国新疆经贸合作的潜在市场，并通过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现状分析，在深入总结其现存问题基础上，为新疆与周边国家更好地进行经贸合作提出政策建议。

［

关键词 ］新疆；经贸合作；一带一路；周边关系

［基金项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科基金规划资助项目（14YB04）。

［作者简介］王改丽（1986－），女，汉族，河南安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李豫新（1962－），男，回族，河南唐河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

目前，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已经成为新疆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柱。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民俗文化相似，在市场需求、资源禀赋等方面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双方开展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一带一路”重要战略构想的提出，为中国新疆同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契机。近年来，尽管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但其在全国沿边与周边国家的贸易中占比依然很小。积极促进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开展贸易合作，不仅能促进双方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提升贸易合作规模和水平，也对当地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研究中国新疆周边国家（以下简称“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发展趋势及其现存问题，有利于促进新疆对外贸易壮大乃至带动中国西部外贸经济的繁荣发展。

一、中国新疆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概况分析

本文中新疆周边国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占新疆外贸总额90％左右的“带域”周边国家，包括中亚五国、俄罗斯等12个国家（详见表1）。

（一）经济快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周边国家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增长阶段。除2008和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有所下滑外，其他年份均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见表1）。周边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居民生活。例如，2013年哈萨克斯坦全国居民月平均工资达713．05美元，同比增长7．50％，固定资产投资达391．12亿美元，同比增长6．50％，零售贸易总值325．34亿美元，同比增长12．80％。随着周边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进口商品的消费和需求结构也将进一步升级。

（二）中国新疆周边国家重工业比较发达，轻工业比较薄弱

周边国家自然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资源储量均位居世界前列，同时各种有色金属储量也相当可观；中国对新疆周边国家丰富的能源资源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中国新疆周边国家的产业结构呈现以下特征：一是重工业相对发达，例如哈萨克斯坦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以及有色冶金工业和钢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最大；土库曼斯坦的石油天然气是其支柱产业。二是轻工业相对薄弱，中亚五国中轻工业发展最好的吉尔吉斯斯坦，但轻工业基础仍然较弱。周边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呈现出“重型”特征，轻纺、家电等生活消费产品目前还主要依靠进口。中国在轻工业领域有较强的技术优势和成本优势，面对周边国家对轻工业产品强烈的市场需求，新疆理应成为中南亚国家消费品的供应方。综上所述，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在能源资源、产业结构上具有较强互补性［1］。

（三）周边各国人口规模不断增长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是衡量该国或地区的市场容量和规模的重要指标，不考虑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条件下，随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数量增加，该国或该地区的市场容量就会增大，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越快，市场潜力就越大。周边国家人口数量（见表2）自2005年以来稳步增加，2013年中周边国家人口数量为176313万人，其中俄罗斯14350万人，印度125214万人，巴基斯坦18214万人，其余国家人口较少。从人口增长速度看，新疆周边国家人口增长速度很快，预计到2060年人口将达到23亿，将比2013年增长12．07％。从单个国家看，除俄罗斯2005－2009年人口负增长，2010－2013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0．27％，其他国家人口增长率大体上保持在1％以上，尤其是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等过人口增长率在2％以上。可知，周边国家将会产生一个很大容量的市场，如果再考虑到经济发展和人口素质等因素，周边国家的市场潜力更是不可估量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二、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发展趋势分析

（一）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贸易合作规模不断扩大

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的外贸额在新疆外贸总额中占有较高比重，且保持着较高的年均增长率，表明周边国家日益成为中国新疆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双方经贸合作必将对新疆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

1．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进出口额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2005－2012年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均呈现出“N”字形上升趋势，进口总额增长比较平缓。2005－2008年中国新疆和周边国家进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31．89％和42．81％。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有所下降，但2009年以后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仍以年均12．66％的增速扩张，同时出口总额也以9．30％的增速增长。

2．中国新疆与周边各国进出口额变动趋势。如表3所示，中国新疆与周边各国进出口额呈逐年增长趋势。从进出口贸易额上看，2005－2012年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进出口总额从50．16亿美元增加到111．6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12．11％；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分别从19．74亿美元、30．42亿美元增加到40．28亿美元、71．3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73％、12．96％，增速显著。此外，中国新疆和其他几个周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增长率也逐年增加，尤以塔吉克斯坦年均增速为最高，达46．05％。从进出口贸易国别结构上看，中国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六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比达到98％以上，其中尤以哈萨克斯坦占比最高，其中2012年占新疆对周边国家贸易总额的58．83％，因此哈萨克斯坦已经成为拉动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

（二）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进出口贸易结构趋于优化

就出口商品分类结构而言，中国新疆出口到周边国家的许多商品逐渐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新疆对周边国家的出口贸易结构处于相对较高的层次。而进口商品具有较强的资源性特征，说明双方进出口贸易结构有着较强的互补性。

