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十篇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1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各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价竞相引入外资的政策已经产生了相当的负面作用。本文拟分析利用外资政策中的内在矛盾，以希望能为政府外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1、“以政策换资本”导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失控

国内学术界对适度外资规模有两种定义，一种是将适度外资规模定义为“外资对内资只起补充而不起替代作用时，国内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具有偿还能力的外资规模”。另一种对适度外资规模的定义是“一国在其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外资对内资只起追加而不起替代作用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发展客观需要，能被经济发展所实际吸收且具有偿还能力时的利用外资规模”。这两个概念都明确揭示了适度外资规模与经济发展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包含三层内容，其一是外资与内资的关系是，外资对内资只起补充和追加作用，而不是替代作用；其二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所需、为经济发展所实际吸收的外资；其三是所吸收外资不能超出一国的偿还能力。这里，外资的概念显然是广义的，从偿还能力的角度看，它更多涉及外部贷款和债券形式的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不只是一定量的外来资本，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技术、知识、管理技能，以及有效组织这些资源的方式。因此，从效率角度衡量，外资可以替代内资，但不是简单的替代。简单替代有两种形式，一是外资本身并非全部用于生产投资，二是外资进入生产领域，但效率低下。外资对内资的有效替代表现为，外资的投入对国内的生产能力具有提升作用，外资的投入具有带动内资的刺激效应。当然，有效替代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东道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积极效应的有效吸收能力，决定这一吸收能力的两大关键是：国内的配套投资能力，即每增加吸收一单位外商直接投资所需与之配套投入的国内投资；另一个则是国内的技术消化能力，即每吸收一单位外商直接投资后配套投入的国内投资中用于追加的技术投入。国内投资乏力、技术投入不足，就无法实现直接投资的最佳吸收效果。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初的动机来自于国内资金不足和出口能力低下，因此，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初政策目标就是加速资本形成和扩大出口创汇。在“以政策换资本”的口号下，以弥补资金不足为目标一度导致全国各地不计优劣、不计成本的招商引资热潮。尽管在1986年颁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时，直接投资应对国家的出口有所贡献，应对国家的技术提高有所贡献已受到重视，但是出口结构的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积累等具有战略发展的部分仍未提及，简单意义上的加工区仍是直接投资引入中主要的形式。

“以政策换资本”的思路导致对外资数量的追求超过了对外资作用的追求。盲目建立开发区，简单追求外商投资规模扩张(有时，甚至只是外商投资的合同规模)使我们付出了国内土地、人、财、物等资源的浪费、国内生产能力闲置、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的沉重代价。低层次技术的重复引进不仅浪费了资源，而且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明显的外在压制效应，对于这类项目的优惠政策不仅浪费了政府的财政资源，还排挤了国内更有效率的投资。另一方面则是国内投资及技术改造投入不相匹配，无法充分吸收直接投资的积极效应，致使某些地区的外商投资规模远远超出有效吸收规模，政策收益无法真正转化为发展动能。

2、以“市场换资本”导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结构失控

市场结构失控是指外商已经在中国的多个行业，如洗涤用品，饮料、啤酒、轮胎制造、程控交换机、移动通讯设备、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家用电器等行业确立起市场垄断结构。市场结构失控不仅涉及个别竞争对手的生存，而且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发展游离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之外。当这个行业是主导国民经济的命脉时，还会从根本上削弱国家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

与“以政策换资本”相似，“以市场换资本”的策略也只是以追求外资流入为决策目标，忽视了长期不利的效果，假如缺乏对外资积极效应的利用，未能从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中蓄积起自身的竞争能力，又如何能赢回被换走的市场呢。

外商在我国实现市场垄断的主要手段包括：

第一，通过对同一产业或同一地区内国有企业的兼并、收购、以及系列投资，实行产业或地区内一体化的控制。随着改革的推进，外商只能收购兼并小型或亏损国有企业的政策限制在不少地区被一再突破。外商从重点购并效益较好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进而向有目的地收购同一地区所有国有企业或不同地区同一行业的骨干企业，直至全行业收购。如1992年5月，香港中策投资有限公司以60％的股权收购泉州市所有40家国有企业，成立“泉州中侨(集团)有限公司”。之后，香港中策还在全国范围内投资收购了多家行业骨干企业，包括太原、杭州等地的轮胎厂，并以“中国轮胎控股公司”的名义在百慕大注册并到美国上市，进而以所筹得的，1．037亿美元分别对重庆轮胎厂、烟台轮胎厂、银川轮胎厂控股51％以上，掌握了中国轮胎行业的控制权，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中策”现象。

1998年3月，美国柯达公司先是与厦门市福达感光材料有限公司、汕头市公元感光材料工业总公司合资组建柯达(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又与无锡阿尔梅感光化学公司合资组建柯达(无锡)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完成了对中国感光行业的全行业合资。

第二，通过产业关联特性，实施由一个行业辐射及相关行业的控制。自1995年4月4日，外经贸部颁布“关于外商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以来，已批准的外商投资控股公司已达140多家，这些控股公司既投资于上中下游的最终产品，也投资相关的零部件，既投资于生产性项目，也投资于销售、融资、保险、咨询、运输等相关项目，操纵和影响着一大批协作配套厂家。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2

关键词：吸收能力；国际技术溢出；技术进步

基金项目：[F]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跨国公司海外R&D机构逆向技术溢出理论与实证研究——以家电和通信制造业为例”（7117106）；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走出去’战略下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路径、模式与效果研究”（NCE10830）；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模块化制造网络价值创新与知识流动机制研究”（10YJA630189）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走出去’背景下中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战略创新团队（CXD407）；北京市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基于延伸生产者责任的北京电子废弃物回收网络构建、模式与管理研究”（010D00901300000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的创新驱动战略研究”（11&ZD00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自主创新型技术赶超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基于跨学科协同的多层次整合研究”（1&ZD05）

作者简介：[F]尹建华，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9）；周鑫悦，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013）03010108收稿日期：[F]0117

一、引言

国际技术溢出是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技术溢出通过示范效应、模仿效应、人力资本流动以及本土化过程等途径促进技术进步。自0世纪90年代我国推行“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以来，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都呈迅速增长的趋势：1990—010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利用额增长近30倍，年平均增幅达5%。OECD（011）的资料显示，011年我国吸收国际直接投资达1 4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已成为最具投资前景的东道国。与此同时，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003—011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年均增幅达50%，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由04%上升至%，居世界第十三位。但是持续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对外直接投资额并不能作为国际技术溢出促进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关键还在于我国是否有足够的吸收能力来消化、吸收和利用国际技术溢出。鉴于此，本文在考虑吸收能力对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影响的基础上，对我国1985—010年间的国际直接投资进行了实证研究，建立包含技术吸收能力以及基础吸收能力与国际技术溢出交互项的国际技术溢出模型，分析吸收能力各个指标对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值得指出的是，本文中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为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

二、文献回顾

（一）国际技术溢出理论的文献回顾

MacDougall[1]首先在研究国际直接投资时提到了技术溢出效应，Findlay建立了FDI对技术转移影响的实证模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为东道国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观察、模仿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从而促进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高。随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展了大量关于国际技术溢出的研究，但至今没有一致的结论。

Caves[3]针对澳大利亚制造业中的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分析，发现存在积极的正向技术溢出。Rhee和Belot[4]（P56）的研究显示，外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毛里求斯和孟加拉两国的国有纺织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贡献。ermidis[5]（P76）对65个跨国公司分布在1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进行实证研究，没有发现对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溢出。addad 和arrison[6]的研究发现在摩洛哥的外商直接投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为负。国内学者对正向技术溢出的研究比较充分，武超[7]提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带来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王美今、沈绿珠[8]利用工业企业的截面数据检验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未包括港澳台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国有工业企业的技术进步起到促进作用。谢建国[9]对中国1994—00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我国技术效率。包群和赖明勇[10]认为外资企业技术溢出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影响并不显著，主要是通过外资企业自身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潘申彪和余妙志[11]发现内资企业技术积累达到门槛值之后，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才能促进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尹建华，等：基于吸收能力的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增加，国际学者开始关注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技术的促进作用。ogut和Chang[1]最早对逆向技术溢出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日本企业进入美国和欧洲市场主要是为了获取当地的先进技术。loberman，okko和Sjoholm[13]在瑞典的专利引用记录中发现，瑞典的许多企业大量应用其在投资东道国所获得的专利技术，从而得到逆向技术溢出。在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Pradhan[14]以印度的汽车制造业为例，发现印度制造业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行业R&D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的大量研究至今仍没有一致的结果，刘明霞[15]、刘宏[16]、贾县民[17]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赵伟[18]、白洁[19]则认为虽然OFDI对我国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但逆向技术溢出并不显著。李泳[0]对我国企业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不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技术进步没有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对于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特别是针对我国作为投资东道国或者是投资母国的研究，尚未得到一致的结果，也不能确定国际技术溢出效应是否能够促进国内技术进步。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开始关注技术溢出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吸收能力的作用。

（二）吸收能力在国际技术溢出中的影响作用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关注其他因素在国际技术溢出促进技术进步中所起到的作用，这其中就包括吸收能力。

1990年，Cohen和Levinthal[1]首先在企业层面明确提出“吸收能力”的定义，认为吸收能力是指企业识别外在的新信息，并且吸收这些信息，从而利用到商业实践中的能力。这里的吸收能力是一个关于R&D投入（m），外部知识复杂性及相关性（β）的一个函数，其中R&D投入是吸收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Engelbrecht对C（1995）的模型进行扩展，加入了人力资本来代表不同于R&D的创新，结果发现人力资本不但影响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人力资本对于获取国际技术溢出的能力以及OECD国家之间的技术赶超都有促进作用。omás等[3]对将C的国际技术溢出模型加入人力资本变量作进一步的检验，他们利用OECD国家1966—1995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在使用合理的人力资本数据后，全要素生产率与R&D的相关性有所下降。Xu[4]的研究发现，当地的教育水平作为人力资本决定着吸收能力，并且影响母国公司对外国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的模仿能力。

国内对于吸收能力在正向技术溢出过程中的影响作用讨论比较充分，而对于吸收能力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中的作用研究还比较少。在正向技术溢出中，吸收能力被认为是决定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因素，赖明勇[5][6]认为FDI的技术扩散效应直接取决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并发现我国东部的技术溢出效应受到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制约，而中西部则受到贸易开放度作为吸收能力的制约。黄凌云等[7]发现考虑了吸收能力后的技术溢出效应明显增大，说明技术溢出效应是技术溢出与东道国吸收能力相结合来促进技术进步的。张天阵[8]认为金融市场效率作为吸收能力的一个因素，也决定了我国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与FDI技术溢出成U型关系，只有金融发展水平适当提高，才能帮助吸收技术溢出。金艳清等[9]建立了区域FDI吸收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影响我国各地区FDI吸收能力的主要是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于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研究还并不充分。阚大学[30]对003-008年OFDI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MM估计，发现东、中、西三部分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均受到吸收能力的制约。白洁、朱彤都针对R&D研发作为吸收能力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白洁[31]发现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受我国技术吸收能力制约较小，而朱彤[3]发现国内研发存量与东道国研发存量的替代作用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影响。陈岩[33]对003—008年OFDI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各省得到的逆向技术溢出由于跨国公司所在省的吸收能力不同而产生差距。李梅[34]将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技术差距、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作为吸收能力，对003—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门槛回归分析，发现各个吸收能力的门槛值。

在学者们之前的研究中，衡量吸收能力的指标选取并不一致，学者们对研究能力的指标选取情况如表1所示。

[以往研究在讨论吸收能力对技术溢出的影响时大多仅仅针对正向技术溢出效应或者是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所获取的技术溢出都纳入讨论范围内，以便更全面考虑促进国内技术进步的因素；与此同时，在考虑吸收能力对技术溢出效应影响的基础上，引入技术吸收能力以及基础吸收能力的各项指标，对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检验。

三、模型的设立

1995年，Coe和elpman[35]（P887）首次提出国际技术溢出的C模型（如31所示）。该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国内研发资本与国外研发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借此分析了1个OECD国家技术进步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和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关系，国际技术溢出的C模型之后被广泛应用在国际技术溢出问题的研究中。

在C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到技术进步是国内研发、外商直接投资（FDI）正向技术溢出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共同作用的结果，与此同时，考虑到国内、外研发资本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有一定的滞后性，本文对模型31进行了改进，得到模型3。

此外，论文还考虑到吸收能力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在模型3中加入了吸收能力与外商直接投资正向技术溢出、吸收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交互项来考察吸收能力与技术溢出相互作用后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得到模型33。

