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十篇

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篇1

关键词：中国历史文化；儒家思想；传承；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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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思想的发展与产生

孔子是我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改变了传统阶级统治教育的基本械，把私人讲学的主要基本教学模式传播到了国家与整个民族。所以，儒家思想在社会中慢慢地发展起来，同时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是汉武帝时期，在那时甚至还出现了罢黜百家而独尊儒家的基本场景。从此，儒家思想将作为治国的正统思想。在汉朝时期，儒家思想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同时也出现了相应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得到了迅速的解决。在儒家思想中，仁政、道德礼法是儒家思想所推崇的，这也让尊崇儒家思想的汉朝国家变得国富民强。直至西汉时期，国家也到了异常鼎盛的时期，为了对国家的繁盛进行维持与发展，则必须找寻与之匹配的思想体系来对应，所以，众多思想政治家就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对于西汉制度的实施与稳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占据首席地位。

二、中国历史文化受儒家思想的有利影响

儒家思想在我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即它为我国封建的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社会理论以及治理国家的思想体系，同时还让我国的传统的统治阶级顺利地运用于国家的治理以及封建社会的具体统治当中去，从而使得我国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人类发展史，它在人类的社会发展史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开了历史的先河，而且这也是我国中华民族无论是以往、现在还是将来屹立于世界中的根本保证与条件。在儒家思想中，有着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这就是“仁爱”，此思想在我国社会的发展历史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与推动作用。“仁爱”思想是维护国家和谐安定的基本保障，同时还是加强人与人和谐相处以及人类素质提高的重要条件。“仁爱”思想不仅仅影射了人类的本性，并且它也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重要保证因素。封建社会的主要外壳在于封建思想，儒家思想的主要精髓不只体现于国家的治理中，它更体现在对于我国历史社会产生的相应伦理思想上，正是由于封建社会出现了一定的论理观，也让国家从最初的统治阶级的基本角度来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对于通俗的语言也加以规范起来，并规范了人类的首先意思，这种规范思想将把人类的整体思想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定的封建伦理观，而此观念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人民群众有着非常深远的思想影响，它也逐渐成为我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重要核心，以此来实现社会与国家双重治疗的基本效果。儒家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属于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影响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建设，比如，理想价格在现代人的价格塑造中也产生着积极的引导作用，而“泛爱主义”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当作生态环境保护同样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儒家思想的深入挖掘能将儒家思想所蕴含的积极精神资源诠释出来，也只有对其进行深入挖掘才能让儒家思想在我国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这不仅关系着儒家思想在我国的生存与发展，同时也关系着我国社会转型能否顺利进行。

三、中国历史文化受儒家思想的不利影响

尽管儒家思想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基本发展带来了非常深远的有利影响，但是因为儒家思想有着十分浓烈的封建主义色彩，所以，儒家思想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也相应地伴随着一些不利影响。

儒家思想在我国封建统治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管理价值，可是它并未强调农业生产知识的学习，这是由于儒家思想有着十分浓郁的封建主义色彩，因此，对于科学知识的基本学习也做得不到位，而这也造就了儒家思想只重国家治理的特点。经验性是儒家思想的特性，而这一特性也会导致现实存在的逻辑性被忽略掉，同r会使理论与现实产生脱轨现象，这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着较强的阻碍作用。在儒家思想中，它主张的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对于真理的追求也会有所忽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的个性发展进行打压。此外，儒家所推崇的具体思想为“统一”，这对于个人性格的发展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并禁锢整个社会的思想，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创新机制。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国家沉浸在礼仪的风气中，而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越来越追求利益，对于相关礼节则会变得非常的繁琐，这使得社会的进步受到一定的阻碍。儒家思想非常注重道德伦理，从而忽视国家法律的作用，这也将致使我国封建统治者对于社会的管理方式变得越来越单调。仅仅以道德伦理的基本教育来管理社会，这让整个国家在控制与管理中缺乏一定的稳定性与具体性。

四、结束语

儒家思想的地位我国近代历史文化的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在具体的传承过程中获得创新，而在创新的过程中寻求发展，通过对儒家思想的重新审视以及对相关经典的解读来展现传统思想的积极意义。我们需要把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结合起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这能让我国传统的文化精髓得到传承。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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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明霞，董玮.小议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J].商，2016，06：134.

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篇2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广为流传，也几度立于学官。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

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体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篇3

关键词：儒家思想 日本民族音乐 影响

一、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伦理分析

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伦理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在众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儒家文化传统是建筑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这也让儒家文化传统充分的蕴含了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而在音乐思想方面，更是如此。

总体来看，儒家提倡的伦理思想，中心点是以“仁”字为基础的，其实，“仁”字不仅仅体现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而且还从很大层面上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文化，儒家音乐思想方面，体现最突出的一个字仍然是“仁”字，在很大程度上强调音乐的美与伦理道德的“仁”相统一，所以说，谈到儒家音乐思想方面，“仁”是不得不提的。儒家思想在认同音乐，认同音乐的趣味性的同时，与“仁”是密不可分的。而从比较细小的方面来看，儒家音乐思想还充分贯穿着道德、礼仪、以及善与美的结合，而这些都与儒家在政治方面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

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也就是所谓的以“仁”为根本，在很多儒家音乐思想体现的都是“人本”思想，都以“人”为中心，体现的都是对人的重视，也正是这一点，使儒家音乐思想本很多的文人、雅士所称道，所尊崇和追逐。因为在很多文人、雅士的眼中，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所体现出来的本身就是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在儒家音乐文化里，人的主体性是完全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是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因此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文人、雅士的音乐作品的创作也充分融汇了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音乐作品也大都从“仁”出发，并最终的目的也是为可“仁”的思想而服务，这也造就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划分标准和依据，确立了“仁”为正统的音乐划分，与“仁”相差相对较远的音乐比如“正乐”、“靡靡之音”、“郑卫之音”等，因为这些音乐与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相驳，与“仁”的标准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它们在古典音乐中就成为了被批评的代名词，同时相比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这些音乐在伦理方面要处于比较低下的地位，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中德是重要的标准，比如此孔子是以他的道德标准作为音乐舞蹈的判断尺度，他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前提下，强调内容与形式、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对音乐本质的认识非常清楚地强调音乐审美与情感及道德相结合。

儒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人注重政治道德伦理的传统，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诗经》是西周乐官文化的产物。从艺术功用上看，《诗经》体现了以德为本、以礼为用的文化价值和鲜明的理性精神，“德”是乐官必备的素质，“乐德”是贵族音乐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诗经》依据塑造伦理人格、完善群体道德的理想，描写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风，赞美了等级社会宗子宗孙、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个体则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鲜有个性的表现。因此《诗经》堪称西周礼乐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艺术与文化的深层联系。因此就有“德为乐之本”、“德音之谓乐”之说。《诗经》雅、颂两部分作品大半都充斥着这类“德”的说教和“德音”的颂美之辞，与《国风》中的那些清新活泼的言情民歌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同时为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供了最丰富最现成的思想资料。由此可见，儒家的言必称《诗》、《书》，行必据《礼》、《乐》，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儒家礼乐文明中，乐体现出深厚的伦理化、道德化的色彩。

（二）儒家传统音乐文化强调礼乐一体

从根本上来说，礼乐一体，就是指礼仪和音乐是不分的，也就是说伦理和音乐是相互融会贯通的，用古语说就是“礼者为同，乐者为异。同者相亲，异则相敬”。具有儒家传统思想代表性的四书之一《中庸》就曾这样说“尊德性而道学问”，可见古代传统思想中，对伦理的重视程度是比较高的，并且，儒家这种传统思想对我国古代音乐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中国音乐教育历来就主张以“德为美”，在很多古代的音乐教育中，音乐都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由“礼”与音乐伴随在一起的，比如《周礼，春官宗伯》中就曾经提到：“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说的就是礼乐一体，并且在儒家传统思想中，对礼与乐的关系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说明的，比如孔子就曾经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名言，从这些名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儒家传统音乐观念中，“礼”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历来的儒家音乐既满足感官的愉悦，又以维护“礼”为核心。通过对“礼”的维护，其目的就是要使教育通过艺术表现出来，人的情感在正常发泄时又能受到教育，得到精神与道德的升华，教育也通过审美而获得体现。

（三）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体现了对“德”的尊崇

“德”是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中又一个重要的标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儒家“乐”的特点是以伦理道德为内容，在儒家思想看来，以德为本的“乐”才能从情感上感化人，才能提升人的“善”。同时，只有以“德”为主的“乐”才能在审美标准上以“善”为美，由“尽善尽美”到“德高而上，艺术而下”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伦理及道德，在儒家音乐思想中，“德”是儒家礼乐理论的核心，强调的是音乐对个人品德修养的正面引导功能和对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它集中体现了儒家音乐思想的本质。

孟子在《公孙丑上》曾经提出了对德的看法，他指出：“闻其乐而知其德”，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体现了对“德”的尊崇，他还认为“德生礼，礼生乐”，也就是说音乐好坏的根源在于“德”“性的高低，在他的思想中，从“德”到“礼”、“乐”，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而在这个自然生成的过程当中，“德”是根本因素，如果“德”优那么“乐”自然良，而“乐”是“德”的一种外在表象形式，这种表象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的高低。

