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范文10篇

国民收入范文篇1

(一)提出的背景

二战后日本经济借助朝鲜半岛军火需求，迅速恢复经济经历了“岩武景气”时期，进入“锅底萧条”阶段。萧条暴露出日本经济存在双重结构、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等诸多问题。此外，对比战前，日本战后发展经济的目的有意无意仍然存在“强国沦”意识。由此在制定新时期经济计划时引发出日本国家发生一场大讨论。最终导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项宏伟的综合经济发展战略的诞生。[tl

(二)主要内容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指在一个相对确定而且较短的时期内，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来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方案。田计划共分为总论、政府公共部门的计划、民间部门的预测与诱导政策和未来国民生活状况共四个部分。其核心是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并辅之以改革收入分配、扶持中小企业、鼓励技术创新、促进国际贸易等一系列配套措施。具体来说，日本主要从生产和需求两方面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就生产方面而言。以重化工业为中心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鼓励技术先进的产业及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扩大生产规模，淘汰落后产能。建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分工体制和合作关系，帮助中小企业走向现代化。就需求方面而言，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工人和农民的购买力。对于工人．政府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严格规定企业内部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差距在6到8倍之问，并充分发挥企业工会在劳资双方谈判中的关键作用。促使科学的工资决策机制形成。19601970年，日本工人工资指数上涨了近1．7倍。对于农民。政府规定远高于国际市场的“生产者米价”。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1960-1969年。日本农产品价格上涨95％，工业产品价格仅上涨30％。闭

(三)实施的效果

1．经济增长的效果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的效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人的实际年增长率达l1．6％和11．5％。大大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l倍。1963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还只相当于同期美国的11．4％、西德的70％、英国的78％。到1968年，日本的GDP就超过了英国和西德，在资本主义世界跃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工矿业，年增长率为10．4％，也高于第二产业的平均增长率。在工业中。增长最快的是重化工业，重化工业净产值占制造业的比例从63％上升到73．1％。在十年计划期间。机械工业增长2．5倍，化学工业增长2．1倍，钢铁工业增长1．6倍。

2．国民增收的效果

在国民增收方面，1960~1970年，日本雇佣者年均劳动报酬增长率都在l0％以上。1970年，企业职工的月均工资为74436日元，相当于1960年的2．05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工资水平提高了73％。正是在该计划推行的十年间，国民经济与居民收入实现了同步增长，形成了日本社会将近一亿的“中产阶层”。日本成为了亚洲衣食住行水平最高的国家，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普及率达到90％以上．人均报纸消费量比美国还要高。

3．均衡发展的效果

在均衡发展方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最大的成功在于彻底扭转了农民收入过低的局面。在计划实施前，农民人均收入还远远低于城市居民，但是仅在计划结束后的第三年，农民收入就超过了城市居民。到1975年，农民人均收入已比城市工薪家庭高出14．5％，家庭年收入高出36．8％。

二、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中国亟待类似于日本当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通过产业的逐步升级来促进就业的同时。也能切实地提高国民的收人水平，并借此来刺激中国的内需，提高内需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如此中国经济才能逐步摆脱对于外部经济环境的过分依赖。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中国的启示作用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高居民收入，让人民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是拉动内需的必要前提

我们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劳动力成本一旦上升，企业竞争力就会下降甚至破产，扩大失业。日本的经验证明，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居民收入如果不提高，必然会产生消费疲软，经济就难以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快速发展30多年，职工工资却依然很低，这可能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二)有效解决二元结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必由之路

一个经济大国必然是内需拉动型经济，而要成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就必须解决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问题。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就是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力与不断萎缩的社会消费之间矛盾积累的结果。日本从二元结构过渡为一元结构的过程非常平滑顺利。收入倍增计划功不可没。目前我国社会生产力已有很大发展，城乡、地区、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却依然很大。并有加剧趋势。对此要高度警觉，及早动手解决问题。

(三)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日本的实践表明，国民增收的基础是经济增长，而在经济调整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保障产业结构顺利升级，必须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我国目前最紧缺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应以较高的工资收入吸引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投身于实体产业，这样才能形成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四)准确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自由度之间平衡点

从日本政府制定的倍增计划分析。日本政府对其经济干预程度深入细致，超出一般预想。不仅在公共计划部分列有详细实施方案。并且还是指令性任务必须完成。而对民间部分以预测、展望形式制定计划目标。以政府公共行动推动、诱导、促进企业发展。日本行会、商会在其中扮演极其重要角色，即政府依法行政，政府行动仅仅接触行会、商会，原则上不触及具体企业，政府通过行会商会指导、推动、促进企业发展，完成计划。相比之下，我国政府对企业直接干预存在过多、过细现象，因此政府工作过于繁重，推动企业整体发展的效果不佳。为了分散工作任务党中央、国务院政府还通过地方政府实行逐级干预。而逐级干预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经成为普遍事实情况下，各地执行落实具体政策时呈现丰富多彩状态．令企业难以适应，好的政策、科学的政策，执行却达不到预期效果。因此，我国政府制定收入倍增计划，计划详细到何种程度，列入哪些内容，以及如何实施，组织落实等这些本身就是需要研究、解决的课题。否则的话，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投入过多产出过小，得不偿失。

三、中国式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虽然日本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由于中国和日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国情不太一样．所以中国不能完全照搬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模式。而应该在吸收上面所陈述的可借鉴之处以外。还要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我认为中国式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可以具体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

(一)将迅速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作为计划的重中之重

中等收入阶层既包括小资本家，也包括小业主、个体生产者这些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还包括广大不占有生产资料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以及高级技术工人等十分广泛的人群。如果能使得中等收人阶层成为人口的大多数，这就稳定了社会人口的大多数。为了保持既得的生活水平，现代中等收入阶层也最希望最支持社会稳定，而这正是一切社会改革和持续发展的先决前提。此外。一个占人口多数的现代中等收入阶层，他们有一个刚性的稳定收入和足够的储蓄，从而可以保证社会消费水平和国内需求的稳定增长．并对推动产品不断更新特别是经济规模生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提供了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除此之外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还会大大提高社会的活力和劳动效率。

现代中等收入阶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是社会活力和劳动效率的无尽源泉。那么具体该如何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呢?我认为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从而，保证劳动者在市场上得到公平合理的竞争和公平合理的多次分配。要消灭一切形式的特权和黑色、灰色交易，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人们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就能得到相应的发展与回报。总之。真正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按劳分配。这是造就社会主义中等收人阶层的根本条件和保证。二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科技含量高的第三产业，以吸纳日益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实行中等收入阶层向高质量产业的战略性转移。要像硅谷那样鼓励和支持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与技术)人员创业，把科学研究产业化，成为独立的科学研究业。并努力使科学研究业成为社会主导产业。从而科技知识分子将成为中等收入阶层的领航和中坚力量。三是加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舆论导向。要坚持不懈地向社会解释和宣传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反对贫富悬殊。反对平均主义。倡导和尊重成功的创业者。这里，各级政府领导者的行为导向是十分重要的，应该从长期“访贫问苦”逐步转变为“访能问贤”。“访能问贤”应该成为新世纪领导人的行为导向，从而引导全社会奋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加快实现社会主义中等收人阶层。

(二)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农村居民收入低下是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矛盾。城镇化的意义在于能够提高农村迁移者的收入水平。从而增强他们消费的能力。从目前看，我国城市化步伐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据估算，在过去3O年间，我国平均每年的城市化率只有1％左右。当前，加快城镇化进程，需要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解决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定居的问题，使得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中脱离出来，逐步走向城镇。通过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村人均占有农业资源的份额，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增加城镇居民。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工业制成品的需求，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并带动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其次。注重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2O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小城镇之所以迅速堀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8O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正是因为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民增加了收人，进而有条件进城谋生。乡镇政府有了充足的财政收入，这样也才能更好地进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为城镇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第三，鼓励农民进城择业和务工经商。近些年来。有8000万到1亿左右的农民外出到各类城镇打工，现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外出打工工资。农民进城务工就业。不仅使农民有稳定的收益，而且使农民逐步地适应城市文明，为农民最终向城镇居民转化，创造了精神和物质的前提和条件。

(三)加快政府体制改革，改变政府及其管理的国有企业占有社会财富过多的局面

从政府层面来说。要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的步伐，扭转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不对等的错位．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对国有企业而言，如何真正消除市场垄断者的身份以及由此被社会诟病的高工资高福利的特权，实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改革目标。依然是一项紧迫而又复杂的攻坚任务。

(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工人工资

为了提高工人工资。倍增计划应明确规定“为最低工资制度确立这样的方式：按地区与产业不同，将全部劳动者分成若干个集团，每个集团确定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的确立对于缩小工资差距和提高整个工资水平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倍增计划应肯定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高速发展加强了双重结构的差别”；“小企业在就业、国民生产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大企业相比，小企业附加价值的生产率和工资方面的差距非常大，为了提高生产率，小企业必须进行现代化”。倍增计划还应确立大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体系，要求由大企业供应设备、派遣技术人员帮助小企业；政府贷款扶植，保障小企业金融稳定。

国民收入范文篇2

国民收入分享机制的改革首先需要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1.理清政府权力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和边界。

就是说要正确认识市场条件下公共权力的作用边界和力度，确定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本质属性，使得政府在国民收入分享机制建立中的缺位、越位和错位得以解决。在国民收入分享机制建立过程中，私权利主体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行使相关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权力；政府既要履行成熟市场条件下初次分配中弥补市场功能性失灵进行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职能，还要承担起培育市场、扩展市场功能的任务。这样可以避免市场失灵，恢复市场的权威，重新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

2.使权力的约束制度化，构建权力与权利均衡机制。

现阶段国民收入分享中权力侵害权利的主要原因在于权力与权利的严重失衡，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缺乏、不完善以及实施机制不健全等等制度安排缺陷，导致权力难以约束，而普通公民的权利难以保障。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制度、完善制度，以便保障制度的科学性，从而提升制度的执行力、效益和效率。当前，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缺失和公共权力行使者的权力意识的张扬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政府与社会全力倡导并尽快树立正确的权力和权利意识；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注重强化正式制度约束与保护；进一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构建和完善权利约束权力、权力约束权力的内外约束机制。具体可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建立与完善居民收入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真正地提高劳动报酬要调整国民收入分享机制，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更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强初次分配的公平性。这样可以从源头上为宏观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奠定基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逐步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例，改革工资政策，从而改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过低的情况，使得经济发展的财富更多地分配给人民群众。

（二）调整资源性收益和垄断性收益可以通过资源税的调整提高投资品价格，还可以通过征收环境税来提高企业投资成本，这样可以纠正企业扭曲的投资行为，从而增加劳动要素的使用，增加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在我国国有资产收益是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对收益权的正当拥有，这对于改善初次分配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具有垄断地位的诸多国有大型企业，其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明显偏高，而且与国民收入的其他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通过调整企业利润，可以将企业利润转移给民众，使民众更多地分享企业的高收益，这有助于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促进居民消费。

（三）在减少政府收入的基础上，特别增加与民生相关的政府公共支出这就要求深化财政税收制度改革，以便降低政府收入的比重，从而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完善相关公共财政制度的基础上，明确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要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非税收入的规模和比例过大，而且游离于预算之外，这也是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需要进一步通过费改税，减少非税收入的规模和比例，并规范完善非税收入制度，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内治理。在此基础上，再加大与民生有关的支出，建立和完善面向民生的财政支出结构，在教育、医疗、住房等的投入上加大力度，这样才能够对收入分享产生影响。

