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变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变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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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传统；影响

儒家学说是在我国经历了夏、商、周几千年历史之后，由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提出，并创立了儒家学派，其弟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将儒家学说补充扩大的。从古至今，儒家思想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甚至占据了不可替代的统治地位。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其与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直到现代的影响力都是不容小觑的。

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我国已有几千多年的历史，其中还经历了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隋唐儒释道并立等，但儒家思想却一直经久不衰，随着时代的变迁，非但没有失掉往昔颜色，反而成为了一颗更耀眼的明星，可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根基，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的历史上独领两千多年，并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是因为儒家思想能够跟随社会的变迁和改革，不断的吸收其他文化的可取之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得到丰富与改善，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潮流。

春秋末年，儒家学说逐渐形成独立学派。在社会的内部矛盾众多且不可调和的时期，孔子提出“仁学”思想体系，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出发点，主张仁政，推崇“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顺应当时的历史形势，并为儒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框架。汉武帝时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为帝，关于民族发展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进行了思想和政治上的重大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上升到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从此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发展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儒家思想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儒家思想也经历了发展中的起起落落，包括极力推崇儒家思想的时期，也包括发展步履维艰，受到阻塞的时期。但儒家思想无论是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还是本民族其他思想的浸润，都没有改变其本身主要的内涵和思想。与此同时，在儒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能够紧随社会变迁、文化的发展，逐渐走向更高的层次。这也是它能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独领的重要原因。

儒家思想能够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领统治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它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系统的治国理念和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孔子所提倡的“仁爱”思想能够顺应当时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但是封建时期维持国家安定的保障，直至现代社会也依然是人与人能否和谐相处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此外，我们所提倡的“仁义”、“孝”、“诚信”等都是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这些思想对我国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仁义礼孝都是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精华，这些传承深远、意味深长的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人格塑造和情操培养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启示。可以说，儒家思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在政治方面，儒家思想提倡德治，对当代政府官员的为官之道也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在金钱上，儒家思想提倡“以其义而得之”，唯有遵纪守法，按照正规途径赚来的钱才能久远，这种思想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现代社会儒家思想中最基本的内容 “仁”也依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仁”既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时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也引导我们在思想上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孔孟都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从孔子提出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在强调为人处世的过程中要以人为核心，尊重每个人的价值。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一颗仁义的心，互帮互助，多为别人着想，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充满友爱而不是彼此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学习儒学仁义思想不仅对当代人自身人格的塑造和培养有帮助，对中国社会风尚的发展也有积极向上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在我国的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无比重要的地位，对于当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新时期，儒家思想也将不断的与现代社会文化相结合，使传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发展，以新时代的思想对儒家经典进一步的认识学习，取其精华，将适应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继续传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作者单位：陕西中医药大学）

参考文献：

[1] 秦秀莲.儒家思想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逻辑性思考[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2.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赵光贤.先秦儒家思想的几个特点[J].天津社会科学.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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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礼；仁；中国古代设计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7-0080-01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丰富灿烂的思想藤蔓中可谓是最为粗壮的一支，其影响跨越朝代，跨越广阔的土地，同时也记录着中国人那种特有的精神与处世方式。“设计”一词虽然作为外来词汇传入中国不过30年，但“设计”的本质即为人造物，早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并且有着丰富灿烂的辉煌历程。影响着设计发展的，除了经济、技术、环境等的影响外，人文因素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而这巨大的藤蔓网的那些种子中，就有儒家思想这一颗。

一、“礼”

“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孔子之前“礼”只是一种宗教祭祀仪式，并不具有道德内涵，孔子赋予其道德含义，把它转化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礼仪制度，用以“别贵贱”，使不同的等级各安其位，有序相处。但在漫长的封建统治者对于儒家思想的应用上，使其产生了很多非正面的影响。但统治者对于“礼”的追求给了匠师们更多发挥的方向与平台，推动着匠人们对设计品不断的精益求精。

例如在商朝最为重要的器具——青铜器。其按作用分类就可分为酒器、食器、水器、礼器。礼器虽然产生比孔子早，但其功能除宗教祭祀外，也具有孔子所提的“别贵贱”，使人们有序相处的重要作用。礼器作为商朝青铜器制造的重要品种之一，可集中体现“礼”这一思想。王侯将相对于青铜器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范，这就促使工匠们发挥其创造能力，根据不同的形制要求，创造出了让人惊叹的作品。后母戊鼎（2011年3月正式更名），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后母戊”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的纪念物。其制雄伟，重约832.84千克，高约133厘米。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其腹光洁，只在鼎腹四面交接处装饰以云雷纹与饕餮纹。两耳的纹饰一样精美，外廓上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后母戊鼎作为礼器，无处不体现出帝王家的风范与尊严。青铜器的精美程度和恢弘程度都是由“礼制”直接决定的。比起后母戊鼎，大盂鼎、大克鼎等重臣使用的礼器都不及其气势。

因为“礼”的要求，所以这些能够表明等级礼数的设计品更是精致巧妙，充满韵味。虽然中国古代“礼”的有些内容不符合现代的一些道德标准，但是其对于古代手工艺的创作却提供了很大的平台与发展空间。

二、“仁”

“仁”作为儒家思想的另一核心同样在中国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仁”本指人所具有的美好品德，孔子将其丰富和发展处多种道德品质，其核心含义是“爱人”。由亲人家庭到推己及人最后达到“泛爱众而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博爱。近现代世界范围内的设计工作者一直不断的探究探讨着设计的本质问题，出现了许多的流派与主张，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现代主义、装饰主义等等。设计工作者们越来越发现，“人”才是设计的本质，“为人服务”才是设计的真谛。而中国的先人早已经将这道理更加精确的总结为“仁”。仁者，爱人也。这不仅是中国人设计的要求，而是对做人的要求。

中国的古代匠师们发挥着他们的“仁爱”之心不断的创造了让我们现在为之感慨的设计品。例如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的长信宫灯，设计精妙。此灯外形为双手执灯的跽坐宫女，神态恬静优雅。宫女左手手执灯，右手衣袖向下垂照住灯盘，似乎在挡风，实为虹管，用以吸收油烟，及防止污染空气，又非常美观。灯罩有两片弧形板合拢而成，可活动用以调节光的照度及方向。另外，此灯的六个部分，宫女的头部、身躯、右臂，灯的灯座、灯盘、灯罩均可拆卸，方便于清洗。长信宫灯虽是为满足统治者的需求，这些细节的设计却是实实在在实践着“爱人”的追求。

不得不说“仁”“爱人”“博爱”的思想贯穿在中国人的血液中，也更加体现在中国人的设计品中。虽然时代变迁，现代社会中的丑陋不禁让我们唏嘘，但是观看我们的现代设计，一脉相承地继续着古人“仁”的精神。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努力空间，但这一精神一直未变。

三、小结

儒家思想是先人的智慧，它不仅仅影响着我们祖祖辈辈的精神、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也影响着中国人的造物思想、设计思想。我们需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还要从我们生活环境中的实际出发，不断的改进探讨我们的设计。相信在这一个新的世纪中，有着深厚底蕴的文化的中国设计将会大放光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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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明式家具的形制风格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之间的关系，旨在由表及里地掌握明式家具哲学思想内涵的精髓，为现代中国家具设计和发展提供参考。

