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管理论文十篇

社区管理论文篇1

社区是行政管理的终端，更是政府与居民直接联系的桥梁、纽带。因而在践行镇管社区的具体工作中，首先在社区管理功能上给予正确定位。镇政府与党委必须根据社区的具体行政功能，给予一定的物质支持，以及具体的行政支持，从而让社区真正有事做，而且还要做到位。这就需要镇政府与党委根据实际需要，制定相关政策，规范具体服务内容，按照就近、便捷、优质原则服务于社区。结合党政两条线，镇管社区在管理机构设置上分别为党组织系统，即镇党委—社区党委（党工委）—居民区党支部，在镇管社区中居于核心地位；而行政系统，则为镇政府—社区管理委员会—居委会体系。在社区管理层面上，则坚持居民民主、社区共治等原则，坚持三高（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要求，社区党委、管理委员会、社区委员会以及综合服务中心（居民活动中心）的组织机构框架，丰富社区管理内容；着重运用服务理念、协商管理等思想指导开展具体日常工作。镇管社区具体服务内容则对接镇一级的各大中心以及办公室，承担起镇政府委托具体事务。从社区各组织机构功能来看：社区党委是在镇党委领导下，具体负责社区党建工作以及具体党的活动；社区管理委员会，通俗地说也就是社区综合办公室，主要上承镇政府以及各大中心，是具体行政服务的办事机构，属于镇一级行政的延伸，除了完成上级部门交代的各项工作，还要积极做好社区服务工作；而社区委员会则相当于居民自治组织，主要职能是在社区党委以及管理委员会双重领导下，组织社区所驻单位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居民等参与一些公益性、群众性的社区具体事务，比如参与定期听证，以及选举、监督评议等。而综合服务中心则更多是社区管理与服务的直接延伸与有益补充，除了具体事务，还需要积极统筹、协商乃至协调指导军民活动以及其他相关事宜。

二、以群众需求为起点，建立服务导向机制

某种意义上讲，社区是居民的家，是他们的心灵港湾；而社区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居民而服务。为了能够更加便捷、有效、高效做好居民服务以及管理工作，作为镇政府需要根据社区管辖范围、以及具体区域大小，并且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为导向，做好服务工作。比如可以改变办公模式，由以前“坐办”到现在“走办”，即直接到居民家里办理具体事务，方便群众。另外还可以简化办理手续，或者方便群众，可以直接在服务中心最显眼的地方张贴行政手续以及具体步骤，或者公布具体办事人联系方式，以便随时随地为群众做好服务。现在网络发达，社区中心还可以通过微博、微信乃至社区网站建立网络虚拟服务中心，让群众不出门就可以办成事情。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镇管社区，更需要建设好服务中心，从方便群众出发，立身处地为群众解决实事，比如可以筹备图书室、阅览室乃至室，甚至还可以方便群众娱乐，把广场“借”给他们跳“广场舞”……而这一切都需要从群众出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服务做到一线，做到群众心坎里。这才是镇管社区工作重点之一。

三、以居民幸福为标准，落实居民自治机制

虽然社区属于镇管社区，但本质上也是居民自治的管理范畴，因而在日常工作上更应该把军民的生活幸福作为第一要素。这就需要在社区具体工作中，不仅需要强化党的领导，强化镇管社区所有工作必须置于党领导之下，发挥政府与社区纽带功能。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必须把军民自治放在首位，必须在稳定大局的情况下，积极与群众做好沟通，做好交流，把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为此，社区应该从群众出发，为群众着想，尊重群众民利，真正把群众社区自治落实到实处。比如可以每月召开社区驻地单位联谊会议，或者居民信息沟通会，对社区驻地单位以及居民所反映的热点、难点需要作出回应。职权范围内的，能够答复的三个工作日内给予答复，需要与上级联系的，尽量做好协调，实在无法解决的也必须做好耐心解释，从而真正做居民的“娘家人”。当然更重要的是放“权”于民，凡事涉及到居民切身利益的，需要做到征求居民意见，从而形成社区大事共商，小事协商，问题共治等管理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体现了民主自治功能，真正发挥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为构建和谐社区做好铺垫。

四、以互利共赢为目标，构建社区共治机制

社区共治是社区发展的趋势，更是镇管社区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毕竟社区的主体是居民，是群众，而社区自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群众民利的根本保障与体现。上头千根针，下面一根线。社区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由于受到财政支持以及镇行政框架约束，很多时候虽然得到“精简”，但要想提高社区服务质量，达到与城市中心社区管理一样的标准，那么就必须发挥“人”的最大优势，坚持社区协商共治制度。比如充分利用上级部门以及社会的管理服务功能，本着服务社区，促进社区和谐发展的理念，尽最大可能调动社区群众自我教育乃至自我管理的积极能动性，为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共商共治创造平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区的事情社区办。比如可以成立“社区议事中心”，通过居民选举，协商议事，对社区事务评议，发挥监督职能，从而实现社区共治机制。当然，如有可能还可以打造社区活动中心，吸纳社区居民热心志愿者参与社区活动，或者成立社区志愿者行动小组，比如才艺表演，美化社区以及邻里帮扶等等，从而真正实现政府与社区的互利共赢。镇管社区的协商共治政策，更多的是从居民内在需求出发，朝着共同的管理目标努力，力求形成健康的社区舆论，争取凡事大家议、大家管、大家评的良好舆论，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奠定基础。

五、结语

社区管理论文篇2

可以看出，“举报处理大厅”受理案件的类型从多到少依次是：人身攻击、骚扰他人、冒充他人以及不实信息等，其中人身攻击类型占总案件的70%左右，除了影响大，明显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外，该类案件中的大部分都是法律、法规很难触及的琐事。“曝光区与案例库”是“处理大厅”的另一组成部分，具体分为：“曝光区”“案例库”和“违规用户公示”。截至2013年8月，曝光区有案例40件、案例库有案例6件、公示的违规用户近2万人左右。这是一种法律场域，和微博中的其他子场域相比，缺少自主性，更容易受政治和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它有两个特征，首先，子场域中存在着权力资本，并且竞争激烈。在普通用户之间、委员和普通用户之间、微博运营商和委员之间都存在博弈，通过这种博弈获取权力，增加符号资本的数量。其次是子场域的自主性要弱于符号权力的文化网络。至少在表面上，法律是本场域特有的建构元素，无论是从场域架构还是从行为依据来说都是如此。但是，如前所述，子场域的这种自主是相对的，它经常会受到权力场域（布尔迪厄又称作元场域）的影响，布尔迪厄还认为，在所有场域中“自主性最强的场域是科学场域，其次是高层次的艺术场域，相形之下，法律场域较少自主性，而自主性程度最低的是政治场域”。

习得法律习性的另一个向度是个体的倾向，也指场域对媒介用户的影响。在微博子场域中，对个体的影响有两条路径：推送路径和抽拉路径。这两种路径适用的主体略有不同，前者适用于微博社区委员会的会员，后者适用于普通的微博用户。上文提到，微博社区管理中心的“举报大厅”里有20多万件案例，对于微博社区管理中心的委员而言，运营商以推送的方式让他们介入案件的审判和投票过程中，具体来说，运营商给每个委员设置了“我的卷宗”或者通过私信的形式把待审判的案件推送到委员手中，这就是所谓的推送模式。该模式的优点是针对性强，能提高案例审判的质量，缺点是普通用户无法参与。如果说推送模式中普通用户是处于被动地位的话，那么抽拉模式，则是用户积极参与的过程。该模式的隐喻在于，案例好比放在抽屉里，而用户则主动去抽拉，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案例来进行互动，比如转发或评论。笔者统计了新浪“微博管理员”从2012年8月到2013年8月的131个判例，发现被转发次数最高的达13877次，被转发1000次以上的有16个，500到1000次的有18个，0到500次的有97个。鉴于微博病毒式的传播特征，即便是数百次的转发，知悉该案例的用户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由上可知，微博中法律习性的习得和子场域关系密切。一方面，法律习性的形成受所处场域的调节或制约，法律是建构子场域最重要的元素，而子场域的运作，至少在表面上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因此，假以时日，法律习性会形塑媒介用户，并且会内嵌于其思想之中。另一方面，法律习性也能建构所在场域，它使得法律文化在其中充满意义，尽管权力场域经常破坏这种意义的正当性，不过还是有理由认为，这种符号资本和文化价值对于行动者而言是值得角逐的。

二、培育策略：扩容与分层

相对于整个微博场域而言，微博社区管理中心是其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子场域，它具有“自治”的性质，并且场域架构、资本来源、惯习和策略等都和微博所形成的大场域有所不同。从法治角度说，如果认为出台、实施法律法规和加大处罚力度是从客观上强制性地约束媒介使用者，那么，“自治”场域的治理策略则试图通过进入行为者的主观世界而实现，是培育惯习的一种尝试，而微博委员会扩容则是惯习培育的外在化过程，即布尔迪厄所说的“策略”。“策略是实践意义上的产物，是对游戏的感觉，是对特别的、由历史性决定了的游戏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在童年通过参加社会活动而获得的，在卡比尔社会中存在着这一情况，无疑在其他地方也存在着这一情况，策略是在儿童的游戏中获得的。……这就预先假定了一种有关创造性的永久的能力，它对于人们适应纷繁复杂、变化多端而又永不雷同的各种处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7]如果把微博场域中的符号权力争夺看做一种游戏，那么策略的目的便是占有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资本，使符号实践者处于一种最有利的位置。在微博建构的符号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策略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既反映出该场域中不同行为者拥有的资本状况，又反映出分化情境下的微博中的符号实践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策略最终的指向，决定了微博场域中各种资本的移动方向及资本掌控者在场域中的位置改变之趋势。微博社区委员会是微博管理中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普通委员和专家委员类似于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子的描述，即他们属于支配场域中的被支配一方。

从整个微博场域来说，委员对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是与非、对与错享有判断权，然而他们又被排除在权力场域之外，面对权力场域中的掌控者，他们又是被支配的一方。因此，委员会的委员们所拥有的符号权力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中，这种变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拥有权力的主体，二是主体所掌控的符号权力大小。拥有权力的主体处于动态之中，指的是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和数量不固定，会因微博规制的政策和思路改变而变化。如为了实现所谓的“全民自治”，2013年7月，新浪微博称计划在年底将社区委员会成员增加到10万人。[8]如何从惯习培育的视域来理解这种扩容？首先还应分析相关背景：2012年5月，在新浪微博社区委员会中，专家委员会入选475人，普通委员会入选4971人。[9]2013年8月，普通委员会成员数量增长到13091人，专家委员会成员增至773人。[10]从2012年5月到2013年12月，微博运营商把社区委员会委员扩充近20倍，而且成员皆对普通微博用户言行的对错拥有判断权。对微博社区管理中心这个小社会而言，这个变化的意义不只是全民自律，更具有后现代社会治理的特征。专家扩容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系统权力异化成无所不在、让人难以逃遁的微观权力。伴随微博委员会扩容至10万人的还有：分层。这种分层在微博社区管理中心中无处不在，集中体现在社区委员会委员之间，还体现在普通用户之间，仿若在犯人的额头上刺字，区分功能一目了然。比如，就整个微博社区而言，从下到上的分层大致如下：违规用户、普通用户（又可称为旁观用户）、普通委员和专家委员等。紧接着，在各种用户内部又细分成很多等级，诸如以信用积分的正负区分了普通用户和违规用户，以经验值的多少来区分普通委员和专家委员等，而运营商对微博委员会委员所做的区分具有研究价值。主体享有的符号权力大小也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笔者限定了两个前提：一是在探讨该问题时，对主体的变化予以忽略；二是从委员会委员的“经验值”角度来切入。微博社区管理中心对委员的经验值描述如下：“社区委员会晋级经验值是社区委员会成员通过出席判定举报、判定是否正确的行为反映出的积分增减。经验值是社区委员会成员进行等级晋升和获取特权的唯一依据。”

