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十篇

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8-0013-03

在论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时,人们更多地注意到邓小平对创立这一理论的贡献,这是必要的。但是,任何思想的形成,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1] 从思想史视角看,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陈云的“三主三补”等思想在体制改革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中具有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作用。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终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作用不容忽视。撇开了前面的探索过程,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一

20世纪50年代末,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实践中,针对“”和化运动中理论界出现的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通过研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结合中国实际,着眼于经济发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起了奠基性作用。

论述说,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195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因此必须扩大商品生产。提出:“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 [2], “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 [2]“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 [2] 他批评一些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经过此后多年在消除商品经济思想支配下,逐步缩小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范围的实践,这些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为“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他提出的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2],“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 [2],“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2]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成为确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重要依据和思想基础。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他指出,不承认商品生产,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他肯定价值规律法则的那段著名的话:“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2] ,对于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指导作用。

晚年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说,我们建设了一个如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对于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必须在无产阶级下加以限制。这表现出了着眼于经济发展与着眼于政治和社会发展思考问题时所得结论的不同。发展商品经济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与其造成的社会后果和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距离是矛盾的。他在解决这一矛盾时,着眼于政治和社会发展,更多时候所表现出的限制和逐步取消商品经济的愿望,掩盖、窒息了他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极其宝贵的思想。当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则是制度方面的原因。

二

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在完成全国财政经济统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等任务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全国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中国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经济体制方面某些统得过多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陈云根据他当时觉察到的问题,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了“三主三补”的思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 [3]。这些思想对于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促进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们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由于过去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所形成的许多不合实际的僵化观念,使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现。

经济体制改革伊始,陈云即集中精力探讨如何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经过对几十年计划工作全面深入的反思和研究,陈云抓住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1979年3月写出《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该文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起了思想奠基作用。

陈云溯源说:“计划工作的规则: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 [3] 回顾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他肯定地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1917年后苏联的经济计划和1949年后中国的经济计划,都是按照马克思所说的有计划按比例办事的。”“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做是完全对的” [3]。历史上,由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苏联经济在“二战”前十多年一直高速发展,战后经济恢复也迅速,并长期居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地位。中国通过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通过低消费、高积累战略,也获得了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较快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当然说明了马克思的理论、苏联和中国的实践是正确的。陈云的这一结论性认识是对历史实践的正确概括。但问题还有另一面,陈云指出,由于我们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从理论上“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加以发展” [3],导致计划工作制度中“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一缺点造成计划工作在实践中偏离了预先设计的按比例发展的目标,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各个工业部门之间、工农业之间等都比例失调;“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 [3] 忽视市场调节,造成经济计划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市场经济虽具有盲目性,但由于客观规律作用,能够最终实现按比例发展,也不会出现产品单调现象。长期以来,由于“左”的影响,人们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正确措施当成“资本主义”,因而在经济体制上所有制过度集中统一、忽视市场机制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陈云切中要害,他强调地指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从这两部分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看,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是必需的、有益的补充 [3]。确立两种经济并存观念,意味着对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观念的突破,是人们转变传统观念的重要一步。

陈云展望说,今后的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中,从计划与市场比例看,“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 [3] 当人们深刻认识到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形成“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的共识后,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的比例必然会有增加。在当时尚未摆脱传统观念束缚的情况下,这是对计划与市场发展趋势的富有远见的前瞻性表达。在稍后的1982年,陈云进一步将其概括为“鸟笼经济”。

陈云从理论源头上阐述了计划经济的根源性,又在对经过多年发展的计划经济的弊端深刻反思的前提下将市场调节看做是根据实际对马克思原理的发展,论证有力,易为人们所接受。这些理论认识和思想观点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期一段时间的重要指导思想。但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在旧体制框架内修补和改良,只让市场调节补充其不足,不能解决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根本改变原框架,形成新思路,成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前进的迫切要求。

三

对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没有局限于从保持计划经济体制框架的视角看问题。他思维的逻辑基点是发展生产力。他就强调:“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4] 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他的计划与市场“结合论”、“方法论”思想愈益明显。1979年说,“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做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4] 他赞成陈云当时提出的“主辅论”思想。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经济体制改革还只是试点,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也只是开始,“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 [5] 他认为,我们的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6] 这与陈云当时的认识也具有一致性。但在陈云沿着“主辅论”的思路思考问题时,邓小平一直思考的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因而对问题的提法,思考和认识的结果就会出现差别,这种差别逐渐显露出来。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明显加快,大量的社会经济活动由指导性计划或完全由市场调节,市场调节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邓小平认为,经济加速发展的成就,是由于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路子。1985年10月,邓小平在同外宾谈话时指出:“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6] 这里,结合论、方法思想已经非常清晰。邓小平领悟到,多年的改革过程,就是市场的意义和作用不断提升的过程。实践已经表明,凡是注重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市场作用发挥较充分的地方,经济就更有活力,生产力发展就比较快。当继续加大市场取向改革力度,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根本性改革,成为改革实践中亟待科学解决的一个焦点问题的时候,结合论、方法论的思路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1987年,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关于十三大报告起草情况时的一番谈话表明他已经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问题。他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6] 1989年6月,邓小平再一次重申,“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6]

但是,理论认识的不彻底性是很难保证改革总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八波后,在经济领域里又对私有化和市场化进行批判。对市场化的批判却表明把计划经济看做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的观念根深蒂固,从社会制度本质上对问题进行理论阐发才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邓小平在提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病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后,1992年的南巡谈话对问题进行了一揽子解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6] 计划与市场手段论与社会主义本质论,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共同构成了对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问题的系统的彻底的解决,解除了人们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导致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担心。摒弃集中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十四大明确提出的改革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9.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973-981.

[3]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47.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6-314.

[5]陈云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293.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373.

