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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财税政策十篇

时间：2023-11-02 17:37:51

最近的财税政策篇1

最近，财政部了《企业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以推动企业会计信息化，节约社会资源，提高会计软件和相关服务质量，规范信息化环境下的会计工作。《规范》认为，会计信息化是指企业利用计算机、网络通信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会计核算，以及利用上述技术手段将会计核算与其他经营管理活动有机结合的过程。《规范》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对企业内部生成的会计凭证、账簿和辅会计资料，以及企业获得的需要外部单位或者个人证明的原始凭证和其他会计资料，可不输出纸面资料的情形作出了相应规定，在政策层面实现了无纸化的破冰。《规范》自2014年1月6日起施行，1994年6月30日财政部的《商品化会计核算软件评审规则》、《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粮食企业执行会计准则有关粮油业务会计处理的规定》

最近，国家粮食局印发了《粮食企业执行会计准则有关粮油业务会计处理的规定》（国粮财[2013]311号）。《规定》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本核算原则前提下，结合粮食行业特点，对粮食企业涉及的政策性业务和主要经营性业务的会计核算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规范和补充，明确了执行新会计准则的有关处理以及执行新会计准则有关财务报表列报的要求。《规定》自2014年1月1日起实施。

《部门决算管理制度》

最近，财政部对《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决算报告制度》进行修订并形成了《部门决算管理制度》。按照《部门决算管理制度》，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在全面清理核实收入、支出、资产、负债，并办理年终结账的基础上编制决算。行政事业单位应当按照综合预算管理规定，如实反映年度内全部收支，不得隐匿收入或虚列支出。凡属本年的各项收入应当及时入账，本年的各项应缴国库款和应缴财政专户款应当在年终前全部上缴。根据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外，各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自本级财政部门批复决算后20个工作日内，主动向社会公开本部门决算。《部门决算管理制度》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履新”

最近，财政部修订了《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制度》通过完善会计科目和财务报表体系，详细规定了会计科目使用和财务报表编制，较为全面地规范了行政单位经济业务或者事项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进一步扩大了“双分录”会计核算方法的应用范围；将原制度中的资产负债科目进行细分，新增了无形资产、在建工程等会计科目，更好地满足财务管理需要；增设“政府储备物资”、“公共基础设施”科目，单独核算反映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资产情况，与行政单位自用资产相区分，使会计信息反映更科学；增加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的会计处理；解决了基建会计信息未在行政单位“大账”上反映的问题；进一步完善净资产核算；完善财务报表体系和结构等。《制度》自2014年1月1日起全面施行。

营改增试点一般纳税人认定事项明确

最近，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75号）。《公告》明确，试点纳税人应按照规定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营改增试点实施前应税服务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试点纳税人，应申请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手续；未超过500万元的试点纳税人，如符合相关规定条件，也可以申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此外，兼有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应税服务，且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可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在确定销售额时可以差额扣除的试点纳税人，其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按未扣除之前的销售额计算。试点纳税人兼有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应税服务的，应税货物及劳务销售额与应税服务销售额应分别计算，分别适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标准。《公告》自2014年1月1日起施行。

铁路运输和邮政业营改增税率明确

最近，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了《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明确从2014年1月1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通知》明确，纳税人提供的铁路运输服务或邮政业服务适用11%税率，提供的快递服务，就其交通运输部分适用11%税率，就其收派服务适用6%税率；按照营改增试点过渡政策的处理原则，延续铁路运输服务、邮政业服务原营业税优惠政策。

铁路运输和邮政业营改增后收入归属不变

最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了《关于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通知》（财预[2013]442号）。《通知》明确，从2014年1月1日起，铁路运输和邮政业改征增值税试点期间，收入归属保持不变，原归属中央的铁路建设基金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仍归属中央；原归属地方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继续归属地方。《通知》指出，改征增值税收入不计入中央对试点地区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基数。因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发生的财政收入变化，由中央和试点地区按照现行财政体制相关规定分享或分担。

宣传文化事业两税优惠政策明确

最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了《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通知》明确，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对机关报纸和机关期刊、专为少年儿童出版发行的报纸和期刊、中小学学生课本、专为老年人出版发行的报纸和期刊、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盲文图书和盲文期刊等七类出版物在出版环节执行增值税100%先征后退的政策。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的印刷或制作业务以及列入《通知》附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印刷企业的印刷业务执行增值税100%先征后退的政策。同时，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对科普单位的门票收入，以及县（含县级市、区、旗）及县以上党政部门和科协开展的科普活动的门票收入免征营业税。对境外单位向境内科普单位转让科普影视作品播映权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国家大学科技园税收政策明确

最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国家大学科技园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118号）。《通知》明确，自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对符合条件的国家大学科技园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的营业税优惠政策处理问题由营改增试点过渡政策另行规定。符合非营利组织条件的科技园的收入，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有关税收政策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棚户区改造获综合税收优惠

最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棚户区改造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101号）。《通知》明确，对改造安置住房建设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对改造安置住房经营管理单位、开发商与改造安置住房相关的印花税以及购买安置住房的个人涉及的印花税予以免征。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转让旧房作为改造安置住房房源且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的，免征土地增值税。对经营管理单位回购已分配的改造安置住房继续作为改造安置房源的，免征契税。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以下改造安置住房，按1%的税率计征契税；购买超过90平方米，但符合普通住房标准的改造安置住房，按法定税率减半计征契税。个人因房屋被征收而取得货币补偿并用于购买改造安置住房，或因房屋被征收而进行房屋产权调换并取得改造安置住房，按有关规定减免契税。个人取得的拆迁补偿款按有关规定免征个人所得税。《通知》自2013年7月4日起执行。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税收政策出台

最近，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96号）。《通知》明确，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出口货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明确不予出口退（免）税或免税的货物除外），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适用增值税、消费税退（免）税政策：一是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并已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二是出口货物取得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且与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电子信息一致。三是出口货物在退（免）税申报期截止之日内收汇。四是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属于外贸企业的，购进出口货物取得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消费税专用缴款书（分割单）或海关进口增值税、消费税专用缴款书，且上述凭证有关内容与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有关内容相匹配。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出口货物，不符合上述规定条件，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适用增值税、消费税免税政策：一是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已办理税务登记。二是出口货物取得海关签发的出口货物报关单。三是购进出口货物取得合法有效的进货凭证。《通知》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

