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经济政策十篇

最近的经济政策篇1

近年来屡创新高的美股和零利率现象困扰着粘雪，为什么有人愿意不要利息也要借给你钱？是什么在支撑着全球高高在上的资产资产价格呢？或许从历次经济危机能看出一点点端倪，历史上所有的经济危机都是流动性崩溃造成的，无论是1929年的大萧条还是最近一次的次贷危机，经济危机总伴随着资产泡沫的破裂，泡沫破灭后风险偏好急速降低，市场丧失流动性，经济危机也随之产生。历史上影响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即1929年的大萧条，除了因为股市资产泡沫破裂之外，美联储的一系列神操作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一，主动加息刺破股市泡沫却没有准备好应对泡沫破裂后的政策。第二，经济危机产生后连续两次加息应对美元贬值。第三，没有担任好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任由银行倒闭。这些操作现在看起来非常难以理解，但是当时人们对经济的认识还十分粗浅，同时奉行自由经济理论，经过大萧条的教训后人们才意识到经济危机时政府需要采取行动去应对危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随之登上历史舞台，经济危机的破坏力也因此降低。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确实帮助经济体快速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潭，然而运用它们也是有代价的，最显著的代价就是贫富差距的加大。经济在正常轨道上运行时，贫富差距是加大的，如果把全社会的企业看成一个整体的话，这个企业生产产品，销售产品，然后付给员工工资，那么谁买这些产品呢？毫无疑问是企业的员工，用什么买呢？当然是工资买，那么企业能把产品全部卖完吗？必然卖不完，因为你发的工资总额肯定是比产品总价格少的，那怎么办？这时政府就必须站出来印钱了，不然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这也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危机有效的原因。政府在放水的不是没有代价的，它阻止了经济危机的蔓延，也阻止了企业成堆的破产，它保护了经济免遭萧条，同时它也保护了富人免遭破产，富人资产快速膨胀，贫富差距也因此产生。

政府一般是通过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放水，其中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来实现，支出可能是基础建设或者财政补贴甚至直接发钱，人们手里有钱了就可以带动消费，企业滞销的产品卖出去了，利润进了企业主的手中，本质上就是给员工的工资里补了个差价，让经济流畅的运转起来。而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来实现，利率降低了，人们借钱的意愿更强了，借到钱也可以带动消费，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借钱缓解资金压力，经济得以继续正常运转，然而近代过度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导致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后果。

首先，贫富差距拉大，资产价格高涨。没有经济危机，富人的钱得益于复利效应，雪球越滚越大，随着财富的急速膨胀，对资产收益率要求越来越低，与之对应的就是资产价格飞涨，这次美股能够在崩盘后快速恢复，跟这个也有很大关系。另外由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各国政府都知道资产泡沫破裂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最大原因，所以都是在动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在维护资产价格，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旦动用国家力量，泡沫也就变成了钢化玻璃，很难破裂，因为政府的手段比市场经济更加强力，至于泡沫最终会不会破裂，粘雪也有点拭目以待。

最近的经济政策篇2

近日投资 严婷

美联储下属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21日召开货币政策决策例会，讨论了美国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走势。外界普遍认为，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出美国经济复苏放缓的情况正在改善，这给了美联储些许喘息的机会，本次会议尽管没有推出新的量化宽松措施。但是，美联储仍然处在密切的观望状态中，一旦经济状况跌破其底线，美联储仍然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密切观望经济形势

美联储21日的这次会议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的最后一次议息会议。外界预计，美联储仍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历史低点，并且维持目前的经济刺激政策水平。但是，由于美国近期公布的一些经济报告好于预期，此次会议不大可能推出新的大规模债券购买计划。

美联储8月10日曾宣布决定把到期的机构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回笼资金再次用来购买美国长期国债，进一步支持经济复苏，这一举措向市场放出信号，一旦经济形势恶化，美联储可能随时采取行动。

由于基准利率已接近零，美联储只能采用量化宽松政策，正在考虑是否要重启在去年和今年早些时候采取的债券购买行动，维持现有资产负债表规模直接向银行注入流动性，以此压低长期利率，鼓励更多的私人借贷，刺激经济增长。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上月27日曾表示，如果经济前景显著恶化，美联储将通过“非常规”货币政策向经济提供进一步支持，这一表态相当模糊。

有分析认为，如果实际GDP持续低于预期、就业市场进一步恶化以及通货紧缩风险提高等状况同时出现，美联储就会出台进一步的措施。

美联储官员将在11月初召开的议息会议上更新对经济增长的预测，如果对2011年本已悲观的经济增长预期再次下调，采取行动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复苏前景仍存变数

近期公布的经济报告显露出些许美国经济向好的迹象。但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仍充满不确定性。美联储8日发表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对当前经济持相对悲观的态度，认为美国经济势头在今年夏末走弱，更多地区的增长放缓，经济呈现出“广泛的减速迹象”。

有观点认为，美国复苏势头减弱，部分原因是依靠重新进货带来的需求上涨正在消退、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的阴影尚在、信贷依然疲软，但是美国企业囤积了大量现金充当缓冲器，美国经济的复苏势头仍将延续，再次探底的可能性非常小。

全球货币收紧普遍谨慎

有分析认为，美联储延续定量宽松政策对全球货币政策具有“风向标”作用，减轻了其他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的压力。

最近的经济政策篇3

据财政部数据，2011年前11个月，我国财政收入累计9.7309万亿元，比2010年同期增加2.056849万亿元，增长26.8%。其中，税收收入8.52164万亿元，同比增长24.7%。以增幅而言，较前有所降低。但平心而论，由于财税基数的相应增大，较之上年，猛增2万亿的绝对数值，仍然令人感到不安。

从基础经济以及企业的角度观察，近年来，由于货币超发所导致的政策调控主要因素可能仍然存在。从改革开放的进程上看，我国的财政增长曲线，可以说是“意味深长”。

1977至1998年度，GDP为3200亿元，财政收入874.5亿元；1986至1987年度，GDP为10202亿元，首破万亿元大关，财政收入2122亿元。1998至1999年度，GDP82067.5亿元，财政收入11444亿元，首破万亿元大关。

