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直接投资缺点十篇

吸收直接投资缺点篇1

关键词：FDI 私人资本 挤出效应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既给东道国带来了资本流量，也给东道国带来了稀缺的无形资产，所以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甚至发达国际也加入了争夺外商直接投资资源的竞争行列。但是要评估外商直接投资对某个国家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效应，这样的分析是不够的，因为随着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效应会发生递减。因此，评价外商直接投资是否给一国的国内投资带来了挤出效应是评价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效应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资本相对匮乏。因此，吸引外资以增加中国资本存量，促进中国资本形成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而从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电力煤气积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二产业，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国内投资的影响。由于影响国有资本的非市场因素较多讨论不易，我们主要关注FDI对私人资本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传统对外商投资的研究利用“两缺口模型”，认为外国投资能弥补发展中国家储蓄小于投资及外汇不足两个缺口，但中国目前不存在这样的缺口。另一种研究的视角是“溢出效应”。E.Borensztein等（1998）研究认为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取决于本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在本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个最低限之上后，才能对外资的技术溢出形成充分吸收，促进本国投资和经济增长。但在竞争性行业中，只有存活下来的企业才有可能吸收外资的技术溢出。因此，这里关注的是外资对本国投资的影响。陆建军（2003）利用各省份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得出外资对东部省份有挤出效应，对西部省份有挤入效应的结论。

三、 分析

对企业家投资决策影响最大的并不是利率，而是回报率。设第二产业生产函数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则其利润

可得

在行业间人力资源无法充分流动的情况下，设，在大量失业人口存在的情况下，设，可得，即，dR/dK

可见，资本回报率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下降，外商投资的引入降低了资本回报率。

已经提及，对企业家投资决策影响最大的是回报率

故此，外商投资引入降低国内资本回报率的同时，减少了国内投资Id。

外商投资本应增大总需求从而引致更多的投资。但在行业间劳动力无法充分流动及工资率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资本量的增大只会导致回报率的下降，从而挤出国内投资。这是因为行业间劳动力无法充分流动导致资本增长率高于劳动力增长率，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下降，产量的增长小于资本量的增长；而货币工资率增长缓慢，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对产品需求的增长小于产量的增长。这两者导致了资本量的增长高于对产品需求的增长，从而高于利润的增长，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利润率太低导致了国内投资，尤其是民营企业投资不足。

实际上，由以上分析可见，任何资本存量的增长都会在本文既定前提下降低资本回报率，从而减少下一期的投资。但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各地为了吸引外资，纷纷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尤其是税收优惠。这使得本地民营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从而被挤出的总是本地民营企业。而外资企业的投资收益是外国人的收入，属于GDP但不属于GNP。外资企业在竞争中的获胜，其利润以外国投资收益的形式汇出，实际上是减少了本国人的收入，进一步降低工资增长率，而这又反过来影响到消费需求，减少企业利润，更进一步挤出了本地民营企业的投资。

四、计量检验

此处简化罗长远等（2004）的计量模型，采用1991―2003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方程中，i表示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营企业投资所占的比重，fdi表示GDP中外商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若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有挤出效应，则应为负值。线性回归结果为：i=0.244-18.441fdi， sig=0.000 通过检验，说明外资对民营企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五、结论

在目前中国储蓄显著高于投资的情况下，不应再认为中国资本匮乏而盲目引进外资。尤其是在人力资源流动受到限制，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利用税收优惠吸引外资只会夺走国内民营企业宝贵的投资机会，进而减少中国的居民的投资收益和总收入，减少国内的总需求，并由此而减少国内企业的总利润，再反过来减少中国的投资机会和投资需求。此外，提高利用直接投资的质量，鼓励随外资的进入而输入国内稀缺资源，对竞争性的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实行国民待遇是我国今后利用外资政策调整的重点。

参考文献：

[1]陆建军.FDI对中国国内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3（9）

[2]罗长远，赵红军.外国直接投资，国内资本与投资者甄别机制[J].经济研究，2003（9）

[3]罗长远，陆铭，陈钊.FDI与国内私人资本：挤入还是挤出？[J].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参选论文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既给东道国带来了资本流量，也给东道国带来了稀缺的无形资产，所以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甚至发达国际也加入了争夺外商直接投资资源的竞争行列。但是要评估外商直接投资对某个国家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效应，这样的分析是不够的，因为随着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效应会发生递减。因此，评价外商直接投资是否给一国的国内投资带来了挤出效应是评价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效应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资本相对匮乏。因此，吸引外资以增加中国资本存量，促进中国资本形成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而从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电力煤气积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二产业，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国内投资的影响。由于影响国有资本的非市场因素较多讨论不易，我们主要关注FDI对私人资本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传统对外商投资的研究利用“两缺口模型”，认为外国投资能弥补发展中国家储蓄小于投资及外汇不足两个缺口，但中国目前不存在这样的缺口。另一种研究的视角是“溢出效应”。E.Borensztein等（1998）研究认为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取决于本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在本国的人力资本存量达到一个最低限之上后，才能对外资的技术溢出形成充分吸收，促进本国投资和经济增长。但在竞争性行业中，只有存活下来的企业才有可能吸收外资的技术溢出。因此，这里关注的是外资对本国投资的影响。陆建军（2003）利用各省份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得出外资对东部省份有挤出效应，对西部省份有挤入效应的结论。

三、 分析

对企业家投资决策影响最大的并不是利率，而是回报率。设第二产业生产函数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则其利润

可得

在行业间人力资源无法充分流动的情况下，设，在大量失业人口存在的情况下，设，可得，即，dR/dK

可见，资本回报率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下降，外商投资的引入降低了资本回报率。

已经提及，对企业家投资决策影响最大的是回报率

故此，外商投资引入降低国内资本回报率的同时，减少了国内投资Id。

外商投资本应增大总需求从而引致更多的投资。但在行业间劳动力无法充分流动及工资率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资本量的增大只会导致回报率的下降，从而挤出国内投资。这是因为行业间劳动力无法充分流动导致资本增长率高于劳动力增长率，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下降，产量的增长小于资本量的增长；而货币工资率增长缓慢，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对产品需求的增长小于产量的增长。这两者导致了资本量的增长高于对产品需求的增长，从而高于利润的增长，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利润率太低导致了国内投资，尤其是民营企业投资不足。

实际上，由以上分析可见，任何资本存量的增长都会在本文既定前提下降低资本回报率，从而减少下一期的投资。但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各地为了吸引外资，纷纷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尤其是税收优惠。这使得本地民营企业在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从而被挤出的总是本地民营企业。而外资企业的投资收益是外国人的收入，属于GDP但不属于GNP。外资企业在竞争中的获胜，其利润以外国投资收益的形式汇出，实际上是减少了本国人的收入，进一步降低工资增长率，而这又反过来影响到消费需求，减少企业利润，更进一步挤出了本地民营企业的投资。

四、计量检验

此处简化罗长远等（2004）的计量模型，采用1991―2003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方程中，i表示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营企业投资所占的比重，fdi表示GDP中外商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若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有挤出效应，则应为负值。线性回归结果为：i=0.244-18.441fdi， sig=0.000 通过检验，说明外资对民营企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五、结论

在目前中国储蓄显著高于投资的情况下，不应再认为中国资本匮乏而盲目引进外资。尤其是在人力资源流动受到限制，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利用税收优惠吸引外资只会夺走国内民营企业宝贵的投资机会，进而减少中国的居民的投资收益和总收入，减少国内的总需求，并由此而减少国内企业的总利润，再反过来减少中国的投资机会和投资需求。此外，提高利用直接投资的质量，鼓励随外资的进入而输入国内稀缺资源，对竞争性的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实行国民待遇是我国今后利用外资政策调整的重点。

参考文献：

[1]陆建军.FDI对中国国内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3（9）

吸收直接投资缺点篇2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作用已日益为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早期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传导机制主要以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强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如Rostow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外资可以改善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面临的资本短缺约束；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Chenery &Strout进一步提出了“双缺口”模型。然而，双缺口模型一个无法解释的事实是，对于像中国这种储蓄缺口并不明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该如何解释流入这些国家的FDI仍然不断增加的现象呢？而且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也难以解释近年来发达国家之间双向直接投资增多的事实。

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开始集中于探讨被传统的双缺口模型所忽视的FDI技术外溢效应(Technology Spillover)。许多研究发现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对东道国企业存在着技术外溢效应，如Nadiri(1991)、Globerman(1994)、Imbriani & Reganati(1997)等。然而，FDI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结果则要复杂得多。Blomstrom & Persson(1983)、Blomstrom(1986)、Blomstrom & Wolff(1989)、Kokko(1994)、Kokko & Zejan(1994)、Sjoholm(1999)等人分别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Blomstrom(1989)、Haddad & Harrison(1993)、Aitken &Harrison(1993)、Goldar(1994)、Haksar(1995)、Kokko(1996)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采用的理论模型、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数据选取的差异必然会影响最后的实证结果。例如，同样是研究印度外商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Goldar(1994)采用计量分析方法，Basant & Fikkert(1993)、Haksar(1995)、Kathak(1989)则选用生产函数方法，得到的结果也各有差异：Basant & Fikkert(1993)发现FDI的确促进了本国技术进步；Kathak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存在于科技含量高的行业；考虑到FDI对东道国技术外溢的时滞期，Goldar研究则表明FDI的技术外溢只在较长时期内存在；Haksar(1995)则表明FDI的技术外溢作用远远不及本国研发。

然而，除了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外，对FDI技术外溢效应检验出现不一致结果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以上研究仅仅从外资企业的角度来考虑FDI对东道国国内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实际上，东道国国内企业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收FDI的技术外溢反过来也必然影响到FDI的技术外溢效果，即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对发达国家的实证检验发现存在着普遍的技术外溢效应，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般性的结论，因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各国吸收能力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技术外溢效果。

Borensztein et al(1998)首次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指标将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具体量化，Borenszteinetal的研究结果表明FDI正是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一作用要远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作用。同时，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存在“临界水平”，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裕时，东道国经济才能吸收FDI的技术外溢。Borensztein etal的研究工作揭示了这一核心思想：单纯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外溢效应，FDI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技术进步，从而最终推动经济增长还取决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如何。沿着Borensztein et al开创的研究思路，一些学者从其它角度来解释东道国经济对FDI的“吸收能力”。Olfsdotter(1998)认为不仅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决定了吸收能力的大小，而且像经济开放度、政府政策(Henley etal1999)、人口增长率、基础设施状况(Stern 1991)乃至行政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度(Tortensson 1994;Mauro 1995)这类因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从而大大拓宽了吸收能力所涵盖的概念范围。Alfaroetal(2000)则认为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效率是影响其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由于东道国内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必须要为利用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支付一大笔初始的固定成本（包括学习费用、谈判成本、购买关键技术以及设备的费用等），因此东道国内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将决定创业者是否能在有效时期内获得贷款以支付这笔固定成本。Markusen & Vanables(1998)用具有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与东道国内部门的链接效应(Linkage Effect)来考察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如FDI带来的国内企业的规模经济、互补性技术的发展等等。Goldsmith & Sporleder(1999)则在Markusenetal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前向链接(Forward Linkages)”和“后向链接(BackwardLinkages)”来考察FDI对国内经济部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Kinoshita(2000)将研发的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研发的创新作用；二是研发的学习效应，即东道国国内研发的增加将提高国内企业对FDI技术的吸收效果。Kinoshita对捷克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国内研发的学习、增进吸收能力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创新作用，但对于合资企业而言当地企业并没有从其国外合作伙伴处获益。

