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传播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传播，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启蒙时期；儒家思想；传播；影响。

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礼”“忠”

“孝”“知”。它历经孔孟哲学、西汉独尊儒术、宋朝程朱理学的发展过程。当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播基督教时，他们一方面把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引入了中国，同时也把儒家思想带回了西方。儒家思想的传播对启蒙时期的西方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传入西方的背景条件。

儒家思想主观上并不具有基督教的普世性质，但它却通过基督教传教士的书信、著作和译作传到了西方。儒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的传播和接受并不是偶然的，它与西方的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与当时西方的社会环境相契合，同时也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

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与古希腊哲学中的伦理思想有共通之处。无论是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至善即幸福”都反映了古希腊哲学对道德伦理的重视。苏格拉底的哲学集中表现在“认识你自己”，主张建立人的哲学，发挥人的理智能力和道德本性，认为人的幸福与否取决于灵魂的好坏。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和孔子的思想学说相似，孔子因而被尊称为“中国的苏格拉底”。古希腊的伦理道德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追求和拥有伦理道德成为许多人的理想。这种对伦理道德的重视同样体现在基督教文化中。

儒家思想和基督教都体现了对言行举止进行规范的道德标准。“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①“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而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获得拯救。儒家思想的精髓“仁”与基督教文化的核心“爱”也有一定共通之处。“仁”的核心就是“爱”。

仁爱就是要关爱别人，从爱自己的家人推及到爱自己的朋友、左邻右舍。孔子关于“仁”的说法在《论语》中有较多论述。“仁者爱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克己复礼为仁”。基督教则提倡在神爱的基础上的博爱。在爱上帝的前提下，人们要爱自己的亲人、朋友、甚至于爱自己的敌人。

“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不认识神……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兄弟们，神既然是这么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1]（P.275-276）与此同时，儒家思想反映了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为启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

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儒家思想的传入客观上适应了当时欧洲社会反对封建世袭特权、倡导民众的自由和权力，呼唤资产阶级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和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

二、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这些著作和译作的出版一方面是为了使欧洲更好地了解中国及其文化，满足西方人对异域文化的好奇与探究之心，另一方面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从而更好地传播基督教教义。

根据传教士利玛窦的日记整理编撰成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向西方呈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和民族，同时对中国的儒教、佛教、道教都有评述。

利玛窦意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起到的思想统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因此他推崇儒教、称颂孔子，把儒教称为文人的宗教：“凡做学问有了名气的人或从事学问研究的人，没有一个是再信任别的教派的”。[2]（P.101）利玛窦对儒教的了解、介绍主观上是为了以一种中国信众更能接受的方式来传播基督教，客观上却对儒教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后耶稣会士基尔歇所著的《中国图说》一书也提及了中国的儒释道三教。西班牙的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的《纵览》的第三部分提及了孔子的政治和道德格言，第四部分辑录了孔子、孟子、荀子、老子、朱熹等历代先哲的言论。莱布尼茨和伏尔泰等著名思想家都曾阅读过此书，认为这本书对了解中国大有帮助。1687年，柏应理的《中国圣贤孔子》在巴黎出版。作为全面向欧洲介绍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此书一经问世便受到广泛的关注，其拉丁文本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这本书包括了对孔子及其学说的介绍，也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的译文。《中国圣贤孔子》是欧洲人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读物，莱布尼茨和孟德思鳩都曾阅读过此书。1709至1713年耶稣会士卫方济整理出版了《中国典籍六种》，收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

《小学》的拉丁文译文，从而首次将四书完整地介绍给欧洲读者，使欧洲读者对儒家思想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②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在知识分子、思想家和哲学家中引起了不同凡响。这种影响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伦理道德思想。儒家思想与西方的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文化在伦理道德的许多方面契合相通，并起到了有益的补充作用。因此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受到了众多西方人士的称颂。其二，政治体制方面，表现为对以儒家学说作为思想基础的政治体制的颂扬。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的和谐。更重要的是，以父权为基础的专制政体保障了社会的长治久安。其三，对民主政治的促进作用。儒家反对世袭制度，提倡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同时儒家思想的“民贵君轻”把“民”置于学说中心。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主应有君主的样子，实行德政、以德服人。这一主张与资产阶级追求平等和权力的民主政治学说相兼容。

作为欧洲研究中国名气最大的学者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中国具有（在某些方面令人钦佩的）公共道德，并与哲学理论尤其自然神学相贯通”[3]（P.72）“在实用哲学方面，也就是说，在道德戒律方面，在适用于现实生活和凡人的政治方面，他们肯定超过我们，尽管承认这一点令人脸红”[4]（P.69-70）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也曾赞颂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中国人生活在一种最完善、最实用的道德之下，在世界的这部分地区，任何人都不具有这种道德”。[5]（P.496）对儒家思想谈论和赞颂最多的当属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伏尔泰以他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大力推崇和美化被称之为“欧洲的孔子”。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6]（P.369）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6]（P.369）伏尔泰根据中国元剧《赵氏孤儿》改编成的《中国孤儿》中，征服者成吉思汗为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被征服者所折服，最终放下了屠刀。这个结局正是孔子道德情操的最好诠释。

以儒家学说为思想基础的中国政治体制得到众多启蒙思想家的推崇。伏尔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国家。他渴望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期盼仁慈开明的君主，并以中国的长治久安来论证中国体制的优良。在伏尔泰眼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最合乎理性，是因为它建立在父权社会的基础上。”儿女孝敬父母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7]（P.216）在启蒙运动大潮中产生的”重农学派“理论也得益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学派创始人魁奈主张农业为一国之本。中国的历代帝王都重视农业，而这一传统正源于孔子的儒家学说。在他的《的专制制度》一书中，魁奈赞扬了中国的专制制度。他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是”合法“的专制主义，符合自然法、是自然秩序的体现。在魁奈眼中，中国的谏议制度和监察机构可以有效地限制皇帝的权利，因而是值得效仿的专制主义。

三、儒家学说对西方的民主政治也有促进作用。

”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科举制度和用人制度得到了颂扬。这一人才选拔制度强调依靠品德、学识和才干而不是凭借出身和门第选拔人才，与西方尊重个人价值、提倡民众的权力和平等的精神是相通和一致的。魁奈也曾提及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用人制度。”在中国没有世袭贵族，一个人的功绩与才能是他可能获取显贵地位的唯一标准……儿子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求学上，以此作为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8]（P.44）对中国用人制度的颂扬揭示了当时的欧洲社会对封建贵族世袭制度的不满和抗议，反映了个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和愿望。同时儒家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思想成为近代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来源。启蒙运动和随后的法国大革命都体现了反对专制特权、争取民众权利和自由的精神。

尽管启蒙思想家并未去过中国，但他们通过传教士的著作和译作了解了儒家思想，并对这种异域思想大为赞赏。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赞美反映了接受者基于自己的背景和需求所做的理解、加工和有选择性的接受。首先，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赞美反映了启蒙思想家对稳定、和谐、开明的理想社会的向往。他们认为儒家提倡的道德思想不仅与古希腊思想和基督教在许多方面契合相通，而且有助于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安定。以道德为基础的”礼“规范了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伦理秩序，规范了每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处事准则，由此避免了冲突和纷争。儒家倡导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治理国家，从而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其次，儒家思想反映了当时西方的人文理想和时代精神。17、18世纪孔子及其学说在欧洲风靡一时。在许多启蒙思想家眼中，孔子不仅教导人们如何做人，也教导人们如何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成为许多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世袭的重要思想武器。启蒙思想家惊喜地在儒家思想中发现了与自己的想法相契合的学说与理念。儒家反对世袭制度的思想与启蒙时期反对封建和宗教神权，争取权利和自由的诉求和主张不谋而合。儒家思想的传入客观上适应了西方社会反对特权政治、倡导民众的自由和权力，呼唤资产阶级民主和理性的需要，并为启蒙运动的到来和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源泉。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出版了《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对中国儒学在17—18世纪给予西方的影响做出了如下阐述。”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9]（P.5）结束语。

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思想和西方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和文化体系，但它们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共通之处。二者都是对人类的生命价值和世界的终极意义进行思考和探索的领域。双方都互有可借鉴之处。儒家思想的许多理念能救治西方文化的弊端，解决西方文化的危机。因此它在西方的传播不仅具有历史价值更具有现当代意义。

注释：

①本文所有关于孔子的引述都出自张燕婴译注的《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②有关”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参阅了徐明龙著的《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参考文献：

[1]圣经新约[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96.

[2]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秦家懿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93.

[4]劳端纳。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序、评、译[M].火奴鲁鲁，1957.

[5]戴格拉夫编。孟德斯鳩的随想与随笔[M].巴黎，1991.

[6]伏尔泰。哲学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7]伏尔泰。风俗论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000.