What’s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ory

JIA Meng-xi

(Dept.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Guangdong Women’s Polytechnic College, Guangzhou 511450, China)

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篇2

关键词：合同市场　内生　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二、市场的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 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 ——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

四、化计划（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市场化

由于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

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篇3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国民经济计划学看成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一门学科，非社会主义国家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这门学科，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国民计划学，但却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编制它们的国民经济计划.二战后，法国从1947年到1988年已连续制定并实施了九个发展计划旧本从1956年到1985年也已编制和实施了8个中长期计划;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欧的国家都普遍制订和实行各种类型的经济发展计划。这种国民经济计划的实践是不可能没有理论指导的·也相应的有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理论指导.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美国刘易斯的著作丛书《发展计划》、日本林武郎著的心发展计划指南》等书，都详细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计划的理论、实践和方法。它们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我们不能因为它们与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在体系、结构、理论和方法上的不同就否定其属于国民经济计划学。但这决不是说我们主张把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和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等同起来。

这里要说明的只是国民经济计划学是否只是社会主义专有的问题。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和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内容的共性和特性的关系问题。正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主要问题。我们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研究的内容和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研究的内容就其自然属性而言具有共性，就其社会性质而言具有不同的特性。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经济计划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及内容是存在着二重性的，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自然属性即通过计划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社会属性即通过计划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民经济计划学主要研究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变动的规律性，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就要按比例的发展，就要研究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纯技术性的针划方法。从这个意义上它所涉及的是自然属性方面，各个社会并无什么区别。这也就是不同社会国民经济计划学所具有的共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指出的“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濡要t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二定数t的社会总劳动是，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①但人类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除了具有自然属性方面以外，还具有社会属性方面.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他们(指人们一编者注)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②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必须通过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利用反映这种经济关系的各种经济手段来实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发展国民经济，达到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目的.这便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的特性，亦即它的社会属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的社会属性是不同的。

在国民经济计划科学体系建设上，要正确处理其内容的共性和特性的关系，既不能象过去那样片面的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国民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计划学，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单纯地强调它的社会属性产甚少研究自然属性方面，影响这门学科的发展，一也不能片面地否定国民经济计划学所具有的特性，一味地强调其共性，把两种不同社会属性的计划学混为一谈。针对我国过去强调计划学社会属性较多的情况，现应在坚持必要的社会属性的前题下，来深人研究其自然属性方面，要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来发挥计划调节的应有作用，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现许多同志提出要建立“一般计划学”，其意义在于推动我们去大力研究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东西方制定计划的共性内容，强调研究计划的自然属性.但也应该看到，不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环境因素(如社会制度)、具体国情.建立只反映自然属性的“一般计划学”设想在现实经济实践中是很难行通的。

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首先是通过“一化三改”将国民经济转移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荃础的轨道上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无庸讳言，从那时起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这一段长时期中，我国搞的实质上是产品经济，国民经济实际上按产品经济模式运行的，国民经济计划学实际上也是产品经济计划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地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四大更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随粉产品经济的坚冰被打破，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作为指导国民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国民经济计划学虽然在某些方面作了一些改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就其科学体系、框架结构和内容上来看，却没有根本上从产品经济的束缚下解脱出来，血肉相联地注人到商品经济的肌体中去。

事实证明，现在的国民经济计划学仍然相当严重的滞后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更不要说，理论走在实践的前面，有力地指导实践的发展了。

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一种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一般经济活动都是以市场为中心而展开的，市场机制是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方式。在这种体制下计划还有无存在的必要?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钧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政府调控包括计划调节为辅的经济调节机制。法国经济学家马赛和帕斯卡隆，他们从法国实施计吃叼仁的实践中提出了二元调节的理论，认为计划与市场是有相互补充的关系，市场通过价格波动传递信息，对经济进行短期调节，计划则启发一种长期决定.提供未来环境中由珍贵信息组成的预测，象航标一样指导国家行动.计划是市场的调节者，是总市场化的研究者.是不确定因素的削减器，是反盲目生产的手段。因此，一个合理的权力体系应该结合计划与市场进行二元调节。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计划的基础是市场.从上可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不要国民经济计划学，而是不要产品型国民经济计划学.要的是市场型国民经济计划学，把国民经济计划学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它在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巨大作用。

要把计划学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我们必须首先要在进一步彻底破除产品经济观念和确立商品经济观念的基础上，破除产品型计划观念，确立市场型计划观念。为此，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搞清产品型计划与市场型计划的不同特点:

(一)从计划的范围和着重点上看，产品型计划襄括一切，是有全面的搜盖性，即包括社会再生产的所有环节，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经济、社会和科技所有方面，但其着重点实际上是重生产、投资计划，轻社会、科技计划，重生产环节的发展，轻流通、消费环节的发展.市场型计划从宏观调控的意义上讲仍具有全面的硬盖性，需制定经济政策、经济杠杆等手段进行宏观控制，但它的着重点，是把市场能够正常调节的部分还给市场调节.而把市场不能正常调节的部分作为自己调节的重点，如去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把市场无力提供具有“同时共享性”的公共产品以及污染等外部效应问题纳人计划管理的范畴，把建立、维护和管理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反垄断以及弥补市场调节果，克服市场调节盲目性等列人计划工作的重点。

(二)从计划所使用的调节手段来看，产品型计划，项目无论大小，产品无论巨细均纳人指令性计划，具有强制性，经济的运转和计划的实现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市场型计划的手段一般有国家订货或提供信息的指导性计划，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等政策性计划;财政和金融手段，法津手段以及少量适当的行政手段，其计划不具有行政约束力;

(三)从计划的分配环节上看，产品型计划用物资分配和划拨清算的办法取代了市场交换，生产资料尤其如此，实际上实行的是否定市场无流通的产品分配制度.而市场型计划的确定则以市场为基础，列人计划的产品都要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流通，而不是采取直接分配的形式;

(四)产品型计划是直接的计划，上下一般粗，企业没有自，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而市场型计划则尊重企业作为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实休的地位，给予企业微观计划的制定权;

(五)在许划所使用的方法上，产品型计划制定计划的方法，主要是传统的静态的编制计划特别是年度计划的方法，经济的发展难以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调整;而市场型计划制定计划的方法，主要以编制年度计划为主的方法转变为主要编制中长期计划的方法，由静态的计划方法转变为动态的计划方法.主要研究编制计划的方法转向主要研究规划和调控的方法，并加强市场调研的方法;

(六)在计划应履行的职能上，由产品型计划的指导、组织执行和监督的职能转变为市场型计划的宏观决策与调控、社会经济服务与协调和微观建立与塑造的职能.

从上可见，产品型计划和市场型计划是有很大区别的。应该承认由产品型计划转变为市场型计划，意味着计划体制的根本性变化，它必须通过计划体制的改革来加以实现，这也是计划工作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因而是艰巨复杂的，不是轻而易举的。同样应看到的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由产品型计划向市场型计划改革的轨道上已经前进了若干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冷静地说这个转化仍处于初期阶段。国民经济计划学应对这个转化的全过程及其发展阶段作出理论概括并揭示其规律性的东西，以反映和指导这个转化，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就必须根据市场型计划的特点来改造计划学的内容。

