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财政政策十篇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1

最近中国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频频出台新措施，备受市场关注。其中货币政策类的措施，包括调高存款准备金比率与增加利率。这虽是早就应当采取的行动，但迟做总比不做好，值得肯定与欢迎。然而，许多其他措施虽说新近才陆续出台，其实在过去数轮经济周期中已屡见不鲜，无外乎都是行政性的老办法。

人们之所以对倚重行政力量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一直有所诟病，主要是因为这种方式与今天中国经济愈益市场化、国际化的现实环境大为脱节。即使在纯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手中掌握的行政指挥棒也不是百分之百灵验；在私人经济、三资企业和股份化改制后的混和制经济与市场竞争力量已起主导作用的今天，行政措施调控经济的有效性更值得怀疑。如果这些措施不符合或不尊重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取向，强力推行之，只会诱发各种各样消极的抵抗，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当前中国经济过热的主要症状，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信用膨胀过快。政府若真下决心硬行压缩投资与信贷，是做得到的。从中国最混乱的土地审批入手，再查出和强行关闭几个“铁本”类的企业，可谓举手之劳。但问题是，行政手段所造成的后遗症将会非常严重，效率损失是巨大的。

就拿国有银行来说，如果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再度引入信贷计划指标，硬性控制银行信贷规模、结构、产业流向，甚至具体的贷款项目等，势必使各家银行刚刚搭建的专业化与独立化的信贷决策与风险管理机制形同虚设；加之政府行政力量干预具体产业和具体投资项目，不良贷款卷土重来与银行系统不稳定的风险将会显著增加。国际经验一再表明，一旦银行不稳定，宏观经济稳定的希望也将成为泡影。

总之，行政措施短期也许见效快，但成本很高，后果严重。在多数情况下，“行政药”的副作用甚至超过了疾病本身的危害。那么，政府还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利用呢？

政府首选的工具还是货币政策。主要包括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必要调整，降低央行基础货币的增长；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减少银行系统的流动性；持续地提高利率水平等。与动用行政手段关停、冻结投资项目不同，这些间接的货币措施不会立竿见影。但如果央行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不断地维持货币政策愈益紧缩的态势，那么或迟或早，信贷与投资增长、甚至包括千夫所指的房地产热，一定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

行政手段好比用牛刀做外科手术，也许能控制发烧症，但病人的胳膊或腿却被砍掉了，搞不好留下终身残废。货币政策就好比是中药调理，温和适度，效果不会马上彰显，但一般不会留下后遗症。当政府运用间接的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时，中国经济中已经出现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本功能将依然健在。实际上，之所以赋予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能，就是为了避免严重通货膨胀，以保障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因此，任何伤害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措施都是不宜取的。

可慰的是，央行最近多有行动，开始渐渐收紧货币政策。除此之外，宏观调控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调整财政政策态势，变“扩张”为“收缩”。自2004年起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似乎一直是“我行我素，置身事外”，实在是令人惊讶与费解。

事实上，中国的财政政策从2003年就已经呈现明显的“顺周期”态势；其对投资与出口需求为主的总需求过热，即使非始作俑者，也至少是一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财税改革以后，中国财政状况显著好转，近年来财政收入更是大幅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却绵延不断。如果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府财政统计国际口径估计，2005年中国财政赤字为GDP的1.6％，2006年预计只比此水平略低。而此比率近年如果略有下降的话，不是因为赤字绝对额的减少，而主要应归结为名义GDP的增加。

在世界上快速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和美国的财政赤字可以说最受人关注。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实行过大规模的减税，也没有战争带来的庞大军事开支。在中国财政总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费用支出最大，与行政管理费、文教支出构成前三大开支项目。

在经济建设支出中，又以基本建设或固定资产投资为主。政府预算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快于名义GDP的增长率，其增幅在2004年与2005 年间甚至超过了贷款增幅。预算内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与FDI外资流入所占的比重基本相当。事实上，还有相当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是政府主导的，性质上属政府投资，但并没有计入“国家预算内资金”项下；而是与国有企业投资揉在一起，包括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基建投资公司和项目公司的投资。由此可见，政府投资或资本性支出，在本轮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中直接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热衷于投资的原因，除了哈佛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经典解释（预算软约束），以及中国学者新近提供的政治学解释（GDP成长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尺度），还有一个直接的财政利益诱因，就是在中国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追求现期与预期税收最大化。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扩大本地经济产能规模，增加未来税收流；而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本身――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当期就能直接产生税收。相关税种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与土地增值税，其税额加起来占了地方财政总收入的10％以上，与企业所得税项平起平坐，仅次于增值税与营业税，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

地方政府手中有了财力资源，未必优先用于社会文教卫生、扶贫与环保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更可能用于各式各样的“形象工程”。由于尚缺乏交税人对本地政府财政支出的有效民主监督机制，又没有发达国家市政债资本市场的约束，地方政府自然有“不断投资－追求税收最大化－再投资”的冲动。在经济周期低谷时期，这种地方财政循环链有助于维持地方经济景气，中央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默认了；但在经济周期上升期，它就成了刺激投资与信贷需求的难以忽视的不稳定因素。

从现在起，中国应该开始高度重视运用财政政策。除了关注全国财政总支出、总税收与财政赤字的变化，还要着重探讨如何理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关系所呈现的固有矛盾。 在尊重地方利益、给予其适当财政自，并不断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引入更有效的地方财政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实现地方税收与地方公共支出事权更好的匹配。这项改革应视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财税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与深化。就像90年代中期的金融体制改革，使中央政府首次真正掌握了集中的货币政策，按照财政联邦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体制的下一轮改革，可以有助于理顺并优化地方政府财政的激励与问责机制，加强市场约束与公众监督，打断多年来地方政府“不断投资－追求税收最大化－再投资”的链条，从而保证国家财政政策成为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2

一、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目标落空

2002年，德国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总体表现甚至不如2001年。据联邦德国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去年增长仅为0.2%，这个增幅也是自1993年以来最低的一年。

根据表中三项数据，可大体反映出2002年德国经济陷入轻度衰退状态，经济增长是近10年来最低的一年，且去年能勉强达到0.2%的微弱增长，完全靠外贸贡献率1.5个百分点独立支撑。因为上年固定资产总投资和私人消费两项贡献率均为负数（-6.4%和-0.5%）。否则，经济增长状况更加暗淡。财政赤字高达772亿欧元，是欧元区内少数几个突破《马约》标准的国家。赤字激增固然与财政支出刚性强和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有直接关系，但基本原因在于这两年经济持续疲软而导致税收增长目标落空。失业是德国多年固有矛盾，在上世纪90年代同样突出，只不过在近两年经济停滞状态下近一步凸显。长期的高失业中既有就业总量供给过剩，又有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问题。此外，其它几项短期指标均不乐观，如私人消费增长平平，失去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至于设备投资特别是建筑业投资已连续7个季度停滞或负增且已形成下降惯性，不仅与经济低迷相伴，而且也是引致经济复苏迟缓乏力的主因之一。相比之下，去年德国外贸出口稍许乐观，成为拉动经济的最主要动力，详见下表。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经济增长率 �1.1 ＋2.3 ＋1.7 ＋0.8 ＋1.4 ＋2.0 ＋2.0 ＋2.9 ＋0.6 +0.2 1.0+ 失业率 8．9 9.6 9.4 10.4 11.4 11.1 10.5 9.6 9.4 9.8 0 赤字/gdp 0 0 3.3 0 0 2.2 1.5 1.4 2.8 3.7 2．75

资料来源：联邦德国统计局2003年1月公布的数据和联邦财政部公布的数据。

2003年数系政府提出的预测值。

二、结构矛盾和外部环境影响

从纵向比较看，近两年德国经济的增长表现似乎又重现了德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常态，即经济持续低迷，再现增长疲态（平均1.7%）。在分析德国经济形势时，一方面要观测短期供需因素变化，同时还需把引致经济持续疲软的短期原因和中长期因素结合起来比较。概括地讲，中长期因素表现在两方面：结构老化和外部冲击。结构问题首先表现在，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经济结构变动很小，第一和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几乎没有什么变动，增长结构中主要靠传统产业拉动，比如，德国的传统制造业占gdp高达30%以上，差不多比美国高出近4个百分点。而传统制造业近年来一直受到国际市场需求约束和利润平均化影响。加上德国现行体制中的“三高“（高税收、高工资和高福利）挤压，传统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度逐年下降。传统产业固然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基干部门，但要维持住这一实体产业的竞争力同样要靠新技术和资金的持续性投入。作为工业大国，德国近两年来的设备投资则是逐年下降，特别是在研制与开发方面（占gdp的比重），德国又明显低于美国和日本，而且也落后于瑞典、瑞士、芬兰和韩国等国。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德国建筑业属于传统产业。这一产业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年年萎缩，年年负增。据有关分析，从1996年起，建筑业非但对整体经济有所推动，反而使每年的经济增长缩减0.3个百分点，成为德国经济的长期负担。

