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十篇

国民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篇1

[关键词]民族；民族经济体制；国家经济体制。

[作者]马淮，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047－004

在当今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中，往往存在着直接将民族经济体制等同于国家经济体制的现象。这一方面使得民族经济学与主要研究国家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出现重合，民族经济学不得不对这一研究领域“退避三舍”，不利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另一方面，则使得学界对于民族国家的经济体制之间的差异性及产生这些差异的民族性原因缺乏深入认识，形成民族国家的制度和体制建设的掣肘。因此，有必要在理论上廓清认识，合理看待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的关系。

一、民族经济体制是阶段性的民族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

民族经济体制是民族经济制度的具体存在，是民族经济制度的展开与阶段性形式。民族经济制度是对一种社会形态中民族经济关系总体性质的规定，民族经济体制则是阶段性的民族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是对一种社会形态中不同阶段上的特殊民族经济关系性质的规定。

一种民族经济制度存在的时间往往是很长的，在其存续期间，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从而总体的民族生产关系未发生变动，但是随着劳动者素质技能的变化及其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关系的调整，在民族经济制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民族经济体制会随之发生转变，从而形成民族经济制度延续过程中的民族经济体制的质变。民族经济体制的质变是民族经济制度量变的重要表现，是民族经济制度阶段性矛盾变化的结果。当民族经济体制转变时，并不意味着民族经济制度被否定，民族经济制度的一般性本质和原则作为民族经济体制转化的大前提存在着，同时在民族经济体制的转化中得以坚持并提升。

民族经济体制所涉及的经济权利，与民族经济制度在层次上是有区别的。民族经济制度层次的权利，主要是所有权，包括劳动力所有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两个基本权利，这是一个民族经济生活的基石，只要所有权关系不发生改变，民族经济制度就能保持。民族经济体制则是在既定的由法律明确规定的所有权的前提下，以占有权、监督权、管理权等权利构成的对民族经济关系和民族经济活动的界定与导引，它涉及所有权对占有权的控制方式、占有权的地位和作用、监督权和管理权的构造和运行方式等，具体表现于民族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民族经济的决策权力结构、民族经济利益和动力结构、民族经济管理和调控体系等方面，是由民族经济的运行模式、管理制度、管理方式等等组成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多层次经济组织及其运行的有机整体。

民族经济体制作为民族经济关系在一个阶段矛盾各方面对立统一的集中体现，是以法律、法规和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制衡。民族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由各方势力相互矛盾、斗争决定，其框架也是由各经济权利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构成的。如果说，在民族经济制度层面，更多体现出来的是在主要经济矛盾中占主要方面的阶级或群体的性质，那么，在民族经济体制层面，各个利益群体――不论是已经占据社会主体地位的，还是正在争取主导地位的，或社会的弱势群体，都会积极地展开活动，试图通过对民族经济体制的影响形成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利益分配格局，同时，民族内部的各种经济关系和矛盾，包括旧的部落、部落联盟的差异与矛盾、区域间的关系与矛盾、不同人种与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造成的矛盾、阶级关系与矛盾、阶层与集团关系与矛盾、新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关系与矛盾等等，都会在这个层面展现出来。各种矛盾综合运动的结果，形成对既有法律、法规、政策的调整和修正，并最终促成民族经济体制内容和方向的演变。

民族经济体制不同于国家经济体制。通常我们简称“经济体制”时，往往指代的是国家经济体制。需要注意的是，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

二、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的有机联系

从联系上来说，民族经济体制是国家经济体制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在民族国家，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在外延上往往重合。

民族经济体制的出现要远远晚于国家经济体制的出现。国家和民族虽然都是历史范畴，但是民族相较国家而言，对于经济内合性、政治集中性和文化同质性的要求要高很多。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伴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而形成，即使这个国家的内部成员依然是离散的、缺乏密切的内在联系的，成员共同体仅仅处于氏族或氏族联合体的阶段，但只要形成政治公权力的统一，就可以称作国家的形成，这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政治和封建领主政治中都可以观察到。也正因此，对于国家，韦伯定义说，国家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运作机构；列宁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当一个社会组织中出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暴力或合法性为基础的、带有相当抽象性的权力机构时，我们就可以说国家出现了。但这时，源于政治、经济、文化、语言、心理等等多方面因素的、具有高度的群体自身认同感的民族，还远未形成。民族是通过国家形式而产生的。在国家的发展阶段上，城邦式国家仅仅是国家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之后，西方的国家又经过马其顿、奥斯曼土耳其、罗马或阿拉伯式的军事帝国，最后才从13世纪的英国、法国开始，逐渐孕育出民族，并进而形成以民族为基本内核的现代民族国家。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典型特征就表现在王权在与教权、封建力的斗争中地位逐渐上升，而伴随着教权地位的下降，原本被教皇或者上帝赋予世俗主宰地位的国王的神圣性也在丧失，国民开始把对国王的忠诚转化为对具有相同特征、内在联系的生存共同体的忠诚，而伴随着这样的转变，也就形成了更为稳定的、内在聚合性更强的社会形式――民族。黑格尔曾讲：“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在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中可以得到更加清晰地说明，华盛顿就在他的告别演讲中曾说：“政府的统一使你们(指美国公民)组成了一个民族，美国人这个名字就属于你们，你们都是国民”。无论是从欧洲、美洲，还是民族形成最早的中国来看，民族都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当国家孕育出民族后，民族经济体制才能相伴而生。

民族经济体制是民族这个生存共同体经济系统、有机作用的结果。在民族内部，为互通有无，满足整体的需求，各地域之间、支系之间的个体必然会不同程度地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经济联系。正是通过这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体，民族经济体制得以存在和发展。

对于民族国家而言，一旦民族经济体制形成并得到良性发展，国家的稳定性、内合性会得到极大地提升。而且，通常来说，国家的发展程度越高，民族的国族化程度往往越深；国家发展程度越低，情况则正好相反，这几乎是一种规律。究其原因，就在于国家发育程度越高，政府行政能力和责任感

越强，国家的建设规模和开发力度就越大，国家经济的整合力和社会信息的穿透力就越犀利，国民教育体系和大众文化传播网络就越发达，基于广泛的社会参与和理性思维的国民文化就越繁荣，越具影响力。而所有这些对于国内民族而言都意味着深入、有利的促进、冲击和改造。“在一些发达国家不管族群和移民集团原来处于一种怎样发展状态，面对结构稳定、职责分明的政府机构，严密完整、无可躲避的法律体系，数额庞大、精心规划的国家投资，无处不在、高速运转的市场经济，开放发达、规模宏大的教育培训网络，铺天盖地、无所不包的传媒信息等等，他们现在只能以国家的发展状况为参照点来确定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方式，而且这种适应还必定是尽可能地快，因为在浩大的社会潮流的冲刷、裹挟下，想慢都慢不下来。”近代以来，国家往往会利用民族的整合性、凝聚力来加强自身的稳定性建设，通过塑造国族来促进民族国家自身的发展。“民族一国家”的国家结构，已经成为近现代国家发展的潮流。在20世纪之前，英吉利民族、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德意志民族等等典型的民族国家已经形成，20世纪之后，又先后出现了三次民族国家形成的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在东欧和南欧出现了一批新的“民族一国家”；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削弱和瓦解，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原殖民地再度兴起了民族主义浪潮，从而兴起了一大批“解放型”的“民族一国家”；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解体以及苏联解体后在其各个地区，尤其是一些东欧国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中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次浪潮使欧洲和中亚在原有3个国家的基础上出现了23个新的独立国家。

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民族国家，民族与国家在民众外延上具有同一性，“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无论行使哪种职能，都需要使自己具有民族这一普遍的形式。虽然各国的统治阶级在其阶级属性上各不相同，国家的阶级内容有本质上的差异，但无不以民族的外观出现，以民族的代表者的资格活跃于世界舞台，而每个民族也都依附于一定的国家形态，因此，每个民族的生存、发展都与他所依附的国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民族和国家的这种相依相扶的关系，使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在外延上经常出现重合，这也是当代很多学者对民族经济体制和国家经济体制不予区分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的区别

即使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我们依然要在认识并重视这种关系的同时，对二者的区别予以强调，不能将二者混同。

首先，虽然大多数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在外延上重合，仍然不能忽视存在着一些民族经济体制，其在外延上差别于国家经济体制。实际上，“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政治生活，也都各自具备实现它们的政治生活的民族政治体系。这种体系既可能采取国家的形态……也可能采取非国家的形态，或者是若干具有过渡意义中间环节或中介形式”。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在外延上分离的例子在历史和现实中不胜枚举。例如历史上的元帝国。元帝国曾经以其剽悍的骑兵征占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片土地，版图曾到达里海，外高加索，南包西亚，北括俄罗斯和东欧诸国。元帝国虽然进行了领土的扩张，但未能形成民族融合，德国、法国、东罗马帝国等等的人民依然保持着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存在形态，这使元帝国的国家经济体制外延要远大于民族经济体制外延。再比如前苏联。前苏联实行的是民族联邦制，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共和国，各共和国通过加盟形成苏联。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前苏联已经拥有16个加盟共和国、17个自治共和国、6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专区。由于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自己是多民族国家，前苏联始终没有依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形成囊括全苏联人民在内的国族，这使得前苏联的国家经济体制在外延上要明显大于民族经济体制，或者说，前苏联的国家经济体制就是由若干个民族经济体制构成的综合体。在前苏联的示范效应下，捷克斯洛伐克等一批东欧国家也形成了国家经济体制大于民族经济体制的体制结构。当然，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外延上的差别，也可以表现为国家经济体制范围小于民族经济体制。比如前东德和西德，很明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主体民族都是德意志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德意志民族的族民在国家形态上一分为二，其结果就导致了德意志民族的民族经济体制要大于国家经济体制；现代民族经济体制大于国家经济体制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共享“朝鲜族”民族族称的北朝鲜(朝鲜)和南朝鲜(韩国)。两个国家共同存在于朝鲜半岛，共同的民族属性使其虽然在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差异较大，但同一民族的内聚力依然不断地使两个国家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呈现出联系、融合的倾向。

其次，从内涵上说，由于民族经济体制与国家经济体制的主体不同，民族经济体制和国家经济体制的作用对象也不相同。民族而非国家、族民而非国民，是民族经济体制的主要涉及主体。现代国家，其最根本的两个要素是领土和公民，国家的全部制度机制都是围绕这两个要素和原则设计建构的，国家干预和控制经济与社会的能力是在领土范围内实施的，对外部行为者的控制也是通过对领土和边界的管理与控制实现的。而民族则不同。民族是人们在同一政治组织和相应制度框架内，在共同地域内由同一文化形态主导从事经济活动的具有共同语言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存在方式。民族不仅强调它的族民的地理生存区域，更加强调其在政治、文化、经济、语言等方面的同一性、类似性。民族与国家的重要区别，导致民族经济体制和国家经济体制的作用对象存在较大差异。概括来说，国家经济体制干预和控制经济以领土边界和国民为限，其国民是否由同一民族构成，并不是国家经济体制研究所关注的，国内外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差异与联系，也并非国家经济体制的分析要点；而民族经济体制的研究对象则是受政治、文化、经济、语言等等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民族成员及民族成员所在区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由不同的民族性决定的民族经济体制的差异是民族经济体制研究的重点问题，民族间的经济差别、联系和相互影响对于民族经济体制变迁的作用方式和结果也是民族经济体制所要密切关注的。正是由于以上区别，使我们在谈论前苏联的国家经济体制时，主要分析以苏联的联邦中央为核心的联邦总体经济体制；而在探讨前苏联的民族经济体制时，则不仅要对联邦总体经济体制进行说明，还要对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等等的经济体制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说明，而且，前者提供的是背景，后者才是民族经济体制研究的主体内容。

国民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篇2

论文摘要：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而国内生产总值具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对现有的核算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和功能

1．1国民经济核算的含义

国民经济核算是运用统计指标及其体系，对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与利用所进行的计量；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所进行的计量；对经济运行中形成的总量、速度、比例、效益所进行的计量等。广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包括统计核算、会计核算、业务核算，它们相辅相成。分工协作，有机地组成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狭义来讲，国民经济核算仅指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核算。

国民经济核算的目的是为经济行为监测、经济分析、国际比较、政策分析和制定以及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服务。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是试图通过系统地规范概念、分类、核算原则、表现方式及逻辑关系，更好地实现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统计描述。

1．2国民经济核算的功能

作为国民经济统计方法，国民经济核算对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济决策都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能够有效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和方法把描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基本指标有机地组织起来，采用大量信息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计划、决策的确定和执行起着重要的咨询、服务与监督作用。其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系统数据，是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所需规划、计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国民经济核算所提供的有关生产、收入分配、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基础数据，为宏观经济管理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再次，国民经济核算是微观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和个人对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的需求增强，国民经济核算部门能否提供准确和丰富的国民经济核算信息直接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经济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分类和指标设置提出统一要求，国民经济核算使得这些经济统计在满足其要求的同时，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衔接，使整个经济统计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2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

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指标，两者都是核算社会生产成果和反映宏观经济的总量指标，只是计算口径不同。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反映所有常住单位生产活动成果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收到的原始收入价值的总和。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加上本国常住单位从国外得到的净要索收入计算取得。国内生产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创造的增加值，而后者强调的是获得的原始收入。一般来说，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两者相差数额不大，除非某个国家在国外有大量的投资和大批劳动力，该国的同民生产总值可能会大于国内生产总值。

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3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3种方法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生产法是从货物和服务活动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总产品人手，剔除生产过程中投入的中间产品价值，得到新增价值的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产出一中间投入。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的收入角度对常住单位的生产活动成果进行核算。核算公式为：增加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支出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用于最终消费的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总额，它反映本期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及构成。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角度来反映国内生产总值最终去向的一种方法。核算公式为：增加值=总消费+总投资+出口一进口一国内生产总值。

3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方法评析

3．1各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评价

以上3种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无论是从生产，收入(分配)和支出的哪一个角度核算，理论上结果都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资料来源不同，计算结果会出现某些差异，这种差异称之为统计误差，而在统计学上。是允许出现一定范围内的统计误差的。根据资料的来源情况，目前在国内生产总值的3种计算方法中采用收入法的国家较多，其实3种方法可以同时并用，相互验证。对目前由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等构成的体系应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首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方法库。国民经济核算乃至整个统计，除本身自成体系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体系外。对于经济研究也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论。国民经济指标在各层次问、各部门间的数量关系透视了社会经济的各种关系。具体说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原理与宏观经济理论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地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包括这些活动的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其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个宏大的信息库或资料库。国民经济核算创立了一个基于大量经济分析水平之上的系统数据库，这些经济分析包括不同经济活动类型的分析、通货膨胀分析、经济结构分析、增长分析，特别是用于各国之间的比较。