以地区看，在2010年，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上海和广东的财政收入，均超过了万亿元，相当于1998年全国的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以如此增速不断上升的态势，显示近年来社会新创造的财富，不仅在向政府集中，而且在向发达地区和相关利益群体集中。

警惕“财政扩大化”

自金融与财政改革至今，金融与财政的补偿，正好走了一个经济循环周期。

而金融改革与商业银行市场化的初衷，主要是解决“政企不分”，并且切断政府对于信贷总额的行政分配。事实上，近年来的信贷超发表明，金融与财政在深层次上“分工与合作”并未得到改善。

因为政策干预事实上是必须存在的。当银行希望摆脱干预的同时，就会失去政策的保护。对此，地方以及政策性银行可能感受尤深。数据显示，在近几年，商业银行与中央政府，在绝对收益方面，可以说是“双丰收”，但财政增长也应有个限度，毕竟，太过容易的“有钱花”，不是衡量科学发展的目的。

信贷是否超调？

2011年，全球主要经济体进入还债高峰期的时候，我国进入信贷紧缩，资金空前紧张。

然而，信用紧缩的目的主要不是源于经济，由于此前的宽松政策，主要是建立在政府信用扩张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也无从等待市场信心的“跟进”与“配合”，因此，在新的一年，中国经济将延续上年的遭遇，商业信贷以及政府信用扩张，仍将受到严格的控制。

有关“地方债”

当前，地方政府拥有的各类融资平台究竟有多少，尚无可靠的统计资料。此类融资平台大多依托于各级城市，一个城市多的有十几家，最少的也有三、四家；最近几年，大部分县级政府也陆续成立了名称各异的投融资平台，为本地基建融资。

有钱是好事，财政收入的不断增长，是巨大的发展成就，据此而言，我个人的意见，明年经济不易“硬着陆”。

所以，结合当前的宏观调控措施，以及资本市场的相对低迷，我们不妨利用最近这段交易的淡季，再深入分析一下，财政收入得以如此增加的深层原因，以及其对于GDP的增长以及货币供应量（M1、M2、M3）增长的推动作用，到底有多大的力度？

首先，我确实不赞成一些朋友们看低2012年一、二季度的经济数据继续大幅下滑的预测，因为政府财政只是“旋转门”，只要收入基本平衡，并且稳步上升，这些投资早晚将在经济层面显现出来。

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一个存蓄地带，是在央企内部和金融体系内部，经过将近十年的政策扶持，这些由财政重点培育的“税源大户”，只要管理得当，将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回报原始投资人。其方式，可以是通过不断地加大分红力度返还；也可以是通过缴纳新的税种进行返还。

其次，财政可以加大对于投资品市场的政策支持。

严格地说，一个社会，你有一个怎样的财政结构，就会有一个怎样的投资结构。最近十年，财政方面，对于政策性投资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收效甚微，原因在于资本市场的弱势，迟迟得不到改善。

这不是因为资本市场不重要，而是因为仍有很多人认为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存在着各种“不成熟”。

其三，财政可以通过减低企业税，支持小微企业，走出“低收入陷阱”。

由于税制的原因，中国小微企业经营的实际成本，其实是不低的（大多数占小微企业的成本支出的50%左右）；同时，小微企业员工的福利部分，其实是不高的。在这些薄弱部位，政策大有可为。

其四，如果不能还利于民，那么，任何“增长”均不能达到实质性的发展。

如果把中国经济看作一个企业，目前的特点是营业收入（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经营性收入（利润）的增长滞后，同时社会过度货币化的累积以及货币驱动效应（投资项目）的共同作用，导致多数企业的毛利率不断下降（成本增加）；大中型企业还好，小微企业的经营者连基本维持成本的力量也没有，只能止损出局。

政策调控应当回归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我国在这方面确实有所不足。

结构调整，稳中求进

最近的经济政策篇4

在中央召开系列座谈会之后，国家税务总局宣布，从8月1日起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

实体经济的利好不仅仅于此，此前，浙江宣布对民间金融实行“招安”，已被认为是紧缩型的宏观调控转向的重要标志。最近，人民银行有关人士透露，货币政策已开始松动，8、9、10三月信贷规模总量将增加10%。而人民银行已经向下属分行内部文件，要求各分行尽快落实信贷增加部分的授信，重点满足对中小企业和三农的信贷需求。

这是紧缩政策稍有放松的象征，是近期中国实体经济的最大利好，也是资本市场的最大利好。

经济形势逼迫政策转向

2008年是多事之年，经济形势最复杂、挑战性最强，雪灾、地震的突发因素，世界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股市、楼市下跌，物价上涨，虽有奥运的强力拉动，但滞胀、通胀结伴而来的形势乌云已越来越近。

国家统计局上半年经济走势，上半年GDP增长10.4%，从经济增长潜力看，这个速度并不低，与国家宏观调控预期目标也是吻合的。但从全球视野看，普遍性的“滞胀”、通胀率上升，53个发展中国家通胀率达到两位数，一些国家甚至发生社会动乱。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实属最好，但毫无疑问，中国经济低成本、高增长的阶段已过去，经济结构调整是客观大趋势。

按下葫芦起了瓢，被国际热钱持续涌入、股市楼市放量上涨逼迫实施的紧缩货币政策，却导致了更多行业哀哀不已。海关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出口纺织服装144.3亿美元，低于1～5月累计增速5.7个百分点。其中，广东纺织品服装出口增速大幅回落40.3%。纺织企业挣扎在倒闭边缘，连被前总理朱基盛赞的飞跃集团也未能幸免，陷入资金困局。

IT不景气，被塑为城市雕像的马云也开始直面“冬天”，股民骂娘，房地产商高呼日子难过……紧缩政策已经偏离了结构调控的目标，一方面是垄断国企的保护伞，另一方面成为民企的打压工具，经济结构失衡的利剑已即将落下。

早在几年前，刘国光就已指出，宏观调控并非仅仅是紧缩，扩张性的财税政策依然是调控的手段。今天，在各方指标吊诡下行的时候，由紧缩转向适度扩张，转向有保有压的细部政策实践，正当其时。

从宏观层面到产业层面的视角转向

我们可喜地看到，此次政策风向标一个更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是从单纯的关注宏观经济层面转向了对细部产业层面的关注。

