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具体表现十篇

数字经济的具体表现篇1

【关键词】经济新闻 数据 符号学 语用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新闻的比重日益上升，尤其是专业类的财经媒体，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而在经济新闻报道中，无论是报道宏观经济，还是具体企业，都需要借助大量产值、增速等统计数据来说明问题，因为数字可以从量化的角度准确地报道新闻事实，反映新闻事物的发展状况。一方面数据可以作为辅材料，解答或证明新闻中存在的问题，解释概念或说明事物特征，帮助受众更好的理解新闻内容；另一方面是将数字作为主体，对其进行详细的阐释，帮助受众理解经济数据背后所隐藏的深层含义。专业的财经媒体是一种“窄播”形式，直接表现数字，势必影响传播效果，所以需要记者恰到好处的运用数据，深入浅出的分析经济现象，讲清经济道理。

一、数字意义的符号学阐释

数字作为语言的一部分，除了计数功能外，还肩负着传播历史文化信息的重担，所以说数字体系作为语言符号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具有符号传播的特性，其和文化的传播紧密相连，数字的背后具有文化的支撑，因为“每个数字都是能指和所指结合的单个符号，其他数词是在单个符号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而成的符合符号……，数词具有其他语言符号所具有的形和义之间的任意性，复合符号在行与义之间有理可依据，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非一一对应性及符合复合符号的社会性等。”①所以,数字作为一种抽象的文化符码，从本质上说，是人们用数字来理解其他领域中的观念，在数字领域中，表现为数字的本体特征，而在认知领域，则表现为纷繁复杂的文化内涵。

符号学鼻祖索绪尔将符号分为所指和能指，两者之间关系的结合便产生了符号的意义,是一种二元论。而皮尔斯和索绪尔不同的是，他将符号现象分为符号、对象、解释项，解释项的存在是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皮尔斯认为“没有解释项，符号的意义便无从理解”。皮尔斯的理论重视解释者的作用，不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强调社会、文化对于符号解释的重要影响。所以他的观点比索绪尔的理论更合理，解释力更强。在皮尔斯的基础上，美国的哲学家、符号学家莫里斯认为符号涉及三方面的关系：即形式意义、存在意义和实用意义，将该论断应用于语言符号系统研究中，便得出了语言符号的三种意义：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这当然也包括数字符号的意义。数字的指称意义“是语言符号和它所代表的客观世界中的某一实体或事件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意义，是语言符号的基本内容所传递的主要信息，它往往与字面意义重合”，数字的指称意义在经济、金融、投资或统计报告中出现的频率较高，表达的是确切的数量和比例，特点就是精确严明、客观准确。数字的语用意义是三种意义中较难把握和表现的，它体现的是数字符号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而我们的经济报道在运用数字方面恰恰忽略了这一层面的意义，经常干巴巴的罗列经济数字，没能展示这些冗杂数字背后的深层内涵及对于受众的影响。本质上来说，经济新闻使用数字是为了表达意义，是以数字为手段来达到表达观点的目的，所以如何使用数字，才能达到最大的传播效果则是传播者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经济新闻中数据语用意义的缺失

数字的语用意义是三方面中最难把握和表现的。符号学中对于语用意义的定义为语言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可进一步细分为数字传播者与数字的关系和受众与数字间的关系。由于传者和受众处于不同的立场，代表不同的观点，所以对于同一组经济数据会有不同的解读，在经济新闻中数据不再仅仅作为资讯的本质性和事实性，更重要的是其服务性和市场的需求性。而我们的媒体工作者往往忽视了受众在经济数字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能站在受众的立场分析、阐释经济数据，结果造成了文中数据泛滥，枯燥无味，影响了新闻整体的传播效果。经济新闻中数据语用意义的缺失主要存在以下两类问题：

1、数据传播失真

忽视数字符号的语用意义结果可能会造成数据传播的失真，这里的失真不是经济数据和现实的不符，而是表达和理解的错位。比如受众对于一些经济数据，如PPI、CPI、GDP、PMI的理解会和媒体运用数据想要表达的观点不一致，引起不同程度的质疑，例如“各省的GDP的加总数高出全国GDP数万亿元人民币，各省的GDP增速几乎都高于全国GDP增速好几个百分点。”在这里，文本的意义失去了终结性和一次性，具有无限阐释的可能，就好像对于同一经济数据，官员认为是科学的，民谣的阐释则是：张家有财一千万，邻居九个穷光蛋，一平均个个都是杨百万。②

针对数据传播失真的现象，要想加以解决，首先需要确定立足点，经济新闻在对经济数据进行解读的过程中，要把“新闻话题处理成公共语言，把对数据的观点编入公众习语，”这样更易于受众接受这些声明和观点。当新闻中对于经济数据的解读不是站在受众立场，而是以一种宣传的姿态来表达，很多经济数据往往就被赋予固有的意义，报道透露出意识形态编码形成的表象。问题的症结在于对数据的阐释过程中，媒体将更多的话语权交给了所谓的权利部门，但是数据最大的影响是对广大的普通民众，民众对于数据解释的缺失，是造成传播失真的关键所在。所以在新闻的采访中，我们需要将更多的机会留给普通受众，以此来消解数据失真给受众带来的排斥感。