33式中，FPt为t年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进步水平，SRDt-1为t-1年国内研发资本存量，SFDIt-1为t-1年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SOFDIt-1为t-1年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ABCi为吸收能力。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将吸收能力划分为技术吸收能力和基础吸收能力。技术吸收能力主要指狭义吸收能力，是技术溢出进行转化的重要人力、物力条件，包含人力资本存量以及研发创新能力；基础吸收能力为经济、制度等环境吸收能力，它决定了技术溢出过程中能否在经济、制度上配合技术吸收能力对技术溢出进行消化。这里，选取基础设施、经济规模、市场化程度、贸易开放度、金融发展水平5个指标分别对基础吸收能力进行表征，指标选取如表所示。对上述指标进行信度及效度检验，得到Cronbachα 系数为0733，MO值为081，Bartlett球形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都通过了信度和效度的统计检验。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源自《中国统计年鉴》（198—01）、《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85—011）、UNCAD数据库、World Bank 数据库、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数据库等。其中，DP、就业人口总数、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外贸易额以及吸收能力各指标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8—01），R&D研发投入取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85—011），7国家研发投入、7各国DP取自OECD数据库，各国消费价格指数取自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数据库，我国的对外直接投存量来自于UNCAD数据库。

（二）数据处理

1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一般根据CD生产函数进行估计，首先假设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

其中，Yt为第t年产出，At为第t年的技术水准，即全要素生产率FP，t为第t年的资本投入，Lt为第t年的劳动投入，α、β分别为资本、劳动的产出弹性。

对公式41两边取对数、移项进行整理，得到模型：

由于选取时间段较长，考虑到政策以及时间因素的影响，在模型4中加入政策变量以及时间项，得到模型：

4吸收能力的测算。根据前文叙述，对于吸收能力主要从技术吸收能力和基础吸收能力两个方面进行测度。在技术吸收能力方面可从人力资本存量和研发创新能力两个方面进行考量。其中，平均受教育年限被普遍认为是衡量人力资本存量的有效变量，本文根据Barro[37]提出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同时借鉴Wang和Yao[38]、刘巍[39]文中的计算方法，并考虑到资料可取性，根据以下公式对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核算。

其中，j，t是t年拥有最高学历为j的人口数，j=1、、3、4，分别代表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四种学历水平，PRIt为t年小学毕业人数，JUNt为t年初中毕业人数，SENIORt为t年高中毕业人数，It为t年高等教育毕业人数，POPt为t年15～64岁人口总数，δt为t年人口自然死亡率。其中，对于起始年198年各教育水平的人口数，取自198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国家统计局网站），其他资料均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15～64岁人口总数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009、010两年最高学历为小学、初中、高中人口数的缺省值根据平均增长率补全。

在基础吸收能力方面，主要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经济规模、市场化程度、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五个方面进行测度。其中，对基础建设水平的衡量选取使用广泛的运输以及邮电事业发展水平，具体的指标为货物周转量、邮电业务总量占DP比重，对货物周转量取对数；对经济规模的衡量采用DP，并对其取对数；对市场化程度的衡量采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对贸易开放度的衡量选取贸易依存度指标，即贸易总额占DP比重；最后，使用年底贷款余额占DP比重代表金融发展水平。

五、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实证研究结果

在模型建立与变量选取之后，开始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基本模型3进行回归，在此基础上，分别加入衡量吸收能力的各个指标进行回归，观察加入吸收能力之后与加入吸收能力之前的回归系数差异。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时间序列较长，各个回归均存在异方差的情况，所以加入AR模型对回归进行修正，以消除异方差，结果如表3所示。

1在基础模型中，国内研发存量和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得到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二者均对国内技术进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国内研发存量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其他加入了吸收能力与通过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得到证实。逆向技术溢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不能确定在不加入吸收能力之前，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在加入吸收能力与技术溢出交互项的回归中，除邮电业务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贸易依存度之外，其他回归中的交互项均至少存在一项通过显著性检验，可以确定对技术进步水平的影响。考察加入吸收能力的正向技术溢出，其中，平均受教育年限、R&D费用投入、R&D人员投入、专利申请授权量、运输发展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发展水平与通过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交互项均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作用。但平均受教育年限、专利申请授权量、货运周转量、经济规模与通过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交互项的系数比照基础回归中没有加入以上几个吸收能力指标的正向技术溢出有所下降，说明这几个吸收能力指标限制了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加入R&D费用投入、R&D人员投入以及金融发展水平之后的正向技术溢出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有显著提高，说明三个吸收能力指标提升了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这种结果表明，在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中，技术吸收能力中的研发创新能力能够帮助吸收正向技术溢出，特别是研发人员投入显著提升了正向技术溢出。与此同时，金融发展通过使融资更加便利进而推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从另一方面促进了正向技术溢出。而其他指标的加入之所以降低了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一是我国整体受教育水平还有待提高，受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先进技术的能力。二是研发创新投入与研发创新产出严重不匹配，这表明，虽然研发创新投入促进了正向技术溢出，但代表研发创新产出的专利授权量尚未达到足以吸收技术溢出的水平，造成了研发资源的浪费，进而导致正向技术溢出的降低。三是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我国幅员辽阔，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尽管近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总体而言，整体水平仍然不高，这也成为制约我国吸收能力的重要因素。

3在加入吸收能力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中，只有加入R&D费用投入、R&D人员投入以及金融发展水平三项吸收能力之后的交互项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不能确定其他吸收能力与通过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交互项对技术进步水平的影响。R&D费用投入、R&D人员投入与金融发展水平与通过OFDI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即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负向的影响。产生这种影响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吸收能力不足以消化、吸收逆向技术溢出，不但不能对我国技术进步产生促进作用，反而占用了研发创新资源，从而对技术进步产生了负向影响。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在考虑吸收能力的基础上建立了改进的国际技术溢出模型，对我国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1我国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正向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

以研发创新投入为吸收能力的加入能够提高正向技术溢出效应，而基础吸收能力除去金融发展水平外均制约着正向技术溢出。

3加入R&D费用、人员投入和金融发展水平影响后的逆向技术溢出为负，这可能是由于吸收能力不足以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反而占用了国内研发资源，对技术进步产生了负向影响，由于加入吸收能力之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还有待进一步确定。

（二）政策建议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初步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在影响一国技术进步的因素中，自主创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一国技术进步必须立足本国自主研发创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此问题十分重视，006年，党中央、国务院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01年7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六点意见。党的十报告更是从全局的高度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的战略部署，这些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积极探索新的自主创新模式，以进一步提升企业、产业乃至国家竞争力。

其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步伐也不断加快，为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率，我国企业应通过加强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不断积累人力资本等手段提高自身吸收能力，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先进技术。与此同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也应对外资企业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为技术溢出提供良好的经济、政策环境。

最后，利用国际金融危机的契机，鼓励有实力的大型跨国公司积极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以便帮助企业以最低的成本接近国际技术前沿。为此，我国企业也应在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同时，主动出击，开展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等多种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此同时，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为进一步吸收逆向技术溢出，提高对外投资的质量和效率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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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Barro，RJ，JLee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3

一、2010年中国吸收外资的主要特点

2010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为保持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中国政府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吸收外资登上新台阶，规模和质量全面提升，外资结构明显改善。

(一)投资环境不断完善

2010年，中国政府结合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外资管理体制机制建设、优化投资环境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中外投资者创造更好的合作机会。2010年4月，国务院下带了9号文《关于进一步做好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从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良好投资环境这五个方面提出了20项具体支持政策。《若干意见》规定，要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2010年，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主动扩大旅行社、医疗机构、网络销售等领域的开放，鼓励积极有效合理利用外资。2010年，中国加大了产业梯度转移和沿边开放战略的实施力度，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积极鼓励外商投资中西部。中国政府进一步大幅下放外商投资审批权限，减少审批层级，提高了审批效率和投资便利化。2010年6月，为落实《若干意见》，商务部出台了《关于下放外商投资审批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将鼓励类、允许类中总投资额在3亿美元以下，以及限制类中总投资额在50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其审批事项，服务业领域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和变更事项等六大类审批权限下放至省级人民政府。7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或改革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境内分公司、进口设备清单等五大类外资审批制度。

(二)服务业吸收外资大幅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中国外商投资产业构成显著改善，服务业吸收外资大幅增长。2010年，服务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852家，同比增长21.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99.6亿美元，同比增长29.6％，分别占同期全国非金融领域新设立企业数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54.2％和47.3％；制造业新设立企业11047家，同比增长13.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95.9亿美元，同比增长6％，分别占同期全国非金融领域新设立企业数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40.3％和46.9％；农、林、牧、渔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29家，同比增长3.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9.1亿美元，同比增长33.8％，分别占同期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3.4％和1.8％。

第一、三产业吸收的外资中，流向现代农业、金融服务和民生服务领域的外资明显增多。2010年，金融业实际使用外资1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6.3％，高出同期全国外资增幅128.9个百分点；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实际使用外资9017万美元，同比增长110.5％，高出同期全国外资增幅93.1个百分点；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实际使用外资9.1亿美元，同比增长63.4％，高出同期全国外资增幅46个百分点。吸收外资最多的制造业行业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三)中西部对外资吸引力加大，区域布局进一步改善

2010年，东部依旧是中国外商投资的主要集聚地，但随着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的完善，外商投资区域布局也在不断改善。2010年，在非金融领域，东部地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2992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98.5亿美元，同比增长15.8％，占全国外资总额的85％，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部地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056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8.6亿美元，同比增长28.6％，占全国的6.5％，比上年增长0.6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58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0.2亿美元，同比增长26.9％，占全国的8.5％，比上年增加0.6个百分点。中西部吸收外资增幅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呈加速增长之势。

(四)外商平均项目规模不断增加

中国政府注重政策引导，提升外资质量，外商平均项目规模进一步提升。2010年外商平均项目规模达到385.8万美元，比上年平均项目规模略有增长，但远高于1983-2007年125.9万美元的平均项目规模，由此说明近几年外资质量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五)外资来源集中在亚洲尤其是香港，欧美投资增幅低于平均水平

2010年，亚洲十国／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省、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22058家，同比增长20.4％，占当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80.5％；实际投入外资金额881.79亿美元，同比增长20.55％，占当年中国实际吸收外资总额的83.4％，高于上年16.9个百分点。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576家，同比下降0.8％，实际投人外资金额40.52亿美元，扭转了上年的降幅，同比增长13.3％，低于平均增幅4.1个百分点。欧盟二十七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688家，同比增长7％；实际投资金额65.89亿美元，同比增长10.7％，低于平均增幅6.7个百分点。

香港是对华投资最大的地区，并且集中度进一步提升。2010年中国从政策上进一步推动港澳企业到内地投资。通过《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六》及其框架下的一系列政策，内地在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放宽了对港澳投资者的市场准入条件，并在加强金融合作、贸易投资便利化、专业资格互认等方面加强合作。中国与香港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2010年香港实际对华投资674.7亿美元，同比增长46.4％，占中国实际吸收

外资总额的63.8％，比上年增加12.6个百分点。接下来依次是台湾省(67.0亿美元)、新加坡(56.6亿美元)、日本(42.4亿美元)、美国(40.5亿美元)、韩国(26.9亿美元)、英国(16.4亿美元)、法国(12.4亿美元)、荷兰(9.5亿美元)和德国(9_3亿美元)，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90.1％。

(六)独资是外商进入的主要方式，外资并购增幅较大

在2010年全国新增非金融类外国直接投资中，外商独资仍是主要方式，新设企业22085家，同比增长17.8％；实际吸收外资809.8亿美元，同比增长17.9％，占总量的76.6％，比上年增加1.8个百分点。

外资并购强劲反弹。2010年在中国发生的外资并购无论从项目数量还是从实际吸收外资金额来看，均比上年有较大提高。2010年中国共批准外资并购案1134个，同比增长31.4％，占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的4.1％，高于上年0.5个百分点；实际使用外资32.6亿美元，同比增长50.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1％，高于上年0.7个百分点。

(七)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相对放缓

2010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16003.1亿美元，同比增长31.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3.8％，所占比重低于上年1.4个百分点。其中出口8623.1亿美元，同比增长28.3％，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2个百分点，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4.7％，所占比重下降了1.3个百分点；进口7380.0亿美元，同比增长35.4％，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3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口总额的52.9％，所占比重下降了1.3个百分点。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外贸顺差出现下降，2010年顺差额为1631亿美元，同比下降16.8％。

二、中国吸收外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贸易投资格局处于深刻调整变革时期。新兴经济体崛起，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发展理念和模式更趋多样化。中国国内要素成本进入集中上升期，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对外商投资从量到质的转变需求更加迫切，吸收外资的机遇和挑战并存。

(一)机遇

1.全球经济和外国直接投资格局新变化凸现中国优势

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和外国直接投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流入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FDI强劲反弹，首次超过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流量的一半，达到53％。中国社会稳定、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较为完备、生产要素成本低廉等优势依然存在。危机后，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中国的优势凸现，对跨国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首先，危机后中国经济回升速度和幅度均领先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拉动全球经济逐步回暖，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调查显示，2010-2012年中国依旧是最受跨国公司青睐的投资目的地。此外，由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在危机后呈现中低速增长，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能力时，更加侧重市场。中国正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放到了首要位置，其庞大未开发的内需市场将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推动市场寻求型外商投资快速增长。

