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版资金保障方案十篇

完整版资金保障方案篇1

【题目】企业退休员工社保管理模式优化探析

【绪论】退休企业职工社会保障管理方式探究绪论

【第一章】企业退休人员社保管理社会化概述

【第二章】退休人员社保管理社会化的现状

【第三章】退休人员管理社会化中存在的问题

【第四章】退休人员社保社会化管理不足的原因

【第五章】完善企业退休社保管理社会化的措施

【结论/参考文献】企业退休人员社保管控方案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结 论

综上所述，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企业退休人员社保管理社会化的问题不仅牵涉到每一个企业退休人员，还牵涉到各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因此做好企业退休人员社保管理社会化工作尤为重要。苏州作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在退休人员管理社会化工作中更要不断探索和进取，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要加强基础机构建设，通过各街道社区的资源整合，实现优势互补，进一步优化基层业务平台建设，规范业务流程和服务标准，完善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体系，持续保障医疗卫生的投入，大力推进全国信息网络的建设，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鼓励和吸引更多的专业人才参与到企业退休人员管理社会化的工作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推进苏州市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服务工作的全面提高和均衡发展，从而实现企业退休人员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参考文献：

[1]张劲松.政府关系[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2]张劲松.生态型区域（苏南）建设中的政府责任[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3]张劲松.生活中的生态文明[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4]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M].人民出版社.2011

[5]杨燕绥主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能力建设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6] 孟昭喜 . 社会保险管理服务蓝皮书 : 中国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发展报告(19782013)[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5

[7]朱青着.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理论与实践[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8]阎坤.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李洁明、许晓茵.养老保险改革与资本市场发展[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10](法)迪贝克?普列多着、蒋元译.社会保障法[M].法律出版社.2001

[11]张劲松.生态治理的政治考量[J].政治学研究》2010

[12]张劲松.论我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及其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2004

[13]张劲松.论我国乡镇市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J].文史哲.2004 年

[14]张劲松.论我国政府应对风险社会的全球治理策略[J].社会科学战线.2007

[15]张劲松.后现论与我国官僚制变革[J].学习与探索.2007

[16]郑功成.中国离福利时代还有多远[J].解放日报.2007

[17]景天魁.中国社会保障的理念基础[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

[18]杨伟民.社会保障的理念基础及运行规则[J].社会学研究.1996

[19]关信平.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价值基础[J].南开大学法政学院学术论丛.2001

[20]唐霁松.开创社保经办工作新局面[J].中国社会保障.2013

[21]桑晓璐.我国医疗我国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J].经营管理者.2011

[22]周伟文.居家式社区养老方式与老年群体的社会化管理[J].河北学刊.2001

[23]贺志武.老龄化背景下美国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分析[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24] 高灵芝 . 关于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的社会学思考 [J]. 东岳论丛.2004

[25]黄红.浅论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的相关思考[J].经营管理者.2015

[26] 陈维祥 . 企业退休人员管理服务社会化选择的思考与研究 [J]. 管理观察.2012

[27]严峻.对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管理服务社会化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2002

[28]叶美珍.企业退休人员档案管理的几点思考[J].海峡科学. 2006

[29] 陈新 . 社会化管理企业退休人员人事档案工作的实践和思考 [J]. 经济师.2013

[30]王亘亘.人社档案实行信息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J].商.2015

[31]陈淑娇.关于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的问题和对策探析[J].人力资源管理.2016

[32]杨晓菁.苏州:百姓考评社会化管理服务[J].中国社会保障.2010

[33]李松敏.新形势下企业退休人员思想工作的实践探索[J].科技风.2008

[34]万难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存在的难点及对策[J].工会论坛.2007

[35]李桂汝.浅谈如何实现退休人员由企业化管理向社会化管理的转化[J].科学之友.2010

[36]邓大松、刘昌平.论政府的养老基金监管职责[J].中国行政管理.2003

[37]余昌森.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调整和完善问题[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0

[38]李爽.我国养老保险改革面临的选择[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0

[39]罗红鸽.中国养老保险现状与对策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6

[40]张军.社会养老保险现状及建议[J].吉林金融研究.2011

[41]王玉军.浅谈做好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推动养老服务社会化[J].人力资源管理.2016

[42]张雪涛.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的理论探讨[J].科技资讯.2007

[43]郭永霞.针对社区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思考[J].人力资源管理.2016

[44]周晓真.养老保障社会化转型的瓶颈及对策思考[C].苏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2013

[45]叶敏仪.对我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机制的思考[C].苏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2013

[46]周文蓉.完善正常调整机制 构建多层次、梯度式养老保障体系[C].苏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2013

[47]谭国明.苏州城市无业老人社会保障的实践和思考[C].苏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学会.2009

[48]胡晓义.以信息化保障事业发展 引领管理创新[R].在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2

[49]关于实施企业退休人员网上资格认证的通知[Z].苏社基[2008]3 号

[50]关于开展我市异地居住企业退休人员属地化管理服务工作的通知[Z].苏劳社险管[2009]4 号

[5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卡应用的意见[Z].人社部发[2014]52 号

[5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加强和改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公共服务的意见[Z].人社部发[2016]44 号

[53]关于认真做好免收基本养老金异地取现手续费规定落实工作的通知[Z].人社险中心函[2014]21 号

[54]熊必俊.国外社会养老保险的模式及其理论依据、效益比较[Z].国研网.2000

[55]施伟陈.中国养老保险改革路径养老保险全民化研究[D].江苏省:南京大学,2012

[56]沈诗文.我国城市养老保险现状比较研究[D].吉林大学.2012

[57]《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 〕26 号）

[58]《关于积极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2003

完整版资金保障方案篇2

一、中国自贸试验区外资管理体制新突破

(一)立足建立宽进严出的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4个自贸试验区将继续推进外资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对外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2015年版《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在上海版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开放。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备案制。《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备案管理办法(试行)》在总结上海自贸试验区1年多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实践基础上，作了多方面改进:一是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备案与企业设立或变更的登记环节脱钩，即不再以备案作为登记的前置条件;二是引入信息报告制度，区内所有外商投资企业均须履行年度报告义务;三是细化对外商投资的监督检查要求，明确检查机关、方式、内容，以及对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处罚措施;四是建立外商投资诚信档案系统，在各部门之间实现备案、诚信信息的共享［1］。为引导外商投资，维护国家安全，国务院出台了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以加强对外资事中事后监管的需要。天津、广东和福建自贸试验区将完善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实施外商投资全周期监管。天津和福建自贸试验区会完善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自由转移其投资收益，还将在实施外商投资全周期监管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境外追偿保障机制。广东自贸试验区将在建立宽进严管的市场准入和监管制度上加大试验力度，将探索健全社会诚信体系，根据高标准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要求，强化企业责任。福建自贸试验区将致力于减少项目前置审批，推进网上并联审批。上海自贸试验区将试行统一内外资企业外债政策，建立健全外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

(二)进一步扩大开放，部分领域还有新突破1．4个自贸试验区开放领域差异化上海自贸试验区将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开放。广东进一步扩大对港澳服务业开放，重点在金融服务、交通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和科技服务等领域取得突破。天津降低投资准入门槛，重点选择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和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先进制造业领域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吸引外资。福建放宽外资准入，先行选择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及先进制造业等领域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吸引外资。2．共用2015版“负面清单”2015版“负面清单”由国务院批准公布，层级更高，4大自贸试验区共用此版“负面清单”。尽管还有待改进的地方，但新版“负面清单”在内容缩减、透明度加大等方面取得了突破。与2014年版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比较，此次“负面清单”从139条缩减为122条，减少了限制性条款，扩大了开放领域，特别是服务业与制造业。例如，全部取消了农副产品加工业、酒、饮料和精致茶制造业、烟草制造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等制造业领域的条款，删除了“投资中药材种植、养殖须合资、合作，限制投资出入境汽车运输公司、禁止投资高尔夫球场的建设、经营”等内容，取消了“投资船舶舱室制造需中方相对控股”等多项“中方控股”要求;取消了“投资新能源汽车能量型动力电池”等多项外资比例不得超过50%要求。2015版“负面清单”还有一个新的分类，即“所有行业”，不特指具体行业适用于所有行业。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负面清单”上没有的，外资就都可以做。2015年版“负面清单”更加明确说明未列出的8项包括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在内的相关特别管理措施，按照现行规定执行。3．个别自贸试验区某些行业比“负面清单”开放尺度更大根据2015版“负面清单”的说明，香港、澳门、台湾投资者将根据以往签订的协议享受更大的开放度。如，广东自贸试验区允许港澳服务提供者设立独资国际船舶运输企业，而“负面清单”规定水上运输公司除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的国际船舶运输企业外都须由中方控股。天津、福建自贸试验区在国际船舶运输业也突破“负面清单”的尺度，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企业，放宽合资、合作国际船舶企业的外资股权比限制。福建自贸试验区允许台湾服务提供者在自贸试验区内试点设立合资或独资企业，提供离岸呼叫中心业务及大陆境内多方通信业务、存储转发类业务等，而“负面清单”中电信公司属于限制类，限于中国入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4．部分敏感行业外资准入更明确、更具可操作性扩大服务业开放是各个自贸试验区都重点关注的领域。其中广东和福建自贸试验区分别针对港澳服务业和台湾服务贸易的开放更为具体，特别是福建自贸试验区支持在《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下，对符合条件的台商在投资服务行业的要求比照大陆企业，在电信和运输服务、建筑业服务等领域的开放提出非常具体的措施，比较具有可操作性。金融业是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较为敏感的行业，金融业开放也是自贸试验区开放的重点。除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业开放具体方案另行报批外，广东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框架下推动适应澳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金融创新，天津推动外资参与金融制度创新和增强金融服务功能，福建研究探索对台资进一步开放，推动两岸金融合作先行先试。

(三)继续探索外资管理法制保障，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4个试验区的“总体方案”中都重点阐述了健全法制保障体系，都有提及暂时调整有关外资行政审批的法律规定。4个自贸试验区都需要及时解决试点过程中的制度保障问题，加强地方立法。广东试验区对如何优化法制环境有具体方案。涉及外资的主要有:加快形成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体系;试点开展对内对外开放的司法建设，实现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发展国际仲裁、商事调解机制。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法制改革试验重点，在2015年方案中，提出要“进一步对接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规则，优化自贸试验区仲裁规则，支持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入驻，提高商事纠纷仲裁国际化程度。”

(四)更加重视投资便利化配套措施4个自贸试验区都很重视投资便利化配套措施，特别是在人才服务上。上海自贸试验区探索企业国际化发展需要的人才服务体系和国际人才流动制度。在支持中外合作人才培训项目、加大对海外人才服务力度等方面提供便利化的服务。福建自贸试验区促进两岸往来更加便利，在自贸试验区实施更加便利的人员、车辆、游艇、帆船出入境政策。广东自贸试验区着重促进服务贸易便利化，推进粤港澳服务行业管理标准和规则的衔接;研究制订自贸试验区港澳及外籍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给予优待;探索粤港澳服务业从业人员职业资格互认与社会保障的有效衔接。

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与待突破的难点

(一)对外开放战略目标的实现还存在诸多障碍尽管4个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明确，部分开放措施比较具体，但目标的实现还存在诸多障碍。首先，多数相关规定还是原则性的，还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措施。例如，福建自贸试验区推动两岸金融机构合作，降低台资金融机构准入和业务门槛，但对于允许进入的具体门槛，还没有细则，期望待各个自贸试验区试验区实施细则出台后，政策可以落地。其次，福建和广东自贸试验区已明确要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自贸试验区建设与“一带一路”的有效对接可能起到政策叠加效应，但如何对接还在讨论中，仅限于战略目标的提出，如何操作还需具体政策的跟进。再次，台湾的《自由经济示范区条例》还未通过，向大陆对等开放问题存在障碍，如果台湾开放政策不能与福建自贸试验区对接，则很难实现两岸深度合作，实现区域经济的整合。最后，4个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协调是难点。如何引导各个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不搞政策攀比，突出特色需要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

(二)“负面清单”需要持续升级“负面清单”已推出第3版，2015版“负面清单”与前两版比较虽形式更规范、条款更少，但离高水准的“负面清单”还有一定距离，需要在未来版本中继续升级完善。首先，2015年版“负面清单”第十五部分“所有行业”，实际上是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的鼓励类去掉，把禁止类和限制类几乎全部纳入，只是部分具体增加限制条件。内容虽比照2014年“负面清单”有所缩短，但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相比没有进一步放宽自贸试验区市场准入，起到扩大开放试验的作用。其次，范围过大的“兜底”条款可能与“准入前国民待遇”高标准的透明度要求不相匹配。如前表所见，2015版“负面清单”在说明中规定“未列出的例外”多达8项，这与2014上海版相比增加了多项内容，同时不明确的现行规定也可能让外资企业无所适从。还有，2015版中依旧有些特别管理措施没有给出具体限制措施，如锂矿开采、选矿，属于限制类;石墨勘查、开采，属于限制类;公路旅客运输公司属于限制类。如何限制没有具体描述，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容易直接变为禁止类。从而实际上缩小了自贸试验区的开放力度，起不到先行先试的作用。再有，“负面清单”作为通行于国际法层面的外资准入管理办法，在我国作为特别管理措施依据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经国务院批准，予以。实际上在我国国内法层面“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没有明确依据。“负面清单”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规则体系，在“负面清单”之上还应存在调整、适用、解释“负面清单”的规则，并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从而增加“负面清单”的稳定性，增强外资管理的透明度［2］。