迄今为止国内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数不多。汤文仙、韩福荣(2000)提出了“技术缺口”这一概念，指出传统的双缺口模型并不适宜中国外资引进的实证研究，但其构造的“三缺口模型”对于如何测标、度量“技术缺口”这一核心的问题却缺乏应有的解释。秦晓钟(1998)对中国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9种行业的横截面回归分析；张诚等(2001)定性探讨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借鉴Feder(1982)的模型，何洁把生产部门分为国内生产部门与外商企业部门，用生产函数方法测算了我国工业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本文以Borenszteinetal(1998)的模型为基础，首次测算并比较了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

二、基于人力资本的FDI吸收能力测算

Borensztein et al(1998)提出了一个衡量FDI技术外溢效应的模型。在新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往往被视为“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的结果，而后者又是以资本品种类数的增加为表示形式的(Romer 1990,Grossman & Helpman 1991,Barro & Sala-i-Martin 1995)。Borenszteinetal考察的重点是资本品，尤其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如下的消费品生产函数：

Y[,t]=AH[α,t]K[1-α,t]

(1)

其中H代表人力资本，K代表物质资本，从上式可以看出资本积累实质上是资本品种类的扩张。其次，Borenszteinetal假定国内企业吸收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必须支付吸收成本F。F取决于下面两个因素：①东道国外资企业数n[*]与其企业总数N之比n[*]/N，②东道国企业总数N与投资国内生

产资本品的企业数N[*]之比N/N[*]。这两个比值近似代表了初始的技术缺口，而技术缺口又决定了吸收成本F。因此，我们有：

F=F(n[*]/N,N/N[*])

(2)

且，即n/N[*]比值小，说明目前到该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少，国内由于缺乏向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学习机会而导致初始的技术缺口很大，因此国内企业也越有可能利用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

假定国内市场对于内、外资企业都是自由进入的，引入拉姆齐模型的跨时消费效用决策方程式，由跨时消费效用最大化Borensztein et al构建了如下增长方程式：

附图

其中g是经济实际增长率，初始的技术缺口由n/N、N/N[*]这两个比值来度量。此外，A、H分别代表东道国的技术产出率及人力资本存量，σ、ρ是与跨时消费决策有关的两个指数。

以Borensztein et al的理论模型为基础，我们发现，如果用FDI来表示上式的n[*]/N[*]，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质上体现在两方面：首先，FDI度量了新的资本品被引入的数量，即资本积累效应；其次，从上式我们不难看出，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道国内人力资本存量越丰富（H值越大），FDI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就越显著，即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越明显。

为了比较流入中国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我们建立了如下的回归方程式：

g=C[,0]+c[,1]FDI+C[,2]FDI×H+C[,3]Y[,0]+C[,4]A

(4)

其中Y[,0]代表初始人均产值，A代表影响经济增长的其它变量。利用中国经济1980年～1999年共20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对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进行实际测算比较。为了消除初始水平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在计算过程中我们均以1980年的数据值作为基期对以后年份的统计值进行了处理。

回归结果如表1。

表1 回归结果

附图

注：统计数据由各年《统计年鉴》整理而得。括号内数值均为回归系数的t值，[*]代表为5%的显著性水平，[**]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SP、CP、EE分别表示用中学生入学率、大学生入学率和政府教育投入来代表人力资本。

方程1表明单独考虑FDI的资本积累效应时，回归系数为正，但这一作用并不显著(0.0319)，而且回归方程的R[2]与值也偏小，同时较小的DW值也说明回归有明显的正向序列相关现象。方程2、3、4分别运用中学生入学率(SP)、大学生入学率(CP)及政府财政的教育投入(EE)来代表人力资本存量进行回归，对比回归方程式1与2、3、4，我们发现尽管三个回归方程的人力资本的指标各不相同，但其回归结果却共同表明了以下三点结论：

1.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检验结果表明FDI的确更多的是与人力资本相结合而作用于经济增长，即流入我国的FDI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少地反映在资本积累效益(FDI)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技术外溢效应(FDI×H)方面。

2.当把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综合考虑时，我们发现后者的系数变为负数，但这一系数绝对值不大。这说明在我国目前储蓄总额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如果再引入外资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利用外部资金的话，反而会因为导致负的资本积累效应而阻碍投资总量的增加，即FDI的引入对国内投资存在着“挤出效应”(Crowd-out Effect)。

3.在选取人力资本存量的指标时，中学生入学率(CP)要优于大学生入学率(SP)。这一点可从回归方程式5看出：

Y=2.53-0.425FDI+0.417FDI×SP

-0.004FDI×CP

(5)

回归结果表明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更多的是意味着与具有初、高中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结合在一起，而FDI与具有大学程度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共同作用与前者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从统计意义上讲近似于零的t统计值(-0.252)也表明这一项在回归方程式里几乎不起作用。这一回归结果反映了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即流入我国的FDI投资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加工贸易业为主。加工贸易业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者教育程度要求不高，因此具有中学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反而比具有大学教育程度者能够较好地与FDI结合在一起，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前者有着后者所不具备的相对“廉价劳动力”优势。

三、FDI吸收能力的进一步研究

前述文献Olfsdotter等人的研究结果所表明，除人力资本之外，其它如政府引资政策、经济开放度、政府研发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也影响了吸收能力的大小。本文以下部分进一步研究其他因素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1992年以后，我国对FDI的限制放宽，并且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来吸引外来投资，投资环境也比较稳定。同时，我国明确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方针，使得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对我国的信心大增，从而引起外商投资量的急剧上升。我们在回归方程式中加入虚拟变量来反映政府引资政策变化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附图

其中对外开放度(Open)是用出口依存度，即出口贸易额与GDP之比来衡量的；RD代表政府用于支持研发的财政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用

电信业务量(Tele)代替。

上述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前述结论，即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要远比资本积累效应重要。但与前述回归不同的是，人力资本存量以外的其他变量也影响着我国FDI的吸收能力。

1.政府引资政策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回归结果中Dummy一项回归系数为正，且数值高达40.55，虽然由于不同回归系数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可比性，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是与Dummy变量所代表的政府政策作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引资政策的变化对外资流入量有着深刻的影响。大致来讲我国引资过程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1983年的引资初始阶段，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同时批准设立了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第二个阶段是1984年至1991年，1986年10月《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标志着中国的引资步伐向前迈了一大步。第三阶段是1992年～1995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由沿海向内地再向全国扩展的新时期；1995年至今为第四阶段，政府政策由地区优惠向产业优惠过渡，如1995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虽然在我们回归方程式中Dummy变量的取值只反映了1992年这一引资变化的转折点，但从中可以看出政府政策不仅是影响FDI本身波动变化的关键因素，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同时，正如我国引资政策本身由引资总量向地区、产业差异这一变动趋势所表明的，政府政策在不同经济区域、不同产业、行业的倾斜将进一步影响到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深层作用。

附图

图1 中国引资情况图

2.经济开放度与外资吸收能力的关系

在衡量我国的经济开放度时，我们选用出口依存度作为代替指标，原因在于验证流入我国的FDI与贸易之间究竟存在着替代效应(Substitute)还是互补效应(Complement)。按照以芒德尔的“完全替代”模型为代表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实际是在有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对初始的贸易关系的替代。然而，以小岛清为首的学者们认为，FDI同样可以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使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小岛清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效应学说的关键在于把直接投资看作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向东道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转移，因此FDI所带来的先进的生产函数将通过员工、经营管理者的培训、以及诱发当地企业参与竞争等形式固定下来，这也是小岛清提出的FDI“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概念。在我国的外资企业大多是出口导向型的，尤其是近十年来（1989年至今）外商投资企业日益活跃的贸易活动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增长点。这说明我国的FDI与贸易可能存在着如小岛清所说的互补关系。

表2 我国外资企业出口情况表（单位：亿美元）

年份

全国总出口额

外资企业出口额

占全国总出

口额比重(%)

1980年

164.8

0.008

0.05

1985年

273.5

3.000

1.08

1990年

620.9

78.100

12.58

1995年

1487.8

468.800

31.51

1998年

1838.1

809.620

44.10

1999年

1949.3

886.280

45.50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回归结果中FDI×Open一项回归系数为正，支持了前面我们关于流入我国的FDI具有顺贸易性质的设想，这与Wang(1990)以及Batiz(1991)等人关于对外开放的规模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相一致。进一步分析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外资企业投资产业分布可见：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基本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进入90年代以来，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稳步攀升，到1997年已达70%以上。另一方面，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飞速转变及优化时期，也正是FDI迅猛增长的时期。从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分布表可看出，截至1997年底，我国共引进FDI协议金额5203.93亿美元，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升幅不大，而投向第二产业即加工制造业的FDI占了61.6%。流入我国的FDI这种顺贸易现象进一步验证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大于资本积累效应。FDI不仅仅是绕开贸易壁垒的结果，而且还正因为FDI通过技术转移、扩散等途径提高了东道国的生产能力，带来了小岛清所说的“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

表3 全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表（截止1997年底）

项目个数　 　比重

合同外资金

比重

（个）

(%)

额（亿美元）

(%)

第一产业

7896

2.59

81.51

1.57

第二产业

231528

75.96

3205.70

61.60

第三产业

65397

21.45

1916.71

36.83

总计

304821

100.00

5203.93

100.0

资料来源：《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讯》1998年。

3.政府研发支出对吸收能力的双重效应

Jammes(1999)指出，东道国自身的技术水平对于FDI的技术外溢效果也有重要影响，随着东道国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对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增强，但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增长的收敛效应，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本国技术水平和外国技术水平之间差距的缩小，从而本国利用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变小。因此，本国技术进步对FDI吸收能力的影响是双重的。本文采用政府研发支出来衡量本国技术进步的投入。政府研发支出会因为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而有利于国内企业更快地吸收外资的技术外溢，即减少国内企业吸收技术扩散的成本。但随着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加强，缩小了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缺口，反而会弱化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从回归结果来看，政府研发支出系数为负值(-0.0176)，说明政府研发支出对FDI吸收能力的综合影响为负，但较小的系数绝对值表明政府研发的最终作用很小。

4.基础设施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基础设施建设变量是影响吸收能力的另一项重要因素。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仅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为本国对FDI技术外溢的吸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虽然回归结果表明FDI与电信业务量乘积项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0.000846)，但这一正系数说明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的确增强了我国对FDI的吸收能力。

