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宏观政策十篇

最近的宏观政策篇1

宏观政策没有转向

以货币政策为例，今年广义货币M2的预期增长目标为12%左右，也可能略高一些，与2014年相比变化不大。降息、降准主要是防止货币政策被动紧缩，维护货币政策的中性或稳健性。

降准是为保持货币供应量平稳适度增长，最近降准一个百分点，只是大致对冲外汇占款少增所带来的影响。

降息是为保持实际利率的基本稳定，去年以来CPI持续走低，如果名义利率不变，实际利率就会上行。

有定力，也要有活力

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也“没必要”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宏观调控思路也需要适时转变。

新常态下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一方面，应保持政策定力，稳定和完善宏观政策，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不能仅仅因为“速度焦虑”而踩大油门，而应把握好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下限。当经济运行接近下限时，政策的着力点是稳增长；当经济运行接近上限时，注重防通胀；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就要实行定向调控，抓住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定向施策，聚焦靶心，精准发力。去年以来，针对经济结构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央行实施了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措施，明确指向“三农”和小微企业。最近这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在普降的同时，也有针对性地实施了定向降准措施，体现了定向调控的一贯思路。

另一方面，也应处理好定力和活力的关系，在保持宏观政策基本取向不变的框架下，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保持定力不等于固定僵化、自缚手脚、无所作为。应当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有专家认为，央行动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有针对性地补充流动性，引导利率水平下行，正是巧妙地避开了问题积累、被迫“放水”的尴尬境地，充分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今年调控方向已明

对于今年的宏观调控，政府工作报告已定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重点支持薄弱环节。” 这些表述为今年宏观调控奠定了主基调，指明了方向。在稳定宏观政策取向的基础上，要切实把握并落实好财政政策加力增效、货币政策松紧有度。

尽早预判，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为应对稳增长、保就业、防风险、调结构、稳物价、惠民生、促改革等多重目标可能出现的短板，需要宏观政策及时到位。这就需要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判能力和监测能力，根据宏观经济变化及时预调微调。

最近的宏观政策篇2

关键词：宏观调控 房地产 投资决策 影响

近几年，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与宏观政策的调控一直紧密相连的，可以说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发展主要由宏观政策的调控进行引导的。随着近两年来我国房价的不断攀升，更加大了国家对于房地产行业所进行的宏观调控，由此可见，在近期内我国的房地产行业会一直处于引导地位。而国家在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时极少会考虑到房地产行业所受到的影响，因此房地产行业要想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谋求更好的发展，就必须时刻注意国家所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并且对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对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有效的规避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所带来的风险，使房地产投资决策产生失误的损失降到最低。下面将从我国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的几个主要的类型展开相关的分析。

一、我国房地产企业进行宏观调控的几个主要的类型

由于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起步较晚，房地产企业的秩序相对来说就较为混乱，这时国家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的，因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为我国的房地产投资带来一些良好的环境。关于我国房地产企业进行宏观调控的几个主要的类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相关的论述。

（一）土地调控政策

土地调控政策是国家出台的关于房地产企业宏观调控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式。这是因为土地是房地产企业开展项目的基础，国家通过出台与土地相关的调控政策，能够有效的保护土地，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而关于土地的调控政策主要有土地的价格政策，土地的供应政策以及土地的税收政策。土地的价格调控指的是，国家出台相关的规范来调控市场中土地的价格，促使市场中土地的价格日趋合理，土地价格市场的环境越来越好，使得土地收益得到最大。土地的供应政策指的是，保护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抑制土地资源浪费的现象。而土地的税收调控指的是，采用征收税款的方式来对土地资源进行管理，实现土地资源使用效率的最大化。

（二）金融调控政策

金融调控政策也是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类型之一。金融调控政策指的是，通过对房地产企业资金筹集的利率来进行相关的调控。房地产企业由于自身具有的投资较大的特点，使得房地产企业在项目工程的前期基本上会对外进行资金的筹集活动，最主要的形式就是向银行申请贷款。这样就能够促使中央银行通对过利率的调整，进而对房地产企业进行相关的调控活动。

（三）税收调控政策

税收调控也是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类型之一。房地产企业的税收政策是国家对房地产企业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之一。关于房地产企业的税收主要包括，财产税，房屋所得税等，国家通过对房地产企业征收相关的税款，不仅能够促使房地产企业所处市场环境的稳固，还能够促使房地产企业市场更加的规范。

（四）产业调控政策

除了上述的三点外，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类型还包括产业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企业实施产业调控政策也是国家对房地产企业执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房地产企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但是现实社会中物价的不断增加，房价的节节攀升，使得我国的房地产企业供需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平衡。因此为了满足我国人们的使用需求，国家颁布了一些关于调控房地产产业结构有关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以促使房地产的产业市场更加的规范。

二、宏观调控对我国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

我国的房地产行业投资决策所受到的影响除了市场风险外，还有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所带来的影响，而关于宏观调控政策对我国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所带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土地宏观调控政策直接影响到房地产企业的投资

土地宏观调控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是宏观调控对我国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中最为直接的一个方式。这种直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国家出台的土地宏观调控政策，抑制土地的闲置情况，对房地产企业进行相应的检查，促使房地产企业不断的加快对闲置土地进行相应的开发与管理，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其次，国家出台的土地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闲置的土地进行相应的处罚与管理规范，促使房地产企业转变投资模式，因为一些房地产企业拥有大量的待开发土地，短期之内无法对这些土地进行相关的开发与利用，就会迫使房地产企业碍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规定，转变相应的投资模式。由此可见，对土地所进行的宏观调控，是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所受影响中的最直接的因素。

（二）房地产企业对金融的依赖度增大

宏观调控对我国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还包括，使房地产企业对金融的依赖度增大。大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每一个过程都依赖于融资，而国家出台的相关金融调控政策，会直接影响到房地产企业融资的方式。因为国家出台的金融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就会使银行对申请贷款的房地产企业的资格进行严格的考查，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房地产企业所获资金的困难程度，影响房地产企业的投资决策。除此之外，国家对利率的调控，不仅会影响到房地产企业的成本，还会影响到房地产企业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对于房地产企业的投资在未来的发展中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因素。

（三）房地产的产业投资结构所受到的影响

除了上述的两点外，房地产的产业投资结构所受到的影响也是，宏观调控对我国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国家出台的房地产企业产业调整政策，促使我国房地产行业的供求之间趋于平衡，特别是一些公租房，廉租房，保障了居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使得房地产企业对于一些保障性住房的投资比例逐渐升高，使得房地产企业的产业结构以及投资方向发生了改变。除此之外，在国家出台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房地产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后，一些发展较为缓慢，信用度不高的房地产企业逐渐的被社会所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实力较为雄厚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这些实力较为雄厚的房地产企业为了使自己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谋求更好的发展，必然会注重自身的产业化结构调整，适时的转变自身的投资方向，促使自己能够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投资，面临投资风险时，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最大程度上降低风险，获取最大的投资收益。