三、国民经济计划学中的定性和定t的关系

国民经济计划学要解决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就应该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定最分析.可以说，没有必要的数t分析就不能完成这门学科的任务.没有定性分析的定盆分析只是数学游戏，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定量分析的定性分析，定性分析也是说不清楚的，我们可通过定全分析来完善定性分析。但是回顾这门学科过去的状况，则存在着重定性分析轻定t分析的倾向。在定t分析上，由于较多地采用静态传统计划方法，使定t分析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主观随意性、模糊性、不规范性，并显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即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在近几年强调采用的现代计划方法，对加强定量分析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方法和实践两张皮的结合上没有很好的解决，影响了定t分析的具体效用;在内容章阐述中所引人的数据上.也往往陈旧过时，数据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有些只适用过去产品经济的计划方法现仍保留在计划学内容中，这就更造成了定全分析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脱节，在阐述某些理论原则时，不是把作为国民经济计划学经济理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已经阐明了原理作为前提和出发点，运用它来指导本学科独立内容的建设，而是相当程度上存在着重复经济理论原理的现象，而且与部门经济学的内容也有相互重复现象。我们认为上述问题必须在体系结构和内容安排上进一步加以改进。

在定性分析上，要尽快使之转移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要在政治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已阐明原理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计划理论。要加强定量分析，除了前面市场型计划第五个特点所阐明的计划方法的几个转变而外，要变传统的静态的综合平衡分析为总量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性平衡是全面的价值平衡，过去的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和劳动力等专项核算，已不能完整地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的总体平衡;要变比例的量的分析为结构分析。市场经济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比例关系的静态的研究上，而应从动态的结构变动中研究产业变动的量的规律性;要加强现代化方法的运用如消费的分析和预测、资本产出比、部门间投人产出分析、线性规划、经济计量模型和模拟模型的研究和运用，要把现代方法和传统方法融合起来以计划工作的过程即计划调查、计划设计、计划预测、计划决策、计划调控和计划评价为脉络，研究汁划方法.研究计划方法在计划工作各了阶段上的具体运用，使计划方法的运用系统化、规范化;还要在内容的阐述由及时引入必要的数据，结合必要的实证案似分析。

四、正确处理自我完普与借鉴吸收的关系

商品经济及其相连的市场经济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世界性范畴。要真正完善地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型国民经济计划学，首先和主要地是把握我国吐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吸收其它让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必须有原则、有分析地借鉴和吸收西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工作的经验和国民经济计划学的有用成份。

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篇4

关键词：市场经济；房地产开发；趋势；问题

正文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局势的变化和发展趋势的准确预测都对房地产开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本文在分析当前经济局势的基础上，对房地产开发工作应该主要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索。

1、当前经济局势和发展趋势

我国的经济局势一直处于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国内的经济处于持续高速发展的阶段，房地产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也将随着得到持续发展。但是在经济市场的宏观背景下，为了控制房地产行业过热，2005年，随着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房地产投资过快增长势头得到一定的控制，但是由于市场需求偏大，一些地区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3月27日发出了《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建设部等七个部门于2005年4月30日发出了《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把解决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价格上涨幅度过快等问题，作为当前加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宏观调控措施得到进一步的细化。而对我国的房地产开发市场情况而言，整体的发展趋势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对于房地产开发的成本来讲，不断上升的成本问题使得房地产开发面临更多的风险问题，而且国家对于房地产商品经济的控制也使得房地产经济的过快增长有着政府调控的宏观力量，过渡消费成为泡沫。同时，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情况，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必须要引以为戒保证经济发展能够与国内经济增长情况相持平，避免出现类似的金融问题，导致房地产开发的危机。另外，对于房地产开发的经济效益来讲，由于其发展不同于其他经济企业的发展情况，必须要对城市规划和政府调控有调整性的作用。所以在面对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必须要面对城市规划等问题。总之，从这种情况来看，房地产开发必须要以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为背景，以政府的调控形式为开发依据，对如今已经形成的经济局势进行详细地分析和探索，保证房地产开发的经济效益和稳定的发展趋势。[ ]

2.房地产开发的基本保障

2.1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类似于《房地产开发项目经济评价方法》的相关指标体系，通过这些综合性的指标体系的评定保证了商品住宅性能评价、国家康居住宅示范小区等评价指标。[

]综合评价应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和计算房地产项目对区域社会经济的效益和费用，考察项目对社会经济的净贡献，判断项目的社会经济合理性。但是目前的房地产开发工作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相关的项目评价指标还没有建立完善，例如：可使用土地面积、建筑密度、容积率、绿地率、停车泊位、大市政配套、公共设施配套、交通等实际因素，还有采光、防震、绿化等技术因素的评价都需要不断地完善，以科学的指标评价来完善房地产开发和建设的基本要求，保证开发项目的妥善预测和建后的服务。除了综合评价和项目评价之外，房地产开发问题还包括财务评价，财务评价应根据现行财税制度和价格体系，计算房地产项目的财务收人和财务支出，分析项目的财务盈利能力、清偿能力以及资金平衡状况，判断项目的财务可行性。

2.2抓好市场调查和预测环节

房地产开发的市场调查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有计划、有目的、全面系统的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相关的房地产信息和问题，为房地产企业进行市场预测、房地产开发程序设计、制定战略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市场调查包括探索性调查、描述性调查、因果关系调查和预测性调查。对于预测环节来说，主要是了解产品的需求量和未来发展趋势，把握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动态，预测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并依此分析房地产项目建设的必要性，确定房地产项目的用途、规模、档次、开发时机和经营方式是房地产市场调查和预测的主要目的。在进行市场调查和预测之后必须要对整体的预测结果进行总结，保证有周密的调查计划和资料整理的能力，以此来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和预测，保证整体的项目开发能够有事先的预测和事先的战略规划。

2.3房屋的商品化

商品市场经济将愈来愈多产品卷入其中，房屋的商品化进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面对这种情况房地产开发工作必须要认清商品化的基本需求和经济规律，找出商品化带来的一系列的经济活动。房屋商品化首先在人的经济活动中，房屋问题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成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其次，它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丰富多采的选择性，为经济生活中人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再次，它为人的迁徙提供了机会，为人的经济活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不仅如此，它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人的生活态度，人的生活战略；同时也改变着人本身与自然住房相联系的一切本性。但是在房屋商品化进程中经济规律也展现了过渡商品化所带来的危害，所谓住房过度商品化是指将住房作为一种纯粹的商品，企业和居民作为供需双方通过市场上的租售买卖来交易住房，政府保障服务缺失或力度明显不够。我国房地产开发事业在过渡商品化与合理商品化直接必须找出平衡的桥梁，以此来保证房地产开发的顺利平稳发展。

