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的含义十篇

突发事件的含义篇1

1、突发事件就是突然发生的事情：第一层的含义是事件发生、发展的速度很快，出乎意料；第二层的含义是事件难以应对，必须采取非常规方法来处理。狭义上，突发事件就是意外地突然发生的重大或敏感事件，简言之，就是天灾人祸。前者即自然灾害，后者如恐怖事件、社会冲突、大量谣言等，专家也称其为“危机”。

2、根据我国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3、根据影响范围，突发事件可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四类。

4、根据危害程度，突发事件可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突发事件预警级别：一般依据突发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波及范围、影响力大小、人员及财产损失等情况，由高到低划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四个级别，并依次采用红色、橙色、黄色、蓝色来加以表示。

（来源：文章屋网 ）

突发事件的含义篇2

 

关键词：土地征用；紧急需要；土地征用权限；土地征用程序：土地征用补偿

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而发生的土地征用在实践中大量存在，因而《物权法》第44条规定：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并给予补偿可以征用私人(包括单位与个人，下同)的土地。这是一条比较原则的规定。什么是“紧急需要”和“土地征用”，其他法律如何规定政府征用土地的权限和程序、如何规定土地补偿等问题，都还没有深入的理论研究。这增加了紧急情况下政府征用土地的操作难度，也必然影响土地财产权利人的利益。有鉴于此，笔者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概念辨析

要理解“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概念，有必要先理解“土地征用”的一般法律含义。在我国，以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为界限，“土地征用”的一般法律含义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之前，关于“土地征用”，通常的理解是：“在我国，指按照规定将集体所有的土地收归国家使用。征用土地时，用地单位应向土地所有单位支付土地补偿费。征用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只有使用权。”相关的法律表述见之于2004年修改之前的《宪法》、《土地管理法》等多部法律之中。这一时期的土地征用概念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我国法律没有区分土地征收与土地征用两种不同情形，而是统称“土地征用”。相关法律表述中基本上只有关于土地征用的条款，而没有关于土地征收的条款。二是我国民事基本法上没有规定土地征用，土地征用仅出现在《宪法》、《土地管理法》等公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之中，土地征用法律关系表现出极强的公法性质。

2004年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土地征用概念回复其本来的含义。首先，土地征用概念中已不再包含土地征收的含义。2004年宪法修正案区分了“土地征用”与“土地征收”，明确了土地征用只是土地使用权的改变，而土地征收主要是土地所有权的改变。2007年《物权法》通过之后，其第42条与第44条的规定将土地征用与土地征收两个概念在法律表述上彻底区别开来。即土地征用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强制性地改变私人土地使用权并给予补偿的行为，而土地征收是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强制性地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收归国家所有并给予补偿的行为。其次，《物权法》第44条对土地征用的规定使土地征用法律规范第一次具有了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其昭示的保护私人土地权利的意义十分重大。从物权法的角度看，土地征用涉及的是私人土地权利的变动，必须得有合理的理由，以及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权限与程序，并给予公正的补偿才行，其制度实质在于限制国家的权力以保护私人的土地财产权。

一般认为，土地征用只能在紧急情况下发生，土地征用不能用于平时目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事实上，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只是土地征用的一种主要而并非唯一的形态。土地征用包括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与正常情况下的土地征用两种情形。《物权法》第44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7条所规定的是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而《土地管理法》第57条所规定的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下的土地征用，则属于正常情况下的土地征用。紧急情况下可能发生土地征用，但土地征用并不仅仅发生在紧急情况下。从逻辑上讲，《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用土地，这里的公共利益需要也并非仅仅是指紧急情况需要，而应该还包括非紧急情况下的公共利益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物权法》第44条仅规定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而没有规定正常情况下的土地征用，这是物权立法不周延的表现。紧急情况下的土地征用与正常情况下的土地征用在土地征用目的、条件与程序、补偿等方面均有重大的不同。比较而言，在紧急情况下，政府在行使土地征用权时不必恪守一些在正常情况下必须适用的程序性限制。但也正因为此，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对土地权利人的影响也更为剧烈。事实上，在紧急情况下，政府借口行政效率往往更容易侵害土地权利人。《物权法》第44条原则性的规定紧急需要下的土地征用，这是私人土地权利保护的重要一步，但更为关键的是《物权法》司法解释及相关立法应该明确紧急需要的含义，土地征用的权限与程序以及土地征用补偿等更为具体的问题。

二、关于“紧急需要”的理解

何谓“紧急需要”呢?《物权法》第44条只列举了“抢险”、“救灾”两种紧急需要，并没有明确界定“紧急需要”的含义，这给“紧急需要”的理解带来了困难。

突发事件的含义篇3

关键词：合作原则 会话含义 交际

《紫丁香》是现代作家李乔的代表作品，写于20世纪40年代。在剧中他塑造了4位个性鲜明的人物，表达了年轻人对于爱情的执著、人性本善的思想。作家巧妙地利用对话营造气氛，刻画人物，突出主题，推动情节的发展。透过这部作品的人物对话，可以使读者窥探到作品人物的性格特征、心理活动以及人物情感的发展变化，从而能对这部作品中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笔者选取了《紫丁香》中典型的人物对话，运用语用学中的合作原则，分析这些人物是如何利用及违反合作原则而产生丰富的会话含义的，旨在揭示这些原则在理解人物冲突、推动情节发展和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时，揭示作者是如何独具匠心地通过安排这些人物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表达情感和为主题服务的。

一、Grice会话含义理论概述

会话含义理论是由著名语言学家格赖斯提出来的。他认为，在言语交际中为了使交谈顺利进行，交际双方都会遵守一定的原则或朝着一定的方向，这种原则或方向就被称为合作原则。一般情况下，人们会为了交谈顺利进行而遵守合作原则，然而有时候，人们也会违反一条或几条准则，从而产生会话含义。会话含义是指“听话人根据合作原则推断出说话人在话语中有意超越字面意义的隐含意义”，即听话者跳出话语表面意义，推理出说话者所表达的真正含义。格赖斯不是从语言系统内部去研究语言本身表达的意义，而是依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含义，解释话语的言外之意。会话含义关注的是说话人说这句话时可能意味着什么。