最近的财税政策篇2

企业收入会计新规

最近，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的官网显示，全球两大会计标准制定实体联合宣布，针对企业收入的会计标准会在2017年有极大程度的调整，新规则将取代那些不同行业的收入将如何以及在何时被认可的规则。这意味着不同行业的公司可能需要向投资者提供更多预估和披露。

《国际综合报告框架》中文版

最近，由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IIRC）起草并组织翻译的《国际综合报告框架》中文版正式。受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委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主持并协调其他有关境外会计职业组织对该框架的中文翻译稿进行了审校。《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原则及理念的重点在于提升报告过程的一致性和高效性，并采用了综合思维的方式，旨在提高金融资本提供者可获取的信息质量，确保资本的有效分配。其核心在于价值创造，以及为促进更加稳定的全球经济做出贡献。

《审计法实施条例》拟修：

审计将受双重领导

最近，国务院法制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提出，各级审计机关不仅要接受本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的直接领导，同时还要接受上一级审计机关的领导，并且，上一级审计机关对其正职和副职负责人的任免有重要作用。另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指出政府债务将被纳入审计范围。

IAASB就改进财务报告信息披露

最近的财税政策篇3

财政脆弱度评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项目援助和财政政策分析时采用的一种新的分析方法,本文借鉴其分析框架,对我国的财政状况作一评述。

一、财政脆弱度一般分析

(一)财政脆弱度内涵

财政政策和财政管理的目标有多种,但各国的财政政策目标都会包括:设法避免直接威胁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长期财政稳定的过量财政赤字和债务;保留足够的政策弹性以进行有效的需求管理;维持合理而稳定的税率来筹集税收收入。

财政脆弱度是指一个政府在实现其综合财政政策目标时可能招致失败的状况(RichardHemming,Murrary Petrie,2000)。这里的综合财政政策目标除了上述一般目标以外,还包括本国设定的特殊的财政政策目标。虽然这些目标单独分析都存在无力实现的可能,但现实经济中由于这些目标是相互关联的,单一目标的失败往往导致总体目标不能实现。例如,财政脆弱度可能表现为:为弥补财政赤字的货币创造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或者导致债务的不可持续;当需求不足时,由于过大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约束,财政政策将一反惯常做法,不得不进行紧缩或者不得不提高税率。可以认为,导致财政脆弱度的因素是紧密联系的,一种财政目标不能实现,就会传递给其他目标,发出财政脆弱度信号。当然,财政分配活动在实现以上政策目标时,还需要追求其他宏观经济目标,如减少贫穷、实现收入合理分配、改善社会生活质量等公平性目标以及提供优质公共物品和解决市场失灵等效率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失败与实现综合财政目标的失败一样会产生脆弱度。本文主要分析综合财政目标不能实现的可能性。

(二)财政脆弱度分析框架

财政脆弱度的评价构架包括对初始财政形势的分析;短期财政结果对财政风险的影响;财政长期稳定面临的威胁;影响财政政策设计和实施的结构或制度缺陷。这个构架有以下逻辑联系:

首先,初始财政形势对脆弱度的影响大小、取决于宏观财政目标最初未被满足的程度。如果基期的经济形势是高赤率,高债务负担率,小规模的自动稳定器以及高宏观税率,那么通常会产生脆弱度的假定。故评价时需要获取高质量的财政信息,通过谨慎的评价来判断一国是否存在不佳的初始财政形势和赤字倾向,为决策提供指导。如果一国政府目前推行不适宜的财政政策或缺少实施更好政策的能力,将会带来政策的失败。不当的政策选择即使不影响目前的财政结果,也会在将来某个时点妨碍政府实现其财政政策目标,成为中长期财政风险的来源。

其次,由于一个预算年度不能暴露全部短期风险,初始财政形势应该与两年以上的短期预测相结合。这种短期预测应该以政策不发生变化为基础,重点分析预期宏观经济变量、债务结构等因素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

再次,即使财政结果没有暴露重大的短期风险,持续的财政赤字也会导致高债务水平,这会成为中期财政困难和财政风险的来源,故需要进行标准的债务动态分析以及财政可持续能力的分析。

最后,评价财政支出、收入的构成以及制度性因素。一方面,脆弱度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非自主决定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较高,某些支出大项被利益集团所控制。另一方面,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税收结构也影响财政脆弱度。税基的宽窄、税率的弹性等税制结构问题以及税法的稳定性情况都影响财政脆弱度。此外,财政管理能力也是评价财政脆弱度的重要因素。

二、中国初始财政形势的判断

(一)初始财政形势已发出脆弱度信号

1.高赤字率。统计资料表明,从1979年到2001年的23年间,中国有21个年份出现赤字。内外债全额赤字率1995年为1.7%,2000年上升到2.99%.2002年的预算赤字达3098亿元,预算赤字占GDP比重将超过3%,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比率警戒水平(见参考文献[3])。

2.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高。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依存度平均为10%,赤字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为9%,都远远低于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自1994年起就突破50%,1999年已达到69.7%,近两年的依存度仍然很高,这使得中央财政支出形成对债务的较高依赖(见参考文献[2])。

3.高宏观税率。从宏观税率看,中国的税率不低,企业缴纳的主要税种的实际税负不轻。比如,增值税的法定税率为17%,但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如果允许扣除固定资产所含税金,则我国现行增值税的实际税率将达23%左右,已高于西方国家(大多在20%以下)的水平。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而德国为25%,日本为30%,英国为30%,美国实行15%、18%、25%和33%的四级超额累进税率,中国企业的实际税率还略高。由于我国企业经济效益较低,且存在各种收费和政府基金性缴费,企业的总体财政负担不小。

4.减收增支因素多,财政收支矛盾尖锐。从财政收入方面看,财政增收的特殊性因素近期将有所减少,几种主要税种税率实质性下调,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将有所回落。从财政支出方面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税费改革、实施科教兴国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各项重大方针政策,都需要大量增加支出。特别是本届政府大力度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更加大了财政赤字的负担。而近期的财政赤字支出多用于基础设施领域,带动关联产业发展的效应较弱,投资回报率非常低,且公共工程中的低效率问题层出不穷,能否增强国债的偿还能力现在还不能肯定。

5.自动稳定器规模小。自动稳定器又称“内在稳定器”,指现代财政机制所具有的一种无需改变政府政策而有助于减轻收入和价格波动,起自动稳定经济作用的内在功能,多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和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发挥调节作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窄,社会保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小。而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在2001年有所增长,但仅为6.6%,且税收的征收模式是分类、分项征收,有些项目并未实行累进税率。以上这些因素使得我国财政机制中的自动稳定器规模相当小。