三、结束语

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宏观调控对我国房地产投资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在国家不断出台的房地产企业宏观调控的政策下，我国的房地产企业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就必须对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对房地产企业投资决策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而有效的规避风险，促使房地产企业能够获得较大的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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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泽亮.宏观经济调控背景下房地产企业长远发展的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0

[3]周洋，李凯.浅析国家宏观调控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

[4]胡纯炜.浅析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J].科技经济市场，2008

[5]张弘，于洋.浅析宏观调控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

最近的宏观政策篇3

近期，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Romer）在其最新论文《宏观经济学的麻烦》中，对当前主流宏观经济学盛行的DSGE模型进行了猛烈批判。DSGE模型在RBC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保留了理性预期、技术冲击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同时引入了价格粘性、不完全竞争等凯恩斯主义的元素。目前，DSGE模型已广泛运用于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当中，更是宏观经济学期刊竞相推崇的研究范式。

然而，罗默认为，正是这一广泛运用的模型使宏观经济学研究遭遇了脱离现实的巨大麻烦，他批判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DSGE模型将经济波动归因于某些脱离现实的外生冲击，使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一个重要的表现是，DSGE模型大多忽略或低估了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重要作用。例如，沃尔克（P. Volcker）就任美联储主席时期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使美国的实际利率高于二战后任何时期，导致美国经济在此期间经历了两次萧条，这一案例表明货币政策具有DSGE模型难以解释的巨大作用。第二，DSGE模型至今无法解决模型参数识别难题。罗默指出，DSGE模型引入了众多待估参数，加剧了参数识别难题。目前主流宏观经济学采用的校准或贝叶斯估计等方法不仅无法真正解决识别问题，反而使研究者可以通过调整参数取值或先验分布来达到自身预想的结果。这导致研究结果具有更大的人为操控性，所构建的模型也进一步脱离了现实。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家在面对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存在的缺陷时，采取了相互支持和包容的态度。罗默在文中抨击了卢卡斯（R.Lucas）、普雷斯科特（E.Prescott）和萨金特（T.Sargent）三位著名经济学家。他尖锐地指出，卢卡斯为了支持普雷斯科特提出的“货币经济学是琐屑”的观点，不惜发表与他本人在1995年领取诺贝尔奖时不一致的言论。而当萨金特在研究中得到与卢卡斯不同的结论时，也选择对卢卡斯的观点持赞成态度。罗默认为，此类行为是少数宏观经济学家对理论的垄断，阻碍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客观地说，目前DSGE模型的确存在罗默所说的脱离现实以及参数识别困难等问题，其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不论从罗默批判的对象、批判的标准，还是从宏观经济学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宏观经济学目前并未遭遇他所谓的大麻烦。

其一，罗默在文中所批判的只是宏观经济学的一部分，并不能就此认为整个宏观经济学遭遇麻烦。罗默列举了RBC模型以及斯梅茨（F.Smets）和伍特斯（R.Wouters）在2007年提出的DSGE模型的缺陷，进而说明DSGE模型和宏观经济学遭遇麻烦。但RBC模型形成于30多年前，斯梅茨和伍特斯模型的提出也早在10年之前。近年来，DSGE模型在不断改进和拓展，而且DSGE模型只是众多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比如，Bewley模型等异质性定量宏观模型在刻画贫富差距等异质性因素时具有较好的表现。又比如，以威廉姆森（S.Williamson）为代表的新货币主义经济学家至今仍使用完全定性化的研究方法，他们以数学形式刻画经济理论，并推导经济理论在定性角度的解释力。因此，罗默所批判的事实上只是RBC模型和某些DSGE模型，并非整个宏观经济学。

其二，罗默批判宏观经济学的标准过于苛刻。罗默认为宏观经济学遭遇麻烦主要基于两大标准，一是DSGE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不足，二是DSGE模型无法解决甚至加重了参数识别问题。对于第一个标准，就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理论滞后于现实是常态，不能苛求经济理论能够立即解释当下的现实。例如，世界上最早的奴隶拍卖起源于古罗马时代，但直到1961年维克里（W.Vickrey）才正式提出了拍卖理论。同样，“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投资理念古已有之，但直到1952年马科维茨（H.Markowitz）才将其模型化，并成为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

对于第二个标准，和参数识别问题类似的是，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内生性问题同样是长期存在的重大难题。对此，计量经济学家相继提出了工具变量法、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及随机实验等方法试图克服内生性的干扰，但这些方法在实践中仍面临较多困难。以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工具变量法为例，合适的工具变量需要同时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但由于工具变量外生性检验的适用范围和假设前提均存在局限性，因此在实践中几乎无法找到完全外生的工具变量。所谓完美的工具变量大多只是研究者通过已有的数据构造并用文字加以论证，内生性问题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同样，金融学理论发展至今，也已形成了系统完善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但这些模型在现实中依然无法预测股票价格的剧烈变动。因此，如果宏观经济学确如罗默所言陷入了大麻烦，那么量经济学、金融学等其他经济学分支乃至整个经济学研究可能都将陷入更大的麻烦。

其三，每一次重大事件后，宏观经济学均能在总结现实教训的基础上取得重大理论进步，使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不断增强。宏观经济学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大萧条、大通胀、大缓和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等四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取代了早期盛行的市场清算主义，宏观经济学开始重视短期内政府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对熨平经济波动的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大通胀时期，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革命又对早期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批判和改造，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凯恩斯主义，使货币政策、预期和通胀目标制对宏观经济的作用逐渐得到重视，货币政策也取代财政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美国经济进入“高就业、低通胀”的大缓和时期，宏观经济学开始意识到政策可信度和通胀目标制对于经济稳定的意义，为日后对预期管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学更加重视金融摩擦对经济危机的加速和放大作用，从而使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一起成为各国宏观调控的长期目标，而宏观审慎政策则是实现金融稳定目标的政策工具。

最近的宏观政策篇4

同时，当前中国进出口总额位居全球首位，中国承载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地位，预示中国经济与全球的关系日益密切，全球宏观经济波动将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凭借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而取得了较快发展，而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剧烈波动，促使中国面临产能过剩等较大挑战。

为此，当前中国力推全面深化改革，但改革的渐进性使得改革红利短期难以大幅释放，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持续分化可能促使危机以来中国面临的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常态化”，成为中国经济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全球持续分化构成中国经济最大不确定性

观察2014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尽管全球经济保持复苏增长态势，但主要国家经济增长分化的现象未见改观。美国经济在一季度下滑之后出现反弹，日本经济改变复苏态势而重陷负增长，欧洲经济自金融危机以来长期处于疲软状态。

相比发达经济体的表现，危机以来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主引擎新兴经济体也呈现减速分化现象，中国主动调低经济增速以实施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巴西经济出现负增长，俄罗斯经济由于大宗商品景气周期调整及乌克兰地缘政治问题等因素交织而陷入衰退的风险上升。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增长分化预示全球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而且，今年全球经济仍面临较多不确定性。乌克兰局势升级引发欧美与俄罗斯之间的双向制裁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负向溢出效应，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日本经济前景具有不确定性，这些构成全球经济减速压力。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出可能引发部分新兴经济体国际金融风险升级，同时促使大宗商品价格震荡加剧，国际经济环境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分化的局面将继续延续。从下面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表现来看，也支撑这种观点。