2.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有助于提升外资质量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压力正在转化为新一轮科技创新的动力。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传统能源价格上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纷纷做出先导性战略安排，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以信息技术和新能源革命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努力寻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纷纷加大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领域的研发。新能源、节能减排等低碳技术和行业成为跨境投资新热点。未来跨国公司产业内分工和贸易将出现新一轮优化升级，为中国吸引发达国家产业链中的上游投资创造了条件。全球新技术革命的启动，为中国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提升产业结构，与更多国家开展先进技术合作带来了更多机遇。同时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可能导致传统产业加快向外转移，为中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带来机遇。此外，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升级改造过程中将产生大量服务外包需求，研发、营销、物流等环节向外转移步伐明显加快，将给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带来良机。

3.服务外包的稳步发展将加快中国服务业吸收外资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跨国公司更加注重节约运营成本，服务外包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中国服务外包主要集中在日韩市场，在欧美市场所占份额不大，因此危机给中国服务外包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间接的，也是相对有限的。相反，国际服务外包的整体表现优于整个宏观环境，给中国服务外包发展带来了新机遇。这是因为中国发达的制造业为服务外包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产业基础；国内人才充足、科研力量较强、成本低，危机后比较优势更加凸显；危机后印度、爱尔兰等国服务外包增速明显放缓，尽管这些国家在外包领域仍占据不可动摇的龙头地位，但寻求外部合作的意愿日益趋强，积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危机导致发达国家服务外包中高端人才的大量过剩，中国稳定的宏观经济和广阔的市场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人才大量向中国集聚。因此，牢牢把握这一机遇，引进人才，大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有利于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提高中国服务业吸收外资，优化外商投资结构。

4.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措施优化投资环境、提升外资质量

把引进外资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以引进资金为主转向引进品牌、技术、人员和管理为主转变是2011年中国吸收外资的主要任务。中国政府为提升外资质量和水平，在以下几方面会着力改善投资环境：一是会尽快出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大服务业开放领域，积极稳妥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二是丰富外商投资方式，拓宽引资渠道。鼓励外国投资者设立股权投资企业，引导外商投资合伙制企业良性发展，完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法律政策，建立健全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机制，使并购安全审查和相关规定更加法制化、透明化。三是要注重完善投资软环境，深化外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下放审批权限，为外商创造稳定、透明、规范、高效的行

政环境。

(二)挑战

1.中国吸收外资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危机后，为促进经济增长，许多国家加大了引资力度，通过加强国际投资合作、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加大政策优惠力度等方式吸引跨国投资。中国吸收外资将明显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在高端领域，中国面临主要发达国家的竞争。危机后，为抢占未来经济的制高点，发达国家加快了在低碳经济、科技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领域的研发，其外资促进机构和财政部门给予的优惠政策力度也会较大，加上完善的商业环境，极有可能吸引跨国公司将研发部门撤回国内或转到其他发达国家投资。面对严重的失业问题，发达国家提出产业回归和“制造业再造”，吸引本国企业海外资金回流。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越来越多地面临来自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如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均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而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受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比较优势正逐渐弱化。中西部地区受外资政策调整影响，以及本身投资环境的限制，对低端外资的吸引力还远远不够。此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对高新技术等鼓励类外资的政策吸引不足。

2.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将影响外商在中国投资的信心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进出口拉动转向投资、内需拉动并实现产业升级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因此出口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国际危机的发生引发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遭遇了更多的贸易壁垒。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0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受6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71.4亿美元。其中，反倾销案件43起、反补贴案件6起、保障措施案件16起、特保案件1起。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进口限制等各类贸易壁垒措施对中国产生的不利影响依然严重。知识产权海外纠纷进一步增多，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共发起19起337项调查。危机后，中国的贸易摩擦呈现出常态化，部分发达国家将更多地通过打压中国外贸出口来遏制中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提升。因此，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将受到更多的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外商企业一直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体。因此，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外商企业对华投资。此外，人民币持续保持渐进升值趋势，带来出口企业成本上升，对出口导向型外商企业尤其是利润率较低的外商加工贸易企业影响较大。

3.中国吸收外资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

2010年虽然中国吸收外资水平提升较快，但外国直接投资在产业分布、区域分布、来源分布和投资方式不均衡等方面表现出的结构性问题还很明显。从产业分布看，2010年服务业吸收外资占当年中国吸收外资总额的比重超过制造业，但其中近一半(48.O％)的外商投资流向了房地产这样的高利润行业。2010年中国房地产实际吸收外资总额达到239.9亿美元，同比增长42.8％，依旧是服务业吸收外资的第一大行业，直接影响了当前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从区域分布来说，绝大部分外商投资还是投向了东部地区，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量的85％。同时，来自美国、欧盟的外商投资增幅较慢，外资来源越来越地集中在香港等地。外商独资和绿地投资依旧是外商投资中国的主要方式，并购等投资方式没有大的突破。这些结构性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利用外资的质量，也是未来中国吸收外资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三、2011年中国吸收外资的发展前景

尽管2011年中国吸收外资依旧面临不少困难，但由于世界经济不断复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中国各级政府积极努力改善投资环境，预计2011年中国吸收外资将在2010年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行业和地区结构呈现不断优化态势。

(一)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复苏加快。中国外国直接投资将保持快速增长

尽管2010年全球直接投资比上年仅增长1％，为1.12万亿美元。但是2010年有所改善的宏观经济环境增加了跨国企业的盈利，提高了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企业信心也不断增强。这些有利因素将推动跨国公司投资。同时，各国对外国投资者总体有利的政策环境也为2011年较好的外国投资前景提供了支撑。因此，201 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前景将有所改善，预计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将增至1.3万亿至1.5万亿美元。中国凭借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与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2011年，中国政府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基本政策不会改变。在“十二五”时期，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将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制造业的改造升级、服务业的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等，都将为中国吸收外资提供新的增长点。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的综合成本依然较低、市场空间不断扩大，在新兴的高端制造业、生产业等领域，蕴含着吸引海外投资者的良好机会。此外，中国积极鼓励发展新能源、环境保护、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这将进一步引导外资进入。引进外资也是中国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战略的重要手段。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非金融领域实际使用外资303.4亿美元，同比增长29.4％。

(二)制造业吸收外资将保持增长，服务业吸收外资将成为新亮点

由于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没有改变，制造业吸收外资仍将在中国外商投资中占据重要位置。由于中国东部地区土地、劳动力、环境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中西部制造业正在快速崛起，外商对制造业的投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梯度转移，重庆、四川、湖南、河南等地区正在吸引制造业的外商进入，中国制造业吸收外资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与此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利用外资水平偏低，增长空间广阔。中国需要借助外商的进入进一步提升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因此，2011年服务业吸收外资将成为新亮点，外商投资的主要服务行业将会是分销服务业、房地产业、金融业、运输服务业、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领域。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3.9亿美元，同比增长36.4％，增速高于制造业近24个百分点。随着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全球生产业国际转移速度的加快，中国服务业吸收外资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外资产业结构也将不断改善。

(三)东部是外商主要集聚地。但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4

关键词：河南；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02―0056―06

收稿日期：2006―08―09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河南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利用外资从1985年的1208万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116261万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565万美元上升到87367万美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河南的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提升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和全国其它地区相比。却存在巨大的差距，2003年河南省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第6位，但吸引FDI却排名第14位，存在巨大反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河南省尚需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为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提供外源动力。

一、河南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的现状与特点

(一)河南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现状截至2004年底，河南省共有登记注册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2600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486106万美元。平均规模为571．58万美元，其中投资规模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为301家。仅占全部企业的11．6％，体现了河南省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规模仍显过小。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共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74家，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总数的2．85％，第二产业共有2035家，占全部的78．27％，第三产业共有491家，占全部的18．88％。第二产业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部门，从投资额来看，情况基本一致，一、二、三产业占投资额的比重分别为：1．34％、76．94％和21．72％(表1)。

分时期考察，河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存在变动，表2选取了1998、2001和2004三个年份来进行考察。总体来看，仍然是第二产业吸收了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最低的年份2001年，仍然超过60％，到2004年则高达78．23％。不同的是，第一产业吸收直接投资的比例均比2004年底统计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比例要高，2004年甚至高达4．94％，基本接近国际上对于第一产业吸引外资的一般比例。如果考虑统计口径的因素，比一般比例还要高一些。一个原因是河南省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加大了对：于二第一产业的倾斜力度，二是因为河南省有一些比较大的涉农企业，这也促使外资向第一产业进入；三是本表使用的数据是协议投资，而非实际投资，第一产业的实际投资比例往往较低。

深入国民经济各部门内部来考察，制造业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2004年底企业个数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分别为70．15％和52．53％。其次是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占22．37％)、房地产业(占8．403％)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占5．278％)。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也是企业注销比例最高的行业，截止到2004年。制造业共注销512家企业．占全部注销企业633家的80．88％。体现了制造业是外商直接投资最多也是活动最频繁的部门。

(二)河南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非均衡分布的特点

1．第一产业利用外资明显不足。表1可见，河南省第一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不足，仅为1．34％，这虽然略高于全国第一产业利用外资1．15％的水平，但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第一产业利用外资的比重为5％，虽然这里面存在统计口径的问题，在国际上统计外商直接投资时，第一产业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农、林、牧、渔业，另一部分为采矿、采石、采油业，而我国统计时将采掘业计入第二产业从而降低了第一产业利用外资的比重。即使将采矿业加入第一产业，河南省第一产业利用外资所占比重也仅为1．75％，不足2％，距一般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2．第二产业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也是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最频繁的部门。第二产业是河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部门，符合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的一般规律。截止到2004年底，河南省第二产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部的76．94％，和全国的68．93％相比。处于较高水平。这一方面说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第二产业比例较高，第二产业既是国民经济活动最活跃的部门，也是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最频繁的部门；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更注重于强调利用我国低成本劳动力的性质。从第二产业部门内部分布情况来看，河南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为52．53％，低于全国60．35％的水平，而河南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比例却高达22．37％，远高于全国5．09％的水平。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是具有高垄断性的行业，换言之，高垄断部门的高垄断收益成为河南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这种情况不利于产业的长期发展．也不利于第二产业市场结构的优化。

3．第三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略显不足且内部存在不平衡。河南第三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占全部的比例为21．72％，低于全国31．07％的水平，低了近10个百分点，从第三产业总产值比重和全国相比而言，这一比例虽略显不足，但是相对适中的。2004年，河南第三产业总产值比重为30．08％，全国比重为32．01％。由于和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区域相比，河南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质量尚有差距，因而过度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未必有利。河南第三产业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较高的部门主要在房地产业(8．403％)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5．278％)。这两个行业占第三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61．17％，另外住宿和餐饮业(2．19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2．077％)的比重也在2％以上。虽然第三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尚需要时间，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国际直接投资的60％都是集中在第三产业，与之相比，我国及河南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河南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

1．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间非均衡分布的理论解释。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国际投资部门的重点具有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并继续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这一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可从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得到理论解释：(1)配弟一克拉克定理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总是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转向第三产业，这是由产业之间附加价值的相对差异造成的。现实经济中第二产业的附加价值高于第一产业，而第三产业的附加价值又高于第二产业，劳动力便具有由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转移的趋势，则产业结构的转移也

出现相应的梯度转移趋势；(2)国际投资引力定律指出国际投资部门投向的决定主要取决于行业投资密度的高低。据世界银行统计，1952年世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投资密度平均比值约为4：3．8：3．2，因此，战后国际投资重点必然依次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3)产业内同向投资理论。产业内的同向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某一行业的企业在对外进行直接投资时，也常把资本投向国外的同一行业。国内产业发展由第一向第二再到第三的梯度发展，导致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引起相同的效应。

2．国有经济产业分布的影响。一般而言，国有经济在产业或行业中的分布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变量。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背景，国有经济体系相对成熟，同时通过与外资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国有企业还能享受到国家为吸引外资而提供的一系列税收、信贷和原料供应方面的优惠政策，从而成为吸引外资进入的主要原因。但并非所有高国有比重部门都成为吸收外资的主要部门，因为受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指导目录》的影响，在同一部门内部的不同产业也受到较大影响。但总的来看，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如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房地产业同时也是吸收外资较多的部门，但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却是受到较多限制的部门。

3．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经营目的的影响。从河南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来看，截止2004年未，外商独资企业725家，占总计的27．88％，而合资和合作企业分别占61．62％和10．35％，合资经营是河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从趋势来看，1995年中外合资企业登记注册为3532家，到2004年为1602家，10间减少了超过一半，而外商独资企业则从1995年的606家上升到2004年的725家。独资倾向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华投资的一大倾向，这一点在河南表现也很明显，一般而言，独资企业更强调将中国作为一个出口的平台，通过大量使用中国的低成本劳动要素，依托其自身较高的生产技术和全球营销途径来获取利润。河南虽然是农业大省，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高，难以成为吸引外资进入的力量，而河南劳动力资源丰富所导致的工资成本低，和河南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高的特点，却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提供了条件。

