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十篇

国民收入篇1

这个变革正在影响中国，进而传导到世界。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在2007年首次为全球增长做出了最大贡献，而过去一年中，全球经济增长有一半来自三个国家：中国、印度及俄罗斯。

国内国民收入分配的调整，势必将牵动国内外的经济神经。

与“天无三日晴”的天气不同，这几天重庆那些引车卖浆的小地摊业主们的脸色比以前好看多了。

原因是他们可以出摊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又有了些着落了――当地的城管部门允许他们在一些距离大路稍远的偏僻地方营生。而在此前，国内绝大部分城市对小地摊业主们几乎是“一刀切”式的取缔，于是城管部门人员“抄”路边市场、追着小地摊业主跑的场面，成为国内城市的一大常见“景观”。

国内城市相当一部分执法部门开始意识到：社会低阶层的生计问题远远比市容整洁重要!当一些问题屡打不绝时，政府部门就要想想是不是自己的思路可以调整一下?小地摊的存在是因为小地摊业主摆摊而存在的吗?不。是因为有这个市场需求。那政府部门为什么只想着“打击供给方”，而很少想过去“满足需求方”?!难道满足市民这些琐碎而基本的需求，不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应有内容之一吗?!

小地摊业主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我国的执政党把科学发展观和民生问题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途径把民生问题落到实处。允许小地摊业主们在一些偏僻地方营生，就是提高这些社会中低阶层收入的现实而见效的举措。

2007年10月份在首都北京刚刚落幕的党的十七大会议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党和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这个问题。据悉，除了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新说法，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收入分配问题进行研究之后，责成由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土资源部、人事部等十多个部委协同参与制订《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该《意见》草稿已经进入最后的征求意见阶段。

更多的百姓手中有了更多的钱，国内庞大的消费潜力自然会释放出来。

“财产性收入”：十七大首次开闸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在十七大代表、中国工商银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高级客户经理刘红眼里。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这个新说法中的每一个词汇都新意十足、内涵丰富。

刘红代表把这句话分拆成几个词组逐个解释说，“创造条件”是指多拓展渠道、多提供机会；“更多”意味着覆盖面更广：“群众”就是咱老百姓；“拥有”就是合理合法拥有；“财产性收入”是指各方面的财富，涉及到诸多金融理财方式；整句话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让老百姓的财富保值增值，让老百姓拥有更多的财富。”

“报告一到手中，就发现了这个新提法，引起了我很大兴趣!”十七大代表、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驻地说：“财产性收入必然会涉及到各种投资，除了实业投资等，还包括投资金融产品，涵盖了储蓄、债券、保险和股票等。”

这个新说法暗合了报告提出的“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新要求。十七大代表、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认为。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百姓收入包括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前者涉及股息、利息、分红等收入，也就是财产性收入。报告的这个新说法，意味着老百姓的收入不光来自工资，国家还将创造条件增加百姓的多元化收入，“有利于增加百姓财富，能使大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者。”

那么，究竟什么是财产性收入，这背后蕴藏着什么含义?

作为一个专业经济术语，按照国家统计局专家的解释，“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在中国处于牛市阶段、全民皆股的时代，股票、基金当然是财产性收入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说，资本市场是涉及投资金融领域最直接、最广泛的场所，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增加创造财富的机会，要积极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使广大投资者公平、公正地共享经济增长的好处。权威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老百姓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当前居民储蓄在15万亿元左右。而随着股市等金融市场的繁荣，百姓投资理财热情高涨，到今年10月初，沪深两市投资者开户数超过1.2亿户：基金资产净值总计已超过3万亿元，基金投资账户数超过9000万个。

国内消费潜力的空间大小，主要取决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国家统计局城市司住户处处长陈小龙告诉记者。目前统计中常用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四部分构成，按照占比大小分别是：工资性收入(工资等)、转移性收入(养老金等)、经营性收入(商业买卖收入等)和财产性收入。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大约占到70％左右。财产性收入占比位置较小，占比大约在2％左右。

财产性收入比重非常小，恰恰意味着它广阔的发展空间。

陈小龙认为，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潜力很大。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投资渠道的拓宽，百姓财富的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在这几年增速非常快。根据测算来看，200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240多元。虽然基数小，但是发展潜力很大。“拿这两年来说，相比上一年度。2005年增幅为19.7％，2006年增幅为26.5％。”，预计2007、2008年的增速会更快，“财产性收入快速提升，将是一个大趋势”。陈小龙说。

三管齐下：“调高”、“扩中”、“提低”

党的十七大之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成为一个牵动各界神经、最引人注目的话题。社会各界对那个尚未出台的、由发改委牵头、十多个部委参与制订的《意见》高度关注。这个意见究竟会有哪些关键、实质内容?何时出台?

据悉，作为收入分配改革长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这次出台的《意见》是个一揽子方案，内容包括多方面，既涉及战略层次，也涉及战术层次。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高辉清透露说。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总体指导思想是，“调高”、“扩中”、“提低”三者缺一不可。

据透露，《意见》的内容和重点实际只有三个：一是进行公务员和事业人员工资制度的改革。从目前的方案来看，这次改革范围将覆盖5000万离退休人员，3000万事业单位人员，3000万低保和优抚对象，600多万公务员及部分和军队有关的人员。通过改革，广大人民群众将能够更好地分享改革成果。二是再次提高相关人员特剐是社会保障对象的待遇和生活补助水平。具体包括提高基本养老金标准、抚恤补

助标准、离退休干部待遇标准和城市低保对象补助水平。三是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实行双重控制。

高辉清认为，在上述三个重点中，前两个实际上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即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偏低的问题。现在，许多人在谈到居民收入差距的时候，普遍认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太高了，“调高”成为了人们最关注的问题。然而。从宏观意义上讲，中国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原因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太高，而是中低收入水平太低。换句话说，并非是富人“太富”，而是一般人“太穷”。

调节高收入虽然不是宏观意义上的核心问题，但却依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个人所得税难以承担“调高”的责任，国家正在引入辅助手段――第三次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的三个层次中，一次分配是市场主导的原始分配，二次分配是政府主导的对一次分配的调整，以税制为主要手段，通过政府调节来弥补市场分配的不足，三次分配则是对二次分配的补充，以民间捐赠来弥补政府调节的不足。

从国际经验看，“调高”主要是通过累计制的个人所得税来实现。鉴于当前我国个人收入还不透明，税制改革也还存在着多种制约，个人所得税还难以承担“调高”的责任。在西方国家。除了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外，慈善公益事业也较为发达。通过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捐助活动，许多富人的财产被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到了穷人手中，客观上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我国社会分配不公矛盾日渐突出，除了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之外，第三次分配格局没有形成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大概占GDP的3％～5％，而我国目前只占0.1％。而且其中还有近80％来自海外。

西方国家的高遗产税税率，促进了第三次分配格局的形成。比如美国就达到了50％，所以很多美国的富豪都宁愿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用作公益事业。而中国由于遗产税还没有出台，所以很多富豪更愿意积累财富，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这导致国内的第三次分配格局无法形成。

我国税制的进一步改革。将加速推进国内慈善事业的发展，有利于第三次分配格局的形成。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前不久发文，对五种捐赠免征所得税，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今后还可以扩大免税范围，让企业或公民通过“中介”的直接捐赠也可享免税待遇。但是这个减免税的政策力度还不够。在美国。如果一个企业向社会捐出善款的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那么应该减免10％的税款。如果不到10％，则可以在缴税时扣除已经捐出的善款。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规定却只有3％，而且就是这3％，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还很难得到落实。目前实行的是特事特批的原则。企业只有向事先得到国家批准的少数基金会捐款才能得到减免税的优惠。

慈善事业的发展，可以通过高收入阶层的自愿捐献，来援助低收入阶层特别是社会最底层和生活不幸者，将在改善贫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况、缓解贫富阶层的社会矛盾和拉动内需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九亿农民的收入如何提高?