二、《紫丁香》中违反合作原则产生会话含义的实例分析

笔者结合《紫丁香》这部作品，来分析违反合作原则产生会话含义的实例。

1.违反了数量原则

菱：怎么，有什么事？

徐：我约会跟她见面，足等了两个钟头也不见她来，把我上班的时间都耽误了。真奇怪，这种事她从来没有过，我们每一次约会都是非常遵守时间的。

菱：那么你就应该到她家去。

徐：不，我不太喜欢她父亲那副难堪的脸子了，大概你也知道，她父亲总有点讨厌我。

菱：可是，他不是已经允许把小兰嫁给你了吗？

徐：其实，他心里一直顶反对我这个女婿，管我叫穷铁匠，他一定要我两千块钱的聘礼，这分明就是要难住我。你想，我一时怎么会凑上这么多的钱。

这段对话违反了数量准则，即所说的话不应多于需要的信息。开始菱问“什么事”，徐只需回答什么事情也就是前一句话便完成了交际，而他却又说“真奇怪，这种事她从来没有过，我们每一次约会都是非常遵守时刻的”，给了多余的信息。下面的对话也是如此，徐只需回答他不去小兰家即可，却又说“她父亲总有点讨厌我”，后来又把小兰的爹要两千块钱彩礼，自己拿不出这个事实说出来。一而再地提供多余的信息，违反了数量原则。作者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这次小兰迟到很不正常，很有可能出事了，为以下小兰被卖打下伏笔。

2.违反质量准则

平：你的心脏太衰弱了，菱！你是好了，应该静静地养着，等今天晚上我的钱到手，治病就不成问题了，我们会有一间干净的屋子住，有可口的饭吃，使我们的爱情重新得到升温。

菱：钱？什么钱？

平：还不是薪水，我会有什么钱呢？

菱：（怀疑地奔他去）奇怪！今天是20号，发薪水还不到日子，我们的老规矩，不是在每个后半月连吃饭都困难吗？

平：不……不是的，是我……跟旁人借的薪水！唔，菱！你看，我给你拿来一件顶好的礼物！

平说的这几句话都违反了质量准则。首先，他说的是缺乏足够的证据的话，他没有办法证明以后他们是不是会有“干净的屋子住”、“可口的饭吃”，他这么说只是想给菱未来生活的希望，使她对未来有所期待。其次，他说了“自知是虚假的话”：菱追问什么钱，他一开始支吾说是薪水，在受到菱的质疑后，又改成是向别人借的薪水。其实，他即将得到的钱，并不是向别人借的钱，而是帮助小兰爹卖小兰得到的“回扣”。他不敢叫菱知道，所以隐瞒钱的来源。这种对质量准则的违反引发了平、菱之间的戏剧冲突，并在这冲突中充分展现了人物的鲜明个性，推动情节发展。

3.违反相关准则

平：菱，你怎么起来了，觉得怎么样？（坐在床边）唔，脸这么红，（摸她脸）好热，烧得厉害吗？今天你精神倒分外好。

菱：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平，药呢，没去拿吗？

平：（迟钝地）药……药……（立起向前踱着）妈的，杜大夫一点面子不讲，暂时赊他几个钟头都不干。他拿鼻子跟我笑，叫我不必治了，说省几个也好。这东西！

菱：（敏感地）那么关于我的病，他说过什么？

平：他说……他反正不愿意赊给我们药，信口胡说！

这段话显然故意违反了关系准则，菱只需直接回答“发烧的厉害或不厉害即可”，但她却转移话题“你怎么回来这么晚？拿药了吗？”这样说是为了不叫平担心，她发烧得厉害，又不愿意告诉平，只好转移话题，提出问题。而下面的平的回答也是在逃避，避免直接回答菱的提问，尤其是在菱询问起自己病情怎么样的时候，平“他说……他反正不愿意赊给我们药，信口胡说！”这样说也是为了不加重菱的心理负担，避免她自己先丧失治好病的信心。可见，两人都很敏感，都怕对方担心，希望自己一个人承受。这正好显示了两人之间感人的爱情，同时，也为下文平为了得到钱替菱治病而帮助小兰爹卖掉小兰以及出了事情后替徐去监狱埋下伏笔。

4.违反方式准则

平：这些话，对于眼前的事情丝毫没有用处。

徐：那么你不能帮我的忙吗？

平：兄弟，事实很显然，譬如于老头硬要两千块聘礼，你有没有？可是在赵经理就毫不费事！

这段话中，平不直接回答“不能帮助徐”，却给出了一个罗嗦、看似不必要的答案：即平给不出于老头也就是小兰爹要的聘礼，但是，赵经理却毫不费事。在这里，他故意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方式准则：说话要简要(避免累赘)。因为平给出的看似罗嗦的“拒绝”并不仅仅意味着“不能”，还表达了这样一个让徐自动放弃的信息，即“你自己没有钱，我帮不上你，你也就认命了吧”。平表现出的对小兰被卖这件事的冷漠以及从侧面的劝徐放弃自己的爱情，使徐也接受这件事，说明了他只顾及自己的爱情，为此不惜牺牲表妹和好朋友的爱情，突出了自私、虚伪、阴险的一面。

三、结语

通过《紫丁香》对话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实际交际中，交际双方一般是要遵守合作原则的，但若在文学作品中偶尔违反一下合作原则，不但不会影响对话的正常进行，反而会增加对话的会话含义，还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参考文献：

[1]索振羽.语用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张毓茂.东北现代文学大系[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

突发事件的含义篇4

论文关键词 突发公共事件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选择

近年来，国内发生了一系列的突发公共事件，比如：2008年1月的南方雪灾，5月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9月的三鹿劣质奶粉事件；2011年3月14日，西藏客运车发生翻车事故，3月15日，瘦肉精事件等等。这些事故涉及面广、影响大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如何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成为热点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实践直接联系，具有应用性、科学性等特点，在解决突发公共事件所暴露的一些问题上具有独特的优势，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

一、突发公共事件的含义、分类及特点分析

（一）突发公共事件的含义及分类

突发公共事件指在某种必然因素支配下出人意料地发生，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损失或影响，且需要立即处理的负面事件。根据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可以分为四类。（1）自然灾害：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和森林草原火灾等。（2）事故灾难：工矿商贸等企业的各类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等。（3）公共卫生事件，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业危害、动物疫情等事件。（4）社会安全事件：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和涉外突发事件等。

（二）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分析

1.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突发公共事件爆发的时间、规模、具体态势和影响深度，经常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即事件发生突如其来；不确定性表现在其产生的原因、变化方向、影响因素和后果等各方面都无规则，事件瞬息万变，难以准确预测和把握。

2.涉及主体的公共性和范围的广泛性。突发公共事件是专指在公共管理范畴内的危机事件，其影响和涉及的主体具有公共性。突发公共事件的直接涉及范围不一定是在普遍的公众领域，但是事件却会因为迅速传播而引起公众的关注，成为公共热点并造成公共损失、公众心理恐慌和社会秩序混乱。

3.事件具有多样性和影响面广的特点。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突发公共事件大致可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可见突发公共事件涉及的领域比较广。

4.危害性大。突发公共事件给广大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给社会的稳定也造成了一定影响。这种危害往往冲击社会原有价值体系和认知标准，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心理、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二、突发公共事件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选择依据分析

突发公共事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及所呈现出的危害大、影响面广等特点，使得公众易产生较大的精神压力。如果这种压力积累到一定的程度而得不到有效的缓解和释放，就会导致一些不满情绪，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严重危害。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及时解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科学性、应用性等特点，依据一定的原则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正确的选择是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关键。

