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接的收获与体会十篇

嫁接的收获与体会篇1

（一）污染转嫁与城乡污染转嫁

污染转嫁是指一定区域内的人类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直接或间接的对该区域外的环境造成污染损害或将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治理责任推与他人而使自己不承担或少承担污染损害治理责任的社会行为。①污染转嫁是以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产生、损害治理责任以及其他相互关系为研究内容的。城乡污染转嫁作为污染转嫁的主要类型之一，是指城市环境主体为了规避其应负担的环境治污责任，有意识地向农村环境主体转移治污责任的行为。该类行为强调：第一，污染转嫁在方向上是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第二，转嫁的过程是人力可控制的；第三，污染转嫁是转嫁主体为逃避应承担的治污责任，有意识地、有目的的行为。

（二）城乡污染转嫁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城市环境整治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城市中的企业为逃避环境治理责任，选择将企业或污染设备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地区，给当地的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城乡污染转嫁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而且多呈现出面源性污染的特点，使得原本生态脆弱的农村地区的环境保护和治理难度更大。环境污染转嫁不仅严重破坏了环境污染的治理秩序，也极大的挫伤了环境污染治理者的治污积极性。当前城乡污染转嫁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直接将污染物转移到农村。目前许多城市把生活垃圾运到农村地区，将农村地区作为天然的垃圾场。城市中的企业考虑到建造垃圾处理厂的成本、缴纳的相关处理费用以及对附近居民和环境的可能造成的影响，最终选择将垃圾直接转移到农村地区，从而达到节省了高额的成本的目的。第二，污染企业和污染设备的转移。大量污染严重的企业因不愿承担或无力承担高昂的排污及治理费用，同时为了规避相关环保部门的监察或处罚，选择将企业或造成污染的设备迁至环保监管和执法力度较为薄弱的农村地区，从而达到转移污染，减少污染损害治理费用，规避损害治理责任的目的。当前，我国尚未出台明确规制城乡污染转嫁行为的法律法规，但这类行为显然有违城乡环境正义与公平的要求。

二、城乡污染转嫁产生原因的法经济学分析

造成城乡污染转嫁有多种原因，既有城乡二元性法律体制的制度性因素，又有农民环境保护意识薄弱的意识因素，此外，还有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监管缺失的管理体制因素等。笔者在此不再赘述，试从一个新的视角，即法经济学的视域下对该行为的成因进行分析。

（一）城乡污染转嫁产生的内在动因

城乡污染转嫁产生的内在动因是经济主体的自利性和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关于人性有很多理论。在犯罪学史上，存在理性人和经验人之争，它们分别是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的人性基础。前者认为人能够从自己的意志出发进行思考和行动，后者则认为人的一切思想和活动都是被人的非意志因素所决定的。刑事古典学派吸收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边沁认为："对某些行为的肯定或者否定，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具有增进涉及切身利益的当事人的幸福，或者说，是以能否促进幸福来评价行为"。②

城乡污染转嫁中的行为人是一种有限理性的经济人。理性人作为一种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总是精于计算并力求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o斯密（Adam Smith）就曾写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③他认为人类天性是自私的，因此，追求自利并非不道德之事。倘若放任个人自由竞争，人人在此竞争的环境中，会凭着自己的理性判断追求个人最大的利益，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使社会资源分配达到最佳状态。由此可以看出，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正是这种逐利性滋生了城乡污染转嫁行为。正是由于从获取最大利益的目的出发，污染转嫁者们才会热衷于将污染设备，污染企业等转移到收益更高，而违法成本更低的农村地区。

其实追求利益是无可厚非的，要想在竞争激烈残酷的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经济主体必须努力获得最大的利益，追求利益也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追逐利益的行为如果缺乏道德、法律的约束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人们彼此嫉妒、猜疑，变得贪婪、利己起来，引起人们道德堕落。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④在这种唯利是图的动力驱使下，资本家会为了获得金钱而从事各种违法行为。也正是在此种经济利益驱使的动机之下，污染者们才会肆无忌惮的转移污染，以达到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目的。

（二）城乡污染转嫁产生的外在动因

城乡污染转嫁产生的外在诱因是社会管理秩序的失范和制度规范的缺失。在西方，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于市民社会内部，市场经济取代封建自然经济是一个长期的、自发的逐步过渡的过程。因此，市场规范首先是在经济活动中自发形成，先于国家立法而存在的。而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启动力量是来自于国家而不是来自于市民社会内部，即由政府有计划地设计和推进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过程。这使我国社会无法通过市场的自我发育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自发形成一套完整的市场规范。这就给城乡污染转嫁的产生提供了孕育的土壤。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新的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因为需要一个实践和制度摸索的过程而未能有效建立，这就造成某种程度的失范，即经济运作缺乏有效、合理而且全面的制度规范。

城乡污染转嫁中的行为人是有理性的经济人，其在实施违法行为时必然考虑违法成本与违法收益的问题，经过理性计算和利弊权衡后，如果认为违法收益大于违法成本就会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的道路。城乡污染转嫁的违法成本（C）有：第一，直接成本（C1）。是行为人在实施整个违法行为过程中的支出，即一定量的时间、体力、脑力、实物形态的各种资源及货币财富的总消耗，它构成了行为人的直接支出。在量上表现为人力（a）、财力（r）、物力（w）。用函数表示就是：C1＝f（a，r，w）。第二，惩罚成本（C2）。即行为人因违法而受到法律制裁及接受惩罚而支付的代价。惩罚成本与惩罚的严厉性、确定性（违法受到现实制裁的概率）有着正比例的函数关系，即严厉性、确定性越高，制裁的风险越大，违法成本自然也越高。假定惩罚的严厉性为m，违法被查处并予以处罚的概率为p，那么违法的惩罚成本就是C2＝f（m，p）。第三，机会成本（C3）。即从事合法正当经济活动的可预期收益。城乡污染转嫁中行为人为实施违法行为而放弃的从事合法经济活动所可能获得的收益即为城乡污染转嫁的机会成本。社会制度越完备，社会的投资环境越好，就业渠道越广，投资收益的机会越多，从事合法经济活动的收益就越高，行为人选择违法的机会成本就越大，违法的可能性就越小。违法的机会成本主要取决于社会制度的完备程度（s）和社会的宏观环境状况（e），即C3＝f（s，e）。第四，道德成本（C4）。行为人实施城乡污染转嫁的最终目的是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提高自己的收益。而在生活的效用函数中，来自社会的评价、内心道德的自我评价、良心的安适或谴责占据一定的份额，若此种精神的、道德的、社会的评价在社会公众生活效用函数中所占比例越大，则违法成本越高，违法欲望越低，动因越小。这一成本主要受社会道德状态影响。因此，违法行为的总成本就是C＝C1＋C2＋C3＋C4。城乡污染转嫁的预期收益就是行为人可能从违法活动中获得的利益。一般来说，城乡污染转嫁的收益（I）等于城乡污染转嫁的直接所得减去城乡污染转嫁过程的直接支出（C1），再减去付出同样支出从事合法经济活动的收益（C3）。若（C4）减小，则（I）相对增大，若（C1）加（C3）接近或者等于、小于（I）时，选择城乡污染转嫁将是"划算"的，是有极大的利润可图的。

城乡污染转嫁归根结底属于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违法犯罪行为，这种违法行为所获得的巨大超额利润大于其违法成本，正是这种在巨额利润的诱惑驱使下，导致污染者们肆无忌惮地转移污染，从事各种违法行为，造成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环境状况日益恶劣。

三、法经济学视域下解决城乡污染转嫁的对策

目前，城乡污染转嫁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环保问题的主要成因，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损害农民健康，影响农村社会乃至全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将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涉及到经济利益、环境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平衡，涉及农民环境权的实现和农村法治化的提升，所以，我国农村的环境保护需要综合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等，以达到综合治理，保持生态平衡。

（一）降低违法收益，增强环保意识，维护城乡环境公平与正义

对于国家来说，要想防治城乡污染转嫁就必须使违法成本大于违法收益，并尽量以最小的惩罚成本获取最大的惩罚效益。城乡污染转嫁行为产生的内在动因是经济主体的自利性和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从价值判断上说，这种自利性和逐利性无所谓善恶，它犹如刀的双刃，既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也可能使人见利忘义谋取非法利益。"在宏观上市场经济是以法律为边界的公平竞争的经济，在微观上竞争主体均以获取超出平均利润以上的最大利润为目的，以便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最大发展。可以说，城乡污染转嫁与市场经济具有共生性"。⑤因此，要想通过消灭经济主体的自利性和市场经济的逐利性来防治城乡污染转嫁，就要以降低违法收益为前提条件。即以最小的惩罚成本获取最大的惩罚效益，将其控制在一个社会所能容忍和承受的合理限度内，即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及国家的安全不受根本性损害。

我国农民普遍缺乏环保意识，对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在农村建设中盲目引进污染严重的生产技术，不考虑当地环境容量，无疑增加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难度。对此，我们要加大环保宣传和教育力度，综合利用广播、电视及报纸等农民能经常接触到的大众媒体，大力宣传农村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全方位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加城乡污染转嫁的道德成本，使该类违法行为降低到最低限度，实现城乡环境正义与公平。

（二） 开征环境税，增加违法成本，完善城乡污染转嫁的制度规范

处罚成本的大小既取决于法定标准的高低，又取决于这种违法行为被查处的概率有多大。目前，我国对城乡污染转嫁的处罚标准并未完全明确，没有起到较好的遏制违法的作用，也没收到预期的处罚效益。原因主要在于本类违法行为处罚确定性低。菲利认为："刑罚的严厉性只有与刑罚的确定性有效的配置，才能获得最优的刑罚效益，因为罪犯对刑罚严厉性的判断，不是以刑法典上的规定为标准，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即自己实际受罚的概率是多大。"⑥

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相关治污设施的缺乏，治污力度薄弱，一旦遭受污染，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治理和恢复。因此，我们一定要提高城乡污染转嫁的处罚标准和处罚力度，增加处罚的确定性，使违法成本增大。另外，从处罚的种类来看，我国污染防治法对本类违法规定为罚金刑，罚金数额较小，与违法所获得的高额利润相比差额太大，根本无法消除此类违法行为高利润的诱惑。没收财产经济惩罚的力度较大，但只适用于情节特别恶劣的情形。因此，应扩大适用罚金刑、没收财产刑的适用范围。罚金刑的数额最好以倍比的方式规定，并依据违法情节的驱重而递增。没收财产不仅限于对情节特别严重的违法人适用，可将其扩大到已产生严重危害结果的违法人。正如波斯纳指出的那样："从经济学角度看，我们应鼓励适用罚金而不是徒刑。原因不仅是因为徒刑不为国家创造收入而罚金创造了收入，还在于处刑的社会成本高于从有偿能力的被告处征收罚金的社会成本"。⑦

城乡污染转嫁实质上是对弱势地区环境资源的侵占和肆虐。而建立高效透明的环境税收制度，目的在于将征得的税款专门应用于公共资源的调整和分配，规范环境公共物品的有序利用，从外在市场上消除城乡污染转嫁的土壤。同时，还能发挥税收的持续刺激功能，激励生产者以环保的方式开展生产并不断进行技术革新。与直接管制的手段相比较，环境税收制度还有见效快、费用低等优点。若单纯依靠规章制度来治理污染，约束排污行为时，管理费用和信息成本太高，效率相对较低。而环境税收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对于环境保护而言，，除了固有的刺激作用外，还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每个污染者能根据成本--效益分析，自行决定是纳税、降低产量、加装污染消减设备、革新技术工艺还是削减污染。运用环境税收这一经济手段，将有效降低污染控制费用，提高效率。

结语：我国长期倚重直接管理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主要运用命令控制、管制型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强制企业执行环境标准，控制污染，对违反者实施行政处罚收费。这些手段对缓解环境压力、保护自然资源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单纯依靠法律和行政管理手段已不能解决防治环境污染问题，而需要更多利用基于市场机制的经济调节手段。城乡污染转嫁产生的外在原因是缺乏合理、有效且全面的制度规范，因此建立健全规制城乡污染转嫁的经济制度规范显得尤为重要。在经济学的理论中, 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在存在外部经济效果时, 个体的理性势必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最终导致公共牧地的悲剧。因此我们必须建立全面、高效、合理的制度规范，消除违法主体低成本甚至零代价从该物品中获利的条件，增强人们的自律精神。唯此，才能还农村地区一片纯净的天空，实现城乡公平与正义。

注释：

① 孙昌兴、曹树青．环境污染转嫁探析[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3（2）：17．

②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③（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82-8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第564页。

⑤储槐植．市场经济与刑法［J］．中外法学，1993（3）。

⑥（意）恩里科·菲利．违法社会学［M］．郭建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3页。

⑦（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297页。

参考文献：

［1］孙昌兴、曹树青．环境污染转嫁探析[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3（2）：17．

［2］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M］．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198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5］同上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7］储槐植．市场经济与刑法［J］．中外法学，1993（3）．

［8］（意）恩里科·菲利．违法社会学［M］．郭建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9］（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嫁接的收获与体会篇2

【关键词】股东价值最大化 税务筹划 税负转嫁 避税

一、税收筹划的概念及产生原因

（一）概念

税务筹划是企业的税负控制技术和纳税技巧，是企业的一种理财手段。纳税人应该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基于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对企业在资金投入、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合理安排、科学筹划，以达到减轻或递延税负的目的，实现企业股东价值最大化。

（二）产生原因

现代企业经营为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企业管理者应该根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要求，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合理安排企业的筹资、投资、经营和利润分配行为，避开特定的政策条款，并合理、充分地利用税收优惠等特殊政策，尽可能地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争取更多的税收利益。同时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立足，企业必须增收节支，提高企业盈利能力。而大多数企业最直接的做法是通过降低产品的成本和费用，提高产品边际贡献率的方法提高盈利水平。如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资源的日益枯竭造成原材料成本的上升，这些使得企业很难在直接成本上寻求成本的最小化。由于我国在税收法律法规上给予了企业很大的自主选择空间，使得企业在纳税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税收相关规定的自主选择权，依法合理地达到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增强企业盈利能力的效果，最终实现企业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二、企业运用税收筹划的方法

（一）国家政策方面

国家颁布的税收法律法规是具有相应的弹性空间的，政策的这种弹性空间主要体现在特定制度条款的制定上，即对于特定的经营企业、特定的经营行为，给予特定的制度优惠。比如对于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所得税率为15%；第三产业、“三废”利用企业、“老、少、边、穷”地区、新办企业等都国家都给予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措施。还有投资生产新产品，如软件产品的生产销售，其实际负担的增值税税负超过3%的部分给予退回并作为软件企业的扩大再生产资金。针对诸如很多这样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企业应该通过寻找并合理运用税收政策中的特定性、特殊性条款，来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

（二）财务核算方面

1.核算方法的选择。纳税主体在生产经营活动的过程中核算生产领用材料的成本、结转完工产品的成本时，选择核算的方法不同产生的利润就不同。当市场价格低迷的时候，企业根据自身的发展以及实际营情况，可以通过选择先进先出的存货计价方法来降低企业的成本，保证企业盈利。

2.结算方式的选择。企业可以根据我国税法中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延缓企业的纳税时间，在销售产品确认收入时选择合适的结算方式，并充分有效利用资金的时间价值，增加企业每年的经营效益。

3.折旧方案的选择。一般有直线折旧法，加速折旧法，如：双倍余额递减法、工作总量法、年数总和法等。选择不同的折旧方法，将直接影响应提折旧总额在固定资产各使用年限之间的分配结果，从而影响各年的净收益和所得税。比如说，直线折旧法相对于加速折旧法在适用累进税率的情况下能够使企业承担较轻的税负。但加速折旧法在适用比例税率的情况下，可以使固定资产的成本在使用早期以及使用报废前尽快得到补偿，因此采用加速折旧法更能够给企业带来利益。对企业来说，实际上是延期向国家缴纳所得税，而就政府而言，实际上是给了企业若干年的免息贷款。

（三）税负转嫁

税负转嫁作为企业的一种纳税筹划的方法对企业获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税收负担转嫁筹划的操作平台是价格，通过价格浮动、价格分解来转移税收和规避税收。税收负担转嫁筹划能否成功地通过价格的浮动实现，关键要素在于企业的商品是否具有一定的供应弹性与需求弹性。税收负担转嫁即实际承担税负的主体并不是直缴纳税款的主体，税款的直接缴纳人通过税收转嫁的方式将税负推给他人，自己只是承担部分甚至完全不承担纳税义务，他只是改变了税款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负担状况，并不会损害国家的利益。比如，消费税转嫁在当今社会中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由于税负的沉重，企业若不进行消费税的转嫁筹划，很难生存下去。企业通过必要的转嫁筹划，才能让消费者真正承担税负，从而增加利润。通常税负转嫁的方式主要有：第一，前转，又称税负顺转，是纳税人顺着商品从生产到零售再到消费的流转方向，通过提高商品价格的方法，将税负转嫁给商品的购买者或最终的消费者来负担。如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烟、酒行业，税负最终主要转嫁给消费者来负担。第二，后转，又称税负逆转，是纳税人逆着商品流转的方向通过压低购进商品或材料的价格，将税负向后转移给商品的供应商。如房地产行业将其税收负担向后转嫁给其上游建筑企业。第三，实施税负消转，指纳税人在不提高商品售价的前提下，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来获得利润，从而使得税负在新增的利润中得到补偿的转嫁方式。

（四）规避平台

在进行税收筹划时，税法中规定的若干临界点被称为规避平台。因为临界点承载着量的积累到发生质的变化，所以是一个关键点。当突破这些临界点时，所适用的税率就会产生变化，从而获得税收收益。现行中国税法中，税基存在临界点，优惠政策分等级也有临界点。所以，规避平台的应用很广泛。我们可以根据临界点的税负差异以及税收优惠，对消费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进行税务筹划。如个人所得税是企业代职工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起征点是3500，我们可以通过降低实际工资、增加福利费补贴，提高五险一金额度等来降低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还有在兼营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时，企业可以采用先销售后包装的方式比先将产品包装后再销售给商家缴纳的消费税少。

三、总结

总之，进行纳税筹划应该因地制宜，针对不同的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应该结合实际工作和国家颁发的相关政策，分析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现状，找出更多的税收收益契合点，使纳税人不交税、少交税、缓交税或确保纳税风险为零，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纳税人的税收收益，最终实现企业股东价值的最大化目标。

参考文献

[1]陆小明.浅析企业税务筹划[J].商业经济2015（7）.