在规划未来5年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明智地向一个人请教。那些上世纪90年代刚成年的人，几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就是万里，现年91岁，但思维仍很清晰。

万里是党的17大开幕式上的特别嘉宾。他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人物，我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在80年代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快步增长。上世纪80年代。万里是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在此之前。他曾担任贫困省份安徽的省委书记。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黄亚生教授认为，90年代中国偏离了这些遵循市场的政策原则，这的确很不幸。当时，为了支持城市的工业发展，中国农村金融资源严重匮乏。这种偏袒城市政策的影响巨大。90年代，农村收入从80年代两位数的增幅，急剧下滑到4％左右。此后，在的领导下，这一比例回升至6％。

显然，如果中国的9亿农民无法分享改革的成果。收入无法提高。中国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是不现实的。

黄亚生教授还认为，中国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北京和上海拥有多少座高楼大厦，而在于广大农村地区的经济命运。如果农村收入没有提高，农民被迫为医疗和教育开支而储蓄，那么国内消费就无法增长。如果农村的土地权利得不到保证，农村金融体系不能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力量――农村中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服务。那么中国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

国民收入篇2

无论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高收入陷阱”，无论是地区性债务危机和地区性金融危机，还是世界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都与国民收入超分配――国家债务过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防范跌入“高收入陷阱”，防止成为地区和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策源地，必须控制国民收入超分配。

一、国民收入分配比例结构要科学，超分配（债务）要“适度”

根据一些欧美学者研究了20世纪初至90年代中期将近一百年的经济数据，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例结构大体架构：初级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大体为10%；高级劳动――技术和管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为55%；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为35%。但由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劳资双方阶级斗争力量的起伏，即随着战后工会力量的增强，劳资谈判工资向工人倾斜，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已由20世纪初的30%多下降为当前的18%左右，劳动、技术、管理的分配比例已由60%多上升为80%多。这方面的变化，不是分配方面的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一些政党为了自身利益――要求上台执政，盲目给公众（选民）许诺――追求高工资、高福利。当年，国民收入不足以分配，就搞国民收入超分配，用增加国家债务来兑现增加收入的选举承诺，结果使多数国家的债务超过了国家的偿还能力，引发了140多次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比较典型的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的美债危机和2011―2012年的欧债危机。

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防止跌入“高收入陷阱”，避免成为世界或地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就要防止盲目攀比，追求高工资、高福利，要科学把握好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结构。就现阶段来看，应根据中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向中后期发展的国情，初级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应控制在15%―20%的比例，技术和管理等高级劳动的分配比例应控制在30%―40%的比例，资本的分配比例应控制在40%―45%的比例（包括小微型企业主的投资收入，国外此项列入劳动收入），要尽可能控制国民收入超分配的比例，即政府的债务余额应控制当年GDP的40%以内（国际标准为60%，中国2013年的负占率为GDP的20%多）。

二、社会福利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要“适中”

战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普惠制福利的示范下，在1933年罗斯福“新政”福利制度法律化的影响下，特别是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高福利理论的鼓励和推动下，追求高福利一度成为各国政府的“时尚”。从摇篮到坟墓，由国家提供的福利多达400多项，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超过10%，而一般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也仅占当年GDP7%―8%。由于高福利超过了国家公共财政的收入，不得不用债务来填补福利支出的不足。久而久之，日积月累，债务超过了 GDP总额，即“老子”吃了“儿子”或“孙子”的饭。由于债务过多。无法及时偿还，结果是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发，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社会矛盾凸起，甚至造成了国家、家庭、企业的破产。

中国要避免出现在拉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福利病”，切忌盲目追求“高福利”，搞国民收入超分配。中国的福利制度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模式――高福利和普惠制，对我国现行的普惠制福利制度也应进行必要的改革，应适当减少国家公共财政对社会福利的负担。国家财政只承担无工作单位的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福利支出。中等收入群体的福利可由企业（单位）和个人合理分担，并实行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制度。高收入阶层的福利支出，可根据强制和自愿相结合原则，基本福利实行强制性保险――征收基本福利税，补充保险实行自愿商业保险，以减少政府的福利支出，防止债台高筑，国民收入过度超分配。

三、工资增长要考虑GDP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

战后，西方国家由于崇尚劳资谈判工资制，每年确定最低工资增长线，结果由于工资的刚性增长，劳动力成本提高，致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竞争力，致使产业“空心化”，出现了经济持续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国民收入过度超分配，抗危机能力下降，经济低迷，社会问题叠起。

前几年，我国一些地方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盲目与一些发达国家攀比，急于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有的地方提出：3―5年要使居民收入翻一番，工资或最低工资增长幅度要超过 GDP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有的企业工人工资一年之内提高一倍。这是一种短视行为，没有考虑到企业的竞争力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10年，通过劳资谈判，曾迫使台商富士康企业一年内工资提高一倍。富士康投资者为了保持其投资能获得一定的利润，不得不购买100万个“机器人”（机械手）来替代10万工人，以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国际竞争力。

国民收入篇3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带着精心准备的四份提案来参加今年“两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关于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提案。他建议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未来5年间，使城乡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不低于15％。

在新华网举行的“今年两会，你最关心的话题”的调查中，“收入分配”问题位居榜首，充分显示公众对收入分配改革的高度关注。此前中央高层曾多次明确表示，要提高劳动者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收入分配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但具体如何改革，路径尚不明晰。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以职工工资收入为例，我国职工工资收入水平长期偏低。据中国社科院2008年的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也在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下降到49.6％，2005年降至41.4％，2006年更是仅为40.6％。与此相反，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从以前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而提高劳动力的价值，使劳动者得以体面劳动、幸福生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在我看来，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高包括职工在内的广大群众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显然是个可供选择的有效路径。

事实上，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来提高国民的收入，从而让国民分享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国民整体富裕水平的提高，这在国际早有成功先例。如1960年12月，日本的池田内阁会议通过并实施了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结果只用了7年就使日本国民的收入翻了一番，最终造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使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中迅速崛起，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与中国比邻的印度，也在全面推行工资倍增计划。2005年印度再次成为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高达13.9％。事实证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以及强国与富民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当前我国普通职工工资水平普遍偏低的背景有着特殊的积极意义。

当然，在当前贫富悬殊明显、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市民与农民工待遇相差甚远的朴实背景下，要想让“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应有效果，并非一件简单的事。在我看来，它至少必须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是公平问题，决不能从制度上或事实上把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排除在外；其次，对一些高收入的暴利行业，他们的工资水平本来就高，如果再倍增，那就更加不合理、不公平了，他们应该不增或少增；最后，是范围问题，应当要从全国的范围来推广，而不能仅限于个别地方，如此才会实现整个社会的真正公平。

国民收入篇4

关键词：收入分配格局；居民消费；财产性收入

中图分类号：F124.8

按国际通行方法，国民经济按机构部门划分为住户、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以及国外五个部门。宏观分配核算采用同样的部门划分，只是根据宏观分配的特点和需要，重新划分为住户部门、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简称居民、企业和政府，以反映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国民收入创造出来后，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形成政府（所有从事非盈利活动的公共服务机构，包括党政机关、服务性组织和企业）、企业（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居民（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部门）的初次分配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主要是指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分配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合理，会对投资消费比例、居民收入差距、区域协调统筹发展等产生重要影响。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中，主要是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关系和居民内部分配关系。从总体上看，初次分配属于微观分配行为，主要按照生产要素进行分配，体现效率的要求；再分配属于宏观分配行为，主要由政府以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方式对各经济主体的初次分配所得进行调节，着重解决社会公平和发展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的总量是一定的，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在分配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能否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能否提高、国内消费需求能否快速增长。

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

初次分配主要是对生产经营成果即增加值的直接分配，政府收入是企业以利润和税金形式上缴形成的国家纯收入，居民主要得到劳动报酬，企业利润的另一部分以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形式由企业支配。各部门再加上财产收入的分配，包括地租、利息和红利等收入，就形成了初次分配格局。政府、企业和居民分别得到各自的初次分配收入。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各收入主体通过多种形式、多个环节从其他收入主体那里获得一部分转移性收入，同时也要将初次分配收入的一部分转移出去，包括收入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从而完成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再分配格局是各收入主体掌握的真实可用的收入份额，能够充分和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国民收入分配状况。

我们根据我国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的数据来考察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我们可以得到相应的居民、企业和政府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比重。根据表1，从1992年到2005年，在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占比从1992年的65.41%下降到2005年的59.59 %，降低了5.82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占比从1992年的19.06%上升到2005年的22.93%，提高了3.87个百分点；政府收入占比从1992年的15.53%上升到了2005年的17.48%，提高了1.95个百分点。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居民收入占比从1992年的67.71%下降到了2005年的59.41%，降低了8.3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占比从1992年的13.33%增加到了2005年的20.04%，提高了6.71个百分点；政府收入占比从1992年的18.96%上升到2005年的20.55%，提高了1.59个百分点。综合表1的估计结果，我们可知，无论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还是再分配格局，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都是逐年下降的，而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则是上升的。这说明，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的格局在向企业和政府倾斜。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的政府收入只包括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而没有包括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制度外收入，例如制度外基金、制度外收费、制度外摊派和制度外罚没款等。在分析政府收入的水平时，如果考虑到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增值的总额和各级政府土地收入，那么政府的实际可支配收入要比资金流量表中反映的数值更大。相应地，企业和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要比资金流量表中反映的数值更小。

我们认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着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失衡现象。这种分配格局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直接削弱了居民消费。一方面，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的滞后，又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导致居民必须自行考虑医疗、养老、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支出，从而极大地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动机，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进而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事实上，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失衡的真正根源在于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因此，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应是采取有效措施改变目前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趋势，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这样可以在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让全体国民享受到应有的福祉，从而真正实现启动国内消费需求的目标。