5.吸收能力的综合分析

由(6)式求导可得到：

附图

由式(7)可以发现，影响对FDI的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本一项。虽然出口依存度、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的确如我们所预料的能够增强FDI的吸收能力，但这些因素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并不像人力资本一样直接作用于技术传播、扩散方面，因此其影响作用也不如人力资本那么显著。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由于当前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仍处于初始阶段，虽然目前较低的人力资本存量能够与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资较好地相结合共同促进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较低的人力资本又束缚了我国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

整。

四、结语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将最终取决于本国内部资源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经济依赖度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越发重要，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贸易量的扩大、外资的涌入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作用已被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所证明。但是，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如何充分利用外部条件来发展本国经济又比封闭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要远为复杂。一方面，外资毕竟是外国投资者的目的性产物，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商投资者本身市场规划及其全球经营策略的制约，因此在投资者的投资目标、动机与东道国的引资需求之间必然有巨大的差距和分歧；另一方面，本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消化、吸收外部资源决定了该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后一点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实行相同的开放政策却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至关重要。因此，本文研究对我国引资政策的制订有以下两点启示：

(1)通过引导外商企业投资产业投向来促进本国技术进步。一国技术进步一般有三种模式：美国和英国是第一类模式的代表，依靠自身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来推动技术进步；日本和韩国是第二类模式的代表，侧重于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中国和东盟国家基本属于第三种模式，其技术进步主要不是依赖本国创新活动，也不完全是对引进技术的改进和模仿，而是通过吸引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来吸收外资所带来的前沿技术。从长期来看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必须以本国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为基础，但现阶段如何充分利用外商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来提高本国技术水平是今后引资政策的调整重点。

(2)本文研究表明我国国内所具有的人力资源丰裕程度决定了对外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吸收程度，从而最终决定了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于目前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初始水平，虽然现阶段较低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够较好地吸收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但今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的提升必然要求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因此，加强教育投资，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增强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Aitken B. and A. Harrison.Are There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for Venezuela.Mimeo,MIT and World Bank,1991,(11).

[2] Alfaro et.al.FDI and Economic Growth:The Role of Local Markets.OECD Working

Paper,2000.

[3] Batiz R.F and Batiz L.A.The effects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Presence

of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1,(34):287～307.

[4] Basant R.and Fikkert B.Impact of R&D.Foreign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on Indian Industrial Productivity,Working paper,1993:No.11,INTECH.

[5] Blomstrom,M.Foreign Investment and Spillovers:A Study of Technology Transfer

to Mexico,London:Routledge,1989.

[6] Blomstrom.M and Sjoholm.F.Technology Transfer and Spillovers:Does Local

Participation with Multinationals Matter?.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9,(43):915～923.

[7] Blomstrom M.and E.Wolff.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in Mexic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8] Borensztein.E,Gregorio J.d and Lee J-w.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8,(45):PP.115～135.

[9] Broadman,H.G and Sun.X.The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World Economy,1997,(20):3,PP.339～361.

[10] Djankov and Hoekman.Foreign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zech

Enterprises.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

[11] Globerman S.,Ries J.C.and Vertinsky I.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foreign

Affiliates in Canada.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Vol.27,143～156.

[12] Goldar B.Technology Acquisi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A Study of Industrial

Firms in India.New Delhi:Institute of Economic Growth,memeo,1994.

[13] Haddad.M & Harrison.A.Are There Spillovers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for Morocco.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3,(42):51～74.

[14] Haksar V.Externality,Growth and Technology Transfer:Applications to the Indian

Manufacturing Sector.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memeo,1975～1990.

[15] Jammes O.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human Capital,Discussion Paper of

University De Clerment-Ferrand,1999.

[ 16] Kaikari,J.A.Causality between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output in

Ghana,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92,(17):pp.7～17.

[17] Kathak.Imported Technology and R&D in A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y:The

Indian Experienc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9,(31):123～139.

[18] Kokko.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host country characteristics,and spillovers.The

Economics Research Institute,Stockholm,1992.

[19] Kokko,A.Technology,Market Characteristics,and Spillover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4,Vol.43:279～293.

[20] Kokko and Zejan.Local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and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Fdi in the Uruguayan Manufacturing Sector.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6,32(4):602～611.

[21] Nadiri.I.U.S.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Production Structure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France.Germany,Japan and The U.k.,Mimeograph,New York University,1991.

[22] Wang.J.and M.Blomstrom,Foreign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A Simple

Model.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2,(36):pp.137～155.

[23] 秦晓钟.浅析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特征.投资研究，1998,(4):PP.45～47.

[24] 汤文仙，韩福荣.三缺口模型：对双缺口模型的修正.当代经济科学，2000,(5):36～40.

吸收直接投资缺点篇3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西部地区　老工业基地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应当积极利用外国资源，调节引进外资的活动，制订相应的引进外资计划，调节外资的流向和结构，促进经济进一步稳定、持续、均衡地发展。而西部地区作为一个基本单位。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也应着力吸引我国东、中部地区的投资，以便更好的利用资源，组织生产经营活动。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积极影响

1．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总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举措中，外商直接投资是最主要的方式。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增加东道国的资本投入、资本积累，从而加快其经济增长。

2．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外资企业的建立可以直接扩大东道国的就业市场。尤其是外资企业中相当一部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就业的影响更为明显。从整体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所起的作用是正面的，尤其是纺织服装业、电子制造业和饮料加工业所吸纳劳动力的程度要高。

3．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从多方面影响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就出口而言，外国厂商具有广泛的国际贸易渠道，由此可以减少东道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阻碍：同时外商所拥有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工艺将进一步提高东道国的国际竞争力。

4．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人力资本和技术、管理水平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是东道国人力资本集聚和技术变迁的重要源泉，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技术比较落后，缺乏现代管理经验和营销技能，外资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可以把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经验转移到东道国，从而改善东道国的生产效率和要素效率，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负面影响

首先，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某些产业的股权和非股权控制，容易形成对这些产业部门的垄断，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

其次，跨国公司往往实力雄厚。拥有资金、技术与管理上的优势，为了确保自身这种“独占性的生产要素”垄断优势，跨国公司往往会对东道国相关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行业进行产权控制。

最后，在外资技术的引进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外商为避免树立日后的竞争对手，不愿为培植技术创造和开发能力及技术转化和实现能力提供便利和机会。

二、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实践

(一)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连续十几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经过20年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我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功，在投资的规模、结构、产业结构分布、来源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与改善。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率先开放及其特殊的经济、地缘、政策和人才优势，首先成为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最大受益地区，并导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迅速扩大。日前，各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距已经成为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差距日益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并对地区发展间的差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

我国利用外资的地区分布状况差异很大，吸收的外资主要投资于东部地区，并且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外资对西部的投资绝对量和比重甚小，作用有限。这一问题的出现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关，反过来又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小平衡。

三、西部地区扩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战略思考

(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加强西部老工业基地的升级改造

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全面改善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因此，在西部大开发的初期阶段，我们应当选择一些重点开发地区和增长极，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放在地区增长极上，使之成为带动相关地区发展的引擎。

以军工、电力、煤炭、冶金、普通机械、烟草加工、纺织和食品等传统产业为主的老工业基地，它们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和科研能力。从长期看，对西部老工业基地进行升级改造。发展研发机构。充分利用国有及军工等企业中大量的技术人员，是十分可行的。但是。由于历史、社会和自然等因素的共同制约，我国老工业基地在长达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对外封闭、半封闭的条件下。无论在技术和产业上、体制和机制上都与国际水平形成强烈的反差，老工业基地实际上已开始出现衰退。但由于缺乏国内、国际市场的比较，特别是自恃已进入国际先进科技前列，因而看不到老工业基地的潜在危机。在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之后，中央又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建设，必须与西部大开发紧密结合。在为西部大开发服务中实现振兴老工业基地的目标。

(二)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战略思考

1．进一步加大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力度。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吸引外资呈下降趋势，为弥补传统引资方法的不足，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优惠措施。1998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的(六点)意见》，2000年国家税务总局了《关于实施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3年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的通知》。此外，还陆续出台了一些扩大利用外资的措施，如鼓励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引资。继续把引资作为国企改造的有效途径，允许私企吸收外资发展经济。在吸收外商投资的方式中，继续进行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试点；进一步增加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试点数量，按照规范、有序的原则推进转让项目运营权或收益权对外引资试点等。

2．进一步改善和建设投资环境。首先，要加强“硬环境”的建设。基础设施是吸引外资的重要物质基础。特别是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供电设施系统，更是现代经济发展和发展外向型经济、吸收外商投资的必要条件。其次，要完善“软环境”的建设。要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这包括健全的生产资料市场，消费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外汇市场等：在完善市场体系的同时，应在保护本国工商业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开放一些国内市场，以吸引更多的外资。同时，保持稳定的投资条件，继续开放市场，完善涉外优惠政策，为投资者创造规范的法律环境，加强法制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

3．按照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部署，积极引导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我国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主要宗旨是使国有资产从部分行业退出和对部分产业集中进入。目前我国国有企

业资产重组约需2万亿至2.6万亿人民币，外商投资是很重要的现实来源，而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的改造尤其需要引入外资。

4．结合加入WTO的进程，尽快向外资进一步开放市场。在西部地区，我们应当逐步扩大对外开放范围，在有条件的大城市进行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试点，允许外资企业利用经营利润到西部地区进行再投资。投资比重超过一定水平的可以同样享受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在一些行业可向外资企业开放一部分内销市场。鼓励外商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企业的嫁接和改造。

5．加强法律法制建设。健全保护投资的法律，是调整和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外商投资和引进技术的重要环节。我国宪法规定鼓励和保护外国投资，体现了我国政府和人民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愿望。此外，我国还陆续颁布了《民法通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大量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对外商投资经营企业的管理、税收、知识产权等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

吸收直接投资缺点篇4

中印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却十分相似，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上也程度不同地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和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FDI与两国产业结构的失衡

中国和印度在发展经济过程中都面临着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中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较快，而农业和服务业发展滞后；印度长期以来制造业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但服务业对经济的驱动作用较强，目前制造业在印度国内总产值中仅占17%，而中国这个比重为35%，泰国为34%，马来西亚为31%，印尼为25%； 2003-2004年度，服务业对印度GDP增长的贡献率则达到了62%。印度以服务业为主产业的发展模式，可推动服务业出口，减少对资源的需求量，减轻污染环境的压力，但印度工业基础比较薄弱，服务业对工业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更缺乏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刺激，所以印度这种产业结构也有较大的局限性。事实上，印度所实行的服务业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很难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据印度《第十个五年计划》，在劳动力总数中，就业人数34336万人，失业人数3485万人，失业率为9.21%，印度就业问题恶化是因为信息技术业排斥了大量普通劳动者的就业。