（四）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政府要逐渐改变消除不利于居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为人民群众获得财产性收入拓宽渠道，包括建立以投资者主动行动为基础的法律自我实施机制，发展民事赔偿机制，打击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非法行为，从各个方面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完善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使得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逐渐创新；科学化公司治理，加强信息披露，完善监管机制，完善资本市场秩序；不断改善金融服务，从而构建国民收入来源多元化、风险结构异质化、资产存量组合化的理财平台，为国民增加财富、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拓宽增加国民收入的投资渠道，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居民参与资本分配的程度。这样可以使得社会各阶层能更加公正地享受企业利润增长的收益，以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成果。

（五）加大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力度，降低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职能，加强人大对政府征税和用税行为的控制权，这样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障民众的权利。采取措施控制财政收入脱离GDP增长速度的现状，“藏富于民”的轻税政策更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现行个人所得税并没有达到调节两极分化的初衷，应该加以调整。要进一步通过费改税，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并使其置于人大的预算管理监督之下，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增加居民收入。

（六）整治行业垄断，规范收费行为对行业垄断的管理有利于提高市场竞争活力。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控制不仅能防止少数企业长期获得超额垄断利润，提高市场竞争活力，而且还可以缩减居民收入差距。要完善各种制度，为市场中的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和水平，针对各种制度外收费的项目应进行取缔、总量控制和转税，从而为企业减轻额外负担。

（七）调整目前存在的各种收入结构一是调节国民收入结构。在国家再分配过程中，进一步提高扶贫标准以及社会保障水平。继续实现财政倾斜，加大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社保基金投入的力度。二是调节区域性收入。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国家要通过更多的税收和转移性支付，给西部以及不发达地区更多的财政支持，并且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三是创新收入调节的相关制度：一方面是完善法律保障，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使低收入者能优先增长收入，逐步改变收入差距过大现象；另一方面要改进地方政绩考核制度，加强民生和幸福指数的考核指标。如上所述，当前国民收入分享的突出矛盾在于劳动者报酬比重过低、收入差距过大。针对这些情况，改善收入分享格局不能仅仅着眼于调整工资、税收等行政干预措施，而需要从根本性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做起，从而解决导致收入分配失衡的深层次矛盾。随着收入分配与权利、权力等政治哲学概念联系的日益密切，使国民收入分享的公平以及公正具有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不能忽视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大国的历史惯性，但同时也要学习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这并不是为了亦步亦趋地照搬它们的借鉴。要改变当前由政府主导、资方偏向的三方博弈导致的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享格局，要在全社会建立起平等的国民收入分享的调节机制，这是我国国民收入分享机制建立与完善的前提。当前要做的是，逐步改善资方偏向的制度环境，提高劳动者的权利。政府在财政收入的投入上，要向民生领域倾斜。［12］这样才有助于合理的国民收入分享格局的成功建立。

二、结论

国民收入范文篇3

年轻时，我曾经打算报考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因为我对这门学科颇感兴趣，而单位政治部的一位同志对我说：你是不是想调到政策办公室工作？我当时不理解，政治经济学这门专业和国家的政策、策略设计有什么关系？联想到当年的德国青年卡尔·马克思，本来是学法律的，后来因为接触到不可调和的阶层、集团间的利益冲突，于是转而研究政治经济学。显然，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应该是：在理论上弄清楚原因之后，怎么公平合理地解决各阶级的经济利益问题。照这样的推理，政治经济学确实是研究社会各阶层经济利益的一门学问。

本文不打算讨论经济生产，而是单独讨论年产品的分配，这种分配是通过产品直接交换，还是通过纸币作为媒介进行的，其结论只能是：任何一次可能的分配，分配前后的产品总量保持不变，也就是守恒。物物交换好理解，一头羊和一把斧子相交换，交换前后都是一头羊和一把斧子。通过纸币进行分配呢？这可以这样分析，例如，甲乙两人分配1000公斤大米，这1000公斤大米先交到国家粮库，国家给甲乙两人各发500元纸币（合计发了1000元），然后各人到粮库去购买，这种情况下，甲乙两人各分配到500公斤大米。而如果国家给甲发800元，给乙发1200元（合计发了2000元），虽然名义上大家加了钱，但甲只能分配到400公斤大米，乙可以分配到600公斤大米，尽管分配出现了不平均，但分配前后仍然保持1000公斤大米不变。由于社会产品在分配过程中守恒，所以，社会的这部分成员多分了，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必然相对少分，如果大家都要多分，那只有请慈航大士下凡来，有求必应，普渡众生。

今年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期间，建设和谐社会，缩小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受到相当的议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时提出建议：“公务员加薪问题今后应纳入人大财政预算的审议中，将其制度化、规范化”。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教授刘凯欣代表认为，公务员加薪应掌握好时机，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加薪的前提必须是国民收入普遍有显著提高，并且公务员为公众提供了更为高效优质的服务；他同时建议对公务员加薪问题最好能够制度化，机制要合理，收入要透明、公平。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任玉岭委员说：“当今全国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人，还有500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我们的民官比已经高达26：1，吃‘皇粮’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攀升之快，令人担忧”。

以上两位委员的意思可以归纳成三点：公职人员多了，公务员收入增长快了，增长快了肯定就偏高了。

全国两会开完没多久，报纸上就出现了综合性的文章，文章报道国外的公务员一年的收入有多少，以此从侧面对两位委员作了回应。该文章说，2004年，美国公务员年人均薪酬接近7万美元，布什总统是40万美元；在德国，相当于中国司处级的公务员能领到10万美元以上；法国的部长级高官的年收入在25万美元左右；英国公务员年薪5万至35万美元不等，首相布莱尔今年第一次可以领到最高的35万美元；日本的初级公务员年薪大约合3.7万美元，处长级年薪大约合11万美元，局长级年薪大约合18.2万美元；……看了这些数字您就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中国公务员的年薪低了。日本的初级公务员的年薪就有3.7万美元，按8.3的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31万元，我国哪一级的公务员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所以，中国公务员的俸禄还应该增加快些、每年还应该增加多些，这样才能与国际接轨，才与大国地位相匹配；咱们不采用“称霸”这类反义词，改称世界领导，一个想成为世界领导的国家，其领导人出席国际场合，这个领导的年收入不高，怎么说脸面上也过不去。当然还可能有其他理由。

中国公务员的年收入究竟有多少，其实大家并不知晓，所以刘凯欣代表提出要增加透明度，应该说这已属胆子不小。如果一个人在成为市长省长前先要向民众报告一下自己的家庭、收入、财产情况，那不变成俄罗斯那样，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普通民众只能从报纸缝里了解一些关于公职人员的收入情况。有一篇纪检部门写的宣传文章，内容是劝告干部不要职务犯罪的，文章算了一笔账，说明职务犯罪是占小便宜吃大亏。据该文章透露，一名机关干部一般年收入在3万－4万元，科级干部5万－6万元，计算单位当然是人民币。这个工资标准可能是生活水平高一些的某个沿海地区。科级干部是最低官衔干部，上面还有县处级、司局级，文章没有说多少，至于省部级以上，可能连这位作者也不一定知道。为什么？根据老工资专家李唯一在《中国工资制度》一书中介绍：从1985年6月4日起，省和中央两级机关以及全国性的重点大专院校和科研、文化、卫生事业单位的工资由中央管理，其他单位的工资由地方管理。（李唯一，1991）所以，我估计一般地方上的干部也未必知道部长以上的公职人员年收入是多少。多智网校诚招全国各地市独家线下商，共同开发网上教育市场。多智教育()！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国民收入分配守恒定律指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调和各阶层的利益，贫富差距不能太大，高收入者应该具有收敛、共赢思想。

年轻时，我曾经打算报考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因为我对这门学科颇感兴趣，而单位政治部的一位同志对我说：你是不是想调到政策办公室工作？我当时不理解，政治经济学这门专业和国家的政策、策略设计有什么关系？联想到当年的德国青年卡尔·马克思，本来是学法律的，后来因为接触到不可调和的阶层、集团间的利益冲突，于是转而研究政治经济学。显然，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应该是：在理论上弄清楚原因之后，怎么公平合理地解决各阶级的经济利益问题。照这样的推理，政治经济学确实是研究社会各阶层经济利益的一门学问。

本文不打算讨论经济生产，而是单独讨论年产品的分配，这种分配是通过产品直接交换，还是通过纸币作为媒介进行的，其结论只能是：任何一次可能的分配，分配前后的产品总量保持不变，也就是守恒。物物交换好理解，一头羊和一把斧子相交换，交换前后都是一头羊和一把斧子。通过纸币进行分配呢？这可以这样分析，例如，甲乙两人分配1000公斤大米，这1000公斤大米先交到国家粮库，国家给甲乙两人各发500元纸币（合计发了1000元），然后各人到粮库去购买，这种情况下，甲乙两人各分配到500公斤大米。而如果国家给甲发800元，给乙发1200元（合计发了2000元），虽然名义上大家加了钱，但甲只能分配到400公斤大米，乙可以分配到600公斤大米，尽管分配出现了不平均，但分配前后仍然保持1000公斤大米不变。由于社会产品在分配过程中守恒，所以，社会的这部分成员多分了，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必然相对少分，如果大家都要多分，那只有请慈航大士下凡来，有求必应，普渡众生。

今年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期间，建设和谐社会，缩小收入分配中的两极分化，受到相当的议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预算报告时提出建议：“公务员加薪问题今后应纳入人大财政预算的审议中，将其制度化、规范化”。北京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系教授刘凯欣代表认为，公务员加薪应掌握好时机，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加薪的前提必须是国民收入普遍有显著提高，并且公务员为公众提供了更为高效优质的服务；他同时建议对公务员加薪问题最好能够制度化，机制要合理，收入要透明、公平。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的任玉岭委员说：“当今全国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达4000多万人，还有500万人依赖于政府的权力实行自收自支。我们的民官比已经高达26：1，吃‘皇粮’者占总人口的比例攀升之快，令人担忧”。

以上两位委员的意思可以归纳成三点：公职人员多了，公务员收入增长快了，增长快了肯定就偏高了。

国民收入范文篇4

英国的约翰•洛克认为，人对自己身体享有天然所有权，因而，人对使用其身体的劳动过程的结果也应当享有所有权。［1］这一被凡勃伦称为“欧洲常识性理论”的劳动产权观显然影响了马克思并发展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于这一概念，马克思提出了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者不仅应当享有劳动力产权，更应当享有劳动产权。换言之，劳动者应当享有剩余价值，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只能被看作是非法的盗窃和不公正的剥削”。［2］基于以上观点，在收入分配领域，人们提出了国民收入的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原则要求，剩余价值应当在劳动者之间按照活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予以分配，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者不得食。虽然不是所有劳动者的活劳动都会被计入商品的价值(如商业劳动者销售商品时付出的劳动)，但是所有劳动者都应当凭借自我活劳动的投入参与商品剩余价值的分配。不过，如果完全遵循所谓按劳分配原则，资本要素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要求将被否定，劳动和资本将会对立，显然，这会使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陷入实践上的尴尬境地。为了避免这一现实窘境的发生，一个被忽视的(或许是有意而为之)马克思主义观点又重新提出并被频繁引证:资本是积累的劳动，是物化的劳动，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