2、数据表现方式缺乏新意

经济新闻中，数字的语用是重头戏，很多新闻都是出自统计数据，但是如何传播那些枯燥冗杂的数字信息却是一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工作。数字的语用意义不但需要传播者站在受众的立场思考问题，同时也需要运用受众易于理解的语言及方式进行表达。经济新闻中和数据相伴的就是专业术语，对一般受众来说理解起来确实具有难度，这就需要我们消化理解数据信息，深入浅出，进行形象化表达。例如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曾在“节约用水宣传周”报道中说：“我国的水资源拥有量只占世界人口平均数的1/4，我国600多座城市，就有300座缺水，其中108座严重缺水。打个比方，如果世界人均每天一桶水的话，那么我国南方人均只有一壶水，华北地区人均只有一杯水。”主持人用一连串的数字加比喻，揭示了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现实，形象、易记，让人警醒。在具体的应用中，我们是通过对比来表现数字，还是通过折算把数字形象化，亦或其他的表现方式，这应视情况而定，运用得好，就会达到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数字的语用意义也就得到了最大的呈现。

综上所述，经济数据的背后具有文化的内涵，是符号意义的传播过程。数字符号的语用意义是“受众本位主义”的一种体现。在新闻中，能否站在受众的立场和角度解读经济数据，是做好新闻的关键。数字运用的科学、合理，传播效果就会比较理想，否则就会造成传播失实或失真等现象。既不能很好的表达作者的观点，也影响受众的理解，造成传播障碍。■

参考文献

①刘晓雪：《汉语言中数字的符号意义及翻译探讨》，《教学与管理（理论版）》，2010

②郭栋、吴兰兰：《数据失真传播模式中的创新分析》，《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

数字经济的具体表现篇2

关键词：河北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

河北省环首都经济圈紧邻北京，在承接产业转移、吸纳人才、技术、信息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已经成为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环首都经济圈旅游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宜居宜游，建设休闲度假和观光旅游基地是环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旅游资源的规划和开发过程中，旅游形象（TIS，又叫旅游地形象）的塑造和推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开发刚刚起步，如何塑造和推广具有区域特色、独特文化个性和精神内涵的旅游形象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本文首先对河北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塑造途径进行分析，旨在探索塑造具有区域特色、独特文化个性和精神内涵的河北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旅游形象。其次，分析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对数字化传播软实力提升的影响；最后，探讨数字化技术对个性鲜明的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传播的高效性。

一、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塑造分析

（一）塑造旅游形象的必要性

旅游形象是旅游地的客观形象在旅游者心目中的反映。旅游形象定位是针对目标市场，通过产品、服务和现场控制，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旅游区的独特形象风格。旅游形象定位的核心目的是突出差异。旅游形象完整、系统、表现良好的景区，更能被旅游者选择为目的地。如果一个旅游地的旅游形象模糊混乱，则很难对潜在的旅游客源群体造成吸引效应，同时还会使现实的旅游者经历平淡，降低其回头率。而个性鲜明、亲切感人的旅游形象是形成潜在庞大旅游市场的源泉。

（二）塑造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有效途径

（1）完善旅游环境的舒适度

河北省作为连接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的交通枢纽，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已初步形成了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网。但由于河北省地处渤海经济圈腹地，环绕京津和贯通南北联系东西的特殊区位，对交通的需求很大，使河北综合交通运输总量不足，主要旅游交通干道的畅通性和重点特色旅游地的可进入性得不到保障。另外，休闲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购物、住宿、餐饮、泊车、娱乐、信用卡服务以及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游客对环京津旅游带的出行选择，应予完善。

另外，严格管理旅游市场秩序，严禁违规违纪的不文明现象发生，增加游客的满意度，为环首都经济圈的旅游形象增加美誉度，吸引潜在游客。不仅要通过游客的良好口碑宣传旅游形象，更重要的是通过现代先进的传媒手段进行宣传扩大知名度。经过长期的积累、完善、改进，确立固定而适合的环首都经济圈的旅游形象，形成品牌。

（2）建立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视觉识别系统

以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定位和受众分析为基础，从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中抽取隐藏性旅游形象，将抽取出的旅游形象符号化，并应用到旅游地名称、旅游地标徽、旅游地标准字体、旅游地形象代表、旅游地吉祥物、旅游地纪念品、旅游交通工具、旅游地人形象、旅游企业形象中，创造生动而别具特色、鲜明而强烈的感知形象。从第一印象区、最后印象区和形象标志标区三个方面展开设计。其中，以旅游者最先到达旅游目的地的边界出入口、机场区、火车站区、高速公路收费站等作为第一印象区；以旅游者离开目的地时最后与目的地接触的地点，如，最后一个旅游观光点、新开发的景区、旅游者离开目的地的边界区作为最后印象区；以环首都经济圈最具代表性的旅游目的地、重点旅游区和主要发展景区作为形象标志区。