6.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递减。在连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2001年我国GDP增长7.3%,比上年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且呈现逐季减缓趋势;国有企业在基本实现3年脱困目标之后,又出现效益回落和返困现象;除了政府国债投资之外,各类市场主体的自我积累机制依然乏力;

物价由低速回升转为全面回落,2001年零售物价指数下降0.8%;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难度加大,2001年下岗未能再就业的职工近600万人,城镇实际失业率高于登记失业率2-3个百分点;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启动农村市场乏力(见于祖尧:《扩张型财政政策流入长期化倾向》,国研网2002.3.4)。

(二)政府财政活动的覆盖范围不完整

我国的财政收支范围包括预算内、预算外、制度外三块,曾经一度还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近期国家对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进行了规范,但各种非税收入挤占税收、侵蚀税基现象仍很严重,从而导致财政收支信息不真实、不完整。

(三)不充分的政府负债信息

我国政府负债除了显性负债以外,还包括未被揭示的相当大的或有负债。根据国内外专家的研究成果,我国目前存在的或有债务主要有以下几部分:一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损失;二是政策性银行呆坏帐损失;三是地方金融机构的支付缺口;四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损失和缺口;五是以政府名义借入的外债以及政府担保。有不少学者进行了估计,韩文秀、前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波特利耶估计中国综合债务率在2000年早已超过100%;樊纲、项斯言估计政府综合债务在55%左右,不管以上数据哪一个更贴近现实,但即使其中的最小值反映的债务水平也是相当高的,或有负债引起的财政脆弱度不可低估。而不幸的是,我国缺乏对或有负债防备措施如建立特种保险方案等,也没有对不可抗因素带来的债务建立足够的防备水平。

(四)政府资产的变化未得到真实的披露

在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信息中,由于国有企业战略调整带来的国有资源转移和流失使得政府资产并没有得到全面真实的反映,特别是政府在生产性资产方面的信息不准确。这些因素使得财政信息失真,政府偿债能力不能准确评价。

(五)大量的准财政活动

政府以外进行的准财政活动,如中央银行、各级国有金融机构和非金融国有企业的活动,也应纳入脆弱度分析。例如政府要求银行对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或者政府对银行的贷款进行隐性担保等形成的这类贷款,等同于财政的借款,形成不良资产的概率最大。由于国有企业亏损补贴、所需流动资金和挖潜改造资金等都会转化为财政的支出,国有企业的运营状况更应引起关注。中国的银行与财政长期的“两个钱袋”关系使得财政问题货币化,金融问题财政化,加大了财政脆弱度。

(六)地方财政向中央财政转移财政风险

当前我国地方财政虽然从总体上讲是平衡的,但县级财政不平衡的问题相当突出,财政赤字县的比重增势不减。中国有2000多个县,赤字县占全国县级单位比例1985年为22%,1995年增加为50%左右。近几年赤字县比重有所下降,但仍高达30%左右(见苏明:《中国财政赤字的现状与政策取向》,《西部论从》,2002年第1期)。地区财政的区域性不平衡,会导致中央的转移支付增多,成为增大中央财政赤字的又一大隐患。

三、短期财政风险的评价

(一)宏观经济变量对财政收支的影响

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失业率、通货膨胀率、资本流动、汇率和利率变化等都会引起对财政收入、支出和债务融资风险的预测。首先,中国目前面临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社会保障支出加大以及公共工程支出增加等国内形势,加上全球经济不景气,出口放慢,有效需求不足,形势十分严峻。其次,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所以通货膨胀的风险仍然存在。再次,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目前的积极财政政策还不能淡出。需指出的是,推行多年赤字财政后我国目前仍存在通货紧缩,是政府出台的改革措施强制地遏制了购买力的需求变现的结果,是由于贫困人口增加,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的结果。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既可能出现财政和金融危机,又可能使经济陷入“滞胀”。因此,一味推行赤字财政保暂时增长而牺牲长远发展,会在短时间加大财政脆弱度,加大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

(二)债务结构不合理

国债的期限结构、利率结构、外债币种结构会影响到财政风险。期限结构不合理,会引起偿债高峰;利率结构不合理,会加大债务利息支出;币种结构不合理,会使一国外债过多受到汇率波动影响和债权国的控制,甚至出现由于本币贬值导致债务负担加重的情况。

(三)对特定支出承诺缺乏透明度

对特定支出承诺的规模和使用方向缺乏透明度不可避免会出现道德失范现象。我国财政支出中有不少支出项目透明度低,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如基建设施的投资,缺乏有效的监管,存在不少豆腐渣工程;在政府购买的物品中,不少商品质低价高。政府支出信息的模糊化,不仅使得财政投资收益率低,还使得公务员的败德行为屡禁不止。

(四)对充分就业赤字以及周期性赤字尚不能正确掌握

财政赤字的结构影响到财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周期性赤字,是由经济的自动稳定器产生的,政府不应过多关注。而充分就业赤字才是政府制定财政政策的指示器,一旦对充分就业赤字不能正确判断,财政赤字就可能对财政政策提供错误信号。我国目前没有充分就业赤字的准确数据,计算方法也比较粗略,财政宏观分析手段的落后也成为我国财政脆弱度的来源之一。

四、中长期财政可持续性预测

中长期财政可持续性预测通常围绕着初始财政形势和短期预测进行,是对5年以后的财政状况进行的判断。为了评价脆弱度,首先可针对不同初始财政形势和短期财政风险评价进行不同的中期财政展望,反映财政风险的中期结果。具体而言,可预测5年到10年期总债务或净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揭示出不理想的高债务水平和债务动态情况,也可评价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债务等级高低。债务等级越高财政脆弱度越小。其次,可使用压力测试反映在相当极端的情况下(如经济危机、本国贸易恶化、经济异常增长),财政形势将如何变化,以说明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得失。当然,分析时找出主要财政总量相互影响的关键传导机制十分重要。再次,进行长期预测。利用对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了解退休金和医疗支出受到的影响;对学龄人口的统计,估计长期的教育费用支出情况;对自然资源储备和采掘能力的预测,得出与资源使用相关的公产收入情况,从而全面反映财政的可持续能力。