二、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原因分析

（一）企业利润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企业实现利润的总体水平呈现高速增长态势。由于我国居民家庭普遍对企业资产没有所有权,所以,无法从企业利润增长中获得收益。绝大多数企业利润增长的收益分配,向国家和集体倾斜。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严重制约了城乡居民即期收入的增长。根据收入法GDP的结构，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我国劳动报酬占GDP比例的变动情况来分析居民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通过汇总各省市1996―2007年收入法GDP的值，可以计算出全国收入法GDP的比例结构。表2给出了1996―2007年我国的劳动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出：从1996年到2007年，我国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从1996年的53.4%下降到2007年的39.7%，降低了13.7个百分点；而营业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从1996年的21.2%上升到了2007年的31.3%，上升了10.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折旧与生产税净额的变化不大。这说明，我国经济中，企业营业盈余增加是以劳动报酬下降为前提的，“利润侵蚀工资”现象严重。

此外，我们可以通过考察规模以上企业利润以及我国职工工资的变化趋势来考察企业利润侵蚀劳动收入。图1是1998―2007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的变化情况，我国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从1998年的1458.11万亿增加到2007年的27155万亿，年均增长率为40.31%；图2是1998―2007年，我国职工工资总额的变化情况，我国职工工资总额从1998年的9296.5万亿增加到2007年的28243.99万亿，年均增长率为13.23%，远小于企业利润的增长率。图3是我国职工工资总额与规模以上企业利润的比值，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比值从1998年的6.38下降到2007年的1.04。这说明，企业利润挤占劳动收入现象严重。

利润侵蚀工资是指企业在分配中公开或隐蔽地将本来应属于劳动者工资的收入转化为利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企业利润侵蚀工资问题日益突出。这种侵蚀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下降。“利润侵蚀工资”现象主要表现在非国有企业员工收入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国有企业大量使用临时工等“编制外”员工，以降低用人成本。企业主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往往只是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报酬，而将其余部分和剩余价值一起归入了自己的腰包。但这部分超额所得企业主并不能独占，而是以税费的形式将其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上贡给了政府，被后者消费掉了（安体富、蒋震，2009）。“利润侵蚀效应”是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例逐年降低的重要原因。

在我国现阶段，“利润侵蚀工资”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1）企业压低、克扣或是拖欠工资，企业利润上升，但不给职工涨工资、延长劳动时间；（2）企业不交或欠交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费；（3）工资不含或少含住房费；（4）企业通过大量裁减员工来减少工资支出以增加利润。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之所以存在“利润侵蚀工资”现象，主要是由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1）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远大于需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以及高等教育扩招产生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2）企业内部的工资议价机制还未建立，企业所有者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工资议价机制的缺失使得“利润侵蚀工资”行为得以实施。（3）政府管制的缺位使得“利润侵蚀工资”得不到有效遏制。例如，垄断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侵蚀下游部门的利润，从而降低了下游产业的工资水平（郑志国，2008）。

（二）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

从1994年实行了重大财政改革之后,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就开始不断攀升。从1995 年到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9%，高于同期GDP增长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基本年年低于GDP的增长率，其中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率相对更低。根据经济学理论，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购买与消费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政府购买是直接受制于政府财政收入状况，并且与政府财政收入呈紧密的正相关关系。这就是说，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使得居民消费能力下降。

我国政府部门的收入主要以税收收入为主。根据安体富、蒋震（2009）的测度方法，我们给出了小口径宏观税负、中口径宏观税负和大口径宏观税负三种指标。其中，小口径宏观税负是税收收入与GDP的比值，中口径宏观税负是财政收入与GDP的比值，大口径宏观税负是政府收入与GDP的比值。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无法估算制度外收入的数量，所以我们很难严格核算大口径税负。在图4中，我们给出了小口径税负与中口径税负的演化趋势。我们可以看出，从1996年到2007年我国宏观税负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政府收入在逐年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收入虽然名义上是以税收收入为主，但实际上还有大量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费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罚没收入以及各地区各部门“自立规章、自收自支”的各种收费、罚款、集资和摊派收入等，大量的资金实际上处于财政控制之外（吕冰洋、禹奎，2009）。因此，我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实际上要远高于图3中的水平。

我国税收主要由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几个主体税种构成，从税收规模上看，以间接税为主体。例如，根据吕冰洋、禹奎（2009）的估算，2007年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为代表的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26.9%。我国宏观税负上升直接挤出了居民收入，这是因为我国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结构，这就决定了企业可以将间接税直接转嫁给居民。例如，根据吕冰洋、禹奎（2009）的估算，根据2004年资金流量表估算，企业部门交纳的税款占84.3%，居民部门仅占15.7%。但在企业缴纳的税款中，有12.7%是不能直接转嫁的直接税，有87.3%是可以转嫁的间接税。因此，虽然企业缴纳的税款较多，但企业部门却可以通过税收转嫁的形式将税收转嫁给居民部门。

（三）居民财产收入占比下降

居民收入主要由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两部分组成，其中财产性收入又主要由动产收入与不动产收入两部分组成。动产收入是指股票、债券、利润、利息等，不动产收入就是房子、土地等。要提高财产性收入，就要提高动产收入和不动产收入，就必须发展资本和房地产这两个市场。现在居民收入中的财产性收入太低，导致老百姓的收人增长不了。因此要创造各种条件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由于投资渠道狭窄，现阶段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结构单一，以利息、红利收入为主。例如，2004年利息收入占居民财产收入的比例为89.5%，2005年利息收入占居民财产收入的比例为87.9%。近年来，国家实施的降息政策使得利息率降低，这又进一步使得财产性收入占比下降。根据图5，我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例从1994年的6%下降到2005年的2.5%。值得注意的是，在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财产收入分布的不平衡性问题也日益凸显。以股市、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迅速膨胀使居民财产性收入总额迅速扩大，但不可忽视的是，这部分收入的流向却极不均衡，很大一部分流向了拥有资产较多的中高收入阶层。

三、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建议

从我国原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看，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持续降低，国民收入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严重制约了居民整体消费能力和意愿的提升。调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具体思路是：收入分配机制向居民倾斜，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一）要建立居民收入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切实提高劳动报酬

劳动报酬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此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初次分配的公平性。通过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可以优化我国初始收入分配结构,从源头上为宏观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奠定基础。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分配比例,要通过工资政策改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过低的状况,尽量使经济发展的财富更多地分配到居民手里。劳动者报酬包括工资及工资性收入和单位社会保险付款两部分, 因此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首先, 适度提高劳动者工资及工资性收入。其次, 加强劳动者单位社会保险付款政策力度。值得注意的是，加强劳动者单位社会保险付款工作不仅可以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 优化宏观收入分配结构, 而且可以完善、夯实社会保险基础,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我国虽然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尤其是要素市场还很不完善，在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情况下，劳动报酬往往不能准确地反映劳动要素的供求状况和在GDP中的贡献，相对于资本所有者的强势，劳动者所得的劳动报酬明显偏低。因此，需要通过一系列经济和法律手段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保证其公平性。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确保提高劳动报酬：一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监督企业构建起合理公正的分配制度，将工资水平与利润挂钩，确保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解决企业普通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等问题。二要进一步健全最低工资制度，随经济增长适时调整最低工资。加强劳动监管，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积极促进各地区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职工平均工资、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就业状况等相关因素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三要全面实行劳动合同制度，积极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三要积极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通过平等协商来确定本单位的工资水平、工资制度、工资标准和工资支付办法等。为此，要完善相关法律，将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在企业推行。此外，还要进一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以解决部分企业退休老职工待遇过低的问题。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民工的同工同酬和工资拖欠问题，保证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同时，鼓励创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力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增加劳动收入的覆盖面和人群基数。

（二）适当减少企业利润

大量的资源性收益和垄断性收益作为企业利润存在，且长期不能分红，不能分给所有者，因此导致了企业的未分配收入大幅度上涨。减少企业利润的主要办法是增租和收利。增租是指通过加快推行资源税改革和征收环境税，增加要素使用的租金。资源税的调整可以提高投资品价格，征收环境税可以提高企业投资成本，这两项政策都可以纠正企业扭曲的投资行为，增加劳动要素的使用，从而达到增加劳动者报酬比重，促进居民消费，改善国民经济收入循环。收利是指加快国有资产收益改革，收回国家资产的经营收入。国有资产收益是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对收益权的正当实施，它对于促进公平竞争、改善初次分配有重要作用。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大型企业，其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明显提高。企业利润过高将直接导致投资率过高，造成产能过剩的局面，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企业的利润过高，可以通过分红的方式，将企业利润转移给民众，让公众更多地分享企业的高收益，这样更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