根据经验值之多寡，普通委员被分成10个级别（-1，-2……-10），专家委员则被分为5个等级（-1，-2……-5）。等级不同，所享有的权力大小也不同。笔者认为，所谓经验值，实质是把监控和所享有的符号权力勾连起来，使微博用户积极参与判定举报。对于传统社会而言，这需要极高的成本，而且对用户自身所掌握的法律专业知识也有相当要求。在微博场域中，这个监控者同时也是被监控者。通过这种详尽的分层模式，义务被逆转成符号权力。换言之，经验值属于“策略”的范畴，是资本转化的一种手段；而经验值所隐喻的资本转化策略来自规制主体强烈的治理冲动以及微博社区管理中心这个小社会的结构特点等；这也表明在微博的治理实践中，处于场域中优势地位的行为者已经认识到，无论是法治还是技术控制，成本最低的是“借力打力”“群策群力”，因此，让渡出符号权力网络中的一部分权力成为必然。但是让渡权力的一方又给获得权力的一方设定了复杂的晋级路径，恰如微博中普通委员和专家委员的晋级方式：夹杂着义务、奖励和“特权”的拥有，尽管所谓的“特权”还处于“待推出”状态。那么，实践中微博运营商是如何把义务转化为奖励乃至特权的？新浪微博《社区委员会晋级制度》中列举了两种加分和一种减分情形：奖励加分、额外加分和处罚扣分。在该子场域中，用户监督他人的义务被量化成了分值，微博用户如果不参与监督判定，或者错误判定多，就会失去相应的加分可能。反之，用户越是积极主动参与、越是具有相关的法律专业素养、判断的准确率越高，其所获加分就越多，而加分累计到一定程度，又会获得资本拥有者让渡出来的“特权”。分值和特权之间又如何产生勾连的呢？以普通会员晋级到专家会员的路径为例，《社区委员会晋级制度》中规定，普通会员达到-3级，经验值达到120之后可以申请成为专家会员，两者所享有的权力是不同的，普通会员仅享有“参与用户纠纷类判定”的权力，而专家会员则具有“参与不实信息类判定及上诉类判定”权力以及获得更多“特权”的可能。这种情形可以被看做资本的转化策略。“该模式强调不同类型资本的不同形构、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的‘兑换率’。布尔迪厄把社会流动看做资本的投资与转化策略，这样的观点把‘纵向的’运动与‘横向的’运动加以区分。前者指的是在同一场域中向上或向下的运动，而后者指的是跨场域的运动。场域内的纵向运动（比如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包括同一种类型的资本的积累，而场域之间的横向运动则要求资本的再转化”。

把义务量化为分值，而分值又成为普通会员晋升为专家会员的主要依据，这是所谓的“纵向的”资本转化策略。在微博专家委员中也存在“横向的”资本转化行为，指专家委员从传统社会场域跨语境位移到微博场域，其所掌握的资本也相应从此种形式转化成彼种形式。一般来说，微博中的专家委员在现实社会中就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一点从微博运营商对专家委员的要求以及第一次招募的专家委员构成情况可以看出来。先来检视“专家委员会报名及审核条件”的相关规定：拟成为专家会员者，“需具有以下任一身份：1.领域专家学者（机构），2.科学及科普人士（机构），3.知名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机构），4.善于利用互联网搜集信息的人士”。[13]2012年5月第一次招募的微博专家会员人数为475人，其来源情况是“记者、媒体人士138人，学者、研究人员、教师64人，机构用户57个，领域专家55人，律师44人，医疗卫生人士26人，科普人士14人，公务人员29人，互联网专长人士48人”。[14]上述资料表明，微博管理中的专家委员来源多元化，且在现实社会中拥有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的资本，尤其是“领域专家学者（机构）”和“知名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机构）”等类型的专家。在475名专家会员中，律师等具有法律专业素养的人士所占比例尚不足1/10，公务员等来自权力场域的人士仅占6%有余，媒体人员所占比例接近30%。这至少表明，微博作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受到大众传播媒介从业者的关注。另外，对微博做出反应的社会阶层多元。

但是在招募专家委员时，法律并未作为一个特别强调的因素而予以凸显，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既然所谓的专家委员并非来源于微博场域中的符号资本拥有最多者，因此，上述400多人在履职之后，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进行资本的转化，把在现实社会中拥有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等转化为适用于微博场域中的资本类型。比如，利用已有的名誉来扩大粉丝数量，扩大在微博场域的影响力，或者利用专业素养来强化人们对其专家身份的认同等。当然这种转化也是双向的，微博专家委员同样可以利用专家委员所形成的文化资本，转化为适用于现实社会的资本类型等。微博运营商和专家委员之间的关系简单而又微妙，专家委员的招募或除名缺乏一个严谨、合法的程序。因此，存在冲突不可避免。笔者对新浪“微博管理员”2012年8月到2013年8月的关于开除社区委员会委员的微博做了统计：其间除名普通会员62人，专家会员45人，前者除名的原因有，“用户不实信息”“人身攻击”或“账号已不存在”等；后者除名的原因有，“人身攻击”“不实信息”，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有27个专家委员是主动辞职。这意味着微博运营商试图借助专家委员所具有的资本来树立微博规制的合法性，不过具体规制策略又不仅仅限于法治，这是两类资本的不对等交换。但是无论如何，该策略至少在表面上改变了法律在微博中滞后、文化冲突、武断和粗暴的形象，它使得微博中的法治从肉体惩罚等暴力运作模式转向为修辞的、嵌入日常微博实践中的权力运作方式。在该场域中，冲突的解决方式被仪式化了，法律是以修辞与互动的面貌呈现的。

三、结语

社区管理论文篇3

1.1高度重视同伴关系

对于智障儿童，其在抽象思维方面有所欠缺，并且难以进行自我检讨，为了防止相关事项的失败，在对某些问题加以解决时，往往需要在别人的引导下有效完成，或者模仿他人最终将问题有效解决。在遭受到同龄团体排斥的过程中，非常容易受到不良少年的影响。对于一些不良同伴群体，往往导致智障儿童做出一些的不利行为。对此要求社区管理人员针对智障儿童之间的同伴关系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针对不良的同伴关系，需要研究有效措施加以干预，成功确保其走向社会过程。社区管理人员需要使患儿意识到，在处理同伴关系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环境适宜、存在有益的交往意愿并且掌握一定的操作技巧。

1.2对患儿实施生存教育

要求社区管理人员需要针对患儿给予必要的生存教育，通过生存教育，有效进行患儿的智力补偿，并且能够逐渐适应行为方面存在的差异。成功将其智力潜能挖掘，最终能够有效进行生活自理并且适应社会，对于社会上的一些基本知识以及相关技能能够有效掌握。使患儿明确个人与家庭、家庭与社会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步入社会，能够自主完成一些简单的劳动;对于后续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以及良好品格的塑造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3使患儿掌握认知能力

要求社区管理人员需要对患儿进行相关的培训，使患儿能够具有基本认知能力，主要包括听说读写方面的能力。对于一般的交往性语言能够理解，并且可以读懂常用的汉字，对于简单的语言文字能够进行书写，对于简单的加减法计算可以自主完成，对于一些数量单位(货币以及时间等)，可以有效掌握。

1.4鼓励患儿积极参加相关的活动训练

针对智障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进行密切分析，鼓励患儿积极参加社会的系列实践活动，有效提高患儿自身的适应能力，使患儿内心滋生热爱生活的情感，从而能够积极参加社会的系列实践活动，有效树立自信心并塑造品格，成功将身心的缺陷进行矫正并补偿。

1.5对患者给予必要的家庭关怀

对于智障儿童，在智力障碍低下的情况下，内心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焦虑以及抑郁感，得知与同龄儿童存在较大的差距后，即使不能有效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内心仍然存在一些消极情绪，对身心的发展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对此，要求患儿的家属能够对患儿当前的心理状态进行认真分析，给予患儿足够的家庭关怀，使患儿内心能够滋生一种被关怀感，从而缓解内心的诸多消极情绪，利于病情的缓解。

1.6评价方法

通过模糊数字评分法对患儿的心理状态、运动能力以及理解能力进行评分，评分的最低分为0分，最高分为10分。患儿心理状态:0分:内心焦虑抑郁感非常强烈;10分:内心焦虑感与抑郁感缓解程度明显。运动功能:0分:患儿运动功能恢复程度较差;10分:患儿运动功能恢复程度非常高;理解能力:0分:患儿理解能力提高程度较差;10分:患儿理解能力提高程度非常好。

1.7统计学方法

在进行本次实验的研究过程中，主要通过统计学软件SPSS15.0完成数据库的建立，通过t检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通过卡方检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以p＞0.05为不存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干预前与干预后进行对比发现，患儿在运动能力、理解能力以及生活质量评分方面表现了极其显著的提高(p＜0.05)。在患儿内心的感受方面，给予干预后也获得了显著效果，患儿内心感觉到足够的温暖。

3讨论

诸多研究证明，针对智障儿童，为了有效将其智力问题以及行为问题加以改善，采取有效措施给予干预显得至关重要。智障儿童因为自身的缺陷问题，导致在智力行为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患儿内心也会产生的强烈的焦虑与抑郁感。在认知程度以及理解程度等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障碍。并且系列的心理问题会造成患儿不能有效适应社会的当前发展。针对患儿给予社区管理以及家庭关怀，在患儿的心理以及智力的发展方面，能够表现出显著的作用，二者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善。对其给予针对性的社区管理，针对儿童能够进行更深层次以及较为全面的探索，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干预，从而可以保证患儿有效弥补自身缺陷，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社区管理论文篇4