4．外商直接投资初始行业分布的影响。理论与实践都已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初始分布对后来的外资进入具有强的效应，这一方面在于产业本身的关联，如大量的处于同一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之间可以通过人员调动、商业联动等联系来实现“知识溢出”，相互促进。更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毕竟跨越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体制和不同的文化制度背景，从而会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而影响其投资和发展，这些信息包括对劳动力市场的动作、东道国外资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对于合作伙伴的选择策略等，以前的投资无疑能够积累起当地经济和商业环境的知识和经验，从而减少投资成本，降低投资风险。

5．市场集中度的影响。东道国的行业市场发育情况也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选择，多数文献证实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导致了东道国市场竞争不够充分的结果，也有文献认为当东道国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较高时，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抑制效应，但另外的研究认为已经形成垄断效应的行业对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吸引力，因为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兼并东道国的企业而实现快速占领市场的目的。事实上，河南省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相对较小，2004年底河南外资直接投资共2600家企业中，投资规模超过3000：万美元的只有42家，而制造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就占了33家，这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过于注重短期利益，既不利于技术的获取，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长期调整。

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河南国民经济的贡献

(一)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2004年河南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增加值为144．2亿元，比2000年的85．72亿元增长了1．68倍，年均增长33．64％。同期全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增长了2．02倍，年均增长40．4％。从国有及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中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贡献来看，2000年到2004年五年间，河南省分别为7．43％、6．87％、6．67％、6．56％和6．18％，而同期全国则为23．98％、25．16％、25．98％、27．62％和27．81％。和全国相比，河南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存在两方面的明显不足：一是贡献率过小，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在10％以内，而全国则高于20％：二是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全国则为上升趋势。

(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2004年河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099．38亿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经济为169．31亿元，外商贡献率为5．46％。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贡献率尚比上年的5．39％有所增长，并且比2000年2．69％的贡献率高了一倍，但低于1995年的7．86％的水平。全国情况来看，2004年外商投资经济对全社会固定资产的贡献率为9．89％。就外商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而言，2004年全国比上年增长了41．94％，河南省则增长了35．96％，仍然落后于全国指标6个百分点。而且，就全国各地区情况而言，全部“三资”企业对总资产的贡献率河南在31个省市区中排名第25位(图1)，这与河南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序是极不对称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近年低于往年的情况，一个解释是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更注重于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所涉及到的科研及技术并不需要过多的固定资产投资。

(三)对工商税收的贡献2004年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利税总额为50．51亿元，而河南省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为794．78亿元，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率为6．36％，相比之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贡献率为49．04％，集体企业为11．44％，私营企业为19．49％，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利税的贡献最低。从全国情况来看，产品销售税金和增殖税两项，“三资”企业的贡献率为16．62％，二者虽然并不完全重合，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河南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工商税收的贡献率仍显不足。

(四)对出口贸易的贡献外商投资企业在国际市场有自己的销售网络和渠道，所以为出口商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特别是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对出口商品的贡献率更大。由于政府在审批外商投资项目时，除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属于既是国家鼓励又是国家急需的产品，可以全部在国内销售不受限制外，对于一般产品，均要求投资者做出产品全部外销或至少70％以上外销的承诺，否则不予批准，这种规定在客观上决定了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较高的出口贡献率。2000年以来，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部出口

总额的50％以上，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表3)，然而观察河南，情况不容乐观，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总出口额仅16．87％，且在2000年以来呈逐年递减趋势(表4)。

(五)对城镇就业的贡献2004年，河南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为14．87万人，比上年的14．04万人增加了0．83万人，从其所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例来看，2004年为1．71％，比上年的1．67％仅提高了0．04个百分点，基本持平。但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工业增加值、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出口贸易的贡献来看，这已经是较好的表现．而上述各项指标均处于下滑趋势。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为15．16万人，对城镇就业的贡献为1．76％，这样看来，就业方面基本趋于稳定。但与全国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对城镇就业3．90％的贡献率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而且从趋势来看，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对城镇就业的贡献一直呈上升趋势，2000年到2004年分别为2．77％、2．80％、3．05％、3．37％和3．90％，相较之下，河南在这方面仍有不足。

(六)对地区平衡发展的贡献 以人均生产总值来粗略的度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则2004年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是郑州市，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1233元，其次是济源市，为18417元，最低的是周口市，人均生产总值为4912元。从图2可见，除矿业城市资源存在较大差别外，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趋势线与实际利用外资走势线基本一致，各地区生产总值走势线和实际利用外资走势线也具有大致相似的关系。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存在重要影响。

三、加大吸引外资的产业导向性政策建议

(一)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从河南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下降，使得产业结构偏差变得突出。目前，河南外商直接投资中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较之以前已有所上升。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则相对下降。如表1和表2所示，虽然截止到2004年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投向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为1．34％，但当年新签协议投向第一产业的比重却高达4．94％，已经体现了这一变化。但河南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与河南当前的产业结构之间仍存在差距，因此应该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这不仅符合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二)引导外商增加对重加工业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 目前外商对河南工业的实际投资中，大概有65％的“三资”企业分布在消费品工业，重工业只有35％左右。2004年，河南重工业中“三资”企业工业增加值为80．23亿元，占河南重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3．27％，特别是在重工业内部，重加工业比重较低，规模以上“三资”企业中，重加工业“三资”企业为91个，占全部规模以上“三资”企业的21．26％，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4．33％。但是，河南甚至全国的情况却是，消费工业的产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相比重工业却非常突出。“十五”期间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适度重型化，加强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相应控制消费品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因此，需要引导外商对工业的投资更多地转向重加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部门，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比重。

(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向第一产业倾斜，包括向涉农第二产业的倾斜产业结构的优化不仅强调三次产业的比例调整，更强调产业发展与资源要素禀赋的结合情况。河南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同时也是农业大省，农业产值居全国第二位，第一产业从业人数达3245．66万人，占全部从业人数的58．09％。但河南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存在不平衡性，农业产值占第一产业总产值的比重达54．08％。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向第一产业的倾斜力度，有助于河南第一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调整，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有效的促进第一产业的市场化水平。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向第一产业的倾斜有两条思路，一是直接向第一产业投资，二是向涉农第二产业投资，特别是那些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公司+农户”型的涉农企业，加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的发展，在促进第一产业发展的同时，拓展产业链条，密切三次产业之间的联系。

(四)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利用外资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促进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国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资过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而一般加工工业中，有些是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激烈的产业，包括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复建设、引进的产业。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造成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强烈冲击，致使部分国有一般加工企业的处境十分困难。目前，外资工业虽然在机电工业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对河南省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资企业同时在加工工业中占有更高比重。而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具有由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因此应利用这一趋势，进一步重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

(五)引导外商增加对薄弱的第三产业投资，减少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 外商对河南省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这和全国的情况非常类似，从而导致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波动比较大，并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在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和社会服务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往往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经济相对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收缩，导致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产业中投资结构倾斜现象的存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大幅度波动会直接造成整个第三产业的大幅度波动。显然，只有当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结构过度倾斜趋势得到逐步改变后，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才会明显减少。第三产业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如金融、保险、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和文化艺术等。多数属于层次较高的服务部门，要提高其发展水平，必须通过相应的外资产业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资合理地向这些行业投资。

(李恒电子信箱：hdlh@henu．edu．cn)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5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内陆地区；投资环境；市场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830.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6-0057-04

收稿日期：2008-02-29

地区不平等依然是中国总体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中国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别相当大，由于起点不同，地区间政策制定权限不同，征税水平和先发优势不同，沿海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发展快，也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最近，随着沿海地区土地租金和工资的上涨，已出现了外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初步迹象。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内陆地区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发展战略的要求，因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通过政策干预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从而缩小外商直接投资在地区间分布的不平衡。

一、改善外商投资区域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沿海地区经济起飞之后，对外开放政策也于20世纪90年代逐渐延伸到了内陆地区。1999年，整个西部地区都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这是中国政策上的一次大飞跃。虽然政府政策鼓励去西部地区投资，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但是西部地区并没能吸引到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一方面是由于激励机制对外商直接投资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沿海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展开激烈竞争。在这种形势下，这一激励机制的作用也就显得微乎其微了。沿海地区在市场规模、增长潜力、人口密度、劳动力、地理位置以及生产网络等方面有很大优势，用优惠政策压倒这些优势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些因素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近几年来，随着沿海地区劳动力工资的增长和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涨，一些外商将他们的投资转向了内陆地区。这样，中部地区在外商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便开始加大，在2004年增长到12％，而西部省份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还不到总额的2％。到2006年，东部地区占90.32％，中部地区下降到6.22％，西部地区上升到3.45％(席帕，2007)。

尽管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与中国的发展战略之间的不协调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这种不协调首先表现在中国的鼓励出口政策开始显现出它的局限性；其次是其所造成的市场扭曲和对内资企业的不公平；第三表现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加剧。出口业的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促使沿海各省经济迅速增长，制造业的地理分布越来越集中。到目前为止，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增长的外溢效果仍然没有影响到内陆地区，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日益加剧。这一现象可以用三个效应来解释。

第一，积聚效应。外商直接投资越多的地方，生产力水平也越高，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外商投资流入到那里。

第二，收入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增加就业，提高当地工资水平，而且其在地理上的集中分布还会导致人口从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转移，从而增加沿海地区的人口数量，由此增加的购买力使得沿海地区对追逐国内市场的外商投资更具吸引力。

第三，与中国的财政体制有关。在当前的财政体制下，外商投资产生的大部分税收收入都留在当地，使得沿海地区具有更加雄厚的财力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投资环境的改善又会进一步增强沿海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一结论告诉我们，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不平衡可能会长期存在。

有研究表明，GDP的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起相互促进的作用，但GDP的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影响，而且当前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未来走势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Shan，2002)。因此，如果没有政府政策的干预，很难逆转“率先开放沿海地区”的政策赋予先行者的优势。尽管国家对在内陆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实行了许多优惠政策，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经济特区，但这些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在不断下滑。由此看来，政府部门需要通过调整相关政策来引导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内陆地区，以降低其在沿海地区的积聚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影响；应当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淘汰一些仅让沿海地区获益的政策，如经济特区或税收优惠；需要重新审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限制。与此同时，还需要改革财政体制，使财政更好地发挥再分配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不平衡的影响，以利于统筹区域发展。

在“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将更关注平衡发展。“五个统筹”意味着要更多地关注国内发展、区域均衡发展和降低资源损耗。对外商直接投资而言，这“五个统筹”要求外商投资更多地转向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转向内陆地区、转向高科技行业。这就要求中国调整相关政策鼓励外商直接投资为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服务。从投资区域看，在“十一五”期间，东中西部利用外资的总体格局不会有重大变化，但受成本、东部产业结构升级、中西部投资环境改善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劳动密集型投资将加快向内陆地区转移。内陆地区将由此迎来利用外资的良好机遇(韩彩珍，2007)。

二、在内陆地区构建市场一体化的思路

在全球化时代，投资环境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投资环境越优越的地区，投资促进工作的成效也越高。有研究表明，一系列动态变化因素正在对外商直接投资起着推动作用，这些因素包括不断发展的生产细分和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随着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科技的发展以及贸易壁垒、运输成本的降低，这些动态因素正在变得更加重要(Ng.Linda and Chyau Tuan，2003)。尽管传统的因素，如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劳动力成本，仍然影响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但它们的重要性正在降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一项调查显示，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创新能力、供应商、公共机构的国家和地区被纳入国际生产网络的可能性会更大(UNCTAD，2001)。这些研究都传递了一个清晰的政策信号：内陆地区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

有关人士对于引导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内陆地区的可行性表示怀疑，认为内陆地区不具备外商直接投资所追逐的市场规模。实际上，在一些内陆地区，市场规模的影响可能被人为地放大了。这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减少经济开放对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或为了获得税收收入，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设立了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省际间贸易壁垒。例如，在长江发展多式联运可以造福各方，但却由于相关政府部门和地区利益的阻挠