因此，为了各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国需大力发展服务业和农业，而印度则应大力发展工业。但从两国吸收的FDI的行业分布来看，1998－2005年期间中国平均70%以上的外商投资都集中于投资少、见效快、盈利高的第二产业上，尤其是集中于制造业。从表1 可以看出，1998－2005年期间第二产业吸收的FDI占FDI总额的比重平均为72.73%，其中制造业吸收的FDI占第二产业吸收FDI的比重平均高达89.55%。相比之下，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占吸收外资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5.58%，与中国广阔的服务业市场相比，与全球FDI在服务业的投资占比相比，外资在中国服务业投资的比重偏小。而且，外商在中国第三产业的投资还主要集中于投机性较强的房地产开发业，房地产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平均高达43.67%。此外，外商在中国第一产业投资的比重非常小，只占整体的 1-2%左右（见表1）。从印度吸收的FDI的行业分布来看，多年来印度的FDI主要集中于服务业、软件业等第三产业，而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并不多。以2006－2007年财政年度为例， 这一年印度吸引外资最多的是服务业，有47.49亿美元的外资流入，占印度当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30.20%，而在制造业领域，外资流入相对较少（见表2）。虽然服务业和科技是印度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制造业、农业等产业部门的落后也会成为印度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第三产业的发展不能代替制造业、农业及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但印度FDI的流入并没有弥补这一缺陷。

根据以上分析，中印吸收的FDI不仅没有起到优化其产业结构的目的，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两国的经济结构失衡。

二、中印两国吸收FDI的地区分布不平衡

中国和印度幅员辽阔，但由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差异使得两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与此相对应，外商在两国投资的地区分布也很不均衡。外商在中印两国直接投资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其投资的主要地区是在基础设施相对较好的沿海地带和经济发达城市，内地和乡村所引进的外资极少，下面对外商在中、印两国的投资区位分布进行比较分析。

从大的区域分布来看，中国按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内陆地区和西部边远地区三个区域。多年来，外国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从表3可以看出，截止2006年底，外商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实际投资金额为5383.7亿美元，占其投资总额的86.50%；而中、西部地区占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二，但外商对中西部地区投资偏低，其比重尚不足15%（见表3）。

印度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各地区经济水平相差较大。同时，印度是一个具有浓厚邦联色彩的大国，各个邦享有相当大的自，特别是在具体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方面差异较大。因此，外商对印度直接投资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据2000~2003年有关报告指出，南部安得拉邦、德里、卡纳塔克、马哈拉施持拉和米尔纳德是印度吸引外资最多的五个州。外资在这5个州的投资总额基本达到印度吸引外资总额的60%~70%。其中，马哈拉施持拉邦地区表现尤为突出。由于更宽松的外资引入政策，该地区吸引外商力度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世界银行2002年印度投资环境报告中也将马哈拉施持拉和古吉拉特地区列为印度最佳投资环境的前两位；而喀拉拉、西孟加拉和北方邦三地投资环境最差，这三个地区吸引外资程度也不理想。 显然，从大的区域分布来看，中、印两国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都呈现出不均衡状态，而这会进一步加大两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加剧两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

三、中印两国吸收的FDI质量不高

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由于各国的技术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来自不同国家的外资往往代表着不同的技术水平。一般认为，欧美等国家的外资偏重于服务业、研究密集型和高科技制造业，技术水平相对较高；而亚洲发展中国家(地区)如港澳台的外资则偏重于加工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而来源地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和毛里求斯的外商直接投资则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港政策寻求型外商投资，我国一般把它们称为“假外资”。从中印两国FDI的主要来源地来看，其引资质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吸收的FDI技术水平不高（见表4，表5）。

从表4可以看出,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比较集中，亚洲十国(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台湾和东南亚为我国吸收外资主要来源地区,部分自由港（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对华投资也占一定比例，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在20％以下；从表5中可以看出，对印度进行直接投资居第一位的是毛里求斯，印度是毛里求斯主要人口来源国,其传统文化、宗教、甚至种姓制度均对毛里求斯有很深影响。所以来自毛里求斯的FDI资金性质在某种程度上与来源于华人经济圈的中国FDI资金极为相似,同样倾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1991年8月至2005年12月,来源于毛里求斯的FDI占印度吸收FDI总额的37.25％，紧随其后的是美国、日本、荷兰、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但其比重尚不到40％。而从全球来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来源，其直接投资占全球外资流出量的80%以上，但中印两国吸引的发达国家的外资比重远远低于这一世界平均水平，中印吸引外资的质量不高。

四、吸收FDI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

虽然中印两国已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并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但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两国在大量引进外资过程中并没有有效促进本国的产业技术进步，反而形成了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以中国大量吸收的制造业FDI为例，虽然发达国家大规模的制造业转移对中国制造业结构的优化有很大推动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一是FDI和技术的引入使中国产生了依赖性，使自主创新精神受到抑制，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增加不很明显。目前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量虽然占到全国出口总量的近30%，但其中由外资企业控制其核心技术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到85%的比重，其技术依赖性十分明显。二是外商在与中国合资的同时，抑制了中国制造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使许多己有的民族品牌消失，民族产业受到很大冲击；三是大规模的外资涌入开始对中国包括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商业流通业在内的支柱产业形成全面的资本和技术控制格局，这很可能导致中国对核心产业和相应的核心技术丧失控制力，使中国尚处于世界产业的“”地位时就开始出现“技术空心化”的风险。

从印度来看，虽然印度在软件业这样一个高科技产业吸引的外资很多，印度的软件业较为发达，但印度在软件业的发展主要是软件外包，软件外包大国并不等于软件大国。印度的软件外包主要是为美国软件公司进行加工，而加工者一般不拥有最终的软件产品和知识产权，因此这种软件外包不是产品和知识产权的出口而是软件劳务的出口。由于没有生产环节，印度的软件工厂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而是为美国公司做软件开发中的部分工作，是一种“软件代工业”。由于美国用的软件大量地利用印度代工，但绝大多数软件产品和知识产权仍属于美国公司。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印度软件业只是发达国家软件企业的海外业务分流，仍处于软件产业国际分工的低端环节，并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完整的软件产业链或核心技术。虽然近年来外包软件的技术含量有所上升，知识外包产业逐渐兴起，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一直严重制约印度软件企业大发展和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事实上，过度依赖海外市场和软件外包业务，不仅仅使印度软件业失去了自己的品牌，而且更麻烦的是印度软件业失去了控制权和对软件产品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形成了对外资技术的严重依赖，这对印度软件业的将来良性发展可能造成致命的打击。

五、FDI转嫁环境污染

在投资东道国没有资源与环境约束的情况下，经济全球化会使高资源投入、高污染型产业通过跨国投资形成国际间的转移，跨国公司为谋取暴利往往会把一些易于造成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印在吸引外资的同时都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据外经贸部统计，1991 年仅港澳台对大陆投资的 10614 个项目中，高污染企业就达 2378 家，投资金额为 20.96 亿美元，这些高污染企业主要分布在橡胶、塑料、化工（油漆、农药、清洗剂、油墨、燃料）、印刷、制革、电镀、造纸、电池、化妆品、制药、制鞋，以及五金矿产、能源等行业中，其至还包括一些肥料进口加工业。另据资料，仅 1992 年一年，转移到中国的可能直接导致臭氧层耗减的投资项目金额就达 10.14 亿美元，涉及外资企业 1148 家。虽然近年来我国在吸引外商投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实行国民待遇和注重对当地环境保护问题，但我国引进的污染密集型企业数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数、污染密集型企业产值占外商投资企业总产值的比值指标仍为 1/3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环境的破坏不仅使生态环境恶化，其污染的治理很多情况下还需要中国政府承担。印度的情况也不例外。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虽然流量不大，但外资的流入也给印度环境造成较大的不利影响。据统计，1990年外资污染密集型产业占印度外商直接投资输入存量的比重达33.6%；到1996尽管比重有所下降，但仍达到28.5%。这些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进入，恶化了印度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

展望未来，将是中印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也是外国投资者继续参与中印经济建设与合作的机遇期。中印对外开放的领域会进一步扩大，外资进入中印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如何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益而避免其消极影响，是中印在今后利用外资中始终面临的问题。中印新领域的开放和新投资方式的采取，也需要时间和体制、政策调整，这些都有待于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7》，《United Nations》，New York and Geneva ，2007年.

[2]赵建军，《当代中印经济改革比较》，《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吸收直接投资缺点篇5

关键词：外汇储备，储蓄缺口，投资缺口，双顺差

我国外汇储备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增加积累的过程。特别是步入新世纪，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外汇储备出现许多新的特点：一是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2005年外汇储备总额高达8189亿美元，是2000年的5倍，近五年来的平均增长速度高达37.9%。二是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源于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其中，资本、金融项目的顺差对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贡献逐年加强。三是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是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顺差逐年减少的增长。

外汇储备增加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收支情况良好的重要表现，有助于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和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但也要看到，当前我国外汇储备的数量已大大超过合理的需要。外汇储备超过合理需求和高速增长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持有外汇的机会成本和管理难度，增大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从而给国家的经济金融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深入分析造成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原因，对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控制储备规模，加强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贸易顺差持续、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国际游资大量涌入及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外汇管理措施是造成我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直接原因，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矛盾是导致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深层次内因。

一、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直接原因

1.从政策、体制角度看。政策、体制在我国外汇储备增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1994年起，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经常项目强制性结售汇制度极大地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备。同时，使我国官方储备中也吸收大量民间储备。二是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国家又实行“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的政策，资本项目的非均衡管制遏制了资本流出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三是国家进一步出台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通过逐步开放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利用中长期国外投资，使国际资本看好中国，促使我国外汇储备高速增长。

2.从国际收支角度来看，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受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双重影响。在经常项目中，1994年以后，我国对外贸易一直保持顺差；非贸易往来1993年之后由此前的顺差转为逆差，且每年的数额有所增加；无偿转让一直表现为顺差，且数额相对较小。因此，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是对外贸易顺差。入世后，我国外贸顺差累计已达1897.8亿美元，其中，2005年外贸顺差1018.8亿美元，同比增长3倍多。贸易顺差增大意味着我国外贸竞争优势增强。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竞争力，同时我国的一些技术密集型产品也从比较劣势走上比较优势。

近10年来，我国资本往来项目一直保持较大的顺差增幅，与经常项目顺差相比，资本往来项目的顺差占很大比重，已成为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增长最主要原因。自2002年以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均在500亿美元以上，截止2005年11月底，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已达6271.78亿美元。与相对稳定的直接投资不同，短期资本流动则变动剧烈，它主要在金融账户下的其他投资项目中显示。受投资吸引及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n向，这一项目外汇流动异常并且规模较大。

实际上，我国外贸顺差对外汇储备的贡献是逐年减弱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稳步增长，成为支撑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重要力量；短期资本流动变动较大，成为影响储备变动的重要因素。

二、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深层次原因

1.“储蓄缺口”向“投资缺口”的转变对外汇储备的影响。著名的“双缺口模型”表明，贸易逆差意味着国内储蓄的相对不足，贸易顺差则意味着国内储蓄的相对过剩，或者说意味着国内投资机会的相对不足。同时，如果一国储蓄不能满足国内的投资需求，需要进出口有一个规模相等的赤字予以平衡，这时需要从国外引进资本。实际上，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均依靠外国资本的流入使经济持续增长。