（三）适当减少政府收入，加强与民生相关的政府公共支出

深化财政税收制度改革，降低政府收入比重，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具体而言，可以参照国际标准，将政府收入（支出）的增长速度控制在经济增长速度附近，适当降低税收收入规模和增长速度。根据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完善公共财政制度的基础上，确定需要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要量。此外，目前我国非税收入的规模和比例仍然过大，并且游离于预算之外，是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应该进一步通过费改税，减少非税收入的规模和比例，规范完善非税收入制度，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内治理。

加大与民生有关的支出，建立面向民生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近几年，我国加大了对民生的投入，但财政支出结构远没有转型，政府财政资金主要用于基础建设投资，而对面向民生的财政支出却很少。为此，政府应加大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支出力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会保障待遇与分配水平，完善城镇居民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扩大覆盖范围，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乡的社会救助制度。

需要说明的是，在健全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时应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的相匹配，在优化财政支出时要注意处理好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的关系。重新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尤其是需要确立各级政府预算内独立的收入来源以及相应的支出责任，避免事权在上下级之间推诿和逐级下移。事实上，根据表3，近年来，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在逐年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在逐渐下降；但中央政府的支出比例在下降，而地方政府的支出比例在上升。因此，要注意财权与事权的统一。适当降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或是提高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

（四）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现阶段，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较少，且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值逐年降低。因此，我国居民财产收入的增加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加快金融产品创新，降低投资门槛，拓宽投资渠道，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金融投资环境。政府要努力消除不利于居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为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拓宽渠道。这又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发展以投资者主动行动为基础的法律自我实施机制，完善民事赔偿机制，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更充分地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2）加快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包括股票、债券、基金等），加快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创新；（3）健全公司治理，强化信息披露，完善监管机制，构建有序的资本市场秩序；（4）不断改善金融服务，构建广大群众收入来源多元化、风险结构异质化、资产存量组合化的理财平台，为广大群众增加财富、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5）大力拓宽投资渠道。例如，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员工持股、股权激励制度，以及划拨国有股做实个人养老金账户等方式提高居民参与资本分配的程度，使社会各阶层能更加均衡地享受企业利润增长的收益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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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收入篇5

关键词： 工资涨幅；分配公平；居民消费

一、劳动工资应有的公平呢

《国富论》认为劳动了同样时间，应取得同样的工资，这是自然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职业工资差距的原因只有两个方面：一是劳动性质本身的原因；二是社会的原因（如：不公平的政策、不正常的竞争等）。可见，在劳动工资论中，斯密力图宣传的是工资平等，同工同酬。

然而，在当前的中国，虽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较之前有了极大提高。但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GDP增量的迅速攀升，特别是近20年以来，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社会贫富差距越拉越大。改革开放三十年间，一直强调效率优先，在贫富差距愈来愈大的今天，我们不得不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把“公平”放在了深化改革的优先位置。

目前我国工资收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在同一工作岗位上，同工不同酬，例如：在各类经济组织中虽然工作内容和工作量是一样的，但只要是农民工、临时工、非正式工，工资都明显低于正式工员工。其次，我国不同地区相同行业间、相同地区不同行业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间、相同同行不同岗位间工资相差甚大。例如：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国家垄断行业高层管理者的工资最高，是西部欠发达农村的普通务农人员工资的28倍甚至更多。第三，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现象比比皆是，有些单位干脆不与劳动者签劳动合同，有些单位不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不按规定给工人缴纳社会保险，随意压低、克扣工人工资，特别是拖欠农民工工资。

目前要增加居民收入，政府必须下狠心，一方面在制度上进行深入改革，通过不断完善税收制度、规范收入分配方式，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等。同时在初次分配时，提高劳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保效率的同时也要兼顾公平。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再分配时，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经济发展为何没让钱包变鼓

《国富论》中，斯密论述了工资上腾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关系“然而，劳动工资上腾的诱因，不是国家的现实庞大，却是国富的继续增加。最高的劳动工资，不能发现于最富的国家，那只能发现于最繁昌，换言之，最迅速趋于富裕的国家”根据以上斯密的理论，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好坏的指标之一的GDP增幅不断攀升，将中国经济推向一片繁荣。如果按斯密的理论，改革中的中国便是那个“最趋近于富裕的国家”，然而中国普通居民的工资收入却并没有得到较大提高。

分析来看是这样几个原因在作怪。第一，工资增速远低于GDP增速和政府税收增幅，中国正在走“富国寡民”的经济发展道路。初次分配时，切给国民收入的蛋糕本来就小，人民创造出来的经济繁荣却要依旧受穷。政府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但在再分配时并没有很好的发挥财政作用。据相关资料显示：中国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占比就已高达18.6%；而教育、科技、文体与传媒、社保和就业、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支出等民生支出，比重不足38%。

第二，我国在分享改革发展的经济果实时，并没有让每个中国人都尝到改革的“蛋糕”，效率优先使得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例如：水利、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工资普遍比其他行业工资水平高。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据统计，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说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一些垄断部门的小职工甚至比高级白领月工资还高。”

第三，工资涨幅永远追不上通货膨胀率。中国近年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通货膨胀率都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但中国工人工资却没有随之迅速增长。很多中国工人在通货膨胀的一开始，并没有察觉工资缩水了，一定时间后，当手里的工资无法应对极高的物价水平时才发觉工资涨幅低了。虽然，每年发到工人手里的工资多了，但这些工资每年能买到的商品越来越少。

三、居民收入与消费

目前我国居民消费能力平均水平较低，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上两点：第一，居民收入增长缓于经济增长；第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前者让居民没钱消费，后者则是让居民缺乏安全感而不敢消费。按照斯密的观点来说一国经济增长最佳模式是依靠居民消费带动经济繁荣。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鼓励居民消费，首先应在初次分配时增加居民收入，其次利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差距，第三，更广泛地覆盖社会保障机制。三管齐下，既让百姓手里的钱多起来，又减少心理收入不公平感，加以社保制度的保障，让我国居民手里有钱花，有钱敢于花，最终才能实现整体经济的健康增长。

参考文献：

国民收入篇6

城乡居民旅游消费需求主要是指城乡居民为了满足旅游消费需要，并且具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支出，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因素，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年纯收入及收入类型与结构来衡量；二是非收入因素，如城乡居民旅游消费需求习惯、旅游产品价格、旅游消费环境、旅游消费政策等。收入因素是影响城乡居民旅游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而收入的水平、收入的类型、结构等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需求产生了不同影响[1]。1995-2010年间，城乡居民人均旅游花费比从1996年的7.58逐步降低到2010年的2.89，而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比在3.00左右徘徊。1995-2010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异持续扩大，但在中国城镇化率持续上升及乡村人口数持续下降背景下，农村居民旅游总花费水平持续提升，出游总人次仍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变迁及其旅游消费影响机制的分析有助于正确认识收入变化对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差异及其内在机制，这对优化调控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结构与潜力，及如何提升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具有一定价值。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有城镇与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城乡居民人口、城镇与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城镇与农村居民旅游总花费等指标，数据年限为1995-2010年共16年时

间序列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主要是1996-2011年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2009年后为《中国旅游抽样调查资料》）。

（二）数据分析方法与步骤

本文使用EViews6.0统计分析软件，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的方法与步骤如下：

1.对数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ADF单位根检验对于检查时间序列的平稳性非常重要。时间序列只有同阶单整才能进行OLS估计，如果ADF统计量为负，且数值大于0.05显著水平上的临界值，则拒绝单位根假设而表明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如果一阶差分不包含单位根，它就是一阶单整，如果一阶差分是非平稳的，可以继续对二阶差分进行检验[2]。

2.对数据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小树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与GDP的增长过程可能存在高度相关关系，但两者未必存在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本依据是将来不能预测过去，如果某变量的变化是由另一变量引起的，则另一变量的变化应该发生在某变量之前[3]。格兰杰因果检验统计量F服从标准的F分布，若检验统计量F的值大于F分布的临界值，则拒绝零假设。

公式（1）表明yt变动既受ΔXt的影响，又受上一次误差ecm影响。α为短期调整系数，反映了变量在短期波动中偏离它的长期均衡关系的程度及短期调整方向，若这一误差是负值，说明该变量在本期就应该做相应的正修正。

二、城乡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数据稳定性与因果关系分析

（一）农村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指标稳定性检验与因果关系分析

根据AIC最小原则，本文使用EViews分析软件，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及农村居民年纯收入、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等指标进行ADF单位根检验（表1）。由表1观察以上指标均是二阶稳定性数据，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与年纯收入、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之间存在协整与长期均衡关系，可进行OLS估计。

（二）城镇居民旅游花费与收入数据稳定性检验（ADF单位根检验）

本文使用EViews分析软件，根据AIC最小原则，对城镇居民旅游花费、年人均纯收入、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等进行ADF单位根稳定性检验（表2）。由表2观察以上指标均是二阶稳定性数据，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年人均纯收入、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之间存在协整与长期均衡关系，可进行OLS估计。