(三)事中事后有效监管存在挑战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和“备案制”的外资管理体制改革对外资的后续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虽然2015年4月国家出台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试行办法》，但也仅建立了监管的范围、内容等基本框架，具体政策、手段等配套措施还未完善，监管的可操作性还有待加强。例如，《安全审查试行办法》提出国家发改委、商务部与自贸试验区管理机构要在信息共享、实时监测等方面形成联动机制，但具体机制尚未落实;金融改革是自贸试验区体制改革的重要看点，但外商投资金融领域的安全审查还未出台具体规定。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海自贸试验区通过建立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等相关工作机制完善监管制度，但受原上海自贸试验区地域不大、产业单一等因素影响，监管体系尚未遭遇真正考验，向更大范围推广能否保障国家安全存在疑虑。广东、福建、天津都致力于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提出实施外商投资全周期监管。如何对外资进行有效的全周期监管的同时做到简政放权不增加外资企业的负担，需要相关具体措施与技术手段的创新与支持。

(四)上海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经验，其他3个自贸试验区不能盲目复制自贸试验区以“负面清单”模式对外开放，在其它国家自由贸易园区中无先例可循，也区别于国家间的自由贸易区，在实践中如何进行试验，试验成功后如何复制、推广，现实中还是缺少理论指导。广东、福建、天津自贸试验区是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扩容，是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的复制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试验范围小，外商投资企业相对较少，部分开放措施没有试验对象，再加上其他3个自贸试验区的经济基础、投资环境各有不同，对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措施和开放政策应是有选择的慎重复制。广东、福建、天津自贸试验区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的复制推广，一定要因地制宜，绝不能盲目模仿。同时，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的复制推广应建立在有效的风险防范基础上。上海作为自贸试验区的“领头羊”应继续深挖改革潜力，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积累经验。

三、以自贸试验区为突破口继续深化外资管理体制改革思路

(一)自贸试验区外资管理体制改革要与构建开放经济新体制相结合中国已进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历史阶段，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改革最好的突破口就是建自贸试验区。所以，自贸试验区外资管理体制改革要与构建开放经济新体制相结合。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在改善制度环境的基础上扩大开放，特别是服务业的开放。我国服务业一直开放度不足，具有巨大潜力。自贸试验区的服务业开放要体现开放倒逼改革。进入区内的服务业外资应能让改革中的国内企业有可借鉴的经验和做法，而竞争的引入对推动服务业的改革也能起到推动作用。自贸试验区服务业的开放要优先与货物贸易密切相关的生产业。其开放可推动自贸试验区贸易经济释放活力，从而实现转型升级。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我们建立公平、透明的政策环境。自贸试验区给予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是在“负面清单”外的对内外资的公平对待。自贸试验区未来持续缩小“负面清单”的范围，营造各类投资主体平等的竞争环境，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开放。自贸试验区外资管理改革涉及多个部门，容易出现改革步调不一致，改革措施不统一、不配套、不协调的情况，需要将各项措施加以梳理，并逐步规范、透明。对外资的监管更要求高水平的透明度，不仅需要明确监管内容的详细信息，更要求监管过程的透明。

(二)自贸试验区外资管理制度要对接国际投资规则在投资自由化程度高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倾向于制定高水平的投资规则，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签署。美国正在积极推进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更是追求高水平的投资准入规则。为实现外资管理制度改革的目标，自贸试验区的外资制度应与国际投资规则接轨。特别是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应注重符合国际标准。在NAFTA的影响下，各国“负面清单”至少包含两个附件，一是现有特别管理措施的保留清单，该附件包括所有在协定生效后东道国希望保留的措施;二是未来可以实行新的限制性措施的部门和活动领域，不论目前特别管理措施是否存在于这些部门和领域中。［3］2015版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仍只有第一个附件，可能不利于明确保留对我国尚未出现的产业制定特别管理措施的权利。第二，关于外资进入后的保护问题。无论是区域投资协定还是双边投资协定均包含投资进入后享有包括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公平公正待遇等条款，这些标准和原则发生争端既可以通过当地法庭判决，也可以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可在自贸试验区内对接国际争端解决规则，试行设立国际仲裁机构、完善仲裁程序等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通过增强国际投资仲裁的透明度，提升对外资的保护。第三，保留政府保护公共利益的政策空间。提升国际投资保护待遇与保留政府的监管空间之间并非完全矛盾。国际投资规则中常通过例外条款、过渡期条款或特别管理措施等多种手段保留政府保护公共利益的政策空间。我国自贸试验区可通过引入保证金融体系稳定审慎措施、环境措施等例外措施，加强对外资的监管。第四，自贸试验区的外资体制改革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是相互支撑的关系。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加速了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进程，反之，自贸试验区在先行先试中形成的外资管理制度和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一旦可推广复制，将形成中方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的要价。这就要求自贸试验区的外资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进程尽量加快，因为从方案设计到实施，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需要较长的过程［4］。自贸试验区外资体制改革的重心和中美双边投资谈判中方关注的核心问题都是对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和审慎监管措施问题。

(三)自贸试验区外资管理体制改革要有试验性自贸试验区作为中国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试验田”，试验性是其重要的特征。既然是“试验”就应是超前的改革。当然，自贸试验区的外资管理体制改革不是盲目冒进式的改革，而是有层次、有梯度、有策略的试验性改革。针对中国现行外资管理制度，自贸试验区可能至少在以下两方面加强试验性:一是继续放宽外资准入。高标准的“负面清单”是自贸试验区的长期目标，在现阶段必须试验性逐步推行。第一步，初步试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先选择国内竞争力较强，在外资进入后能够通过有效监管来保障国家安全和市场的有序竞争的行业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实行备案制;第二步，随着管理经验的积累和国内企业竞争力的加大，逐步缩小“负面清单”范围，审慎对外开放;最后，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负面清单”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外资市场准入清单。自贸试验区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虽然已有3个版本，但仍处于第一步试验阶段，能否继续缩小“负面清单”还需实践的验证。二是摸索有效的监管制度。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体制改革致力于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实行备案制。为防止外商投资对国家安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要摸索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创新监管理念，学习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未来外资监管制度的试验要从监管机制入手，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监管协调联动机制，构建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实现监管信息互通;要创新监管方式，推进精细化监管、网格化执法，引入诚信管理，构建完备的信用评估体系，建立监管诚信档案，并将失信行为的成本提高到禁止性水平;要提升监管的社会参与水平，发挥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发挥市场专业化组织的监督作用，更要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5］;要完善外资信息报告制度，创新方法提高报告信息的准确性。

完整版资金保障方案篇3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信托。

根据联合国传统的人口统计学标准，一国（地区）60 岁及以上老人人口数量达到总人口的 10%，或者根据最新标准，65 岁及以上老人人口占总人口的 7%，则该国（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法国兴业银行近日公布的一项研究结果，到 2050 年，世界 90 亿总人口中，60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达到 20 亿。而目前已经进入全球老龄化初期阶段。美国是发达国家中人口基数最大的国家，根据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 的统计，1995 年，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就已经占总人口的 12.66%。截至 2010 年 10 月 15 日，美国人口总量达到3.09 亿，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到惊人的 17.4%。欧洲则更为严重，预计到 2050 年会达到 35%。[1]截至 2011 年 4 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现有 60 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数 13.26%，65 岁以上占比 8.87%。[2]预计2050 年会达到 4.37 亿，占人口总数 16 亿的比例也将达到惊人的 27.3%。可见全球各国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考验，而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需求主体，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已成为各国需要积极应对的重要任务之一。社会保障基金是一国或一经济体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确立并能够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而养老信托又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有必要将全球养老信托制度的几种主要形式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以及运营方式作详实的考察和比较，以便可以更加清晰、更加深刻地对几种养老信托形式进行解读，甄别优劣，以期、从中得到些许启示，为我国现行的尚不完善和成熟的养老信托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一些借鉴作用，并对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起到积极作用。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 db 模式与 dc 模式。

目前现有的社会保障基金模式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制或称受益基准制（defined benefit）即db 型。第二类是完全积累制或称做缴费确定型（definedcontribution）即 dc 型，[3]（p25）dc 型中主要可以再细分成两种子模式：“智利模式”和“中央公积金制”，目前来看较为成功的是“智利模式”，下文将详细介绍其发展及特点。第三类是前两种主要类型的混合模式，目前也主要有两种子模式：

第一种叫做半积累制，就是一种 dc 和 db 的结合，我国社保制度的设计框架即为这种模式，由国家掌握现收现付制的那部分基金，而美国拟议中的社保改革方向也基本属于这种模式。第二种子模式是“名义账户制”，优势是融合了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的两类制度安排的优点，用 db 模式的融资方式复合 dc 模式的支付方式，现在主要是瑞典、意大利、拉托维亚、波兰、蒙古和吉尔吉斯斯坦等一些国家实行这种模式，六国中有的将社保基金完全由中央政府来控制，有的将其中的一部分划给个人账户进行投资决策。欧美国家及智利现行的养老基金除少数外，基本都是以信托投资基金的形式存在。下文我们也将着重了解一下瑞典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表 1 主要的社会保障模式及代表国家。

二、美国、瑞典和智利三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养老信托基金的发展回顾。

（一）美国养老信托基金的“历程”———始于 1935 年 8月。

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上世纪“大萧条”时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是在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国家历史中确立的，之前包括南北战争在内的一些历史事件对萌芽期的美国社会保障制度起到了些许的推动作用，1908 年制定的“工会抚恤金”可以看做是最早的社会保障形式。[4]（p112-113）而1935 年颁布的《社会保障法》才可以称为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里程碑。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了自己较为完善的体系，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后期，开始由传统的 db 型社会保障体系向 dc 型模式改革，但目前仍处在一个中间阶段，是 db、dc 模式共存的混合半积累模式。

美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养老信托基金最早出现在 1935年 8 月 14 日，罗斯福签署了“罗斯福新政”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法案《社会保障法》，当时所谓的“社会保险”包括四个方面：1.养老金；2.失业保险；3.老年保险；4 对盲人和需赡养儿童等的救济。[5]（p8）在这个法案的第一部分中就规定：各州政府提出的第一方面的养老金计划，联邦政府拨款予以鼓励其州养老金法的制定。法案还明确了只有退休金即第三方面老年保险由联邦政府独立掌管。第一和第三部分即构成了现在美国养老信托的雏形。当时的养老金体系是最传统意义上的“db 型”“现收现付制”，通过征收社会保障税来实现，缴费比例很高，为职工工资的 12.4%，当时为仅次于个人所得税的第二大税种，且逐渐发展为美国养老金制度的“三块基石”中的第一块。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出现了人口的大幅度激增，被称为“婴儿潮”时期，近 8000 万的人口增量，按照 65 岁退休计算，美国将在 2011 年开始面临大量的退休老龄人口，且会持续 20 年左右。

面对这种状况，作为政府养老金重要补充的私营养老保险体系逐步地确立、发展起来。现已成为美国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三块基石”中的第二块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自愿参加私营养老计划的公民众多，总资产在 10 年前就已超过美国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而私营养老金计划的结构也随着美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稳步发展在逐渐调整。自1976 年起，私营养老金计划中参与 db 模式计划的人数逐渐向 dc 模式计划转移。从 1978 年的 84%的 db 计划比例经20 年的转化，逐步减少为 44%，参与 dc 模式计划的人数大量增加，再加上作为补充的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结构如图1 所示。美国现在整个养老金体系的主要三部分所占比例如下：40%的退休养老金来自第一支柱（社会保障计划），第二和第三支柱占比达到 60%，且第二支柱较为发达。[6] （p181）

图 1 美国现行养老金制度构成。

美国的养老金计划大多以信托投资基金的形式存在，但资金的投向有所不同，作为政府强制性的社会保障计划，其资金主要投资于风险相对较小的政府长期债券或政府担保的短期和中期债券；[4]（p131）私人养老金计划（雇主养老金计划）中 db 型基金的投资方向有股票、债券、不动产及其他形式的金融产品，而 dc 型主要投资于美国的共同基金，养老金也成为美国共同基金的主要来源。

[6]（p190）目前，美国有共同基金 8000 多只，基金类型主要有股票基金、债券基金、混合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等；对于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总体来说，通过共同基金投资是目前投资的最主要方式。

（二）瑞典的养老金体系发展情况。

瑞典明显不同于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 （anglo-saxon）国家的历史中所确立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是典型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福利体制，只有瑞典本国的国民及长期居民才具有参加社会保障的资格，而且是定额给付原则。自 19 世纪开始建立以“济贫法”为代表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几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分别是 1913 年瑞典全国养老金法案颁布，首次提出了“养老金”的概念，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普遍性的缴费养老金制度；1934 年建立的国家资助失业保险制度和 1946年颁布的老年、遗嘱和残障养老金制度，其间还有强制性健康保险法等众多相关的法案及制度安排的实施。[4]（p48）直至 1998 年瑞典的养老金名义账户改革，结束了在当时已经明显制约瑞典经济发展和社保支付能力的高税率的传统“瑞典模式”养老体系，标志着瑞典的养老金体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图 2 瑞典的养老金体系的构成。

上图清晰地展示了瑞典养老金的体系构成，而国家规定可以进行投资行为的是后面的三部分，分别是基金制养老金、补充养老金及私人养老金。其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非常灵活，可以投资于全球市场，主要投资于股票市场的资金占到总量的 80%，还有 10%投资于政府债券，其余还有对冲基金、私营公司股票等投资方向。养老金管理局直接管理总资金额度 1/4 的资产，主要负责投资债券和本国股票市场，其余 3/4 的资产委托给专业投资机构。瑞典是国家福利型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作的典范，现在在没有改变大体框架的前提下，仍在不断进行温和的、渐进式的改革，效果明显。