明式家具的形制及结构深受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东林学派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无论是在审美观念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出来的简朴、空灵、内敛、优雅也深深地影响着当今的设计理念。

一、儒家思想中“中庸”、“礼”的体现

博广的儒家思想的审美情趣和思想内涵在明式家具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庸之道在形式上重视“中正”、“中行”，在内涵上主张凡事都不要过度，要含蓄，以免适得其反。孔子说：“兴于诗，立与礼，成于乐”，“礼”主张社会上的人要区分名分，如君和臣、父和子、夫和妇等，然后又指出了各种身份之间应该遵循的礼仪、处事规范等。

明式家具的设计中处处体现着这种内敛、中庸、礼法有度的观念。如明式圈椅对称式的整体构架、外扩内敛式的椅圈及扶手、鼓腿彭牙式及内翻马蹄式的腿足等等不仅传达出中庸、含蓄的思想内涵，也体现出儒家思想中的“礼有法度”对人性的束缚。

礼法中讲究礼貌的坐姿，要保持上身挺直、双脚放在椅子的前面或放在脚凳上，或盘足而坐。在明式家具许多椅子的设计中，靠背与坐面垂直或接近90。有些椅子的坐面和扶手都比较高宽，尤其是主要陈列在厅堂的椅子的造型浑厚冼练，稳重大方，端庄中正。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礼”制，除了满足“坐”的基本功能，更作为一种礼教尺度，规范人们“行得稳，坐得正”显示了封建社会的理性伦常和家长气度。

二、“有用之学”东林学派思想的体现

明中期以后东林学派在思想文化领域倡导“有用之学”饷实学，提倡改革，鼓励创新。文人的参与为家具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他们刻意追求的是“高逸”、“雅致”的生活意境，要求制作工艺要一丝不苟，装饰要简洁脱俗。明式家具中大量采用带有吉祥寓意的纹样，如缠枝纹寓意吉祥幸福、忍冬纹寓意延年益寿、莲花纹寓意圣洁等等，题材寓意大多比较雅逸，颇有”明月清泉”、”阳春白雪”之类的文儒高士之意趣。“有用之学”的思想变迁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造就了明式家具经久耐用的榫卯结构及重俭轻繁的艺术特征。榫卯结构不用钉和胶，充分利用材料本身的特性，结构牢固，百年不松动；同时便于拆卸和组装，利于修复时更换部件而不伤整体，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顽强的生命力，是审美功能和使用功能完美结合。

三、“天人合一”、“普遍和谐”的道学思想体现

道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之一，明式家具的形制和艺术特征同时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尚“无为”，重“天然”，追求“天人合一”和“普遍和谐”的宇宙观，从明式家具的一些设计上也反映了这种朴素的哲学思想。

1．追求天然材质“反璞归真”

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为美在本真。选择使用天然材质，追求天然材质本身的美感，强调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体现了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明式家具的用材大都是木质坚硬致密，色泽沉穆幽雅，纹理优美生动的珍贵木材。如黄花梨木性适中，便于雕刻不易变形是制作硬木家具的首选材料且材质温润如玉，受到文人雅士青睐；紫檀木质地坚硬细腻，适于精雕细刻，多得达官贵人喜爱。不同材质的运用体现出不同文化内涵，这也是明式家具的特殊文化现象。在加工工艺上，大多采用通体光洁处理，突出木材纹理的自然美。在许多传世的明式家具上，都把纹理最美的木材用在显眼部位。此外，也有利用不同木材的质地和色泽拼合搭配，达到一定的装饰效果。更最重要的是在制作时多打蜡少髹漆，从而充分展示了木材木身的质感和纹理，这也正是道家”返璞归真”思想的完美体现。

2．崇尚阴柔之美的线型

《老子·七十六章》中写道：“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道家崇尚阴柔之美，认为“柔”是生命之初的外象，富有无限的潜力。这种柔美的哲学在明式家具上也得到了体现，明式家具的许多构件，本身就是线条，这些线型与家具一脉贯通，自然流畅，协调统一，优美动人。在扶手椅、圈椅、桌、案、几等家具造型中，有不少使用圆材，使其弯转有度，精巧流畅，以表现曲线美。如明椅靠背最上的横木——搭脑，其线形的起伏变化丰富，或翘或垂，或仰或倾，或出或收，或曲或直，或刚或柔，都各具神韵。通过各种直、曲线的不同组合，线与面交接所产生的凹凸效果，体现了以柔克刚、予动于静的哲学要义，极具回转灵动的生命气韵。

总之，明式家具的设计理念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家具风格独特之处实际上也表现了社会、文化及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认知。而从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加以分析探讨家具风格的成因，可以找寻出明式家具形式之外的精神思想，从而掌握其设计思想的精髓，希望这能给中国现代家具的创新设计提供一些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李小汾.明代文人与明式家具．观察与思考，2003．4

[2]龚云云．明式家具中的“礼”．科教文汇，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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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泰山文化；儒释道文化；封禅文化；新石器时代

远在新石器时代，泰山便已经在泰山地区形成了大沽口文化，其作为泰山文化的雏形为后来的泰山文化以及儒释道文化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后来汉代、隋唐等朝代的发展，泰山文化也在时间的推移下逐渐达到鼎盛时期，但是至明清时期泰山文化却日渐衰落[1]。从泰山文化中不难看出其中所蕴含的儒释道文化，这也体现了我国文明古国的地位，在时间的推移下，泰山文化与儒释道文化在不断互动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变迁，其中无疑也体现了到泰山文化中的现实主义及浪漫主义精神。基于此，文章中将泰山独有的神信仰作为主要对象，对泰山儒释道文化的互动与变迁进行了论述。

一、泰山儒释道文化启蒙阶段

泰山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经形成了大沽口文化，通过专家的考察可知，距离现在约5000年以前，就已经在泰山地区出现了燔柴祭祀的仪式，这也是后来探究泰山文化的重要起源。随后发展至战国时期，出于黄老之术等思想的影响，泰山文化逐渐发展成为早期道教与官方祭祀两种形式。受周朝末年礼崩乐坏的影响，孔子等诸多先秦时期儒家学者纷纷提出仁义礼智信等思想，意在构建人们眼中和谐的道德秩序。儒家思想中主要阐述了人道，而对于鬼神信仰则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也有学者指出，周朝对天神的崇拜其实也是对山川的崇拜，山川祭祀本属于国家祭祀的一种，这也就意味着祭祀要按照相应的规格进行严格的制定，只有天子才能祭祀名山大川，而诸侯只能对其所管辖区域内的山川进行祭祀，这便是儒家思想中的其中一种。

和儒家思想不同的是，道家在面对儒家“仁义礼智信”这一思想时，所持思想恰好相反，老子提倡的是清静无为，这种返璞归真的思想和方士之学形成了很大的契合度，从中也体现了“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特色[2]。邹衍所提出的阴阳五行论极大的推进了泰山神和封建时期皇权的融合，在这一思想中，提倡了祥瑞符必然揭示了新王受命，届时新王便要到泰山祭祀封禅，将帝王与天命连接到一起。