（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含义及特点

1.含义：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为完成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在对教育对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切方法，办法或手段的总和。

2.特点：（1）科学性，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为依据，吸收了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相关科学的有益成果具有科学性。（2）应用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与实践直接联系，侧重于在实践中的应用，因而具有实用性。（3）针对性，人的思想是各种各样的，这要求采用方法时，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做好思想工作。（4）系统性。主要表现在有序性、层次性、相关性上。

（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选择依据及注意事项

1.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选择依据。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方针、原则为准绳。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由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决定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选择过程中必须以思想政治教育规律为依据，遵循规律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方针是在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为实现党的任务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新时期下，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选择运用上，必须坚持“三个代表”的指导方针。同时方法的选择还必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原则、求实原则、层次原则等原则结合起来加以考虑。

其次，坚持一定的原则。原则是人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所依据的准绳，它为正确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这一背景下，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选择，应坚持以下原则：

（1）创新性原则。由于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因此，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必须体现它的创新性，即必须体现时代性、预知性。一方面，由于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因此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应充分体现时代性，以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所带来的新问题。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要体现预知性，这就要求我们通过采取现代方法来预知这些未知因素，创造性地把握事情发展的规律以取得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不确定性的最佳效果。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心理创伤的干预工作并没有被当作一项重要的议题纳人救援行动计划，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汶川地震的心理救援工作却被摆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心理咨询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它在这一事件中的变化正体现了时代性的特点。因此，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倾向的特点，人们的心里承受能力、抗压能力也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要重新认识，紧跟时代潮流，对其进行积极的改革和创新，如：探索一些新载体、用丰富多彩、多层适度的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大众传播媒介和现代化信息技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心里咨询活动等等。

（2）针对性原则。针对性是指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充分认识事物的变化情况，全面考虑不同层次人群的特点和思想状态，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6]由于突发公共事件具有涉及主体的公共性、范围的广泛性、事件的多样性和涉及领域的多元化的特点，这样就会模糊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这给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选择，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只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有所实效。这就要求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层次性，做到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

汶川地震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根据创伤的等级和程度，心理学家将其分为创伤严重的青少年，一线救援人员和灾区的其他群众。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选择上，应坚持针对性原则。心理咨询法是这一问题解决的关键。具体来讲，关于儿童，由于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情绪，可能会出现一些，如：神情呆滞、不说话等症状，这就要求我们有针对性地对孩子进行心理暗示和辅导；而救灾人员由于常常目睹惨状，加之身心疲惫，因此他们的心理健康也许关注，可以通过倾诉法、激励法等有效措施加以缓解。

（3）实效性原则。实效性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通过选择正确的内容、采取正确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解决具体的、实际的问题，取得符合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最佳效果。[7]由于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危害不仅表现在直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上，而且也表现在引发社会恐慌心理、影响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以及产生社会的混乱和不稳定上。而且突发公共事件在基本结束后，仍然能够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持续的影响。因此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将会加大它的负面影响。所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选择上一定坚持实效性原则。

2003年春，由于SAR疫情未能及时公开报道，致使因广州地区非典型肺炎流言引发的“板蓝根风波”，使我国许多城市的板蓝根、白醋价格暴涨，一度造成了市民“谈肺色变”。而如今，面对甲型H1N1流感，我国政府在信息公开化、大力宣传防控知识、正确进行舆论引导等方面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做到了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处理，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民众也没有出现恐慌。

创新性原则、针对性原则、实效性原则，它们之间互相联系，内在统一。有了针对性，才能有实效性；没有实效性，也谈不上针对性和创新性；要增强针对性、实效性就必须发挥创新性，这三者密不可分。

突发事件的含义篇5

关键词：发展动力；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是人类共同向往的一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想社会状态。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不是否定矛盾，而是强调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求得和谐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和谐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一、和谐与矛盾的异同及其内在联系

“和谐”与“矛盾”作为揭示事物本质属性的范畴，反映事物认知取向有所不同以及内部差异、同一的内在联系。“和谐”的字面含义有和衷共济、协调、无抵触、无冲突之意。“和谐”的哲学含义，指多样性的统一和对立要素的有机结合，表明事物的发展变化合乎逻辑或规律。这是和谐的内涵和本质特征。实现哲学和谐的根本途径，是承认和谐存在差别、矛盾、冲突，正是这种差别、矛盾、冲突，各以其对立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使其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既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达到动态的和谐。尽管这种和谐蕴涵生生不息的变易、冲突乃至局部的紊乱，但在整体上以及内在的发展趋势上，却有一种整然的法则性存在。哲学含义的和谐价值观以崇尚、追求、维护、创造、发展和谐为使命，相信事物由于其自身组织和自身协同的作用，在总体以及发展趋向上指向和谐合理，把和谐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评判事物的重要准则，树立和谐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目标)。“矛盾”是指“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矛盾是一个统一体，是一个包含了差异和对立于自身之内的统一体。黑格尔指出，在矛盾统一体中“每一方只有在它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它自己的(本质)规定，此一方只有反映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另一方也是如此；所以，每一方都是它自己的对方的对方”。这是说，矛盾是“正相反对的”对立面所结合而成的统一物。作为哲学意义“对立的统一”的矛盾，“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它不仅是对立、斗争和冲突，而是这些对立、斗争和冲突的“扬弃”，是在这种“扬弃”基础上产生的统一体。马克思指出，“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也就是说。在事物运动这个统一体内，矛盾由于其内在的本质的差别，在其变化和发展中必然要发生自我矛盾和自我分裂，产生对立面的斗争和冲突，这种对立和斗争只是一种手段，在此基础上达到相互和谐与融合的主题，从而形成双方各以对方为其存在的本质规定、相互依存的新的生命共同体。

“和谐”与“矛盾”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谐”注重用和谐的思想方法分析事物和解决矛盾，强调对立面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内生和内驱作用，作为“和谐辩证法”的理论形态，体现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智慧。例如，“和谐”思维中，分析异质要素间的和合性、和调性、协调性、互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机理。认为一切过程中和谐着的各方面，互相吸引、互相协调、互相认同。各种和谐之间，又互相成为和谐，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和人们的思想，都包含着这样带和谐性的方面。“和谐”以保持事物的动态平衡与和谐发展为目的，重在运用改良的和平的手段进行创造性建设，崇尚的是“和谐性的原则”。认为一切和谐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同一性，又因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矛盾”主要从对立面斗争性的视角出发，提倡用矛盾的思想方法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突出对立面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动力和源泉作用，作为“矛盾辩证法”的理论形态，继承了西方的辩证法传统。例如，“矛盾”思维中，揭示其正相反对的两个方面的对立性、冲突性、离异性、排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本质规律。认为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总是相对应地存在，生与死；上与下；祸与福；顺利与困难；地主与佃农；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等，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矛盾”以批判旧事物和摧毁旧世界为己任，重在运用剧烈的冲突的方式进行革命性的斗争，坚守的是“否定性的原则”。认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