3．2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改进

国民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篇3

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法突破各种困难和障碍，发展的越来越好，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言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最近几年中，学术界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认识，就是经济法是“经济行政法”归属于行政法，或者认为它仅仅是民法、商法中的一部分，而不认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和民法、商法、行政法之间的关系很容易被混淆。下面就针对这样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经济法、民法以及行政法的相关概念

法律部门对其进行划分，重点就在于各种法律部门所调整的对象以及所采取的调整方法。在此基础上，要区分民法、经济法和行政法，就需要深入地分析和研究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各自所调整的对象以及所采取的调整方法。

（一）民法是对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进行调整的总称

它同时对两种关系进行调整，一种是财产关系；一种是人身关系。但是站在总体角度上分析，它重点是对财产关系进行调整，也就是人们在占有、使用、交换、分配物质财富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整。不过，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关系其实并不都是通过民法这一个法律部门进行调整的，还是需要通过行政法、财政法、经济法、劳动法、婚姻法等多个法律部门共同进行调整。民法仅仅对其中基于平等主体之间所发生的财产关系进行调整，或者说只是对横向的财产关系进行调整，也就是价值规律还属于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那一部分财产关系。财产所有关系和财产交换关系是其主要包含的内容，除此之外，财产继承关系也是其调整的对象。

（二）经济法是对经济管理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进行调整的总称

它主要对国家经济生活的管理，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的纵向经济关系进行调整，换言之，就是形成于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管理关系，也就是纵向的经济关系。例如，管理和被管理、监督和被监督、指令和服从指令等方面的经济关系。

（三）行政法是国家制定的行政管理活动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

它主要对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之间以及这些机关在行政管理职能活动中与其他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调整，而财产关系也是其中所包含的调整对象之一。行政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完全是通过命令、管理、监督等行政方法实施相应调整的，也属于纵向的经济关系，例如，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通过命令的形式将某些国家机关、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财产调拨给其他机关、企业、事业使用。

二、经济法、民法、行政法的起源及特点

中国是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近代民法都起源于古罗马法。民法中的大部分制度是从罗马私法演变而来。古代法中，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法律都重刑轻民，而罗马法则是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典刑的民事法律，是民法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础。

“行政”一词最早出现在顾炎武的《日名录》中，将前人的政事统称为“用人行政”。而我国现代意义上的“行政”一词来源于日本，日本为制订“明治”，曾派人到各国考察学习。我国是将日本字形相同的“行政”两字引入中国，演变为今天的行政法而得以实用。

《谢尔曼法》是经济法的最早表现形式，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微观经济日渐放开，政府职能也不断转变，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随着公有制的确立和对国民经济计划的管理而逐步形成的，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得以完善。在继刑法、民商法、行政法充分发展之后，经济法也自然“分娩”了。经济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表明，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经济法产生的基础是民商法，民商法在逐步发展过程中，经济法才得以显现，如果没有民商法的发展，就不可能会有经济法的出现，经济法是民商法的一部分，之后才独立于民商法的。而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则进一步促进经济法的发展，行政法的调整手段是经济法微观管理和宏观调控手段的重要来源。

三、经济法、民法、行政法之间的关系

经济法作为一个刚刚出现不久的部门法，与有着较长发展历程的民商法、行政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存在交叉牵连，而且也存在特定独立的区别。

（一）利益本位的区别

这个区别是它们之间存在的本质性区别，以下各种区别其实都属于本质区别的各种体现。民商法的利益本位是个体利益。而公民、法人、其他各种组织都是个体中所包含的内容。在市场经济中，个体利益能够得到保护，合同自由、人格平等、公平交易、诚实信用等民商法基本原则都可以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条件和基本依据。民商法主要就是在规范个体合理合法参与民商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这种前提下，使自身的民商权利得到充分地保护。行政法的利益本位主要针对国家而言，通常情况，都是国家通过行政法使行政权的行使更加规范。在市场经济中，行政法在对国家管理秩序进行维护的基础上，结合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一是授予行政权，适当合理地干预市场经济，二是对行政权的行使进行规范，控制和监督行政权。而经济法的利益本位则是针对社会利益而言。

针对法律的本位，因为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社会利益也显得更加重要。不断提高的社会利益使整个法律体系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在此基础上，有一部分民法学者提出了“民法的现代模式”，认为其可以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具体的人格；第二，私人所有权的社会制约；第三，受规制的竞争；第四，社会责任。这几种表现都是正确的，这样的话，“社会利益”的提升对于民商法的重大影响就会得到全面地体现。但是，也提出了民法的“社会本位”观点，认为其可以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契约自由的限制；第二，所有权绝对原则的限制；第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采用。

（二）调整对象的区别及联系

1.民商法和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联系

民商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财产关系也就是经济关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经济关系。从中可以发现，不管是民商法，还是经济法，它们的调整对象都是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从前文中论述经济法的产生来分析，经济法主要在弥补民法调整经济关系缺陷的基础上，形成和产生，在此基础上，这两者都是以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为重要使命。

2.民商法和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区别

第一，调整对象上的差异。尽管民商法和经济法都对经济关系进行调整，但是两者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是民商法进行调整的经济关系，换言之，就是横向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是互利有偿的，民法对其调整的目的就是对市场交易中经济主体的正当权益进行维护。而国家在干预国民经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带有管理和隶属性质的经济关系则是经济法进行调整的经济关系，换言之，就是纵向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通常都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经济法对其进行调整的目的在于对宏观经济良好运行的保障，从而使市场主体有一个有序的参与竞争的环境。

第二，调整方法上的差异。民商法是私法，所以，其权利本位或者个人本位属性是较为突显的，民商法主要针对各种调整方式，合理配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国家杜宇私法主体之间的法律通常是不会有任何干预的。但是，因为民商法所采取的调整方法在对个人权利过分强调的同时，不能对社会整体利益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经济法采用的调整方法也与民商法不同，也就是加强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宏观调控，运用税收、价格、计划、信贷、利率等手段融入到经济生活中，使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得以控制。

（三）规范权利，管理目的以及管理原则的区别

1.经济法和行政法在规范权利上的差异

经济法规范的是国家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而经济行政法规范的是经济行政权对行政相对方经济行为的干预。我国宪法对此作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该条明确规定了国家依法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干预权，该法就是经济法，该权就是。《宪法》第3章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该条明确规定了政府(狭义的)掌握的权力是行政权。和经济行政权有本质区别。

2.经济法和行政法在管理目的上的差异

经济法的目的就是国家通过对公平的竞争机制的引导和建立，及对处于被管理、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的参与及调控，形成社会经济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合理的相互制约关系，既为市场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又保障经济收益的公平和社会分配的公平，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保障国家的发展目标，以及为实现目标而拟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能够得以实现。

行政管理在于保障各级行政机关行政活动的正常进行，以维护政治治安和社会秩序。行政管理具有强大的保障功能，不仅是保障各级行政机关能够有效行使行政权，为行政活动提供依据、确立标准、指明方向，防止其行政权利的滥用，避免受到非法侵害;同时也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的非法侵害，保障社会公益的实现，保障行政服务于民的职能得以实现，以维护政治治安和社会秩序。

3.经济法和行政法在管理原则上的差异

经济法直接将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遵循的原则、环绕的中心和体现的灵魂。行政管理是命令服从的原则，而且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4.经济法和行政法在侧重角度上的差异

国民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篇4

关键词：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 升级 潜力数据 空间数据

建立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是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国家国民经济动员体系建设中，信息系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了信息系统的支持，才能做到知己知彼，作出科学、有效的决策。截止到2006年底，在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的领导下，我国部级、省级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基本建设完成，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市）三级经济动员管理体系初步形成。总体上，全国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建设技术基础好，技术架构先进，标准化、规范化程度较高，实现了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目标。这为提高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平战转换”速度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国民经济应变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得力保障。

但随着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相关理论的发展，现有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在数据、安全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暴露了出来。如何升级原有信息系统，将其建成为一个能全面反映经济动员工作内容、流程，符合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思想，比较简易、直观、用户界面友好的，比较实用的系统软件，就成为当前困扰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建设的迫切问题之一。

现有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

（一）数据问题

数据是信息系统的重要内容。做好经济动员潜力资源的数字化，即让国民经济动员潜力资源成为信息技术可识别的信息，是信息系统升级成功的一个前提条件。而当前录入信息系统的各种数据，包括潜力数据，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动员指标体系不全面；空间数据需要充实、精确；空间数据和潜力数据更新缓慢；军队和地方标准不统一，数据重复调查，加重了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工作负担。

（二）智能化问题

建设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目的是利用信息平台为各级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领导提供决策支持，或提供及时有效的动员方案。由于当前国民经济动员决策理论、方法及模型的研究还不完善，直接导致现有信息系统的决策水平低，平时的应用仅限于对数据的各种操作。因而，当前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功能模块开发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加强系统的决策支持功能模块。

（三）实用性问题

实用性是评价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主要标准之一。一个成功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应该符合各省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体系结构、管理模式和运作程序，能满足国民经济动员工作一定时期内对信息的需求。然而，现有信息系统在动员的工作范围、工作流程、工作目标等方面的研究和信息系统建设的结合还不够；系统界面风格也还存在不友好、不易操作等问题。这就使得现有信息系统很难提高日常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效率和管理水平。

（四）信息共享、多极互联问题

虽然目前各省市都建了自己的经济动员信息平台，但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或者说实现这些平台相互通信的条件还不成熟，这些平台仍处于“信息孤岛”的状态。在横向上，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与国动委其他几个办公室之间，与政府各相关部门之间，网路还未联通，保密措施没有统一标准；在纵向上，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和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各战区和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与各地县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之间，现有网络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军地网络标准不一致，还没有构成统一的网路，从生产企业到作战部队的经济动员链还未建立。这种情况的出现，直接导致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平台的潜力数据资源共享度和利用率低，不能提供及时准确的决策支持服务。

（五）信息安全问题

经济动员工作涉及军事、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的众多高密级性单位，其安全保密性要求自然很高，而且现代信息战争条件下的经济动员信息系统技术含量相当高，对战争胜负起着关键性作用，也必然要求信息安全可靠。这就要求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升级要采取多种信息安全保密措施，建立可靠的经济动员信息安全模式，确保动员信息系统安全可靠地运行。

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升级原则

立足“安全管用”设计。按照经济动员平时和战时需要，搭建良好的人——机交互及操作界面，使系统形象、直观、简单、易学，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实用性、稳定性，同时，采取加密机、加密卡、技术防范、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监视监控等防范措施，使系统具有较好的安全可靠性；坚持“平战结合”设计。按照“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原则进行设计，明确军队后勤保障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关系、应急与国民经济动员的关系；依据“规范标准”设计。按照国标、军标及国民经济动员行业标准，采用当前较为先进和成熟的技术，构建数据库体系、运行维护管理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采取统一的网络接口标准、数据转换标准，便于实现国民经济动员“横向共享、纵向互联互通”；着眼“长远发展”设计。借鉴和吸纳现有各种国防动员信息系统的优势，坚持高起点、高效益建设。同时，考虑平时和战时国民经济动员手段的发展更新，注重本系统的开放性、兼容性、前瞻性和可持续性，使系统能够紧跟形势，具有较广阔的发展前景。

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升级策略

（一）通过多个步骤分类解决数据问题

1.国民经济动员潜力数据。首先，要开展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相关标准建设。现在的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采用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颁布的国民经济动员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比较宏观，不能满足进行城市应急动员能力调查的需求。进行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的相关标准建设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国民经济动员标准体系，为国民经济动员的信息共享提供规范和依据，解决潜力调查数据跨部门、跨地区和跨平台的收集与共享问题。

其次，构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已建成的各省市动员信息系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异，各局委办的信息系统之间也都需要规范方便的数据交换服务来消除这种差异，至少做到异构系统数据层面的求同存异。通过构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可以实现跨平台、跨数据库、跨系统的数据采集，采集过程自动化及解决潜力数据动态性问题。

再次，建立横向信息共享机制。仅有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平台在技术层面的数据共享还不够，仍然需要在机制上的支持。试想如果搭建了技术平台，统计局、卫生局等局委办不合作，不提供互联接口，那么，还是无法做到信息共享。所以，必须要建立各局委办的信息共享机制，充实和完善信息系统的数据交互功能，从而切实保证潜力数据的动态性、完整性问题。

2.国民经济动员空间数据的精确性问题。国民经济动员空间数据包括基础地理数据（多比例尺数据、遥感、航片、三维数据）、动员单位专题图数据（医院分布专题图、加油站分布专题图、生产企业分布专题图等）两类。 这种数据的收集比较繁琐，一般都有专业部门进行。

有些信息系统采用邮政编码的方式代替基础地理数据。这种方式精度不够，不利于工作的展开。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移动终端设备，动员工作者通过它可以实现信息系统的gps定位功能、数据采集功能、导航功能、通讯功能、数据下载功能。这样，空间数据的采集就更加方便，并能保证数据的精确性。

（二）智能化问题的解决

首先，加强国民经济动员计算机辅助决策的理论研究。应对国民经济动员决策的理论、方法及模型展开研究，提出一些具体的决策方法和模型，形成国民经济动员决策模型库，再利用编程技术将其在计算机上实现，就可以为国民经济动员决策支持系统奠定基础，实现国民经济动员计算机辅助决策。

其次，通过逻辑处理、人工智能等智能化信息处理方式，对动员潜力数据进行分析，向决策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努力使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系统具备类似人脑的智力和自动感知能力，逐步实现国民经济动员的决策、指挥、控制、执行的科学化和自动化，增强国民经济动员组织实施的可操作性和对复杂环境的适应性，从而提高国民经济动员管理信息系统的智能化水平。

（三）实用性问题的解决

实用性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实际工作要求，是各种信息系统在建设过程中所必须考虑的一种系统性能，它是自动化系统对用户最基本的承诺，所以，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这个性能更加重要，为了提高办公自动化和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中系统的实用性，应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系统总体设计要充分考虑当前国民经济动员工作的各业务层次、各环节管理中数据处理的便利性和可行性，把满足国民经济动员业务管理作为第一要素进行考虑；采取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的技术方案。在总体设计的前提下，系统实施中可首先进行业务处理层及管理中的低层管理，稳步向中高层管理及全面自动化过渡，这样做可以使系统始终与用户的实际需求紧密连在一起；升级后的信息系统应提供二次开发接口，方便用户在现有平台基础上进行功能扩展和开发；用户接口及界面设计应充分考虑人体结构特征及视觉特征进行优化设计，界面尽可能美观大方，操作简便实用。