1．中国新疆出口到周边国家的商品结构。从出口商品结构整体来看，工业制成品比重高于初级产品比重，出口商品结构比较合理。其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从2007年的88．29％上升到2009年的92．82％，2013年又下降到85．65％，但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一直在85％以上（见图2）。

从出口商品类别看，中国新疆出口到周边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中轻纺、橡胶、矿冶及其制品和杂项制品占最高比重，平均达到55．60％，其次是机械及运输设备，平均比重为6．10％，其他两类占比重较小。但轻纺、橡胶、矿冶及其制品呈现出比重逐年下降趋势，从2007年的58．12％下降到2013年的50．97％，杂项制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比重呈现上升趋势，分别从2007年的13．86％、5．55％上升到2013年的17．39％、7．75％（见表4）。

从出口的具体产品来看，中国新疆出口到周边国家的主要产品有服装、家电、日常必需品、机电产品、汽车、工程机械等产品。

2．中国新疆从周边国家进口的商品结构。从进口商品整体结构来看，初级产品占有较高比重，且呈现上升趋势，从2007年的73．92％上升到2013年的85．76％，工业制成品比重呈下降趋势，从2007年的26．08％下降到2013年的14．24％（见图3）。

从进口商品类别看，中国新疆从其周边国家进口的非食用原料占有较高比重且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从2007年的61．78％上升到2013年的79．82％。其次是矿物燃料油及相关的原材料、动植物油和蜡，这两种类型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分别从2007年的5．25％、5．43％下降到2013年的0．54％、2．6％。工业制成品中机械及运输设备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时也呈现出上升态势，从2007年的2．05％上升到2013年的5．17％，其他类别占有比重较小（见表5）。

从具体产品来看，中国新疆从周边国家进口的主要商品有能源、原材料、钢、原油、化工产品、有色金融、废金属、非金属矿石、金属矿石、木材、动物产品及机械配件等。

三、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总体上仍处于合作的低层次阶段，贸易合作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双方贸易地位不对等

伴随着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规模不断地扩大，双方贸易不对称性也逐渐增强。首先，中国新疆对周边国家贸易依存度较大。例如：2012年新疆与周边国家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89．84亿美元，占新疆对外贸易总额的75．42％。其中出口为140．24亿美元、进口为49．60亿美元，分别占新疆出口额、进口额的72．49％、85．16％。其次，面对市场潜力巨大的中亚及俄罗斯市场，中国新疆的市场占有率还很低，即周边国家对中国新疆的贸易依存度小。例如：2012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368．25亿美元、221．00亿美元，而其中对中国新疆的进出口额仅为111．67亿美元、8．31亿美元，仅占其进出口总额的8．16％、3．76％；俄罗斯、蒙古、印度对中国新疆的进出口额仅占其各自外贸总额的0．07％、3．09％、0．02％。双边贸易地位不平等，很容易受到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贸易政策等因素的制约，情况一旦不稳定，将对双方贸易带来很大的影响。

（二）新疆加工贸易薄弱，“地产品”比重较低

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中加工贸易薄弱，其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2年，新疆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59亿美元，占新疆外贸总额的1．03％。其原因主要是新疆参与对外贸易的企业大部分是加工农产品的，少数对自然资源进行加工的企业规模又特别小，因此对于新疆进口的自然资源，一般都是进口后直接到大陆地区进行加工处理［2］。中国新疆向周边国家出口的产品一半以上并不产自新疆本地，而是来自中国其他省份，新疆只是起物流通道作用，这样新疆贸易很容易被“空洞化”，成为一种单一的“通道经济”。“通道经济”对新疆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新疆出口的这部分内地产品因为长距离运输而使得成本过高，收益减少，切其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也不强。另一方面，为节约中间成本，周边国家的厂商可能会与内地厂家直接联系交易，这将极大影响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进行贸易的内在动力［3］。

（三）出口商品处于低层次阶段

2012年新疆对周边国家进出口金额分别为42．81亿美元、23．72亿美元，贸易顺差90．65亿美元，这种不均衡的双边贸易，极易引起贸易摩擦。虽然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出口商品结构虽然得到很大改善，基本实现了由初级产品为主发展到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型，并且趋于合理；但出口产品（主要包括轻工制品、食品、农副产品）过于单一，且附加值较低，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比较粗放。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新疆生产的产品质量、档次、品种和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显著差距。

（四）双方贸易成本过高

首先，双方还没有建立有效的解决对外贸易和经济问题的仲裁机构，进入和退出限制较多；其次，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之间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有限度的相互开放，且没有开展对外经营保险和信贷等业务，使得新疆与周边国家要完成大宗交易需借助第三国银行，增加了贸易成本。再次，货流联运困难，目前尚未建立中哈俄公路直达运输机制，新疆与俄罗斯一直未开通口岸，增加了运费等交易成本和双方合作的风险与难度。

