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十篇

时间:2023-10-26 17:30:15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1

关键词:现代民商法;系统调整观念;必要性

民商法能够调解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使各个主体能够承担自己的义务同时也能够执行自己所应有的权利,保证经济社会有序的发展。传统的民商法不属于公众法律,是一种私人法律。它的调节作用是指,在没有矛盾出现时,任其发展,不去限制其发展,当有矛盾产生时,就会对诉讼事件进行处理并且处理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是针对那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对于社会中各种经济活动行为没有起到监督管理的作用。也就是传统的民商法在调节上具有局限性,不能很完美的处理相关经济活动行为,为了更好地处理各种经济活动行为,需要对现代民商法进行树立系统调整观念,从而对一些事件进行合理的处理。

一、现代民商法树立系统调整观念的必要性

(一)传统民商法存在的问题

民商法调解经济活动中各主体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传统的民商法只有在经济活动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后才会发生作用,处理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基于此,现代民商法需要在传统民商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树立系统调整观念,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一些无法调节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出现,更好的调解经济活动中各主体间的关系。

(二)限制现代民商法的原因

传统的民商法是私法,现代民商法在传统民商法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变成了公法。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发展,经济社会中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传统民商法已不能很好地处理各经济主体间的关系,适应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进行完善。为了更好的处理社会经济活动中各种关系,顺应社会的发展,现代民商法已经在传统民商法的基础山演变成立公法。民商法成为公法进而树立系统调整理念能够更好的调解社会经济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树立系统调整观念

民商法是民法与商法的综合体,它既包括民法,又包括商法。民商法能够调解经济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但是却有其自身的缺点。按照中国法律的划分方法,传统民商法属于私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解各经济关系,但是却只能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调节。法律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顺应社会的发展,能够很好的调解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关系。传统民商法也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产生的,能够很好地调解传统环境中各种经济关系,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中经济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传统的民商法已经不能很好地的处理现代社会的经济关系了。基于此,传统民商法慢慢的转变为现代民商法,并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代民商法也不能很好地处理各种社会经济关系,需要再一次的对民商法进行改革,树立系统调整观念。

三、民商法调整观念的表现

现代民商法是在传统民商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对于传统民商法已经有了如下方面的进步:

(一)物权法

现代民商法中的物权法相对于传统民商法中的物权法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现代民商法对物权有了明确的保护方法,对相关的条例规定做了明确的指示,能够避免由于概念模糊或其它不确定性引起的矛盾。现已有法律明确规定,当物权受到侵害时,物权所有者有权申请避免损害。主体可以在受到损害之前就扼杀掉相关损害,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害的发生。

(二)民法

民法建立了相关机制,能够调整相关的经济关系,还对民事行为能力做了统一的介绍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社会经济关系中,各个主体间为了凸显安全,将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排除在外。民法相关规定提前预防,对诉讼期间、时效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样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同时民法中还加入了诚信,任何事情都离不开诚信,社会经济活动也离不开诚信。

(三)侵权责任法

相对于传统民商法,现代民商法中的侵权责任法也得到了改善。侵权责任法的目的在于避免权力受到侵犯,同时消除掉承担责任时的各种危险,保护各权益主体的权益是符合国家法律的,并且能够全面了解侵权责任,避免责任被侵犯。民商法在立法工作中加强了树立系统观念。

四、结语

现代民商法是在传统民商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对传统民商法有了一定的完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民商法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民商法树立系统调整观念还不够完善,没有达到社会的要求,人们还没能全面了解和利用民商法。现代民商法树立系统调整观念能够不断的完善我国民商法,最大化民商法系统调整观念的作用,调整好我国社会经济关系,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戴舒.现代民商法应树立系统调整的观念[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3(11).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2

关键词:民商法;经济法;合作前景

民商法和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两大基本法,有区别也有联系。一直以来,法学界不少学者对二者界限争论不休。不可否认,这类争辩大大促进了两法在各自领域的纵深发展。但是,是否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二者的交流与合作呢?我国立法宗旨是促进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生活。我们在划清界限的同时,是否还可以想想二者如何合作起来,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建设呢?

一、二者合作的必要性

1、经济基础的法律需求

法作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对我国经济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自身特点不仅要求有完善的直接调整市场关系的法制,也要求有健全的维护社会秩序和创造良好社会生态环境的法制;市场主体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市场活动需要法律规范,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需要法律规制。市场经济的运行对法律理论和法律适用有着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需求。

市场经济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手段,市场经济活动是市场主体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在市场中进行的竞争活动,它要求有一种能正确处理市场主体、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竞争规则,以保证市场竞争的有序化和效益最大化。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有赖于合理的微观经济结构,还有赖于合理的宏观经济结构。就秩序而言,前者表现为自由、公平竞争的秩序,后者表现为实现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而建立的宏观经济秩序。民商法运用其固有的平权自主和等价有偿的程序和方法,调整平等主体进入市场产生的商品交换关系,即横向的经济关系,因此,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是以民商法为基础的。但是,宏观经济领域里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不可能自然形成,市场自我调节有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它不可能通晓宏观经济状况,比如由于成本条件和对竞争的限制,往往产生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而且市场的调节是事后调节,容易导致信息不通,人们在经营决策上难免存在盲目性,仅靠市场机制是不能维持经济总量平衡的,必须存在政府的适度干预与引导,经济法就是主要调整经济管理这类纵向经济关系的。民商法能调动市场积极性;经济法则能克服市场盲目性。二者通力合作,一个规范且活跃的市场便会形成。

2、政治环境的影响

我国政治体制是民主集中制,这是由我国经济体制决定的,同时又对经济法规产生一定的指导作用。市场主体享有民,自由地进行市场交易;同时,国家也集中统一地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纵向指引,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它决定了政治体制必须给予市场主体一定的民主人权,同时也要对其集中管理。政治体制体现于政策法规,就要求自由民主的民商法和集中统一的经济法能够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管理好我国市场,促进民主集中制的纵深发展。

3、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先有了发达的民商法,而后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了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我国从1949年起,由于社会主义集中经济观念的指导,推行了国家经济计划,苏联的国家计划经济理论被完全继受下来,这一时期民法生活遭到压制甚至破坏,导致我国商品经济不发达,平等主体之间的财商关系不发展。。因此,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完善的民商法制度。同时,计划经济以指令为动作的权威手段,也未采用真正意义的法律形式,因而也没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我国从1979年起,开始经济改革,发展市场经济,完善民法和建立经济法律制度的任务几乎同时提出。但是,当时国家经济法理论仍方兴未艾,对兴起的民法理论开始批判,一度形成民法、经济法之争,这场争论逐渐因计划经济失去历史舞台日益向有利于民法的方向倾斜。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我国经济也逐步进入世界轨道,向市场经济转化,当然,法制也应不断变化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在新世纪的今天,我国经济已有了迅猛发展,我国法学界出现了由国家经济法理论向社会经济法转变的现象,法律理论已趋成熟,迫切要求两法在“各事其主”的基础上着眼于社会大局,紧密联合。

4、法律自身的融合

“法律的功能蕴含于实现法律价值目标所必要的法律调整方法之中,法律的作用由法律调整方法的实际运用和效果所显露。”虽然两法价值目标在不同法律部门中的内涵、要求、重要程度、地位、组合体系等均有区别,但是,二者也有通用原则。一般认为,民商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等条款,是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连结点和分界线,一边是经济法以维持整体和自由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为己任,调整社会公共管理关系、反对滥用权利、强调竞争的自由与公平的统一;一边是民商法对此良好环境下自由从事活动之主体行为加以规范、确认市场主体的自由和权利。两者是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法。正因为这样,二者之间更应相互兼顾和依存,共同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起到统领、凝集和指导作用。