后来发展到先秦时期，泰山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在这样的环境下必然会产生与周围环境、文化相契合的信仰，反之又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仁者乐山”体现了儒家对于山川、万物的溢美之情，泰山神信仰的形成是出于齐鲁文化的影响，使其逐渐成为体现宗教特色的文化信仰。虽然儒家、道家在诸子百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然而在百家争鸣的时期并不会体现出地位的不同，而泰山神信仰却在这一特殊的环境下逐渐形成了泰山文化的启蒙。

二、泰山儒释道文化的发展阶段

先秦时期受诸子百家的影响，加之周围环境的渲染，逐渐形成了泰山文化的萌芽，由这之后一直到汉朝以及南北朝时期，泰山文化得以全面发展，这一发展时期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在汉朝之后的一段时期，是我国文化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时期，不仅儒家取代了黄老之学地位，又有儒道玄学的联合发展，在这时期内，道教产生，佛教也由大月氏国传入中国。儒释道除了体现汉魏两晋时期三家思想的借鉴与融合，也体现了南北朝时期三家思想的争议，其中所彰显的这种融合与争议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之后隋唐时期的盛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秦始皇时期的儒家思想并未真正做到为我独尊，由此也可以想见秦始皇泰山封禅这一举动也合情合理。随后到汉武帝时期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真正体现了儒学在当时的地位[3]。在这之后，泰山封禅又被重新提上日程。在这一时期内，受当时封建社会环境的影响，儒学地位逐渐提升，使其成为神学化的思想哲学，这也与泰山神信仰达到了一定的契合，使泰山神作为当时封建社会下统治者尊崇神道的原因。至东汉时期，泰山开始流传治鬼说，且有所考证，但是有学者认为泰山治鬼说其实形成于汉魏年间。汉代时期，道教逐渐兴起，便将治鬼说归纳入道教思想当中，由此之后，泰山神也逐渐形成了变化，由汉武帝时期的官方祭祀形式逐渐成为道教中的司鬼之神。在佛教传入我国之初，依然沿用当时黄老之学所主张的方仙道和黄老信仰，且早期的佛教是在道教的发展下依附而行，由此当时也有人将佛教视为道教的流派之一，因而泰山神也被看作是佛教当中的地狱神，由此也体现了道教和佛教二者对于泰山文化的积极意义。

三、泰山儒释道的兴盛阶段

自进入隋唐时期，佛教成为当时被重视的教派之一，甚至民间逐渐建立了诸多佛教宗派，所形成的宗派理论体系不同，在各自寺院经济的支持下为当时的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以唐朝为代表，当时的李氏王朝将老子尊为祖先，因而老子所在道教在当时得到了极大的重视。这便与佛教的发展产生了争议，尤其体现在儒道与佛教之间的对峙中，在当时的众多争议中，以儒家所主张的“伦理纲常”为主，诸多学者对思想理论能否实现国家统治这一点内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4]。但是发展到宋元时期，当时理学产生，形成三教合流的文化局势，这时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被释道逐渐吸收，并在此环境下将泰山文化推送至兴盛时期，由此也体现了泰山儒释道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汇。

唐朝儒学逐渐开始苏醒，尤其以唐太宗时期最为盛行，当时社会对儒学与教化做出了极大的支持，在这一时期，泰山文化也被推崇至有史以来最为鼎盛的时期。待南北朝被统一之后，隋文帝、唐高宗等当时的统治者纷纷为泰山加以封号，以此强调了泰山神的尊贵地位。在唐朝初期，以唐中宗为代表的几位统治者均有祭祀山神的仪式，到宋真宗时期，为了巩固当时的统治地位，在泰山举行了盛大的泰山封禅仪式。在这之后泰山神的地位更胜于前。

四、泰山儒释道文化的没落阶段

泰山神信仰由新石器时期发展至宋元时期，逐u完成了从萌芽到兴盛的阶段，直至明清时期，当时社会更为注重官方祭祀，民间祭祀便逐渐被搁置，尤其也体现了当时社会中主导的哲学思想――程朱理学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清时期的诸多学者认为应当去除泰山的封号，由此也将民间祭祀、人格色彩等非官方活动逐渐禁止，更加突出官方祭祀的地位，这一思想在朱元璋时期被真正落实，泰山神祭祀由之前的大肆盛行转化为体现儒家思想的活动。虽然当时泰山神信仰依然是官方祭祀形式的一种，然而祭祀规格相较于隋唐时期已无法比拟。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佛教和道教逐渐被世俗化，这也导致泰山神信仰成为具有实用性的祭神活动。

在泰山神信仰逐渐没落之后，其祭神形式在民间的实用性逐渐降低，最后丧失了群众基础与民间信仰。由于当时的明朝对于祀是明令禁止的，所以群众逐渐失去了心理寄托，这也导致碧霞元君的信仰逐渐超越泰山神信仰，虽然儒释道文化形成了多种发展方向，然而其本身最初的和谐统一性依然存在。

五、结束语

受时展的影响，泰山文化经历了由萌芽到发展再到兴盛、没落的时期，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也体现了儒释道文化与泰山文化的交融与变迁。以儒家、道教、佛教为主体的儒释道文化对其有不同的阐释，分别体现了人文关怀、民间信仰文化等意义，这也为泰山文化对宗教神圣性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孙玉洁.泰山文化研究进展及启示[J]. 泰山学院学报，2012（05）：47-51.

[2]赵M，侯方元.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的会通及其影响――以山东地域与山东籍学者为中心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09）：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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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女性语言；发展轨迹

语言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变现社会生活状况的变迁，同样反应着人们的思想认识。所以，语言能够准确的反应社会历史的变迁。日本社会的女性语言以其温婉的特性，在日本的宫廷时代应用广泛，但是在日本历史发展到如今，女性语言已经逐渐变的中性化，不再具有传统的女性特征，这也能够反应出日本从宫廷时展至今的社会特点变迁，本文将着重对此进行研究。

1 古代日本“女性用语” 的产生和发展

1.1 古代日本“女性用语” 的产生

“女性用语”又名“女房语”，产生于日本的宫廷社会中，这种“女性用语”在以女性等级低下的情况逐渐传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儒家思想的传入，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也对日本的女性地位产生很大程度的影响。还有很多书会对女性的行为进行限制，将其以最低下的等级的人员，要求女性使用符合其发展特点的语言方式，要求其语气温柔、措辞得当，“女性用语”便在这用情况下应运而生。[1]类似《女大学》等书籍从女性开始学习时开始，对女性的行为作指导。中国的儒家思想对庶民教育机构的影响重大，并通过其传播到日本社会的其他阶层。这种儒家思想为后期“女性用语”的标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2 古代日本“女性用语” 的发展

（1）男女语言同一的远古时代

日本在远古时期以母系社会为主导，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女性执政的现象也比较多见。我国的《三国志》中也有日本远古时期特征的比较完整的介绍。正因为这种女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就不存在男女性语言的分别，男女语言同一化。直到奈良时代，男女语言还展示其同一的性质，虽然可能男女语言存在细微的差别，但是这种差别也是微不足道的。学者一致认为，“女性用语”以其委婉温柔的特性，在日本宫廷时代处于重要地位。随着武家势力的发展，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显现，“女性用语”也随之发生变化。