竟没能实现。落后的基础设施、低水平的物流服务和非贸易壁垒等在增加内贸成本方面具有与税费相同的效果。高额的内贸成本，无论是何种形式的，都会使得外国投资者别无选择地把企业设在邻近目标市场的地方。但通过降低物流成本，取消非正式的省际和市际贸易壁垒，加速市场一体化，使内陆地区企业的产品进入沿海地区市场，就可以极大地降低所谓市场规模的影响。从事跨省贸易的企业应当被允许在一个省或政府部门登记之后就可以参与所有的跨省贸易。欧盟的物流就是由于允许企业在一个成员国登记后就可在其他成员国合法经营而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商业活动又受到限制，物流发展所面对的挑战很大。内陆地区的面积和经济规模都会影响到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和分配，特别是铁路联运能力要得到提高。通过改善交通服务，特别是发展多式联运服务，降低物流成本以及改善信息技术服务，可以缩短运输距离并提高可靠性。从事出口加工制造的外商投资企业对物流成本和时间效率非常敏感。改善物流服务将使内陆地区不仅对那些追逐国内市场(主要是中国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还对为出口市场进行生产的外资企业更具吸引力。在这方面要提高对国际集装箱运输的重视程度，包括在国内贸易中使用国际集装箱，对铁路实行更好的管理以便在各个运营环节之间实现更高的一体化，鼓励提高生产力和改善消费者服务的优惠措施，以及针对所有运输形式的市场定价机制。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要求制定并遵循一系列政策，通过改进物流来促进贸易。这对于内陆地区实现市场一体化来说是一种政策性保障。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首先，内陆地区可以扩大航空货运和速递业务的自由化；第二，放宽外资货运公司和其他物流服务公司的准入条件可以提高内陆地区的物流能力和服务质量；第三，减少对中外航空公司和物流服务提供商的业务限制，促进物流服务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最后，通过改善政府服务(例如海关)，提高一体化程度。同时还要强调信息技术在改变系统设计、加速流程上的作用，制订相应的计划以加速对信息技术的应用。铁路联运和信息技术既能够克服内陆地区间的长距离带来的困难，也能够为实现市场一体化创造条件。

三、内陆地区改善投资环境的举措

内陆地区如欲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就必须不断改善投资环境。虽然现在的投资环境已经相当不错，但如采取以下措施，投资环境必将有所改善。

(一)改革司法体制

中国投资环境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其司法体制。对于提高内陆地区的投资环境来说，最重要的是提高司法系统的效率。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将法院系统集中化，至少是在商业和刑事法律方面，以保护投资者的合同权和财产权。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外商直接投资应该从激励机制上转到以法律为依据的政策上。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复杂和市场化程度越来越强，内陆地区希望吸引更多高附加值行业的投资，有效的司法体制的重要性将会日益显现。而且，随着内陆地区希望逐渐提升产业结构以及企业对研发投入的增加，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会显得越来越重要。此外，还应当加强反腐败工作，全力减少腐败等问题对外商投资的负面影响。

(二)降低物流成本，加速市场一体化

内陆地区除了要推动促进市场一体化政策的及早实施，还可以通过地区间的合作降低甚至取消省际或城际壁垒。像长江城市联盟这样的区域合作是非常有效可行的机制，促进内陆省份的合作将会提高其吸引国内外投资的竞争力。虽然中国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解决基础设施中的瓶颈问题，但发展物流业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即规模经济。物流的改进可能促进交通量的增长，而交通量极大地影响着服务提供的频率和成本，也同样影响到生产和物流方面实现规模经济的重大战略意义。在内陆地区大城市提供的规模可以使新的国际行业得以发展。

(三)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外商投资

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在自然禀赋方面有很大不同，这是政策无法控制的。因此，内陆地区不能照搬沿海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商直接投资战略，而应当努力去引导那些以国内市场为导向、寻找资源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一些无需与消费者和顾客邻近的服务业。一般来说，内陆地区应该把引资重点放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因为大多数内陆地区城市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然而，内陆省份城市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像成都、重庆和武汉等城市具有众多科研院校和工程技术人员、广阔的市场和较好的工业基础，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城市不可以吸引更多的高新技术外商直接投资。内陆地区可以集中将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到主要城市，这会产生经济的涓流效应。因此，内陆地区的城市应该吸引符合其自身相对优势的产业，而不是一味模仿东部地区发展出口制造业，根据本地的产业发展战略来制定外商直接投资战略。那些需要土地较多的项目，如农业项目，或者对于交通和距离依赖较少的服务行业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前景广阔。

(四)寻求与沿海地区的合作，培育后发优势

内陆地区可以向沿海省份学习促进投资的工作经验，从东部聘请一些有经验的投资促进专家来帮助启动工作。内陆省份还应当探讨与沿海地区的合作方式，如建立“飞地”，由内陆省份提供土地和劳动力，建设工业园区，由沿海省份提供技术和经验，负责招商引资和管理。这是一种“飞地”税收分摊机制，双方都能够享受到增加的税收收入。

(五)改善研发环境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6

[ 关键词 ] 外商直接投资 投资环境 关系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我们一直致力于吸引国外的资本来推动我国的建设事业,这种努力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得到了显著提高,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取得了长足进步,从1993年起连续保持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收国的地位。截止2006年底,我国已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918.97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这其中,福建由于处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区的特性,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我国的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出现快速的增长,而福建本省的发展速度也会呈现动力不足的状况,外资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可缺少的拉动力。但是,在我国经济转轨进入中后期、经济增长方式已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对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有一个更加清醒和客观的认识,既要看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不能忽视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一、各省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分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引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指数(Inward FDI Index)概念来评价各经济体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成功度。在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对该指数进行了简化和修改,重新命名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UNCTAD In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为某经济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球份额与其GDP占全球份额之比。

2000―2003年期间,广西、辽宁、山东3省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在0.8―1.2之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其经济规模基本相符;海南、广东、福建、上海、北京、江苏、天津等7省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大于1.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大于其经济规模;其他省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小于其经济规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

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1.方法介绍

(1)向量自回归

向量自回归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所有变量都被假设为是内生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项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不带有任何事先约束条件。含有个变量滞后期的模型表示如下:

其中,是n维内生变量,∏p是待估参数矩阵。是随机扰动项,也被称为新息,与自身滞后值和解释变量无关。

(2)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向量自回归模型还可以用来估计脉冲响应函数,即确定每个内生变量对它自己及所有其他内生变量的变化是如何反应的。以双变量 滞后1期的VAR模型为例:

如果新息在t=0时增加1个标准差,不仅当前值立即改变,而且还会通过当前值影响到和今后的值,脉冲响应函数正是描述这些影响的轨迹,显示任一个变量的扰动是如何透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方差分解是另一种表达模型动态特征的方法,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为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2.实证分析

(1)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1979至2007年的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年鉴-2008》及《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2008》。经济增长用GDP反映。将福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FDI数值用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为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采用1978年为基期的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两个变量进行缩减,并取自然对数,为LnGDP和LnFDI,以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其相应的一阶差分序列为LnGdP和LnFDI。

(2)模型分析

福建省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其经济发展(GDP)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起初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微弱,但随着时间的滞后,该影响会逐渐增强。经济发展对外资吸引的作用也是逐渐增强的。两者的相互响应在前期有小幅波动,但在长期却呈现稳定的正向关系,并且福建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三、经济危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国给予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和特殊的法律保护,我国的成本优势明显,获利空间大,因而外资蜂拥而入。当如今中国市场的成本发生变动并进而侵蚀到外企的利润时,选择撤离就成为外资最原始的商业冲动。对那些缺乏核心技术优势、对优惠政策较为依赖的加工贸易型中小跨国公司来说尤其如此 。而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更影响了当前外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已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于2009年2月指出, 2008年全球外商投资流量较2007年至少减少了20%。随着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发展,2009年外商投资流量将可能进一步减少。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外商投资流入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923.9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58%,但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吸收外资呈现回落态势,2008年10月以来实际利用外资连续出现同比负增长。例如,2008年11月当月实际利用FDI为53.2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52%。2009年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96家,同比下降48.73%;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75.41亿美元,同比下降32.67%。同期,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下降53.76%,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下降70.03%。

四、改善投资环境的策略

1.优化投资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各省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合理引导外资行业分布,可以有效的改变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结合国内外产业发展趋势和特点,应注重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环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遏制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投资。鼓励外商投资节约、高效、清洁的能源、资源产业和企业技术改造项目,鼓励外商投资发展循环经济和可再生能源,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外资项目准入。鼓励外商投资现代服务业、生产业,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注重新型服务业发展。

2.引导外资项目分布,促进外商投资地区平衡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按照当前的发展情况,外商投资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将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以福建省为例,闽南沿海地区和福州具有优越的政策、区位、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先行改革开放的体制优势,仍然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平衡,必须采取以地区倾斜政策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倾斜政策为主,同时辅以对福建北部、西部地区一定程度的地区倾斜,从而在全省逐步形成基本统一的、稳定的和透明的外资政策。福建北部和西部地区应该紧紧抓住外商投资企业因沿海发达地区由于工资、地价等生产成本提高而向内地的产业转移的契机,充分发挥北部和西部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进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改善引资环境,吸收更多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当区经济的发展。根据2008年福建年鉴统计结果表明,2007年台商实际到资5.51亿美元,新批总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台资项目有25项,集中在厦门、福州、漳州、南平4市,其中南平市1项,合同台资3220万美元。说明了在实施的协调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福建北部、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倾斜政策的作用下,这些地区将在短期内实现利用外资的跳跃式增长。

3.树立绿色GDP观念,加强政府科学调控管理

绿色GDP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自然资本的消耗,得到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绿色GDP是对GDP的一个补充和完善。GDP有其局限性,它只反映了经济发展,却没有反映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容易过高地估计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给人一种扭曲的经济图像。特别是对依赖于开发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产资源和森林资源获得重要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开展资源环境核算,对GDP进行相应的调整就更为重要了,这就是提出绿色GOP的背景。比如采伐林木,经济总量增加了,但过量采伐后对自然资源造成了破坏,相应的成本就应在经济总量中扣除。再如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应从经济总量中扣除。

发展绿色GDP,首先是要根本扭转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只有地方政府改变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才有可能使地方政府集中精力解决经济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只有把环保方面的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使环保业绩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政绩,环保战略才能够得以有效实施,环境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当然这并非否认经济发展的作用,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发展仍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发展绿色GDP,其次是要开展地区环境污染调查,查清污染源,采取有力措施控制补救污染现状,彻底取缔污染企业。对福建省突出的江河流域的跨界污染问题,要加强行政区之间的合作,协同努力解决跨界污染。各行政区应改变独善其身的环保思想,树立自己的利益是建立在他人利益基础之上的意识,在互利互信基础上合作,实现区域整体的环境利益。

发展绿色GDP,应在抓好环境治理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扶持以生物医药、绿色苗圃、生态旅游为主的生态经济。事实上,具备绿色意识的省市可从优美的环境中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除了风景区的收益,良好的环境可吸引更多的制药业、绿色食品加工业等“绿色产业”。

2010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形势将更加复杂,各省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工作方针,努力保持吸收外资政策的稳定性和预见性,把创建投资新环境、形成竞争新优势作为工作重点,为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青:东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优劣势差异的实证研究.湖北社会科学. 2008年第8期

[2]常玉珍: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分析.财税金融.2007年第14期

[3]杨劲松: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第1期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7

关键词 涉外税收优惠，外商直接投资，优惠方式，企业所得税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初期所形成的以区域性优惠为主的多层次涉外税收优惠格局已经难以适应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求，税收优惠政策在扩大外资规模、提高外资质量、增强外资使用效率等方面的促进作用日渐不足。因此，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需要对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将十分有助于继续发挥该政策在吸引外资过程的导向作用，对于提高我国利用外资水平，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中的主要问题

(一)区域倾斜过度，加大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我国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主体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在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通过东部带动西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指引下，当时吸引外资的大量税收优惠措施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并使得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呈现“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逐渐递减的区域性倾斜特征。

不可否认，区域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提高东部地区的引资能力、加速当地的资本形成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并有效促进了东部地区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但过度的倾斜，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中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变得相对困难，导致外资在我国的地域分布上逐渐失衡(见表1)，从而间接加大了区域经济间的发展差距。

(二)缺乏产业导向性，引致外资的产(行)业分布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着力点一直放在吸引外资的数量和规模上，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如何与我国的产业发展政策相结合，来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吸引外资，导致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引资相对不足、外资投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的情况来看(见图一)，FDI中的绝大部分投向了第二产业中的传统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而国家重点发展的农林牧渔业、科教文卫等行业吸引FDI的数量只占FDI总量的七分之一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相背，无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优惠手段过于单一，不利于提高引资质量

我国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偏重于采用优惠税率和税收减免等直接优惠方式，对于被国外广泛采取的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间接优惠方式应用较少。单一的直接优惠手段，虽然具有短期效果显著的优点，但在促进企业引进先进技术以及加速技术改造升级等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激励作用，而且过于直接的优惠措施还易于被纳税人利用来进行偷逃避税，扭曲税收优惠的引导作用。

此外，由于世界各国对本国公司境外投资所得的税收政策不同，使得我国对外资企业所实行的低税率等直接优惠措施的主要受益者是几个国际避税地，而如美国、日本等不少发达国家并未获得太大优惠。因此，从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增强外资使用效率的长远考虑，现阶段的税收优惠方式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四)过度优惠，影响内费企业的正常发展

在理论上，涉外税收优惠可分为全面优惠和特定优惠。我国涉外税制创立之初，为了弥补当时投资环境存在的缺陷，并考虑到国内税制本身也面临着较大的调整，所以选择了全面优惠的方式。

