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核心思想主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的核心思想主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思想主张不同:

庄子:

1、庄子的核心思想是“道”；

2、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思想精髓是主张“道德”；

3、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故历史上老庄并称，道家思想又称为老庄思想；

4、庄子思想的可贵之处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

孟子:

1、孟子的核心思想是“民本思想”；

2、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思想精髓是“仁政”；

3、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思想，与孔子并称“孔孟”；

篇2

儒家：又称儒学思想,指由孔子创立的后来逐步发展以崇尚等级制度和礼教德道约束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以奉信以孔子为先师，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鲁国讲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为经典，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

道家：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派别，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同时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

法家：法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出富国强兵、以法治国。是中国古代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关键词：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一、 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及其社会地位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礼治”主义：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礼治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③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一个趋时更新、兼收并蓄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曾长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孔子其后,历代统治者、政客和学者经过艰难的选择,逐步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思想。到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达到历史上的颠峰时期。经过三千年的传承和浸润,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乃至日韩等国的文化、信仰、习俗、心理、认知、行为模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企业文化概述及其作用结构

企业文化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企业文化被明确的提出来了，并越来越受到世界管理界的重视.企业文化是什么？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以及这些理念在生产经营实践，管理制度，员工行为方式与企业对外形象的体现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一种管理方法，也是一种象征企业灵魂的价值导向，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献身的生活取向。美国《幸福》杂志指出，“没有强大的企业文化，没有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和企业哲学信仰，再高明的战略经营也无法成功。”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的基础、行为的准则、成功的保证。企业文化的作用：哈弗商学院的约翰.科特教授经过长达14年的研究对207家典型公司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之间的相互性，提供了有力的论证。其主要结论就是：“企业文化尽管不易改变，但他们完全可以转换为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增长的企业文化”。良好的企业文化对企业建设的促进作用表现在：统一员工的思想，指导员工的行为，弥补管理的不足，突出企业的特点 这四方面 .企业文化的结构 当前最流行的企业文化的观点是“四要素说”是指将企业文化分为 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它们分别表示 表层文化，浅层文化，中层文化，核心文化。不仅强化了企业文化的理论体系，也使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性的东西变得容易理解。为企业文化的建设活动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架构的工具。

三、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关系以及影响

80年代以后，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兴的管理理论被提出并传入中国。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了“企业文化”这一概念。很多企业渐渐认识到建立和重塑文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企业文化在中国逐渐由理论发展到管理实践。知名学者克拉克、霍恩认为企业文化是“依靠符号来获得和传递思想、感受和反映的方式”。企业都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存在的,必然要受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的影响。这也是任何企业文化的建造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现代的企业,是开放的系统,企业文化在发展，塑造过程中,必定会借鉴、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不断充实和完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国企业塑造企业文化用之不尽的思想宝库。本文拟从儒家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天人合一” 这三方面来阐述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

1.现代企业的核心—“以人为本”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仁”。

家主张“以民为本”,与现代企业文化把人置于组织中重要的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思想人性观肯定人的价值。而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运用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就是肯定管理主体的创造力。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是“以人为本”,在企业内部以人为本的核心是解决员工和企业的关系问题, 关心和尊重每个人和承认每个人的成就、尊重个人的价值,激发人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个人的特长,即人尽其才;让员工觉得事业有前途、工作有干头;在企业内部创建协调和谐的工作环境,改善、提高、满足员工正当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要,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要求企业在学习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机制的同时,又要立足于本民族传统文化,把儒家中“仁爱”思想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以仁爱之心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培养人。

2.“以和为贵”—是现代企业文化的的团队精神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的和谐,是一种贵和的和谐论。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人“和”精神已经成为一项基本的管理思想。贵“和”持“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基本精神,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企业内部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上下级之间、同行之间亲合作,齐心协力,那么企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即“家和万事兴”的道理。

3.“天人合一”企业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惟天地,万物父母”。它表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事物的关系。如日本松下企业文化:“企业报国、光明正大、友善一致、奋斗向上、礼节谦让、顺应同化、感激报恩”,松下文化散发着浓浓的天人合一的情结。儒家思想的精神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人的生命价值观,它能够充分理解并维护人的生命的理性,全面发挥人的本性,使人焕发出潜藏的创造性来，这正是现代企业文化所希望达到的最终效果。

四、结束语

现代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管理模式,它代表了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可立足于儒家思想的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同时借鉴国外关于企业文化的先进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 李桂荣.儒家传统价值观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J].管理世界,

2002,(4).

[2] 张今声,张悦.儒家文化与现代科学管理[J].管理科学,1996,(4).

[3] 薛丽.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J].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8).