（2）武家势力与男权下的女性地位

日本的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由于武士阶层在日本社会占主要地位，并且随着儒家、道家思想的不断传入，女性的地位越来越来低下。很多的文献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在那个时代的日本社会，对女性的发展进行严格的限制，使得女性地位不断下降。

2 近代日本女性语言的标准化

2.1 通过立法降低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

日本在明治天皇统治时期，颁布了《明治宪法》等相关法律，日本的国家体制就此确立。这些法律对女性的行为进行限制，从根本上削弱女性的地位，导致男尊女卑的现象更加严重。比如《明治宪法》就有规定皇权的继承必须是男性，女性没有机会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之中，女性就只能在家庭中持家，从根本上与无劳动能力的人无区别，从另一种方面可以说禁止与外界了一切活动；另外，对于自己的婚姻也没有权利，只有接受男方的安排。[2]

2.2 利用学校教育将日本女性培养成为“贤妻良母”

日本近代社会将女性培养成“贤妻良母”，是在英国留学后回归日本的学者中村正直首先倡导的。因为其在英国的留学生涯中，发现英国的母亲形象对于家庭的稳定、以及下一代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他在回国后便积极兴办学校，着力于将日本的女性培养成“贤妻良母”型。但是，这种思想在不久后便被男权思想。在明治政府时期，政府着重培养女性的贤良淑德，是“女性用语”直接的体现。

2.3 借助语言政策推行女性语言标准化

20世纪初，日本政府在进行了多方的调查后，将温婉优美的山手地区的语言定义为日本的标准语言。在1920年，日本实行了“国语纯化”的制度，排出了一切与标准语言想左的语言。这时期，文部省实行一定的方法推广女性语言，很多地方也通过媒介，将女性用语的特点进行传播，增强女性用语的使用程度。并且在战争的特殊时期，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日本不断将女性语言作为日本特色的语言进行传播，大力赞扬其优雅、温婉的特性，这一现象在语言发展的历史上都是很少见的。因此，特殊的背景很可能对语言的发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3 当代日本女性语言的中性化

3.1 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加

日本女性受教育机会的增加，使得日本女性语言趋于中性化。[3]1947年颁布的《基本教育法》倡导男女接受的教育应该平等，为女性接受教育提供了保障，在多年的发展中，受教育的现象逐渐平衡。并且，受到20世纪70年代欧美女权风的兴起，日本政府也在响应这种状况。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对女性的权利进行保障，使得女性可以自由的参与到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一系列活动中，参与到对于社会的管理。这就为女性地位的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使得日本女性语言也趋于中性化。

3.2 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加

平等的教育机会也对女性的就业机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相关数据统计，日本的女性就业者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展现出超越男性的趋势。这种现象使女性从家庭中脱离出来，取得和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以其自身受到的教育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些都促使女性语言趋于中性化。

3.3 统计学意义上的女性语言“中性化”

由于教育的加深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使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已经取得了男性基本相同的权利。因此，在这种现实情况下，男尊女卑现象逐渐消失，据可靠的统计学数据可知，女性用语的使用也不再常见，甚至女性使用男性的用语状况也被允许。

4 结语

日本女性语言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社会发展轨迹的展现。日本女性用语以马鞍形状的发展趋势，展现了日本从远古时期到近现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是在展现日本社会从男女平等到男权社会，再到近代男女平等现象的体现。这些变化都是由于政治、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的具体展现，清晰的展现出日本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赵蓉. 从女性语言变迁看日本社会发展的轨迹[J]. 日本学刊，2011，03：12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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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思政教育

一、“先秦儒家”的界定

（一）“儒”的理解

“儒”首次出现于《论语》中，即“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最初的“儒”是对那些以相礼、教书为职业的人的称谓，是从事礼乐教化的儒，“儒”即指一种职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儒”的内涵有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儒”是对术士的通称，《说文》中曾讲到：“儒，柔也，术士之称。”指的是知识阶层的士人，也就说人们口中的“儒生”。狭义的“儒”，则是指由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并被后人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韩非曾指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说明孔子达到了儒的顶峰。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也是儒家的一面旗帜。本文研究的“儒”是狭义的“儒”，即由孔子创立并不断被后继者发展的儒家学派。

（二）“先秦儒家”的理解

从时间的跨度来讲，先秦儒家是儒家发展的创始阶段，从曲阜的地方文化渐渐发展为中原文化，在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后才在汉代成为显学，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先秦儒家思想是孔孟原本意义上的思想，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致力于辅助统治者治理好国家，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发展。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主要产生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出现的种种变化，为儒家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并由此开始进入百家争鸣时期。相比较于崇尚法治的法家，先秦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占有优势。加之先秦儒家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伦理规范与之相违背，遭到新兴地主阶级的打压，更使先秦儒家思想不能顺利推广。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学说基础上。儒家代表人物提出了以培养君子理想人格为其德育目标，以仁、礼为德育培养内容的德育思想，并总结了一套德育教育方法。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特色表现在重视德高于智，群己和谐倡导学为圣贤，追求德育目标的超越性德育过程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肯定道德主体性，强调道德自觉。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内涵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不同的人那里有着不同方式的表达和体现。孔子“仁”的学说，更多意义上是通过一系列的道德范畴来展现，而孟子侧重于强调“五伦”的明确及“四端”的扩充;荀子则主要是强调“礼”的重要和推延。

（一）基本内容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吸收了周朝的德育理念，其内容非常丰富。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仁”“义”为主的核心价值观、以对个人行为进行制约和引导作用的“礼”思想，以及作为“仁”的基本表现形式的“孝悌”观念。

首先，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万善的总根源。《中庸》有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是发自内心的爱人之心，将内心的情感以及信念用于人伦、用于社会，以此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其次，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礼”，小指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大指一切典章制度，及高于一切典章制度的伦常。再次，“孝”思想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仁”的基本表现形式。孟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

（二）育人理念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育人理念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坚持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一条主线便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认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人的思想与行为具有制约、导向及激励作用。二是提出系统的修身之法。先秦儒家认为修身是实现个人价值和完善人格的重要手段与途径，突出强调个人修身的重要性。三是强调教师的育人功能。《大学》中孟子提出对人们进行德教在于“明明德”，每个人都具有“明德”，但却由于各种因素而不能完全显现，这就需要通过教育使其再现。由此，教师的地位及作用是不可代替的。儒家普遍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三）基本特征

一是政治、社会、教育的统一相顺。先秦儒家所追求的是道德至上的社会秩序，将政治、社会、教育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所谓“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先秦儒家主张君主治国基于道德教化，以德教为政治发展的基础根本。孔子强调“仁政”、“德政”，主张道德至上才能真正实现“天下归仁”的最终社会理想。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君子、圣人人格追求的根本在于培养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表示教育人才本身就是为政，德育工作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以及治国手段。孟子提出了“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的思想（《孟子.尽心上》），表示德是政的前提、手段和目的，有德的君主才能获得人民的爱戴。荀子将教育当做“固国齐民”的重要措施，他曾说：“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荀子.大略》），指出了政治、社会与教育三者的正确关系是统一相顺，是普遍的规律。