这一“劳动与资本同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修正了资本内涵，肯定了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积极作用，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理论上的统一。于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产权观，资本和劳动(尤其是劳动)都具备了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正当性。此时，资本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与其说是以私人所有权为依据，还不如说是以劳动产权的排他性为依据。众所周知，国民收入是社会总产值扣除物质消耗后的剩余部分，物质消耗包括劳动力价值和生产资料转移价值。因此，实现劳动力价值的足额补偿显然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维持劳动者本人所需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它包括三个方面:一、劳动者本人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价值;二、劳动者子女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价值;三、劳动者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费用，劳动力价值的足额补偿至少应该包括这三方面的足额补偿。理论上，可变资本预付的购买劳动力的货币额v就是对劳动力价值的补偿，但实际中，这一预付“工资”往往达不到足额补偿的标准。为了购买更多的生产资料，劳动力所获得的预付“工资”往往都很低(如长期以来我国大部分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基本工资都很低)，甚至达不到最低限度的补偿(如十九世纪西方国家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劳动力的掠夺行为)。很难想象，没有劳动力价值的足额补偿，任何宣称按照劳动和资本贡献大小所进行的国民收入分配能够做到真正的公平。所以，生产资料购买对劳动力工资的“挤出效应”会严重削弱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基础，要想实现国民收入的公平分配，必须首先保障劳动力价值的足额补偿。进行国民收入分配必须首先实现劳动力价值的足额补偿，这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前提和基础。从此意义上讲，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企业盈亏无关，企业不能以亏损为由克扣职工工资，企业破产倒闭时，政府必须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因为保障劳动力健康持续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包括企业和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换言之，劳动补偿是必须的，是刚性的。不过，剩余价值分配性质的国民收入分配却并不具有这一特征。剩余价值来源于剩余劳动，剩余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则取决于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和能力。一个消极怠工、偷奸耍滑、不思进取、无能力的劳动者不可能比一个认真负责、踏实肯干、积极进取、有能力的劳动者创造出更多剩余价值。所以，国民收入的按劳分配在本质上是一种劳动激励，而非劳动补偿。劳动激励不是平均主义，不同劳动者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时会有不同分配水平，有的可能高，有的可能低，有的可能没有。这一分配结果与劳动者劳动投入的数量和质量相关，而与劳动者的劳动身份无关。从这一角度相较劳动补偿，劳动激励不是必须和刚性的。不过，劳动激励也有一个刚性的特点，那就是任何劳动者通过积极劳动所创造的任何形式的利益增量(无论是成本节约还是新增利润)都应当获得必要的分配。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许多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并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些企业的员工通过积极工作，降低了企业成本或扭亏为盈实现了利润，却无法获得必要的激励。这种忽视劳动激励的态度和行为会大大挫伤劳动积极性，影响劳动能力提高，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增速下降，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国民收入按劳分配的劳动激励本质，必须要按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对国民收入进行激励性的分配。唯有如此，才能完成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化，实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结构调整。

二、不确定性承担与分配的合理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没有从微观层面讨论具体企业的分配问题。因此，按劳分配原则没有回答具体企业的一个重要问题:当企业亏损时，谁应当承担责任并弥补亏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的形态变化是商品———货币———商品，即W———G———W。而在“W———G的商品第一形态变化或卖的阶段，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一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4］”可见，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亏损应当由商品所有者，即资本家承担。但是，资本家又凭什么承担亏损呢?马克思继续说到:“利润之所以产生出来，就是因为有一个价值额被当作资本来使用。如果我们把利润叫做p，那么，W=c+v+m=k+m这个公式，就变成W=k+p这个公式，也就是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价值变化，必然变成不是由可变资本部分引起，而是由总资本引起。［5］”于是，当“利润是资本的增加值和回报”这一“观念”被广泛接受时，利润将被支付给资本家，而不再是劳动者了，而亏损(负利润)当然也就同时应该由资本家承担。不过，以上解释还不足以说明“亏损和利润的绑定性”，除此之外，还有更“令人信服”的理论。奈特(knight，1916)认为，企业不确定性可以分为可度量和不可度量两种，“我们用‘风险’一词指称前者，用‘不确定性’一词来指称后者。一般情况下，‘风险’一词的使用极为宽泛，它适用于指称从不利的偶然性角度看待的所有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一词同样可以指有利的结果。我们用‘风险’，表示的是一种损失，说‘不确定性’，则表示的是一种获得。［6］”由此可见，资本家所承担的实际上是一种经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只会产生一种结果:亏损或利润。利润是资本家承担经营不确定性的正结果，而亏损则是负结果。所以，资本家承担的既不是亏损(风险)，也不是利润，而是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是“损失”的不确定性，也是“获得”的不确定性。因此，对资本家而言，承担不确定性的报酬也是不确定的。如果不确定性的后果是正结果，那么，他将享受利润;如果不确定性的后果是负结果，自然，他将承担亏损。基于以上认识———资本家承担经营不确定性，获得不确定性报酬，形成了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原则———按资分配原则。在按资分配原则下，资本是分配的主体和中心，劳动仅仅是一项生产要素。资本家向劳动者支付要素报酬，以购买劳动要素。劳动者不承担经营不确定性，获得确定性报酬———劳动工资;资本家则承担经营不确定性，获得不确定性报酬———利润或亏损。按劳分配原则正面回答了企业亏损如何分配这一具体问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该原则的资本立场和出发点决定了其在根本上仍是片面的，需要受到严肃批判。然而，不幸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过程中，这一原则却俨然成为了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实际执行原则。这一点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国民收入明显向政府和企业倾斜。1995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最终收入分配比例为16．7%、16．5%、66．8%;而到2007年，这一比例则演变为20．38%、21．79%、57．83%。其次，企业的资本性收入大大增加。1997～2007年，我国资本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基本在30%～33%左右浮动，不过，企业的资本性收入却由1997年的55．22%上升为2007年的66．14%，居民的资本性收入则由1997年的44．48%下降为2007年的22．24%。其三，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占比不断下滑。1992～2007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其中，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其他分配主体收入增长速度，企业收入增长超过平均增长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最慢，且低于平均增长速度。这种不对称的增长格局导致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其四，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工人的工资收入一直在低位徘徊。2009年9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近几年农民工就业的工资水平虽然在提高，但现在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水平大约只有1400块钱左右。”最后，也是最为令人忧心的是，按资分配原则形成了全社会“轻劳动，重资本”的资本至上观念。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以投资额作为考核指标，而不以投资效益和质量作为考核指标;企业终日考虑的是如何上市，而不是如何把产品做好;普通老百姓把收入增长的期望放在了房子和股票上，而不再关注如何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国有企业改制沿着资本思路展开，劳动者不是作为一种财富而是作为包袱而被国家甩掉;社会心态则是“仇富”和“拜金主义”并行。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但是，近二十年的实践下来，在生产力解放的同时，我们却有意无意地放弃了原有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于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未能得到妥善安排，企业改制股权安排倾向于资本;税收改革没有提高富人的纳税比例，却使中低收入者成为纳税主体;外资和大额投资在招商引资中享受了较多优惠，而国内中小个体企业经营却步履维艰;社会上劳动者保障薄弱，股市却在欺诈中诞生一个个财富神话，而最大的问题则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人曾激烈地抨击，认为1992年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虽然这样的观点不能苟同，但现实中国民收入分配却实实在在离按劳分配越来越远。可以断言，如果任由按资分配原则继续作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支配性原则，未来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必将陷入更为艰难的境地，提高人民收入的国有收入占比，发展形成中产阶级都将只是一句空话。

三、资本循环的社会分工与分配的现实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资本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具有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与劳动的同一”观点为资本这一参与的现实原因找到了理论支撑点，但该观点把资本视为一种“死劳动”的认识并没有真正将资本和劳动统一起来，从而也就未能有效地论证资本参与国有收入分配的现实性。或许是历史局限与实现自我政治抱负的原因，马克思并没有深入探讨资本和劳动的统一，这使我们论证资本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现实性时缺乏足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依据。于是，要想解释资本参与收入分配的现实性原因，只能从历史角度切入了。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要是以商业资本形式存在，资本和生产是分离的，商业和产业相互独立且互不隶属。正如马克思所言:“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7］”“资本作为资本，首先是在流通过程中出现的。［8］”此时，“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支配生产，而是把生产当作已经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还没有把流通作为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9］”于是，商业与产业之间，资本与生产之间，交易的不是劳动力产品，而是劳动产品。这意味着: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交易价格将等于产品价值，生产者将占有商品全部剩余价值。那么，商人的利益从何而来呢?首先，商人的利益来源于生产者剩余价值的直接分配。产品生产出来，必须要拿到市场上去卖，这个市场也许很近，也许很远，此外，商品流通不同于商品生产，它需要一些特殊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往往并非小生产者所擅长。因此，出于时间、成本和销售实现的考虑，小生产者会愿意放弃自主销售，而将产品交由专业从事商品流通的商人销售，并将部分剩余价值分配给商人作为报酬以确保商品价值的实现。其次，商人的利益还来源于同一产品不同地域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差异。前资本主义时代，不同地域之间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同一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差异很大。基于两地商品价值差异，通过商业贸易，“贱买贵卖”，商人赚取了大量利润。由此可见，商人的商业活动，不仅可以实现正常剩余价值，还可以创造超额剩余价值。商业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商人资本表现为资本的真正职能，并“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

国民收入范文篇5

一、贸易顺差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论的来源

要评价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必须用支出法核算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顺差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论的得出，正是缘于此。支出法是从需求角度将一国由政府、企业和居民等经济行为主体在一年期间通过不同经济活动的最终支出额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其公式为：GDP=C+I+G+(X-M)。由“总支出＝总产出”原理出发，外贸对GDP增长的贡献即为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通常采用净出口贡献度和净出口贡献率两个指标来衡量，公式如下：

净出口贡献度＝[△(X-M)/△Y]×100%

净出口贡献率＝净出口贡献率×[△Y/Y]×100%

根据以上公式，可计算出1979～1998年我国外贸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各项指标（表1）。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贸易出现逆差的年份，大多经济增长较快；而贸易顺差则大多对应着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如1985年和1993年，贸易逆差分别达448.9亿元和701.4亿元，经济增长却高达13.5%，同期净出口贡献率分别为-3.4%和-1.5%；1997年贸易顺差达3347.0亿元，经济增长仅为8.8%，同期净出口贡献率为3.1%，等等。如此看来，上述学者的观点似乎成立。但是，检验“贸易顺差悖论”是否存在，我们还必须检验支出法的理论依据——凯恩斯主义模型。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各期，其中净出口贡献度和净出口贡献率依据上述数据计算得出。

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模型

自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宏观经济学就一直面临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等问题的困扰。凯恩斯革命使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一直占据战后几十年的主流。尽管不时受到其他学派的批判和攻击。凯恩斯主义自身也在不断发展，但其理论假设始终未变，即经济处于“凯恩斯区域”——供给曲线平坦（有弹性）的部分，也就是社会上存在着大量闲置资源和过剩的供给能力，而总需求（有效需求）相对不足。因为它始终符合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的实际——经济处于需求约束型状态。按照“总支出≡总产出≡国民收入”恒等式，国民收入的增加取决于总需求的扩大。宏观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刺激总需求，扩大总支出，以最终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

正是为了解决需求约束型经济下均衡产出（收入）水平决定问题。收入－支出分析法有以下两条固有的前提：(1)经济中存在超额生产能力，即经济运行在供给曲线的平坦部分，这时总支出决定产出水平；(2)在整个分析过程中，价格水平是固定的。