篇2

关键词郑州市民 儒家文化 认同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华夏文明渊源流长，儒家文化是其中最绚烂夺目的一朵鲜花。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物质文明建设迅速发展，而精神文明建设有待提高。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公民的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和发扬优良儒家文化。郑州市位居中原腹地，作为文化大省的省会，居住人口众多，因此儒家文化建设对郑州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然而，在当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郑州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严重单调、贫乏。中华传统文明儒家文化在郑州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低下，对市民生活起居的影响日渐虚弱。然而，面对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繁荣发展的浪潮，市民价值观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归于郑州市民价值观的不成熟和不统一。面对当今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现状，郑州市儒家文化建设亟待提上日程。如今，郑州市儒家文化发展中的瓶颈有以下几点：

1传播方式单一，市民了解儒家文化的来源单一

儒家文化自诞生后，能够传播到华夏各地，最重要的在于其具有开放与流动的学术品格，能不断吸引各个学派之长，随着人的流动与学术的传承而跨越时空，最终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同时，历朝历代统治者十分注重儒家文化的宣传与传承，如秦汉以来，中国文化先后传入越南、朝鲜、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东亚文化圈；封建王朝都设立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学校，私人办学也普遍教授儒学，全国各地设立孔庙，每年举行祭孔大典，考试科目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这进一步传播和繁荣了儒家文化。

相比中国古代，当代社会对儒家文化的传播方式单一、重视度不够。自“五四“以来，随着改革思潮的涌入和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对传统文化充满了排斥和疏离状态。市民接触中国儒家文化的主要方式即是高等教育，课本上的繁文缛节、咬文嚼字，更增加了市民对儒家文化的排斥情感。即使是市民通过高等教育获得一些心得体悟，也只是零星片叶，缺乏对儒家文化的整体把握和认同。

除了教育的传播方式之外，通过媒体传播也是当下流行的新途径。针对媒体商业化的性质，主要是以牟利为目的的文化传播行为，不可避免冲淡了儒家文化自身的纯洁性、公正性。当务之急，迫切需要拓宽儒家文化传播手段，合理公正地传承儒家文化，开拓新方法、新途径、新思路，集思广益，继往开来，找出多种能让市民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

2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认识不够合理、全面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和沉淀，儒家文化本身有其合理部分，也有其不合理部分。郑州市民在对待中华民族儒家文化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态度：一是纯中国化，完全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一切都是美好的，高尚的，甚至中华儒家思想中故步自封的思想和文化也不加批评地继承和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二是完全西方化，这类郑州市民可以说是崇洋，西方的文化都是优秀的、前卫的，把中国的落后和国内的社会问题完全归于中华落后的文化传统，不加批判地把西方外来文化引入中国和日常生活当中。

儒家思想精糟并存，儒家思想存在合理部分，如儒家强调有教无类、学思结合、因材施教的教育理论，倡导孝、仁义、诚信的伦理道德，坚持仁政、德治、民本思想，维护社会稳定，重视正身自省、修己安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个人修养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儒家文化中也存在一定的糟粕部分，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存天理，灭人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子无才便是德”、“君权神授”、“三纲五常”、“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言行主张。儒家思想为了迎合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许多思想存在着泯灭人性，束缚人欲的狭隘观。这不但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性，还为统治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奴才。儒家思想成了统治者钳制人性，麻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针对儒家思想精糟并存的局面，也给市民正确认识儒家文化、运用儒家文化带了诸多不便，这也导致市民对于儒家文化缺乏合理定位和全面认识。

3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中文化将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文化知识界的反思，而且全球各地的华人社会也都在反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笔者深深感受到：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在思想上的困惑――对传统文化，该继承的没有继承，该摒弃的没有彻底摒弃；对西方文化，该引进的没有深入的引进，该排斥的没有严正地排斥。同时，“五四”以来，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结构――即文化传统这个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启蒙心态，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科学、民族、自由、人权这些西方的价值观念，也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价值观，导致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随时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崛起，信息时代如何正确传播传统文化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了迎合市场需要，许多网络媒体平台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传播西方文化，在新一代青年和市民中形成了过“七夕”是守旧，过“情人节”是潮流的不正当观念。市民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一直抱着“五四”以来留下的“臭老九”、“四旧”、“老封建”的狭隘文化观念。加上网络媒体对外来事物的不加取舍的“拿来主义”，导致市民更是崇洋，对传统儒家文化情感大大降低。加上许多网络媒体为了谋其暴利，不惜歪曲传统儒家文化，诋毁孔孟之道，颠覆传统文化价值，甚至利用儒家文化为其牟利服务，妖言惑众，造成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4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资源利用不足

河南省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河南传统民居在规划布局与建筑组合、功能适用与空间排列、形态特征与结构形式、器皿陈设与装饰细部等方面，渗透着儒家文化的种种特征。作为古文明发祥地的河南，在人们所追求的“以礼为本，重视中和”等固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河南传统民居逐步形成了符合儒家文化标准的独特建筑体系。除了体现儒家文化的传统民居之外，遍布河南各地的儒家文物、孔子文化遗产，体现儒家思想的文学著作等这些儒家文物古籍也是黄河文明的摇篮，河南儒家文化资源的代表。目前，对于以上这些有形儒家文化遗址、古籍，在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缺乏规模化、统一化、系统化的管理。目前对儒家文化资源的利用方面只是停留在物质旅游层面，对其物质文化遗址散发出的精神文明缺乏深刻认识和开发利用。与物质文化遗址相关的旅游产业开发上也有待提升。

篇3

关键词： 传统文化教育 历史课堂教学 民族精神

一、背景介绍

本节课讲述的内容是“中华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有关法律的内容。在课前准备的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民族精神教育能否与教学内容不相冲突、不喧宾夺主。怎么才能体现民族精神呢？

中华法系的“以礼入法、礼刑结合”的特点是中国古代社会注重“礼”的传统在法律中的表现，尤其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后，这一特色更是鲜明地体现在历代历朝的法律中。为了更好地解释以上特征，这节课的重点设计为中华法系的特点。怎样才能够实现在讲述中华法系的特点时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呢？同时也能够通过对中华法系的学习，产生为中华博大、优秀的传统文明而自豪的情感，坚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弘扬民族文化而努力的信念。

另外，学生在初中的语文和历史学科的学习中已经接触到儒家思想的一些内容，也学习过有关儒家的名言名句和建立情况。因而对于儒家是不陌生的，但是对于中华法系却是全然不知道的。要让学生对中华法系的特点有全面的了解，就要充分运用学生对儒家思想的知识储备，让学生用所学过的知识来解决新的问题。

二、教学过程

为了实现课前制定的目标，我首先引用《唐律疏议》中“十恶”“八议”的内容，希望通过对条文的解读，了解其所体现的中国古代的道德规范，进而归纳这些规范，最终引出“礼”的概念。学生很快就能回答出“忠君、孝道”，也知道这些内容就是“礼”的体现。同时设计了三个案例，第一个讲述的是父亲包庇杀人的儿子，第二个讲述的是为父亲报仇的女子，第三个讲述的是居丧嫁娶的故事。这三个案例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中华法系的特征，希望学生在对案例的讨论和思考中理解“礼”的思想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三个案例确实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兴趣，提出：“甲爱子心切，不应该有罪”“乙杀了人因该充军”“判决有罪就太没有人情味了”“父母去世时结婚就是对父母的不孝”等观点，还积极地扮演法官的角色。当听到为父报仇的女子得到丰厚的奖赏的时候，全班同学一片惊叹。但是听了我的解释后又不禁点头称是。

接着在分析案例的基础上，我再一次询问大家“以德服人”“《春秋》决狱”体现了中国古代哪一个学术流派的思想？“儒家思想。”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那么快就能回答出，这说明学生对于儒家思想的一些内容已经十分熟悉了。

讲述“西汉中期儒法结合”时，我提出第一个问题：“儒家思想是由谁建立的？”学生大声答道：“孔子，还有孟子。”“对！”我心中暗暗赞许，“孟子也是儒家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接着提出第二个问题：“儒家有哪些优秀的传统思想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非常好。”我由衷地感到高兴，看得出同学们回忆了自己曾经学过的和看过的课文，但是遗憾的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却没有提及。然后提出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中也有很多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你们知道哪些？”学生没有回答。于是我按照事先准备的内容介绍了“三纲”，似乎没有能够引起共鸣，一片摇头，还是一片摇头。

三、自我反思

很快一节课就过去了，对于整节课的过程和在课堂中学生的表现值得反思。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这是一节以讲述法系形成过程、特点和影响为内容的历史课，不是以宣扬民族传统精神为主的思想品德课程。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教育与传播就必须与课文的内容相结合，为课文的内容服务，不能为渗透而渗透。这就要求教师对一节课的内容进行梳理与分析，找出两者相结合的最恰当的地方。《法系》这节课最大的优势在于中华法系虽然是法律内容，但是中华法系本身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映。无论是其内容还是特点，都是建立在儒法思想的基础上的。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千年，法律中也处处体现。所以让学生感受中华法系的内容，了解中华法系的特点，可以说就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宣扬。因此在课文设计中将这部分内容作为重点，尽可能详细地分析与解释，让学生听懂了内容也就是传播了传统文化与精神。另外，全部内容尽可能地使用历史资料，不仅“十恶、八议”取自于《唐律疏议》的原文，而且使用的三个案例全部来自于史籍，三个案例既有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又有当时的审理判决的情况。在向学生展示时，可把三个案例全部用现代语言扩展，让学生了解案情。但是案件的判决要使用原文，从而在阅读原文的过程中让学生体会到中华法系鲜明的特点，同时也是对儒家思想的一次剖析。对案例的思考也是让学生在作出判断的同时对法律的一次体验，让学生认识到是非善恶的重要性。

篇4

【关键词】 儒学;武士道;礼;仁;名

儒学开端于春秋战国，为孔子所创立，儒学在春秋战国时代仅仅是诸子百家争鸣中的一个派系，儒教的名称开端于西汉，并且汉武帝根据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的需要，定儒学为官方正统，奠定儒学正统的地位。儒学经过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时代，吸采百家众长，来完备自己的内容。其中礼乐，仁义是孔子的核心思想。在中国与亚洲国家交往的时候，文化传播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儒家的经典传入日本之后，在日本很快受到重视，并且对于日本武士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儒家思想中的礼、忠、仁、勇等思想本日本所吸收并加以改造，成为武士道中的重要条目。儒家经典传入日本后，在日本不啻为一思想界的炸弹，在当时日本由于其本土的系统化的思想还没有产生，而系统化的，理论化的，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主流的儒家思想传播到日本后，如入无人之境，没有受到日本思想界的排斥，而是加以学习，吸收，改造。使得改造后的日本儒家思想在日本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当然，日本对于除了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的思想，也是加以吸收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

一、春秋以来儒家思想的发展与士大夫精神

诸子百家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发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间，这一时期产生的思想，对于以后的帝制中国，以及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再次先探讨在春秋战国期间的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后历代儒家学者都是在春秋时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发展。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思想对于东亚文化圈可以说是一个根，我们若是想知道某一文化，思想现象，还是得舍末逐本。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时期。“哲学的突破”观念我们可以上溯到韦伯的论著之中。但是对于“哲学的突破”之一观点最为清楚的发挥者，则是美国的当代社会学家帕森斯。