二、二者合作的可能性(条件)

1、调整范围交叉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都覆盖全社会,它们各自适用的范围涉及于整个市场。民商法以私法功能为主、公法功能为辅,着重与市场调节相对应,运用其固有的平权自主和等价有偿的程序和方法,调整公民、法人进入市场产生的商品交换关系;经济法则以公法功能为主、私法功能为辅,着重与国家干预和社会协调相对应,经济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体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能达到科学地组织社会生产力,经常地保持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以促使我国国民经济逐步地走上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良性循环轨道。鉴于二者的交叉关系,更应在两法之间和各自内部合理配置法律调整方法,合理设计其过程,在各自调整范围内完善自己的同时,弥补对方留下的“法律空白”,使两法的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消极作用得以尽可能抑制。

2、职能互补

民商法是市场经济常态性法律,多是通过其任意性规范,体现“无形之手”的要求,强调市场机制的内部化,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它注重市场主体的个别利益的实现;经济法则是非常态性法律,通过强制性规范,强调市场机制外在化,解决市场失灵,经济法调整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强调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民商法立足于个体利益,仅要求市场行为不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对于限制甚至牺牲自己利益去满足他人利益,少有法条予以具体化;而这在经济法中不再只是一种理想,道德化法律条款比比皆是,具体明确地要求市场主体限制或牺牲个人利益,真正体现谋求社会的整体公平。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以现代市场经济为条件,只有当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只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或者说不能只依赖于民商法给予保障时,经济法才有产生之必要。经济法的规定往往是对不当行使民事权利的干预和纠正。然而,经济法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民商法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有所下降或退居其次,相反,现代市场经济依然需要民商法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3、原则共享

由于两法最终价值取向相同,即建立一个公平、自由、平等的交易秩序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实现社会实质正义,因而两法的某些原则具有一致性,如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意思自治、公平竞争、讲究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则共享在一定条件下促进了具体制度和调整方法的通用,如近年来在经济法规中出现的经营权的法律概念为民商法所接受,法人制度在两法体系中均有其特定地位,民事责任也成为经济法的一种法律责任形式等现象,便是最好的例证。

4、取向相同

现代民商法发展实践表明,民商法的私法公法化已成为民商法发展的潮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片面强调民法是私法的旧观念,不利于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理解,更不利于民商法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的法律调整。现代民法正致力于从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另一方面,经济法也同样在为消除法规中的集中痕迹而不懈努力,经济法乃公私兼容的法律规范,在紧密联系国家干预与推动经济的同时,着手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民主与自由。

三、二者合作的现实途径

1、调整范围的相互结合

(1)市场主体制度的两法结合

市场主体依其自主意志为商品交易行为,此乃商品经济及其形态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民商法坚持和体现意思自治的精神,为市场主体自主地进行商品交易提供一般规范;经济法基于维护全局和长远利益的考虑,为市场主体在商品交易活动中的自由意志设定必要界限,在鼓励发展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的同时,也反对绝对的意思自治。为此,对于大量一般性的企业(公民)的经济活动,国家将确立他们作为独立商品生产经营者的地位,维护其充分的经营自,国家对其管理,主要是完善民商立法,制定他们从事经济活动、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规则,保障市场机制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经济法则应主要围绕国家对各独立生产经营主体进行协调、监督和服务方面作出规定。

(2)市场运行制度的两法结合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运行过程中也会不断发生与社会经济变化不平衡的现象,这就需要调节和修复。有效的市场秩序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市场主体内在的自我调控与自我稳定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源于社会的外部控制性力量。由此,民商法和经济法都有其大展身手之处。在市场经济中,国家投资的重点应在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或在国民经济中比较薄弱的、民间资本不愿和无力进入的行业,经济法将在这方面作出规定。对于大量一般性行业,国家不必参与竞争,这样国有企业的比重将有所下降,由社会资本投资的企业比重将有所上升,这将使民商法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总之,民商法通过平等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从内部维护公平与交易安全;经济法则基于市场秩序规制法,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贯彻某种特定的经济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3)宏观调控制度的交融

宏观调控的主体是国家,这就决定了它主要由经济法予以规范,但是,民商法并非不起作用。民商法在调整市场交易关系的过程中,可以及时反映市场信息和市场动态,促使相关部门运用或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去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国家的工作重点在于宏观决策,规范、组织、协调、监督社会经济活动,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等等,经济法在这些领域将加强和发挥重要作用。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将主要依照平等协商、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国家需要更多地采用民商法的方法去实现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另外,两法还可以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扩大对外经济合作,促进国际交流等诸多领域共同发挥作用。

2、调整方法的相互借鉴

民商法主要以非权力的、私法的手段调整经济关系,它所采用的调节机制是平等主体自我调节机制,通过民商事主体的单独意思表示或多个的独立意思表示,独立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实现自我保护、自我约束,从而自我承担责任。但是,当平等主体无法仅靠私力解决纠纷时,就需要国家公共权力的介入,对在经济生活中一些特殊主体的民商事活动加以限制。比如,现代企业组织的出现,就产生了不平衡的经济生活,一方面是强势的企业组织,另一方面是弱势的劳工和消费者个体,企业组织的行为往往会不公平地损害不特定的对立个体的利益,如市场竞争环境利益、劳工平等保护利益、消费者公平和安全消费利益等,所以对企业的经济行为,不能仍像以前那样仅由民法从自治利益角度进行规范,而应从保护社会利益的角度加以一定的约束和调控。因此,民商法在现代社会并不反对社会经济法,恰恰相反,在涉及社会利益这一领域,民商法需要经济法发挥作用,以保证民商法的理想不至于落空。而经济法不能只有国家直接的强制干预,还必须在一定条件下采取私法的手段,我国现在实行今后还将继续实行的国债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国家投资制度等,就其实质而言,都体现了国家以法律主体的身份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

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没有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肯定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但如果没有市场机制或者是一个缺乏民法基础的市场机制,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民商法和经济法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相辅相承,不可截然分开,它们都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经济法律。因此,加强民商法与经济法的相互联系、相互合作,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王全兴、管斌民商法与经济法关系论纲[M]。

[2]王保树。经济法原理[M]。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3

1.1区域性特征

县域经济因其所存续、依托的资源条件、地理位置、经济发展基础、经济区位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县域经济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市区与城郊、内陆与沿海、北方与南方县的县域经济都会呈现显著差异,其也是不同的经济存量、发展速度、发展变量存在巨大差别的基础条件。所以,从空间定位来看,县域经济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1.2系统性特征

在县域经济中,包含着若干构成因子,在这些因子的有机结合下又形成了一个有序、完整的系统。以农业县域经济为例,其包括产前、产中及产后;生产、加工、营销;农科教、销等环节,在这些环节的结合下又自动形成一个运作系统,县域经济中的金融、财税、商贸、工业等行业亦是如此。站在全县的角度来看,其可视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各行各业可视作其子系统,这些子系统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在这些子系统的结合下,使得这个庞大的系统得以高效、有序地运转。