根据国民收入－产出恒等式，用收入－支出法分析外贸与国民收入的关系时，我们首先作如下假定：(1)在上述总需求因素中，净出口为唯一变量，其它因素均视为常量；(2)不考虑汇率波动；(3)经济在初期处于贸易平衡的均衡产出状态。

如图1(a)所示，DD代表国内需求(Domesticdemand,C+I+G)，ZZ代表对国内商品的需求(Demandfordomesticgoods)。在初期，经济在A点处于均衡状态，其产出水平为Y，此时贸易平衡，净出口NX为0（图1(b)）。在给定产出水平的情况下，出口的增加即外国对国内商品的需求增加，从而ZZ会上移至ZZ′，总需求的扩大通过对外贸易乘数，最终导致国民收入的增加，由Y增至Y′。所以，净出口与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以上收入－支出法考察的仅是净出口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在分别引入进、出口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时，凯恩斯主义模型有如下假定与结论：

1、出口需求是外生变量。在开放经济的大多数凯恩斯模型都假设出口量与国民收入无关，它主要取决于外国的收入水平、本国商品与外国所生产的商品的相对价格、外国人对本国商品的偏好以及本国汇率高低。

2、进口则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随收入的增减而同向变化，同时它也受国内对外国商品的偏好、相对价格、本国汇率等因素影响。

3、出口、进口与国民收入关系的不同会影响净出口对收入的作用。这是因为，假定出口不变，随着收入的增加进口也会增加，二者的关系可用边际进口倾向来衡量，边际进口倾向同时也表明从经济增长额中溢出来变成进口的“漏损”使贸易收支恶化的程度。这种变为进口的漏出量会缩小乘数值和减弱增加的支出对国民收入最终变动的影响。

4、因此，如果外部需求没有变化，那么净出口反过来也会成为国民收入的减函数：随着产量的提高，进口会增加而出口不受影响，导致更低的净出口。综合起来，净出口与国民收入之间就会出现NX↑—Y↑—M↑—NX↓—Y↓的情况，所以扩大外需确保出口不下降，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

三、供给约束型经济条件下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通过对外贸与经济增长的收入－支出分析，我们从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出了贸易顺差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那么，实践中为什么会出现相反结论呢？问题就在于支出法。收入－支出法运用的假定前提决定了该分析方法仅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下适用，不能涵盖我国20多年来宏观经济运行的全过程。

我国直到1997年才逐渐进入供大于求的需求约束型经济，在此之间则一直是资源短缺、市场上商品供不应求的供给约束型经济。在该经济中，相对于较低的供给能力而言，总需求处于较高水平并且有充分弹性，所以在无资源闲置和供给过剩的情况下，总需求的变动不会引起收入的变动，而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大幅波动。因而，国民收入的提高取决于供给能力的改善，国民收入是供给的函数。如图2所示，若增加需求，AD向右上移至AD′，收入不变而价格水平上升；若将供给曲线向右移至AS′，则国民收入由Y增至Y′，价格略有下降。

因此，在由供给来决定收入的供给约束型经济下，净出口需求难以客观地反映外贸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二者的关系必须结合进、出口对供给的影响角度来分析：

首先，进口依然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但在供给约束型经济下，进口不再是“漏出量”。进口国内短缺的投资品和消费品可平抑国内上涨的物价；同时，进口资本品会产生类似于支出乘数的乘数效应，扩大本国供给，引起国民收入倍增。

其次，出口具有内生性。在短缺经济下，一国出口并不是因为本国供给能力过剩所以寻求国外需求，而在于出口创汇以增强进口能力，支撑和扩大进口。因为一国不可能在贸易收支持续恶化的情况下扩大进口。因而出口内生于进口而又受到本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制约，出口的扩大有赖于国民收入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口也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影响出口的因素则有出口商品在国内市场供求状况、外国国民收入、相对价格、汇率及偏好等。

因此，进口增加国内供给，出口减少国内供给（增加国外供给）贸易逆差就是本国供给的净增加，贸易顺差即是本国供给的净减少；前者会引起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后者则会导致国民收入水平的降低。反过来，国民收入变动也会引起贸易收支的改变。因为出口与进口均是国民收入的函数，贸易状况就取决于边际出口倾向与边际进口倾向的对比；若前者大于后者，贸易收支状况呈顺差，反之则呈逆差。

四、结论

1、从1979年到1996年，由于我国总体上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在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拉动上，进口发挥的作用大于出口。贸易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呈“负相关”恰好从供给角度证明了这一点。具体表现在：

第一，从1979年至199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平均速度大于国内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而进口贸易速度又大于出口贸易速度。1979～1988年我国GDP增长率平均为13.7%，进出口总额平均增长23.7%，其中进口为23.8%，出口为23.6%；1991～1996年以上四项指标分别为21.8%、22.3%、22.6%和21.9%（由于1989、1990年国内国际环境因素变化，我国外贸与经济增长波动较大，与其余各年水平相差显著，故本文将1979～1996年分为1979～1988和1991～1996年两阶段，舍去这两年并不影响总体水平）。这一事实反映了在该阶段，由于我国国内市场需求巨大而工业供给能力不足，加之价格关系尚未理顺，我国经济在总体上面临着商品短缺、通货膨胀的压力。在该阶段可供出口的大都是内外市场都需要的资源型产品或初级产品（邱晓华，1999）。在此情况下，更高的进口速度在平抑物价和缓解国内生产瓶颈及增强出口能力方面提供了支持。

第二，18年来，在我国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同时，进口依存度平均水平始终大于出口依存度平均水平。外贸依存度由1979年的11.2%提高至1996年的34.8%，其中1979～1988年进口依存度平均水平为9.9%，出口依存度平均水平为8.6%；1991～1996年两项指标分别为17.8%、18.8%，但1979～1996年分别为13.0%和12.6%。这说明在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进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大于出口，即在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程度不断加深的进程中，进口比出口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第三，平均边际进口倾向大于平均边际出口倾向。1979～1988年两指标分别为15.0%和14.3%，1991～1996年分别为19.0%和18.7%。这表明，改革开放18年来，我国GDP的增加额中一直更多地用于进口以增加国内对资本品和消费品的供给能力，而不是用出口以刺激总需求，我国供给约束型经济形态尚未改变。利用“进口的GDP增长弹性”指标也得出了同样结论（陈家勤等，1999）。

国民收入范文篇6

一．引言

我曾经提出问题：“投资乘数与资本－产出比率是何关系”（见经济学家网站，国民收入决定，2004/05/30），后有网友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式应该是：“毫无疑问，投资乘数k等于ΔYt与ΔIt之比，而加速系数或资本产出比率a等于It与ΔYt之比，那么，k与a的关系则是，k=(It/ΔIt)/a。何来陆善民的k=1/a呢？”但是，该网文没有解释该公式中的符号的意义，也没有对该公式加以证明，就这么干巴巴一句话了结。这样人们就很难理解他这个公式的正确性。例如，公式中的增量、变量究竟是什么含义，别人不知道。从数学上讲，变量X的增量是个相对量，如果变量X的增量ΔX是相对于原点的，则可以得到ΔX=X－0=X，从而有（X/ΔX）=1。如果这样的话，上面的公式实际上就是我那公式。再从经济学方面讲，It通常指追加投资，追加投资产生的ΔYt＝It/a；而ΔIt通常表示投资增量，投资增量ΔIt产生的ΔYt＝kΔIt。这样得到的两个ΔYt是一码事吗？这两个ΔYt是可以相等、相消的吗？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的话，我可以方便地证明3＝4。怎么证明？先设ΔYt＝3，再设ΔYt＝4，然后消去ΔYt，就可以得到3＝4。如果假设ΔYt＝鹿，再假设ΔYt＝马，然后消去ΔYt，就可以得到鹿＝马。这样的低级逻辑错误也许不值得多费笔墨，但实际上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有类似毛病，虽然不值得大惊小怪，确也可以论它一论。我搜索了一下这位网友的资料，原来是党校的一位博士生。这就难怪了。在人们的印象中，党校、党报、党刊，都不是学术争论的场所。党校研究的是如何夺取政权、如何掌握政权、如何巩固政权、如何立党为公、如何执政为民，直到千秋万世。政策和策略才是党的生命。至于经济学是否科学，经济规律是否需要证明，是否需要经过实践检验，那是次要问题。一切服从政治上的需要，一切以胜利为目的。如果需要，经济衰退可以说成经济增长，连年欠收可以说成连年丰收，即使饿死了人，那也是“一个指头相对于九个指头的小事”。作为经济学家，就不能这样研究经济，不能围着政治气候转，否则经济学家就变成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家、现行政策的辩护士。据说国际上有各国不同政党参加的所谓“国际政党会议”，在这种会议上，肯定是交流执政经验，肯定回避意识形态问题。要不然的话，甲政党上台号召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彻底埋葬“帝、修、反”！乙政党则说：你这是搞颠覆，妄图称霸世界。甲政党辩护说：我们永远不称霸，我们是要解放全人类。丙政党发言说：当年的苏联总理柯西金扬言24小时坦克开进北京城，这是叫嚣侵略。丁政党则说：苏联宪法规定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苏联共产党代表先进，苏联坦克开到那里，象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镰刀锤子红旗就插到那里，这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叫侵略。……这种会议的热闹程度可想而知，不开也吧。

其实我的那篇文章，主要是指出J.M.凯恩斯得到的投资乘数公式的逻辑错误：国民收入增量分解为消费增量和投资增量两部分，消费增量占国民收入增量的比例为b，则投资增量占国民收入增量的比例肯定是1－b；反过来，由投资增量求国民收入增量，这是个算术问题，国民收入增量是投资增量的（1－b）分之一。这里没有牵涉到投资将会产生多少效益，这是另外应该解决的问题。.凯恩斯得到的公式其实不是投资乘数公式，这是张冠李戴。这部分内容属于逻辑批判。

欧美主流宏观经济学关于乘数的论述，除了逻辑混乱，还有概念混乱的毛病。请看一本新出版的书是这样介绍“乘数”的：

“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数量的自发性支出的增加会引起一系列支出的增加，从而引起产出的增加。乘数原理就是对这种经济现象在理论上的概括。

“假设全社会平均的边际消费倾向MPC=3/4。假设由于某种原因，自发性支出增加了100元。这样，产品的卖者收入增加了100元。卖者将其所增加的收入的3/4即75元用于消费。消费品卖者因之收入增加了75元，然后又按3/4的比例用于消费。这又引起了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增加，……总起来看，最初自发性支出增加100元，引起支出总的增加，也就是引起收入或产出总的增加如下：

（梁东黎，2004，第72－73页）

由以上引文，人们不难发现，在欧美主流宏观经济学中，所谓“收入”、“支出”、“产出”、“消费”、“投资”，诸种概念是笼统而模糊不清的。人们的收入，可以分为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资产者的利润收入、国家的税收收入，这三者合起来称为国民收入；还有国民生产总值，或者叫纯收入；还有销售收入，等价于产出品价格，简称产出。所以，“产出”有时候指国民生产总值（GNP），有时候也指国民收入，又往往笼统地以符号Y表示。说到“支出”，有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之分，但消费支出与投资支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消费过程，例如劳动者拿个人工资收入100元购买消费品，消费完了，劳动者维持了生存，而出卖消费品的卖者得到的100元，叫销售收入，这100元销售收入对应100元的消费品，这个过程不会发生价值增殖。而投资过程就不一样，投资从垫付资本开始，中间有个生产过程，所以会发生价值增殖。怎么能把这些严格的经济学概念，与会计出纳账面上的“收入、支出”相混淆呢。