中国的“哲学的突破”是对于古代诗、书、礼、乐所谓的“王官之学”而来的。在没有突破之前，也就是在当时的周王朝的封建统治时期，中国的教育是礼乐政教和一的王官之学，教育的对象也是封建的贵族诸侯、大夫、卿、士。文化掌握在贵族手中，并且由贵族加以世袭和垄断。

但是随着封建制度对于社会制度约束性的降低，王官之学也随之动摇，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特别是西周结束，东周迁都，一些典籍散落，不再局限在贵族阶层中。贵族教育中的礼、乐、诗、书也随之下移。处在贵族阶层最底层的士，士是受到“礼崩乐坏”冲击得比较剧烈的阶层，士的上一层的下移，以及士的下一层民的上升。使得士的人数激增，而士又是从封建制度的解体下游离出来的。本身对于封建的制度有很深的了解。在“礼崩乐坏”的时期，士便承担起在“礼崩乐坏”的基础上重新创制新的社会文化制度的重任。

而儒、道两家，是最先在“礼崩乐坏”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一批士，也就是知识分子。

对于三代的社会文化制度道的崩溃，《庄子・ 天下》明确的指出了古代道术即官师政教合一的古代王官之学有合而分的历史趋势。

《天下》篇说：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的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偏，一曲之士也。……悲夫，百家往而不及，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天下》篇中的作者指出古代统一的“道”，在战国时代已经完全破裂了，以此才有诸子百家的兴起，他们都各自得到了“道”的一部分，这也是中国“道”的历史一大变化。[1]

儒家面对三代的“道”即诗书礼乐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的崩溃―“礼崩乐坏”的局面，儒家则主张，在继承礼乐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制，进而产生了儒教的一大突破―仁义的产生。

且儒教的创始人孔子的社会身份是“士”，并且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是游士的时代，士这一知识阶层，便承担起“道”的传承的责任。在士这一阶层刚从封建的思想、文化、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孔子便对于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笃信善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为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士而怀居，不足以士矣（《论语・宪问》）

这些说法都是在强调士的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为最后的一句。所以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灌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这是一种近乎的精神。[2]

对于后来的士能否做到这一点还很难说，毕竟，孔子为他们设置了这么一条很高的标准，可以说士是不断激励自己想着这条标准靠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并且，在“礼崩乐坏”这个废墟的基础上，孔子对礼乐重新加注新的活力，同时产生了仁义。

从比较文化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突破在希腊、以色列、印度的突破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国外的哲学的突破产生了两个世界即世间和超世间，使得在思想和政治上产生了不同理念。而中国的哲学的突破，不对超世间作彻底的探求，而是把“道”拉向人间，用道来安排指挥人间的社会文化秩序，而道的承担者―士，便从一开始就用道来面对世间的事物，这便使得“道”与“势”产生了矛盾。也就有了士与帝王的关系―师、友、臣的这几种关系。

从这点可以发挥出忠的观念。但是臣子对于帝王的忠也是有条件的。

《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是知识分子士的第一次群体自觉。社会越混乱，俞显示出道的重要，知识分子用道救世的觉悟也就越高。在“道”与“势”相作用影响的情况下，志于道的士俞是以道显，而道是内在的，在士身上显示我们只能通过士的思想感情、行为动作、人生理想才能看出来。

从行为上，则是士对于“名”的重视。

士志于道，道的实现只能凭借着士，但是不是所有的士都能以这个高层的理想目标奋斗的，毕竟士也有着他的社会属性，他也有跳不出社会属性的一方面。所以，怎样才能实现“道”，怎样才能使“道”显，这边是要求士要修身，即加强思想方面的修养。“道”不象国外的基督教那样，有教条，有传教士。中国的道是没有这种凭借的。所以士只能加强自身的修养，以身显道。注重名声的意味也在其中。道现在身，这个士的名声必定要显于世。

发展到汉晋时期，又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自觉发展时期。这时候，士对于名的追求更上了一层。

士对于名的追求，本来是两汉时期的选官制度催生出来的结果，名显才能出仕。但是对于名的追求，同时也显现出士的澄清天下之志。澄清天下之志，这也是对道的继承，想重新再崩坏的社会文化制度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吐故纳新。寓开来于既往。以入世，来实现道。

以上我们讨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的突破”，以及在“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间段里，孔子对于三代礼乐的继承，在此基础上赋予礼乐以新的活力。发挥出“仁义”，他对仁的解释为“克己复礼为仁”，并且提出仁是礼的内在，而礼是仁的外在。并且对于“道”与“势”的关系也做了说明，从这点上可以发挥出来忠的理念。以及对于志于道士，对于道在自身身上显示的修身思想。

知道了儒教的发展，我们便可以看到中国的儒家思想对于武士道精神的影响。

二、武士道精神对儒家“礼”思想的汲取

在儒家教义中“克己复礼为仁”那么仁，就是安己，安人。体现着一种人文关怀。使得礼从外而内双向发展。武士道之礼不仅仅是风度，更是对他人的情感和关怀的外在表现，武士道的礼给日本以深远影响，以至于日本成为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武士尊重礼仪，不只是封建社会阶层秩序的遵从，更是追求礼仪端正。 新渡户稻造认为： “礼的最高形式几乎近似于爱”我们或许可以虔诚地说，礼‘是长久承受，是仁慈; 礼不嫉妒，不自夸，不自负; 礼不自行非礼，不谋己私，不轻易发作，不思恶。’……礼被颂扬为是特别适合武士生涯的，并且他还被认为抬高得超过它应有的高度，这难免会出现借礼之名而行非礼之实。孔子曾反复教导。”虽然武士道之“礼”和儒家想中的“礼”有区别，但也有联系，武士道之“礼”从渊源上看也受了儒家思想的一定影响”。[3]

三、武士道精神对儒家“仁”思想的汲取

武士道的“仁”要求武士不能成为黩武主义的武夫，而要具有“宽容、爱心、同情、怜悯的美德”。武士道主张以仁为本，在日本，“狩野直喜认为作为孔子学说的根本思想的仁，乃是孔子之独创，……狩野直喜分析中日儒学史上种种对仁的解释，……他认为孔子的仁至少有以下四种意义： 第一，亲爱或慈爱。第二，肫恳至诚毫无虚饰。第三，救济。第四利他。仁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孔子的仁具有道德之上最上至极的意义。”[4]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仁，对于前文讲到的儒家的仁可谓是加以吸收改造。

四、武士道精神对儒家“忠”思想的汲取

在日本古代，武士对主君的“忠”是有条件的，由于主君对武士常常恩赐 ，又武士和主君之间的关系是世代相袭，因而，在主君和武士之间除了物质利益之外，常有一种“情”的因素在起作用，这种情又被武士看得高于一切，为此可以无条件效忠主君，对主君的忠诚观念凌驾于其他所有伦理之上，将无私献身作为武士的最高义务和最终行为，把原来对主君有条件的忠过渡到无条件的忠，后来，对武士的道德规范进一步发展到为主君献身，一种毫无理性的献身。[5]中国的士对于君主的忠也是带有一定的条件性，日本正是吸收改造了这点，从有条件的忠发展到无条件的忠。

五、武士道精神对儒家“名誉”思想的汲取

武士道的“名誉”意识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它要求武士为了名誉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坚忍的品行，武士要保持其荣誉，丧失了名誉的武士不得不进行切腹。同时名誉也是武士获得一切政治经济利益的一个基点。同样，在中国，一个知识分子的名声对于他的政治前途是很有关系的，政治前途有了，那么经济利益就会接踵而来。两汉有察举制，往后历代也有这种察举制的影子，像是制举。这些都是需要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名声。而日本的武士道视名声如此之中，不可以说没有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日本的武士道对于儒家思想的吸收改造，从开始的零零散散，到最后的系统化、完整化的武士道精神思想的形成。这其中儒家思想可谓是它改造吸收营养的一个母体。离开了儒家思想的支撑，它是不能完成这种思想的成熟的。

【注 释】

篇5

关键词：儒家思想 日本民族音乐 影响

一、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伦理分析

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伦理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在众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儒家文化传统是建筑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这也让儒家文化传统充分的蕴含了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而在音乐思想方面，更是如此。

总体来看，儒家提倡的伦理思想，中心点是以“仁”字为基础的，其实，“仁”字不仅仅体现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而且还从很大层面上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文化，儒家音乐思想方面，体现最突出的一个字仍然是“仁”字，在很大程度上强调音乐的美与伦理道德的“仁”相统一，所以说，谈到儒家音乐思想方面，“仁”是不得不提的。儒家思想在认同音乐，认同音乐的趣味性的同时，与“仁”是密不可分的。而从比较细小的方面来看，儒家音乐思想还充分贯穿着道德、礼仪、以及善与美的结合，而这些都与儒家在政治方面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

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也就是所谓的以“仁”为根本，在很多儒家音乐思想体现的都是“人本”思想，都以“人”为中心，体现的都是对人的重视，也正是这一点，使儒家音乐思想本很多的文人、雅士所称道，所尊崇和追逐。因为在很多文人、雅士的眼中，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所体现出来的本身就是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在儒家音乐文化里，人的主体性是完全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是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因此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文人、雅士的音乐作品的创作也充分融汇了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音乐作品也大都从“仁”出发，并最终的目的也是为可“仁”的思想而服务，这也造就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划分标准和依据，确立了“仁”为正统的音乐划分，与“仁”相差相对较远的音乐比如“正乐”、“靡靡之音”、“郑卫之音”等，因为这些音乐与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相驳，与“仁”的标准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它们在古典音乐中就成为了被批评的代名词，同时相比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这些音乐在伦理方面要处于比较低下的地位，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中德是重要的标准，比如此孔子是以他的道德标准作为音乐舞蹈的判断尺度，他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前提下，强调内容与形式、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对音乐本质的认识非常清楚地强调音乐审美与情感及道德相结合。