1.3整体性特征

县域经济具有完整的经济结构,其包括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工商建运服、农林牧副渔一应俱全。同时,县域经济也包含了各种社会关系、社会要素和社会结构,如社会保障、政府企业、城市乡村、工业农业等,正是这些经济要素组成了完整的县域经济,使其在功能上、结构上具有整体性。

1.4综合性特征

在县域经济中,不仅包含了完整的经济行业与经济部门,同时也包含了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相关行业、部门,例如艺体卫、教科文、工青妇、党政军等,其几乎囊括了社会所有行业,所以其在行业及部门构成来看,具有综合性特征。

1.5复合性特征

县域经济,既包含农业经济也包含工业及第三产业经济,既包含城镇经济也包含农村经济,不仅有国有经济,也有集体经济、私有经济、个体经济。长期以来,我国都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这一体制也在县域经济中得到了典型、完整的体现,由此可看出,县域经济具有典型的复合性特征。

1.6层次性特征

首先,在国民经济中,县域经济是一个基础经济层次;其次,从县域经济构成来看,其包含了从县城到乡镇再到农村三个经济层次,所以其具有明显的层次性特征。

1.7开放性特征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开放式的经济,在此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县域经济也势必具有开放性特征。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下,区域化经济社会分工也不断增强,县域经济也随之不断发展、完善,在此情况下,县域经济的开放性特征也将不断被强化。

2、县域经济的作用分析

2.1国民经济中重要的经济基础

首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其植根于广袤的县域范围内,其亦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任何经济发展阶段,农业的这一基础地位都不会有所动摇。农业发展状况会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其次,乡镇企业既是县域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方面军,它也是县域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区域基础的重要原因。最后,在县域范围内,广大的农村市场也是商品流通数量最多的卖者和买者,农村市场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兴衰。

2.2建设小康社会建的主要支撑力量

我国从21世纪开始,全面进入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壮大县域经济,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在小康社会建设工作,农村是其重点和难点。县域经济一方面以自身的工业、商业、服务业为农村合作经济、家庭经济提前、产中、产后服务,另一方面又以其集聚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直接为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服务,是整个国民经济网络中与农村、农业、农民最直接、最基层的结合点。没有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农民的小康、农业现代化便无从实现。

2.3推动城乡改革的关键突破口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4

一、引言

我国经历了快速增长时期,跨入“十三五”初期随即将进入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国内生产总值发展到今天的世界第二的现实情况下。看到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不得不考虑: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产物,而要解决好我国经济问题不能仅仅在西方经济学中寻求解决方案。因此,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呼之欲出,而首当其冲的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基本路径及其阶段重点。

二、文献综述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不论社会前进,还是新旧社会交替都是通过生产力发展所推动。发展生产力是任何社会形态的共性,对于社会主义这一先进社会制度,其内在本质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2]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包括科学”,并点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自然科学在机械生产发展过程中被自觉应用。邓小平根据当代生产力发展规律和时代特征,又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后江泽民又明确指出:“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其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1]

如今,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还尚未形成,企业在核心技术上的创新能力还远远不够,企业的竞争能力还有待提高;导致长期以来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不论是大学还是科研机构都偏低,不能有效支撑经济发展。[3]

三、发展路径及其阶段重点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特指狭义的发展初期的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仅仅指从建国时期到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经济发展路径不完全等同于发展路径,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济发展路径是在发展路径的大框架下所进行,经济发展基本路径仅仅是发展路径中某方面的具体。将经济发展路径分为三阶段,即第一阶段为从1949年到1978年,以达到全体人民温饱为核心的初等幸福为目标,中心任务是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体系;第二阶段为1979年到2021年,以全?w人民小康为核心的中等幸福为目标,中心任务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全面对外开发以提高整体社会生产力,初步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第三阶段为2022年到2049年,以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达到以丰裕为核心的适度幸福为目标,中心任务是通过创新引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大建设,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一阶段,新生的中国刚刚建立,生产力发展起点是一穷二白,几乎没有现代化工业,科技教育落后,又遭到严重的外部封锁,这一阶段发展生产力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体系,包括:自力更生积累生产资料,提供国民经济发展物质基础;实现国家工业化,集中资源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实现农业近代化,改良农业生产技术;初步实现城市化,初步缩小城乡生产差距;普及基础教育,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建立科技基础,在少数领域取得技术突破等等。

第二阶段,整体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这一阶段发展生产力的中心任务必然是全面对外开放以提高整体社会生产力,初步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实施多元立体的、后发跳跃的产业演进战略;实施模仿、集成、自主创新并举的技术进步战略;实施统筹渐近的、互助一体的城乡发展战略;实施非均衡的、整体协调的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和平开放的、内外合作的对外贸易战略;实施基础设施优先发展战略,建立完整发达的基础设施体系;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建立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达到高等教育普遍化等等。

第三阶段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全面对外开放,提高整体社会生产力,缩小与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差距,国家综合实力全面提高。发展更高层次社会主义国家主导的开放型经济;同时,切实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建设,支撑高水平生产力全面发展。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5

关键词:社会经济结构;协作型治理

1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变化:在所有制结构上,私有制经济已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且私有制的比重还在进一步提高。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在阶级阶层结构上,已形成了“金字塔”型,新资产阶级兴起,工农大众弱势化。论文百事通在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高速度带来了高能耗、高污染,使GDP的增长大打折扣。在内外经济关系上,我国国民经济正面临着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

经济的变化带来社会利益格局、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从组织到地区,到整个社会的资源整合方式进行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各方面的利益被充分的显现出来,利益主体多元化。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形成“五大等级”“十大阶层”的“金字塔”(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调查报告),人们被分化成了不同的阶层,即使同一阶层的人们之间,利益需求也不完全统一,个性越来越明显,社会的复杂性也随之增强,正在由统一向分化转变。我国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乃至性质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隶属于国家的管理型单位变为利益型单位,中心任务则更多是满足成员需要及谋求组织自我发展。整个社会整合正在由行政性社会整合向契约性社会整合变革,市场中的契约性关系,以及建立在契约性关系基础上的商会、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都在整合经济活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社会自主性的增强和结构的分化,要求政府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发展,注重社会力量的发挥,以契约为基础,运用与社会组织、公民社会合作的协作型方式整合社会资源。

2建立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协作型政府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政府通过政治手段的倾向对于其他领域的强势统治开始相对弱化,中国政府职能从改革前的以政治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社会职能,经过改革推动的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管理职能,转变为现在正在展开的以社会管理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政治职能。政府的职能更多的是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治理手段,也发生了变化,将由政府治理模式传统的管理型向现代的协作型方向发展。其中有几个关键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要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从经济领域弱化出来,就必须加强市场自身的建立和完善,市场完善了,政府自然就没有干涉的空间,政府职能的转变就会彻底。其次,政府要改变垄断的行政模式,强化社会自治的能力,采取和社会共同管理的方式。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以民间组织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逐渐兴起,他们正在承担着具体的、专业性的社会管理职能。而政府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利用社会力量,向协作型治理模式转变。

笔者认为在具体努力上要培育或完善实现协作型行政的基本要素:

2.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由单项制度的安排转向以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创新阶段。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市场经济完善,一方面要求实现政企、政资分开,减少行政的直接干预,使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不断要求有效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既要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和规则,又必须在西部大开发中实行有差别的区域政策。区域协调发展和居民共同富裕成为我国未来改革和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改革实际上是利益结构的调整,改革逐渐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由于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均衡问题越来越突出。积极寻求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合理的财产分配关系,科学整合利益群体,为人们进一步创造获得利益的空间。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是实质性推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条件。