1.基础管理工作不断夯实。广大社区统战工作在上级部门的领导支持下，立足基础工作，基本上建立健全了社区范围内统战成员数据库，并分门别类、建档立簿，输入微机实行动态管理，夯实了统战基础管理工作。在此基础上，社区统战工作还通过入户走访、电话联系等多种方式，第一时间掌握统战对象的构成状况和变动情况，实时动态更新统战对象资源数据库，实现了社区统战资源底数清、情况明、工作实，为更好地服务社区管理创新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完善。绝大多数社区都建立了统战工作协调小组，坚持把社区统战工作与社区党建、社区管理、社区宣传、社区服务、创建和谐社区等工作结合起来，实现了社区统战工作有效融入社会管理创新。大部分社区着眼于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了社区统战工作情况通报制度、定期学习制度、信息反馈制度、走访慰问制度等工作机制，形成了领导带动、社区联动的社区统战工作机制，极大地促进了社区统战工作。有的社区还广泛开展社区党员会、居民代表会、统战成员联谊组织、信教骨干群众座谈会等多种“同心”活动，畅通联系渠道，倾听意见建议，及时改进工作，把社区统战工作纳入了制度化轨道。

3.工作合力不断增强。各社区在充分整合社区党政资源、统战资源、社会资源、区域资源的基础上，坚持用社会化的理念积极推进社区统战工作，最大限度地实现统战工作全面融入社区管理和建设的方方面面。广大社区还充分利用社区各方面资源，采取结对、帮扶、共建等多种形式，有效利用辖区内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人才、场地、设施、器械等资源条件，形成共享共创工作合力，促进了统战工作的有效开展。在此基础上，大部分社区都积极开展“双向服务”，通过开展结对帮扶困难群众、医疗服务、法律咨询、便民服务等活动，调动社区统战成员参与社区建设，同时，通过依托社区优势，把秧歌队、腰鼓队等文体活动作为联系统战成员的阵地和桥梁，吸引广大统战对象参加社区的各种活动，营造了社区统战成员、居民共建和谐社区的良好氛围。

二、当前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存在的问题

调研发现，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在探索中不断完善，服务社会管理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不足。

1.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创新组织网络还需要进一步健全。虽然社区统战工作组织网络建设不断完善，但有的社区统战组织网络仍不健全，有的社区统战工作队伍力量短缺，大部分社区统战委员身兼数职，负责多项工作，往往疲于应付，开展服务社会管理工作精力不够，社区统战干部更是严重不足。

2.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载体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近年来，社区统战工作活动载体在探索中不断完善，但随着新形势新任务的发展，社区统战工作载体不同程度地出现明显的滞后现象，有的社区没有统战成员活动场所，甚至有的社区统战成员彼此之间基本上没有交流活动。

3.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虽然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机制不断增多，但在更好地融入社区管理创新、更好服务社区管理等工作机制上还需要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为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奠定坚实的制度保障。

4.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创新活动平台还需要进一步拓宽。虽然各社区在创新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上，探索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活动，但社区统战活动平台不够宽阔，统战部门组织开展社区活动不多，影响力不大，甚至有的统战成员常年不参加社会管理活动。

三、关于深化社区统战工作服务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考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区统战工作，必须坚持用创新的思路和办法，创新组织网络，工作载体、体制机制、活动平台，从根本上化解统战工作最后一公里问题制约瓶颈，更好地发挥社区统战服务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1.创新组织网络，努力扩大社区统战在服务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影响力。社区统战工作是一项对象广泛、社会性强的工作，必须从组织机构和人员队伍上完善纵横交织、立体交叉的网络体系，实现社区统战工作网络全覆盖。探索建立完善社区统战工作组织体系，社区、楼宇层层健全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抽调充实人员力量，统筹协调统战进社区、服务社会管理工作。积极开展社区统战网格化管理，在一个或几个相邻楼区形成的网格中，按照有队伍、有场所、有制度、有牌子、有办公设施要求，设立网格统战工作室，配备专兼职统战干部，广泛设立统战沙龙、统战之家、统战工作室，组建统战信息员、统情快递员，加强网格单元之间的沟通交流，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浓厚的社区统战氛围。积极搭建社区统战成员联系平台，通过建立“统战快递站”、成立社区统战工作协调小组、共建社区联谊小组等形式，实时全面掌握社区统战成员情况，提高社区统战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完善统战成员“建一策”直通车，通过在网站上公布征求意见信箱、编印“献一策”活动简报等方式，及时反映统战成员意见诉求，最大限度地畅通统战服务社区管理渠道，更好地推动社区建设。

2.创新工作载体，努力增强社区统战在服务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凝聚力。完善的工作载体是社区统战服务社会管理的有效抓手，必须坚持把加强基地建设作为统战工作融入和服务社会管理的切入点，通过建设统战成员教育基地、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统战部门联谊交友基地、统战理论调研基地等，不断拓展社区统战工作阵地，更好地发挥社区统战服务社会管理的作用。建立健全社区党委定期联系党外代表人士的交友谈心制度，搭建社区统战成员之家、少数民族之家、社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席会等社区统战工作阵地，紧密联系各方面统战代表人士，通报情况，增进交流，把统战成员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域经济、社会建设中来。探索完善统一战线教育基地、党外代表人士实践锻炼基地、统战成员创业基地、统战部门联谊交友基地、统战理论调研基地等阵地建设，为社区统战服务社会管理创造完善的工作载体，更好地发挥统战成员服务社区管理工作。

3.创新工作机制，努力提升社区统战在服务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公信力。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区统战融入和服务社会管理，必须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筑牢社区统战服务社会管理的制度保障。积极建立健全社区统战委员（干部）职责及工作制度、目标管理制度、民族宗教工作协调机制、党政有关部门统战工作协调配合机制、处理突发机制和统战工作服务中心工作制度，建立完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相关制度，有效推进社区统一战线服务社会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探索建立党外代表人士联席评价进出机制，采取上级评议、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从政治素质、能力素质、工作业绩等予以评价考核，建立客观公正、重点突出的评价指标体系，采取违法违纪一票否决和综合评价末位淘汰的方法，对党外代表人士实现“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确保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代表性和纯洁性。

社区管理论文篇5

[关键词]：法院；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管理模式

我国目前正大力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但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设置存在很多问题，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应当由公安机关负责对五种非监禁的刑罚措施的执行，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体制基本确立了“两个主体”的试点方针，即根据现行法律，公安机关是“执法主体”，由司法行政部门担当日常“工作主体”。这种所谓的“两个主体”的运作模式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的执行效率，本文试从法院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角度，借鉴国外已有的经验，分析国内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探索，探讨在我国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可行性，并提出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设想，以供讨论。

一、国外由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实践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社区矫正的执行一般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法院系统执行，如德国、法国等，一种是由行政机关执行，如英国、日本等，有的国家同时存在两种方式，如美国。对于社区矫正的最主要形式——缓刑来说，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都在刑法中规定由法院系统来负责监督执行，负责缓刑考察工作的法院多数是原审法院，有的国家规定也可以是被告人居住地初审法院。[1]

1、德国。德国社区矫正形式主要是缓刑和假释。德国的缓刑、假释由缓刑官、假释官负责监督执行。缓刑假释官的主要任务包括：（1）为被缓刑假释人的就业、救济、与公共机构打交道等提供咨询、照顾和帮助；（2）对被缓刑假释人进行监督；（3）促使被缓刑假释人重新社会化；（4）完成司法部委托的相关工作；（5）向法院汇报被缓刑假释人的各方面状况等。缓刑假释官发现被缓刑假释人未遵守缓刑、假释条件的，可进行训诫，训诫无效的应向法院报告，由法官视违规程度决定延长缓刑假释期限或者重新收监执行。约有35％左右的被缓刑假释人重新入狱服刑。缓刑假释官是由法院聘任，接受法院的指示，向法院负责，属于司法部的公务人员。[2]笔者不认同德国的社区矫正是由司法部管理的结论观点。[3]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德国的国家机构设置与我国不同，德国的法院和检察院都是司法部的下设机构，而在我国，法院与司法部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准确的说，德国的缓刑和假释是由司法部下设的法院通过聘任缓刑、假释官来具体负责缓刑假释人员的监督、救济，而不能笼统的说德国的缓刑假释是由司法部管理，因此我们不能盲目的照搬、模仿德国的做法。

2、法国。法国的社区矫正主要有缓刑、假释、公益劳动、剥夺权利等方式，法国各类社区矫正形式都是由被判决人惯常居住地区的刑罚执行法官负责执行。每一个大审法院应有一名或数名法官专门负责裁判的执行。负责判决执行的执行法官是在征求了最高司法会议的意见之后，以法令形式指定的，任期三年。缓刑考验期内，被缓刑人应履行的特殊要求以及有罪判决本身的要求可在任何时候由刑罚执行法官作出裁决，刑罚执行法官在缓刑考验期内也可以随时作出决定变更或取消被缓刑人应履行的特定义务。如果被缓刑人不履行特定义务，刑罚执行法官可以作出附具理由的裁定，将被缓刑人立即关押至最近的监禁场所。[4]由于假释人员应遵守的义务大部分与缓刑人员所规定的义务相类似，假释也是由执行法官负责监督执行。[5]

3、美国。美国的社区矫正形式主要有缓刑、假释、中间制裁等。由于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在美国没有统一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各州有自己的一套制度措施。对于缓刑，从目前来看，成人缓刑大致有四种模式：有三十多个州由政府的矫正局管理，6个州由州法院系统管理，6个州是由当地市县法院管理，4个州由市县政府部门管理。青少年缓刑多数是由法院系统管理。赞成法院管理的人认为，法院对缓刑有更多的责任，在缓刑的全过程中，法院能对缓刑工作者进行指导并随时采取及时的行动，法院往往更相信自己工作人员的情况汇报。[6]但是法院对假释人员没有执行权，因为在美国，假释都是司法部下设的假释委员会的管理下运作，由假释委员会负责假释的决定和监督，没有法院的参与，因此法院也就不介入假释人员的监督管理。

二、国内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探索

在我国，根据刑法和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社区中的服刑人员的监督和管理是由公安机关负责承担。其实在建国初期，我国的法制建设还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在当时的司法实务界曾出现过对于缓刑——这一最重要的社区矫正形式，究竟是由法院负责执行还是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的选择问题。最高法院在与公安部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对于一般缓刑犯由当地公安部门负责监督执行。[7]建国初期，管制的适用和制度也都比较混乱，人民法院可以将其作为刑罚方式适用，公安机关可以将其作为行政处罚适用，有的地方，区乡人民政府也承担执行管制的任务。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公布之后，管制也正式开始由人民法院判决，由公安机关执行。[8]

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表明，由公安机关执行非监禁刑刑罚措施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服刑人员处于无人管的状态。在实践中，有的法院迫于无奈，为了不使非监禁刑服刑人员脱管，只能自己对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如2004年无锡市开发区法院实行“新政”，首次对17名缓刑犯建档考察，缓刑判决生效后，法院在每月初向缓刑犯发送《思想汇报表》，缓刑犯必须作出书面的工作、生活汇报，由当地公安机关认可后在月底反馈到法院。法院还会定期向缓刑犯寄送法律学习资料，缓刑人员也要写出学习心得。有业内人士认为，法院注重和加大对非监禁刑人员的管理，有望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化、制度化。[9]贵阳市中级法院在对一起假释案件的审理中，为确保服刑人员在假释后不再危害社会，法院特别对假释条件进行延伸，包括假释人员出监后有无生活来源等，还将征求服刑人员家庭成员及原所在社区的意见，查明其是否愿意接纳。在服刑人员获得假释后，法院将不定期对其回访，一旦发现有轻微违法行为或表现不佳，要立即取消假释。有人认为，法院这样加强假释人员的监督有越俎代庖之嫌，因为监督假释罪犯是公安机关而非法院的职责和权能，[10]但是，设想如果公安机关真正切实做好了假释人员的监督管理工作，法院不会多此一举，这一做法虽然与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但是法院的初衷是好的，也是为了维护刑罚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切实保证刑罚的顺利实现，预防犯罪行为再次发生。