儒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人注重政治道德伦理的传统，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诗经》是西周乐官文化的产物。从艺术功用上看，《诗经》体现了以德为本、以礼为用的文化价值和鲜明的理性精神，“德”是乐官必备的素质，“乐德”是贵族音乐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诗经》依据塑造伦理人格、完善群体道德的理想，描写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风，赞美了等级社会宗子宗孙、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个体则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鲜有个性的表现。因此《诗经》堪称西周礼乐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艺术与文化的深层联系。因此就有“德为乐之本”、“德音之谓乐”之说。《诗经》雅、颂两部分作品大半都充斥着这类“德”的说教和“德音”的颂美之辞，与《国风》中的那些清新活泼的言情民歌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同时为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供了最丰富最现成的思想资料。由此可见，儒家的言必称《诗》、《书》，行必据《礼》、《乐》，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儒家礼乐文明中，乐体现出深厚的伦理化、道德化的色彩。

（二）儒家传统音乐文化强调礼乐一体

从根本上来说，礼乐一体，就是指礼仪和音乐是不分的，也就是说伦理和音乐是相互融会贯通的，用古语说就是“礼者为同，乐者为异。同者相亲，异则相敬”。具有儒家传统思想代表性的四书之一《中庸》就曾这样说“尊德性而道学问”，可见古代传统思想中，对伦理的重视程度是比较高的，并且，儒家这种传统思想对我国古代音乐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中国音乐教育历来就主张以“德为美”，在很多古代的音乐教育中，音乐都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由“礼”与音乐伴随在一起的，比如《周礼，春官宗伯》中就曾经提到：“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说的就是礼乐一体，并且在儒家传统思想中，对礼与乐的关系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说明的，比如孔子就曾经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名言，从这些名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儒家传统音乐观念中，“礼”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历来的儒家音乐既满足感官的愉悦，又以维护“礼”为核心。通过对“礼”的维护，其目的就是要使教育通过艺术表现出来，人的情感在正常发泄时又能受到教育，得到精神与道德的升华，教育也通过审美而获得体现。

（三）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体现了对“德”的尊崇

“德”是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中又一个重要的标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儒家“乐”的特点是以伦理道德为内容，在儒家思想看来，以德为本的“乐”才能从情感上感化人，才能提升人的“善”。同时，只有以“德”为主的“乐”才能在审美标准上以“善”为美，由“尽善尽美”到“德高而上，艺术而下”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伦理及道德，在儒家音乐思想中，“德”是儒家礼乐理论的核心，强调的是音乐对个人品德修养的正面引导功能和对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它集中体现了儒家音乐思想的本质。

孟子在《公孙丑上》曾经提出了对德的看法，他指出：“闻其乐而知其德”，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体现了对“德”的尊崇，他还认为“德生礼，礼生乐”，也就是说音乐好坏的根源在于“德”“性的高低，在他的思想中，从“德”到“礼”、“乐”，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而在这个自然生成的过程当中，“德”是根本因素，如果“德”优那么“乐”自然良，而“乐”是“德”的一种外在表象形式，这种表象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的高低。

从古代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的传授方式来看，分的相对比较细，但总体上还是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内容的，其中礼主要指的是“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乐的范围相对比较广泛，属于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其中主要包含了音乐、诗歌和舞蹈等科目。从作用上来看，儒家传统教育礼重点在于约束子弟们外表的行为，乐重点在于调和子弟们内在的感情，乐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在儒家的音乐伦理理论中，孔子建立起情感与伦理道德、个人与社会和谐的音乐思想，而这一思想地位的确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音乐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传统音乐文化思想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论语》中提到：“乐之教化在于道德”，可见在儒家传统音乐伦理思想中，还主要是以道德为根本的。

（四）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审美突出“善”和“美”

儒家思想在哲学方面提倡中庸之道，在音乐思想方面也受到哲学方面的影响，提倡中和，突出“善”和“美”，在儒家音乐思想方面，对“善”和“美”的理解分别为，“善”即完善，是指音乐内容的整体完整，体现的是协调和统一。“美”即完美，动听，是针对音乐的形式而言的，儒家思想在音乐方面之所以这样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认为音乐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音乐总体上是音乐本身和人情感的融合，“乐而不，哀而不伤”说的就是这种统一和协调性，避免因突出某一因素而抹杀另一因素的片面性，所以说，“善”和“美”的伦理无疑是符合音乐艺术内在规律的。

孔子在观听古乐舞《韶》后，对它的评价是“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并认为自身是经历了一次比较高的艺术享受，之所以有这种评价是因为《韶》乐是赞颂舜帝德治的内容，符合了孔子的政治主张，顺和了儒家思想的要求，而他在观听古典乐舞《武》后，评价却是：“尽美矣，未尽善也！”，这是因为《武》这部反映武王灭商兴周事迹的乐舞，这部乐舞虽欣赏起来很美，但过多表现征伐的武力行为，未能完全做到仁爱，所以不符合儒家“仁”的思想主张，因此，孔子对它的评价是“未尽善也”，从这些方面可见儒家在音乐思想方面的审美，是“善”和“美”的结合，并认为应乐应合乎礼的规范。

孔子的“尽善尽美”的主张是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音乐艺术特征的认识和审美评价的一次飞跃，

（五）儒家音乐思想在伦理上提倡“中和”

从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上来看，儒家思想的“中庸”被充分反映在音乐思想上，儒家音乐思想中的“和”是以“礼乐”思想为基础的“和”。《乐记》中有关“和”的论述也正体现了儒家“礼乐”思想的审美思想所在。比如该书中记载的：“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乐者，天论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观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以及“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等，这些评论里所说的“和”，从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的角度来分析。在对音乐声律形式的审美思想不断追求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将音乐与伦理、人生的相关经历紧密相联，从礼乐的审美功能中去寻找“和”的内涵及意义，而在一般意义上，音乐在内容上由于受到“德”的限制和约束，表现出来的形式就必然为平和、也就是所谓的以“中和”为美。“中和”是儒家音乐的本质精神，也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礼记·乐记》也使用了“中和”之论：“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这里是从礼乐文化的角度及意义上论“中和”的。《中庸》谈“中和”与《乐记》所说的“中和”，虽角度不同，但其意义都是中正和谐之意，儒家提出的“中和”是音乐的本质特征，如《乐论》所说的“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这里的“中和”音乐观，《乐论》用一句话概括了：“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书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其实在这里，涉及到了音乐创作的形式以及应该遵守的规律等问题。首先，在音乐创作中，先要有这样一个中声之乐作为基础。在音乐理论中或确定宫音，或确定商音，然后根据调式调性规律产生其他音，但强调的是必须以这一“中声”为基础进行创作，内容与形式要和谐悦耳。这就是“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书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的“和乐”内涵所在。

二、儒家伦理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的影响

从整体上来看，儒家伦理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我国在很早以前就同日本进行了交往，并且进行了音乐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从隋唐时期开始，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日本派遣遣唐使和引进唐朝音乐的同时，还学习中国礼乐制度，仿照唐朝的音乐管理制度，设立了礼数与宫廷的管理乐人活动的音乐机构，礼乐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深刻影响到日本民族音乐的实践，雅乐、能乐以及器乐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分为音乐的内容形式和音乐理论思想两部分。

（一）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

我国传入日本的音乐内容，主要包含了唐乐、伎乐和散乐这三种。所谓的唐乐，主要兴盛于唐朝，一般来说是唐代宴会时使用的音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燕乐或俗乐，唐乐讲究的是风雅和时尚，提倡的是“善”、“美结合”，蕴涵了比较丰富的儒家音乐思想，唐乐流传到日本以后，因为它本身所具备的特性，很快被日本继承和发展，并被改造为日本的雅乐。从唐乐内容上来看，我国唐燕乐曲调传到日本的数量最多，共计有百首以上，并且这些乐曲调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比如直到今天日本仍然还保存着几十首我国唐代燕乐的古乐谱，并且有些曲目现在仍在日本的舞台上演奏，一些日本的民谣，如筑前的黑田节（黑田调）据说就是唐乐《越天乐》的曲调配上日语歌词而形成的一种民谣。

伎乐是传入日本的另外一种音乐，伎乐是一种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伎乐是我国乐舞的一种形式，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入日本后或称伎乐舞。随着传播的不断深入，伎乐在日本被逐渐的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也有很多，比如：《狮子舞》、《吴公》、《金刚》、《迦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等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被称为十伎乐。

散乐就是我国的百戏和杂戏，它是由周代的民间乐舞发展而成的一种曲艺形式、他的内容主要是杂耍和音乐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节目，相比唐乐和伎乐，散乐比较大众化，它所体现的是儒家音乐思想中的乐。

唐代年间与唐乐一起传入日本，日本对散乐非常重视，朝廷指定散乐户，以演奏散乐为世业，受国家的保护和奖励。散乐与伎乐随着雅乐的兴盛开始从宫廷流入民间，后来与日本原有的滑稽伎结合，形成了日本特有的乐剧，即能乐。

以上三种音乐是我国传入日本的三种形式，除了这三种音乐，我国的许多民间歌曲也随着日本留学生的归国传入日本并对日本的民间音调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音乐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受到了儒家音乐思想理论的影响，比如在音乐内容上都以“仁”为根本的出发点，以“德”为中心，讲究礼乐的统一，善与美的融合。

传入日本的音乐和内容，不仅仅有音乐方面的，同样，传入日本的乐器及曲谱也对日本形成很大的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应该算筝和琴，十三弦的筝是在唐代传入日本的，一并流传过去的还有民间的许多筝独奏曲，多数传向日本的九州。据日本的《琴曲抄》的序言中记载，筝由日本的一位女官，在彦山跟唐人学得筝曲后于公元八八七年将这些筝曲传给了当时的宇多天皇。筝及筝曲传入日本后，发展成了日本人民群众十分喜爱的一种民族音乐形式，不少现代的日本民族音乐作品都是为筝而作。

我国七弦琴在隋唐时代传入日本，在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至今珍藏着唐代传入的七弦古琴，同时，在日本很早就流传了我国的著名琴曲《易水》、《幽兰》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末隋初的丘公明撰编的《碣石调幽兰》在唐代传入日本以后，至今仍完好地被收藏在日本京都西贺茂的神光院里，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谱（在我国已失传）。琴和琴谱流传到日本以后，同样被日本人民欣然接受，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琴乐。