（3）建设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系统

在旅游形象数字化研究方面，通过抽取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特有的视听觉元素，如历史沿革、风俗风貌、地理环境、民间传说、名家趣事等，提炼出形式化符号，引入景区数字化形象系统的设计中，构建数字化、风格化的旅游形象推广系统。在传统旅游营销服务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开展数字旅游营销服务和旅行形象推广研究，并制定设计方案。

二、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数字化传播分析

作为向游客传达景区环境信息的数字化传播系统，能够迅速快捷地将景区的文化氛围和旅游形象传播给游客、不受地域、时间、地点的局限，改变了以往传统媒介带来的传播范围小、速度慢等问题。旅游形象的数字化传播已经成为展现景区文化特色、推广景区旅游品牌的重要途径。利用计算机对景区内容进行宣传，建立景区景点数据库，方便游客检索使用，用最短的时间制定最合理的游览线路，既经济又尽兴；利用计算机对景点的内容进行数字化，使游者不仅能通过计算机来了解景区相关景点的人文历史、地理特征、民间传说、轶闻趣事等，甚至通过短片动画等数字多媒体形式进行深入了解，游戏互动等，构建良好规范的现代化风景名胜区行业形象。

（一）明确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的意义

（1）实现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的升级和转型

河北环首都经济圈的建立，是河北旅游业发展的一个新契机。塑造鲜明的环首都休闲旅游目的地形象，加强河北休闲旅游品牌号召力，可以加快实现河北旅游的升级和转型。

（2）提升数字化传播的软实力。数字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只关注技术而忽略人文软环境的层面上。增加数字化传播的人文内涵，塑造景区旅游的鲜明形象，提高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达的有效性，也将为广大用户提供更便捷、更周到的人性化服务。

（二）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的实施策略

（1）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进行数字传播系统的需求分析、可行性分析和预期目标的确定；进行市场调研结合国家和地方旅游景区管理的相关要求，确定环首都经济圈景区旅游形象数字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采取的方法，构建旅游景区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的方案。

（2）通过发现和整理河北环首都经济圈旅游景区的特征元素，甄别出代表性符号，将其归类，并抽象化，得出在数字化环境中可用的资源。然后，运用环境导视系统设计的原理，从核心标识、公共系统标识、数字效果的表现、人文关怀的传达等方面构建数字化、多元化、风格化的数字传播形象。

（3）依据CIS设计的理论，构建旅游景区数字化传播系统的共性符号体系、景区数字标志系统、景区活动策划、旅游产品策划、景区虚拟游并做案例示范设计。

（4）环首都经济圈数字化传播体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数字化的风格特征应当融入时代特征。设计的时候也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加强数字化传播的使用周期。

（5）通过深入研究国家和地方对旅游景区的管理条例，结合数字化信息的特点，构建旅游景区数字化导视系统的评估和管理体系。该体系尊重各景区的个性特征和区域差异性，评估方法坚持多样性、多角度，提供定性评估、长期性评估、过程性评估等多元评价体系，使评估结果能够促进旅游形象数字化建设。

（三）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的引导职能

环首都经济圈的总体战略构想是“13县1圈4区6基地”，即划定13个县建成一个以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环首都经济圈，在该地区内建设高层次人才创业园区、科技成果孵化园区、新兴产业示范园区、现代物流园区4个园区。同时，建设养老、健身、休闲度假、观光农业、绿色有机蔬菜、宜居生活基地六个大型基地。北京在将资源向河北溢出时，旅游最可能出现的问题就是偏离“原生态”的途径而助推环首都地区旅游业的风格，一味追求“先进”的旅游环境。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数字化传播应当避免与北京一体化的传播策略，相反，在正确的环首都经济圈旅游形象定位的指引下，完善旅游环境的同时，应注重保留河北环首都经济圈县域旅游特色，通过数字化传播技术引导游客旅游消费，帮助游客体会景区的乐趣基础上认识旅游价值，避免抹掉应有的本色，追求人为的精进。

三、结语

数字经济的具体表现篇3

关键词：数字新媒体；外部性经济；长尾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8-0121-02

数字新媒体产业是在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电信产业等新兴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内容产业、大众媒体产业等传统文化产业，形成的一个综合的产业。因此，数字新媒体产业就不可避免地延续了各个相关产业的特点。

数字新媒体产业又因其与大众广泛而密切的互动、与政府职能部门重要而紧密的关系，从而深受社会文化和政府决策的影响。基于以上各方面的因素，数字新媒体产业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经济特征。

一、外部性经济特征

外部性经济[1]是指经济主体（包括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外部性经济又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外部负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数字新媒体产业在几个层面上都反应出了强烈的外部性经济特征。一方面，数字新媒体产业是其他产业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后续产业，因此，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严重依托于其他产业的发展状况。如，电信产业的网络架构范围严重制约了数字新媒体产业的渠道资源；信息产业的宽带技术、存储技术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速度等。另一方面，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发展也影响了其他产业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如，一部电视剧或一部电影，甚至是网民的博客和播客中所宣扬的文化内涵和承载的道德伦理，对社会舆论、社会文化的形成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长此以往，当数字新媒体产业中的某一种思想形成潮流后，甚至会对整个民族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产生影响。