四、促进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政府职能，培育外贸企业主体

加强政府职能，培育外贸企业主体，抵御周边国家环境不稳定带来的影响。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应加强政府职能的发挥，健全法制，规范市场。有关政府部门应通过关注同盟国的政策变化来引导外贸企业用最短的时间报关，减少对新疆进出口不利影响。从企业的角度看，培育外贸市场经营主体，促进经营主体多元化。加大投资力度，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企业，提高其外贸地位。

（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和特色经济

新疆对外贸易企业应充分利用国家对疆的优惠政策，改善附加值较低的农副产品加工，积极推进特色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使出口产品不断从初级产品向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商品转变。在当下国际经济竞争日益白热化形势下，新疆必须将“通道贸易”转换为“综合贸易”，大力支持新疆特色农业和副产品深加工的发展，调整措施，因地制宜，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新疆只有全力打造本地特色经济，才能树立自己的特有品牌，最终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立足。

（三）改善贸易平衡，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充分利用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加大油气等自然资源的进口，精深加工后输往内地。既平衡了对外贸易，又解决中国资源短缺的问题。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需加快产业转型升级［4］。充分利用国家惠疆政策以及“一带一路”战略为新疆带来的契机，大力扶持建立轻纺、机械及设备、石化产品、建材家具等各种类型出口基地，提高各地区产业集中度，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完善进口原油、成品油、铁矿石、钢铁等重点进口商品结构。

（四）降低贸易成本针对新疆周边国家的政策局势多变特殊情况

中国政府应该大力扶持边贸企业，规定关税税率如何变化，边贸企业所缴纳税费都是同等的，税费高低涨跌的风险水平由政府来承担，尽量降低边贸企业的风险成本。加快重点口岸设施及国际航空建设，提高公路铁路技术等级，降低边贸企业的运输成本。简化出口程序和手续，和周边国家商议制定统一的贸易结算方式及建立结算监督金融机构，降低交易成本。

（五）加强新疆边贸区、自贸区建设

1．加强新疆边贸区建设。充分利用国家赋予新疆的外贸优惠政策，大力发展新疆口岸边民互市贸易；积极建设集国际贸易、仓储物流、金融服务等多功能一体化的边贸区；针对新疆边境城市、重点口岸、重点开发开放实验区等不同类型的边贸区，因地制宜的培育能够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的发展模式。

2．加强新疆自贸区建设。加紧夯实自贸区申报获批的必要条件，引导口岸城市创新体制机制，使其符合市场化、区域化、国际化要求；完善新疆口岸城市带的联动及互动机制，充分利用省内屮心城市对各地市的辐射作用，加强仓储物流对自贸区的支撑作用。

参考文献

［1］朱金鹤，崔登峰．新疆与中亚五国对外贸易：优势、障碍与对策研究［J］．新疆农垦经济，2010，（12）：35－40．

［2］雪合来提·马合木提，奥斯曼·玉散．新疆与中亚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现状与问题［J］．人民论坛，2013，（33）：254－255．

［3］高志刚．“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能源与贸易互联互通研究构想［J］．开发研究，2014，（01）：46－50．

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区别篇8

关键词：经济开放度；经济增长；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17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10-0124-05

改革开放30年来，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其中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及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沿海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慢，与外向型经济发展薄弱和经济开放度较低有密切的关系，在全球遭遇经济危机、沿海地区外贸出口遇到挫折的背景下，如何促进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提高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度，成为今后一个阶段西部大开发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经济开放度相关理论和测量方法的探讨

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已为经济理论界所认同，但在具体指标选择及度量方法上，则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国外最早用外贸依存度，即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表示经济开放度。20世纪90年代，Dollars用单一指标即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来体现经济开放度，通过比较相同商品在不同国家的实际价格，来测量相对经济开放度。在单一指标法的基础上，Sachs和Warner综合运用5类指标将国家分为开放与不开放两种类型，选取指标为平均关税率、进口非关税率、是否为计划经济体制、黑市交易费用及主要外贸是否为国家垄断。如果符合其中任何一条，则这个国家属于贸易不开放国家，反之则为贸易开放国家。Edwardst则将已有的经济开放度度量方法进行了综合，提高了度量的准确性。传统基金会的贸易政策指数根据关税和其他贸易扭曲程度将国家分成5种类型。另一些学者则通过构建模型来衡量经济开放度。Harrison采用“Summers－Heston”数据，用消费品相对价格对城市化指数、土地禀赋和人口等变量回归得到的残差值来衡量价格扭曲指数，残差越大，价格扭曲程度越严重。Low运用外贸依存度对GDP、人均GDP的平方、人口进行回归，以修正贸易开放度指数。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分别用指标法和模型法对经济开放度进行了研究。陈耀庭以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作为经济开放度主要度量指标，比较了中国和7个国家的开放程度并提出合理开放度的概念。黄繁华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等4个方面测算了中国的经济开放度。兰宜生选择进出口额、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与GDP建立对外开放度指标。谢守红选择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截取1990年和2000年两个断面，采用算术平均法对各省区1990年代对外开放度变化及其排序变动情况进行了测算。胡智等选取贸易开放度、实际关税率、对外金融比率、投资开放度和生产开放度等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方法测算了1985-2002年中国的经济开放度。李羽据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及其权数构建对外开放度评价模型，对全球14个国家的对外开放度进行了比较分析。范良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账户和金融账户为基础，分别从实体经济层面的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层面的投资开放度测度中国的经济开放度。