另外，公元八三五年日本的腾原贞敏留学到我国后，在扬州跟随当地琵琶名师廉十郎进修琵琶，深得廉十郎的喜爱，后廉十郎把自己的爱女嫁给他，另外相赠琵琶谱本数十卷，公元八三九年，腾原贞敏回国时带回这些曲谱及临别受廉十郎相赠的琵琶两面（玄象、青山），据日本伊庭孝的《日本音乐史》记载，腾原贞敏从唐带到日本的琵琶乐谱包括《流泉》、《啄木》、《杨贞藻》等琵琶秘曲。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盛唐时期十分重要的一样乐器一一尺八，也于隋唐年间传八日本，据记载，在日本的天武天皇时代，邀请到日本去传授中国音乐文化的唐乐师中，就包括了专门的尺八师，他们为日本的宫廷培养了两名尺八生，后尺八在日本日渐发展并传入民间，成为具有日本独特风格的代表性民族乐器。

公元七三二年。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归国时，从我国带回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乐书要录》是我国一部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这部著作十卷本在日本完好地保存了四百多年，后来才渐渐残缺，现在日本仍保存有其中的五、六、七卷：另外一位日本派来我国留学的名叫永忠的僧侣在我国学习经论以及音律，归国时带回律吕旋宫图、日月图各两卷、以及律管十二只。随着这些音乐理论著作的大量传入，我国的音乐理论和音乐思想也传入了日本。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家音乐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各种音乐器械的传播对日本的影响，音乐器械是承载儒家音乐思想的重要载体，它的传播使得日本的乐器范围进一步拓宽，这在很大层面上为儒家音乐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也为日本民族音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会，第二个方面是各种音乐书籍、乐谱的传播对日本的影响，各种音乐书籍、乐谱是儒家音乐思想表现的重要手段和方法，通过对各种音乐书籍、乐谱的演奏才能具体的体现儒家音乐思想的主旨，因此，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是儒家音乐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影响的重要内容。

（二）对日本民族音乐理论思想的影响

日本在接触并吸收我国儒家思想后，对它自身的音乐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这期间经历了飞鸟时代、奈良时代以及平安时代初期。飞鸟时代：在已有的音乐文化基础上。日本为了弘扬佛法，对中国江南的“吴乐”和朝鲜“三韩乐”极为重视，而作为日本宫廷仪典和培养音乐歌舞人才的机构“雅乐寮”也有专门演奏和传授唐乐和吴乐。奈良时期：由于热衷吸取唐朝文化，日本的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全社会兴起在各方面崇尚唐文化的风气，中国儒家思想中重视利用音乐引导良好风气的音乐思想对日本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儒家音乐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日本本国的音乐，儒家音乐理论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

日本“雅乐”吸取了唐朝的宫廷音乐和民间散乐。在派遣的赴唐使节、留学生、学问僧中，吉备真备是代表人物。平安时代：此时期是日本对外来音乐的研究、消化以及日本化改造的时期，杰出人物仁明天皇的筹划与创造在当中起到了历史性的转折作用，首先他对“雅乐”乐器进行精简，其次校订了左方乐和右方乐之别，第三推动了“雅乐”的创作和演奏，此时期出现了不少作曲家和演奏家。在平安时代，日本作曲家们重新回归到日本民族音乐本身的传统，根据唐朝雅乐等形式创作了日本风格的“雅乐”，此类作品成为平安时代初期音乐文化的重要特点，其中有三、四部一直流传至今。在演奏家方面，藤原贞敏是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人物，他在琵琶演奏上有极高造诣。在在飞乌时代和奈良时代日本大量吸取外国音乐文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唐朝音乐文化，到了平安时代初期，日本对待外来音乐文化进行融化、吸收、改造，即外来音乐趋向日本化，同时并发挥独立的创造性，形成以平安朝宫廷为中心的古代音乐文化的成熟时期。

篇6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在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本文从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入手，结合日本企业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分析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影响

企业文化也被称为企业精神，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及其成员在长期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而文化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都包含在其中，他具体体现了企业的凝聚力，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成功企业的体现.文化是与民族分不开的，在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中，日本企业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也就代表了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特点.而追根溯源，日本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

1儒家思想的传入及发展

公元5世纪左右，儒家思想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是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他们不仅带来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还曾为当时的皇太子讲授儒家学说.平安时代末期，圣德太子高度重视儒学，编制了许多以儒学为基础的典籍，如“冠位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等，基本上所用词汇和资料，都来自儒家典籍.7世纪开始，中日两国互派使者，打开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来自中国的使者、留学生和僧人大量涌入日本.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革新”，其指导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他们的制度建立都是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确立了以儒学为基调的律令政治，使日本社会全面发展，儒家思想也由初期传入进入到实际应用的阶段.13世纪，日本开始流行起宋学，以“明经训诂”为主的旧儒学逐渐的被以“义理”为主的新儒学取代，“新儒学”成为日本儒家思想的主流学说.德川幕府建立后，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被逐渐建立起来，而最适应这种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名分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由此形成.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代替了老旧的儒家思想，但日本文化依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明治维新以前，“四书五经”基本上是日本学校的必交课程，日本知识界甚至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和掌握情况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而且，日本社会也把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之道都吸收进来，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在当今日本社会仍然保持着.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是相伴相随的，儒家思想更是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日本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蔓延开来，其中就包括日本的企业文化.

2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2.1“以人为本”———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人”都被经营者作为企业的中心，因此“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逐渐形成了.日本著名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就把员工看作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认为“企业即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他自己的经营哲学就是：“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他还曾经说过：“松下先塑造人，后生产电器.”而有“国际经营者”之称的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说得更加直接明了：“使企业得到成功的，既不是什么理论，更不是什么计划，而是人!”索尼公司的口号则是“要让管理工作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管理工作”.这些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都体现出了“以人为本”.另外，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只要员工没有过错，就可以在公司里从入职一直工作到退休，而且薪酬和地位也会随着工龄的增加而得到提高.同时，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和对在职员工的再教育，企业会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让员工在公司内部或者外部、甚至去国外进行研修，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和业务能力，从而使其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以人为本，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善于发挥和调动他人的积极性巧妙结合，这也是日本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奥秘.“以人为本”还有一个体现，那就是日本式的经营方法，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家族式经营方法.日本人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每个员工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都应该与自己的“家庭”荣辱与共.公司的社交性活动计划通常都排得满满的，表面上说自由参加，实际上是全员参加.公司还会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给全体员工提供福利：从家属补贴、交通费、职务补贴一直到公司住宅、宿舍、住房贷款、借贷的延期偿还、存款、健康保险等，无所不包.毫无疑问，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下，大多数日本企业的员工都会因此认为，公司的经济稳定就等于自身的稳定，公司的经济发展就等于自身的发展，所以才会愿意为公司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公司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

2.2“以和为贵”———日本企业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把“以和为贵”作为最高的社会价值原则，日本文化将他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仅把“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吸收进来，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将他作为基本准则，并且把它引入到企业文化中去.例如，松下公司的“和亲”、丰田汽车公司的“温情友爱”、三菱电机公司的“养和精神”等，这些都反映了“以和为贵”的思想“.和能生财”这一观点尤其在现代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大行其道.在企业内部“,以和为贵”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人和”被广泛运用于员工与员工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即企业内部的团结.日本企业称为“株式会社”，他的意思就是说企业如同一个大家庭，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有责任、有义务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团结，从而来避免产生家庭内部矛盾.“以和为贵”在日本企业内部被相当重视，从而使企业员工内部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强烈的集团主义意识.松下幸之助认为，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法则，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上，如果编组恰当，一加一的答案可能远远大于二.可如果搭配不合适，一加一很有可能等于零,甚至有可能都会出现负数.所以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关系，是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和调整的一部分，即使发现并解决员工之间的矛盾，从而建立起和谐、融洽、团结的良好关系.最重要的是，“以和为贵”还能改善劳资关系，弱化雇佣与被雇佣意识，使整个企业呈现一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景象，为企业以致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2.3“礼治、德治”———日本企业管理的圣经礼治和德治思想是孔子治国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上，行政和刑罚只能使人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坏事，却不会使人有知耻之心，自觉不去做坏事，而用“礼治”来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德治”来教化人们，却能起到行政和刑罚起不到的作用.日本的企业经营者把“礼治”和“德治”思想引入到企业管理中来，管理员工时更多的以用“礼”和“德”来教化、管理员工，尽量不采用严格的管束和处罚的手段，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尽职尽责的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因此，在招聘员工时，非常注重对员工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入职以后还要对其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教育，在日后的晋升和提拔时，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就是道德素养.另外，在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中，特别强调统治者的身教，即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日本的企业经营者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各方面都要做员工的表率.而且在与员工交流时非常注意措辞，尽量避免给人留下高高在上的印象.例如著名的东芝公司董事长土光敏夫就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他最崇尚的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主张言教不如身教.他经常深入员工之中，与员工谈心、聊天，认真倾听员工的声音，有时甚至会与员工一起举杯畅饮，把酒言欢，充满了人情味.这种情感上的交流深深打动员工，使员工都乐意为公司效劳，极大调动了员工们的积极性.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论语》，更是日本企业经营者的行动指南和商务圣经，在我国亦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日本许多有名的企业家，如涩泽荣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等，都把《论语》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南.尤其是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也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并在自己的著作《论语与算盘》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当然，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批判性地继承，并将有利于本企业发展的部分发扬光大.在日本经济界与学术界共同构筑的“日本式经营”学说中，许多因素都具有儒家思想的特征，并特别强调儒家思想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日本企业文化时，一定要先认真研读我国的儒家经典，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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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智鑫.试论日本企业文化的儒学情结[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1（8）.

〔3〕刘乃成.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与启示[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02):77-80.

〔4〕官文娜.日本企业的信誉、员工忠诚与企业理念探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140-149.

〔5〕安萍.大连中日企业文化比较[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47-49.