从古代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的传授方式来看，分的相对比较细，但总体上还是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内容的，其中礼主要指的是“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乐的范围相对比较广泛，属于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其中主要包含了音乐、诗歌和舞蹈等科目。从作用上来看，儒家传统教育礼重点在于约束子弟们外表的行为，乐重点在于调和子弟们内在的感情，乐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在儒家的音乐伦理理论中，孔子建立起情感与伦理道德、个人与社会和谐的音乐思想，而这一思想地位的确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音乐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传统音乐文化思想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论语》中提到：“乐之教化在于道德”，可见在儒家传统音乐伦理思想中，还主要是以道德为根本的。

（四）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审美突出“善”和“美”

儒家思想在哲学方面提倡中庸之道，在音乐思想方面也受到哲学方面的影响，提倡中和，突出“善”和“美”，在儒家音乐思想方面，对“善”和“美”的理解分别为，“善”即完善，是指音乐内容的整体完整，体现的是协调和统一。“美”即完美，动听，是针对音乐的形式而言的，儒家思想在音乐方面之所以这样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认为音乐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音乐总体上是音乐本身和人情感的融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的就是这种统一和协调性，避免因突出某一因素而抹杀另一因素的片面性，所以说，“善”和“美”的伦理无疑是符合音乐艺术内在规律的。

孔子在观听古乐舞《韶》后，对它的评价是“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并认为自身是经历了一次比较高的艺术享受，之所以有这种评价是因为《韶》乐是赞颂舜帝德治的内容，符合了孔子的政治主张，顺和了儒家思想的要求，而他在观听古典乐舞《武》后，评价却是：“尽美矣，未尽善也！”，这是因为《武》这部反映武王灭商兴周事迹的乐舞，这部乐舞虽欣赏起来很美，但过多表现征伐的武力行为，未能完全做到仁爱，所以不符合儒家“仁”的思想主张，因此，孔子对它的评价是“未尽善也”，从这些方面可见儒家在音乐思想方面的审美，是“善”和“美”的结合，并认为应乐应合乎礼的规范。

孔子的“尽善尽美”的主张是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音乐艺术特征的认识和审美评价的一次飞跃，

（五）儒家音乐思想在伦理上提倡“中和”

从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上来看，儒家思想的“中庸”被充分反映在音乐思想上，儒家音乐思想中的“和”是以“礼乐”思想为基础的“和”。《乐记》中有关“和”的论述也正体现了儒家“礼乐”思想的审美思想所在。比如该书中记载的：“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乐者，天论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观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以及“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等，这些评论里所说的“和”，从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的角度来分析。在对音乐声律形式的审美思想不断追求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将音乐与伦理、人生的相关经历紧密相联，从礼乐的审美功能中去寻找“和”的内涵及意义，而在一般意义上，音乐在内容上由于受到“德”的限制和约束，表现出来的形式就必然为平和、也就是所谓的以“中和”为美。“中和”是儒家音乐的本质精神，也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礼记·乐记》也使用了“中和”之论：“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这里是从礼乐文化的角度及意义上论“中和”的。《中庸》谈“中和”与《乐记》所说的“中和”，虽角度不同，但其意义都是中正和谐之意，儒家提出的“中和”是音乐的本质特征，如《乐论》所说的“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这里的“中和”音乐观，《乐论》用一句话概括了：“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书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其实在这里，涉及到了音乐创作的形式以及应该遵守的规律等问题。首先，在音乐创作中，先要有这样一个中声之乐作为基础。在音乐理论中或确定宫音，或确定商音，然后根据调式调性规律产生其他音，但强调的是必须以这一“中声”为基础进行创作，内容与形式要和谐悦耳。这就是“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书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的“和乐”内涵所在。

二、儒家伦理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的影响

从整体上来看，儒家伦理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我国在很早以前就同日本进行了交往，并且进行了音乐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从隋唐时期开始，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日本派遣遣唐使和引进唐朝音乐的同时，还学习中国礼乐制度，仿照唐朝的音乐管理制度，设立了礼数与宫廷的管理乐人活动的音乐机构，礼乐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深刻影响到日本民族音乐的实践，雅乐、能乐以及器乐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分为音乐的内容形式和音乐理论思想两部分。

（一）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

我国传入日本的音乐内容，主要包含了唐乐、伎乐和散乐这三种。所谓的唐乐，主要兴盛于唐朝，一般来说是唐代宴会时使用的音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燕乐或俗乐，唐乐讲究的是风雅和时尚，提倡的是“善”、“美结合”，蕴涵了比较丰富的儒家音乐思想，唐乐流传到日本以后，因为它本身所具备的特性，很快被日本继承和发展，并被改造为日本的雅乐。从唐乐内容上来看，我国唐燕乐曲调传到日本的数量最多，共计有百首以上，并且这些乐曲调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比如直到今天日本仍然还保存着几十首我国唐代燕乐的古乐谱，并且有些曲目现在仍在日本的舞台上演奏，一些日本的民谣，如筑前的黑田节（黑田调）据说就是唐乐《越天乐》的曲调配上日语歌词而形成的一种民谣。

伎乐是传入日本的另外一种音乐，伎乐是一种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伎乐是我国乐舞的一种形式，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入日本后或称伎乐舞。随着传播的不断深入，伎乐在日本被逐渐的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也有很多，比如：《狮子舞》、《吴公》、《金刚》、《迦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等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被称为十伎乐。

散乐就是我国的百戏和杂戏，它是由周代的民间乐舞发展而成的一种曲艺形式、他的内容主要是杂耍和音乐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节目，相比唐乐和伎乐，散乐比较大众化，它所体现的是儒家音乐思想中的乐。

唐代年间与唐乐一起传入日本，日本对散乐非常重视，朝廷指定散乐户，以演奏散乐为世业，受国家的保护和奖励。散乐与伎乐随着雅乐的兴盛开始从宫廷流入民间，后来与日本原有的滑稽伎结合，形成了日本特有的乐剧，即能乐。

以上三种音乐是我国传入日本的三种形式，除了这三种音乐，我国的许多民间歌曲也随着日本留学生的归国传入日本并对日本的民间音调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音乐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受到了儒家音乐思想理论的影响，比如在音乐内容上都以“仁”为根本的出发点，以“德”为中心，讲究礼乐的统一，善与美的融合。

传入日本的音乐和内容，不仅仅有音乐方面的，同样，传入日本的乐器及曲谱也对日本形成很大的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应该算筝和琴，十三弦的筝是在唐代传入日本的，一并流传过去的还有民间的许多筝独奏曲，多数传向日本的九州。据日本的《琴曲抄》的序言中记载，筝由日本的一位女官，在彦山跟唐人学得筝曲后于公元八八七年将这些筝曲传给了当时的宇多天皇。筝及筝曲传入日本后，发展成了日本人民群众十分喜爱的一种民族音乐形式，不少现代的日本民族音乐作品都是为筝而作。

我国七弦琴在隋唐时代传入日本，在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至今珍藏着唐代传入的七弦古琴，同时，在日本很早就流传了我国的著名琴曲《易水》、《幽兰》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末隋初的丘公明撰编的《碣石调幽兰》在唐代传入日本以后，至今仍完好地被收藏在日本京都西贺茂的神光院里，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谱（在我国已失传）。琴和琴谱流传到日本以后，同样被日本人民欣然接受，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琴乐。

另外，公元八三五年日本的腾原贞敏留学到我国后，在扬州跟随当地琵琶名师廉十郎进修琵琶，深得廉十郎的喜爱，后廉十郎把自己的爱女嫁给他，另外相赠琵琶谱本数十卷，公元八三九年，腾原贞敏回国时带回这些曲谱及临别受廉十郎相赠的琵琶两面（玄象、青山），据日本伊庭孝的《日本音乐史》记载，腾原贞敏从唐带到日本的琵琶乐谱包括《流泉》、《啄木》、《杨贞藻》等琵琶秘曲。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盛唐时期十分重要的一样乐器一一尺八，也于隋唐年间传八日本，据记载，在日本的天武天皇时代，邀请到日本去传授中国音乐文化的唐乐师中，就包括了专门的尺八师，他们为日本的宫廷培养了两名尺八生，后尺八在日本日渐发展并传入民间，成为具有日本独特风格的代表性民族乐器。

公元七三二年。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归国时，从我国带回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乐书要录》是我国一部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这部著作十卷本在日本完好地保存了四百多年，后来才渐渐残缺，现在日本仍保存有其中的五、六、七卷：另外一位日本派来我国留学的名叫永忠的僧侣在我国学习经论以及音律，归国时带回律吕旋宫图、日月图各两卷、以及律管十二只。随着这些音乐理论著作的大量传入，我国的音乐理论和音乐思想也传入了日本。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家音乐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各种音乐器械的传播对日本的影响，音乐器械是承载儒家音乐思想的重要载体，它的传播使得日本的乐器范围进一步拓宽，这在很大层面上为儒家音乐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也为日本民族音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会，第二个方面是各种音乐书籍、乐谱的传播对日本的影响，各种音乐书籍、乐谱是儒家音乐思想表现的重要手段和方法，通过对各种音乐书籍、乐谱的演奏才能具体的体现儒家音乐思想的主旨，因此，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是儒家音乐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影响的重要内容。