下面我们就较为严格地分门别类，叙述各种各样的资本－产出比率和产出－资本比率，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二．资本－产出比率与产出－资本比率

首先解释一下资本－产出比率中的“资本”。这里的资本，指垫付资本，包括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或者说包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里的“产出”，应该具有不同的内容。产出，在W.列昂节夫的投入产出分析法中，通常指某个厂家一年生产的产品的价格，这种情况下的产出，就是指销售收入。为了明确起见，这种情况下的资本－产出比率，改称资本－销售收入比率。垫付资本用符号K表示，销售收入用符号W表示，资本－产出比率也可以表示成K－W比率。

上面说了，工资加利润加税收，称为国民收入，国民收入以符号R表示。这样，投资与国民收入这种产出的比例关系，就特别称为资本－国民收入比率，或者K－R比率。国民收入加上固定资本折旧，称为国民生产总值。全年折旧用符号Df表示，国民生产总值用符号Gnp表示，则有下式：

国民收入范文篇7

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基于当时其特殊的社会与经济形势。二战后，日本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滋生出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等一系列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失业率高，劳资关系紧张等方面。［1］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指，在一个相对确定的较短时期内，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方案。［2］其核心是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并辅之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扶持中小企业，鼓励技术创新，促进国际贸易等系列配套措施。(一)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重要举措与基本经验1.加大公共投资，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充实社会资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明确规定了日本政府在公共事业上的突出重任，通过加大公共投资力度，改变道路、港口、公用设施和服务等方面的落后状态，以此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图1列示了20个国家公共部门中重要的6个部门自1953年以来的社会建设投入，数据显示1953年至1960年各部门的投入变化不大，只维持在低水平的增长率;然而，自1961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以来，各部门的建设投资显著增长。尤其是道路建设的投入，至1970年计划结束已增长660%，1955～1960年，一般公路的总长度延长了3.3%，1960～1965年延长了12.4%，1965～1970年延长了16.5%，延长的速度逐期加快;［3］其他各部门的建设投入均增长了将近300%～500%。从20个部门的总投资来看，自计划执行到结束，投资总额增加了328%，且年工程件数也随之增加了300%。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了大量日本居民的就业问题，大大降低了日本的失业率。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建设为日本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力推进了日本进入后现代化时期。图1重要部门建设资本投入(单位:10亿日元)资料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长期统计系列，第九章《建设》。2.引导产业结构升级，鼓励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改变当时的经济增长方式，鼓励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加速重化工业的进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进行了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一调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60年至1965年，主要特点是在企业进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带动下，产业结构迅速高级化，提高产品的附加值;第二阶段是1966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特点是谋求重化学工业生产设备的“大型化”和“合理化”，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4］为了推进经济高速增长，实现国民收入翻一番的宏伟计划，日本通过一系列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等手段，从扶持基础产业到强化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施对重点产业的保护战略，依次推行了钢铁、造船、石油化学、机电及汽车等产业的发展战略，推行产业新秩序政策、促进企业合理化重组。［5］当时的产业结构升级直接造成了以技术革命为目标的民间企业旺盛的设备投资，这是日本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其次是日本重化工业急剧增长，成为日本的主导产业，同时带动了耐久消费品产业的发展。从计划执行后，诸多相关政策的实施促使了产业重点的根本性转变，很多以前从事较低收入的农林水产业的第一产业的农民向收入较高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工厂、事务所转移，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人口从1950年的48.6%下降到了1970年的19.3%，造就了三大产业就业格局发生显著的变化，基本实现了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进而向第三产业扩展的产业结构的转变(见图2)。图2日本劳动力产业结构(单位:%;1950～1975年)资料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长期统计系列，产业动向调查。此外，从三大产业对GDP贡献的格局来看，自计划执行以来，GDP中第一产业的比重由19.5%下降到5.0%，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上升，逐步代替了一部分第一产业的贡献额。除此之外，日本在计划执行阶段，以重化工业为中心，从欧美工业国家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品过渡，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国民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3.促进对外贸易，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为了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二战后至1960年以前日本一直维持着贸易管制的政策。然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以出口为中心的外汇收入的扩大是完成该计划的关键。20世纪60年代，日本对其产业结构进行了全面升级，在此基础上，日本的重工业得到迅猛发展，其工业制成品也大量进入国际市场进行销售。而国际市场带来的巨大收益也使日本政府清楚地认识到进一步开放市场，实行外汇与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性。于1963年成为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11大主要成员国之一，于1964年开始享有IMF的8大主要成员国待遇，同年成为OECD成员国。［5］实施开放式自由化计划后，日本实现了贸易自由化、汇率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这对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计划执行之前，日本的国际收支余额均维持在100万美元左右，少数几个年份接近500万美元;然而自计划实施后，国际收支余额虽然大幅震荡波动，但这正是自由经济的成效，且多数年份的国际收支余额维持在500万美元，在1968至1970年时甚至超过了1000万美元达到了2000万美元，与之前贸易管制时期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日本与国际跨国公司密切合作交流，进行技术贸易，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之后，在国际贸易中日本的技术贸易额与技术导入件数飞速上升(见图3)，与计划实施前的缓慢增长形成鲜明的对比，实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外国资本和技术大量涌入日本，促进了技术的革新，加快了设备的更新，激活了投资环境，同时也提高了经济增长率，使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挤入国际前列，使整个日本的产业体制得到优化和改善，对完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图3技术导入件数与技术贸易额(1950～1970年)资料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长期统计系列，第十八章《国际贸易、收支与合作》。4.增加教育科技投入，提升人口素质，振兴科学技术。从1960年日本执行的收入倍增计划来看，目标是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而实施的过程中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中心环节，注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引进，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民潜在能力，从而大幅度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效率。［6］基于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非常重视教育与科学技术，重视人才的培养，教育作为政府公共职能的关键部分被首次从经济作用的角度正式列入经济计划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计划规定培训人才与振兴科学技术事业，做好经济增长与培训人才双重任务，振兴科学技术事业以及确立教育及职业训练制度。首先，日本自1960年起实行了9年制义务教育，并切实加大了教育资金的投入，自1960年起，教育支出呈快速增长态势，到1970年日本的教育支出已扩大为1960年的4倍。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从1960年计划实施开始，日本各阶段的教育升学率快速上升。至倍增计划结束时，日本的义务教育入学率几乎达100%，高中升学率超过80%，大学升学率也接近20%，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这不仅促进了日本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增强了劳动者的能力，也为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从而达到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其次，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非常重视以加强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日本倍增计划中以科学技术作为国家发展基础，加大对科研技术创新的投入，采取了一系列振兴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措施，例如大幅度增拨科研和设计试验经费，确定优先发展尖端技术的方针，推行鼓励科学技术发展的各种优惠政策等。日本政府以及企业为技术进步投入了大量的科研资金，从1952至1960年，科研经费增加了3倍;然而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以来，科研经费便快速增长，至1970年止，科研经费已经高达3000多万日元，为1960年的6倍。此外，在大力推行科学技术的努力下，日本的科研专利数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计划执行之后至1970年，专利数迅速上升，增长了将近4倍之多(见图4)。“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科技创新战略已为日本成为技术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日本科研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其国民收入高增长的贡献率达55%①，居世界领先水平。图4日本科研专利数、科研技术投入总额(1950～1970年)资料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长期统计系列，第十七章《科学技术》。5.缓和双重结构，确保社会稳定。所谓双重结构是指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技术、设备均较先进的大企业和生产方式较落后的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并存的现象。在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农业占有重要的地位。自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不久后，相继出台了《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十年土地改良长期计划》等一系列法规，加大对三农的政策倾斜。这些惠农政策的实施，将农户总数的60%转移到非农业方面，使其余40%的农户的生产规模都能够保证家庭劳动力充分就业。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率，由1955年的37.9%降到1960年的30%，1965年又降到21%，1970年更降到16.1%;1967年一个农民家庭的平均收入超过了100万日元，也超过了每个工人家庭的平均收入86万日元。［7］同时，日本鼓励人口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向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地区转移，这种做法不仅减少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在计划执行后的10年间，大约有将近1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8］《农业基本法》是日本政府为促进其农业产业快速发展从而使其经济合理可持续高速发展而提出的重要方案。该法案的出台快速推进了日本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针对其国内垄断资本快速扩张以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二元结构造成的收入差距问题，日本政府大力推行了中小企业的改革，并将其与产业结构升级相结合，以此来提高中小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促使其规模经营。1963年起，日本政府连续出台了《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扶植法》等10个法案，［9］这些法案促使了日本企业集团化的趋势，不少中小企业的经营活动被纳入企业集团总体活动中，减轻了中小企业的负担，缩短了产品的开发周期，同时加强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集团企业的发展成为沟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桥梁，缓和了两者的矛盾。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双重结构”的矛盾也在计划实施之后得到了有效的缓和。6.提高劳动者报酬，着重提高中低阶层劳动者的收入，使国民收入更多地向居民倾斜。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很大的比重，是初次分配结果是否公平的直接体现。日本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着重强调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使国民收入更多地向居民倾斜，重新构建了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合理分配机制，理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尤其是非常重视提高中低阶层劳动者的收入，包括农民、工人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广大人民的需求能力，因为低收入者增加收入后，有更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后，日本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劳动者报酬率)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之后的10年工业化进程中后期，劳动者报酬比一路回升，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一直维持在45%左右的较高水平上，处于当时OECD国家前列。这与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实行的收入倍增计划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奠定了日本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比较稳定的格局，为提高国民收入、建设和谐社会、缩小收入差距打下良好的基础。［10］7．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过程中，日本政府注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1961年实施《国民年金法》，这部法律保障的对象不仅包括被雇佣者，还包括自营业者等其他民众，实现了全民保险。以后又相继实施了《儿童福利法》、《身体障碍者福利法》、《社会保障法》、《老人福利法》等，维持了最低收入者的生活，发挥了保障福利的机能，也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总体来说，农民比工人补得多，欠发达地区比发达地区补得多。［11］在倍增计划实施的10年间，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每年增长18%，且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自1961年执行计划以来，迅猛上升的态势与计划执行之前的低水平增长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形成了较明显的对比，这足以说明了当时的政府为民生所做出的努力。虽然当时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并不完善，无法与同一时期的美意等发达国家相比，但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维持了最低收入者的生活，发挥了保障福利的机能，是从贫穷救济制度向贫穷预防制度的全面性转变。［3］(二)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成效与负面影响1.国民收入实现了翻番。由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有效执行，日本于1967年提前完成了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0年10年期的计划完成时国民收入及国民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1960年以前，日本的国民收入缓慢增长，基本维持在10万亿日元左右，在1960年达到13万亿日元;在计划实施之后的10年里，国民收入一路快速上升，以年均11%的高增长率提前实现了计划的目标;到1970年，名义国民收入接近突破60万亿日元，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从GDP来看，在1960年之前，实际GDP增长率基本维持在7%～8%的水平;自计划实施以来，实际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见图5)，有些年份甚至达到了12%的高水平。短短10年间，普通人的收入增长超过一倍。并且日本倍增计划十分罕见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同步协调统一发展。图5日本1955～1970年名义国民收入、实际GDP增长率(单位:10亿日元;%)资料来源:日本总务厅统计局:长期统计系列，第二章《国民经济》。2.收入分配均等化，特别是城乡收入分配均等化。二战前，日本收入不平等程度一直在上升，至1940年，基尼系数甚至超过了0.6，日本成为十分不平等的社会。到了二战以后，由于战后经济重建，基尼系数大幅下降。然而在1950年至1960年间，由于日本经济发展方式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基尼系数又重新开始回升，在1960年接近0.4的警戒线。在1960年12月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得到有效实施后，为日本社会带来了共同富裕的结果。10年间基尼系数持续下降，到1970年基尼系数仅为0.256，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倾向逐渐加大，与二战前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此阶段，日本形成了“一亿国民皆中产”的平等社会。3.消费扩张拉动了需求，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增长。“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效地提高了居民收入，扩大了内需。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高达90%以上。为了应对内需的大幅拉升，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企业清楚地认识到了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随之积极转型以便应对国内需求的增长，促进了日本的家电、汽车等工业的迅速崛起。在计划执行以前，日本的消费指数缓慢增长，消费指数基本维持在40左右;然而在计划实施之后，消费指数快速上涨，至1970年消费指数已接近100。计划的有效实施，是解决经济消费低迷、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使消费与当时的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一起拉动了经济快速增长。此外，“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就业，产业结构转变使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逐渐向第二、第三产业过渡，工厂由于投资所带来的设备更新引起了劳动力需求的迅猛增加，教育的普及带来的国民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提高，这些都意味着劳动者就业的增加。计划实施的显著效果是1969～1972年的日本失业率在世界各国中属于最低的水平，是美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的1/4，是瑞典、芬兰等福利国家的1/2。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时，也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弊端。10年间，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物价出现了相应的上涨势头，高增长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从1961年至1970年，日本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77%，10年间东京的消费物价上涨了76%之多。此外，经济增长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农业发展衰退，社会中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不良风气。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刺激下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是“畸形的”，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和结构性矛盾———首先是迅速扩大经济所造成的畸形性，其次是由于跟不上过于迅速的扩大经济和结构变革而引起的畸形性。［12］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经济低迷和至今依然挥之不去的麻烦，可能与之前令日本人一直骄傲的高速增长有一定关系。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日本经济高度发达，国民拥有很高的生活质量，是全球最富裕、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与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初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密切的联系。面对二战后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失业率高、劳资关系紧张等问题，日本适时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重要举措和基本经验在于加大公共投资，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升级，鼓励第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对外贸易，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增加教育科技投入，提升人口素质，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确保社会稳定;提高劳动者报酬，着重提高中低阶层劳动者的收入，使国民收入更多的向居民倾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提前完成了国民收入翻番目标，形成了“一亿国民皆中产”的平等社会，引发了内需的启动和消费结构变化，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但也产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如通货膨胀、环境污染、农业衰退、物欲横流、发展的不平衡和结构性矛盾等问题。(二)启示与建议现阶段我国面临的经济增长问题虽然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但是由于我国和日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所经历的历史沿革不同，所以在我国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必须要深刻认识到一些制约因素，比如，我国劳动者素质与生产效率不高，制约了居民收入持久增长;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水平较低，制约了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民的增收困难，影响和制约了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难度加大，制约了经济总量实现倍增;此外，我国现阶段面临着世界经济和政治气候的强烈波动和冲击，经济发展遇到了非常不稳定因素的挑战，这些都有可能影响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方式和步伐，阻碍我们完成倍增计划的目标。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成功经验对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1．限制大资本经济垄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市场竞争，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日本对中小企业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缓解了二元结构，扩大了就业需求，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私人投资虽然增长很快，但却大起大落，非常不稳定。特别是近几年，有利可图的行业基本被国有垄断资本占据着，私人投资很难进入行政垄断领域。因此，对我国来说，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除了对企业实行一般的减税、降息外，还要求政府向企业提供良好、有效的公共服务，特别是要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放松规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严格控制自然垄断范围。有些行业适当放松管制，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加强市场的竞争度，在分割行业垄断势力的基础上扶植和培育新的竞争实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13］对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和领域，应进一步调整其分配关系，加强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提高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透明度，特别是要对高管人员实行限薪，并严格控制其职务消费，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过大。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融资难、担保难，企业负担重，市场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经济效益大幅下降，亏损加大，应进一步改善创业环境，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困难。可借鉴日本的经验，限制垄断资本，合理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减轻中小企业税负，营造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加大财税、信贷等扶持力度，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加快中小企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市场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2．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国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以达到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借鉴日本成功的经验，在我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必须做到以保障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努力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的历史任务。［1］近些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占比却持续下降，而资本、管理等其他要素的收益越来越突出。劳动报酬过低造成居民收入增长慢，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内需难以提高，阻碍了我国经济结构由过度依赖出口转变为投资、消费、出口共同协调发展。［11］借鉴日本经验，在我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应坚持以公平分配为中心，正确处理国家、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更多的利益向居民倾斜，做到国民经济与国民生活水平同步提高;向劳动者倾斜，做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在初次分配领域实现公平、合理的分配。3.打破二元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政府推行的相关农业措施成功地缓解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解决了农民增收困难的问题，拉动了农民的消费内需，大力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机械化的发展，农村人均收入甚至高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学习。我国由于二元经济结构限制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特别是地区之间资源的市场配置作用，资源集中于大中城市、发达地区，以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较大。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首先应该降低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努力消除户籍制度壁垒，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障碍，让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充分自由流动，为城乡人口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让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能够正常地享受到城市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这一方面可以改善农村居民收入、统筹城乡资源，另一方面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出以及城乡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其次，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大投入力度，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第三，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非农就业机会，以提高农民的非农收入。同时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金融政策鼓励城市企业雇佣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由此达到大幅度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4．强化教育机会均等，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劳动者技能和人力资本水平。日本政府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执行中非常重视国民教育、重视人才的培育。日本在增加教育经费的同时还调整了其在各级学校中的分配，这种变化均衡了各地的教育资源，是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改变的，为解决我国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提供了启示。借鉴日本经验，我国要加大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要加大对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为每个劳动者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这是有效增加国民收入的重要举措。由于贫困群体的收入低，只能维持基本的生存，低收入者难以负担自身及其子女的受教育费用。而只有教育，才能根本改变这个群体的知识结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高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因此，要做到个人收入分配的起点公平，政府应扩大在教育方面的支出，特别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使这些地区居民享受到同等的教育。政府要着重提高低收入地区农民的教育水平，这也是缩小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的关键所在。建议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2/3以上，以保证我国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减少或消除穷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仅可以解决个人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均等问题，提高人力资本的收入回报，也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5.振兴科学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日本科研创新和技术进步对其国民收入高增长的贡献率达55%，在倍增计划中意义非凡。在发展先进科学技术方面，日本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开发“自主技术”为辅的方针，先模仿欧美先进技术，消化吸收，然后再创新，从而形成自主技术。用较短的时间缩短了同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逐步建立了独自的工业体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利用技术红利方面还有很大空间。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引进先进技术的经验，同时重视海外先进技术和中国人才的匹配。首先，政府应强化对科技工作的管理，改革科技组织体制，制定相应的科技基本计划，从宏观上系统地推进科技改革。其次，要重视基础研究，促进产学研之间的良性互动。我国科技创新存在的两大问题是基础实力薄弱以及科技的实践性不足，所以应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同时促进企业、大学以及研究所三者相互合作的科研体系，使科技研究的成果能够有效地进入市场，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第三，要充分利用国际技术合作的机会，吸收国际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推进科研水平发展，从国际角度上加强国内科学技术事业的开发。6．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体系，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帮扶力度。日本在执行计划期间对社会保障的支出大幅增加，国民普遍拥有较高水平的福利待遇，享有较高的医疗卫生、教育与生活保障，逐步实现了全民保险的目标。相比之下，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着覆盖面小、财力薄弱、管理落后等诸多问题。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中，应更加重视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鉴于农村贫困问题更为突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更为滞后，因此，首先应加快推进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设。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逐步建立不分城乡、不分地区、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和不分职业的全社会均能享受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次，建立统筹的社保账户。目前因为地方社保政策制度不统一，账户信息不共享，使得外地人和本地人在养老、医疗等多方面享受不同的待遇，增大了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的流动成本，也削弱了社会保障的再分配调节作用，因此，建立统筹的社保账户非常必要。再次，完善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救助体系，对低收入者生活必需品实施最高限价，对低收入劳动者制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最低工资，［14］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加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财政投入，由此提高社会贫困人群的收入，降低贫困发生率。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收入倍增计划意义重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大事。民富才能国强。在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复杂情境下，努力达成居民财富的快速增长既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充分利用和平崛起契机提升综合国力、增强民族自信的必由之路。