篇7

【关键词】日本；伦理体系；忠；孝

《菊与刀》为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不朽之作。“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作者以此命名，并非从此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称为“耻感文化”以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如同众多读者，本文作者对于该书第六章“报恩于万一”论及的“忠”、“孝”思想颇感兴趣，由此联想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忠、孝”，并加以比较研究。

一、日本忠孝思想的渊源

简单地讲，日本的“忠、孝”思想根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日本文化的发展在明治维新前就与中国紧相关联。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最早可追溯至前4世纪，但见于史书记载的是《日本书纪》：公元285年，儒教传入日本。“百济使阿直歧来贡良马，帝即命之养焉。阿直歧能通经传，皇太子师之。”后来王仁渡海至日本，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于是皇太子学焉”。日本“大化改新”前，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从中国引入了儒家思想。圣德太子亲拟的《宪法》十七条，即是以儒家思想和用语为骨干的，采用了大量四书五经中的典故、成语和资料。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律令》规定把儒学作为重要课程，在全国讲授，以《周易》、《尚书》、《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为教本，将《论语》、《孝经》定为必修课。公元137年开始祀孔，行释奠之礼。到奈良时代，儒家思想普及到日本各个阶层。公元757年孝廉皇子诏，令全国每家都要有一本《孝经》，百姓中如果有“孝子”、“贞妇”，地方官吏要随时奏闻以便表彰。国家考选官吏，试题几乎都是儒学、汉学内容。从镰仓幕府到江户时期，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尤其是江户时期，儒学在日本达到鼎盛。日本的儒学学说，以中国的儒家思想为“蓝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标，因而受到日本统治者的重视，并作为统治与管理国家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对日本的伦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形成日本的文化传统、道德习俗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日本伦理的重要理论基础。

二、“忠”和“孝”在日本伦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述，日本的伦理体系是围绕“恩情”来建构的。日本人“总自认是历史的负恩人”，他们“承认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日本人强烈的责任感也正是根源于这种报恩感。在日本文字中“恩”的含义极其广泛，几乎包括了一个人所负的债务和恩情，例如，“义务”、“忠诚”，“关切”、“爱”等。恩主是多层次的，上至“他那个生活圈的最高上级”，这个人物随着时代而变化，曾经是各地的地头、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侧是天皇。“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日本人把恩分成若干类，依其地位可列为：皇恩――亲恩――主恩――师恩――一生中与各种人接触时所接受的恩。对恩的报答构成不同道德体系：义务和情义。依次为忠（对天皇、法律、国家的义务）――孝（对双亲、祖先的的义务）――任务（对自己工作的义务）――对社会的情义（即对主君、近亲、他人、非近亲的义务）――对自己名声的情面。在日本的伦理体系中，“忠”、“孝”处于最高位。两者都具强制性，是任何人生而具有的。这种强制性来自传统，在日本，忠、孝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与中国大不相同，在中国忠、孝之上还有更高层次的道德，即仁。父母，君王都应该具有“仁”。日本在接受儒家文化的同时，采取了防御性的民族主义立场。公元7世纪初，日本圣德太子着手引进中国的行政和司法制度。但也意识到，中国那套制度所依据的儒家哲学有与他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相矛盾的地方。因此，儒家“仁”的思想，就不能高于一切，如果统治者不仁，人民就可以起来反对并他。天子能否永据皇位，官吏能否永居其职，均取决于他们是否施仁政。因此，圣德太子认为，除非修改这个对中国来说是有效的政治实践，否则，就不能在未来的改革中保护皇族。圣德太子划清了中国人的思想原则和他的实践能力之间的区别界限，小心翼翼地验证他们的精神是否适合于日本。如果发现中国儒家哲学中的某些成分不适合或不称心，那就完全抛弃或大加修改。虽然圣德太子热衷于把日本人民的教育水平提高到中国水准，但他并不想接受中国的一切。他只想把中国有价值的东西嫁接到日本的民族精神上。圣德太子宣布，在日本，除天皇外无人可以统治全国，在天皇面前人人平等。天皇成了“人格中的神”，这在日本民族每次面临危机的时候，都起到了鼓舞和镇静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忠、孝”在日本伦理体系中的至尊位置得以确立。

三、“忠”的内涵及对日本社会的意义

如前所述，日本人的“忠”是对皇恩的报答。日本的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使之与人间喧嚣的现实生活完全隔离，“天皇是远离一切世俗杂虑的圣父。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它必须成为一种对幻想出来的、一尘不染的‘至善之父’的虔诚仰慕。”在日本天皇是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但从未作为实际统治者发挥作用，“为天皇尽忠”成为日本精神的支柱，支控着人们的行为。在封建时代，日本人的“忠”是对世俗首领将军、主君的义务。明治维新的先驱及其领导者为了实现日本精神的统一，高呼“忠于天皇”的口号，向幕府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得以把“忠”的对象从将移到象征性的天皇。“忠”的对象之所以能够顺利转移到“天皇”一方面有民间传说的作用，即皇室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只有一个皇室，万世一系，继承皇位。既然“忠”应当献给等级制度的最高者，那就只能献给天皇。正是这一原因使得日本的“忠”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忠”相差甚大。在中国，皇帝是天子，是最高统治者。他拥有无限的权力和极强的权威性。他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他的话语更是不可忤逆的“金口玉言”。然而中国的封建时代却是一部经常改朝换代的历史，一治一替出现。“皇位轮流坐，今年到我家”这句民谚十分形象地道出了臣民心中潜在的取代意识。“臣忠”不过是种情性的服从，当“”时一切“忠”便都成了泡影。所以中国的“忠”是一种以“仁”为前提的，相对动态的“忠”，故有“大丈夫当事明主”，“良禽择木而栖”之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忠是无条件的，自觉的奉献，是一种信仰。中国人的“忠”是对统治者正直行为的回应。

四、日本的孝道

日本的“孝”是仅次于“忠”的重要德目。孝道在日本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只有在与对天皇的义务相冲突时可以废除孝道，此外，无论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破坏自己的幸福，都不能不奉行孝道。日本的孝道比中国的孝道更加绝对化，其内涵也更为广泛。在中国孝的本义为“善事父母”。孔子认为“孝”产生于子女对父母之爱的回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孔子及儒家所倡导的“孝”的根本标准。“生事之以礼”，既要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还应当对父母的过失进行恰当的规谏，但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勉强父母接受自己的意见。“生事之以礼”，不但强调孝子奉养父母的外部行为，尤其强调孝子爱敬父母的内心状态和真情实感；不但强调孝子对父母的服从，而且强调孝子对父母进行一定程度的诤谏。这种“孝”是基于爱心、敬意而又有一定原则的行为，是一种具有高度情感和理性精神的自觉行为。“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不但强调孝子对已经去世的父母的安葬祭祀要合乎礼仪的规定，更强调居丧祭祀期间的情感态度必须哀戚和恭敬。这种哀戚和恭敬同“生事之以礼”一样，亦来自对父母的爱心和敬意，是发自内心的诚挚的自觉行为。

五、小结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日本“忠、孝”的诠释，是建立在“恩”的基础之上，结合日本的历史，和对东西文化的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其凭借的是间接资料，可以想象对“忠、孝”的述评并不全面，也不深刻，但能让读者初步了解日本的“忠、”和“孝”。

事实上，日本的“忠、”和“孝”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关系甚密，日本在文化移植的过程中加以变通，形成其独有的“忠、孝”理念，但历史是发展的，随着日本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民主思想的影响，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愈加鲜明。今天的日本人虽然保留这种伦理精神，但其内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嬗变。所以对于日本“忠、孝”思想有必要深入日本民众，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以洞悉其全貌。

参考文献：

[1] Ruth Benedict.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M]商务印书馆，2005.

[2] 王家骅 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M]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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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晖. 中日近代化进程中的儒家思想的比较[J]. 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1）.

作者简介：

篇8

[关键词]固原；史姓家族；粟特人；多元信仰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7）14-0023-04

一、史姓粟特家族墓概况

1982～1995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清理了固原南郊乡6座史姓家族墓葬，其中，大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史射勿墓是唯一一座隋代墓葬。其馀5座均为唐代墓葬，由东向西分别为：唐平凉郡都尉史索岩与夫人安娘合葬墓，唐司驭寺右十七监史铁棒墓，唐游击将军虢州刺史直中书省史诃耽夫妇墓，大唐故左亲卫史道洛夫妇墓，以及唐给事郎兰池正监史道德墓①（图1）。

在史姓家族墓中均有墓志出土，墓志内容直观或间接记载了墓主人是迁徙至隋唐地域范围内的中亚粟特后裔，即古籍所载“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国。罗丰先生根据墓志对6座史姓墓葬进行谱系排序，证明6座史姓墓是分属于两个史姓家族。虽然分属于两支史姓家族，但却同葬于一处墓地，族源认同性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②

这六座史姓家族墓墓葬形制均为长斜坡墓道， 单室墓与多天井结合，天井数量2～7个不等，单墓室分为砖室和土洞两类。由封土、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墓室等部分组成。虽多数墓葬都遭盗掘， 但仍保留了一些反映墓主人的文物。史姓家族墓中不同宗教文物的出现，反映了史姓家族内多元信仰存在。

二、史姓家族多元信仰的分析

（一）史索岩一系家族

在已发掘的6座史姓墓葬中，史索岩一系家族墓共有2座，为史索岩夫妇墓与史道德墓。尽管史索岩与史道德为叔侄关系，但是两者的信仰截然不同。

1.佛教因素

在史索岩夫妇墓中有许多反映墓主信仰佛教的文物存在。

（1）棺床。在墓室的西侧有一长方形棺床（图2），长2.6米、宽1.26米、高0.53米，一面紧靠西侧壁，三面用砖砌成，已被盗墓者所毁。棺床呈须弥座，上平砌三层砖，然后束腰，中有两壶门，其下亦平铺一层砖。③

“须弥”二字最早出现在佛经之中，随着佛教的传播，须弥座作为佛像的基座传入中国后，逐步被接受并广泛运用到宫殿、坛庙、陵墓、寺观、石窟、塔幢、家具、古玩座等各类建筑。因其比一般的台基等级高，因此成为重要建筑的台基。在史索岩夫妇墓葬中出现须弥座棺床，无疑是遵从了墓葬主人的信仰意愿。

（2）石幢。 青石质。通体呈八棱形，下残。顶上有一榫，榫呈四方形，稍残缺。八面有纹饰，为缠枝卷云纹。通{70厘米、直径30厘米、每面宽11厘米、榫高10厘米、榫径为15×17厘米④（图3）。