外部冲击对于象德国这样高度依赖向欧盟和外部市场出口的国家来讲，受到的负面冲击确实比上世纪90年代还要大。近两年世界经济的不景气特别是美国经济自身复苏表现欠佳，加上日本经济十年沉疴，欧盟经济总体复苏鲜有起色，诸多因素叠加起来，阻滞了德国经济的回升。从这个角度看，德国经济增长乏力既是其多年来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方面进展不大的一种必然结果，又与同期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有直接关联。

三、两大矛盾日益突出

由于经济连续两年疲软乏力，凸显了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些原有矛盾。德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失业进一步恶化，其次是联邦财政形势严峻。德国就业市场长期以来本身存在相对过剩的失业大军。这是一种劳动力总量长期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失业率也不低，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失业率平均在7-8%之间，两德统一后的90年代更有加剧之势。从长期看，这种状况是由以下几种原因形成的：一是自上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逐步减少了对劳动力的吸纳；二是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在推行企业内部合理化过程中（降低工资成本因素），相对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而增大了用机器设备的替入；三是两德统一带来的地区性失业挑战和突发性经济转型压力。上述原因或变化趋势在近两年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下，更有加剧之势， 例如，近两年的失业问题就更加尖锐。

根据今年德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全德就业者总数大体在4055万左右，到2002年12月，登记失业人数为422万,全年平均大体在406万。区别在于联邦统计局需要与欧盟各国的失业统计具有可比性。不管怎么说，德国现存的失业规模在欧盟中居首位。再做进一步分析，在失业总数中，其中男性212.9万，女性180.1万，长期失业人数相对固定在130万左右，20岁以下的青年人失业大体在100万左右。由于统计表中，未给出德籍和外籍失业统计分类，其构成比例不得而知。由此看来，德国失业总数长期徘徊在350万左右，即使在经济状况不错的2000年，失业总数和失业率同样不低。这说明，劳动力供给实际存在相对过剩，这也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德国的现实选择是，如果每年能把失业总数控制在350万左右，失业率保持在7�8%之间，即可大大缓减就业市场压力,如能降至7%以下，可视作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如2000年，当经济增长达到2.9%时，即失业并未构成其第一突出压力。但目前德国就业市场关系绷得很紧，就业的季度因素和每个月度新创造的数万个就业岗位都成为政府、企业和公众关注的重要动态指标。

财政形势严峻。由于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2002年财政困难凸显，表现在三个方面：主要税收增长未达标并直接影响到财政收入增幅；财政支出难以控制，赤字突破《马约》标准；财政调节处在两难境地。据财政部初步统计，2002年预计财政收入2237.7亿欧元，而1-10月实际收入1667.6亿欧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5%。主要原因与经济增长不景气有直接关系。原预计全年财政支出2475亿欧元，其中1-10月支出2113.6亿欧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由此反映出支出难以压缩的状况。据最新统计，2002年联邦一级财政赤字达772亿欧元，占gdp比重为3.7%。同时也是欧元区十二国财政赤字状况较差的四个国家之一。因此，德国财政赤字问题也受到欧盟的警告并引发对《马约》标准是否灵活执行的争论。

从长期原因看，目前的财政困境也与两德统一以来历年累积的大量转移支付政策有直接关系。据统计，统一以来，联邦政府每年用于东部重建的各项经费很多是通过转移支付完成的，平均每年在1200亿马克，约600亿欧元。因此，东部重建在联邦财政的过量扶植下进行的。时至今日，东部重建仍然困难重重，东部各州继续呼吁增加重建资金，但联邦财政已经捉襟见肘。

面对财政“过线”问题特别是经济不景气状况，德国政府目前正处于两难境地。依照目前的经济状况，德财政政策应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实行扩张性政策，但目前的赤字规模不降反升，不仅受到国内各界的批评，在欧盟内部也屡屡受到质疑，从而使政府的扩张政策难以推开。再如，近两年消费投资双双不振，财政政策当适度减税，但事实上，财政收支状况严峻，迫使政府的一些减税计划一再推迟，近期反倒对资产税和某些小税种增税，这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是某种抑制。

此外，德国刚刚结束大选。选战激烈，现政府以微弱多数获胜。大选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恰恰是经济形势和前景。大选结束后的数周内，经济界特别是大企业对现行经济政策多有批评，民调结果也显示出公众对现行政策及前景信心不足，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德国今后消费和投资的走向。

四、政策选择与前景

政策选择的可能性：当前德国面临的经济形势较严峻，面临一系列困难。如果对这些困难排序，经济增长疲软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有刺激增长，才能带动就业，才能增加税收，进而扩增财政收入。因此面向优先刺激增长是德政府和经济界的基本目标。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着力点，需要采取扩张取向，如在财政税收方面方面推出以减税为主，同时欧盟的货币政策也应以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物价稳定并举。总之，财政政策的调节权限在德政府手中，至于调节范围和力度可由联邦政府自行选择，而货币政策职能由于已让渡给欧洲中央银行，德国政府只能通过各种方式施加影响。

增长前景。德国政府和几大研究咨询机构在去年末和年初均提出过预测。鉴于去年增长0.2%，现纷纷下调其预测值。目前政府最新的预测为1.0%。这种预测还是建立在两个重要的外部前提条件下。一是明年国际经济环境和美国经济复苏情况好于今年；二是国际油价基本稳定，大体维持在每桶25美元左右的价位上。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3

亚洲受危机打击的经济体近几个月经济继续好转。今年这一地区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将实现正增长，这使得imf的预测大幅度地向上修正（表1-5）。其中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增长最快，预计今年增长率分别为6.5%、4.0%、2.4%和2.2%，印度尼西亚接近零增长。由于竞争性汇率的作用和地区内贸易伙伴的进口扩大，出口普遍增长。一些商品价格的回升和电子产品价格的上涨对经济复苏也起着推动作用。资本流入的部分恢复缓解了金融压力，商业信心的上升及通胀的下降使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财政政策也扮演着十分积极的角色。库存积累适度。良好的气候条件也有助于农业地增产，这在印尼、菲律宾和印度表现得最明显。随着近来商业信心和经济活力的改善，推动了该地区内需的增长。预计明年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将呈现较强的增长之势。然而，为了使这种恢复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仍需继续推进结构改革，银行的资本重组，国有机构的私有化和实行谨慎的金融监管。

韩国经济自1998年急剧收缩之后，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下，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复苏。韩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把利率降至低于危机前水平，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保持低通胀，维持竞争性汇率。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大量的资本流入导致了韩元的升值，但韩国央行介入，放慢了韩元升值和外汇储备增加的速度。然而，韩国经济增长能否持久取决于韩国政府能否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全面的措施来继续尚未完成的金融业和企业改革。在金融业，改革的重点应该从重组正顺利进行的银行业转到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在企业界，大宇集团的现状得到迅速、公平的解决是十分重要的，但更为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对其它大中型韩国集团的审查工作。

在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的支持下，并且由于汇率十分具有竞争力，马来西亚的经济也正在强劲复苏。今年的产出增长率目前预计约为2.4%，实际很可能会更高。国民经济中长期的生产力过剩导致了通货膨胀减弱和巨额贸易顺差。1998年9月开始实行的资本管制仍然生效，但得到了修改。金融业和公司部门的重组正在继续。随着银行资本重组的完成和政府采购呆帐的完成，现在的重点是处理呆帐和巩固银行系统。随着经济的复苏，当局将必须审查汇率定价，并保持资本管制。

泰国经济的复苏趋势也得到了加强。一系列经济指标显示，消费者开支增加，净出口额也开始加速增长。但是设备利用率仍然很低，所以投资仍然不旺盛。财政和货币政策继续支持经济的复苏。整个公共部门的赤字（包括金融部门重组所需的费用）预计会超过1998-1999财年gdp的7%，随后会随着经济活动的复苏而逐渐下降。日拆利率最近降至1%，而在危机前夕则高达10%。银行正在致力蓄积额外的资本以达到更高的审慎监督标准，银行的私有化计划已经开始实行，金融部门的重组已经基本步入正轨。最近通过的破产法和抵押偿债法加强了已经出台的公司重组框架，现在这个框架需要得到实施。

亚洲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现在其经济似乎也出现了转机。虽然其1999年全年的实际gdp预计会继续进一步下降，但今年上半年却出现了增长。12个月的通胀率预计会在年底之前降至一位数。但是，巴厘银行丑闻和东帝汶危机影响了金融恢复稳定和经济恢复持续增长的前景。虽然农业产出和出口额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复苏，经济中仍面临着根深蒂固的结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经济才可能强劲复苏。大笔的呆帐（在4月底高达总贷款额的约55%，在部分呆帐转入银行重组机构之后降至40%）加重了银行资金周转不灵的程度，并增加了银行休整的成本。虽然一整套复苏计划已经出台，但是还有待严格的实施。为了降低银行重组的成本，增加主要负债企业的贷款回收是至关重要的。政府还应该加强刚刚修改过的破产法的实施，有效地进行反腐败立法，并采取一系列改革来加强对公司的监督管理。