当数字新媒体产业的某个外部性经济特征日益显著之时，就会使数字新媒体产业出现企业合并或企业分离的经济现象。业界人士已经形成共识：渠道和内容已经成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两条腿，缺了哪个方面，都会使该产业停滞不前。在这种情况下，渠道运营商联合内容提供商发展内容产业，内容提供商联合渠道运营商的案例层出不穷。如渠道运营商中国电信在21世纪初就看到了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外部性经济特征，先后联合内容提供商在全国各地区开展互联星空业务，充分利用中国电信的用户资源、网络资源、应用支撑平台资源、营销网络、客户服务和宣传渠道等资源，营造数字新媒体产业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积极推动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国最大的内容提供商中国广电集团也积极兴建广电网，构建自己的渠道网络。数字媒体产业的从业者以自己原有的核心业务为中心，不断联合数字新媒体产业的相关外部经济主体，拓展外部业务，使自己在数字新媒体产业上站稳脚跟。

以上是企业积极顺应数字新媒体产业正外部性经济特征而做出的经济行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负外部性经济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体制问题带来的。因为很多处于数字媒体产业链上的经济主体都是由事业体制转化为企业体制的。这是由于数字新媒体产业中的内容提供商生产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公共领域的，渠道运营商搭建的网络也有相当一部分原本是用于公共事业的原因。随着国家政策的转变，虽然很大一部分事业体制的机构被逐渐商业化、产业化，但这种转变还是不彻底的。两种体制的思想掺杂在一起就导致了一部分属于公共领域的内容被商业化运作，使得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另一部分应该完全商业化的内容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商业运营，致使企业经营不善，得不到应有的利润回报。这都是数字新媒体产业负外部性经济特征的表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2009年10月，上海文广集团拆分为上海广电和东方传媒的举措就在体制问题上迈出了里程碑的一步，这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负外部性经济特征。

二、长尾经济特征

长尾理论[2]是网络时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长尾理论认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当商品生产成本急剧下降以至于个人都可以进行生产，并且商品的销售成本急剧降低时，几乎任何以前看似需求极低的产品，只要进入市场，都会有人对其消费。这些需求和销量不高的产品所占据的共同市场份额，可以和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相比，甚至更大。从此，企业关注的不仅仅是那个代表畅销商品的头部；而是那条代表冷门商品的经常被人遗弃的长尾。

数字新媒体产业在表现出长尾经济特征的同时，还具备了实践长尾理论的现实基础。首先，数字新媒体产业具有一次性生产投入大，再次生产成本极低，甚至可以忽略的特点。其次，数字新媒体产业利用无处不在的网络渠道可以把小众化人群集合在一起，使提供相应小众化产品的企业找到他们进行针对性营销成为可能。这就构成了长尾经济的现实基础。例如，一个大型书店销售的书籍一般不会超过10万本，这些书几乎都是按照畅销排名进入销售网络的。数字新媒体产业的长尾经济特征还表现在社会舆论的导向层面上。在传统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社会舆论反应的只能是精英群体的主流意见；而在数字新媒体崭露头角的年代，无数弱势群体的小众化、非主流民意也有了发声渠道（如博客、播客等）。这解决了社会舆论片面化、一面倒的社会舆论扭曲现象，使社会舆论向着多元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当然，这同时也存在着对非主流舆论进行恶意炒作，混淆大众视听、左右公众价值判断的恶劣现象，这就要靠政府职能部门对各种民意进行调节，以保持社会舆论健康发展。

三、规模经济特征

规模经济[3]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水平上，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出的增加则生产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步下降的经济现象。 数字新媒体产业相对于传统媒体产业，呈现出了规模经济特征。首先，随着技术和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不同的人群对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各种相关产品都产生了需求。这就奠定了数字新媒体产业规模经济特征的市场基础。其次，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标准的制定，使得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品源无论是在制作过程，还是传播过程，以及播放过程中都是以“0”、“1”代码的形式存在的。形式的统一就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规模经济特征创造了技术条件。第三，在需求不断扩大、技术标准统一的前提下，数字新媒体产业链上就集聚了不同的企业群，使数字新媒体产业的分工不断细化、标准化。这就形成了数字新媒体产业规模经济特征的现实基础。数字新媒体产业的规模化生产，加大了从事数字新媒体企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从而加速了数字新媒体的产业化进程。

四、范围经济特征

范围经济是指由产品生产的范围（即品种）而非规模（即数量）带来的经济。也就是说，当同时生产多种产品的费用低于分别生产每种产品时，存在的经济现象被称为范围经济。如果把两种或更多品种的产品合并在一起生产比分开来生产的成本要低，或者说当一个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利润比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多个企业的利润总和还要大时，我们就可以说该产业构成了范围经济现象。那么，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该产业的从业者就应该选择多种产品进行生产，从而获得更大的投资回报。