石幢是石刻中的一种，自唐初始起立幢用石，历经辽、宋、金、元，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这种石刻的流行，与佛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杨晓春先生不认同史索岩夫妇墓出土石幢的定名，认为该器物应定名为“石灯台”，并以陕西蒲城开元十二年（724）睿宗桥陵陪葬墓惠庄太子墓出土的石灯台为例。⑤但也指明石灯台常用于寺院和墓葬。

总之，无论史索岩夫妇墓中出土的石刻为“石幢”或是“石灯台”，其最初设立的本意与佛教息息相关。

（3）墓志。史索岩及其妻安娘各有一方墓志，均为青石|。史索岩墓志置放在墓门处，志盖被盗墓者掀起另置一边，墓志上有一层很薄的黑褐色木灰，约有3毫米厚。其妻墓志则被安置在墓道中，志盖与志石合放在一起，基本上没有移动，中间夹有一层褐色灰状物，可能是丝绢之类的灰烬，志石上涂有一层墨。⑥

在史索岩墓志中有言：“唐故平凉郡都尉骠骑将军史公墓志并序……长子法僧、次子德僧，爰及德威、神义等……”在安娘墓志里也有提到：“夫人讳娘，字白，岐州岐阳人，安息王之苗裔也……子法僧、德僧、德威等……”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对中国人的生命观和生活态度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潜在地表现在人们为人处世的心态里，也有直接表现在个人的社会符号名字当中，但更多的是代表一种观念、一种信仰。⑦从史索岩夫妇的墓志中可以得知其四子之名，分别为“法僧”“德僧”“德威”“神义”，这就直观地反映了史索岩和安娘对佛教及其观念的信仰。

除上述列举的以外，史索岩夫妇墓还有一些佛教因素的装饰，如壁画以及石门等处大量绘制了忍冬缠枝纹样，史索岩夫妇对佛教的信仰在其墓葬中得以体现。史索岩夫妇墓中出土了与佛教相关的文物，从而可知史索岩夫妇的。

2.祆教因素

与史索岩为叔侄关系的史道德，在他的墓中却出土了与祆教相关的文物，如金覆面等。

史道德墓出土的金覆面共有11件，因出土时覆面上缀连的丝织品已经腐朽，再加上人头骨被盗墓者抛弃置墓门附近，所以覆面在头骨上的位置已经有错位。罗丰先生对其复原主要根据各部位的功用，并结合出土大致部位来进行。⑧出土的金覆面护额饰1件，护眉饰2件，护眼饰2件，护鼻饰1件，护唇饰2件，护颌饰1件，护耳饰2件。其中额饰为半月托一圆球的形状（图4）。

对于史道德墓金覆面上的额饰，当与史道德崇拜日月有关。日月图像亦可从粟特考古发掘以及石窟雕塑中得到证实。位于撒马尔罕以东60公里塔吉克斯坦境内有品治肯特城，应为粟特米国都城，中国文献中称为钵息德城。⑨品治肯特出土壁画较多，是震惊20世纪的考古发现之一。前苏联考古学家在发掘品治肯特古城时，曾特别注意到“粟特拜火教的特点是它保留了当地古代祭祀部分（包括祭祀祖先和天体――太阳和月亮）”。⑩中亚人崇拜太阳、月亮的习俗也被带到坟墓之中。在中亚托克―卡拉地区出土了一具纳骨瓮。11纳骨瓮是粟特祆教独有的葬具，其上绘有哀悼死者的场面，而在画面中门的上部两片卷叶形中央便绘有半月托太阳的图案（图5），半月朝上，太阳以圆圈中间加点表示。这一图案与史道德墓金覆面上的额饰极为相似。

除此之外，在一些具有粟特风格的墓葬中，也有带日月装饰的头冠形象存在。西安发掘的安伽墓，12在其石棺围屏雕刻的图案中，建筑的正脊上有日月合抱的装饰（图6）。山西太原发掘的隋代虞弘墓，13在其石棺床上的图案中也刻有这种中亚因素的装饰，骑马人物的冠上为日月合抱装饰，两身吹角武士的头上装饰有一仰月。

通过上述列举可推断，日月合抱的装饰在粟特人的日常装饰中运用比较广泛。《旧唐书・西域传》载：“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祆者，皆诣波斯受法焉。”14此外，陈垣先生在讨论祆教时提到：“银白光又白日月星辰，中国人以为其拜天，故名之曰火祆”，“惟火祆教鬼清净光明，故祠日月星辰及火”。15由上述可知，史道德墓出土带有日月合抱图案的金覆面，可推断其为祆教教徒。

在史索岩一系家族内史索岩和史道德为叔侄关系，但是两人的墓葬中所包含的元素大不相同，史索岩墓中出土了与佛教相关的文物，而史道德墓中出土的金覆面与祆教相关。所以在史索岩一系家族内有着不同的信仰。

（二）史射勿一系家族

史射勿一系家族共出土了4座墓葬，分别为史射勿、史诃耽夫妇墓、史道洛夫妇墓以及史铁棒墓。

史射勿一系家族中4座墓葬为祖孙三代，以史射勿最长，为祖辈，史诃耽、史道洛为兄弟，属于父辈，均为史射勿子。史铁棒为史射勿子史大兴之子，属于孙辈，史诃耽、史道洛为史铁棒叔伯。从他们墓中出土的文物来看，除了有明显的祆教因素存在之外，还包含有儒家思想因素。

1.祆教因素

祆教是粟特人的主要信仰宗教，在固原史姓粟特家族墓里就有很好的证明，除了史索岩一系家族墓中有关于祆教的文物出土，在史射勿一系家族墓中也有祆教因素的文物存在。

史射勿墓出土萨珊卑路斯银币1枚，直径2.7厘米，重3.3克。银币正面为联珠纹边框，中间为萨珊王肖像。罗丰先生从肖像及饰物推断，其为萨珊朝卑路斯Ⅲ式银币。背面亦有连珠纹边框，中央为祆教祭坛。祭坛下部为两级方座，上有圆柱，柱系带。坛上燃有呈三角形的火焰。两侧为五星和新月，新月在左，五星在右，在已发现的萨珊银币中属少见。坛左右有两祭司拱手而立。在萨珊王朝时期，视祆教为国教，在萨珊王朝统治者所铸银币上，都铸有祆教祭坛，可见祆教地位之尊。此银币极富祆教特色（图7）。

2.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也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作为入华粟特人，在史射勿一系家族中史铁棒的墓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其信仰的影响。

史铁棒的墓志置放于正对墓门处，志盖错位，志石涂墨。在墓志中有载：“大唐故司驭寺右十七监史君墓志铭并序，……胄子孝忠、孝义等茹荼饮恨，泣血疚怀。感霜露以坠心，攀枫树其何及。恭惟令德，方传不朽……”由墓志可知，史铁棒为其子取名为“孝忠”“孝义”。传统“忠孝观”主要源于儒家学派，“忠”指的是忠于君主，强调君权；孝指尊亲，主要是以父为尊，强调父权，所以儒家中的忠、孝观念本质上是“君父同一、家国同构”。史铁棒用“孝忠”“孝义”为其子命名，反映了儒家思想对其影响。

根据史射勿一系家族墓中出土的文物，不难发现，在其家族内也存在多元的信仰，除了粟特人主流的祆教信仰外，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对粟特人的信仰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史姓粟特家族信仰多元化的原因

（一）迁徙入华传播祆教

祆教是粟特人主要的信仰宗教，在阿赫美尼德王朝时，粟特人已经接受了祆教。16中国出现祆教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祆教伴随着粟特人入华而传播。

在史射勿墓志中有载：“大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故史府君之墓志铭……曾祖妙尼，祖波波匿，并仕本国，俱为萨宝……”对于“萨宝”一词，陈垣先生认为是祆教的宗教职位，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是官职。但在史射勿的墓志中表明其祖为本国（史国）萨宝，粟特商队政教合一，其商队首领同时也是商队的祆教教长，故此，史射勿一系家族的祖先在来华经商的过程中，仍肩负着传播祆教的使命，其家族中部分人保留粟特人传统实属正常。

（二）统治者推崇佛教

根据6座史姓家族墓中出土的墓志铭可知，无论是史射勿一系还是史索岩一系，均在朝廷为官。纵观唐代的统治者，从高祖的沙汰佛道二教，到太宗的“先道后佛”，再到武则天的“举佛抑道”、玄宗的崇信密教，一直到随后的武宗灭佛，唐朝对待佛教的政策态度，虽然是在不同的形势下，依据其政治、经济、军事等的需要，而有或抑或扬的变化。总体而言，把巩固统治政权作为目的，将佛教作为除儒家思想之外的重要辅助工具，是唐代统治者对待佛教的总体政策。对于统治者的宗教推崇，在方面，史姓家族作为统治者政策的执行者，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

（三）接受儒家文化而汉化

儒家思想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有着不可忽的作用，作为汉文化传统，历来作为统治者的政治根基，其有利于统治阶级更好地进行思想统治，对上要求统治阶级注重自己的修养，重民施德，体察民情；对下确立伦理纲常，要求臣民尽忠尽孝。

粟特人作为外来的少数民族，因经商而离土迁徙入华定居，为了更好地适应，他们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入华粟特人与本土的联系越来越少，所以汉化的步伐也就越来越快。除了在史铁棒墓志中反映为其子取名“孝忠”“孝义”外，儒家思想的影响还体现在所有史姓粟特家族墓中，他们摒弃了粟特人传统的纳骨瓮，选择墓穴的形式进行埋葬，这可以说是基于儒家所宣扬的“入土为安”的传统丧葬观念带来的改变。

四、结语

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经济贸易异常繁盛，不少粟特人往来其间，活跃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地区，传播着东西方的物质文明。在宁夏固原南郊乡发掘的6座粟特人墓葬，出土了反映史索岩一系家族和史射勿一系家族中不同信仰的文物。无论是信仰祆教、佛教还是中原的儒家思想，或出于何种原因存在的不同信仰，都是唐代文明中的一部分。唐朝是在秦汉之后出现的稳固统一、国力强盛的封建王朝，唐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稳步发展，科学与文化繁荣昌盛，使得唐代的物质精神文明明显提高，不仅如此，多元民族融促使了多元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唐代社会中出现的开放风气，其不仅范围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影响深远，这是其他朝代所不可的。而史姓粟特家族墓中这些多元的存在，反映出了唐朝多元并包、开放兼容的社会状况。