（三）城乡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分析

1.农村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因果关系分析。本文把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设为因变量Y1，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等设为自变量X1，村居民工资性收入X2、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X3、农村居民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X4。格兰杰检验的基本依据是将来不能预测过去，如果Y的变化是由X引起的，则X的变化应该发生在Y之前。

本文使用EViews6.0，通过选择滞后期2、3、4，对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和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农村居民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由表3可见选择滞后期为2，在0.05显著水平下，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均为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的格兰杰原因。

2.城镇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因果关系分析。通过使用EViews6.0进行运算，本文选择滞后期2、3、4，对我国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由表4可见选择滞后期为2，在0.05显著水平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的格兰杰原因；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在0.05显著水平上，不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

三、城乡居民收入与旅游花费水平回归分析

（一）中国农村居民旅游花费与年纯收入及类型之间的回归分析

1.中国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与年纯收入回归分析。据本文第三部分分析，农村居民旅游花费、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等均是二阶单整序列，且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是旅游花费的格兰杰原因，可以借鉴EG检验法来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文使用EViews6.0分析软件得出农村居民旅游花费与年纯收入之间的回归方程及表3、表4。

经过测算，现进一步对估计方程（2）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AIC最小原则，选择滞后期1时的单位根检验形式，残差平稳性检验的ADF统计量（-3.417419）小于0.0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3.098896），说明残差序列稳定，估计方程（2）不存在伪回归，序列Y1和X1线性关系显著。农村居民旅游花费与人均年纯收入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1995-2010年间农村居民旅游边际消费倾向为0.0382。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促进了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的增长，且在其他不变的条件下，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每增长100元，可以平均实现3.82元的人均旅游花费增长。姚丽芬等（2010）认为旅游消费和居民收入为长期均衡关系，居民收入每增加1%，可以使旅游消费增加1.144%；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长期收入弹性系数为1.175，短期弹性系数为-0.924；居民收入对旅游消费促进作用明显[7]。中国农村居民经济收入直接影响中国农村居民的旅游人均花费和旅游购买力，但对出游率影响不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000元，人均花费大致增加161元[8]。黄秀娟（2004）认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 000元为我国居民旅游消费的一个重要临界点，超过这一临界点，居民旅游消费将会以很快的速度增长。但是，从我国当前的经济收人来看还有大部分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人均收人没有达到这一临界点。刁宗广（2009）认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提高旅游消费水平的重要因素[8]。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还受到城镇化率、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等因素影响，1995-2010年我国乡村人口比重持续下降，人口数量持续减少，而同期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第一产业总产值、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等农村、农业社会经济、农村居民出游率等指标均以较快速度增长，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居民旅游总人次、年人均旅游消费支出及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总花费。因此，需要采取加大农村财政支持力度、发展农村经济、加大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等措施，有效降低农村居民负担，提升其收入水平，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收入对旅游消费的促进作用。

2.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与年纯收入误差修正分析。根据协整方程（1），运用EViews软件得到农村居民旅游花费受年纯收入影响的短期波动误差修正模型为：

估计方程（4）拟合优度R2为67%，表明被解释变量变化的67.0%可以由解释变量的变化得到解释，F统计量均满足显著水平为5%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如果其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说明其不存在伪回归现象。根据AIC最小原则，现进一步对估计方程（4）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经过测算选择滞后期1时的单位根检验形式，结果如表3所示（使用EViews6.0分析软件）。由表3可知残差平稳性检验的ADF统计量（-3.866761）小于0.0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3.098896），说明残差序列是I（0）平稳的，可以认为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与其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与转移性收入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协整方程不存在伪回归，序列Y1和X1、X2、X3线性关系显著。

估计方程（4）表明：（1）农村居民年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促进了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的增长，且在其他不变的条件下，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每增长100元，可以平均实现21.7元的人均旅游花费的增长；（2）农村居民年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促进了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增长，且在其他不变的条件下，农村居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每增长100元，可以平均实现3.0元的人均旅游花费增长；（3）农村居民年人均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的增长抑制了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的增长，且在其他不变的条件下，该项收入每增长100元，将会抑制56元的人均旅游花费增长。黄秀娟（2004）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对居民的国内旅游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居民旅游消费的多少不仅与居民收人的绝对值有关，还与收人的增长率及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收人增长的相对速度有关。因此，在分析我国居民旅游消费时不仅要考虑居民的总体收人增长情况，还要分析居民的收人增长结构。

（二）中国城镇居民旅游花费与年可自由支配收入及类型之间的回归分析

1.中国城镇居民旅游花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回归分析。本文使用EViews6.0分析软件得出城镇居民旅游花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回归方程为：

估计方程（5）的F，t统计量均满足显著水平为5%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如果其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说明其不存在伪回归现象。现进一步对估计方程（5）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AIC最小原则，使用EViews6.0分析软件经过分析，选择滞后期1时的单位根检验形式，残差平稳性检验的ADF统计量大于0.0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小于0.10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残差序列是稳定的，估计方程（5）不存在伪回归，序列Y2和X5线性关系显著。城镇居民旅游花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促进了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的增长，且在其他不变的条件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长100元，可以平均实现2.3元的人均旅游花费增长。陈敏（2011）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长1元，其中仅有约2.22%部分用于旅游消费，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旅游消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较小，旅游消费市场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开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人均旅游消费支出的影响较弱，即在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的情况下，个人旅游消费增幅并不是很大[9]。

2.中国城镇居民旅游消费与可支配收入误差修正分析。根据协整方程（1），运用EViews软件得到城镇居民旅游花费受可支配收入影响的短期波动误差修正模型为：

估计方程（7）的F统计量均满足显著水平为5%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工资性收入、财产与转移性收入t统计量不满足显著水平为5%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如果其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说明其不存在伪回归现象。现进一步对估计方程（7）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AIC最小原则，经过测算，选择滞后期1时的单位根检验形式，结果如表3显示，残差平稳性检验的ADF统计量（-4.016165）小于0.05和0.0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3.098896，-4.004425），说明残差序列是I（0）平稳的，协整方程不存在伪回归，序列Yt和X6、X7、X8线性关系显著，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与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估计方程（7）表明：（1）城镇居民年人均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促进了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的增长，且在其他不变的条件下，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每增长100元，可以平均实现3.21元的人均旅游花费增长；（2）城镇居民年人均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抑制了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的增长，且在其他不变的条件下，城镇居民人均家庭经营收入每增长100元，将会抑制32.79元的人均旅游花费增长；（3）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的增长促进了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增长，且在其他不变的条件下，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每增长100元，将会促进11.61元人均旅游花费的增长。

四、结论与讨论

第一，收入水平与旅游边际消费倾向对城乡居民旅游花费影响差异明显。随着我国城镇化率提升，虽然我国城乡人口比逐渐升高，但2001年以来城乡居民旅游总花费一直在均值2.52左右波动，一方面源于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逐步提升，另一方面也与农村居民出游人次增长迅速有关。本文研究结论再次证明提升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水平，对旅游消费水平提升及我国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提升城镇居民旅游边际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纯收入水平，是提升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总花费的关键。从促进我国旅游发展视角，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对促进我国旅游总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培育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理念，优化旅游消费环境，促进旅游消费水平，提升城镇居民旅游边际消费倾向，对促进我国旅游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对农村居民来说，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是促进农村居民旅游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

第三，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对收入过度敏感性均过低。本研究表明农村居民、城镇居民旅游消费过度敏感性分别为0.023449、0.013403，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系数均较低。相对于其他生活消费支出，旅游消费属于精神性非必需品消费，只有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才会考虑旅游等精神消费需求。在我国农村居民年纯收入不到1 000美元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尚未达到3 000美元前提下，以2010年城镇居民生活消费结构为例，居住、食品、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花费占到总生活花费支出的87%，文教娱乐花费只占12.1%，且教育花费占到文教娱乐花费的75%，旅游消费水平比较低。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对收入过度敏感性均过低，这对促进城乡居民旅游等精神消费或发展、享受型生活消费需求的增长是严重障碍。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系数比农村居民还要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城镇居民旅游消费对收入的依赖性，或收入增长对旅游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很微小。旅游消费在城镇居民收入得以持续提升背景下持续徘徊不前需要多方面思考，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民生社会保障力度问题，如住房价格过高、教育负担过重、医疗成本过高、食品价格持续上扬等对居民收入实际提升的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变动呈现出对收入变动的过度敏感性；农村居民消费表现出了显著的内部习惯形成，即消费存在着棘轮效应，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对农村居民具有示范效应[10]。

第四，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城乡居民食品、住房、医疗、教育等生活消费支出，提升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对收入过度敏感性水平，促进旅游消费水平提升。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能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对旅游消费的影响力，提升过度敏感性系数，增加农村居民旅游消费额，提高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对于城镇居民来说需要在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基础上，有效解决住房、医疗保健、城镇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有效减轻城镇居民生活消费负担，以避免城镇居民节省支出以增加储蓄来应付不确定性大额支出，从而影响城镇居民消费能力。