在菲律宾，在农业生产好转和出口增长的支持下，国内产出和开支开始加速增长。市场信心的加强和通胀率的下降促使利率降至低于危机前的水平。金融业的改革总体已经步入正轨，但公营部门改革的某些领域需要有快速的进展。

在经济活动不景气的1998年之后，新加坡经济开始强劲复苏，预计1999-2000年的增长率为4-5%。财政政策的大幅放松和电子产品出口的复苏支持了经济的复苏。由于新加坡有良好的财务纪律和大笔的境外资产，这种财政政策是十分恰当的。尽管新加坡政府在危机爆发后放松了财政政策，但通胀率仍然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济也有出现转机的迹象。在私人消费反弹的支持下，今年第二季度的产出在连续五个季度下降之后出现大幅增长。虽然出口减少似乎已经探底，但私人投资仍探不景气。金融市场的近况是喜人的，股市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不断回升，货币贬值压力不断减弱，利率不断下降，接近美元资产的收益率。但是，由于物价水平在不断下降，实际利率仍然相对较高。银行部门仍然情况良好，尽管最近呆帐有所增加，一些银行（及其顾客）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有所增多。

imf预测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6.6%，明年进一步降至6.0%。imf认为，去年年中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多元化收口政策使中国经济较好地避免了亚洲危机的过度影响，gdp增速虽然放缓，但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上。东亚地区货币的升值以及国内的通胀紧缩已经使人民币的实际有所汇率比危机初期明显下降。尽管如此，由于个人需求不旺，失业率较高，同时面临着资本外流和通缩的压力，中国的宏观形势仍不乐观，在此情况下，政府在1999年进一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用以社会保障和结构调整。虽然利率被降低，但进一步降低利率可能受与主要外币利差扩大的限制。从经济结构来看，关键的挑战仍来自于国有企业：国有金融部门，以及中期增加国家的收入。资产管理公司的建立有助于信用文化的良性发展和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防止出现新的不良资产，作为银行和企业改革的成本，从中期看，加强财政地位和财政收入的流动性是非常主要的。

印度近期经济增长的预测有所改善，这部分是因为农业生产强劲反弹，而且农业的近期前景也得到了改善。农业收入的提高推动了国内需求的增长，并且随着出口的复苏，工业生产也开始复苏。同时，由于许多关键农业商品的供应问题得到了缓解，通胀压力减弱了。但是，为了给中期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创造条件，政府应该在许多方面采取政策性行动。公营部门的巨额赤字是一个关键问题，赤字预计会增长至1999-2000年gdp的近10%，这将导致公营部门背负巨额债务，并对投资产生负面效果。将于今年10月成立的新一届政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详尽的中期财政调整计划，同时继续扩大结构改革的许多领域已经取得的进展。除了需要财政调整的公营部门改革之外，国有银行私有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再加上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放松产品市场的管制和贸易政策自由化等措施，将会改善人均收入增长的前景。

巴基斯坦的对外账目在1999年上半年得到了改善，国际储备从年初十分危险的低水平开始回升。这是因为imf恢复了对巴基斯坦的资金支持，官方双边债务也因此得以延期支付，经济政策也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增加财政预算和汇率统一等措施。政府只有更加坚定地实施大范围的结构改革，特别是进行旨在扩大征税对象和改善征税工作的财政改革，才能不断地改善对外账目，并支持经济复苏。

近来拉美国家经济呈现较大差异。总体看，今年的经济可能接近零增长，明年可能达到4%左右。其中巴西和墨西哥经济衰退大为缓解，经济增长率将从今年的-1.0%和3%到明年分别增长4.0%和5.0%，但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今年大幅度衰退，要到明年才能有所恢复。目前，影响拉美经济恢复的主要因素是一些国家政策与经济的适应性问题，大选对经济的影响、脆弱的金融市场信心等。此外，美国周期性的经济下滑也将对明年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

导致巴西经济复苏速度比预期快的原因是政府坚定地实施了稳定计划政策，这使经济信心从3月份开始迅速重树。由于汇率在飚升之后已经稳定下来，所以货币贬值对通货膨胀产生的效果已经得到了抑制，货币当局已经能够稳步地降低利率。税收的增加和对政府开支的严格控制使基本财政盈余超过了其1999年的目标。再加上利率降低和汇率稳定，近几年政府净债务迅速增加的局面开始扭转。对外贸易不景气，1999年上半年出口额减少了14%，进口额减少了17%。但是，在1999年上半年里亚尔的实际汇率下跌35%之后，巴西在出口市场的份额预计在下半年会有大幅增加。为了支持经济复苏并降低在该国实际利率中仍然十分明显的高风险收入，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强实施宏观经济计划，其中包括加强对政府开支的控制和有效实施新的通胀目标计划。

在出口增长、工业产值提高和最近的私人消费加速增长的支持下，墨西哥的经济前景也得到了改善。这是因为墨西哥在北美洲的主要的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十分活跃。各种金融市场经济指标显示出市场信心从1998年底开始恢复：汇率和股市都好转了，利率下跌，尽管美国利率上升导致墨西哥的部分利率在今年中期有所回升。财政政策仍然保持稳定，但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减轻财政预算对与石油有关的政府收入的依赖。货币当局正在着手实施一个将进一步降低通胀率的通胀目标计划。在1994-95的金融危机之后，银行部门依然不景气，盈利性低，资本不足，呆帐负担沉重，而且银行的金融中介作用不断削弱。银行的重组需要取得更快的进展。当局最近公布了一些加强管理体制的新措施，其中对资本准备金和贷款损失准备金要求更为严格，这是为了在2002年底之前取消于今年早些时候实行的普遍存款保险保证金制度创造条件。为了改善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关系并支持私人企业的贷款回升，破产法的修改草案预计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提交国会。

从1998年末起，阿根廷的经济活动开始大幅萎缩，超出了先前预期。阿根廷1999年的gdp预计会下降3%，原先预计的经济复苏困难重重。紧缩的金融状况和贸易条件指数的恶化（因为农产品价格下跌）导致国内需求低迷。进口额也因此大幅下降，最近12月的进口额下降了四分之一。经济衰退还导致财政状况更加窘迫。今年10月大选选出的政府将进行进行严格的宏观经济管理，并进一步推动结构改革。在智利，1998年开始的经济减速在1999年上半年继续。在出口额因为国外市场状况不佳而下降的同时，低迷的国内需求导致了更大幅度的进口额下降，经常项目逆差因此减少了。这些因素，再加上持续的低通胀和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使得中央银行可以实现从今年初起将实际利率降低3个百分点的目标。这些因素还促使了当局采取扩张性财政措施。

二、三大因素对中东和非洲国家带来不同的影响

预计中东和非洲（包括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3.2%下降到1.8%，明年将加升到3.1%,但因各国具体情况差异较大，受近年三大因素的影响将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第一，商品价格。3月份以来油价目上涨有助于石油出口国改善外部帐户和财政形势，使短期增长预期上调，但非石油类商品价格的继续走弱仍抑制非洲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第二是结构改革的压力增加。由于近年来商品价格低速对经济的影响，一些国家开始筹划公共事业和运输部门的私有化，一些国家也试图改进财政管理或改善商业和投资环境。这些政策的完成将为两在地区长期经济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三是贸易和政治合作对未来经济的影响，这些合作包括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实行的对外同一关税、阿拉伯贸易协定的关税减让，摩洛哥、突尼斯、南非与欧盟的贸易协定，东南非的共同市场等。此外，两大地区的高债穷国将从发达国家开始实行的外债减免计划中获益，这将增加用于反贫困的公共支出。

对整个非洲而言，经济增长的预期略微下调，目前预计非洲的gdp在1999年增长约3% ，2000年增长5%。其中，阿尔及利亚和许多其它非洲小国（包括喀麦隆、科特迪瓦、加纳、莫桑比克、苏丹、坦桑尼亚、突尼斯和乌干达）的宏观经济效益相当不错：其中大多数国家1999年的gdp增长率预计为4-5.5%，2000年的增长趋势预计会进一步加强，而且通胀率总体上都保持在一位数的中低水平。这些国家经济效益不错部分是因为它们长期采取了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且一些国家的天气条件有利。加纳、莫桑比克和乌干达最近良好的经济效益是其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持续增长的继续。为了对付石油价格下跌而造成的外部环境恶化，阿尔及利亚政府在1999年紧缩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从1995年开始实施了一个范围很大的结构改革计划。在突尼斯，由于出口效益良好，而且政府进行了财政调整并采取了浮动汇率制，突尼斯经济预计在1999年和2000年会继续强劲增长。