当然，史姓粟特家族存在的这些多元是依托于唐代统治者开明、包容的政策，使得他们所信仰的宗教都能在唐代社会得到了发展的空间。但总体来看，随着他们来华时间的加长，特别是中唐以后社会大动荡与大变革，异域色彩在逐渐减弱，汉化程度逐渐加深。固原史姓粟特家族墓葬中所反映出两支史姓家族不同的信仰，亦是唐代社会的一个缩影。

[注 释]

①马建军：《固原北朝、隋唐墓地及其普遍价值》，《丝绸之路》，2010年第2期，第28页。

②③④⑥⑧⑩11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页、第33页、第38页、第43页、第90页、第104页、第104页。

⑤杨晓春：《固原南唐墓所出八棱形石刻非石幢辩》，《碑林集刊》，2006年第00期，第90～92页。

⑦董志翘：《佛教文化对中土取名命字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50页。

⑨孙武军：《北朝隋唐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的文化与审美研究》，西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页。

1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 2000年第 6期，第31页。

1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 1期，第39页。

14[后晋]刘d等撰：《旧唐书》卷198“列传第一百四十八”《波斯》，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6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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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学热；宗教复苏；儒学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247-01

国学内容庞杂，具有强大的的精神感召力，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待宗教持有的实用主义态度。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宗教政策的逐步走向宽松，无论是本土的传统宗教还是西方传播的外来宗教都出现了显著的增长势头。但是与其相比之下，各类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力，远不足以与有这几千年历史的儒家思想传统相比。

一、国学与宗教

在中国古籍中，“宗教”一词并不存在，它是一个外来词，来源于印度佛教和西方社会。

在西方，宗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复合体，对宗教的认识和定义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至今未有定论，不同的学者，不同的流派对宗教都有不同的定义。德国学者瓦格纳认为：“宗教是对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的把握和界说。”美国学者蒂利希认为：“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作为终极关怀的宗教是文化所赋予的实质，文化时宗教关心的表达自己的总体形式”费尔巴哈用人的自我意识定义宗教，认为：“宗教根源于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而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意识，意识不仅是宗教的基础也是宗教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已经丧失自己或者再度丧失自己的人的一种自我意识，是现实世界在人脑子红的点到的世界观。”

中国也有学者对宗教进行界定，比较著名的是宗教学者吕大吉教授提出的宗教四要素说：一类是宗教的内在要素，一类是宗教的外在要素。内在要素有两部分，包括宗教的观念和思想，宗教的感情和体验。外在要素是宗教的体味或活动，宗教的组织和制度，一个完整的宗教是四要素的综合。他对宗教的定义是：“宗教是把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力量幻想地反映为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体制化的社会。”

二、以儒学为例，从儒学起源看谈国学宗教性

“儒教”一词，实来源于儒家的“重教”。然而“教化”的“教”，教育的“教”，“重教”的“教”，易言之，《论语》“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和宗教的“教”名言虽一，义理内涵则完全不同。

儒家是不是宗教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但是，儒家和古代宗教存在密切的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可以说，儒家的超越性，终极性和神圣性和其起源即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思想观念，规章制度存在着直接关系，而且，儒家是不是一种宗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从对儒家的宗教性的探讨中透视儒家的真面目，分清其精华和糟粕，继而吸取精华，清理糟粕，将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承载体的儒家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力量。

儒家学派在春秋时期由孔子创立，但是儒家思想的渊源却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代甚至更远。华夏文明产生在土地肥沃的黄河流域，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物质文明，氏族部落成为当时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生产工具的落后，繁重的农业活动势必要由具有较强体格的男性去从事，而女性则负责一些简单的活动。这种天然性的农业活动分配就形成了以父系血缘为氏族部落的依附系统的大家族公社，在这种大家族公社部落里，男人占有绝对的权威，可以对部落的生产、生活、战争等重大事务具有绝对的决定权，在家庭里男人是妻子和孩子的决裁者。这种大家族血缘关系的父系氏族公社使华夏先民非常重视人伦血缘关系，并将这种传统保留至今。

先秦时期的两部礼书《仪礼》和《礼记》也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周代的宗法内容，在先秦其他典籍中也有关于周朝的宗法制的痕迹。例如《礼记》的《大传》和《丧服小记》中两段内容大致相同的记载，是了解周代宗法制度基本内容的主要依据。周朝强化了宗法制度，在王权上强调君臣之义，天子为天之大宗，诸侯的职责则是拱卫王室。周公确立了传子立嫡的原则，并陆续确立了传子之制，封建子弟之制，庙数之制，丧服之制等。

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天命鬼神观念，这与万物有灵论和原始图腾崇拜有关系。儒家思想的起源和原始的天神观念，万物有灵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氏族社会的宗族宗法制度，卜筮制度，敬天保民思想，敬德思想，重礼重祭制度等都有关系，都可属于人类社会发展早期，人们对世界和本身社会的一种看法和作为，这些无不具有朴素但却强烈的宗教色彩，有的本身就属于宗教行为，到现代社会仍可见到，有些观念也使儒家具有超越性和终极性的色彩，并成为后人发展儒家思想的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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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儒商 精神 大学生 自主创业

前 言：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儒商在商业经营中遵循儒家伦理规范，以儒家理念、精神指导商业经营活动，形成了独特的时代精神和源远流长的“儒商”文化。大学生自主创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新生事物，正确的创业观念和商业理念是大学生抢抓机遇的关键。深入分析儒商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有利于对大学生的自主创业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借鉴。

一、儒商及儒商精神

儒商是指尊崇儒家思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并在商业经营活动中运用儒家思想的商人。儒商在先秦时期即开始形成，春秋时期的子贡、范蠡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千百年来，随着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影响的不断深入及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商一直在商业经营和社会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历经汉唐宋元，到明清时期已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商人群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儒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时代精神。“它是儒家精神与商品经济法则的有机结合，强调以儒家理念经营实业，做生意如同做人一样，要讲究德行，以仁义为立身之本，以仁爱之心对待同事、职工，使企业充满祥和的瑞气，在商业活动中坚持以义制利，以诚待人。千百年来，儒家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儒商精神是植根于中国本土的优秀商业文化”

二、儒商精神的基本内涵

1.诚信不欺，以义取利。“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源于儒家“正心诚意”的传统道德规范，“诚信为本”成为儒商的传统经营理念和首要道德信条，他们将诚信作为立身之本和经商之本，将商业行为建立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如徽商即素以诚实守信为人称颂，其例证不胜枚举。“重义轻利”是儒家思想的主导倾向，主张“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此儒商做了变通，他们协调了义与利的关系，强调义利双全，“以义取利”，“财自道生”。

2.自重敬业，锐意进取。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一种坚忍不拔的进去精神，儒商将这种精神贯穿于商业活动始终，表现了高度的敬业精神、自重意识和进去意志。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信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不辞辛劳，不怕失败，锐意进取，持之以恒，不但在商业经营中取得了成功，同时也凭借着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3.经世济民，回报社会。商业经营往往要求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儒商虽然也重视利益的获取，但他们不把获利作为经商的唯一目的，他们倡导把经商谋利与经世济民结合起来，借经商来提高社会地位，获取功名。同时，他们热衷于慈善事业，用公益和爱心表达对社会的关怀，努力回报社会。“儒商‘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体现在儒商本身的经营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它的社会价值。它弘扬了一种崇高的职业理想，净化了商业的风气，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促进着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4.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主张“仁者爱人”，儒商将这种思想应用于经商活动中，即体现为强调“以人为本”进行经营，立足于人，尊重人的价值。同时，儒商将“和”运用于商业经营中，提倡“和谐经营”，“和为贵”，注重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和谐。

三、儒商精神对当代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指导意义

随着高等教育不断“大众化”，高校毕业生人数正逐年增加，毕业生就业压力与日俱增，为了缓解大学生就业给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压力，大学生自主创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不仅可以解决毕业生自身的就业问题，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时也可以减轻社会压力。因而大学生应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的自主创业精神与能力。儒商精神中包含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理念，可以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指导和借鉴。

1.讲诚信，注重信誉至上的理念，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大学生自主创业，参加商业活动，应树立诚信意识，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经商之本，是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和创业顺利发展的前提，当信义与利益发生冲突时，应选择放弃利益而维护信义。这样不仅可以为自身树立良好信誉，积累无形资产，也有助于树立大学生良好的社会形象，展示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从而有利于更多大学生寻找自主创业机遇。

2.吃苦耐劳，锐意进取，乐于奋斗。大学生毕业后步入社会，缺少社会经验和资本，竞争压力大，难免会遇到各种矛盾和困难，这就要求创业的大学生具有吃苦耐劳，锐意进取的精神，敬业，乐于奋斗，坚忍不拔，以顽强的意志应对风险，承受失败，开拓进取，最终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3.服务人民，回报社会。大学生应将儒商“经世济民”的思想作为精神动力，时刻不忘关怀社会、回报社会。虽然绝大多数大学生处于创业的初级阶段，各方面条件十分有限，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很难致力于公益化的经营，但他们应将树立“经世济民”的理想和目标，将创业活动与社会利益联系起来，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用爱心和实际行动回报社会，服务人民。

4.坚持“和为贵”的理念和策略，尊重人的价值。从商业经营的角度来说，坚持“和为贵”，有利于经营者之间的合作互利和良性竞争，避免违法违规行为；对创业大学生来讲，坚持这种理念和策略，可以促进创业者之间的合作，从而增加创业资本，增强创业实力，同时应学习儒商“以人为本”，立足于人，尊重人的价值，培养自信、自强的意志品质。

诚然，大学生自主创业是一项开拓性的事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儒商精神虽然可以为自主创业的大学生提供理论指导和借鉴，但要做好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除了加强理论指导外，还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推动和各种条件的支撑，如提高大学生的自身素质、高校加强自主创业教育等。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支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