3.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开发应注意的问题

3.1房地产开发必须严格执行城市规划的原则

城市规划是研究城市的未来发展、城市的合理布局和管理各项资源、安排城市各项工程建设的综合部署，是保证城市合理地进行建设和城市土地合理开发利用及正常经营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手段。城市规划与房地产开发两者共同为建设城市服务，从这一点看，它们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那么在最终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城市规划要加强对房地产开发的管理，适应房地产开发的发展，使规划易于实施。开发方则应在委托规划设计时，在审查资质的基础上，设计输出除符合法律、法规外，一定要符合城市规划和开发企业的设计意图。无论是单体建筑，还是联片开发，都应和周围的建筑及环境相协调，并体现出设计规划总体意图的建筑艺术。只有在严格遵循城市规划的要求和政府调整的前提下，房地产开发工作才能全面地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这里所提到的经济效益是房地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大小，是开发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效益指房地产开发给社会带来的效果和利益。环境效益是指房地产开发对城市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以上三方面是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还会产生冲突。这就需要政府站在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高度上，进行综合整合和管理；房地产开发企业站在长远发展的高度进行统一的部署和控制。

3.2归集开发产品费用

由于开发规模的不同，房地产开发的成本归集对象也是不同的。对于小规模的开发，如单幢或几幢房屋的开发，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可以将全部开发量作为成本归集对象，设立一个成本核算单位。但是对大规模的开发就必须科学地确定成本归集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以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工程内容和工期进度作为确定成本归集对象的主要依据，对大的开发项目应该按不同的开发期进行分块，便于费用的归集和成本结算，充分发挥成本核算的作用。针对房地产开发的主要产品费用的衡量来说，土地成本是房地产开发的主要成本之一。土地成本最高占售价的20%―50%左右,但是成本核算和预期效益来讲之间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开发的延后和土地的升值,导致前期土地成本占后期售价的比例降低。所以对于这种成本核算一方面要保证真实的记录核算账目，另一方面也要根据市场预测来提出核算后的总结和管理会计的相关报告，保证成本核算与预期建议相融合。这种基于归结成本的预测工作能够从成本的发展趋势或影响成本的因素变化情况对未来成本水平的定量描述和逻辑推理。成本预测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经济预测的重要内容，对企业的成本投入和后期的完善工作有着经济分析的指导力量，同时这种预测优势企业领导人进行专项投资的重要考虑。总之，成本预测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经营决策起着决定性作用，能够实现对归集开发产品费用的有效性总结。

3.3加强市场营销与策划

房地产市场营销是指房地产商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下，按照市场形势变化的要求而组织和管理企业的一系列活动，直至在市场上完成商品房的销售、取得效益、达到目标的经营过程。在房地产开发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对营销环节的设计和策划。一般来说，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商，在开发项目即将完工之际，就可以考虑进行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的市场营销工作。如果开发商符合政府主管部门的预售条件，开发商就可以在进行施工的同时，进行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的预售工作。房地产市场营销包括房地产市场调查研究、确定营销目标与手段、确定销售方式、制定销售合同、准备销售宣传资料、培训销售人员、参加必要的房展会、选择广告的方式等。在进行市场营销之前必须对营销过程进行总体的规划，以理性分析和技术控制为基础进行全面的规划控制，在城市开发模式、动态的规划方式、城市经营策略、公共空间体系、利益设定、公共政策制定等各个层面提出完善的开发策划方法，保证开发工作的有效实施。[ ]

总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房地产开发工作必须要严格执行城市规划的原则，全面归集开发产品费用，加强市场营销与策划，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技术路线,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主要从城市开发的实践出发,在规划控制体系这个范畴内开展相关研究，提倡市场经济下以适应城市开发、以问题与目标相结合为导向的规划控制体系,提出规划控制的思维方式和控制原则。

参考文献：

【1】余兰. 城市重点地区再开发基本策略研究[D]. 同济大学, 2007 .1-57.

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篇5

关键词:线性规划;运筹学;数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0(c)-0206-01

一、线性规划在企业中运用的必要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必须不断提高盈利水平,增强其获利能力,在生产、销售、新产品研发等一系列过程中只有自己的优势,提高企业效率,降低成本,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过去很多企业在生产、运输、市场营销等方面没有利用线性规划进行合理的配置,从而增加了企业的生产,使企业的利润不能达到最大化。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如果还按照过去的方式,是难以生存的,所以就有必要利用线性规划的知识对战略计划、生产、销售各个环节进行优化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效率。在各类经济活动中,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何通过统筹安排,改进生产组织或计划,合理安排人力、物力资源,组织生产过程,使总的经济效益最好。这样的问题常常可以化成或近似地化成所谓的“线性规划”(Linear Programming,简记为LP)问题。线性规划是应用分析、量化的方法,对经济管理系统中的人、财、物等有限资源进行统筹安排,为决策者提供有依据的最优方案,以实现有效管理。利用线性规划我们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如:在不违反一定资源限制下,组织安排生产,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产量最多、利润最大、效用最高)。也可以在满足一定需求条件下,进行合理配置,使成本最小。同时还可以在任务或目标确定后,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用最少的资源(如资金、设备、原材料、人工、时间等)去完成任务。下面我们用线性规划方法对企业在生产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探讨。

二、线性规划的模型。线性规划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自1947年丹捷格提出了一般线性规划问题求解的方法---单纯形法之后,线性规划在理论上趋向成熟,在实际中日益广泛与深入。特别是在电子计算机能处理成千上万个约束条件和决策的线性规划问题之后,线性规划的适用领域更为广泛了。

线性规划问题的一般形式为:

Max(min) z=c1x1+c2x2+L+cnxn

s.t. ai1x1+ai2x2+L+ainxn=bi,i=1,L,p

ai1x1+ai2x2+L+ainxn≥bi,i=p+1,L,m

xj≥0,j=1,L,q

Xj(≥,≤)0,j=q+1,L,n

其中xj,j=1,L,n,为待定的决策变量,已知的系数组成的矩阵称为约束矩阵。

以前人们在用这个模型求解时计算非常麻烦,而近几十多年来,由于电子计算机应用的飞速发展,应用计算机处理线性规划问题使人们求解变得越来越容易了。LINDO软件是解决线性规划问题的有力工具,它可用于解决50000个约束条件,20000个变量的线性规划问题,所以线性规划的具体运用也越来越受管理者的重视了。

三、线性规划在企业中的应用。下面我们从企业在进行制定生产计划、设备使用、材料的使用、配料分配、运输、广告促销几方面看看如何运用线性规划使企业得到最优方案。

(一)设备利用。

例2:某加工配送中心应客户要求,加工配送甲、乙两种产品,而这两种产品的加工可使用A、B、C三种加工设备。每种设备对两种产品的加工效率不同,怎样合理安排加工任务,使一个工作日内成套(甲乙各生产1件)产品最多。