第五，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对城乡居民旅游花费影响具有较大差异，其中城乡居民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对城乡居民旅游消费影响相反。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对旅游花费的促进作用差异较大，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能显著促进旅游消费的增长（100元增长促进21.7元旅游消费），而城镇居民则影响甚小（100元增长促进3.21元旅游消费）。因此，加大农业产业化及发展乡村经济，提升农村居民就业与工资性收入水平对促进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及我国旅游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城乡居民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的增长对旅游花费的促进作用相反。农村居民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能显著抑制旅游消费的增长（100元增长抑制56元旅游消费），而城镇居民则影响为正向（100元增长促进11.61元旅游消费）。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需要充分重视农村居民土地流转及土地征用过程中对土地价值的补偿水平提升，使农村居民在城镇化过程中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得以有效提升；需要为农村居民利用宅基地自建住房能办理房产证，使农居房不仅具有实用价值，也具有价值，而不是利用较多资金兴建的住房不具有财产性价值。此外，还需要加大对农业、农村、农民的财政性转移支付水平，使农村居民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的增长具有质量。只有采取与城镇居民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相等同的措施，才能使农村居民财产性与转移性收入的提升对其旅游消费或其他生活消费的正向影响水平。

国民收入篇7

关键词：财政收入；国民财富；收入分配；增长差异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极大发展，但国民财富并没有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财政收入的增速超过国民财富。参照国际上通常的发展经验，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比例会有此消彼涨的变化，但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国民收入分配在政府方向的比例就会出现逐步缩小的态势，然而在我国则恰恰相反，反而进一步向政府倾斜。对于这种有悖于一般发展规律的现象及其可能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潜在危害，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彭爽、叶晓东（2008）、闫肃（2011）等学者对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进行研究，都认为我国国民收入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部门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但他们仅对原因做了相关描述性研究。因此本文将视角放在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关系上，重点在于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关系的研究，着重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二、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不协调是多种因素影响下的结果，从本质上讲，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就是按照一定的收入分配方式将国民收入分配给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因此，国民收入分配是影响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关系的最主要因素。国民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国民收入首先会在宏观经济的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之间进行初次分配，其次国家会通过政策对不合理的初次分配进行调整，也就是再分配过程，不同经济主体在各阶段的总量和份额也会发生显著变化，通常认为，经过再分配，居民所得份额会上升，企业所得份额会下降，政府所得份额的变化依政府行为的不同会有所差异，而在我国则表现为政府所得份额会上升。可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从根本上促进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的共同增长，但是受到收入分配政策的影响，这种促进效果对于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不尽相同，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协调与否，取决于收入分配政策：均衡的收入分配政策下，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能够实现协调增长；反之则将会出现不协调增长。

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税收除了需要履行为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职能，还要作为调节分配关系的主要政策发挥作用。一方面，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增加必将导致财政收入的增加，两者形成同向变化；另一方面，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税收主要通过劳动供给选择和资本投资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税收主要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实现对经济增长和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提高某一要素税负，将同时导致要素边际回报率和可支配收入下降，在前者影响下，相对价格变化影响私人行为选择，减少该要素供给，即税收的替代效应；而在后者影响下，为维持原有的收入水平，可能反而增加要素供给，即税收的收入效应。增加税收在替代效应下会阻碍经济增长，进而阻碍财政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在收入替代效应下一方面会直接导致可支配收入下降，另一方面通过更多的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进而促进财政收入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但是在我国劳动力过剩以及企业“轻劳动重资本”的分配格局下，增加资本和劳动投入反而会间接阻碍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由此可以得出，在我国税收增长在促进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会阻碍国民财富的增长，也就是说，在我国税收增长将加剧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不协调。

根据国民收入分配理论，我国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关系受到宏观经济状况和宏观政策的双方面影响，除税收增长外，财政支出、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等也对其有比较重要的影响。

财政支出是指国家为实现其各种职能，由财政部门按照预算计划，将国家集中的财政资金向有关部门和方面进行支付以满足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需要的活动。因此，财政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带动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加。由于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向政府部门倾斜，挤占居民部门收入，因而财政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未能合理流入政府部门和居民部门，从而加剧了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的不协调。此外，财政支出主要通过转移性支出实现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对收入分配产生较大的直接影响，由于我国转移性支出比重较低，弱化了财政支出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最终将出现财政支出增长与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差距正相关的局面。

城乡收入差距加大是居民收入内部增长不协调的表现，在我国具体表现为相对于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过慢，这显然不利于居民收入的增长，更不利于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受阻又意味着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受阻。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过慢迫使国家加大支农力度，包括降低对农村的征税力度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在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对居民收入增长的阻碍作用的同时降低了财政收入来源，进而对财政收入增长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由此可见，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对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的影响尚难确定，这主要取决于政府支农力度，当政府支农政策对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大于目前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阻碍作用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将会缓解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的不协调性，但这种缓解作用是两相角逐下的暂时性状态。

城镇化水平是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城镇化水平提高一方面意味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下将加剧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的不协调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相对于农村，我国征税重心更偏重于城镇，城镇化水平提高意味着税收增长加剧，进而导致财政收入增长加快。由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是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类似，工业化水平提高一方面意味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下将加剧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的不协调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相对于农业和服务业，我国征税重心更偏重于工业，工业化水平提高意味着税收增长加剧，进而导致财政收入增长加快。

市场化是以建立市场型管理体制为重点，以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为标志，以社会经济生活全部转入市场轨道为基本特征的。把特定对象按照市场原理进行组织的行为，通过市场化，实现资源和要素优化配置，从而提高社会效率，推动社会进步。因此，市场化程度加深提高意味着收入分配政策的合理化程度加深，也就意味着财政收入和国民财富增长向协调化的方向发展。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增长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主要通过税收增长来表现，在我国现阶段，税收增长本身成为促成两者增长不协调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税收出现超速增长加剧了这种促进作用。此外，财政支出、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对增长不协调也有加剧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对增长增长关系的影响则难以确定。最后，我国市场化中存在不足，导致了市场化程度加深反而加剧增长不协调的后果。今后的研究可以在扩大影响因素范围和借鉴国外情况两方面进行分析。（作者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国民收入篇8

关键词：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所有制结构；演变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5-0010-02

1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状况

1978年以来，在我们对所有制理论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我国的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其显著特征是国有经济的比重逐步下降，非国有经济比重持续上升。特别是1992年以来，在我国各所有制经济绝对规模均有所增长的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公有经济在其主体地位仍未改变的前提下比重逐年下降。不同所有制经济相互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有一定发展。在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的过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2001年突破历史最高点，收入比扩大至2.90：1，2002年又继续扩大到3.11：1，2003年更是扩大到3.23：1。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2004年和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3.21：1和3.22：1。2006年扩大到3.28：1。2007年，虽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为9.5％，达到进入21世纪以来的最高值，但是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进一步增加到3.33：1。这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另外据统计，当前我国有城镇户口的居民占全国人口比重为26.8％，其收入却占去全国收入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明显在向城市偏斜，发展趋势是有利于城市居民而不利于农村居民，城市人口占有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多，而农民占有的收入份额却不断变小，从而使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乡居民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日趋严重。

2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影响

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反映居民收入分配总体性差距的基尼系数呈逐年增大趋势。结合我国实际，我们目前普遍采用的是国际最为流行的基尼系数将这一指标做为衡量贫富差别是否适度的一根标杆，来说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一般而言，系数在0.2以下为收入绝对平均；0.2～0.3之间为较为平均；0.3～0.4之间为相对合理；0.4～0.5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理论上认为0.4是收入分配的“警戒水位”，超出则意味着收入分配已极不平均。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城乡基尼系数均在0.2左右，而今天这一指标已有了大幅增长，连续几年均超过0.4这一“警戒水位”，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达到了0.459，这之后每年大约仍以0.1％的速度在递增。200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47。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995年为0.389，1997年为0.379，1999年为0.397，2000年0.417，2001年为0.459，2002年为0.46，2004年为0.469，2005年为0.47，2006年更是达到0.495这一历史最高水平。另据世界银行测量，我国的基尼系数2002年达到0.458，2005年为0.46，2006年为0.47，2007年达到0.48。可见，不论采取哪种统计口径，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即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表明，社会新增财富的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向高收入者倾斜，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

(2)居民就业受到很大影响，从而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就业是民生之本，工资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只有就业才能获得工资，所以就业也是影响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自从我国调整所有制结构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国有企业改革的措施之一就是改革我国过去的“低工资、广就业”政策，实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因此很大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员工就失去了工作，由于下岗失业人员多为年龄较大、文化水平低、技能单一的职工，再就业的难度很大，他们的收入状况也就因此而明显恶化。而仍然在岗的职工由于企业减员增效可以增加工资收入，这就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在国有企业实行下岗分流的同时，我国非国有经济吸收就业的能力也在弱化，主要是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受到各种政策的限制和阻碍，如投资领域的限制和融资困难等。因此，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给居民的工资收入带来了较大的直接影响，而工资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加剧了居民收入的扩大。