受资料所限,中国的财政可持续能力还难以获取相关数据。目前,从偏高的债务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和偏低的国债负担率(2001年为16.3%)来看,我国债务指标从总量角度分析较低,与我国国债发行时间短、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直接相关。只要保证现有债务水平不再继续上升(即累积债务保持稳定或下降),那么我国现有累积债务水平是可持续的。而且,我国的国债信誉度还是较高的。2001年国债在国际上发行的债券逆差已经降到了过去10年当中最低的水平,外汇储备达到约2400亿美元,外贸长期保持顺差,这些都对外债的偿债能力提供了保证。而居民的储蓄率高,国债发行顺利,也说明居民的应债能力强。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的或有债务的产生主要是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以及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随着政府行为的规范以及经济制度的完善,债务负担问题会逐步得到化解。

五、财政结构和制度缺陷分析

(一)财政支出结构不平衡

脆弱度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非自主决定支出(利息支付、向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政府支付的退休金等)占总支出的比重较高。由于非自主决定支出较多,使得政府在运用支出政策时遇到的政策刚性增大,限制了政策弹性,导致政策目标不能实现。中国近期的债务利息支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上升趋势也说明了目前以及中后期财政政策弹性将会受到较大约束。此外,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重较高也说明了财政支出结构应进一步优化。

(二)税制结构不合理,税收征管水平低下

良好的税收结构是指税基宽广,税种合理搭配的结构。宽税基不仅有利于产生合理的生产率,而且还能确保税收弹性,发挥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但如果税收来源仅依靠一两个主体税种,就容易使得税收收入增长受到一两个客观因素制约,税收增长路径不畅,稳定性也不强。此外,频繁的税法变化通过逐步侵蚀税基和加大收入波动增加脆弱度。

我国在税收结构和税收征管中反映出来的财政脆弱度,首先表现在现行税制结构与当前经济结构、分配结构的变化不相适应。现在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在经济总量中已占到50%左右,但国家来自这方面的税收不到30%,二者的增长格局很不相称。其次,居民个人收入占GDP比重已由改革初期的51%增加到现在的70%左右,但个人所得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仍很小。再次,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降低了税收收入对GDP的弹性,而所得税种至今还未成为我国的主体税种,税收收入的实际增长率远低于经济实际增长率。最后,在税收征收中存在税收拖欠、税收先征后返等情况。纳税人登记制度、税收稽查程序等也存在不少的问题。

(三)预算约束软化

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有许多方面与财政脆弱度相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责是否明确,财政分配关系是否符合实际,预算信息是否完整等,都影响财政的支出管理和收入筹集能力。政府预算本是规范支出管理最重要、最有效的一项法律制度,是支出管理的基本依据,但在我国依法进行预算管理的氛围尚未形成,预算约束软化状况相当严重。

(四)财政投资体制存在制度缺陷

在现有的国债资金投资体制下,所有的国债投资项目均须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企业和地方政府成为项目制造者,而中央政府部门成为项目的审批者,立项是否可行缺乏监督。在这种投资体制下,滋生了寻租现象和权钱交易,导致资源的盲目配置和低投资效率。

(五)政府间集权、分权关系有待进一步规范

我国财政体制中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划分存在局限性。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在实行分税制以后虽然有所上升,但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有大量的转移支付,中央财政的实际收入规模小,与中央财政担负大量的支出任务不相适应,以致于目前规模不大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使中央政府已陷入政策困境。

(六)财政伦理缺失

财政伦理是处理公共物品和服务供求中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如纳税人诚实纳税,公务员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有资产的使用者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等。由于公共经济中的经济主体可能为自己的私利而不遵循道德规范,干扰预算的制定和执行,从而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和恶化社会信用,加大财政脆弱度。

六、结束语

财政脆弱度评价目的是识别一国财政体系的那些损害政府实现其综合财政政策目标能力的特征,通过先发制人的努力去解决潜在问题,以限制政府面临不良后果的可能,增强对经济发展的能力。本文对中国的财政脆弱度评价作了一个粗略估计,大多数的分析结果源于定性分析,反映脆弱度指标强弱的评价系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从相关方面来看,中国目前和短期内的财政形势并不好,积极财政政策面临在赤字加大、国内经济景气不佳而边际效率递减的情况,由此带来的赤字风险和财政政策缺乏弹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笔者认为,政府虽然要关注经济增长,但也要关注财政风险;要防止通货紧缩,也要预防滞涨。政府有关当局可以在权衡引起财政脆弱度的相关因素的基础上,从提高行政效率、提倡廉政建设、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整顿预算外资金、实施费改税、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完善部门预算、加强债务管理等政策着手,政策着力点应放在启动农村市场消费、加大非政府部门投资和实行产业结构调整上,依靠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来消化债务,增强财政的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1]Richard Hemming,Murray Petrie.评价财政脆弱度的构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报告)[EB/OL] [2]郭庆旺,赵志耘。中国财政赤字的规模与作用[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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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文秀。积极财政政策的潜力和可持续性[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6]陈共。为什么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J].财政与税务,2001,(11)。

最近的财税政策篇4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主权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主权。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参考文献：

1.“‘深化税制改革中的税收负担问题’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税务研究》，2001年第4期。

2.“漂移的金山----国际资本流向新一轮调整透视”，《瞭望》，2001年第7月2日版。

3.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宏观部：“财政政策‘积极’的路还要走多远”，《财政与税务》，2000年第3期。

4.刘溶沧：“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与政策评价”，《中国财政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安体富：“税收应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税务报》，2000年第4期。

6.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税务研究》，2000年第4期。

7.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现代税收发展”，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邓力平：“经济热点都与税收有关”，《中国税务报》2000年3月20日。

9.邓力平：“当前研究税负问题应考虑的几个因素”，《福建税务》，2001年第3期。

10.邓力平陈涛：“当代西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评述”，《亚太经济》，2001年第7期。

11.邓力平陈涛：“研究我国宏观税负的国际背景”，《亚太经济》，2001年第4期。

12.陈贺菁：“关于税收竞争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1年第2期。

最近的财税政策篇5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最近的财税政策篇6

【关键词】税收民生税收职能税收目的

一、引言

税收是国家最主要的一种财政收入形式，主要用于国防和军队建设、国家公务员工资发放、道路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科学研究、医疗卫生防疫、文化教育、救灾赈济、环境保护等领域。总体来看，随着生活成本快速上升，居民生活压力不断加大，体制、机制的不断变革，我国现阶段仍然是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正确发挥税收的作用可以促进发展改善民生，因此，探究税收与民生的关系对于促进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税收与民生关系的体现