[2]中国税网.“营改增”企业莫忽视税务筹划[N].上海金融报2015-8-4（14）.

[3]盖地.税务筹划：目标、原则与原理[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7（5）.

[4]许虹，王雅丽.企业税务筹划的现状与对策分析[J].企业技术开发2012，31（13）.

嫁接的收获与体会篇3

通过对法院受理的纠纷案件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案件发生的集中性

此类案件一般都集中发生在城乡结合地区。因为我国正处于经济建设的大规模发展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行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以及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一步加快，许多城市周边农村的土地都被大量征用。

（二）案件主体的多样性

在此类案件中，原告主要是自然人，包括出嫁女、“上门女婿”、大中专毕业生、“农转非”等。原告起诉的被告则是具体执行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的主体，有以村民委员会为被告的，有以村民小组为被告的，有以村经济合作社、生产合作社为被告的，还有的以村委和村民小组为共同被告。

（三）案件争议的标的额大

许多大型水电工程的建设、工业园区的开发等，致使村民小组农民的承包地几乎被全部征用，承包地多的农户获得的补偿和赔偿也较多，少则十余万，多则几十万元，有的高达上百万元。

（四）矛盾纠纷的尖锐性

在土地被征用后，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均制定了相应的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方案，决定对某些村民不分或少分，牵涉众多村民的利益。而分配方案是根据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多数人的意见作出，一人起诉往往容易导致其他村民分配的土地补偿款和安置补助费减少，引发其他村民的不满。

二、农村土地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的成因

可以说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件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和农民利益冲突紧密相连。究其发展，此类纠纷案件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补偿诉求表达不畅

在广大农村，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件层出不穷，而法律、法规滞后或规定不具体是产生此类纠纷的根本原因。在法规政策缺位的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得各自依据本村实际自行制定分配方案。正是由于征地补偿费分配方式的混乱，为失地农民频繁上访缠诉埋下了隐患。

（二）地方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监管不力

根据我国现有的《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地方政府在农村土地征收工作中，应当充分发挥其引导、管理、协调和监督的作用。但从土地补偿费用分配工作的现实运作看，政府完全将这些事项交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己决定，对其不进行行政指导与引导，基本淡出村级治理，这与农村土地承包时政府强力介入有天壤之别。

（三）行政机关操作不规范

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对商业用地需求的大量增加，土地价格飞涨，而且我国在建设用地审批上存在不少漏洞，因此行政机关不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征用土地也是一些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产生的原因。

（四）户籍制度管理存在缺陷

近年来，由于户籍制度的改革，户口与地域出现了分离。户籍登记制度改革后，公安机关与农业社对农业人口的迁移登记缺乏衔接，是造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争议的行政原因。现在公安机关办理迁移登记，不再需要农村集体组的接收证明，直接凭借申请人的申请和接收家庭的户口本就可以办，公安机关也不向农村集体组通报农业人口迁入情况。农村集体组织在纠纷发生前并不知道哪些人已经迁出，哪些人已经迁入，往往在分配款项时才知道，这使农村集体组织很难接受。

（五）村民自治机制不健全

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自治原则决定了村民干部在基层土地征收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多数村民对村民自治机制根本不了解，村、社干部往往利用职务的不当影响，干扰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少数村、社干部甚至用个人决策代替了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导致农村集体组织民主制度不健全，少数干部说了算。

（六）农村习俗、村民自治与法律规定的冲突

中国农村是一个乡土社会，受封建陋习和民间陈规的影响，农村的某些传统陋习和家族势力也都制约了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变成了多数人对少数人实施“独裁”的合法途径。譬如，按照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属于该规定所述情况的妇女均有获得原承包地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的权利，同等参与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法律规定被大打折扣，大量农村妇女依法享有的权利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侵害。

三、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的解决思路

（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所产生纠纷的解决

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所产生的分配纠纷是审判实践中争议最大、数量最多、处理最难的纠纷，大约占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诉讼案件的80%左右。

1.未迁移户口的外嫁妇女的分配纠纷及其解决

外嫁妇女的分配争议纠纷主要集中于“农嫁农”。审判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获得承包地的前提条件，获得承包地是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必然结果，有承包地就可以推定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说明立法承认外嫁妇女还是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但笔者以为，外嫁妇女应以实际生产、生活地来确定其成员身份，最高人民法院已有定论。外嫁妇女不接受原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不参与集体事务，不承担成员义务是农村多年形成的自然传统，要外嫁妇女继续行使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履行成员义务不符合客观实际。结婚妇女成为新居住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取得承包地的先决条件，如否定其新居住地成员身份，反不利于保护外嫁妇女的合法权益。《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结婚妇女在新居住地可以取得承包地，实际上就已经确定了结婚妇女属于新居住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嫁入方所在地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优先解决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至于没有解决之前禁止原集体经济组织强行收回承包地，不过是对外嫁妇女和农户承包经营权的保护，不应该误解为是对外嫁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保护。

2.农转非户口的分配纠纷及其解决

上个世纪八、九十 年代一些地方县、市政府因筹措建设资金等原因，搞了一个地方政策，凡愿意缴纳城市建设增容费的农业人口，可以转为非农业人口，将户口空挂于某个没有实际生产、生活的城镇，但就业、粮食、住房等基本生产、生活问题自己解决，俗称“三自理”农转非。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当时的国情现状和政策来看，确定这类人员属暂时保留资格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最恰当。“三自理”农转非人员不办理粮油关系供应手续，说明当时没有纳入城镇居民基本生活保障体系，仅仅享受了城镇居民的部分待遇。这类人在没有完全取得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以前，宜暂时保留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3.因特殊原因将户口迁出所引起的分配纠纷及其解决

少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往往以户口来否定这类人员的成员资格。实际上这类人员虽然将户口迁出原集体经济组织，但往往还是以农村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尤其是服刑人员，迁入户口所在地并不负担其回归社会后的基本生活保障。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学习、服兵役、服刑期间保留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非常符合客观实际。但是，学习、服兵役、服刑期满后，是否继续保留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解释》中没有谈及。笔者认为，如服刑人员、服兵役人员在期满后如果将户口迁回，可以继续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至于考入国家中等专业以上学校学习的学生，因其毕业后按照户籍登记规定应成为城镇非农业人口，所以不应再保留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二）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实行差别对待所生纠纷的解决

由于土地征收补偿费用没有按时划拨、集体经济组织讨论分配方案延后等多种原因，造成分配方案确定时，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死亡、外嫁等原因已失去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集体经济组织因出生、嫁娶等原因新增了一些成员。许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新增加人员也一并纳入分配对象。这些死亡、外嫁和新增人员只分得了部分款项，所得数额少于其他成员。

这类纠纷比较复杂，审判实践中的分歧较大，认识不统一。笔者以为，均等分配的费用应只限于土地征收补偿费用，而不包括安置补助费。且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才丧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不论是死亡人员还是外嫁人员，都只能分得土地征收补偿费用，不能参加分配安置补助费。外嫁人员已经成为新居住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由新居住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安置。只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没有丧失，其分配权也就没有丧失，无论是否在当地生产、生活，均应参与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

（三）集体经济组织统征统分所产生纠纷的解决

例举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规定了三种安置方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其他单位安置，自谋生路。放弃统一安置就是放弃前面两种安置方式，不要求任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任何单位为其提供基本生存保障，自己为今后的基本生存保障负责。且放弃统一安置的，应在安置方案制定过程中、被批准前提出，而安置方案一旦批准，便应严格执行，不允许随意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安置补助费是对农户丧失承包经营权的补偿，受益主体是失去土地的农户，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需要被安置的农民个人，农民个人才是安置补助费的受益主体。笔者认为，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立法意图显然是将安置补助费的受益主体指向需要安置的农民个人，而不是承包方家庭。鉴于最高人民法院已经确定承包方家庭属于安置补助费的受益对象，审判实践中可以考虑承包方家庭和需要安置的农民个人均作为受益主体，以解决法律适用的冲突。

（四）请求确认享有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权纠纷的解决

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了少预缴诉讼费，仅仅要求法院确认其享有等额分配权，不请求给付。有的审判人员认为可以作为确认之诉判决。笔者认为法院不应该受理此类纠纷。分配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本权利，只能由法律法规规定，不能由法院确认，法律法规对于权利已经规定得非常明确，法院受理此类纠纷没有任何意义，也无权确认或者否定一个村民是否享有基本权利。单独的法定权利确认不属于民事诉讼所指的确认之诉。

总之，破解农村土地补偿费分配难题，功夫在农外。尽管我们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试图给弱势村民以司法救济，但是农村情况的复杂性，影响面的广泛性和涉及人员的众多性，以及法律规定的空白性，仅仅依靠法院的一家之力是不可能解决的，建议各级、各部门对此予以高度重视，齐心协力共同破解这一难题。

注释：

张宏东.河南征地补偿纠纷产生的原因.农业经济.2008（7）.

嫁接的收获与体会篇4

在农机领域，智能化技术正在使农机从形态到功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无人机、自动插秧机、农机作业精细化管理平台等，既有单个的智能农机产品，也有农业智能化系统和平台。随着智能化技术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农机和农业，一场全新的“农业革命”正被掀起。

智能农机显身手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我国国产水稻直播机迈入智能化行列。据悉，水稻种植机械化是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其研究也是农业科技界重点关注的动态。而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种植机械化团队充分利用已有的技术沉淀，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33行大型智能化气力集排式水稻直播机，并在江苏省盐城市临海农场四机场进行试验。据悉，该项目是在中国农科院创新工程专项经费资助下完成的，该装备的成功研制填补国内大型气力式智能化水稻直播技术空白。资料显示，该装备采用折叠式机架，作业幅宽8米，作业速度可达10千米/小时，作业效率75亩/小时～100亩/小时，播种作业仅由机手一人即可完成，可适应大型农场及其他规模化种植主体作业要求。

不单单是水稻种植机械化，今年，农业生产大量使用的拖拉机也成为智能化载体。据悉，在山东等地，拖拉机安装上北斗导航系统，实现拖拉机的自动调整和自动驾驶，把北斗导航系统应用在农业机械上，它的直线度误差在每百米±2.5厘米，比GPS更精准，北斗导航农机应用系统适用于整地、开沟、起垄、播种、插秧、施肥、收获等多环节。此外，智能化触角也已伸到农业生产中常见的植物嫁接上。据悉，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设施栽培国家，农业对机械化嫁接有迫切需求，特别是以日光温室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地蔬菜栽培和塑料大棚的发展尤为迅速。现实需求刺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资料显示，中国农业大学在我国开展自动化嫁接技术研究工作的时间较早，先后研制成功自动插接法、自动旋切贴合法，填补我国自动化嫁接技术的空白，形成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化嫁接技术。例如，利用传感器和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实现嫁接苗子叶方向的自动识别、判断。嫁接机器人能完成砧木和穗木的取苗、切苗、接合、固定、排苗等嫁接过程的自动化作业，操作者只需把砧木和穗木放到相应的供苗台上，其余嫁接作业均可由机器自动完成，从而大大提高作业效率，减轻劳动强度。

智能化农业创新无穷

除单个农机产品的智能化外，“智能+农业”正在形成农业智能化系统和生态。例如，在宁夏灵武，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适应新形势下农机化发展的目标要求，2016年，该市农业机械化推广服务中心在7个农机合作社装配北斗农机作业精细化管理平台。资料显示，该系统主要功能有北斗定位、实时测亩、农机作业监控、面积统计分析、作业面积和质量核查、农机调度等。系统的应用能及时直观掌握示范区农机分布、有效监控农机作业质量和状态、农机手作业情况等信息，对突发事件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在关键农时或自然灾害天气前后实施精准调度、集中抢收抢种，提高农机作业效率和土地利用率，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紧缺问题。

其实，不论是智能农业还是农机智能化，背后都需要打造强大的支持系统。正是在系统和生态建设方面，已吸引越来越多企业和资本参与。今年3月10日，在全国农业机械及零部件展览会上，“e田科技”首批200台AGlink智能设备交付国内农机巨头雷沃重工的收割机用户。据了解，该智能设备是“e田科技”公司为收获机械量身打造，通过在收割机上安装该设备，农机手不仅能实现农机故障的自动诊断、预警，实时监控作业面积及收获情况，还能通过智能手机APP应用程序，与农机厂家的服务指挥系统互联，便于售后服务系统实时查看作业农机位置，实现对服务车辆的调度和管理，保障服务的高效、精准。

农机和农艺相结合

嫁接的收获与体会篇5

引子

传统观念认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是历史、社会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妇女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根源于私有财产与社会制度；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还认为，父权与资本主义社会结合从而导致了“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2].依据这种学说，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依赖父权性的劳动划分，而资本主义又强化了父权的发展，在这种性质的私有制社会里，工人阶级的男人和妇女固然都受着同样性质的剥削，但两者所受剥削和压迫是不同的。男人虽然是工资的奴隶，但在家中是当然的“老板”，直接对妇女（妻子）的劳动进行控制，因此妇女是工资的奴隶的奴隶。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妇女与男子的权利在法律上平等而事实上是不平等的。为什么在公有制为主体、消灭了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今天，妇女仍然不能获得与男子真正的平等。妇女受歧视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还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父权社会的影响，父权又是怎样干扰社会主义男女平等的成文制度运行的？

我们批判了“父权的资本主义”，绝不应该出现一个“父权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里，妇女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应该在事实上与男子平等。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的傅立叶认为，妇女地位的历史演变是考察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恩格斯赞扬傅立叶是第一个表明“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3].傅立叶论证说：原始社会是男女自由的结合。蒙昧时期的妇女降到从属地位。宗法时期的妇女沦为半奴隶状态。野蛮时期的妇女完全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文明制度下的婚姻制度使妇女沦为商品，处于被侮辱的悲惨境地。只有在未来社会妇女才能得到彻底解放。他满怀憧憬：那时，家务劳动被各种公共服务事业所代替，儿童的养育完全由社会承担，妇女将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完全解放出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使婚姻关系真正成为爱情的基础。傅立叶去世已经165年，他的憧憬并没有实现。不过他唤醒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追求和社会主义社会男女平等的向往。

1.1法律规定

妇女土地权利的成文制度主要来源于国家法律和政府政策规定。从法律而言，尽管公有制的法律框架下，不动产是国家或者集体的，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是微弱的。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妇女的土地权利更不可能有特别的法律规定，并被法律给予严格的保护。但是，国家宪法赋予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赋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为劳动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基本保障。更有意义的是：自1970年代末开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来，随着土地承包期限不断延长，承包使用权的内涵不断扩大，农户拥有了对承包土地的继承、转让、入股等部分处置权，农户土地承包权逐渐物权化，农户有了除房产以外的不动产权；同时，土地收益分配机制使农户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之后，积累起家庭自有财产。农户家庭土地权利物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农户家庭财产不断积累，客观上要求建立劳动者个人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这样的宏观背景下，逐渐形成了目前我国劳动者个人产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1.1.1宪法赋予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1.1.2婚姻法规定夫妇双方有平等财产的权利。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不明确的，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

1.1.3妇女权益保护法对土地权利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三十条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利”。“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这是第一个对农村妇女土地权利作出专门规定的法律条文。除此之外，在继承法、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中有类似的保护妇女土地权利的法律原则。

1.2政策措施

用政策弥补法律的不足，甚至在许多领域的改革中先有政策，然后经过实践检验和完善，将有效的政策上升为法律，用法律予以固定和强化，这是我国法律建设的独有特色。随着我国农村妇女土地问题逐渐突出，农村妇女土地政策率先发育、发展。2001年5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第一次比较完整、系统地颁布了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具体政策措施。

1.2.1在农村土地承包中，必须坚持男女平等，不允许对妇女有任何歧视。规定“农村妇女无论是否婚嫁都应与相同条件的男性村民享有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其合法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和其他有关经济权益”。

1.2.2出嫁妇女必须有一份承包土地。规定，“不管采取什么方法，都要确保农村妇女有一份承包地”。妇女嫁入方所在村要优先解决出嫁女的土地承包问题；出嫁女的娘家村，在其未在婆家村获得承包地之前，不能收回出嫁女的承包地。