实际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涉及诸多方面，如贸易、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经济开放度的测量，应具体结合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情或区情，选取适当的指标，构建相应的模型。基于操作上简便易行、指标上具有可比性和连续性、资料易于搜集和量化等原则，结合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选择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对外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总额、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总额与GDP建立经济开放度指标。

经济开放度是指外贸开放度、外资开放度、工程及劳务开放度、国际旅游开放度的加权平均值，其中，外贸开放度用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表示，外资开放度用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与GDP之比表示，工程及劳务开放度用工程及劳务总额与GDP之比表示，国际旅游开放度用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总额与GDP之比表示。用各项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来反映经济开放度，设ω1、ω2：…ω1；为各项指标的权数，i=1，2，…4，n 4，则其计算公式为：

二、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度分析

为了更好地探讨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度，选取东部、中部以及全国的经济开放度来比较分析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度水平。为使比较具有意义，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全国的经济开放度指标亦采用一致的指标项，即外贸开放度、外资开放度、工程及劳务开放度、国际旅游开放度。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8个省级行政区；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12个省级行政区。文中数据均根据2000－2009年各省及全国统计年鉴相关资料计算所得，对外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营业额数来源于相关年份各省统计年鉴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商务年鉴，GDP按各年人民币年平均汇率换算。

由(1)、(2)式及西部地区1999-2008年贸易进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对外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总额、国际旅游外汇收入总额与GDP(如表1所示)，计算得到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度各项数据如表2―表6所示。

1　西部地区外贸开放度分析与比较

西部地区外贸开放度与东部地区及全国的差距巨大，也是所有指标中差距最大的，其中1999-2004年，差距呈扩大趋势，2004年以后差距逐渐缩小(如表2所示)。1999年，东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为西部地区的24倍，2004年扩大为29倍，至2008年，差距缩小为21.7倍。在外贸开放度方面，两个地区之间的对比与进出口贸易总额呈平行关系，从1999年的7.5倍扩大为2004年的8.4倍，继而下降为2008年的6.7倍；与全国相比，西部地区外贸开放度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差距呈波动缩小趋势，从1999年的4.6倍下降为2008年的4.3倍。由此可见，FDI的水平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开放度。

2　西部地区外资开放度分析与比较

西部地区外资开放度与东部地区及全国的差距也较大。10年平均外资开放度东部地区为西部地区的5.3倍，其中最大值出现在2003年，东部地区FDI为658亿美元，西部地区为27亿美元，东部为西部的24.3倍，东部地区外资开放度为西部地区的7倍，全国平均水平为西部地区的4.8倍；2008年，这一差距分别缩小为2.8倍和2.2倍(如表3所示)。

3　西部地区工程及劳务开放度分析与比较

在对外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方面，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及全国的差距较前两者为小，也是所有指标中差距最小的，10年平均工程及劳务开放度东部地区和全国分别为西部地区的2.2倍和1.7倍。2006年前差距呈逐渐扩大趋势，至2006年达到极大值，东部地区和全国的工程及劳务开放度分别为西部地区的2.7倍和2.1倍；2007年后差距快速缩小，2008年分别降为1.6倍和1.4倍(如表4所示)。说明西部地区在对外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方面有自身的优势和潜力，对提升西部地区的经济开放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　西部地区国际旅游开放度分析与比较

在国际旅游开放度方面，西部地区也低于东部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之前，差距呈现长期稳定态势且比工程及劳务开放度的差距要小，其中差距最大值为2003年，东部地区及全国的国际旅游开放度分别为西部地区的3倍和2倍；之后差距逐渐缩小，至2007年，东部地区及全国的国际旅游开放度分别为西部地区的2.2倍和1.6倍；但2008年，这一差距又重新扩大为2.6倍和1.9倍(如表5所示)。2008年，东部地区和全国的国际外汇旅游收入缓步提升，但西部地区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却相对出现了下降，从2007年40亿美元降为2008年的37.6亿美元，其中四川、、甘肃3个省份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陡降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2008年的国际旅游开放度。