中国是一个经济格局复杂的大国，东西部发展不均衡，垄断国企、竞争性国企、民营经济、股份制企业杂糅其中，有阿里巴巴、百度、联想这些国际领先的强竞争力企业，也有西部生产马茶、养殖鸳鸯孔雀的小企业，森严的行业壁垒、地区壁垒，税负体系的不一……这些都使每一次宏观政策的转移变向，市场脸色完全两样，更使投机者、政策钻营者大行其道。我们一直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多年来简单粗放型的政策投放路径，使中国经济陷入了数字好看、企业难过特别是中小企业毫无竞争力的尴尬局面。

最近，国务院专家建议成立专业的“财经政策委员会”，以科学地进行政策调控，解决当前存在的结构僵化和失衡问题：既要减少对出口的财政补贴，降低出口退税率；又要积极发挥财政作用，扩大内需。

事实上，近年来相互矛盾的政策不断出现，许小年即专文指出：各种各样的“既要…，又要…”，看上去全面公允，实则以一厢情愿的幻想代替不可避免的痛苦选择。例如既要保证成品油的供应，又要抑制物价的上升；既要维持汇率的稳定，又要防止流动性过剩；既要控制通货膨胀，又要保持经济的增长。说穿了其实就是一句话，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

矛盾冲突越激烈，越是接近改革的前夜。

而悄无声息的改变，正是渐次展开：提高对纺织企业的出口退税比例，“招安”部分民间地下金融，加大对中小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支持……种种手段，看似与宏观调控无关，但其实，多路并行的政策策略，使我们看到，单一简单的宏观政策，已经放下架子，把视角切实放到了具体的行业生计。

最近的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量化宽松政策；金融危机；通货膨胀；中国经济

一、金融危机与第一次量化宽松政策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而爆发的2008年金融危机将全球各大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卷入其中，造成全球经济衰退，各国央行不断降息，短期利率近零，美联储在雷曼兄弟倒闭后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主要购入长期国债和其他方式向经济注入巨大流动性以应急日益崩溃的市场和各大企业，其关键是在于稳定银行体系，这种极端性政策通常是在利率无效时才推出。尽管早在2001年日本首次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后惨遭败局，在美作出这一决策后，日、英和其他主要经济体还是纷纷进入量化宽松，以此谋求金融市场稳定。这是经济危机历史上首次全球大规模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但此政策很难把控，风险非常大，难免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深远影响并在各个层面引发恶性循环式的共振。

一般来说在正常情况下，央行降息会引发一系列资产替代，而导致证券收益率下降，而经济衰退时期就多可能出现短期利率近零，由于利率再无法下调，重复操作上述措施就可能失效，或形成瘫痪，陷入流动性陷阱。如今对于凯恩斯的这个理论存在一些争议，但无论是否有流动性陷阱，在低利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变得非常困难，因而量化宽松变成一个有效的措施。然而就其本质而言，量化宽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央行承担经济风险的程度，一旦经济无法复苏，央行承担的风险就很可能爆发，而最终由社会承担；假如经济得到复苏，其逆向操作在使市场正常化的过程中则会出现通货膨胀，引发新的恶性循环。

然而在第一次量化宽松过程中各央行背负了大量不良资产之后，经济虽然得到持续复苏，但形势疲弱，近两年来未摆脱短期利率近零状态，而通货膨胀问题仍然存在，美国在接受了这一事实和适应了这种“慢性病”后。奥巴马内阁出于一部分政治因素，提出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继续忽视通胀率和试图减轻对中国这个最大的债务对象的还贷压力。

二、二次量化宽松对美国和全球的影响

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乏力，就业增长迟缓，失业人口数字依然庞大，各种数据均不乐观，奥巴马内阁救援经济力不从心，中期选举失利，因而不难想象二次量化宽松这剂非常规激素被迫打入。新一轮的量化宽松通过将本来近零的基准利率再压零边，以大量买入国债和机构债券等中长期债券的方式来增加基础货币供应，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提出二次量化宽松政策不久后，g20(二十国集团会议)便在韩国举行，本次与会中有不少新兴经济体，白宫委托美联储在会上提出此政策，被“g19”联合围攻，各国央行纷纷表示担忧量化宽松既无担保又无助于应对美国以致全球的经济问题，而本，伯南克则声称-、此举是为拯救全球经济(并不只为了标治美国就业问题)。事实上此政策在美国金融投资界也引起很大轰动，美国多位来自各个金融与投资机构的投资家，基金会长，以及著名大学的经济学家联名写给伯南克一封关于反对量化宽松政策的公开信，而伯南克只是在华盛顿邮报上轻描淡写地表示：美联储并不能够独自解决所有危机。从美国方面对量化宽松的反应中可以看到，假如不印刷新货币，大量放债将会引发经济走向通货紧缩的边压中，而美国承诺的可承受的3％通胀率未必就能够使经济的多方面矛盾走向平衡。二次量化宽松不仅使美元再度贬值，还会让美联储地位和美元可信度走上危机边缘，同时界内巨大的争议还将带来偏见和误解，而导致未来经济市场的混乱和扭曲，即使美联储能够利用量化宽松政策解决一时需要，在量化宽松逆向操作中推出正常化政策时极有可能再次进入另一个恶性循环。

美元继续贬值必然伤害出口型经济体的复苏，这些国家尤其是一些高度依赖出口的新兴经济体为了稳定汇率将被迫跟随美元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已作出反应调整日元汇率，而英国方面也表示不应为缓慢的经济增长而担心通胀，暗示英国央行可能再次跟随最化宽松政策，直接注入流动性，而澳大利亚央行则宣布停止加息行动，在这之前他们是最早退出货币宽松政策的国家。

新的问题总会不断出现，美国政府是否能保证实利主义不会引起一个“美元危机”?即使美国政府不担心再通胀问题，声称早巳做好准备并认为通胀率本该再提升，而简单化的分析逻辑(或者单纯是应急措施)必然忽略美国货币基础的结构性变革，尤其是货币乘数下降和新的经济衍生品监管制度的日益严格和变迁，现在为通胀下结论还太早。根据经济学家佛里德曼所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过度发行货币必然是会导致通胀的。