美国经济分析局近期将美国2季度经济增速由早先预估的4.2%上调至4.6%，相比1季度的下滑呈现明显反弹，预示美国经济继续改善的态势没有改变，美国失业率稳步下降并且已经回落至6%以下，PMI指数持续超过50分界线及股市持续创出新高预示美国经济增长改善的态势仍在延续。

对此，美联储尽管继续缩减量化宽松规模，但依然保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同时，美国依然实施财政赤字超过3%的超常规财政政策，尽管坚持这些做法有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的托辞，但难掩美国经济仍然存在结构性问题。

美国今年以来宏观经济剧烈下滑而后急剧反弹的大幅波动预示结构性问题有待进一步调整，美国商业银行现金储备水平持续上升预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房地产尚处于低位复苏阶段预示房地产等相关投资增长有待观察，上述问题揭示了美国经济亟待进一步结构调整的事实。

欧洲经济遭受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影响而持续低迷，尽管去年下半年以来欧元区改变了衰退而呈现微弱的复苏增长，但物价的持续下降增大了欧洲经济通缩风险。欧洲央行[微博]近期再次调低利率及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抗通缩。

然而，欧洲央行超低利率水平缩窄货币政策空间，欧元区成员国经济状况不同也制约欧洲央行制定对各国均有利的政策措施，财政债务风险较高预示财政政策空间不大，应对短期欧洲经济减速亟待政策创新，财政联盟等应对欧债危机的深层次措施未见实质性进展，欧洲经济内生动力尚未形成，加上乌克兰事件引发的欧洲与俄罗斯的双向制裁，对短期欧洲经济构成下行压力，欧洲经济前景仍然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日本自安倍晋三首相上台执政推行超常规扩张性刺激计划以来，日本经济短期出现复苏增长的现象，但经济增长呈现间歇性的波动，特别是为应对财政债务高位运行难题，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份实施上调消费税的政策，此举虽然有助于财政整顿，但却引发宏观经济的剧烈调整。

今年2季度宏观经济增速大幅下滑，消费税上升对宏观经济影响逐步显现，而且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预示日本经济面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持续高涨的财政债务水平，不仅导致财政政策空间缩窄，而且促使财政债务风险升级，中日之争也对日本经济构成外部冲击，种种迹象揭示日本经济不确定性较大。

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国家取达国家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经济体，全球经济发展前景有赖于对新兴经济体的客观评估。然而，伴随全球经济复苏增长，新兴经济体分化现象日益突出。

乌克兰事件引发俄罗斯陷入制裁及战事之中，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对俄罗斯经济构成减速压力，俄罗斯经济面临滞涨挑战。巴西等经济增速出现下降甚至步入负增长，印度亟待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推动。美联储缩减量化宽松政策及加息预期增大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出压力，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再像金融危机期间那样保持高增长，而是出现了持续的分化。

中国应对全球分化亟待政策创新

尽管中国今年以来持续创新定向调控政策应对宏观经济减速，但定向调控的效率有待观察，近期宏观经济减速压力呈现增大迹象，在此背景下，国际经济环境不容乐观，对国内宏观政策独立性构成较大不确定性。对此，中国应注重宏观政策灵活性和前瞻性，平衡防风险、促改革与稳增长的关系，稳步推进宏观政策创新。

一是以激活财政存量资金为突破口，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截止2014年6月份全国财政在央行国库的现金余额达到3.3万亿人民币，除了保障日常财政支出需求而必须保留适度资金余额外，其他大部分建议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国库现金管理经验，开展现金管理将闲置资金进行投资运作，由此释放的货币短期内至少相当于降低5次0.5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

二是稳步推进金融开放改革，尤其要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等相关领域改革，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互联网金融与现有金融体系的冲突反映了我国金融开放改革的滞后，特别是利率、汇率等行政管制为互联网金融提供了竞争优势，加快推进相关改革刻不容缓，更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

最近的宏观政策篇5

在中央召开系列座谈会之后，国家税务总局宣布，从8月1日起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

实体经济的利好不仅仅于此，此前，浙江宣布对民间金融实行“招安”，已被认为是紧缩型的宏观调控转向的重要标志。最近，人民银行有关人士透露，货币政策已开始松动，8、9、10三月信贷规模总量将增加10%。而人民银行已经向下属分行内部文件，要求各分行尽快落实信贷增加部分的授信，重点满足对中小企业和三农的信贷需求。

这是紧缩政策稍有放松的象征，是近期中国实体经济的最大利好，也是资本市场的最大利好。

经济形势逼迫政策转向

2008年是多事之年，经济形势最复杂、挑战性最强，雪灾、地震的突发因素，世界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股市、楼市下跌，物价上涨，虽有奥运的强力拉动，但滞胀、通胀结伴而来的形势乌云已越来越近。

国家统计局上半年经济走势，上半年GDP增长10.4%，从经济增长潜力看，这个速度并不低，与国家宏观调控预期目标也是吻合的。但从全球视野看，普遍性的“滞胀”、通胀率上升，53个发展中国家通胀率达到两位数，一些国家甚至发生社会动乱。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实属最好，但毫无疑问，中国经济低成本、高增长的阶段已过去，经济结构调整是客观大趋势。

按下葫芦起了瓢，被国际热钱持续涌入、股市楼市放量上涨逼迫实施的紧缩货币政策，却导致了更多行业哀哀不已。海关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出口纺织服装144.3亿美元，低于1～5月累计增速5.7个百分点。其中，广东纺织品服装出口增速大幅回落40.3%。纺织企业挣扎在倒闭边缘，连被前总理朱基盛赞的飞跃集团也未能幸免，陷入资金困局。

IT不景气，被塑为城市雕像的马云也开始直面“冬天”，股民骂娘，房地产商高呼日子难过……紧缩政策已经偏离了结构调控的目标，一方面是垄断国企的保护伞，另一方面成为民企的打压工具，经济结构失衡的利剑已即将落下。

早在几年前，刘国光就已指出，宏观调控并非仅仅是紧缩，扩张性的财税政策依然是调控的手段。今天，在各方指标吊诡下行的时候，由紧缩转向适度扩张，转向有保有压的细部政策实践，正当其时。

从宏观层面到产业层面的视角转向

我们可喜地看到，此次政策风向标一个更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是从单纯的关注宏观经济层面转向了对细部产业层面的关注。

中国是一个经济格局复杂的大国，东西部发展不均衡，垄断国企、竞争性国企、民营经济、股份制企业杂糅其中，有阿里巴巴、百度、联想这些国际领先的强竞争力企业，也有西部生产马茶、养殖鸳鸯孔雀的小企业，森严的行业壁垒、地区壁垒，税负体系的不一……这些都使每一次宏观政策的转移变向，市场脸色完全两样，更使投机者、政策钻营者大行其道。我们一直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多年来简单粗放型的政策投放路径，使中国经济陷入了数字好看、企业难过特别是中小企业毫无竞争力的尴尬局面。