哲学意义的“和谐”与“矛盾”，它们自身就是同一体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它们探讨的都是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同一的本质规律。它们存在的异同关系，一方面说明它们各自具有不可互替的独特价值，生动地证明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多维向度以及辩证法的多样形态；另一方面也表明它们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同一体及其发展过程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相互关照和相互补充，所共同追求的是对立面的平衡、融合及其和谐发展，使“和谐”与“矛盾”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新的“和合”。“和谐”与“矛盾”总是由基本的和谐转向基本的矛盾，再由基本的矛盾转向新的基本的和谐，如此往复循环以至无穷，而每一次的循环都较之前一次有了更新的进步。对这一规律的认识，将会大大拓展我们的辩证视野，开阔我们的认识眼界，推进辩证法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从过去单向度的“矛盾”思维走向“和谐”与“矛盾”的融合与统一，将引发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革，从而转化为深化改革开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力量。

突发事件的含义篇6

对于初一的新生来说记叙文阅读是重点，根据记叙文阅读的重点，我总结了记叙文阅读中的六种试题类型以及做题方法。

一、内容概括

1概括事件：何人+何时+何事+何结果

2概括情节：做这种题目要注意题目中有限制和提示作用的信息。要正确划分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或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的基础上，用简练的语言来表达，一般都要有主要人物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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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次结构

记叙文的结构层次形式灵活多样，一般应该从作者的思路和行文线索，过渡和衔接，伏笔和照应，开头和结尾这几个方面来分析。

三、词句理解

在题目的题干中出现了加引号的词语或句子，往往表明分析的对象源于原文，在分析时应贯彻这样的原则：

1词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篇，抓住关键词，分析他的特点及含义，联系上下文再解释。也就是说一定要结合具体语境来考虑。

2题目的作用主要有：吸引读者，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把握象征意义；贯穿全文的线索；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文眼，揭示文章中心。

3理解关键句子主要是理解句子的含义，体味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另外要明确记叙文中除了记叙外，其他常用表达方法的主要作用。

四、赏析语言

1分辨清楚所选语句或短语的表面含义，然后把握它的真实内涵；联系词语的色彩，分析其感彩的变化；分析这个词语突出的人物性格或者心理。

2结合修辞来分析语句、体味语言的情味和含义。

3结合文章的主旨和人物的性格、心理来分析。

五、表达方法

1环境描写：分为自然环境描写和社会环境描写。自然环境描写是为了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心情的。社会环境描写是交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

2人物描写：包括对人物的肖像，神态，语言，动作，心理描写等，作用是塑造了什么样的形象，表现了什么样性格，体现了什么样的精神品质等。

3抒情，议论：抒发作者什么样的情感，画龙点睛，深化中心。

六、写作手法。

1熟悉写人叙事类作品常用的写作手法：设置悬念、欲扬先抑、对比、夸张、讽刺、渲染烘托、正侧面描写相组合等。

突发事件的含义篇7

我一直都害怕，如果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实验都开始转变了新的发展方向，每个人每一种突破，都变成了一种自取灭亡，我想我也不知道，现在的我们自己到底在寻求一种怎样全新的含义了。

我们一直都在一个地方，酷酷地期待，梦想和心境，开始发生新的突转。

他们在打游戏的时候，突然也看懂梦境的地方，开始找到了一个新的竞争店，我见到了梦的力量，还是和如今一般，看得懂每一次的建设，都关注着别人之间的发展。

突发事件的含义篇8

为了克服以往对突水过程认识和利用上的不足，通过综合分析突水点附近背景场及风险评估，利用山西某矿井巷道突水在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流场进行了疏放实验。结果显示，矿井突水在一定条件下可作为疏放试验来加以利用，可用来确定补给水源、记录突水量变化过程、获取含水层水文地质参数、揭示岩溶介质条件及突水原因等。该方法的实施，获取了常规方法难以获取的水文地质信息，为进一步分析突水原因、合理高效处置突水灾害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数据。

关键词

突水；疏放试验；水文地质意义；背景场

我国许多煤田水文地质条件十分复杂，矿井水害已成为煤矿安全生产的主要灾害之一。而水害中危害最大的又是矿井突水，这是一种在井巷工程开拓过程或矿床开采时，一种或多种充水水源突然大量进入矿井空间的现象。突水的发生轻则造成生产条件恶化，重则淹没巷道与矿井，造成人身伤亡及巨大财产损失。经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等的资料统计，从2001到2013年期间，全国共发生重特大水害事故496起，死亡3155人。即使在美国，煤矿工作也成为了最危险的职业[1]。鉴于突水危害巨大且具有突发性和难以预测性，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突水的类型、机理、影响因素、防治方法、突水的相关判据及预测预报方法等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及理论研究[2-6]。以往研究表明，在顶板水害、底板水害、老空水害、地表水害及构造带水害等各种突水类型中，突水与水文地质条件、地质构造、人为采动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水源、导水通道、水压(形成驱动水流运动的水力梯度)及水量(通常超过正常排水能力)常常构成突水的4个必要条件。而诸多因素中，除人为采动外，其他因素均可归属于水文地质条件。大量突水案例表明，突水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矿山或隧道的水文地质条件没有被正确识别和掌握[7-9]。在采掘活动中，人们按有关规范的要求遵循“先探后掘、先治后采”的方针，探放水成了煤层开采前的一项基本工作[10]。然而，由于断层、陷落柱等构造不明，巷道穿越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开挖带来一定的围岩破坏或工程扰动，在产生各种各样的水文地质问题[11]的同时，受物探、钻探、化探等手段自身技术的局限，对充水水源探测不够准确[12]，主动疏放有时效果不佳，导致突水事故时有发生[13]。为了避免突水之后所带来的严重政治影响及生产快速恢复的需要，矿方通常是选择一条“快速救援、快速治理”的办法进行处理。这种处理方法对于矿井生产的及时恢复及消除政治影响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矿井突水的科学研究来说，则未必是最佳选择。因为，突水后没过多久，通常就采用注浆等方法加以封堵，突水的过程很快就遭受人为控制，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很难得到充分暴露与识别。在后续的生产活动中，仍然需要花很大力气进行识别。这无形中增加了成本，减少了水文地质信息量，增加了突水机理的认识难度，尤其是突水通道的认识。在本文中，作者提出突水后，尽可能综合分析矿井所处的各种背景场(水动力场、采动应力场及介质场等)，在风险可控且经济能力能够承受的条件下，适当延长一下出水时间，在巷道内利用突水点进行适应各种场的突水疏放试验，获取大量实际数据，充分揭示矿井的水文地质条件。这对于准确识别矿井水文地质条件，节省安全生产成本，帮助实施高效的防治水技术决策来说也许具有更加独特而重要的实际意义。