（四）构建完备的经济动员信息网络系统

要加强国民经济动员信息化体系建设，构建一种适应快速动员、精确保障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以政府的“电子政务网”和军队的“国防干线通信网”为基础，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连接、纵短横宽的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网络体系。在纵向上，国家、总部、战区、省均应建立动员信息处理中心，与军队最高作战指挥机构、各总部、国家有关部委以及军兵种动员机构相联结；在横向上，战区动员信息处理中心应与战区联勤作战指挥机构、战区军兵种部队、所属省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相联结；省级动员信息处理中心应与省级相关部门相联结，形成横向联合、纵向互通的动员网络体系。

（五）分层次解决信息安全问题

网络层安全。对于网络层的传输安全，采用在网络结构中安装密码设备解决，设备由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统一组织采购；数据层安全。用户权限的设置可以精确到某一条数据记录，只能修改自己填报的数据。系统提供数据备份和恢复功能；功能层安全。功能权限管理方面，可对系统每个功能的使用人员进行设置和管理。

综上所述，升级后的信息系统应该是根据国民经济动员的最新情况和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规划，以及信息系统的建设规律，在总结现有的各省市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它要体现动员的新理念和动员新的需求特点。同时，在系统应用过程中注重培养既懂经济动员业务又能熟练使用信息系统的人才，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国民经济动员信息系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孔昭君.国民经济动员技术体系初探[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1999(4)

国民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篇5

经济法理论源于十八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755年摩莱里在其传世之作《自然法典》所描绘的“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中，经济法作为第二位阶的法排列於“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恶习和祸害的基本的和神圣的法律”之后。（注：〔法〕摩莱里：《自然法典》，黄建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6—110页。实际上，就今人的经济法思维习惯来观察，摩莱里的市政法和治理法的内容，可能更接近现代以国家干预经济为特色的经济法，参阅前引书，第110—116页。）1843年，法国的另一位空想思想家德萨米在《公有法典》中，用散文诗一般的语言深化了摩莱里的“分配法和经济法”思想。（注：〔法〕狄·德萨米：《公有法典》，冀甫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2—44页。）很显然，十八、十九世纪的空想经济法展现给我们的，只能是经济法这一术语及其意念。经济法由空想转变为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经济职能与经济政策的转变，需要国家立法实践与法学家思维的转换，更需要适宜的法律文化氛围。实现这一转变的重任由历史选择了德国。

经济法概念形成於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历经三次对外战争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统一起来的德国，在资本主义国家属于后起之秀，到1913年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已仅次于美国而居第二位，超过了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注：参见吴友法：《冒险、失败与崛起-二十世纪德意志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 ）然而，和其他信奉自由、民主、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与容克贵族妥协居于政治从属地位，容克贵族赞成和支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使资产阶级与容克贵族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结合，这种结合使得“在德国从来也没有完全屈服于极其放任自流、弱肉强食的法则，国家始终起着调节和平衡的作用……”特别是工业在国家善意的注视下，通过大量的卡特尔，对竞争进行了“整顿”，（注：〔德〕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杨绪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14页。）这就为1916至1918年的战争期间，德国广泛采用卡特尔形式组织和协调战时经济，颁布战时经济统制法令如1915年的《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通知》、1916年的《确保战争时国民粮食措施令》等奠定了思想上、体制上和政策上的基础。战后成立的魏玛共和国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对产业实行社会化和公有化，对卡特尔的保护和监督在做法上作了一些改变，（注：参见〔日〕丹宗昭信等编：《现代经济法入门》，谢次昌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其他仍旧沿袭了战时实施经济统制的做法。这期间颁布了煤炭经济法、钾盐经济法等一系列干预经济的法规。这些经济法规“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干预……与确保个体自由的民法显著不同。同时，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行政法”，这一法律现象引起了德国法学家的注意，并对此开展研究和讨论，从而产生了经济法的科学意义上的概念。（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

经济法之所以首先产生于德国，从立法史的角度看，以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经济法产生于立法者不再满足于从公平调停经济参与人纠纷的角度考虑和处理经济关系，而侧重于从经济的共同利益，经济生产率，即从经济方面的观察角度调整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私法保护自由竞争，而寻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注：〔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从法学史的角度看，经济法概念产生于国家干预经济立法实践的昭示。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比这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领导者之一，信奉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与六法体系的和谐-经济法对公法、私法划分标准的挑战和对六法和谐体系的破坏性冲击，促使法学家对大陆法文化（而不可能是英美法文化的氛围（注：参阅〔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三部分普遍法。））的已有理论作出经济法为社会法、为独立部门法的创新和发展。理论有赖于实践，更有赖于研究者的素质。德国学者具有创新意识，长于思辩，善于抽象的素养（也不可能是中华法系学者的思维习惯（注：参阅郝郝铁川：《中华法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八章之一模糊性思维、之二语言文字的简约性。））及德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环境造就了经济法理论。

德国法学家对经济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仅1922年就出版了一批经济法学术著作，如鲁姆夫的《经济法概念》、阿努斯鲍姆的《德国新经济法》、海德曼的《经济法基础》等，使德国成为当时经济法研究的中心。1925年，日本学者开始引进德国经济法概念，并在二次大战后形成以禁止垄断法为核心的经济法理论（注：〔日〕丹宗昭信等编：《现代经济法入门》，谢次昌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和非以垄断法为核心，强调经济法是以国家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的理论。（注：〔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9页。）现在，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居于中心地位。在前苏联，自1924年哥伦赫巴格的《经济法》开始，历经л·и·斯图契卡的两成分法和战后经济法学家的纵横经济法主张、综合部门经济法主张、经济行政法主张（注：参见〔前苏〕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与斯维尔德洛夫法学院合编：《经济法》， 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6页。），苏联经济法学成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以“国家管理经济”为根本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学的中心思想源。

中国经济法的概念形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人们比较

一致的看法是，胡乔木同志根据其1978年7 月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的长篇论文《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中，明确提出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工作，把国家、企业、职工的利益和各种利益关系，用法律形式体现出来，并且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办法处理”。（注：胡乔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页。另，该文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10月6日。 ）胡乔木作为党和政府高级理论家的这一理论思考， 遂成影响立法政策选择之重要因素。 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指出，“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 页。）。到1979年6月，委员长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指出，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需要各种经济法”。彭真副委员长也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还要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陆续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使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完备起来”，“经济法是一系列法规中极为重要的法律”。这表明独立经济法的确立已成中国立法机关的政策选择。与此同时，经济法学在中国开始迅速成为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的热点。

经济法之所以能在中国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兴起，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是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推动，我国的法学研究者，开始从“左”的、僵化的、禁锢的状态中走出来，寻求一种新的法学研究领域，为经济法在我国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受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的重大决策的推动，人们开始要求我国的法制建设必须适应这种转移，这就为经济法的创立奠定了路线基础；三是受经济立法实践的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适应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国家制定了一系列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和法规。这就为经济法学的初创奠定了立法基础；四是受外国经济法研究成果的推动。在这个时期随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外国的鲜为人知的经济法学研究成果的引入，人们开始意识到可以利用外国的经济立法经验和经济法理论成果来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这就为我国经济法的创立奠定了借鉴的基础；五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推动。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推动某项改革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我国经济法的创立，是与他们的倡导分不开的。（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尤其是邓小平的经济法制理论， 为中国经济法学的兴起、发展和革命性转换，奠定了理论基础。（注：参阅王艳林：《邓小平经济法制思想论》，载李龙主编：《法治论-邓小平法治思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上编 中国经济法学说的历史与发展

中国经济法学说的兴起，自1979年至今已整整二十个年头。二十年的学科史是短暂的，但学科二十年的历史却是辉煌与沉寂、兴旺与坎坷、勃兴与苦思交错映象的显现。本文把这二十年的经济法学科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年至1992年，我们称其为探索时期经济转型特色的经济法。（注：这一时期的经济法论著、论文、资料极多，综述性的论著可参阅《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工具书可参阅王明权主编的《中国经济法情报概览》，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报刊类可参阅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编辑出版的《法学》、《经济法》、《经济法学、劳动法学》各年份的索引和选文。）第二阶段为1993年至今，我们称其为建立市场经济的经济法。（注：对第二阶段予以综述的论著或工具书目前笔者尚未见到，综述类文章在《法学家》、《法学研究》近年来每年第1期均有经济法专文，可资参考。 ）受本文篇幅限制，我们仅选择这两个阶段的主导流派和观点予以评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注〔17〕和〔18〕的文献。

一、学说的短命、易变和新生

-对教科书的个案研究

综观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法学，留给学界的整体印象是不成熟、不统一和缺乏系统性、权威性。经济法以经济政策法律反映的面目而出现是正确的，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法学理论应当有前瞻性，应当注意探求法律的普遍性和规律性，而不能跟在并不如人意的现实立法背后，进行简单地反映和注释，更不能把现实中一些本不合理、正有待改革加以解决的现象，当作永存或真理而提升为理论。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经济法学研究初期的许多理论观点与学说主张，处于短命、易变和新生的状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高等学校法学教材《经济法学》第一至五版中关于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的认识变化过程。该书第一版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的那部分经济关系”，“具体的调整对象”包括：（1 ）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纵向经济关系（2 ）调整社会组织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横向经济关系；（3）调整国家机关、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关系……还调整他们与公民、个体户之间的经济关系。（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此即所谓纵横说。由于将经济关系形象地细划为纵向与横向所具有的缺陷，在纵横经济法学派的发源地前苏联和中国民法学家那里，都遭到猛烈的批判。（注：参阅〔前苏〕国立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与斯维尔德洛夫法学院合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梁慧星与王利明合著：《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所以该书第二版开始将第一版着重强调的“纵向经济关系”、“横向经济关系”予以淡化，并特意说明：“在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时，运用纵向、横向经济关系来分析，这不过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因为经济关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不便于分割的……经济法所调整的正是这样一种统一的经济关系。”（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此即所谓纵横统一说。

该书第三版与第二版关于什么是经济法的表述基本相同，但发人深思的是，在第三版前面的“说明”之外，又加了一个“补充说明”，称：“本书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通过前修订付印的……因此在阅读本书时应该注意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说明”第2页。）。“本书的作者们虽极不情愿但也不得不和立法者及立法文件保持一致，尽管他们已充分预见到了《民法通则》的颁行将会给经济法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冲击。然而，中国现行体制下经济法学界渺小的学者和脆弱而又附属的思想，对他们充满热情与赤诚的立法只能表示无奈和叹息。立法机关用世界性的民事立法创举-以《民法通则》第2 条对民法经济法学术之争予以法律界定之后，经济法学人断臂求存，进入低落时期。经过长期沉思，1989年，该书第四版发行。第四版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作了较大修改，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6页。）此即密切联系说。然而，无情的历史再一次捉弄了中国经济法学人。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作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决策，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国家加强经济立法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国家经济体制的革命性变革使得学者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所倡导或追随或赞同的学术观点，他们又一次面临着决择。1995年6月本书第五版付梓， 作者们在此将经济法定义为：”是调整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具体包括：（1 ）宏观调控经济关系，由”直接调控经济关系“、”间接调控经济关系“、”混合调控经济关系“构成；（2）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 （注：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第22～27页。）从该书的第一至五版来看，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学说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纵横说“到”密切联系说“至”宏观调控市场关系说“的演变过程。

造成中国经济法学说的短命与易变的原因，从根本上讲，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经济生活的激荡与多变造成的。中国经济法学者的热忱与苦闷、尴尬与希望，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中国跌宕起伏的改革发展进程的写照。对此，应如何评价，学界是有不同认识的。李昌麒教授认为应正确对待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经济法定义。首先，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能力和角度的不同，各种理论对现存体制和改革方向的适应程度可能有所差异，但是不能因此而给任何一种理论随意作出某种具有政治含义的评价；其次，对经济法含义的揭示，属于意识形态范围内的事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价值观的干预；最后，经济法理论具有体制的烙印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不主张用现在的经济法的应有的价值取向对过去的经济法理论进行抨击。（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194页。）漆多俊教授认为，大经济法观点和其他经济法偏见， 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各公有制国家较为普遍的一种经济法思潮，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产物，是民法大都不甚发达的结果。（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154页。）我们想，除客观的根本原因外，主观方面主体素质上如经济学修养不深，在外国经济法理论的取舍上对原国家一边倒，对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采取排斥、漠视的态度以及个别学者学术品味与学术追求上缺乏独立性等原因亦不能予以排除。

二、经济法学说简史

为了简明起见，这里按照所主张的调整对象的范围大小，将经济法学说的主要观点分为全、大、小、无四类，分别介绍如下。

所谓“全”，是指主张经济法调整一切经济关系。有人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调整经济关系而制定的法律规范”，“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规的总称”，（注：高程德著：《经济法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或者说，“经济法是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它调整的是经济关系，包括国内经济关系和对外经济关系”（注：简明法学教材《经济法讲义》，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或者说， “经济法是调整国民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唐国栋编：《中国经济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教材，1983年印，第45页。）。

鉴于民法也调整一定的经济关系，上述主张经济法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人，如何看待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呢？基本上有两种态度：一是“取消论”，既然经济法调整各种经济关系，民法的调整对象便只剩下婚姻家庭关系和与婚姻家庭关系密切相关的一些财产关系，“那么，民法的传统体系就被打破了，民法的本来涵义改变，因此，再使用‘民法’一词就没有必要了”，可以“建立我国的婚姻家庭法”（注：邹瑞安著：《试论我国民法调整对象—兼谈民事立法的改革》，载《政治与法律丛刊》第二辑，1982年9月。）。二是“归并论”， 即主张把民法归并于经济法之中，成为经济法的一个核心部分或作为经济法的基本法。这可表示为：