近几年，法院系统还出现了一些我们现行法律尚未规定的社区矫正形式，如社会服务令制度和暂缓判决制度。这两种制度在国外的社区矫正工作中已经很具代表意义，在国内进行相关探索实践能够大力推动我国社区矫正与国际接轨。社会服务令，是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对已构成犯罪的未成年涉罪对象，责令其至某一场所，完成一定期限且为无偿社会服务劳动的非刑罚化的矫治措施。适用范围包括：试行暂缓判决的，判处管制的，单处罚金的，判处免刑的，宣告缓刑的。[11]这种社会服务令制度自2002年在上海长宁法院首次试行之后，国内许多省市的基层法院相继在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尝试探索社会服务令，取得了较好的教育矫正效果。社会服务在法院指定或者法院同意的劳动场所内进行，劳动场所须有必要的帮教组织和反馈机制，及时向法院反映信息，因此社会服务令的全程运作都是由法院进行监督。同时，法院与劳动场所密切合作，可以开展多种有效的矫正项目和教育活动，积极促使涉罪未成年人改恶从善，矫正不良心理和行为。实践证明，由法院负责社会服务令——这一社区矫正形式的监督和矫正是可行的，也是成功的。通过以上实践表明，在我国，法院有能力胜任社区矫正的监督、管理和矫正任务。

三、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可行性

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比较混乱，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社区矫正的刑罚措施是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而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是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具体来说是由基层司法所负责开展对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和矫正工作。现在国内学术界也是普遍倾向于由司法行政机关取代公安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但是，基层司法所是否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值得怀疑。有学者指出，由于当前基层司法所不具有刑事执法性，不适应对社区矫正进行专业化管理的要求，而且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不顺、基础设施薄弱、工作力量不足以及队伍素质相对较低的问题，因此，基层司法所难以胜任社区矫正工作。[12]既然公安机关和基层司法所都难以胜任社区矫正的工作，在我国应当如何构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这是我国社区矫正进一步深入开展之前应当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构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既要参考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现有体制情况，不能因循守旧，更不能盲目照搬。历史证明公安机关已不适合作为非监禁刑的监管和矫治工作，基层司法所的现有体制和资源也难以胜任。国外很多国家是存在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先例，但是在我国“两高两部”在确定社区矫正试点的管理体制时缺乏深入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13]我们应当看到，国外也存在不少由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经验，而国内司法实务界又自发出现了由基层法院负责监督管理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这也反映了我国实践中的发展方向和实践需要。任何真理都是从实践中来，我们有必要对法院的这些探索加以重视，并进一步研究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社区矫正的管理体制。

1、法院管理符合社区矫正的专业性、法律性的基本要求。社区矫正是非监禁性刑罚的执行过程，刑罚的执行必定是一项专业性和法律性较强的工作，要求刑罚的执行主体必须具备刑事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修养。同时，社区矫正更是对罪犯的矫正过程，社区矫正工作者要对针对服刑人员开展心理矫正，通过多种形式的矫正活动和矫正项目，通过集中学习和个别教育等方式，帮助其克服不良心理的影响，并及时帮助解决服刑人员的一些困难，对特殊需要加以引导，最终的目标是使其避免再次犯罪，成为守法公民。在这个矫正的过程中，要求执行主体队伍必须具备法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法律性较强的工作。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关于犯罪发生、犯罪心理方面的经验，培养了大量熟悉罪犯心理、了解罪犯处境的一线工作者，再加上可以聘任社会上的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志愿者帮助开展社区矫正，因此，法院有能力胜任社区矫正这一专业性、法律性较强的工作。

2、法院管理符合社区矫正的刚柔并济的工作要求。在社区矫正中，既要在监督管理上有刚性的一面，因为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的过程，须进行轻微强制性的管束，必须体现一定的惩罚性；又要在教育矫治上有柔性的一面，因为刑罚的适用要以罪犯的心理康复为最终目标，心理矫治需要在对罪犯心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矫治项目，强调对罪犯心理和情绪障碍的引导和疏通。我国法院拥有一定的国家强制力量，有自己的司法警察队伍，可以保证社区矫正的顺利执行。另外，我国从1984年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以来，现已在全国确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都由少年法庭审理的制度。多年来少年法庭的运作，积累了丰富了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柔性审判和管理的宝贵经验，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实践经验进一步巩固和发扬，并运用到社区矫正的实际工作中去。此外，还可以通过聘任志愿者的形式，帮助开展对服刑人员的心理矫治和生活援助等。因此，法院的工作方式符合社区矫正刚柔并济的要求。

3、法院管理有利于提高社区矫正的工作效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国家里，法院一般也是社区矫正刑罚措施的决定机关。法院经过对案件的审理，对罪犯各方面情况已经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因此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法院可以针对罪犯的具体情况开展个性化的矫正项目，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社区矫正的工作效率。

（2）罪犯在被矫正期间应当遵守的义务都是由法院规定的，因此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这些义务要求会有更深入的理解，更全面的把握。

（3）对社区矫正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法院可以及时作出反应。法院可以及时作出刑罚执行过程中奖惩的处理结果。罪犯在服刑过程中表现较好的，法院可以根据情况及时作出减刑的决定。对于服刑人员违反监管义务的，法院也可以及时作出惩罚措施，严重的可以将违规者带回法庭，并及时根据情节轻重和恶性大小，酌情作出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如果由其他如行政机关管理社区矫正，出现以上情况时，要经过复杂的审批程序，最终的减刑或者其他刑罚执行方式变更的决定仍要由法院作出。因此，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可以避免不同机关之间不必要的繁琐交接程序，节约行刑资源，提高行刑效率。

四、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设想

借鉴国外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刑罚的经验，总结国内法院监督管理社区矫正对象的探索，试对我国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模式作如下设想：

1、关于机构设置。建议在基层法院内部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部门，该部门可以叫作“社区矫正局”，与原有的“执行局”并列。社区矫正局内部可以设置管制庭、缓刑庭、假释庭等分支机构，具体管理不同类别的矫正对象。不同类别的矫正对象有其不同的特点，对其也应当展开有针对性的矫治方案，因此应当设置不同的庭，根据罪犯的类别分类矫正。这样，在刑事审判庭判决生效之后，相关司法文书立即转交社区矫正局，避免了不同机关之间的衔接配合不力的弊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的案件也按照就近的原则交由基层法院负责执行。

2、关于执行人员的配备。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一支专职队伍来负责执行，因此要在部门内部配备充足的专职人员，而不能由审判法官或者其他人员兼任。建议可以由具有审判经验的刑事审判法官调任社区矫正局，负责社区矫正的监督、执行。因为他们通过多年的审判实践，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刑法学、犯罪学方面的知识，而且对犯罪心理、犯罪动机的形成，以及对罪犯的需求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可以在对罪犯充分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矫治活动。这样，通过法院内部调任的方式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不改变工作者的原有人事关系，因此在实践中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也可以通过向社会招聘的方式，聘任社区矫正工作者。无论哪种方式，要成为正式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

3、关于志愿者队伍建设。法院专职人员的数量和能力毕竟还是有限的，需要广泛发动群众力量，吸收一定数量的志愿者参与到社区矫正中来，他们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开展对服刑人员的矫正活动。志愿者可以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心理医生或者高校学生，也可以是表现较好的刑满释放人员，因为他们更了解被矫正对象的心理，与被矫正对象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一部分刑满释放人员也有服务社会的热情和愿望，他们可以在帮助矫正的过程中，与被矫正对象一起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4、关于奖惩的处理。建议赋予法院社区矫正局充分的奖惩决定权，即社区矫正局有权直接对被矫正对象的奖惩作出处理，而不需要经过其他部门的审批。这样可以节约宝贵时间，既可以提高被矫正人员的接受矫正的积极性，也能够对违反监管规定的人员及时作出处理，提高工作效率。社区矫正局也应当享受减刑决定权，对表现较好，符合条件的被矫正对象依法进行减刑，使社区矫正保持在一个高效、动态的运作过程中。使那些表现较好、已经没有矫正必要的人员及早脱离被监管的状态，对恶性较大的对象加强或延长矫正，充分体现个别化的原则。对于违反监管规定的对象，社区矫正局可以直接作出惩罚的决定，对于重新犯罪的，应当立即撤销社区矫正，转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进行侦察、。

参考文献：

[1]张文学编著《中国缓刑制度理论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144-145页。

[2]陈泽宪《德国、法国非监禁刑罚及替代措施》，/shownews.asp？id=2762.

[3]司法部赴德国社区矫正培训团《德国社区矫正概览》，《中国司法》2005年11期。

[4]刘强主编《各国（地区）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35-436页。

[5][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罗结珍译：《法国刑罚总论精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643页。

[6]刘强编著《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64、65页。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处缓刑的一般刑事犯由公安部门监督执行的复函》，1953年3月27日，法办字第1657号。

[8]吴宗宪等著《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61-462页。

[9]《开发区法院为缓刑犯建档，法官和犯人间的沟通更紧密——监外管理导入“社区矫正”》，《无锡日报》2004年03月10日。

[10]《这样假释不妥》，《法制日报》2004年1月6日。

社区管理论文篇6

西岗区档案局通过调研发现，在规范化建设正式启动之前，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各街道的社区档案工作处于分散、凌乱、参差不齐的状态：重视程度不够，体制机制不健全；工作队伍不整，业务素质偏低；档案管理不规范，工作基础薄弱；经费投入不足，设施设备陈旧。此外，社区档案多以文书档案为主，而反映社区工作全貌且有保存利用价值的社区声像档案、实物档案相对较少，结构不尽合理。

规范化管理的积极尝试

1.提高认识，增强社区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使命

西岗区区委、区政府提出了抓社区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就是抓基层组织建设、就是抓社会和谐稳定的理念，并将此项工作作为贯彻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及辽宁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的抓手，纳入全区总体工作布局，在全区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档案部门归口负责、街道社区主动作为、居民群众踊跃参与的社区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格局。区档案局确立了“三步走”战略，从2012年起连续3年将社区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要点，作为全区档案系统一号工程，高起点开局，高标准推进，确保达标工作不迷失方向、不偏离轨道。

2.树立典型，打造社区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样板

开展社区档案定升级工作没有现成的规律和经验可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完善。区档案局确立了“选树典型、积累经验”和“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的指导方针。2011年7月，经过深入摸底，确立了档案基础工作比较好的北京街道北京街社区作为试点单位，集中市、区、街道档案部门的人力、财力和精力重点突破，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人员有专兼、经费有保障、存放有装具、管理有制度、查询数字化的目标，成为全区社区档案规范管理的标杆。2011年12月，西岗区承办了大连市城市社区居委会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现场会。2012年10月，北京街社区顺利通过了辽宁省一级档案定升级验收，其经验在全市推广。全区其他社区结合各自实际，在借鉴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先后完成达标任务。