数字新媒体产业就表现出了明显的范围经济特征。这是由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业结构决定的。因为，数字新媒体产业的产品源（如数字音乐、电视剧等）通过集成处理后，就可以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出现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选择各种形式的终端设备进行播放，并且可以为形形的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从业者为生产不同品种的产品付出的成本主要集中在内容集成这一个环节上，却能够从多种传播渠道上、不同的媒体平台上、形式各异的终端设备上、各种个性化的服务上获得丰厚的利润。例如，《喜羊羊与灰太狼》首先是以动画系列剧的形式出现在电视媒体中的，由于该剧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从而又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牛气冲天》《喜羊羊与灰太狼虎虎生威》等影院版动画片，该剧的DVD光盘、视频点播、游戏甚至是服装、文具、家居用品等衍生品也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据采访，大多数观众都认为影院版的《喜羊羊与灰太狼》不过是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浓缩，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动，但这丝毫没有减少观众对该剧影院版的热爱。《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运营商在对其中任何一种产品的营销，也都会提升该剧其他形式产品的价值。

可见，在范围经济的效应下，企业为产品研发、生产、营销的成本可以降到最低，不同产品之间还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共同提升每种产品的价值。企业还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企业内部市场的合理配置、整合资金和人力资源，以降低管理成本。企业在采取多元化生产的方式后，就为企业构建了多条食物链，这不仅减少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也扩大了企业的发展空间，对企业的长远利益也十分有利。

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处在数字新媒体产业链上的各种角色都会主动利用范围经济效应，以达到降低成本、扩大收入的目的。但是，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往往会过度地扩大经营范围，不断进军新的产品领域，形成庞大的集团企业。此时，国家就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或者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干预，以保护自由竞争、防止垄断、维护产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3G牌照的逐步发放就是国家把握数字新媒体产业中无线移动网络竞争与垄断程度的最好说明。

参考文献：

[1] 石声萍.经济外部性研究：机理及案例[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数字经济的具体表现篇4

【关键词】 数字经济； 数字资产； 会计核算

经济的发展决定会计理论、内容和方法的不断更新和完善。随着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现代社会已逐渐步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商品已成为现代经济领域中重要的商品形态，是企业的一项重要的资源。所谓数字商品，就是那些能够被数字化，并且写成一段字节形式的商品，其实质是能够实现一定使用价值的数字编码的有序集合，如计算机软件、多媒体产品、专业数据库、电子出版物等。相对于一般的物质产品，数字商品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具有极大的可压缩性，不占据物理空间，复制性强；可网络化传递；独特的无形磨损；趋于零的边际成本；具有共享性。

由于数字商品正日益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现代社会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地位，加之数字商品的特征、交易方式、流转程序等与一般商品有着较大的差异，引发了对其探讨的必要性。鉴于当前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尚无对数字商品会计核算的相关规定，本文将对专门从事数字资产开发、生产的企业的数字商品，从确认、计量、核算、披露等几个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对于外购的数字商品，会计业务处理比较明确，这里不再进行讨论。

一、设立“数字资产”科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数字商品是企业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投入大量人财物而形成的、为企业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并在一定预期内能为企业创造效益。显然，数字商品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关于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标准，也就是说具有可定义性和可计量性，同时其信息揭示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因此首先应该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资产，暂以数字商品资产命之。由于数字商品这一资产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与一般存货、无形资产又有着一定的区别，不宜归并其中，需单独设立“数字资产”科目进行核算。

（一）数字商品资产与一般存货的区别

表面上看，数字商品资产符合“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或“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在产品”的规定，即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2006）关于存货的规定。但数字商品资产与一般存货有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不宜将数字商品资产作为存货进行核算。

二者的差异表现在：一是数字商品资产具有边际成本趋于零的特点。数字商品资产的成本主要在于前期的研究开发阶段，第一件产品的成本极高，以后的产品由于可无限复制，其成本几乎趋于零，这样形成了相同的产品但其成本计量却不同。一般存货应当按照历史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它的生产成本与生产数量成正比例关系递增。二是数字商品资产无实物形态。数字资产在开发成功后以抽象的方式存储在磁（光）介质中，不是以实物形态存在。一般存货都是以实物形态而存在的。二者的管理模式亦大不相同。三是数字商品资产在供给上可以是无限的，而存货由于企业的财产和存储空间的限制，其供给是有限的。四是数字商品资产的计量应当具有连续性。为了保持其数字化产品的先进性和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市场调研、软件功能扩展、版本升级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升级和功能扩展都会给数字商品资产带来一定的附加值，也必然要求进行一次新的价值计量。一般存货直接按照成本计量而无须进行连续性的计量。

（二）数字商品资产与一般无形资产的区别

《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2006）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同时与该资产相关的预计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并且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则该项资产确认为无形资产。数字商品资产从表象上看具有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特征，表现在：一是数字资产没有存货形态。数字化产品的形态是无形的，无需以有形的仓库储存，它以抽象的方式存放在磁介质中。二是数字商品资产可以为企业带来长期的收益。三是数字商品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研究开发项目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较为合理地计算出来。