（二）对日本民族音乐理论思想的影响

日本在接触并吸收我国儒家思想后，对它自身的音乐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这期间经历了飞鸟时代、奈良时代以及平安时代初期。飞鸟时代：在已有的音乐文化基础上。日本为了弘扬佛法，对中国江南的“吴乐”和朝鲜“三韩乐”极为重视，而作为日本宫廷仪典和培养音乐歌舞人才的机构“雅乐寮”也有专门演奏和传授唐乐和吴乐。奈良时期：由于热衷吸取唐朝文化，日本的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全社会兴起在各方面崇尚唐文化的风气，中国儒家思想中重视利用音乐引导良好风气的音乐思想对日本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儒家音乐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日本本国的音乐，儒家音乐理论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

日本“雅乐”吸取了唐朝的宫廷音乐和民间散乐。在派遣的赴唐使节、留学生、学问僧中，吉备真备是代表人物。平安时代：此时期是日本对外来音乐的研究、消化以及日本化改造的时期，杰出人物仁明天皇的筹划与创造在当中起到了历史性的转折作用，首先他对“雅乐”乐器进行精简，其次校订了左方乐和右方乐之别，第三推动了“雅乐”的创作和演奏，此时期出现了不少作曲家和演奏家。在平安时代，日本作曲家们重新回归到日本民族音乐本身的传统，根据唐朝雅乐等形式创作了日本风格的“雅乐”，此类作品成为平安时代初期音乐文化的重要特点，其中有三、四部一直流传至今。在演奏家方面，藤原贞敏是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人物，他在琵琶演奏上有极高造诣。在在飞乌时代和奈良时代日本大量吸取外国音乐文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唐朝音乐文化，到了平安时代初期，日本对待外来音乐文化进行融化、吸收、改造，即外来音乐趋向日本化，同时并发挥独立的创造性，形成以平安朝宫廷为中心的古代音乐文化的成熟时期。

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篇4

论文摘要:儒家的以人为本、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的人本思想，由孝敬父母，友爱兄长，进而推己及人到关爱众人的仁爱济世思想，认为加强道德修养是做人的根本的修身思想以及重义轻利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在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和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儒家人本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儒家生命观强调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为宝贵的，应高度重视。《孝经》中引述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易经·系辞》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说，生命是天地给予人类的最高恩惠，应格外珍惜。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荀子也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并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可见，儒家生命观认为人是最灵杰、最宝贵的，表现出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和关切。儒家思想中还包含着对人在生死问题上的普遍本性的揭示。孟子、荀子都肯定了人“欲生恶死”这一天赋的本能。儒家这些思想对传统医学伦理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书寸战国时期的我国第一部中医理论典籍《黄帝内经》明确指出:“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遂在其《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要方)·治病略例》中指出:“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在《要方·序》中他更明确提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由上可见，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医德提出了生命神圣观念，并由此观点引申出了医学的社会职能及存在价值。《黄帝内经》从生命神圣观念出发，要求医学承担起“济群生”的职责。孙思邀也在《要方·食治》中引用扁鹊的话说:“人之所存着，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理于烦毒者，药也;济命扶危者，医也”。在此，他很清楚提出医学应当承担起济命扶危、保卫人类宝贵的生命和维护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孙思邀进而深刻指出，解除患者疾苦、保卫神圣的生命是医生的天职，医生应“志存救济”，以治病救人为己任。这种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主张用医学知识保障人的生命和健康，解除患者痛苦的医学人道主义思想正是建立在生命神圣论基础之上的。在儒家人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医伦理思想始终涌动着强烈的人道主义追求。

2、儒家仁爱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家仁爱思想的影响下，传统医德提出“医乃仁术”，这一思想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核心。

首先，“孝涕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最亲近的莫过于父子、兄弟之血缘关系。孝，即孝敬父母;梯，即友爱兄长。在孔子看来，孝梯是仁的最基本要求。孟子也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儒家孝亲思想对传统医德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谈到学医的动机时就将“上以疗君亲之疾”放在首位，足见其对孝道的重视。西晋医学家皇甫谧也说:“若不精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针灸甲乙经·序》)。这种以医为孝的观念成为医家的一种传统，也是许多儒生攻医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上看，因孝知医进而以医为业者甚多，其中不乏有著名的大医家，如南北朝时期的医家许道幼因母疾而习临经方，遂精医术，成为名医。他认为:“为人子者，当善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

其次，“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儒家强调要时时为他人着想，处处乐于助人。自己想有所成就，自立于社会，也帮助别人自立于社会;自己希望事事成功，也创造条件让别人事事成功。另一方面，儒家又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一思想对传统医德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传统医德认为，医家在处理与患者的关系时要设身处地，这样才能对病家的疾苦感同身受、深切同情。孙思邀曾说:“……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恰”(《要方·大医精诚》)。元代朱丹溪诊治病人“虽雨载途，亦不为止”，并教育弟子“病人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字里行间洋溢着侧隐之心和深厚的情感。清代名医费伯雄也说:“我之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所以“易地而观则利自淡矣。利自淡则良心现，斯畏心生”(《医粹精言》)。推己及人，换位思考，这样才会对患者深切同情、真诚关爱，处理医患关系时注人浓浓的情感。这正如清代名医喻昌所言:“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子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医门法律》)。

第三，“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儒家强调仁爱首先爱亲，进而由爱亲推及到爱非血缘之亲的众人。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韩愈在《原道》中对仁的定义是“博爱之谓仁”。儒家由“泛爱众”、博爱进而主张以济世为怀，提倡积极人世、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在儒家博爱济世思想影响下，中医传统观念中素中“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说法。《黄帝内经》中谈到医者的职责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灵枢·师传》)。儒医将行医视为实现其济世理想的重要途径，北宋范仲淹就曾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名言，充分显示出行医以济世的观念已深人人心。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亦云:“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于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

3、儒家修身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儒家不但提出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而且总结并提出了一套关于修身的理论和方法。所谓.修身，即克服自己思想上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东西，努力使自己成为道德高尚的社会成员。儒家设计的通向圣贤的仁学之路是由近及远，由小及大，其中修身是根本。儒家四书之一《大学》中明确提出:“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也一再强调这对于个人、家庭、国家都是根本。

儒家认为道德修养的标准即为“仁”，“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也就是说，仁是一个自我修养的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不断克服自身的利欲和不足，让自己的言语行动都合于礼的规范，让自己充满仁爱之心，力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仁”虽然要求很高，但并非高不可攀，“为仁由已”，每个人，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下定决心，持之以恒，努力实践，都有实现仁德的可能。“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追求仁、实践仁的过程需要一点一滴地做起，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一个“恒”字，孔子曾引述南人的话“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来说明“恒其德”的必要性，因为德对于医家来说，尤为重要。

受儒家以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传统医德十分强调医家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杨泉《物理论·论医》)，从医者应首先学会的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做人行医的准则，然后才是学习掌握医术，主张无德不可学医，无德不可为医。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指出:“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已，然后正物。……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陈实功在《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中指出:“一要，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宋代林道在《省心录·论医》中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人命死生之系”。孙思邀也指也:“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善救含灵之苦”，(《大医精诚》)。这些思想都强调为医者应高度重视自身道德修养，经常进行自省、自律、克己和自我监督。

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篇5

[关键词]儒学东传；朝鲜；影响

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从殷商时期开始，中原大地就与朝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古代中国汉字文化的传入，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也慢慢渗透到了朝鲜社会中，对朝鲜民族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形态，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一、儒学东传朝鲜

中国儒学进入朝鲜的过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三国时代初步传入的汉代五经思想；第二，统一新罗和高丽前期传入的隋唐文学的儒教思想；第三，高句丽末叶，传来朱子思想；第四，朝鲜后半期传来的清代实学思想。（1）也就是说，在儒学东传的历史上，经历了从汉代初步传入、隋唐时期有所发展、宋明时期达到高潮、明清时期逐渐衰落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与儒学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过程也是相互呼应，紧密联系的。

（一）汉代儒学东传

儒学最初传入朝鲜，与战国时期汉字的传入必不可分。伴随着文字的传入，文字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也必然会随着传入。公元前108年，卫满朝鲜与汉朝发生战争，被汉武帝所灭。汉朝以卫满朝鲜地域为中心，设置了“汉四郡”。当时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不仅在京城设立太学，而且在各郡县设立学校，“汉四郡”内亦如此。于是儒学通过四郡学校，迅速在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得以传播。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2）

此时的朝鲜半岛正处于“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政权并立。而这三国接受汉代儒学的时间和程度也是有差别的。

高句丽是接受儒学最早的政权。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372年）建立国家教育机关“太学”，颁布律令，订立社会统治体制。（3）并且“太学”的设立以及是模仿当时的汉政权进行的，设立太学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教授儒学来培养人才，即“以经书教育贵族子弟”（4）。在高丽政权初期，儒学经典的学习还仅限于上层贵族，到高句丽后期，儒学的学习就已经普及到了下层百姓。

百济也广泛吸收汉代的儒学。据文献记载，374年，百济设置“博士”一职，由博通儒家经典的人担任，这可以被看作是儒学正式传入百济的标志。（5）百济的统治者非常重视中国的儒家经典，屡次派遣使节到中国求书，以中国儒学经史为主要内容的百济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儒学传入新罗的时间相对较晚，大约是在5世纪以后。“新者，德业日新，罗者，纲罗四方之义”（6），从新罗国名就可以看出，新罗王从建国之时起，就以推行德治为统治目标。这与中国儒家思想有着不谋而合之处，也可以说是受到中国儒家统治思想的辐射。新罗真兴王在位时期，为了培养新罗青年的忠君爱国思想，将新罗自身的文化传统与中国传入的儒道佛学融为一体，创立了花郎道，其中儒家的忠君、孝道、诚信的思想，被当作基本的道德要求。