1事发矿井概况

山西某煤矿位于山西省中南部，井田形态呈北东-南西向长条形分布，北东-南西长约9km，北西-南东宽约4km，面积约35.6km2。矿井设计生产能力210万t/a，地质储量3.13亿t，可采储量1.71亿t。主要可采煤层有4层，分别为1#，2#，10#和11#。分2个水平开采：一水平为+80水平，开采上组煤1#，2#煤层，二水平为-15水平，开采下组煤10#，11#煤层，目前仅开采上组煤，生产服务年限58.3a，为立井开拓方式。该矿属于全带压开采矿井，奥陶系地层静水位标高520m，2#煤开采最低标高-70m，2#煤最大承压约5.9MPa。主要含水层有石炭系下石盒子组K8，K9砂岩含水层；太原组K2(其中的水简称K2灰岩水)、K3灰岩岩溶裂隙含水层；奥陶系峰峰组上段碳酸盐岩岩溶裂隙含水层；奥陶系上马家沟组上段碳酸盐岩岩溶裂隙含水层(其中的水简称为奥灰水)。其中，K2灰岩平均厚度9m，峰峰组上段平均厚度30m，上马家沟组上段平均厚度60m，是本井田煤系地层下伏的主要含水层。含水层水位采用10个水文观测孔进行自动观测(图1)，但因各种原因，待疏放试验时，已失效4个，可用的有6个。矿井内地质条件复杂，断层、陷落柱发育，断层走向多为北东、北北东向，其中，F13断层位于矿井的中部，倾角70°，倾向北，落差55~80m。南北2条规模较大正断层为矿井自然边界，其构造形迹展布服从于区域构造规律。

2突水经过

2012年11月1日，井下2-1081反掘工作面在掘进260m长度时，巷道两帮、底板矿压显现明显，两帮回缩量约0.5~0.6m，底鼓量约0.8m。12月3日，巷道右帮压力增大、3根帮锚索拉断(帮锚索6m长)、帮部开裂。12月4号0点班2时53分，距离工作面迎头20m处滞后出水，右帮顶上第1根锚杆处有少量涌水，刚开始约3~5m3/h，3时55分涌水量约30m3/h左右，4时03分后涌水量又减小至20m3/h，5时23分涌水量迅速增大，6时30分涌水量大约730m3/h，至4日13时将2-1081反掘巷300m淹没，水进入2-108联巷，至19时淹没联巷100m。随着紧急排水的顺利进行，水位控制在距2-1081联巷口前90m处。

3突水疏放试验设计

3.1疏放水工艺概述

一般的探放水工艺通过钻孔往潜在水源区域钻进，揭穿水源而疏放出水，通常只为疏放当前工作面潜在充水水源，为当前工作面煤层开采服务，是一种短期水害防治目标；而本文的突水疏放工艺，是在一定条件下，直接利用矿井井下突水点对潜在充水水源(构造带水、含水层水等)进行疏放。由于突水点水源往往是从构造带或含水层中来，具有较强的连通性，它可以做到既为当前工作面又为全矿井生产服务，达到既注重短期更着眼于长期的水害防治目标。

3.2风险评估

试验的风险评估是非常必要的，它是后续疏放试验能否进行及是否合理的前提与基础。主要在2个方面进行评估：1)背景场及其影响评估；2)经济性评估。背景场及其影响评估主要包括试验周边巷道及工作面的岩体介质场、水动力场及应力场，根据现场实地观察、应力测试及数值模拟来判断各种背景场的稳定性。实际分析表明，由于出水点相邻的108工作面为待产工作面，疏水实验的周边还仅仅只是几条简单的巷道，周边留设有足够的安全保护煤柱，岩体介质场和应力场的扰动相对变化不大。其次，1081等各种巷道支护较好，具有较好的工程稳定性。拟实施疏放任务的1081反掘巷长达300m，围岩支护较好，有进行疏放试验的操作空间，选定疏放的地点是巷道内最稳定的地段，能保证疏放时水动力场不会对巷道围岩的稳定性产生影响。综合分析得出疏放水试验对108反掘巷周边的背景场影响有限。经济性评估方面，由于论证突水防治采用具体的工程措施与方案还需要较长时间，此时，如果拖延排水势必造成淹井，带来更大损失。因此决定，在论证期间准备充足的排水设备，首先在1081反掘巷中进行突水疏放试验，获取更多的试验资料，赢得时间，为后续制订措施与方案论证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3.3疏放目的

1)控制井下排水，尽量把突水控制到1081反掘巷内，不让其再流入到其他巷道或工作面而影响生产；2)观察突水疏放量变化特征，了解突水规律；3)观察分析突水后的主要含水层石炭系太原组K2灰岩及中奥陶系O2灰岩的地下水流场特征，分析补给通道发育情况、影响半径与补给速度，计算水文地质参数，揭示水文地质条件，为正确实施后续防治水工程提供科学依据。

3.4疏放工艺及数据采集

为保障突水能及时排出，采用3台大流量(2台450m3/h和1台300m3/h)排水泵排水，二用一备，通过潜水泵排水能力、流量计及巷道容积法综合测算突水疏放量。含水层水位通过6个有效的水文观测孔进行自动观测(图1)。突水点水质变化情况通过在突水巷道内采取水样进行化验来获得。

3.5数据整理

突水后，进行突水疏放试验得到的水质变化情况、水量变化曲线及水位动态曲线分别如表1和图3，4所示。

4水文地质意义

4.1确定补给水源及水质

水样化验分析(表1)表明，2012年11月27日突水前，Na+含量高，Ca2+、Mg2+离子小，矿化度低，成分为巷道顶板砂岩渗水。12月4日突水后，Ca2+、Mg2+离子显著增加，Na+含量剧减，矿化度M逐渐增大，水质为SO4HCO3-CaMg(Na)型水，与石炭系太原组K2灰岩水水质相近。12月21日之后，M增加很快，超过了1000mg/L，由K2灰岩水质逐渐掺杂奥陶系灰岩水成分。图1，4也表明，突水后，出水点以北距离分别为1600，2500m的K2灰岩观测孔BK3和BK8水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奥灰水位除GK5稍有变化外，其他观测孔水位变化不大。说明矿井突水直接补给水源是K2灰岩水，间接补给水源为奥灰水。

4.2揭示突水量变化过程

图3表明，矿井突水疏放量总体上呈先快速增加后减小的一个多阶段动态过程，该过程可分为6个子阶段，分别为：I-水能蓄势阶段，此阶段突水呈现渗水状态；II-水量快速增加段，此阶段涌水量快速增大；III-最大水量维持段，此阶段突水量一定时间和幅度范围内保持峰值状态；IV-水量衰减段，此阶段由于补给量衰减或通道堵塞等原因，使得水量衰减；V-水量稳定段，此阶段突水量呈一个稳定状态；VI-水量衰减与稳定段，该阶段的出现主要是南面又有一个相邻工作面出水了，分流了补给水量，使得当前突水点水量衰减了，经过一段时间后水量又趋于稳定。