3.齐抓共管，形成社区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合力

社区档案工作牵涉面广，任务量大，特别是一些街道、社区欠账较多，单靠某一个部门难以完成。区委制发了《关于加强社区档案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了规范化管理的目标任务和思路举措。分管副书记多次听取社区档案工作专题汇报，并在全区档案工作大会上提出明确要求。区档案局协调财政部门将社区档案升级工作经费列入预算，协调民政部门在社区硬件达标中事先预留档案用房，协调经信部门给予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支持，并深入街道召开推进会，协调解决各类实际困难。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制定了《社区档案定升级实施方案》，举全街之力做好档案达标工作。日新等街道本着缺什么补什么、一步到位的原则，一次性投入近百万元，改造隔离出独立的档案库房，使社区档案室焕然一新。绝大多数社区添置了打印机、空调、灭火器等设备，使社区档案室基本达到“八防”要求。

4.规范管理，夯实社区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基础

区档案局参照《辽宁省机关档案工作评定办法》，加强档案基础业务建设。依据《大连市社区档案管理规定》，制定了既符合社区档案工作规律又具有西岗特色的《社区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等，明确了“五统一”：一是硬件建设统一，按照省一级、二级标准，规划建设面积达标、设备完备、保密安全的社区档案室。二是归档范围统一，从党群工作、行政综合、社会保障、治安调解、文化教育、环境卫生等7个方面收集归档材料。三是保管期限统一，将社区档案分为永久、30年和10年3个保管期限。四是分类原则统一，将社区档案分为文书、会计、声像、实物、户籍档案5大类：文书档案按“年度—机构（问题）—保管期限”分类；会计档案按“年度—形成”分类，分为凭证、账簿、工资明细表、报表4个门类；声像档案按保管期限分类；实物档案按年度、级别、奖励形式分类；户籍档案按“家庭住址—家庭成员”分类。五是整理要求统一，所有社区文书档案以“件”为单位整理，案卷排列按小流水的方法，文件编号用阿拉伯数字，以便于保管和查询利用。

5.开发利用，发挥社区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功效

区档案局指导建立了文书档案归档文件目录，实物、照片、会计档案案卷目录，全宗卷等检索工具；加强编研工作，指导编写了《社区大事记》《社区组织沿革史》及《基础数字汇编》等编研材料。社区档案工作不断完善，不仅使退管、计生、综治等工作成果有据可查，而且有助于为居民提供教育、就业、社保等政策法规咨询服务，在处理经济纠纷、化解邻里矛盾、进行司法调解等方面发挥了作用。如每年收取采暖费、单亲家庭居民申报双失业独子奖励费时，社区工作者依据档案记载开具证明，确保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最需要的居民家中。

6.打造特色，丰富社区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内涵

在做好基础性工作的前提下，西岗区档案局积极动员那些档案意识强、有一定积累并且热衷于公益事业的社区居民将家庭成员的成长足迹、书信票证、古书字画、族谱家谱等史料规范整理成家庭档案分类存放，征集社区民间艺人的剪纸、小人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成特色档案集中展示，挖掘辖区收藏爱好者手中的文物资源开展婚俗礼仪、日军侵华铁证等专题展览，拓展档案文化价值。针对“两新组织”档案建设的需求，指导辖区非公有制企业、社区社会组织建档。开发“365社区家园档案”，丰富社区档案资源，完善社区档案结构。通过努力，2014年年底，西岗区45个社区档案工作已全部达标，其中，达到省一级标准的有32家，占社区总数的70%以上，3个街道的所有社区档案室均达到省一级标准。2015年6月8日，大连市城市社区档案工作总结会在西岗区召开。

几点启示

1.信息化是方向

采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改造传统档案业务，提升档案管理水平和服务效率，是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也是“智慧西岗”建设的题中之意。除了安装刻录机、购买移动硬盘做好光盘档案备份和存储再备份外，如果将文书档案数字化加工后并进行数据挂接，不仅可以提高查询效率，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原件。而配备“双套制”接收系统，建设社区数字档案室，实现网上查询则是远景目标。

2.标准化是重点

只有基础性工作细致、扎实，才能确保整体性标准、规范。比如，在公文行文环节，要求按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对公文的格式、内容等严格把关，提高卷内文件质量；在归档环节，无论是装订案卷、拟写题名、填写封面与盒脊，还是编号、编目、装盒等都力求准确、清晰；在上柜环节，统一卷盒、备考表等装具；在保管环节，会计档案由会计人员和档案员双人保管，档案员调离工作岗位时严格办理移交手续。

3.专业化是关键

做好社区档案工作仅凭工作热情还不够，必须有懂业务的工作者队伍。实际工作中，各社区配备了大专以上学历、中共党员、年龄较轻、具有一定社区工作经验的档案员。区档案局业务指导科的3名同志直接将办公室搬到社区，集中办班，以训代会，现场讲解，做到讲明白、听明白、看明白、干明白，基本做到了业务知识“零盲点”、优质服务“零距离”、查档结果“零投诉”。督导验收人员由市局馆室处专家领衔，采取听取汇报、现场查看、封闭评议等办法，严把质量关。

4.制度化是保证

要确保档案工作有章可循，首先必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法律法规完善规范化管理的规章制度。包括档案搜集制度、管理制度、利用制度、借阅制度、保密制度、奖励制度以及档案员岗位责任制等。建立档案借阅登记和利用效果登记，严格执行档案查、借阅手续，做好档案统计工作。西岗区档案局组织编写的《社区档案工作汇编手册》，对于社区档案的形成、收集、整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5.一体化是根本

社区管理论文篇7

（一）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不明确

政府对居委会职能定位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明确，在实际工作中，居委会往往更像是政府的“派出机构”，而非自主进行社区自治管理的主体。在事务性工作中，居委会承担了大量各级政府部门的任务，成为了任务落实的执行层。另外，街道与社会团体这样的机构在社区管理中承担的应该是监督与考核的职能，但是在实际中却成为了接受政府考核的单位，导致无法有效地搭建起政府与居民之间的交流沟通桥梁，反受其咎成为众矢之的，大大挫伤了其工作积极性。

（二）政府对社区自治的保障不力

政府在城市社区管理上的越位与错位并不代表其本职工作的完美，恰恰是在行政过程中的“缺位”造成了更多的问题。首先是在制度保障上，并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配套法规，旧有的原则性宏观性的法规年代太远，已不能细致到指导具体工作，对一些新问题并不能做出及时调整，一定程度上已经制约了社区的发展建设。另外各级政府对城市社区自治并未形成系统的政策指导，没有建立起运行流畅的机制保障。其次是在对“第三部门”的培育与保障不到位，对社区的中介服务机构、社会团体等没有进行有效的资助与组织，不论是资金还是政策激励都没有相应的系统倾斜，致使社会团体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不高。此外在公共服务提供上，政府依然不能提供足够保障，基础建设相对薄弱，社区内图书馆、活动室等建设由于资金等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本性解决，使居民无法感受到社区的归属感，从而公民意识不能有效地实现向社区意识的转变，影响了社区管理的实效。

二、城市社区管理中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

政府要想改变在城市社区管理中的越位、错位、缺位，必须进行着力于社区建设与政府主导的政府职能转变，其中角色的定位、关系的厘清与模式的选择格外重要。

（一）观念的更新：有限有效

政府在社区管理上的误区，尤其是大包大揽与直接经营的做法，根本在于观念上对政府的角色与职能定位不清。政府对社区的管理职能不必也不能体现在直接管理上，社区的自我管理与发展不会削弱政府对社会的管控，恰恰相反，实现社区自治的和谐繁荣就是增强政府宏观控制力的途径和体现。政府在履行职能过程中要以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新问题，逐渐积累科学合理有效运用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进行社区引导与管理，事无巨细的包揽只能造成决策与执行的混乱。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在于政府要在观念上实现更新，树立起“有限一有效—共赢”的基本目标。“有限”即政府要适当放权，退出社会和市场力量可以自发管理服务的领域，以政策制定与宏观调控为主，将“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有效”是指政府要着力于提供行之有效的政策支持与服务保障，以社区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提供软硬件保障，注重实效性；“共赢”要求政府职能实现过程中保障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调动社会各方参与到社区管理中来，将利益分歧消弭在公平公正的政府行政与社区管理中，实现政府社会管理、社区稳定繁荣、企业经济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各方的共赢与和谐。在观念上，政府务必校正行政笼罩的政府定位，达到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社区利益的互动；构建起民本至上的政府观念与公共服务的职责定位，消除“人治”观念，在“法治”道路上寻求社会整体发展与社区、公民、企业利益的契合点，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政府目标。

（二）关系的厘清：权力边界

从关系上说，政府与社区应建立起政府指导下的社区自治关系，政府行政与社区行为之间相对分离，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宏观调控来对社区管理进行指导，方式相对间接，其目的是协调社区各方利益并提供相应支持；社区的具体事务则是在社区自治组织与相关社会团体及公民自主管理下实现的，与政府部门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这种社区自治并不代表社区脱离政府，而是政府扮演政策制定者、指导者和监督者角色，社区扮演管理者、执行者和受益者角色，二者之间是一种“政府负责规划指导、给予资助，社区组织负责具体实施”的关系模式。在关系厘清基础上需要明确认定的就是政府与社区的权力边界问题。居委会是宪法与法律规定的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关键还在于明确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的合法权力。2010年11月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了政府对居委会提供必要的经费与办公保障，委托居委会办理事务应实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对各类考核评比要大力压缩。这一原则性规定强调了政府作为国家强制力与进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社区自治组织之间明确分工又有机合作，二者应当在各自的权力边界内履行好职能。

（三）模式的选择：合作共治

现代化的城市社区管理是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公共事务，各主体充分发挥其作用才能保证社区内公共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与主体间利益的平等，因此主体间应建立起平等互信互惠的关系，最终实现各行其道且有机结合下的共赢，这种模式就是城市社区管理的合作共治模式。从政府角度来说，合作共治模式有三个要点，第一是实现社区自治功能的回归与完善。作为法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由居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代表着居民的利益，肩负着处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职责。政府应当依法合理规定居委会的功能与职权，使居委会不仅成为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也“担负起协调邻里之间、社区组织之间、居民与社区各类组织之间关系的重任”，协助政府共同维护社区稳定与和谐。第二是要完善社区内中介组织与市场组织。各类社区服务类机构，如业主委员会、社区文化协会等在社区管理中已经凸显出积极的作用，但是其发育还不成熟，尤其是保障公民权益与组织公益活动上还有欠缺。政府在培育各类社会中介组织积极加入到社区管理的同时，也要以合法合理的途径引入市场机制，将企业组织引入到社区管理中，发挥其服务的专业性与管理的社会性。只有充分调动其社会与市场的力量，才能更好的满足社区内公民多层次的需求。第三是要坚定政府主导性质，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只有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思想政治优势对社区各类组织进行有效引导与协调，才能保证社区发展的方向，保障公民的权益。