三、量化宽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在前段时间已和美国就人民币对美汇率的再次提升大干了一场，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挺住了汇率跟随，却迎来3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可以说被动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经无法避免，若不选择跟进，人民币很可能产生更大的升值压力，这意味着上半年与美国的周旋徒劳无功，并且，美国给予的3％通胀压力，中国每承担1％，都会损失数千亿外汇储备。尽管中国货币供应量充足，但假如经济复苏慢于货币增长，将有可能出现虚拟扩张或滞涨，其次量化宽松会带来中国海外资产风险系数的增加。为此中国必须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增加赤字并降低贸易顺差的方式来应对这个危机，而如今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又需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来避免持续的巨大顺差。

中国政府为避免量化宽松政策对外汇储备造成流失，采取了部分减持美国国债，重新分配中国在世界各国中债务比例的措施。其中，中国对日本国债的增持创历史性新高，目前中国是持有日本国债比例最多的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刺激了中国内部经济体制，加快了中国由外向型经济转变为内向型经济，中国外汇储备投资的重点由外转向内部，中国政府使用外汇储备大力改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银行贷款条件，积极投资企业等措施避免风险。

中国政府应对量化宽松政策的态度是积极的，同时也需要把握好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问题，把问题转变为机遇，努力把中国内部经济体制从转型到改善到巩固加强，使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获得最大的回报与提升。

最近的经济政策篇6

首先，由于春节因素的影响，国家统计局数年前已决定合并一二月份工业生产增加值等多种经济活动指标。这意味着，在1月中旬的上一年四季度数据后，一直到3月初前两个月合并的数据出炉，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经济学家只能依靠有限的贸易、通胀和货币信贷数据来推测经济运行情况。

其次，即使是加上零星的行业指数和企业层面消息的帮忙，所有数据也无一不受到春节所引起的工作天数变化的影响。假设经济学家们观察到一些超预期的变化，也很难理清究竟是宏观基本面发生了改变，还是春节因素引起的短期波动。

除了以上这些短期内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近几年来，经济学家们更加纠结的问题在于，经济形式与政策走向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似乎已经开始挑战其现有分析框架的基础，影响着他们对临界点到来的判断。

经济预测是经济学家的日常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宏观基本面，特别是增长、通胀和就业的预测；第二部分是对于政策走向的分析和预测。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只有了解政策环境，才能有效预测经济数据；同时只有对经济走势具有一定判断，才能揣测政府决策机构下一步政策的重点。而最近几年来经济与政策形势的变化，对经济学家在这两个方面的分析框架和判断基础都提出了挑战。

一方面，2012年初，多数经济学家都看到了经济下滑风险，并根据一直以来的分析框架和经验所做出的政策判断——应及时采用宽松政策——事实上并没有马上实现。政策最终并没有倒向“保增长”、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措施，而是逐渐过渡到“稳增长”的温和调整。

出现这样的偏差并不是因为政府没有看到经济下滑的风险，而是在考虑了多方因素，特别是刺激政策可能对“调结构”带来的负效应以后，政策制定者有意调整了干预经济的方式。这其中固然有从以前政策调控中吸取的教训，但更重要的是，去年经济下滑并未导致失业率大幅攀升，根本没有触及政府要保证就业这个政策底线，因此也就不需要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

原来所谓“保八”的原因在于，多年以来，政策制定者们发现，实际GDP增速持续下降到8％以下，创造就业的任务就难以完成，失业率上升则会影响到社会稳定。但是2012年二季度以来，经济增速持续维持在8％以下，但劳动力市场就业情况良好，工资上升趋势平稳，全年新增就业的目标更在9月就提前完成。

这样的变化是对于传统分析框架中就业预测和政策判断的一次否定。经济学家必须思考，这是否意味着趋势性的拐点出现，从而更新其分析框架或改善分析方法。

另一方面，由于货币信贷出现新形势，短期经济走势预测的框架也面临更多挑战。经济学家短期预测工具一般依赖对于金融状况、企业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及季度内已公布数据（投资、零售和贸易）的分析。从我国实际来看，采用货币信贷等不同金融指标对短期经济活动进行预测一直效果不俗。

然而从2011年以来，随着商业银行表外业务高速发展，传统的银行信贷已不能涵盖绝大多数的新增信用活动，而一直以来最有预测力的广义货币M2也似乎出现了一定的局限性。这意味着，如果仍然不对一直以来使用的增长和通胀模型进行更新，预测结果就会产生更大的误差。

经济学家预测宏观基本面与政策走向所面临的挑战，同样也出现在政府部门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中。如果未能将近期的重要变化考虑在内，沿用原有的思维模式和经济监测手段，恐怕有可能会造成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甚至影响其政策调整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另一方面，宏观分析难度加大以及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也会影响投资人对企业业绩和资本市场前景的判断。在可靠信息不足的环境中，市场受到随机事件影响也会产生较大波动。

最近的经济政策篇7

笔者认为，目前经济下行走势与压力，不仅源自潜在增速回落与外部环境变化等新常态条件，而且与调整早先宏观经济失衡的阶段性非常态因素有关。结合十年宏调史实践经验全面认识目前经济减速成因，直面全面深化改革与调整宏观失衡的双重客观要求，在“宏观政策要稳”总思路指导下坚持完善十以来正确宏调方针，中国经济将迎来新一轮自主景气增长新格局。 经济增长为何减速？

2012年二季度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速“破8”，此后九个季度在7.5%上下波动。近来部分经济指标再度走低。如1月-8月固定投资同比增速降至接近实施刺激计划以来最低值，8月工业增加值增速比7月回落2.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创2011年3月以来最低。8月出口进口增速降至2.3%，当月贸易顺差增至近500亿美元，显示内需较弱。金属原料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引发媒体“大宗商品雪崩钢价跌入无底洞”之类报道。

事实表明，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两层意义的下行压力。两年多来经济增速7.5%上下，与早先30多年近10%增速比较回落两个多百分点。更需重视的是，近年7.5%上下实际增速，并不完全由经济内在增长动力推动实现，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稳增长政策支持的结果。近来政府追加棚户区改造投资，增加水利和铁路投资，实施其他方面定向调控政策。没有政策层面“季度性增长保卫战”的努力，经济增速会显著低于目前实际水平。