（三）“智利模式”———私有化养老保险的成功。

“智利模式”曾被誉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标本。智利也是拉美国家中最早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1918 年智利建立第一个养老金计划，主要提供给白领和蓝领工人，这是智利社会保障制度得以确立的标志。而当时的制度不是单纯的db 模式，其结余部分成立了一个基金，但效益极差，导致支付出现严重危机，遂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转为完全的 db 模式。1978 年左右，智利开始实行全面的自由市场政策，1980年颁布的《养老保险法》是智利养老金制度私有化取得举世瞩目巨大成就的开端，随即智利废除了原来的 db 模式，采取了 dc 型完全积累制的方案。[4] （p223）经过 30 年的时间检验，智利的这个 dc 型信托制养老基金受到了全球的广泛称赞。直至发展到现在，所实行的新制度被称为“智利模式”，体系也是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如图 3 所示。

图 3 智利养老金结构。

框架内的这三项均为国家强制性的储蓄，但是完全由私人机构进行管理和投资。而作为养老金信托可以投资的资产主要有政府债券、股票、私营部门债券和定期存单等。智利养老金稳定地保值和增值，近年来的年化收益都在 10%以上，这也是“智利模式”成功的另一方面表现。

三、几点建议。

（一）关于养老信托资金的基本结构……通过对美国、瑞典和智利三个国家典型的养老金模式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多层次的养老金架构是现行的主流趋势。而在我国的养老金结构中，虽然也实行三个层次的安排，但来自第二支柱的雇主部分的占比明显要低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国家。所以，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轨阶段，需要将一部分原来来自国家基本养老金的资金量，让渡于来自雇主、企业的部分，也就是作出一定量的替代，这样有利于提高企业进入养老金体系的积极性。此外也需要国家对激励机制有一个政策性的配套。世界银行最新提出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金体系框架已经扩充到了“五个层次”（图 4），将会比传统意义上的“三支柱”体系更加稳定，更具有优势，更能优化市场资源。可在少数经济发达的省份或地区率先进行试点，进行绩效考核，再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图 4 世界银行提出的养老金“五支柱体系”

（二）关于资本市场的完善。

养老资金主要投资于资本市场，是现行国际主流养老信托投资方向的主要特点，我国现行养老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企业年金，自 2004 年 9 月在证监会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签发 《关于企业年金基金证券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后，于 2005 年开始正式入市，这是我国养老金体系真正定位于养老信托的开端。而真正能够使得我国养老信托资金稳健保值、增值，并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必须逐步建立一个有深度、有弹性并且能够提供足够流动性的资本市场，这一点毋庸置疑。养老基金进入资本市场，不但为其提供资金供给，而且有助于金融创新和市场治理水平的提高。[7]（p221-223）博迪在1990 年指出：美国过去 40 年的金融创新的主要来源就是养老金；并且，资产抵押债券的发展，金融衍生产品和指数基金、零息债券的发展都与养老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8]同一时期，霍茨曼认为，养老金对资本市场的流动性以及竞争程度有绝对深远的影响，而他是基于对在智利养老金市场的考察。[9]（p149-179）我国的资本市场仅仅发展了 20 年，尚属于起步阶段，也存在着结构性问题，需要逐步地调整、改革。养老信托资金作为民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需要在相对安全的保障下进行投资获得收益的。只要不断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成熟度，使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为养老资金的安全营运创造必要市场环境，就必然能实现养老信托资金保值、增值的目标。

（三）建立专业从事养老金管理的信托投资公司。

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商业银行体系为主导的（bankdominant），与拥有完善资本市场的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 （capital market dominant），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信托公司、信托机构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在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在每个省份只允许设立一家专业的信托公司，虽然队伍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和壮大，但总体上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竞争市场。而养老金的投资更是需要针对性极强的专业化机构并根据养老金的特点培养一个专业化的团队进行多元化的投资，以保证其稳定的回报和资金使用的效率。建立专业从事养老金管理的信托投资公司变得更加迫切，而且内生出来的制度需求也显现出来。在现阶段，可以以国家为投资主体建立一些试点，区别于一般投资公司的养老金信托公司，以便目的性更加明确、针对性更强地管理并运用资金。还要鼓励民间的符合标准的机构专门从事养老信托业务，并定期对其绩效进行考核。使养老信托资金的使用更加透明，更具效率。

参考文献：

[1]country statistical profiles 2010 [eb/ol]./index.aspx?datasetcode=csp2010.

[2]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eb/ol]./was40/gjtjj_detail.jsp?search－word =% c8% cb% bf% da% c6% d5% b2% e9&channelid =6697&record=76，2011－04－28.

[3]林闽钢.社会保障国际比较[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4]穆怀中.国际社会保障制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吕雪静.社会保障国际比较[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6]韩俊江.社会保障制度国际借鉴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穆怀中，柳清瑞，等.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关键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

[8]zvi bodie. （i990）。“pension fund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financial management. autumn.

完整版资金保障方案篇4

*本文系中日两国学者合作研究项目《中国社会保障的问题与展望》的子课题。该研究课题受是日本外务省资助的“中日两国政府间2001年学者交流计划”项目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学者（6人）与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野村证券的研究人员分工完成。本人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中心特邀研究员，负责本项子课题的研究。研究成果于2002年3月在日本东京研讨会上交流、发表，并结集成册，同年在日本以《中國社會保障改革の衝擊》（日文版）为书名出版发行（日本东京，劲草书屋，2002年11月15日版）。因本课题版权协议的限制，本文系首次在国内发表。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着一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原先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传统社会保障体制由于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而解体。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努力探索并积极推进建立全国统一、完善和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阶段的社会保障建设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也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矛盾的困扰：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保障覆盖面狭窄，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国家养老金债务转嫁新制度等等，致使脆弱的社会保障基金受到的巨大压力而陷入财务危机；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健全，保障基金的管理和运营存在较大风险；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的建设进展迟缓，发展很不平衡，企业负担沉重；立法层次较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等等。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正处在不断深化和探索的过程中，它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遵循，既要从现实的经济、社会环境出发勇于探索创新，也有必要从外国的经验中寻求有益的借鉴。

在战后初期，日本即奠定了社会保障的法律基础，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的迅速发展。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原有的制度，并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不适合社会变动的制度和法律加以修改。当前，日本的社会保障正面临着经济景气不振、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动、雇佣形态改变等因素的挑战或考验，对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确立的现存社会保障体系实行改革或调整已势在必行。

目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艰巨而迫切的任务，虽然两国的经济、社会条件各异，社会保障的发展层次、水平悬殊，导致社会保障危机的历史成因亦尽不相同，然而对各自的特殊性加以抽象即可观察到，两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均具有一定的同构性，它源自于社会保障的基本属性及其共同的社会历史作用。正是由于这种同构性的存在，使得中日两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比较和相互借鉴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一、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与改革

（一）日本社会保障体制的若干特点

从日本社会保障制度50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可归纳出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经验或特征，这些经验和制度特征对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不无启迪或借鉴意义。本文仅从体制的层面着眼，选取若干对中国的现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体制性特征略加评述。

1．以国家立法为基础，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日本是个注重依法治理社会的国家，每一项社会、经济制度的出台，均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和程序，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亦是如此。战后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即是相关法律不断完备、充实的过程。日本现行的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绝大部分是在战后的前20年间（即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时期）制定或修订的，它们作为日本社会保障的法律基础，对于在较短时期内完成社会保护体系的筹建发挥了巨大的推动和保证作用。

从立法结构和形态上看，日本狭义的社会保障法律部门大致可划分为社会保险、公共扶助、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及医疗等4个子部门，其中每个子部门均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律体系。虽然日本没有根本性的社会保障法典，但该法律部门中的每一单行法均是由立法机关设立的，具有国家法律的属性。从而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高层次的、与社会保障事业配套的法律规范体系，为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和管理提供了严密的法律依据。

从立法基础和宗旨上看，日本的社会保障是建立在保障公民生存权利的立法理念之上的。这一理念的确立始于战后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实施了诸如承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等一系列民主化政策，即由国家来保障劳动者的生存权。[2]1950年10月，社会保障审议会《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书》以1948年宪法第25条关于“任何国民都拥有享受健康的、文化上最低限度的生活权利”、“国家要努力提高和增进有关一切生活方面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及公共卫生”的表述为基础，确立了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宗旨：“社会保障就是对疾病、负伤、生育、残障、死亡、失业、多子女及其他原因造成的贫困，从保险方面和国家直接负担方面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对陷入生活困境者，通过国家救助，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生活。与此同时，努力增进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以便使所有国民都能过上真正有文化的社会成员的生活。”

从立法过程上看，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决策体现了立法、行政、司法等公共权力与政党、雇主团体、工会团体共同参预的原则。在日本，国家、利益集团和各阶级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各异，其中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安排往往占居主动地位，但各阶级和利益集团对社会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有时是起关键作用的影响力，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和修订往往经过广泛的争议和酝酿，最终通过一方或各方的妥协或合作告终。在日本独特的终身雇佣制和社内工会制度下，劳资双方在对待社会政策的立场上往往较易达成妥协。80年代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即是社会各参预方斗争和妥协的产物。[3]法院则以独特的角色参预社会保障事务，它不是社会保障政策的发起者，其法律地位和职责主要是裁决诉讼而不是形成社会政策，但法院对社会保障权利的追认以及对立法、行政主体的制约作用在社会保障的发展中是不可忽视的。[4]

2．社会保险实行立法、行政、执行、基金管理、监督等各机构分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立法机构。

立法权属于国会，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的确立、修订由国会审议批准；社会保障基金的长期投资需由国会决议。

行政管理机构。

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行政管理机构为厚生劳动省，负责社会保障的调研、规划、调整和审查；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为都道府县。

执行机构。

中央执行机构为社会保险业务中心，负责汇总、处理地方执行机构的投保人资料。地方执行机构为都道府县的民生主管部门及社会保险事务所（系社会保险厅的派出机构，其工作人员属于国家公务员）和基层公共法人组织（如健康保险共济组合、国民健康保险共济组合）。中央和地方两级执行机构实行计算机联网，社会保险事务处理实现了“在线化”。

审查机构。

日本政府根据《社会保险审议官和社会保险审议会法》，专门设立了社会保险审查制度。经厚生大臣任命，在各都道府县配备2名以上的社会保险审议官，是为第一审机构。负责第二审的机构是由5名委员组成的社会保险审查会，审查会的委员须经参众两院批准、由内阁首相任命，任期为3年。审查对象涉及受保人的资格、标准报酬、保险款项的发放以及保险费征收等方面。审查程序是：受保人可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地方审议官申请审查，无须负担特别费用；若对地方审议官的一审裁决不服，可以向社会保险审查会申诉；审查会的审理公开进行；若对审查会的二审裁决不服，当事人可向法院提讼。

保险基金管理机构。

为了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和独立性，政府设立了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特别会计，分别负责统一管理全国的国民年金和厚生年金。特别会计的收入为社会保险缴费、国库负担及保险基金运营收入；支出主要用于年金给付和福利设施投资。

特别会计要将收支节余额的大部分“预托”给财务省资金运作部，

后者将这部分积累金与邮政储蓄金、简易保险资金、产业投资特别会计、政府保证债券等统一纳入国家财政投融资计划。“预托”金大部分用于购买国债和长线投资，其余部分交给厚生年金福利事业团、地方公共团体和其他机构具体经办。此举不仅可以使国家集中财力进行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重点建设，而且有利于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300余家保险公司负责保险费的收取和支出。

监督机构。

日本设立了社会保险基金联合会，其总部设在东京，在各都道府县设有分支机构。联合会作为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的中介机构，专事医疗保险费用的监督，对医疗机构向保险公司开具的催款单进行审查。对于符合国家有关药品和医疗规定者，送交受保人所属的保险公司以便履行向医疗机构付费的程序；反之，则提出质疑返回医疗机构重新办理。

实行上述社会保险管理体制，使有关部门和机构职责分明、相互制约；社会保险的业务程序清晰、高效、严密；有利于保险事业的发展。

3．咨询和民间协助制度

咨询制度。

专家咨询是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是内阁首相的咨询机构，其职能是对全国性的社会保障计划、立法、运营大纲等进行审议，在日本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此外，日本政府还设有医疗保险审议会和年金审议会，是为厚生大臣及社会保险厅长官的咨询机关，对运营进行审议；在各都道府县设有地方的社会保险审议会，负责对医疗保险机关进行保险适用资格的批准和取消；在厚生劳动省设有中央职业安定审议会和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审议会，对雇件以及劳灾保险进行审查。

民间协助制度。

这是一类旨在动员民间力量协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险的制度。社会保险委员会制度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制度之一。这项制度规定，凡是20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都要设专人负责社会保险事务，这些人由所在都道府县首长聘为社会保险委员，社会保险委员对本单位的领导及职工社会保险问题进行指导，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起着桥梁作用。社会保险事务所设有社会保险相谈员，负责对未满20人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巡回指导及业务联络。社会保险委员和社会保险相谈员之间保持经常性的业务联络，在工作上互助协助。

4．偏重于国家责任的混合型的社会保险财政结构

在社会保障责任的归属问题上，日本贯彻了混合性原则。即：公共救助部分依据的是必要原则，由政府承担保证最低生活水平的责任；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部分主要依据贡献原则，其社会保险资金来源采取受保人、雇主、政府三方分担的原则，[5]其中政府责任占有较高比例。日本的社会保险资金主要包括保险费、公费和其他（如资产收入等），根据最近统计，保险费占57%（受保人26.9%，雇主30.1%），公费占31%（国库支出27%，其他公费4%），其他来源占12%。[6]政府除负担每年养老金支付额的三分之一外，还免除了生活困难者的保险费缴付义务，对于由于特殊原因无法享受其他年金者通过福利年金提供帮助，并且负担社会保障事务的全部管理费用。这一收入结构，既顾及了广大受保人和雇主的承受能力，又考虑到中央和地方财政负担的可能，与以政府税收为主的英国北欧型和以社会保险收入为主的欧洲大陆型相比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战后日本社会保障的发展过程，显示了国家财政的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人口结构变动以及国民生活意识的转变，国家财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1998年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缺口近300万亿日元。[7]