最近，国务院专家建议成立专业的“财经政策委员会”，以科学地进行政策调控，解决当前存在的结构僵化和失衡问题：既要减少对出口的财政补贴，降低出口退税率；又要积极发挥财政作用，扩大内需。

事实上，近年来相互矛盾的政策不断出现，许小年即专文指出：各种各样的“既要…，又要…”，看上去全面公允，实则以一厢情愿的幻想代替不可避免的痛苦选择。例如既要保证成品油的供应，又要抑制物价的上升；既要维持汇率的稳定，又要防止流动性过剩；既要控制通货膨胀，又要保持经济的增长。说穿了其实就是一句话，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

矛盾冲突越激烈，越是接近改革的前夜。

而悄无声息的改变，正是渐次展开：提高对纺织企业的出口退税比例，“招安”部分民间地下金融，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支持……种种手段，看似与宏观调控无关，但其实，多路并行的政策策略，使我们看到，单一简单的宏观政策，已经放下架子，把视角切实放到了具体的行业生计。

最近的宏观政策篇6

中央强调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在对我国经济运行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

经济增长速度偏快。近几年我国GDP的增长速度一直较快，而且呈逐年加速趋势。新一轮宏观调控开始的*年，我国GDP增长率是10.0%，*年至*年增速分别比*年上升了0.1、0.4和1.1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率达到11.5%，上升趋势进一步增强。分产业看，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工业增长速度加快，今年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5%，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3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高1.9个百分点。预计今年全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达到11.6%。经济增长速度偏快，给经济结构调整、能源资源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都带来了许多困难。

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投资和出口增长依然强劲。首先，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投资增速今年出现了反弹趋势。*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是27.7%；经过3年的压缩，*年下降到24%。今年1—9月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25.7%，虽然比上半年回落0.2个百分点，但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其次，对外贸易快速增长，顺差继续扩大。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达到15708亿美元，增长23.5%，其中出口8782亿美元，增长27.1%，增速同比上升0.6个百分点。贸易顺差达到1857亿美元，已超过*全年的水平。贸易顺差过大，不仅使国际贸易摩擦大量增加，资源环境更趋紧张，还增加了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升值压力。

消费品价格上涨显著。今年以来，消费品价格结束了长期低迷的状态，呈现出逐月加速上涨的趋势，8月CPI达到6.5%，9月达到6.2%，10月达到6.5%，11月上升到6.9%。1—11月CPI累计上涨4.6%。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恩格尔系数较高，居民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在CPI的构成中所占比重超过36%，对低收入阶层来说这一比例还要高。因此，近期物价的快速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很大。今年以来新出现的消费品价格显著上涨趋势，是宏观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重要信号。

资产价格高位持续攀升。除了CPI，当前我国股市和楼市等资产市场价格也在高位持续攀升。特别是部分大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过高，已经严重影响到居民住房，影响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证券市场方面，依据上市公司*年上半年的年报数据推算，剔除长期停牌的股票，目前1243只A股的加权动态市盈率为40.71倍。剔除*年中期净利润为负的股票，1127只股票中只有261只股票的市盈率低于平均水平，仅占23.16%，其余近八成股票的市盈率水平高于40.71倍。在流动性过剩和实际负利率背景下，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容易加大资产泡沫。

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国内某些资源短缺还可以通过高价格进口缓解，但环境污染特别是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有资料显示，在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我国占了16个。据环保总局监测，*年全国七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的断面为劣V类水质，全国约1/2城市市区的地下水污染严重。

在目前国民经济高位运行并趋于过热的情况下，原来存在的问题尚未解决，又出现了消费品价格、资产价格上升过快等新问题，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

认识不统一，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和有效性。*年以来，我国GDP增速一直在10%以上，今年前三季度达到了11.5%，已大大超过预期目标，但仍有不少人对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不认同。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存在对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响应度不高的问题。在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控制着许多资源和不少国有企业，他们既是宏观调控的对象，又是政策执行者，对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应当说，大多数地方政府能够顾全大局，对中央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有正确理解并认真贯彻落实；但也确有一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区局部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对符合本地利益的宏观调控政策贯彻落实的积极性就高一些，对不符合本地利益的宏观调控政策就采取消极或抵制态度，影响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

经济规模扩大，调整难度加大。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当经济出现过热或局部过热时，只要通过实施紧缩的宏观调控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就会较快降下来。这次情况显著不同。自从*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本轮宏观调控以来，经济始终在高位运行。这一方面说明我们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在深化，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在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经济一旦走上快车道，就会形成很强的惯性，投资增长持续高位运行，对外贸易顺差继续加大，要想短时间把这种惯性平稳地遏制住，难度大大增加，宏观调控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资产价格上涨过快，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课题。当前，除了消费价格显著上涨，比较明显的价格上涨压力的释放处是资产价格，主要表现在证券市场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方面。民间资金多但投资渠道较少，加上银行存款的实际负利率，使大量民间资金流入楼市和股市，因而放大了房地产投资需求，推高了股市价格，加剧了资产价格的进一步膨胀。

体制改革不到位，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的深层次问题。当前，投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都滞后于经济发展。在现行投资、金融体制下，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来源和投资行为不规范，投资冲动和投资饥渴难以抑制。企业的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成本过低，加剧了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困难。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过度向投资倾斜、向资本倾斜，劳动报酬偏低，社会保障不健全，影响了消费需求和投资消费比例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和自有资金过多，使宏观调控效应减弱。

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出现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

下决心把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投资增长速度降下来。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下决心把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最近两年，最好能降到9%左右。控制经济增长速度，首先必须控制投资增长速度。要综合运用财政、信贷、土地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手段控制投资规模。同时，加大调整资源税税率的力度，加快实施环境税政策，加大对企业投资的成本约束；控制各级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规模，减少财政政策对基本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力度，把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薄弱环节，为拉动消费而不是增加生产能力作贡献。利润大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的企业必须上交部分利润，用于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

把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落到实处。最近几年，财政增收和超收的数额都很大，财政预算完全有条件大幅度减少赤字，特别是不应再发建设国债，国债遗留项目的投资可以放在预算内去解决。近几年，信贷规模增长的幅度一直偏快。今年原安排全年新增贷款2.9万亿元，前三季度已经发放贷款3．36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贷6073亿元。有一种解释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快了，贷款规模自然就要增大。这实际上否定了货币政策要对过快的增长速度进行调节。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严格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

最近的宏观政策篇7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

自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利用货币政策等方式调控国民调控国民经济。其目的在于稳定国内的物价、确保相应的经济增长以及充分就业。虽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货币政策不断在变化，但是其均是立足于时展的需求，具备一定的有效性。

一、宏观经济学与货币政策的界定

1.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宏观经济学，也叫作收入理论或者就业理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为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其内涵就为利用总体性统计的概念，如国民收入、经济整体的投资、消费等来分析经济运行规律。