二是等级性与普遍适用性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期，在奴隶制度和阶级制度的背景下，人们处于不同的阶级集团之中，特别强调尊卑有序、远近亲疏，具体表现为以三纲为核心的等级观念，具有一定的等级性。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物的价值都分三六九等，人也不例外，价值有着不同的表现，勉强将人的等级拉平，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荀子曾在对人的区别上说：“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在维护秩序上，荀子提出了“群”的概念，他主张通过“明分使群”，即将人们组织起来成不同的“群”，从而产生力量，而能“群”就在于“分”，“分”就是名分、等级制度，但是要保持“分”的合理性。

三是稳定性与创新性的统一。一方面，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受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意识变化而消亡，对人们的道德观念起着指向和导引作用。儒家始终倡导的“仁”、“义”、“礼”等思想，一直被我国历朝历代所推崇，以培养国人性格，对巩固阶级地位，维护国家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表现出了其中的继承性。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德育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其中一些内容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由于受到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使某些内容与要求与时俱进，有了新的解释与意义，如先秦儒家对“利”的论述由最初的见义忘利、见利思义的思想发展为利义并重，由对“利”的蔑视到对“利”的价值的肯定，梁启雄在《荀子简释》中说：“孟子重义轻利，荀子重义而不轻利。”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所具有的稳定性与创新性特征使其牢固地处于我国封建时期各个朝代思想潮流的核心地位。

三、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启示

（一）重视德育环境

社会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先秦儒家德育智慧的具体内容，重视外在环境对人的道德形成是其中一条重要培养方法。而道德教育的实践性使其无法回避社会环境的影响。然社会环境并非都是良性的，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在大学生思政教育过程中正视这一问题的前提下对德育环境作出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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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商 精神 嬗变 儒家

引言

儒商积极倡导以儒家理念去经商，大力强调以儒家宣扬的诚信仁义等伦理道德作为商业经营的基本指导理念，由此形成了具有浓厚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儒商精神。儒商精神是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商业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目前，商业领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欺诈之风日盛，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不正当竞争时常发生，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商业经营秩序，市场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在商业道德普遍滑坡的情况下，儒商精神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探讨。积极倡导弘扬儒商精神，大力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儒商精神的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成为时代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然而，怎样界定“儒商精神”？儒商精神起源于何时？其涵义历代有无变化？这些都是必须首先要明确的重要理论问题，值得进行深入探讨。所以，为了对儒商精神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界定，必须从归纳、梳理史料中追根溯源，对儒商精神进行客观的历史考察。大致而言，儒商精神的嬗变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孕育滥觞期、发展形成期、西化转型期、现代重塑期。

孕育滥觞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文化创新和发展处于一个百家争鸣的鼎盛阶段，儒家学说应时而生，并和商业经营内在地融合起来。初步形成的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活动的逐步结合，催生了一批名垂千古、被后世奉为楷模的儒商，如子贡、范蠡、白圭等。他们进行商业经营的主导理念都在较大程度上溶入了儒家的思想学说，能够取利不忘义、周急济贫，具有智、勇、仁、强、信等基本商业素质和伦理道德规范，强调商德乃“万利之本”，反对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从而为后世儒商提出了许多经典的经营之道，初步规定了应当遵循的伦理准则、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由此开创了注重以德经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

这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儒家学说的创立和儒商的出现，儒商精神开始在商业经营中被倡导。不过，当时儒家思想和商品经济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二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影响的范围程度还较为有限，所以儒商精神还处于孕育滥觞的萌芽时期。

发展形成期

（一）潜在发展

自秦统一中国，由汉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正统主流思想，其先义后利观被极端化为重义轻（贱）利论，此时儒者被视为道德高尚、博学多才的君子，而商人则被视为唯利是图、道德卑下的小人，“重农抑商”的理念被奉为金科玉律，统治者大力奉行抑商政策，商人的经营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打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儒”与“商”几乎成为两个截然对立的范畴，难以较为顺利地相互融合，儒商失去了正常存在的客观生态环境，只能在夹缝中缓慢生长，儒商精神也由此进入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潜在发展时期。

（二）逐步形成

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人们的轻商思想日趋淡化，重商意识开始兴起，儒士已开始重商，商人也明显地表现出好儒倾向，相互之间的转变和融合逐步变得普遍，同时朝廷的抑商政策也在逐步放松，由此儒商开始逐步崛起。在此情况下，社会上涌现出一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儒商，他们在商业经营活动过程中力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主张以德为商，不仅讲究诚信无欺、货真价实，而且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追求义利兼得，同时急公好义、热心公益，能够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人有急难，倾财救之”，此外他们还非常注重以和为贵、团结互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互助会和行会的大量出现。唐宋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积极倡导儒家道德规范和伦理准

，为儒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从而儒商精神开始逐步形成。

（三）成熟兴盛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商”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壮大鼎盛期。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明清儒商，将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用来指导商业经营活动，把儒家仁义作为立身之本，遵循以义制利、诚信无欺、公平守信、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等一系列商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从而树立了与儒家道德价值观相符合的经商理念，实现了儒与商的沟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商精神。这些基本规定在明清以前的大部分儒商中是难以达到的，而明清儒商则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明清儒商从形式上看是“儒而从商”、“贾而好儒”、“亦儒亦商”，从实质上看则是“用儒意以通积聚之理”，“以儒学饰贾事”，实现了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法则在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方面的高度统一和有机结合。由此可见，随着明清儒商的日益发展壮大，儒商精神亦愈呈现成熟兴盛的态势，不仅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而且得到大力的倡导和宣扬，被广泛地融入到商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明清儒商的精神气质和风貌，从而提高了其整体素质，使其商业经营活动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西化转型期

以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随着儒商的近代转化，儒商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近代儒商精神。

近代儒商传承了儒家文化精神，强调以儒经商，用儒家思想进行企业管理，更为凸显重道德、重和谐的经营理念，构筑了以儒家理念为核心的企业精神。根据时展和经济现实的客观需要，近代儒商又对传统儒商精神想进行了合理扬弃，赋予了一些新的思想内涵。例如，在作为儒商精神核心的义利观方面，由传统儒商精神的“先义后利”或“重义轻利”，转变为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在诚信方面，由依靠传统道德维系的伦理信用观，进步到“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约信用观，突出了法制意识，使商品交换行为建立在更规范、更可靠的正式制度基础上；在终极目标方面，强调“经世济民”的价值追求，把商业活动与民族救亡、富国强兵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商业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相统一，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 更为重要的是，近代儒商对西方商业精神也由鄙视、排斥、抵触转向有条件的正视、相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借鉴和运用了西方科学的商业经营管理理念，从而把传统儒商精神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相互融合，使儒商精神添加了近代化的因素，初步具备了作为科学商业精神的应有特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儒商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扎根于中华大地，而且开始冲出国门，从中国走向了世界，在海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对中国港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各国商人和海外华裔商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见，转入近代，儒商精神进入了一个西化转型期。在继承传统儒商精神的前提下，将其与西方商业经营意识相融合，从而构建一种适应近代商品经济要求的儒商精神，成为近代儒商精神发展的基本方向。近代儒商精神虽然是在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转型而来，二者之间具有自然继承的某些明显痕迹，但它已经突破和超越了仅仅作为经验和习惯的传统儒商精神，实现了传统儒商精神的升华和自我改造，从而把儒商精神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基本上反映了儒商精神在近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所具有的时代特征。