5．年金保险费的修正积累制

修正积累制的特点在于保险费率根据支付和积累的需要，实行分阶段调整，保持相对稳定。日本的公共年金大体上每5年进行一次核算。为了保证修正工作符合实际，政府组织专门人员对出生、死亡等人口自然变动情况进行预测，据以对未来65年的年金收支情况进行滚动预测。如果前一次财政核算中的预测与实际不符，则对保险费率进行调整，以稳定年金财政。运用这种方法，有利于保证年金的积累和支出。

虽然中国与日本在养老金筹资模式上迥异，但修正积累制对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社会统筹部分的积累和支出的调整不无借鉴意义。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与改革

1．影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外部因素

现代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经济社会环境较为有利的条件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完善；但在步入70年代中期以后却遇到了多方面问题，且这些问题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还呈现出日趋严峻之趋势。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所面临的问题，有属于其自身结构方面的，也有属于其外部条件方面的。就外部条件方面而言，最主要的是经济增长失速、人口结构变化以及雇佣制度与家庭结构变动等三方面问题。[8]

（1）经济增长减速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双重压力。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迅速扩展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在步入70年代中期以后，以1973年的石油冲击及其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为转折，日本经济增长即呈现出明显的减速甚至停滞之势。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从1991年起又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萧条。尽管日本历届政府已数次出台复兴经济的方案，但一直未能收到明显的效果。

经济增长的滑坡，至少从两大方面对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产生重大影响。首先，由于经济增长减速导致国民经济总体规模难以迅速扩大，致使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相对放慢、增长规模相对缩小，从而严重削弱了社会保障得以扩展和完善的财政基础。其次，由于经济增长减速导致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企业倒闭不断增加，致使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从而大大加重了日本社会保障体系在失业与雇佣保障方面的负担。

（2）人口结构变化使社会保障负担加重。60年代至70年代初，日本社会保障制度迅速扩展和完善的另一重要条件，是人口年龄结构尚未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遇到沉重的人口高龄化压力，老年人口带来的社会保障负担相对较轻。然而，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迅速下降，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等原因，日本人口高龄化的进程在步入70年代后也迅速加快，人口高龄化程度也随之迅速提高。日本的人口高龄化系数已达1990年已达12.0%，而且这一系数还呈现出升高的趋势，到2025年将达27.4%。[9]伴随人口高龄化速度加快、程度提高，达到法定年龄领取年金者的数目日趋庞大，领取金额急剧增加，从而造成了日本政府日趋严重的财政负担，以致成为当前日本社会保险制度乃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问题。

（3）终身雇佣制度开始松动。在战后的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所通行的雇佣制度即是所谓“终身雇佣制”，公司雇员一般不中途转厂，雇主亦很少单方面解雇雇员，即使在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时期也同样如此。终身雇佣制的广泛存在，至少从两方面减轻了社会保障的负担：其一是大大缓解了失业问题，减轻了社会保障在雇佣与失业方面的负担；其二是企业为鼓励其为企业献身并减少其后顾之忧，大都建立了生活、保健、技术培训等多方面的内部保障项目和设施，起到了替代和减轻社会保障负担的作用。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面临经济增长减速而导致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终身雇佣制也开始呈现解体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大企业更倾向于采用短期雇佣、临时雇佣方式，劳动力在企业间的流动日趋加速。雇佣制度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加剧了失业问题，从而加重社会保障在雇佣与失业保障方面的负担；另一方面又降低了企业建立企业内部生活、健康等保障项目的积极性，而把大量的保障负担推向社会。

（4）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日本的家庭结构也处在迅速变化之中，其主要趋向是家庭核心化、家庭老龄化、家庭独身化、家庭小型化和家庭主妇就业化。家庭结构的这种变化趋势从多方面削弱了家庭的保障功能，把原来由家庭承担的一些保障事务推向社会，如在家庭成员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家庭核心化又使子女与其年迈双亲的同住率大大降低，家庭小型化和家庭单身化则大大降低了传统家庭的相互扶助和赡养能力，而家庭主妇外出就业又将照顾年老双亲的责任推向了社会等等。这些因素产生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大大加重了社会保障的负担，从而成为当前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所面临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由于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政府的租税收入不足，财政困难增大，而国家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拨款却急剧膨胀，使中央财政不堪重负。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

2．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趋势

日本的社会保障改革由来已久，从7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政府即着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整，80年代以后改革力度明显加大。1982年日本“第二次临时行政改革调查会”提出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建议，1986年日本政府制定《长寿社会对策大纲》，1988年发表《关于实现长寿、福利社会政策的基本考虑与目标》，1993年社会保障制度审议会公布咨询报告，提出社会保障新的基本理念：“社会保障应该是为了全民的利益，由全体国民来建立、支持的制度”，主张对社会保障制度从整体上重新加以认识，使之适应国民需求的变化、人口的变化、家庭及地区的变化、女性作用的变化、劳动环境的变化以及经济的变化，并使之在21世纪依然能够持续下去。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

（1）努力抑制社会保障费支出的过度膨胀，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改革的目标首先集中在国库存负担最大的社会保险部门。在公共年金方面，1994年出台了年金改革法案，决定从2001年起把领取养老金的起始年龄推迟到65岁，对无工作或低薪的劳动者，可在60-64岁期间支付部分养老金。为解决财政薄弱的年金部门负担过重的问题，除采取国库存重点帮助和调整各年金体系间的财政加以解决外，政府还积极谋求实现年金制度的一体化。在医疗保险方面，1982年制定的《老年保健法》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医疗公费负担”制度，规定70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由各医疗保险制度共同负担。1984年设立修改健康保险法时又规定：60-70岁的老人是受雇者医疗保险的适用对象，把补助医疗费的标准由100%降至90%，以降低政府对国民健康保险的补贴率；同时废止了“临时工（日工）保险制度”，将其纳入其他健康保险。1986年和1991年两次对老人保健法进行个性制定了全体国民负担老人医疗费制度。1992年在健康保险中第一次导入了“中期财政运营方式”，以便在大致5年间取得财政平衡，同时降低保险费率和国库补贴率。

（2）在考虑国民承受能力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保险金缴纳率，引进“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实行费用征收多元化。1994年的年金改革法案规定，厚生年金的缴费比率从1994年10月起，由月标准收入的14.5%提高到16.5%（劳资双方平均分摊），1995年10月再提高0.85%；1995年后从受保人的年中和年末奖金中（各相当于1个月的工资），提取1%的保险金（劳资均摊）。然而,日本政府迄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并没能遏止社会保险财政赤字的扩大趋势,除国民健康保险以外的所有保险制度都呈现的财政赤字，政府的基本对策是提高缴费率。厚生劳动省在1999年拟定了一项养老保险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是将给付水平降低20%、同时降低投保费率，今后的改革方向将是降低工资替代率、逐步缩小公共年金规模、扩大企业年金。但由于受保人（公、私雇员）和工会组织对于降低替代率几乎都持反对意见,国会未予通过上述议案。日本政府在2001年11月29日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针对老龄化而制定的、以提高缴费率和增加个人负担治疗费比率为主的重建医疗保险财政方案，拟于2002年实施。

在税制改革方面，扩大中间税征收比率。1998年日本首次引进消费税，90年代以来通过提高消费税的征收比率（1997年后为5%）来保证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此外，通过提高某些社会福利设施的收费标准和扩大有偿服务范围，以减少政府支出部分。

以上这些做法尽管采用的方式不同，但最终都将直接或间接加重国民的负担。因而如何取得国民的广泛共识和支持，是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大课题。

（3）倡导社会保障事业的社会化，重视各社会团体和家庭有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日本十分重视发展居民参与社会福利的机制，90年代以来，由居民创办的各种营利性家庭服务团体有较大的发展。一些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也主动参预社会福利事业，通过各种慈善活动积极为社会作贡献。

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1．社会保障的立法问题

立法基础。

社会保障是以社会安全为目标、以社会公平为原则、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为宗旨的社会公共政策。现代国家大都将自然法关于人的生存权利的自然秩序在宪法中予以确认并承诺保护。在这些国家，宪法对于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予以保障的承诺成为社会保障法的立法渊源和基础。在中国，宪法虽然没有使用“社会保障”这个概念，但在有关章节中对国家责任和公民权利作了相应的表述。[10]

然而，宪法所确立的公民权利作为社会保障立法的基础地位往往受到忽视。在论及有关建立或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因或依据时，人们往往援引的是中共中央和政府的文件或决议，而这些文件中没有对社会保障给出清晰、完整的定义，对社会保障的理解多偏向于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功用，或者将其局限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层面。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基本上遵循着功利性目的，在制度设计上强调效率高于公平、减轻政府责任，使社会保障在弥补市场缺陷、公平收入分配、吸收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方面的作用受到忽视，并且成为抑制消费需求、强化谨慎性预期心理的原因之一。对社会保障的法律地位及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立法基础的模糊，或许是造成中国社会保障立法滞后的原因之一。

立法形态。

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保障法的体系框架，在结构形式上基本涵概了当代社会保障法系的外延。[11]但从立法形态上看，尚处于较低层次，大多是作为政府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颁布的，或以政府政策的形式出现，不具备国家法律的形态，其刚性和约束力较弱；在法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意志而非国家意志；由于不同政府部门的立场差异，一些法规缺乏统一性和严谨性，在实施过程中易产生矛盾或者衔接上的真空；在不同利益主体的搏弈倾向下，其实施中的随意性较强，实施效果易打折扣。从先进国家推广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来看，应在体系创建初期就将强化立法列为根本，以此保证和规范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建立全国统一、完善、规范的社会保障制体系的迫切任务。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参照有关国际组织所制定的社会保障规章和原则，借鉴各国社会保障立法的经验，加强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建设、提升立法层次、使之从政府意志升华为国家意志，是其中一项根本的、战略性的任务。

目前，中国的专家学者在先制定根本性的社会保障部门法还是先行分项制定社会保障的单行法问题上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正处在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行总体规划和推进的阶段，在这种形势下，制定一部确立社会保障的目标、宗旨和原则，明确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社团法人、商事组织、公民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规范和协调社会保障各参预主体之间法律关系，并且能够用以规范相关单行法律或法规的制定的、总括性的社会保障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适时的。部门法的建立，有利于该部门法系的立法完善，有利于将社会保障制度纳入正常的法制轨道运行。

2．社会保障的决策体制与管理体制

由现有的决策体制和立法形态所决定，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决策过程基本上是在政府部门内部完成的。尽管某项制度的出台，通常经过一定的调查研究、方案设计、试点运行、总结评估到决策选择的过程，但在封闭的和缺乏透明度的状态下做出的决策，难免因决策者认识上的局限或政府意志的作用而造成失误。[12]在这方面，日本的立法机关审议批准体制，法定的专家咨询机制（社会保障审议会制度），受保人、工会、党派、雇主组织、自营业者组织等社会各利益团体广泛参预的决策体制，[13]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社会保障的管理、执行、基金运行、审查、监督体制的建设方面，中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些措施并逐步得以规范和完善。需要强调的是，在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建设方面，中日两国确有诸多需要交流、学习与借鉴之处。除前述若干问题外，日本法定的专家咨询制度、民间协助制度以及保险费的定期审议、修正制度，对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亦有重要的、现实性的借鉴价值。

3．社会保障的财政结构

在社会保险费筹资上，中国政府确立了“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资金来源多渠道”原则。从形式上看，中国的这种社会保障财政收入结构与日本具有同构性，但各责任主体的负担比例与日本有较大的区别。在中国，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企业和职工的缴费，1999年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收入中，企业缴费占78.2%、个人缴费占21.8%，2000年则分别为78.9%和21.1%；[14]而日本1998年雇主和受保人在社会保障供款额中所占比例分别为52.2%和47.8%。[15]从政府责任方面看，在中国1999年的国家财政决算中（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与“抚恤和社会救济费”之和为523.52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45%（在该年度预算中，这两个项目的支出预算为346.94亿元,仅占总预算的2.39%）；[16]日本在90年代初期，社会保障及福利支出在中央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即达到37.52%的水平。[17]两相比较，中国政府和企业在社会保障中的畸低或畸高责任，与日本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国社会保障财政结构的现状，反映政府角色定位上的偏差，并制约着某些改革目标的实现。改变由国家过度包揽的传统保障方式、减轻政府负担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主要方针之一，它比较符合当前社会保障领域改革的世界潮流。但将政府角色仅限于制度供给和最终保障、缺少法定的直接责任的定位则有失妥当，未能体现宪法确立的国家在保障公民生存权利上所应承担的义务或责任。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中，通过引入个人帐户，实现了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资金来源多渠道”的目标，但在负担结构过于偏重经济目标而忽视了社会目标、尤其是缺乏政府的直接责任的状况下，企业负担并未因个人责任的增加而降低至合理的水平，而一些地方政府为弥补社会保险基金缺口又极力提高企业缴费水平。[18]由于企业负担偏重，影响了保险资金的征缴（由于企业的逃费、避费倾向），制约着“广覆盖”（由于企业拒保倾向）和“保障方式多层次”目标的实现。同时，由于政府力图依赖社会保险基金清偿养老金历史债务而产生的养老金财政危机，以及强调以“低水平”和个人责任为特征的长远目标，导致了公众对改革的恐慌心理和对政府置信度的下降，由此引发了“提前退休”、“突击看病”等严重问题，并且进一步强化了谨慎消费、增加储蓄以防不测的普遍心态。当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出现严重问题时，政府便开始强调社会安全和政府责任，制定短期应急措施，投入巨额资金仓促应对。应当看到，政府所采取的事后补救行为，实质上是社会保障机制对政府责任的强制性复归。与其规避政府责任、引发制度运行波动后再予以补救，不如确立政府责任以确保社会保障制度的平稳运行。