两重意义上经济增速走低原因何在？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过紧。近两年货币信贷增速在13%-15%上下，广义融资增长率在15%-22%之间，是实际经济增速两倍上下。短期利率如一周Shibor和3月央票利率，去年6月曾短暂飙升，然而近年总体走势无过度异动。近年企业债、城投债收益率及贷款融资非利息成本有所增长，主要是失衡调整期市场风险溢价上升结果，不宜简单归结为货币政策过紧。

另一观点指出近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速都在回落，由此推论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外部环境变化结果。作为全球最重要增量大国，中国与外部经济存在互动影响而不仅是单向作用。假如各国都用外部因素解释本国经济波动，全球范围走势难以在世界经济内部得到合理解释。在肯定外部因素重要性同时，对中国这样大国经济走势特点，还应侧重从国内环境阶段性特点方面探求根源。

近来学界讨论的视角，是把经济增速回落等方面特点归结为适应新常态的结果。新常态大体指经济运行新近呈现的趋势性和结构性变化及其派生状态。较有共识性看法认为，随着劳动力总量增长见顶、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回落、后发优势效应减弱，中国经济潜在供给增速趋于下降，目前应在接近8%水平。

潜在增速回落判断对观察目前形势有重要认识价值，不过仍不足以全面解释上述两重意义上经济增速走低现象。经济增速从两位数回落到7.5%上下大体可从潜在增速回落角度解释，问题在于目前经济内生动力难以支持7.5%实际增速。实际经济增长相对潜在增速基准偏弱，显然不便直接从“新常态条件”给出合乎逻辑解释，而需结合调整消化早先经济失衡累积矛盾的非常态因素方面寻求理解。 宏观失衡的系统成因

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开放景气成长取得巨大成就。然而体改滞后与要素价格扭曲推动货币信用过度扩张，与基本面强劲增长力量相互激荡，为经济高速运转持续注入偏快偏热压力。倚重诸多产业-数量型工具的宽泛化宏调手段，难以根治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因素，逐步形成宏观经济失衡格局。可以从以下几个环节观察宏观失衡的形成机制。

首先是改革滞后与要素价格扭曲。例如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追赶与汇率体制改革滞后不相适应，伴随贸易与国际收支顺差失衡急剧扩大，汇率这个开放经济基本相对价格没搞对。又如长期利率管制与调节相对呆滞导致利率扭曲，2003年-2012年间用CPI衡量大半时期是负利率，利率这个宏观经济基本价格没搞对。土地制度改革滞后导致工业用地价格偏低与商用土地价格偏高，土地这个关键要素价格没搞对。

其次是货币难管好即货币信用扩张偏快。2012年实际经济总量是十年前2003年的2.45倍，但是广义货币2012年是十年前的4.4倍，央行资产规模2012年是十年前的4.7倍，社会融资总额是十年前6倍以上，货币及负债扩张幅度是实际经济增幅2倍-3倍。数据显示，2003年-2012年间央行资产扩张近八成源自储备资产过量增长，可见央行过量增持外汇储备是货币过度扩张的主要直接推手。

再次是通胀压力表现为结构性物价上涨新特征。货币扩张偏快定义性派生通胀压力，然而在新世纪初年新经济环境下通货膨胀的物价表现呈现出新特点。CPI或GDP平减指数等常规宏观流量物价指数上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更是间歇性大幅飙升，如商品房均价不到十年增长好几倍。对比考察2003年-2012年间十余种宏观物价指数涨幅，可见不同流量和存量物品价格涨幅与各自供给弹性大小成反比。

最后是宏调过于宽泛化与深层改革难推动。政府宏调应对通胀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宏调主体部门过多与工具过于宽泛。梳理十年宏调史，多达十来个行政部门被赋予或自称为宏观调控部门参与宏调，几十种政策工具手段作为宏调措施采用。

宏调手段虽包含利率、财政平衡等总量和价格工具，然而实际操作过多倚重审批投资、有保有压、限贷限购等数量与产业政策工具，有时还诉诸冻结供地、价格管制、大案查处等超常行政干预措施。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货币信用总量是影响短期宏观涨落的“水龙头”，利率汇率等总量价格信号是调节引导总需求的“牛鼻子”。宏观总量价格工具利用不足，过多采用产业、数量、行政性工具调控，难以对宏观失衡达到标本兼治效果。宏调产业化与微观化倾向多年延续，形形管制派生新的设租寻租利益格局，客观上为转型期体制内一些残存非市场因素提供滋养。

就此而言，宏观失衡既是体制不完善与改革滞后的结果，同时又通过宽泛化宏调负面效应支撑体制内扭曲性因素，构成宏观失衡系统根源的因果闭合链条。 失衡调整进展与影响

经济失衡必须得到调整是经济规律客观要求。中国经济需经历一次阶段性调整，才能重回可持续增长轨道。调整阶段的基本任务，是要在保持经济增长维持大体可接受水平基础上，通过市场出清机制和重建财金纪律调节早先累积失衡因素，并通过结构性改革再造自主增长的体制条件。

针对“4万亿”刺激伴随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形势，上届政府后期已开始对宏观失衡某些突出问题进行局部调整。受主客观条件限制，当时尚未能充分认识失衡调整必要性与紧迫性，初步调整性质措施存在被动性和局限性。

十以后新领导层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审时度势和谋划全局基础上，重新定位经济与宏调政策目标优先序，中国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与主动调整失衡新阶段。与“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总思路相一致，近年中国经济政策优先目标定位于力推全面深化改革以激活经济增长微观动力。宏调政策则体现两点取向：力求保持货币与财政既不放松也不收紧的大体中性状态，在此基础上利用市场出清和调整功能化解早先宏观失衡矛盾。同时侧重采用定向调控举措实现稳增长目标。

虽然面临经济增速走低等方面困难，十以来调整失衡已在多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首先表现为“挤水分”，即消化调减早先扩张期形成的偏高产能。经济增长偏快时期投资规模大、生产周期长的上游行业扩张更快，如钢铁等上游部门超常扩张到2008年已面临调整压力，刺激经济时期失衡矛盾进一步加大，目前正经历艰难的产能过剩调整。近年PPI负增长与CPI正增长并存，重工业部门PPI负增长与轻工业部门PPI零增长并存，是调整上游部门失衡的相对价格表现。