5　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度评价

根据测算出的综合经济开放度，1999-2008年，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度呈逐渐上升趋势，从1999年的5.95％上升为2007年的10.68％，受2008年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严重下降的影响，2008年的经济开放度出现微弱下滑，为10.34％(如表6所示)。但从整体看，西部地区历年经济开放度水平依然远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前波动起伏，此后差距逐渐缩小。2005年东部地区和全国经济开放度分别为85.2％和54.2％，是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度9.38％的9.1倍和5.8倍；2008年东部地区和全国经济开放度分别为76％和48.5％，为西部地区的7.4倍和4.7倍。从东部地区和全国来看，自2006年开始经济开放度出现回落趋势，与之相反的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开放度始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缓慢增长。

三、政策建议

通过对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度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的分析和比较，可以看出，无论是各分项指标还是综合经济开放度，西部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更大。面对这一严峻形势，西部地区应采取积极措施，加快经济发展，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

1　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西部地区由于地处内陆，改革开放起步较晚，外向型经济发展滞后，水平较低，速度较慢。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以外贸出口带动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新趋势，目前，西部地区外贸出口仍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针对这一情况，西部地区应以此为契机，积极承接相关产业转移，吸引沿海遇到困难的外贸企业来西部地区发展，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打好基础，蓄积能量。一方面，西部地区应加快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加快工业化进程。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结合主体功能区域规划，重点发展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部级重点开发区，形成多层次开放型经济整体框架。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应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开拓创新，提升外贸产品结构，推出具有自身优势的外贸品牌。西部地区出口结构依然是以低端产品为主，特别是农副产品在西部地区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但这些产品目前依然未转化为优势出口品牌，因此，西部地区应立足目前的基础，发挥自己的优势产业，积极攻关，争取与全球知名跨国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一是建立密切经济联系，将特色产品打进相关企业供货渠道，为其提供相关原料。二是提升品牌知名度，在经济合作的基础上，争取推出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

2　营造外商投资洼地，拓宽外商投资领域

投资环境的好坏决定着投资者投资与否、投资规模及投资方式，也决定着吸引外资的成效。由于缺乏利用外资的区位条件和地理优势，西部地区必须在投资环境和经济环境的优化上下工夫。应把整治和改善软硬环境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根本措施，努力创造规范严明的法制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和周到服务的政务环境，实施外商投资联合办公制度，实行招商引资中介人奖励制度。要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在不违背世贸组织原则和国家投资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修订和完善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政策与法规，建立高效廉洁的行政审批制度，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建立和完善企业投诉处理机制，维护外商投资的合法利益，加快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为外商投资提供规范热情的服务，争取吸引更多的全球500强跨国公司到西部地区投资。

此外，根据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和特点，西部地区应着重拓宽外商投资领域。2008年，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123.36亿美元，其中很大比例分布于水、电、气及采矿制造等行业，说明外商投资依然停留在传统产业领域，今后，西部地区应制定优惠政策，引导外商投资进入高科技新能源领域和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地方特色产业领域，使之成为支撑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新的支柱产业或优势产业，如风能产业、太阳能产业以及特色农副产品产业、中药材制造产业和旅游产业。通过强化对外商投资的产业引导，有针对性地吸引外资，以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

3　逐步推进对外劳务合作，积极引进外贸服务人才

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区别篇9

[关键词]甲午战争;自然经济;商业性农业

[中图分类号]F3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24-03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是中国农村自然经济逐步解体、资本主义侵略逐步加深的重要表现。甲午战争前,中国的自然经济还处于开始解体阶段,且解体的速度也比较缓慢,特别是长江、黄河上游地区和华北一些地区的自然经济还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甲午战争以后,由于通商口岸大量增设、轮船航运业进一步发展、铁路运输兴起等一系列新历史条件的出现,扩大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联系,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中国的自然经济也进一步解体,亿万中国农民被卷入了国际市场,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被打上了半殖民地化的深刻烙印。

1 甲午战后商业性农业发展成因分析

甲午战争以后,一系列新的历史条件的出现推动了中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这些新条件的出现不仅加速了农产品的商品化进程,也使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甲午战后,新的通商口岸特别是内地通商口岸的大量增设,为外国资本倾销商品和掠夺农产品打开了新的市场,加速了内地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甲午战前,已开放的通商口岸有37处,1895―1927年年间又增开通商口岸67处。其中,在新增的通商口岸中,53处在内地,占新增口岸的77%。甲午战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农产品输出量不断增加,且在整个土货出口比重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断提升。据统计,1893年,丝、茶以外的农产品输出额为2842万余银元,到1930年已增加到62828万余银元;在出口土货中所占的比重也由15.6%提高到了45.1%。列强通过通商口岸把经济势力延伸到我国内地的广大农村地区,他们对中国农产品、原料的掠夺成为推动我国商品性农业发展的基本动力。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中国轮船航运业也取得了进一步发展,铁路运输也开始兴起。新交通网络的形成,大大缩短了内地农村到通商口岸的运输时间和运输距离,这样不仅降低了运输费用,而且还使易于腐烂、利少的农产品的长途运输成为可能。甲午战争之前,修筑铁路受到了清政府内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尽管有李鸿章等人的一再努力,也只是建成了天津到山海关和台北到新竹间的铁路约400千米。甲午战后,清政府认识到铁路对加强国防和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于是1898年设立矿务总局,开始悉心规划铁路修建。但由于国库空虚,清政府不得不放宽了对民间修建铁路的控制,允许各省商人筹资设铁路公司。而西方投资者为获取利润,也积极谋求在华筑路,中国铁路建设由此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到1927 年,全国已有铁路13147千米,铁路到达地区的人口,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5。铁路的大量修建在加强内地与沿海地区联系的同时,也为列强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提供了便利条件。