2.货币政策（monetarypolicy）

（1）界定货币政策，界定货币政策可以从狭义、广义两个角度来看。从狭义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就是指中央银行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而控制、调节信用量、货币供应量的措施。从广义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包括了政府、中央银行以及有关部门所有有关货币的规定和一切采取的影响金融变量的措施。

（2）目标第一，操作目标。操作目标考虑的内容单纯为央行实际准备金、基础货币、市场利率。其特点包括相关性、可测性、相应可控性。操作目标就是货币政策的近期目标，具体来说就是央行通过有关工具能够实现目标变量的控制的目标。第二，中介目标。中介目标考虑的内容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通货膨胀、汇率等。中介目标是货币政策的远期目标。中介目标与货币政策工具可达到的操作目标由较远的距离，接近于最终目标。第三，最终目标（政策目标）。最终目标就是央行、政府最想要通过货币政策实现的目标。从最终目标的定义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不尽相同的。一般来说，最终目标需要考虑的内容包括国际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

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

有关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国内外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如果货币政策能够对国内经济变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就具有了有效性。这种理论主要的衡量指标包括了货币政策是否影响经济支出、是否和产出关系稳定、是否能够良好控制货币等。也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一种“意义”上的内涵。他们认为，研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需要从意义层面展开研究。这种观点提出，货币政策是与国民总收入、总需求之间紧密相关的。从这种角度来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取决于货币政策对产出、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虽然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定义和理解范畴“众说纷纭”。

但是，可以从不同的观点中提取如下共性：

（1）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性变量（如稳定物价、经济增长）等实际产生的影响，说白了就是对国内经济运行作用力的大小。

（2）央行、政府、有关机构是否适时利用货币政策达到预期的宏观经济方面的调控效果。从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存在一种“工具”与“目的”的关系，那么，我们以宏观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切实可行的。

三、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

我国不同阶段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处笔者从整体宏观经济特点入手，从4个具有典型代表事件的时间段分别分析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第一阶段：金融危机这一阶段的时间范围为（1998-2002）年。从整体宏观经济角度来看，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国际环境不佳，也造成我国经济下滑。在这种宏观经济背景下，我国政府、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有：（1）大幅降低利率（5次），存款利率由5.66%降至2.24%，贷款利率从8.66%降至6.38，还一并调整了利率结构；（2）强化公开市场的操作力度、扩展交易工具。政策（1）极大的、快速的提高了有效需求，刺激国民进行投资和消费，带给国民长期无间稳定的良好预期，进而起到了降低经济波动的作用。政策（2）灵活的、良好的操作公开市场，为公开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促使经济危机背景下国内社会需求良好扩大、消费、投资明显提高，公开市场发展明显增速。第二阶段：防止“经济过热”这一阶段的时间范围为（2003-2007）年。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一阶段国内经济涨势迅速。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发展，防止经济过热，我国采取的货币政策为--利率市场化。通过提升商业银行、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放开结息、贷款利率的确定方式、制定再贷浮息制度（2005年）、构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系统（2006年）、上调存款利率（2007年，物价上涨）灵活控制经济发展，在确保稳定健康的经济增长趋势时，良好的控制了经济过热，促进信贷、投资合理增长，稳定维持物价水平，正确引导和有效调节国民对通货膨胀的合理要求。第三阶段：次贷危机这一阶段的时间范围为（2008-2009）年，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由于次贷危机的迅速蔓延，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我国采取的货币政策主要有连续调低利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经过这些政策操作，将有效的降低了次贷危机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影响。第四阶段：经济复苏经济复苏阶段可以视为从2010年至今。这一阶段，我国的经济回升明显。为了确保经济的长足发展，国家对存贷款基准利率进行了调整（2012年-2013年，人民银行存贷款基础利率3次上调，而国家对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浮动空间进行了优化调整）。同时优化了货币政策工具以强化公开市场利率弹性。国家还对信贷结构予以调整（以文化产业、节能减排领域、高新产业为典型，予以信贷优惠政策等）。通过这些货币政策对于强化市场竞争、调控房地产、经济发展、促进居民配置自身财富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促使我国GDP、CPI实现稳健、较快增长。

四、结束语

文章在宏观经济学视角下分析了我国的货币政策和有效性。从中不难看出，如果国家想要得到良好较快的发展，就需要依托各种政策，而国家的经济发展，更离不开货币政策。不同阶段，应对不同的经济背景，我国所采取的货币政策各不相同。可见货币政策的出台、调整能够起到稳定国家经济的作用。而各个阶段国内的货币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提示在该阶段，国内的货币政策具有有效性的。同时也告诉我们，为了经济环境的变化，需要不断的对货币政策进行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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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雅霖.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实践考察及发展趋势[J].科研,2015(1).

最近的宏观政策篇8

晚近宏观经济形势特点。或可在“中国式退出”命题下观察讨论。去年上半年货币信贷以30％上下罕见增速扩张，一方面较快扭转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势头，创造总需求v型回升局面：另一方面引入通胀预期和压力，并派生资产价格飙升和虚高问题。针对经济过度扩张新风险，宏调政策虽保留“积极”、“宽松”方针表述，然而实际操作自去年夏秋以来已逐步反向调整。随着收紧措施加大力度，宏观经济从今年年初增速高点快速回落到目前相对走弱状态。

多样化调控

最新一轮紧缩措施，仍延续一段时期以来宏调工具多样化特点，较多采用数量性、部门性、行政性措施。货币政策方面，存贷款利率水平至今维持不变，然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于今年1～5月经历3次上调，从15.5％提升到17％。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从去年夏季开始转而增加央票发行数量，今年回收流动性力度更为加大，2009年12月到2010年4月间央票余额增加5000多亿元。

信贷收紧措施发挥更为活跃作用。去年夏季开始银行监管部门出台多种措施限制贷款发放速度，8月甚至出台修改银行资本金定义方式征求意见稿，试图通过降低次级债计入银行资本金比例方式辅助实现收缩信贷等政策目的。与2009年政策文件规定信贷“下限”目标不同，2010年初有关部门规定新增贷款7.5万亿元控制“上限”目标，一开始就对新年信贷扩张采取强势限制立场。

整治地方投融资平台是近来“中国式退出”的关键措施。2009年初有关部门放宽对地方政府负债监管和限制标准，通过窗口指导鼓励为地方放贷融资，为地方政府以基础设施为主要对象的投资项目提供条件。政策放宽加上地方需求旺盛，推动地方负债规模快速扩大，据报道各类地方投融资平台负债2009年增长70％以上，相当于当年新增贷款三成以上，年底负债余额达到7万多亿元。估计2010年一季度地方负债增长额仍占新增贷款四成以上。

从去年年中城投债审批速度显著放缓开始，近来有关部门出台多项举措严控地方投资平台负债增长，包括叫停“搭桥贷款”这个被业内称作2009年“银十条”文件“含金量”最高的融资工具。上个月国务院19号文件，要求抓紧清理核实并妥善处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对融资平台公司进行清理规范，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管理和银行业金融机构等的信贷管理，制止地方政府违规担保行为。