现代重塑期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儒商群体开始形成并逐步壮大兴盛起来。他们深入挖掘了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吸收了其合理内核，并自觉地将其渗透到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积极倡导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以义取利、诚实守信、自强图新、勤俭廉洁等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大力宣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勤勉敬业的职业精神、人本主义的管理理念、重群克己的合作意识、热心公益的仁爱精神、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严格遵循节俭寡欲的自律准则、以义驭利的经营原则、诚信为本的行为规范。以上商业经营原则和指导思想，都成为现代儒商精神的重要内容。

此外，现代儒商十分注重吸取西方现代商业经营管理思想的精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儒家思想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他们所具有的和平竞争、

共谋发展的共赢意识，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趋时应变、科学决策的经营观、以和济争的善意竞争意识以及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等，充分显示出了一种全新的儒商精神，构成了现代儒商精神所独特内涵。

这一时期，儒商精神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进一步走向世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商人、海外华侨商人，扬弃了旧有儒商精神的缺陷，规避了西方商业精神的弊端，将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活动进行了更加完美的融合，提出了与现代市场经济法则相统一的现代儒商精神。尤其是，近年来，儒商精神在欧美一些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人们普遍认可，从而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儒商精神正逐步实现全球化，形成一种世界性儒商精神。1994年国际儒商学会的成立和首届世界儒商大会的召开，就是这一阶段开始的显著标志。21世纪的儒商精神，应是具有世界性的儒商精神。

由此可见，随着现代儒商群体的壮大兴盛，儒商精神也进入了革新重塑期，开始由传统形态进一步向现代形态转变，在传承、革新、转型等一系列重大过程上进行了自我演进与发展，在扬弃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又在一定程度上融汇了西方商业精神的有效成分，更加之以现代科学理性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从而实现了儒商精神的升华，形成了一整套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富有较强包容性、继承性和鲜明创新性、时代性特质的现代儒商精神，即新儒商精神。

结论

儒家思想在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的成功运用，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精神。儒商精神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在儒商长期的商品经营实践过程中从萌芽到逐渐形成，又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交互作用下，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和品质特征，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由于儒家思想和商业经营活动的互相沟通、结合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儒商精神跨越历史的隧道，随着儒家思想、商品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变，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大致说来，儒商精神经历了先秦的孕育滥觞、秦汉的潜在发展、唐宋的逐步形成，清末至民国时期又开始了西化转型，而在“二战”以后，儒商精神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扬弃和优化，实现了现代重塑。儒商精神的变迁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更是由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商业经营获得成功的思想保障。在每一次转变过程中，儒商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完善和优化。儒商精神的合理内核，在今天仍充盈着活跃的生命力，对现代商业经营活动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当代商人应当大力倡导和弘扬儒商精神，努力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以提高社会地位和名誉声望。只有这样，商业经营才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实力和明显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张大红.儒商伦理与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d].湖南师范大学，2003

2.尹砥廷.论儒商[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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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的开放程度不断加强，中国旅游经济和旅游产业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产业体系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我国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南北差异较大，白雪皑皑的北国风光，四季如春的南国风景，旅游明文胜地更是不胜枚举。中国是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其中许多资源以历史久远、文化古老、底蕴深厚而著称。中国拥有数不尽的特有旅游资源。从地理人文角度上来看，我国的传统文化的沉淀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如“孔孟之乡”山东曲阜，“诚义燕赵”河北等，这些文化资源都为我国旅游业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中国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的影响

2.1在旅游管理中加强运用儒家思想的管理方式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由孔子创立，以爱人、仁爱为主要的核心思想。在对旅游管理中同样可以应用儒家学术的理念，首先“仁爱”理念，仁爱的管理方式首先要做到的是对自然界存在一种博爱的胸襟和情怀，仁意味着达至对自我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照与觉知，由此而能“视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这种“成于中，形于外”的“博爱”情怀恰如日光一般永久的普照大地、泽被万物。要达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供求发展，在对旅游企业的发展中秉承着儒家思想的“以人为本”注重人对自然的共同生存。

2.2在旅游管理中加强运用道家思想的管理方式

道家是中国春秋时期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其思想核心为“自然无为”既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无为指的是不轻举妄动，这种观点正适用于现代旅游管理之中，在管理中管理者首先要运用这一理念组织人员学习，小到不任意破坏旅游环境的风貌，大到对风俗习惯的敬畏和保护，老子核心思想中的“清静”就是体现这一说法，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心神宁静，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正是表达这一特点。

3中国传统文化与旅游管理相融合策略研究

3.1在旅游地区融入传统文化进行合理规划

在旅游地区进行合理规划，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第一步。我国国土广阔，无论是从文化还是环境方面，南北差异都较大，所以就要根据我国旅游资源因地制宜，在发展旅游中对传统文化思想进行传播，突出文化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当地政府应该加强管理，合理安排规划，为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主导的积极作用。

3.2在旅游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做好在旅游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工作，是旅游管理在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中更好的为旅游业服务的基本目的和产物，旅游管理中要对导游进行相关内容的培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学习，以便在服务中做到文化和风景完美融合，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对游客价值理念的引导，当面的民情风俗是传统文化的具体展现，旅游管理中要重视对当地风俗的解读，这样也能使游客愿意了解传统文化，同时也强化中国传统文化在旅游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最大程度的促进了文化与自然完美融合。

3.3对旅游形式合理发展，利用文化资源丰富其内涵

在原有旅游形式的基础之上，加强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开展多样性的旅游方案，例如游孔子故乡山东曲阜，让游客在游玩的过程中感受儒家文化，从中受到感染，使心灵得到净化。或者重走路，也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洗礼，这些都可以在旅游中渗透着文化，在旅游中丰富内涵。中国的文化思想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思想之一，要善于利用先进的文化对旅游业进行更深层次的发展、创新。利用不同的文化形式合理开展旅游文化活动，是当前旅游管理中新的发展模式和方向，也是全民参与互动的有效途径。

4.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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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充分暴露出一些金融企业在金融创新、经营管理中采取了种种不诚信行为来获取不正当利益，而最终损失却由普通民众、社会来承担，凸显了金融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牢固树立和坚持诚信金融文化的必要性，表明了金融创新应扎根于诚信金融文化的重要性。

诚信文化发轫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延伸发展，成为影响主体行为、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范畴，对中国经济、社会行为与制度演进有深远影响。金融业作为经济的核心，以货币、信用为根本，立足于诚信社会的根基，与诚信文化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和需求性。诚信金融文化融合传统诚信文化与金融实践的特性，于明清金融革命中衍生发展成形，并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特别是以晋商票号为代表的微观金融主体行为，催生了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金融制度创新，形成金融实践提炼总结金融文化，金融文化影响指导金融实践的传导闭环。金融制度创新是金融发展的核心内涵之一，文化因素对金融制度创新是显著的。