2.2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

“协作”顾名思义是至少两个主体的共同行动,所以,加大政府以外力量的发展是必要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决定了其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和角色。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通过传送民众中各个不同部分的需要和表达他们的利益而有利于改善民主政体的运作。培育公民社会,首先,在全社会培育一种开放的的公众参与环境,积极动员与吸纳最广泛的社会公众参与到公共行政过程中。其次,是要从政策上给予扶持并加以落实。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公民社会的迅速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它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但基于历史传统和政治体制的原因,中国公民社会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其制度环境的许多问题和困难。为了促使正在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政府应当在深刻认识公民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对公民社会给以正确的定位和合理的分类,加紧修订和完善关于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和政策,从审批、登记、注册、监管、经费、税收等方面对民间组织既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又正确引导、合理规范,营造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使公民社会更好地与政府合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民主、公平、善治、宽容的和谐社会。超级秘书网

2.3建立民主法治政府

民主从根本上说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其理念是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政治要求遵循公正、合理、普遍、透明的程序,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以及对少数的尊重与保护,实行权力的合理分工与有效制约机制;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追求及利益主张均可以得到充分表达和平衡,各种不满、怀疑和对抗都应该消化在民主过程之中并保持在一种秩序的范围之内,各种利益冲突与争执都应该通过民主机制得以和平解决。强化公民的参与决策的机会和体制。法治政府,一方面政府本身机构的设立有法可依,依法行政,行政人员的自由才量权也是受到法律的制约。另一方面,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不受非法剥夺;国家机关的职权范围都处在法律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之下;各政治主体依照法定的规则和程序行使政治权力,法律是一切社会主体的最根本行为准则。同时,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都通过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予以有效地调整,各种社会资源和利益都通过法律机制予以公正、合理分配,权力的失控通过法律途径加以矫正,受侵害的权利也通过法律途径获得救济。

参考文献

[1]@吴志成.中国公民社会:现在与未来[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6

关键词:社会经济结构;协作型治理

1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新中国建立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变化:在所有制结构上,私有制经济已取代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且私有制的比重还在进一步提高。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已形成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格局。在阶级阶层结构上,已形成了“金字塔”型,新资产阶级兴起,工农大众弱势化。在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高速度带来了高能耗、高污染,使GDP的增长大打折扣。在内外经济关系上,我国国民经济正面临着日趋附庸化的严重危险。

经济的变化带来社会利益格局、结构和功能的变化,从组织到地区,到整个社会的资源整合方式进行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各方面的利益被充分的显现出来,利益主体多元化。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已形成“五大等级”“十大阶层”的“金字塔”(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调查报告),人们被分化成了不同的阶层,即使同一阶层的人们之间,利益需求也不完全统一,个性越来越明显,社会的复杂性也随之增强,正在由统一向分化转变。我国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乃至性质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隶属于国家的管理型单位变为利益型单位,中心任务则更多是满足成员需要及谋求组织自我发展。整个社会整合正在由行政性社会整合向契约性社会整合变革,市场中的契约性关系,以及建立在契约性关系基础上的商会、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都在整合经济活动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社会自主性的增强和结构的分化,要求政府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发展,注重社会力量的发挥,以契约为基础,运用与社会组织、公民社会合作的协作型方式整合社会资源。

2建立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协作型政府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政府通过政治手段的倾向对于其他领域的强势统治开始相对弱化,中国政府职能从改革前的以政治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社会职能,经过改革推动的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管理职能,转变为现在正在展开的以社会管理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政治职能。政府的职能更多的是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治理手段,也发生了变化,将由政府治理模式传统的管理型向现代的协作型方向发展。其中有几个关键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要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从经济领域弱化出来,就必须加强市场自身的建立和完善,市场完善了,政府自然就没有干涉的空间,政府职能的转变就会彻底。其次,政府要改变垄断的行政模式,强化社会自治的能力,采取和社会共同管理的方式。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以民间组织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逐渐兴起,他们正在承担着具体的、专业性的社会管理职能。而政府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利用社会力量,向协作型治理模式转变。

笔者认为在具体努力上要培育或完善实现协作型行政的基本要素:

2.1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由单项制度的安排转向以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创新阶段。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市场经济完善,一方面要求实现政企、政资分开,减少行政的直接干预,使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不断要求有效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既要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和规则,又必须在西部大开发中实行有差别的区域政策。区域协调发展和居民共同富裕成为我国未来改革和发展的一条重要原则。改革实际上是利益结构的调整,改革逐渐形成了新的利益格局。由于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均衡问题越来越突出。积极寻求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合理的财产分配关系,科学整合利益群体,为人们进一步创造获得利益的空间。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是实质性推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条件。

2.2培育协作型的公民社会

“协作”顾名思义是至少两个主体的共同行动,所以,加大政府以外力量的发展是必要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决定了其在政府治理中的作用和角色。一个活跃的公民社会,可以通过传送民众中各个不同部分的需要和表达他们的利益而有利于改善民主政体的运作。培育公民社会,首先,在全社会培育一种开放的的公众参与环境,积极动员与吸纳最广泛的社会公众参与到公共行政过程中。其次,是要从政策上给予扶持并加以落实。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公民社会的迅速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它对中国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但基于历史传统和政治体制的原因,中国公民社会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其制度环境的许多问题和困难。为了促使正在兴起的中国公民社会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政府应当在深刻认识公民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对公民社会的态度,对公民社会给以正确的定位和合理的分类,加紧修订和完善关于民间组织的法律、规章和政策,从审批、登记、注册、监管、经费、税收等方面对民间组织既积极支持、热情帮助,又正确引导、合理规范,营造一个有利于公民社会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使公民社会更好地与政府合作,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民主、公平、善治、宽容的和谐社会。

2.3建立民主法治政府

民主从根本上说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其理念是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政治要求遵循公正、合理、普遍、透明的程序,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原则以及对少数的尊重与保护,实行权力的合理分工与有效制约机制;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价值追求及利益主张均可以得到充分表达和平衡,各种不满、怀疑和对抗都应该消化在民主过程之中并保持在一种秩序的范围之内,各种利益冲突与争执都应该通过民主机制得以和平解决。强化公民的参与决策的机会和体制。法治政府,一方面政府本身机构的设立有法可依,依法行政,行政人员的自由才量权也是受到法律的制约。另一方面,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自由不受非法剥夺;国家机关的职权范围都处在法律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之下;各政治主体依照法定的规则和程序行使政治权力,法律是一切社会主体的最根本行为准则。同时,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都通过具有普遍性、稳定性、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予以有效地调整,各种社会资源和利益都通过法律机制予以公正、合理分配,权力的失控通过法律途径加以矫正,受侵害的权利也通过法律途径获得救济。

参考文献

[1]吴志成.中国公民社会:现在与未来[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3).