解:设A加工甲、乙产品的数量为;设备B加工甲、乙产品的数量为;设备C加工甲、乙产品的数量为.从而可得数学模型为:Maxz=x11+x12+x21+x22+x31+x32

x11+x21+x31-x12-x22-x32=0

x11,x12,x21,x22,x31,x32≥0

运用LINDO软件,求得x11=45,x12=0,x21=40,x22=30,x31=0,x32=55,z=170

即用A加工甲件,用B加工甲件,加工乙件,用C加工乙件,使产品在一个工作日生产170件(85套)达到最大。

四、把线性规划知识运用到企业中的作用和意义。把线性规划的知识运用到企业中去,可以使企业适应市场激烈的竞争,及时、准确、科学的制定生产计划、投资计划、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过去企业在制定计划,调整分配方面很困难,既要考虑生产成本,又要考虑获利水平,人工测算需要很长时间,不易做到机动灵活,运用线性规划并配合计算机进行测算非常简便易行,几分钟就可以拿出最优方案,提高了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其决策理论是建立在严格的理论基础之上,运用大量基础数据,经严格的数学运算得到的,从而在使企业能够在生产的各个环节中优化配置,提高了企业的效率,对企业是大有益处的。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

参考文献:

[1]管梅谷,郑汉鼎.线性规划.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2]运筹学教材编写组.运筹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6)

[3]郎艳怀.经济数学方法与模型教程.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10)

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篇6

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计划经济是用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种社会经济形式。这个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直接的社会劳动、直接的社会产品、有计划的产品生产、有计划的产品分配。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计划经济，就其完整形式而言，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存在的。然而，不完整的、变了形的计划经济，却存在着，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时起就着手建立的一套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二是通过编制和执行各种形式的计划来分配资源、安排比例，调节各部门的关系。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在传统体制下所看到的计划经济。很显然，传统的计划经济是排斥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确立，引发出了两者关系的大讨论，问题的关键在于两者谁是本体，它不仅直接影响到我国计划管理体制的现实操作，而且关系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对于这一重大问题，作者不是仅从概念出发，而是立足于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认为“建立我国商品经济计划新体制的目标模式，必须站在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主体，逐步进行计划经济的商品货币取向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历史起点，“是非现代商品经济型的实物经济运动结构，这种运动结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行政力量控制的产品经济和夹缝中生存的初级商品经济三者组合而由成的经济体系。”“因此很显然，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主体目标选择应是三重混合经济形态共同向现代商品经济的转化，”，’b砖么在这一基本框架内所进行的计划经济体系的改革，就必然是商品经济取向，即计划经济体系的商品货币取向，或者称为计划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见该书第14页)商品型计划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是:(1)计划主体多元化。以社会、政府、企业为乒重计划主体，进行计划系统微观基础和宏观管理再造，(2)计划对象间接化。计划管理的直接对象不是个量的企业活动，而是企业间的市场关系，不是实物性的使用价值流程，而是货币性的价值流程;(3)计划管理系统中的市场运行竞争化。以此实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基础上计划与市场调节的主体结合。

二、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源有效配皿出发，探讨计划与市场结合的运行机制

如何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计划运行机制，作者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作了一系列探索，一是在计划决策权的配置上，建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三大层次的经济主体中的分布结构状态;二是重构宏观计划管理中的信息基础。作者认为，实物计划体制中的政府计划者集中处理信息的能力与现代经济信息膨胀及信息传输方式之间有极大的矛盾，解决计划者能力不平衡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控制模式和重塑信息通道，这就是不断改革价格体系，完善市场体系，建立横向自动协调的信息通道，三是选择商品经济计划管理形式要坚持多样化原则。从现阶段看，要根据不同性质和不同规模的企业、不同的社会生产环节和领域、不同的经济层次、不同的产业与产品、不同的管理层次、不同的信息掌握程度、不同的时间空间等，采取不同的结合形式来实现，逐步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从发展趋势看，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实现形式，最终将采取可调节的竞争性市场、政策性计划为主、极少量的直接计划为辅的模式，四是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计划工作水平，建立合理的商品经济计划管理的组织结构和动力结构。作者认为，要实现计划机制运行合理化，必须构建合理的体制基础。这个体制基础主要由宏观调控、企业机制和市场体系三个方面组成。宏观调控体制是实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关键环节，起着导向作用，企业机制是实现这种结合的客观基础，对经济活动的细胞起着规范作用，市场体系则是实现这种结合所必须的客观环境，起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使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成为现实。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客观形势的需要，加快对这三个方面的同步改革，解决目前存在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弱，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低等问题。

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篇7

公有制;计划经济;私人资本;公共资本;生产力;生产关系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部灰飞烟灭了,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弩之末已经没有半点惯性,在形式上毫无一点外力因素,象一个生命自然死亡一样寿终正寝。这个世界性的意识形态范畴上的自然死亡现象,人们都已经从现象上的腐朽性给以很多的解释,并且也有比较深层意义上的分析和揭示,然而从政治经济学上的科学角度似乎没有人给以说明,似乎也没有人认为这其中的本质上的原因和动力应该是政治经济学上的科学原理起作用的结果。

在形式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本质是产品经济,也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生产的不是商品而是产品,自然就不可能进行交换了,但是客观事实是世界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极为落后或相对资本主义国家落后的生产力,在商品或产品生产中人类劳动量还占有总劳动量(包括机器劳动)相当比重的份额,人类劳动强度(单位时间内的人类劳动量)还是相当高的,因此价值规律这个客观规律是无法绕过的,其实质仍然是在价值规律为基本内核的商品经济,商品交换是必须的人类社会关系,换句话说,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决定了生产关系仍然是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关系。只不过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不是地都采用的是完全的计划性的商品经济,从表面上咋看起来应该是优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商品经济,因为计划性社会资源可以最大限度地无浪费地合理利用,并且供需可以达到理想的平衡,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可以按人们计划的目标得以公式化地实现,似乎经济进入到了理想的状态,正一步一步地向共产主义迈进。

商品经济的完全计划性其实质是静止的商品经济,是停滞不前的在静止的生产力水平上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复制,并且由于基于完全计划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的作用下,生产规模是在不断地缩小的。因为完全的计划性,使得商品生产的数量,和价格都在计划之中,每一个生产单元的生产力水平基本相同,因而价格不论是计划价格还是市场价格(其实是市场价格不存在)都一样,这样任何提高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因素(例如科技成果、管理方法等等)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循环中都没有相应的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给以补偿,只有分享剩余价值或利润,再者就是降低劳动者的工资,分享剩余价值或利润则造成侵占公共消费和公共积累,降低工人工资就说明这些进步因素实实在在地剥削着劳动者了,这些都是和生产关系相矛盾的,因此它在客观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仍然可以在低水平生产力下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客观的事实是正好就相反,这也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必然结果,完全计划经济体制是生产资料完全归全民所共用生产关系的客观的和直接的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拥有相等的利用生产资料生产自己所需的商品,如果某个成员较多地利用了公共的生产资料那么就构成了对其他成员的权力的侵犯同时也是对完全计划性的破坏,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也是不可能绕过去的规律,因此“多劳多得”是不符合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多劳多得”的前提是“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和多劳多得是一致的,没有按劳分配就没有多劳多得,按劳分配只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分工造成的每个劳动岗位单位时间内的价值量不同从而工资不同,在同一个岗位内或同一个行业内按劳分配原则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关系上是没有本质上的要求的,因此行业内或同劳动岗位内只可能是平均主义,这也是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客观要求;同时由于生产资料的社会成员共同均等占有,在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上从资本的角度就没有对低能和无能的成员的排斥性或排斥性很低,因而作为生产的管理者基于这种生产关系基础不得不对“大锅饭”式的生产状况采用妥协态度,平均主义顺理成章地作用于社会全部的生产活动之中,这也是这种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关系所要求的必然性。