[4] 周施恩 企业文化理论与实务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6

篇4

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在当时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子的思想和言论，被其门徒编成《墨子》一书传世。这是一部光彩夺目的巨著，是墨家学说的精华。墨子的基本主张是：反对剥削，崇尚劳动；反对以强欺弱，主张兼爱、非攻；反对儒家礼乐，主张节葬、节用；反对世卿世禄，主张尚贤、尚同。《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

《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除此之外，《墨子》中还包含了许多先进的自然科学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学、光学。可以说，《墨子》为我国古代科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墨子》中，最明显的是他的平民思想，他站在平民立场上为维护民众与弱小国家的生存，提出了“兼爱”“非攻”的主张。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这与儒家的博爱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墨子看来，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并提出“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他认为社会上出现不平等、互相欺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同时，墨子也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离乱给平民百姓造成的巨大伤害。因此，从兼爱的思想中，引申出了非攻。他认为民众互爱互让，是顺应天意；而互相残害则是违背天意；诸侯间的攻战是天下混乱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思想之上，墨子针对传统的世袭官爵俸禄制，站在时代潮流前面，提出了“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尚贤”也就是让凡通晓治理之道且有才的人，无论贵贱，均可参政。“尚同”，即在尚贤基础上求得全社会思想的一致，使社会由乱至治。为使自己的主张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像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

除了内容上的丰富多彩，《墨子》在文章的行文以及体例方面也有开创性的贡献。《墨子》一书，虽然仍属记言性质，但其所记的已不再是简单的片言只语，而是首尾完整、逻辑性很强的论文，而且每篇都有标题，可以涵括本篇的中心思想。这与语录体散文《论语》有了明显的分别。如果说《论语》还只是零散的思想智慧的闪光片断，那么《墨子》已经把这些闪光的思想串成一整条珠链。中国的论辩散文是从《墨子》开始的，这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①；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②；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

【注释】

①篡：用强力夺取。

②贼：杀害。

【译文】

墨子说：用互相关爱、互相谋利的办法来改变它。但是互相关爱、互相谋利的办法将要怎样改变这种情况呢？墨子说：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国家一样，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家族一样，看待别人的生命就像看待自己的生命一样。这样的话，诸侯相爱，就不会发生野战；家主相爱，就不会互相掠夺；人与人相爱，就不会互相残杀；君臣相爱，就有恩惠、有忠心；父子相爱，就会有慈爱、有孝顺；兄弟相爱，就会有和睦、有协调。全天下的人都相爱了，强者不控制弱者，人多势众的不劫掠势单力薄的，富有的人不欺侮贫穷的人，显贵的人不傲视低贱的人，奸诈的人不欺骗憨厚的人。凡是天下的祸患、掠夺与怨恨可以让它们不发生的，就是因为人们产生了相爱之心，所以仁义的人都赞美它。

【点评】

通过这段文章，我们可以简单比较一下儒家的“仁爱”与墨子的“兼爱”之间的区别，这也是我们深入了解儒墨之间差别的一种方式。儒家的仁爱同样是对他人的关心爱护，但以亲亲为出发点，主要是处理宗法家族关系内部的亲戚关系，同时涉及国家、上下、君臣及国与国的关系。儒家是强调上下尊卑、亲疏远近的。而墨子不然，他有一种朴素的平等思想。他不仅说了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相爱的好处，还希望天下之人皆相爱，这样才能使天下的祸篡怨恨不发生。

国学点滴

篇5

【关键词】荀子；礼法观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290-01

礼与法是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以及安定人心的两种根本方式。荀子突破了传统，抬高了法的社会地位，从而确立了礼法并重的礼法关系新模式。“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也于治，合于善也”。这便是他“隆礼”、“重法”思想的要领。《成相》曰：“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即治四海平。”由此可见，荀子治国方略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采取了辩证看问题的态度，把礼与法视为建立统治秩序不可缺少的两方面，“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可视为孔孟之礼与法家之法相融合的一种趋势。

这种以礼为主、以法为辅的礼法关系贯彻到政治领域就是隆礼重法。礼是荀子思想的核心，也是治理国家的核心思想，因此荀子主张隆礼，同时法的强制性作用能够弥补礼的不足，所以荀子在主张隆礼的同时也重法。隆礼重法的政治观是荀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最终归宿，是实现其外王思想的必经之路。同时荀子对两者的结合是对儒法两家取长补短的结果，将礼与法融会贯通运用于国家的治理过程中。

一、隆礼与重法并用

（一）隆礼

第一，荀子提出隆礼的观点与当时的政治学术环境有关。一方面荀子以儒家的后继者自居，他认识到儒家以德治国思想的重要性，只有以德服人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尤其是受到孔孟德主刑辅思想的影响。孔子认为如果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不注重教化，只一味的强调刑罚，那么这只能称之为一种暴虐的行为，是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的。“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孟子也提出轻刑的主张，主张对人民进行道德上的教化。可以说荀子对于礼的重视正是继承了孔孟以道德教化为治国之本的观点。但另一方面，由于各国之间战争频发，各个国家急功近利的追求兵力的强盛，因此崇尚功利主义的法家开始受到各国统治阶级的重视。但它的负面影响也非常浓重。荀子认识到仅仅通过重刑罚、崇暴力是行不通的，因此荀子提出了隆礼的主张来弥补重刑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二，荀子主张隆礼是与其人性论有着直接关系的。总所周知，荀子所崇尚的人性论是性恶论。人性是恶的，善是“伪”，来自人为。那就是通过礼的调节作用来去掉人生来具有的恶的观念和行为，从而使人向善。第三，礼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使隆礼成为可能。道德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这也就是礼的特殊作用。只有在日常的社会管理过程中，让人们在内心深处明白如何行事才是正确的，才能真正有效的减少社会纷争和违法行为的发生。因此荀子是主张隆礼的。