本文作者：孙敬水黄秋虹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国民收入范文篇8

1.1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范祚军等［3］运用1994—2010年人民币双边汇率、人均国民收入等年度数据，分别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对东盟10国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发现短期人民币汇率贬值可以改善我国对其中7国的贸易收支。张慧等［4］的研究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助于改善我国贸易收支。韩斌等［5］以1994—2011年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季度数据为基础，探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我国对贸易伙伴国贸易收支的关系，指出人民币汇率贬值使我国贸易收支得到改善。而以下学者的研究却表明，汇率贬值不能改善贸易收支。Taufiq等［6］根据1974—1998年美国分别对日本、加拿大的贸易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汇率的波动对贸易收支会产生负面影响。张晓月等［7］认为人民币汇率贬值总的净效应为我国贸易顺差的减少。何建奎等［8］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我国贸易收支的关系，发现贸易收支的汇率弹性为负。第二种观点认为: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没有显著影响。Wilson［9］的分析表明，新加坡、马来西亚货币的实际汇率变动与它们贸易收支之间的显著影响关系不存在。SilvanaT［10］基于名义汇率的角度，探讨了其与贸易收支的关系，发现名义汇率变动不引起贸易收支变化。Wilson［11］采用1970—2004年的年度数据，研究了韩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多边贸易，得到实际汇率的变动不会显著影响韩美和韩日之间的贸易收支的结论。曹永福［12］对我国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进行了测算，算得两者绝对值之和为0.3079(0.611)，小于马歇尔—勒纳条件临界值，说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很小。刘林［13］通过构建非线性MS-VAR模型，选择1994—2010年的季度数据，实证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与升值分别对一般贸易收支和加工贸易收支的影响，指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不会影响总的贸易收支。左晓慧等［14］以2005年1月至2012年8月的月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我国进出口额的关系，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额的影响不显著，人民币升值不能使我国贸易顺差得到根本改变。冯宗宪等［15］构建了中美两国TV-FA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进行了探析，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不是中美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

1.2文献评述

既有研究对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在研究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时由于研究方法、研究样本、数据选取等的不同，尚未得出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统一结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理论推导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影响的模型。鉴于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准确反映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故而运用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实证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

2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收支影响的机制分析

汇率变动主要通过价格竞争机制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由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可知，用不同货币计价的某种商品，折算成同一种货币后价格应相等，即:P=eP*。其中，P为一国某种商品的国内价格，P*为该国这种商品的国外价格，e是用直接标价法表示的汇率。在满足不同地区该商品价格相同且同质的前提下，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作用机制可表现为汇率变动首先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变动，进出口商品价格变化后使进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发生变化，而进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发生变化后又会使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发生变化，最终使贸易收支发生变化［16］。