其次表现为“去泡沫”，即治理房地产等部门过度扩张与价格虚高因素。2003年-2008年货币信用扩张推动房价多轮大幅上涨，大部分时间房地产投资增速高达30%。刺激经济时期房地产经历新一轮更为迅猛扩张。房地产失衡本质上是货币过度扩张现象，随着十以来货币与宏观政策定位温和中性立场，房地产部门早先潜在过量库存与风险开始水落石出。

再次表现为“控杠杆”，即规范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过度扩张。宽泛化宏调伴随“金融抑制”有增无减，影子银行与表外业务快速扩张并积累风险。地方政府债务超常增长：2007年-2010年间增长一倍多达到10.7万亿元，到2013年中进一步增至17.9万亿元。近年在防控系统性与区域性金融风险前提下限制地方债务过度扩张。在影子银行方面，从2013年3月银监会8号文到今年初国办107号文逐步改进相应监管。

最后表现为“调预期”，即引导市场转变经济增速回落时政府必然重手救市的预期。新世纪初年多年高增长使市场预期偏于乐观，“4万亿”刺激客观上增强了政策救市预期。近年宏调政策保持定力、以稳为先，既不收紧也不放松，利用市场力量稳健调减过剩产能、降低过高杠杆与调节虚高价格，允许个别金融产品违约。市场开始转变“政策是跌出来的”一度流行的预期，有利于提升硬预算约束与宏观财金纪律有效性。 调整新阶段的政策选择

预计这轮失衡调整大体经历三个阶段。针对“4万亿”刺激后通胀卷土重来形势，当时政府初步实施了一些局部调整政策。十以来各方对调整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共识度提升，新决策层尊重调整规律，主动推进调整，引导推动调整全面展开并取得阶段性重要成就。目前形势演变显示，经济运行正在向以深化调整为特征的第三阶段过渡。

调整第三阶段面临多重任务：一是要在经济减速环境下，较大程度消化上游工业部门与房地产等行业累积的过度产能与库存；二是借助市场出清机制与政策调节功能，使金融部门高杠杆与高债务风险得到控制与阶段性化解；三是推动宏调架构朝更加科学化方向转型。在大体平顺推进假设上，预计未来两三年可大体完成调整并迎来新一轮自主景气增长，届时中国将在全新基础上展开其经济追赶崛起的下半场历史进程。

为保证实现上述目标，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进一步明确坚持改革调整的政策取向。在调整深化阶段各种深层矛盾和风险会进一步外化，呼吁刺激与回避调整的观点诉求及其影响力会增加。应继续坚守十以来结构性改革优先目标，以涉险犯难的决断直面调整困难，保持定力，积极作为，稳健推进改革与调整。

第二，适度下调经济增速底线目标。由于消化过剩产能与调减过高杠杆等具有减速效应，失衡调整期应允许经济增速暂时低于潜在增速。依据对中国奥肯关系认识，考虑近年宏观经济走势与劳动市场数量关系现实情况，建议把增速底线目标下调到7%或略低水平。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环境变化情况，政府对经济增速目标应更多从预测性和指导性角度加以阐释，不宜特别强调其指令性或刚性效力。

第三，货币政策需适当重视运用总量工具。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近来央行采用常备借贷便利（SLF）、定向降准、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多种工具维持货币适度增长。下一步需考虑采用普遍降准这样总量工具。选择适当时机普遍降准，是对早先超常存准率管制的逐步退出之举，也是利用市场化手段稳增长的自然合理之策，还有助于相对瘦身央行资产负债表，并为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配套条件，可谓一举多得。降准无疑应审慎，关键是保持广义货币和流动性总量动态适度增长，严防货币过度扩张与通胀卷土重来。

第四，综合施策治理金融市场失衡因素与潜在风险。失衡调整意味着预算约束硬化与重新洗牌，应允许特定影子银行产品违约，打破刚性兑付预期和提升市场风险意识。同时采用破立结合、堵疏结合思路综合治理。

例如在规范一些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过大与多头举债问题同时，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合理机制。又如在要求影子银行违规表外业务回归银行表内同时，积极探索资产证券化的常规发展路径。

最近的经济政策篇8

主要原因在于“市场分配资源比重减少”

从该指标的5项内容看，首先是“市场分配资源的比重”下降的最多，为-0.38，其中西部下降0.75。这说明资源由政府分配的比例有所增加。其次是“缩小政府规模”，全国数据为-0.07，而东部为-0.21。这表明近2年政府官员数量上又有扩张，而以东部为甚。

另外三项内容中，有两项“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减轻企业的税外负担”不可比，因为1999年没有列入。还有一项就是“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从全国看是0.11，是可喜的进步，然而，如果分区看，中部是-0.17。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民负担最重的中部地区情况并未好转，而且有加重趋势。

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化指数”作为一个相对指标，它虽然不能衡量各地离市场化究竟有多远，但能比较客观地判断各个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相对差距，也就是能判断在市场化进程中谁走在了前面，谁落在了后面，各地之间的相对距离是多少。通过这个指数，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时间里各个地区及全国的市场化步伐加快了还是放缓了。

主持此项研究的著名学者樊刚和王小鲁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衡量我国各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最主要指标。近两年下降是有原因的。主要是1998年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政府投资增加的结果。至于中部地区农民负担的加重，指标与人们的经验判断也是一致的。

可以作为参考的是，2002年第四季度以经济学家许小年为首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发表了一份震动学界的报告，该报告通过对中国31个省份经济数据的回归分析，认为经济增长与民营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程度紧密相关，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即使没有扩张性财政政策，中国经济仍能保持7.8%的增长率。有观察人士指出，这个结论“等于否定了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根本作用，其指向之犀利尚不多见”。

正方反方争论多年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在提出“积极货币政策”难见成效的情况下，为了扩大有效需求，一改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放弃逐年减少已有预算赤字的构想，转而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就是政府发行国债、扩大投资以拉动需求。它原本被当作应急之需而推出，却连续实行了5年，使得相关争论从一开始就不绝于耳。但200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仍然力排众议，一槌定音：2003年将“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将连续第六年主导中国的经济大势。因此，人们更有必要了解各种不同意见。