（二）重法

对于法，荀子也是非常重视的。法具有的事后性以及强制性能够弥补礼的不足，如果不重视法的作用，而仅仅依靠礼的作用，国家在进行治理的整个过程中就会显得软弱无力。正如当今社会，如果仅仅依靠道德舆论来治理和引导民众，那国家将无法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的利益和安全。这也是荀子对孔孟思想过分重视道德教化而轻视刑罚的一个清醒认识。

荀子对于法的重视体现在，他认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要真正的发挥法的奖惩作用，就要做到赏罚分明，发挥法的应有作用，对该奖赏的行为就予以赏赐，对该惩罚的行为就施以刑罚，这样的话国家才能得到最好的治理。“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得应”。

荀子也强调在发挥法的奖惩作用的同时，要注意刑罪相称，强调司法的公平性。刑罪相称，就是要量罪用刑，刑当其罪。“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故象刑殆非生于治古，并起于乱今也。”因此，罪至重而刑至轻，罪至轻而刑至重都不应该是我们所提倡的，所实施的刑罚与罪行的程度相称才是最理想的状态。这就需要统治阶级要制定有明确标准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执法者要能够以身作则，提高自身修养，不凭个人的好恶办事。

二、法生于礼、出礼入法

篇6

一、天人合一理念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他们认为天与人之间应该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唯有这样，才能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理想的境界。儒家文化中的“天”就是自然，可以进一步理解为自然规律。儒家的“天人合一”就是把人与自然放在一个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儒家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天与人和谐共鸣才会产生“天人合一”的和谐状态。“天人合一”一方面强调人的道德，一方面强调自然界的内在规律，更重要的是强调人与天与地与大自然的万类万物的和谐。故而儒家认为人类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能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听天由命，做自然的奴仆，消极被动的听任大自然的摆布；也不能蔑视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主宰者与征服者，肆意蹂躏自然；而是要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共容共存，并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适应自然、改善自然，以达到更高一层的和谐。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出现在儒家的经典著作《易经》中，《易经》认为人的行为只有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才能趋吉避凶。书中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表达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影响，对后世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

孔子把“知命畏天”看作是君子才具备的美德，“唯天唯大，唯尧则之”。他认为，四时运行和万物生长都有自身的规律，人不能违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自然规律。而应该适应它，改造它，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孟子也认为，对待万物应采取友善爱护的态度，天地万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随意破坏浪费这些资源，就会危害人类自身。因此，孟子主张“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把“仁民”与“爱物”联系在一起。认为保护环境，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当儒学发展到战国荀子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已构成较完整的理论系统。荀子提出了“制天命”思想。他认为对自然界不能盲目崇拜而无所作为，如果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就可以创造财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在当时，极大的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二、以人为本理念

儒家文化一直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想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和谐的美好社会。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认识到人民、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认识到如果统治者背离了民心，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政权就不能巩固，甚至会被人民群众用武力。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上，民心的向背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也制约着社会的全局，因此儒家的民本文化也应运而生。关于以民为本，古代一些重要典籍早有记载，例如《晏子春秋・内问下》中讲到“以人为本”，在《管子・霸业》中讲到“以人为本”，在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也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论述。这些概念、范畴一直被儒家沿用下来，并且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系统的思想。民本文化的中心思想就是讲国家的治理应以民为本，为政者应勤政为民。

国家治理以人为本，主要是指应关注为民用权、为民谋利、理顺民心三个问题。为民用权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出发点，国家治理的首要问题就是为民而行使权力，使权力的运作成为民意的体现；为民谋利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根本宗旨，国家治理的根本宗旨就是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理顺民心是以人为本理念的理想目标，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是顺乎民心，赢得民心，民心的向背关系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危，要把理顺民心作为治理国家的不懈的追求。

为政者要勤政为民，主要是指当权者要仁爱民众、顺应民心，赢得民心。儒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基本认识。他们反对统治者专横暴虐，力戒为政者穷奢极欲，反复强调为政者必须尊民、重民、敬民、亲民、爱民。在中国封建社会，讲勤政为民，指的就是君、臣对民的态度，民为国之根基，民心的向背关系到封建统治权力的稳固，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出发，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主张勤政为民，爱民若子，并把协调和处理对民的关系、实现民心的稳定作为社会稳定的核心。

三、大同社会理念

大同社会是儒家和谐社会的终极愿望，它可用《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和“社会公正”来概括。主要内容包括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的具体措施、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和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

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主要是指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最高统治者的。因而不能世袭，不能作为私有物来禅让。《礼记正义》解释说：“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也。”《正义》是以大同为五章故事的，所以举出尧不以帝位传其子丹朱而传给舜，舜又不传其商均而传禹的事例以资证明。所以“天下为公”的口号其性质是与王权根本对立的，是反王权的。保证天下为公的具体措施是选贤与能。管理社会的是被选举出来的贤能，而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所以说权力公有。其所以要明确权力公有，是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权力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攫取一切。只有取消权力的个人垄断，才能保证社会的其他方面不受垄断；只有坚持权力的公有，才能保证社会其他方面的公有。