1.2.3离婚或丧偶妇女土地承包权不受歧视。规定，“妇女离婚或丧偶后仍在原居住地生活的，原居住地应保证其有一份承包地。离婚或丧偶后不在原居住地生活、其新居住地还没有为其解决承包土地的原居住地所在村应保留其土地承包权。”

1.2.4法院对于侵害妇女土地承包权的案件应当依法受理及时处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自觉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分析以上所描述的成文制度，可以肯定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在法律和政策上与男子是完全平等的，甚至在个别情况下妇女的土地权利优越于男子，这可以从“优先解决出嫁女土地承包问题”的政策规定中得到证明。

1.3非成文制度

但是，影响妇女土地权益实现的历史文化、社会风俗和习俗等非成文制度因素是根深蒂固的，在它的影响下许多成文制度常常变得软弱无力。

1.3.1男权社会结构强加给妇女依附性性别角色

自从人类告别母系社会以来，就逐渐形成了以男性为主导、女性从属的社会结构。男性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家庭生活中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是希望女性从属于男性。社会对女性的预期就是“十月怀胎”、“哺育婴儿”、“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好象这都是“天经地义的”，是由女性生物性别决定的。因此，当一个婴儿呱呱坠地，社会就按照这一模式完成对他（她）们的社会化。有专家这样评价：“社会化的过程是使男性男性化、使女性女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从孩子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广义的教育过程，包括家庭教育、学前教育、学校教育、社会影响、媒介教育等等。这些正规非正规、正式非正式的教育将把不同性别的预期传递给男性和女性，并示范着男女的性别角色。一个经典的家庭教育中性别角色社会化的例子就是父母给男孩子枪而给女孩子布娃娃。如果关注一下电视广告，就会发现，男的是医生、女的是护士，爸爸外出工作、妈妈洗衣做饭”[4].这种按照男权社会结构示范和要求新一代学习自己角色的社会化过程，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符合社会“规范”的男女性别角色。从而使女性在生物性别角色的压力下实现了社会性别角色的转换，不情愿地长期被局限于家庭事务，这是妇女经济边缘化和社会依附化的根源。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人类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1.3.2与女性依附性性别角色相对应的社会风俗、习惯

（1）男“娶进”、女“嫁出”。一般而言，妇女结婚总是到男家落户和居住，即所谓“从夫居”。妇女婚前跟父母一起生活，结婚后移居丈夫家庭。男娶“进”、女嫁“出”被认为是正常的合法的；反之则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并且在分享村庄集体共有资源和利益时体现出来。“从夫居”的妇女离开父母同时往往要离开生育养育她的村庄。因此，妇女所在的村庄和家庭都把她们看成暂时的成员。一句“姑娘迟早是别人的”俗语道破了“天机”。这种观念认为，女儿不仅不能对所在家庭和村庄的发展及福利作出永久性贡献，而且还会将家庭和村庄投入到她们身上的资源转移到夫家和丈夫所在的村庄。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妇女在接受父母的关照和教育等人力资源开发上的投资大大小于同等条件的男子，这是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的根源。由歧视妇女而降低了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反过来又以妇女素质低下而歧视妇女。

受“从夫居”的牵连，“上门”女婿亦受到歧视。当农户家庭只有女儿而无儿子必须在家招婿，或者农家的儿子多而又无力在家娶媳妇时，会出现男到女家落户居住的情况。这种现象叫“上门”女婿。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上门”做女婿是男子或男子的家庭贫穷或无能的表现。男子离开了生育养育他们的村庄，也就可能离开了他原有的家族势力范围。这是“上门”女婿“好象要低人一等”的重要原因。现实农村，有的村庄对上门女婿不分或少分配土地，理由是妇女本应该“嫁”出去的，反而招了女婿上门来挤占土地资源。不给上门女婿分配土地可以看成是村庄对违反“从夫居”习惯的制度性惩罚。

（2）“男主外、女主内”。家庭事务与社会事务分离，男女社会性别角色分工，使男子走向社会而女子局限在家庭。旧中国反对家庭允许妇女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也很少参加田间劳动，除非贫困家庭迫于生计。一项研究显示，在20世纪早期，我国只有24%的妇女在田间劳动[5].建国以后，特别是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后，我国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消失，妇女被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她们的家务劳动得以减轻，主要工作是参加公社集体劳动，并且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尽管过高的生产劳动强度对农村妇女健康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这一时期，妇女走出家门，参与集体劳动、社区决策、各项政治社会活动，由此极大地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能力，造就出一大批妇女干部。公社运动和集体生产劳动对于改造男权社会结构、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对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卓越贡献。

1978年的改革给农村经济带来极大的发展。农户家庭不仅重新具备了生产功能，而且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但是，任何改革都是要付出成本的。家庭经营制度在塑造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同时，也重新恢复了男权社会结构的基础：妇女重新回归家庭，男性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男子是户主，是家庭生产经营和利益分配的决策者，是家庭在社区中的代表，负责家庭的社会交往，代表全家参与社会活动，以“准法人代表”的资格活跃于市场；而女子则离开了社区政治经济舞台，再次局限在家庭范围之内，既要做“家务”，包括满足家庭对食物、水、燃料等基本生活需求，又要承担承包地里的劳动。

（3）农业的女性化趋势对妇女的影响。目前“农业的女性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农业的女性化的产生是由于男性外出找工作谋求更大的经济回报为动因的，因此是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女性成为“留守大军”，包揽了家庭承包经营和家务等一切劳动，既所谓“农业的女性化”。“女性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对女性的影响是，妇女不仅像以前一样承担全部家务和庭院劳动，而且承担起了全部原来由男性分担的农业生产活动”[6].更深刻的问题是，我国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是以自己自足和半自己自足为特征的，这就使得妇女增加的田间劳动不会或很少变成现金收入，她们创造的价值被维持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掩盖和埋没了，从而与外出挣钱的丈夫创造的显性收益形成巨大反差。由此而生的“男人是家庭顶梁柱”的假象，加大了女性的自卑感和依附性。

（4）妇女的土地权利来自于家庭和社区的双重干预。尽管法律和政策规定了妇女与男子有平等获得土地的权利，但在事实上，妇女在获得像土地、现金等这些生产资料时与男性是不平等的。妇女的土地权利受到来自社区和家庭的双重干预。在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框架下，家庭获得承包耕地必然受制于村庄集体，隔几年调整一次承包土地的做法，使农户家庭隔几年就有可能失去部分承包耕地，而在调整中首先失去土地的是那些待嫁女、出嫁女、离婚和丧偶妇女。第一，村庄在“土地资源稀缺”这一根本限制下，尽可能排斥“非集体成员”拥有土地。因为30年不变的长期限，此期限内待嫁闺中的姑娘们都是潜在的非社区成员，所以，有的村庄以“测婚测嫁”为依据，对未婚女性不分或者少分土地；有的村庄强行注销出嫁女、离婚或者丧偶妇女的户口，从而收回土地。第二，家庭财产的继承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子女在法律上有平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但社会习惯却只让男孩继承、没有出嫁女的份，而且绝大多数出嫁女并不依法主张自己的继承权。因此出嫁女、离婚或丧偶妇女的土地权益也会在婚姻关系的变化中“心甘情愿”的放弃。她们中的许多人甘愿在出嫁或离婚后将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留给父兄、前夫或前夫的家庭。极少有通过法律获取自己应有的土地权益者，即或有这样的妇女也很难得到社会习惯的支持。

第二部分：中国西北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调查

2002年4月，我们对西北农村进行了综合调查，涉及陕西、甘肃、青海三省、5个地区、6个县、13个乡镇、17个自治村。

2.1西北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现状

2.1.1妇女享有平等的耕地分配权

西北地区的土地资源相对富足，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较好地贯彻了男女平等的法律原则。调查样本中未发现妇女不分或者少分配耕地的案例。从总体而言，陕西、甘肃、青海三省的农村妇女在耕地分配上与男性成员有同等的权利，在土地发包这一“起点”上是公平的。因此可以认为，西北农村在土地初次分配中不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

西北农村有一条不成文但很通行的规则：即以农民合法户籍为依据分配和调整土地。只要有合法的户口，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平均分得一份耕地。拥有户籍就拥有一份耕地，失去户籍将预示着失去耕地承包权。一到调整期（一般五年调整一次）新增人口将获得一份耕地，而这些耕地就是从本村那些因种种原因（出嫁、入学、入伍、进城等过程中的“农转非”、户口迁出、死亡）而减少人口的家庭收回的土地。

西北农村的个别地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对30年期限中的家庭人口增减进行预测，然后按预测人口分配耕地。在此种情况下，未婚男性成员多的家庭可能预先获得了未来的“媳妇”及其子女的耕地；而未婚女性成员多的家庭，可能预先扣减了“待嫁女”的耕地。值得思考的是，这种对妇女歧视性的土地分配方案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赞许，而且凡是采用人口预测办法分配承包耕地的农村社区，目前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土地调整的要求远远没有那些未采取同类措施的农村社区强烈，人地矛盾和土地纠纷也极少。原因在于大家认这个“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习俗的强大力量和作用。

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子女、或者非法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及其生育的子女，村庄采取的惩罚性措施也包括土地分配，除了对“超计划生育户”罚款以外，往往要不分、少分或者收回已经分配的承包土地。但是，超计划生育户如果按照规定交纳了“超生子女罚款”，他（她）们可以和其他村民一样获得平均的土地分配权。

2.1.2在婚姻及其婚姻变化过程中的妇女土地权利

（1）结婚妇女可能首先失去娘家村的耕地承包和利用权。按照传统习惯，妇女结婚一般要“从夫居”。这意味着出嫁女的户籍将从娘家迁移到婆家村，而户籍人口是决定农户家庭承包耕地多寡的最主要根据。因此，出嫁女面临一次不可回避的土地权利流失。西北农村比较通行的做法是：①在土地经常调整和变动的地方，村庄当年底即收回出嫁女的土地，由村集体分配给新增的人口；②定期调整承包耕地的地方，出嫁女的土地暂不收回，由其家庭继续承包和耕种，到3年或5年的调整期限时，再由村庄集体收回，另行发包给新增人口；③在严格执行“30年不变”的地方，出嫁女所在村集体虽然不收回其承包耕地，但出嫁女的承包耕地利用权实际上已经丧失，无偿让度给自己的父母或弟兄。上述无论哪种情况，出嫁女的承包耕地都将失去。区别在于，耕地承包和利用权是被所在村庄社区成员、还是被家庭成员分割。

但是，翻阅作者1998年8月在贵州省金沙县西洛乡申家街村的调查笔记，发现：贵州金沙县西洛乡申家街村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在村集体通过行政手段调整土地的职能被迫停止以后、土地市场又未形成之前的特殊背景下，农民创造出的将社区调整土地的功能下沉到农户的办法，由此出现了出嫁女可以将承包土地“带到”娘家的案例（见案例1）。

案例1背景：西洛乡申家街村属于原金沙县平坝区，1978年第一个包产到组的村。1980年实行了包干到户；从1984年开始，村里签定了15年承包合同；1997年又把这些土地顺延承包了30年。

八组向昌碧介绍：全家三人，大女儿已出嫁，大儿子开诊所，小儿子顶了父亲的职，丈夫已于5年前去世了）。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全家分得4人的土地，合计4.4亩。我丈夫去世，大女儿出嫁，人口虽然减少了，但土地没有被调整。女婿在平坝中学教书，大女儿出嫁后也去了平坝，但她仍回来种属于她的一份地。当然，有的家庭女儿出嫁后，其婆家或者在城市，或者土地多，她们不要求带走土地，土地就留给了后家（即娘家）。村里没有机动地，能分的土地都分完了，新增加了人口调整土地也调不了，要调整就可能打架。大家习惯了，也就没有了动地的要求。儿子如果娶了媳妇，也不能增加土地，假如又添了孙子，土地实在不够，可以去儿媳的后家要点土地。

八组尚梦松介绍：本人33岁，全家5口人，两夫妇、岳母和两个孩子。1980年分地时，户主是我父亲，当时全家6口人，5亩多地。两兄弟分别于1988、1990年结婚，1990年全家一分为三家，父母亲分家独过，没有要土地，由两兄弟赡养。姐姐出嫁后，“带”走了属于她的一份地计0.8亩；妹妹出嫁在本组，因为婆家土地较多，没有要她的土地，留给妹妹的一亩土地由父母耕种；我们两兄弟各分得1.8亩土地。老大家到现在也只有1.8亩地，嫂子没有“带地”过来。我结婚后，因为岳家没有儿子，爱人是独女，岳父去世了，岳母随爱人一起到了我们家，她“后家”的土地全部“带”过来了。爱人“后家”在本村6组，离得不太远，去那里耕种一份土地很方便。现在我家里有三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我自己的一份，岳家的一份，妹妹的一份也由我代管。

三组卢家介绍：1980年分地时，老大已成家立业分家独过，当时分得5个人的土地计5亩多。另外4兄弟在1980年时均未成家立业，随父母一起分地，全家连父母共6人，分得9亩土地。后来分家，按人平均，每人分得1.5亩地。父母亲一家分得3亩地；老二1983年结婚，爱人的“后家”在平坝乡的一个边远山区，地虽多，但由于距离远耕作不便，带不过来。当时组里还有点机动地，村民小组为其补了一份地。现在，添了三个孩子，全家五口人“吃”两个人的地。老三卢玉方，结婚分家后组里已无机动地可调整，现在全家也是5口人，但只种一个人的地（1.5亩）。

上述案例给我们的启迪是，将土地承包使用权物权化，并且视作个人产权明晰到家庭成员，同时杜绝村庄用行政手段调整土地，允许出嫁女“带走”自己的土地使用产权。不失为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一条思路。

（2）嫁入婆家村的新媳妇可能得不到承包耕地。“按户籍分地原则”赋予了合法婚姻关系而迁入的新媳妇获得承包耕地的平等权利，但由于大部分村庄没有足够的“机动地”可以随时用来补充新增人口的承包耕地，所以，新媳妇以及其他新增人口都只能“排队”等待。当本村有人迁出户口，其土地将被收回作为“后备土地资源”，到村庄内土地调整时，按排队的先后顺序将其分配给“待地”者。如果新媳妇入户籍后，村庄一直不调整土地，这些妇女也一直没有属于自己和子女的承包地。

（3）离婚或者丧偶妇女土地权利也面临一次裂变。在通常情况下，离婚妇女的土地权利变化有两种可能：①离婚又离村的妇女，因其户籍的变化，承包土地要被所在村庄集体收回，或者由离异的丈夫家庭继续承包和使用；②离婚不离村的妇女，因户籍未发生变化，村集体一般不收回离婚妇女的土地，其承包地可能通过协商或调解，从离异的夫家分出来由离婚妇女承包使用。但是有些特例：在一些地方，土地被看成夫家的财产，离婚妇女不敢提出要土地的要求，由于怕失去土地而失去生活来源，所以有些已经破碎的婚姻关系，女方也不敢轻易言离婚；有的村庄因无土地可用于分配，不接收离婚妇女的户口。某县横水镇有一离婚妇女，在婆家村不能继续生存，户口转回娘家村，娘家村也不接纳，目前已有10年未获得承包耕地，只能依靠父亲的土地养活。

丧偶妇女的土地权益与离婚妇女的情况大同小异。但由于子女、是否改嫁、与夫家及其家族的“情感”等多种因素的作用而有不同的后果：①丧偶妇女年龄较大，在夫家生活时间很长，与婆家及其家族建立了很深的情感，且子女已经成年或即将成年。丧偶后，她们在夫家及其家族中的地位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土地权益在这股力量的庇护下得以保全。②丧偶时子女尚小，改嫁的意愿和可能性大，原家庭和家族逐渐淡化对她们的感情，由此，土地可能被村集体收回，也可能被夫家的弟兄之间分割。有的妇女丧偶后不改嫁，户籍也不迁移，承包的土地能够继续使用。③丧偶妇女平常与婆家及其家族摩擦不断，甚至时有纠纷，丧偶后即失去在婆家继续生活和居住的支撑条件，土地权益因失去家族庇护而流失，甚至原有家庭财产也可能被家族其他成员剥夺。

2.2妇女土地权益纠纷

土地集体所有，家庭分户承包经营，30年不变的宏观背景；加上农村土地还没有条件进入市场，如果土地没有被灾害大面积毁坏、也没有被大量征用，即使土地在社区内部时有调整，但总体而言，农户的土地承包利用关系是稳定的。如果家庭婚姻关系稳定，土地权益家庭成员共同共有，妇女的土地权益在家庭庇护下也是稳定而有保障的。一旦社区集体土地大面积变动，或灾毁、或征用、或大面积对外租赁等，农户土地承包关系必然相应发生变化，此时妇女土地权利会突出地暴露出来。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土地权益需要明确到每一个家庭成员时，妇女的土地权益也会充分暴露出来。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妇女土地权利常常表现为土地纠纷。可以认为现实的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是妇女土地问题的集中表现；研究和解决妇女土地权利纠纷，是研究当前妇女土地问题的窗口。

2.2.1城市郊区农村妇女土地问题比较突出

因为城郊地区土地资源更为稀缺，而且土地市场相对发育，土地利益关系复杂，加上土地的商用开发价值逐年攀升。因此，城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最容易被侵害，而且这种侵权常常被“村规民约”“合法”化。主要表现有：

（1）收回出嫁女的承包地。有的村庄规定，出嫁女无论嫁到何处，户籍是否迁出，承包耕地一律被村集体收回。某市城北区寺台子村在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就研究决定，“凡1984年以后的出嫁姑娘一律收回分配的承包地，不批给宅基地”。该决定的效力一直延续到1999年第二轮承包合同签定，其间有41个户口仍在本村的出嫁女的承包土地被收回，由此引发41名妇女联名上访[7].