支持者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应被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头号功臣”。人们不能无视在周边国家经济疲软，国内民间投资不活跃的背景下，国债投资对我国经济的显著拉动作用。权威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2年底，5年累计发行国债6600亿元，政府安排了一大批国债项目。事实上是积极财政政策保证了这5年一直较高的增长速度。有的学者推算，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并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区域生产力布局得到调整。此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丰富政府宏观调控经验，推进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进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反对者其实也没有否认财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政府在经济萧条期通过扩大投资，实施“反周期”政策，启动、刺激经济，无可厚非。不过，关键不在于其数量多少，而在于其投资乘数作用的大小，也就是财政投资的“四两拨千斤”效应发挥如何。如果积极财政政策不能产生这种效应，通过政府投资“单打独斗”来支撑经济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

支持反对意见的客观依据是：积极财政政策实行5年，消费需求依然增长乏力，近几年虽然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刺激居民消费，但消费的整体水平却没有明显提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的幅度很小且不稳定。从投资需求来看，国债投资成为社会投资的主体，民间投资却未能真正启动。从投资的规模来看，近几年，国有投资在总量上仍占绝对优势。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投资总和，仅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3左右。政府投资非但没有通过“乘数效应”带热民间投资，反而产生了“挤出效应”。

与此相关并且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政府投资是一种由计划支配的资本，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逆向增长，不仅与市场化的目标相背离，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部门利益也在进一步固化，并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寻租”现象的蔓延。

此外，随着增发国债措施的连续实施，国债融资及其配套贷款的资金需求越来越大，对市场投融资必然产生一定的挤压。还有部分国债项目未经过科学的论证，社会效应、经济效应不明显，影响了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对扩大内需难以起到积极的作用；部分工程的配套资金跟进不足，造成前期资金积压浪费严重；某些地方存在挪用、挤占国债资金的现象，不仅没有发挥国债资金应有的作用，而且还产生了相当不良的社会影响。由于连续几年大量发行国债，一方面造成资金相对分散，低水平重复建设有所抬头，另一方面国债投资项目储备不足，适宜国债投资的项目不多，以致出现了增发国债结余闲置、难以安排的现象。

并且，人们刚刚初步形成的一些新的观念、新的思维模式，也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弱化，“等、靠、要”的思想重新抬头，并占了上风；西部有些省份的市场化进程不是在提高，而是在下降就是明证。一些人提出不能让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衍化为经济增长对国债投资的依赖，正如人体对某种药物的依赖一样。

中立者则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既没有像人们期望的那样带来明显的“拉动”效应，也没有对民间投资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其作用只不过是在经济实在没有上行的力量时加点劲，改善一下增长，从而扩大点就业而已。

正如对市场化指数的解释引起对积极财政政策的评价一样，任何理论界争议的锋芒初露，都可能引起更多不同意见。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市场环境和投融资机制，政府投入再多的资源也不能驶向理想的彼岸。例如，在西部开发中投入的大量资源以各种方式流向东部，缩小地区差距的初衷和愿望只能大打折扣。因此，我们不能不说，最终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政府的作用不在于占有资源的多少，以及分配资源的能力，而是创设优化的外部经济、制度环境。

积极财政政策应该维护社会公正

消费需求拉而不动，并不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本身，而是制约其发挥作用的制度日渐突出：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到了0.45甚至更高，进入了绝对不公平的区域。以致形成了富人无须扩大消费、穷人无力扩大消费的局面。税费改革的试点并未使农民负担有根本的减轻，中部地区的个别地方因为种种原因，负担还有加大的趋势，这从根本上制约了内需的扩大。因此，当前治理消费不足的政策重点应该放在改变收入分配格局，解除收入分配不公对消费增长的制约。实现社会公正已刻不容缓。

对民间投资拉动作用不强，除了民间资本对未来投资的安全性和回报率缺乏信心外，更主要的还归结于市场准入的限制和融资渠道的不畅。就市场准入而言，近几年来在基础设施方面对民营企业虽有所放松，但障碍尚未完全破除，特别是一些获利机会多、自然垄断性强的行业，如电力、邮政、汽车、通讯、石油开采等，对民间资本一直是壁垒森严。甚至一些已对外资开放的领域民营企业也不能进入。即使有的地区金融业得以放开，也存在明显歧视，外资可达15%，而民间资本只允许有5%。这种“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作法，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就融资渠道而言，银行80%以上的贷款用于支持国有经济和国有投资的增长，民营企业由于缺乏有效担保而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因此，促进民间金融发展，完善对民间资本的金融服务才是重中之重。

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必须推进结构调整，从资金扶持型向政策扶持型转移。从推进地区结构的调整来看，财政支持的政策重点应放在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构造中西部地区税收优势两个方面。从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来看，财政支持的政策重点应放在丰富间接引导的调节手段上：一是加速折旧，二是财政贴息，三是政府采购，四是税收手段。

总之，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处在初级阶段，各级政府部门一定要贯彻“与时俱进”的思想，深化改革，加大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在力促社会公正、维护稳定的前提下，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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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债依赖”的教训值得汲取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神话破灭，日本的股票、土地等资产价格开始持续暴跌，由此进入近25年来最严重的衰退期。政府为了挽救经济，发行了大量公债，增加公共开支。日本经济于是陷入了发行公债，经济就增长，不发行公债，经济就衰退的怪圈。

1992年以后，由于企业生产能力过剩、销售困难，零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起不到促进投资作用。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开始频繁发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支持脆弱的日本经济。除继续发行公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外，1994年日本政府还推出了“特别减税”政策。在政策的干预下，日本经济1996年恢复到3.9%。