另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式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一些农产品的工业用途增加,销售市场不断扩大。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农产品的需求范围明显扩大,除蚕丝外,那些原来种植并不普遍或者市场销售不广的农产品,如大豆、芝麻、花生、桐油等,成为了出口的主要对象。如东北大豆的90%以原豆、豆油或豆饼的形式输往国际市场。中国的特产桐油原来只限于农村使用,销售有限。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新式工业的发展,桐油在油漆、染料工业中的用途不断增大,销路日广,出口量大增。20世纪初,湖南、四川、湖北、浙江、广西等地的桐油栽培区域明显扩大,浙江一些地区还出现了桐油的专业化种植。此外,芝麻等农产品的情况也大致相似。芝麻原来只用做食品和制作香油,随着工业的发展,西欧一些国家将它用来制造发油、提炼香水、制造肥皂,推动了芝麻出口的增加。甲午战后,随着芝麻出口的不断增加,种植区域也明显扩大,并在河南、湖北京汉铁路沿线和汉水流域等地,形成了几个集中的产区。由上可见,列强需求和掠夺重点的改变也是引起这一时期商业性农业发展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甲午战后,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加强和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棉纺织业、面粉业、蛋品加工业等工业的发展,大大推动了这一时期商业性农业的发展。甲午战后,资本输出已成为列强侵华的重要手段,外资在中国直接投资设厂日益增多,仅1895―1913年年间,外国经营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纺织和食品工业就达55家之多。尤其是《马关条约》给了外国在华设厂权后,在全国人民“设厂自救”的呼声和压力下,清政府放松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与此同时,清政府因在甲午战后威信扫地,为缓和全国舆论、维持其统治,也不得不表示“力行实政”。为此,在1903年成立商部,颁布了许多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法令。之后,中国民营新式工矿企业的兴办引人瞩目。在甲午战争之前,历年设立的纯粹商办企业,不论资本大小,有记载的从1892―1894年一共有一百多家。甲午战后,自1895―1913年,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商办厂矿就有463家。这些新办的工矿企业,以轻纺工业居多,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棉纺织业、缫丝业和面粉业。这些行业与农业经济联系紧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产品种植的扩大和商品化。

此外,甲午战后,农村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加强了农民对市场的依赖。这些从农村游离出来到城市谋生的农民,本来是农产品的生产者,如今却成为了农产品的购买者,从而扩大了商业性农业的国内市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农民越破产,他们就越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越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更大一部分。”

总之,甲午战争后30余年间,伴随着农村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新的进展。

2 甲午战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变化

从上可知,甲午战后,在一系列新的历史条件的作用下,中国商业性农业获得了新的发展。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主要是由外界因素引起的,并不是中国农业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甲午战后,农业生产结构的明显变化就是中国商业性农业发展受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和资本主义侵略加深影响的重要表现。

甲午战后,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和园艺作物种植的发展。近代以前,经济作物主要是作为农村家庭手工业的原料,大部分是由农户加工成手工业产品以满足家庭需要,很少进入市场流通。进入近代以后,尤其是甲午战后,随着国门洞开和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中国农民被卷入了国际市场。因此,农业中的经济作物生产不仅要为家庭手工业提供原料,而且也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服务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和近代机器工业。随着世界市场的变化和近代工业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表现出一种结构性的变动。1904―1929年年间,大多数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比重都有显著提高;而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除玉米有所提高外,其他作物都有所下降。油菜、花生、棉花的栽培进一步推广,种植面积扩大,商品化程度提高。原来在农业生产中种植不多的黄豆、芝麻,由于市场需求量的增加,播种面积呈现上升趋势;而原来的传统出口商品蓝靛、甘蔗等,由于市场的变化,需求量减少,播种面积也开始萎缩。可见,中国近代农业作物结构的调整与市场需求是紧密相连的。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替代性。