（2）“从夫居”的习俗变成了“村规民约”。由于计划生育推行，独子独女户逐渐出现，因此，有的村庄开始接受女子在娘家招女婿，但规定必须是独生女或无男孩户。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未婚女子都要出嫁，并且到夫家居住和落户，不论你是否愿意到夫家落户和居住，娘家村一律不分配承包田，她们子女不上户口、亦不分配土地。未被村庄同意和批准，婚后在娘家村落户的不给宅基地。比如：有的村庄规定，本村妇女娶城市户口的丈夫，丈夫“理所当然”不分土地[8]，妻子如果不符合在娘家村招女婿的“规定”，出嫁女也要收回承包土地，并且他们的子女也要被划分成“随父”还是“随母”。随父的子女因父亲没有合法的村民资格而受牵连——没有土地承包权；随母的孩子或因母亲是合法村民而有土地承包权，或因母亲也不是合法村民而没有土地。寺台子村一张姓妇女1987年出嫁，丈夫是市第二建筑公司的职工，张和孩子的户口虽在寺台子村，但她属于应该嫁“出”的范畴，她和孩子的承包土地在1989年被村集体收回，靠租别人的地、打工和“摆地摊”获取生活来源。现在她丈夫“下岗”。生活更加困难，加上孩子因无城镇户口而要交高价学费。因此多次上访[9].

2.2.2土地征用后补偿利益分配引发妇女土地权益纠纷

青海省妇联、西宁市妇联、城北区妇联联合于2000年7月调查处理了一起由土地征用补偿引发的妇女土地纠纷案。西宁城郊由于土地征用较多，在这个过程中妇女的土地权益变成了现金分配而显现出来。比如：小桥村的一片河滩地被征用，在分配土地就业补偿费时村委会规定，“凡1982年12月31日以前已婚的姑娘（娶的媳妇），享受就业待遇，但子女不享受就业待遇；1982年12月31日以后结婚的姑娘及其子女，不享受任何就业待遇”。再比如，经过韵家口镇政府批准的中庄村土地征用后青苗补偿费分配方案规定，“凡已出嫁的姑娘年满40岁以下，户口在本村的补偿30%；年满50岁以上，户口还在本村的，其子补偿100%，其女补偿20%；40—45周岁，户口在本村的其子补偿30%，其女补偿20%；凡是招入我村已落户的女婿补偿30%”。因为入籍的新媳妇及其子女受到了不平等待遇，由此引发集体上访案件。青海省妇联派出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向省委、省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提出了解决办法。但由于种种原因，到作者调查之日止，西宁城郊妇女土地权益纠纷案件也未最终解决。

这些规定将出嫁女及其子女、上门女婿等分成等级给以不同的待遇，打破了集体成员无差别共同占有集体资产的法律框架和传统习惯。引起的震动和冲击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这种有差别地占有集体资产的做法，不是以成员对村集体的贡献为依据，而仍然是建立在对妇女地位和权利的歧视上的，是妇女不平等权益的传统文化观念在当前村庄的“制度化”反应。这再一次说明，妇女虽然取得了国家法律、政策上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和地位，而事实上与男子的权利不平等是随处可见的。彻底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时间。

2.3农村妇女的其它权利和地位

本次调查问卷还涉及了妇女其它权利。我们可以从有限的问卷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2.3.1承包地由夫妻共同耕作仍然是西北农村的主要形式，但妇女除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以外还承担了大量田间劳作。

问卷表明：西部农村承包地由夫妻共同耕种仍然是主要形式，占问卷农户总数的65%；男人种地、女人做家务的占问卷总数的11.8%，丈夫外出打工，妻子种地，以及田间主要劳动由妻子承担，丈夫只干重体力和技术性劳动的占总数的23.5%.可以看出，保持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方式的农户已经很少，大量的家庭，妇女不仅包揽了全部家务，而且要承担繁重的田间劳动，妇女的劳动负担和强度呈现增加趋势。

青海省妇联的一项调查更能说明妇女在家庭中的角色和作用。她们以水窖项目和家庭生活取水劳动为例。因为西北严重干旱，家庭生活用水困难，尽管建设了小水窖，但取水路途远，家庭生活取水成为繁重的体力劳动。据200户问卷调查，取水1公里以下的58户占29%；2-5公里的91户，占45.5%；5-10公里的13户，占6.5%；20公里以上的22户，占11%.取水一次往返需要半小时至2小时不等。但丈夫取水的家庭只有54户占27%，由妻子取水的76户，占38%；夫妻共同取水的51户，占25.5%，由父母和孩子取水的23户，占11.5%.事例再次证明，妇女是维持家庭生活的主要奉献者。

2.3.2妇女不是家庭的主要决策、当家理财人

为了了解妇女在家庭决策和理财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两道相关联的问答，即“你们家谁当家做主？”、“谁主管家庭的财务”？回答结果：丈夫既当家做主和又主管财务的占64.7%；丈夫当家做主，妻子理财的占17.6%；夫妻共同商量家庭事务、共同理财的占11.8%.由父母当家做主的占5.9%.

这与青海省妇联的调查相互印证。她们调查全省200户家庭对收入的支配情况：收入由丈夫支配的占46.5%，由妻子支配的只占9.5%，由夫妻共同支配的占28%，由父母支配的占8.5%，由子女支配的占7.5%两套问卷都说明一个问题：妇女对家庭生产和家务劳动的付出多而决策和理财少，付出与权利形成鲜明的巨大的反差。

妇女的地位低下除了文化和社会习惯等因素的作用以外，与她们的经济收入能力有关。青海省妇联的问卷对妇女收入能力与男性作了对比调查，发现，无论无收入、低收入、高收入段，妇女都明现低于男子。值得深思的是，男性农民的高收入主要来源于打工等非农收入，而女性农民低收入的原因，是她们主要从事了家庭种植、养殖业劳动。城乡、工农业之间的收入差别，通过家庭分工反映出来，而且成为制约农村妇女地位的主要根源。

2.3.3妇女的社会地位

经济地位决定社会、政治地位。妇女在家庭的地位影响她们的社会地位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和能力。问卷农户在回答“村里开会，你们家是男主人参加，还是女主人参加”时，回答“男主人参加”的占35.3%、“女主人参加”的占17.6%、“都可以参加”的占11.8%、“只有男主人不在家时才由女主人参加”的占35.3%.在回答“妇女有无机会参加村干部竞选”时，回答“有机会”的只占23.5%、“有机会、但顾虑很多”的占23.5%、“没有机会、是男人的事”的占52.9%.

青海省妇联有过类似的调查，即“农村妇女对所在村社工作关心的程度”、“妇女对当人大代表的态度”。对前者的调查结果，只有48.59%的妇女表示“对村社工作关注和留心”，而认为“村社工作与自己无关、只管做好家务”的占51.08%.对后者的调查结果是，只有11.59%的妇女“有一闪而过的念头”，73.83%的妇女“从来没有想过”；另有52.03%的妇女表示“如果当了代表一定干好”，15.58%的妇女表示“如果当了代表，也不知如何工作”。这说明妇女在社会参与意识和能力方面信心不足，恐怕与妇女的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有深刻的联系。

第三部分四川省农村妇女土地权益调查

2001年10月初，我院执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研究项目课题组对四川省绵阳、成都、阿坝等三地（市）州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进行了入户问卷和调查。这次调查是试验性的，目的是摸索全面展开本课题的调研经验。

3.1在土地初次分配中不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

宪法赋予妇女与男子在经济利益和家庭生活中的平等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权利，不得侵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宅基地等，应当受到保障”。四川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妇女土地权益在法律上是平等的。男女平等的法律原则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农村妇女与男子在土地发包这一“起点”上是绝对公平的（见专栏1）。

专栏1男女平等分地的案例

刘永年家：都江堰市玉堂镇宝瓶村7组农民。全家13口人，是一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同住在一个大四合院里，但是已经分为4家：刘永年夫妇（60岁），及其父（83岁）母（82岁）等4位老人一家。刘父原为玉堂镇的老中医，退休后仍在镇上行医（个体）。老刘家耕种2.4亩地（该村每人0.8亩地，因刘父是城镇户口，所以只有3人参加分地）。另外三家是小字辈：老大刘运民夫妇俩、1个儿子，2.4亩地；老二刘运福家庭结构同老大一样，也是3口人，2.4亩地；老三是女儿已经出嫁；老四刘运兵夫妇俩加女儿，2.4亩地。

蒋君家：安县花荄镇西桥村4组兼业农民，两夫妻、女儿、儿子，全家四口人。人均1.25亩，儿子认为种地不划算没要土地，剩下3人共分地3.8亩。

蒋松林家：绵阳市安县兴仁镇寺庙村九组外出打工农民，全家5口人。人均1.2亩，共经营6亩土地。

张腾明家：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漩口镇集中村三组村民委员会主任，羌族，全家7人，夫妇俩，5个孩子（四女一男），村里土地男女均分，共得10亩山地（其中包括父亲的那份地）。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妇女平等的土地承包权并不是一种自觉的制度安排，它的背后掩藏着“集体成员必须平均占有集体土地”的观念。无论男女老幼平均分地是现实农村一个通行的“法则”。“增人增地，减人减地”——土地占有关系随人口的变化而处在不断变动之中，是四川农村维系土地占有关系的较为普遍的做法。正是这样的文化和制度背景，造就了四川农村妇女与男子土地权益“起点”公平。

3.2家庭女性成员土地继承权

由于土地占有关系随着人口的增减而变化，四川农民承包土地继承权基本没有保障。因为，婚丧嫁娶中户口迁移或者注销，土地都将被集体收回。当问及“当丈夫去世后，其承包地将如何处理？”时。回答“自动归于妻子”的极少；回答“自动归于已成年儿子”的也很少；大多数回答是“由村集体收回”。问及“当父母去世时，其承包地将如何处理”时，大多数人回答仍然是“由集体收回”。座谈中我们还发现：很多人认为，由于户主一般是男性，家庭的财产包括土地使用权自然由男性来继承。但是，无论婚嫁和离异，只要妇女不离开本村，土地可仍由其承包经营。在调查所及的地区，能否继承土地使用权的最高准则是户籍（即“成员权”）而不是性别。

3.3婚姻变化中妇女土地权益的安全性

四川农村女子婚丧嫁娶的过程中容易失去土地。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女子嫁人，户口一般迁离娘家，女方到男方家落下户口。娘家村的土地就“自然”要收归集体。至于出嫁女在婆家村能否获得一份土地，则要视婆家村有无机动土地，或者是否正好“赶上”了婆家村调整土地。

“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出嫁女很少获得娘家的财产，用一份嫁妆“打发”出嫁女，存在于很多地方的习俗和传统观念中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有的地方“村规民约”明显歧视女性权益。据了解，乐至县天池镇三里九村三队女性村民徐小兰，1998年与本乡的公办教师张某结婚，婚后一直在女方的原籍地居住。但女“嫁出”、男“娶进”的传统习俗在这里变成了村规民约，村里以她结婚该迁出户口为由，强制收回其责任田。徐小兰两岁的孩子受母亲的牵连也没有土地。生活没有来源的徐小兰找过镇政府、县委、县政府等部门，但问题很难解决。郫县犀浦镇国宁村，1960年时全村人口有600人，到现在已有1600多人。为扼制村里人口继续猛增。1994年，村委会组织全村代表召开社员大会，制定了一“土政策”，即村上寡妇再结婚，必须找本村户口的男士。如不是本村户口的，领结婚证后，女方及其子女的户口将不在国宁村；而单身男子可以任意结婚。此“规定”实施很多年了，无一例外。该村5组的妇女赵洪秀受这一“土政策”所限，与相识相爱的新都小伙子张忠良无法共结连理（资料来源：2001年10月18日《南国都市报》）。这种状况其实并不鲜见，全国妇联最近在对30个省市区202个县1212个村的抽样调查中发现，在没有土地的人群中，妇女占了七成；有26.3％的妇女从来没有分到过地，有43.8％的妇女因为结婚而失去土地，有0.7%的妇女在离婚后失去了土地。

3.4妇女土地权利受侵害的原因

3.4.1传统习俗的作用。“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古老的“三从四德”虽然在法律或制度中已经销声匿迹，但依然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习俗和观念中，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完整的家庭中几乎所有的户主都是男性。同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男孩的教育权利要优先于女孩。许多地方农村女孩子被看作家庭暂时的成员，一旦出嫁，将不再享受娘家与土地相关的权益，只能依靠丈夫在夫家获得财产和继承权，使得妇女在夫家事实上处于依附地位。

3.4.2法律与政策存在的漏洞。我国宪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各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婚姻法》和《继承法》也对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突出强调了性别平等。《妇女权益保护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妇女的地权在结婚、离婚后受到保障。但并没有规定这种保障的办法。法律与政策还缺少社会性别视角，许多政策从表面上看是中性的，没有歧视妇女权利，但是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实的社会性别利益关系，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给妇女带来不利。比如土地承包责任制以家庭为单位，却忽视了妇女的个体土地权益。正因为现有的法律规定不明确，在实际中土地的分配和再分配都直接取决于村社的决策，而村社依然保留着以男权为中心的财产分配习惯，妇女的土地权益毫不奇怪会受到伤害。

3.4.3农村男女不平等的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在许多地方依然严重。由分工所决定，男子是生活资料的创造者，自然而然成为家庭的主人。如今，男人在外闯荡，女人在家留守成为一种“新时尚”。在座谈中我们发现，未婚年轻女劳动力明显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外出打工的人数有很大的比重。但她们结婚以后就不再外出。许多地方农村现在一般都是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人）驻守。女子的分工已涵盖了家务劳动、田间农业管理。农业生产劳动力有女性化的倾向。

3.5进一步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建议

3.5.1在新的农村土地立法中，应将保障妇女土地权利具体化。具体体现“夫妻在家庭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平等”原则。比如可增加“妇女结婚的，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妇女离婚的，已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依法受到保护，可以作为家庭财产处理”。再比如，在土地承包法草案总则中可以增加“农村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如，规定“妇女结婚后，应采取适当方式确保农村出嫁妇女有一份承包土地。在未解决前，娘家所在村应保留其承包地，不得强行收回”，上述具体操作程序中均涉及到土地调整的问题，与土地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相违背。处理好法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往往将处于两难的境地。

3.5.2法规、政策的执行与改进。

（1）立法理念上应有突破。建议将个人权利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从婚姻中剥离出来。通常情况下女性的权利被埋没在婚姻关系中。所以，在法律制定中，要正视法律面对的是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现实，在制定具体的法律条文时应具有性别敏感性。同时应提供司法救济，使无地的农村妇女状告村民委员会的案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得以解决。

（2）继续将《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土地承包法》（在拟定中）等相关妇女土地权益法规的学习宣传，作为普法学习宣传的重要内容，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注意向农村基层干部宣传，使之在工作中依法行政，在土地及宅基地的分配中自觉依法维护妇女权益。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和制裁措施。对违反法律规定，经批评教育又不改正者，坚决给责任人行政处分。

3.5.3村规民约不能违背政策法规。

中办［2001］9号文件《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妇女权益保护法》第30条都有明确规定：农村妇女结婚后本人的责任田和口粮田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妇女有权选择其户口所在地。一切与法律关于男女平等原则相违背的村规民约应予废止。绝不能以“小政策”对抗国家法律。

3.5.4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妇女权益的保护提供厚实的经济基础。积极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鼓励和吸纳农村妇女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开辟农村妇女劳力农外就业渠道，提高妇女的经济能力，从而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

转贴于 　第四部分黑龙江妇女土地权益调查

2000年8月20日—9月2日，我们在黑龙江省进行了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现状的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到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和现状。

4.1妇女土地权利的区域环境

黑龙江省地处我国东北，山地平原交叉分布，三江平原，兴凯

湖平原、松嫩平原分布其间，有优越的农业自然资源和生产条件。全省面积45.46万平方公里，1998年底有人口3773万人，有耕地13492.95万亩，其中水田1303.2万亩，旱地12189.75万亩，人均耕地面积4.84亩，居全国（以省为单位）第二位，仅次于内蒙古人均5.62亩耕地。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且集中连片，而且在互助合作和人民公社时期对土地和农业机械投入较大，比较有利于机械化和规模化经营。正是这些条件，使黑龙江省在第一轮土地承包之初存在较大的思想顾虑。直到1982年末，全国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即将完成前夕，才在全省全面开展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改革，并于1983年春基本完成了全省第一轮土地承包。

由于第一轮土地承包突然在全省整齐划一地展开，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准备不充分，由此遗留了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实行“两田制”或“多田制”（按人均分口粮田，劳均分责人田，大牲畜分饲料田）。在初始阶段上，造成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非均衡分配和占有土地的格局。

第二轮土地承包，黑龙江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1997]16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精神，到1997年末，全省已有96%的自治村完成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剩余4%的自治村及村民小组土地延包工作到1998年末也全部完成。全省为承包农户颁发土地承包合同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400万份（本），发证率达到了100%.