另一方面，其它三个非洲大国的经济活动要低迷得多。由于金融市场的信心已经恢复，利率下降，而且出口前景（特别是对亚洲）也有改善，南非经济的增长速度预计在1998年减速之后在1999年会有所加快。虽然根据通胀率继续下降和稳定的财政状况等因素而小幅下调利率是恰当的，但是为了保证对外收支的平衡，利率下调的余地是有限的，这帮助减少了南非储备银行的远期公开净头寸。这将减少南非的风险报酬，并推动经济增长。结构改革的迅速实施也会使南非2000年及中期的经济增长前景变得更加光明。尼日利亚1999年的gdp预计只会增长0.5%，财政预算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预计会分别高达gdp的约8%和14%。这些不利发展部分是因为1998年1999年初的石油价格下跌和opec石油出口限额的因此下调而导致的石油大幅减产。非石油经济的gdp预计在1999年会增长3%，而石油经济的gdp预计会减少4%。同时，1999年第一季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滑坡恶化了局势。这些问题已经得到部分解决，石油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出口收入和公营部门的收入。但是，为了使经济在中期恢复增长，政府还必须进一步进行财政调整，降低水平很高的通胀率，并坚定地实施新政府的私有化计划、管制放松计划和其它结构改革计划。摩洛哥1999年经济增长低迷的部分原因是旱灾造成了农业减产，摩洛哥经济在2000年预计会有反弹。但是，政府同样还要进行更多的财政调整和结构改革。这些领域的进展将增加摩洛哥最近采取的贸易自由化措施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潜在收益。

在中东，经济低增长局面预计会继续，但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经济今年可能会因为石油减产而出现负增长。埃及经济预计在1999年会保持较强劲的增长势头，通胀率会稳定在约4%。但是，一些最近的发展情况表明，只有进一步开展经济改革和经济自由化才能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埃及的对外经常项目状况从1996-97的小幅顺差转变成1998-99的小幅逆差，这部分是因为国内信用的大幅膨胀；国际储备不断减少而利率相对较低，这导致中央银行为政府赤字提供资金。在伊朗，在1998年大多数经济指标急剧恶化之后，当局开始实施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整和结构改革计划，旨在减少经济中几个主要的不合理现象并刺激经济在中期增长。这一计划的目标有：大幅减少预算赤字、通过货币供应量增长减半和让实际利率恢复正值来遏制通货膨胀、让外汇市场自由化并让国内物价自由浮动。

三、转型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两极分化

经过十年经济转型，特别是经历了近年来新兴国家的危机之后，转型国家已经分为强弱两种类型。前者以波兰、匈牙利等国为代表，后者以俄罗斯及其部邻国为代表。危机之后整个地区的出口下降，与俄罗斯与紧密的贸易联系的国家尤其如此，但一些国家面对冲击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和灵活的政策应变为。一些国家则由于薄弱的金融体系和企业重组的不到位使衰退加深，东南欧国家因科索沃冲击使趋好的经济前景发生逆转。

然而，由于卢布贬值所产生的进口替代效应及近来油价上涨，俄罗斯经济下降的趋势得到抑制，工业产业将超过一年前的水平。经常帐户逆差缩小，政策收入和外汇储备增加、卢布汇率自4月份以来也保持稳定。因此，imf预计俄今年将从去年-4.6%的基础上实现零增长，明年达到2.0%的正增长。整个转型国家今年的增长率约为0.8%，明年为2.8%。自经济转型以来，俄罗斯经济在1997年和1998年初第一次出现低增长。其后，俄罗斯于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经济活动再次衰退。经济和政治前景不确定性的不断加大导致更多的资本外逃和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减少。但是，最近的发展情况表明，经济下降的趋势正在被扭转。工业产出开始加速增长，高于上一年水平。很明显，这部分是因为卢布大幅贬值导致了进口替代现象的增加。石油价格的上涨对俄罗斯的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和政府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货币政策仍然稳定，中央银行为政府预算赤字提供的资金有限。因此，通胀率降至约3%每月，外汇储备增加了，卢布也从4月起开始稳定下来。

考虑到最近的发展情况，并假定俄罗斯的稳定与改革联合计划得到实施，imf目前预计俄罗斯经济在1999年实现零增长，2000年增长率升至2%（表1.6）。俄罗斯还将面临重大的政策挑战。最近通过的imf计划中游一个财政计划，旨在实现占gdp2%的财政盈余。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和其它宏观经济目标，许多方面的改革措施需要得到彻底实施。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财政状况会再度恶化，要求中央银行为政府赤字提供资金的压力会加大，而且不稳定的经济形势也会迅速恶化。银行部门的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很有限：一个银行重组机构成立了，而且当局取消了总部设在莫斯科的18家大型银行中6家银行的营业执照。事实上，这些大型银行中有许多银行没有偿付能力，只有少数几家被关闭，而且从问题银行分割资产的现象很普遍。虽然破差法制框架和银行重组机构运作的法制框架已经到位，但政府还需要进行企业重组和许多其它改革。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4

近年来，淮安市财政局紧紧围绕服务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服务企业发展中，不断创新各项举措，加大为企业服务工作的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服务体制机制、提升服务效能水平，促进企业增产增效。财政服务发展、保障发展、推动发展的能力得以切实增强，较好地服务了全市经济的发展。

健全联络制度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因此，构建服务企业的联络制度显得很有必要。

淮安市财政局研究建立了服务企业联络制度，努力营造为企业发展“101％满意”的服务氛围。制度规定，局党组全体成员每人均挂钩服务一户市直重点企业，并明确一名处室负责人为联络员，每月至少上门为企业服务一次，服务内容包括：

关注企业运行态势。及时了解和掌握企业生产经营动态和情况，分析企业财税收入完成进度情况。

促进企业用好财政政策。通过免费提供政策汇编手册、财政网站等多种方式，及时向企业提供最新财政政策和信息咨询。

积极帮助企业争取项目资金。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及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努力帮助企业争取上级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与倾斜。

努力帮助企业缓解融资难。协调企业在融资、担保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正常有序。

协助企业做好生产要素配置。帮助企业解决项目投入建设中用工、用地、环保等方面的困难，支持企业加大投入，加快发展。

协调企业财税收入征缴中有关问题。及时关注在财税体制、税收上缴等环节中的出现的问题，保证各项财税收入及时入库。

协调做好减轻企业负担问题。了解企业付费等企业负担情况，努力帮助解决对企业乱收费、乱摊派问题，减少企业不合理负担，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

免费为企业提供政策业务和财会知识的培训。每年举办企业负责人和财务人员政策和业务知识培训宣传，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水平。

多项制度的实行，有效的帮助了企业夯实基础、解忧克难。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对全市经济形势预测的科学性，为相关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从要政策到送政策

针对以往企业到政府部门找政策、要政策的状况，淮安财政局专门组织人员编印了《财政扶持企业发展政策汇编》，《汇编》汇集了近年来国家、省、市出台的关于企业发展、扩大内需、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等四大类扶持政策文件共88份，供广大企业管理人员学习、研究、参考。

为扩大政策的普及面，他们利用每月上门服务的机会送《汇编》到企业，并根据企业各自不同特点，财政工作人员与企业共同研究争取国家扶持政策和科学可持续发展之道。此举受到了各企业的热烈欢迎和普遍赞誉，一方面了解了企业的发展需求情况，另一方面为企业最大限度的争取了政策扶持。不仅如此，为进一步提高财政干部执行政策、强化服务的水平，该局在《汇编》的基础上，组织人员编写了《财政支持企业发展政策知识手册》，以问答的形式对《汇编》所涉及的内容进行解析。

突出重点

淮安财政局始终围绕工业强市的战略部署，着力扶持淮钢特钢、天淮钢管等特钢行业重点企业，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做大做强淮安市特钢主导产业，加大产业链延伸。

(一)积极争取政策和资金

近年来，淮安市财政积极组织特钢产业重点企业争取国家及省各项财政扶持政策，尤其是对特钢产业和特钢产业中的龙头企业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重点倾斜。两年来，该市财政为特钢产业共计争取各类扶持资金2475万元。

2009年初，为应对金融危机，推进重点产业优化升级，江苏省政府出台了《江苏省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专项引导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对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进行政策扶持。根据文件精神，淮安市财政部门积极与该市符合申报条件的重点企业进行对接，及时组织淮钢特钢等重点企业上报项目，并专人负责跟踪项目挑选、评审等各个环节，该局领导也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与省厅做好协调、沟通工作。