经济法＝民法＋各种部门（或单项）经济法规

有人认为，“在民法之外，相应地制定一系列单行的经济法规……与民法彼此配合，相互补充。有了各种经济法规与民法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体系”（注：关怀著：《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上海人民出版社。）。至于民法被归并于经济法之中以后，民法的地位怎样，又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民法不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只是属于经济法之中“调整基本经济关系”、“相当于经济法总则”的一个部分；二是认为民法仍然为独立部门法，只把经济法作为民法的一个别称（把其中的“经济法规”作为民法这个基本法的特别法）而已。由于这些人主张的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一切经济关系，所以谓之“全”。这类观点流行于80年代初期，即中国经济法研究的起步阶段。接受这种观点的人不多，影响不大，现在少有人再坚持这种观点了。但也必须指出，流行于社会各阶层的非专业性的经济法观点，即是地道的“全”派。对此，作为一种经济法意识亦是应当予以关注的。

所谓“大”，指主张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范围过大，把应由别的部门法，特别是民法调整的范围也视为经济法调整对象。按其划分经济法调整对象标准的侧重点和范围大小程度，又有多种情况：有的按照经济关系所属领域，认为经济法调整生产领域的经济关系，民法调整消费领域的经济关系；有的按照经济关系主体类型，认为经济法调整社会组织（或仅指“经济组织”，或仅指“社会主义”的组织或经济组织，或还包括国家机关，等等）之间的经济关系（或还包括上述组织与公民之间的经济关系），民法则调整公民之间（或还包括公民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注：王忠等认为经济法“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就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或者称之为生产关系”（《济法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9页）。芮沐主张“经济法调整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民法则调整个人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其财产所得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民法与经济法如何划分好》，载《法学研究》1979年第4期）。 有的将上述两种标准（即领域与主体）结合起来，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社会组织之间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关系，民法则调整公民之间在消费领域的经济关系（注：江平等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直接或间接由计划而产生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领域中的商品关系。民法调整的是公民之间或公民与社会主义组织之间，以生产资料个人所有为基础的，消费领域中的直接或间接的商品关系及某些人身关系。”见中国政法大学1984年编《民法论文选篇（上）》第7～9页，及《上海司法》1983年第5期。）；有的除了依据主体标准外，还提出了“经济管理”和“经济活动”标准，认为

经济法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和各种经济组织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注：见刘隆亨著：《经济法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及其所著《经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有的则不分主体，主张经济法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注：见关乃凡主编：《中国经济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有的则把经济关系区分为“纵向性”与“横向性（此外还有”内部性“），认为经济法调整纵向、横向另加内部经济关系，此即所谓”纵横说“（注：关于”纵横说“，曾在中国经济法学界的相当长时间内居于正统地位，相信者众。具有代表性的，当推顾明同志的《经济法文集》和陶和谦主篇的《经济法学》第1至3版及其作者群体，和由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教材《中国经济法教程》，（第一版）。）；有的则在”横向“经济关系中分出”与纵向关系密切联系的横向关系“，或者”与纵向关系（或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协作关系“来，此即所谓”密切联系说“（注：关于”密切联系论“，我们认为，它仅仅是断臂求存的中国经济法学在八十年代中后期选择的主导应对措施，其倡导者为李昌麒教授，见李昌麒主编：《经济法教程》，第18—23页，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或者”管理—协作论“（注：关于”管理—协作论“，是在克服”纵横说“对经济关系作纵向与横向划分之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为杨紫桓教授，代表作为北京大学本科教材《经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经济法通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上述各种观点和主张，其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都过大，但按其大的程度，又可分为两类：一是以”纵横说“为代表，其范围更大一些；二是以”密切联系论“和”管理—协作论“为代表，其范围有所缩小，但仍偏大。”纵横说“出现于80年代初期，当时影响较大。”密切联系论“和”管理—协作论“则是80年代中期以后（1986年中国《民法通则》颁布以后）提出的。它出现以后，立即取代了”纵横说“的主导地位，而被中国经济法学界多数人所接受。（注：对”纵横说“、”密切联系论“和”管理—协作论“，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和漆多俊教授最早从学术研究探讨的层面予以评说，并指出其缺陷和不足。详见梁慧星、王利明：《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所谓“小”，是指认为经济法调整、也只调整同国家调节、管理经济相关的国家经济关系，或者“经济管理关系”，其范围属于较小。属此类型的，主要有两种稍有差别的代表性意见：一种认为经济法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包括宏观经济管理关系和微观经济管理关系（或说经济组织内部管理关系）（注：见谢次昌：《论经济法的对象、地位和学科建设》，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6期； 《论新形势下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载《法学评论》1987年第4期。）。 另一种则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同国家调节经济相关的“国家经济管理关系”（注：见漆多俊：《国民经济的法律调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上述第二种意见同第一种意见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二种意见所主张的经济法调整对象较第一种意见范围更窄，即只调整同国家调节经济相关的国家经济管理关系，不调整非国家的经济管理关系。非国家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民商法调整。并且，按照第二种意见，经济法也不调整经济组织内部的一般关系，而只调整属于国家经济管理性质的内部关系。至于其他经济组织和其他方面的内部管理，国家一般不参与，这些内部管理关系，经济法不调整，而应由民法、劳动法等予以调整（注：漆多俊：《经济法调整对象及其他》，载《法学评论》1991年第2 期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法》1991年第2期。）。

除上述两种意见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经济法调整“宏观管理的纵向关系”，但不包括“计划指导的纵向经济关系”，后者由计划法调整，把计划法排除在经济法之外，而与经济法并列，或居于经济法之上（注：孙亚明：《纵向经济法论》，见《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不过，赞同这一意见的很少。

所谓“无”，是指认为经济法并无特有的调整对象，这些学者的共同之点在于研究经济法的出发点和目的均在于否认经济法作为独立的部门法存在。他们在同意使用经济法这一概念时，一般又都作了特别的界定。有的认为它是分属于民法、行政法和劳动法的经济法律规范的综合概念，此即“综合经济法”（注：关于“综合经济法论”，其代表人物为王家福教授，代表作为《经济法要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有的则认为它只是一门法律学科，这门学科的任务是“研究经济法规运用各个基本法手段和原则对经济关系进行综合调整的法律”，此即“学科经济法论”。（注：关于“学科经济法论”，其代表人物为佟柔教授，其代表作为收录在《佟柔文集》中的下述文章：《论中国民法的调整对象及与经济法的关系》，《学科经济法论》，《关于经济法的几个理论问题》，《关于经济法几个问题的答问》等。）也有人不同意使用“经济法”这一概念，认为所谓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该部分或全部地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对于这一部分经济关系，或归行政法调整，或在行政法之下设立一个新的行政法分支，即“经济行政法”。这种主张被称为“经济行政法论”（注：梁慧星、王利明：《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在1993年以前还有许多其他观点和主张，如以潘念之教授为首的“企业经济法论”，（注：参见尚法今：《中国经济法浅说》，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以孙皓辉、周沂林等为代表的“意志经济法学说”。（注：周沂林、孙皓辉、任景荣等：《论经济法调整对象》，载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办公室编《开创经济法制工作的新局面》，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245页；又见孙皓辉主编：《经济法学原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如果要对1993年以前的中国经济法学说予以评价的话，我们认为，其主要功绩在于开创了中国经济法学从无到有的局面，奠定了经济法的二级法学学科的地位，形成了中国经济法的教学体系和后备力量培养体系，对中国立法、司法及社会各阶层的法律施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力。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它们的缺陷，（注：参阅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194页。）（1）学术营养的主导成份来自前苏联法学界对经济法的认识，就连分歧的派别和各种主张的学术脉络，也和前苏联的学术状况几无差别。（2）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职能，具有浓厚的行政主导色彩， 旧体制及旧体制下的思维定式的痕迹十分明显。（3 ）重视计划贬低市场，赋予计划法以龙头之地位，而对于市场秩序之核心的竞争法则予以淡化。（4）对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极少予以关注。（5）研究方法上和当时整个中国法学界相协调，基本上属于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法学的反思与超越，在经济法学领域未能取得协调和共识。

三、经济法学说研究的现状

如何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经济法，的确是一个跨世纪的难题。中国第一代经济法学者中的勇者和智者义不容辞地充当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开路人。他们既不为原学术思想所困，又未照搬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法的通说，而是结合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国情，提出了各种经济法理论主张。现择

其大家，分析如下：

（一）关于“经济协调关系说”

由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紫＠①先生提出并倡导的“经济协调关系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并认为，所谓经济协调关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企业组织管理关系；（2）市场经济关系；（3 ）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社会经济保障关系。 （注：关于“经济协调关系说”的各种论点，请见杨紫＠①、徐杰主编：《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1996年第2版。第2 版修改和增补的主要是具体经济法律制度，对于“经济法总论”部分，未有实质性修改。此外，还有杨紫＠①：《经济法调整对象新探》，载《经济法制》1994年第2期； 《论新经济法体系》，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1期。 ）对于此种学说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协调关系说”在具体论述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内容时，已经剔除了原“管理—协作论”中许多本属于民法调整的对象，所主张的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较原先为窄，或者说比以前准确些了。但仍存在值得进一步商榷的地方。例如在关于企业组织管理关系方面，管理的方式有两类：一是国家一般只是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作为企业的组织和行为规则，国家并不直接以一方主体身份参与该种法律关系；二是国家需要直接同企业发生经济管理关系，并以立法予以调整。前者主要为民法，后者为经济法或行政法。国家不需要直接介入企业的各种经济管理活动，企业的各种组织管理关系并非一律由经济法调整。这对于非国有企业尤其如此；即使对于国有企业，在实行国有民营的情况下，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活动一般也不宜由国家过多干预，其“内部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一般应适用民商法、劳动法等部门法的规定，经济法不作具体规定。再如“经济协调关系说”笼统地把社会经济保障关系纳入经济法调整对象范畴。其实，社会保障乃涉及多种性质的社会关系，需由多种部门法（包括经济法、民法、劳动法、行政法等）综合地予以调整。经济法在这里虽然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它并不是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唯一部门法。（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156页。）二是李昌麒教授认为，把经济法仅仅限制在“协调”的范围，似乎又嫌过窄。事实上国家对经济关系的管理和调控不仅限于协调，还包括某些作用于经济法主体的具有命令与服从性质的调整方式（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页。）。

（二）关于“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

由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昌麒先生提出并倡导的“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调整对象分为下述四个部分：（1 ）微观经济调控关系，其中又包括国家对经济组织的调控关系及经济组织内部的调控关系；（2）市场调控关系；（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 ）社会分配关系（注：关于“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的各种论点，请见李昌麒《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律观念的更新》，载《现代法学》1994年第1期；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对该说的批评主要来自漆多俊教授，认为该说有诸多不甚明确、不甚合理之处：首先，“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是一个模糊的字眼。它并未明确界定哪些“需要国家干预”。倡导者虽辩明“使用上述那个不确定的字眼，正好是为了使经济法能够适应可能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的需要”，其立足点是好的，但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应有确定的内涵和外延，定义应尽可能准确地加以表述。其次，该说将经济法调整对象具体分解为四个方面，而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往往互相交叉，所使用的概念比较模糊和混乱。在一些方面将民法、劳动法的内容也纳入到经济法调整对象之中了。（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158页。）

（三）关于“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

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文华先生提出和倡导的“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 他们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具体界定为四类：（1）国家经济管理关系；（2）市场运行关系；（3）组织内部经济关系；（4）涉外经济管理关系。 并认为前两类关系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基本内容（注：关于“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请见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版和潘静成、 刘文华主编：《中国经济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版。）。 对该学说的批评，主要来自漆多俊教授，他认为指出“市场运行过程中那些具有横向形态的经济关系很大部分应由民法调整”无疑是正确的，但该说同时又认为其中也有一些横向关系包括经济联合关系、经济协作关系和经济竞争关系要由经济法调整，却是值得商榷的。这一方面说明他们正确地看出了在这三个方面国家担负着管理职能，这些领域确实是经济法所必须重点涉及的。但是，另一方面，把经济联合关系、经济协作关系和经济竞争关系，笼统地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就很不准确了。因为在经济联合、协作和竞争中，既包括国家对有关当事人各方的干预和组织管理关系，也包括联合、协作和竞争的各方之间的平等经济关系。前者由经济法调整，而后者则主要由民法调整。（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159页。）

（四）关于“国家调节关系说”

由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漆多俊先生提出和倡导的“国家调节关系说”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简言之，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之法。现代国家调节社会经济采用了三种基本方式，即：（1 ）国家以强制方式反垄断和限制竞争及反不正当竞争，以排除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障碍；（2 ）国家以参与方式直接投资经营；（3 ）国家以促导方式对社会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为了规范和保障这三种国家调节，需要制定和实施三个方面的法律，即：（1）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称竞争法）；（2）国家投资经营法；（3）国家宏观调控法。 这就是学界人士所称漆先生的“三大块”或“三分法”。漆先生开始是用实证方法，在总结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国家调节的实际作法基础上提出的。后来，漆先生又从理性上深入分析市场、调节机制与法律的同步演变规律，论述了市场存在三缺陷、国家调节三方式、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的法律即经济法体系的三构成。这就使得该学说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信服力。（注：关于“国家调节关系说”， 请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版，1996年第2版，和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对于该说，马俊驹教授认为，“其中关于经济法与民商法关系的论述，尤为精辟，具有极大的雄辩性”。（注：马俊驹：《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李昌麒教授认为， 这种观点划分了民商法和经济法各自的调整范围。（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在经济学界， 胡家勇教授认为“漆教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目光投向了东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尤其是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发生、演变的整个过程，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高度，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就使得他提出的理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注：胡家勇等：《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一部拓新之作》，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五）新经济行政法论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前所长，中国法学会民法经济法研究会总干事王家福教授倡导，获得刘海年、王保树、李步云和梁慧星等著名法学家认同的新经济行政法论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市场进行干预和调控、管理的法律。就其性质而言，

它是公法，就其内容而言，包括两部分：（1）创造竞争环境， 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2）国家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法律。（注：关于新经济行政法论， 请参见王家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中共中央举办法律知识讲座纪实》，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98～99页。）李昌麒教授对此评价道，它的理论分量是值得人们重视的。但是，这种观点把国家对企业的适度干预、调控和管理，把社会保障完全排斥在经济法调整范围之外，似乎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注：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 页。）

另外，有必要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际春先生的《经济法总论》，该书作为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编的九五规划经济法系列教材的一种，我们和学术界的同仁一样对它寄予厚望。（注：本文定稿时，尚未见到史先生的《经济法总论》出版，这本书极有可能是本世纪最后一本经济法基础理论方面的专著与教材了。遗憾的是本文已无法对它作出评述。）北京大学的张守文教授通过笔会笔谈的形式，组织中青年学者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探讨，也已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