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篇8

关键词:经济管理;戒毒劳动;戒毒场所

戒毒劳动的组织形式既有戒毒企业的公司形式，也有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形式。戒毒活动包涵的教育矫治性、习艺劳动性及所管安全性决定了戒毒企业在坚持安全生产工作的原则底线条件下，首要目的在于考虑整体的社会效益及福利，其次才考虑严格遵循戒毒方针政策实现经济效益相应的提高。戒毒人员习艺性劳动属于社会劳动生产，戒毒企业也受市场竞争影响。经济学理论研究关于社会生产活动如何取得经济效益与戒毒企业经济性目的契合。本文既从经济理论探析回答生产经济是如何运行的，也从戒毒劳动的实践探索出发判断，根据教育戒治的价值观念针对戒毒活动的特性，回答戒毒人员劳动应该怎么做，并根据实际情况来逐步制定政策与采取措施。

一、宏观经济下戒毒场所企业规划

经济行为受宏观政策影响，同国家政策相联系。宏观经济环境下，戒毒生产决策方向与国民经济政策政策导向相系。戒毒生产企业的突破口在于抓准契机主动作为积极担当，把自身发展与和国家经济体的前途相结合。

（一）积极财政政策下主动积极作为

首先，发挥积极型财政政策的外部经济性。经济步伐放缓条件下政府财政政策投资改扩建、新建戒毒场所基础设施建设对私人投资挤出效应小，带动市场良性发展，财政政策效果明显。宏观经济政策下，戒毒生产行业土地资源盘活、产业布局规划和生产经营管理需要积极作为主动作为，使国有资产保值升值。分析研究场所企业优势挖掘内部潜力，遵循经济未来走势规律，科学合理利用好人力、物力、资源，使经济生产要素充分涌流。其次，服务于促进社会整体福利扩大。戒毒带来社会整体福利增加，由公共服务属性的戒毒带来的降低吸毒行为对社会福利减少和戒毒企业经济效益增加带来的社会福利相加构成。戒毒对社会经济兴利除弊，正向做加法，负向做减法，使社会整体福利总量获增。公共服务属性下戒毒带来社会不经济的现象减少，即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损失。戒毒生产活动经济效益增加即生产劳动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增量。最后，坚持以社会总福利增加为标向的戒毒企业决策。戒毒工作带来的社会总福利大于戒毒工作财政政策的总支出，即吸毒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现象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减少和戒毒企业习艺劳动培训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增加之和大于财政政策投入值，那么我们说该行为决策是经济的，即戒毒生产行业扩张生产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的投资行为是经济的，戒毒企业向规模型经济发展是经济的。

（二）提升戒毒生产经济效益下的社会福利帕累托改进

首先，经济管理实现帕累托改进。所谓帕累托改进，即存在任何一行为改进如果可以使现有总福利增加而不使任何一人福利受到损失，那么可以说存在帕累托改进。规范戒毒企业管即保障生产安全也促进习艺生产力劳动经济效益提升。通过规范化戒毒生产活动管理未造成现有社会福利某方面的损失而带来了生产经济效益的提升，即带来经济效益的总体提高。其次，运用管理手段增进经济效益。管理方式方法的运用是戒毒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的新源泉与增长点。管理即协调生产活动，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获得最高经济效益。生产是生产要素输入生产过程到输出产品。生产管理任务即运用好组织、计划、控制职能。生产把各种要素有效组织起来，形成有机整体。

二、单个戒毒企业生产模型下的分析

思考单个戒毒企业中戒毒劳动生产活动如何提高收益和降低成本，即假设在一定的宏观政策影响的时间段内，产品市场中仅有单个生产企业的情况下，生产活动如何变得更加有效率。一方面以最经济的方式生产出社会需要的廉价优质产品，避免无谓浪费；另一方面降低成本，让原材料节约、降低耗损率、提高效率。

（一）降低生产损耗及浪费

首先，在制品数控制合理适宜。生产中在制品数量过高不利于经济效率及收益，实际生产过程中应提高生产管理能力，不断逐步降低在制品数。但简单粗糙地降低仅会导致生产现场混乱、生产系统原材料和其他物料供应不足和影响正常生产，关键还是把握合理、适宜的度。在制品数是生产健康的阴晴表，投入产出效率指标数。其次，合理控制库存。在计划生产时间不变的约束条件下，劳动力转化为产品的各要素要严格周密考虑，设置备料预防流程中断影响。细节处优化各部位搭配，各个环节分工的分段产量、产出及存货、流水线日常供给和存货把握需要根据实际状况精准化设计，将外部不经济影响损失降到最低。合理的产出及存货的数量关系及比例，控制了生产负的外部性影响。生产负的外部影响即用电环节、原材料供给环节的意外，造成停电待工或停料待工损失。生产流程停止将造成沉没成本，丧失原定劳动力可以转化为产品的价值的值。

（二）减少无效时间占习艺时间比重

首先，完备生产数据记录。科学管理形成有效的生产指挥，生产数据完整准确、台账记录痕迹资料有迹可循，管理工作才程序化、制度化。从数据记录中找寻等待闲置的无效时间，从而针对性地缩减无效时间，增加实际有效时间。其次，生产控制流程有序。管理工作围绕完成计划任务开展，包涵生产进度、库存和质量数据全过程。生产中生产物料均匀连续地按一定工艺顺序运动，防止出现无效生产活动。

（三）空间时间合理布控

首先，合理生产现场布局。合理布置能够使生产活动在时间、空间上最快通过生产各个阶段。生产原料在各个工序上流动，紧密衔接始终处于运动状态，即不是做加工、检验就是做运输，没有不必要的停顿。其次，合理掌握生产周期特性。生产活动具有周期性，单个原料从投入到完工累计时间即为一个生产周期。实际生产活动不间断循环，本期统计完工品数据为前一周期产出。如生产周期为三天。现在成品的质量检测为三天前投料加工，生产周期性导致实际完工品与在制品数据不同期产生，管理工作既要给前期工作一个反馈，也需要对后期工作设置目标。