篇7

关键词：墨子；兼爱；道德思想

中图分类号：D261

墨翟，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小邾国人.墨翟是墨学的创始人，在先秦时期，墨学是与儒学、法学并称为“显学”的著名学派之一。“兼爱互利”思想是墨家学派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墨学对墨家学者的灵魂诉求。也是现代中国“仁爱”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现代中国面临的增强民族凝聚力，发展和谐社会等等问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给当今的思想道德教育很大的启示。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私有制与阶级随之产生。思想学术界也随之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时期。墨学在这个时候悄然兴起。墨子生于小邾国。在当时，像墨子这样的小国之民深受战乱与宗主国歧视的双重压迫。随着兼并战争的加剧，人民更加惶恐不安，百姓颠沛流离。在这样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中，他们迫切的渴望消弭战争，结束天下大乱的生活。墨子认为“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欺，焉能治之”《墨子·兼爱上》君主治理天下，必须了解乱是因何而起的，就如医生必须先弄清楚病从何而起一样。，墨子提出了他认为天下的“乱”的起因：“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也”《墨子·兼爱中》于是乎，在找出社会祸乱的症结——“不相爱”后，墨子从如何保证人民的基本生存环境与君主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乱”这个两个角度去思考墨子提出了一个积极而又有效的解决解决方法“兼相爱，交互利”，并且提出了“视人若己”的一种适用于推广兼爱的换位思考方式：“视人之国若视己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

墨子的“兼爱”与“互利”是互为基础，相辅相成的，在“兼爱”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在“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兼爱。墨子的“兼爱”反映的是内在的情感，它有“交利”作为其现实行动的补充，“臣子之不孝夫君，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墨子·兼爱上》在墨子看来，人人不相爱，只知自爱而亏他人之利，就造成了社会的“乱”。所以墨子提出兼爱互利。而“交互利”就是“兼相爱”的升华，是“兼相爱”的具体行为表现形式。兼爱互利合二为一，缺一不可。墨子的“兼爱互利”主张是建立在对等互报的基础上，也就是“兼相爱”与“交互利”并举。一个是情感上的体现一个是现实实践，两者相辅相成，墨子在《墨子·兼爱下》篇中说“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而恶人者必见恶也”也就是说，利人与利己是相互的，在利人的基础上利己，在利己的基础上利人，利人利己的和谐统一，是“交互利”的完美体现。“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墨子·兼爱下》。从利己的角度去考虑，也应该以爱待人，以利待人，你对别人以爱利相待，别人也会去爱你利你，如果你害人，恶人，人也必从而恶之，害之。

墨家的“兼爱”是针对儒家的“别爱”提出的，儒家提出“仁”的主张，孔子解释“仁”的含义就是“爱人”。是以“礼”为基础的，是有等级有差别的。因此，儒家所说的仁者爱人，却有亲疏之别，“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儒家的“仁爱”崇尚的是“亲亲”“尊贤”“贵贵”“尚齿”要求人们克服自己而服从社会的等级制度，儒家的“仁”是淡漠的，疏离的有等差有阶级的。墨子并不反对仁义的主张，但他认为应当是“兼爱”不应当有差别。他所提出的“兼相爱，交互利”要做到视人若己。要做到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等等，都应当自爱和互爱。孔子对人性的认识更注重它的精神性，社会性。墨子对人性的理解，更强调人的自然性。墨子认为，达到“交相利”满足了每个人的自然欲望，就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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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家思想；会计制度；性恶论；利益最大化

一、前言

法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之一，其发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对现实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进入现代，随着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思想的传入，人们发现法家思想与西方思想存在着相似的地方。在我国建立会计制度和发展会计制度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尽管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孔孟之道已在人们心中形成主流，但在经济社会中，法家思想的影响不失其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法家思想的产生背景、意义及基本内容

1.法家思想的产生背景和意义

在经济上，春秋时期，人们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个体耕作、个体商人和手工业者纷纷出现，逐渐形成了以利益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在文化上，各国政府纷纷寻求文化发展，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多因素形成了法家的竞争思想，并且逐渐成为法家体系。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策略的不断引入，中国也开始着力于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会计制度。企业寻求发展，不外乎如何促进资本的流转使得个体乃至社会的不断富有化；会计的衍生，体现了对客观数据反映现实经济状况的需求。企业乃至整个社会追求利益的扩张，投资的稳准，上升的空间与趋势，更不应该忽略文化思想在经济战略选择中的作用。法家思想的运用可以建立完善的会计制度，进而可以保证企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2.法家思想的基本内容

法家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国家管理制度方面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就执法而言，法家思想主张法治，反对人治。法家思想的核心思想在于“人性本恶”，这与儒家等学派的思想大为不同。法家思想学者认为人性本恶，应该采用处罚、监督和告诫的方式利用到人趋利避害的本性，从而使人遵守法纪，服从管理者。