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提供给外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范围之广、幅度之大以及时间之长都是罕见的。近年来，随着大量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不断出台和流入我国的FDI逐年增加，有关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问题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外资企业所享受的各种“超国民待遇”，特别是其在所得税税率上与内资企业的不平等，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力，不但有悖于公平竞争的要求，而且不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此外，由于内外资企业待遇的差别过大，还使得部分内资企业总是想方设法与外资拉上关系，以享受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于是直接引发了“假外资”的现象，这些“假外资”在迅速消耗我国有限资源的同时，更对内资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挤出效应”，加剧了内资企业的人才流失和下岗失业等问题的出现。

二、调整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路径

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效率，并对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了一定的阻碍。因此，从提高外资利用水平，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需要对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建立以产业性优惠为主、区域性优惠为辅的涉外税收优惠体系

建立以产业性优惠为主、区域性优惠为辅的涉外税收优惠体系是指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要着力加强与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的协调配合，把外商投资的重点引导到我国急需发展、鼓励发展的产业上来，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同时，通过逐步减少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的多层次税收优惠以及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的税收优惠幅度，将外资引入中西部地区，充分发挥外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缩小地区间差距，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的良性发展。具体而言：

1.制定明确的产业性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外资投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提高流入第二产业的外资质量。首先，通过加大对农业等第一产业的税收优惠幅度，吸引外资、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缩小与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水平和农业组织化程度的差距。其次，给予投资水利、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的外资企业更具吸引力的税收减免措施，以缓解我国基础产业发展滞后的局面。同时，为了促进外资向知识型现代服务业流动，提升我国的文化、教育等行业的发展水平，有必要对相关的外资企业提供明确的税收优惠。此外，就第二产业而言，在一些我国已经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诸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电视、冰箱、空调等一般电信设备制造业领域，可以逐渐减少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我国现阶段水平与世界差距较大的计算机、电子通信设备、航天航空、生物制药等高科技的新型制造业则应实行幅度较大的税收减免和优惠，以鼓励外资的进入。

2.调整税收优惠的地域倾斜方向，鼓励外资流入中、西部地区，努力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目标。首先，减少东部地区的涉外税收优惠措施。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的经济水平较为发达，投资环境也相对优越，税收优惠政策已经不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因此，对于该地区，除保留具有示范效应的特殊性区域优惠和延续原有优惠政策执行至期满外，应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其余的税收优惠。其次，结合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综合考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特殊情况，制定一套合理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外资投向国家急需发展的地区和产业，提高外商投资对中、西部地区GDP增长的贡献率，促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发展。

(二)改进优惠方式，加强间接优惠的调节力度

涉外税收优惠方式主要包括以税收减免、税率优惠为代表的直接优惠和以加速折旧及投资抵免为主要形式的间接优惠。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习惯采用短期效果显著的直接优惠方式来吸引外商投资，发达国家则青睐有利于增强企业发展后劲，易于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的间接优惠方式。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综合国力日渐提高、市场经济不断完善，招商引资的政策重点已从单纯追求外资数量向着力提升引资质量转变，更加注重与国家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协调使用。此时，继续倚重改革初期使用的税收减免和税率优惠等简单的直接优惠方式来吸引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已较难，适时转变涉外税收优惠方式，加强间接优惠的调节力度才是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正确选择。

运用加速折旧的税收优惠方式吸引外资，对于纳税人而言，虽然不改变其总体税负，但使税负前轻后重，有利于减少投资初期的负担；对政府而言，只是推迟征收，税收并未减少。而投资抵免的优惠方式一般只与投资额的多少有关，投资越多，抵免越多，具有适用范围广，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的特点，特别是对于初期投资较大的如基础设施、能源交通、高新技术等行业的鼓励效果明显。因此，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考虑，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即逐渐形成以间接优惠为主导、直接优惠为辅助的涉外税收优惠方式。

(三)适时进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井轨，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目前，我国实行的内外有别的企业所得税制带来的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所得税率不统一导致企业间竞争变得扭曲和复杂，阻碍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因此，为了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保证民族企业的健康发展，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将是我国下一阶段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考虑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短期内会对我国利用外资总量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确保两税合并的顺利进行，避免出现外资大规模撤离的现象，可以进行如下准备：

1.安排合理的过渡期。现阶段，我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等因素对于外资企业的吸引力正在与日俱增，加之我国对外资企业提供的其它税收优惠措施和各种优厚的鼓励投资政策，绝大多数外资企业不会仅仅因为税率的变化就采取消极撤资的“用脚投票”方式，但是考虑到在华跨国公司的集体要求和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新加坡等国际避税地的中小外资企业对于税率变化相对敏感的特殊情况，同时，也为了再次明确我国政府始终鼓励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态度，可以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安排一个合理的过渡期(例如5年，在过渡期内外资企业仍享受优惠)，以缓解税率变化给外资企业带来的不适应性。

2.加快增值税转型进程。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可以明显降低投资高新技术领域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行业的外资企业的税收负担，企业因增加增值税抵扣而获得的财力，会弥补部分因所得税并轨而增加的支出，这有利于两税合并的顺利进行。故应及时总结东北老工业区进行增值税转型的经验，并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以缓解所得税合并给外资企业带来的阵痛。

三、进一步完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相关配套措施

通过建立新型涉外税收优惠体系、改进税收优惠方式以及统一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的调整，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将会更加适应“扩大外资规模、提高外资质量、增强外资使用效率”的战略要求。当然，为了使之能够进一步完善，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要辅以相关的配套措施。

(一)规范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加强法制化管理

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作为我国政府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自对外开放以来，其政策的制定、解释、执行等过程始终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91年(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不仅标志着我国涉外税收优惠制度的基本确立，也确保了各项具体政策的法律适用性。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为追求外资数量，出台了规范性和透明度较差的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在造成税收优惠导向不明和实际操作随意性较大等问题的同时，还致使地区间为吸引外资进行恶性竞争，干扰了国家招商引资的总体战略部署。

因此，为了增强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加强其与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配合，提高我国招商引资政策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必须要对现行的涉外税收优惠措施进行清理整顿，并加强法制化管理和监督。

(二)引入税式支出制度，提高涉外税收优惠的实际效益

涉外税收优惠作为吸引外资的一种政策工具，其不但具有刺激和鼓励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也不可避免的会带来税收流失的负面影响。故在实际应用中，有必要将实行税收优惠放弃的税收收入与优惠带来的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并以此作为确定某项优惠措施是否可行以及具体优惠幅度的依据。引入税式支出，即是从支出角度认识涉外税收优惠，便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涉外税收优惠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价，以预算形式加强对优惠总量的计划性管理，控制优惠幅度，增强政策的刚性和透明度，进而提高涉外税收优惠的实际效益。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8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方式；河北省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3-0091-05

发展观和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共同决定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地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是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解决目前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河北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与此同时，河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逐年增大，1987年到2007年9月份，河北省实际利用外资额累计达191.68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平均达75％左右；尤其是近几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根据钱纳里的“两缺口”理论，外资作为一国国内储蓄的有效补充，能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加速资本积累；同时外资的流入能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综合生产率，带动产业升级，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等、因此，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良性发展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能有效促进河北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更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河北省生产总值有了迅速的增长，在推动河北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的诸因素中，大规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85―2005年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1％带动GDP平均增长0.037％。但是，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太大：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差距拉大等等，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也难咎其责。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是一把“双刃剑”，河北省必须改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时“重数量、轻质量”的思想，必须把利用外资引导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轨道上来。具体说来，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河北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使河北生态系统受到压力并可能导致经济、社会与环境的不和谐；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提高河北生产总值的同时是否会出现二元收入结构而使贫困人口增加，是否出现效率提高与就业水平上升的矛盾与冲突；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提高河北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同时是否导致对局部地区、局部产业的不适当刺激而使产业结构及地区布局失衡，是否导致对河北民族工业发展的窒息而阻碍产业结构的正常的升级换代进程；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河北经济发展国际化的同时是否导致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国际经济领域的经济风险上升而使河北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受到冲击；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科技进步、社会稳定、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和谐稳定等。总之，意识是行动的先导，河北省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根据全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计划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本地区利用外商投资的计划，调控本地区吸收和利用外商投资的规模、结构等，把合理利用外资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

二、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源环境监管

河北省经济总量在全国居第6位，但工业粉尘等排放量却位居全国第3位，污染问题特别突出。能源、铁矿石自给率很低，资源约束问题也相当严重。而近年来，河北省产业发展的主体趋势是重工业化加重，2006年钢铁、装备制造、石油化工、食品、医药、建材、纺织服装七个主导行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78.4％，对河北省工业生产增长的贡献率为86.0％，其高耗能产业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占40％左右。因此，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节能减排降耗是河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然而。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为了逃避本国的管制和节省污染物的处置成本，往往会有意识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把一些消耗资源多、污染严重的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商投资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污染转移”问题也与发展中国家缺乏环境保护意识、缺乏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效益的全面评价、缺乏严格的环境管理保护措施有关，以至于以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代价去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和获取暂时的经济利益，给本国造成了环境公害或资源的过度消耗，损害了本国经济的长远利益。

因此，河北省要实现可持续型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监管力度，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投资准入进行严格的审查，积极杜绝不利于河北生态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传统的审查内容主要包括投资的比例、投资的性质、目的、动机以及可能给东道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等。在这里，必须追加以下重要内容：严格遵循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禁止外商通过直接投资途径将受控物质的使用和生产向河北转移；建设和健全国内省内环境保护立法，消除外商基于环境政策执行成本的差异而进行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河北转移；对涉及自然资源开采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时，资源价格的制定除了反映其开采与获取成本之外，还必须同时反映与开采、获取、使用相关的环境成本以及由于资源的使用而造成的对未来效益损失的使用者成本，以此来科学评价该项目真实潜在的经济效益。

三、合理引导与调控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投向

目前，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投向具有以下不合理的地方：第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投向总体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极低，而第二产业在1998-2006年间累计实到外资金额约70.833亿美元，占全省的87％。第二，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产业结构内部不合理。外商直接投资在一般加工业过多，而投向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部门的较少。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多，而投向资金密集型产业较少。外商直接投资一般性技术比较多，不少还属于低层次技术的重复引进，而投向技术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少。第三，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小，虽增加较快但内部结构很不合理。在第三产业内部，投向基础设施部门如交通运输、通讯、地质勘探等部门，以及文教科卫等现代服务业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小，而投向预期效益好、风险小、见效快的房地产、商业、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上升迅速，成为投资的热点。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投向结构不合理导致需要重点支持和发展的产业依然滞后，而对于需要限制的产业则继续快速增长，因此，河北省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投向进行宏观调控已刻不容缓，必须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产业升级方面的积极作用。

河北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特点和产业优化升级的目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改造传

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利用外资，积极引进和吸收国外农业精深加工、绿色食品、农业生物等先进技术以及良种资源和现代经营管理方式。争取组建中外合资的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并以重点企业为龙头，推进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第二，充分发挥河北省资源、市场、存量资产的比较优势，抓住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间产业转移的规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钢铁业、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三大战略支撑产业；第三，引导外资加入发展信息产业的队伍，使信息产业尽快成长为河北省第四战略支撑产业。以软件和信息技术应用为重点，以与国外大公司战略合作和大项目建设为突破口，大力发展数字通讯设备、数字化整机、新型显示器件、集成电路与新型电子元器件、专用电子设备；第四，大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加大力度推进金融、保险、电信、证券业等行业的对外开放。吸收国外先进的行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组织模式、投资管理、筹集资金、人才使用等方面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参与旅游景区景点开发，兴办中外合资旅行社，全面提升旅游产业的水平。加快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利用外资的步伐，创造条件吸引外商独资、合资合作兴办国际学校、医院诊所、职业培训中心、大型文化体育设施等。抓住国际服务外包发展机遇，进一步完善鼓励服务外包产业政策，积极创造服务环境，培养专业人才，进而推动全省的服务外包工作。

四、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2005年河北省科技活动产出仅优于贵州、内蒙古居全国第29位；高新技术产业化居全国第28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94％，居全国第26位。可见，河北省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不高，科技创新能力较弱。而河北在能源资源约束强化和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弱化的情况下，只有将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才有后劲。1985―2005年20年间河北省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年技术水平的贡献弹性为0.107，因此，河北省在立足加强自身自主创新的同时，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共同推动河北由投入主导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创新主导型发展方式。

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可归结为三类：(1)国内企业以供应商的身份和外商以高质量产品用户身份结成长期交易关系，从而获得外商较全面的技术支持以及售后服务和技术培训。这对于东道国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加强新产品开发有着积极的作用；(2)受雇于跨国公司的当地员工，由于人员流动也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3)在有效竞争机制下，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对国内企业产生示范效应，当地企业通过模仿和改进也可实现技术进步。因此，促进外资企业与省内企业的产业关联度将是河北省今后制订引资政策的核心目标，而且产业关联不仅仅局限于原材料、零部件采购等后向关联，而且要加强省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技术研发、产品创新方面的前向关联。同时应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园区，增强产业配套设施，发挥聚集经济的功能，积极支持外资企业进口河北零部件，从而使关联产业发展的外资溢出效应得以更好地发挥。其次，河北省应该大力引进有利于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项目，控制外商独资经营的比重，保证合资企业的力度，对于那些技术含量小的项目和不予转让技术的项目予以一定的限制，实现引进外资与推动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相结合的目标。再次，人力资本存量是促使产生外溢的重要因素，因此，河北省应该切实把培养和吸引高素质涉外人才作为一项重要战略，高度重视人才培育，提升河北省人力资本水平，引导人才双向流动，促使技术溢出。