国民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篇6

一、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旧研究模式的反思

众所周知，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不同观点的争论几乎与经济法的问世相伴而生，带有国际性和长期性。但是，把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作为法律部门分类的原则向题加以争论，却是随着社会主义法的建立而出现的。两种学术观点的争论，在苏联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在我国法学界也经历了七、八年的时间。争论的收获之一，是多数人在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一关键问题上取得了统一认识，否定了认为经济法不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大民法论”(或“唯民法论”)和认为经济法是经济法规总称的“大经济法论”(或“唯经济法论”)。然而在持有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民法与经济法各调整一定范围经济关系的观点的人中砂又在若干基本间题上意见分歧，转化为“中民法论”和“中经济法”之学术争论。争论相持已久，形成了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研究的僵持局面。

如果对这种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研究的僵持局面进行全面观察和深入分析，就可看出其实质是在分歧的基本问题上形成了僵化的研究模式和死板的思维定势，从而妨碍了人们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实践的深广发展而创造性地推进民法理论和经济法理论的思路。这种僵化的研究模式的要害是:从内容上看，是深受苏联某些学者传统研究模式和陈旧理论观点的影响，脱离我国深刻变化的经济关系的实际，此其一，其二从根源上看，它植根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开展以前的社会经济条件，带有旧的经济体制的明显痕迹。

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僵化研究模式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论:

一曰“公私分离论”。即是否以公有制经济关系和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分离做为划分民法与经济法的依据。中经济法论者主张经济法姓“公”、民法姓“私”，认为绎济法主要调整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民法主要调整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位。这种“公私分离论”是苏联学者斯图奇卡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提出的“两成分法论”在我国的翻版，在理论上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亦由公法和私法组成、民法是私法这一传统法学观点为依据的。因此，中民法论者你据列宁关于“我们不承认任何‘私法，，在我们看来，一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②的思想，断然否定这种“公私分离论”、，力争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应由民法统一调整。

二曰“生产和消费分离论”。即是否以生产领域经济关系和消费领域经济关系的分离做为划分经济法与民法的依据。中经济法论者把商品流通关系区分为完全分离的生产领域商品流通关系和消费领域商品流通关系，主张前者由经济法调整，后者由民法调整⑧。这种“生产和消费分离论”，与苏联学者金茨布尔格和帕舒卡尼斯在三十年代中期提出的“大经济法论”一脉相承，是主张两类合同制度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按照“生产和消费分离论”，凡是社会组织之间基于满足社会生产需要而发生的商品流通关系，反映在法律上即经济合同法，属于经济法，而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社会组织之间基于满足个人消费需要而发生的商品锥通关系，反映在法律上即民事合同法，属于民法。这种“生产和消费分离论”既是从公私分离论引申出来的，又是割裂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因此中民法论者依据所有制关系的统一性和生产关系四环节的统一性原理，反对这种“生产和消费分离论”，主张无论生产领域商品流通关系还是消费领域商品流通关系均由民法统一调整。

三日“纵横统一论”。即是否以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的统一不可分性做为划分经济法与民法的依据。中经济法论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即纵向管理关系和横向经营关系或者计划组织要素和财产要素统一不可分割的经济关系，其典型形式是经济计戈叮和经济合同的统一，并主张这种纵横统一不可分割的经济关系应由统一的法律部口即经济法调整。这种“纵横统一论”是由苏联现代经济法学派代表拉普捷夫和马穆托夫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提出，而由我国经济法学界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直接引进、影响最大的理论，几乎成了国内几本《经济法学》教材的总纲。近来，有的人还提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组织内外关系说”，但其核心仍然是“纵横统一论”。但是，许多民法学者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纵向和横向的经济关系虽然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但也不是不能分开的。即使是依计划订立的合同，计划只是订立合同的依据，而合同关系本身仍然是在计划关系之外独立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不论是计划合同还是非计划合同、法人之间的合同还是公民之间的合同，其本质特征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是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应由民法统一调整。如果把这种遵循民法原则的同类合同制度割裂为二，分属于经济法和民法这两个法律部门，势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造成种种混乱。

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这种僵化研究模式之所以形成，有其一定的主观认尹根源和客观经济体制根源。但其主要根源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开展前的旧经济体制的局限性。

第一，从所有制结构看，是基本上单一的公有制结构。按照这种所有制结构，“一大二公”是衡量所有制形式优越性的标志，因而全民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以限制和排斥其他所有制的发展为条件，集体所有制要快速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个人所有制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尽快剪除。在这种所有制结构的条件下，生产和经营的主体只是公有制经济组织，而公民个人不过是消费者，因此公有制经济组织之间在生产和经营领域的经济关系与公民之间(或公民与公有制经济组织之间)在消费领域的经济关系，就不是同类关系而是异类关系，不能同等对待。“公私分离论”、“生产和消费分离论”正是这种所有制结构的真实反映，而相反的观点则难以与这种所有制结构相合拍。

第二，从经济的本质属性看，是单一的计划经济。按照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无论是纵向的经济关系还是横向的经济关系都以计划性为根本特征。特别是社会主义组织在产、供、销、运、贷等方面的生产经营活动，无不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国家计划把纵向的经济关系和横向的经济关系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统一的、同类的经济关系。所谓纵横统一论不过是这种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如实反映，而那种纵横可分论却与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大相径庭。

第三，从经济管理体制看，是高度集中型的国家直接经营体制。在这种经济管理体制下，按照部门、地区的行政系统，建立垂直式的行政管理机构，用行政管理的办法，自上而下层层下达指令，来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因而企业附属于行政管理机构，企业之间的关系从属于行政管理关系，形成了条块分割的局面。所谓管理关系和经营关系必须由经济法统一调整论，正是反映了这种高度集中型国家直接经济体制的要求，而相反的观点却与这种经济管理体制的要求相悖逆。

纵观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争论史，中经济法论一度处于主动地位，而中民法论一度处于被动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反映的内容在旧的经济体制下所处的地位不同。在旧的经济体制下，指令性计划经济和直接的行政调节占主导地位，而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则处于被严格限制甚至被取消的地位。中经济法论集中反映了旧经济体制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直接行政调节的要求，而中民法论则主要反映了旧的经济体制下被限制、被取消的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要求。对此，“纵横统一论”的提出者马穆托夫讲了一句中肯的话，他说:“大民法观点与经济法观点的区别根源于对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以及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关系的性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④

二、.指导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新经济法律观

正如前述，我国法学界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争论，是早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开展以前从外国引进来的。经过多年的争论，双方各自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旧的经济体制的要求，形成了固定的经济法律观。因此，要理顺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首先必须从反映旧的经济体制的经济法律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树立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相符合的新经济法律观。只有更新经济法律观，用新的经济法律观来观察和分析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才能正确地理顺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第一，多元所有制结构法律观。这就是要进一步消除一元所有制结构法律观的影响，树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结构法律观。在现阶段，我国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并具有多层次性，与此相适应的所有制结构必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结构。这种多元所有制结构的内在要求有二:一是纵向要求，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而不是暂时共存、谁战胜谁，有的得到发展、有的被削弱、有的被取消，这就要求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组织经济、管理经济的职能，二是横向要求，即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平等，在相互关系上任何一方不得歧视和排斥另一方，在法律上得到平等的保护。与多元所有制结构的纵横要求相适应，所有制领域的关系同样可分为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所有制领域的纵向关系，是指国家对各种所有制经济单位的成立、财产权限、经营范围、经营方式等方面的组织管理关系，所有制领域的横向关系，是指各种所有制经济单位之间因各自行使自己的所有权和其他物权而发生的平等互利、等价有偿关系。由此可见，间题不在于所有制领域的关系不能分解，而在于如何分解二如果说把所有制领域的关系分解为组织之间的所有制关系和公民之问、公民与组织之间的所有制关系，或者生产领域的所有制关系和消费领域的所有制关系，前者由经济法调整，后者由民法调整的观点，是反映了基本上单一公有制结构的要求;那么把所有制领域的关系分解为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前者由经济法调整，后者由民法调整的观点，则反映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结构的要求。这是因为，单靠民法调整所有制领域的横向关系，还难以保证多种所有制的长期并存和共同发展，只有靠经济法调整所有制领域的纵向关系，正确发挥国家组织经济、管理经济的职能，才能有效地保证多种所有制的长期并存和共同发展。所以，所有制领域的关系只能由民法统一调整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现阶段多种所有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要求。

第二，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又结合又并重的法律观。这就是要进一步消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利用商品货币形式的法律观的影响，树立商品经济与计划经济并肩结合而构成社会主义经济的法律观。1964年苏俄民法典规定:“苏维埃民法调整共产主义建设中因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产生的财产关系，以及与这些财产关系有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由于这种观点的影响还在，有的人仍旧认为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的关系，商品经济只是计划经济的利用形式和表面现象，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非本质特征。其实不然，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是由计划经济所决定的。从历史上看，商品经济既可以与私有制相联系也可以与公有制相联系，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就成为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经济，而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联系则成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可见，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并不是什么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主要和次要的关系，而是公有制经济运行的两个巨轮，二者的紧密结合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不仅如此，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义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与此相适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法的适用范围和调整作用不是要缩小，而是要逐渐扩大。因此，企图用缩小民法的适用范围和调整作用的方法来扩大经济法的适用范围和调整作用的做法，显然不符合充分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

第三多层次的弹性计划法律观。这就是要进一步消除单一的硬性计划法律观的影响，树立多层次的弹性计划法律观。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的模式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是单一的硬性计划体制，另一种是多层次的弹性计划体制。流行多年的“计划就是法律”的观点，忽视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区别，反映了单一的硬性计划体制的法律要求，因而有极大的片面性。按照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要求，国家计划应是多层次的、有弹性的，总的来说计划调节是宏观的、间接性的调节，商品市场是录活的、多变的，市场调节主要是微观的、直接性的调节。在这种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运行中形成的计划关系和市场关系，是各自内含丰富、外延交错的两类不同经济关索有础面耐经当分离的一面。因此，只看到它们统一的一面，认为它们只能由经济法统一调整的看法，是不符合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要求。

第四，统一的市场体系法律观。这就是要进一步消除产品市场和商品市场分离以及单一商品市场的法律观的影响，增强统一的商品市场体系法律观。由于产品市场和商品市场分离的观念影响还在，容易使人把市场的范围看得狭小，只限于消费资料和少量的生产资料。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开展，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不但消费资料市场得到进一步扩大，而且生产资料市场将逐步扩天;与此同时，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也将逐步开辟和发展，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的全方位的统一市场体系。这种统一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必须由健全而统一的合同制度来加以保证，而所谓两类合同制度就自然失去赖以存在的根据。

第五，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间接控制为主的法律观。这就是要进一步克服以行政手段直接控制为主的法律观，树立以经济政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间接控制为主、行政手段直接控制为辅的法律观。以行政手段直接控制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与商品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相违背的。直接的行政控制，很容易损害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独立利益，破坏商品交换的对等利益结构。只有借助经济政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间接控制，才能有利于维护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独立利益和商品交换的对等利益结构，保证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为健全以间接控制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必须完善法律手段。而经济法是间接控制的法律手段的重要形式，所以经济法的作用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得到相应的加强。

以上所列，并不是指导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全部经济法律观，但它们足以表明:只有更新经济法律观，树立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要求的新的经济法律观，才能以它们为指导理清理顺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三、确立民法与经济法各自体系的分类方法

要理顺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必须解决好三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间题:一是民法与经济法各自的调整对象，二是民法与经济法各自的合理体系;三是民法与经济法在统一的法律体系中的协调一致。换言之，既要解决它们分工界限问题，又要解决它们和谐统一间题。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争论，主要是围绕民法与经济法各自的调整对象展开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入开展所带来的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及其相互联系的新变化和新特点，提供了解决这个间题的客观依据，因而我国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时地做出了解决这个间题的重大立法决策。我国民法通则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根据这一规定民法主要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经济法主要调整纵向经济关系。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对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这一重大立法决策和法律规定，既有其充分的客观依据，又有其独特的法律构思，即民经分立、民经并重、民经协调。从客观依据和立法决策的角度看，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划分间题已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对民法与经济法关系的研究不应再停留在它们调整对象的划分上，而应转向民法与经济法各自的合理体系上，这才是理顺民法与经挤法关系的当务之急。而要确立民法与经济法各自的合理体系，就必须采用正确的分类方法。

第一，以纵横之分为基本方法。在确立民法与经济法的体系时，首无需要解决的是民法与经济法的基本框架问题，因为这直接决定于它们各自不同的调整对象。既然把横向经济关系和纵向经济关系加以类型化并分别作为民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应以横向经济关系和纵向经济关系的划分为基本线索，构筑民法与经济法的基本框架。

民法与经济法各自的基本框架得以成立的支柱有若干个主要层次的法律制度。但必须指出，其中两个主要层次的法律制度的界限是不容混淆的。一是在所有制领域方面，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管理制度是属于经济法，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企业法，乡镇企业法、个体经济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而所有权制度是属于民法，包括财产所有权制度、使用权制度、经营权制度、承包经营权制度等。二是在生产关系四个环节(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方面，计划法律制度是属于经济法，而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的合同法律制度包括经济合同法律制度是属于民法。持有经济合同法属于经济法观点的同志，就是片面强调法人之间经济关系这一层次的特殊性而忽视了包括法人之间经济关系在内的整个横向经济关系这一类型的普遍性。其实，调整法人之间商品流通关系的经济合同，从它的订立、变更、解除和合同的履行，直至合同纠纷的解决，都同样适用调整商品流通关系的民法原则。在这一点上，与对公民之间、公民同法人之间的商品流通关系必须适用民法合同原则，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可见，调整法人之间商品流通关系的经济合同法，理应成为构成民法基本框架之一的合同法的组成部分。

第二，以纵横主次之分为补充方法。在确立民法与经济法的体系时，还需要解决的是民法与经济法的各自重要分支的合理界限问题。这里遇到的难题之一，是已经制定或将要制定的许多单行法律既调整纵一向经济关系又调整横向经济关系，因而它们究竟归属于民法还是归属于经济法的何题。其丸一邻是法律仅有的现象。世界上的复杂事物一般都由很多方面构成，但这很多方面由于各自的地位和力量不同，对决定事物性质的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我们在区分许多单行法律的部门法性质时，就必须运用纵横主次之分方法，即以调整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的成分或因素主次、多少之分来决定其归属。如果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成分、因素为主或多一些就确定它归属民法，反之则确定它归属经济法。