(3)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也在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我国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带动居民收入的增长，使得私营业主、私营和外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成为高收入阶层，长期下来其财产会随之增加。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的财产积累迅速增加，而且分布极不均衡。金融资产在不同居民户之间的分布的不均等程度大大高于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0年我国城镇居民中占调查者20％的高收入户拥有相当于42.2％的财产；1998年农村居民中20％的高收入户存款占农户总存款的比重也高达55％，而财产性收入在个人总收入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中国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居民财产性收入从1988年占个人总收入的0.49％上升到1995年占个人总收入的1.3％，并且财产的积累也具有“滚雪球”似的马太效应。因此，财产及财产性分配比重将进一步加大，并带来收入分配的更大差距。此外，居民的收入越高就越有机会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培训服务，从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可以获得更好、收入更高的工作岗位。低收入者由于经济原因不能接受较好的教育，其劳动收入也要低。并且高收入者还凭借其经济优势获得更多的法律服务、医疗服务和投资机会，这使得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拉大与低收入者的差距。所以，所有制结构的演变特别是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

(4)非公有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不同地区问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一方面，东部地区非公有经发展较早较快，并且拥有进一步发展的资金、技术、人才尤其是市场信誉基础，即使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地区差距也将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东部地区非公有经济发展的基

础好，具有更高的生产要素收益率，成为生产要素的流入区，而要素的流入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落后地区则相反，要素流入少，非公有经济发展受阻。据测算，2000年东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投资的比重已达到56.7％，而西部地区国有投资占总额的比重仍高达57.45％。东部地区非公有经济已成为主要投资来源。是拉动东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企业已成为东部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2000年东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已达到62.03％，而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企业所占比重只有25.79％，非公有经济在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呈递增趋势。所以，东西部非公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势必会造成不同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3　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我国所有制结构演变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之间存在正相关性的结论。但我国所有制结构优化不能以扩大收入差距为代价，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也不能阻碍所有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为了既促进所有制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又将个人收入差距缩小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3.1　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重点帮助社会弱势群体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措施包括：一是积极创造条件，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城乡互助等的社会保障体制，尽快完善并最终形成覆盖全社会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要重视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体制和失业保险体制，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根本保障。二是加大社会保障税费征收的力度，积极拓展筹资渠道，探索部分国有资产转增社会保险基金的方式，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三是要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加强各类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监督力度，禁止克扣劳动者工资。四是要进一步完善区域性的最低工资制度与工资增长机制。确保工资、薪水随物价指数变动而变动，保证劳动者收入的合理增长。

3.2　建立完善的税收调节体系，以调节过高收入

建立完善的税收调节体系，当前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件事情：一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增加我国个人收入的透明度，使收入工资化和货币化，完善储蓄存款实名制度，建立和推行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减少隐性收入、福利收入和实物收入对个人所得税征管的影响。二是借鉴国外经验，尽早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大额财产税、特别消费税等进行调节，用以弥补个人所得税的遗漏，防止财产过多向个人集聚，缩小由起点不同导致的贫富差距。三是加大逃税漏税的各种风险和成本，鼓励公民依法纳税。

3.3　扩大就业，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

我国下岗失业人员的大量增加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我国劳动力资源占世界总量的26.3％，而资本总量仅占世界总量的3.4％，这就决定了我国应采取“就业优先”的战略，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扩大就业人口规模作为政府的首要目标，要加大再就业工程实施力度，控制失业率。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政府除了实行相应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启动经济增长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投资环境来启动民间投资的增长。

国民收入篇9

【关键词】国民收入倍增 产业升级 收入分配

一、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在一个相对确定、较短的时期内，通过提高国民经济各部门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通过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历史上，日本和俄罗斯等国都曾实施过该项计划，并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背景

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经济经历了短暂的恢复之后，许多有志之士意识到建立福利国家必须通过经济增长实现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池田勇人首相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执政期间推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出台。

2.内容及其历程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所做的长远的战略安排，最终目标是提高国民生活水准和实现充分就业。主要内容包括：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培养技术人才；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入；降低各种收入差距等等。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起源于1957年发源于英美两国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对日本的出口产业产生了重大的不利影响，国内消费的低迷态势又加剧了经济困境，社会各界急切需要通过一场大规模的变革来改变这种紧张的劳资关系。经过思想界“增长到顶论”和“高速增长论”的探讨之后，池田勇人首相等人着力推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出台，该计划为期10年，主要目标为：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7.8%以上，人均国民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6.9%以上。计划实施后，日本经济保持了飞速的发展，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了之前制定的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1968年就超越许多西方国家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因此可以说，该计划可以被称为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和关键转折点。

3.效果及评价

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为核心，日本政府制定专门政策鼓励企业进行生产和技术创新、通过减税和加速折旧等政策保障企业对设备及时进行更新换代、积极培育和发展债券市场以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到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均保持在111%以上。从产业结构计划指标来看，除农林水产等第一产业的个别生产指数略低于目标值以外，其他各项指标全部超额完成。计划期间，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人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消费革命和产业革命随之出现，为日本产品占领国际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该项计划的实施也集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虽然工业的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工业和农业的生产率差异未能有效降低；以重化工业的发展为主导的经济发展使得大气污染的情况加重，化肥以及各种有机农药的使用破坏了农业的发展环境，大城市工业污染以及汽车的普及使得环境问题雪上加霜。

（二）中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背景

目前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5000美元，正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随着国民经济这个蛋糕的“做大”，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这一效果普惠于民，真正实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实现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政府有责任、有能力让老百姓收入增长得更快一些。于是明确提出了“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宏伟目标，该目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或者指令。它的实施涉及全国各行业经济的转型、政府职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转变、现有的分配体系的重大变革等一系列问题。

2.内容

从短期来看，政府已采取如下措施：一是调整全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二是推进工人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从长期来看，各级政府必须摒弃现有“唯GDP至上”的发展理念，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从单纯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向国民收入增长的目标转变；必须加强基础设计建设，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控制物价的变化，保障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必须提高生产效率，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积极进行产业升级，打破一些行业的恶意垄断。必须通过城镇化建设等措施打破城乡二元化差距，从制度上遏制两极分化恶化的趋势。

二、中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比较

（一）相似之处

1.经济背景相似。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前的1960年，日本的人均GDP为462美元，大体上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17%；而中国在2011年人均GDP为5414美元，占美国同期的11%左右。

2.政策出台的原因类似。二者目的都是为了让经济发展的效果普惠于民，真正的实现国富民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更好的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不同之处

1.起步背景不同。1960年日本的人口红利尚未来临，反观中国，人口的红利却即将过去，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

2.国际环境不同。1960年，全球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这使得日本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发展自己的工业体系。当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经济都面临增长乏力，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之后，欧盟以及美国纷纷对我国出口商品进行“双反”调查，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因此当前想要通过外需来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可谓难上加难。

3.国内环境不同。早在1960年，日本的城镇化率已经高达65%，城乡差距并不明显，而直到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为51%，与日本想去甚远。

三、 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给中国带来的启示

日本和中国经济结构差异巨大，自然资源条件各异，但单纯从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上来看，中日两国的情况可谓似是而非。日本的实践经验表明，对国民经济的各个相关产业进行相应的升级，甚至可以通过再工业化等途径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是切实有效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广泛提升，国民消费与生产率同步增长才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正所谓“藏富于民”才是真正实现“国富民强”，才是社会发展的维稳之道。因此当前进行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真正实现“中国梦”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徐飞.温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J].国西部科技，2008（36）.

[2]内野达郎，著，赵毅，等，译.战后日本经济史[M].新华出版社，1982.