五、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投向调控水平

2006年河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排名前4位的依次是唐山、石家庄、秦皇岛和保定，其中唐山占河北全部利用外资的24％；石家庄占河北全部利用外资的20％；秦皇岛约占13％；保定约占10％。这与河北省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而河北省经济不发达地区，如张家口外商实际利用外资额仅占全省的2％。可见，由于河北各地经济发展存在的差异，导致外商投资地域分布不均衡。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满足企业自身的利益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选择在能保证其投资利益的区位。东道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区域内部各个地方投资环境的差异和优劣，必然导致外商投资在区位选择上的差异，从而出现外商投资在区域内部空间布局上的差异。

在河北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应从非协调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协调型经济发展方式，因此我们还应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平衡区域发展。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布局上，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要充分发挥河北经济开发区和河北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带动作用。加快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充分发挥开发区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各开发区应根据各自特点，围绕自身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确定龙头项目，积极引进关联度大、产业链长的投资项目，提高产业积聚度，使之成为河北对外开放的前沿和利用外资增长最快的地区。第二，河北省应充分利用其独特的“两环”区位优势和京津冀经济圈强大的市场辐射能力和完整的产业基础，加快形成城市化集聚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包括产业前向和后向关联、劳动力集聚、企业家集聚效应)等。以曹妃甸崛起为契机，加快秦皇岛、京唐、曹妃甸、黄骅港四大港区建设，谋划一批项目，重点对外招商，尽快形成布局合理的港群体系和周围相关配套服务体系，进而带动全省经济发展。河北省又是华东、华南和西南等地区连接“三北”地区的枢纽地带和商品流通的中转站，也是“三北”地区的重要出海通道。凭借四通八达的运输系统，直接辐射东北、西北和华北市场，是外商开拓内地市场的必争之地。河北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形成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和“路径依赖”的良性循环。第三，要鼓励吸引外商对河北省不发达地区的投资。对在张家口、承德等贫困地区投资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可以在河北省的管理权限内参照执行国家有关西部开发的优惠政策。第四，指导各市县建立项目库和充分利用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大力推进各市县对外开放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镇化建设，缩小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推动作用。

六、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规模和来源地结构

河北省位于中国外资聚集的东部沿海地区，但无论从外资企业个数还是累计吸引外资金额来看，河北省数据均远低于东部沿海各省的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从原来最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沿海“北上”。尽管大趋势

如此，河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到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仍未达到河北GDP的1/10。另外，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结构单一，以1989-2004年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排位，前8位依次为香港，共计48.46亿美元，约占36％；其次为日本，累计13.91亿美元，约占11％；第三为美国，累计11.48亿美元，约占9％；第四为台湾，累计7.49亿美元，约占6％，以下依次为德国、英国、加拿大、法国。

有鉴于此，河北省必须把优化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来源地结构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应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出发，根据经济发展目标、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以及地区的消化能力，加强自身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扩大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同时又要避免部分部门和地区为了追求政绩而极力扩大引进规模，互相攀比，竞相出台优惠政策，不讲质量、盲目引进、重复引进而造成的产业结构趋同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等现象，制定和实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计划，从而将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配合实施引资多元化战略，形成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效应，防止其形成垄断，促使其输出更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具体而言，首先应该在继续吸引原有香港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重点加大吸收欧美等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力度，特别要利用河北省地缘优势，积极扩大吸收日韩直接投资的规模。其次，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来河北投资，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来河北投资，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以北美、日本和欧盟为主体的发达国家是当今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其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规模大，而且技术含量高，其投资主体一般为大型跨国公司。通过扩大吸收这些发达国家的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河北内资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推动和示范效应，有利于河北经济实现良性持续发展。

七、创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和渠道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9

[关键词]　fdi；税收优惠政策；成本收益分析；政策影响力

一、引言

外国直接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它对投资国以及东道国以及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通过对103个国家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中只有4个国家没有对fdi提供任何优惠。1991至2000年期间，世界各国共有1185项fdi政策改革，其中1121项是朝着有利于吸引fdi的方向改进。可见，世界各国对fdi的重视是日益加深的。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截至2005年6月底，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30153个，合同外资118271.9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59061.64亿美元。2002年，中国引资总额更是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果是和我国吸引fdi的大量相关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一般而言，吸引fdi的优惠政策包括财政优惠、金融优惠和其他优惠工具。在这三种优惠政策中，财政优惠中的税收优惠应用最为广泛，这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爆发一轮轮全球减税浪潮的重要原因。但有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首先，就是与税收优惠政策相关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分析问题；其次，我们应该深入的分析一下税收优惠政策在fdi的选址过程中究竟对最后的决策产生多大的影响，也就是他对决策的影响权重究竟有多大。这也正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应该说对于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经济效应的研究早已开始。国外的有鲁特和艾哈迈德（root&ahmed，1978）、德弗罗和弗里曼（devereux&freeman，1998）、杰克。明茨和托马斯。齐奥普洛斯（jackm.mintz&thomastsiopoulos， 1992）、格罗普和科斯蒂尔（gropp&kostial，2000）、blomstrom&arikokko（2003）等等，它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税收因素在外资投资决策中的影响力度大小及其经济效应。从国内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期间和2001年入世前后，有关fdi的国民待遇和税收优惠问题就曾经受到学界的关注。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2004年我国开始了第二轮税制改革，这其中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问题成为这次改革的重点，关于fdi的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探讨再次成为了学界的焦点。

二、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理论依据及工具选择

对于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幼稚工业说”，其基本要义与国际贸易理论中支持保护措施的幼稚工业说是完全相同的即：在一国某一产业发展的初期，由于生产规模小，技术也不十分成熟，生产的成本较高，该国在这一产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如果能够引入外国资本，并以此带动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引进以及随着东道国市场竞争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那么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技术的成熟与进步，东道国该行业生产的平均成本将下降，从而使东道国获得在这一产业的比较优势。可是，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或失效的现象，完全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比如，由于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可能因无法判断企业某一投资项目是否能够盈利而对投资于该项目望而却步，于是出现投资不足。所以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的介入以弥补市场调控的缺陷，使投资能够反映某一项目在长期内降低成本的潜力。

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的过程中，许多国家采取了多种税收优惠方式相互配合，避免了政策目标的模糊性和调节对象的单一性，其具体做法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优惠方式，通常表现为免税期和低税率；二是间接优惠方式，通常表现为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亏损结转。直接优惠方式和间接优惠方式的运行结果是不一样的。直接优惠方式的特点是对税收直接免除，这不但造成税收收入的流失，而且容易造成钻政策空子逃避税收。间接优惠方式的特点是对税收的间接减免，这种形式是允许企业在合乎规定的年限内，分期缴纳或延迟缴纳税款，其税收主权没有放弃，有利于体现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的平稳发展，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优惠方式要比减免税更为有效。发达国家一般较少或很谨慎地使用直接优惠方式，主要以间接优惠为主。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逐渐由以直接减免税为主转向以间接优惠引导为主。

三、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一）fdi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

税收优惠政策最直接的成本就在于税收优惠直接减少了一国的税收收入。而且在当前税收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各个国家甚至在某个国家范围内的不同地区会出现以争夺fdi为目的的税收优惠竞争，从而导致过度“慷慨”的税收优惠，这不仅造成大量财政收入的减少，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除此之外，针对fdi的税收优惠政策还会诱发资本外逃、政策性寻租、转移利润和逃避税等行为，这些非直接的、隐性的成本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甚至他们会占到优惠政策总成本的很大比重。资本外逃形成假外资，也就是国内资金为了获取外资所拥有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各种途径在境外绕一圈之后以fdi的形式回到国内。从2000年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看，我国贸易顺差241亿美元，fdi约为400亿，但外汇储备比1999年增加了93亿，差额高达550亿美元，这么大的误差很难完全计入“误差与遗漏”项下。所谓政策性寻租是指，因为很多的优惠政策都是有一定的裁量空间的，甚至于某些部门和地方有较大的政策决定权，这就给寻租行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从而在引进等量fdi的情况下，大量的腐败官员和利益集团又从中分一杯羹，而国家利益则受到侵害。跨国企业大量的转移利润的行为以及关联交易、转让定价等各种其他逃避税行为，造成大量资金的流失。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估计，1995年我国对外资实行税收优惠而让渡的税收利益达到了660亿人民币。有关专家估计，外资企业利用关联交易在我国每年避税300亿以上。应该说很多fdi之所以进行投资，其看中的往往不单纯是直接的税收优惠，而是与这些优惠政策相关的潜在的利益优惠，所以后三种成本虽然难以精确计算，但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

税收优惠政策最直接的收益即是吸引来大量的fdi，而fdi进一步对引资国产生各种积极的影响，概括起来这些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资本形成效应。fdi的引进，尤其是与之相伴的实物资源的流入，以及由此引致的母国相关企业的追加或辅助投资，有效缓解了我国隐性的投资不足。（2）技术进步效应。fdi的增长促进了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其“示范”效应及其于与前向和后向企业的交易互动关系促进了先进技术、技能和管理经验在国内的扩散。（3）结构调整效应。fdi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提升了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水平，通过打破引资国产品出口的路径依赖，推动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4）外贸拉动效应。fdi带来了贸易替代效应、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补充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有利于引资国接近国际市场，增加出口，优化出口结构。（5）就业拉动效应。fdi通过在国内大量创办新企业和产业关联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同时，其对国内员工的职业培训和企业员工的“干中学”效应，有效推动了引资国国内劳动力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水平、创新研发能力的提升。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fdi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收益大量体现为间接效应，相关的精确的数据很难取得，所以这就给本应该量化的成本收益分析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这样的分析同样有它的现实意义，它让我们更加理智、客观地看待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

（二）税收优惠政策对fdi投资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力分析

1.影响fdi投资区位选择的一般因素分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nationconferenceontradeanddevelopment，简称unctad）设计了一套决定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unctad按照动因的不同将fdi分为了四大类，他们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所考虑的因素是不同的。市场开发型的fdi重点考虑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市场增长率、关税、国民待遇、运输成本等因素；资源开发型的fdi重点考虑原材料可获得性和成本、劳动力成本、技能等因素；战略资产增加型的fdi重点考虑技术或战略资产、当地的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因素；追求效率型的fdi重点考虑规模经济、投入品成本、基础设施、运输成本、供应商及分销商的集聚水平等因素。应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因素体系，税收因素只是fdi投资决策考虑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吸引fdi的优惠政策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而言，吸引fdi的优惠政策包括财政优惠、金融优惠和其他优惠工具。财政优惠主要包括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亏损结转下期、免税期、投资补助、投资额纳税抵免、对国外红利、利息派发的税额减免、对长期投资收益优惠待遇、对合格支出的增税减免、零关税或低关税、基于就业的减免、对价值增值的税额抵免、对外国硬通货所得的税额抵免和税额减免等。金融优惠主要包括补助金、补贴贷款、政府参股、优惠费率、政府保险或贷款承诺等；其他优惠包括基础设施补贴、服务补贴、市场优先、外汇优惠待遇等。

2.fdi税收优惠政策影响力分析

国外的相关分析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鲁特和艾哈迈德（root&ahmed，1978）利用41个发展中国家1966～1970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他们依据年度人均fdi的流入量，把这些国家分为没有吸引力的、具有适度吸引力的和具有高度吸引力的三类国家。44个变量被选择当做潜在重要的影响因子，以鉴别这三类国家组。在6个与政策相关的影响因子中三个与税收水平相关，其中公司税率被证明是鉴别三类国家组的有效影响因子。然而，税收激励法规和税收宽免没有被证实是有效的影响因子。德弗罗和弗里曼（devereux&freeman，1995）发现税收对资本是选择在国内投资还是国外投资的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税收却影响了fdi的区位选择。杰克。明茨和托马斯。齐奥普洛斯（jackm. mintz& thomas tsiopoulos，1992）在对中欧和东欧的转型经济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进行研究后发现，税收优惠并不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方法。通过对有关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大多数情况下税收优惠在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有两种例外情况，那就是极端高的税收水平以及所谓的自由资本。除此以外，不同国家间微小的利润税差异不可能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格罗普和科斯蒂尔（gropp&kostial，2000）的研究方法力求在减少非税因素干扰的基础上，分析税收对fdi流动的影响。这一研究运用了oecd国家1988～1997年的数据，建立了fdi流动和法定税率以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方程式，进行回归分析，考察税率变化对fdi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税率变化对fdi流动有着显著影。blomstrom和arikokko（2003）指出跨国公司主要是被东道国强大的经济基础所吸引，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规模和实际收入水平，其次还包括东道国的技能水平、基础设施有利于高效专业化生产的其他资源的可用性，贸易政策、政治和宏观经济稳定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基础条件相差不多时，税收优惠这一直接的优惠手段的作用会比较明显，如果一个国家单纯的运用税收优惠手段而不重视其他条件的培育，那么税收优惠对fdi的影响是很小的，至少它的吸引力不会太长久。