但是，除绥化地区的8县（市）以外，全省67个县（市）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大部分采用了“顺延”承包。这样一来，第一轮土地承包遗留下来的问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非均衡分配和占有集体土地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而且因为第二轮承包期实行而更加突出。当年不满18岁的农村人口，第一轮未分配责任田，现在这部分人都是30岁左右，已成为农村主要劳动力；第二轮按顺延方式承包，他们又未得到责任田。如果“30年不变”，就意味着其中一部分人在他们的劳动年龄（18—60/55岁）阶段没有资格享受占有和使用集体土地的平等权利。

为了化解人口、劳动力非均衡占有集体土地的矛盾，黑龙江省在有限的政策空间内采取一些措施缓解农村人地矛盾。主要是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取消“两田制”或“多田制”，在新增人口和新增劳动力中实行“多田合一，按人口平均分配”仍然属于村集体占有的土地。所谓仍由集体占有的土地包括三部分：（1）集体预留机动地，黑龙江土地面积大，人口相对较少，因此第一轮承包时村集体预留的机动地多，全省平均机动地大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3-14%.这些土地成为解决新增人口耕地的主要来源。（2）按有关政策规定，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间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的土地。（3）新开垦和复垦的耕地。将这三部分耕地集中起来，按无地人口和新增人口的总和平均分配。由此，黑龙江省农村新增人口人均获得了大约2亩左右的耕地。和一些耕地较少的省份相比，人均2亩多耕地已是很理想了。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差别地分配和占有集体土地的现实，对有深厚平均主义思想传统的农民而言，他们心中充满了不平。这是当前黑龙江农村最主要的矛盾。

4.2妇女土地权益状况

在中国，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才出现的过渡性矛盾。在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前，农村土地以集体共同占有、共同使用的方式实现了社区内成员平均地权的理想。随着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在土地分配发包过程中，妇女与男子享有集体土地权益出现了差别，差别大小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和社区传统有直接的关系。随着土地承包期限的不断延长，发生了婚入、婚出、丧偶、离异妇女土地权益保障问题。这些问题将会随着农村土地使用权立法的完善得到逐步解决。

按照国家法律和成文政策，农村妇女享有同男子同等的土地权利。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并于1992年10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8条规定，“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在分配住房和享受福利待遇方面，男女平等”。第30条又规定，“农村划分责任田、口粮田等以及批准宅基地，妇女与男子有平等的权利，不得侵犯妇女的合法权益”，“妇女结婚、离婚后，其责任田、口粮田和宅基地等应受到保障”。《妇女权益保障法》颁布以后，各省、市、自治区在土地承包过程中大都以地方法规和政策规定等形式予以落实。但是，因为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强大影响，也由于法律的颁布及地方政府政策、法规的出台晚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中妇女土地权益的现实与成文法律和政策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偏差。这是全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黑龙江省也不例外。从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中妇女与男子有差别的土地权利主要发生在按人劳比例分配耕地的农村社区，表现为：（1）把劳动年龄段的妇女排除在“劳动力”范畴之外，否认她们作为劳动力的资格，因此，在土地的分配上，她们只能享有人均一份口粮田，而失去了劳均一份责任田；（2）有些地区虽然承认妇女是劳动力，但在劳动年龄划分上，男女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些地方规定为男子劳动年龄为18-55周岁，妇女劳动年龄为18-45岁，从而使妇女缩短了享有按劳均占有和使用集体耕地的权利；（3）男女劳动力在分配土地份额上存在着差异，有些地区虽然承认劳动年龄段妇女是劳动力，但在分配责任田时，妇女只能分配劳均耕地的一半——半份责任田。

黑龙江部分地区在第一轮承包中即土地分配发包的起始阶段，妇女与男子不平等的土地权利并没有造成尖锐矛盾。这是因为：（1）改革初期，集体土地家庭承包仅仅只是经营方式的变化，因为承包期限短，土地使用权并不是占有者的财产权，而仅仅只表现为承包人承担耕作责任和完成合同任务，承包人从完成劳动任务中所得报酬也较低。在这种情况下，不给妇女分配责任田或少分责任田，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男子对妇女的“照顾”，这符合中国“大男子主义”、“男主外女主内”等文化传统的习俗。（2）因为黑龙江人均耕地相对富足，而且实行“多田制”，妇女失去承包责任田的损益，可以从口粮田、饲料田、自留地的分配中获得补偿。特别是“口粮田”与“责任田”的分离，把土地的福利性及社会保障功能与土地的经济功能剥离开来，使妇女获得集体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要求得到了满足。（3）承包初期，土地不论是其作为生产资料的经济价值，还是作为物权性质的财产或资本价值都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上述原因，是农村土地初始分配时妇女与男子有差别的政策和规定能够制定并被贯彻执行的深层次原因。

4.3妇女土地权利实现的障碍

但是，随着耕地承包期不断延长，由第一轮15年不变到第二轮再延长30年不变，再到“30年以后也没有必要再变”。而且这种政策趋向将得到立法的承认。另外，在土地承包期限延长的同时，农户对承包土地的使用权内涵也不断拓展，由初期的单纯耕作权拓展到承包农户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分配和部分处置权（包括继承、转让、转包、租赁、入股，还将发展到抵押）。这标志着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事实上具有了物权性质，承包土地使用权已经或即将长期化、物权化、资本化。在此宏观背景下，人们对平均占有和使用集体土地的欲望被空前调动起来。因此，目前农村妇女土地权利问题，已经不单纯是妇女权益问题，它已涉及到农村户籍制度、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农民内部的利益分配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4.3.1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实行大调整的地区（比如绥化市），

被界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妇女与男子、劳动力和非劳动力均获得了平等的土地分配权利。由于土地分配上的公平以及坚持了集中连片的原则，第一轮土地承包中一些矛盾，诸如人均占地不均，土地分割零碎等等都迎刃而解，农民“平均土地”的心理得到了极大满足，有较好的预期，农民普遍认可和接受“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以及“30年承包期限内不调整土地”的立法倾向。在这样的地区，妇女的土地权利将不会在土地占有、使用和流转的过程中流失。可以预计，第二轮土地承包至少30年不变目标能够实现。

4.3.2但是，妇女在获得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上却仍然存在着不平等待遇。有些地方在界定享有承包田人口的政策中规定，“享受承包田的人口原则上以1997年11月1日零时在籍人口为准，包括婚入（含经村同意的男到女家落户）人口，新出生人口，经批准迁入的人口”。还规定“婚出到别村的，不论户口是否迁出，都不再分配承包田，其承包田一律在婚入地分给。婚出到区外农村的，婚入地已延长承包期的，经所在市县证明，可分给承包田，否则不分给承包田”。很明显，这些政策规定中留有传统的“男娶进、女嫁出”婚俗观念的影响。男到女家落户被认为是不合情理的，因此，要“经村同意”，否则没有土地分配权；而妇女出嫁落户男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不论你迁不迁出户口，婚出地一律不分配土地。这种做法限制了婚配妇女作集体成员的资格，违背了《宪法》关于居住自由的原则，但又确实是现实农村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以城郊型农村最为突出。由于城郊型农村能够分享到城市化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双重好处，因此具有强有力的吸引力，婚出妇女不愿迁出户口，而同时又有许多进不了城的人口拼命挤入城市郊区，迁入人口增加导致城郊型农村人口过速增长，这又与城市化发展建设用地增加，耕地急剧减少形成鲜明反差。从而加剧了当地农民内部利益分配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居住自由”是有条件的。

4.3.3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采取小调整和顺延的农村社区，妇女在第一轮土地承包中土地分配不均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顺延承包也顺延了矛盾，使妇女的土地权益问题积累起来：（1）妇女没有分配或少分配责任田，在以妇女为户主的单亲家庭中，承包耕地明显少于当地户均承包的耕地，这不仅给妇女本人，而且对其子女和父母的生活带来了影响。她们中有一部分可能成为农村社区的贫困户。（2）婚入、婚出妇女在户口迁移过程中极易丧失承包土地使用权和以土地使用权作为资本的财产权。婚出妇女因户口从娘家村迁出而可能承担承包地被集体收回的风险，即使村集体不收回婚出妇女的土地，娘家也可能无偿占有其土地资本。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出嫁妇女除从娘家获得嫁妆外是无权分配或继承娘家财产的。（3）丧偶妇女也可能失去丈夫所承包的土地。一是所在集体因其家庭没有男劳动力而有机会收回责任田，二是在承包土地使用权继承过程中，可能受家庭财产由儿子们分割和继承的传统习俗影响而失去承包土地。（4）离婚改嫁妇女丧失承包土地机会也大量存在。离婚和改嫁，脱离了原有的家庭，受各条件的限制，离婚后财产分割中一般不可能包括承包土地使用权这笔财产，而改嫁后户口迁入地已完成土地分配和承包，在“生不增、死不减”和“无地可调”的双重约束下而彻底失去承包土地。由此，使一部分再婚妇女因无土地资本而强化了对男子的依附性。（5）在土地使用权继承中，妇女也更容易失去土地。

第五部分，中国西部农村土地制度和妇女权益

——十二省（区、市）农村综合问卷调查分析

2002年暑假，我院在分别委托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利用学生暑假对西部12省（区、市）农村进行综合调查。此前，我院农村所曾经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等四省进行了典型调查。

问卷样本覆盖西部12省95（市）县397个行政村。样本中腹地型农村占85.7%，城郊型农村占14.1%.受访农户中，普通农民家庭占63%，农村干部家庭13.3%，党员家庭占12.6%，村民代表家庭占11.1%.受访农户的收入水平，按照“上等、中上等、中等、中下等、较差”区分，分别占7.9%、23%、41.7%、18%、9.1%.这一结构：一方面证明样本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又因为样本的随机性而可以据此判断西部农村收入分配差距和生活差距的大致情况，可以认为，西部农村中等（包括中上、中下）生活水平的农户占绝大多数，达到82.7%，“上等”“较差”都不超过10%，农村“中产阶层”呈现增长趋势。

5.1“户籍规则”使农村妇女普遍获得了平等的承包地初次分配权

西北地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过程中较好地贯彻了男女平等的法律原则。陕西、甘肃、青海、四川等省的典型调查未发现妇女不分或者少分配耕地的案例。对于问卷“你村男女是否平等分地？”有94.1%的农户回答“是”，5.4%的农户回答“否”。从农户“你有无承包土地？”的回答结果可以知道，西部农村有91.6%的妇女获得了承包土地。可以断定：西部农村妇女在耕地分配上与男性成员有同等的权利，在土地发包的“起点”上是公平的，在土地初次分配中不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但是这种结果并不完全是贯彻“男女平等”法律原则的效果。西部农村有些地方有一条不成文但很普遍的规则：即以农民合法户籍为依据分配和调整土地。只要有合法的户口，无论男女老幼一律平均分得一份耕地。按照“户籍规则”，人口多少是决定农户土地多寡的依据，由此延伸：非合法新增人口（比如超生、非法婚姻的新媳妇）得不到土地；而预测的合法新增人口则在个别地方可以提前分配耕地。比如陕北某县第二论承包按照预测人口分地，未婚男性成员可以预先获得“未来媳妇”及其“未来子女”的耕地；而未婚女性成员多的家庭，可能预先扣减“待嫁女”的耕地。需要指出，这种性别歧视性的分地办法不仅得到地方政策的默许，而且凡是采用这种办法分配承包耕地的农村社区，目前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土地调整的要求远远没有那些未采取同类措施的农村社区强烈，人地矛盾和土地纠纷也极少。

另一类典型的案例是乡村传统习惯以“村规民约”之类合法的形式侵害妇女土地权利。比如，在城郊型或者较富裕的农村，由于区域收益的差异而导致集体成员膨胀时，这些村庄即以“女嫁出”、“男娶进”的传统习俗制定规则，不分配入赘男子以及子女的土地，同时强制收回“应该出嫁而赖着不走”女子的责任田。这说明，现实农村妇女土地承包初次分配的平等权，是依赖“户籍规则”以及“集体成员必须平均占有集体土地”的观念而获得，并非得益于男女平等的“法律原则”。因此，当集体成员平均占有土地的要求被绝对化时，又必然首先牺牲妇女的合法土地权益。

5.2妇女土地权利的真实性

家庭成员财产关系不明晰，妇女土地权利的归属并不完全属于自己。尽管新的婚姻法要求结婚夫妇登记财产，但响应则极少。“三纲五常”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社会家庭财产明晰到成员个人的做法有天然的冲突。所以直到今天，中国家庭成员的财产关系并不明晰。土地管理法、承包法，都未强调将夫妻双方的名字记入土地经营权证书。因此，妇女以户籍为根据获取的土地并没有法律上的凭证。妇女的土地权利首先在名义上归属于“户主”。而户主主要以家庭男主人为主，占问卷总户数的92.3%，只有7.2%的受访农户是家庭主妇。但是我们却发现，有39%的受访妇女承认土地在自己的名下（见图1）。这与妇女对土地权利的重视和追求有关系。

5.3婚姻变化中妇女土地权益的安全性

女性婚丧嫁娶过程中户口迁移或者注销都将影响其土地权利。

5.3.1妇女无地和失地的主要原因在于婚姻关系的变化。问卷显示，有7.2%的受访妇女没有土地。分析无地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出嫁后失地”和“国家征用后失地”（见图2）。

问卷还显示，土地初次分配以后，有18.3%的已婚妇女土地留给了娘家。这种情况发生是“30年不变”政策框架下的必然结果。“30年不变”意味着娘家村在期限内不能收回“出嫁女”的土地，也意味着婆家村没有可以供调整的土地分配给新媳妇。从妇女个人对土地占有、利用和收益等具体权利来说，在这个过程中她必然失去土地。为了保障妇女能够获得土地，《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原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这样的规定可以保证妇女在娘家或婆家获得一份承包地，但不能保证妇女真正占有、利用土地并获取收益。

5.3.2“离异妇女”反而比“出嫁女”的土地权更有保障。受访妇女在回答“你村的妇女如果嫁给外村人，她的土地将如何处理？”时，有36.3%的回答“由娘家村收回”，53.3%的人回答“留给娘家使用”，有4.7%的人回答“不知道”，只有4.4%的人回答“由该出嫁女继续使用”。加总“被收回”和“给娘家”的，有89.6%的“出嫁女”将失去土地。但调查显示，却有近七成的“离婚妇女”可以以各种形式获得土地。受访者对“妇女离婚，她的承包地如何处理”的回答是：“从婆家分出自己的一份”占41.2%：“与丈夫对半分地”占8.4%：“不能从婆家分地但能从娘家分地”占18.3%：“婆家、娘家都不能分地”占21.5%：“不确定”占5.9%.典型调查是我们明白，上述现象仍然根源于乡村传统习俗的作用——“出嫁女”不能继承娘家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出嫁女只能“心甘情愿”地将土地留给娘家（见表1），表明血缘关系对家庭成员财产“温柔的侵吞”。而离异妇女却不同，她们有极强的依法获取自己合法财产的动机和理由，决不被“亲情”所迷惑。

5.3.3丧偶妇女的土地权利。受访者对“丈夫去世后其承包地如何处理”的回答，反映了丧偶妇女土地权利的流向（见图3），其中由妻子继承的占60%，但有20%的丧偶妇女的土地将被集体收回。

5.4妇女对包括土地使用权在内的财产继承权

在同等的外部条件下，妇女对承包土地的继承权小于男性。有13.9%的受访者回答“女孩”、“妻子”不能继承土地使用权，而“男孩”和“丈夫”则可以继承（见表2）。这种明显的性别歧视，表明乡村传统习俗对制度安排的强大影响。倒是大部分丧偶妇女能够获得土地的继承权。如果加上妇女自己和儿子的继承权，继承率可能达到78%.

得益于《婚姻法》长期的作用，离异妇女对家庭财产分割的权利也比出嫁女要有保障（见表3）。离异妇女基本能够平等分割共同财产。但是，由于共同财产的登记制度刚刚开始，加上“白头偕老”、“天长地久”等婚姻观念，没有人愿意在结婚时就为“将来离婚”进行财产登记。正因为共同财产的模糊性，导致相当多的离异妇女只能带走自己的嫁妆和带到婆家的其它财产。同时，按照“过错追究”的习惯，提出离婚的一方不得分割共同财产，以此作为“过错成本”。

5.5妇女的其它权利

5.5.1西部农村大部分地方仍然是男女共同耕作和劳动（占70.9%）。但妇女成为家庭农业经营主要劳动力的现象也大量涌现，男人“打工”、“经商”、“办企业”而由女人种地的家庭已经高达33.3%，男人种地，女人主要承担家务劳动的只有12.8%（见表4）。这说明农业生产女性化的趋势，同时说明妇女的劳动负担在逐步增大。

5.5.2家庭成员对家庭收入贡献主要来源男性。妇女主要承担无收益（家务）的劳动和收益不明显（粮食生产）的劳动（见表5），使包括妇女本人在内的受访对象都低估了妇女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受访对象认为，丈夫“打工”“干技术活”等挣钱多。只有当男人“不管家”“生意蚀本”或“女人有固定工资收入时”，女人们才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创造者。

5.5.3与妇女的劳动付出相比较，她们在家庭决策中的地位显得很不对称（见图4）。在家庭决策中，“女人说了算”数的仅有2.2%，而“男人说了算”数的达到30.4%.但应该看到，夫妻的平等权利在新一代农民中越来越普遍。男女共同决策已经发展成为年轻夫妇的主流趋势，“男女共同商量”的家庭已有55.1%.