4.3获取水文地质参数

从图4可看出，BK3，BK8相较其他观测孔，其水位变化的响应速度要快得多，说明从BK3，BK8到突水点之间存在有强径流通道，应该是导水性非常好的岩溶裂隙通道，该通道甚至可能与隐伏断层叠加。这也就直接导致了突水前期，地下水流场并不符合类似孔隙介质中水头近低远高的特征，而是呈现导水通道通畅的附近水头下降快、导水通道不通畅的地方水头下降慢的非稳定紊流特征。所以，突水前期的数据不太适合直接运用地下水动力学公式来求取水文地质参数。进一步分析图3，4的水量水位变化特征，可看出，2013年1月9日后突水量及观测孔水位均基本趋于稳定，此时BK3与BK8水位体现为近突水点低而远突水点高的稳定流特征，此时，即可把矿井近似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流场来对水文地质参数进行平均估算，因而可采用BK3，BK8这2个观测孔后面稳定段流量降深数据，依据水动力学Dupuit稳定流公式，有这里，降深S1=23m，S2=21m，涌水量Q=300m3/h=7200m3/d，出水点距BK3距离r1为1600m，距BK8的距离r2为2500m。K2含水层厚度为9.11m，因此，可求得平均导水系数T为从上述求出的K2灰岩平均导水系数T(约为255.83m2/d)，平均渗透系数K(约为28.08m/d)可看出，即使在平均意义上，该两数值也仍比通常的砂岩裂隙中的参数值偏大许多，仍体现出岩溶管道流的特征。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突水导水通道形状、大小及数目的多少不得而知，但是仍然可以通过疏放试验得到稳定流场，然后运用上述水动力学方法确定K2含水层在平均意义上的水文地质参数，这是传统物探、化探、钻探方法所不能做到的。

4.4揭示岩溶介质条件及突水原因

根据突水疏放试验中水量、水位、水质变化等水文地质资料的综合分析可知，K2灰岩和奥灰存在着密切的水力联系，K2灰岩补给通道具有各向异性，存在有强径流通道，主导水方向为北东-南西方向，呈管道流状态，次导水方向为西北-东南方向，呈小型管流状态；其他方向虽存在水力梯度，但岩体较完整、裂隙不太发育，导水性不太好。F13断层带较长且断距大(近80m)、突水点附近右帮距断层距离小(只有13m)，右帮煤壁在地应力作用下发生失稳破坏，原本不导水的F13断层在靠近突水点附近发生应力集中，断层开始活化，伴生裂隙扩展，最终沟通了K2灰岩水和奥灰水。通过学习前人文献[14-15]并结合自身成果，综合诊断此次突水原因为高承压水高地应力联合影响下的断层活化导水。

5结论

1)突水是矿井生产中常见的危害性较大的一种灾害，具有复杂性及难预测性。人们通常采用“快速救援、快速治理”的方式来处理。这对于消除政治影响、尽快恢复生产是重要的。然而，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处理方式未必是最佳的，它有可能没有充分发掘突水所带来的水文地质信息及意义，可能造成后期生产的安全投入增大。2)笔者以山西某煤矿为例，在经过风险分析及准备了充足排水能力的条件下，根据综合目标需要进行了突水疏放试验，疏放试验揭示了突水疏放量变化呈一个多阶段动态过程，补给直接水源是K2灰岩水，间接水源为奥陶系灰岩水，K2灰岩得到奥灰补给，具有强径流集中导水通道，K2灰岩平均导水系数T约为255.83m2/d，平均渗透系数K约为28.08m/d，和奥陶系灰岩均具有强烈的非均质各向异性等。3)实例研究表明，通过适应多重背景场的突水疏放试验可以较充分地挖掘突水过程的水文地质信息，揭示常规方法难以揭示的矿井水文地质条件，节约探放水成本，为分析突水原因及后续准确制定矿井防治水决策提供宝贵的水文地质数据和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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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龙青．底板突水机理研究综述[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9，28(3)：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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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傅耀军，华解明，方向清．试论煤田(矿)水文地质问题及勘探技术方法[J]．华北科技学院学报，2009，6(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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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凯，茅献彪，陈龙，等．采动对承压底板断层活化及突水危险性的影响分析[J]．力学季刊，2011，32(2):261-268

突发事件的含义篇9

关键词:煤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意识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5-0205-02

自工业革命以来,煤炭作为重要的战略能源成为支撑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需要每年投入大量的煤炭资源,这就决定了煤矿工人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为煤炭开采的主力军,煤矿工人的思想政治状况有着多重的潜在意义。而思想意识是行为实践的先导,正确的思想意识促进煤矿工人的健康生存与持续发展。因此,当前加强煤矿工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变革煤矿工人内心深处的传统意识观念。当前,煤矿工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煤矿工人的安全意识、技能意识、节约意识、生态意识与应急意识。

一、煤矿工人的“安全意识”

从系统学上讲,“煤矿工人的安全”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关涉多个子系统,煤矿工人的安全因而也就具有多个层面的价值内涵。首先,煤矿工人的安全关系着煤矿工人切身权益。在中国,煤矿工人的主体来源于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些煤矿工人是农村劳动力资源中的精英群体,在农村家庭中担负“养家糊口”的重要责任。一旦煤矿工人的“安全”失去保障,那么受损主体的对象将迅速从矿工本身扩展到矿工的整个家庭。其次,煤矿工人的安全关切着煤矿企业的发展。煤矿企业的持续发展是建立在煤矿工人安全生产的基础上。实践已经证明,任何一个不注重煤矿工人安全的煤矿企业必然会遭遇“矿难频发”的困境,进而直接影响到煤矿企业的长远发展。最后,煤矿工人的安全关切着党的执政地位。“近年来矿难频发,矿工的生命没有安全保障。所以,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党在这个方面究竟做了哪些工作来制止矿难发生”[1]。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煤矿工人的安全是一个关系着党的群众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由此可见,培养煤矿工人的“安全意识”十分重要。煤矿工人的安全意识是对安全生产的反映,是煤矿工人在煤炭开采过程中应当形成的一种理念。煤矿工人需要把这种理念内化于心灵深处,贯穿于整个煤矿开采的实践中。这就要求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煤矿工人的安全意识,“使企业所有员工都能把安全生产放在第一位,在生产中遇到安全问题时能及时向上级部门反应,并制止存在安全隐患的违法开采”[2]。矿工自我“安全意识”的增强为减少矿难比例、保障矿工生命安全起到一定的内在规范作用。

二、煤矿工人的“技能意识”