(二)推进产业升级

淮安市财政部门通过各项财政政策促进特钢产业不断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走效益之路，低碳之路。淮钢集团拟上三期技改，面临资金压力，该市财政局通过运作，及时解决了5000多万的土地拆迁资金，使企业技术改造项目得以顺利实施。2009年，淮安市财政局为淮钢特钢有限公司从省财政厅争取了新产品“高耐磨钢球用钢”30万元的新产品补助资金，促进企业加快新品开发和高新技术产业进程，提高了产品市场竞争力。

(三)着力资金、政策倾斜

淮钢特钢有限公司作为该市特钢行业龙头企业，它的发展快慢直接左右特钢行业发展速度，淮安市财政局根据企业发展情况及时将市相关资金扶持政策予以聚焦。2009年市工业企业大产业项目资金安排也主要集中在三大千亿产业，资金占总量70％。2007年以来，淮安市委、市政府对淮钢特钢有限公司的大棒材等技改项目给予优惠政策支持，几年来，淮安市财政共支持淮钢各项技改项目补助资金1388.82万元。为支持淮钢特钢有限公司重组“ST张铜”上市，市财政也积极帮助企业做好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为企业“借壳上市”打下基础。

创建联席会议制度

近年来，随着“外资高地”“台资高地”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该市开放型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为进一步支持和服务于开放型经济，特别是策应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的开放型经济的恢复性增长，该市财政部门经过较长时间的调研和酝酿，会同相关部门提请市政府建立了涉外经济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议由财政、商务、海关、国税、人行等十个部门组成，每季度召开一次，并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会议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分析开放型经济发展运行的情况和特点，探讨和解决开放型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及时交流相关信息，研究扶持政策以及措施。

会议通过情况通报、信息交流、研究探讨、协调联动，进一步整合政府资源，共同解决涉及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既是了解开放型经济发展状况的平台，也是政府开展开放型经济发展研究的组织，为推动欠发达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新模式。

构建企业管理系统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5

［关键词］策略互动行为；财政支出竞争；空间计量经济学

一、引 言

在现代公共经济学里，地方政府间的策略互动行为一直是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焦点之一。从理论研究上来看，对于地方政府间的策略互动行为主要有三种解释。其一是地方财政的溢出效应。比如本地政府的财政支出会对邻近政府的管辖区域产生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Case，Rosen and Hines，1993）。［1］其二是地方财政间的竞争机制。由于要争夺稀缺的可流动生产要素，在纳什均衡下地方政府往往会竞相提高生产性支出。比如Keen，Marchand（1997）［2］发现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流动的生产要素，往往会过度投资公共基础建设。其三是地方政府的标尺竞争。标尺竞争理论是由Salmon（1987）［3］提出，之后由Besley，Case（1995）［4］发展完善的。标尺竞争理论主要是基于非对称信息。由于本地区选民并不知道本地政府在某一税收下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是最优的，而邻近地区的税收和公共支出很容易观察到。因此，本地区选民会以邻近地区政府作为一个基准，进行投票选择本地政府的类型。

考虑到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采取的是一种独特的中国式分权的治理模型，国内的许多学者对于地方政府间的策略互动行为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思考。周业安（2003）［5］认为，在既定的政府管理体制下,经济领域的分权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经济资源展开竞争,由于垂直化行政管理架构和资源流动性的限制,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良性增长,保护性策略和掠夺性策略可能被选择,从而增加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经济增长。周黎安（2007）［6］则指出，晋升锦标赛是中国政府官员的重要激励模式。而晋升锦标赛最大收益之一是在地方政府之间引入了竞争机制, 这种竞争随着各种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流动性日益增大而加剧。地方政府间的激烈的行政竞争推动了地区间的经济竞争。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7］建立一个3 阶段序贯博弈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总是有利用违规优惠政策进行引资的强烈动机, 从而引发企业投资冲动，导致投资过热, 进而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巨大冲击。张晏（2010）［8］提出，在中国标尺竞争并不是如同Besley，Case（1995）描述的是自下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的。

除了理论上的探讨之外，国内一些学者还做了有价值的实证研究。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9］运用空间滞后模型, 对中国省际间的税收竞争与博弈行为进行检验。他们发现，省际间税收竞争反应函数斜率为负, 这说明省际间在税收竞争中采取的是差异化竞争策略。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10］利用省际数据实证分析了为获取竞争的相对优势,辖区政府所采取的竞争策略，并指出辖区政府的竞争主要表现在同一区域或经济发展程度相同的地区之间。李涛和周业安（2009）［11］通过1999―2005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包括各省份人均实际本级财政支出总量和行政管理费支出表现出显著的策略替代特征，而各省份人均实际基本建设、教育、科学、医疗卫生、预算外等支出都表现出显著的策略互补特征。郭庆旺，贾俊雪（2009）［12］的研究发现。1986-2006 年间，我国地方政府在财政总支出、各类支出项目方面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行为，财政竞争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分段来看，1994 年分税制改革明显改变了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模式，有效遏制了地区间过度竞争态势。张晏，夏纪军， 张文瑾（2010）［8］利用中国1987―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检验了地方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相关性，发现地理相邻、GDP相近的省份之间有较强的溢出效应。

本文将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省级政府财政支出的策略互动作实证研究。由于财政支出包括多个项目，因此本文重点选择生产性支出作为研究对象，考察省际间财政生产性支出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与已有的研究相比，本文的特色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其一，已有的研究大部分应用空间滞后或者空间自相关模型。而从空间计量的最新发展来说，空间互动性的研究应该以空间德宾模型作为一个研究起点。其二，本文会考察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的财政互动策略是否存在差异。

二、方法选择――空间计量经济学

本文的研究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策略性互动行为，而这种地方政府的空间互动用传统的计量方法无法处理，因此我们要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进行建模。

空间相互作用的模型，最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空间自相关模型（SAR，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它的模型里包含了一个空间滞后因变量；另一类是空间误差模型（SEM，spatial error model），它的模型在误差项里加入了空间结构。在2007年之后，空间计量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同时包含多种空间结构的计量模型。James LeSage和Kelley Pace（2009）［13］提出支持空间德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即同时包含空间滞后的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空间计量模型），即：

这被视为是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发展。空间德宾模型的一个优点是无论真实的数据生成过程是空间滞后模型的还是空间误差模型的，它都能得到无偏的参数估计。

文献中提到的估计空间计量模型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其一是最大似然法（ML），其二是工具变量法或者广义矩法（IV/GMM）,第三种是贝叶斯马尔科夫蒙特卡洛方法（MCMC）。本文将采用第一种方法。

三、数据和实证分析

(一)数据

本文采用26个省市自治区1995―2006年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方法来研究省际财政支出的策略互动关系。在31个省市自治区中，由于直辖市的地位特殊，因此我们去掉了4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由于数据缺乏，因此我们也去掉了，因此总共26个省市自治区。时间跨度选择分税制后的1995-2006年。数据来源主要是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二)省际财政生产性支出的相关性分析

本小节我们采用的模型是前面提到的方程（1），即：

由于财政支出包括多个项目，而本文重点关注省际财政生产性支出的相关性，因此用基本建设支出近似加以度量。变量用省份人口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处理，并取自然对数。所以，被解释变量为人均实际基本建设支出的对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控制变量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研究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设定。财政支出一般与经济发展相联系，因此我们选择实际人均GDP的对数为解释变量。我们还用人口密度的对数作为解释变量来衡量规模经济。在中国，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政府的支出也有重要影响，因为也引入了财政分权指标作为解释变量。由于财政分权有多个指标，本文采用传统的财政分权指标，即各省预算内本级财政收入/中央预算内本级财政收入，鉴于政府支出规模与人口数量之间可能存在的正相关关系，我们进一步人均化，取相应的人均指标来衡量财政分权。另外，考虑到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我们把省份进出口总额与产出的比值作为解释变量，来衡量经济开放度的影响。

我们按照Elhorst（2010）建议的模型设定的方法，并利用他提交的matlab程序来进行模型的估计和推断。［14］首先用面板数据的混合OLS方法和固定效应方法来估计上述实证模型。结果见表1。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混合OLS模型还是单双因素固定效应模型，一般的LM检验都在1%显著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空间滞后结构或空间误差结构的假设。而对于稳健的LM检验，三个模型都拒绝了不存在空间误差结构的假设。我们还对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分别做了LR检验，估计结果分别是193.81和179.84，这似乎表明双因素的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

由于LM检验表明模型忽略了空间滞后结构或者空间误差结构。我们设定空间德宾模型来重新估计参数和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见表2。