面对通胀预期明显呈现形势，决策层从2009年8月下旬进一步强调治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有关部门指认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电解铝、造船业、大豆压榨、大型锻造等部门存在或潜在产能过剩，并对这些部门新上投资项目提出限制甚或禁止的管制方针。观察2003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操作方式，在治理产能过剩多重政策功能中，紧缩投资和抑制过度扩张具有重要地位。

新一轮收紧操作再次显示我国转型时期资本市场IPO具有的宏调功能。针对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走低形势，有关部门从2008年9月停止IPOs。随着2009年经济快速回升，上证A-股指数从2008年10月1816点上升到2009年6月3123点，7月一度突破3500点。有关部门加快重启IPO进程，桂林三金6月底上市标志IPO正式重启。此后到2010年4月间，IPO融资超过7000亿元，是历史上9个月融资规模最大时期之一。V型回升

房地产政策u型转变构成这次“中国式退出”又一显著特色。2009年5月政府出台有关政策，把房地产开发商自有资金比例从35％下调到20％，说明当时关于经济回升不稳和房市回升乏力判断对宏观决策思路仍有较大影响。然而房市随后急速升温，房价快速飙升并出现泡沫迹象。在股市强势增长受IPO政策干预和大小非减持自发调节双重遏制后，货币超常扩张释出的过量流动性大规模“转战”房地产，使房市成为受流动性过剩和通胀预期较大影响的“重灾区”。

房市始料未及逆转迫使有关政策急促调整。2009年12月到2010年4月。国务院接二连三出台被业内称作“国四条”、“国十一条”和“新国十条”房市紧缩政策，频率之高和节奏之快堪称罕见。具体措施包括针对购房套数实行首付和利率差别更大的房贷政策，针对是否具有特定城市居民身份实行差别房贷政策，还包括加快物业税、房产税试点，加强对土地闲置和捂盘惜售监管力度等，调控范围和严厉尺度也超乎寻常。

如同刺激政策快速推动总需求V型回升，紧缩措施对控制货币信贷和经济过度扩张也收效很快。2008年底到2009年底广义货币和信贷同比增长率提升15～17个百分点，推动总需求V型回升。实施紧缩政策后，货币信贷同比增长率过去半年间下跌8～10个百分点。货币信贷回落速度与此前上升速度一样，都是过去十几年所仅见。

货币信贷收缩促使实体经济增速回落。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为11.9％，4月下旬的二季度GDP同比增长率“朗润预测”值为10.5％，由此测算2季度GDP环比增长率将回落到5.5％上下。考虑4～5月一些经济指标增速回调幅度大于此前预期，二季度实际同比增长率可能会低于两个多月前预测共识，不排除环比增速或可降到4％～5％甚至更低水平。

另外今年5月份钢产量、发电量、工业增长值、投资、零售等统计数据显示，这些关键指标增速也分别由去年下半年高位下降3／2到1／3不等。股票市场去年7月开始振荡下调，房地产经过经历多重调控也在过去几个月开始出现振荡下调局面。

紧缩过度?

目前宏调措施是否紧缩过度?紧缩过度是否会导致人为二次探底?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应对?学界正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热烈讨论。笔者认为，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确有一些偏于紧缩表现，对此在政策层面需要给以足够重视；不过只要宏观政策能够顺势而为，基本面健好的中国经济应能承受“中国式退出”带来的冲击。不至于出现严重衰退或二次探底。依据目前形势推测，如果二季度数据进一步证实宏观偏弱走势，可能会促使决策部门放松紧缩力度，避免经济增长面临进一步失速风险。

超越短期对策分析视角，把晚近经验置于较为长期宏观经济演变和政策实践背景下思考，对改进完善我国未来开放宏观政策架构具有启示意义。最新实践显示货币扩张对于提振总需求的特殊作用。也体现出货币过度扩张的后续消极影响，再次提示货币信贷在现代市场经济总需求管理中具有的中心地位。去年因为受到“百年不遇危机”判断和语

境影响，在采用超强措施刺激经济时对货币过度扩张调节有所滞后，为我们认识货币信贷与总需求关系提供了新经验。

最新实践再次提示改进完善开放宏观政策架构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新世纪宏调政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宏调政策工具过于多样化问题。集中表现为利率等价格手段运用相对呆滞，数量性、部门性、行政性工具承担较多调控功能。这一架构虽能在政策选择空间方面为调控部门提供相机抉择灵活性和便利性，然而也越来越显示出“干预微观。政出多门，难以有序微调，难以评估效果”等多方面问题。目前总需求管理面临政策叠加效应和两难选择困扰，与宏调工具多样化内在问题存在深层联系。

特定时期宏观政策内容选择属于总需求管理范畴下短期问题；然而利用何种机制、采用什么工具调节总需求，则涉及如何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作用范围，属于长期体制安排问题。需要在系统总结新世纪宏观调控经验基础上，通过系统配套改革建立和完善适应大国快速追赶要求的“开放宏观政策架构”。一是深化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让汇率更好地发挥调节国际收支的相对价格功能，并使宏观政策选择摆脱“车马效应”羁绊。二是加快改革利率形成机制，让利率更好地发挥调节货币和总需求的基本功能。三是提升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更好实现平滑总需求和币值稳定目标，为经济追赶提供相对稳定的货币与宏观环境。

声音

刘福垣：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剧院长

中国的经济不要总是拿通胀通缩说事。必须从发展看运行，考察主要矛盾转化的状态，是正转还是逆转。转化的趋势为形势定性。这个时代生产方式的矛盾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已经改变了70％以上中国劳动者的分工角色，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严重阻碍人们社会身份的转变，按权力和身份分配还大于按要素分配，社会结构、空间结构的现代化只完成了35％左右。在这个背景下，GDP的增长片面依赖投资和外需。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迫使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发展战略，去年、今年和明年中国的经济处于这种转变的酝酿阶段。运行状态还是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GDP维持在10％左右，物价在3到5个百分点左右波动，虽然运行质量不高，也谈不上什么胀和缩。实质性变化估计在真正开始分配机制改革的2012年。

陈东琪：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今年年中以来，欧美经济增长逐渐减速，各国政府采取增收减支措施正在促使减速中的经济走向二次衰退，甚至可能演变为西方进入工业化以来第三次大萧条!中国应利用这次机会加快体制和结构改革，构建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为第二个30年持续较快增长创建良好的微观基础和市场条件。世界经济第一次大萧条引发了第一次新技术产业革命，成就了强大的英国：第二次大萧条引发了第二次新技术革命，成就了强大的美国；第三次大萧条将引发第三次新技术产业革命，预计可能成就强大的中国!世界在新一轮经济长波到来之前，有可能也有必要经受一次较为痛苦且时间较长的制度和结构调整。