国民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篇7

经济法是社会法。它是在社会化条件下，对国家基于社会整体利益而对经济加以干预、协调、参与等进行规范和保障的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于上个世纪之交步入垄断暨社会化发展阶段的时候，中国继受了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大陆法体系，继而自苏俄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则长期处于积贫积弱、社会革命及其惯性的控制之下，无论是法本身的发展抑或官方和民间的研究，均不足以支持经济法从“六法全书”和计划经济的法体系中脱颖而出。

中国的经济法，是在“文革”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举国上下呼唤法治和经济法制，法学界解放思想，中国社会主义法学由恢复到发展、迎来一派春意盎然的大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经济法和经济法学求真务实，为经济的日常运行、发展和体制改革提供对策、规范和保障，自产生以来得到了蓬勃发展。

二、中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产生

任何法律部门的产生，均离不开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条件，都是社会经济、法制之客观条件和有关主观学说这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法也不例外。因此，经济法学和经济法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经济法之成为法的部门以及它的发展和有效实现，自离不开相应的经济法学说及其在相当程度上为学界和社会所接受；而经济法学的形成和发展，则有赖于客观经济法现象的普遍存在和发展。

中国经济法产生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背景，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建立并加强经济法制的客观要求，以及当时社会上民法之不彰；并在理论上受到了前苏联和日本的影响。

自50年代后期起，我国法学的发展曾经走过一段弯路，法制原则受到批判，要“人治”不要法治，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在计划经济下，对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的调整，主要是通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非公开文件，由各级党政机关下达命令、任务并通过行政指挥来进行，即使制订了一些法律，也是形同虚设，经济的行政性、家长式人治特征和“大锅饭”程度之烈，为前苏联东欧国家所远不能及。其结果，自然是经济停滞，人性懒散，整个社会管理松驰，效率低下，白吃白拿盛行，“半拉子”工程遍地，工人阶级固有的优秀品质受到了腐蚀。“文革”过后，痛定思痛，从党和国家领导到下层平民百姓，人们都深切感受到法制和在经济领域实行法治的极端重要性。

1978年，胡乔木同志在其《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中，专写了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一节，引起了法学界的重视。（注：参见关怀《经济法》，第三期全国民法师资进修班《民法讲座》（上册），西南政法学院1983年编印，第13页。）是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党和国家领导人则发表言论，要求制定相关经济法律法规。如小平同志于同年12月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1979年叶剑英同志在接见记者和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以及1980年彭真同志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分别使用了“经济法规”、“经济法”等字眼。（注：参见关怀《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6页。）也就是说，在新时期法制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时，在当时的条件下，建立健全经济法制成为人们首要关注的对象和任务之一。思想解放伴随着国门的开放，苏联现代经济法学派和日本的经济法学说遂舶来中国，受其影响，学者开始发表关于经济法的文章，并于1979年写出《经济法概论》，从1980年起在一些院校陆续开设了经济法课程。

在此主观背景下，经济法产生的客观条件也呼之欲出。三中全会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1980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施行）、《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1979年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1980年）、《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1979年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优质产品奖励条例》（1979年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管理条例》（1979年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1981年）等改革开放时期的首批经济性法律法规先后出台；1981年成立了“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1986年并入国务院法制局），专司经济法规起草、修订的组织协调工作；各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开始设立经济审判庭，主要受理商品购销、农村承包经营、银行和信用社借贷、建筑工程承包和加工承揽经济合同纠纷，也审理经济损害赔偿、知识产权和涉外经济纠纷等；1980年恢复设立铁路运输法院和水上运输法院，在大面积国有林区设立森林法院；1984年开始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海事法院；1986年人民法院又陆续组建行政审判庭，受理工商、税务、土地管理、海关、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经济行政纠纷。这些法制实践，为经济法研究及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关于经济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经济性相结合的特性、经济法是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等学说，与经济法制实践及其社会思潮相结合，便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表明在中国出现了经济法这一新兴的法律部门和法学分科。

无庸讳言，经济法在改革开放、加强经济法制的背景下在中国兴起，与民法在中国一直不景气也很有关系。民法就其性质来说，是与权利暨交易主体的充分独立和意思自治分不开的，而中国自50年代对私有制进行改造以后，长时期内实行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经济活动的主体基本上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权，民法在调整经济关系中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而囿于前苏联关于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私法之教条，人们不敢直言民法的私法性及其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内在联系，民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又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所以就一直未能编纂出民法典或按所有权、合同、继承等分别制订单行民事法，公有制主体间的纠纷也不可能靠民法来解决。在此情形下，伴随着加强经济法制的呼声，“经济法”应运而生，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难想见，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一直重视民法与法制建设，如同前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制定了体现计划经济要求的民法典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经济活动均有法可依，“经济法”概念和实践的迫切性定会大为减弱，不可能在短短数年间就得到官方、学界和社会的普遍认同，并成为法科、经济及其他相关各科学子们的必修科目。

当然，经济法是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现代经济法既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参与、组织和管理为前提，同时又要求国家的这些行为主要依靠具体经济制度设计、产业政策和指导性计划、契约、企业、利率、价格、税制和税率、公开市场操作等经济手段来实现。否则，对经济的法律调整就只需由民法和行政法扮演角色，而无经济法的存在余地。

三、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

（一）概说

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由对外开放的需要和进程所推动的。为了取信于外国和港澳台投资者，改革开放之初就把通常由内部政策和文件规定的内容，及时地制订成法律。以上列举的改革开放初期由立法机关制订的法律，主要就是涉外法，而调整非涉外经济关系、尤其是关于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和财政体制的改革，仍是采用政策直接调整的方式。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对内资企业则只有国务院制定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这正印证了恩格斯关于不同民族间的商事交往最能体现平等要求的论断，（注：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3～144页。）因为此种交往容不得超经济的身份和政权干预之存在。开放-使我国的经济法治有了质的进步，反过来不断促进整个经济法的发展。

经济法学从实践中吸收养分，借鉴国外的法例、学说和国际惯例，积极服务于改革开放大业。

首先，经济法学者关注体制改革、经济政策和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参与规划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参加有关法律法规的起草、制订或提供参考意见，如土地管理法、农业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对外贸易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现行法中关于公司和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的规定，就是经济法学者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探索、参与政策和法制制订的结果。

其次，经济法学与法学教育彼此相长，为现代化及法治建设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在经济法学的发展中，不仅高等法律院系设立了经济法教研室，开设经济法原理（概论）和经济法总论（基础理论）、财税法、金融法、企业和公司法、竞争法等课程，而且全国各高等财经院系多设置了经济法专业，开出经济法课程。在此基础上，我国分别自1984和1994年开始设置经济法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若干年来培养了一大批经济法学专业的法学硕士和博士。

20年来，经济法学从无到有、从幼稚趋向成熟，孜孜以求从当代中外经济法现象之浩瀚的实践和理论素材中探求其规律，发掘其精髓暨现代经济法精神，俾为之正名及建构体系。作为公法和私法因素的有机融合，经济法对传统的法学思维提出了挑战，也为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经济法学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性质、作用、经济法在法体系中的地位、宏观经济调控与法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探讨，以及在竞争法、国有企业法等具体制度方面的开创性研究，开阔了法学研究的视野，使法学家们逐渐冲破抽象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关系性质的框框，综合法学各科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成果，更加着重于从社会关系实际内容的角度，去分析其中的法律权（力）利义务，以更好地服务于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规范和调整。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关于中国经济法学20年来的成就，可以约略概括如下：

1.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起初，经济法学界把经济法界说为“国民经济管理和经济组织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王河《试论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第63页；西南政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经济法讲义》，1982年编印，第10页。）或者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各种经济关系和各项经济活动进行调整、管理、监督、奖励或限制的诸种经济法规的总称”。（注：《中国经济法诸论》，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也就是说，“纵”的和“横”的经济关系经济法都要调整，民法应当为“公民权利保护法”所取代。（注：这种观点认为，由于我国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以应当将保护公民财产权利、政治文化权利和人身权利的法律规范独立出来，建立公民权利保护法，抛弃民法的形式。由于该观点不能证明我国已经消灭了民法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对民法的本质和作用未予合理解释，因而从一开始就只得到少数人赞同。反映此观点的代表性文章为《伟大的历史转变给法学研究提出了新课题》，载《经济法论文选集》，北京政法学院1980年编印；又参见《全国经济法理论学术讨论会情况介绍》，载《法学动态》1984年第2期。）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尴尬，主观原因是中国经济法学者起初对苏联现代经济法学派的纵横统一说缺乏了解，理解不透；从客观上说则是当时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关系的行政性无所不在。而随着市场化进程之推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日显，公有制组织不断被推“下海”，其经济活动也直接受制于价值规律的作用，有关经济关系理应由民商法调整。在此条件下，经济法学界在研究中逐渐达成共识，把经济法定位为调整“经济管理过程中和计划指导下的经营协作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基础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它调整的是“具有国家计划、监督、组织等因素的经济关系”；（注：张宿海《经济法概念上的分歧》，《法学文集》法学杂志社1981年版，第191页。）换言之，经济法调整的是具有直接国家意志性的经济关系，（注：参见周沂林、孙皓晖等《论经济法调整对象》，《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第66～82页。）“纵横统一”是指财产因素和行政因素、或者说经济性和国家意志性的统一。至此，应当说经济法在我国已经为自己找到了适当的位置。

2.关于经济法的地位。由于迄今为止各国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并非建立在确切的学说和方法论之上，而如果说随着社会经济日趋社会化和法的调整愈益技术化而又高度分化、高度整合，公私法的界限逐渐模糊，人们对劳动法、环境法、婚姻家庭法等尚可不求甚解地认同其为“独立”法律部门的话，则经济法因其调整的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普遍性和重要性，及其与民法、行政法等传统“基本”法律部门之间的无尽瓜葛，若用传统上依据法的调整方法所判定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或内容为标准来论证经济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话，则经济法本身连带婚姻家庭法、劳动法等成为法的部门都会成问题了。这样实体法就只能有民法、行政法和刑法这三个部门。

针对传统的法律部门划分实际上是以法的调整方法或制裁方式来判断所谓社会关系的性质，经济法学者有理由指出，在社会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践早已冲破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井水不犯河水”的古典理念，政府既基于政权承担者身份干预经济及充当市场“裁判”，同时也以所有者、股东等身份，订合同、办企业，以种种方式参与公开市场操作，现实法不再拘泥于法的对象究竟属于公法抑或私法领域，而对任何社会活动领域，都将行政的、民事的、刑事的乃至程序的规范和手段紧密、有机地结合起来，对该领域的各种社会关系加以统一调整。在此条件下，对于法律部门划分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法的调整对象所包含的具体社会经济内容的差异，而不再是决定法律调整手段差异的所谓社会关系的抽象性质。因此，要对社会由“私—私”对立和“公—私”对立向社会化复归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法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教育法、卫生法等现象加以科学地说明，阐明其地位，就必须正视法的部门划分之主观学理性质，扬弃囿于有限的法律调整手段之特性而对复杂社会关系作出定性，从而区分法律部门的思路，改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注：参见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39页。）

总之，20年来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的地位-它是否为“独立”法律部门的争鸣探讨，促进了经济法学和整个法学的发展。关于经济法和劳动法、环境法等公私法因素相融合的法可以成为法的部门的论证等，都既是对经济法本身理论的发展，又是对整个法学的一种建树。

3.关于宏观调控法。经济法源于现代国家对经济的参与和调控，有关计划和产业政策、财税、金融和外汇管理、价格、技术监督、财务会计、对外经贸合作及其管理等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便成为经济法学关注的重要对象。经济法学在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建国以来我国法学领域的空白，而且通过对于宏观调控法的探讨，挖掘经济法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进一步深化了经济法学研究。例如，不少学者将经济法放到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及其法律调控机制中去考察，或者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全局性、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注：朱慈蕴、张涵《经济法学研究述评》，《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第53～54页。）或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作为经济管理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间接宏观调控性经济关系”，（注：朱慈蕴、张涵《经济法学研究述评》，《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第53页。）是关于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法，包括国民经济组织法、经济活动法和经济秩序法，（注：参见刘瑞复《新经济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页。）从而形成关于经济法的“宏观调控法说”或“国民经济运行法说”，使经济法这块百花争艳的学术园地更加充满了生机。

4.关于经济法若干具体制度的研究。除了宏观调控法外，经济法学关于其他若干具体法律制度的研究，也对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学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以下仅以竞争法和国有企业法为例对此加以说明。

竞争法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其要义在通过维护充分适当的竞争和健康的市场、而非以计划和管制等压抑竞争及否定市场经济的做法，来消除市场经济的弊端。随着改革开放暨市场化进程的推展，配合国家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立法被提上议事日程，经济法学界自80年代中期即从引介国外的立法和学说开始，开展对竞争法的研究。90年代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律学系等先后为高级法官进修班、本科生、硕士生等不同层次的学生开设《竞争法》课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经济法渐趋成熟。经济法学者的这项努力，促进了反对限制竞争、滥用经济实力和行政权力、欺行霸市、假冒、不法利用他人智力成果和毁人商誉等公平竞争意识在社会上的普及，推动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出台、反垄断法的起草制订和竞争暨经济法治的初步确立。

至于国有企业法，西方国家在略为宽泛的意义上也称公共企业法，它是经济法固有的主体制度和核心内容之一，经济法学界更是为其问世和发展倾注了心血。从国家经委于1979年着手起草“国营工厂法”，之后《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先后于1983和1988年颁布，直至《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的起草出台，无不有经济法学者参与实际调查、研究并提供意见。鉴于作为经济细胞的企业集中反映着一个社会之经济体制的本质和基本特征，这个过程，也即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企业由类似于政治公团转向经济单位和市场主体）、治理经济由行政和人治转向经济法治的一个缩影，经济法学者有幸成为其直接参加者和见证人。随着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命题被提出，企业加快了股份制、公司化改革的步伐，经济法学者进一步将国有主体和国有财产投资经营同公司制、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和公有制及其主导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联系起来进行研究，使之达到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接轨的水准。

四、一点展望

国民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篇8

〔关键词〕经济法　现代行政管理　经济管理法制化

一、经济法的使命在于规范国民经济关系

1.经济法的实质

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以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其中，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亦即国民经济关系。

这里所说“国家”，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有关经济的基本法律，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关于经济的一般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和预算的部分调整方案。国务院制定有关经济的行政法规，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对各级国家机关，主要对政府领导、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职权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以利贯彻执行。这就是“国家因素”。