国内的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著述也是很多。高培勇（1997）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以优惠促开放”的政策极大的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他同时指出差异性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造成了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有害市场公平竞争等问题，而且他认为税收优惠只能说是吸引fdi的众多环境因素之一。马拴友（2001）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税收优惠和税收优惠预期与外商投资是正相关的关系，但我国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汇率水平的变化也是fdi投资的重要诱因。梁琦（2003）对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其得到的实证结果中，开放度、关联度和优惠政策变量都具有正的估计系数，而反映市场有效需求的指标的估计系数为负。而且，地区开放度的影响大于地区产业关联，地区产业关联的影响又大于地区对吸引外商投资而采取的优惠政策的影响。徐思嘉，麦挺（2004）同样认为曾经在中国引进外资中起重要作用的优惠政策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外商现在更为看重的是地区开放度和地区产业关联程度。夏杰长。李朱（2004）分析认为作为资本和公司在国家、区域间的流动性增大的结果之一，利用税收激励吸引fdi的诱惑将增大；但在存在巨大政治和制度风险的环境中，跨国公司对税收制度的稳定性和简单性比税收优惠赋予更高的价值。

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fdi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是有其理论及现实依据的。国内外学者对fdi税收优惠政策的看法虽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是比较一致的。首先，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地区和结构分布是有影响的，在资本流动加剧的今天，它是一个不能轻易放弃的引资手段；第二，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度的把握，并且相关优惠措施一定要明确、科学、合理，以科学的管理手段和决策程序将负面效应控制在最小；第三，单纯的税收优惠政策决不是吸引fdi的长久之计，必须注重国家市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法规制度的完善等问题，否则的话，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将得不偿失。

具体而言，个人认为我国针对fdi的税收优惠政策应作出如下调整：首先，对中央各部委尤其是各地方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整顿，清理违法优惠，调整过度优惠，规范合理优惠，切实避免地方间和部门间的恶性税收优惠竞争，鼓励地方依靠各自不同地区的区位和要素禀赋来吸引外资。第二，继续坚持适度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要以“总量控制、结构调整”为原则，逐步将fdi向国民待遇的方向调整。第三，细化税收优惠政策条款和实施领域，尤其将优惠政策与国家产业政策相结合，改变过去“大优惠”的思路，使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第四，加强对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外资公司的监管力度，有效防止关联交易行为等避税行为的发生，减少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必要成本。第五，采取符合wto要求的方式，实行税收优惠，通过建立双边、多边协议创造更加灵活的优惠机制来适应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变性。第六，在实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我们更要注重加强公平效率的市场环境的培育，社会公用基础设施的改善，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法律制度的完善，应该说这些方面才是能否吸引到fdi的根本决定条件。

参考文献

[1]高培勇。演变中的中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j].涉外税务，1997，（8）。

[2]马拴友。税收优惠与投资的实证研究[j].税务研究，2001，（10）。

[3]梁琦。跨国公司海外投资与产业集聚[j].世界经济，2003，（9）。

[4]徐思嘉，麦挺。外国直接投资的福利效应与激励政策———兼论中国外资激励政策调整[j].改革，2004，（2）。

[5]夏杰长，李朱。税收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的国外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4，（6）。

[6]刘建民，印慧。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国际比较与借鉴[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11）。

[7]林静。fdi与税收政策的思考[j].管理与财富，2004，（12）。

[8]闻媛。税收差别政策与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对fdi影响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5，11.

[9]blomstrom&arikokko著，赵学尽，黄克臣译。外国直接投资激励经济学[m].经济资料译丛，2003，（2）。

[10]unctad.incentiv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1996.

[11]root and ahmed.the influence of policy instruments on manufacturing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78，9（3）。

[12]devereux， m.and griffith，r.，taxes and the location of production：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us multinational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8，68.

吸收直接投资的出资方式篇10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引进来 走出去

一、前言

自2008年美国金融次贷危机以来，外商直投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十二五”时期全球的经济正处于曲折的发展阶段，FDI能够缓解技术创新和融资难的压力，外商对华投资已经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资企业近60万家，实际累计吸收外资金额7040亿美元，当年实际利用外资369亿美元，同比增长12.9%，[1]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商在河南、安徽、湖南等中部地区进行投资，以寻求市场，利用中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加以引进的新技术，带动中部地区崛起。

河南省作为我国中部省市，在“中部崛起”战略中，经济发展迅速，近五年来尤为明显，2011年GDP达到2.7万亿元，同比增长11.6%，位居全国第五。但是，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与沿海城市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2011年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160.1亿美元，而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仅为76.8亿美元，仅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6%，居于第十五位。[2]

二、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河南省首次打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门是在1979年，30多年来，我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上呈上升趋势，但其间也有一些曲折，我们可以把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阶段（1979～1984）

1979年7月1日，在我国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家领导人第一次颁布了关于利用外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我国颁布的第一部有关利用外资的法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拉开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序幕。

第二阶段：初步发展阶段（1985～1990）

改革开放后，为了吸引外资弥补国内资金需求，国家又颁布了一些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使外商在我国国内投资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但是，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是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实行，河南省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在区位选择和政策上不占优势。而且，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和地区进行限制，所以制约了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在这一阶段，我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缓慢、规模小，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主要以借款为主。

第三阶段：稳步增长阶段（1991～1997）

这一阶段，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局面进入的崭新的局面，河南省也对外商直接投资作了新的部署。1991年4月，河南省首次对外开放会议在郑州举行，大会确立了“优化环境、外引内联、四面辐射、梯次发展”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1994年5月，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经历了3年的起步阶段，河南省委会五届九次会议又集中研究了对外开放工作，这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没有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并且存在利用外资质量不高，资金到位率低等问题。

第四阶段：滑坡阶段（1998～2001）

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动荡。亚洲金融危机伴随着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不但使世界经济整体滑坡，我国利用外资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至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跌至谷底，当年的利用外资35861万美元，仅相当于1998年的55.39%，合同利用外资从1998年的353项减少到2001年的224项。[3]整体来看，这一阶段，外商投资规模有所波动，协议金额下滑幅度较大。

第五阶段：快速增长阶段（2002至今）

这一阶段，我国对外商投资采取的鼓励机制，比较倾向于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鼓励外商投资的企业由沿海向内地延伸。河南省为了吸引外资，利用特有的区位优势，努力营造外商投资的环境。例如，促进与东部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举办经济贸易洽谈会、成立外商投资中心等，在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的状态。

三、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速度虽然处于增长阶段，但仍存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偏小、结构不合理、来源地过于集中、区域分布不均衡、外商投资方式单一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进程。

（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偏小

自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虽然曲折发展，但总体上发展比较迅速，河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位居全国第五。同期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1160.11亿美元，河南省仅占全国的8.69%，说明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总体偏小，与河南省整体的经济状况不相符。因此，总体规模小是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必须面临的问题。

（二）结构不合理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资于河南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制造业，而投资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相对较小，制造业的产业链条相对的短，而且深度低、配套能力弱、项目单一，属于初级发展类型，难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更不能形成较强的产业群，不利用第二产业的发展。在第三产业中外商主要投资于房地产业，而不是投资于具有良好的发展前途的新型产业以及金融业等服务业。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到河南主要是为了利用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这不利于河南产业的发展，不利于河南形成良好的“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形式。

（三）来源地过于集中

根据分析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的分布状况，发现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香港、台湾等亚洲地区，尤其是香港。来源地过于集中说明了河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范围较小，应该在以后的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加大对河南省形象的宣传力度，让世界人民了解河南，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来到河南进行直接投资。

（四）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区域不均衡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河南的郑州、洛阳两个城市，郑州、洛阳两个城市占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49%左右，而其他16个省直辖市仅仅占了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的51%，说明河南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不均衡。郑州市占到了全部的31%，而开封等几个城市仅仅占到了全部的2%左右，差距很大，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了能够缩小地区的差异应该在外商直接投资较少的地区加强吸引外资进行投资。

（五）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式单一

由2007～2011年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可以看出，河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以独资和合资经营方式为主，其他投资方式很少，外商股份有限公司的比例越来越小，故河南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单一。

四、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从1978年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4年又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中国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积极引进外资，但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增加的同时，也给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一）改善投资环境

为了吸引大量的外资进入河南，河南省必须对外商投资的基本环境作调整。改善河南省的投资环境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硬环境（能源、通讯、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和软环境（政治、法制、政府效率与服务质量）。一方面，必须加快硬环境的改善，尽可能的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加快交通、通讯及基础产业的建设，突破基础产业发展的“瓶颈”，为外商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硬环境。另一方面，改善投资环境的软环境，就要迅速转换政府职能，加大开发力度，尽快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压缩重叠的行政机构，简化审批程序，放宽限制，缩短审批时间，改进服务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二）扩大引进外资规模

河南省近几年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投资总额仅占全国的不到10%，这与河南省经济发展情况极不相符，为了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必须从提高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和加强产业集聚效应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提高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必须利用本省的比较优势，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外商引进的技术管理相结合，不断提升自身的产业与世界接轨的能力，合理开发资源和能源，使其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产业集聚效应，向外商投资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加快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地企业的关联效应，使外商更快地融入产业集聚中，加强本地产业的集聚效应。

（三）加大吸引外资的产业导向

外商直接投资在河南省内的产业流向第二产业占据70%，第三产占据24%，第一产业仅占6%左右，而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中的产业流向主要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于制造业主要是一般加工，一般加工业已经趋于饱和状态，若外商继续投资一般加工业会导致产能过剩的状况。所以，必须将外商直接投资由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相对于劳动密集型来说，技术密集型更有利于地区的经济发展，能更好的推动河南省经济的发展。

河南省作为我国的农业第一大省，而外商投资在农业的比例相对较少，我省农业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足，但缺乏合理种植的农业技术人员，没有足够的金融支持，这就要求外商应扩大对第一产业的投资力度，改变农业效率低下的状况。政府应给予外商相应的补贴促进外商对农业的投资。

（四）优化外资来源结构

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主要来自于香港台湾，而来自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相对较少。河南省应该在稳定港台等亚洲地区的投资来源的同时，加强对来自于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外资的吸收和利用。在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与范围的基础上，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方式向世界人民展示河南、宣传河南，让更多的人愿意到河南来进行投资。其次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固定的招商引资机构，处理日常的招商工作，接收外商对相关政策的咨询了解，定期在当地举行招商引资会、贸易会、文化节之类的活动，吸引外商来河南进行考察投资，形成一个招商引资的良好机制。再次，增加与国际知名企业的交流合作活动，充分利用当地的留学生以及华侨为河南的招商引资牵线搭桥。

（五）协调省内地区引进外资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来看，郑州、洛阳两个城市占了外商直接投资的49%左右，而郑州就占了31%，其他省直辖市最少的仅占2%。由此可见，外商在河南的直接投资分布极不均衡。为了协调省内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平衡发展，政府应该根据直辖市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情况，充分运用当地的比较优势，尽可能协调省内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例如，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的轴心，应该在对外的经济开放过程中发挥带头作用，使得“中原城市群”成为全省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主要平台，充分发挥郑州的外商投资的龙头作用；开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充分发挥在旅游方面的优势，大力吸引外资到旅游产业进行投资，通过外资的引入达到发展本地的旅游业的目的等。

（六）拓展外资进入方式

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主要是独资和合资经营，这是限制外商进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河南省应该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上拓宽原有模式，如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财务公司等。这些金融机构的进入不仅拓展外资投资方式，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加强河南与世界的联系。同时，应该引进现在国际通行的跨国兼并收购等投资方式，鼓励跨国公司通过参股、收购、兼并参与到河南省的国企改革中，对原有资产的优化重组，通过这个过程不仅可以接触到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还能够很好的解决国企改革中存在的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困难，促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规范化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有效的管理国有资产安全，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五、结论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慢慢渗透中国内陆，但在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的现象。外商直接投资入驻河南省，投资偏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忽略了技术进步和管理经验的引入，这将导致我省对外的经济竞争力增长缓慢，城市综合竞争力不强。人才的培养应是省内引进外资的一大重要方向，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政府应采取措施留住人才，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使用环境，培养一批本省特有的高科技人才，发展本地的特有产业，增强同他省的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发展。河南省作为经济欠发达省份，充分利用FDI促进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手段。

（作者单位为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简介：谢玉颖（1991―），女，河南周口人，云南民族大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学专业2014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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