[2]张康之.走向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J].湖南社会科学,2006,(4).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7

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法突破各种困难和障碍,发展的越来越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言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最近几年中,学术界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认识,就是经济法是“经济行政法”归属于行政法,或者认为它仅仅是民法、商法中的一部分,而不认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和民法、商法、行政法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被混淆。下面就针对这样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经济法、民法以及行政法的相关概念

法律部门对其进行划分,重点就在于各种法律部门所调整的对象以及所采取的调整方法。在此基础上,要区分民法、经济法和行政法,就需要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各自所调整的对象以及所采取的调整方法。

(一)民法是对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本文由收集整理、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进行调整的总称

它同时对两种关系进行调整,一种是财产关系;一种是人身关系。但是站在总体角度上分析,它重点是对财产关系进行调整,也就是人们在占有、使用、交换、分配物质财富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整。不过,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关系其实并不都是通过民法这一个法律部门进行调整的,还是需要通过行政法、财政法、经济法、劳动法、婚姻法等多个法律部门共同进行调整。民法仅仅对其中基于平等主体之间所发生的财产关系进行调整,或者说只是对横向的财产关系进行调整,也就是价值规律还属于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那一部分财产关系。财产所有关系和财产交换关系是其主要包含的内容,除此之外,财产继承关系也是其调整的对象。

(二)经济法是对经济管理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进行调整的总称

它主要对国家经济生活的管理,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的纵向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换言之,就是形成于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也就是纵向的经济关系。例如,管理和被管理、监督和被监督、指令和服从指令等方面的经济关系。

(三)行政法是国家制定的行政管理活动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

它主要对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之间以及这些机关在行政管理职能活动中与其他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调整,而财产关系也是其中所包含的调整对象之一。行政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完全是通过命令、管理、监督等行政方法实施相应调整的,也属于纵向的经济关系,例如,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通过命令的形式将某些国家机关、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财产调拨给其他机关、企业、事业使用。

二、经济法、民法、行政法的起源及特点

中国是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近代民法都起源于古罗马法。民法中的大部分制度是从罗马私法演变而来。古代法中,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法律都重刑轻民,而罗马法则是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典刑的民事法律,是民法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础。

“行政”一词最早出现在顾炎武的《日名录》中,将前人的政事统称为“用人行政”。而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行政”一词来源于日本,日本为制订“明治宪政”,曾派人到各国考察学习。我国是将日本字形相同的“行政”两字引入中国,演变为今天的行政法而得以实用。

《谢尔曼法》是经济法的最早表现形式,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开,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随着公有制的确立和对国民经济计划的管理而逐步形成的,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得以完善。在继刑法、民商法、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经济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表明,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经济法产生的基础是民商法,民商法在逐步发展过程中,经济法才得以显现,如果没有民商法的发展,就不可能会有经济法的出现,经济法是民商法的一部分,之后才独立于民商法的。而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则进一步促进经济法的发展,行政法的调整手段是经济法微观管理和宏观调控手段的重要来源。

三、经济法、民法、行政法之间的关系

经济法作为一个刚刚出现不久的部门法,与有着较长发展历程的民商法、行政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存在交叉牵连,而且也存在特定独立的区别。

(一)利益本位的区别

这个区别是它们之间存在的本质性区别,以下各种区别其实都属于本质区别的各种体现。民商法的利益本位是个体利益。而公民、法人、其他各种组织都是个体中所包含的内容。在市场经济中,个体利益能够得到保护,合同自由、人格平等、公平交易、诚实信用等民商法基本原则都可以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和基本依据。民商法主要就是在规范个体合理合法参与民商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种前提下,使自身的民商权利得到充分地保护。行政法的利益本位主要针对国家而言,通常情况,都是国家通过行政法使行政权的行使更加规范。在市场经济中,行政法在对国家管理秩序进行维护的基础上,结合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一是授予行政权,适当合理地干预市场经济,二是对行政权的行使进行规范,控制和监督行政权。而经济法的利益本位则是针对社会利益而言。

针对法律的本位,因为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社会利益也显得更加重要。不断提高的社会利益使整个法律体系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在此基础上,有一部分民法学者提出了“民法的现代模式”,认为其可以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具体的人格;第二,私人所有权的社会制约;第三,受规制的竞争;第四,社会责任。这几种表现都是正确的,这样的话,“社会利益”的提升对于民商法的重大影响就会得到全面地体现。但是,也提出了民法的“社会本位”观点,认为其可以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契约自由的限制;第二,所有权绝对原则的限制;第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采用。

(二)调整对象的区别及联系

1.民商法和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联系

民商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财产关系也就是经济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经济关系。从中可以发现,不管是民商法,还是经济法,它们的调整对象都是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从前文中论述经济法的产生来分析,经济法主要在弥补民法调整经济关系缺陷的基础上,形成和产生,在此基础上,这两者都是以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为重要使命。

2.民商法和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区别

第一,调整对象上的差异。尽管民商法和经济法都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但是两者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是民商法进行调整的经济关系,换言之,就是横向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是互利有偿的,民法对其调整的目的就是对市场交易中经济主体的正当权益进行维护。而国家在干预国民经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带有管理和隶属性质的经济关系则是经济法进行调整的经济关系,换言之,就是纵向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通常都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经济法对其进行调整的目的在于对宏观经济良好运行的保障,从而使市场主体有一个有序的参与竞争的环境。

第二,调整方法上的差异。民商法是私法,所以,其权利本位或者个人本位属性是较为突显的,民商法主要针对各种调整方式,合理配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国家杜宇私法主体之间的法律通常是不会有任何干预的。但是,因为民商法所采取的调整方法在对个人权利过分强调的同时,不能对社会整体利益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经济法采用的调整方法也与民商法不同,也就是加强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宏观调控,运用税收、价格、计划、信贷、利率等手段融入到经济生活中,使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得以控制。

(三)规范权利,管理目的以及管理原则的区别

1.经济法和行政法在规范权利上的差异

经济法规范的是国家主权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而经济行政法规范的是经济行政权对行政相对方经济行为的干预。我国宪法对此作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该条明确规定了国家依法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权,该法就是经济法,该权就是主权。《宪法》第3章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该条明确规定了政府(狭义的)掌握的权力是行政权。主权和经济行政权有本质区别。

2.经济法和行政法在管理目的上的差异

经济法的目的就是国家通过对公平的竞争机制的引导和建立,及对处于被管理、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的参与及调控,形成社会经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合理的相互制约关系,既为市场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又保障经济收益的公平和社会分配的公平,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保障国家的发展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而拟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能够得以实现。

行政管理在于保障各级行政机关行政活动的正常进行,以维护政治治安和社会秩序。行政管理具有强大的保障功能,不仅是保障各级行政机关能够有效行使行政权,为行政活动提供依据、确立标准、指明方向,防止其行政权利的滥用,避免受到非法侵害;同时也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的非法侵害,保障社会公益的实现,保障行政服务于民的职能得以实现,以维护政治治安和社会秩序。

3.经济法和行政法在管理原则上的差异

经济法直接将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遵循的原则、环绕的中心和体现的灵魂。行政管理是命令服从的原则,而且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4.经济法和行政法在侧重角度上的差异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8

关键词:经济法;价值;发展;展望

一、经济法的价值

经济法相对于民法、商法、行政法来说,属于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作为社会本位法,经济法不仅追求的价值比一般法律多出“效率”这一理念,而且也采用了社会调节方式,这一异于民法、行政法这样“纯”私法或公法的调整手段。

(1)经济法的法律观。这里主要将经济法与民商法相比较。第一,经济法将人看成具体的,有强弱区别的个人,而不是民法上抽象的、平等的人。第二,经济法注重的是社会中连带的、团结协作的相互关系,而不是民商法看重的个体私利、自我依靠的社会关系。第三,经济法采取义务先定、权利后生的权利义务观,而不是民商法权利本位、义务附随的权利义务观。第四,经济法采取预防为主、系统调整的调节手段,而不是民商法事后救济、个别调整的调节手段。