税收与民生息息相关，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税收职能有效地保障民生。民生问题需要依靠强大的财力作保障，税收的持续稳定增长有效地保障和改善着民生问题。税收有组织财政收入、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三个基本职能。这些基本职能使得税收具有“为国聚财”的作用。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税收日益渗入社会经济生活中，税收职能也得到扩充。由此可见，税收与民生息息相关，税收的职能对保障民生有着重要意义。

税收的目的是服务民生。作为政府筹集资金的工具，税收的最终目的是为民生服务。民生是税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税收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国家运用税收手段筹集财政收入用于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出台了促进再就业、支持农村发展、鼓励资源综合利用、促进节能减排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政策都体现了税收与民生的息息相关，税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也间接改善着民生。

三、我国税收与民生关系的现状

（一）税收职能保障民生的现状

表1 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单位：亿元

年份收入合计各项税收比例教育费附加比例其他收入比例

2001 16386.04 15301.38 0.934 166.60 0.010 1218.10 0.074

2002 18903.64 17636.45 0.933 198.05 0.010 1328.74 0.070

2003 21715.25 20017.31 0.922 232.39 0.011 1691.93 0.078

2004 26396.47 24165.68 0.915 300.40 0.011 2148.32 0.081

2005 31649.29 28778.54 0.909 356.18 0.011 2707.83 0.086

2006 38760.20 34804.35 0.898 446.85 0.012 3689.22 0.095

2007 51321.78 45621.97 0.889 556.91 0.011 5420.44 0.106

2008 61330.35 54223.79 0.884 650.85 0.011 6612.88 0.108

2009 68518.30 59521.59 0.869 754.05 0.011 8390.98 0.122

资料来源：《2010年中国财政年鉴》

表1说明，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各项税收收入。2001年以来，各项税收占收支合计比例接近90%，2002年高达93.3%。可见，我国税收具有强大的为国聚财的职能，从经济来源上有效地为民生提供了保障。

（二）税收目的服务民生的现状

我国税收目的服务民生主要体现在税制设计促进民生。比如，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了就业和再就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就业压力的作用。通过两次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额及消费税税目和税率的调整，对收入分配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企业所得税中对非营利组织实行了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了教育和医疗的发展。企业所得税中企业的社会保障支出给予税前扣除的相关优惠政策规定也促进了社会保障的发展。资源税中一些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优惠和税收惩罚政策措施促进了环境保护与资源的综合利用。综上所述，现行税制在解决与民生相关的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和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及环境保护与资源综合利用等民生问题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进一步促进税收与民生关系的建议

税制改革更加贴近民生。税制改革可以向民生倾斜，使新的税制更进一步保障民生，贴近民生。比如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对个人和家庭的教育、医疗等支出给予一定比例的税收扣除，对于投资、捐赠于教育、公共医疗等支出可以在税前做出较大比例的扣除，以促进社会民生的发展。这不仅体现出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也有利于提高居民纳税意识。

纳税服务更加贴近民生。纳税服务应当最大限度地为纳税人提供便利，满足纳税人的需求。过程中可以不断拓展服务的内容和形式，通过完善服务体系减轻纳税人不必要的负担，节约纳税人的时间和纳税成本。进一步推行执法公开，将税收政策、征纳权限以及纳税人最为关注的税务行政处罚等面向社会公开，切实保护纳税人的合法利益。

税收宣传工作更加贴近民生。当前民生问题得到普遍重视，税收宣传工作应当更加注重对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职能的宣传，使国家税收的职能作用得到更好的理解，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的积极性和纳税遵从度，使税收与民生的理念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和肯定。

参考文献：

最近的财税政策篇7

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应从货币政策转向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适应经济增长、稳定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应定位于“从属的稳定”，而不能继续定位于“主动的调控”。

我国政府过去调控经济政策的特点看，一是更多地倚重货币政策：二是财政政策往往在扩大政府投资和财政开支上大做文章。政府在税收上的工作重心一直就是定位于如何打击偷税漏税、尽量把税收收上来上，基本不把税收作为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更不用说是主要政策手段了。

例如，在改革开放过去的34年里，为了支持经济发展，我国政府在经济系统中投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截至2013年1月末，广义货币（U2）余额99.21万亿元，已经是2011年GDP的两倍了，远超过国际上一般水平。 “大流动性”政府调控政策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1978年―201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年平均高达9.9%全世界历史罕见。学界把这种“大流动性”增长模式称为东亚模式。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曾经是这种模式的成功范例。

但根据日、韩等国经验看，这种“大流动性增长”模式在下半场有极其严重的“后遗症”。日本“失落二十年”就是明显例证。日本“广场协议”后，经济泡沫破灭并长期陷入了通货紧缩局面，无计可施。当前，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系统也要进入下半场了。我国虽然经济增长的潜力因素还未完全消失，改革红利城镇化等还会在很长时间支撑经济发展，但受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高企、产能过剩、人口红利弱化、环境资源约束硬化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内涵虚化”现象凸现，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大问题。当大家都在欢呼我国银行业成为最赚钱行业的同时，当我国经济系统“2块钱货币换来1块钱GDP”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深思一下，这种“实”不如“虚”的局面是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发展呢？

日本是我国经济的一面镜子。日本已为我们提示了风险，至少我们已看清，继续玩虚拟经济、搞“大流动性”的发展路子是不行的，需要改弦更张。就政策而言，除“经济虚化”外，货币政策还因为离市场太近，调整后常常成为市场的扰动因素，且短期作用往往与长期效果相反，其结果通常都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有鉴于此，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是适应经济增长、稳定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应定位于 “从属的稳定”，而不能继续定位于“主动的调控”。这样，我们沿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在货币政策不起作用甚至起反作用时，财政政策就应该出来挑大梁，发挥主要作用。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各国因为货币政策问题多多，且效果不好，也都是在使用积极财政政策，而尽量避开货币政策。我们认为，从货币政策为主转向以财政政策为主，是一种趋势，在我国则是一种可选择的、至少可以尝试的政策主张。