3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分析

3.1模型推导

首先根据不完全替论，建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模型。该理论假定: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进出口的商品与国内生产的商品不具有完全替代性。不完全替论对于我国来说是适用的［17］。本文参照国内学者厉以宁等采用C-D函数的形式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即Xt=A(et)α(GNP*t)β。其中:t为时间，Xt表示我国历年出口额，et表示历年人民币名义汇率，α是出口的汇率弹性，β是出口的收入弹性，GNP*t表示我国贸易伙伴国的国民收入水平。两边取自然对数后设定模型为lnXt=λ+αln(et)+βln(GNP*t)+μ(1)同理，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口贸易影响时也采用C-D函数形式，即Mt=A0(et)α0(GNPt)β0。其中，t为时间，Mt为我国历年进口额，et为历年人民币名义汇率，α0为进口的汇率弹性，β0为进口的收入弹性，GNPt表示我国国民收入水平。两边取自然对数后设定模型为lnMt=λ0+α0ln(et)+β0ln(GNPt)+μ0。(2)式(1)－式(2)，并化简得到贸易收支模型lnXt－lnMt=c+γln(et)+βln(GNP*t)+δln(GNPt)+μt，令lnTBt=lnXt－lnMt，分别用人民币实际汇率RERt替代et、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t替代GNPt、外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t替代GNP*t，上式变为lnTBt=c+γlnRERt+δlnGDP1t+βlnGDP2t+μt。(3)其中:μt为随机扰动项，即为本文的贸易收支模型。

3.2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贸易收支(TB)。与大多数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文献不同，本文选取出口额与进口额比值(X/M)指标来衡量我国的贸易收支水平。实际汇率水平(RER)。考虑到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能准确反映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故本文采用人民币实际汇率。当人民币汇率贬值时，即RER上升，我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下降，国外对我国商品的需求增加，使该商品出口量上升;而以本币表示的外国商品价格上升，从而抑制对国外商品的进口，贸易收支增加。因此，预期γ的符合为正。我国国民收入水平(GDP1)。有很多指标可以反映我国国民收入水平，例如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本文选取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以衡量我国国民收入水平。当我国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时，即GDP1增加，我国居民对国外商品的需求增加，进口增加，贸易收支减少，预期δ的符号为负。外国国民收入水平(GDP2)。我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很大的比重，故本文以美国国民收入水平代表外国国民收入水平。同上，选取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美国国民收入水平。当外国国民收入水平提高时，即GDP2增加，国外对我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增加，出口增加，贸易收支增加，预期β的符号为正。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1994—2010年的年度数据。我国进出口贸易额、人民币名义汇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我国CPI、美国CPI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由于原始数据为名义数据，为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以1994年为基期(1994=100)，对我国CPI、美国CPI进行调整，由此算出我国实际进出口贸易额、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消除数据的异方差，对上述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即lnX、lnM、lnRER、lnGDP1、lnGDP2。根据lnTB=lnX－lnM算出贸易收支的对数值。

3.3实证结果分析

3.3.1单位根检验时间序列数据要对其进行平稳性检验，否则会出现“伪回归”。本文使用ADF检验法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按照ADF检验方法，运用Eviews6.0软件对lnTB、lnRER、lnGDP1、lnGDP2的原始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按照AIC和SC取值最小原则对滞后期进行选择。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表1中各变量的ADF检验结果，可知各变量的原始序列即lnTB、lnRER、lnGDP1、lnGDP2均是非平稳序列。分别对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lnTB、lnRER、lnGDP1、lnGDP2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lnTB在5%的显著水平是平稳序列，lnRER、lnGDP1、lnGDP2在1%的显著水平都是平稳序列，则lnTB、lnRER、lnGDP1、lnGDP2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由于lnTB、lnRER、lnGDP1、lnGDP2是同阶单整序列，可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3.3.2协整检验协整检验用于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检验的方法主要有EG检验和JJ检验。EG检验主要是针对2个变量进行协整关系的检验，JJ检验则可以检验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本文使用Eviews6.0软件对lnTB、lnRER、lnGDP1、lnGDP2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如表2、表3所示。由表2和表3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看出，我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汇率、我国国民收入即我国GDP、外国国民收入即美国GDP之间在5%显著水平上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且仅存在一个协整方程。由Eviews6.0软件，得到下面的协整方程:lnTB=1.908lnGDP2－0.415lnGDP1+1.099lnRER+15.480(0.383)(0.088)(0.140)(3.360)协整方程括号内数字为各变量系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差。根据协整方程可知，我国贸易收支与外国国民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与我国国民收入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外国国民收入增加1%，我国贸易收支增加1.908%;我国国民收入水平提高1%，导致我国贸易收支下降0.415%。而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1%，我国贸易收支仅增加1.099%，这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会对我国贸易收支产生影响，但其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并不大。3.3．3Granger因果检验由前面的分析知，我国贸易收支与外国国民收入、我国国民收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以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lnGDP2、lnGDP1、lnRER与lnTB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不难看出，在10%显著性水平上，lnGDP2是lnTB的格兰杰原因，即外国国民收入的增加是我国贸易收支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成立。在5%显著性水平上，lnGDP1是lnTB的格兰杰原因，即我国国民收入的变动会引起我国贸易收支的变动。反之，也不成立。在10%显著性水平上，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我国贸易收支之间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第一，协整分析表明，我国贸易收支与外国国民收入、我国国民收入及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外国国民收入的变化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较大。外国国民收入每增加1%，会引起我国贸易收支增加1.908%;而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1%，只引起我国贸易收支增加1.099%，说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大。因此，仅仅依靠对人民币汇率的调节来维持我国对外贸易收支的平衡是不够的。第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外国国民收入、我国国民收入的变化是我国贸易收支变化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与我国贸易收支变化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额的不断增大，我国贸易收支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也越来越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使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一直保持稳定的升值态势。人民币在升值的同时，我国贸易收支也一直在发生变化。可以看出，我国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尽管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较小。

4.2建议

国民收入范文篇9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IS-LM模型

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宏观资源配置，解释经济波动现象，研究宏观经济总量。一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等。但单一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往往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为了弥补单一的政策的局限，往往这两种政策配合使用，最终使总供给予总需求达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

政策的作用机制

（一）财政政策作用机制

财政政策是政府变动税收和支持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政策；是政府为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减轻经济波动、防止通货膨胀和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而对政府支出、税收和借债水平所作出的决策。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变动政府支出，变动税收和公债等这些政策工具，通过乘数，作用于国民收入，进而达到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目的[1]。比如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总需求不足，政府会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削减税收和降低税率等多种措施来刺激总需求，使总需求增加，从而国民收入与就业就会增加，进而使经济复苏。

（二）货币政策作用机制

货币政策是政府当局即政府中央银行通过银行体系变动货币供给量来调节总需求政策。财政政策是政府通过改变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来影响利率水平，进而影响投资，最终达到调节产出的目标的决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再贴现率政策、公开市场业务和变动法定准备率[1]。比如当经济衰退时，政府通过在金融市场上购买有价证券、降低贴现率和准备金率以增加货币供给，使利率下降，进而增加投资和消费，从而使国民收入增加。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

利用IS-LM模型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以扩张性的政策为例，分析两大政策的作用效果。

（一）财政政策作用效果

产品市场因素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如图1所示，当IS曲线斜率比较大时，扩张性财政政策使IS曲线右移，国民收入从Y1增加到Y2，此时国民收入和利率均上升，均衡国民收入从Y1增加到Y2,新的均衡出现在Y2，Y2Y4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当IS曲线斜率比较小时，扩张性财政政策使IS曲线从IS3右移至IS4，国民收入从Y1移动到Y3,此时新的均衡国民收入为Y3；当曲线向右移动相同的距离时，由于IS曲线的斜率不同，财政政策效果也不同，从图中可以看出IS曲线斜率越小，财政政策效果越弱。货币市场因素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如图2所示，扩张性财政政策使IS1曲线右移至IS2，IS曲线斜率相同时，当LM曲线斜率较小时，均衡国民收入从Y1增加至Y3；当LM曲线斜率较小时，均衡国民收入从Y1增加至Y2，从图中可以看出，LM曲线斜率较小时，财政政策效应越大；反之，财政政策效应越小。

（二）货币政策作用效果

产品市场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当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使LM1曲线右移到LM2，IS曲线斜率较小时，即为IS1,此时均衡国民收入由Y1变为Y3；当IS曲线斜率较大时，即为IS2,此时均衡国民收入由Y1变为Y2;从左图3中可以明显看出IS1曲线斜率较小，而产出水平较大。货币市场因素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LM曲线向右移，移动的距离等于国民收入由Y1到Y3，但LM曲线斜率不同，移动的距离也不同。当LM曲线斜率较大，如左图3，移动距离为X1；当LM曲线斜率较小时，如右图3，移动距离为X2。对比X1与X2的距离大小可得：当LM曲线斜率较大时，财政政策更有效。

（三）两大政策作用结果分析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很复杂，IS-LM模型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型，忽略了很多现实因素，而且LM曲线存在凯恩斯区域和古典区域，在这两个区域内，两大政策作用时会存在无效，此时就不能用两大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但我们通过学习IS-LM模型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析，能够直观地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在此基础上进行定量的分析，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LM曲线的三个区域

在LM曲线上存在三个区域即凯恩斯区域、中间区域和古典区域；凯恩斯区域即为水平区域并且利率相对比较低。在凯恩斯区域，由于利率很低，若政府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的供给，但并不能降低利率，也不能增大收入，此时货币政策无效。但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使收入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此时财政政策有效。古典区域即为垂直部分，在该部分，如果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只能使利率上升，但并不能使收入的增加；如果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则不但会使利率降低，还会提高收入水平，在古典区域内，财政政策无效而货币政策有效。在LM曲线中链接凯恩斯区域和古典区域的为中间区域，在中间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有效。

结语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财政政策就是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政策调整而进行经济决策，货币政策使通过利率调整而影响经济决策。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单一的政策并不能解决经济问题，通常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运用，可以更好地解决宏观经济的状况，具体使用哪种模式，仍需要结合经济的运行状况以及所要达到的目标等。

参考文献

国民收入范文篇10

（五）

第五单元财政税收和纳税人

一、本单元的考点

1、国民收入的分配；2、财政收入和支出；3、财政的作用；4、税收及其特征；5、我国税收的性质和作用；6、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

二、本单元的重点和难点

重点：1、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2、认识财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3、我国税收的性质和作用；4、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5、财政收支平衡。

难点：1、我国税收的性质；2、税收是国家实现经济监督的重要手段；3、国民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区别与联系；4、税收与其他财政收入形式的关系；5、区别我国主要税种。

三、热点

1、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2、运用税收的作用，分析说明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3、“十五”期间积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4、征税监管问题与改革。

考点1：国民收入的分配

扩大再生产

非生产性基本建设

关社会物资储备

系国家行政管理

决性国防

定质科教文卫事业

社会保障

水

决平

状

定况

1、社会总产品和社会总产值

（1）社会总产品的含义：

（2）社会总产值的含义：

2、国民收入（1）含义：

国民收入=社会总产品的价值（C+V+M）—同期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C）=V+M，即新创造的价值。

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V+M）+固定资产折旧+服务部门收入

（2）国民收入的实际内容：

###国民收入创造的意义：国民收入是劳动者新创造的社会财富，它标志着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国民收入的增加，表明一个国家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能力的增强。