但数字商品资产具有不同于无形资产的特征：一是数字商品资产持有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直接销售而获利。一般无形资产的持有目的不是为了销售。无形资产能给企业带来超额收益是因为企业掌握了某项技术、秘方或形成了良好的信誉、占据了优势地域而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这种收益是间接的。二是数字商品资产是具有独占性的，但并不具有排他性，他人的购买、使用正是研发数字资产的目的。而无形资产与此不同，它要求同时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

（三）数字商品资产单独确认的设想――设立“数字资产”

从上述分析可见，数字商品资产与存货和无形资产相比，既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将传统会计确认模式运用于数字资产就会存在不恰当之处。基于数字资产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可考虑单独设立“数字资产”科目进行核算。

对数字资产的确认条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规定。

1.符合数字资产的定义。数字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的，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处在生产过程中的非货币性资产。

2.与该资产相关的预计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3.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数字资产的计量

会计计量在整个会计运行系统中处于核心环节。如何对数字资产正确计量无疑是研究数字资产的关键所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规定：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及公允价值。同时规定：“企业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

数字资产是企业投入的大量人财物力所形成的独有资源，为保证会计信息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在目前我国会计环境下，数字资产宜采用历史成本法对其进行计量。对于自行开发的数字资产的计量，应将企业内部开发阶段发生的至达到预定用途前支出的总额作为数字资产的初始入账价值。

为了保持数字资产的先进性与竞争力，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市场调研，采用新技术进行数字资产的升级或更新换代，数字资产将具有更高的价值。对形成数字资产新价值的追加开支部分，仍需要计入数字资产的账面价值，也就是说对数字资产的计量应当具有连续性。这是由于数字资产的独特性决定其计量的特殊性，也符合历史成本计量的要求。

三、数字资产的核算

数字资产的核算主要包括确定数字资产的取得、计提跌价准备、摊销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在具体核算上，需要在“数字资产”科目下设立“数字资产减值准备”和“数字资产摊销”两个二级明细科目。

对于自行开发的数字资产，应将企业内部开发阶段发生的至达到预定用途前的支出总额，包括评审费、注册费等作为数字资产的初始入账价值。借“数字资产”，贷“银行存款”等科目。对于数字资产升级换代所追加的开支，采取同样的方法，增加数字资产的账面价值。

如果开发数字资产的技术被更先进的技术所取代，数字资产的价值就会大幅降低。在此情况下，可借鉴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核算方法，对其计提减值准备。在期末，将数字资产的账面余额与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比较，当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低于账面余额时，按其差额，借“营业外支出――计提数字资产减值准备”，贷“数字资产――数字资产减值准备”科目；当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高于账面余额时，无须调整。这样，一方面可准确反映数字资产的真实价值；另一方面体现谨慎性的要求，避免企业随意调整利润。

企业为了保持旺盛的市场需求，将通过不断创新来更新数字资产的版本和功能，这就加速了现有数字资产价值的贬值，即数字资产具有独特的无形磨损的特性。为反映数字资产的真实价值，对其价值需要在可预见的期限内摊销。摊销的方法可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方法趋同，采用加速摊销的方法。期末摊销时，借：“管理费用”，贷：“数字资产――数字资产摊销”科目。

当企业销售商品取得收入时，一般来说需要同时结转生产成本。对于数字资产来说，由于其趋于零的边际成本的特性，在数字资产形成后每一件商品的生产成本仅包括复制到光盘等介质的成本，该项生产成本极低。如果根据配比原则，在销售数字资产的同时结转其趋于零的生产成本，则显得毫无意义。根据重要性的原则，对其生产成本无需结转。

四、数字资产的披露

在会计报告中需要从两个方面披露数字资产的相关信息，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一是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项目下增设“数字资产”项目，以披露数字资产的真实价值。二是在会计报告附注中披露数字资产的相关信息，主要表现为数字资产面临的风险。由于信息技术发展的速度很快，任何企业都不能一直保持其技术上的绝对优势，时刻都会有新技术的产生或技术的突破，一旦该种数字产品的优势丧失，企业的价值就会降低。因此，对数字资产的风险因素应予以恰当的披露。

会计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并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在当今信息社会，电子商务迅猛发展，数字商品正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经济领域占有重要地位的时候就要求重视并正确核算数字资产，推动会计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以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参考文献】

[1] 方美琪，付虹蛟.电子商务理论与实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M].2006.