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挂帅，而结构性减税政策要当急先锋

减税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不经过政府“二传手”，直接藏富于民，为经济发展补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相比而言，财政政策因为直接作用于“稳增长、调结构、促民生”，政策本身的负面效应小。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两个方面。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要扩大政府支出，缩减税收等政府收入。而我国财政支出大体又可拆分为 “建设财政”和“吃饭财政”。建设财政往往是与政府投资行为捆在一起的，拉动经济效果明显。但近年来，由于基础设施红利因素逐渐退却，产能大面积过剩，政府投资的领域和有效益、可持续的项目越来越少，再加上因政府投资体制不健全等因素造成和渎职行为严重，政府建设财政方面问题太多。正因为如此，2009年政府出台4万亿投资刺激经济政策被学界广泛质疑。这种情况下，我国需要在就业、社保、医卫、教育、安居、养老等民生领域增加财政，而建设财政应采取审慎的态度，看准了再使用。

我们认为，结构性减税应充当宏观调控急先锋，发挥主要作用。减税，一方面为企业松绑，营造宽松的营商环境增强企业的能力和实力；另一方面，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进而提高消费能力。减税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发力，不经过政府“二传手”，直接藏富于民，为经济发展补充“正能量”的好政策。

减税还是个四两拨千斤的政策。我国过去的政策，只要是涉及到减税、减费的，效果都非常好。例如，2006年取消农业税，区区500亿元左右就赢得了8亿农民的拥护，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巨大。再如，2012年“十一”国庆长假，取消高速公路收费，撬动全国黄金周出游人次超4亿、旅游收入超2000亿元，增速均超四成，而全国收费公路节假日免费全算上也就减收不到200亿元。

我国应变被动的“平衡财政”为逆周期的“调控财政”，结构性减税政策还有巨大空间可挖

减税既要“稳增长”，也要“调结构”，还要“促民生”。财政开支还要照顾到 “人吃马喂”，赤字还不能有太多的债务冲销，借助金融手段用印票子的办法更是行不通。

我国过去的财政政策基本上是被动的“平衡财政”，不是相机抉择的逆周期“调控财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分水岭，我国财政收支增长速度之前基本都低于经济增长，之后基本都高于经济增长。但各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基本都是平衡的，虽然我国政府根据经济形势，在不同阶段也有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财政政策等表述，不过，实际运作仍然是以收支平衡为首要目标，没有真正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特别是我国税收更不是相机抉择的逆周期政策工具。我国各项税收除1985年特殊原因外，其他年份基本上与 GDP增长与波动是同步的。这说明我国税收是随着经济增长被动增减的，经济增长高，税收增长就高；反之亦然。

之前，国家在编制税收收入的预算时，各年安排的收入增速一般都在10%以上；但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家开始实行结构性减税，各年税收预算的增速都安排得较低，如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为5..8%、9.2%、8.3%、9.5%、8%。2012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110740亿元（不包括关税和船舶吨税，未扣减出口退税），比2011年增长11.2%。但据有关专家测算，2012年我国减税的额度只有900亿元。我们认为，想通过减几百亿税来调整经济结构，来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这力度显然不够。所以，最近有关专家呼吁，要来一次给全国人民提气的大减税，比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总减税规模突破1万亿元，这是不无道理的。

最近的财税政策篇8

民经济进行反周期调节。舆论普遍认为，这笔巨额国债将对拉动经济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人们对财政政策在此番启动经济过程中还能否有所作用仍是若有所盼：财政政策还有潜力可挖吗？就这个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著名财政专家、财政部财科所付所长贾康。贾康认为，在千亿元国债出台后，财政政策在当前经济背景下，仍然大有可为。

贴息杠杆“四两拨千斤”

说到财政政策，人们总会想到，我国中央财政手头拮据，地方财政也不堪重负。因此，靠财政直接出钱不现实，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也不经济。那么能不能运用杠杆作用和市场经济下的趋利规律，寻找一个靠财政政策四两

拨千斤的办法呢？贾康提出，财政贴息在引导社会投资上便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所谓财政贴息，即财政只代为支付部分（特别情况下也可是全部）贷款利息，由项目本身负责贷款本金和其余利息的偿付。这样可以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和协调引导，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影响其他投资主体的行为。贾康举例说：如果金融机构年贷款利率水平为10％，某一基础设施项目需要资金100亿元，却只能承担5％的年利率，按照市场机制运作的原理，它无法从商业性贷款渠道得到所需资金。但若由财政承担另外5％的年利息，对于贷款方来说，便可以得到10％的一般利率，从而愿意向项目提供资金。这样财政不仅有效地支持了该项目的建设，而且用5％的贴息资金引导了相当于100％的社会资金的使用方向，杠杆效应高达20倍。在同一个例子中，即使财政作全额贴息，也是以10亿元预算内资金拉动引致了100亿元的社会资金流入重点建设项目。这样事半功倍的措施，财政何乐而不为呢？据估计，当前我国约有近10万亿元的社会资金。投资需求之所以不足，并非缺乏资金来源，而是缺少有效的引导机制。财政运用贴息方式进行政策性融资，第一，并未对原已十分紧张的预算内财力施加更大的压力，只是将原有资金的使用方式由直接投入变为财政贴息，可行性强；第二，时滞期限短，项目确立后可立刻付诸实施，对社会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近乎立竿见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杠杆作用明显，其效用放大倍数等于1/贴息率。贴息资金通过政策性优惠、弥补项目直接经济效益方面的缺陷，体现国家产业政策，是政策性融资的有效工具。

减税不行可以减负

在当前企业效益滑坡、库存增加的情况下，一些人提出“减税”的主张，贾康认为，在我国目前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仍应注意财政收入的增长，减税总体上操作余地不大。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财政不断减税让利，财政占gnp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1994年以来的新体制虽然阻止了“两个比重”的下降，但尚未有明显上升。因而中央财政的困境没有缓解。从财政收入按项目分类中我们可以看出，各项税收仍是财政收入的主体，但近年来预算外收入增长很快，从1993年相当于财政总收入的32．9％发展为1996年的52．6％，当年甚至超过了中央财政收入。这些预算外收入分布面广，数额巨大，挤占并侵蚀了税基，其中相当一部分处于财政监控范围之外，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益，并引起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宏观调控需要必要的财力作为后盾，从目前财政实力和宏观税负看，并没有什么减税的余地。并且我们仍应努力加强税收征管，严厉打击偷税、漏税，保证财力增长。同时，我们应进一步规范预算外收支，使“费”、“税”合理归位，坚决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某些收费标准，减轻企业、居民（特别是农民）的负担。