5.5.4妇女对家庭财权的控制力大大高于家庭决策。受访者回答“谁主管家庭财务”，其中“由妻子掌管”占35.5%，“夫妻共同管理”3.5%.“丈夫管理”占44.9%，由“父母”或“子女”管理财务分别占15.6%、0.49%（见表6）。

5.5.5妇女的社会参与机会有所提高。但是，应该看到，与公社化时期集体统一劳动相比较，妇女的社会参与率和程度都大大下降了。家庭生产功能的恢复，把妇女重新由社会拉回了家庭。现实农村基本上以男性作为家庭的“法人代表”，在一些地方，社会参与成为男性的“专利”。只有当男人不在家或者不愿意的情况下，女主人才有机会代表家庭出席社区的活动（见表7）

5.5.6妇女的政治参与少于社会其它参与机会。在许多农村社区，政治参与更是男性的“专利”。乡村传统习俗对妇女社会脚色定位以及屈服于乡村习俗，妇女自身的自信心不足，“双重压力”使许多妇女主动放弃了政治参与的权利和机会（见表8）

我们设计了两个问题进一步考察妇女政治参与率低的原因：（1）“你是否关心村干部选举、村务财务公开？”（2）“你想当人大代表吗？”受访对象回答（见表9）说明：妇女对村庄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自信心很弱，只有32.9%的妇女对村务、财务和政务表示“非常关心”和“比较关心”，而有35.6%的妇女对此漠不关心；想当人大代表的妇女极少，只有10.7%的妇女“有一闪而过的念头”，有53.1%的妇女“从来没有想过”，即使给予机会，也有10.1%的妇女表示“我也不会当”。

问卷还显示，尽管妇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还十分弱小，但我们注意到，近来妇女上访案件呈上升。妇女回答“村里近几年有无妇女上访案件”的结果表明，有3.7%的村庄出现过妇女上访的案件。从调查员记录的这些案件看，相当多数是离异和丧偶妇女的土地纠纷。妇女上访案例增多原因复杂，它既表明妇女权益侵害行为发生的频率，又反映基层组织对民间纠纷调解功能弱化的趋势，同时也表明妇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意识和能力的提高。

第六部分，越南农村妇女土地权利

我院执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研究课题计划，于2002年9月30日—10月14日，组团赴越南考察“农村妇女土地权利”[10].考察团访问了越南中央和国家的8个部、委以及有关研究机构，访问了义安省的7个厅局，考察了义安省义禄县义莲社，走访了义莲社第四、六、十五村的7家农户。

越南自1945年9月2日建立民主共和国以来，一直重视妇女问题。由于多次战争，越南人口中女性比例超过男性，占总人口（2001年，7868.5万）的57.1%，农村劳动力总资源中，女劳动力达到52%.战争年代，妇女在农业生产和后方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平时期，随着越南改革和城乡经济快速发展，农村男性劳动力加速向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等非农领域和城市流动，农村土地的使用者越来越多的由妇女承担，出现了农业生产女性化趋势。妇女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是越南越来越重视研究和解决妇女问题的宏观背景。

6.1妇女权益的法律、政策和村社习惯

1946年越南颁布了第一部《宪法》，以后宪法进行了四次修改。1992年通过的新《宪法》规定，“男女公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有平等的权利，禁止一切侵害妇女权益的行为”。“男女同工同酬”。《宪法》从根本上保证了国家制定一切法令、法规、决议、决定都保证妇女有机会和权利上的平等。

越南司法部的土地法、民法、家庭婚姻法、劳动法等方面的专家向我们介绍了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框架。《宪法》规定了越南男女公民权利平等的原则。《民法》规定了妇女与男子有同等的财产继承权，在第679条中规定，“财产的第一继承顺序是丈夫、妻子、子女、父母，第二继承顺序是公公、姐弟，第三继承顺序是叔伯、孙子女。三个继承顺序都没有继承人时，其财产由国家收回”。2001年生效的新《家庭婚姻法》在第27条规定，从2001年10月18日开始，“所有结婚夫妇的财产要进行登记，夫妻财产登记要记录夫妻双方的姓名”，“婚前财产如果没有登记或没有协议的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判断夫妻对共同财产的贡献，司法实践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即把妇女的家庭劳动看成是有收入的劳动。第97条还规定了离婚妇女对土地财产的分割，“一年耕的农地，原则是离异夫妻平均分割，也可以根据双方的协议分割土地”，如果离婚的一方离开原居住的村、社，另一方享有全部的土地，那么享有土地使用权的一方要补偿另一方的土地价值；对多年耕农地和住宅地，一般是离异夫妻平均分割，但司法实践强调保障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司法部家庭婚姻法专家黎向兰女士认为，新的家庭婚姻法比1986年的《家庭婚姻法》在保障离婚妇女财产分割权利上有了明显的进步，在实践中，离婚妇女在选择子女抚养权、居住地、土地以及房地产方面有优先权。这种说法我们在义安省义禄县义莲社的7户农家调查问卷中得到了证实。

妇女与男子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在事实上要大打折扣。越南在历史上曾经有700余年属于中国的郡县，因此文化转传统上与中国一脉相承。在义安省义禄县义莲社农民家庭，我们看到农户的中堂和歌颂祖宗功德的地方，都要贴上诸如“祖宗公德千年盛，子孝孙贤万代荣”之类的中文对联，尽管他们的子孙并不认识这些方块汉字。这样的文化传统所奉行的依然是“男主内、女主外”：“男娶进、女嫁出”，因此女性在接受教育、继承祖产、家政决策、社会参与等方面有“天然”的障碍和弱势。尽管法律和政策都规定妇女与男子有平等的权利，但妇女的就业机会受到很大限制，妇女的社会角色就是承担家务，她们从小就要训练操持家务的本领，更多地承担无收入的家庭劳动。

妇女在土地初次分配中的权利是平等的，姑娘出嫁时村、社不收回土地，这是法律和政策的效力；但姑娘出嫁到婆家，土地只能留给娘家亲人使用，而一般情况下，出嫁女在婆家村很难得到自己一份承包土地，如果婆家村尚有“公益地”则可以短期租借使用。这一方面是受制于土地的不可迁移性，更多则是大家对传统习惯的容忍。离婚和丧偶妇女也常常被排斥土地权利，尽管法律规定了她们的与丈夫平等的财产继承、分割分享权的权利，但在婚姻关系变化的过程中，土地权利最容易受侵害的仍然是妇女。失去土地使用权，意味妇女增加了对丈夫的依赖性和在家政决定中的无足轻重。

传统习惯对法律和政策的贯彻的影响是极其重大的，越南在农户土地使用证书上记录夫妻双方姓名的工作进展并不快。义安省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在农村选择2个社开展“妇女土地权利保护”的试验，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在农户土地使用证书上登记夫妻双方的姓名（详见本文第二部分第2小节）。最近，该省与世界银行联合在试点的两个社开展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甲社：访问99个农户，其中38户访问男主人，29户访问女主人，32户同时访问夫妻两人。结果：（1）95%的土地使用证书是丈夫的姓名，4%的土地使用证书是妻子的姓名，其中有1户（占1%）是离婚女户主，3户（占3%）是因为丈夫在国家机关工作；（2）土地使用证书的利用率很高，有72户（占72.7%）的土地使用证书用于抵押，3户（3%）用于继承，2户（2%）用于财产分割；（3）有83%的农户认为土地使用证书应该登记夫妻的姓名，14%的农户认为不需要登记夫妻两人的姓名，因为夫妻是合一，3%的农户认为登记谁的姓名无所谓。

乙社：（1）访问95户农户，70户获得了土地使用证书，占73……7%；（2）在已经颁发的土地使用证书中，75%登记的是丈夫的姓名，8%登记的父母姓名，只有12%的证书登记的是妻子的姓名；（3）在12%的以妻子姓名登记的土地使用证书中，有2%是因为丈夫去世，其余都是丈夫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半边户”。（4）68户（71.6%）的土地使用证书用于抵押，2户（2.1%）的土地使用证书用于继承，1户（1.1%）的土地使用证书用于财产分割。（5）有94%的农户认为应该登记夫妻双方的姓名，3.2%的农户认为夫妻是一体、合一的，不需要登记两人的姓名，有2.1%的因为丈夫去世而未回答问卷。

调查结果表明：登记了夫妻双方姓名的土地使用证书比例很小；农村男性户主仍然是主体，不到万不得已（丧偶、离异、半边户等），女性决不“担当”户主角色，表明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认同；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并不认为土地使用证书上登记夫妻姓名特别重要。但是值得重视的是，越南农民获得土地使用证书及其利用率都很高，尤其是有超过72%的土地证书用于抵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获取，对于农业、农村以及农户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6.2争取妇女平等的经济机会

越南争取妇女平等的经济机会、提高妇女的能力、保护妇女权益的实践丰富多彩。1979年，联合国通过了《反对歧视妇女》公约，越南是首先批准该公约的6个国家之一。前几年，政府批准了“为了妇女的进步事业”（1995-2000）的发展战略，还制定了与提高妇女地位、能力和保护她们的权益相关的发展战略或方案。比如，2002年5月通过了“增长和消除贫困战略”；过去一直执行的“家庭计划生育方案”、“妇女儿童发展方案”、“保护母亲和孩子健康方案”等等。这些方案共同的目标（2001—2005年）是：

——在劳动、就业方面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

——创造妇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和环境，提高她们的认知水平；

——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改善妇女健康状况；

——提高妇女参政、议政的能力，提高妇女在领导工作中的地位；

——让妇女更多参加经济社会活动，保障妇女实现权利的机会；

——提高妇女经济能力和消费水平。

根据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方案，各部委、各省都要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

6.2.1提高妇女土地权利保护意识。为了让妇女更多的了解、掌握和保护自己合法权利，劳工、残疾、社会事务部劳工和社会研究学院女工研究中心，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助下，编辑了《妇女权益50问》，这本宣传资料包括了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关于妇女权益的规定，以及越南在妇女发展问题上对世界组织的承诺。《50问》首先在试点地区发行和宣传，进而逐步推广。

6.2.2农户土地使用证书登记夫妻双方的姓名。以前农户土地使用证上只记户主的姓名，而户主大多数以家庭男主人为代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女主人才可能成为户主，姓名被写上土地使用证证书。越南的妇女运动的研究和领导人员认为，土地使用证书如果没有女主人的姓名，不利于实现土地使用权利上的男女平等。在她们的呼吁下，政府做出规定，从2001年开始，土地使用证书上要登记夫妻双方的姓名。这样，妇女在享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抵押和财产继承或分割是时，才能真正与男子平等。他们认为，这样做：（1）可以保证妇女共同参与家庭决策；（2）夫妻有平等的贷款抵押权利，能够使妇女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3）发生离婚时或者发生土地纠纷时夫妻有平等主张自己的农地使用权的权利；（4）有利于夫妻平等继承权，甚至在三个继承顺序中可以优先得到保障，同时对土地的流转有平等的决定权；（5）保证夫妻对子女平等的教育权。但是正如第一部分所描述的那样，土地使用证书登记夫妻双方姓名的工作，并没有达到政策目标。

6.2.3减少农村妇女无收入的家庭劳动时间、让妇女参与到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中来。传统的社会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村社习惯，妇女主要承担家务劳动，而这些劳动都是无现金收入的劳动。妇女对家庭的收入贡献是隐性的，由此导致了妇女“必须”依附男人的社会弊端。同时，由于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农村妇女的闲暇时间日渐增加，加上妇女就业机会少，妇女劳动力资源浪费现象越来越突出。为改变这种状况，让妇女更多地走向社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越南妇女联合会开展了减少妇女无收益劳动时间、扩大妇女就业机会、提高妇女的经济能力的运动。运动的目标就是把妇女引导到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中来。她们的做法：（1）首先就是提高妇女的能力，使妇女有条件在经济发展中与男子平等竞争；（2）发展乡村的传统手工业，比如开办服装厂大量吸收妇女劳动力，使妇女离土不离乡，增加妇女的收入；（3）创造新的行业，比如发展畜牧业，鼓励妇女在牛奶、无公害蔬菜的生产中发挥主要作用；（4）扶持妇女脱贫和支持妇女发展家庭经济，比如通过扶贫银行、扶贫基金、妇女联合会信用担保等途径，为妇女提供发展资金等。越南妇女联合会为支持农村妇女发展经济而参与了国家的扶贫运动。政策规定，妇联可以为妇女担保获取贷款，同时，国家扶贫资金的一部分由妇联直接掌握，向贫困妇女贷款。全国妇联还开展了“为了贫穷的妇女而节约”的运动，号召每人每天节约1000越南盾支持妇女发展。

6.2.4与扩大妇女就业紧密相连，通过新技术、新知识培训提高妇女的自信心和技能。越南劳工、残疾及社会事务部与国际劳工组织联合，正在推广一项“提高妇女能力的计划”。这项计划在越南的3省的3个县4个社中试验。主要内容：（1）组织从省到社一级的行政官员参加“妇女在经济发展的作用”的培训，提高行政干部对妇女地位作用的再认识，用妇女参与经济发展的案例使这些官员知道，吸引妇女参与到社会经济的主流中来的重要政治、经济意义。（2）广泛地训练妇女，把训练范围从“很活跃的妇女”扩大到“一般的妇女”、“很贫穷的妇女”。方法是把这些妇女集中到一起，让她们互相讨论如何发展家庭经济。据劳工部的范世清博士介绍：这种训练在刚开始时容易出现“冷场”，但随着时间推移，她们开始唱歌，然后发表讲演、相互传授经验。经过培训，妇女的自信心、相互的情感、技术和能力都很快提高。

上述把妇女吸引到社会经济发展主流中来的运动，在义安省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基层组织起“妇女信用节约小组”，帮助贫困妇女发展生产；其二，帮助有能力的妇女致富。省财政每年拨款300亿越南盾，支持妇联的扶贫运动。妇女信用节约小组，每组一般10—20个成员，自愿参加。她们在丈夫或家庭的支持下，每月节约1—1.5万盾，积少成多，用于帮助遇到困难的妇女。义安省每年还拨款5000亿盾作为就业资金，其中的1600亿盾由省妇联掌握，用于支持妇女（包括农村妇女）就业，在农村实际上是支持妇女发展生产。农村基层妇女会根据发展计划和方案规定的原则，向妇女发放生产贷款。需要发展资金的妇女提出贷款计划，先由妇联评估，然后由专业人员评估和职能部门批准。贷款上限一般不超过1500—2000万盾。贷款期限根据项目而定，比如林业贷款5年，畜牧业贷款3年，水产品加工贷款1年。这些活动不仅解决了妇女发展资金上的困难，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改善了农民生活。更重要的是吸引城乡经济体系乃至全社会关注和支持农村妇女发展，把妇女引导到经济和社会活动之中，由此极大地提高了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

6.3越南妇女权益保护法律和政策效果及其评价

6.3.1、越南妇女获得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参与机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领域，妇女参与的比例较高。根据计划与投资部发展战略研究院人力资源与社会事务部主任、越南妇女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氏图耶梅博士提供的数据，参加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妇女占参加这些活动总人数的48%，其中城市参与活动的妇女占46%、农村参与社会活动的妇女占49%.统计结果是：

——在商业领域，女性职员和干部所占比例为达到71%；

——在教育领域，女性干部员工的比例高达71.6%；

——在医药领域、女性干部和职员的比例为68%；

——轻工业领域女性的比例为65%；

——旅游业女性的比例为56%；

——财政、银行领域女性比例为56%；

——工业加工业领域女性为53.3%；

——公共服务业女性为55.5%；

——农业领域女性的比例为52%；

——外交领域女性的比例为33.7%；

——邮电、航空、科研应用、文化体育等行业中的女性比例分别为52%、47%、35%、32.2%；

——在私人企业中女性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为67.9%；

——外资企业中女性占63.5%，

——出口加工区的女性占67.7%，

这些数字表明，越南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活动中参与率很高，达到了法律规定男女平等的比例。但是，管理岗位与一般的劳动岗位相比较，女性所占比例要小得多。陈女士提供的数据是，妇女约占21%，其中国营单位中只有4%的女性，国营以外的企业中，女性占71%（1985年），到1993年时增加到80%以上。

陈氏图耶梅博士还研究了妇女在国家行政系统中的比例。她计算：全越南，政治局委员中女性1人，占5.3%；越共中央委员中女性20人，占总数的16%；省委、省政府的厅局级中，女性占11.3%.另外61个省（直辖市），省委书记只有1人为女性，县级干部中11.7%是女性，县委书记中女性占2.7%，社（镇）的书记有3.3%为女性。