最近的经济政策篇9

一、宏观经济运行态势 （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出现问题 若干年来，中国经济都保持超高速增长，同1978年相比，GDP年均增长近10%，有的地区超过20%。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的确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好处与方便，但同时，我们不可否认，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因此出现了一定问题，近年来，淘汰产能占了很大比重，部分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能源为代价。2012年，政府主动把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012年第一季度全国的GDP增速为8.1%，创3年来新低。可以看出，中国将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产业结构，未来5—10年发展新兴能源产业，这与“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提及的“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谋而合。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对于过去高耗能上市公司存在不好预期，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出现的问题不利于其证券市场价格的上扬。 （二）长期通货膨胀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滞涨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拉开序幕，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伴随着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严重冲击，中国经济开始陷入了一种四面楚歌的困境，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为此，政府制定出台了十大措施以及两年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方案，而这一切逐渐拉开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投资建设的序幕。虽然4万亿元的计划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金融危机造成的巨大影响，但造成的通货膨胀却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滞涨，不利于证券市场价格的上扬。 二、宏观经济政策 （一）财政政策的调整对证券市场具有持久的但较为缓慢的影响 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一种基本手段，是通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变动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水平的经济政策。综合来看，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可增加财政支出、减少财政收入，可增加总需求，使公司业绩上升、经营风险下降，使居民收入增加，从而使证券市场价格上涨；反之，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可减少财政支出，增加财政收入，可减少社会总需求，使过热的经济受到抑制，从而使得公司业绩下滑、居民收入减少，这样，证券市场价格就会下跌。 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2年中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通过调节税收政策，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扩大内需的目的，并有效减轻部分民营企业的经营压力；另一方面，通过财政的定向支出，实现对新兴产业的政策支持，达到结构调整的目的，并可适度的支持处于资金链困境下的中小企业。近年来，我国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变。同时，2012年是中国换届“敏感”阶段，财政政策基调应强调“以稳为主，稳中求进”。因此，当前财政政策对于我国证券市场价格影响不大，同时，针对我国证券市场的行情，我们要综合考虑，全盘分析。 （二）货币政策的调整会直接、迅速地影响证券市场 当经济持续高涨、通货膨胀压力较重时，国往往采用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此时，中央银行就可通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中央银行的再贴现率或在公开市场上卖出国债以减少货币供应量，紧缩信用，以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大体保持平衡。当国家为防止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发展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中央银行就会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中央银行的再贴现率或在公开市场上买入国债的方式来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社会的有效的有效需求。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2年中国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发挥好宏观审慎政策逆周期调节功能，把握好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增加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保持稳健是基调。 从整体上看，2012年的通货膨胀压力不会有2011年压力大，通货膨胀形势有所缓解，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的不稳定，使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货币政策不能进一步紧缩，但也不是简单地宽松，应不拘泥于某种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前瞻性，采取多方面措施保持结果上的稳定。中央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于中央税收不断增加，但地方上因为土地财政的原因，积极财政政策无法实现，导致地方投资大幅回落，所以货币政策不应偏于保守。自2011年末开始至今，央行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从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央行仍会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刺激流动性，不过下调幅度有限。就货币供应量而言，2008年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已然导致市场货币供应过剩，并进一步引发通货膨胀，可推断近期不会再度出台类似政策。因此，对于近期货币政策，投资者不宜过分乐观。 三、国际形势及外国环境的影响 （一）美国经济危机，导致外国股市下跌 2007—2008年，自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即使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华尔街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和对次贷危机的估计不足终酿苦果。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世界各国都为美国金融危机而震惊。紧接着，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有较大幅度下降，虽然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经济危机仍然对美国经济造成了不可估计的损失。 （二）欧洲债务危机，无趋好迹象 综上，虽然我国金融市场并未全面开放，但我国的经济目前对外依存度百分比高达一半以上，而国内出口最大的地区就是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对外出口国家的经济出现大幅下滑，其需求也会大幅下降，因而势必影响到我国出口，而国内月度出口数据正说明了这一点。外国经济不景气，尤其影响了我国出口企业。由此，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价格的整体上扬。 #p#分页标题#e# 四、国内企业经济状况对我国证券市场造成一定影响 （一）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大批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利润降低。 （二）资本市场暴露一定问题，同时因为退市制度的存在，导致投资者对市场信心不足。 五、结论与建议 综上，未来几年，我们国家股市不具备整体上扬的条件。然而，我们应注意到，国家为了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及证券市场的稳定，是不会让证券价格进行大幅度的涨跌。同时，随着“十”这一里程碑的日益临近，最终将导致我国证券价格涨不了又不能跌，即在狭小空间振荡（2200点—2400点）。 意见建议：由于以上的若干陈述分析，笔者建议股市“中长线投资者”应该稍作休息，而“短线投资者”要活跃起来，因为未来几年很有可能会是“短线投资者”的“黄金时间”。

最近的经济政策篇10

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7日的会议称,将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会根据新形势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此次政治局会议会议事实上已提前为明年经济政策确定基调。

分析人士指出,会议措辞显示政府并不急于退出经济刺激政策,也未见此前央行提出的“管理通胀预期”。而此次会议距离着眼明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时间已经很近,政策提法不太可能临时出现明显变化。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描述当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导向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已经为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订好了基调。”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称。他并认为,明年政府会将过度宽松的政策趋于正常化,但总体上仍较宽松。预计当前的政策基调会在明年年初转为中性化,但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或者基准利率的紧缩措施在明年上半年不太可能出现。

中央政治局会议称,明年要落实和丰富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提高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特别是要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中央政治局此时的表态给大家宽了心,表明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并不急于退出,新的政策提法恐怕会较晚才能出台。”西南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王剑辉称。他并表示,这种表述符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实际情况,毕竟出口还远没有恢复,工业经济虽然处于回升态势,但亦没有完全恢复常态。从总体看,中国经济的企稳回升亦没有非常巩固。

分析人士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逐步得到确认之际,各国已经开始考虑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计划,但会十分小心并加强国际协调;而近期的迪拜债务事件或许也会给乐观的各国政府一个提醒,在退出方面会更加谨慎。

王剑辉表示,最近几天中国及全球资本市场的大幅下挫,对于中央政府慎调宏观政策应该会有影响。迪拜债的危机应该也是强调宏观政策稳定性的一个诱因,表明现在远不是政策退出的时候。

11月25日,迪拜宣布,将要求国有企业迪拜世界(Dubai World)和Nakheel的债权人同意两家公司延期偿还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债务。受此影响,全球股市自11月26日起轮番重挫,银行股首当其冲。投资者规避风险交易,推动日圆兑美元攀至14年高位。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则强调,这次金融危机后,20国集团(G20)反复强调各国协调金融政策的义务,此次中美两国领导会晤亦再次强调了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