三、结语

社区管理论文篇8

(1)通用性:由于各地社区卫生服务运行情况和信息化发展程度存在差异，系统建设应该以丰富的知识库和先进的技术为基础，设计出灵活、适应性较强的社区卫生服务绩效管理业务模型。

(2)科学性:对于通过调研得到的社区卫生服务绩效管理业务流程进行必要的优化，使其符合科学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和技术发展潮流的要求。

(3)动态性:业务数据和模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系统应能够随着社区卫生服务业务的变化而调整，且应该留有与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等外部系统互通的接口，成为社区信息管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4)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业务模型的构建必须以用户的基本需求为导向，有实用价值和适用性。

2社区卫生服务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功能设计

本研究在文献查阅、现场调研及专家咨询的基础上设计了社区卫生服务绩效管理信息系统，主要包括绩效计划、绩效考核、绩效评估、绩效反馈、结果应用、模型库管理及系统管理。

3社区卫生服务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功能详解

3.1绩效计划

绩效计划功能是绩效管理系统的起点，该模块可以反映卫生管理部门当年的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引导辖区内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按照相关政策朝着共同的目标发展。该模块包括绩效计划类型、计划录入、计划调整、计划查询及计划分析五个模块，按照考核周期的不同分为年计划、季计划、月计划及重点计划。

3.2绩效考核

绩效考核功能是绩效管理系统的核心，用于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运行情况进行考核与评分，应具有数据审核、自动评分及绩效查询等功能。

(1)数据审核:系统会对采集数据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进行自动审核，审核规则包括记录完整性、记录重复性、数据类型、数据项阈值及数据逻辑等方面的校验;

(2)自动评分:系统可以通过输入的调查信息或从其他业务系统接口自动获取数据，按照事先设定的考核指标体系，计算出被评价单位的综合得分，并显示出每个机构的最好和最差项目，并按照综合得分的高低和慢性疾病患者健康管理率、老年人健康管理率、双向转诊率及群众满意度等重点指标对同类机构进行排序;

(3)绩效查询:绩效查询可按时间、指标进行查询，可通过曲线图、饼状图、柱状图等多种表现形式来呈现。同时系统也提供自定义查询方式，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

3.3绩效评估

绩效评估功能用以发现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挖掘出深层次的管理问题，督促行政部门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管理者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达到改善绩效的目的。该部分包括绩效标准评分、绩效预警及统计分析。

(1)绩效标准评分功能采集和存储了一定范围内的绩效数据，可以计算、分析该地区一定时期内的绩效基准，为制定绩效管理标准提供循证支持;

(2)统计分析功能主要包括排序汇总、历史数据纵向比较、机构之间横向比较、指标偏离分析及报表生成等;

(3)绩效预警功能主要是根据绩效指标的各月完成值来计算各指标的完成情况，并按时间过半、目标过半的原则对年度目标执行情况进行预警，可用“红”“黄”“绿”灯进行直接表示，其中红灯表示指标未按期完成，黄灯用于警告管理人员已接近截止时间，绿灯表示指标已按期完成。

3.4绩效反馈

绩效反馈功能可以支持卫生管理部门和其辖区内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方便上级及时了解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发展情况和存在问题，主要包括结果反馈和交流互动两个子模块。

(1)结果反馈，包括月度、季度及年度考核结果，支持实时动态反馈方式，即各类考核结果生效后，自动反馈到相关机构;

(2)交流互动，便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基层的想法上传给上级管理机构，以实现有效沟通。

3.5结果应用

结果应用功能以业务数据、绩效得分及绩效反馈等方面的信息为基础，使各种信息资源得到最优分配和充分利用，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结果应用功能具体包括经费测算、查询分析及图形显示。

(1)经费测算，可以提取机构的基本情况数据、绩效得分数据及业务数据等，借助经费测算模型得出经费拨付额度，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2)查询分析，上级部门及机构管理者能够通过该模块来查询机构基本情况、人员基本情况、工作量及服务质量等的一系列考核指标。

3.6模型库管理

3.6.1考核方案知识库

考核方案知识库的功能模块主要包括指标管理、体系管理、方案测算及体系生成。

(1)指标管理，主要实现指标维护功能，包括对考核方案知识库里的指标进行增加、删除、修改及查询等操作;

(2)体系管理，主要是针对指标体系进行增加、删除、修改及查询等操作，其中增加指标体系包括指标抽取、指标权重计算和方法集的构建三个步骤;

(3)方案测算，通过导入历史数据计算出不同地区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同一地区的绩效得分，测试方案的代表性和区分度;

(4)体系生成，指标库提供核心指标、备选指标及扩展指标，适应具体考核方案的变化，每次绩效考核的考核指标、指标体系及各指标的权重都可灵活定义，即通过项目改变、权重系数改变等方法，以考核方案库中事先设定的指标体系为模板，根据使用者的需求组合成多种新的指标体系和相应的调查表。

3.6.2评分基准库

目前，大多数绩效考核指标的得分是按经验进行设置的，缺乏数据的支撑，因此设计评分基准库的主要目的是为绩效考核树立一个标杆。绩效考核评分基准库包括历史数据库和预测模型。

(1)历史数据库，历年的相关数据资料是制定评分标准的依据，将其存放在历史数据库中，以供分析利用。数据的存放应根据绩效考核指标区分维度，根据不同指标维度的特点对收集的资料进行量化处理，各个维度的数据结构应保持统一，能够实现分类检索且容易访问。数据库应保持持续更新，为评分基准的制定提供最新的依据。

(2)预测模型，运用时间序列预测方法建立评分标准。通过创建计算程序，从数据库中抽取出各个指标的历史数据，运用适当的时间序列预测方法对其进行分析计算，得到指标评分的基准，同时可对历史数据的变化趋势给予可视化展示，为管理者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3.6.3经费测算模型库

经费测算模型库的主要目的是结合绩效考核结果，预测辖区内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运行成本，为卫生行政部门向辖区内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拨付经费提供支持。经费测算模型库主要划分为三部分，即公共参数设置、经费拨付测算及统计分析。

(1)公共参数设置，根据社区卫生服务发展需要录入统一的参数，主要包括年度拟拨付总额，机构管理、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的比例系数、难度系数、质量系数，标准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标准基本医疗服务项目等。

(2)经费拨付测算，根据选取的测算模型及计算方法测算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经费情况。

(3)统计分析，查询历史经费测算指标和数据，并以图形方式与历史经费测算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3.7系统管理

3.7.1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可以支持在线数据采集、本地数据上传及软件接口数据导入三种数据获取方式，对其他非在线数据可通过系统界面进行人工录入或通过其他软件导入。数据可分为基本数据和绩效数据，其中基本数据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基本属性数据，如服务区面积、服务人口数、年龄结构及固定资产等;绩效数据指能反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业绩的数据，包括公共卫生数据和基本医疗服务数据。

3.7.2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包括权限管理、角色管理和组管理3个子模块。

(1)权限管理，对不同用户设置系统资源(功能菜单项、按钮及输入控件等)的使用或访问权限。用户可以拥有一定范围的权限，分为领导用户、专家用户、工作人员用户等。

(2)角色管理，对拥有相似权限的用户进行分类管理，定义角色的概念，如系统管理员、超级管理员、用户及访客等角色。

(3)组管理，为更好地管理用户，对用户进行分组归类，实行多级指标配置，分级用户授权。如一级指标包括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及机构管理;二级指标是一级指标的分项指标;三级指标是绩效考核的操作指标。系统根据用户权限的不同实行分级授权，专家用户可对一、二、三级指标进行调整和修改操作，而工作人员只能对三级指标进行修改操作。

4讨论

社区管理论文篇9

就业与福利的关系是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共同关注的主要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理论意义与政策意义。劳动就业为社会福利制度奠定必要的经济基础，社会福利为经济市场运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二者互为前提，相得益彰。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在地方社区层面为劣势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降低社会排挤与社会分隔，实现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19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使社区就业与福利的关系成了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一个核心议题。本文主要采取文献回顾的形式，利用欧美学者与相关机构的研究成果，简要介绍欧美国家，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以便为我国的经济改革和方兴未艾的“再就业工程”提供一些相关的思想路径和实践经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就业与社区就业

工业化、都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产生以来，就业问题始终处于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中心位置。（注：R.E.Pahl,"Introduction:WorkinContext",inR.E.Pahled.,OnWork:Historical,Comparative

andTheoreticalApproaches,Oxford:BasilBlackwell,1988,pp.1-13.）就业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最灵敏的指标和晴雨表。就业状况还直接关系到家庭生活的质量，影响社会秩序。商贸发达和经济繁荣为就业者提供稳定的工资收入，有助于改善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反之，商贸萧条和经济低迷势必导致企业大量裁员，产生庞大的失业大军。不言而喻，无论在什么状况下，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都必然严重威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因而就业问题也就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就业问题的性质由社会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议题。（注：I.T.Sanders,TheCommunity:AnIntroductiontoaSocialSystem,NewYork:TheRonald

PressCompany,1966.）这种关系充分说明，就业议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

社区就业既是个历史概念，又是个新的话题。概括而言，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概念可以从三种角度理解：一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劳动就业活动，这是传统和古典的社区就业定义。（注：C.Kerr,LaborMarketsWageDetermination:TheBalkanizationofLaborMarketsand

OtherEssay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7.）按照这种定义，凡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就业均可称之为社区就业。这种定义主要适用于1950年代以前的欧美国家。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二是那些在劳动市场结构中处于次要和边缘劳动市场的就业，这是劳动经济学中盛行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和经济学取向的社区就业定义。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社区”实质上等同于边缘或次要劳动市场，其基本特征是地方取向和低工资就业。这种定义主要盛行于1960年代欧美国家的反贫困之战；三是政府、企业、社区和福利组织在社区层面为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支持服务。（注：P.Doeringer&M.Piore,InternalLaborMarketsandManpowerAnalysis,NewYork:

Sharpe,1971.）劣势群体是指那些在劳动市场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社会处境的群体，例如失业者、前罪犯、青年人和老年就业者、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妇女、移民和少数民族等。这是目前欧美国家最流行的社区就业定义，真实反映了197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以后的社会状况与就业形势。

本文主要采纳第三种社会政策取向突出的社区就业定义，集中探讨社区就业与劣势群体就业和福利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候后两种社区就业方式与政策实践相互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之中一个充满争议的热门话题。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就业似乎是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及其政策议程中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因为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问题涉及诸如社会团结与社会分隔、社会整合与社会排挤、社会公平与社会不平等、社会秩序与社会动荡等最重要和最优先的政治议题。（注：G.Room,"SocialExclusion,SolidarityandtheChallengeofGlobalization",Bath:Bath

SocialPolicyPapers,No.27,1998.）简言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政策角度，无论从社会经济生活，还是从社会管理角度看，社区就业与福利的关系问题都很值得进行研究。