4．社会保障体系平稳运行问题

社会保障体系平稳运行可以归结为社会保障基金在经济周期和社会结构变动中保持平衡的问题。社会保障基金的平衡主要取决于基金的征缴、给付水平，基金运营收益率的高低，以及国家财政的支持力度。而这些因素又均受到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动的制约。当这些条件发生变动时，会对社会保障基金的平衡产生不同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人口结构的变动是渐进的，其变动的长期趋势是可预测和易于把握的；经济运行状况则相对存在较大的变数，除了其自身正常的波动周期以外，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决策等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之发生不同的作用，并传导给社会保障基金使之发生盈亏变动。因而，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除了要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目标外，还应预见到经济、社会因素变动对它的影响。

一般来说，社会保障基金的支付手段具有缓解或吸收经济波动产生的外部社会成本的作用，既使在一定时期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失衡,也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其自身亦能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在经济良性发展阶段重新达到平衡。但是，在经济状况长期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无论是国家财政还是基金本身，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从而危及社会保障制度，使之难以为继。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制定的社会保障政策，未能预见到长期衰退的影响，而长期以来的“国债依赖型”财政又使得政府在平衡社会保障基金方面力不从心，后来的改革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如何制定一项能够长期平稳运行的社会保障政策，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由于社会保险的缴费义务与受益权利具有对等性，“低水平”并非是保持基金平衡的有效方法；提高缴费率和降低给付率将因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损害受保人的利益而受到社会保险主要供款人的抵制；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运营完全（或主要）依赖于民间或政府，都会使基金平衡面对一定的风险，因而应按照适当的比例合理确定政府、企业、受保人之间的连带责任。从中国当前社会保障基金运行危机的实际情况来看，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国家财政的现有体制、支出结构和监督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起公共财政体制，将保障社会安全作为政府财政活动的重要目标，并确立以“平衡预算”为原则的财政决策和运行机制，从而奠定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的直接责任和最终责任的财政基础。

5.突出重点、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经历了从以劳动者为中心到全民保障的扩展过程。中国的条件与日本有所不同，但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亦应突出重点，有序发展。虽然近几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取得重大进展，其覆盖面已经开始从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逐步延伸到城镇其他经济成份的职工，但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还比较狭窄，城乡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差别过大，众多无权利享受社会保障和处于低水平保障状态中的劳动者抵御生活风险的能力十分脆弱。这种社会福利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状况，不仅剥夺了大多数劳动者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而且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劳动力的流动和社会安定正在或者将要产生严重的后果。那种囿于“唯生产力论”、忽视社会保障促进生产力发展功能、忽视公民基本权利和社会保障需求的思维方式，以及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制定的社会政策，无益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方向，应该是以城镇劳动者为重点，逐步扩大到城乡全体劳动者乃至全社会。其中，突破“二元化社会”思维的局限，将占中国全体公民绝大部分的农村人口和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者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课题。尽管中国与日本的具体国情各不相同，但日本解决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的历史经验对中国不乏可供学习借鉴之处。

同时，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过程中，既要制定社会保障的依据、规范、准则和标准，又要注重完善制度运行中的监督和约束机制，并且应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充分评估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否则可能因公众疏于参预而使之流于形式。在这方面，日本的国民年金“空洞化”趋势对于中国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19]

6．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日本在养老保险领域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一个企业雇员，一般可得到由国民基础年金、厚生年金、企业年金（厚生年金基金或适格年金）所构成的三个层次的保障；一号受保人除加入国民基础年金外，还可自愿加入国民年金基金。另外，日本在普遍推行社会养老保险的同时，还有各种商业人寿保险可供人们选择。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灵活地满足不同阶层、不同经济状况的参保人的养老需求。

中国在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初期，也明确提出了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的目标，[20]但它的初衷在于改变以往的养老保险资金筹措完全由国家或企业包揽的单一方式，因而在目标设定上与世界银行倡导的“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存有一定的差别。虽然“多支柱”体系的建立包含着基金来源和筹集方式的内容，但它的目的却是从保障老人生活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出发，确立由国家再分配责任、企业保险责任和个人自我保障责任共同支撑的养老金制度结构，从而建立起一种较为有效和安全的老年生活风险保障模式。在中国，由于在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强调减轻政府责任而偏重于企业的责任，也由于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以及企业与员工之间缺少谈判协商机制，使得企业缺乏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能力和内在动力，这是导致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完整版资金保障方案篇5

关键词：保障性物资；应急跟踪审计；免疫系统

中图分类号：F239.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0-02

一、我国保障性物资审计工作实施情况

跟踪审计是保障性物资专项审计的理想模式。2008年，中国南方数省发生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审计署在本次保障性物资审计中首次尝试了跟踪审计模式，揭示了管理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促使及时整改。跟踪审计取得了较好成效，但由于是首次尝试，跟踪审计的范围、程序以及公告时效等方面未能全面发挥其优势。汶川地震保障性物资审计是全过程跟踪审计方式的进一步探索和发展。结果表明，审计的及时介入，实现了保障性物资“不出问题，少出问题，至少不出大问题”的工作目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我国保障性物资审计工作取得的成绩

保障性物资审计工作在经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等特大自然灾害保障性物资审计工作实践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1.启动了保障性物资审计响应机制，及时快速地介入保障性物资审计工作。保障性物资应急跟踪审计实现了审计系统与自然灾害政府主管部门的响应联动，政府主管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后，审计系统在第一笔保障性物资拨付后，及时跟踪款物流向，实行全方位、全过程跟踪审计，真正做到了关口前移，提前介入。

2.提出了区别于传统审计的审计模式，确保了保障性物资审计工作顺利开展。保障性物资应急跟踪审计以简约、高效为主，变过去的事后审计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审计。简化审计程序，灵活调动审计资源，实行边审计边整改，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真正发挥审计“免疫系统”　功能。

3.创新审计工作管理方式，实行审计项目跨年度管理。一般的审计项目实行年度管理。但由于重特大自然灾害突发性强，救灾时间长，审计工作往往存在跨年度的现象，如果实行传统的年度管理模式，势必加重管理负担。因此，保障性物资审计在项目计划时，通常列入第一年的审计项目计划，需要跨年度的审计项目，作为“续审”项目列入下年度项目计划。在保障性物资审计实施方面，通常制定统一的审计实施方案，跨年度时不再另行制定实施方案。

4.实行上下了联动的保障性物资审计模式，审计效率和独立性得到保障。保障性物资审计实行“分类管理、分级负责、上下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模式。

5.快捷的审计反馈机制，确保了审计工作置于人民监督之下。保障性物资审计实行定期报告，重大审计事项随时报告的信息披露机制，充分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

三、我国保障性物资审计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保障性物资审计实践工作开展不久，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都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加之理论研究滞后于审计实务。因此，保障性物资审计工作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1.审计人员没有正确处理好“审计”和“救灾”两者之间的关系，审计独立性受到影响。审计部门作为政府机关的一个职能部门承担着救灾的义务，同时作为监督者又有监督救灾活动是否合法、高效、有序进行的责任。在保障性物资审计实践中，有的审计机关在救灾应急预案启动之前就介入，对保障性物资管理决策等事项发表意见；有的在审计之前就为被审计单位提供咨询意见。这种既充当管理者又充当监督者的行为，容易丧失审计的独立性。

2.保障性物资审计法律法规和实务指导方面的研究不足。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部专门的保障性物资审计法律法规①，各省也没有制定地方保障性物资审计法规，只有个别省份审计厅颁布了部门规章（如云南省审计厅2009年2月颁布了《云南省突发重特大自然灾害保障性物资审计应急预案》、四川省审计厅在2009年6月颁布了《四川省突发重特大自然灾害保障性物资审计监督工作应急预案》），但全国还没有一部较全面和权威的指导手册。

3.保障性物资审计联动机制尚不成熟，审计效率还有待提高。目前审计联动机制还停留在较低层次，仅仅确立了“分类管理、分级负责、上下结合、属地为主”的指导原则，但是面对多头保障性物资来源，中央资金、地方省市资金审计如何组织，审计主体如何确定？如何解决项目多，审计人员缺乏的现实情况，扩大审计的覆盖面？审计档案如何归档？保障性物资应急跟踪审计的情况如何汇总，如何向上级政府部门报告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规范。

4.常规审计绩效评价标准无法完全适应保障性物资审计评价工作。保障性物资审计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实行边审计、边整改的原则，很多问题都消灭在萌芽状态，或者一般审计问题只要被审计单位根据审计人员提出的建议进行改进，也就无须向社会披露。因此，保障性物资审计评价不能严格按照审计发现问题的多少、严重程度、上级领导采取措施的层级以及查处的违法违规资金数额为评判标准。

四、保障性物资应急跟踪审计的改进建议

保障性物资应急跟踪审计由于存在强大的政府行政压力、司法压力和社会舆论压力，因此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一般政府审计具有的独立性不强、权威不够等弊端。但是跟踪审计作为特殊审计方式，仍有很多亟须改进的地方。

1.正确处理救灾和审计的关系。审计人员作为政府工作人员，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确保保障性物资筹集合法有序、分配公平公正、拨付及时到位、使用合规合理、管理安全有效是审计人员的本职工作。系统要良性运转，需要运行和维护两个方面不出问题。审计工作也是救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审计人员要纠正意识，在不违背审计独立性的情况下，做好救灾服务工作。救灾相关部门（如财政部门、民政部门、红十字会等）主要履行款物的使用管理职责，审计部门主要履行监督职责，并在不影响公正、独立的基础上，对管理部门的内部控制制度、风险防范措施提出改进建议。将审计部门和被审计部门的工作都纳入全国（全省）保障性物资管理范畴，明确职责，统筹规划。

2.实现审计主体多元化。保障性物资审计是一项复杂工程，要求审计人员具有审计、财会、法律、工程、统计、计量等方面的知识，目前国家审计人员的素质还难以完全承担审计任务。随着国家审计广度和深度的扩展，审计人员任务繁重，人员缺乏，如世纪坛和地铁八通线等审计项目，都是在“非典”专项资金审计任务非常艰巨的情况下完成的（杨晓超，2003）。因此，吸引社会审计力量以及社会其他中介力量（如工程造价咨询公司、资产评估公司等）参与保障性物资审计可以弥补政府审计部门知识和人员的不足。在参与形式方面，各省可以采用外聘咨询专家库的方式，加入以政府审计人员为项目负责人的各个保障性物资审计小组开展工作。

3.保障性物资信息沟通与协调机制的构建。保障性物资审计信息沟通分为三个层次：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项目小组之间的沟通；公众与审计的内外部沟通。

在管理部门沟通方面，应建立审计和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机制，包括保障性物资的来源、去向、灾情统计情况信息分享机制，救灾效果反馈信息分享机制；在项目小组沟通方面，应定期以审计工作简报的方式将保障性物资审计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取得的新经验及时分享给各审计小组和审计组织部门；在公众和审计的内外部沟通方面，应及时公布保障性物资拨付、使用等审计情况，通过举报热线收集审计线索，并及时反馈审计结果。

4.做好保障性物资审计的质量控制制度。审计质量控制制度由一般要求、审计方案质量控制、审计项目实施过程质量控制、审计结论和报告质量控制四部分构成。

一般要求主要包括：关注审计取证的真实性、完整性；审计复核制度；聘请专家制度；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制度等。

审计方案质量控制主要包括：明确审计重点环节、人员、活动；确保审计力量充足；参考使用全国（全省）统一制定的工作方案、文书、表格等。

审计项目实施过程质量控制主要包括：审计组长及时督导；实行风向导向审计；重视取证工作；重大审计事项报告和请示制度等。

审计结论和报告质量控制主要包括：掌握法规制度，明确评判标准，法高于情，情寓于法；定期披露审计情况，重大审计事项随时报告；特别重视特大事项的取证工作，扩展审计深度；做好审计报告的复核工作。

5.做好保障性物资审计绩效评价工作。保障性物资审计是要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对一般问题实行边审计、边整改的原则，构建保障性物资使用和管理的“免疫系统”。因此，进行绩效评价时应选择好评价指标和合理设立分值，借鉴平衡积分卡等先进工具进行计量，把提出审计建议和采纳情况做为评价的核心指标，辅之以审计反应速度、审计查出的违规金额、审计建议采纳层次、审计工作组织情况、审计任务是否按时完成、被审计人员和受灾群众的满意度等指标作为保障性物资审计绩效评价的依据。

注释：

①审计署于1996年颁布的《审计机关对社会捐赠资金审计实施办法》在2011年1月废止。

参考文献：

[1]房宁.突发事件中的公共管理——“非典”之后的反思[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郭济.政府应急管理实务[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3]吴秋生.政府审计职责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4]董延安.权力控制与国家审计参与——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的视角[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7（03）.

[5]陆晓晖.审计“免疫系统”功能论的意义[J].审计研究，2009（06）.

[6]秦荣生.无影灯效应原理与我国政府审计监督[J].审计研究，2010（05）.

[7]王中信.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全过程跟踪审计方式探讨[J].审计研究，2009（06）.