(2)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比起民商法,经济法追求的是一种力量来自于外在的、刚性的、经改造过的规制。其追求的利益当然是一种社会整体的利益,这里的整体性既包含法律主体的整体性,也包括利益对象的整体性。经济法强调整体效率,对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追逐正是经济法最根本的价值、终极价值,也可以说是经济法的最高价值。[1]

(3)经济法的具体价值。1)实质公正。作为顺应时代潮流出现的更新的法律,经济法敏锐地认识到,对于实际上地位、能力、财产、地域均有差别的个人来说,对他们在法律规定上的“一视同仁”,是有难度的。针对不同的人采取其需要的差别待遇,对一些群体“特殊保护”,对另一些群体规定“特殊要求”,才更能体现公正和正义。2)经济安全。经济法在肯定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前提下,排除危及市场发展的诸如垄断、不正当竞争等行为,并进入到市场调节无法进入的诸如公共产品供给的领域,以一种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式,以具体人群具体对待的方法,全面呵护经济的整体运行。

二、经济法发展前景展望

(1)经济法发展存在的问题。1)政策代替法律。由于时代赋予的计划经济痕迹浓重,我国经济法规范不是由法律担纲“主演”,而是主要由政策组成。例如,从2005年到2008年,政府出台“国八条”“国五条”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但由于政策天然的不稳定性,政策的效力反而被消减,从而影响到经济法法律的权威性。2)权利体系未构建。我们在效仿西方模式时,尚未洗掉千年的封建观念――国家强势,国家控制经济过于主动、积极。对于权力的约束法制不健全,特别是市场主体抵制政府不当治理的权利不完整。

(2)经济法发展趋势。我国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入和持续发展,国家经济职能的更充分发挥,在我国经济法未来的发展进路方面,以经济民主理念推动经济立法和执法正当程序的构建,将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法科学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都将为我国经济法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1)总体需求。第一,促进自由竞争,废除一切束缚和限制人们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条条框框,让人们投身自由竞争,并在自由竞争中大显身手。第二,加强宏观调控,保证结构合理,供求平衡,分配公平,社会和谐正义,使国民经济协调有序快速高效地发展。中国独具特色的社会发展和市场法制建设的实践证明,必须有法可依并依法进行。2)基本立法准则。在制定和完善上述经济法律、法规的同时,应抓紧制定一部统率整个经济法体系的基本法律,即经济法的基本法,以有利于经济法法律体系的完整和社会主义经济法制的统一。[2]第一,辅准则。国家应退守“夜警”角色,对于市场能不干预就不干预,让市场主体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和研究,使我们明确了国家调节的范围仅限于“市场失灵”的领域。[3]第二,双赢准则。竞争的市场主体必然发生矛盾,如果不加干预,会演变为恶性竞争,进而产生垄断等恶果;但如果干预没有法律依据、特别是缺少法定程序,也会为“寻租”“贪腐”提供沃土。双赢准则要求政府在调节市场时,应谨慎兼顾各方利益维护市场整体的均衡,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双赢准则。[4]若能确立为具体的法律程序,政府在调节市场时,就不再有偏袒任何一方(特别是国企)的合法理由,这也是为了实现经济法的“整体”利益价值目标。3)立法领域的开拓。首先,必须对我国的经济立法启动科学的立法规划,从体系上为经济法法律体系的构建提供前瞻性的思路指引和体系安排。为了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统领经济法律制度,我国急需要一部统率整个经济法体系的基本法律,即经济法的基本法。其次,通过法律界定和赋予市场主体的竞争权、经济民、经济平等权、经济发展权等。例如,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老法中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地方;建立企业食品安全、保护商业秘密、反倾销反补贴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第三,宏观调控方面,缺少一部起基本指导作用的宏观调控基本法。同时,规范固定资产投资、国有资产利用方面法律也急需建立。例如,《宏观调控基本法》《社会保障法》《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工资法》和《循环经济法》,也有相当多的老法亟待更新,如《价格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四,发挥创新精神,与时俱进地为经济现象立法。例如,对外开放过程中,立法规定我国的金融开放的业务范围和节奏,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传染;在经济、技术不断创新的前提下,加强对开发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5]对民间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立法,为余额宝、支付宝等“宝宝军团”正确发挥作用领驾护航。另外,探索经济软性法律的研究、关注经济主体的社会责任、进行法律的系统化工程以及加强和改进经济执法也是未来经济法发展中必须进行的事项。

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我国,经济法都属于年轻的法律,改革开放三十六年来,我国从无限政府向法治政府科学变革,既突出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地位,又适时变革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我们已日益达成这样的共识:我们要实现平衡发展,共同富裕,持续发展,立足世界,必须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国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密切结合统一起来,缺一不可。[6]运用系统调整的手段,既能充分让市场发挥它的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又可以使国家宏观调控适时介入,使市场不致失控,实现经济民主和经济安全,是经济法永恒的愿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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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凌永芳.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法的发展与展望探讨[J].玉林

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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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许明月.中国市场经济法治发展报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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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顾功耘.金融危机与经济法的最新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10.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9

关键词 世界贸易组织 宏观调控法 市场规制法 协调

一、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经济法体系

在各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市场”当仁不让地成为经济的主角,而“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也举足轻重。国家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发挥功效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清洁的环境,包括“政府”参与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市场行为两个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了包括法律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形态,无论是“市场”的正常运行,还是“政府”的经济行为,亦或是“国家”的干预措施,都需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为依托和保障。如果说,市场的“剧本”是民(商)法,那么国家的“台词”就是经济法。具体而言,宏观调控法是政府参与市场经济行为顺利进行的保障,而市场规制法则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行为所不可或缺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完整的经济法体系,为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清理“环境”,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并进行宏观调控,将一个没有“瑕疵”的市场还原给民法去调整,成为民法调整经济关系的“环境法”。

关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有机结合构成完整的经济法体系的,不能仅从静态上把握,而要从动态上分两方面把握。

一方面,应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去认识。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市场经济的良好发育时期,自由、平等是其灵魂,因而民(商)法便大显身手。但进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无限制的自由竞争,极大地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造成自由、平等的竞争秩序的扭曲。垄断、限制竞争以及不公平竞争的形成,使民(商)法固有的原则与制度难以正常发挥其功能,客观上要求新的法律形式的出现。以德国为代表的传统民法国家曾试图沿用民法来控制垄断的蔓延,而现实是,即使传统民法国家动摇了民法的三大原则,还是无法抑制垄断组织的发展势头。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借助于以国家权力干预国民经济为主要目标的经济法进行调整。众所周知,制约市场活力的障碍主要是垄断、限制竞争和不正当竞争,我们将规制这三种行为的法律统称为市场规制法,其根本特点就是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市场,维护市场秩序。客观存在于1890——1914年间的美国的反垄断法就是市场规制法基本内容。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时期,不断发生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西方各国意识到,仅从微观上对市场进行规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想经济更好地发展,还要从经济全局出发,运用财政、税收、等手段参与经济生活,对国民经济进行间接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应运而生。至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全面形成了“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的经济法立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