三、中国会计制度的内容

中国会计制度的发展历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年到八十年代末期，该阶段开始探索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制度。第二阶段为从九十年代初到现在，其主要特征为采用各种会计工具和核算方法，更好地适应现代企业的发展，并逐步与国际接轨.两个阶段都着力于促进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

四、传统法家思想对中国会计制度的影响

1.“性恶论”是建立会计制度的基础

会计制度建立的基本理论之一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即理性的人会选择利益更高的行为。可见，这种说法与性恶论的理念相似。在“性恶论”的基础理论下，说明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双方在伴随着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可能会出现弄虚作假和尔虞我诈的行为，为了规范这种行为，必须采取一种规章制度来防止弄虚作假，而这种规章制度就是会计制度。只有不断完善会计制度，才能满足宏观调控和稳定经济秩序的需要，进而培养出有着更高会计素质和水平的会计从业人员。

2.“以法治国”思想促进了会计制度的颁布

如上文所述，法家思想之一便是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在近代中国的部分企业中，“人治”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生产效率低下和人才流失等问题。企业管理者不凭借规范制度，依靠个人喜好去办事的情况十分严重。根据法家的思想，必须通过严格的制度和机制来规范企业行为，使企业可以健康发展。在我国会计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九十年代以前，由于会计制度不够明确，一些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无所依从，导致效率低下，难以走出国门参与竞争。因此，在后续的会计制度发展过程中，出台并完善了《会计法》和《小企业会计制度》等各种具有针对性的会计法规，通过法律的完善，使得企业进行合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时有规律可循。可见，以“会计制度治企业”具有良好的效果。

3.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在会计制度中的运用对比

在思想性质方面。法家思想强调在经过考虑之后，理性的人会选择利益更高且更能满足个人偏好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会计制度的出现是为了遏制人性自私的行为，而儒家思想强调义重于利益，而义所表现的就是政府的公有利益；在会计制度的建设方面，法家思想主张依法治国，存在较高的制度约束性，而儒家思想强调礼仪治理，强调等级制度。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对会计制度的建立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儒家思想决定着会计制度的模式，是会计制度的根本，法家思想是会计制度的立法基础，是形成会计制度的前提。只有合理的运用儒家与法家的思想，才可以完善会计制度。

五、总结

在现代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中，有大量的儒家思想、法家思想或者墨家思想值得借鉴，尤其是法家思想，其“性恶论”和“以法治国”对于现代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性恶论”是建立会计制度的基础，“以法治国”思想促进了会计制度的颁布。可见，法家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思想，其对现代经济学、管理学和会计学等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徐升.浅析传统文化对法律的影响[J].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02）：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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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之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支柱，但凡涉及教育的问题，都不可能脱离文化。学前教育也不例外。我国的学前教育理应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那么，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又称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和精神，是社会各种意识形态的总和，是中华文明的软实力，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教育的根本。

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内核，以老子道德文化为本体，由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的多元思想相互包容、融通而成的一个和谐体系。

中华传统文化与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与每个中国人的关系就如同水与鱼的关系一般，虽然鱼离不开水，但是“鱼是最后一个知道水的存在的”。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富含哲理，辩证求和，追求神似，讲究意境，无人能运用简洁的语言和文字概括其精髓和要义，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许可以用28个字勉强概括之：禅释因果，儒教人和，易懂规律，道得众合，兵出运筹，医利身心，史能明志。

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诸多学说各有所长，相辅相成。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只是众多学术门派中的一个，但在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和历史验证之后，它显示出比其他众多学术门派更能反映具有五千年神传文化的历史古国的精神，因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的精髓“中庸之道”以及“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都源自中华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基础，迄今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华广袤土地上的每一个中国人。

儒家学术的核心思想是“仁”。

从词义上讲，“仁”指的是二人（“仁”=“人”+“二”），可以理解为二人的相处之道。在《易经》里，“一”代表道，“二”即两条道（即天道与地道），人在生命的道路上必须不断遵循天道、地道，才能修成“仁”。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孔子主张以“仁”为本体，表现在具体的行为上就是，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悌，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忠，对人则有爱心。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他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为恭、宽、信、敏、惠。

孔子所谓的“仁”，不是个人处世的“匹夫之仁”或“小恩小惠之仁”，而是治理有方、为民造福的“大仁大义”；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就是告诫人们，为人要克制私欲，遵循天理，方可达到“仁”的境界。

中庸是儒家哲学的基础、道德准则和处世的智慧，孔子把中庸称为至德。孔子所谓的中庸之道，就是要反对过与不及，主张在过与不及两端之间转折和把握一个中点或度，即从量变到质变的关节点，以保持事物的常态。

从历史上看，儒家学说是一种适合于治世的、稳定社会的思想和理论。儒家学说在个人层面提倡君子风范，在社会层面提倡纲常伦理，在国家层面提倡仁政爱民、为政以德，在国际层面提倡天下一家、仁者无敌，因此，它是一种维稳型、秩序型、中和型和进取型的文化，有益于社会稳步发展，有益于国家的安定和谐，有益于世界的和合万邦。