从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看，从1982年到1993年，我国有多个年份存在经常项目逆差(1985—1986年、1988—1989年和1993年)，这表明，在这期间中国国内储蓄并不总能满足国内投资需求，存在“储蓄缺口”，不得不通过引进外资弥补资金缺口。但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开始变为“投资缺口”。这和同期中国储蓄——投资对比关系是一致的。

实际上，贸易逆差向贸易顺差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和增长模式的变迁。80年代，中国经济处于起步阶段，结构调整期的主要任务是积累生产能力，这就需要大规模的投资。但由于从投入到产出之间需要一个过程，投资不能立刻形成现实的生产能力，产出规模并没有同步增加，储蓄不能满足国内投资的需求。处于投入期的中国经济需要大规模进口机器设备和中间投入，其中的储蓄缺口由外资弥补。从80年代后期开始，前一阶段大规模的投资逐步形成现实生产能力，产出增加，储蓄增加，中国经济转向产出期。相应地，中国经济的外向形态日益明显，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受制于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速度、“示范效应”的边际贡献递减及我国特定的外汇管理体制等多因素，我国的资本——劳动比和全要素生产力(TFP)的影响都显著降低。因此，在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已摆脱储蓄缺口的约束，投资缺口成为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可以说，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约束条件的变化改变了中国国内的储蓄——投资对比关系并导致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积累。

2.“储蓄”和“投资”的结构性矛盾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普遍存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因而通过外国资本的流入来弥补国内存在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环境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已经消失。我国在保持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每年还吸引大量私人净资本流入。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状况，也是双缺口理论难以解释的。因为贸易顺差意味着国内储蓄相对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资金的流入可能会挤出国内投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的状况?

从国内需求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储蓄”与“投资”存在的内在矛盾是导致大量外资流入的主要内因。首先，国内存在严重的“技术缺口”。汤文仙等(2000)认为双缺口模型很难说明像中国这种“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不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外资大规模流入的原因，为此，引入了“技术缺口”概念，构造了“三缺口模型”。而技术约束主要指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必需的技术和管理，无法吸收并有效使用各种资源，从而影响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及管理的整体水平低，而且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平衡，在资金缺口消失的条件下，中国的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约束，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技术约束。同时，由于国内总体上低下的技术及管理水平，使一部分投资不能通过国内储蓄予以实现，只得通过外国资本流入补充。因此，国内存在的技术缺口是外国资本大规模流入的重要需求动因。其次，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存在缺陷。储蓄在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存在一定问题，首先在于一般加工业效益低下，有效投资需求不足，新兴产业需要投资但又受制于资金以外的因素，如，管理经验、技术、设备等，这些因素大大制约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积极性。其次，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需要一个发达、高效的金融市场体系。储蓄向投资的转变过程中存在各种风险和交易成本或信息成本，这些问题需要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来解决。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银行体系的改革处于关键时期，银行不愿意承担过多的风险，不愿承担从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功能；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样面临很多问题，难以完成这样的功能。

在国内储蓄向投资的转变过程不顺畅的条件下，利用外部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外资未尝不是有效的途径。中国首先在对外贸易中追求顺差，通过经常项目顺差积累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流向美国等发达国家，最后是外部资金以FDI或其他形式流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资金流出到国外后，在再次流回中国时往往与特定的技术、设备等结合一起，这有助于突破国内产业升级的约束，推动国内投资的增加和产业结构升级。无论是单纯地追求贸易顺差还是“迂回”的储蓄——投资转化过程都会造成外汇储备的积累。

吸收直接投资缺点篇6

和加拿大相比，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世界排名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见表2）。我国的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增加了加拿大投资商在对我国投资时面临的困难，从而不得不在其他方面投入更多的成本以弥补投资环境的差异。再从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差异来看，由于我国和加拿大两国间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的差距，加拿大企业缺乏对中国了解的途径或者了解很少，这使得他们在对外直接投资时不得不考虑在中国投资的收益和风险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加拿大对华直接投资的规模。尽管加拿大的投资者最终会对中国建立正确的认识，但这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同时，加拿大的企业还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来排除两国的文化和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冲击。最后，从人民币兑换来看，由于人民币属于非自由兑换货币，对华直接投资的加拿大企业面临如何收回投资和汇回利润的问题。由于外汇问题解决不了，许多企业无法抵偿外汇债务、分配利润，从而造成一些加拿大企业不向中国投资，有的与中方的协商不得不终止，而已经在华投资的加拿大企业也经常被外汇问题所困扰，尤其在其产品不能出口或者不适合出口的情况下，这种矛盾日益突出。

2政府行为对加拿大投资存在一定的阻碍

政府部门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同加拿大政府相比，我国政府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缺点，这阻碍了外资的引进。一方面，我国政府部门中存在严重的和行政管理的低效率（见表3），我国政府部门不仅经常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而且对企业要求解决的问题迟迟不予解决，阻碍了外资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还存在一定的狭隘保护主义，比如对幼稚产业的过度保护或者对外来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存在一定的排斥。

3扩大加拿大对华投资的对策与建议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和发展潜力，因此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在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投资。加拿大对华直接投资同样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和人才，有利于我国参加国际分工，提高国际竞争力。我们也要沿着“提高认识、积极引进、营造环境、重视实效”的总体思路，结合我国吸引加拿大投资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大吸引加拿大对华投资力度，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3.1正确评价和看待外商对华投资

第一，我国首先要克服对加拿大外资认识的盲目性，避免两种极端的认识倾向：一是只看到其积极有利的方面，认为只要是外国来华投资，我们都应该欢迎，而且要多多益善；二是针对个别外资企业存在的问题而以偏概全，犯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因而采取严格限制的措施。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从实际出发，客观、全面地评价和看待外商对华投资，既要充分看到其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带来的优点，也应该意识到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因此，面对加拿大对华投资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和OECD其他国家对华投资的差距，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应该针对各自的实际情况，加紧双边谈判，尽早签订中加投资保护协定，加强与加拿大相关投资部门的联系，从而进一步推动加拿大对华投资。

3.2推动加拿大对华投资的多元化

加拿大对华投资过于集中在几个行业，比如制造业就占其对华投资的一半以上，其他产业虽有投资，但无论投资项目数还是金额都相对较少。因此，需要我们在吸引加拿大投资的同时，使其投资向相关产业延伸，利用投资的辐射作用带动加拿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使其投资实现多元化。

3.3提高加拿大对华投资项目的价值含量

从全球产业分工的价值链角度看，传统的产业存在高附加价值环节，高新技术产业中也存在着低附加价值环节。而对于来华的加拿大投资总体而言，我国的产业仍处于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价值环节，尤其是加工业和制造业等领域；虽然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处于高附加价值环节，但由于我国对外开放相对较晚，吸收外资较少，造成服务业发展较慢的局面。这使我国整体仍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不仅不能从投资中获得大部分的收益，而且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因此我国应该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措施，并以此来鼓励加拿大外商投资到附加价值更高的生产环节上，使外商能够更好地推动我国产业向“微笑曲线”上游的研发、设计以及下游的市场营销、开拓和金融、法律、会计等服务环节延伸，这不仅有助于加快我国实现产业的升级，而且有利于扩大吸引外资的收益。

3.4中西部地区应该利用自身优势吸引加拿大对其投资

面对加拿大对华投资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的现状，我们今后在加拿大对华投资项目确定前，可以充分收集并利用双方的信息，与加拿大投资商进行审核调查，组织加拿大投资者到我国中西部地区进行行业实地考察，与其相关行业进行实质性会谈，做好项目可行性的研究工作，并注重考察后的信息反馈工作。此外，我国中西部地区也不能一味照搬东部地区的模式，而是应该考虑加拿大的优势产业以及自身的特点，以此吸引加拿大的投资。

3.5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投资环境

基础设施、区位条件、政策与制度环境以及政局稳定都是外国投资者设立跨国公司时要考虑的因素。而我国要加大吸引加拿大对华投资，必须在这些方面进行改进。在交通运输方面，虽然我国的公路、铁路运输比较完善，但在西部地区，甚至在东部和中部的一些地区，交通运输仍然比较落后。因此，政府有必要在对东部外资集中地区完善交通运输设施的同时，对其他地区也要加大投入，因为随着东部地区外资的饱和，其他地区会越来越受到外商的青睐；在外汇方面，各级地方政府可以实行适当的外汇兑换制度，比如对加拿大投资商经营所获收益进行兑换，保证其可以分配收益、偿还外债等；在社会安定方面，虽然我国社会稳定，但不乏部分反动势力的破坏和反面宣传，因此我国要加强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在其他政策方面，地方政府同样可以给予加拿大外商一定的优惠，比如为外商子女的入学、就业等提供便利。

3.6履行WTO的有关承诺减少政府保护主义

随着中国加入WTO，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企业对中国市场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由于全球经济的停滞或衰退，加拿大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减退，开始寻找亚太市场，特别是具有巨大潜力的中国市场。联合国贸发会议以及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组织的调查已经证明，中国是未来全球投资的重中之重。尽管加拿大已有不少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设厂，但众多的中小企业对我国的保护政策还是存在一定的疑虑，并且对我国能否认真履行WTO的承诺还持观望态度。所以，只有切实履行我国的承诺，减少政府部门的狭隘保护主义，才能打消加拿大企业的顾虑。

4结语

吸收直接投资缺点篇7

[ 关键词 ] 外商直接投资 投资环境 关系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我们一直致力于吸引国外的资本来推动我国的建设事业,这种努力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得到了显著提高,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取得了长足进步,从1993年起连续保持世界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收国的地位。截止2006年底,我国已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918.97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家。这其中,福建由于处于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区的特性,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外商直接投资,我国的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出现快速的增长,而福建本省的发展速度也会呈现动力不足的状况,外资成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不可缺少的拉动力。但是,在我国经济转轨进入中后期、经济增长方式已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对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有一个更加清醒和客观的认识,既要看到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不能忽视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一、各省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分析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引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指数(Inward FDI Index)概念来评价各经济体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成功度。在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对该指数进行了简化和修改,重新命名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UNCTAD In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为某经济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球份额与其GDP占全球份额之比。

2000―2003年期间,广西、辽宁、山东3省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在0.8―1.2之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其经济规模基本相符;海南、广东、福建、上海、北京、江苏、天津等7省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大于1.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大于其经济规模;其他省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小于其经济规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

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1.方法介绍

(1)向量自回归

向量自回归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所有变量都被假设为是内生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的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项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不带有任何事先约束条件。含有个变量滞后期的模型表示如下:

其中,是n维内生变量,∏p是待估参数矩阵。是随机扰动项,也被称为新息,与自身滞后值和解释变量无关。

(2)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向量自回归模型还可以用来估计脉冲响应函数,即确定每个内生变量对它自己及所有其他内生变量的变化是如何反应的。以双变量 滞后1期的VAR模型为例:

如果新息在t=0时增加1个标准差,不仅当前值立即改变,而且还会通过当前值影响到和今后的值,脉冲响应函数正是描述这些影响的轨迹,显示任一个变量的扰动是如何透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方差分解是另一种表达模型动态特征的方法,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误差分解为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2.实证分析

(1)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1979至2007年的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福建省统计年鉴-2008》及《福建经济与社会统计年鉴-2008》。经济增长用GDP反映。将福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FDI数值用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为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采用1978年为基期的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两个变量进行缩减,并取自然对数,为LnGDP和LnFDI,以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其相应的一阶差分序列为LnGdP和LnFDI。

(2)模型分析

福建省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其经济发展(GDP)也有着紧密的联系。虽然起初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微弱,但随着时间的滞后,该影响会逐渐增强。经济发展对外资吸引的作用也是逐渐增强的。两者的相互响应在前期有小幅波动,但在长期却呈现稳定的正向关系,并且福建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三、经济危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我国给予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和特殊的法律保护,我国的成本优势明显,获利空间大,因而外资蜂拥而入。当如今中国市场的成本发生变动并进而侵蚀到外企的利润时,选择撤离就成为外资最原始的商业冲动。对那些缺乏核心技术优势、对优惠政策较为依赖的加工贸易型中小跨国公司来说尤其如此 。而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更影响了当前外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已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于2009年2月指出, 2008年全球外商投资流量较2007年至少减少了20%。随着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发展,2009年外商投资流量将可能进一步减少。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外商投资流入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923.9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58%,但从2008年四季度开始,吸收外资呈现回落态势,2008年10月以来实际利用外资连续出现同比负增长。例如,2008年11月当月实际利用FDI为53.22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52%。2009年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96家,同比下降48.73%;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75.41亿美元,同比下降32.67%。同期,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数同比下降53.76%,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下降70.03%。

四、改善投资环境的策略

1.优化投资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各省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合理引导外资行业分布,可以有效的改变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结合国内外产业发展趋势和特点,应注重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环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遏制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投资。鼓励外商投资节约、高效、清洁的能源、资源产业和企业技术改造项目,鼓励外商投资发展循环经济和可再生能源,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外资项目准入。鼓励外商投资现代服务业、生产业,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注重新型服务业发展。

2.引导外资项目分布,促进外商投资地区平衡

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极不平衡,按照当前的发展情况,外商投资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将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以福建省为例,闽南沿海地区和福州具有优越的政策、区位、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先行改革开放的体制优势,仍然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为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平衡,必须采取以地区倾斜政策为主转变为以产业倾斜政策为主,同时辅以对福建北部、西部地区一定程度的地区倾斜,从而在全省逐步形成基本统一的、稳定的和透明的外资政策。福建北部和西部地区应该紧紧抓住外商投资企业因沿海发达地区由于工资、地价等生产成本提高而向内地的产业转移的契机,充分发挥北部和西部地区独特的资源优势,进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改善引资环境,吸收更多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当区经济的发展。根据2008年福建年鉴统计结果表明,2007年台商实际到资5.51亿美元,新批总投资3000万美元以上台资项目有25项,集中在厦门、福州、漳州、南平4市,其中南平市1项,合同台资3220万美元。说明了在实施的协调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福建北部、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倾斜政策的作用下,这些地区将在短期内实现利用外资的跳跃式增长。

3.树立绿色GDP观念,加强政府科学调控管理

绿色GDP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扣除自然资本的消耗,得到经过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绿色GDP是对GDP的一个补充和完善。GDP有其局限性,它只反映了经济发展,却没有反映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容易过高地估计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给人一种扭曲的经济图像。特别是对依赖于开发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产资源和森林资源获得重要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开展资源环境核算,对GDP进行相应的调整就更为重要了,这就是提出绿色GOP的背景。比如采伐林木,经济总量增加了,但过量采伐后对自然资源造成了破坏,相应的成本就应在经济总量中扣除。再如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有害物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应从经济总量中扣除。

发展绿色GDP,首先是要根本扭转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只有地方政府改变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才有可能使地方政府集中精力解决经济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只有把环保方面的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使环保业绩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政绩,环保战略才能够得以有效实施,环境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当然这并非否认经济发展的作用,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发展仍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发展绿色GDP,其次是要开展地区环境污染调查,查清污染源,采取有力措施控制补救污染现状,彻底取缔污染企业。对福建省突出的江河流域的跨界污染问题,要加强行政区之间的合作,协同努力解决跨界污染。各行政区应改变独善其身的环保思想,树立自己的利益是建立在他人利益基础之上的意识,在互利互信基础上合作,实现区域整体的环境利益。

发展绿色GDP,应在抓好环境治理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扶持以生物医药、绿色苗圃、生态旅游为主的生态经济。事实上,具备绿色意识的省市可从优美的环境中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除了风景区的收益,良好的环境可吸引更多的制药业、绿色食品加工业等“绿色产业”。

2010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形势将更加复杂,各省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和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工作方针,努力保持吸收外资政策的稳定性和预见性,把创建投资新环境、形成竞争新优势作为工作重点,为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便利,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青:东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优劣势差异的实证研究.湖北社会科学. 2008年第8期

[2]常玉珍:改善投资环境的措施分析.财税金融.2007年第14期

[3]杨劲松:对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第1期

吸收直接投资缺点篇8

本文在梳理中国外资政策促进技术进步基本状况的基础上，从吸引外资技术的政策环境、企业需求与引入技术的契合度、企业的技术学习和吸收能力以及自主创新能力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外资政策促进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全面剖析了中国外资政策促进技术进步的效果，在鼓励交流合作、加强自主创新、优化区域结构、完善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　外资政策　技术进步　有效性

一、中国外资政策促进技术进步的基本状况

(一)中国外资政策促进技术进步的发展阶段

1.初创阶段――1979―1986年。

1979―1986年是中国外资技术政策的初创阶段。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这是中国的第一部外资法。此后，中国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中逐渐重视产业技术要求，并采取鼓励措施尽量引入国外先进技术。这一阶段中国在技术引入的外资政策上有如下特点：

一是对技术引入的鼓励在外资政策中逐步显现。1979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提出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合营企业开始获利的头二至三年可申请减免所得税。1983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对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利润率低的项目，中外合营期限可以在三十年以上。该规定在1986年修订为对投资大、建设周期长、资金利润率低的项目，由外国合营者提供先进技术或关键技术生产尖端产品的项目，或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产品的项目，其合营期限可以延长到五十年。1986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鼓励外商投资先进技术。

二是对技术引入的要求在外资政策中逐渐加强。根据不同的技术需求，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鼓励、限制和禁止项目做了一般性规定。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关于申请设立合营企业的四项规定中，有三项涉及技术性要求，包括：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和科学管理方法、有利于企业技术改造以及培训技术人员。1985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

在该阶段，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高技术水平的项目数量不多，规模较小。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有关外资的立法并不完善，在吸收外资和引入技术方面经验不足，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投资环境较差，再加上不完善的技术投资程序和服务使外商进入中国市场受到限制，外商对在华技术投资还有很多顾虑，基本采取试探性的态度。这一阶段外资技术政策比较粗略、缺乏可操作性，对国外技术流入形成限制，且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外资技术政策体系。

2.发展阶段――1987―1993年。

该阶段中国外资技术政策体系逐渐完整，外资技术鼓励政策起到了很好效果，技术引入速度明显加快。主要政策是积极采用财政激励措施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兴办各类经济特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对外商技术投资领域进一步放宽，在地区优惠政策由沿海和经济特区延伸至内陆地区的同时，更加注重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引导。这一阶段中国在技术引入的外资政策上有如下特点：

一是外资政策对技术发展的指向性从传统产业领域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此期间，中国了多项关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外资政策，其政策导向已经突破了传统产业的技术范畴。

二是完善法律法规，扩大对外商技术研发和技术扩散的优惠政策。相比上一阶段，该阶段大力促进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实行了部分政策放宽，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思想明确，有关法律、法规把技术引进放在了突出位置，如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给予税收减免、财政扶持、进出口便利、定价自由等多项优惠政策。

该阶段虽然把高新技术引入放在一个突出位置，但在华外资企业的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相比上一阶段而言，中国明确了积极引资发展先进技术的观念，取消了很多限制性政策，鼓励和优惠的政策特点明显，并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迅速延展，外资政策的技术导向性比上一阶段更强。

3.完善阶段――1994―2001年。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3期

该阶段外资政策从不同行业的具体特点出发，综合考虑生产技术、质量标准以及设备先进程度等方面的差异，采取相应措施，细化相应规定，进一步增强外资政策的技术导向性，这一阶段中国在技术引入的外资政策上有如下特点：

一是中国外资技术政策的结构化特征明显。此前，中国对外商技术投入的产业准入只规定了较大的行业范围，不够清晰具体；针对不同行业的技术要求也很缺乏。为进一步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技术结构，使外商直接投资更加符合中国的技术发展需求，中国在1995年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简称《暂行规定》)，同时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简称《指导目录》)，进一步加强产业技术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引导作用。《暂行规定》把技术引入的项目分为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四类，《指导目录》则对不同行业所使用的技术和设备提出了细化要求。1997年对《指导目录》进行了修订，扩大了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范围，更加有利于引入国外先进技术。

二是鼓励外商对中国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对外商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三资”企业的技术开发等实行不同形式的所得税、关税和增值税减免。

总体来说，该阶段中国外资政策在技术引入方面的结构化加强，既突出技术优惠政策，又强调国民待遇原则。此外，各省、市、自治区、经济特区也制定了大量涉及外商技术投资的地方性法规，中国外资技术政策在整体上得到完善。

4.新的调整阶――2002年至今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了WTO，国际国内政策环境发生变化，中国吸收外资引人先进技术进入全新的调整阶段。中国认真履行加入WTO的承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政策体系和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外商技术投资显现出新的活力。这一阶段中国在技术引入的外资政策上有如下特点：一是外商先进技术进入的领域更广泛；二是外资的技术水平再上新台阶；三是中国更加强调通过学习外商先进技术进行自主研发，掌握世界领先水平的核心技术。2009年颁布了《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强调广泛开展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强化技术引进消化再创新，限制盲目重复引进。此外，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鼓励国内企业采用直接投资、合资、合作、并购等方式到境外设立研发机构，组建研发联盟，利用境外优势科技力量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该阶段的调整促使中国产业技术水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二)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外资

政策促进技术进步的路径

纵观中国外资政策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外资政策对技术引入的指向性是不同的，沿着强调传统技术升级的引进到高新技术的引进，再到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特点渐进式发展。中国外资政策促进技术进步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是采用合资方式促进技术进步；二是采用独资方式促进技术进步。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经济发展落后、技术缺口大、吸收能力不强，中国倾向鼓励外商以合资方式来华投资，这也成为该时期中国吸收外资引入技术的主要途径。由于中外双方需要共同投资、共担风险，企业经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双方利益。外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向中方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促进国内某些技术水平的提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外资政策，在许多产业领域取消了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促使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迅速攀升。2011年，中国第五次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新目录继续取消部分领域对外资的股比限制。