另一方面,对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的有机结合问题,还应置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程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中去认识。在计划经济排斥市场机制,以计划法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法较为发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经过短期恢复发展,我国很快实现了国民经济一体化。但是,由于受前苏联教条的束缚,人为否认市场调节和价值的客观必然性,政府对经济一统到底,失去自主经营权,成为政府的附属物,这些违背生产力要求的作法极大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逐渐形成以民(商)法为基础,以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相结合的经济法为保障的日趋完善的法律体系。我国的宏观调控法律体系已比较完善,主要内容是对财政、税收、金融、计划、价格、固定资产投资等进行调整,基本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相比之下,我国市场规制法律体系建设亟待加强,其内容应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为主,其目标应是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防止市场失灵。

二、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 由三个总协定(货物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总协定)及下属附件和许多专门协定构成。WTO及其法律体系的宗旨,是逐步减少和消除成员方政府以关税、数量限制、管制立法和其他国内立法与行政措施设置的国际贸易壁垒,以及其他对国际自由贸易平等竞争的扭曲行为;通过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协定,规定所有成员可以接受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和所允许的国内贸易保护措施,逐步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①。其主要职能有三:解决国际贸易争端、制定和实施多边贸易规则以及组织多边谈判。其主要原则也有三: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和透明度原则。世贸组织的所有成员方和申请加入方最重要的义务承诺,就是接受世贸组织规范对国内政府贸易管理活动的约束,接受世贸组织通过争端解决机制、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和透明度制度对国内贸易行政活动的监督。

通过上述世贸组织的基本情况,我们不难看出WTO规则是以民商法为根据确立的,其核心就是推进自由贸易、使各成员在此过程中谋求各自的发展。然而,WTO的实践也不断提醒我们,仅有民商法规制是不够的,纯粹的贸易自由,必然导致垄断、倾销等诸多妨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不合理现象产生。因而在WTO达成协定的同时,各国都会或多或少做些保留条款,并且一定限度之内的贸易壁垒也被视为是可以接受的。这实质就是经济法手段的运用。以民法为基础、经济法为保障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已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发展所证明。因而,我国入世后的市场经济建设也应在依靠民商法作基础性调整的同时,辅以经济法为保障,也就是要努力协调好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为市场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也为尽快完成与世贸组织各项规则的接轨,创造有利条件。

随着我国加入WTO,外国商品、服务和经营者的大量涌入,必然导致我国经济关系的变化,尤其是作为社会个体的经营者和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更加引人注目。竞争关系、消费者和经营者关系、宏观经济关系以及企业内部关系等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在入世后都呈现国际化趋势。不仅如此,入世也导致了我国经济立法根据和立法目标的变化,WTO法律规则、世界利益与本国利益的统一将成为我国经济立法的主要根据之一,当然也是我国经济立法的重要目标之一。WTO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市场经济法律的基本框架,加入WTO在法律上给我们国家的经济法律注入了大量新的内容。WTO的文件也将为推动我国政府职能转换提供一个法律框架,WTO所架构的是一种市场走向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对WTO所带来的冲突的前提是重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由此政府在市场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与手段也要相应变化。首先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意味着市场应是完整的,政府对市场不应过多干预,这是加入WTO的一个制度性的前提条件。其次是政府保证不实行歧视待遇,这也是构成WTO基本原则的多边最惠国待遇原则。第三是国民待遇原则,以保证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的全能性要向社会性转化。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国加入WTO后所要应对的变化,而WTO仅仅提供给我们一个不完善的对政府的限制规则,这就需要依靠国内的经济法来补充和完善,因而作为经济法体系主要支柱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建设,及其相互协调的任务就迫在眉睫了。②

就目前看来,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协调,至少应注意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一)立法目标的协调

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同属经济法范畴,因而其立法目标在大方向上是协调一致的,即防止“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然而,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又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法律体系,因而也有各自的立法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才有协调的必要。

现代各国的经济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经历充分证明,政府对企业、社会经济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往往会造成效率低下的结果。适度参与经济活动是各国政府的最佳选择,宏观调控法就是实现政府适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法律形式。市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自发调节社会经济,其高效率毋庸置疑。然而,我们也看到,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竞争者必然会千方百计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甚至不惜以结成垄断联盟或利用不正当竞争手段限制其他竞争者的自由竞争。如此一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受到限制,市场配置资源违背最优原则,“市场失灵”不可避免。市场规制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排除干扰因素,保证市场正常运转,防止“市场失灵”。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际,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立法目标,要在进一步深化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国民待遇、公平竞争、法律透明度及法制统一等理念的过程中相协调,尤其是要体现在公平竞争精神方面。“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市场经济的规则实质上就是公平竞争的规则。”①在我国,这种市场经济法制理念虽已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招标投标法等诸多法律中得到体现,但是,由于体制上的缘由,这种体现仍显不足。因此,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一定要在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等经济立法中进一步深入反映公平竞争这一市场经济法制理念。

(二)原则的协调

从以往的与司法实践中不难看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对关系的调整都有各自的法律原则。例如,学者们所列举的宏观调控法的原则包括“总量控制原则、间接调控原则、协同原则、集中统一调控权原则、政府调控行为规范化和约束原则、平衡优化原则、有限干预原则、宏观效益原则、统分结合原则、计划指导原则、公开原则、合法原则、适度性原则、稳定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资源优化配置原则”等等。而学者们列举的市场规制法的原则也有许多,诸如“诚实信用原则、保障公平合理竞争原则、保护消费者利益原则、维护市场秩序原则、合法原则、中立原则、社会利益原则、安全与效率原则、授权与限制并举原则、保护竞争主体平等竞争地位的原则、促进自由公平竞争的原则、保护中小型的原则、保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国家干预适度原则、社会公益原则、自治(自愿)原则、实质公平原则、整体效率优先原则”等等。在上述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各自的诸多原则中,几乎没有两项原则是相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在法律调整原则上是无法协调的,因为它们毕竟同属于法范畴。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法法律原则的协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使二者法律原则的协调成为必然。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应当共同遵循“社会公益原则”,即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制市场经济生活的行为要以社会公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就是要始终以社会公益为基本尺度。在此原则中,我们所强调的“社会”是严格区分于“国家”的①,而“公益”则涵盖了、经济以及道德等社会各方面的诸多利益②。具体说来,社会公益原则应当包括“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和“社会整体效益优先”两层涵义。当然,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整体效益不会永远一致,当这两个标准在实践的适用过程中产生冲突时,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先,由社会整体效益做出一些让步或牺牲。因为,从根本上说,只有满足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求才能够实现社会的稳定,只有实现了社会的稳定才能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地。所以,从更长远一点的角度看,当社会公共利益标准优于社会整体效益标准时,二者是相一致的,是并不矛盾的。

(三)调整手段的协调

加入WTO,我们就彻底融入到世界范围的大市场之中,参与世界性的化大生产。从跨国公司到国际合作,我们不难看出,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分工细化与社会协作强化的对立统一。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社会经济关系必然同时朝着分化和综合两个方向不断跟进。这就要求法律对各类具体的经济关系既能区别对待,进行分别调整;又能一视同仁,进行综合系统的调整。传统法律部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正是按分类调整和分段调整进行的,但彼此间缺乏应有的连贯性和协调性。这就需要运用具有综合系统调控功能的经济法,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关系复杂多样,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综合发展的趋势日益加强。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正反映了经济关系分化与综合两个方向发展要求,它们的协调就可以实现微观规制与宏观调控手段的有机结合。一方面通过众多的具体的部门经济法分别调整各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又从总体上对各种具体经济关系进行全面综合调整。1、在微观规制方面,经济法运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责任法等法律对社会经济进行个别调整,干预私人经济,保护市场中的弱者,减少资源浪费,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例如,反垄断法的适用,可以保障有效竞争,提高经济效益和保障经济公平;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可以保障市场主体营利行为的正当性,促进经济的良性运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可以保障弱者的权益,实现社会正义,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2、在宏观调控方面,经济法运用财政法、法、税收法、投资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法等法律,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方针和原则这些根本方面进行进行综合调控,使整个社会经济均衡高效地发展。例如,财政法的适用,从总体上调控经济运行;金融法的适用,从总体上调控货币资金的运行;税收法的适用,可以调整社会分配,限制或激励某个行业的发展;投资法的适用,将有限的资金合理分配,集中于重大建设项目;产业结构调节法的适用,可以干预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加速现代化从而推动全面经济增长。