数字经济的具体表现篇5

陈柳钦,湖南邵东县人,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天津市知名青年学者,青年经济学家,产业经济、城市经济和城市金融问题专家。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哈尔滨商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哈尔滨理工大学客座教授,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教授,天津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天津工业大学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广西民族大学兼职教授。

摘要: “数字城市”作为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的是一种世界潮流和城市发展的方向。“数字城市”是21世纪城市发展的新主题,也是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新动力,它不再是一个技术性概念,而是现代科技、社会、政治、经济影响下的新城市形态。本文阐述了“数字城市”的内涵,并对“数字城市”建设的内容与框架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关键词: 城市 信息化 城市信息化 “数字城市”

中图分类号: F49

一、“数字城市”兴起的背景

1998年1月31日,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科学中心发表了题为“数字地球:二十一世纪认识地球的方式(The Digital Earth: Understanding our planet in the 21st Century)”的讲演中首次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戈尔指出:我相信我们需要一个“数字地球”,即一个以地球坐标为依据的、嵌入海量地理数据的、具有多分辨率的、能三维可视化表示的虚拟地球。详细地说,“数字地球”是指以地球为对象,以地理坐标为依据,具有多源、多尺度海量数据的融合,能用多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进行多维的表达,具有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特征的虚拟地球。简单地说,“数字地球”是指数字化、信息化的地球。形象地说,“数字地球”是指整个地球经数字化后由计算机、数据库及通讯网络来管理的巨型信息系统。同时,“数字地球”也是全球定位系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宽带网络及虚拟现实等现代高科技的高度综合和升华,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制高点。

1999年12月,来自20个国家的500余名科学家、工程师、教育学家、管理者及企业家汇聚北京,于“首届国际数字地球会议”召开之际发表了著名的《数字地球北京宣言》。宣言指出:21世纪是一个以信息和空间技术为支撑的全球知识经济的时代,强调综合全球对地观测系统、全球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全球导航与定位系统、地球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及动态过程监控的重要性;认识到数字地球有助于回应人类面临的诸方面的挑战;倡议政府、科技界、企业等共同推动数字地球的发展;建议实施数字地球过程中,应优先考虑环境、灾害、资源、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生活质量等方面。数字地球北京宣言的发表,标志着1998年戈尔提出数字地球概念后该领域在全球范围的正式推进。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的普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数字地球”概念的提出和推广,全球掀起了一股强大的信息化浪潮。这股浪潮对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均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使得一些传统的东西正在消逝,许多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它正在逐步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促进人们进行新的社会变革。由于计算机技术的产生以及在各个科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大大促进了网络技术、通信技术和空间分析技术等技术的发展,学科的相互交叉和技术的集成又不断地拓宽新的应用领域。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的发展已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些先进的、改变城市功能的技术主要表现为:(1)高分辨率卫星遥感技术突飞猛进,极大地提高了地理信息获取和更新的能力;(2)宽带光纤和卫星通信为基础的互联网的迅速普及,极大地扩大了信息的通信交换能力;(3)分布式数据库和共享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信息存储和管理能力;(4)仿真和虚拟技术的成熟,酝酿着信息应用技术领域的划时代变革。信息技术变革的大趋势必然深刻地影响到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行业的信息技术应用领域。传统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不得不向“数字城市”靠近,并努力追寻“数字城市”的发展模式。

城市是社会经济要素高度集中的区域,是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是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聚集和扩散的基地。进入21世纪,信息化进一步得到了广泛应用和高度渗透,信息技术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信息资源日益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无形资产和社会财富。同时,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增长要素特别是技术、资本、人力资源、知识等诸要素,在资本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所出现的全球性流动和组合,以至于国别经济和区域经济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了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依赖性、互补性、关联性更为增强,各种商品在全球流通,为世界人类所共享。2000年6月5日～7日,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UNDESA)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及亚太地区的城市市长参加的主题为“推动城市信息化,共创未来家园”的“亚太地区城市信息化高级论坛”,最后发表了《上海宣言》。该宣言指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信息化的程度和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和文明程度的主要指标。信息化正成为全球贸易、投资、资本流动和技术转移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信息化建设将有利于促进人类的共同富裕和共同进步。加强对城市信息化的理解,推进城市信息化建设与合作,将成为城市发展的新主题和新动力。城市信息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数字城市”的建设。从技术角度看,“数字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实现的技术基础,而且是城市信息化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特征。“数字城市”是社会信息化发展必然,是当今发达国家信息化发展的主要特征。全球信息化正在引发当今世界的深刻变革,重塑着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发展的新格局。全球信息化的出现使得互联网成为新世纪国人关注的热点,而“数字城市”则是热点中的焦点。

在戈尔于1998年9月首先提出了“数字化舒适社区建设”的倡议后,许多国家已经对“数字城市”开展了相应的工作。比如欧洲“数字城市”(EDC)中的虚拟赫尔辛基很有特色,3D界面是其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日本的“数字京都”(DCK)项目始于1998年10月,目的是使其成为京都的社会信息主干,其设计思想是真实和活动。“真实”是指该“数字城市”是为实际的用户服务的,而不是虚拟城市;“活动”是“数字城市”中的数据采集于现实的动态数据。“数字京都”中的新技术开发,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新加坡提出了“智能城市”的设想,为国民提供一个综合业务数字网和异步数字用户专线,将新加坡90%的家庭连接在一起,实现“网上生存”的梦想。随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制定城市信息化发展政策,这些信息化城市或地区统一命名为“数字城市”。在国内,近十多年来,深圳、北京、海口、济南、广州等城市和国内著名科研院校相继建立了一批专业数据库和应用开发系统,为“数字城市”的研究积累了经验和数据。“数字城市”已成为我国各主要地、市进入21世纪后,在新的时代背景、经济背景、技术背景下,运用并发展空间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最终将其集成并渗透到现代城市生活方面的一项重要的标志性建设。