完整版资金保障方案篇6

主席出席G20金融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4月2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在英国首都伦敦举行，国家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的重要讲话。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日益显现，世界经济金融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全力恢复世界经济增长，防止其陷入严重衰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维护开放自由的贸易投资环境；加快推进相关改革，重建国际金融秩序。我们应该进一步落实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树立更坚定的信心，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开展更广泛的合作，实施更合理的改革，努力取得实质性成果。在谈到“进一步推进改革”时，主席指出：“加强金融监管既是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环节，也是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加强金融监管势在必行。一是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自我约束和外部监管、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增强各国自身金融监管能力、完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跨境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二是国际金融机构应该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三是金融稳定论坛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四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加强和改善对各方特别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尤其应该加强对货币发行政策的监督。五是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六是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应有贡献”。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国务院总理4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会议指出，去年以来，我国先后启动一些酝酿多年的改革，对提振市场信心和扩大内需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今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会议确定了今年重点推进的改革任务。一是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继续削减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激发市场投资活力。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优化所有制结构，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三是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四是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完善节能减排的体制机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五是推进服务业体制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六是加快就业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加快推进医药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领域改革，改善居民支出预期和消费意愿。七是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八是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九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十是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沟通协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细化措施，认真督促落实，确保顺利完成今年改革发展的各项任务和“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

二、卫生体制改革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今年4月上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意见》提出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即“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普及，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取得突破，明显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险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方案》提出2009～2011年重点抓好五项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副总理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切实有效地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指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认识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明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逐步完善医药卫生体系和体制机制，到2020年，使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今后三年，要以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为重点，着力推进五项改革。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做到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把全体城乡居民纳入基本医疗保障。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减轻群众基本用药费用负担，满足群众基本用药需求。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强服务网络建设，方便群众看病就医。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实施重大公共卫生项目，最大限度地预防疾病。五是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优化资源配置，改革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监管机制，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全面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经国务院同意，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共同印发了《关于全面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全面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通知》坚持《国务院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强调要坚持低水平、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原则，科学设计和调整实施方案；要切实落实好城镇居民参保的财政补助政策，省级财政要加大对困难市县的补助力度；要继续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进一步加大投入，帮助解决困难城镇居民缴费困难问题；要结合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适当调整基金支付政策，探索建立普通门诊费用统筹，做好参保人员在不同制度间转移时的医疗保险关系和待遇等的衔接；要着眼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进地级统筹，研究科学合理的药品和诊疗项目评价办法，逐步建立医疗保险技术标准体系；要立足便民利民，强化经办机构内部管理，加强社区服务平台建设，提高经办服务机构管理服务水平和能力。《通知》对全面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进行部署，明确提出2009年全国所有城市必须启动实施这项工作。目前尚未启动这项工作的城市要抓紧制定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报省级人民政府审批，报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备案。未启动城市原则上要在第二季度启动实施，参保率要达到50%以上。已经启动实施的试点城市要加大扩面力度，参保率要达到80%以上。

三、司法体制改革

要求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积极稳妥推进司法改革。4月20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主持召开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专题汇报会并讲话。指出，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是党中央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巩固国家政权、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迫切需要，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政法工作的发展进步。改革深刻触及政法工作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政治性、政策性、法律性都很强，工作难度大，任务十分艰巨。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改革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扎实工作，攻坚克难，确保各项改革任务如期完成，使改革成果真正惠及人民。强调，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要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出发，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着眼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从国家法律和制度机制层面认真谋划，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四、土地制度改革

《国家土地督察公告（2008年）》。4月21日，国土资源部向社会《国家土地督察公告（2008年）》。《公告》表明，国家土地督察工作成效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坚守红线，完善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制；二是突出重点，推进违规违法问题专项督察；三是积极拓展，丰富土地督察核心业务；四是严格监管，促进土地管理形势好转；五是规范管理，探索建立共同责任新机制；六是夯实基础，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关于2009年国家土地督察重点工作，《公告》提出，国家土地督察机构将紧紧围绕服务扩大内需和农村改革发展两个大局，以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为核心，监督保证国家土地调控政策和农村政策执行为主线，一是服务扩大内需，开展保增长保红线行动；二是严格规范管理，巩固和拓展土地督察核心业务；三是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土地督察综合能力；四是加强基础建设，基本完成土地督察机构组建工作。

五、文化体制改革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发《指导意见》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为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加快新闻出版事业和产业发展，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共分6个部分、25条，回顾和总结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和成功经验，指出了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和目标任务，明确了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完善了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政策保障，并且对加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提出了要求。其中，《指导意见》指出，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体制改革，构建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推动经营型新闻出版单位转制，重塑市场主体;推进联合重组，加快培育出版传媒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扩大对外交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文化单位转制后将享受税收优惠。为进一步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企业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若干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决定在一定期限内对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实行若干税收优惠政策：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自转制注册之日起免征企业所得税；由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自转制注册之日起对其自用房产免征房产税；党报、党刊将其发行、印刷业务及相应的经营性资产剥离组建的文化企业，自注册之日起所取得的党报、党刊发行收入和印刷收入免征增值税；对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中资产评估增值涉及的企业所得税，以及资产划转或转让涉及的增值税、营业税、城建税等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具体优惠政策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根据转制方案确定。

六、国有企业改革

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调整为138户。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并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成为其全资子企业，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并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成为其全资子企业。国资委已向上述5户企业下发重组通知。至此，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由2009年初的141户调整为138户。

七、金融体制改革

《证券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正式施行。4月13日起施行的《暂行规定》要求证券经纪人取得证券经纪人证书方可执业。根据《暂行规定》及有关自律规则的要求，证券经纪人执业活动不得超出证书载明的权限范围，不得有下列行为：（1）替客户办理账户开立、注销、转移，证券认购、交易或者资金存取、划转、查询等事宜；（2）提供、传播虚假或者误导客户的信息，或者诱使客户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3）与客户约定分享投资收益，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4）采取贬低竞争对手、进入竞争对手营业场所劝导客户等不正当手段招揽客户；（5）泄漏客户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6）为客户之间的融资提供中介、担保或者其他便利；（7）为客户提供非法的服务场所或者交易设施，或者通过互联网络、新闻媒体从事客户招揽和客户服务等活动；（8）委托他人其从事客户招揽和客户服务等活动；（9）损害客户合法权益或者扰乱市场秩序的其他行为。

八、农村及林业体制改革

我国在168个县区市启动森林采伐改革试点。国家林业局28日在全国22个省区市的168个县区市全面启动森林采伐管理改革试点，在简化审批程序、放宽采伐年龄、结转采伐指标等15个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以逐步构建现代森林资源管理新体制和森林可持续经营新模式，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创造更好条件。此次改革试点最突出的有两大亮点：一是非林业用地的林木采伐不再纳入采伐限额管理，广大林农可以自主经营；二是突出了森林经营方案的地位，对已编制森林经营方案的，按照方案核定采伐限额，使广大林农林木采伐做到“五年十年早知道”。

国家商务部、供销总社出台措施推进农村流通网络建设。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方针政策，国家商务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下发通知，提出六项具体措施，共同推进农村流通网络建设：一是深入实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二是着力推进“双百市场工程”和“农超对接”；三是加快完善农业生产资料流通体系；四是完善城市社区便民服务设施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五是扎实做好家电下乡等重点工作；六是维护农村市场秩序。

九、其他制度改革

全国医疗保险工作座谈会召开。4月23日，全国医疗保险工作座谈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会议指出，各地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的《医药卫生体制近期重点改革实施方案（2009～2011）》的精神，以扩大覆盖面和提高保障标准两项工作为重点，扎实做好2009年医疗保险工作，使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2009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要分别达到3.9亿人和1亿人。同时，必须按期完成四项重点任务：一是全面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要在全国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启动城市参保率达到50%以上，先行试点城市参保率达到80%以上。二是全面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参保等历史遗留问题，将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按属地原则全部纳入医疗保险，尽快实现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与企业缴费脱钩。三是将在校大学生全部纳入城镇居民医保范围。四是稳步提高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水平，要将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最高支付限额提高到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6倍左右。

今年工伤保险工作重点明确。4月14日至15日，全国工伤保险工作座谈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会议指出，2009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六项工作：以实施“平安计划”二期为重点，全力推进工伤保险扩面工作，落实“平安计划”二期，重点推进农民工参保工作，抓住重点建设项目这一新的扩面增长点，努力拓展扩面新领域，转变扩面工作方式；加快解决“老工伤”问题工作进程，凡是未解决“老工伤”问题的地区，要制定工作方案，出台相关政策，制定方案要摸清底数，抓住重点，落实资金；着力推进工伤保险的市级统筹工作，要明确标准，加快进程；积极稳妥地开展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试点工作；认真落实工伤保险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工伤保险各项基础管理工作，今年重点做到进一步完善制度和管理规范，全面提升经办管理服务工作水平，加快工伤保险信息系统建设，进一步抓好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

国家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4月10日，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旨在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支持我国企业积极稳妥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更加全面、权威的信息服务。该《指南》由商务部组织我驻外使馆经商处、商务部研究院、商务部投资促进局和国内有关专家共同编写，覆盖了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指南》具有以下特点：“针对性”，针对我国“走出去”企业的特点，《指南》既介绍所在国（地区）与投资合作有关的基本信息，又指出我国企业在所在国家（地区）开展业务可能遇到的问题，给企业以必要提示和建议。“客观性”，《指南》主要以所在国（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官方统计数据和其他信息为依据，客观反映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情况。“权威性”，《指南》信息主要来自我驻外使领馆经商处、所在国（地区）政府部门、官方或半官方机构以及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信息准确、权威。“时效性”，《指南》提供所在国（地区）最新的法律法规、政策和经济数据等信息，并将定期更新。“可读性”，《指南》的文字活泼，通俗易懂，采用问答形式，以适合我国企业的需要。

国家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9》。为帮助我国企业、相关机构和组织更好地了解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制度及具体做法，客观认识和掌握国际市场环境，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提示我出口企业防范国外贸易投资壁垒措施所产生的风险，同时，依据WTO有关规则，维护公平、公正的国际贸易及投资环境，表达中国政府和产业的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依据《对外贸易法》和《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9》。这是自商务部2003年首期《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以来的第7期年度报告。《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2009》与往年报告相比做了以下充实和调整：第一，从范围上看，突出重点国别。报告共涉及我16个主要贸易伙伴。2008年，我国与上述贸易伙伴之间的进出口总额约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62.2%。第二，从内容上看，突出重点壁垒。报告突出了各国实施的重点壁垒措施，特别是各国在壁垒方面的制度性安排和实施。第三，从形式上看，突出风险提示。报告在每一国别中专门增加了风险提示内容，加强了对各国重点壁垒的风险提示和点评。第四，从发行方式上看，首次以光盘形式。

十、地方改革

山东通过统一划片定价，实现征地补偿“同地同价”。《山东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正式出台，从今年7月1日起，征用农村集体土地时，征地补偿将不再按“平均亩产值乘以法定倍数”计算，而是按照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对被征地农民实施补偿。通过统一划片定价，实现“同地同价”。按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补偿被征地农民，是国家推进征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是指在市县行政区范围内，依据地类、产值、土地区位、农用地等级、人均耕地数量、土地供求关系，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因素，划分区片并测算的征地综合补偿标准。按照《标准》，同一个区片内，相同土地类别的征地补偿价格相同，不因项目不同而变化。在土地类别上，《标准》指的是一般农用地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之和（不包含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他地类的补偿标准以此为基础按系数调整：农用地中的基本农田1.2；建设用地 1.0；未利用地 0.8。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提高或者降低上述标准。今后将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每3年调整一次。

上海市率先推动商业医疗保险覆盖到社区医疗机构。4月13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代表和与医院有双向转诊关系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包括中国人寿、中国平安、金盛人寿、美国友邦保险等在内的30家保险公司签署协议，这些保险公司的商业医疗保险理赔将覆盖到这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而改变以往商业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仅限于二级以上大中型医院的状况。此外，上海市将根据国家新医改方案精神，在近期推出一系列举措，其中包括探索建立若干个医疗联合体，以区域为基础，纵向整合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卫生资源。通过医保预付、学科人员的纵向整合，全面提升区级医院及社区服务中心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强化双向转诊制度，构建起有序的就医秩序，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

长三角地区近一年来金融协调发展已取得多项进展。第二届长三角地区金融论坛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论坛透露，近一年来，长三角地区金融协调发展已取得多项进展。一是长三角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得到明显完善。正式开通了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业务，授信业务试点工作也在上海启动，支票影像交换业务在长三角区域得到健康发展。二是积极推动了金融市场融合与创新。转贴现统一合同文本在长三角得到推广使用，长三角票据市场的标准化建设进展顺利。三是鼓励金融机构发展与合作。长三角城市商业银行共同签署了《长三角城市商业银行战略合作协议》，无锡、宁波两地稳步推进股权投资基金试点，长三角农村小额信贷机构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四是进一步加强了外汇管理领域的合作。上海浦东新区启动了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企业异地付汇集中备案试点在嘉兴试点成功的基础上正在向长三角区域推广。五是促进了长三角地区资金的跨地区流动。长三角地区已成为跨省、市资金流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六是大力改善金融发展环境。联合签署了长三角“共同应对金融风险合作备忘录”、“信用长三角合作备忘录”，就长三角地区共同应对金融风险、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推进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等达成了各项协议。

完整版资金保障方案篇7

1.做好规划，突出前瞻性

出版单位的年度规划和中长期规划是策划和制订重点项目的依据。重点项目要以出版单位已有产品线、已有板块为基础，符合本单位的战略规划和发展方向，这样的重点项目才有良好运行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按照短期、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思路策划和规划重点项目，做到策划一批，实施一批，规划和储备一批，避免临时抱佛脚的行为，避免临时的应景式的选题，着力提高重点选题的质量和成熟度。

以重点项目促进品牌建设作为出版单位的一项发展战略，应该有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来保障实施。随着出版改制的完成，出版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出版单位和编辑面临的市场压力空前加大，经济利润考核指标是一项绝对的硬指标。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没有对重点项目的倾斜政策和扶持，编辑很难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去策划和组织重点项目。一些出版单位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项目很难完成，原因之一是没有政策支持，编辑做重点选题会感到吃亏。湖南大学出版社在考核方案中既强调利润指标的考核，也突出了社会效益和工作过程、工作质量的考核。例如，对重点选题（如国家和省五年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申报、立项均有奖励，项目销售实现利润还可以提成。这样，编辑做重点项目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3.建立培育重点项目的平台