朝鲜三国时代，儒学通过典籍的流传，其精神实质已经在朝鲜半岛传播开来，而且被朝鲜各政权奉为正统之学，这也为朝鲜半岛国家迅速迈入封建社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隋唐时期儒学东传

676年新罗统一朝鲜，标志着朝鲜进入封建社会。统一之后的新罗在中央设置国学机构，教授中国传统的儒学经典。儒学的传播在朝鲜进入发展期。

隋唐时期，中国社会风气大开，儒家思想迅速复兴发展，这是中国儒学的重要转折点。特别是进入唐代以后，开明的政策吸引了大批留学生和遣唐使进入中原，使得儒学的传播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新罗在东方亦属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而且与唐朝交往密切，当时一并传入朝鲜半岛的不仅仅只有儒学，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同样传入朝鲜半岛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罗也同当时的中国社会一样，出现了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局面。但是由于尚文轻武的思想和崇儒抑佛政策不断发展，儒学依旧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新罗统治者也认识到儒学是从根本上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工具，所以效法中国，把发展儒学定为国策。（7）读经也成为知识分子入仕的一条重要道路。

（三）朱子思想东传

高丽王朝前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依旧是唐代传入朝鲜的隋唐儒学。但是到高丽后期，宋朝建立，理学兴起，十四世纪初期程朱理学传入朝鲜，给面临政治危机的高丽王朝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以后的儒学在朝鲜便更加注重“四书五经”并开始向理学方向发展。在朱子思想东传的过程中，朝鲜本土的儒学家也并非完全照搬朱子思想，而是潜心研究朱子思想体系，从中发现问题提出辩论，不仅丰富了朱子思想，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朝鲜哲学思想体系。这也是儒学在朝鲜发展的最高阶段。

朱子学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朝鲜半岛，本质上都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总体上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宗法制度。（8）朱子学之所以能够在朝鲜半岛立足并且发展，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朱子学说能够适应当时政治统治的需要。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必然会有新的学说想要替代朱子学说的位置，这时就需要有朱子学说的代言人对朱子学说进行适合本国国情的改变，于是便出现了像李湟和李珥这样的理学家，对朱子学说记性创新和改革。两人被称为朝鲜儒学双璧。李湟号退溪，他的理学被称为退溪学。李湟视朱熹为天下古今之宗师，倾注半生经历手机了反映朱子学精髓的1008篇朱熹书信节要，编撰成《朱子书节要》；他提出了理气分而不离、理自动静等观点，丰富和发展了朱子学。在朱子学说渐渐被阳明心学取代的时候，李湟以朱子学为中心，折中各家各派加以综合发展，从而使得朱子学在朝鲜重新得以发扬光大。于李湟不同，李珥虽然推崇朱子，但是也不排斥阳明心学，相比李湟，李珥更加兼收并蓄，对其他学派的观点也加以融会贯通，补充到自己的学说中来。在这些理学家的不懈努力之下，朝鲜的理学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可以说是对中国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

（四）清代实学思想东传

清代的实学是中国儒学发展的最后阶段，同样，受清朝的影响，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也进入最后一个时期。实学思想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世致用”思想，面对社会动荡，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的发展，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传统的儒学思想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面对这样的巨变时代，实学家们提出对儒学进行改革，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经世致用。同样，朝鲜的实学思想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逐渐产生，只是这是的朝鲜儒学发展，并不仅仅只是跟随清王朝的脚步，它的发展融合了朝鲜实学家对于朝鲜国家实际情况的考量。当时朝鲜著名的实学家有柳馨远、丁若镛、韩百谦等等，同清王朝的实学家一样，他们强调经世致用，反对朱子学的空谈，注重实用学问的研究主张对儒学进行改革。到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在朝鲜实行愚民同化政策，强行废除一切国家民间礼仪，朝鲜的儒学也随着封建王朝的阶梯而丧失了它的政治权威。（9）

由此看来，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过程与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如影随形的，无论何时在中国有着什么样的创新，都能及时传播到朝鲜半岛。小到儒学每个阶段的发展和特点，大到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和丧失，在中国和朝鲜几乎都是同步进行的，而两个国家在儒学的统治之下，礼仪风俗、思想文化也多有着相似之处。

二、儒学传播的影响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作为中华文化圈的核心文化，其传播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对周边各国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对于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原地区来说，儒学的传播，使得中国天朝上国的地位更加巩固，也使得儒家学说更加丰富多彩。自古以来，就有着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原大地周边的国家，无一不臣服于天朝上国之下。这种朝贡体系之下所体现的，是中原地区经济的发达，政治的开明和文化的先进，这是最能吸引周边国家的方面，各国纷纷向中国俯首称臣，派遣使节前来学习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学习丰富的中原文化，形成了学习中华文化的浪潮。最重要的是，各国根据各自国家不同的国情，对儒学进行创造性的发展，更加丰富了儒学思想体系。

其次，对于朝鲜半岛来说，儒学的传入，使朝鲜半岛受到先进文化的影响，，促进了朝鲜社会的进步。这种进步表现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朝鲜从政治制度到教育制度再到社会生活各方面，建立了健全的体系。而且从汉四郡的学校，到隋唐时期的遣唐使和留学生，朝鲜对于中华文化已经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索取；从朱子学说的传入到实学的发展，朝鲜各国逐渐通过对于本国实际情况的分析，对于所接受的文化进行改革和创新。在朝鲜文化和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之上，逐渐使儒学本土化，形成了朝鲜化的系统体系，使儒学更适应本土的政治统治需要，成为与儒学相近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

最后，对于其他国家的影响。朝鲜作为最早被纳入儒学文化圈的藩属国，其儒生时常扮演着“传教士”的角色。（10）很多朝鲜儒生赴日本讲学，促进了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因此，朝鲜在接受儒家学说给自己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促进了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广泛传播，在儒学传播中，不仅是接受者和创新者的角色，还扮演了传播者的角色。

注释：

（1）严绍汤，刘渤：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1-112.

（2）陈放：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延边大学学报，2008.12

（3）严绍汤，刘渤：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3.

（4）楼宇烈：东方文化大观[M].合肥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287

（5）汪高鑫，程仁桃：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北京市：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225.

（6）汪高鑫，程仁桃：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北京市：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225.

（7）刘沛霖：儒家思想东渐及朝鲜儒学的基本历程――朝鲜思想史散论，外语学院学报，1991.

（8）崔龙水：朝鲜儒学的特点及其作用――中朝两国儒学之比较，孔子研究，1990第4期

（9）楼宇烈：东方文化大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295

（10）王明星：日本儒学的朝鲜渊源，齐鲁学刊，2000，第2期

参考文献：

[1]汪高鑫，程仁桃.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M]，北京市：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篇6

 

关键词：儒学　法律思想　司法实践

一、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对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对法律制定的影响

1．在刑法上

中国传统法律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原则的刑法规定，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宽纵复仇”。此外，这种法律思想还体现在男尊女卑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以及爱护老幼的人本色彩。

2．在民事法律中

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孟子是儒家学派中对法律与经济关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毕竟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本着重农抑商的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3．关于行事法律

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却饱含了儒家的特色。从选官制度看，汉代举孝廉强烈的体现了儒家重孝对社会的影u向，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门第，区分，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表现，隋唐后科举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科举其本身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巩固了儒学的统治，因为国家以儒学考生，举人都是因儒学而致世。而在为官之上，儒学影响也颇大。举例来说，官员的品级不论多大，父母去世都要弃官守丧，否则有悖伦常，遭人谴责。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也不例外，其不为父守丧虽有皇帝夺情，也不免他人非难。

(三)对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

1．在法律解释上

儒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统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确立经历了很多过程，而其中法律解释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知道一种学说成为法律思想，不单单是一部法律就能达到的，它必须通过解释使大多数人了解，接受，并通过此使法律更好的适用于实践。儒学在汉代确立后，就是通过以经断律和以经注律使儒学法律化，再经过后世纳礼入律最终到《唐律》一准乎礼，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2．在司法实践中

儒学对司法实践影响的最大体现就是《春秋决狱》，将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律文案例指导实践。此外，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从刑狱时令到灾异赦宥，都有浓厚的对自然与和谐的考虑。另外，秉承儒家一贯的等级观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规定了特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平等的原则。而且行政与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色。

二、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影响的利弊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向来主张“礼主刑辅”，使法律与思想教育，道德感化紧密结合，并且儒家主张阿“礼乐刑政”并举，这些对我们今天建设自己的法律体系都有深刻影响。而且儒家一直教导人们经世致用，有一种“天下为公”的无私精

神和“先忧后乐”的奉献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继承的瑰宝。

诚然，儒家思想不可避免的有其消极的一面，比如其思想上的保守与落后，以及它对法治精神的极大破坏。其表现最为明显的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它导致了人们对法律的轻视和对诉讼的惧怕。礼教为主，法律为辅，人们往往崇尚礼节，鄙视法律，尤其是诉讼。而畏官，畏法也常常使人们不敢为自身权利诉诸法律。其次，它是导致中国封建民法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儒家的影响，中国没有独立的民法典，民法附于刑法，而民事法律关系由礼来调整，一旦触犯了礼就科以刑罚。