国家因素影响的范围，包括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宏观方面，指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全局，重点为计划、预算、税收、金融、物价、工资、产业政策、对外经贸等。微观方面，指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对市场的具体事项的必要管理。

国家因素影响的方式，包括干预和参与。干预，说的是间接调控和直接管理。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按照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办事，并且尽可能纳入法制程序。直接管理从表现形式上看主要采用行政手段，但也应当是依法行政。干预又可分为积极干预与消极干预，前者指保护、鼓励，后者指限制、禁止。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已形成了这样一条指导原则：“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 〕这就明确了什么叫“国家适度干预”。参与，说的是国家投资，举办企业、事业。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公有制中又以国有为主体，国家对国有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国有并不等于国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严格地说，干预是“管”，参与是“办”，管、办应当分开，前者属于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职能，后者属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职能。经济法侧重规范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活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经济法是国家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有三大块：一是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二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自主经营，构成经济法的基调。

根据这种认识，经济法与民法作出了基本的划分。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发生一定的交叉联系。在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民法、经济法既有相对分工，又共同发挥作用。

2.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一国的法律体系是指由具有内在联系的各个部门法组成的统一体。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和法律体系的框架，中外法学界历来存在多种意见。我们认为，设计一国的法律体系，一方面要适合本国的国情，另一方面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笔者曾经提出：“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之下，主要有六大法律门类：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社会法和诉讼仲裁法。”〔2〕去年初， 王家福等六位研究员著文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应由以下九类法律构成：宪法，行政法，经济法，行政诉讼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社会法。其中，列在第三位的是“国家从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生活进行必要干预、对经济秩序予以维护和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法。”〔3〕如此突出经济法的位置，在目前所看到的著述中， 还是不多的。

经济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首先表现为它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经济关系，既有自己的特殊性又有一定的范围。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具有直接性和综合性。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法尚处于一种理论形态的话，那么，今天可以说，一系列的、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已经组合成整体意义上的经济法部门。

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形态，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表现为它是否为一个法律部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为一个基本的法律部门。建立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于民法和经济法，而其中宏观调控为经济法特有的功能。经济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属于基本的经济关系，所起的作用是别的法律部门无法替代、因而不可或缺的。有鉴于此，称之为基本的法律部门，不是顺理成章吗？

二、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是依法管理国民经济

1.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行政、司法往往混为一体，知县、知府大量的事务是审理案件。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则是把立法、行政、司法分开来了。虽然我国不照搬西方某些国家的“三权分立制”，但也将国家机关划为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三类。考察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必须以此为起点。这还只是一般性。

特殊性在于体现时代特征。在经过正、反两种经验比较之后，中国人民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找到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现已庄严地记载于党章和宪法之中。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既然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必然是管理国民经济。与此同时，还要管理各项行政事务、文化事业及其他社会事务。

2.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

前面已分析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经济法与行政管理有些什么关系。经济法从法律的角度反映国家因素如何对市场经济秩序发生影响，行政管理从行政的角度规范行政机关如何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行政学家和法学家是达成了共识的。不妨援引如下两份资料：

（1）夏书章教授主编的《行政管理学》， 对当代行政的概念作了下述界定：“行政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活动。”〔4〕

（2）张尚zhuó＠①教授所著《行政法教程》， 提出下述观点：“在我国，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主要是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两大法律部门紧密相关的，这就是经济法和行政法。当然，经济法，除它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以外，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内容。而行政法，包括它的同经济法交叉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在内，则全部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总之，加强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在我国，主要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法和行政法。”〔5〕

毋庸置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就包含着依法管理国民经济，特别是将经济法行政法运用于行政管理之中。

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民经

济管理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如我国现已制定出来的《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审计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等。因其以经济法与行政法相交叉的形态出现，兼具经济法和行政法两方面的属性，一些学者称之为经济行政法，也有人认为应称之为行政经济法。因其强调国家因素的作用，行政管理服务于经济建设，所以它也就是国民经济管理法。

据统计，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约有80％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而其中，最大量的行政执法活动是由经济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的，如计划、财政、税务、中央银行、审计、统计、物价、工商行政、技术监督、规划、土地、城市建设、劳动、海关、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和各产业部门，既是行政机关，同时又是执法机关。

经济法立足于国家整体，显示出社会公共性的根本特征； 现代行政管理又称公共行政管理，即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结论自然而然地得出来了：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有不解之缘；现代行政管理中必须运用经济法这种手段。

三、经济法在现代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1.目标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期望实现什么目标呢？众所周知，一切经济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我们正在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本世纪之内要求初步实现；后一个转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企业，面临不少困难，某些企业效益不甚理想。因此，我们的着眼点应定为效率优先，同时也要兼顾公平。

经济法对国民经济发生影响，一般通过经济基础作为中介，或是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或是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有些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经济法律，可以直接对生产力起到保护和促进的作用。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熟练地掌握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所必需的法律知识，特别要提高运用经济法管理国民经济的意识和能力，努力实现国家提出的目标：“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6〕制定社会主义法律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按法律办事与按规律办事要尽可能一致起来。实现经济管理法制化，也就是实现经济管理科学化。科学管理，治国之道。

2.原则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依法行政。其理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型经济。

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是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即从人治走向法治。现代国家政府普遍奉行这一准则，我国于改革开放之后亦确立了这一原则。依法管理国民经济，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依法行政，以规范化的制度，正确处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利于保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保证社会对行政工作的监督。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在经济领域，侵占、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制造、销售伪劣产品，搞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政府机关滥用职权、自办公司、巧立名目、与民争利等等，人民群众对这些社会公害深恶痛绝。1996年3月， 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各级政府及国家公务员都要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坚决维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统一性与严肃性。”

3.基本内容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内容呢？可分为宏观调控与具体行政管理两大环节。

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把宏观管住，包括规划整体发展、制定方针政策、协调市场运行、组织社会保障，通过立法确立计划、财政、金融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机制，确立价格、工资综合改革方案。因此，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银行法、价格法、工资法等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显示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作用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高屋建瓴的管理，而不是拾遗补缺。

这里有一个成功的例子。1993年3月， 我国修正《宪法》，增加了一项重要条款：“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同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16条措施。中央领导同志说，16条中有13 条属于经济手段。 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底，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在此期间，立法上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1）1993 年12月制定的《公司法》，确定“公司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2）1994年3月的《预算法》，开宗明义提出：“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3）1995年3月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职责，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金融业的管理，制定本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上述经济法律都强调了“完善宏观调控”这一最重要的管理手段。

另一个环节为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具体行政管理。例如，公司注册登记，颁发各类许可证和执照，征税，物价检查，商品市场管理，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等等。行政法上称之为具体行政行为。

至于抽象行政行为，那是指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和地方有关政府制定规章，各级行政机关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这些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有的涉及宏观的即全局性的方面，有的涉及微观的即个别性的事项。宏观管住、微观搞活，并非指宏观管死、微观自流。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都可以对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4.可操作性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注意哪些可操作性的问题呢？根据我国的实践，主要应当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第一，国民经济法制管理的层次划分——基本层次与补充层次。行政机关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依法行政的第一个层次或曰基本层次的内容，即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包括行政处罚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机关面临着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作出许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之后，行政机关则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法行政的第二个层次或曰补充层次的内容，即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理、行政处罚不服，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取得国家赔偿。这三项相互关联的法律补救制度，其结果，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认可和维护，也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否定和制约。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管理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法律救济权，从中亦可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性。

第二，行政管理权限的范围——法定职权与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遵循法定原则，即只有法律规定的行

政权力才能行使，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得为之。违反这一原则办事，就构成越权。针对目前对某些违法行为打击不力的情况，人们要求加大执法的力度，这从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但全面理解，应当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既要有力度，也要有限度。这个“度”，就定在法定职权上。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多样，完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恰当，法律常常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列出一个幅度，行政机关可在法定的幅度内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显失公正。如一般违反治安管理行政秩序的罚款幅度为1元以上、200元以下；对虚假广告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能越出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范围。因此，自由裁量权不等于无所不为。行使法定职权和自由裁量权都属于依法行政。

第三，行政管理职权的内容——权力与义务。行政管理职权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通过立法授予的，它不仅意味着权力，而且同时意味着义务，因此又称为职责。既然承担了义务，就应当作为，而不能不作为。乱作为是越权，不作为是失职。权力也好，义务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实践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人做了官（准确地说，应是公务员），只想到自己是管老百姓的，没有想到为老百姓办实事。人们感叹到某些地方、部门办事难，其源盖出于此。所以，国家工作人员需要树立统一的权力、义务观。政府与企业的正确关系，应当是：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管理也是服务。

第四，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实体权限与程序要求。实体法规定实际的权利、义务，程序法规定行为的方式、步骤。前面所讲作为和不作为，亦适用于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执法。不论行政处理、行政处罚，抑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都不能违反法定的程序要求。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所以，行政管理一要讲权限，二要讲程序。但须注意，程序不能太繁，应当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又方便人民群众。

四、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密切关系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公共行政管理。1996年4月联合国首次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为目前世界行政科学领域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最为重要的学术组织，第三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于1996年10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行政管理模式。我们对行政管理学的重要性应当有足够的认识。

行政管理学又称行政学，或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前述《行政管理学》一书指出：“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客观规律的科学。”〔7〕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同其他许多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经济法学。经济法学是整个法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性。它的学科对象中，包含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政府作为体现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以及作为民事关系中的机关法人，这三重性法律身份必须严格区分、正确适用，否则就会因法律地位模糊而导致管理秩序混乱。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还需继续，同时对外国的特别是以日本、法国、韩国等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应予关注并进行一些比较研究。政府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手段。由是观之，经济法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各有特定的内容和体系，但在如何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这一主题上，它们发生交叉的关系。我们可以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将它们统一或结合起来。日本法学家曾经说过：经济法中的大部分规范，是要由国家各种行政机关来执行的〔8〕。中国亦如是。经济法学中包含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学中包含经济法。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向之一。

〔1 〕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

〔2〕拙作：《经济法新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 第4页。

〔3〕王家福等：《论依法治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4〕〔7〕夏书章主编：《行政管理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页、第6页。

〔5 〕张尚zhuó＠①：《行政法教程》，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9页。

国民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篇9

〔关键词〕经济法　现代行政管理　经济管理法制化

一、经济法的使命在于规范国民经济关系

1.经济法的实质

法律的基本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以形成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其中，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亦即国民经济关系。

这里所说“国家”，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有关经济的基本法律，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关于经济的一般法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有权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修改和补充，审查和批准国家计划和预算的部分调整方案。国务院制定有关经济的行政法规，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对各级国家机关，主要对政府领导、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的职权以及行使职权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以利贯彻执行。这就是“国家因素”。

国家因素影响的范围，包括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宏观方面，指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全局，重点为计划、预算、税收、金融、物价、工资、产业政策、对外经贸等。微观方面，指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对市场的具体事项的必要管理。

国家因素影响的方式，包括干预和参与。干预，说的是间接调控和直接管理。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按照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办事，并且尽可能纳入法制程序。直接管理从表现形式上看主要采用行政手段，但也应当是依法行政。干预又可分为积极干预与消极干预，前者指保护、鼓励，后者指限制、禁止。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已形成了这样一条指导原则：“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1 〕这就明确了什么叫“国家适度干预”。参与，说的是国家投资，举办企业、事业。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公有制中又以国有为主体，国家对国有资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国有并不等于国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可以分离。严格地说，干预是“管”，参与是“办”，管、办应当分开，前者属于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的职能，后者属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职能。经济法侧重规范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活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经济法是国家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有三大块：一是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二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三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自主经营，构成经济法的基调。

根据这种认识，经济法与民法作出了基本的划分。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经济法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的经济关系。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发生一定的交叉联系。在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过程中，民法、经济法既有相对分工，又共同发挥作用。

2.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一国的法律体系是指由具有内在联系的各个部门法组成的统一体。对法律部门的划分和法律体系的框架，中外法学界历来存在多种意见。我们认为，设计一国的法律体系，一方面要适合本国的国情，另一方面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笔者曾经提出：“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在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之下，主要有六大法律门类：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社会法和诉讼仲裁法。”〔2〕去年初， 王家福等六位研究员著文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主要应由以下九类法律构成：宪法，行政法，经济法，行政诉讼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社会法。其中，列在第三位的是“国家从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生活进行必要干预、对经济秩序予以维护和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法。”〔3〕如此突出经济法的位置，在目前所看到的著述中， 还是不多的。

经济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首先表现为它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经济关系，既有自己的特殊性又有一定的范围。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具有直接性和综合性。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法尚处于一种理论形态的话，那么，今天可以说，一系列的、调整国家因素影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已经组合成整体意义上的经济法部门。

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形态，经济法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表现为它是否为一个法律部门，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它是否为一个基本的法律部门。建立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模式，综合协调国家、市场、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依赖于民法和经济法，而其中宏观调控为经济法特有的功能。经济法解决的社会矛盾属于基本的经济关系，所起的作用是别的法律部门无法替代、因而不可或缺的。有鉴于此，称之为基本的法律部门，不是顺理成章吗？

二、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是依法管理国民经济

1.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行政、司法往往混为一体，知县、知府大量的事务是审理案件。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则是把立法、行政、司法分开来了。虽然我国不照搬西方某些国家的“三权分立制”，但也将国家机关划为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三类。考察现代行政管理的职能，必须以此为起点。这还只是一般性。

特殊性在于体现时代特征。在经过正、反两种经验比较之后，中国人民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找到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现已庄严地记载于党章和宪法之中。这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既然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那么，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最大量的工作必然是管理国民经济。与此同时，还要管理各项行政事务、文化事业及其他社会事务。

2.经济法与行政管理的结合点

前面已分析经济法的使命和现代国家的职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经济法与行政管理有些什么关系。经济法从法律的角度反映国家因素如何对市场经济秩序发生影响，行政管理从行政的角度规范行政机关如何领导和管理国民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行政学家和法学家是达成了共识的。不妨援引如下两份资料：

（1）夏书章教授主编的《行政管理学》， 对当代行政的概念作了下述界定：“行政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活动。”〔4〕

（2）张尚zhuó＠①教授所著《行政法教程》， 提出下述观点：“在我国，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主要是同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两大法律部门紧密相关的，这就是经济法和行政法。当然，经济法，除它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以外，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内容。而行政法，包括它的同经济法交叉的一个大的分支——经济行政法在内，则全部是同政府工作密切相关的。总之，加强政府工作的法制建设，在我国，主要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法和行政法。”〔5〕