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的同时,一些通商口岸和铁路沿线地区的蔬菜、水果等园艺作物的种植,也有了明显的发展。近代以来,随着口岸开放和外国资本的入侵,一批新兴商业城市开始兴起。特别是甲午战后,内地通商口岸的大量开放和铁路的修建,在一些通商口岸和铁路沿线一些新的城市开始兴起,推动了这些地区园艺作物种植的发展。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福建厦门、福州,广东汕头、江门附近地区,柑橘、龙眼、荔枝等果树种植,山东烟台、直隶昌黎、东北辽东地区的苹果栽培,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而农业生产结构的另一个变化就是某些地区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以及高产杂粮类作物种植的扩展。甲午战后,由于国际市场对经济作物需求的扩大,人们适应市场需求开始广泛种植易于销售的经济作物。在耕地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必然会排挤粮食作物的生产,致使这一地区的粮食自给率下降,农民对商品粮需求增多,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提高。这一地区的人们向别的地区购买粮食,就会使得这些地区的商业性粮食种植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据鲁、豫、冀、苏4省17地区的调查显示,1900―1924年,花生种植所占耕地面积比重从4%上升到了30%以上,它的扩种排挤了各种谷物的种植。尤其是鸦片在各地的种植更是以压倒性优势排挤其他农作物。湖北一些地区的农民用相当部分的土地和精力经营丝、麻、茶、棉、油漆等业,导致大面积的粮食短缺。据统计,20世纪初,全省人口2700余万,每年约需米粮2亿石,而稻产和杂粮仅6000余万石,每年约需输入米粮1亿石。东北就是甲午战后发展起来的重要商品粮区。20世纪20年代,全国将近40%的面粉厂都设在东北。东北地区小麦的产量和商品化程度都很高。有人甚至在吉林宁安、奉天铁岭等地设立农垦公司或稻田公司,专门从事水稻的商业性种植。经济作物区和谷物产区的余缺互济,进一步促进了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此外,甲午战后,中国新兴城市的出现、城市人口的增多也是推动商业性粮食种植增多的重要原因。

另外,中国粮食生产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南方以稻米为主,北方以小麦、玉米等五谷杂粮为主。甲午战后,虽然各地种植结构没有发生变动,但各种作物的种植比例却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战后,中国农村中稻米生产总量略有下降,高产类杂粮作物种植增长较快。在近代社会人口增长、耕地面积有限以及经济作物种植扩张的情况下,农民为了提高单位面积收获量、养家糊口以及将更多的农产品投向市场,不得不扩大杂粮类作物的种植,这就引起了各品种在生产中所占比重的变化。

甲午战后,中国农村生产结构的变化从发端上看虽然是被动地适应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需求,实际上其变动的主要原因已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在农业生产中,农民之所以放弃或减少粮食作物的生产而种植市场需求量较大的经济作物,在种植经济作物时又会依据市场需求和价格情况做出有利可赚的选择,这一切都可以说都是价值规律的作用,但这反而加强了农民对市场的依赖。如河北昌黎,1927年间“年来棉花价昂,农民多喜种棉”。而江浙两省1918―1920年年间,因种稻获利较厚,“农民以有利可图,遂多改种五谷,而种棉之地因之减少”。由此可见,近代农村生产结构的变动归根结底还是外在因素牵动的结果,自始至终受国际市场和外国资本的影响。而这与农民生产具有分散性的特点结合起来,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不利的一面。

3 结论

中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并非始于近代。鸦片战争前,中国部分地区商业性农业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近代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的30年间,随着帝国主义对农村经济侵略的加深,自然经济加剧解体,商业性农业有了新的发展。但是,甲午战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并不是农业自由经营发展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不断深入的原因。

中国近代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政治的畸形导致了经济的非正常化发展。甲午战后,中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掠夺原料引起的。虽然,国内民族工业对中国的农业原料也有一定的需求量,但与前者相比,只占其很小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商业性农业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这一时期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就明显地突出了这一特点。所以,国际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结构和需求量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农业生产的兴衰。可以说,甲午战后中国商业性农业的畸形发展不仅加强了农民对市场的依赖,也加剧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这一时期,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使许多自给性的农民经济逐渐变为小商品经济,加剧了农民的分化。农民作为商品的生产者,由于其生产条件、经营方式等差异,会因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加剧分化。一些生产条件、经营方式较好的生产者,由于其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就会因经常获利而发财致富;反之,则会因亏损而贫困破产。在商业性农业发展的背景下,大多数农民的处境却是每况愈下。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广大农民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旋涡。农民被卷入市场后,就会受到市场价格的直接影响。由于中国各级商品市场大多数都是被帝国主义操纵,因此中国农民在市场价格方面必然会受到剥削、操纵和压榨。

另外,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农产品的掠夺是与封建统治阶级、买办商人相互勾结进行的。他们在广大农村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有时是与农民进行直接交易,但更多时候还是利用中国商人间接进行的。中国商人通过抑价收购、贷款预购等手段对农民的进行剥削,加速了农民走向贫困破产的进程,加剧了农民的分化。