聚集优秀出版资源重点项目除了编辑主动策划，出版单位可根据自身条件和实际情况，搭建培育重点项目的平台，这一平台可起到聚集、积累资源，储备、催生重点项目的作用。湖南大学出版社主要是通过服务本校教学科研设立出版基金，争取本校的有关出版资助项目，与其他科研院所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来建立培育重点项目平台的。自2005年以来，湖南大学出版社每年出资30万元资助校内教师的著作出版，至今已资助本校教师出版80余部著作，其中《磁场辅助超精密光整加工技术》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与本校研究生院、岳麓书院等部处和院系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出版了“湖南大学青年学者文库”等多套丛书，这些丛书都得到了合作单位的出版资助，而且在这些著作中产生了多部获奖图书。2012年开始，在湖南大学校长的支持和推动下，湖南大学出版社启动了“千年学府文库”，计划在2026年前出版200种。“千年学府文库”主要收录976年至1976年千年间，反映岳麓书院至湖南大学千年历史演变与学术传承的学术成果及人物代表作。这项文化工程彰显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办学千年弦歌不绝的学术传统，总结千年学府的办学经验，而且能够梳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脉络，为国内外的教育史、学术史研究提供丰富的文献与案例，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十分重大。其中《岳麓书院藏杨树达手稿全编》被列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除了充分利用本校资源，建立培育重点项目的出版平台外，湖南大学出版社还积极与中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新闻学院、湖南省社科联等单位通过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了长期合作出版学术著作的关系。与湖南省社科联合作的“洞庭湖生态经济圈研究丛书”（11种）被列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与中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合作出版的“公共伦理丛书”获得湖湘优秀出版物奖和湖南省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双方实现了共赢。

4.实行重点选题调研—策划—论证—申报—立项的工作模式

编辑获得选题信息后，必须对选题进行策划和设计。主要包括进一步明确选题的价值和意义，做出市场预测和分析，以及对选题名称、内容、作者、篇幅、开本、版面形式等产品形态进行构思和说明。重点选题的策划要点有如下三点：一是特别要强调对选题的重大性、重要性、导向性和创新性进行分析和说明，要通过项目设计突出本选题的创新之点。二是物色合适的高端的作者。高水平的有影响力的作者是实现重点选题创意的关键和保证。三是充分说明选题的可实现性。要对实现选题的各种资源进行评价，对困难和风险进行预测和制定防护措施。有的重点项目规模太大，实施周期太长，从人力、资金等方面都超过了出版单位的能力范围，实现率当然低。中小出版社申报项目，应该量力而行，多申报些“短、平、快”的项目。选题策划是编辑根据市场调研提出的选题设想和设计，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完善。论证的层级有编辑个人论证、编辑室论证和社级论证，甚至还有出版集团论证和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的论证。对于重点选题，要扎扎实实地开展论证，论证的原则是批评、质疑与建议、优化并举，切勿走过场。一是组织社内人员论证。参加论证的人员要有代表性、专业性，可包括编辑人员、发行人员、财务人员、出版制作人员，他们可从各自的角度，对选题提出建议和提醒。例如，申报国家出版基金的项目，要求成本核算比较准确、合理，出版制作人员与财务人员的配合是必不可少的。发行人员的提前介入有助于营销方案的制订和实施。二是约请学科专家做专题论证。学科专家站在学科前沿，对选题的价值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和更深入的分析、挖掘，对选题设计包括丛书名、书名、分辑以及总体框架设计能提出很好的建议。例如，针对“千年学府文库”项目，湖南大学出版社3次召开专家会议，对选题的意义与价值、编选原则、体例、版本资料的收集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形成了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没有专家提供的智慧，单靠出版社是很难完成这一策划任务的。

二、按照出精品的要求

精心做好重点项目的实施工作实践过程中，一些重点选题的实施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如项目久拖不能如期完成，项目实施质量不高，存在内容质量或编校质量等问题，这些都违背了选题策划的初衷。因此，对于立项为部级、省级乃至社级的重点选题，出版单位应按照出精品的原则，采取措施认真组织实施，充分发挥重点项目的效益。

1.对重点项目进行精细化管理

加强督促检查对于重点选题，特别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十二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出版社应制定专门的项目管理制度，保障其按质按期完成。这一制度应包括对重点项目的质量要求及相关保障措施，资源配置，责、权、利规定及奖惩措施等，如果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还要制定廉政保障措施。例如，湖南大学出版社规定，书稿编辑加工之前，要在总编室备案，备案内容包括选题重点等级、出版效果预期、编辑加工计划、校对人员安排、图书整体设计设想、营销说明；重点图书要求责任编辑有丰富的编辑经验和专业对口；编、审、校及整体设计费用可高于一般图书，视情况可增加校次，印前由社领导指定人员审读；对重点图书出现不能按计划出版、编校质量不合格、整体设计不符合市场要求的，分责任进行处罚。要明确总编室或重点项目办公室对重点项目的实施情况跟踪和督促检查，及时向社领导反馈信息。

2.社领导主抓

以项目负责人为核心建立工作团队重点项目关乎出版单位的发展战略，社领导要高度重视，分工主抓重点项目，指导、督促重点项目的开展，统筹协调各种资源，给予重点项目充分支持。重点项目实施项目负责人制，每个项目要有一个项目负责人对项目的实施过程负全责。一般来说，项目策划人和申报人是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是项目实施的核心，他们连接各个环节、流程，协调各个部门和各种资源，因此要对项目负责人的责、权、利做出明确规定。在调动项目负责人积极性的同时，要防止项目负责人把项目私有化，也就是把项目看成是个人的项目，项目实施完全是个人行为，他人无法染指。据笔者了解，这种现象在很多出版社存在。这会影响项目的实施进度和实施质量。为此，湖南大学出版社的做法是，要求重点项目的申报和实施以项目负责人为主，但必须要有团队合作。具体做法是，项目申报时，项目负责人要填写项目责任卡，在责任卡中明确合作人的责、权、利。项目负责人署名排前，收入拿大头；项目参与人，如文字编辑，也享有署名权，根据实际贡献参与收入分配。如果项目得奖，有利润，大家有份。这样就形成了以项目负责人为核心的有战斗力的项目工作团队，为项目的实施质量和效率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3.严把重点

项目的内容关和编校、印制关项目的内容质量主要靠作者，但出版单位在内容把关上也有很多事可做。出版单位要组织作者讨论提纲、讨论书稿初稿的修改，必要时还要请专家审稿帮助把关。湖南大学出版社“人权知识读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先后召开了多次主编会议，1次全体参编人员参加的提纲讨论会，2次书稿修改讨论会，书稿定稿后，根据内容的相关性，分别送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妇联等部门审稿把关。根据有关部委提出的修改意见，出版社对书稿做了认真修改。出版社对重点图书的编校质量、装帧和印制严格要求，均要达到良好以上。

4.切实做好营销和推广工作

发挥重点项目的效益现代营销学认为，营销贯穿产品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的始终，是一种社会和管理过程。重点项目同其他项目一样，在项目策划伊始就要考虑市场营销方案了。对于本文所讨论的重点图书来说，强调做好营销和推广工作是有特定意义的。因为国家“十二五”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题材重大，大都是学术专著，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重大，但相比畅销书和一般读物，属小众市场，营销的空间没有那么大，编辑营销的积极性也没有那么大，容易产生项目顺利结项就大功告成的心理。重点图书如果不加强营销和推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会受到影响。出版社的总体思路应该是将重点书做成常销书，有条件的可做成畅销书。除了新华书店、馆配图书、农家书屋、网上书店等主要渠道，要根据图书本身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营销活动，如“人权知识读本”丛书中的《人权知识行政执法人员读本》《人权知识监狱人民警察读本》《人权知识法官读本》等图书的读者对象非常明确，有针对性地寻找营销线索，针对特定对象传播信息效果非常好。微信和微博等也是很好的营销手段。在重点图书的营销方面，编辑不要太依赖发行部门，一定要积极动脑筋，要勤快，要落实，为了配合网上销售渠道，编辑自己要准备好图书封面电子版、内容简介、目录及其他宣传材料。利用作者的资源和有关平台做推广，有时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人权知识读本”丛书的组编单位是研究会，这为该套丛书召开座谈会提供了人脉资源。2013年初“人权知识读本”丛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50多位与会专家充分肯定了该丛书的出版价值；新华社、人民日报及新浪、网易、腾讯等媒体报道了该丛书出版及座谈会的相关情况。这对该丛书的宣传和提高湖南大学出版社的知名度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三、总结

完整版资金保障方案篇8

关键词：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实践；战略；借鉴

1对风险的认识与分类管理

风险作为不确定性，在任何公司和经济业务中无处不在。但是，正确认识风险，并通过识别分类是实施控制和管理的基础。在对风险的认识方面，SHELL公司概括了“4Ts”,即：承担风险（Take）、处理风险（Treat）、转移风险（Transfer）、退出（Terminate）。他们认为：作为一个追求盈利的上市公司，首先要勇于承担风险，因为对于油气行业，高风险往往伴随着高收益；其次，认识到风险后要组织应对措施。如进入某一新兴市场风险较大，尽量选择与当地公司合资合作等；第三，尽量地向外部转嫁风险如对于部分风险较大的业务选择商业保险、项目融资等方式；最后是如果业务风险经过分析后大到一定程度，公司选择退出所在地区或业务。

在风险分类管理上，SHELL公司通常要求对每一项风险进行评价，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风险评估分类方法。具体标准是按照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对公司可能造成的损失大小将风险分为“严重不足”、“重大缺陷”等若干类，然后根据不同类别选择应对措施。在SHELL公司内部，每个员工都有两本手册，所谓的“绿皮书”与“红皮书”。绿皮书是公司每个岗位的职责和执业标准、工作范围以及相应授权或权限。“红皮书”（RiskPolicyandGuidelines）即公司整体风险控制制度与操作指引。详细说明了包括业务控制事业（BusinessControlIncident,BCI）、自我评估（Self-Appraisal）、内部和外部独立审计等完整的公司内部风险控制制度。

2风险控制的组织落实与制度保障

设计一套严密的组织和管理制度对于控制风险至关重要。总体上看，国际石油公司对十分注重财务部门和审计部门在内部控制方面的协同作用。

日常的内部控制管理、执行工作由财务部门组织实施。SHELL公司在全球的财务人员多达8000人左右，占总人数的7％。除了财务人员，其在各业务板块和下属公司审计底层分支机构都设立了授权不等的内部控制人员。可以说是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所有的经济活动全部都有财务人员有组织地进行控制。

同时，考虑到内部控制涉及的范围和业务复杂程度，SHELL公司十分重视审计、法律等部门的保障作用。公司专门设立了一个合规部（ComplianceDepartment）具体负责设定遵守外部法律法规应具备的职业道德、专业行为标准等。同时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保障（Assurance）”的概念。集团审计委员会是内部控制体系中起保障作用的最高机构。另外，公司还设有业务保障委员会（BusinessAssuranceCommittee，BAC），BAC在全球每一个业务或地区设一名具体负责执行业务保障的人员（全球约300人）。BAC的主要责任包括：①形成完整的内部保障计划并监督计划的执行；②基于自我评价体系（Self-Appraisal）和内外部独立审计工作，确保风险出现时采取适当措施；③负责形成年度内部控制情况回顾的报告、内控系统有效性报告，并提出相应建议。这些多层的组织设置及保障体系，以及垂直的业务领导在控制公司风险方面好似设置了多到防线。

3公司内部控制的一些措施和方法

几个国际性石油公司在内部控制方面的做法基本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高度集中的财务管理。在加强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方面，SHELL公司的基本做法包括①资金的集中管理。采取多种措施，通过与国际性银行的合作，把分散在全球100多个国家的资金全部集中管理。在时点、时间、币种各不相同的情况下，进行如此高效率的资金集中管理是相当成功的。②通过ERP系统的实施，保证了业务流程的标准化与会计核算方法的规范性，提高了效率。③充分利用预算管理作为内部控制的重要工具。由于预算是自上而下，并且由公司整体战略业务规划驾驭，控制预算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预算外因素的发生。(2)分级授权。公司的授权主要通过总部对各业务板块经理授权，再到对各地区公司首席代表进行层层授权，明确指示各地区公司首席代表对本地业务的内部控制管理负责。这样做一是传递压力，二是便于责任落实，三是减少了集团本身的风险。

(3)建立内部自我评价体系（Self-Appraisal）。在内部自我评价体系方面，SHELL公司规定各个层次的主要岗位责任人，包括各地区首席代表在内，需要定期通过Web方式的公司“保障收集工具（AssuranceCollectionTool,ACT）”层层上报“内部控制保障书（AssuranceLetter）”。这些内部控制保障书最终由集团审计委员会审阅，同时成为向外部审计师提供有关证据的支持文件。

(4)业务控制事件（BusinessControlIncident）管理。业务控制事件（BusinessControlIncident）与自我评价体系都是SHELL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组成本分。公司内部要求对发生下列情况的必须上报集团总部：业务控制体系因为其他因素发生重要改变、可以避免其他集团成员发生的教训或案例、有引起更大损失威胁的事件、严重影响公司声誉的事件、由于员工欺诈或受贿等行为导致商业活动被迫终止的事件等等。BCI的实质是不断总结、学习、交流，实施补救措施，以进一步提高公司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水平。

4SHELL公司实践对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借鉴

实施“走出去”战略后，中国石油企业同样开始面临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风险，面临更加复杂、激烈的竞争环境。因此，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显得迫切需要。目前中国石油企业在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方面虽然也建立了相应制度，但与国际性石油公司的成熟经验相比，只能是刚刚起步。尤其是在风险评估、分类管理、组织机构、人员保障等方面，有很多需要借鉴SHELL公司的方面。

（1）海外资金集中管理方面。要实现海外资金的集中管理，提高资金运营效率，要充分利用国际性金融机构（比如渣打银行）成熟的全球电子银行平台，位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资金集中管理提供系统支持。