声音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从趋势看，未来国际资本流入很可能继续呈现上扬趋势。那么，在汇率被动升值、利率工具难以使用的条件下，中央会面临较大的冲销压力，并给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带来压力。因此，在全球经济复苏分化格局下，中国的汇率与利率政策选择都难以抉择，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现人民币弹性汇率、并及时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的必要性也不断强化。通过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拓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应当说是平衡外部增长的重要策略。

最近的宏观政策篇9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IS-LM框架；供给端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9001004

一、问题提出

在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中，凯恩斯主义主导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了突出成就。然而自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稳定运行造成了冲击。由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理论所主导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近几年中的执行效果，与预期相比总是有所折扣。在这一背景下，国内理论与实务界出现了要求关注“供给端”（SupplySide），并将其运用于财政政策、结合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运行的声音（孙建波、秦晓斌， 2012； 任寿根， 2012； 滕泰， 2012； 滕泰， 2013）[1-2-3]。

供给经济学伴随着里根政府的“经济复兴计划”，共同翻开了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页。供给经济政策依靠支持市场自由竞争、降低税收和公共开支、降低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控制等手段，帮助美国实现了80年代后期的持续繁荣，走出了“滞胀”阴霾。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国，由撒切尔夫人主导的减税和私有化运动也同样获得了成功。但供给经济学自身似乎是实用化政策方针多于严谨的学术理论，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范式和框架；也没有一种理论像供给经济学这样招致如此之多的攻击和辩论。

一些早期学者认识到了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缺陷，并试图在原理论或宏观计量模型（如INTERLINK）中加入对“供给端”的考虑（Harck， 1981[5]； Mundell and Adams， 1982[6]；Klein， 1982； Marini， 1987[7]； Torres and John，1989[8]）[4-5-6]。而现代宏观理论通过建立宏观模型的微观基础，将供给端和需求端的考虑纳入微观个体面临的约束条件，部分解决了这一难题。Lucas[7-8]在新古典框架下考虑动态条件的数理化综述，有力地支持了供给经济学的相关主张；同时他回顾了美国50年的历史和数据，认为供给政策比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更为有效。然而Lucas[7-8]的综述模型也遭到了批判。笔者综合研究后认为，Lucas模型最大的缺陷在于其内生增长分析和拉姆齐框架存在的矛盾；同时Laitner[9]基于其模型的实证检验也表明，减税等刺激性政策对总体福利的改善效率很低，因此对政策的支撑力度不强。

笔者认为，一方面，经典的凯恩斯宏观框架，并没有完全失去其生命力，其成熟的实证模型和可操作性，对于政策实践依然具有指导价值，可在此框架下进行改进，加入对供给端的考虑；同时，在现有的、比较成熟的宏观计量模型中，以理论为基础，考虑税率对供给端的影响，对于提高减税效果预测的准确性、从而指导减税刺激政策，以及指导宏观管理政策从需求管理端转向供给端都很有意义。

二、模型构建

经典的凯恩斯主义IS-LM框架中，只是从需求管理的角度分析政策的效果，并没有考虑税收等宏观政策对供给端（Supply-Side）的影响。因此，在凯恩斯主义的框架内，加入宏观税负对供给端的考量是必要的努力方向。以下模型分析将借鉴以往模型在这方面的努力（Mundell et al， 1982[6]； Klein， 1982； Marini， 1987[7]； Torres and John，1989[8]）[6-7]，同时在其基础上增加考虑进出口等开放条件，并结合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些具体情形来设定模型。具体模型推导如下：

在经典凯恩斯主义框架下，首先考虑宏观经济恒等式设定：

其中，Y为当年GDP（国内收入），C为消费，I为社会总投资，G为政府消费，E代表净出口。由于中国在总体统计上属于净出口国家，因此E≥0。

其次是宏观消费方程的设定：

其中，α0为截距项，cy为边际消费倾向，T则是宏观税负（财政收入）。这里的消费是国内收入的可消费部分的函数，而可消费部分即是国内产值减去财政收入和用于出口的部再次是考虑供给因素的投资方程：

其中，i0为截距项，r为利率，ir为利率对投资的边际影响，ty为宏观税负，it则为税率对投资的边际影响。

这里的投资方程考虑到了税负对投资的替代效应，并且为负向。这一设定符合供给学派一贯的观点，即高税负会导致资本倾向于消费而不是进行再投资。同时税收方程设定为国内收入减去净出口的部分，也是考虑了中国税基的实际情况的简化设定，即为了鼓励出口往往实行出口退税的政策。

最后，这一模型中货币角度的恒等式参照Mundell和Adams[5]的原模型：

M=my·Y+m0-mr·r（5）

其中，M为货币发行量，m0为截距项，mr为利率对货币量的边际影响系数。

以上方程就构成了考虑供给因素和出口的凯恩斯框架下的简化中国宏观IS-LM模型。下面对这一模型进行求解推导。

而根据式（5）可得LM曲线表达式为：

r=M-my·Y-m0-mr（7）

由（6）和（7）两式可求解模型均衡点的解析表达。

若令Y′=Y-E，则由（6）和（7）两式可得：

又根据式（4）得：

从而由式（8）和式（9）可得财政收入对宏观税负的导数为：

可以看到由于本模型设定净出口的外部需求和政府消费为外生变量，因此在求导的过程中均被消去。按照供给学派的拉弗曲线的观点，在某一税负水平上财政收入对税率的导数为负，那么在该模型中，Tty

化简即得：

上式即为提高宏观税负导致财政收入下降的临界条件。基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实际意义，上式中最右边的不等号必然成立。

根据Mundell和Adams[5]的讨论，在经典的凯恩斯框架下推导财政收入与税负的反向关系条件时，所得结果并没有实际意义，即不存在拉弗曲线所假定的最大化财政收入的最优税率。但在考虑了供给端因素后，本文给出的开放条件下综合性IS-LM模型中是可能存在最优税率的。同时，这一最优税率（临界点）也是可求解的，其解析表达式为：

ty=mr+irmy-mrctmrit·Y′（13）

当然，以上推导只是基于简化情形下的讨论，因此最优税率的解析结果对政策的指导意义，不及模型所揭示的弹性系数的方向和趋势性指导作用来得大一些。

三、实证研究

根据以上推导的考虑供给端因素的IS-LM模型，以下将利用中国的可得数据进行实证验证。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可得数据整理，这里选取1990—2011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中消费、投资、政府消费和净出口等数据根据支出法统计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得；消费方程中由于对居民消费进行回归，因此GDP中除净出口和财政收入外，还扣除政府消费；投资方程和货币方程中，由于中国长期利率非市场化，因此市场化利率不可得，这里将两方程合并，使用自1990年起可得的M2数据，考虑投资对货币量、财政收入、政府消费以及宏观税负的关系。

基于数据可得性和中国的实际国情，在实证中本文将估计如下调整后的联立方程组：

以上联立方程中内生变量为Y、C和I，外生变量为G、E、T、M2和ty。由于内生变量个数等于方程个数，同时消费方程（15）和投资方程（16）都满足矩条件和秩条件，因此是可识别的。