（3）如何实现国民收入的迅速增加？

A、增加投入生产中的劳动量。

B、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本途径）。

C、节约物质消耗。

A、增加投入生产中的劳动量（在生产的粗放阶段，这是增加国民收入的主要途径）

增加国民收入的途径主要有三条B、节约物质消费（国民收入=社会总产品—消耗掉的生产资料）

C、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生产过程中，通过采用新技术，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改善经营管理，改进劳动组织、工艺过程和操作方法等，都可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会使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增加，从而使国民收入的实物量相应增加。在生产领域投入的劳动量一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实物量同社会劳动生产率成正比）

（4）国民收入的构成：

分配后一部分用于积累：包括……（三方面）

国民收入的用途

（按用途分）一部分用于消费：包括……（两方面）

（积累的作用：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部分是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根本途径；用于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的部分，是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必需的；用于社会物资储备的部分是防止社会生产过程中断的重要保证。这部分知识与当前我国迫切发展经济，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联系非常密切。公共消费的作用：公共消费是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提高劳动者素质，以及保证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所必需的。这部分知识与当前国家职能发挥，科教兴国，社会保障和保护弱势群体，加强国防建设的现实情况有直接联系。）

（5）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三者的比较

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

包括部门物质生产部门物质生产部门社会所有部门

价值表现C+V+MV+M社会所有部门的增加值

计算方法五个部门总产值（全值）五个部门的新价值（净产值）物质生产部门的增加值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增加值（增加值）

优缺点重复计算，不准确无重复计算，但包括的部门范围太狭窄，不利于国际比较面广、准确、无重复计算，便于国际比较

统计对象国内物质部门劳动者创造的全部价值国内物质部门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本国常住居民为准

说明：物质部门的增加值指国民收入加固定资产折旧，非物质生产部门增加值指纯收入加固定资产折旧。

3、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1）积累与消费是对立统一关系：

（2）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的原则：

第一、在生产发展国民收入增加的基础上，积累和消费部分都应当有所增长。

第二、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必须同国民收入的物质构成相一致。

第三、必须正确处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

A、具有相互促进的一面：积累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

而生产的发展是提高消费水平的基础；消费是生产

积累对立统一关系的目的，也是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措施。

和B、具有不一致的一面：在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的

消费的总量是既定的，积累与消费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因此，积累与消费不可偏废。

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A、B、C（“一要建设，二要吃饭”）

(国民收入的分配不能由人们的主观愿望决定，而要受客观经济条件的制约)

考点2：财政收入和支出

1、财政的基本含义：P。7（财政的内容是国家对社会产品的分配；财政的特点是以国家为主体，凭借政治权力，而在社会范围内的集中性分配；财政的本质是一种分配关系。）

2、国家预算和决算

（1）国家财政是通过预算实现的。财政是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通过财政投资，以拨款或贷款的方式，支持国家需要重点发展的行业和领域，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2）预算的含义：……P。7

（3）决算的含义：……P。7

3、财政收入

（1）含义：

（2）形式：财政收入的形式有：税、利、债、费。

税利债费

含义

特点

4、财政支出

①含义：

②意义：

③用途：

财政支出是政府实现其职能的物质条件。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分配，国家的各种职能才得以实现。因此，财政支出规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也可以反映政府的政策。

5、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关系

（1）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二者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财政收入是前提，它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制约着财政支出的规模和增长速度；正确安排和合理使用财政支出，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而增加财政收入。

（2）二者也有矛盾（主要是数额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既定的情况下，作为收入，财政可能集中的资金是有限的；而作为支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又是巨大的。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在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在生产发展上增加国民收入，在收入增加基础上扩大支出，搞好国家预算收支平衡，从而不断实现新的平衡。

6、财政收支平衡与财政赤字

（1）财政收支平衡：

（2）财政赤字：

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关系。

A、收入=支出，略有节余，就是财政收支平衡。财政资金得到最充分的利用。

B、收入＜支出，出现差额，就是财政赤字。

C、收入＞支出，盈余，就是财政盈余。盈余过多，财政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财政收支平衡：大于或等于

财政赤字：大于

税国债其经科行债其

收企务他济教政务他

收上收收建文管支支

入缴入入设卫理出出

利支支和

润出出国

防

支

出

7、热点问题。

扩大财政赤字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1）国家为什么要扩大财政赤字？

（2）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通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以实现社会经济目标的具体措施。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失业率增加，企业开工不足，一部分经济资源未被利用，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主要受需求不足制约时，政府就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和减少税收，以刺激总需求增长，降低失业率，使经济尽快复苏。

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我国政府实施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体现，表明财政对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巨大的推进作用。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条件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一定限度的国债与财政赤字，对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税收等方面都有重大现实意义。现阶段，我国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表明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增强，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提高。

（3）2003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

2003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一、继续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国债；二、发行特种国债，以支持西部大开发；三、适当改善居民收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辨析题：在国家财政预算中，收大于支比支大于收要好。

答：（1）题中观点不全面。（2）在国家预算中，收支相等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在实际运行中，收支完全相等的情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财政收支平衡是指国家财政收入等于支出或收入大于支出，略有节余。若支出大于收入就会出现财政赤字。（3）题中观点认为收大于支比支大于收要好，从维持财政平衡，避免财政赤字来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收大于支，节余太多，就意味着财政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这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是不利的。在财政预算中，收大于支比支大于收要好的说法是不全面的。

考点3：财政的作用

1、财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财政支出的用途理解财政的作用P。9）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偏低，特别是农民，这些弱势群体需要国家的保护）

第五，

（在目前扩大内需，财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这一背景下，财政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财政的作用要得到充分的发挥，关键是大力增加财政收入）

2、影响财政收入的因素

①（根本）经济发展水平。

②分配政策。

￥￥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分配政策的制约。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的影响是基础性的、根本的原因。而分配政策的影响是综合性的。

￥￥增加财政收入的途径是努力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

辨析：财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要千方百计增加财政收入。

答：（1）这种观点肯定了财政的重要作用，这是正确的，但认为要千方百计地增加财政收入则是片面的。（2）因为财政收入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分配政策的制约。如果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国家的国民收入不增加，采取行政措施大力增加税收等，这会直接减少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对企业生产和个人购买力的增加产生不利影响，最终也会阻碍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如果在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增加财政收入则是正确的。

论述题：财政部部长项怀诚2001年3月7日在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预算报告时说，2001年中央预算安排要重点确保以下几方面：（1）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设施，2001年拟发行建设国债1000亿元，同时拟发行500亿元特种国债，主要用于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设施。（2）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有效刺激消费需求。（3）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确保社会稳定。（4）促进和支持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5）增加其他重点项目支出。2001年中央财政相应增加教育、科技、支农、文化、计生等方面的支出。

根据材料说明财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如何发挥其作用的？

答：2001年国家预算和重点，说明财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支持西部大开发力度，体现出国家通过财政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2）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支持农村税费改革，体现了财政有利于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3）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体现出财政对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4）适当增加国防支出，说明雄厚的财政实力是强化国家机器，建立强大国防，巩固国家政权的物质保证。（5）增加教科文卫等方面的支出，体现了财政可以有力地促进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

考点4：税收的含义及其特征

1、税收的含义：……P。18

2、税收的三个特征：……P。18-19

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

含义

特点依法征税，依法纳税，否则，受到法律制裁国家取得的税收收入，不需对纳税人付任何代价依法确定的纳税比例或定额，不能自行变更

联系三者是紧密相联的。（1）税收的无偿性要求它具有强制性；（2）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又决定它必须具有固定性。总之，三者缺一不可，统一于税法。三个基本特征集中体现了税收的权威性。

主体目的凭借依据特点地位

3、违反税法的表现及处理

表现（含义）手段处理

偷税

欠税

骗税

抗税

（税收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是税法）

（国家强调各地在税收征管工作中，要严格执行“先中央、后地方”的原则。为什么要强调执行这种原则？A、中央政府必须加强对财政资源的足够的控制能力，以保证其有效地实施稳定经济、收入分配和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功能。B、只有确保中央财政的收入，才能保证中央政府对财政资源有足够的控制力，并显著提高中央政府利用税收和财政支出正常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

4、税收与其他财政收入形式之间的关系（见考点二）

5、热点：

（1）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2）加强依法治税，强化税收监管。

考点5：我国税收的性质和作用

1、我国税收的性质

（1）表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表现：

从税收的来源来看——主要来自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取

从税收增长来看———主要依靠生产的发展，经济规

模的扩大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之

从税收体现的经济关系看——是国家、企业、个人在

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整体于

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目

前利益的关系民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机构的宗旨是为人用

民服务。我国税收在财政支出中，不论

从税收的用途看————是直接用于经济建设，发展科教文卫事之

业，还是用于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防，

都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劳动人民是最于

终的受益者。

民

（社会主义税收所体现的分配关系不是剥削关系，而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个人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关系。）

2、我国税收的作用

第一，

第二，

第三，（通过税收从宏观上可以了解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态势，可以了解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行业的经济发展情况；从微观上可以深入企业内部，了解企业的经营活动是否合法，维护财政纪律，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从一、二点作用可知，税收是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或手段之一）

3、财政作用与税收作用的关系（知识综合）

考点6：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

1、纳税人的含义：……（纳税人作为缴纳税款的主体，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经济单位或个人是否成为纳税人是由税法的规定和企业或个人所处的经济地位决定的。所以不能认为“全体公民都是纳税人”。）

2、我国主要税种

税种含义纳税人作用计税方法

增值税本企业商品销售额乘以税率减去上一环节已纳税金

营业税营业额乘以税率

消费税

企业所得税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关系33%的比例税率

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

关税增加财政收入，调节进出口贸易比例税率

（另外还有十八种税种和各种具体规定，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的税收制度。）

3、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

（1）税收的性质和作用要求公民应自觉依法纳税。

（2）公民履行义务自觉纳税，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

（3）要善于行使纳税人的权利。

A、公民应该具有纳税人意识（人人都应具有“纳税人”的意识）

B、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有偷税等行为的人，不仅是违法的人，更是缺乏责任心的人，是不讲道德的人。）

C、公民应当自觉履行纳税人的义务

D、公民在依法纳税同时，要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行使纳税人的权利

￥￥热点问题

（1）“十五”期间，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税费改革。

我国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是调节经济的很需要杠杆，是国家实现财政监督的重要手段。所以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税费改革，健全税收制度，强化税收征管。

（2）农村税费改革的意义。

农村税费改革，是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是增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村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是改善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稳定的重要举措。

附：关于税收知识的横向联系

1、税收的强制性与市场经济的法制性是内在一致的。

市场经济的法制性体现在国家税收上即是税收的强制性。

2、税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和监督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

市场经济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也有缺陷，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经济手段，而经济手段中最主要的杠杆之一即是国家以税收为手段来调节经济，实现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3、提高经济效益是及时足额纳税的物质前提。

一般而言，国家征税不受企业经营好坏影响，但企业要依法足额纳税，其前提和基础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因此，企业必须面向市场，遵循价值规律，依靠先进科技和现代管理，走集约化经营之路，否则，没有经济效益，也就不可能依法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税款。

4、依法纳税是提高经营者、劳动者素质，遵守职业道德的一项重要内容。

依法经营、依法及时足额纳税是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而偷税、欠税、骗税、抗税等行为不仅违法，而且违背职业道德，因此，作为纳税人，必须自觉遵守职业道德，提高纳税的意识，主动及时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