当今时代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功能日益彰显,极大地推进了经济发展战略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这一发展战略的转型客观上要求相关企业能够提供科技含量高的产品。而科技含量高的产品与科技素质高的员工是分不开的。员工是科学技术的直接载体,员工的科技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产品科技含量的高低。当前,从事煤矿生产的员工主要来源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有资料显示:“现在的矿山,真正在井下第一线工作的80%～90%是农民工;在建筑业,全国现有从业人员4 000多万,其中有农民工3 000多万,占到75%;在制造业方面,农民工占到60%,在餐饮服务、环卫等行业,农民占到90%以上”[3]。而从整体上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科技素质低,技能意识淡薄,往往是以出卖原始的体力作为赢取生活资本的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前煤矿产品科技含量低的境遇。提高矿工的“技能意识”,能使矿工相关专业技术变得更为熟练,进而大大提高煤矿生产力水平,从深层次上赋予煤矿产品科技含量,从而增强煤矿企业在同行中的竞争力,最终为实现煤矿工人与煤矿企业的双赢奠定基础。

三、煤矿工人的“节约意识”

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们时刻都需要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以维系人体生态系统的平衡。那么什么是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地点的条件下能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4]。上述“资源”概念中的“一定时间、地点”实际上揭示了资源在一定时空内总是存在量的规定性,即资源具有“稀缺性”。那么什么是“稀缺”呢?“所谓稀缺,就是稀少、短缺之义,包含两种意义:其一,资源的有限性,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任何资源数量都是有限的。非再生资源用去一点便减少一点,再生资源能否维持、增加或减少,取决于再生的速度和规模,需要量入为出,否则就会发生资源赤字。其二,获取资源成本的提高。非再生资源因消耗而减少,同一品位矿产资源价格有上涨趋势;再生资源的恢复往往需要投入相当的资本。所以,在总体上资源是有限的,再生要以一定的成本为代价,因而是稀缺的”。[5]显然,“煤炭资源”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同样具有“稀缺性”。这就是说在一定时空内,煤炭资源同样存在“量”的属性。这从一定程度上说,煤炭企业的发展从深层次上总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受制于自然界煤炭资源储量的制约。而当今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煤炭资源的需求是在不断地膨胀,使得煤炭资源的竞争变得日趋紧张,人们不得不遭遇煤炭资源危机的威胁。而要应对煤炭资源危机,实现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其途径无非是“开源”与“节流”。当前,“开源”的成本越来越高,因此,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在注重开源的同时,更加注重“节流”。而这种“节流”的工作最终落实在煤矿工人身上。这就是意味着煤矿工人是否具有潜在的“节约意识”将直接关系到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当前的煤矿工人只是对煤矿企业负责,缺少对煤炭资源本身的伦理关怀,所以在煤炭开采的过程中存在一些资源浪费的现象。因此,需要培养和提高煤矿工人的“节约意识”,是煤矿工人从内心深处对煤炭资源产生敬畏之情,把自己的伦理关怀的范围从人际拓展到人与自然之间,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煤炭资源的价值体系。

四、煤矿工人的“生态意识”

人类的持续发展和健康生存需要优美的环境。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容易遭到破坏,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当前,人类遭遇的“环境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大气污染;水体污染;森林滥伐和植被减少;土壤侵蚀、荒漠化和沙漠化的扩展;垃圾泛滥;生物灭绝加剧;粮食能源和其他资源短缺;酸雨污染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地球增温;臭氧层破坏”[6]。特别是近几年来,自然气候变得异常,人类不断遭遇各种各样自然灾害的侵袭。自然环境的恶化与炭化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由于人们大量使用煤炭、石油等炭化能源导致全球变暖、气候异常。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入反思,促进了“生态意识”的生成。生态意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生态意识是人类意识在自然生态中的表现形式,是对人与自然以及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等关系的反映;从狭义上说,是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发展到一定阶段,即人类对工业文明时期所造成的自然资源、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实际问题所产生的反映”[7]。从现实来看,人们对煤炭能源的超强度追求,不断挑战着自然界能够承受的最低底线,使人与自然关系变得相对紧张起来。同时,由于煤炭能源的大幅度使用,使得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越来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着“地球温室”的形成。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因此,煤矿工人是否具有“生态意识”与生态环境改善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煤矿工人如果能够增强其生态意识,在煤炭开采的实践中,把煤炭开采与生态环境问题相联系,充分承担起其应有的生态责任,必将为相关环境问题的改善做出一定的贡献。当然,这里需要来自煤炭企业领导层的认可与认同,在制定煤炭企业的发展规划时,尽可能把“人与自然关系”考虑在内,从而制定出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发展规划,为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做出一个企业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五、煤矿工人的“应急意识”

“应急”原本是生物学上的概念范畴,是指生物对外界刺激所作出的反应。在现实生活中,应急主要是“突发事件”而言。在我国,“突发事件一般是指已经或可能导致重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环境破坏或社会动荡,并对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的紧急事件和情况,主要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种类型和更加具体的灾种”[8]。突发事件往往具有一定的分散性、突发性、不确定性、破坏性,从而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就显得尤为重要。就拿煤矿企业来说,这种突发事件最多呈现的是矿难的突发。一旦煤矿发生较大矿难,不仅严重损害矿工的生命财产,而且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在经济上,矿难给企业、矿工带来损失;在社会上,矿难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容易引发重大公共事件;在政治上,冲击党的执政基础,破坏党群关系;在生态上,产生恶劣的生态环境问题。当前,矿难并非存在地域国家之间的区别,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矿难的情况,只不过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矿难问题表现得较为突出。这就是说尽管矿难具有突发性,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从众多的矿难中探析矿难的根源,对矿难进行分类别研究,从而总结出一些具有一定规律性的东西,这对于在井下从事直接煤炭开采的矿工而言具有突出的意义。也就是说,应该积极培养和提高煤炭工人的“应急意识”,使煤炭工人能够对各种类型的煤炭矿难有清醒的认识,进而能够在突发事件爆发时,积极主动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有序地应对矿难事件的发生,从而最大程度上减少矿工损失、降低矿难的破坏范围与程度。

综上所述,当前对煤矿工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培养和提高煤矿工人的“安全意识、技能意识、节约意识、生态意识和应急意识”对实现人与煤矿企业的共同发展,对实现煤矿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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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余谋昌.生态哲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5-7.