而今，我国进入了文化复兴的发展时期，儒家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具有时代意义的经典的部分，会对崛起中的中国文化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优秀的、精华的部分，也有其拙劣的、糟粕的部分。对所谓的优秀、精华或者拙劣、糟粕的评判是一种价值判断，因此是主观的，是与评判者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是与该文化所处的情景紧密关联的。

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华的部分？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拙劣的、糟粕的部分？从不同的视角或维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就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不同的评判者对这些问题也会有不一样的答案。

下面所述的仅是笔者认定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精华的部分，认定的依据是对当今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具有时代价值，即为当今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所共认的最核心和最基本的价值。

(1)天之道、人之道，尊重生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尊重自然的价值，尊重人的价值”，原本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对待天道、人道的态度，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这是中华文化非常有深度的一种觉醒。

深度的觉醒就是人性的发挥，是对人的存在价值的认识。中华文化早就有这样一种认识，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十分重视生命，这就是所谓的“人命关天”，儒家学说中的“仁”，本意就出于尊重生命。

(2)重民本、求大同，重义轻利

孔子所谓的大同，是指人的道德素质高，其深层意思是人人无心作恶，安居乐业，没有战争，这叫善的大同。用现在的话来解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所谓大同和以民为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陈述的富强的、民主的、文明的、和谐的、自由的、平等的、公正的、敬业的、诚信的和友善的社会和公民道德是一致的。

(3)崇仁义、讲仁爱，恪守诚信

儒家文化认定，人性是善的，人性里本来就包含着“仁”，包含着对人的爱心。孔子提出，应该把人当“人’看，统治者应当把劳动者当“人”来爱护。用现在的话来解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诚即天道”“人言为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是同一意义的。

(4)重道德、讲人格，修身养性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道德、讲人格、修身养性”讲的是类似的公民道德规范。

(5)讲中庸、尚和合，辩证统一

儒学讲究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要义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通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及“五达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和“三达德”（智、仁、勇），成为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伦理为核心的文化系统。中国人崇奉以儒家“仁爱”思想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讲求和谐有序，倡导仁义礼智信，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面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可以说，思想道德建设是中华文化脉动几千年的核心力量。

当今在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接或转换，或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承载。换言之，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中国人正在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的学前教育应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绑定

中西方的文化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并不能以孰是孰非、谁优谁劣为标准加以判断。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丢弃或摆脱自己的传统文化，任何来自外部的强加或内部的叛离，都不利于该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包括学前教育在内的教育的价值，是与文化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些所谓的“教育理念”，包括“学前教育的理念”，不能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必须与文化绑定。中国的学前教育应该主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绑定。

在历史的长河中，孕育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环境、条件和人都不相同，它们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由此演绎而来的学前教育价值取向也必然会有诸多不同。例如，由中华优秀文化演绎而来的学前教育价值取向会偏重于讲究道德、讲究规矩，而由西方文化演绎而来的学前教育价值取向则会偏重于强调自主、自我，强调自律；由中华优秀文化演绎而来的学前教育价值取向会偏重于讲究集体利益、讲究“顾及他人，为别人着想”，而由西方文化演绎而来的学前教育价值取向则会偏重于强调“我就是我”“我的事情我做主”，强调个人利益大于集体利益，强调个性张扬；由中华优秀文化演绎而来的学前教育价值取向会偏重于“和”“合”，“求大同，存小异”，而由西方文化演绎而来的学前教育价值取向则会偏重于强调竞争，强调“独占鳌头”“我最行、我最棒”，强调“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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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之带来的贫富差距的扩大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迫在眉睫，而慈善在其中发生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儒家伦理思想中蕴含丰富的慈善观念，是传统慈善思想的重要内容。继承学习优秀传统慈善理念，对我们进行现代慈善建构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仁义；慈善；儒家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7-0099-03

儒家关于慈善的观念源于对人性的认识，以仁义为基础，具体表现为孝慈。在儒家思想中慈善观是作为道德评价来阐述的。

一、人性的认识

如果要讨论慈善是否具有先天依据，那么就一定无法避开对人性善恶的一系列讨论。

先秦时最先提出人性学说的是孔子，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也就像后来朱熹说的那样“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四书章句集注》）所以说，在孔子看来，后天的善恶、贤愚等都是“习”不同的结果。

之后的孟、荀对人性之出的善恶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孟子主“善”，荀子持“恶”。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心”“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并由此提出善端，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他还指出，善端只是为善提供可能性，只有小心呵护、培养，使之不断成长，才有可能达到真正的善，也就是要求人们，存善心，做善事，并且长久坚持。孟子这里提出“善”与我们现代所说的“慈善”意义大体相近。

与孔孟相同的是，荀子也主张性是人先天就有的：“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但不同的是，荀子认为，人先天的本性是恶的，只有变化自己的本性，兴起后天的人为，才能驱恶成善。后天的人为指的便是“积伪”。荀子还指出，圣人与普通人在出生上本性并无分别，之所以“异而过众”就在于后天的“积伪”。圣人自创教义，教义渐变成法度，教化常人，使之通过“积伪”，知礼守法，向善为善。是故“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1]44