三、经济市场竞争环境下戒毒生产的考量

思考在生产同一产品的市场中，存在多个生产单位并形成竞争。市场经济以追逐利润为目的，而戒毒劳动以习艺劳动辅助教育矫治为目的。戒毒企业的劳动人群是特殊人群，不能完全将这个特殊的生产劳动活动参与到以逐利为目的的完全竞争市场中。政策手段将戒毒劳动生产活动设置为不完全竞争市场，能够保障好戒毒劳动矫治质量。

（一）戒毒劳动设立特种产业

首先，戒毒劳动生产人员特殊性下的生产劳动匹配。戒毒人员生理心理受损、大多仅易从事简单体力劳动。戒毒期限限制，人员流动性大。戒毒劳动的生产环境、流程和工具等因素需兼顾习艺性、安全性和效益性，从而利于劳动矫治，提高回归社会就业能力。其次，戒毒劳动行业实行不完全竞争。完全竞争生产环境下会打击戒毒劳动产业的发展，即形成向低端产业恶性竞争。根据戒毒劳动的特殊性，建立相关产业扶持政策，将适合戒毒劳动的产业设立为特殊产业，增强戒毒企业竞争优势和生存能力。最后，形成特种行业壁垒。戒毒劳动产业易准入性造成生产行业恶性竞争，而限制准入门槛行之有效。充分调研市场，分析生产项目，了解市场情况。根据市场情况选择发展规模化、经济化，附加值高的项目。各个戒毒企业形成同行业的产品协会，设立行业产品质量、生产条件、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准入审批壁垒。行业壁垒既维护戒毒劳动人员的权益，也规避了唯经济效益是举的恶性竞争。通过市场手段既维护了戒毒人员劳动的权益与质量，也减轻了政府对戒毒投入的经费负担。

（二）建立保护性与鼓励性政策体系

首先，吸引社会资本投资。企业参与戒毒劳动产业或吸纳戒毒人员劳动就业企业，予以政策性支持，给予补贴。其次，税收方面予以政策支持，作为特种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戒毒生产型企业所生产货物和提供劳务所获收益，免征部分税额或下调税率。

四、戒毒企业的经济管理

戒毒企业中习艺劳动的价值理念在于教育挽救，可有劳动生产就存在经济管理工作。既要实现戒毒劳动的目标，也要实现生产经营的高效管理，两者密不可分。合理运用统计核算和计划控制组织好经济活动，完成生产经营计划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是科学手段。

（一）总计划与分计划的推动

建立规范化生产流程细则。规范工作操作标准化流程和单个操作活动的耗时与步骤，有一个量化的时间和规范化的细则。根据规范的个体平均单产设计总计划，从而划分分计划，层层分配好各环节计划量。设立好计划时间推进表。哪个时间段完成到哪个程度，进度快慢能够掌握情况。从而在客观具体情况下，发挥主观能动性。现代经济管理在于高效率，实际状况的动态了解和及时干预是核心。

（二）生产数据中挖掘管理潜力

把握各生产数据特性。总产出看生产总量，总产出与耗损值看实际产出。平均产出观察熨平的生产数据，屏蔽外部影响带来的生产波动。边际产出看习艺劳动培训所带来的产量增加效果。边际产值呈抛物线递增，增加速度先快后慢，到一定时刻便稳定不变。对新参加习艺培训戒毒人员阶段性观察产值增长情况，及时鼓励和帮扶以便改进技能。设立生产数据止损点。宏观上把控总量，允许一定范围正常波动范围值，牢固把握生产管理主动权。实际生产中影响产出应变量的自变量多，如设备故障、人员变动、习艺效率等问题，对因变量数据动态波动与变化设立好止损点与预警线，当生产数据低于预期底线时及时干预，查找缘由，整改问题细节。

（三）管理规范化、精细化

整体性与细节性相把握。把握生产动态变化，实时关注生产数据，分析产值精细化，从月产值、周产值到日产值，从波动情况中发现问题，找出应对措施并逐渐完善管理。强化生产数据误差核对。生产数据用于反映生产情况增强管理，通过会计手段了解生产中各个环节留存存货，实际与账面统计的误差差值。对生产中形成数据的误差再次形成评估，精确掌握实际数据。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五版）．出版信息不详．

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篇9

从“计划”到“规划”，虽仅一字之差，内蕴却极丰富。就词义而言，“计划”指工作或行动前预拟的具体内容和步骤，“规划”指全面的长远的发展计划，“计划”转为“规划”，意味着社会经济管理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微观转向宏观，从指令型转向引导型，从主抓经济建设转向致力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回顾“一五”到“七五”的历次五年计划，各类指标往往具体到产品和产量，从洗衣机、电冰箱到甘蔗、茶叶，政府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产销平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买方市场的出现，意味着95％以上的商品供求由市场决定，政府能够直接干预的领域已经大大缩水，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行业主管部门撤并、“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更使政府行政干预的载体――行业主管部门和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日渐式微，此时还奢谈“计划”，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放眼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相辅相成，前者的作用领域是私人物品，后者的作用领域是公共产品。“十一五”从“计划”到“规划”的转变即借鉴了这一思路，政府将在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加强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工作。所谓“规划”，一是规划市场机制难以有效作用的领域，二是规划经济领域之外的社会事务。

从“计划”到“规划”，首当其冲的是“公共财政”的建立和完善。“计划”时代，财政部门的重要功能是“搞建设”，承担了大量的投资功能，而“规划”则要求财政部门将重点转移到公共产品上来。无需高深的理论推演，仅从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教育、医疗、养老、失业、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即可明白财政部门今后工作重点所在。

“计划”为“规划”取代，并非意味着“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相反政府的任务不是轻松了，而是更加艰巨了。“计划”时代，政府直接充当运动员，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而今政府的角色是裁判员，不但要对场上瞬息万变的复杂形势具备清醒的判断和敏捷的反应，而且还必须“戴着镣铐跳舞”，自己的执法活动只能在有关法律框架下进行。

“计划”时代，政府只需完成一系列数量指标就万事大吉了，而“规划”则要求政府关注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其中许多方面并不能以简单的数量指标表示，“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课题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不仅需要统筹兼顾即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还需包容整合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

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篇10

 

从1953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建材工业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地区平衡，重点发展水泥产业，安排了限额以上21个建设项目。到“一五”期末，各项计划指标顺利完成，建材产业经济规模比1952年扩大了2.2倍。

 