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篇7

1．1儒家思想的渊源及其精髓

儒家思想是发端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核心思想，它不仅深深影响着中国，甚至影响着日本、韩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是东方文化的精髓，它对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意义深远。在明、清两代，儒家思想被朝廷奉为官学［2］，民国之后儒家思想虽然受到西洋文化的冲击，但它仍是普通百姓信奉的核心价值观。儒家思想以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为核心内容，后由孟子和荀子继承并发展［3］。孔子在总结和概括了夏、商、周历代传统文化和思想精髓之后，创立了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用他自己的话说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即引述他人的观点而不自己创作，信奉和尊崇古人。首先，儒家思想注重自身修养，也就是突出表现为一个“仁”字。“仁”至于百姓应为人与人之间应互相尊重，和谐相处。“仁”至于君主则应仁政爱民，为政以德，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而无论君主还是百姓，皆应宽厚博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君臣之间应当“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其次，儒家思想是最早强调“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系。孔子首先对“人性”进行了阐述，“性相近，习相远”是说人的本性生来具有共同特征，但在后天不同的生活环境因素的影响下产生了人与人之间思想上的不同。这其中最重要的生活环境因素就是“教育”，孔子强调人要“好学不厌”以求人生至道。所谓“至道”即是成人之道，儒家思想中把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

1．2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及其价值观

西方人本主义思想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封建统治和宗教神学体系的资产阶级思潮［4］，其核心内容是反对过分强调神的至高无上，而是要求相信人的伟大力量，追求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薄伽丘认为:人类天生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人类的骨肉都是用同样的物质造成的［5］。他的观点被视为是最早的人权宣言。可以说，人本主义思想是对中世界神学文化的批判而展开的人性回归的思想运动，但由于当时神学文化受到统治阶级的倡导，因此这种批判是变向进行的，它以大力弘扬人性与以人为本的思想来冲淡神学对人民们思想的束缚和禁锢。人本主义思想的传播对欧洲工业革命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欧洲现代文明的重要里程碑。莎士比亚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剧作家，他的作品充分地宣扬了人本主义思想，歌颂仁爱、友谊和自由，时至今日，他的部分作品仍然是欧、美许多国家中学课本中的重要内容。这说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1．3儒家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异同

儒家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都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主张以现实的人生为出发点构建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都以反对神学和玄学为出发点，强调人的现实世界高于一切，强调平等、博爱的大众理念。儒家思想在中国影响深远，是民族文化精神的精髓，在对待鬼神世界的态度上采取搁置和回避。同样西方人本主义思想也是西方文化的主流思想，它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而对神学的态度也采取了以大力弘扬人本主义思想来淡化神学。这些做法都有效地减弱了神学和玄学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儒家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也存在许多不同。首先，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儒家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天人合一”，人要顺应自然，积极适应自然界的各种变化，比如中医理论就是这方面的最好诠释。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在强化人的欲望，要积极地改造自然，让自然服务于人。其次，儒家注重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而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则注重个人的自由、奋斗和权力，人权神圣不可侵犯是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观，有事个人权利甚至高于国家利益。最后，儒家思想强调人性的善良，以人格与道德完美作为人生最大目标，强调克己复礼，独善其身。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则重视自然科学和理性，“知识就是力量”是最早的西方人本主义提出的理念。可以说西方人本主义思想是西方社会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发展的持久的原动力。

2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体育教育

2．1人格完善与全面发展是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体育教育的宗旨

全面发展是中国由来已久的教育理念，这包括身体、精神、智力、道德等多个方面。体育教育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始终是教育行政与大众理念中坚持不渝的重要内容。虽然正规化的体育教育是从民国时期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之后才开始的，但形式上的西方体育并没有冲淡儒家思想对教育乃至体育教育的影响，那些现代体育运动项目进入学校后，其教育目标和组织形式中无不体现着儒家思想。“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正是儒家关于博爱与助人的精神写照，体育课中队列队形练习是必不可少的部分，其中的整齐划一和老师的绝对权威演示着儒家思想中君臣关系的理想规范。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教育理念强调接受规则和人格完善，并认为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和对社会有益的人。

2．2强调身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是儒家体育教育的出发点

体育教育不仅要强健体魄，更要内实精神，身心和谐统一是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体育教育的最高目标。一方面，一些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被纳入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如:武术、太极拳等，这些项目本身就强调动作与意念的配合，旨在达到身心统一;另一方面，中国的体育教育始终贯穿着一种崇高的爱国精神的灌输，把体育运动与为国争光、为集体争荣誉作为体育运动的目标。某些中、小学中的传统体育项目学校更是肩负着为省队、国家队培养后备人才的重任，这无疑强化了体育的为国争光的责任情节。学校一年一度的田径运动会又把以班为单位的集体荣誉至于每一个运动员学生的肩上。所以说，儒家体育教育把身体塑造与精神陶冶合二为一，使得体育教育独具东方的色彩。

3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影响下的体育教育

3．1构建强健的体魄以突出个人力量的伟大

儒家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想都突出地强调以人为本，但西方的人本表现在个人概念之上，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的内容就可以看出，西方人努力塑造完美的人体艺术以突出人本身的完美与崇高。在其影响下，西方体育教育也把锻炼强健的身体作为体育运动的首要目标，肌肉锻炼和体能锻炼是欧、美中小学体育课的重要内容，它被视为体育教育的基本内容，其重要性远高于其他具体的体育运动项目，如:篮球、足球、网球等等。这种体育教育的结构使得社会上无论男女老少都热衷于塑造体型的抗阻练习(bodybuild-ing)，也催生了以肌肉练习为主要内容的健身俱乐部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体育产业。儒家思想和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在关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有着根本的不同，儒家思想强调国家对于个人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国家强大了，个人才能安康幸福，国家衰败了，个人则必然流离失所，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而西方人本主义思想正好相反，他们强调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国家，只有每个人都强大，国家才能强大。因此，西方体育教育中在强化个性张扬，个人自由以及个人生命的重要性。西方国家不倡导舍己救人，在保护自己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才去救人。在体育教育中他们从不强调整齐划一，而是崇尚与众不同，强调个人在体育运动中的创造性。

3．2强调征服自然与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

现代西方流行的诸如登山、跳伞、漂流、高山滑雪等极具冒险性的运动已经逐步开始进入学校体育，或者以夏令营、冬令营形式广泛向中、小学渗透，并且其教育理念被学生及其家长普遍接受。西方体育教育把这种带有征服自然性质的运动活动视为塑造学生坚强个性和自强不息精神的最好途径，并将其纳入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计划中［6］。西方人本主义思想突出人的能力是有其历史由来的，欧洲文艺复兴之前，西方人的思想被神学所束缚和控制，人被至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因此，冲破了神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之后，重获自由了的人类精神开始自由驰骋，体育运动恰好可以帮助人们实现精神领域的自我实现。通过体育运动人们可以充分表现自我的强健、胆量和能力，体育教育中也在积极鼓励学生自我表现，在体育运动中完善自己，展现与众不同的自己。

3．3倡导竞技精神与娱乐精神

竞技精神与娱乐精神是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影响下体育人文精神的主旋律，竞技精神鼓励人们去积极竞争，同时在竞争中学会平等、协作、遵守规则;娱乐精神则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人的本性，即喜欢游戏与娱乐是人的天性，体育运动中常常需要非理性，也就是抛开运动促进健康的理性思维，在运动中寻求快乐，避免把运动当作任务来完成。娱乐精神使得西方体育最大程度地生活化了，体育运动深深植根于大众的生活，是体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现象。西方人对体育人文价值的追求重于对体育功利价值的追求，这与娱乐化体育教育的影响不无关系。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充满了竞争，西方社会到处可见激烈的竞争，如何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又不伤害对手，如何在竞争中与他人合作及利益共享，这是西方社会最看重的人的基本素质，或者深层次分析则涉及到人性的概念，如如何克服人性中的弱点，培养完善的人格。西方体育教育所倡导的竞争精神就是要通过体育运动情景来复制社会竞争状态并使之场景化、典型化，学生在这种场景下体验和学习正确的竞争。与此同时，在体育运动中的娱乐不仅仅是娱乐自己，同时也要娱乐同伴和对手，营造共同快乐的氛围。