6.3.2男女公民获得了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但高层次人才队伍呈现出较大的性别差异。越南已经实现了（免费）小学义务教育，所以在普及教育方面，男女性别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中等教育与中等专业教育中，女性占45%，大学中的女性占44%，师范大学中的女性占68%.在一般性人才队伍中女性比例很高。但教授中女性仅占3.5%，副教授、科学博士、专业博士、硕士中的女性比例分别为5.8%、4%、20%、30%.为什么在基础教育中男女性别差异并不明显，而高层人才结构则明显男性化？是政策原因，还是男女性别的生理、心理差异的综合表现？还是女性的传统社会角色的限制？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6.3.3人类发展指标的性别差距明显。最近，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助下，越南开展了人类发展指标的检测。检查结果：在全国61个省（直辖市）中，有12个省（直辖市）指数较优，41省（市）中等，8省（市）较差。人类发展指标在地区和性别上都表现出一定的差距。比如，全国男女平均寿命为67.8岁，其中，在12个较发达的省（市）男性平均寿命71.1岁，女平均寿命77.2岁；在41个中等省（市），男平均寿命66.6岁，女73.4岁；在8个欠发达地区，男平均寿命60岁，女66.3岁。说明人均寿命与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的极大关系。男女性的收入差别更为明显，在发达地区，女性的收入只相当于男性的81.1%，在中等地区是女性收入只有男性的73.4%，在欠发达地区女性收入只有男性的65.7%，说明性别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程度也呈现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越落后，男女性别的收入差距越大。反之，降低男女性别在收入上的差距，地区经济将有更快的发展速度。

6.3.4对妇女政策的反思。

（1）没有性别偏见的中性政策，并不能保障妇女在事实上获得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比如财产继承和分割、土地分配和流转，宪法、法律、政策都毫无例外地规定男女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在传统习惯、村社以及家族的戒律中，男子有天然的优势，而女性总是处于弱者地位，而且被看成一种不可改变的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秩序从各个方面限制妇女合法权利的享受。

（2）照顾女性的福利及劳动保障政策，有时反倒成为限制女性的桎梏。女劳动者有“三期”照顾、较长的产假、并且要求同工同酬，这实际是企业使用女劳力的扩大成本。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成本由国家财政支付，尚无多大矛盾；而在市场经济时代，企业从降低成本的角度拒绝招收女劳动力，反而极大限制了女性的就业机会。

（3）越南妇女问题专家有关研究证明，妇女比男子提前5年退休，是高层人才、干部队伍以及女性收入低于男性的重要原因。因为女性比男性提前5年退休，意味做女性比男性早5年就失去了增长工资和提拔的机会。5年中可能比男性的收入低了2级，相应地退休工资社会保险等收入都会降低。而女性的平均寿命却大于男性，在退休后的漫长生活中，她们只能无奈地忍受较低的社会地位和低经济收入。如果她们想要获取同等男性一样的地位和收入水平，就必须比男性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有更快的“进步”。

转贴于

[1]本报告是近两年来，中改院农村转型发展研究所的关于妇女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结果汇总。其中第一、二、四部分由王景新完成；第三部分由王景新、杨青松共同完成；第五部分由王景新、赫成尧、支晓娟共同完成；第六部分由王景新、李峰华、陈郁文、吴琼武共同完成。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地5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11—412页。

[4]林志斌李小云：《性别与发展导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43—44页。

[5]《中国农村妇女工作：改革时期的变化与延续》1997.第23页。

[6]林志斌李小云：《性别与发展导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35页。

[7]青海省妇联、西宁市妇联的2000年7月的联合调查报告

[8]理由上，城市户口不是本村村民，不论你是否就业，因为你拥有城市户口而无村庄的户籍。

嫁接的收获与体会篇6

为增强学生对生物的感性认。让学生走出课堂，身临其境，让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采集标本，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巩固课本知识。例如，苏教版八年级生物上册第十四章中第一节生物的无性生殖和植物的有性生殖中，植物的嫁接和花的结构内容，安排在秋季学期，但这是一个收获果实的季节，在农牧村基本看不到盛开的花朵，教师只能通过其他的方法描述花的结构，从而缺失了学生对花的结构的感性认识。而植物嫁接一般在春夏季节，虽然也可在秋季进行嫁接，但绝大部分嫁接成活率极低，这样的嫁接是为教学而教学，淡化了学生对生物学在生活中实用的信念。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依照课本安排的时间进行教学，可将这些内容调整到春季学期进行。

二、增强学习兴趣，激发学习的主动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何引起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与传统教学手段相比，多媒体作为一种现代教学手段，具有巨大的教学优势。多媒体教学可以为学生营造轻松、愉悦、和谐、融洽的教学氛围，将学生带入富有趣味性与艺术性的生动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享受美的同时学习知识。这样的教学更容易激发学生对生物的学习兴趣，激起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的强烈欲望。

三、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锻炼能力

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是我们的教学目标之一。如果学生只有理论知识而没有实际操作能力，那么这样的教学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因此，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充分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创造学生动手操作的机会，让学生参与到实验教学的过程中来，亲自参与实践操作，使其主动获取知识。这样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四、充分利用仪器室资源，发挥应有的作用

嫁接的收获与体会篇7

关键词：外嫁女征地补偿法律保护

1 问题的提出

不管是哪一个社会形态，有个发展规律一直没有改变，即土地掌握在谁手里，谁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所谓“农民起义”，归根究底都是为了土地以及土地所能带来的利益。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出台了各种法律法规保护土地，如《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土地登记规则》等等。可以说，土地不仅是国家的命脉，也是农民生存的根基和血脉。这种根基能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当利益不被公平分配的时候，则会产生纠纷。而土地被征，是土地所能带来的各种效益当中较为显著的部分。

根据我国宪法及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如果农村土地被征收，国家按照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如被征土地为耕地的，该费用（包括安置补偿费）最高可达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1]而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正在尝试以市场价来计算土地补偿金和安置补助费。可见，土地被征收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不可小觑。

然而，在对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金进行分配时，由于僧多粥少，土地资源的稀缺使得“外嫁女”这种特殊身份便容易被农村集体组织忽略甚至排斥，其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权亦得不到保护。

2 “外嫁女”身份的界定

以湖南省湘潭县河口镇枫树冲村6名“外嫁女”为例，该6名妇女虽已出嫁，然其户籍依旧在枫树冲村。2007年，该村土地重新分配，该6名女子未被通知到场，同时被剥夺土地承包经营权；2011年，枫树冲村部分土地被征收，在对征地补偿金进行分配时，村支书再次以“外嫁”为由，剥夺了户籍仍在该村的此6名女子的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权。[2]

在此，有必要界定“外嫁女”的范围。“外嫁女”是带有广东特色的俗语，在福建又叫“嫁出女”，其主要指出嫁后户口没有迁出、仍然留在本村的女子。倘再细化，则包括四种情形：①嫁给本村人，人留在本村劳作；②嫁给本村人，人外出打工；③嫁给外村人，人留在本村劳作；④嫁给外村人，人外出打工。但不管如何分类，有一个前提是没有改变的，即该妇女的户口始终留在她的出生地或者出嫁前的迁入地。显然，本案例的6名女子，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外嫁女，她们户口没有因为结婚登记而选择迁出本村、人也在本村长期生活与劳作。

但也正是因为户口没有迁出出嫁前的村落，导致以集体享有所有权、农民享有承包经营权为特征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受到了一定威胁。外嫁女以户口没有迁出，即可分享集体土地被征收时所带来的补偿金的“一杯羹”；但村民认为女人嫁人以后，即从村里自然除名，所以外嫁女不可能享有与村民同等的待遇，当外嫁女对受损权益发出请求时，村民即以农村村民自治为由，“合法”剥夺或限制外嫁女的请求权。

3 对外嫁女权益的保护建议

3.1 明确外嫁女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59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享有该集体土地本身及其之上的权利，如征收或征用土地的补偿金分配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前提是他必须是该集体组织成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户口来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要素。只有取得户口，才能证明一个人的身份，这是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定条件，其在我国的《户口登记条例》第4条有明文规定。所以有学者认为，户籍改革虽屡次提起，然而在今天确定一个人最直接的身份依然是户籍。[3]因此，就上文6名外嫁女对征地补偿款的分配权请求，法院应给予支持。同时，在实践中，严格禁止通过村规民约来强迫妇女婚后户口迁出户籍地。

3.2 协调法律与村规民约的冲突

尽管《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2条和第33条都对外嫁女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我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在农村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改变，故本文案例中村支书对6名女子的拒绝理由：“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这是按照老祖宗的土方法办。”

该村支书所说的“土办法”，即村规民约。由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文规定了村民自治地位的合法取得，使得村民自治化的权力得到极大扩张，比较明显的表现是自由制定村规民约。村规民约对村民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村规民约这种民间法对维护乡村稳定具有不可埋没的功效，但有些村规民约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与我国男女平等的法律精神相违背。有学者认为，必须废除不合理的习俗，比如“婚后从夫居”，同时由法律吸纳合理的习俗，[4]这是协调法律与村规民约的合理途径。笔者认为，在村规民约的制定上，可以由乡、镇政府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对与现行法律明显发生冲突的，由乡、镇机关提出建议，要求村民组织进行改正。同时，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遇到村规民约与现行法律相违背的条文，可以直接判决无效，间接宣传文明的村规民约。

嫁接的收获与体会篇8

我们参加各种种样的培训，我们学习形形色色的标杆企业，都想解破成功的密码，收获得纵横江湖的葵花宝典，都想从边缘成为主流，从幕后走向前台，从弱势变成强者。所以，当下各种有关赢在中国、超女海选、财富故事会、成功学、励志书的节目与培训格外的火爆流行，它给所有渴望成功，渴望创富的追梦者一个做梦的“枕头”，它给在黑夜中前行、低谷中奋进的潜行者一个探路的“拐杖”。因为经常出席各种各样的论坛，也结识各行各业的奇人高人，收集了许多这种让小企业、小人物一夜成名的小故事。

在杭州有一个林老板本来是一个卖牛肉干的老板，这是一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小行业，林老板的“林家铺子”就在这个行业中诞生了，但林老板却不保守，他有一个同学是做网络游戏的，开发一款游戏《大唐风云》。林老板就想出一个奇招，他让老同学帮忙在《大唐风云》中卖牛肉干，让游戏中的主角都吃“林家铺子”的绿色牛肉干，能力大增，威力十足，每每关键时刻吃了牛肉干就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同时，林老板在自己牛肉干的包装上大力推荐《大唐风云》游戏，让消费者不仅有好吃的，更有好玩的。二个小老板一时间把《大唐风云》与绿色牛肉干卖得风生水起，让人好不嫉妒！林老板还把自己的牛肉干定位“全球网络牛肉干第一品牌”！

有一家餐馆开创了餐饮业的新蓝海，就是每一道菜都是用宋词命名，比如有一个招牌菜就叫“千古绝唱”，这道菜背后有一个悲壮的故事：南宋末年最后的一个小皇帝被成吉思汗的铁骑追杀，从浙江追到广东，从南海追到江门，最后在崖头投海自杀，保持了“君可杀，不可辱”的高贵气节。就像江南春做分众传媒，是发现人在等电梯时有一段无聊时间没事干，所以就创造出楼宇电视广告的新媒体，这个老板发现员工把菜端到桌上后，就傻乎乎站着无事可做，老板是一个宋词爱好者，就灵机一动，让每个员工熟背宋词二百首才能上岗，并将所有的菜名用宋词命名，让顾客不仅吃到好菜，而且能享受到独一无二的宋词文化。老板开玩笑说，自从员工会背宋词以后，小伙子小姑娘的面貌都焕然一新，谈恋爱的成功率都提高了60%。

还有一家开面包坊的小作坊，生意清淡，门庭冷落，老板被逼得快要破产，有一天路过杭州城的茶叶博物馆，门口排成长队，老板眼前一亮，天无绝人之路，既然卖茶叶的能开博物馆，为什么卖面包的就不能开一个面包博物馆？想到就做，老板回去后立马将面包坊转型成面包博物馆，然后向杭州的小学生开放，让所有的小学生来博物馆自做面包，然后带回家吃！这个不经意的创意引爆了流行，最后必须提前预订才能去面包博物馆，然后又在其他地方开起了连锁，小作坊变成了大连锁。

还有一个做指甲钳的梁老板，自称中国隐形冠代言人。他称自己不是卖指甲钳，而是名片供应商，是继互联网之后的第六媒体，他将自己的头像与公司名称打到指甲钳上，作为个性化礼品与道具向中国有头有脸的人进行“侵销”，让所有的人拿了指甲钳四天想他一次，因为人的指甲需要四天剪一次。

这些小企业与小老板过去就像你我一样，是中国最具代表的大多数，但是他们也是不甘寂寞的一群，总会抓住某个关键时刻，抓住关键节点，产生石破天惊的大创意，让自己从硝烟弥漫刺刀见红的红海跳入独一无二价值创新的蓝海，从被人遗忘的边缘走向众人注目的主流，这其种的密码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虚拟与现实的嫁接。如果传统的牛肉干不与新兴的互联网嫁接，牛肉干永远是不起眼的牛肉干，人们不会去记一个牛肉干的牌子叫什么，但有头脑的老板却把它与一个吸引孩子的网络游戏进行了巧妙的嫁接，创造了个杂交新品——网络牛肉干，一下子就成了大腕牛肉干，获得了身份与符号的价值。

2、无聊与有趣的嫁接。江南春把无聊的等电梯时间与电视广告进行嫁接，杂交出“分众传媒”的新媒体帝国，还把公司做成了上市公司。餐饮老板把服务员站在桌边无事可干的时间与背诵宋词进行有机有趣的嫁接，“炒”出一盘令人回味无穷的文化大餐。

嫁接的收获与体会篇9

近年来，该村积极探究强大村集体经济的开展路子，掌握住经济开展脉搏，经过特征财产拉动、班子建立推进、“支部+协会”带动的“三动”形式鼎力开展核桃栽种业，最大限制的盘活地盘资本，进步地盘综合经济效益，促使村集体经济走上飞速开展的“快车道”。

一、容身特征搞栽种，构造调整促农增收。近年来，村容身山区资本优势，确立了“山上松柏戴帽，优质核桃围脚，特征经济唱主角”的开展思绪，起劲扶植优质核桃财产，走出一条特征财产富民兴村的路子。该村经过拍卖、承包等方式，把1600余亩荒山的运营权下放到农户，让他们自立运营，包管了开拓效益。还，研讨制订了《村核桃出产施行方法》，明白规则，地盘承包30年不变，树随地走，村栽户有，村户共管，受益归户准则；对新开展的核桃林，村里执行以奖代补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群众栽种核桃的积极性。该村注重进步核桃的科技含量，在长途教育系统的协助下，村里选育出了合适青石山区开展的喷鼻玲、元丰、鲁光、丰辉等优质核桃种类，推行使用了核桃“绿枝嫁接”和“硬插皮接”等最新核桃嫁接技能，大大进步了嫁接成活率，缩短了核桃后果期。在国度林业局的核桃良种系列11个种类中，村的特优种类就有7个。在2011年9月份举办的首届中国核桃节上，核桃产销协作社选送的喷鼻玲核桃荣获银奖，扩展了品牌影响力，有力推进了核桃财产的开展。当前，全村栽种开拓优质核桃面积3600亩，年产优质核桃12万斤，出售良种核桃树苗10万棵，接穗20万条。

二、容身班子建立，进步引领经济开展的才能。作为村致富的“带头人”，自1996年担任村支部书记以来，王吉章一干就是15年。王吉章把班子建立作为开展集体经济的主要保证，把懂经济、会运营的人充分到村“两委”班子，进步村干部率领农人增收致富的身手，加强开展强大村集体经济生机。王吉章和村“两委”一班人，率领全村党员干部，拓宽了环山路，在山上建筑了蓄水池，疏通了上山的路途。在确立了核桃栽种的开展思绪后，王吉章屡次走出去观赏取经，进修借鉴外埠经历，回家后第一个同村里签署了30亩核桃栽种合同，随后10多名党员干部带头签署了承包合同，起首在自家的核桃园里进行种类引种嫁接实行，不久就获得了优越的经济效益。有了党员干部带头，群众心里塌实了，效仿着搞起了核桃栽种。如许，一年一个目的，一年开拓一片，从开始的几家几户涣散种核桃到今日的每家每户悉数种核桃，村民的收入添加了，全村的集体经济也日益开展强大。该村还积极接收本村经济开展奉献大，致富才能强，对党充溢决心的同志参加了党组织，为村党组织注入了新颖血液；把乡本国人才步队建立作为打破口，鼓舞他们成为当地经济构造调整和社会开展的里手行家，成为科技兴农的带头人，并把他们作为党员强有力的后备力气。

三、容身“支部+协会”带动，强大村集体经济实力。2005年，村依照自愿互惠的准则，由村党支部提议创建了以从事核桃的育苗、嫁接、推行、购销运营农户为主体的鲁东优质核桃经济协作开展协会，为成员供应有偿经济、技能效劳，依法维护会员正当权益，添加经济收入。参加协会的人数到达400多人，成为核桃财产开展的主力军。环绕核桃财产，协会每年举行的专题培训班都在10次以上，参训人员达1000余人次。至今，该村户户都有了核桃栽种科技艺手。还，协会成立了一支30余人的科技效劳步队，专业技能效劳队与农户治理相连系，由专业效劳队一致育苗、一致嫁接、一致修剪、一致喷药，为果农供应全方位效劳，有的还被高薪聘往陕西、山西等地教授核桃治理技能。为进一步进步核桃品牌效益，把核桃产物面向更大的市场，村里一致注册了“鲁东”牌核桃商标，在核桃发卖中，一致收买，一致包装外销，包管了质量和诺言，进步了村核桃在本县和周边县市甚至全国的知名度，产物多年来不断求过于供。经过协会治理，既包管了果农的收入，又解除了核桃发卖的后顾之忧，还又添加了集体积聚，每年仅各类效劳可为集体增收30多万元。