如Elhorst（2010）建议的，我们采用空间德宾模型作为空间模型建模的起点。首先我们估计了包括空间德宾模型结构的单因素固定效应模型，见表2的第一列。模型中，表示省际财政生产性支出的相关性系数是瘢滴 0.5660，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省际财政生产性支出存在正相关，即邻近地区的生产性支出增加，本地区的财政支出也会相应增加。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人均实际GDP，人口密度以及财政分权前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示对本地区财政生产性支出具有正向作用。这与我们预测的一样。而经济开放度的系数不显著，说明从全国的范围来看，经济开放度与本地区的财政生产性支出并没有紧密联系。同样的，最后我们还进行了空间结构的Wald检验。Wald检验的结果支持空间德宾模型是适合的。然后我们还估计了双因素的固定效应模型，由于加入了时间效应，所以系数竦闹当鹊ヒ蛩啬PÍ的要小，为0.3500，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人均实际GDP，人口密度的系数不显著，但符号和单因素固定效应是一致的。财政分权的系数为2.0603，且显著。同样，Wald检验说明空间德宾模型对于数据的拟合是令人满意的。

(三)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省际财政支出反应函数差异分析

本小节我们以省级人均实际GDP为基准，把中国大陆划分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来检验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省际财政生产性支出反应函数是否存在差异。我们根据Elhorst（2009）的研究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即：

在表3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按照13:13的标准（即把人均实际GDP前13位的划分为发达地区，后13位划分为落后地区），那么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省际财政生产性支出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4272和0.2488，它们的差为0.1784，但是t值在5%的水平上并不显著，这表示统计上拒绝两者之间有显著差异。而如果按照17:9的标准，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值分别为0.5566和0.2276，两者的差为0.3290，且显著。这说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省际财政生产性支出反应函数的差异，即发达地区内的省份的财政生产性支出对于相邻地区的反应更加敏感。通过比较，我们发现17∶9的标准估计的模型对于数据的拟合更好。

四、结 论

本文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最新方法，考察了中国省级政府财政支出策略互动。本文的研究发现有以下两点。首先，本文发现，省级政府的财政生产性支出对于邻近地区省份具有正向的反应，即邻近省份的财政生产性支出增加，那么本地区的政府也会相应的增加财政生产性支出。这验证了中国省级政府确实存在策略性的互动行为。但是这种行为背后的机制，由于很难通过计量模型进行区分，因为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另外，本省的人均实际GDP，人口密度，财政分权对于本级政府的财政生产性支出具有正作用。如果考虑到时间趋势，人均实际GDP和人口密度对于财政生产性支出的作用不明显，而财政分权的作用仍然显著。其次，本文比较了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省际生产性支出反应函数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对于不同的划分标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反应函数的差异会有所不同。如果通过17:9的标准来划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那么两地区间省际财政生产性支出的相关性系数存在显著差异。即发达地区的省份对于邻近省份的反应比落后地区更加敏感。

本文的结论对于规范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有很好地帮助。由于地方政府间存在着这种策略性的互动行为，因此中央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财税管理体制，一方面促进地区政府间财政的良性竞争，促进地区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避免地区政府采取掠夺型策略,从而增加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经济增长。

主要参考文献：

［1］Case, Anne C., Harvey S. Rosen, James R. Hines Jr. Budget Spillovers and Fiscal Policy Interdependence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3,52.

［2］Keen, M.，Marchand, M. Fiscal competition and the pattern of public spending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7.

［3］Salmon, Pierre. Decentralization as an Incentive Scheme ［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987, 3.

［4］Besley, Timothy, Anne Case, Incumbent Behavior: Vote Seeking, Tax Setting and Yardstick Competi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 85: 25-45.

［5］周业安. 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

［6］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2007（7）．

［7］郭庆旺，贾俊雪．地方政府行为、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J］．管理世界，2006（5）．

［8］张 晏，夏纪军，张文瑾．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与中国省级政府公共支出溢出效应差异［J］．浙江社会科学，2010（12）．

［9］沈坤荣，付文林．税收竞争、地区博弈及其增长绩效［J］．经济研究，2006（6）．

［10］李永友，沈坤荣． 辖区间竞争、策略性财政政策与FDI增长绩效的区域特征［J］. 经济研究，2008（5）.

［11］李 涛，周业安．中国地方政府间支出竞争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9（2）．

［12］郭庆旺，贾俊雪．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财政支出竞争与地区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2009（10）．

［13］LeSage, J. P.,Pace，R. K..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s［M］. Boca Raton, Taylor & Francis.2009.

［14］Elhorst J.P. Applied Spatial Econometrics: Raising the Bar［J］. Spatial Economic Analysis，2010（5）.

Strategic Interaction of China's Provincial Government's Financial Spending

Zhang Chenfeng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spatial econometrics method to study strategic interactive activities of China's provincial government's financial spending. The findings show that provincial government's financial productive spending is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adjacent provinces, i.e. if financial productive spending of adjacent provinces increases, financial productive spending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will also increase. In addi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ter-provincial financial spending reaction functions between developed areas and underdeveloped areas vary.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6

    中共中央第十六届三次会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管理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财政是政府存在和政府活动的经济基础,公共财政则是政府财政收支活动的基本运行模式。公共财政框架涉及到政府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平衡、财政体制、政府预算等多方面的内容,税收是公共财政框架中有关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内容。最近几年学术界对我国公共财政及其框架的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基于公共财政框架来研究税收活动中的现实问题和改革问题还相对较少。本文试就公共财政框架对税收的要求、税收活动面临的新环境和新因素,以及当前税收活动中的若干热点问题谈些看法。

    一、公共财政框架对税收的要求

    一般认为,公共财政是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政,具有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立足于非盈利性,政府收支法治化等特点。税收是依照法律规定取得政府收入的一种形式,在我国财政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税收既要体现公共财政框架的整体要求,又要根据其自身的特征发挥职能作用。公共财政框架对税收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税收应当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基本的公共收入形式。我国长期以来的税利并存与税费并存的政府收入形式,不论是“取自家之财办众人之事”或者“取自家之财办自家之事”,还是“取众人之财办部门之事”都不符合公共财政的要求。公共财政要求“取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高培勇,2002)。要求税收成为最基本的公共收入形式,当务之急是要加快“费改税”的步伐。

    第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活动必须坚持广泛的“依法治税”原则。广泛的依法治税原则不仅要强调纳税人依法纳税、征税人依法征税,还要特别强调用税人依法用税。政府部门作为用税人,只有在健全的预算法律规范下依法用税,才能从根本上为征税人依法征税和为纳税人依法纳税创造有利条件,从而真正实现依法治税。单从税收法制建设方面看,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税收法律层次较多、层级偏低、透明度较差。

    第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政策应当是国民待遇基础上的功能税收政策。当前的内外有别、城乡有别的税收政策是历史的产物。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在国民待遇基础上的税收政策,应当是中性税收政策与调控税收政策相结合的功能税收政策。

    第四,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最基本的公共收入形式必须以完善的税制体系作保证。税制体系的建立与调整,应当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相适应,以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共目标为出发点和归宿。适时改革和调整税制既是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税收活动面临的现实环境与影响因素

    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需要有一个过程。而分析我国税收活动面临的现实环境和因素,则是我们研究公共财政对税收的基本要求,以及探讨未来改革税制、改革税收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前我国税收所处的国际环境是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的环境、国内环境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环境。立足于这样的环境考虑,当前来看影响和制约税收的因素很多,值得重视的主要有以下一些:

    第一,加入WTO的影响。加入WT0对税收的直接影响,一是要主动履行对外税收承诺;二是要被动适应世贸税收规则。尤其是要研究协调“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税收政策。据外经贸部国外经济合作司统计,截止2002年底,我国已成功在境外设立6849家非金融类企业,协议投资额达135.31亿美元。浙江省的境外投资更是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万向集团的境外投资及我省在境外投资设立的一批市场等皆已成为典型。仅2002年全省共批准境外投资项目226个,投资总额6364万美元。现有的税收政策较多的着眼于“引进来”,以后的税收政策应当更多的考虑“走出去”,同时要合理协调二者的关系。

    第二,经济战略的影响。经济战略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如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技创新战略、深化国企改革战略、加快农业发展战略,以及最近提出的振兴东北战略等,这些经济战略的实施都会对税收产生直接影响。

    第三,财政状况的影响。最近几年我国的财政状况整体平稳,但压力与风险依然存在。从财政赤字看,2002年财政预算赤字为3098亿元,赤字率从1997年的0.78%上升到2002年的3.01%,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3%的标准。如果再把增值税出口退税的欠账2477亿算上,则赤字率更高。从举债情况看,1995年发行内债为1510亿元、1997年为2400亿元、2000年为4000亿元、2001年为5000亿元、2002年6061亿元,2002年的累计内债余额达17000亿元左右(2001年累计内债余额为16000亿元);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2003年6月底我国外债余额为1825.69亿美元;内外债合计已超过30000亿元人民币。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种公司由财政担保的大量举债,数额更是巨大无法统计。传统的理论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赤字和债务都是延期的税收。从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的结构看,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1997年为48.9%,2002年为58.26%,距国际通行值60%已接近(1)。在分税制条件下,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变化,也会影响税收本身的变化。