二、中国外资政策促进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

(一)吸引外资技术的政策环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外资政策不断调整完善，促使部分国外先进技术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以制造业为例，国内企业在制造工艺、先进制造装备等领域通过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得到了较大发展。但目前外资政策也存在不足，如对外商市场垄断行为缺乏有效制约，外商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对国内企业学习先进技术设置阻碍等。此外，外商在国内还享受税收和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形成“超国民待遇”，使得国内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严重影响了国内企业的技术投入，不利于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因此，中国要根据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同发展阶段及时调整，完善政策环境，使其朝着有利于中国企业技术水平提高的方向发展。

(二)企业需求与引入技术的契合度

中国企业需求与引入技术的契合度直接影响外商先进技术在华扩散程度。对与中国企业需求具有较强契合度的外资技术而言，该类技术引入后，能够较快地被国内企业所模仿、推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汉化”和创新，从而推进技术进步，政策效果较明显；对与中国企业需求契合度不高的外资技术而言，该类技术难于直接用于国内企业，不利于在相关产业内实施、推广，导致技术引入政策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三)企业的学习和吸收能力

引进的先进技术要与现有的技术学习和吸收能力相匹配，所引进的技术才能被消化，否则技术转移的成本巨大，技术引进效果无法实现。决定技术学习和吸收能力的因素很多，如教育水平、人力资本质量、现有科研基础设施与国家科研经费投入等。目前，中国企业的技术学习和吸收能力与技术发展需求还有很大差距，再加上政策体制的制约对中国企业技术学习和吸收能力形成的障碍，要保证国外先进技术能被国内企业有效模仿、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必须尽快增强中国企业的技术学习和吸收能力。

(四)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达到并赶超国外先进技术的关键。没有自主创新，中国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目标难以实现。目前，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人力和资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意识缺乏，投资重点放在生产力短期提高上，对能带来长远利益技术研发的关注度不高；自主创新动力不强，相关激励和配套措施不完善，此种自主创新能力现状阻碍了以外资政策促进技术进步的实际效果。

三、中国外资政策促进技术进步的效应分析

(一)正面效应

1.加速技术转移效应

中国加入WTO以来，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制定了高新技术产业扶植政策，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高新技术产业。目前，国际间的技术转移主要以跨国公司为载体来实现，大型跨国公司掌握着大部分的国际先进技术，在其对中国进行投资时，会向中国企业转移先进、成熟的技术。中国的市场前景广阔，外商为扩大在华市场份额，会主动向中国企业技术人员传授技术，促进中国企业技术进步；中国企业还可利用外商在华“寡占反应”投资，利用在华外商之间的竞争加强自身讨价还价能力，加速技术转移。

2.促进技术竞争示范效应

外资政策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促使外企与国内企业争夺市场份额，两者的技术差距使国内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保持竞争力，不被市场所淘汰，国内企业不得不向外企学习以适应新的技术和经营方式，促进技术扩散与外溢；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刺激国内企业采取必要措施应对，努力保持市场份额和盈利，加速技术开发与创新；外企使用国际上较为先进的商业惯例、手段和方法，对国内企业起到了体制示范作用；外企严格的技术要求，提高了国内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标准。

3.保障技术学习效应

中国外资政策对技术的指向性鼓励了中国企业学习与自主研发先进技术的兴趣，增强了外企与国内企业之间共同开发的意愿，扩大了国内企业的国际视野和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领域。在学习、合作和交流的过程中，国外的新技术、新产品向国内企业显示本行业的技术发展方向，反映中国企业存在的技术问题、可能的解决路径等，这些都有利于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

4.推动技术升级效应

随着国外内环境的变化，中国外资政策不断调整，外商在华投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高新技术产业代表了技术最密集的行业，近年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外资政策对技术型外资的吸引，外资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产品和技术，甚至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技术升级效应显著。

(二)负面效应国际经济合作2012年第3期

1.“以市场换技术”效果不理想

为了吸引更多外商来华投资，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中国从1992年开始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探索。但整体来看，中国通过吸收外资引入的先进技术多分布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外资政策因跨国公司技术输出的特点、中国企业技术引进的现实困难和认识误区、市场与技术的不可交换性等影响而收效甚微。外商为保证其市场竞争力，不转让核心技术，对核心技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技术开发大多在母公司进行，与中方共享的基本属于一般性操作技术和组织技术，与技术开发关联不大。由此可见，“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并没有使中国从真正意义上通过吸收外资引入先进技术。

2.沦为技术“殖民地”的危险

中国现有外资政策使得外资技术输出出现结构型、能力型、制度型和壁垒型陷阱，导致中国技

术依赖、技术非适应性和技术陷阱，存在沦为技术“殖民地”的危险。无论外方有无控股权，其都能在技术优势基础上对合资企业保持实际控制，主要表现在市场预期、知识产权、生产、质量审核认证等方面。同时，外商还有可能采取措施削弱中国原有研发部门，使中方无力实现技术赶超。这些可能迫使中国在对外资的技术依赖上越陷越深，陷入“落后一引进一再落后一再引进”的恶性循环，走上依附型发展的不归路。

3.区域性技术发展不平衡

中国外资政策一直实行地区倾斜，区域差异突出，使得中国区域间技术发展水平不平衡。中国外资政策的区域倾向性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79―1983年开放经济特区，1984―1991年侧重于沿海开放城市，1992―1999年开放边境内陆城市，2000年后开放中西部地区。国家法律政策在东部沿海省市的优惠措施比其他地区多，沿海地区可以享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在管理上有较大自，减少了外商投资的协商成本，吸引大批外商涌入；相比之下，虽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战略，但起步晚，在具体实施细则制定上以“向东部看齐”为基础，再加上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差，外资的兴趣不大。受此影响，外资先进技术在中国地区分布呈现一边倒格局，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中西部地区较少。

四、中国外资政策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外资政策的技术促进作用，中国外资政策在进一步鼓励中外技术合作交流、加强自主创新投入、优化外资区域结构、完善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上采取有效措施：

(一)鼓励合作交流。

引导外企与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面开展交流、合作，可以采用诸如举办技术交流国际会议、互派科研人员交流访问、建立核心技术交换机制等方式促进国外技术的引入、消化，改变“以市场换技术”的传统模式，建立以技术交流为主、充分发挥各自在不同领域的科研优势，最终实现双方互惠互利的双赢局面。

(二)加强自主创新。

鼓励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因为技术创新在抢占科技制高点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和配套措施调动国内企业、科研机构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使它们在吸收、消化国外技术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升级和创新，完成技术的本土化转变，缩短与国外先进技术间的差距，完成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角色转型。

(三)优化区域结构。

针对通过吸收外资引入技术的区域结构不合理，调整东南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外资区域政策，继续发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基础优势，将重点放在高新技术产业上；大力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根据当地的优势和特点制定政策，吸引技术含量较高的外资项目，平衡区域间技术发展水平。

(四)完善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保护法。

外企利用自身的资金、品牌和技术优势以及“超国民待遇”，已经在某些行业取得了垄断地位，不利于中国企业的技术学习与进步。针对“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问题及沦为外资技术“殖民地”的危险，中国应着力加强反垄断法的实施和完善，规范外商在华投资行为，对恶意侵占市场资源的行为给予相应惩罚和制裁，保护国内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兴技术不受国外技术的冲击，使国内技术在一定的时间内借助高起点的后发优势尽快实用化、成熟化，并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发挥良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使中国技术发展与创新步入高速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同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提升国内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避免外企借口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封锁。

[作者单位：杨焕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章文光、管夏怡，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本文是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外资政策有效性研究》(批准号10YJA790250)和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与中国区域自主创新互动发展研究》(批准号11BJY026)的部分成果。]

吸收直接投资缺点篇9

关键词： 西部边远地区； 企业； 融资； 主要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 F8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9-0004-01

资金短缺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普遍现象，资金的“瓶颈效应”在中国的西部边远地区发展中尤为突出，严重阻碍了西部企业的发展与壮大。

一、西部边远地区企业资金缺口分析

2000年至2001年，国家用于西部边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数额达1350多亿元，但西部大开发让每个西部省、市都有高达几千亿的项目需要投资，据联合国贸发组织估计，仅陕西省未来15年内要完成其启动大开发的基础建设项目就需要2700亿元人民币。显然国家的投资数额与西部边远地区的资金渴求度比较来看差之甚远。西部开发已开工的60项重点工程（2000年到2004年8月）未完成投资约7000亿元；同时，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社会事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仅就最低保证程度而言，西部边远地区待开工建设项目还有很多，要保证未完工程和即将开工建设工程尽早发挥效益，仅靠目前的资金渠道投入，存在着很大的缺口。

二、西部边远地区企业资金来源分析

（一）西部边远地区企业内部资本积累能力差

从企业数量看，全国半数以上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集中于东部地区，西部边远地区的企业数量无论绝对数还是相对数均远低于东部。单位拥有量自东向西呈递减趋势。2001年末，东部地区拥有法人单位273.8万个，占全国的53.6%；中部地区126.4万个，占24.8%；西部边远地区110.5万个，占21.6%。东部地区拥有产业活动单位350.1万个，占全国的49.4%；中部地区191.7万个，占27%；西部边远地区167万个，占23.6%。

西部企业不但数量少，企业竞争力也不强，经济效益普遍较低。2000年，西部工业企业利润仅占全国的3%，西部边远地区的GDP仅占全国18%，实际积累能力远远低于东部地区。

（二）西部边远地区证券市场直接融资能力弱

从证券市场融资的情况看，西部远远落后于东部。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多，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能力占绝对优势。2005年，全国共有1371家上市公司，其中西部上市公司为296家，仅占全国上市公司总数的21.6%。

西部上市公司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偏小、持续盈利能力弱，影响了资本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作用的有效发挥。以陕西为例，截至2001年6月，陕西上市公司的平均股本仅相当于全国水平的52%；净资产收益率为2.8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1个百分点。

（三）西部边远地区吸引外资水平低

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利用政策优势及地域优势，吸收着全国近80%左右的外商投资额。2000年，东部地区实际利用的外资占全国的86%，而西部仅占全国的比重为5.4%。

（四）财政和国债资金成为主要资金来源

西部大开发以来，基础设施的融资渠道主要还是依靠财政和国债资金。西部目前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实际上是在国家投资的拉动下实现的，国家目前已将国债及预算外补助地方支出的70%投向了西部。

综上所述，无论是自身资本积累或资本生成，还是吸收利用外部资本方面，西部边远地区的资本形成能力都严重不足，使西部边远地区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必然要面对严重的资金不足。因此认真研究西部融资问题，通过各种途径提高西部资本形成能力，解决资金瓶颈问题，对于加速西部经济增长步伐，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完善西部企业融资的对策

（一）发展多层次西部企业融资体系

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贷款，风险过分集中于银行，无论从促进经济平稳发展还是从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来说，都是有相当风险的。所以，应当大力开拓更多的更加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资本市场，满足不同类型企业的资金需求，构建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