1958年开始实施的建材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提出了保证国家基本建设需要，支持地方发展小型水泥厂、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大力研制和发展无机非金属材料、扩大建材产品代用(代替钢材、木材)、加强对非金属矿的管理并实行有计划开采的基本任务。建材工业“二五”计划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受到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冲击，存在各项指标超越现实、工业超负荷生产、基本建设摊子过大等严重问题，到1960年建材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就已经达到难以为继的程度。这种情况也是当时全国总体经济建设的写照。

 

1961年开始，建材部门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方针，对行业实行全面整顿，大跃进中破坏的生产力逐步恢复。到1965年建材工业形势全面好转，水泥产量达到1634万吨，平板玻璃599万重量箱。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建材工业在曲折和动荡中艰难发展，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重点对建材产业布局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中西部地区建设了一批大型建材企业，使我国建材工业的布局更趋合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经济发展和建设步入正轨。1980年由当时建筑材料工业部计划司为主编制了《建材工业“六五”(1981—1985)计划》，计划结合了当时国内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形势，总体发展目标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基本相适应。但长期以来主要建筑材料的短缺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建材工业发展仍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1985年原国家建材局制定并了《建材工业发展纲要》，并以此为指导制定了《建材工业“七五”(1986～1990)计划》。

 

《建材工业发展纲要》(振兴建材工业12条)的核心是确定了“大家办建材”的方针，即打破部门和所有制界线，鼓励多渠道筹集资金，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建材工业。《建材工业发展纲要》提出建材工业实现战略转移，变部门管理为行业管理的基本方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战略决策，开创了建材工业发展的繁荣局面。到1990年我国水泥产量达到2.1亿吨，平板玻璃产量达到8067万重量箱，分别提前3年和2年完成“七五”计划规定的指标。

 

我国建材工业发展规划制定中具有新特点的是《建材工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的编制，该规划将长期规划和五年计划相结合，突出长期规划和五年计划的衔接性。在建材产品总量已经基本实现动态供需平衡，同时在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方面仍存在突出问题的情况下，《建材工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提出“八五”(1991～1995)期间的建材工业的发展重点是“节能降耗、调整结构、出口创汇”，首次在建材行业明确提出了要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1995年，国家建材局制定了《“由大变强、靠新出强”跨世纪发展战略》。该战略提出，临近和进入21世纪，建材工业的发展要以产量增长为主转到大力提高集约化生产程度、提高工艺技术水平和装备水平、提高质量和配套能力上来，即以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为中心，把跨世纪中国建材工业逐步建成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现代原材料与制品工业。该战略成为“九五”(1996～2000)计划，2010年远景发展规划和行业许多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建材工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出“九五”计划作为跨世纪发展战略的第一阶段，实现从注重数量增长转向重视质量提高和制品业的发展，即“控制总量、调整结构”。“九五”期间由于国内需求增长的拉动，建材产品总量仍以较大的幅度增长，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已经全面纳入“九五”计划目标，并一直成为此后建材工业发展的重要和核心任务。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计划体制和投资体制的改革，2001年的《建材工业“十五”规划》实现了从“五年计划”向“五年规划”的转变，从指令性计划向指导性规划的转变。“十五”(2001—2005)规划突出了战略性、前瞻性、宏观性、指导性和政策性，重视对发展环境和行业竞争力的分析，并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指出建材行业的发展方向。规划进一步突出了结构调整，明确提出各行业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调整目标以及结构调整的重点内容和政策措施。规划明确了企业是实施规划的主体，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实现转移。“十五”期间，我国建材工业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在产品总量持续增长满足需求的同时，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2005年新型干法水泥已经占水泥总产量的40%，达到4亿吨，远远超过规划制定的目标;浮法玻璃已占平板玻璃总产量的85%;全行业节能、环保意识普遍增强并取得良好成效，建材技术装备出口和工程建设服务开始在国际市场显示出较强的竞争能力。

 

《“十一五”(2006～2010)建材工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强调了要加快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将建材工业建成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的要求，规划明确提出了建材工业以服务于建筑业为重点，促进建材工业与建筑业的联动发展。虽然我国受到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但建材工业依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十一五”成为建国以来发展最快、发展水平最高、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最好的五年，在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由大变强”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建材工业发展要求不断提升、建材市场需求稳步增长、需求结构不断升级，同时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加剧的发展环境下，《“十二32”(2011～2015)建材工业规划》提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立足国内市场需求，走节能、环保、低碳的创新型发展道路，进一步加大联合重组、淘汰落后、优化布局、两化融合的力度，加快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步伐，以循环经济理念引领建材工业发展，全面提高建材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建材工业健康发展的总体思路。规划将实现两化融合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到行业发展的重要位置。2013年，中国建材联合会了《2030年的中国建材工业“创新提升、超越引领”发展战略》，该战略是对1995年的“由大变强、靠新出强”跨世纪战略第三阶段的深化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建材工业未来20年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途径、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对建材工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十二五”前三年，我国建材工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2013年水泥产量达到24.2亿吨，平板玻璃产量7.79亿重量箱，建筑陶瓷产量96.9亿平方米，分别比“十一五”期末的2010年增长28.7%、23.6%、24.2%，建材工业总体效益高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回顾建国以来建材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可以看出，建材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与我国经济建设发展总体形势和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规划紧密相关。基于对行业未来发展环境和趋势的准确判断提出的前瞻性的战略和战略指导下的规划，对行业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导向、引领、推动作用。

 

1985年提出的“大家办建材”战略方针，以及在这个战略方针指导下“七32"建材发展计划的实施，迅速解决了建材产品长期以来的紧缺状态，使总量上能够基本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1995年提出《“由大变强、靠新出强”跨世纪发展战略》对我国建材工业发展的方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成为“九五”到“十二五”建材产业规划和行业许多工作的指导性文件。《2030年的中国建材工业“创新提升、超越引领”发展战略》则成为我国建材工业未来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我国建材工业规划的编制、和实施，经历了从指令性到指导性的变化，从“八五”计划开始，规划的指导性作用逐步显现。在计划经济时期，各五年计划的制定，使国家在总体能力有限的情况下，统筹考虑重点项目的建设规模、技术方案和总体布局，对我国建材工业的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大批建设项目成为我国建材业的宝贵财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建材工业规划使行业的主体，即企业能够全面理解和掌握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和行业发展的新的要求，从而调整企业发展战略、决策以及行为;也作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和运用相关政策、法规，发挥各类调控手段和作用的依据，促进经济的健康与协调发展。建材工业各五年规划的顺利实施均证明了这一点。

 

“十三五”是我国建材工业发展的关键转折时期，国民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稳定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从数量扩张转到质量提升阶段，随着经济增长阶段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十三五”期间主要传统建材产品，将结束持续高速增长期，进入消费峰值的平台期。产业的发展将面临市场需求增长趋缓，资源、环境的约束增强，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发展在新的形势下面临新的一系列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