先秦之后的对于人性的讨论还有很多，两汉一直在研究怎样将善恶调和，北宋则主要围绕性两元论与性一元论等。笔者简略整理了一些（见下表），但无论是孔子的“克己”“为仁之方”，还是孟子的“存心养性”、“集义养气”，再到宋明儒者的“格物致知”、“发明本心”以及“致良知”等，都是人对自我“成己成物”的要求，儒家这些道德修养方法几乎都是对理欲之辨和义利之辨的回答，都涉及善恶原则问题，提出的都是向善的行径。而善包含了对行为的善恶评价，在这方面，克己以及儒家后来提出的与此类似的范畴都为我们恪守慈善之心，力行慈善之事提出了可行性方法。

二、仁义的内核

（一）仁

仁作为一个比较新的道德概念，它是传统慈善中包含的儒家思想的重要内核。也是孔子所追求的终极关怀。仁于春秋发端，兴盛于孔子。孔子认为仁当爱人，只有道德达到很高境界的人才可以被称之为“仁人”，而行仁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忠恕。

众所周知，孔子生活的时代，无论政治、经济都是以家庭为中心，所以“仁”最初的意思就是亲子之爱、爱由亲始。他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也说：“亲亲，仁也。”接着，孔子从爱亲的基础出发，又推扩出为“泛爱众”的本质。“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样，仁的意义由最初狭隘的“爱亲”衍生至“爱人”，从而造就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伦理体系。

孔子还指出，为仁之方法，在于忠恕。忠恕之道其实讲的就是个人为仁成圣之法，它要求我们从内省，为善，利人利他，并且不仅仅把它当作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更多的是一种推己及人、助人为善的品质。《论Z・里仁》里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作为儒家的一个伦理范畴，其中的思想除了教会我们如何处理人际交往关系以外，也蕴含着间要切实的行善方法，对我们当今的慈善行为大有裨益。《中国伦理思想史》中认为忠包含以下三种含义：第一，在生活交往中，要尽己之责以利人，哪怕不是自己分内的事，也应当积极帮助承担。孔子有云：“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论语・宪问》）第二，就是“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就是言语忠厚可行，行为笃实严肃，对自己的言行高度负责。第三，对君王忠诚。其实这三种意思，概括起来就是“尽力为人谋”。中人之心为忠，如人之心为恕，《论语・卫灵公》记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说，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朱熹也在《论语集注》引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孔子认为，忠恕二道、“尽己”“推己”必须统一，并且“恕”更为基本。在“恕”的基础上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才是真正的“忠”。所以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己所欲，必有当施于人。”

儒家“仁爱”的思想又延伸出“德”的理念。孔子的“德”包含“内德”和“外德”。“外德”包括家庭之德、政德等，是培养慈善意识的重要外在条件。儒家对于家庭伦理道德极为重视，家庭之德主要表现为持家勤俭有节。孔子尚礼，但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但孔子提倡的勤俭是有节度的，并且这种节俭不是对他人的要求，而是自我的道德规范。政德主要就是指其德治的思想。

孔子生活的时代，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的“无道局面”，让忠君思想深厚的孔子无法接受。他引用《诗经》上的话说：“大德者必受命。”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此作了解释：“受命者，受天命为天子也。”孔子“大德受命”的思想是他“为政之德”思想的基础。孔子开创了德治思想后，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荀子则更形象化地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观念。（《荀子・王制》）儒家这种以民为本，主张“惠民”的思想为后世社会慈善意识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孔子“惠民”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阐述了“惠民”对于收服民心、安定天下的重要性：“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之后荀子也倡导“收孤寡，补贫穷”，认为德治是最美好的治政。如果说儒家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话，那在先秦儒家这里，我们只看到了民本君末、保民而王的现实诉求。

其实回顾一下中国慈善事业的产生及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先秦之后的思想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其德政惠民思想的渗透。例如，理论上，董仲舒的天人学说、任德不任刑的德刑关系；张载“为生民立命”的抱负、朱熹的德治观以及明清之际对君主专制的批判等。措施上，例如受德政思想影响，朝廷兴办的诸如慈幼庄等各类慈善机构。我国传统慈善事业因为思想的继承与行为的延续而得以代代相承。儒家的民本观念，首先对百姓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肯定，其次也明确表达了保民乃执政之要的理念，这成为后来我国历代君主力行德政重要思想基础，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传统慈善事业的发展。

儒家追求的德政思想的方方面面，都折射在对大同社会的追求中。儒家大同思想的出现与孔子主张均贫富，追求“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独皆有所养”的理念是紧密相连的。（《论语・公冶长》）。在大同社会里，无论阶级，他们对别人的关爱都超越了家国乃至种族的局限。儒家提出的“大同社会”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全社会都“天下为公”；第二，具有劳动能力的每个社会成员都从事劳动；第三，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由社会供养；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第四，人与人之间互助友爱，“讲信修睦”。儒家的这种思想，在体现儒家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的同时，更表现出了儒家关爱他人，尤其是弱者的济世情怀和道德追求[2]。