(四)作用与体系的协调

随着我国入世后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等新不断涌现,民法、行政法解决不了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关系方面的问题会更加突出,而这些问题仅仅通过经济法的各部门单行法来调整是难以胜任的。这就需要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协调,共同发挥作用。宏观调控法的作用在于通过政府参与经济活动,实现引导经济发展的目标。政府从长远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在产业调节、计划、国有资产管理、投资、金融、税收、、电信、劳动、资源、能源、环境保护、技术等领域管理与自己具有隶属关系的经济组织,并引导其他经济个体的经济活动,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市场规制法的作用在于国家通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干预市场,通过行政机关管理市场。国家按有利生产、活跃流通、方便生活、讲求效益、合理布局的原则建立商品市场,对自发形成的市场要加强管理;对市场经营者、商品经营者和商品购买者等市场进入者设置法定的进入条件;对于已进入市场者设置的市场进入壁垒采取法律手段予以剔除,保障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同时,设定公平交易规则,对于违反者给予警告、罚款、直至逐出市场,追究刑事责任等处罚。

我国入世在即,而现行的经济法规范(包括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之间又存在大量的重叠、交叉与冲突,这就使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的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的体系的完善与协调显得更加迫切。在市场规制法方面,我国已经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等,亟待制定的是反垄断法,以保证我国入世之后对各类垄断进行规制的需要,无论是经济垄断还是行政垄断,国内垄断还是国际垄断。当然,我们也还要进一步完善有关国家宏观调控的法律,这些法律不仅适用于内资企业,也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这就为内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公平竞争的法律依据。并在大胆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的同时,防范国际资本垄断市场、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损害中国经济安全的行为。

三、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协调一致,有利于中国从容应对WTO带来的经济和法律上的冲击。

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协同构成的经济法体系,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在我国,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得还不充分,所以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在体系上还不完备,在相互的协调上也远远不够。这种状况必将到中国入世后宏观调控法与市场规制法作用的发挥,进而将中国置于WTO市场的不利位置。

当2001年9月17日,世贸中国工作组签订协议,正式通过《中国入世议定书》及附件和《中国工作组报告书》后,中国成功结束长达15年的入世谈判,中国入世成为定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成和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客观需要,是促进中国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经济和法律的影响也是深刻的,这就需要我们尽快完善并协调好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法律体系,以便使我们从容应对WTO带来的经济和法律上的冲击。

① 参见于安:《WTO协定的国内实施问题》,《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

② 关于WTO与中国经济的相关论述可参见沈敏荣:《WTO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现代法学》2000年第4期。薛克鹏:《加入WTO与我国经济法的几个理论问题》,第八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提交论文。

① 参见王家福:《WTO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法律制度建设问题》,《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篇10

一、调整现有教材的滞后观点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度推进,党对发展中的一些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科学的思考,这些创新性的思考都体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对此,教师要准确把握,并及时作出相应调整。

1. 拓展深化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

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深化认识,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则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把教材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调整为“决定性作用”。同时又要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2. 深入理解“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和政策创新,深化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

全会决定坚持和发展党的十五大以来的有关论述,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并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举措。

决定从多个层面提出,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改革举措。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政策待遇上,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将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根据课程标准,上述内容没有必要全部要求学生掌握,否则会增加难度,但老师可以告诉学生以拓宽其理论视野,深化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

二、充实与完善教材内容

1.明确对“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认识,弥补教材不足

现行的《经济生活》没有讲述我国现在的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对要形成怎样的收入分配格局也语焉不详。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对收入分配格局有了明晰的定位,即“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对于如何形成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现有教材的表述不如全会决定那样完整,决定按照通过什么手段、达到什么目标的逻辑设计来表述,比较完善,容易把握。例如,在教材“提高两个比重,实现两个同步”之前加上“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在教材“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之前加上“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种统一的表述更有利于师生对相关内容的理解。

2. 完善对“市场体系”的认识,深度把握教材内容

《经济生活》按照健全市场规则,完善市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逻辑顺序来展开。但教材对“完善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规则”没有作必要的交待,影响师生对教材的深度解读。通过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我们一方面可以更明确地知道“完善的市场体系”是指“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另一方面对教材中提到的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和公平的交易原则有更加具体的理解,因为报告对此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和政策内容,如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等。

3. 树立“协商民主”的意识,拓展教材的理论视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协商民主”有许多重要的创新性的论述:如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因此,站在“协商民主”的高度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治生活》教材中“民主决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协商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一理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

三、整合教材内容

1.深化对改革作用的认识,整合教材“全面改革”的内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改革作用的认识又有了深化,认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正是基于对改革作用的进一步认识,全会作出了党和国家要由“推进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因此,顺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对现有的高中思想政治必修四本教材中关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等方面的内容加以整合,帮助学生建构起“全面改革”的知识体系。

2.了解“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容,有效建构“依法治国”的知识体系

《政治生活》的主线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根本要求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现有教材中“依法治国”的体系是不健全的,内容散布在教材的多个板块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对“依法治国”有了更清晰的表述,我们应以报告精神为指导,有机整合教材内容,从而更有效地建构“依法治国”的知识体系,把握教材知识的内在联系。

3.领会“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实质,把握知识的隐性联系

教学《政治生活》中“我国的政府受人民的监督”时,教师经常感到教材逻辑联系不紧凑,在整合教材时常会感到有些尴尬。报告指出,“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实质,“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一表述对“我国的政府受人民的监督”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完善了教材相关内容的逻辑联系,对此,教师要深入领会,准确把握。

四、丰富教材资源

1.增强对“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感性认识,丰富教材内容

《经济生活》涉及“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容只有4句话,从“为什么、怎么办”的宏观角度加以说明,语言简练,比较抽象。党的十八届三会报告为我们提供了比较详尽并具操作性的知识。

一是更全面而具体地论述了“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它比教材的表述更清晰,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教材的理解。

二是与时俱进地具体表述了“如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例如: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相对于教材的宏观表述,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则更为具体形象。

对于上述内容,教师不要从理论的角度要求学生掌握,以避免增加教学难度,但可以作为一种教学资源告诉学生,有利于增强学生对“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感性认识,使教材内容更加鲜活,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

2.具体阐释“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彰显教学的时代特征

《经济生活》教材的第96页,在讲到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水平时提到“我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也许是考虑到教材的相对稳定,教材并没有具体说明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而报告对此有详尽的介绍: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尤其是目前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扩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开放合作;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经济生活》的第97页,在讲到我国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时提到,“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我们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多元平衡”对于一般人而言是很难理解的,而报告中的“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则作了比较权威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