社区就业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社区就业起源于工业化和都市化时代，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议题。严格说来，工业化和都市化以前，并不存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和全时间的工资就业形式，工作场所和家庭生活在地理空间上完全重叠在一起，自然也无所谓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工业革命和都市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传统劳动和生活方式。就业场所与家庭生活发生地理空间上的分离，无薪劳动者变为工资就业者。与此同时，就业场所既是典型的功能性社区，又普遍位于城市地域社区范围之内，社区和就业由此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的社区就业应运而生。但是，长期以来，现代社会的就业问题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的，其核心是劳动市场结构及其运作状况。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那些能够正常参与劳动市场竞争的普通就业者群体。那些因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地区、国家、身份、身体健康和文化因素而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及其就业问题则被边缘化，极少有人从社区就业角度探讨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状况。（注：P.Brown&R.Scase,"SocialChangeandEconomicDisadvantageinBritain",inP.Brown&R.Scase,PoorWork:DisadvantageandtheDivisionofLabour,MiltonKeynes:Open

UniversityPress,1994,pp.1-22.）这意味着传统就业主要关注普通社会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与此同时，针对自由市场失败和劳动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欧美各国政府逐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便缓解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就业问题遂由单纯的市场问题转变为市场、社区与国家的互动关系问题。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可以分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具特征。18世纪工业化革命开始，特别是由19世纪末期到1950年代，这是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演变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市场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之中，市场体系尚没有发生结构性分化，主要市场与次要市场之间的区分尚不清楚。普通社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之间的区分主要是道德标准，经济和市场标准处于次要地位。例如在18、19世纪，英国政府主要从道德角度，依据有无劳动能力将社会救济对象分为两大类：一是“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老年人、长期病患者、盲人和精神病人。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即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劳动市场来满足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需要，因此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社会救济；第二类是“不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身强力壮的流浪汉、乞讨者、窃贼和前罪犯。他们身强力壮，具有劳动能力。英国政府将他们强行安置到专门设立的就业习艺所和私营企业中就业，主要目的是通过工作救助和以工代赈方式解决他们的救济问题。（注：A.Digby,BritishWelfarePolicy:WorkhousetoWorkfare,London:Faber&Faber,1989.）市场就业和社区就业之间的区分无足轻重。直到19世纪末期布斯的伦敦调查和郎特里的贫困报告出版以后，劣势群体的就业、贫困与生活状况才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简言之，1950年代以前，由于劳动市场体系尚不成熟，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组织功能专门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就业与市场就业相互交织、混杂在一起，市场就业基本上等同于社区就业。普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的区分标准是道德性的，劣势群体主要是以贫困群体形式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尚未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这个时期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相对单纯的市场关系，社会福利关系无足轻重。

1960-70年代，欧美国家劳动市场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变化，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要劳动市场之中，穷人、劣势群体与社区就业议题成为反贫困的主要内容。6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贫困，与此同时，对反贫困、救济社会劣势群体和劳动市场理论的研究也有重大发展。按照传统理论，劳动市场是整合和统一的体系。但是，当时出现的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则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劳动市场并不是单一和统一的体系；劳动市场由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组成；主要劳动市场工资收入较高，就业稳定性高，职业声望与地位较高，以技术和管理性就业岗位为主。与此相反，次要劳动市场为低工资就业，就业稳定性较低，职业声望和地位也较低，以体力和服务性就业岗位为主；贫困成因主要是缺乏就业机会和低工资就业，因此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较好的就业岗位便成为缓解贫困的根本对策。（注：P.Doeringer&M.Piore,InternalLaborMarketsandManpowerAnalysis.）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获得欧美学者经验性研究的广泛支持。劳动市场确实好像是分散、分隔和多元的，穷人和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等和边缘性劳动市场之中。有鉴于此，欧美国家普遍实施全面的反贫困政策，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社区政治参与、收入保障、医疗照顾、职业技术教育和岗位培训、社区服务等等。（注：R.Havemaned.,ADecadeofFederalAntipoverty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NewYork:AcademicPress,1977.）概括而言，欧美国家反贫困战略的服务项目具有若干基本特征：一是城市社区是组织和实施反贫困项目的社会场域，反贫困服务基本是以社区发展和社区经济发展项目形式提供的，大大强化了社区在就业和福利之间的中介性地位；二是工作与福利关系是反贫困的主题，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业支持服务和收入保障是反贫困服务的主要内容；三是强调在社区层面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调社区对就业议题的积极回应。（注：G.Craig,M.Mayo&N.Sharmaneds.,JobsandCommunityAction,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9.）简言之，在1960-70年代的反贫困之战中，欧美国家的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充分的发展，社区就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开始在经济政策与社会福利领域中体现出来。

80年代以来，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政策框架下，社区就业真正成为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一个中心主题。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流行和大都市衰败日趋加剧的背景下，欧美国家似乎重新“发现”了社区，回到社区和社区发展运动似乎将社区重新置于人们生活的中心位置。在经济生活中，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欧美国家失业率大幅攀升，如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解决日趋严峻的失业问题，成为欧美国家特别是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注：J.A.Chandler&P.Lawless,LocalAuthoritiesandtheCreationofEmployment,England:

Gower,1986.）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前主要在北欧福利国家中流行的“积极劳动市场理论”逐渐扩散到欧洲大陆，成为欧美国家主流的理论思潮之一。积极劳动市场政策是指那些旨在改善劳动市场结构与功能，主张国家、工会和企业三方合作，消除就业关系中的不利因素，减少和预防失业，保障社会劳动者高比例就业参与和较高程度社会平等的制度性安排。（注：L.Calmfors,"ActiveLabourMarketPolicyandUnemploymentxiǎn＠①FrameworkfortheAnalysisofCrucialDesignFeatures",OECDEconomicStudies,

No.22,Spring1994.）这种理论的独特之处有三：一是劳动市场的结构性不足可以通过政府、雇主和工会等多种社会力量而完善；二是为社会劳动者和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远比给他们提供社会救济和失业津贴要好；三是劳动市场不是单纯的经济性机制，而是社会性机制。与此同时，70年代末期英美上台执政，其打碎福利国家和削减福利开支，将市场机制引入福利供应，普遍推行“由福利到工作”的福利制度改革，再次将社区就业推到欧美国家核心政策议题的位置上来。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社区就业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劳动市场与社区、工作与福利、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然紧密；二是社区就业普遍成为欧美国家地方政府议事日程的优先领域，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核心议题；（注：OECD,CreatingJobsattheLocalLevel,Paris:OECD1985.）三是社区就业成为欧美国家地方和社区经济发展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注：S.Wismer&D.PelI,Community-basedEconomicDevelopmentinCanada,Ontario:FivePress,1981.）四是社区就业、社会排挤和社会整合议题成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社区与就业、就业与福利的交会点。简言之，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福利政策改革使人们重新聚集古老的社区就业议题。（注：OECD,CommunityBusinessVenturesandJobCreation,Paris:OECD,1984.）而且，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与实践也取得了宝贵经验。

社区就业模式与基本经验

社区就业既是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福利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的基本途径，还反映了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最新发展趋势。1980年代以来，在经济低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处境下，欧美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出于不同动机，“不约而同”将关注点聚集于社区就业。其中，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源泉，旨在通过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来解决经济性的失业与消费问题。社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福利对象的福利依赖，增强福利对象的个人责任感，通过工作激励和社区就业使福利依赖者转变为“积极公民”，同时复兴衰败的城市邻里和地方社区，增强人们的社区归属感，尽量在社区层面满足穷人和劣势群体的基本需求。显而易见，社区就业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而且意味着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变化，说明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成为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注：OECD,Family,MarketandCommunity:EquityandEfficiencyinSocialPolicy,Paris:OECD,

1997.）简言之，社区就业理论、政策与服务的发展是欧美国家的福利文化转趋保守、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福利制度改革创新的产物。

社区就业政策和服务的社会政策目标是社会公平与社会整合，创造就业机会和繁荣经济的经济政策目标处于次要和辅地位。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不平等程度显著提高，社会群体、社会阶级之间相互分隔和潜在冲突的现象十分普遍，如何加强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提高社会质量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切的优先政策议题。（注：W.Beck,L.VanderMaesen&A.Walkereds.,TheSocialQualityofEurope,London:

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7.）形形和数量庞大的劣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和需要满足尤为引人注目。欧美国家劣势社群的类型和构成复杂多样，主要包括社会中低下阶层、边缘群体和受压迫群体。美国的劣势社群主要是内城贫民区中的阶级下阶层(underclass)、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女性、亚裔、非裔和拉丁美洲裔美国人、老年人和退休人员、同性恋者和、短期和长期失业者、福利依赖者、单亲父母、未婚母亲、前罪犯和吸毒者。（注：W.J.Wilson,TheTrulyDisadvantaged:TheInnerCity,theUnderclass,andPublicPolicy,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3,143.）劣势群体、少数族裔和女性群体有时是相互重叠的。依据美国劳动部的定义，劣势群体是指那些没有适当就业的穷人和那些(1)中途退学者，(2)小于22岁的人，(3)45岁或以上的人，(4)残疾人，(5)就业遇到特别困难的人。（注：P.RPinto&J.O.Buchmeier,ProblemsandlssuesintheEmploymentofMinority,

DisadvantagedandFemaleGroups:AnAnnotatedBibliography,Minneapolis:IndustrialRelationsCenterUniversityof

Minnesota,1973.）英国支持性就业专家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认为，那些因个人特质影响他们就业能力和面临就业困难的人处于“就业劣势”的状况，就业劣势的基本类型包括肢残者、长期病患者，精神病人、盲人、酗酒者、罪犯、单亲家庭、劣势年青人、老年工作者、少数民族、无家单身者和长期失业者。（注：B.Bridge,"EmploymentServicesfortheDisadvantaged:AReporttothePersonalSocial

ServicesCouncilonCurrentNeedsandProvisionIncludingaStudyofSupported

Employment",London:PersonalSocialServicesCouncil,1977.）劣势群体通常难以进入竞争性劳动市场，或是获得较好的就业岗位，普遍处于边缘性劳动市场和低工资就业状态。因此，如何创造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创造更多适合劣势群体的就业岗位，以便缓解贫困，增强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实现各阶层和睦相处，提高公民生活质量与社会质量，便成为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的优先领域和核心政策目标。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模式多种多样，反贫困战略、社区经济发展、社区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是四种主要模式。反贫困战略模式主要盛行于6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缓解贫困，就业途径主要是福利项目，就业者主要是穷人，工资收入主要是辅的，就业性质以福利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R.Havemaned.,ADecadeofFederalAntipoverty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社区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流行于70年代，政策目标是通过社区经济发展实现社区综合发展，就业途径主要是社区兴办的社区型商业与服务企业，就业者主要是普通社区成员和劣势群体，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D.Fasenfested.,CommunityEconomicDevelopment:PolicyFormationintheUSand