4总结

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篇8

关键词：儒家文化；数字广告；传播途径

杨善群在《孙子评传》中提及孔子与朝鲜、日本乃至西方国家的关系；李启谦、姜林祥主编的《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中论述了孔子思想对国内外的影响；姜林祥的《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分析了孔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历程与所产生的影响，资料较翔实，分析到位；崔英辰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被称为“系统研究韩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扛鼎之作”，不仅对孔子儒学的思想本质有所分析，而且重点对孔子文化在韩国的发展进行详细论述；韩国儒学者柳承国在《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中探究韩国儒学思想形成的渊源、韩国儒学的特性与社会功能及韩国思想的现展等。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便于人们了解儒学的海外传播状况；另一方面为当前研究孔子文化怎样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依据。儒家文化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其对东亚诸国文化的影响有目共睹。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的蔡方鹿教授通过考察儒家文化在中、日、韩交流与发展的历史指出，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主导了起源国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孔子文化研究在欧洲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翻译了《史记》，并对《礼记》《周礼》等颇有研究。他曾来华周游齐鲁故地，瞻仰了孔孟庙堂，凭吊了太史公陵墓。德国一些学者也对孔子文化研究兴趣浓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几位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佛尔克、福兰阁等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史都包含孔子思想。1964年，德国出版了施唐格翻译的《论语》。此外，德国大学选读课中有《孟子》。英国学者和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比较活跃，牛津大学偏重于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公共课科目为《左传》《孟子》中的篇章，选修课为《孝经》和唐宋传奇等，诗词主要讲《诗经》和唐诗。此外，英国还有讲授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专著，这些著作也涉及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内容。在美国，除了传教士热心于翻译和传播孔子文化以外，政府和很多学者也对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与传播中的地位达成了共识，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和儒学的现代价值。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各领域的传播，是当今国内研究者需要站在一定高度审视和思考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一、儒家文化的传承

儒家“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传承。中国人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敬畏和保护自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儒家思想提倡由家庭之爱推及社会之爱、天下之爱直至对世间万物之爱。贯穿仁的精神的儒家思想具有生生不息的生机活力，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使人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礼”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该思想在当今中国对外策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传承意义深远。其一，通过系统研究数字广告语言、传播渠道和传播策略的创新方式，以儒家文化为源泉，根据历史变迁打造当前社会所需的广告风格和特点。其二，以儒家文化为创作背景，为中国创意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参考，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广告领域的理论建设，积累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数字广告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优秀范本，这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文化思想价值导向

在传播学、广告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的指导下，以儒家思想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成员养成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内在品质和行为习惯，积极继承儒家思想重德行、重社会规范的理念和思想，与时代接轨。通过数字广告的有力传播，使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一心。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开展儒家文化与数字广告产业的研究，既符合党和国家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精神的要求，又增强了广告传播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其二，儒家文化通过数字广告的广泛传播，拓展了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培养了人们的人文情怀。其三，中国文化对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应该坚守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便是儒家文化的思想价值导向。

三、数字广告的传播途径

数字媒介促使广告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其一，广告传播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如，网络广告使用电脑制作，通过互联网在线传播的方式各类广告，向全球范围输送图像和文本。网络广告把文字、动画、视频等结合在一起，表现形式多样化，并且功能完备，受众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评论、进行互动等，极易被具有趣味性的广告吸引。其二，数字技术促成的互动广告，可以使目标客户与生产商实时互动，产生一对一的营销效果。目前，基于数字技术的手机电影、手机电视、手机动漫、手机音乐等艺术形式十分常见。数字广告在网络媒体发展背景下形成了手机广告、游戏植入式广告、富媒体广告、网络广告等形式。其中，网络数字广告还包含关键词搜索广告、横幅广告、分类广告、富媒体广告、赞助式广告和电子邮件广告等形式。数字广告通过应用多媒体制作技术，对文字、图片进行编排、嵌入，最终形成数字广告传播文件，使儒家文化的传播途径越来越多。

四、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应用的具体策略

我国中央电视台通过公益广告宣传以诚实守信、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等核心思想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使广告传播取得了可视性、科学性、有效性的效果。商业数字广告紧跟时代需求，传播效果不错。如，五粮液的数字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后，给人们留下了唯美的深刻印象。该广告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纸扇、竹筏、水车等，再现了酿造五粮液的工艺，传达了如梦似幻、充满诗情的广告画面。广告中突出了青山碧水、翠竹林海、青衣飘飘、唯美柔和的古典之美，荧幕上的片片竹叶仿佛透出醇厚的酒香，突出了五粮液的回味悠长，更蕴藏着中华数千年的酒文化。这则数字广告以人、情、景三者交融的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中的礼让、和谐精神，更凸显了酿酒的精湛工艺。日本近年来重视旅游经济的发展，所拍摄制作的旅游宣传片中包含了浓郁的日本文化，如相扑、富士山、佛寺、北海道等，拍摄取景极具传统特色，配以轻快的音乐节奏和编舞，展现日本的旅游资源，以此提升日本的形象，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日本旅游宣传片中体现出了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中国的碑刻、建筑、园林、民间艺术等都是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极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如通过数字化影像传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一些东南亚国家以本国文化为数字广告的创作根基，进行数字化广告创作与传播。我国文化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我国数字广告传播者需要仔细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表现，从价值观念、艺术审美、、风俗习惯、语言符号和法律制度六个方面，深刻而透彻地阐释文化因素对数字广告传播的影响，立足于儒家文化特征，对本土性和国际化进行考量，总结出独特的中国数字广告传播策略，不断创作出含有儒家文化的数字广告，并促进其在全世界的传播，以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1]丁成际.论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与相通.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2]刘舒.儒家文化与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3]徐惠.社会转型视域中儒家文化及其当代价值.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范晓雪.儒家修身思想与高校文化育人关系的研究.北京化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5]吴南.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山东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6]史永亮.中国国家形象广告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7]廖秉宜.大数据时代数字广告产业的发展模式与战略.广告大观（理论版），2015（4）.

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篇9

关键词：魏晋士风 思想激荡 儒道融合 玄学产生 影响

中国“士”的传统源远流长，已经延续了两千五百多年，是中国传统文化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士”是我国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我国的“士”并非一成不变，他们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并且对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我国的历史进程中，尤其以魏晋士风最为独特。他突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追求个性与自由，可以说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怪诞、另类、也是最为风流的“真名士”。

一.魏晋士风的转变过程

魏晋士风思想和行为习惯的转变。东汉末年，天下三分，在经历了魏、蜀、吴三国的常年战乱之后，三国尽归司马懿。由此中原大地再次形成了统一的局面。而再从魏到西晋的历史进程中，征伐动荡，战乱不休。这一时期的士风，涉及到“士”思想方面和行为习惯方面的转变。就士大夫的思想而言，玄学处于主导地位，主要是易、老、庄的三玄之说。另外，就行为习惯而言，士大夫们的行为突破了以前的传统礼教，开始崇尚自由、真实。这种新士风的兴起，是当时政治背景下的一种新产物。

魏晋士风的思想转变。魏晋士风从初期的兴起到中期的演变，是一个时代背景表现的社会发展过程。在由魏到晋的历史进程中，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形成了相互争鸣的格局。也就是说，当时的老庄注重自然，旨在个体解放；周礼注重名教，旨在维持秩序。这种转变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的转变，曹魏时代、竹林七贤时代、西晋统一时代。

魏晋士风的礼制转变。魏晋动荡时期，君臣关系和家庭伦理存在着极大的危机。就君臣关系而言，士人与君主之间没有实质性君臣关系，“封建”之世的留存，“察举制”的长期推行，便有了道德观念中忠于故主，重视门第关系的局面。就家庭伦理而言，“礼教”与“礼法”自行一套繁文缛节，“亲至”与“尊卑”成为辩证矛盾。换句话说，就是无论是君臣关系和家庭伦理，都是忽视儒家学说中的崇尚礼法，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和自由，崇尚内心真实的情感表达。

二.魏晋时期的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

儒学逐渐衰落，道学以新的思想复兴。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儒学独具一格，不可撼动的地位开始摇摇欲坠，佛教迅速传播和发展，道教扭转复兴。就这样，儒学在魏晋的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当然，即便这种挑战非常严峻，但是，儒学思想根深蒂固，魏晋的动荡动摇了儒学的表现形式，而未能动摇儒学存在的根本。所以，这时期的儒学在道学的复兴历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激荡出新思想。魏晋士风的演变，着眼于名教与自然，以老庄和周礼为代表，以其注重的观点不同，根据当时的政治格局，社会风气的双重激荡中，社会新思潮就像一股强风，吹散了儒学的表现形式，带来了新道学--玄学。玄学以崇尚老庄为重，三玄之学为点，推动了魏晋动荡时期的新思想局面的发展。玄学的应运而生是弥补儒家学说的不足，发展道家学说的精髓。它主要崇尚自然无为和维护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即名教）。

儒学没落之际，道学复兴之际，玄学初生之际，佛学弥留之时。根据儒家思想对民族问题的概述，引出了华夏文化与夷狄思维区别标准，从民族文化差异的问题上来讲，儒家特别关注华夏文化与夷狄文化的统一问题。魏晋南北朝，佛教盛行，使夷狄的文化地位威胁到了传统的儒学地位，从而，儒家的民族思想在表现形式上开始分散。印证了“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

东汉时，民间学说与道家学说相结合形成了道教。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成为道家新形式的学说，影响着当时的士大夫。当时魏晋风度是崇尚自由、真实、漂亮等，但是由于社会政治格局的不停动荡，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等等，这些社会风气在易中天的《魏晋风度》中唯美的展现。就当时意识形态的转变，儒学衰落，道家学说影响深远，佛教当时的意识形态较为分散，它借着玄学的兴起而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历经时间较长，过程较为跌宕。无论是道家学说的发展，还是佛学的兴起传播，这对当时的魏晋时代，都是思想层面的政治格局体现。北魏北周进行了三次灭佛，北齐进行一次的禁道，是佛学弥留发展的根本，也是道学复兴的根本。