    第四,完善税制要求的影响。现行税制的主体部分是1994年设立的,时过近十年,按照公共财政及形势发展的要求来衡量,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税制等主要税种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不少缺陷,需要通过改革加以完善,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呼声已很强烈。

    三、当前税收活动中值得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的国家特色与国际协调问题。一方面由于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要求每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必须保持自身的特色,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要求各国的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方式方法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协调。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又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由于新的治税思想和制度架构尚未完全确立,现阶段传统的治税思想和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的税收政策与税收管理制度还在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税收的国家特色仍十分鲜明,这种现状站在国内的现实立场看,或许还要合理地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但我国作为一个世贸组织的成员,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站在国际立场看,如果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长期坚持中国特色,就很难真正参与国际竞争并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必须加快国际化,尤其是在涉及跨国投资、国际之间人员流动和技术转让、电子商务和无形贸易、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和国际反避税等方面的税收政策及税收管理必须尽快与其他国家保持协调行动。

    (二)国际和国内区域间的税收竞争与税收负担问题。在国际之间,税收竞争是经济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适度的税收竞争有利于经济资源在国际之间的合理流动,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必然加剧国际间的固有经济矛盾从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问题。税收竞争的具体形式尽管千变万化,但归根到底就是税收负担的竞争。研究表明,存在税收优惠的地区比不存在税收优惠的地区经济增长更快。从一国立场看,相对较低的宏观税收负担能够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但过低的宏观税负又可能使政府入不敷出,难以完成其职能。最近几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纷纷采取减税政策,包括直接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实际税负和对企业投资给予税收优惠等,形成了一股全球性的税收改革浪潮。据报道,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瑞典、荷兰、葡萄牙、爱尔兰、俄罗斯、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希腊、捷克、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如2003年5月28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直至2008年到期的3500亿美元的减税法案(实际减税3300亿美元,联邦对各州财政援助200亿美元),该法案美国总统布什已于当日签字生效。这股以减税为特点的全球税收改革浪潮无疑对我国的税收改革也将产生重大影响。从国外的情况看,198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美元以下的国家,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为15%以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500美元左右的中等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0%以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以上的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则超过30%.上个世纪90年代后国外部分国家税收占GDP的比例:奥地利42.4%(1993),法国39.4%(1994),德国39.9%(1991),印度16.1%(1992),韩国17%(1994),日本20.9%(1993),英国33.1%(1993),美国27.6%(1993)(2)。我国近年税收占GDP的比例:1999年为12.99%,2000年为14.1%,2001年为15.8%,2002年为16.7%,2003年为17.53%.历史上最低的一年(1994)为11%.据估计,我国广义税收负担,2002年为26%左右(3)。总体分析,中国的狭义税负略偏低,但广义税负并不低,原因是政府的收入构成和税收的来源结构不合理。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7

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6年主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五大任务，这是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战略任务，也揭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首度低于7%面临的重要挑战。

虽然应对挑战需要财政货币政策的双重结合，但当前国内外环境变化使得货币政策空间在缩窄，国际经验也表明财政政策在应对宏观经济减速时应发挥更大作用，当前供给侧改革更需要财政政策的积极作为。 未来财政政策应更侧重激活消费的政策调整。

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揭示的五大挑战来看，高杠杆是其他四大挑战的重要原因，促使信贷等货币政策扩张空间显著缩窄，财政政策需要发挥更大作用。高杠杆促使投资较快增长，既推动企业生产能力的扩张，也拉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长。投资扩张与杠杆率提升往往相互强化，结果导致高杠杆、高库存与高产能并存。同时，高杠杆引发的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攀升进一步滋生投资与信贷相互强化的现象，大量资源进一步流入相关的行业，促使研发创新、人力资本提升等方面的资源支持不足，宏观经济出现结构不协调的短板问题。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财政政策调整完善应成为重要内容。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除了2007年之外，我国预算收支全部是赤字，这与宏观经济已经历多轮的周期性运行并不匹配，财政政策面临着低效率挑战，也使得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清晰。应推动财政政策调整完善，特别是构建跨周期财政预算平衡机制，发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与此同时，实施科学化及精细化的预算制度，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微观主体更好地独立运作，助推竞争环境的改善，推动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健康发展，符合供给侧改革的诉求。

从创新引领宏观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角度看，财政政策应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宏观经济减速虽然与全球需求疲软引发的外需减速有着一定的关系，但全球贸易数量并未出现大幅下滑，我国劳动力等成本上升构成的竞争力下降问题日益突出，源于我国竞争优势弱化的外需减弱现象越发明显。我国亟待大幅扩张财政支出，借助PPP等手段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引导资本进入高科技行业，集聚社会资源助推创新升级，逐步提升我国的全球竞争力。然而，在经济减速时期，社会资本往往更加谨慎而不愿意增加投资，财政通过投资、贴息、奖励等办法有助于引导社会资金的积极参与。

从降成本扩投资稳增长的角度看，财政政策应积极介入。结合我国实际来看，通缩压力成为宏观经济的突出问题，企业利润缩窄的压力在加大，由此引发企业投资意愿减弱，在此情况下，减税等财政政策成为最为重要的选择。减税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增大企业盈利水平，提升企业投资回报率，既增强企业投资的动力，也使得相关商品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尤其是在近年来部分新兴经济体汇率大幅贬值的情况下，我国商品的竞争力受到影响，通过减税有助于缓解企业出口困难，为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的角度看，财政政策应持续加力。我国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预示我国消费空间较大的事实。近年来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增大，体现了我国消费潜力已经开始释放。未来财政政策应更侧重激活消费的政策调整，一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升民众的消费意愿，重点应着力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及医疗保险体系。二是稳步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提升消费的边际倾向。重点推进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向综合转变，切实增大个人所得税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财政政策亟待创造新空间

当前宏观经济问题亟待财政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财政政策必须有相应的空间，否则减收增支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难以起到稳增长促发展的目标，而且可能滋生新的财政风险。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也面临财政债务结构性风险升级等问题，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亟待进一步拓展财政政策新空间。

首先，财政赤字率空间较大有助于解决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收支矛盾，可以考虑通过提升财政赤字率以增大扩张性财政政策力度。我国当前的赤字率仍然显著低于发达大国的水平，而且低于欧盟所倡导的3%的赤字率标准，即便与我国历史水平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赤字率均小于3%，预示我国财政政策整体处于比较稳健的情形，我国财政赤字率空间仍然较大，可以考虑2016年我国进一步将赤字率提升至3%以上。在去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财政部楼继伟部长明确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加大力度，逐步提高赤字率。预示财政赤字率的提升将进入政策层面。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8

然而市场仍然高度关注，下半年中国政府将如何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首先是货币政策。从政策储备的角度而言，中国央行在本轮调控之中预留的空间较大。从利率来看，尽管央行在过去三个月中已经进行了两次调整，其水平还是较高。而且从实体经济角度考虑，生产价格指数逐月下降，侧面上反映了投资人所感受到的实际利率已大幅上升。在经济困难仍将持续的前提下，如果央行适当调低名义利率以降低融资成本，可以说是合理的。

同时，虽然存款准备金率自去年底以来已经调降了150个基点，但仍然高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最高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降准的空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借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比喻，央行的蓄水池水位目前还处于较高的位置，如果需要放水还是有余地的。

再看银行信贷，经过了2009年至2010年的货币扩张周期以后，其增速已经回落到略高于名义GDP增长水平这一比较合理的位置。广义货币供应（M2）的增速也处于1997年以来的低位，与2001年和2004年的低点接近。而反映实体经济运行情况的狭义货币供应（M1）增速虽然环比有所反弹，同比增速还是处于199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因此从国内经济增速回落、外需进一步恶化的背景来看，有必要对货币政策进行及时的预调、微调。相应的政策调整空间也确实比较充裕，这就不难理解，最近媒体上频频出现有关马上降准和降息的呼声了。市场也认为降准是呼之欲出，但央行在这方面却“箭在弦上，迟迟不发”。6月底以来，央行一直在使用逆回购工具支持市场的短期流动性。

揣摩央行的用意，可能是对于物价和房价上升压力存有隐忧。最近央行在《第二季度货币执行报告》中提到，今年上半年的通胀回落与去年同期通胀快速上升所带来的基期作用脱不了干系，而且“扩张性政策刺激增长的效应可能下降、刺激通胀的效应则在增强”。目前中国蔬菜水果价格上涨，国际市场上大豆和玉米价格陡升，以及中国玉米主产区虫灾的影响等，都可能通过食用油或是猪肉价格上涨，影响未来通胀走势。央行的另外一层考虑可能是，两次降息之后房地产市场迅速反应，部分城市房价有所反弹，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其继续降息和注入流动性的步伐。

即使央行进一步降息和降准，从逆周期调控的时机看，其效果未必像在今年上半年之前行动那样显著。在经济周期下行的初始阶段，投资人能直接感受到更多流动性带来的融资成本下降，可能会扩大借贷规模，用提高产能或技术设备改造来争取市场先机。