（2）根据中国石油企业目前业务拓展的国家，借鉴SHELL公司的风险评估与分类方法，充分考虑各资源国的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等因素，建立中国石油企业海外经营的风险评估与分类方法。

（3）尽快建立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组织机构。按照层层授权的原则，建立公司内部自上而下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同时，通过各种手段，确保组织机构内部沟通、信息反馈的畅通。对于每一级责任人，都必须报告基于本岗位对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HSE、执行总部规定的财务政策等方面的承诺与执行情况。

（4）制定风险应对措施。既然风险作为不确定性，在任何公司和经济业务中无处不在。因此，在对风险进行评估与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必须制定相应风险的应对措施，并对员工进行相应的培训，使每一个员工在海外工作时，提高自身防范风险的意识。培训可以采用SHELL公司BCI类似的方法，进行案例分析。

参考文献

［1］胡为民.内部控制与企业风险管理-实物操作指南［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

［2］COSO.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M］.(方红星等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完整版资金保障方案篇9

关键词：版权；诉讼；数字版权；司法

版权尤其是数字版权立法是近十年学界研究的热点。科学制定法律法规需要扎根于国情。笔者利用统计软件，以北大法宝2003年到2012年十年间的47，226个版权诉讼为样本进行分析，以期发现版权纠纷背后的真实，寻找版权立法的依据。

一、观察与分析

1.版权诉讼的时间分布

从图1看到，我国版权纠纷的数量从2003年开始呈现出递增态势，2007年飙升到了7，907件之后，诉讼数量开始回落，直到2009年又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

2003年之前，版权诉讼多数是传统的著作权官司，涉及网络版权诉讼的案件比重不大。但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侵权案件日益增多。从2005年开始，版权纠纷以每年2，000多起的数量递增，虽然2007年起出现短暂的回落，但2009年以后，版权诉讼纠纷数量重新持续增长至今。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互联网著作权保护管理乏力与无序的同时，也说明了国人版权意识的日益觉醒。此外，这段时间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为版权人维权提供了法律保障。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关于修改的决定（二）》等。立法和制度上的完善无疑为版权人维权提供了保障，版权人维权的呼声和行为也日益增多。

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关于版权纠纷的管辖法院十分集中，其中北京最多，占据了近5成。其次是江苏、上海、浙江等地。中西部省市的诉讼数量很少。我们认为，版权诉讼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加上目前我国的网络服务商和网民大多集中在东部中心沿海城市，其潜在的纠纷和诉讼也越多。另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关于数字版权纠纷诉讼的管辖地问题。传统的民事诉讼法理论主张原告就被告原则。所以，因为侵犯版权而提起的维权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一规定在传统的版权诉讼案件当中不存在问题。但是，当作品以数字的形式出现、逐渐普及到互联网世界之后，侵权行为地难以确定，司法实践中纠纷一般以被告的住所地（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设备等设备所在地）法院管辖，又因为这些数字服务系统的大公司大都在北京，所以纠纷管辖法院大多集中在北京。这加剧了北京司法系统的压力。

其次，毫不讳言，我国各地方的法治建设水平存在差异，因此各地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也必定轻重各异。正式完善的司法制度与经济发展存在互相促进的关系。公正、完善、高效的版权司法保护体系往往更能吸引潜在的当事人将纠纷诉至法院，而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现象则可能迫使当事人采取其他途径解决纠纷，法院接受纠纷的数量必然减少。

3.版权诉讼的案件类型

47，226起版权诉讼中，民事案件数量最多，为46，517起，占案件总量的98.49%。其中，涉及知识产权权属、侵权纠纷数量的案件最多，为30，638起。通过对46，517起民事版权诉讼的裁判结果分析，原告胜诉的案件有26，918起，占到案例总量的55.43%。败诉一方不服法院一审判决进而提起二审上诉，经由二审法院判决的有9，185起，占所有案例总量的19.45%。通过对样本分析，我们还发现，尽管原告胜诉的比例较大，但原告得到的损害赔偿数额普遍较少。“赢了官司输了钱”“损失大赔偿少”的情况普遍存在。

版权侵权诉讼取证难、维权成本高、赔偿低等问题多年来一直是版权司法实践中的大难题。实践中，司法机关以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侵权人违法所得确定赔偿数额的案件极其少见，原因是权利人对损害事实往往无法成功举证，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侵权人违法所得也往往难以确定。权利人的赔偿金额低下直接影响到版权人诉讼维权的积极性，从长远来说，更不利于知识产权的创新和我国经济的发展。

在47，226起版权诉讼中，刑事案件有403起，比重仅为0.85%；这400余起刑事案件无一例外都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罪。与民事救济相比，中国版权诉讼的刑事法律救济显得极为薄弱。所以，我们认为，面对刑法在网络环境版权保护方面的欠缺，立法者应该在新时代下更新观念，让刑法在网络环境下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4.司法资源的配置

47，226起版权诉讼中，涉及网络版权的案件比重逐年增多。2012年，涉及网络版权的案件已经占到了全部版权诉讼的50%左右。这些案件涉及信息网络的传播权，社会关注度较高。由于《著作权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与难以操作，如何拿捏版权人的利益与行业创新发展以及社会公众获得相关信息的权利之间的关系，成为司法实践面临的严峻挑战。

与日益激增、层出不穷的版权诉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现有司法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上文提到由于版权诉讼管辖权属问题，版权诉讼绝大多数聚集到北京和东部沿海大城市，同时，除去特定情形指定管辖以外，基层人民法院对版权诉讼并没有管辖权，这就大大加剧了东部沿海城市特别是北京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版权“诉讼爆炸”和司法资源配置不优这两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将对审判工作造成不良影响，进而影响到国家版权事业发展和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

二、建议与措施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版权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立法是回应司法实践需要的关键。笔者认为需要完善的对策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字版权立法完善势在必行

目前，网络已经成为版权保护的主战场，数字版权纠纷案件呈现出“集中爆发、高幅增长”的发展态势。然而，近十年版权诉讼涉及刑事司法的案件只有403件，数字版权的刑法保护已经刻不容缓。目前，201 1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和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仍旧没有涉及版权保护问题。笔者认为，在国家基本法还没有修改出台之前，可以允许地方司法机关先行尝试，为立法和法律修改提供经验。

2.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

管辖原则的变通。在传统的版权纠纷诉讼中，“原告就被告”的原则仍然具有优先性。这可以方便法律文书的送达、财产保全以及判决执行，也有利于防止恶意诉讼的出现。然而，网络版权侵权案件的管辖困难主要在于管辖地增多且不明确。就网络环境下的版权诉讼，笔者认为可以尝试变通版权纠纷的管辖法院权属，有效缓解诉讼大量积聚于北京等城市造成审判压力的现实。基于此，我们应当在传统管辖权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网络侵权的特性，对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的管辖权作出相应调整。笔者认为，确定网络著作权管辖权应当由原告住所地法院优先管辖；在原告住所地法院系“不方便法院”的情况下，可由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法院管辖，辅之以传统的被告住所地管辖。

管辖权限的适当下放。考虑到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为保证审理质量，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采取了集中审理的办法，一般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原则上由中级以上法院一审，这无疑加大了中级法院的审判压力。当下，有必要对受理版权纠纷的法院作出调整。考察有能力接受知识产权审判的基层法院，适当下放审判权。合理配置保护知识产权的司法资源，对提高司法裁判的质量，保护版权人的利益无疑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3.完善诉讼技术

首先，需要建立合理的赔偿、判断机制。司法实践中多数法官裁判以“法定赔偿”这一标准对当事人进行赔偿，不仅违背了民事法律自治的原则，更违背了民法全面赔偿原则，导致法院版权诉讼赔偿金额普遍偏低的现状。笔者认为，实践中可以在法定赔偿金额限度做出限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这里，法官裁判必须要考量的因素包括版权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为制止侵权或进行诉讼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律师费、公证费、交通食宿费、审计费等。

其次，版权侵权诉讼取证问题长期以来是知识产权领域的研究热点，网络版权侵权行为的多样性、技术性、脆弱性、隐蔽性等特点给版权人维权和法官司法案件审理带来了困难。笔者认为，应该通过研究司法实践的典型案件，分析各种取证方式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民事诉讼改革的核心在于强化当事人双方之间的举证责任，加强诉讼双方的举证能力。目前我国与版权相关的法律也规定当事人及其律师有调查取证的权利，但这些权利话语大都停留于纸面上，在具体行使过程中没有救济和保障措施。因此，首先，必须细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当事人取证的方式、程序等，使其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具有可操作性；其次，在保障当事人取证权利得以实现的同时也时刻警惕其权利滥用，比如防止以“陷阱取证”方式取得证据行为的滥用。在加强当事人私力取证的保障的同时，也应当鼓励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公权力的发挥，在实践中协助当事人取证，以减轻版权人的取证负担，确保司法效率与司法成本的有效平衡。

完整版资金保障方案篇10

关键词：建设工程 优化设计 投资控制

一个建筑工程在资金的投入上很大程度取决于设计方案，一个优化的设计能够科学的指导建筑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同时使资金得到最合理充分的运用。在建设工程项目的设计之初需要考虑的因素方方面面，设计的质量直接影响着整个建设工程的质量优劣，设计阶段对资金的规划和预算对整个工程的造价控制也非常重要。所以笔者认为要想控制投资就需要优化设计，在保证工程顺利完成的同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实现造价管理。

一、科学的设计方案在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的作用

1.确定项目投资额的依据

一般来说，建设工程项目总体包括项目的决策、设计和施工三个方面，所以科学的设计方案也应当包含这三方面的内容。一个科学优化的设计应当是在保证工程质量、保证工程顺利实施的基础上，将投资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尽量用最小的投入创造出最大的产出。设计方案中关于工程材料等开支是工程的重要开支，所以材料选择要明确，一定要按照建筑设计所要求的质量来选取。

2.科学的设计方案保障施工的顺利进行

建设工程的施工要求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人员以设计图纸作为依据进行具体的施工安排。所以设计图纸对施工的进行起着指引作用，对工程质量也有重要的影响，如果设计有漏洞或是不合理，将会导致施工无法进行，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停工、返工，这样无疑会给工程的顺利进行造成阻碍，也会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资金。盲目的按照有缺陷的设计施工，最终完成的建筑也将无法交付使用，由此带来的损失更是无法估计的。

3.设计方案也关系着后续资金的使用

设计方案确定后，建设投资方所需的投资数额也随之确定，工程中后续的费用支出也受到方案的影响，例如一些照明、水暖等消耗以及日后的维修、养护费用等，这就需要设计人员在设计阶段对设计进行不断的优化，结合后续情况来控制建设项目的投资。优化的设计方案必须保证建筑的质量和正常的使用，同时从整体上确保投资的稳定。目前此类费用支出问题最为严重的就属玻璃幕墙设计，其耗能所需开支给建筑投资方和使用单位都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二、优化设计所面临的困难

1.业主对设计优化不够重视

实践中业主大多关心的是建筑工程施工建设的费用和自身所需投资多少，对施工的关注远比设计要高，设计方案缺乏优化的过程，所以设计的质量不高就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只在建筑施工环节重视投资控制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而按照业主的要求施工，不考虑设计的科学合理性，完工的建筑也难保高质量。

2.缺乏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

建设工程的设计方案要想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是需要各个单位和环节的密切配合来保证的。现代建设工程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才能发挥其功能，所以要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大环境，引入竞争机制，保障工程招投标的顺利进行。经过市场机制的保障设计方案才能不断优化，才能实现资金的有效控制。

三、优化设计的主要措施

1.加强相关部门的市场监察和控制

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建筑工程设计的优化也应在相关部门的监管下运行和管理，监管部门的职责主要是考察设计单位的资质、相关手续、设计费用、是否符合相关规范，如果设计中包含新的材料技术应用还要进行严格的检查和跟踪监测。 政府部门的监控压和建设工程单位自身的管理检查相结合，对政府部门的监控要积极配合，共同保证设计方案的科学合理和高效，从源头上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

2.社会和政府都要重视设计的宣传推广

政府部门除了加强对设计工作的监管，还要引导社会工作强化对设计的认识，加大宣传推广工作力度，使建设工程单位选择优化的设计。优化的设计能够切实的给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带来经济效益和效率，所以有必要通过宣传引导人们重视设计的优化，选择优化的设计方案，只有按照优化的设计进行建设施工才能保证工程的质量和工期内的顺利完工。此外政府主管部门还要加强对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资质的考核和登记管理，保证专业的技术人员制定出科学的设计方案，保证专业的监理人员对设计方案实施的监督。

3.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来保障

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离不开法律的规范和保障，建设工程的设计也应当有相应的法律来保证，才能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认可，才能顺利的实施。我国现在还缺少专门的法律法规，要想引用相关法律，只能在《合同法》等法律文件中找寻依据，所以当前应当加快立法，制定出符合现代市场形势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关于设计招投标、设计单位资质和收费等都要制定规范，来为设计的推广实施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

4.优化设计要顾全多种因素

前文退到过，建设工程的设计方案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因为工程所涉及的资金投入项目繁多，所以在资金的投入上也是非常巨大的，在进行设计优化时不但要控制资金，还要保证工程能够顺利进行和实施，满足建设工程的功能要求，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要避免一味的追求节约资金，而忽视了工程所需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这样就难以保证工程的质量和供暖；还要注意不能过分的追求科技含量而不考虑现实的经济状况，一定要严格控制资金，杜绝浪费。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建设工程的设计方案的优化对整个建设工程的实施和资金控制都具有非凡的意义，我们优化设计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资金的有效控制来发挥其最大的功效，实现建设工程的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此需要我们面向市场，引入竞争机制，让设计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得到优化；同时发挥政府主管部门的监控和引导作用，为设计优化拓宽道路，实施正确的引导；提供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使优化的设计得到切实的保障。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一定能够实现得到优化的设计来控制投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