三.魏晋士风与道家学说

1.魏晋士风促使道家学说的复兴

汉末魏晋时期，新思潮理论“玄学”作为新道家学说应运而生，它的兴起，从理论思想表现形式上动摇了正统学说儒学。玄学以老子和庄子为基础，进行理论上的延伸，弥补儒学的不足，顺应魏晋时期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而发展。当时魏晋的士风是以人性的自由和真实为主，玄学中道家的“逍遥”符合魏晋时期的“自由、真实”追求，从而正统儒学逐渐被人遗忘，开始了道学复兴的历程。

魏晋玄学以道家学说的“无为”为基础思想，它存在的“道”是当时士大夫追求的最高理想，也是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之下，人们精神层面上的一种安定追求。总之，道家学说的复兴，从根本上来说，魏晋士风起了一个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2.魏晋士风推动新道家学说的发展

先秦时期，老子把“道”看做万物之精神根本，强调人们追求“道”的自然发展。魏晋的士大夫把这种自然发展应用到人性的解放。把所谓的繁文缛节放在人性之下，把“人”的重要性体现在行为习惯和思想解放之上。做到了真正的人性觉醒，开始了放荡不羁，追求完美的思想大解放。

魏晋时期的道家学说以玄学的形态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玄学掺杂了儒学、佛学、道学这三大学说的基本理论，成为传统儒学到新兴道学和佛学的中间纽带。有些学者认为魏晋当时是“以儒学为主，佛学和道学为辅”，虽然儒学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依旧是当时贵儒、尊道、礼佛文化格局中极为关键的一部分。

从当时魏晋所存在的三种主要学说来讲，适合魏晋士风的“自由、真实”等生活行为习惯，是新道学说玄学发展的根本。从推动意义上，魏晋士风影响了士大夫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从而对新道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道家学说的“无为”适合魏晋动荡时期的治国思想

魏晋时期的动荡，是一个很长时期的动荡过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道家学说延续着老子和庄子的学说，其中的“黄老之学”作为道家学说的一种延伸意义的发展，根据时代的政治格局和社会背景历经盛行和衰落的跌宕历程。魏晋之际，一大批文人雅士崇尚老、庄，并且夹杂着儒学和佛学的谈论。基于道家学说的“无为”，论述从“无”到“有”的境界，大大提高了道家的地位。也说明了，在动荡的魏晋，道家学说的“无为”适合当时的治国思想，从而使儒学开始没落，新道学开始发展。

4.道家学说的“逍遥”适合魏晋士人的风度

魏晋士人大部分有着隐士和浪漫的风格，道家学说作为中国灵魂的两面之一（另一面是儒学），道家学说注重人的平等性，虽然是要顺应天道而为，但在社会发展和文化礼仪中强调了“人性”的作用和重要性。魏晋时期，以嵇康、阮籍等为代表的那群名士释放本真，自然超脱，率性放任，摒弃正统儒学的繁文缛节、克己礼法，显示出了魏晋士大夫人性觉醒的不羁风度，这种追求个体自由解放的生活方式，适合当时道家学说的“逍遥”。

5.道家学说复兴的影响

道家学说是源自于老庄的学说。魏晋士风崇尚自然，道家学说的“无为”从根本意义上推动了魏晋动荡时期士大夫思想上和行为习惯上的人性觉醒。道家学说的新道学是儒学向道学、佛学发展的过渡，它的复兴是玄学存在的根本，也是三玄之说发展的基础。从魏晋士风的现象层面来讲，道家学说从君臣关系、家庭伦理都突出个人主义的存在。道家学说的复兴，对于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的转变意义重大。

道家学说复兴过程承上启下，对其政治、经济、文化都有深远意义的影响。魏晋士风转变，转变过程较长，每次转变时间较为短暂，这时候思想领域是以道学为主导，是一种儒学融入道学的新思想，王弼的《三国志》有提到“儒道并存”这一思想来源。新道学承儒学的精髓，启玄学的发展。道学的复兴是魏晋风度的一种阐释，更是魏晋士风的一种表现形式。

6.魏晋士风下道家学说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激荡的新思想，是儒道相融合的玄学之说。魏晋士风下这种新道学的影响意义重大，是时代动荡和社会人文追求的一种解放。从某个方面来说，不仅对魏晋时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现在社会也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的人们追求个性的解放，时常吟唱着“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咋一看仿佛有些轻狂，但细品之后却也觉得略有几分潇洒。个人认为，这就是道家学说对当下人们产生一定影响的重要体现。

四.结语

魏晋时期，是一个处于长期分裂，短暂统一的动荡年代，从汉末到三国鼎立，从三国鼎立到西晋短暂统一，又在长年混战中到隋唐的新统一。魏晋时期的文化思潮就在这样一个动荡和征伐的年代，以一种唯美的姿势应运而生。玄学是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政治动荡和士人心态中激荡的新思潮，它的影响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刘雪飞.余英时儒学思想研究[D].南开大学，2013.

儒家思想产生的影响篇10

关键词：儒家思想；创业精神；消极影响；“重义轻利”思想；“中庸”思想；契约精神；对策

中图分类号：G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5-0122-04

在近年高校毕业生数量急剧膨胀的形势下，就业难的问题似乎变得更加严峻和突出。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10年应届毕业生规模是本世纪初的6倍，2011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660万人，“十二五”时期应届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 [1 ]。面对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学生自主创业将成为重要的就业形式 [2 ]。然而，我国大学生创业形势不容乐观，广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获得的数字显示：2011届刚毕业的37.5万大学生中，选择自主创业的仅有3 865人，仅占总人数的1%，而最终通过项目孵化方式创业的大学生更少，全省高校只有62人，创业成功率低于2%。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近年全国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在1%左右，浙江省大学生创业的成功率在全国各省市区当中是最高的，大概在4%左右 [3 ]，而全世界学生的平均创业成功率是10%左右。这说明：虽然我国目前的大学生创业已经逐步得到重视，但创业教育的效果与国外仍存在巨大差距，亟待大幅度提高。为提高创业教育效果，本文拟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影响大学生创业效果的原因，并针对这些原因寻找对策。

在我国几千年文明历史中，儒家思想是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我国的文化和行为习惯中处处都有儒家文化的基因，在讨论大学生创业意识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儒家文化在大学生创业意识方面的影响。许多有识之士也都认识到儒家思想对我国大学生创业意识的影响，如：代玉 [4 ]分析了明清儒商精神在做事原则、谈判技巧等方面对大学生创业的正面作用，黄敦兵 [5 ]对“儒商”及其品格进行了辨析，马建新 [6 ]等分析了“通才”、“信”及“和”的思想对大学生创业技能的促进作用，这些分析总结了儒家思想在商业领域的正面影响。

然而，这些论述均以“儒商”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并未体现儒家思想对大学生创业影响的全貌，这是因为：（1）“儒商”并非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也并不是儒家思想对我国文化最有影响力的部分；（2）以上分析仅总结了儒家思想对创业过程的有利方面，未对其不利方面进行分析。事实上，许多有识之士均提出过儒家文化对创业的消极影响，如BC资源委员会副主席崔志如说：“从文化角度来讲，中国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骨子里是没有创业文化的，中国人从文化的深层根源来讲是没有创业文化的，大家都愿意好好学习，学而优则仕，大家要为国家效力。从创业角度，自身发掘自身创新潜力，创立一个企业，带动更多的人完成一个事业，完成一个商业项目，这在中国是因为文化的缺乏。” [7 ]其实，儒家文化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为我国两千多年来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对我国商业和创业思想也有多种积极的影响，并且已经有相当的论述，故本文着重对儒家思想及其对大学生创业意识的消极影响进行分析，并对其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儒家学说及其核心思想

其一，仁学。仁者爱人，仁学是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了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以处人，有序和谐”是孔子思想的原发点，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核心。

其二，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伦理学和方法论，并将其作为修身养性的根本。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强调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性；“中庸”也叫“中道”，“中行”，意为“无事”与“不及”，即对立的两端之间的调和与折衷。《中庸》指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种所谓的“执两用中”之说，亦即中庸之道。“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

此外，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论述还有：（1）“重义轻利”思想，认为应重义而轻利；（2）儒家治理思想，即儒家主张“礼治、德治、人治”，任用德高望重的人来治理国家；（3）儒家的“学而优则仕”认为，求知治学的目标与志向是：出仕做官、辅佐君王，报效国家，而不是从商而求利。

二、创业精神的基本要素

哈佛大学商学院将创业精神定义为：“创业精神就是一个人不以当前有限的资源为基础而追求商机的精神。”由此可见，创业精神代表着一种突破资源限制，通过创新来创造机会、创造资源的行为 [8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创业精神的要素。

首先，在创业者个人主观意识方面，创业精神包括3个方面：（1）激情。激情是人生深蕴的宝藏，是让生命蓬勃的动力 [9 ]。如果梦想没有激情，事业将一片荒芜；如果心灵没有激情，生活将平淡无奇；如果行动没有激情，人生将一无所成。创业是开拓一个新事业、新领域的过程，没有激情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激情是创业精神的第一要素 [9 ]。（2）积极性。积极性与主动性紧密相连，是人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表现 [10 ]，创办自己的企业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开拓过程，只有创业者有充分的积极性并调动自己的员工，他们才能用思想支配行动，更好地创办企业并推进事业发展 [11 ]。（3）雄心壮志。雄心壮志是指一个人要胸怀伟大的理想或宏伟的志愿，它是促使一个人永远奋斗的动力。托尔斯泰曾经说过：“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在创业中，雄心壮志将激励创业者与其团队人员不断开拓进取，提升企业与团队的竞争力。