本文首先梳理了诚信文化的起源、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探讨了诚信文化与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继而指出了诚信金融文化的内涵要素。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了近代金融机构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三方面重要制度创新，即金融机构内的股份制与公司治理机制创新、客户信用为先的信贷制度创新、金融机构间的信约公履制度创新。最后，指出了诚信金融文化对当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三方面启示。

2诚信金融文化的核心内涵

2.1儒家思想与诚信文化

“诚信”一词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盟誓，盟誓是人类进行自我约束的最初形态。人类早期的“信”观念建立在人对神的信赖基础之上，来源于对神或天的恭敬虔诚态度。如《尚书?太甲下》“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此时的诚信指虔诚，对神要诚实、守信。后来向人际关系转化，同时指向对人的态度。春秋时期，儒家思想将“信”作为五常之一，与仁、义、礼、智共同成为约束人的重要道德范畴。

在儒家思想中，诚信是道德规范、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是安身立命之根本。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车?r，小车无车?，其何以行之哉”资料来源：《论语?泰伯》。，曾子在《论语?学而》中也提出“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资料来源：《论语?学而》。讲的都是诚信的原则，《孟子?离娄上》提出“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中庸》更是将诚信本体化：“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即认为“诚”是天的属性，“人之道”是对“诚”的追求。周敦颐也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资料来源：《通书》。宋学使诚信文化进一步成熟化。朱熹提出一个由内至外，由小至大的为道之序：格物、至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意是重要内容。诚信文化一脉传承。

诚信有两重含义：一是主观的行为态度，即现在所说的诚。含义是为人诚实守信。反之为无诚信。此时，诚是诚实，信是守信，也是诚实。二是客观的人际关系体系，即现在所说的信。含义是人们相互信任。反之称为这个社会缺乏诚信。此时，诚是诚实，信是信任。诚是因，信是果，也是目标。

诚信文化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诚信成为人们立身立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人是社会性动物，基本存在方式是群。结成群的前提就是合作、相互信任。人的本性中如果没有诚信元素，将无从立足于大自然。而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频度、深度、广度大大扩展，决定了社会交往对诚信文化的高依赖度，否则，带来的高交易成本很难承受。

2.2诚信文化与金融体系的适应性

金融体系作为货币与信用的综合，服务于商业活动，更是与诚信文化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和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内容。

第一，信用体系的根本在于诚信。从经济的角度理解“信用”，它实际上是指“借”和“贷”的关系。信用实际上是以偿还付息为条件的借贷行为，是与商品经济和货币紧密联系的经济范畴，是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借贷行为之所以发生，借方之所以能借得到贷方的一笔钱或一批货物，大部分是因为对方对你的信任，因此，“信”是信用建立的本源，人与人之间、群体、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根本在于诚信。

第二，货币的一般等价物和财富储藏属性决定了金融体系对诚信文化的天然需求。货币不同一般商品，具有一般等价物属性，具有交换任意商品的功能属性，在便利交易的同时也决定了自身的高流动性。而且，货币具有财富储藏属性，是财富分配、调剂、跨时空转移的介质，比一般商品更具社会影响。因此，金融作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信用行为，对诚信的依赖度远超一般信用行为。当个体间的金融行为扩散至整个社会群体，形成金融体系时，其对整个社会的诚信文化有天然需求。

第三，金融体系的风险约束严重依赖于诚信文化。金融体系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借款方在期限到期时能否如期全额归还本金和利息，这就要求借款人切实具有诚信。此外，金融体系的风险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单个个体的非诚信行为可能影响传染其他个体，继而诱发大范围的信用违约。因此，金融体系的风险约束特别是信用风险的管理严重依赖于金融主体遵循诚信文化。

2.3诚信金融文化的核心内涵

金融文化，是与金融业相关的人的行为，是主导着金融活动过程中的金融精神，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习惯、金融行为。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中国金融文化的真正起步是明末清初以后，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而逐步产生的，其主要内容即是诚信、以义制利、和谐、谨慎、创新等。

诚信金融文化是指金融机构、金融业在金融活动中始终秉承诚信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这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成为金融机构、金融体系的核心根基，在行为和实践中充分体现。

诚信金融文化的核心内涵包括以下四部分。

第一，诚信是金融活动的根本准则和前提要求。金融机构在对内经营管理、对外竞争合作、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过程中应始终把诚信视为根本和前提，视信用为生命，只有在不违背诚信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追求其他，比如利。近代金融机构始终把诚信作为首要根本，清末，优秀晋商的代表乔家大院的乔致庸就对信义与利润作过次序排队：那就是“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在金融活动开展过程中，诚信准则一以贯之。

第二，诚信是金融服务及产品的核心内涵。在金融服务与产品创新过程中，诚信既应是对创新行为的规范要求，更应是金融新服务、新产品的核心要素。近代，票号在金融服务及产品创新中绝不敢有丝毫欺诈，汇兑、贷款、等业务始终从客户的利益出发，力求最大满足客户需求，以“诚”感动客户，赢得信任。

第三，诚信是对金融主体的本质要求。诚信金融文化要求金融主体真诚待人，信义为重。近代，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坚持诚信无欺，礼貌待客，诚实守信者可成为“相与”，世代友好；山西票号还要求入店徒弟们必须牢记：“重信义，除虚伪，节，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博嫉恨，喜辛苦，戒奢华。”[1]首要是重信义。清代“平遥票号创设于道光初年……，能以久存发达者，实因抱信义勤俭之宗旨”。[2]连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也给予“晋商笃守信用”的礼赞。

第四，诚信是金融制度机制创新的重要出发点。金融制度机制创新始于诚信，在制度设计要素上充分将诚信文化融入，将其作为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在股权制度、公司治理机制、客户服务机制、同业合作机制等方面基于诚信进行了特色化设计。

3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理论把制度变迁分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所谓“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以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又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近代，金融体系中政府力量相对薄弱，政府行为较少，市场主体力量相对强，近代金融制度创新更多是以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以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基于诚信金融文化在股权制度、公司治理机制、客户服务机制、同业合作机制等方面开展的多种制度创新。

3.1股份制与公司治理机制创新

3.1.1股份制创新

在明末清初，中国已有一些商业企业和金融机构，采取了股份制进行了资本筹集，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所有权归投资人所有，经营权授权给其聘用的大掌柜掌控。这种股份制与西方的股份制比较有很大的不同，其基本内容主要是银股与身股结合。人身股机制，即从大掌柜（总经理）到业务骨干，根据能力大小、所在岗位、业绩贡献等确定某掌柜或某伙计股份若干，企业业务骨干的劳动作为资本而“顶股”，叫“人身股”，与货币资本股一起参与分配。人身股与货币资本股享有索取企业利润的同等权利，一起参与企业利润分配。职工只要工作勤奋，没有过失，成绩优秀就可以顶股。一经认可，就将其名字录入“万金账”即股份账，参与分红，从而使得大掌柜以至分号掌柜、大小管事、伙计、学徒无不竭尽全力为票号卖命。

之所以能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人身股”的产权制度创新，与诚信文化紧密相关。大掌柜对股东诚信，牢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赢得股东对大掌柜的充分信任和股权激励。股东与大掌柜之间订有契约，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不论投资者东家，还是受聘者大掌柜，双方均恪守信用，充分体现诚信文化和契约精神的重要内容。