国债发行尚有余力

继1000亿元国债之后，财政在发行国债上还有没有潜力可挖？

贾康认为如果妥善解决债务依存度与债务负担率之间的矛盾，国债规律仍又以扩大。

他说，目前我国实施国债政策的最大矛盾是两个衔量指标间存在严重的冲突。一是债务依存度，它反映一国的财政支出中有多少是由举债支持的，即债务依存度=当年债务收入额/当年财政支出额。根据各国实际经验，这一指标应控制在15％－20％之间为宜。而我国却已大大超过了这一范围，特别是在举债还债完全由中央负担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已高达50％以上，似乎已没有继续发债的余地。二是债务负担率，它衡量一个国家承受债

务的潜力，等于当期国债余额/当年gdp。国际上通常认为这一指标不应超过45％－50％。而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不仅远远未达到这一警戒线，也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水平低得多，目前仅为7％左右。就此看，似乎国债规模可以进一步扩大并有巨大的潜力可挖。

分析这一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gdp中财政收入的比重过低，而且国债平均期限太短。现实的经济情况要求我国的国债规模只能扩大，不能缩小，因此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是，适度扩增国债规模必须纳入“提高两个比重、振兴国家财政”的统一部署之中，并相应优化国债的期限结构和品种结构。财政应抓住目前金融机构连续降息的有利时机，增加中长期国债的发行，降低国债筹资成本，充分挖掘社会资金为国家建设所用。财政可以面

对不同的应债人发行专门用于国家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种国债、金融债券，同时积极稳妥地增发外债。

推动外贸，财政大有可为

贾康建议，我国外贸出口速度不断滑落，财政政策应考虑采取必要的短期应变措施，并将其与长期财税对策衔接起来：进一步适当而较平缓地提高出口退税率。

提高出口退税率必然要受到目前国家财力的制约，也要面临将来是否可以继续的困扰。因此，提高出口退税率必须全面考虑，审慎决策。在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具体选择上，需主要把握如下几个因素：第一，出口产品在我国

历年对外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或者存在较大发展空间。第二，出口产品的主要销售地区为欧美国家。东南亚和日本由于本币贬值，需求大幅萎缩，即使将出口这一地区的产品提高退税率，意义也不会很大。第三，出口产品具有产业关联度高，对出口退税依赖性大的特点。这类产品倘若不提高退税率，便有失去市场并发生较大连续反应的危险。

加快退税的进度，简化退税程序。近年来，拖欠出口企业应退税款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于退税不能足额及时到位，加大企业利息负担，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退税时滞成为导致出口企业亏损的原因之一。在多方筹集退税

资金仍不能及时退税的情况下，应对国家确需重点支持的外贸企业贷款实行贴息。

最近的财税政策篇9

[关键词]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高登和威尔森（GordonandWilson，2001）也认为，人员和资源流动或者流出某一地区，不仅仅取决于该地区的低税率，而且要看该地区的公共支出状况和社会福利水平，即便税率相对较高，但如果本地的公共服务更好，也可以吸引人才和资源的流入。他们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随着人员和资源在地区的流动性的增强，分权制将强化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财政支出竞争效率问题，公共选择学派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作为地方政府决策主体的官员，分权化导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人在财政支出决策中易产生道德风险，企业与地方官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结果不是福利最大化而是政府预算最大化。但是税收竞争可以增进福利，限制政府预算消费，因此税收竞争被看成一种有效的，旨在对高税率的内在压力的制约不充分的制度性约束的补充，这种税收竞争促进了税收制度的趋同，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更是指出税收竞争是“扑向顶层的竞争”，是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不是以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二、我国地方财政竞争现状及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在税收竞争基础上，又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吸引外来资源，扩大税基，从而使地方财政竞争逐步转向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并存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财政支出在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其问题也不容忽视。

1.财政支出比重过大，监督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从总体而言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上升，地方财政支出的高比重反映出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自主程度提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着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公共品供给责任，虽然分税制改革以后，经济权限似乎得到了明确划分，然而社会责任主要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担方式，中央把支出责任给地方，地方则向中央要钱，正常的转移支付被轻视；地方利用信息优势欺上瞒下，通过预算外收支及体制外收支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监督存在重收入、轻支出的现象。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中，财政支出预算约束软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地方根本不按《预算法》行事，实行赤字预算或随意追加预算支出。缺乏真正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资金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比较普遍。在支出项目决策方面，我国历来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支出预算基本上是按照基数法加增长的方法编制而成的，这种方法由于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容易把以前决策的错误进一步累积，影响了支出安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项目专家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最低费用选择法等等，我国常常由长官意志决定，无法反映公众的真实需求，造成支出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2.制度外税收竞争有欠公平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是财政资金来源基础，也通常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象普遍存在，既有因中央差别性税收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的制度内税收竞争，也存在制度外税收竞争。

制度外税收竞争是税法规定的税权范围内，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使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差别税率（额）、减免税、不同的起征点、个别税种是否开征、差别税目、不同的纳税期限等。制度外税收竞争形式灵活，因此决定和影响其效率的制度外因素十分复杂，如税收征管力度、征管人员素质、税收计划、地方行政干预、办税服务水平等都可能。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如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等。税收竞争不易监督，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滋生腐败，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的形象。而且各地在不规范的税收竞争的执行与操作中存在很多盲区，难以保证财政收入合理使用。

三、提高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对策

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对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有利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钱颖一，魏加特，1995）。但是这个结论有三个理论前提：（1）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拥有自，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进行干预；（2）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允许“以足投票”；（3）地方政府面临预算的硬约束，即不可以发行货币和无限制贷款。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财政的分权实际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好的制度前提。但是我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受到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对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还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控制关系。正如Bird（1998）指出的，地方政府的企业家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政府过多地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并过多地依赖企业税源阻碍了民间投资和创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所有权必然导致沉重的企业补贴，因为中小企业的破产率总是很高，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其经营风险。

1.地方财政远期目标：适度收权

我国地方财政竞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而且给腐败及政府决策的低效率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体制成为当前非常迫切的课题。