使用Stata112软件对以上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采取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结果整理如表1所示。

首先来看宏观恒等式方程，这里所有系数都接近于1，且通过检验；截距项结果近似为零，且不显著。方程的拟合优度也近似为1，由此可见，宏观恒等式方程本身是符合理论与实际意义的。

其次是消费方程，可以看到所有系数都通过检验，包括截距项也在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拟合优度很高。从回归系数结果可以发现，GDP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约为01800，这说明国内产值增长对居民消费的提高作用为正向但效果有限；而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则达到了22600，说明政府的公共开支对于提高居民消费有显著作用；净出口增长对居民消费增长具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这也与国际贸易的一般原理是吻合的；而财政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系数也是负向的，约为-06100，即财政收入每增加1亿元人民币可能导致居民消费减少6 100万元人民币。

最后是投资方程。这里仅有财政收入对投资影响的系数不显著，而总体拟合优度值为09980，依旧处于很高的水平。从回归系数来看，货币量对投资影响系数为正，这说明放松货币政策或扩大信贷对投资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财政收入对投资的边际系数为正，且为10500，说明财政收入对总投资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政府消费项目对投资可能具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对投资的影响系数却为负，约折合宏观税负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社会总投资就可能下降约1 347亿元人民币，这与前文理论模型的设定是相符的。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前文理论模型的设定基本成立。但其中的一些特殊结果，也可能隐含着更多结论。譬如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总额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具有约两倍的乘数效果。这说明，提高政府采购对社会消费的即期传导作用十分明显。与此同时，财政收入增长对居民消费的负面效果系数是小于政府采购系数的绝对值的。因此，依靠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对中国实际宏观政策操作在一段时期内可能依然存在一定的正面作用。

此外，投资方程中，财政收入对投资的促进为正、政府消费对投资项目具有不显著的正面影响，一方面显示了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政策依然具有一定效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政策的实施空间可能已经非常有限。政府直接投资对于投资的促进作用可能已经到了“天花板”。同时，宏观财政税收负担水平对于投资的负面作用也是非常显著的，需要警惕其负面作用的进一步扩大。

就模型估计的结果看，中国目前并未全面处于拉弗曲线所假定的“禁止性税率”区域，因此如果实行减税等供给端政策，可能导致税收下降或至少是税收增速下降。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就可以一直拘泥在需求管理政策的藩篱之中，而是必须开始关注供给端的问题了。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以上结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需求管理的政策在中国依然具有正面作用和执行空间，但其执行效果在促进投资等方面可能行将触碰到“天花板”，政策实施余地正在减小。

第二，宏观财政税负水平对居民消费和投资的负面作用明显，尽管目前可能还未进入十分严峻的“禁止性税率”区域，但其影响值得执政者警惕。

第三，净出口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尽管影响系数不高，但贸易平衡发展已经不仅关乎国家发展，也关乎民生。

由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应当在需求管理政策依然具备余地之时，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政策之间寻求平衡与微调，在保证经济整体增速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减税等供给政策，释放微观经济活力和投资潜力。

第二，中国的政府公共投资对居民消费的正面作用显著，在关注民生方面要多下工夫，同时要开始实施平衡化的贸易政策，避免过度重视出口的政策损害国内居民福利。

本文的研究依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下一步研究有两个可能方向，一是根据数据可得性，采用分地区、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深入研究，二是从有微观基础的新宏观模型出发进行理论的深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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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宏观政策篇10

在2005年，“十五”时期的最后一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呈现出增长较快、效益较好、价格平稳、活力增强的良好势态,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明显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显著改善。由于我们坚持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效地抑制了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宏观经济的稳定较快增长，宏观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05年经济运行进入了一个较高经济增长、较低价格上涨的合理区间，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理想的发展阶段，也为我们在2006年继续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重克服市场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发经济的较大波动。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统一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这些关于宏观调控实践经验在理论上的升华，为我们在2006年以及整个“十一五”期间继续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理论依据。

在新的一年中，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还面临着不少困难，经济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一些隐患。一些长期积累的和深层次的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同时又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有：

某些部门出现了生产能力的过剩现象

由于前些年某些部门的投资盲目扩张，目前逐步形成了超出有效需求的新增生产能力，出现了生产能力的过剩现象，进而导致了这些部门生产增速减缓，效益下降，产品的价格下跌，企业经营困难的问题日渐突出。数据显示，钢材、铝材、水泥等前几年投资过度扩张的部门都出现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价格下降的现象。煤炭近来也出现了过剩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不同品种价格下跌了10％至20％。电力供求缺口逐渐缩小，估计2006年电力供求可达到基本平衡，2007年会出现过剩。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信号，但是仍有大量项目在建，会在今后几年形成更大规模的产能。目前钢铁部门在建项目产能是目前产能的50％；发电在建项目能力是目前产能的1.13倍。对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将会在2007年以后出现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对外贸易不平衡状况加剧，负面影响值得注意

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持续上升，2005年前10个月外贸顺差已经超过800亿美元，出口和进口增速的差距十分明显。这一状况需要引起重视。首先，外贸顺差的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需减弱的问题。据粗略计算，2005年上半年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29％，全年此项贡献率会超过30％，国内经济增长依赖外需的程度大大提高，同时意味着经济增长风险的提高。其次，在全球贸易量增长不足10％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增长超过30％，势必引起各种贸易摩擦数量和数额的上升。据统计，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保障措施和特保立案调查大量上升，几乎为世界之最。此势态持续下去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再次，我国的外贸顺差过于集中在若干大国和地区，使摩擦的性质更显严重，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外贸活跃对于促进国内经济活跃会起到积极作用，问题是在外贸活跃的同时，如何做好外贸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外贸的积极作用，把对外开放不断深入下去。

农民增收的困难进一步加大

近两年在中央各项促进农民增收政策的作用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有了明显加快。但是2005年以来，农民进一步增加收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一方面以粮食为龙头的农产品价格持续小幅下降，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入下降。2005年8月份小麦价格环比增长1.5%，同比下降3%，大豆环比下降0.63%，同比下降14%。而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却明显上涨。2005年以来，化肥价格延续2004年上涨的走势，国产尿素价格上涨13%、磷肥上涨19.7%，复合肥上涨24%，农膜、柴油等价格涨幅在14%―24%之间，据测算，由于化肥价格上涨使农民粮食每亩多增加成本20―30元。粮食价格的下降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不仅影响了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会对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造成负面影响。虽然，减免农业税、发放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性增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但总体上看，支撑农民持续性增收的亮点不多。此外，农村市场价格涨幅较城市市场要高，也不利于农村消费的扩大。2005年国内粮食产量仍然低于国内粮食消费量，在此情况下出现的粮价下跌，是需要我们从政策力度和效应等多角度进行研究的。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诸如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社会发展问题仍然突出等，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少，亟待转变和克服。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或进一步减缓这些矛盾和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困难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我们在2006年中必须注意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是一项既十分重要又艰巨繁重的任务。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一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继续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二是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三是要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适时适度微调，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