UK,London:MacmillanPress,1993.）社区企业模式出现于8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社会整合，就业途径主要是拥有社会目的的私营企业，就业者主要是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对就业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就业性质以社会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J.Lotz,"CommunityEntrepreneurs"CommunityDevelopmentJournal,24(1),1989,pp.62-66.）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兴旺发达于9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经济发展解决失业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就业途径主要是市场化运作的工商企业，就业者主体是普通社会劳动者，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R.P.Gilothed.,Jobsand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iesandPractice,Thousand

Oaks:Sage,1998.）不言而喻，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模式都是高度概括的“理想类型”，实际生活中各种模式常常融合在一起，难以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虽然社区就业模式形式多样，但是各种不同就业模式却反映出某些共同特征：一是就业活动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具有浓厚社会意义与社会功能的社会问题；二是社区就业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背景是地方经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三是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的社会目标清楚明确，无论是缓解贫困、社区综合发展，还是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设计都起源于社会关怀，旨在谋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绝大多数人福利的最大化，而且社区就业政策的社会化倾向愈来愈明显，人的发展处于核心地位。

长期以来，社区企业是欧美国家劣势群体社区就业的主要场所，社区商业、社区服务业和社区工业企业是三种主要类型。80年代以来，社会企业逐渐取代社区企业概念，而成为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企业理念与政策模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日趋流行。“社会企业”(socialenterprises)是个宽泛的概念，泛指那些按照企业方式组织与运作，主要社会目的是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通过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社会经济生活，并且从事商品与服务供应的私营企业。按照OECD专家的界定，社会企业泛指所有依据企业战略组织，但其主要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实现某些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并且还具有一种为社会排挤和失业问题带来创新性解决办法的社会经济组织。（注：EOCD,SocialEnterprises,Paris:OECD,1999.）总体来说，欧洲国家的社会企业种类繁多，名称各异，例如比利时的社会目的企业，意大利的社会合作社，芬兰的社会公司(socialfirm)，法国的工作整合社会企业、协会或合作社，德国70年代称为另类企业(alternativeenterprise)，80年代晚期称为地方社区企业，英国的社会企业包括志愿组织、社区企业和社区商业、信托行和中介劳动市场，加拿大是社会经济企业，而美国则是协会、公司、信托行和社区经济发展公司等。这意味着社会企业并不是社区企业的简单替代者，而具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内涵、外延与鲜明的社会目的。概括而言，社会企业截然不同于传统社区企业和私营工商企业的基本特征有四：一是社会企业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边界，开辟经济资源分配与管理的新模式，企业兼备经济与社会双重特征，形成所谓“第三体系”；二是社会企业主要目的是回应失业和社会排挤问题，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等社会目标处于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因此，在一些欧美国家社会企业又被称为社会目的企业(social-purposeenterprise)；三是尽管社会企业以社会目标为主，但是仍然按照企业战略组织、管理与运作，并且提供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四是社会企业多属于中小型企业，主要在地方社区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目标是通过就业为劣势群体增权(empowerment)，将他们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因此，某些社会企业又被称为通过工作培训企业(training-through-workenterprises)和工作整合社会企业(workintegrationsocialenterprise)。欧美国家对社会企业普遍采取鼓励、支持和保护政策，其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立法保护，又有政策优惠，既为雇主聘用低技术工人提供薪俸税豁免，又为社会企业提供工资津贴，既为经营者和劣势群体提供专门培训，又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简言之，社会企业是穷人和劣势群体实现社区就业的主要组织载体。社会企业主要特征是非牟利和社会整合的社会目标，以及主要通过社区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主流社会的社会功能。

欧美国家社区就业的政策实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发挥着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6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反贫困之战”和“福利制度改革”处境下的社区就业项目与服务，改变了福利国家时代有关就业与福利的社会共识，更加强调公民社会权利基础与前提的工作义务。这意味着社区就业打破了以往将就业与福利、国家与市场、社区与就业完全分开的习惯思维，试图确立这些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社区就业指明了欧美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使工作与福利关系重新成为社会经济政策议程和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在理论层面上，社区就业丰富和发展了就业与福利理论，深化了我们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本质、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模式、贫困和劣势成因、福利依赖与工作动机等复杂现象的认识，不仅为反思福利国家的成败得失与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动力源泉和刺激，而且引发了对福利理论与政策领域一系列基础议题的激烈争论。在政策实践中，社区就业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摆脱贫困、避免社会排挤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从社会与经济两个方面促进和推动了第三部门的发展，造就了大批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边界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服务机构，有助于社会经济（又称第三部门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了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与组织体系的多元化程度。社区就业在相当程度上履行和发挥了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的功能，降低了社会排挤的程度和范围，有利于将穷人和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与正常社会生活之中。

然而，社区就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政策模式也并非十全十美，从一开始就存在许多争论，面临诸多两难选择。首先是有关社区就业的核心价值观念与基本假设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是围绕贫困和社会劣势成因、福利依赖性质与程度、公民社会权利（福利权利）与工作义务等议题展开的。右倾的政客和学者认为，贫困与劣势成因主要是个人因素，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是有效的，劳动市场能够提供足够数量与质量的就业岗位，穷人和劣势群体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工作动机，缺乏责任感，依赖国家福利生活。而左翼和中间道路的政客与学者则持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见解；（注：V.George&P.Wilding,IdeologyandSocialWelfar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

1985.）其次，关于劳动市场结构与社区层次劳动市场功能及角色的争论。60年代以来，人们对社区层次劳动市场的理论探索与经验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是统一的，另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分为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社区劳动市场基本等同于边缘和次要劳动市场；（注：R.Whipp,"LabourMarketsandCommunities:AnHistoricalView",TheSociological

Review,Vol.33(4),1985,pp.768-791.）第三，社区企业和社区经济发展能否创造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就业机会？欧美学者的经验研究发现，社区企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通常是有限的。（注：R.Hopkins,"CommunityEconomicDevelopment:AQuestionofScale",Community

DevelopmentJournal,Vol.30(1),1995,pp.45-64.）劳动市场为劣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的数量不足，质量也不高。存在大量就业机会，但是福利依赖者无工作动机的传统说法缺乏经验研究的支持；第四，低工资就业与贫困的关系问题。工资就业的关键是足够的收入和收入保障的标准问题，即就业者可以获得足够的工资收入，用以购买生活所需和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劳动市场的现实状况是，劣势群体通常处于低工资就业状况。低工资就业的负面社会后果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是贫困。欧洲学者的经验研究显示，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也处于低工资就业状况，低工资就业是贫困的基本成因。（注：S.Bazen,M.Gregory&W.Salverdaeds.,LowwageEmploymentinEurope,Cheltenham:EdwardElgar,1998.）有鉴于此，近些年来，有关生活工资(lifewage)、基本收入(basicincome)和公民收入(citizenincome)的主张重新流行起来；第五，有关工作福利的争论。70年代以来，为增强福利服务接受者的工作动机，减少国家开支，欧美各国政府普遍推行工作福利服务。工作福利(workfare)是指福利服务对象以工作为前提或条件而获得福利服务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工作福利在许多方面是与社区就业联系在一起的，并涉及许多核心的理论争论。例如工作福利是违背公民的社会权利，还是增强公民权利中的义务观念，以便使权利与义务之间达致平衡？工作福利目标是规管穷人，还是为穷人和劣势群体增权？工作福利功能有助于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还是使穷人和劣势群体标签化和更加低劣化？总之，社区就业政策与服务涉及众多关键性理论与政策议题，而且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社区管理论文篇10

学生社区的功能包含政治、教育、休闲和经济功能。政治功能主要为学生行使民利提供政治保障；教育功能即通过各种教育途径为学生提供及实施教育管理的功能；休闲功能则是通过内各种休闲娱乐形式开展各类活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经济功能是指给学生提供勤工助学、消费等。为了更好更便利地提供政治、经济、教育、休闲娱乐功能，湖南理工学院成立了大学生勤工助学中心、各类学生协会、大学生俱乐部等机构组织。学生社区的特殊功能主要由互动功能、人际影响功能、社会功能、组织和参与功能组成。互动功能是指社区通过多种方式使学生提高社区归属感，从而使学生之间普遍产生互相帮助的需要和行为；人际影响功能是学生社区本身形成一定的规范以促进人际影响对成员的作用；社会功能即为学生提供各种交往服务社会的功能；组织和参与功能指学生社区往往由许多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组成，尤其是各种志愿机构发挥其组织和参与功能，以使学生社区和整个社会连接在一起。

2.我国高校学生社区管理发展现状

2.1社区管理理念随高校发展不断变化

管理理念的变化首先体现为人本管理。过去，很多高校对于社区的管理侧重于学生宿舍的维护、水电等安全事故的管理。随着后勤社会化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学生公寓的发展，目前大部分高校更加注重加强社区的管理、服务及文化建设，从而实现社区全方位育人目的。其次，学生的自主管理不断加强。随着学生参与热情及参与度的日渐高涨，他们的自主管理在学生社区管理中已体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后，是社区管理队伍的完善及创新，例如湖南理工学院在学生社区管理队伍上进行了新的有效的尝试：学生干部进楼栋、党团建设进楼栋、宣传文化进楼栋，学生辅导员与学生同吃住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高校学生社区的管理。

2.2从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方面看，党政合一，多部门共同管理学生社区

国外高校学生事务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的设置较为弹性化，倾向于一级管理体制、条状管理方式，机构设置和权限划分在学校一级进行，院和系下不设学生事务管理组织，学校根据各种学生事务的职能不同分别设立校一级的办公室或中心，甚至设立独立于学校的公共服务机构，直接面向学生开展工作。在我国，高校的学生管理体制主要为党委领导下的党政共管，学校设立党委、行政领导下的相关处（部）室，学生工作由校一级的分管领导主管，下设学生工作处（部）和校团委等职能部门。学生工作处负责学生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行为规范管理、学生公寓管理及协调工作。团委主要负责广泛开展各项有益于团员青年健康成长的课外活动。同时，学校还设有各院、系学生工作部门，直接面对学生实行相关管理。例如湖南理工学院在学生社区管理方面实行“校党委行政为指导，后勤处、学工部为主，团委、组织部、保卫处等全面跟进，学生自治”相结合，在社区管理中，以各楼栋为基础，大力推进党团工作进寝室、建立学生自主管理组织，积极营造学生社区文化氛围，并配合后勤等部门做好学生社区相应管理，实现了在学生社区管理方面的创新和突破。

2.3从社区管理内容方面看，社区设施齐全，服务多样

国外高校“住宿学院”学生事务几乎包含了关于学生的所有非学术性事务，包括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实际工作机构具有专门性，如心理咨询中心、健康服务中心、住宿办公室等。相比国外学生社区管理而言，国内高校在具体社区管理内容方面，各高校因自身条件和实际情况不同管理内容也各有千秋。如湖南理工学院开辟辅导员室、学生会议室、党员活动室和学生特色活动室等，逐步推行辅导员及党团组织进公寓管理机制，有效开展栋内住宿管理、安保、维修、保洁、服务教育等一系列的服务育人工作，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教育和服务，适应了新时期高校学生社区管理的形势需要。

2.4在学生社区文化方面，优化社区文化环境，提升文化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