1.规范和扩大股票市场。要鼓励西部边远地区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业绩好的大中型企业经过改制，上市融资；提高已上市公司的质量，要通过努力盘活资产，使之成为西部边远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力；支持西部证券经营机构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实力，为证券市场发展提供更好、更全面的服务；西部边远地区要鼓励和推荐成长性好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在创业板上市，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推动西部边远地区产业的增值。

2.积极发展债券市场。债券市场投资风险小于股票市场，而收益大于银行存款，也便于吸收大量社会资金参与西部大开发。发达国家公司债券市场一般规模较大，有的甚至超过国债规模。但在目前我国的融资结构中，公司债券所占比重极低。

3.大力开拓融资租赁市场。融资租赁是一个比较新的融资工具。在国际上租赁这块业务很发达，美国现在通过租赁利用设备大概比例占到32%，租赁设备大到卫星，小的到办公用品，还有工业企业的制造机械设备。这一融资工具对于极度缺乏资金的西部企业来说，可以算是最有效、最快捷的融资渠道。

4.企业短期融资券市场。企业短期融资券，为西部企业提供了以较低成本融通短期资金的渠道，对西部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

（二）完善西部企业融资软环境建设

首先，财政政策环境。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政府对欠发达地区企业的扶持都是以优惠政策为先导，最具代表性的是税收优惠政策和财政援助政策。税收优惠是最直接的资金援助方式，有利于西部企业资金的积累和成长。与具有普惠性质的税收政策不同，财政援助是针对性很强的临时措施，其用直接、目的明确，是政府的一种直接援助。

其次，法律环境建设。要确保各项针对西部边远地区企业政策措施切实到位，就必须健全西部边远地区开发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开发西部边远地区的相关立法。

再次，建立西部企业信用担保制度。这是我国解决西部企业融资困难问题的关键步骤之一。在当前西部企业资金仍主要依赖外源间接融资的情况下，必须解决好银行担保难、抵押难这一贷款瓶颈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将西部边远地区以外包括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金吸引进来。

（三）加强西部企业自身建设

西部企业普遍规模小、资金实力差、抗风险的能力弱，导致对外融资的难度很大。因此，西部企业必须挖掘自身潜力，加强企业的科学管理，从而吸引外部资金的注入。同时，还应当进行合理的资金预算，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融资决策，并进行有效的投资，防止出现盲目融资和资金浪费，避免因债务风险导致经营困难甚至破产。

参考文献：

[1] 张翅等.浅析西部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J].中国西部科技，2004（7）.

吸收直接投资缺点篇10

关键字：循环经济；外商投资；政策引导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发展循环经济，节约使用资源，减少废弃物排放，尽可能提高资源生产率，已经日益凸显其重要意义与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资不断流入我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循环经济带来了发展的契机。

一、社会资金投入不足影响我国循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循环经济强调实现资源的减量化、二次循环，产品二次利用以及废弃物的资源化。依托“资源―产品―废弃物―资源再生”的经济运行模式，通过循环经济以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并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要实现传统经济模式向循环经济模式的转换，还需大量资金的投入，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原因引起：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成本负担问题

循环经济对技术流程和硬件设施具有较大的依赖性，由于建设周期长、见效慢、专用性强，投资一旦投入就不易回收，形成所谓的“沉没成本”，进而使绝大多数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对此望而却步。而且，我国的废弃物排放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如果不能将这种外部成本内部化，循环型生产环节的成本就很难收回。

（二）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问题

解决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科技瓶颈，应采用淘汰陈旧技术，引进国外企业先进的循环技术、设备，这将贯穿于整个循环经济体系的始终，也对资金的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性能、生产效率、生态效率，这将是一个长远的投资方向。

（三）企业规模小，缺乏规模经济的支撑问题

缺乏规模经济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资金的有效利用率，造成不必要的重复投入和浪费。各种废旧产品和废弃物的集中回收成本比较高，再利用和再生技术发展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规模效益差。如果循环利用资源的规模达不到成本最小化，循环经济就不具有利用的经济可行性。规模体系的建立是一个社会性的工程，从根本上对人力、物力、财力提出了巨大的要求。

二、我国利用外资的特点

（一）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

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我国利用外资的显著特点是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特别是90年代以后，外商直接投资在外商投资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国加入WTO以来，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目标、方式、渠道、区位等发生了重大转变，进而呈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1. 投资目标由单纯的加工贸易型转向“生产基地+销售市场”型。外商不仅把中国作为原料产地、出口基地，更是作为其重要的销售市场。

2. 外商在华投资的区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已经从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南部沿海地区转向以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为核心的中北部沿海地区。

3. 投资从单个项目向相关产业链延伸。随着加入WTO后中国产业的进一步开放，跨国公司开始围绕着先期的投资项目逐步完善产业链条，增强在中国内地的配套能力。

4. 并购投资将成为外商在华投资的主渠道。并购投资由于具有周期短、收效快的特点，在国际上被跨国公司广泛采用。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并购投资作为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比例一般要占到80%以上。而在我国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二）实际利用外资数额呈上升趋势

据统计显示，自1985年至今，外商投资合同金额及实际利用金额大约翻了四番（见表1）。而如何利用好这些外资推动我国经济良性发展,则是需要注意的问题。

（三）外商直接投资领域的分布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及公报的数据显示，2004年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合同金额达到15347895万美元，其中主要投资领域为：制造业，占到71.5%，房地产业，占到8.7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4.39%，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2.58%。（见表2）

由此可知，制造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农林牧渔业等产业是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占据了约89%的合同金额。可见，虽然外商在我国的投资总额很高，但是投向循环经济领域的资金还是很有限的，所以，引导外资合理投向循环经济产业，大力推进和扶持循环经济在生产制造业领域的发展水平，是当前经济形势下的重中之重。只有通过政府政策的积极引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循环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问题，使循环经济在实践上更具可操作性。

三、引导外资投向循环经济领域的建议

要吸引外资投向循环经济领域，要使企业自觉“循环起来”，必须通过以制定配套的循环经济政策体系，构建资源再利用和再生的生产环节的盈利模式。根据目前的市场条件，要使循环经济有利可图，政府可以通过市场性政策、参与性政策、管制性政策、奖励性政策等政策对外资加以引导。

（一）市场性政策

1. 价格政策

引导外资投向循环经济领域，可以在产品价格中加入环境价值要素，对资源环境重新定价，减少或消除对环境有害或影响资源循环利用的产品或生产资料的不合理补贴。通过价格体系的调整，直接改变价格或成本水平，使得按照循环经济规则要求进行生产、经营的企业，能够比按照传统方式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具有更多的价格优势，获得更高的利益，从而从根本上吸引外商将资金投入循环经济领域。例如，在建材市场上，对采用原生材料，如木材、粘土生产建材的厂家应增加生产环节的资源税，而对采用再生资源或工业废弃物，如粉煤灰等为原料生产建材的厂家应免征资源税甚至给予增值税的优惠或减免。这种价格政策将对市场上相关产品的价格产生直接影响，也将直接影响社会资金的投向。

2. 信息政策

外商在我国循环经济领域投资的进入壁垒之一就是信息缺乏问题。我国实施循环经济的各个主体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极大地制约了循环经济的发展。提高信息披露的程度，减少信息不对称，使得外商能获取企业之间的相关物质流、能量流的基本信息，进而形成循环经济产业链，完善企业共生机制。

（二）参与性政策

1. 收费政策

收费政策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经济手段，它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为循环经济融资的作用。美国的一些州和几个欧洲国家对饮料瓶采用了垃圾处理预交费制，所交纳预交金一部分用于废弃物回收处理，另一部分用于回收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外商投资可以因此减少一定的成本支出，获取更多的再生资源，并提升社会综合效应。

2. 政府优先购买性支出政策

政府作为循环产业最大的客户，其采购行为会对相关供应商产生积极影响。在购买性支出的投资性支出方面，政府应增加投入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在购买性支出的消费性支出方面，中央政府应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的政府采购政策，促进有再生成分的产品在政府采购中占据优先地位。从而影响消费市场，对绿色消费和循环经济发挥导向作用和示范作用。

（三）管制性政策

1. 税收政策

为吸引外商，可以考虑进一步实施鼓励性税收政策，对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减轻税负，并给予合理的优惠和补贴比率。例如：对再资源化设备的引进与投入采取特别折旧、固定资产税、公司所得税等优惠政策等。可以实行税负的政府转移支付，将所征赋税用于循环经济投资，也将对外商投资循环产业产生激励作用。税收优惠政策已被许多国家所利用，如美国为控制N-氧化碳排放量，对采用环保先进工艺建成的设施五年内不征税。

2. 信贷政策

通过低息贷款、延长信贷周期、贷款贴息等信贷政策来吸引外资，将优惠信贷政策和严格的信贷政策结合使用，对鼓励外商投资的循环经济项目实施优惠信贷政策，反之则实施严格的信贷政策。同时政府应对金融机构采取鼓励性的政策，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对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给予贷款支持，调动其对循环经济事业的积极性。

（四）奖励性政策

对于在循环经济领域运营管理得当，投入颇见成效的外资公司，政府可以适当采用奖励政策，如奖金奖励、政策奖励、融资奖励、税收奖励、购买奖励等等。如美国的“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旨在鼓励通过减少资源消耗来实现对污染的防治，其激励机制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行业现状为发展循环经济产业提供了基础条件，外资的投入为发展循环经济的进一步落实提供了经济保障。目前，国家对于外资投入循环经济的引导已渐入正轨。目前，作为全国利用外资规模较大的开发区之一的天津开发区，积聚了数千家国际一流的生产型企业，这些企业以其先进的循环经济理念和卓有成效的环境、管理技术，在建筑工程领域、水资源、固体资源、清洁能源方面开展了大量基础性工作，为开发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和环境基础。2006年5月，滨海能源公司与日本矢崎总业株式会社、日本能源企划株式会社及天津泰达节能技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联合，介入循环经济和节能的发展领域，进一步提高滨海新区能源使用效率，降低能耗水平，推动建立节能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的工作目标。同样，上海化工区靠循环经济圈吸引外资，四年来吸引了41家企业逾88.6亿美元的投资，包括英国石油化工（BP）、德国巴斯夫、德固赛、美国亨斯迈等众多化工巨子。该化工区本着四大循环原则，发展环保型循环经济，走出了一条以引资促创新，不断提高竞争力的新路。

四、结论

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理念，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我国，实现从传统经济向循环经济的顺利过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国家配套法律制度的正确引导下，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此同时，外商投资循环经济产业的积极作用已初见端倪。外资对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整体拉动性将越来越大，影响力也将越来越强。通过利用外资来推动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使我国从根本上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将占据社会和谐发展的主导地位。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王丽霞：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循环经济的战略选择，《当代经济研究》，2006年第2期。

严先溥：外商投资助推经济加速发展，《金融与经济》，2004年第10期。

董敏，贾晓波：发展循环经济的经济手段―国际借鉴和政策选择，《生态经济》， 2006年第5期。

王敏旋：循环经济的演进，《企业管理》，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