3.1.2公司治理机制创新

公司治理机制方面，东家对大掌柜授以经营管理的全权，号中的财务、人事、经营等权力全部交给大掌柜，史料记载，东家“将资本交付管事（即大掌柜）一人，而管事于营业上一切事项，如何办理，财东均不闻问，既不予定方针于事前，又不施其监督于事后，此项营业实为东方之特异之点。”[3]之所以能做到对经营者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与财东秉承传统诚信文化、视“诚信”为人立身之本的理念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讲，正是基于诚信金融文化和社会理念，才使公司治理中的委托机制得以充分发挥功能。

3.2客户信用为先的信贷制度创新

以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为客户发放贷款时，重人信用大于重物信用。票号放款，以信用放款为主，其次是保证放款，很少抵押放款。票号重信用、轻抵押的信贷制度，表示其重视客户的信用，而不看重抵押品的多寡，真正把客户的诚信情况作为考察客户贷款归还可能性的根本性要素，这是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在明清时期，大商家以信誉为生命，而且资力雄厚，再加之无合适抵押物，以信用作为贷款核心考察要素的信贷制度创新既是真正从客户角度出发，也是深刻把握了诚信文化内涵的。

3.3金融机构间的信约公履制度创新

近代，金融机构间严格执行的信约公履制度，也是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重要制度创新。明清时期，中国北方金融机构间实行镖局、标期、标利制度，商号之间商品赊销的货款清偿和货币借贷的归还期限，一般按标期确定，到期必偿。标期是商业行会规定的按照镖局押运商品和现银由甲地到乙地的时间计算的期限作为债务清偿期。标期分年标、季标和骡标（即月标）。从西口（杀虎口）、东口（张家口）到山西金融中心太谷县是季标。太谷县一县一标，称为太谷标，周围各县为太汾标（太原府和汾阳府两府），太谷标在前，周围各县在后，标期一到，一切债务必须立即清偿：第一天是银两债券债务清偿，第二天是铜钱债券债务清偿，第三天是银行间“订卯”――即银行间债券债务清偿。不能清偿者叫“顶标”。凡顶标者，即为没有信用商家，以后无人与之往来，即行破产。这种制度，成为山西商人不易之规，这就是晋商的信约公履制度。[4]

信约公履制度的根本是社会诚信，金融机构基于诚信的金融文化和行业自律，自动履行债权债务清算，严格遵守清算期限，按照社会通行的粮标、骡标、季标和年标约期履行清偿债务的义务。可见，诚信是商品交易的基础，诚信文化是金融机构生存、金融制度创新的前提。

4对当代金融机构的启示

4.1诚信是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根本准则

现代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金融制度创新时应始终将诚信作为根本准则，在金融制度创新的目的上，明确以信义约束利，突出诚信的重要性；在金融制度创新的流程环节上，突出诚信金融文化的嵌入；在金融制度创新的激励约束上，匹配诚信文化的专项支持，从而促进金融机构制度创新能真正以诚信为规范，以诚信为内核。

4.2诚信是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创新的核心源泉

微观层面，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创新应着力以诚信金融文化为出发点，在制度机制设计时融入诚信要素，使诚信内化为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推动力，使得金融制度创新具有鲜明的诚信文化烙印。例如，可尝试在商业银行信贷制度创新中更加强调信用要素识别判断的重要性，而相对弱化对抵质押要素的考察，使得信贷真正回归本源――基于信用的贷款。再如，在法人治理机制完善方面，董事会对经营层的委托可尝试引入诚信成本，即在经营层高管薪酬中单列设置诚信专项保证金或股权激励，进行延期支付，董事会不干涉日常经营，只定期听取经营层汇报，董事会下审计部门不定期开展针对经营层汇报的稽核审计工作，如发现诚信违规情况，诚信专项保证金惩罚机制生效，高管薪酬加倍扣减。通过类似基于诚信金融文化要素的制度创新，促进诚信文化在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篇10

宋代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另一个繁荣的时代。理学是宋代哲学思想的最大成就。魏晋以来，传统儒学不断受到来自玄学、佛教的挑战；隋唐时期佛教和道教盛行，成为当时主导的思潮。于是，宋代儒学家便在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的基础上，对古典儒学作了新的诠释、发展和重建，创立了理学。理学在宋代也称“道学”，近代以來则称为“新儒学”。理学的基本特点是把儒家的价值理念本体化，并贯穿至心性理论和为学功夫。理学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对民众生活有其引导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礼》对宋代社会观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当的影响。南宋晚期，理学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自此支配中国文化数百年之久。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宋太祖立国后，为了避免北宋成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积极推行“重文轻武”政策，防止军人夺权或割据。而读书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也就进身士大夫阶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及政治地位，于是弃武习文成为社会风尚。加以宋代中央王朝大力兴办各级官学，带动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但人口的增长和官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得教育的社会需求远不能满足，于是私人兴办的讲学书院应运而发展起来。同时，书院作为与官学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与理学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理学家批评科举与官学教育只引导学子追求功名利禄，他们大兴书院讲学之风，以书院为宣传理学的基地，从而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导致了南宋书院的鼎盛。南宋的书院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当时的主要教育机构。

书院，最早见于唐代。唐玄宗以后，官办的书院只是藏书与修书的场所。宋初有六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河南应天府的睢阳书院、河南登丰的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江宁茅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创建于宋开宝九年（976年），淳熙6年（1179）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兴学讲授；绍熙五年（1194），朱熹又复兴岳麓书院，积极讲学，对当时书院的发展其了直接的作用。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拟定的学规，成为各书院的标准规范，为书院的制度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朱熹知南康军的三年中，多次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时，在岳麓书院讲学授徒，虽为时仅两月，但影响极大。由此可见理学家对书院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北宋中期以后，州县官学兴起，书院的发展一度消沉，据不完全统计，北宋时期建立的书院，约140所。到了南宋，在理学大师书院讲学的影响下，仅江西的书院便达160余所。有人根据各省方志统计，两宋书院的80%建于南宋。

唐宋是中华文明的成熟期，而中唐以来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变迁的新阶段。北宋文学的古文运动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都肇始于中唐。宋代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发展是理学，它特别重视古典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加以新的解释和发展，并最后由朱熹把这四种著作合编为《四书》的新经典体系。理学吸收了佛、道思想中的某些成分，弥补和发展了古典儒家的薄弱环节，使得儒家思想可更有力地应对佛道的挑战，故理学的兴起标志着唐代以来儒、佛、道鼎立的多元文化结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也是理学的创立者。南宋时期，朱熹继承了程颢、程颐“洛学”，又吸收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等理学学派的思想，集北宋理学之大成，形成了“理学”的主流；陆九渊则建立了“心学”的体系，也有很大影响。宋代所开创的理学，后来成为元代至清代前期占主导地位的学术体系，构成了11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史的主流发展。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太极图》的解说，这是一个写意图，最上圈是表示世界“自无极而为太极”的最原始的本体状态；第二个圈是坎离二卦的交合图式，表示阳动阴静，也就是阴阳二气的分化；第三个圈表示水、火、木、金、土，即“五行”的生成；第四个圈表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就是人类的产生；第五个圈表示万物化生。此图从总体上显示了“太极”产生世界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