到当前，仅核桃一项财产，每年为村添加集体经济收入50万元，2011年该村村民人均收入达6000元。村成为远近出名的“核桃专业村”，核桃栽种真正成为村民们致富的“金钥匙”。

嫁接的收获与体会篇10

案情简介：1981年，原告、原告父母及原告的同胞兄弟妹3人加上原告之长嫂，一家共7人取得了原籍所在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此后一直延包至今。其间，在第二轮延包前，原告父亲死亡，原告及其兄弟妹嫂5人全部结婚或外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或在本地婚后农转非，其中长兄嫂在原籍生育的一子亦随其父母农转非且户口迁出本地。在第二轮延包中，其弟、兄又通过原集体村组将自己母亲和自己婚后之配偶及其子女共9人进行了农村土地承包登记并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但除其母亲户口一直在原地外其余8人户口均未迁回原籍。2003年，其母去逝。2004年底，因国家重点工程渝湘高速公路建设的需要，占用原被告一家原承包地之一部分，获得一笔不菲的征地补偿款，原告之弟、兄拒绝给付原告一定的份额。原告遂诉之法院，要求分割此笔赔偿款。被告则以第二轮承包合同书上未记载原告姓名，以及原告自出嫁以来一直未履行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的权利义务，即未对土地进行管理以及未上缴税费等理由进行抗辩。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标准问题，是我国现行法律上的空白点，也是法学界的一个长期争论而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很多法律都提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对其成员资格如何确定，却缺乏统一的明确的标准。本案涉及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问题，故联系相关理论进行如下分析。

一．成员权的基本涵义

成员权，又称为社员权，是指社团法人的构成即社员对社团法人所享有的一种独特的民事权利，即团体中的社员依其在团体中的地位而产生的具有利益内容的权限，其根本特点在于权利基于社员的资格产生，它是在社团中产生的权利，这与其它的一般民事权利有别。成员权是具有相对性的权利，对外它是绝对权，对内它是相对权。其权利既有平等性，又有按份性。

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权，则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所享有的权利。它可以表现为物化的权利，即每个人拥有对一块特定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也可以表现为获取集体福利、失地补偿、股权红利等其它形式，还可以表现为民主管理等政治性权利。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成员权、村民的关系问题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成员权的关系。在实践中，成员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常有相互交错的现象。承包经营权主要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和其他人（包括企业）依法承包集体的土地以后所享有的各种权利，而成员权是每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享有的权利。其区别主要在于：

首先，二者的主体不同。成员权的主体为具有本集体、本团体中具有农村户籍的人员，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已扩大到成员以外的一切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然人和集体。

其次，两者的权利内容不同。成员权既包括对集体财产、福利、收益的分配、使用的权利，也包括对集体组织的集体事项作出表决、参与决策等政治性民利。但土地承包经营权仅仅是一种财产性权利，其内容离不开对土地本身的权利行使。

第三，两者取得的方式不同。成员权的取得主要表现在出生、婚姻、收养、移民等几种方式上。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既可以是从集体经济组织之手原始取得，也可以通过流转方式继受取得。

（二）村民与集体组织成员的区别

二者都是法律概念，其不同点是：

（1）从外延上讲，村民的外延要大于集体组织成员。一般情况下，村民是指居住在本村、户籍在本村并且属于农业户籍的人口。但后来，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多，现在的村民则是既包括本村村民即集体组织成员、也包括外地人的集合。

（2）从取得的条件上讲，成为集体组织成员的条件严于成为村民的条件。凡在一个地方居住的人可以称之为村民，但其不一定是集体承包组织的成员，要成为集体组织成员必须符合严格的条件。换言之，集体组织成员一定是村民，但村民不一定是集体组织成员。

（3）从使用的法域上讲，行政法上使用村民较多，而经济法或者民法上使用集体组织成员较多。

（4）从历史与现状上考察，一定社区范围内的全体成员应当以村民小组为原则、村外为例外予以明确界定。换句话说，集体组织成员往往在村民小组范围内使用，而村民则在行政村范围内使用。

（5）从权利范围上讲，集体组织成员的权利要大于村民。一个外地人在某村长期居住，其可以取得村民资格，参加村民选举，但如果其没有被集体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同意取得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话，其就不能获得集体经济利益。集体组织成员除了享有政治权利以外，还享有经济民主管理权利。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

（一）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遵循的原则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应当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自然共同体特征出发，以成员权理论为基础，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基本条件，并结合是否具有依法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作为判断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该坚持的一般原则。同时，应当考虑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转移的趋势，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具有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等特殊情形作出特别处理，并辅之以明确成员资格的保有期间、确立资格取得的唯一性等原则。简言之，也就是在确定特定农业人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标准问题上，将成员资格的取得、丧失以及特殊情形的处理作为整体来系统地把握，考虑各种因素后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二）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界定

是否具有成员资格，不但是关系到政治权利的问题，而且最现实的意义是关系到经济分配的财产性权利问题。什么情况下成员资格始取得？是采取出生地主义、血统主义还是户籍原则决定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对此，目前不能在任何一部全国性法律中找到答案。学术界主要有三种主张：

（1）登记主义：即采取单一标准的做法，以户籍所在地是否在该村组，作为确定是否具有本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标准。

（2）事实主义：即主张以是否实际在本村组长期生活为标准来确定成员资格。

（3）折衷主义：即采取复合标准的方法，主张以户籍登记为原则，以长期居住的事实状态为例外来确定集体组织成员资格。

另外，尚有权利义务关系说，即以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形成的事实作为判断标准的方法。即以必须与本集体经济组织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及管理关系的人，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笔者认为，认定集体组织成员的依据应当以户籍为一般原则，尤其是原始户籍在本村组则自然取得该集体组织成员资格，这是一种原始取得即当然取得，即使没有在本地登记户口，但只要其未在其它地方登记户口，就应认定其户籍在本地。但是，不能仅以户口作为认定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唯一标准，否则不仅将会剥夺因超生而没有上户口的人的生存权，而且对哪些除了没有户口之外而与其他成员没有任何差别的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三）在认定成员资格时需要的注意两个问题

一是没有取得承包地的，是否享有成员资格？没有取得承包地，可能具有成员资格,也可能不具有成员资格。换句话说，有没有承包地，并不决定某人是否具有成员资格。有了成员权并不一定马上分得承包地和可以享受其它集体福利。

二是有了选举权，是否就具有成员资格，并必然享有某个村集体资产（如土地等）的分配权？选举权属于政治权利的范畴，分配权属于经济权利的范畴，两者分属于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不能简单地把二者混同。为了减少农村选民资格纠纷，应实行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脱钩、选举权和分配权相分离的制度。即使有了选举权，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具有成员资格和享有集体资产分配权。

四、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方式

前已述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应当以该成员是否在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并依法登记常住户口为基本判断依据。这一标准与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和法律制度相适应，也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然共同体特征的必然要求。

户籍是证明一个公民自然情况最直接、最基本的依据，以户籍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基础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首先应当考虑的因素。户籍制度改革不会也无法否定户口登记在确定公民自然情况方面的重要作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原始取得，二是加入取得。

1．原始取得即出生取得，即是指通过人口的自然繁衍，祖祖辈辈生活在特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而当然地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成员权。原始取得的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出生。对于基于出生取得成员资格的，在该成员出生时，必须其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因父母双方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其子女也具有成员资格的情形，一般不会产生争议。但父母中一方具有本组织成员资格而另一方为非农业人口或其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时，对其子女的成员资格确定，则应结合出生时的实际落户情况而定。只要出生时依法登记了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则该出生人员自出生时即取得了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2．加入取得。加入取得主要有以下方式：

（1）婚姻：即通过缔结婚姻关系加入另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成为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享有成员权。其中包括女子嫁到男方而成为男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包括男子入赘女方而成为女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情况。

（2）收养：收养属于拟制血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合法的收养手续收养被收养人，则被收养人取得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享有成员权。

（3）移民：即因国家重大工程或国家重大政策而进行的移民，原成员迁到另一地区后重新获得土地，进而成为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享有成员权。

五．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取得的时间

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取得的方式，总体上可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原始取得自出生时开始：有出生证的以出生证上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的，以在派出所或村委会登记的时间为准；既没有出生证，也没有在派出所或村委会登记的，只要其没有在其它地方登记就应认定其户籍在本地，且以有依据能证明的出生时间为准。

难以界定的是继受取得的时间。我们知道继受取得必须经历两个步骤：成员会议（或代表会议）通过和办理户口迁移手续。（1）如果会议通过之日是在户籍迁到该集体组织之日前，则成员资格应自户籍迁到该集体组织之日起开始取得，因为成员资格的取得是以户籍登记为一般原则的。（2）如果会议通过之日是在户籍迁到该集体组织之日之后，成员资格应自会议通过之日起开始取得。

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已经结婚而没有将户口迁出的人，究竟属于哪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缺乏界定标准，由此引发了争议很大的“出嫁女”问题。

六．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丧失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丧失的确认，应当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取得其他社会保障之前，一般不宜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丧失。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对于因以下四类情形被注销或者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的人，应当认定丧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1、死亡。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于死亡时终结，因此，从死亡时起，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即行丧失。

2、已经取得了其它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自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时起，其原拥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随即丧失。

3、取得设区市的非农业户籍。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与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具有相同的基本生活保障功能，在取得设区市非农业户口之后，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已经被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之内，所以在其取得了设区市非农业户口之时，即应丧失其原拥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

4、取得非设区市城镇非农业户口，且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或者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保障在非设区市以及城镇尚未普遍建立，取得其非农业户口并不必然享有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往往仍需以原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村土地保障其基本生活。但如果已经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或者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因其脱离了对原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需求，应当认定其丧失了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某个家庭中有部分成员死亡或者迁入设区的市转入非农业户口，那么，这些人的成员资格当然丧失、自然终结。但在法定的承包期内，其承包地也不能马上收回。因为，作为承包方的户还存在，尽管部分成员资格丧失了，但该户承包的土地还必须维持现状，不能作调整。

如果某一户的成员只有一人，其突然或正常死亡或者户口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人口的，或者某一户的成员有几人，而这些人又突然全部死亡或者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在这两种情形下，成员资格均应丧失，承包地也应收回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取得承包地后，因升学、当兵提干、当工人、当公务员，有固定工作且户口也迁出，或者经商办企业且人和户口已迁出，在这些情况下其成员资格均丧失。但只要这些成员所属家庭的其他成员还在该集体组织，那么这些成员先前承包的土地也不应交回或者被收回。在以上三种情况下，当该承包地被征用时，该家庭仍可按照相应的规定获得补偿。如果整个家庭不存在了，那么补偿费应作为遗产由相应的继承人继承。应当注意的是，当成员资格丧失时，由成员资格派生出来的除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外的权利均应丧失。反过来，承包地存在，并不代表其集体承包资格仍存在。若某个农户仅书面放弃了承包土地权利，那么按政策应直接补偿给农户的费用则该家庭将无法获得（如粮食直补资金），但补偿给集体的费用该家庭可以间接获得，集体的其他福利该农户也可以分享，只要该家庭的成员没有丧失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即可。

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保留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保留，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离开村子，但其成员权不消灭的情形。例如，农民进城务工、服兵役、学生上学期间、两劳人员“两劳”期间等。在以上的几种情形中，这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不必然永久地离开，所以有必要对其成员资格予以保留。

八．“出嫁女”的成员权问题

“出嫁女”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用语。“出嫁女”这一概念不仅仅指出嫁妇女，也包括上门女婿。“出嫁女”总的来说分为两类。第一种情况是“农嫁非”，即农业人员嫁给非农业人员，其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出嫁后仍住在本村，即结婚后还在娘家所在地居住；二是出嫁后不住在本村。这种“农嫁非”的情况，“出嫁女”的户口一般都在原村。第二种情况是“农嫁农”，这又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农村女子嫁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男子，这种情况矛盾不突出；二是农村女子嫁到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三是农村女子嫁给在本地生活但户口在外地的农民工。从户口迁移的情况看，“农嫁农”又可以分为户口没迁走和户口已迁走两种情况。

从以上分类来看，“出嫁女”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户口没迁走和迁走后又迁回来的情况。很多“出嫁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争，实际上大多是为了取得土地补偿费。而判定其是否有权取得土地补偿费，关键要看其有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针对以上对“出嫁女”的分类，结合上述所论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资格认定的原则，笔者认为：第一，对于“农嫁非”的情形，比如，农村女子嫁给城市男子，她们在城镇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没有固定的职业，原则上她们并没有离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认定她们拥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第二，对于“农嫁农”的情形，如果“出嫁女”是嫁到外地的，并且户口迁到外地，她的土地应到男方婆家去分，娘家的土地将不再保留，其在娘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也将消灭。对此，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也有相应的相应的规定。第三，在以上情形中，如果“出嫁女”嫁到外地但户口没有迁走的，其是否能够拥有娘家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享有的权利，主要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态度，如果该组织通过民主议定程序，愿意让“出嫁女”享受集体成员的权利，则集体之外的人员也没有权利反对。但是，由于该种情形下，“出嫁女”在娘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只是挂一个户口，而生产、生活都不在本地，她完全可以依法取得婆家所在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所以笔者认为，原则上不应该认定其成员资格和享有成员权。第四，在“农嫁农”情形中，对于有的“出嫁女”的户口本来迁走了，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又迁回来的，原则上也不再享有原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但要充分考虑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九关于土地补偿费的性质和分配方法

（一）土地补偿费的性质

土地征收，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以补偿为条件，强制取得他人的土地所有权的行为。在我国，土地征收实质上上是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征收，但由于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度，因此国家征收的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主要是农民的承包地。

对征地补偿费性质的认定，官方的说法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失地补偿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实质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但鉴于我国宪法规定的土地所有权主体只有国家和集体两种，故认为土地被征用，只是某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的减少，是集体财产的损失，土地的补偿费是对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所有权被征收后的补偿，更符合我国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认为土地补偿费是对某一被具体征用土地的某一承包农户的失地补偿，目前在法律上尚无依据。

（二）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收到土地补偿费后，是否能够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之间进行分配，各地的做法不尽相同。有些地方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分配予以认可，有些地方则予以禁止，而有些地方则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留一定比例（如70%）后再分配给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涉及村民重大利益的事项应当由村民委员会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而土地被征收后的补偿费分配事宜，涉及每一个村民的切身利益，因而应当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该决定有最终效力。一旦决定该土地补偿费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间进行分配，则应按照前述成员权理论进行操作。因为农村承包户的土地使用权是掌握在集体经济组织手中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通过民主议定程序调整农户之间的承包地。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2条、23条规定了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安置补偿费的分配原则，但对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未作规定。国家在征收土地时，必然要对土地的权利人的财产权造成损失，由于这种损失是土地权利人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作出的牺牲，因此，依据公共负担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的规定，“承包方享有以下权利：……（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土地权利人理应得到补偿。虽然在我国目前的土地征收制度模式下，被征地的承包农户不是征收法律关系的主体，但这不等于可以无视被征地承包农户的土地财产权，为了弥补被征地农户在耕地基本建设中投入的损失，理应对被征地农户予以补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第24条规定，在“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外，对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应当遵循“发包方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集体经济组织过半人数的意见就是土地补偿费分配的意见。实践中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一）土地补偿费直接分配给被征地承包户所有，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均未持异议。此种情况，应视为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已予以认可。

（二）土地补偿费由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决议在全体成员间进行统一分配，由发包方在其机动地指标内，或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全体承包户中调剂弥补相同质量和数量的土地给被征地农户。

（三）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少数成员或承包户，愿从自己承包的土地中调剂出相同质量和数量的土地给被征地农户，而将该被征地的土地补偿费用来分享。

（四）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会议做出决议，既要统一分配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又不愿调剂弥补相同质量和数量的土地给被征地的农户。这在土地多、人口少，即人地矛盾不突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屡有所见，因为土地被征用后该农户的生活生存基本上不受影响，仍有大量土地可供耕作。

对上述一、二种分配方法应予支持或认可，因为不违反现行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而对第三、四种做法则不予支持。其理由在于违背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和承包期内承包户有权享有从土地上得到收益的权利的原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方享有以下权利：……

（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相悖。

十．本案应如何处理

在本案中，第二轮承包时，原告之弟、兄瞒着原告，只将其母及各自家庭中已全部农转非且户籍不在本地的家庭人口填入第二轮承包合同，而所在集体经济组织明显疏于审查，怠于履行义务，非法剥夺原告的承包权，其错误行为应予纠正。

1．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等相关规定，因此，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理应撤销，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

2．违反政策规定。明电[2004]2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中规定：“坚决纠正对欠缴税费或土地抛荒的农户收回承包地。要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以欠缴税费和土地撂荒为由收回农户的承包地，已收回的要立即纠正，予以退还。”中办国办厅字[2001]9号文件《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规定：“农村妇女无论是否婚嫁，都应与相同条件的男性村民享有同等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其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和其它有关经济权益。”

3．违法肢解主体。原被告等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村承包经营户，延包取得了由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土地，是以“户”的名义取得的承包经营权，集体经济组织对其家庭成员之间的内部再分配不应介入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