之所以地方政府经济上适度收权，是要求地方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主要是放弃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从企业家式政府转变成市场维护型政府。这样做可以为财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应地要逐步切断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依赖，逐步培育地方自有税基。但是，经济上过度分权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并不意味着回归集权体制是可行的。适度收权的提出是相对于过度的地方经济自主与集权的政体之间的矛盾而言的，所以在经济权利收缩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的分权化也是必要的，政治分权化可以塑造最终的政府监督人，从而解决财政监督的缺位问题。委托理论已经证明，在委托人缺乏监督效力或存在委托人缺位时，成本会非常高，以致于整个体制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因此，财政支出改革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最终监督人群体，对政府财政预算有强有力的决定权，这要求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措施，即适当的人事任免权的下放是必要的。

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地方财政有明确的财权和事权。因此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人大具有开征地方税种和安排地方税税率的权利，以法制化、程序化的税收竞争代替制度外税收竞争。另一方面，让纳税人真正行使监督权利，利用地方人大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进行合法监督，并实施奖惩，更进一步的是通过地方直选来真正落实纳税人的监督权。

2.地方财政改革近期对策

政治分权作为一种远期目标是必需的，但近期内还缺乏实施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路径依赖的约束，更重要的在于政体改革涉及到权利变更，存在很大的改革成本，因此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职能和财政监督体制的逐步调整，来提高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1）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地方政府定位在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角色上。近期内在不调整现有的事权政府间配置结构的前提下，改革地方政府的事权结构，即鼓励或强制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先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审计局对各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然后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制定政府所有权拍卖名单、价格、次序与规则，在各地产权交易所对政府所有权进行拍卖，购买者必须承担该企业的债务及就业责任。拍卖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用于当地社会保障支出。（2）改革财政监督体制，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管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财政监督的不到位造成的，尽管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财政部门为主体的财政监督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监督缺位是纳税人没有真正行使监督权利，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依靠关于自律，而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政府离不开人民的约束，政府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所以，财政监督制度的改革必须围绕财政公开化原则，从纳税人监督和财政体系内部监督两方面着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参考文献

[1]王加林。地方财政———跨世纪改革与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徐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J].当代财经，2003，（12）。

最近的财税政策篇10

一、供电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意义

作为电力企业，能够合理运用纳税筹划的方法，充分运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达到节约企业税收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提高自身竞争力的目的，将对电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一）税收筹划是电力企业税收筹划的必要手段

在电力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之下，售电量的增长速度会逐渐减缓，而电价的上涨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在现阶段电力企业的建立及发展的过程中，应该合理的控制财务的支出，优化税收的控制，合理的将收费支出控制在最低的状态，从而为企业资金的缓解以及产品的经营提供充分性的保证。

（二）税收筹划制度的建立是风险控制的有效途径

对于税收筹划的制度内容而言，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利用税收制度的相关政策，通过与企业发展现状的充分性融合，为企业建立起的最大化发展需求，在整个制度内容建立的过程中，应该对纳税的对象以及纳税的义务进行合理性的分析，科学的计算税收的基本方式，从而对整个制度内容进行合理性的研究，为整个税收制度的建立提供有效性的发展途径。

二、强化供电企业财税筹划管理的对策

在企业管理中纠正与防范一些不符合税收规定，协调运营的内部组织为内部控制机制的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只有有了良好的内部控制架构和完善具体的内部控制，才能有效的控制好企业内部成本、预算的各项目标，从根本上保障公司正确处理好各方关系，顺利实现各项经营目标。

（一）强化税务风险管理理念

最近几年，我国的税收政策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供电企业需要做好新政策的学习工作，建立完善的财税体系，对实际工作进行详细的指导，规范基础工作，实现财税管理科学化。对于和财税相关的经济业务，做好纳税风险评估和监控工作，对于一些特殊的经济业务，要熟悉其特定的纳税法律，实现供电企业依法纳税，降低企业风险。完善企业的纳税流程及与财税相关的工作制度。在企业内部建立财税筹划管理机制，集中处理企业出现的各种财税问题，定期组织研讨会，对近期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总结体会进行交流和探讨。

（二）做好与财税部门的沟通工作，落实后财税政策

供电企业要清楚税务的稽查内容，在日常的工作中对于要检查的财税内容做好内部监控。清楚税务检查的工作流程，了解税务的处罚内容，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制定好解决方案。最后要清楚与自己企业相关的各项财税优惠政策，清楚具体的优惠内容和享受优惠的具体条件以及相关手续的办理等，将各项财税政策落实到企业工作之中。对于符合国家特定财税政策的业务内容，要积极申报，及时享有国家对电力企业给予的优惠政策。努力争取地方财税优惠政策，对与电力企业相关的财税政策要清楚的了解，对于存在争议的地方，可以提出自己的建立和意见。

（三）推进供电企业财税管理信息化

充分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供电企业财税管理信息化办公，电力企业之间要加强沟通，形成信息共享。实现企业内部对财税信息的快速查询和指导。在财务ERP软件中建立财税模块，自动生成纳税申报表，实现计算机自动化办公，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员工的劳动强度。

三、完善电力企业财税政策筹划机制的建议

（一）电力企业要建立健全财税机构，建立财税筹划防范与控制机制

供电企业应成立专门的财税筹划部门，成立一支专业的财税团队管理公司的相关业务，并寻找高水平的税务机构，有利于提高企业对日常运作中的财税筹划。并及时做好财税筹划工作和风险应对，合理配置企业的材料资源，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积极争取相关的财税优惠政策。和税务之间一定要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约需要承担的责任。提前做好预案，防止税务发生违约现象给企业造成损失。

（二）电力企业要建立财税筹划管理信息交流机制

全面实行电力企业规范化管理，对于企业比较大型的业务内容，做好跟踪调整工作，对于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税收风险，及时采取有效解决措施，降低风险带来的损失，提前做好风险预案。定期开展交流会，对于企业在生产运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找出解决方案，保证企业财税筹划工作畅通无阻。

（三）电力企业应做好财税筹划人才培养工作

财税筹划工作对供电企业十分重要，因此电力企业应对财税筹划工作人员做好培训工作，培养自己的复合型人才。税收相关政策与会计法律法规有很大不同，大数额的税收管理不利于日常的计算和征收。因此财会人员不仅要对财务会计相关程序和法律要熟悉，而且对纳税申报程序和相关法律法规也要了如指掌。对于两者之间的差异，有时候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也有可能出现错误，从而损害公司的经济利益。供电企业要建立自己的财税筹划机构，确保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规范化，同时也要保证纳税申报准确无误。对于税务机关发生的错误，能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做好双方的沟通和协调工作。所以供电企业建立自己的财税筹划人才培养工作显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