总之,甲午战后中国商业性农业发展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是广大农民遭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榨的结果。传统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农民日益分化,农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性质日益加强。需要指出的是,甲午战后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只是局部的和个别现象,大多主要集中在沿海口岸或铁路沿线等交通便利的地区,并不具有普遍性。从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封建性个体农业。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都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在离通商口岸、铁路较远的地方或比较偏僻的地方,传统的农业经济仍占据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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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区别篇10

关键词：农产品 地理标志 特征

近年来，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各地大力加强农业区域品牌建设。有关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研究，也得到了发展。目前，我国打造农产品区域品牌是以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的注册和推广为主要手段的。据国家商标局公布的数据，2006年5月份，我国国内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集体）商标为171件，到了2010年12月31日，就达到了866件，增长4倍。在这些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集体）商标中，90%以上为农产品地理标志，种类涉及水果、茶叶、家禽、水产品、药材等各个方面。这些地理标志的注册使用，对推进农业区域品牌建设，加快农业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已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许多地理标志商标存在一注了事、管理粗放、缺乏长远规划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运用和推广，真正发挥农产品地理标志提升产品品质、推进生产的专业化和集约化、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等功能，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益。因此，研究地理标志证明（集体）商标的概念和特性，是科学运用和推广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基础，对实现农产品地理标志经济效用的最大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概念

农产品地理标志是指该农产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农产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目前我国已注册地理标志中，90%以上注册的是农产品地理标志。我国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保护，主要是以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的方式实现的。地理标志的产生就是为了保护那些有特色的地方产品，这些产品特色的形成多是源自于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而农产品特色的形成也多是由于气候、土壤、水质等自然因素和特殊工艺、传统技术和加工方法等人文因素的培育。可见，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于农产品特色的形成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农产品地理标志只是地理标志中的一种类型，实践中也有许多不以地名为商标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也不仅仅使用在农产品之上，瓷器、丝绸、酒类产品也可以使用地理标志以区别来源。

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特征与功能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农业大国，大力推进地理标志的申请与注册，对原产地域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法律保护，对于推进和提升我国农业产业化，加强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化，支持和促进农产品品牌战略都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但由于我国地理标志的历史较短，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国内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研究大多从法律这一“传统视角”来研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问题，因此，从农村区域经济发展角度，来探讨分析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虽以商标注册的形式，列入商标法的保护范围，但同一般的商品商标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性和功能。

1.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特性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特性主要体现在：

1.1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注册人是对地理标志所标示的商品的特定品质具有监督能力的社团、协会、行业团体等组织。因此，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公共物品在市场运营中，最大的问题是效率问题。这就决定了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推广过程中，需要有稳定的公共投入。

1.2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使用人是符合一定条件履行相关手续的所有团体成员，是一个群体，其中的任一成员在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行为都会对其它成员产生效果。在经济学上，这种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效果的现象，称为“外部性”。因此，农产品地理标志具有外部性。这一特性提醒我们，必然重视这种“外部性“对地理标志使用人维护标志利益的积极性影响，建立一种有效的权益维护和增进机制。

1.3农产品地理标志所标示的主要不是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而是商品的特别品质或信誉，而这些特别品质和信誉源于该产地的特殊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因此，农产品地理标志天然具有地域品牌的特性。这种天然特性，一方面为品牌创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对转变区域内的居民或企业对地理标志的认识，实现许可使用带来困难，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管理机制。

1.4地理标志的使用如果缺乏有效管制措施，就会出现部分使用者向市场提供劣质产品，由于消费者难以在高质量产品与低质量产品之间做出判别，于是就倾向以较低价格去购买低质量产品，从而使高质量产品难以出售，从而产生“劣品驱逐优品”的现象，产生“柠檬市场”效应。这种特性决定了在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创建过程中，必然具有权威性的监管力量，严格许可条件，加强质量管理。

转贴于中国

2.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功能

地理标志除具有以上特性外，还具有一些普通商品商标没有功能。

2.1可以有效提升品质

由于农产品地理标志要获得商标注册，必需对地理标志产品具备必要的质量检测能力和品质管理机制。因此，能够形成一种倒逼机，通过规范管理进一步提升地理标志产品的品质。

2.2可以克服农业经营的高度分散性

通过注册农产品地理标志，打造区域品牌，实行统一的品牌的设计制作和注册、产品包装的设计与制作、品牌形象的塑造及其推广、品牌的管理与维护等，可以克服我中国

国农业经营中非专业化、规模小和高度分散的难题。

2.3可以提高农业产业化和集约化水平

注册农产品地理标志，打造区域品牌，有利于按照市场机制围绕某种商品生产，形成种养 、产供销、服务网络为一体的专业化生产经营体系，做到每个环节的专业化与产业化相结合，使每一种产品都将原料、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制成最终产品，有利于提高产业链的整体经济效益。中国

参考文献：

[1]陈嫣:《农产品地理标志原理与实践探索》，中国农业科学院，2008.

[2]吴彬:《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世界农业，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