（二）义

义在儒家文化里一般是指“得宜”的意思，得宜的标准就在于合乎仁，合乎礼，而“礼”和“仁”作为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义”就是要合乎一切道德，“利”指个人私利，他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他还说君子“义以为质”“义以为上”，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总而言之，事事当以义为先，孔子的义利观一如儒家感性的思维方式，重视道德操守，轻视物质生活。

之后，孔子基于其义利观提出了“克己”的思想。何谓“克己”？扬雄曾将其解释为“胜己之私之谓克”（《法言・问神》）。朱熹也说：“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克己就是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思想和行为。儒家提出的类似“克己”的修养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孟子的“思诚”“集义”，要求我们能坚定道德信念，克服物欲的诱惑；又如张载变化气质的修养论，张载认为人有受外欲蒙蔽的可能性，所以要把握天地之性，用善的本质来予以抵御和消除；再如二程提出的“敬义夹持”，敬的具体表现就是慎独、诚实等，集义就是在理性是非判断基础上“顺理”而行，总之二程旨在守持至高无上的天理，回归人纯善的本性。朱熹继承了二程“涵养须用敬”的学说，主张“居敬涵养”，朱熹强调涵养之功能使人达到警醒、心境清明的状态，他还对二程提出的“敬”做了自己的解释，认为其包含三个意思：一是心中有主，旨在心思纯正；二是静坐体察，重在反思自省；三是守护心灵，意在拒斥诱惑[3]244。他还认为：“敬是守门户之人，克己则是拒盗。”（《语类》卷九）

之后，儒家关乎义利之辨的探讨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继续保持儒家重义轻利的作风，如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又如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的主张等。二是主张义利统一。如王夫之的利义并重，叶适“成利致义”的义利观等。总而言之，儒家主流思想一直尊崇的就是在道德的限制和规范内，既合乎礼又合乎仁的获取利益。

三、孝慈的呈现

在儒家经典中，孝慈往往连用，指对上孝顺，对下友爱。孝，语源学上解释为敬老爱老、事亲善行，在传统儒学中，思想家们则把它看作是人类先验性的天性，比如，“父子之道，天性也。”（《孝经》圣治章第九）慈包含三个内容：一是亲爱子女，“亲爱利子谓之慈”；（《贾子・道术》）二是抚养子女成人；三是教子有方，“为人父者，慈爱而教”。（《管子・五辅》）

孔子“孝论”规定，孝，首先要孝亲，就是要供养双亲，这是最低的要求；其次，要敬亲，就是要对父母尊敬。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把敬亲看作是人畜之分的标准，可见其对敬亲的重视。孔子认为孝悌是爱人的基础，更是仁之根本，只有首先具备孝顺父母的人伦道德，才能形成民族爱民守礼的善念和品质。”孔子认为，孝敬父母，首先是情感的流露与表达，其次，更是一种道德义务，是伦理学上“感恩”回报意识的最初来源。

之后的曾子在孝养、敬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谏亲、慎终追远以及全体贵生的主张。谏亲，就是在父母犯错时进谏，这样可以使父母避免蒙受恶名，这不仅合乎孝道，更是孝子应尽之责。并且，即使父母不接受劝阻，子女不能心生怨恨，而要一如既往孝敬双亲。慎终追远就是按丧礼慎重办理父母身后事并且祭祀以示终生怀念之情。“全体”“贵生”强调的都是要保全、爱惜自己的身体。在经历了《孝经》、董仲舒对孝的正当性的论述以及汉唐法律对孝的渗透之后，朱熹又提出了孝是行仁之本，反对“父子责善”，主张父子相隐，在全社会提倡孝道。

在家庭伦理中，“慈”是父母需要遵守的道德规范，表现为对子女亲爱、关怀。慈在传统社会中是被看作孝的对立伦理范畴，可见其重要性和认可度。之后，慈又进一步延伸为一种人际交往规则，并且影响不断扩大，与忠、孝结合，渐渐外延成君子安身立命必备的一种道德修养。《大学》里曾说到，“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还谈到“孝者，所以事君也……慈者，所以使众也。”《中庸》在谈到孝道和道德建设时，这样说道：“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人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这里，孝道与“仁”“义”等有关慈的思想已经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了传统道德的主要内容。

孝慈，是中国传统社会约定俗成的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儒家称之为“人伦之公理”。它不但是家庭内部必须遵循的人伦要求，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它源于自我，始于家庭，推之左右，然后才能成为君子，报效国家，成就自我。所以，历代统治者和众多思想家也把它当作治国的一种重要手段。一个人只有首先懂得孝慈，才能忠于君国、善待邻里他人。

四、结语

儒家的理思想对于传统慈善意识形成与发展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它以“仁爱”为核心展开的慈善思想，主张由仁趋善，提出了性本善、先义后利、民为邦本等慈善理念，推动了慈善事业发展的同时，更是构建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传统社会的慈善理念框架，其内容丰富，意义深厚，对于现代慈善伦理困境的解决有良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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