突发事件的含义篇10

关键词：解释观念；解释体制；解释方法；冲突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119-02

一、法律解释制度的不同

（一）法律解释观念的不同

关于什么是法律解释，法律解释发生在什么场合，英美法系与我国的认识有很大不同。而香港原属于英国的殖民地，继受英国法传统，遵循的是英美法系的法律解释体制。

在中国内地的制度设计上，法律解释既非属于司法裁判权的一种活动，也非附属于立法权或法律实施权的一种活动；它在法律上被单列为一种权力，一种通过解释形成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一般解释性规定的权力，而在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对这种权力的分配，则构成了一种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法律解释机制。

在英美法系中，法律解释就是法官在判决案件过程中对成文法做出的解释，对成文法做出解释是法官的分内之事。在这一观念下，香港法院奉行司法独立，内地最高司法机关和国务院及主管部门拥有部分解释权并不影响将法律解释权的性质定位于一种独立于一般司法和立法的专门性法律解释。同样地，《基本法》的解释权性质也不因香港法院拥有部分对《基本法》的解释权而改变，仍可概括为一种独立于一般司法和立法的专门性法律解释权。

（二）法律解释体制的不同

法律观念的不同，只是一种表面的、浅层次的差异，而其更深层次、更本质的不同应该归结为法律解释体制的差异。

在内地，国家的立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司法解释权则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法院没有立法解释权，立法解释权和司法解释权是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关系，且最终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香港特区则沿用普通法的法律解释制度，即法院是所有法律解释权的主体，这种解释权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而且法官也只是在具体的案件适用过程中解释法律，所以不存在立法解释的情形。据此，香港特区法院通过法律解释还可宣布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违法或无效。但是香港回归后，为了更好地贯彻实行“一国两制”的体制，就需中央政府调和这种解释体制上的差异，因此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量，最终立法者们设计了兼顾内地和香港的法律解释体制，即“双轨制”。“它一方面认定基本法是中国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确定香港继续实行普通法，需要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不能从单一方面提出解决办法，既可做到符合“一国”，亦可维持“两制”。但是香港和内地法制在宪法文化、基本法律理念和思维模式方面是不可能瞬间消弭的。

二、法律解释方法的不同

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在案件中对法律的解释具有相当的弹性，以英国为例，法律解释有三种基本的方法原则：字面含义或平义原则（literal rule）、黄金原则（goldenrule）、弊端原则（mischief rule）。前两种解释原则是以制定法的文字含义为中心，后一种则是以制定法的目的为中心。平义原则，顾名思义，即按照成文法条文本身的字面意义解释，取其最自然、明显、常用的用意。这种方法的理论依据是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理论，即司法机关按照立法原意司法，而法律词语本身最能表明立法者的意图。黄金原则，则是指法官首先使用字义解释法，如果含义不明，则采用体系解释法，考虑条文展现的法律体系及其完整性、立法意旨、立法背景等因素做出完整的解释，这一解释原则给予了法官极大的解释空间。弊端原则主要考虑的是制定法背后政策和目的，考察制定法意图实现的目的是什么，这一原则也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香港地区原属英国的殖民地，其法律解释方法也较多地沿用了英国的传统，具体有三个主要特征：一则以法律条文字面明显含义为准的方法阐释立法的应然含义；二则根据被解释法律条文的性质和适用对象不同，采用宽严不同的方法解释；三则法律含义只局限在法律条文的明示中，不能通过解释或推理得出没有被法律明示之意。

在内地，法律解释方法都是根据立法原意，法律意识和有关需要甚至包含政治考量在内的综合因素，对法律或法律规定的现实应然含义所做的说明、阐述或解答。即使法律条文没有明示的权力，如果按照法律逻辑和权力结构推理属于应有的权力，这也是法律依据的权力。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更多的是采用原意解释，探寻立法者立法意图。2000年我国出台《立法法》规定：“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或者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但实践中更多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究其原因，正如焦洪昌老师所说，“对于法律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恐怕只能发生在法律的具体实施过程中，而且条文本身和具体应用之间并不构成真正的区分。因为任何法律不管表面上直接针对的是不是法律条文本身，实际上都是在结合一定的问题或案件事实对法律条文本身进行解释”[1]。

香港法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方法的不同主要体现在：（1）释法技术不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只是简单地使用了原意解释的方法。而香港法院则不同，以居港权系列案件为例，法官以宽松的目的论方法为指导，综合使用了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多种方法。（2）对待立法原意的态度不同。人大常委会在释法过程中主要采用原意解释。但是，在普通法传统中，法官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使用的是限制性严格解释。所以，香港法院在释法过程中，并不着力于探求立法的原意。虽然目的论解释也被多次使用，但仅限于在文义射程范围内探求。除此之外，对于立法者解释法律，普通法系的法官也深表疑虑。1902年，英国上议院首法官霍尔斯伯里爵士在审理一个案件时主动回避，因为案件涉及的法律是他起草的。英国上议院首法官霍尔斯伯里爵士曾多次说：“由负责起草法例的人去解释法例，实在没有更糟糕的人选了。起草人免不了混淆他起草法律时的意图和他事实上采用的文字的含义。”[1]

三、基本法解释冲突背后的“两制”解读

此外，基本法解释冲突背后是国家和高度自治权的冲突，上述主要论证了法律解释体制、观念和解释方法的不同，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背后的政治利益的分歧。

香港回归初期，普通法体制下的香港法律界人士对人大释法普遍没有信心。终审法院真正要表达的政治立场是：除《基本法》附件三列举的法律外，其他任何内地全国性法律都不能适用于香港居民，以防中央干涉香港高度自治。在回归前，终审法院并没有终审权，而是要接受来自英国枢密院对香港上诉案件的司法终审权。我们并没有听闻终审法院与英国枢密院的解释冲突，但在回归后却屡屡发生全国人大常委会与终审法院对基本法解释的冲突，这仅仅是两种不同法系下的解释体制不同造成的后果吗？如果香港地区各界人士相信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和英国枢密院做得一样好，那么，“两制”的缺陷便不存在，冲突也会自然消除。但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在香港甚至在国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还未能赢得作为一个争端的公正裁判者应当享有的尊敬。①

四、总结

在香港回归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内地和香港地区的文化、法律解释观念、方法以及法律解释体制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将会继续存在着，冲突的解决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这需要两地在确定中央和香港特区基本法解释界限时，遵循国家整体利益与香港特区局部利益之间和谐、平衡和协调的原则；遵循两地法律解释体制和不同法系传统之间相互包容的原则；归根结底就是既要遵循“一国两制”，又要体现“高度自治”，即在解决基本法解释冲突问题的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特区法院不是坚持各自的法律模式和思维方式而是加强两地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使两种法律解释体制实现更好的衔接和结合。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应当充分尊重香港特区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权限，不恣意干预和限制，给予其充分的自由度；对于香港特区来说，必须认识到自香港回归后，特区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个部分，因此，对基本法的解释权也即源于中央的授权，必然需要在授权范围内进行解释。在遇到涉及需要提请的情形时，主动、自愿、及时地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立法解释，香港特区和内地建立一种平衡和谐的对话机制，如此，才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解决基本法的解释冲突。

参考文献：

[1]焦洪昌.香港基本法解释冲突之原因分析――以居港权系列案件的讨论为例[J].广东社会科学，2008，（3）.

[2]邓敏贞.对人大解释香港基本法的法律思考[J].法学研究，2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