毋庸置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就包含着依法管理国民经济，特别是将经济法行政法运用于行政管理之中。

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如我国现已制定出来的《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审计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等。因其以经济法与行政法相交叉的形态出现，兼具经济法和行政法两方面的属性，一些学者称之为经济行政法，也有人认为应称之为行政经济法。因其强调国家因素的作用，行政管理服务于经济建设，所以它也就是国民经济管理法。

据统计，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约有80％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而其中，最大量的行政执法活动是由经济行政管理机关进行的，如计划、财政、税务、中央银行、审计、统计、物价、工商行政、技术监督、规划、土地、城市建设、劳动、海关、自然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和各产业部门，既是行政机关，同时又是执法机关。

经济法立足于国家整体，显示出社会公共性的根本特征； 现代行政管理又称公共行政管理，即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作用。结论自然而然地得出来了：经济法与现代行政管理有不解之缘；现代行政管理中必须运用经济法这种手段。

三、经济法在现代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1.目标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期望实现什么目标呢？众所周知，一切经济工作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我们正在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本世纪之内要求初步实现；后一个转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当前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外贸企业，面临不少困难，某些企业效益不甚理想。因此，我们的着眼点应定为效率优先，同时也要兼顾公平。

经济法对国民经济发生影响，一般通过经济基础作为中介，或是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或是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有些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经济法律，可以直接对生产力起到保护和促进的作用。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熟练地掌握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所必需的法律知识，特别要提高运用经济法管理国民经济的意识和能力，努力实现国家提出的目标：“经济管理法制化达到较高水平。”〔6〕制定社会主义法律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按法律办事与按规律办事要尽可能一致起来。实现经济管理法制化，也就是实现经济管理科学化。科学管理，治国之道。

2.原则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概括地说，就是依法行政。其理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法制型经济。

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是行政管理法制化。行政机关按照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即从人治走向法治。现代国家政府普遍奉行这一准则，我国于改革开放之后亦确立了这一原则。依法管理国民经济，正是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依法行政，以规范化的制度，正确处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利于保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利于保证行政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保证社会对行政工作的监督。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在经济领域，侵占、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制造、销售伪劣产品，搞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政府机关滥用职权、自办公司、巧立名目、与民争利等等，人民群众对这些社会公害深恶痛绝。1996年3月， 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各级政府及国家公务员都要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坚决维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统一性与严肃性。”

3.基本内容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掌握哪些基本内容呢？可分为宏观调控与具体行政管理两大环节。

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把宏观管住，包括规划整体发展、制定方针政策、协调市场运行、组织社会保障，通过立法确立计划、财政、金融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制约的机制，确立价格、工资综合改革方案。因此，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银行法、价格法、工资法等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代经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显示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作用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是高屋建瓴的管理，而不是拾遗补缺。

这里有一个成功的例子。1993年3月， 我国修正《宪法》，增加了一项重要条款：“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同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16条措施。中央领导同志说，16条中有13 条属于经济手段。 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底，国民经济的运行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在此期间，立法上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1）1993 年12月制定的《公司法》，确定“公司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2）1994年3月的《预算法》，开宗明义提出：“为了强化预算的分配和监督职能，健全国家对预算的管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3）1995年3月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职责，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加强对金融业的管理，制定本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上述经济法律都强调了“完善宏观调控”这一最重要的管理手段。

另一个环节为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具体行政管理。例如，公司注册登记，颁发各类许可证和执照，征税，物价检查，商品市场管理，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等等。行政法上称之为具体行政行为。

至于抽象行政行为，那是指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和地方有关政府制定规章，各级行政机关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这些行政法规、规章、决定、命令，有的涉及宏观的即全局性的方面，有的涉及微观的即个别性的事项。宏观管住、微观搞活，并非指宏观管死、微观自流。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都可以对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4.可操作性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运用经济法，需要注意哪些可操作性的问题呢？根据我国的实践，主要应当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第一，国民经济法制管理的层次划分——基本层次与补充层次。行政机关是社会经济的管理者，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依法行政的第一个层次或曰基本层次的内容，即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包括行政处罚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机关面临着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作出许多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之后，行政机关则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依法行政的第二个层次或曰补充层次的内容，即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理、行政处罚不服，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要求取得国家赔偿。这三项相互关联的法律补救制度，其结果，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认可和维护，也可能是对行政处理、处罚的否定和制约。行政机关享有行政管理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法律救济权，从中亦可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公正性。

第二，行政管理权限的范围——法定职权与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行使权力遵循法定原则，即只有法律规定的行政权力才能行使，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得为之。违反这一原则办事，就构成越权。针对目前对某些违法行为打击不力的情况，人们要求加大执法的力度，这从一般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但全面理解，应当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既要有力度，也要有限度。这个“度”，就定在法定职权上。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复杂多样，完全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恰当，法律常常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列出一个幅度，行政机关可在法定的幅度内享有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显失公正。如一般违反治安管理行政秩序的罚款幅度为1元以上、200元以下；对虚假广告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能越出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范围。因此，自由裁量权不等于无所不为。行使法定职权和自由裁量权都属于依法行政。

第三，行政管理职权的内容——权力与义务。行政管理职权是代表统治阶级意志（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代表人民意志）的国家通过立法授予的，它不仅意味着权力，而且同时意味着义务，因此又称为职责。既然承担了义务，就应当作为，而不能不作为。乱作为是越权，不作为是失职。权力也好，义务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实践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的人做了官（准确地说，应是公务员），只想到自己是管老百姓的，没有想到为老百姓办实事。人们感叹到某些地方、部门办事难，其源盖出于此。所以，国家工作人员需要树立统一的权力、义务观。政府与企业的正确关系，应当是：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管理也是服务。

第四，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实体权限与程序要求。实体法规定实际的权利、义务，程序法规定行为的方式、步骤。前面所讲作为和不作为，亦适用于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执法。不论行政处理、行政处罚，抑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都不能违反法定的程序要求。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所以，行政管理一要讲权限，二要讲程序。但须注意，程序不能太繁，应当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又方便人民群众。

四、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的密切关系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发展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公共行政管理。1996年4月联合国首次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为目前世界行政科学领域规模最大、层次最高、最为重要的学术组织，第三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于1996年10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行政管理模式。我们对行政管理学的重要性应当有足够的认识。

行政管理学又称行政学，或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前述《行政管理学》一书指出：“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和机关内部事务的客观规律的科学。”〔7〕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行政管理学同其他许多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经济法学。经济法学是整个法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规律性。它的学科对象中，包含政府的法律地位和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化问题。政府作为体现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以及作为民事关系中的机关法人，这三重性法律身份必须严格区分、正确适用，否则就会因法律地位模糊而导致管理秩序混乱。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还需继续，同时对外国的特别是以日本、法国、韩国等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应予关注并进行一些比较研究。政府依法管理国民经济，协调市场经济运行，既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又是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手段。由是观之，经济法成为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经济法学与行政管理学各有特定的内容和体系，但在如何建立有效的行政体制、依法管理国民经济这一主题上，它们发生交叉的关系。我们可以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将它们统一或结合起来。日本法学家曾经说过：经济法中的大部分规范，是要由国家各种行政机关来执行的〔8〕。中国亦如是。经济法学中包含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学中包含经济法。学科交叉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向之一。

〔1 〕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

〔2〕拙作：《经济法新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 第4页。

〔3〕王家福等：《论依法治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4〕〔7〕夏书章主编：《行政管理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页、第6页。

〔5 〕张尚zhuó＠①：《行政法教程》，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9页。

国民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篇10

民法的起源是来自于古罗马的产物，那时人们从事商品交易十分频繁，因此都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以免破坏交易秩序。所以，渐渐出现商品进行交换的规矩，这种规矩慢慢发展形成完善，形成民法。商法的起源来自于中世纪的欧洲，也是从事商品交易的人们需要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来实现商品交换，这样的规则也可以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因此，逐渐形成商品交换的规则，大家共同遵守，慢慢逐渐完善形成商法。在大陆法系中，主要体现的是学者认为商法与民法都是保护商品交易者的利益，只是商法更加复杂，更加细致，更加特殊，因此，他们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两者之间多有相似之处。

二、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

上述说过，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从事交易的人们渐渐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经济法则是商品经济高级阶段的产物。主要是以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矛盾分化开始的，在经济关系中，对于违反行为人运用民法的强制手段已经难以解决的时候，必须以国家的形式来解决矛盾，因此，运用管理约束经济体制的准则出现，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经济法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矛盾体制和资源配置模式，从更为广阔的角度保护社会经济利益。经济法与民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适用的调整对象有部分重叠，在经济范围内，经济关系的调整范围有着一定的联系。这是因为民法的重要调整对象之间的财产关系，实质上是经济关系，作用法律规则，两者都是在当事人的合法的经济利益的保护下，保障公民的权力，维护应有的经济秩序。民法作为调整民事的法律，主要体现的是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关系，人人平等，突出个体的重要性，保护自然人的权力和自由，主要是以当事人的权力意志及其义务作为准则的，国家没有给予更多的干涉。如果自然人有违法行为，主要以民事制裁的形式处理解决。经济法主要是以国家作为管理范畴，协调和约束国民经济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其着眼于全社会的长远利益，以社会原则为准则，强调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以强制性规范为主，对于违法行为，可以采取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来制裁，具有强制性。所以说，经济法是兼顾国家和市场共同行为的法，经济法为纠正社会不公而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或手段上。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

三、商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

全世界学者对于商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也是有着分歧的，但是在我国，商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没有多大的矛盾，也没有过多的关于商法和经济法的争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一直以来，商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这也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性质有关。纵观我国历史，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国家，从古至今都是遵循仁义，没有达到以商业为本位的国策。现代社会中，商法的完善和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实践与研究。企业之间都是有联系的，并且会应用到各种法律法规，如果企业之间发生纠纷的话，调整它们之间关系的可以用民法或者商法，但是必须要看企业纠纷之间的侧重点是什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关于企业资质审查，产权，公司财务，税务，财务，审计的定义，环保等的监督和管理，特别是对企业管理的宏观发展等的影响。企业调整商业法主要是把它作为商事主体也就是商人对待。做为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这与商人是有着一样的属性的。作为企业营利活动中的商业法律调整的主要内容，也是体现各种商业行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经济关系在国家权力的介入，发生规律，在经济活动的组织与管理。经济法是必要的，主要是它可以使协调，稳定，国民经济快速、持续的发展。商法应以企业为核心的调整。由于核心内容体现了本法的商人和商业行为，因此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现如今的经济社会，人们的生活中都会涉及到经济活动，因此，也会涉及到经济法律等相关法律法规，其中关系复杂，不是单一一门法律就可以调整的。在未来社会中，处理与此相关的社会活动更加需要综合性较强的法律法规。现在社会以及未来社会都是经济社会，而且是知识型的经济社会，法律与经济关联会更加紧密。法律可以建立经济关系，并且决定着经济关系的内部构架。现在把法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比较普遍。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商法，民法以及经济法的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民法商法以及经济法的转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商法，民法以及经济法的共同调节，这种调节规律可以说是一种价值规律，重点在于外部表现。同时，又是以国家为载体的能够在经济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法律，对全社会经济进行管理，能够保障对国家的有效调节。我国在开国以来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市场调节以及价值规律的重要性。我国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制度并存的状态。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体制比较单一，有局限性，国家对于经济的管理比较详细，很多企业没有进入到市场，这样的话，民法和商法也会受到限制，经济法也没有得到发展。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立法没有完善的情况下，管理国家经济的一些方面会受到限制，在经济法中，比较多的是行为方式上的规范，没有强调鼓励提倡性规范。在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国家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经济运行体制比较偏重于市场调节，因此，与之相关联的民法和商法的规范也会有相应的改变，在完善经济法的同时，也需要完善商法与民法。在我国，经济法与民法和商法在调节对象，范围和规定方面都有着一定的联系的。由于我国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管理方面常常比较局限，对于经济行为的管理形式主要是以间接调控为主，经济法的管理作用就先对比较有局限性了，而此时，民法及商法的应用范围相对就比较宽泛。随着我国的各项工作的进步和发展，经济法与民法以及商法的内容也是要逐步在改变的。对于企业和公民的经济活动方面，国家已经确定其作为经营自主的地位，有自。对于其经济活动方面的管理，主要是制定其活动的应该遵守的规范，调节和监督企业与个人的经济活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国家主要在调节经济结构，增强国家实力，鼓励社会个人进行投资，这样民法与商法的作用也会得以体现。国家主要是用于宏观调控，制定相关的法律条例，政策，组织协调市场经济，保障社会公众服务，国家也在采取更多的民法与商法条例进行宏观调控。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引起了商法，民法以及经济法的内容条例的变化。

（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民法商法以及经济法的转变

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建立了与之相适宜的经济法，民法以及商法体系。社会主义经济活动比较丰富，内容较多，需要调节民事法律的基本法，也需要调节经济的特别法，相互补充。我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正常，但是并没有完善，对于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方面，行业经济管理方面，为经济活动体提高相关社会服务方面都需要完善立法。经济法作为独立的能够有其内在体系的独立法律体系，能够使国家经济管理方面有着一定的协调作用和统一规范化管理作用。对于经济法与商法以及民法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既相互联系又是有着相互区别的。在法律的实施内容上来看，经济法主要是调整国家国民经济的关系，主要侧重于国家的宏观调控，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对于国家经济的微观管理。民法和商法主要是针对与公民个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的协调管理，主要侧重于人身关系的管理。就商法与民法的表现形式上来说，其发展都是由相关的一些细小的条例组成，基本法律条例在内容上有所不同。具体来说，经济法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可以细分为包括财政法，税法能法律，而民法和商法从管理方面上来说可以具体分为调整归属权，债权等涉及到家庭以及继承关系的方面。对于国家微观经济方面，经济法与民法和商法的适用范围有时会有所重叠。对于国家管理范围使用中，会出现某一事例中会同时用到经济法，商法和民法的内容。经济法中与民法和商法相互重叠的部分内容，主要属于商法的内容。可以说，商法是民法中一个独特的部分。商法规范中可以看到会有公法的部分，但是并不是主要部分。现代国家商法中包括企业法，保险法，票据法等含义比较广的领域的商法。但是在一些特殊行业部门中，由国家统一管理，经济法就占主要地位了，森林法，银行法，铁路法等体系都属于经济法中的重要部分。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