国民收入篇10

关键词：改革推进期；居民收入差距；库兹涅茨拐点

中图分类号：C2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3009004

一、引 言

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能否找准改革的切入点，顺利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积累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关系到能否平稳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发展。相对而言，收入分配制度是各项体制改革中最富挑战性的改革，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即是如何扭转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能否调整居民收入差距，使居民均能享受到更加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带来的发展红利，在一定意义上关系着推进期改革的方向与成败。

二、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特征

1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处于扩大趋势且绝对水平较高，但与此同时，国民经济也在长期高速增长

从总体上讲，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公布的发展中国家研究报告，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已经越过了05000，进入了收入差距悬殊的阶段，李实和罗楚亮[2]认为，即使保守估计，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也已达04700。不过，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收入差距同样较大的拉美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是出现在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过程中的，而拉美国家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与停滞不前的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我国治理居民收入差距、扭转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发展基础，也因而使“继续把蛋糕做大”成为解决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一种现实和有效的选择。

2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发生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转轨期，因而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李实[3]的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转轨期增长的特征，而转轨期必然伴随着制度的更新和政策的反复制定，这种制度和政策的阶段性冲动行为也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与经济增长联系密切的居民收入差距也就难免会受到这种转轨期政策冲动的影响，从而表现出很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阶段性的特征不但表现在我国总体居民收入差距变动中，而且也表现在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动中。

3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自2003年扩大趋势渐缓，库兹涅茨拐点即将出现

韩建雨[4]考察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发现从2003年开始，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步入滞涨期，政府陆续出台的治理政策与居民收入差距自发扩大机制的博弈使居民收入差距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小幅波动，很显然，这与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二十余年的明显扩大趋势有所不同。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目前我国政府为扭转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所做的努力还不够，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力度，制定更为有效的政策措施，推动库兹涅茨拐点的出现。

三、调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政策建议

1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扭转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趋势的基本前提。建国后，我国仿效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这一体制下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为保证这些发展策略顺利付诸实施，我国制定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分割制度等一系列偏向城市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是我国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保障。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为保障这一体制而存在的系列制度安排越来越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后对其进行了纠错，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再次得到迸发。不过，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我国一直保持了“一腿实、一腿虚”的改革方式，政治体制的深层次改革一直未曾深入涉及，比如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政府GDP冲动等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问题仍未消除，与此同时权贵资本主义倾向的抬头也有使我国经济建设步入泥潭的可能，而且这种权贵资本主义倾向只能带来少数人的暴富，而不会有助于全体成员的共同富裕，而且这些小利益集团“负隅顽抗”地抵制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甚至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李实和罗楚亮[5]认为收入分配领域扭曲现象遍布各个社会角落都与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倾向有关。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邓小平在改革之初就提到“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86年他再次指出，“现在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不搞政治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就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并提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启动政治改革，只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政治体制的深层次改革一直被推迟，直到现在“已经无法再推迟”[6]。比较令人欣慰的是，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我国目前所实施的或者说所选择的发展战略的缺陷，而且现在已经在逐渐改变“GDP为纲”的发展思路，转而提倡共享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发展思路，提出要改革和反思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切入点应该是推动政府职能的彻底转变，减少经济生活中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才能最大化地缩小“权贵阶层”谋取特殊利益和寻租的机会和空间，进而为提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措施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和充足的制度准备。

2继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大环境，收入分配制度是一种小环境，而且这个小环境还将直接影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从逻辑上讲，收入分配制度属于经济制度的范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分配制度中分配原则的确定和各生产要素宏观分配比例的确定。从分配原则上讲，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式，但这一分配方式在具体实施中存在很多问题。按劳分配是不纯净的，本文系列研究发现城镇职工工资总额是不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这表明工资分配是不公平的，是不纯净的按劳分配，所以，接下来要真正贯彻实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真正确立劳动力这种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否则，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难以避免。另外，我国已经度过了依靠资本积累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期，政府应该有意识地降低资本要素的收益率，同时相应提高劳动要素的收益率，资本收益率目前在我国有越来越膨胀的发展趋势，因为资本所有者在同劳动所有者对比中拥有更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创造并获得新财富的能力，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在各生产要素宏观分配比例的确定上，逐步提高劳动力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最终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如果要提高劳动力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必须使劳动力资源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如此市场机制就会发挥自动调节作用，而这一切将取决于政府是否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适度调整。至于垄断企业的利润问题，政府应该放弃或降低对这些行业和垄断企业的保护和补贴程度，同时要求垄断企业将工资的分配明朗化。

3有序推进城镇化，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破冰户籍制度改革

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和推动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的自由流动是政府所能选择的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最有效的措施。相对而言，在现阶段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比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更明显，不过，从长远和作用的可持续性等方面来看，Zhao等[7]认为，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更为重要的治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措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空间格局，破除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自由流动的制度性藩篱，取消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落户、教育等限制和歧视政策等。

户籍制度改革与提高城镇化水平和推动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关系密切。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在不同方面出现了“一冷一热”截然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是政府在对待自发的人口流动时表现出相当的“冷淡态度”，这种主动的自由人口流动获得户籍的难度非常大；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对农村拆迁户快速成为城镇居民时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热情，被动城镇化的人群获得城市户籍的难度非常小，这种现象表明户籍制度改革还未真正破冰，目前还只是地方政府在追求政绩过程中将之与城镇化捆绑。而事实上，户籍制度的改革是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从而使城乡居民获得公平的收入来源机会，并最终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的关键环节。

4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能够为治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天然的”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也有助于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中最重要的部分，其对总体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达629600%，所以，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可以作为治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一条重要措施。

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措施包括：支持农村地区非农产业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提高国家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加大国家对三农支持力度，促进农业加快发展，努力提高粮食单位产量，适度放开或提高粮食价格，从而增加农村居民的生产经营性收入；促进金融资源等向农村地区布局，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使农村居民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等。

5重视再分配环节的“查漏补缺”作用

前述措施抑或是制度层面的设计，抑或是具体的治理措施，其实质均是希望市场机制在治理居民收入差距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市场在居民收入差距治理过程中表现失灵，那么怎么办呢？这就需要重视由政府主导的社会再分配环节的重要作用。当然，从长期来看，真正能够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发挥显著作用的仍然是劳动力流动、城市化等市场色彩明显的治理措施，不过，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初次分配有天然的“效率情结”，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对于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比较强烈，作为国民收入分配最主要分配环节的初次分配领域与这一社会意识相配套，也必然是一种“发展优先”的机制，那很显然国民收入的分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向“效率代表者”倾斜，所以，在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初次分配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倾向于产生居民收入差距，即使政府制定了很多的政策并实施了很多的措施，只要一个社会中发展的需求仍然要大于公平的需求，市场就会“趋炎附势”地顺应发展需求，从而有助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鉴于此，我们对市场性质的措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有所怀疑，或者至少从“查漏补缺”的意义出发，也需要制定一些非市场化的政策措施帮助治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基于此，这些政府主导的政策措施更有价值。这些政府主导的治理居民收入差距的措施主要包括：

首先是健全社会保障和努力减少社会贫困。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全民参与的、极度健全的社会保障是消除居民收入差距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最后屏障。为什么这样说呢？做一个很简单的推理，假如在一个社会A中，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很大，但是社会中只存在两个阶层，其中一个阶层成员很少但占据着大量的社会财富，另外一个阶层包括了其他所有的社会成员，这些社会成员占据社会财富不多，但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也就是说社会中不存在生存不下去的“赤贫成员”。然后，假设在社会A存在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社会B，社会B唯一与社会A的区别在于它多了一个“赤贫阶层”，“赤贫阶层”的成员虽然数量不是很大但也不少，这部分成员是无法维持基本生存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这一极端的例子来进行推理，判断一下哪个社会的社会稳定程度更高。显然，是社会A，而社会B必然会出现严重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同时，再回顾一下社会A和社会B，或者为了追求更极端的效果，可以假设社会B中的富裕阶层的收入再少一些，以使两个社会的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相同。很显然，这一例子的意义在于表明：即使是居民收入差距相同的两个社会，仅仅由于“赤贫阶层”的有无，社会稳定与否却是两种不同的答案。但社会B也并非对此局面束手无策，因为通过社会保障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化解这一困局。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后陆续实施的一些改革之所以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遗留下来一系列比较棘手的问题，与我国社会保障的落后有较大关系。仅就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这一问题，本文的建议是：加大力度建设我国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甚至说在财力允许的前提下，构建一个全民公费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未尝不可，如果财力不允许，至少也要在社会保障的广度和深度上加大力度。广度是社会保障惠及人群的扩大，比如说农村居民应尽快囊括进来，深度是不应该仅仅保障部分内容而应该是全方位的保障，当然要慢慢来，但不能以此为借口无限期拖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保障的公平问题，这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但是现在表现得很严重。

其次是税收政策。税收对于治理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意义在库兹涅茨的著作中早有论述，这也是政府和理论界达成共识的治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政策措施。第一，要降低总体税负，这既是社会经济发展转变使然，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税负降低对居民收入提高是有积极意义的，按照“税负降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降低―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逻辑，税负的降低是有利于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第二，在总体税负降低的同时，要调整税收结构，总体原则是“保低”、“调高”，针对富裕阶层的房产税、奢侈品消费税等不能因为其强烈的抵制而放弃或手软，对低收入阶层的税负应该继续降低甚至降至零，同时给予各种形式的社会补助，另外，通过税收手段注意培育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也是必要之举。

最后是要坚决打击非法收入。自古以来，在我国这个“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非常浓厚的社会中，社会成员均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不高，但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无法容忍，比如说，我国古有谚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通过正当渠道获得巨额收入的社会成员，民众将其尊称为君子，这说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合法收入还是持赞赏态度的，但对于通过贪污、偷盗等非法形式获得收入的社会成员我国民众历来是“人人得而食之”，所以，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更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坚决打击“红黄蓝白黑”等各种形式的非法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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