如果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融资成本仍然高企，企业对经济回暖的信心开始下降的时候，即使贷款供应放松、名义利率下降，也未必能马上刺激私人部门立刻增加贷款需求，考虑新的投资。

目前来看，财政政策的效果可能比货币政策明显。那么，中国的财政政策是否有放松的余地？中国今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约在1.5％。最近由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但如果将过去几年经济高增长时积累下来的预算外超收部分派上用场，中国今年的财政挑战应当不太严峻。

从中国政府主体负债情况看，到2011年末，中央政府显性负债和地方政府隐性负债加起来，占GDP的比重不到40％。即使加入原来国有银行改革后转入资产管理公司的政府负债，负债总额应相当于GDP的 40％－50％。这样的负债水平在主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里，都算是比较低的。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除了负债，中国各级政府的资产规模相当大。如果在需要的时候变现一些资产，促进有利于城市化和工业梯度转移的投资，可能更有益于逆周期调控和可持续发展。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9

最近的发展对于上述研究提出了更严厉的批评。麻省大学经济学研究生Thomas Herndon重新验证了雷哈特和罗格夫的结论。该研究生发现原计算存在计算误差，如果正确地计算，这个结论并不成立。目前在欧洲，通过长期财政“鹰派”和“鸽派”的争论后，财政方面的“鹰派”观点也有转变的迹象，欧洲对于财政紧缩的反对声日渐高涨，目前所实行的财政紧缩面临挑战，而那些“鹰派”的反对者也利用了新的研究成果。

但是公平的说，如果相信欧债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那么“鹰派”和“鸽派”的解决方法的最终效果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但这种实践的道路往往具有不可逆性，一旦历史最终证明所选择的道路是错误的，实际已经难以挽回。因此现在就来判断财政方面的“鹰派”和“鸽派”孰是孰非，还太早。

货币政策方面的“鹰派”们命运则不同。我们可以回想2008年美国开始推出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其他国家纷纷跟上的时候，各国的“鹰派”们提出了多少通货膨胀的警告和预言。但是五年过去了，这些警告和预言都落了空。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通货胀涨纷纷创下近三年的最低水平。伯南克在5月22日的国会证词中甚至表达了对通货胀涨过低的不满，“过去几年中，通货胀涨似乎长时间低于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设定的2%的目标，而美联储认为通货胀涨低于但接近2%最有利于达成最大化就业和价格稳定的双重使命。”4月份美国CPI同比增长只有1.1%，降至2010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的通胀情况与美国类似，即使是相对较高的英国，4月份CPI同比增长也下降至2.4%，也是2012年9月以来的低点。日本4月份CPI同比增长为-0.9%，创下2010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依然处于通货紧缩当中。日本的通货紧缩已有多年，同时日本又是最早和最持久推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的国家，时直今日，日本政府反通货紧缩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而那些自2008年以来持货币政策“鹰派”观点的人实在需要检讨一下自己的分析方法所存在的问题。

在欧洲，德国背景的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是坚定的“鹰派”，因此特里谢在的时候，虽然欧债危机已经爆发，欧洲央行还在加息。而欧洲央行在特里谢离开后走向“鸽派”，最近欧洲央行宣布降息25个基点至0.5%，成为该行近10个月以来首次降息。美国自危机以来央行基本是“鸽派”占上风，财政方面也具有较浓的“鸽派”色彩。所以美国经济在危机爆发五年后开始呈现一些复苏的势头。

在中国，实际上也存在货币政策上的“鹰派”观点。我们看到人们被各国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和所谓热钱流入搞的心烦意乱，并继续高度警惕通胀风险。但在现实中，5月份一些重要的原材料价格呈现明显下跌的趋势，如焦碳、中厚板、电解镍、线材、罗纹钢、热卷板、动力煤等。从这些原材料价格的走势可以判断PPI在5月份继续保持一定幅度的同比负增长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10

以地区发展法律体系为核心

日本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到60年代末连续10余年经济取得两位数的增长，在空间上出现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系列区域问题急剧显现。为了应对区域问题，日本政府在地区政策方面进行了很多努力，具有一些明显的特色。

重视地区发展立法。日本的地区政策体系是以地区发展的法律体系为核心的。早在1950年，日本就制定了《国土综合开发法》，作为地区发展的根本法。该法对有关国土和地区开发的审议会制度、全国和各地方以及特定区域的综合开发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本法与后来陆续制定的一系列关于地区发展的法律《过疏地区振兴特别措施法》、《新产业城带建设促进法》、《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建设法》、《水资源地区对策特别措施法》、《北海道开发法》等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地区发展法律体系。

实行规范和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日本知名财政学者神野直彦教授在描述日本财政体制的特征时，称之为“集权分散型体制”。所谓集权，指的是中央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具有压倒性的发言权；所谓分散，指的是在实际担负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上地方政府占有较大的比例。日本的财政转移支付的根本原则，是保证全国任何一个地区的地方政府都能够向其居民提供一定水准之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财政转移支付中的普通交付税的分配方法明确地体现了这一原则；此外，国库补助金的拨付大部分也是按照地区政策的目标，主要用于欠发达地区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可以说，地区政策的大部分政策手段都是通过国库补助金形式的财政转移支付来落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转移支付是地区政策的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政策手段。

加拿大：

从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演变

加拿大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是：开发较早的东部地区（纽芬兰、诺巴斯科堤亚等省份），由于传统支柱产业渔业的衰落而成为落后地区；西部地区（卑斯省）传统的林、矿等资源型产业发展平稳，并且在经济的多元化方面取得了成功，因此经济发展态势相对较好；以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为中心的中部地区，由于以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为主的制造业的崛起而成为加拿大的经济中心和最发达的地区。目前，中部的安大略省集中了全国1/3以上的人口和就业、40％以上的GDP和半数以上的制造业出口额。魁北克省仅次于安大略省，人口、就业和GDP均为全国的1/4左右。总体来看，加拿大的地区政策具有以下的几个特征：

联邦的财政转移支付发挥重要作用。加拿大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中有20％以上是拨付给地方（省）政府使用的，对于平衡各省的财政能力、保证各地方政府都能为居民提供一定水平以上的公共服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联邦政府对省政府的财政拨付是通过3个途径进行的：第－，最大的财政拨付是按人口为各省提供对保健和高中以上教育的支持，这部分支出约占拨付总额的50％以上；第二部分基本上也是按人口规模，支持各省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接近拨付总额的20％；第三部分是财政均衡化支出，即狭义的财政转移支付。联邦政府按照一定的公式计算各省的财政收入能力来确定给各省的转移支付额度，穷省多得，富省不得或少得。支付规模占拨付总额的近30％。

决策过程与项目实施的分权化。从对加拿大地区政策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地区政策的决策与实施经历了一个从中央集权向地方分权演变的过程。这一方面是由于行政体制总体上的分权化潮流；另一方面是出于使政策能够更贴近各地区的实际和更有实效的目的。现在，4个地区发展机构各自都在实施彼此不同的针对本地区经济发展中突出问题的政策措施，这样就避免了政策的“一刀切”和脱离实际的现象。

强调各主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加拿大地区政策实施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联邦、省、社区、私人企业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合作伙伴关系主要是通过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及时沟通、存在对各部门的政策进行协调的机构、把私人企业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等方面来实现的。

德国：

以财政平衡政策为中心

德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南方相对落后阶段。德国工业化起源于北方，以鲁尔为中心的老工业区依靠资源优势成为德国工业化早期的主要动力；北方相对落后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新兴的机械工业在南方兴起，北方老工业区结构转变缓慢，成为经济萧条的老工业区；东、西德统一后，东部成为统一后的严重落后地区。

德国在《联邦基本法》（宪法）第72条中规定，国家必须保持各地区人民生活条件的一致性。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在国家的政策目标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德国的区域经济政策从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政策着眼点来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类似，但就整个政策体系而言又具有明显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政策是“国土整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国土整治政策是包括区域经济结构、人口、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包括能源、交通、教育、文化等）、地区景观等在内的一个综合政策体系。从区域经济政策本身的侧重点来看，较少有为国民经济总体增长服务的色彩，而更多地重视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的改善，重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稳定，带有较强的区域“结构”政策的色彩。

德国区域政策主要应用财政手段，通过实施财政收入平衡法及财政补贴促使国民经济活动的空间均衡。德国财政平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横向财政平衡，目标是使各州人均税收平衡化，主要做法是法人税的分配、税款转移和联邦特别拨款：通过法人税分配，可使财政弱州达到各州平均财力的92％；通过税款转移，可使穷州人均财政收入达到全国人均的95％。最后不足部分由联邦财政提供，称为特别拨款。二是纵向财政平衡，指州与乡镇之间的财政平衡，做法与横向财政平衡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