其次，在创业者与员工关系能力方面，创业精神体现为领导力。领导力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影响力，它通过一系列行为将激励人们跟随领导者去要去的地方，但这并不是简单地服从，因此可以在各层次、各领域看到领导力，这是我们做好每一件事的核心。领导力是做人的艺术，而不是做事的艺术，最后决定创业者领导力的是个人品质和个性 [12 ]。

其三，在与社会环境方面，创业精神体现为适应性。具备适应能力是企业家应具备的最重要的特质之一 [12 ]。每个成功的企业主，都乐于改进、提升或按照客户意愿定制服务，以持续满足客户所需。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对市场需求做出灵活且有效的反应，企业与团队才能逐步胜出，而作为团队核心的创业者，就应该有更好的适应性来处理多变的市场需求。

综上所述，创业精神包含激情、积极性、雄心壮志、领导力、适应性等要素，这些要素为创业者提供了全面的综合素养，是创业成功的必须。

三、儒家思想对大学生创业精神的消极影响

1. 过于“轻利”的思想抑制创业愿望

《论语·里仁》中，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说道德上有修养的人明白大义，而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只明白自己的利益。一方面用“义”与“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准绳，将“义”与“利”两者对立起来，另一方面认为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可能同时有“义”，两者不可能统一。“重义轻利”思想是我国儒家对自身的品质追求，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然而，经过几千年来的文化熏陶，儒家 “重义轻利”思想被过于强调：人追求商业利益是件可耻的事，形成了过于“轻利”的潜意识，在此潜意识中不愿将商业利益作为自己的事业目标，特别是大学生在产生与构建自己的创业愿望时，容易倾向于跟随自己的文化潜意识。所以，过于“轻利”思想对大学生创业意识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抑制了大学生的创业愿望。

2. “中庸”思想限制创业激情与勇气

儒家 “中庸之道”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即对立的两端之间的调和与折衷，强调不能过于新锐与激进，这样不利于调和矛盾。中庸之道对于处理争端与化解矛盾具有积极意义，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惯之一，也为我国赢得了谦和大国风范的形象。但是，在创业过程中，特别是大学生在缺乏社会经验与资金的创业之初，最需要的是积极进取的新锐意气，这种新锐意气包括敢于标新立异的创业勇气、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勇于担当的领袖气质、一往无前的进取心。而这些特质正是“中庸之道”所不赞成的，它主张人应安分守己、不能出格，这抑制了大学生创业最需要的特质。所以，作为我们文化基因的“中庸之道”会抑制大学生的创业激情与勇气，对大学生创业意识产生重要的消极影响。

3. 儒家部分治理思想与商业“契约精神”有冲突

契约精神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并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它主张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原则。契约精神是现代商业的基础，商品社会中私人交易之间的契约精神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儒家“德治”思想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耻而无奸邪之心。这种思想在团队治理中有一定的积极性，而且，现代商业精英在选择合作伙伴时，越来越重视对合作伙伴的道德考量。因而，儒家“德治”思想是现代商业“契约”精神的补充与升华，有利于优化大学生的创业精神。

然而，儒家治理思想有不适合现代商业“契约”精神的方面，具体表现为：第一，儒家“礼治”思想主张将人分为贵贱、尊卑、长幼等不同等级身份，并对各自均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人与人之间必须按照生来的秩序来行动，不能违背。这与现代商业中的“契约精神”相冲突，因为在“契约精神”中，人和人是完全平等的，即使父子之间也可以根据等价原则平等地做生意，而这正与儒家“礼治”思想有冲突。第二，儒家“人治”思想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认为“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可以用来教化民众，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这种“人治”思想会使创业者在不自觉中试图利用自己的个人感召力来管理公司与团队，而轻视制度与商业模式的作用，从而增加公司运行与团队合作风险，对大学生创业意识产生消极影响。

4. “学而优则仕”思想制约创业积极性

儒家文化提倡“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认为人生的追求应该是谋取功名官位，这样才是报效君主、国家与国民的最好方式，平心而论，这种观点并不偏激。但是，“学而优则仕”与“官本位”思想相结合，导致了国人的“重官轻商”意识，经过几千年封建制度浸淫，已经积重难返。时至今日，虽然国人对商业的评价已经大大提高，但“重官轻商”的“学而优则仕”观点仍然影响着大学生的创业积极性。

四、消除儒家思想影响的对策

1. 加强对儒家思想的正确理解，扬长避短

儒家文化的消极影响中，有些方面是因为人们对儒家文化的理解偏差引起的，如过于“轻利”的思想抑制创业愿望，其实，“义”与“利”是可以统一的，即使某个人只追求自己的利益，只要他不违反道德和法律，也是符合“义”的标准的，只有损人利己才是“不义”。在当代社会，将“义”与“利”统一是可以实现的，也是合理的，就是实现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一个重要论述。此外，“儒商”思想中的优秀方面也可以改善与优化创业精神。所以，应该加强儒家思想的正面教育引导，让大学生正确理解儒家文化，消除对儒家文化的误解，扬长避短。

2. 强化科学唯物价值观，改善创业意识，提高大学生创业激情

（1）强调创新是创业的最有效方法，增强大学生创业精神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不竭的动力。总书记曾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

创业是创新的一个务实的集中体现，在培养大学生创业意识过程中，应着重强调创新是创业最有效的方法。因为，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是创业成功的法宝之一，应该通过不断开发创新产品、提出新的方法与模式来更好地为市场服务；创新是事业发展的源泉与不竭动力，所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是增强大学生创业精神的一条捷径。

（2）以现代“契约精神”提高大学生创业意识

契约规定着利益双方在权利与义务方面的双向依存关系，是现代商业文明发展的基石，是法治社会的构成要素之一。契约关系的本质是权益平等，这种平等关系在明确政府的服务身份的同时，也赋予了社会成员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用契约精神来教育大学生，能有效提高学生的风险意识，也能使学生明确与改善自己的创业动机，能有效提高大学生创业意识。

（3）培养正确职业价值观，提高大学生创业意识

大学生职业价值观可用五个尺度加以概括，即：尊重需求满足、社会价值、生活方式、稳定舒适和自我实现。在不同程度上，创业意识对职业价值观有着一定程度的预测力，如创业需要和动机意识和创业价值意识对自我实现有一定程度的预测力，因此加强大学生创业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大学生树立科学合理的职业价值观。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如正确的社会价值与自我实现，能有助于减少“学而优则仕”观点对创业意识的消极影响；现代生活方式中的平等“契约精神”则可以减小创业中的家世和地位不同的鸿沟，等等。所以，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可以提高大学生创业意识。

3. 提升学校创业教育模式，激发大学生的创业精神

在我国当前教育形势下学校教育是教育体系的核心，因此对于创业教育而言，学校仍然是学生获得系统创业知识和能力的重要途径。对于当前高校创业教育，虽然已取得较大进展，但在课程设置、师资力量方面还有待改进。为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建议：

（1）多层次课程设置

在课程体系构建中应坚持文科与理科结合，教学与科研结合的原则。因此，应增加综合性课程，其中既包括文、理、工科间有机结合的课程，也包括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使学生形成综合性的知识结构 [13 ]；要以科研项目为依托，引领学生进入技术创新的进程，调动学生的激情与积极性，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掌握科技创新的基本过程，培养其意志力、协调能力和领导能力；更要以科研成果为孵化点，把已有的科研成果通过企业的形式，转化为一定数量的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 [14 ]，让学生探索从一无所有到真正的服务社会的全过程，同时也使学生体会到成功实现一个目标需要多种能力，从而增强学生的创业激情。

此外，还应该增加活动课程和社会实践课，包括成立创业教育中心、创业家协会和模拟创业课等。定期举行校园创业计划大赛，加强高校与社会、企业之间的联系，增强学生与企业家的交流。同时把杰出的创业者吸引到大学校园里来，与大学生相互交流，共同分享他们的创业经验和经营理念，激发大学生的创业灵感 [15 ]。

（2）优化教师队伍

创业课程的讲授不仅包括具有专门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水平的大学教授，而且还应该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16 ]。而我国当前政策要求高校全职教师不得有其他兼职，因此致使创业理论与创业实践相脱节，这就要求学校与企业有良好的互动性，聘请成功的创业家、企业管理人员、风险投资专家等作为学校的兼职教授，为学生提供实用的创业指导，许多创业课程可以有专职教授与客座教授共同讲授。另外，这些任课老师还专门为选课学生组成的创业计划开发团队聘请有着丰富创业和投资经验的业界资深人士担任指导，每月定期和团队成员见面，并具体给予建议和指导。

五、结束语

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业工作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大学生创业积极性与成功率还有很大差距，应大力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意识与创业积极性。儒家思想是我国在几千年历史中的思想正统，在我国的多个方面均有深刻的影响，故儒家文化不可避免地对我国大学生创业精神产生重要影响。为此我们必须引导学生加强对儒家思想的正确理解，深入挖掘儒家学说的积极意义，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精神有机结合，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激情。虽然发展大学生创业事业任重而道远，但只要不断改进教育方法，加大扶持，大学生创业教育将会得到长足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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