目前,“数字城市”作为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的是一种世界潮流和城市发展的方向。深入开展“数字城市”的研究,积极推进“数字城市”的建设,无论是对当前,还是对未来城市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数字城市”的内涵

由于“数字城市”是一个正在发展演变的概念,人们对它至今没有统一和权威的解释,存在很多的争论和思考。

台湾学者林峰田(1999)认为,“数字城市”是一项从人员组织、经费、法令、土地使用等各种配合条件,到包括硬件、软件和科技在内的基础设施,再到数据资料及其应用服务,直至社会文化五个层面的多层结构的城市大系统,他提出理想的“数字城市”应能达到三个目标:第一,有效支援城市产业发展,提高城市竞争力;第二,满足市民日常的交通、购物、娱乐、休闲、安全、教育、医疗等需求,保障市民知与言的权利;第三,创造地方特色自主意识的网络文化。

承继成(2000)认为,信息化是指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全部过程。因此,信息化城市,也可以叫“数字城市”(或数码港)、网络城市和智能城市。俞正声(2000)认为,所谓“数字城市”与“园林城市”、“生态城市”、“山水城市”一样,是对城市发展方向的一种描述,是指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要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将是世纪之交最重要的技术革命,将深刻改变人们习惯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风俗习惯和思维方法。宋建元等(2001)认为,“数字城市”即城市数字化,是指充分利用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及虚拟仿真等现代科学技术,对城市基础设施和与生产生活发展相关的各方面进行多主体、多层面、全方位的信息化处理和利用,具有对城市地理、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诸方面进行数字化网络化管理、服务和决策功能的信息体系。郝力(2001)认为,从信息化广义角度看,“数字城市”即是空间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技术系统。“数字城市”是物质城市在信息世界的反映和升华。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狭义角度看,“数字城市”可概括为“43VR”,即地理数据4D化;地图数据三维化;规划设计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化。地理数据4D化指城市空间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包括数字线划图(DLG)、数字栅格地图(DRG)、数字高程模型(DEM)、数字正射影像地图(DOM);地图数据三维化指地图数据由现在的二维结构转换为三维结构;规划设计VR化指规划设计和规划管理在4D数据、三维地图数据支撑下,将现有的二维作业对象和手段升级为三维和VR结合的作业对象和手段。

杨开忠、沈体雁(2001)认为,一般所指的“数字城市”是以3S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城市空间信息运行系统,是一个包括城市空间信息运行机理、空间信息运行技术系统、空间信息服务与产业体系和社会文化在内的多层框架。也就是说,“数字城市”工程建设要在城市空间信息认知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的作用下,采用数字化的空间信息技术手段对作为物质实体的城市系统,特别是对与地理空间相关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数字化重现和虚拟,从而促进人们对城市的认识,规划建设和管理,进而促进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与协调,提高城市竞争力和市民生活质量。赵燕霞、姚敏(2001)认为,“数字城市”就是以数字化的方式表示城市及其各种信息,不仅应该包括城市各类与空间位置有关的直接信息(如地形、地貌、建筑、水文、资源等),还应该包括相关的人口、经济、教育、军事等社会数据,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具有智能性质的城市巨系统。周晓颖、章申鲁(2001)认为,“数字城市”是综合运用现代高新技术,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机制进行信息自动采集、动态监测管理和辅助决策服务的技术系统,具有城市地理、资源、生态环境、人口、经济、社会等复杂系统的数字化、网络化、虚拟仿真、优化决策支持和可视化表现等强大功能。它与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城市有关数据能够自动采集、处理分析、传输分化、自动或半自动智能决策,直接为社会公众提供便利的信息服务。王浒等(2001)认为,“数字城市”就是基于城市空间信息基础设施之上的城市居民社会信息生存空间。通过运用数字地球的关键技术,如数据挖掘、知识提取和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城市”中广泛的、多源的空间信息将被有效的集成和管理。最终,“数字城市”将提供给公众和企业的不仅是虚拟的用户界面以实现所谓的“数字生存”,更重要的是将辅助政府制定城市管理的综合决策。

“数字城市”也称信息城市、智能城市,以数字化的方式表示城市及其各种信息,不仅包括城市各类与空间位置有关的直接信息(如地形、地貌、建筑、水文、资源等),还包括相关的人口、经济、教育、军事等社会数据,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具有智能性质的城市信息系统。顾朝林等(2002)认为,“数字城市”是指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等关键技术,深入开发和应用空间信息资源,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大众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其本质是建设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并在此基础上深度开发和整合应用各种信息资源。牛文元(2002)认为,“数字城市”是从工业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转换的基本标志之一。它一般是指城市“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范畴中,能够有效获取、分类存储、自动处理和智能识别海量数据的、具有高分辨率和高度智能化的、既能虚拟现实又可直接参与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一项综合工程。

张静(2002)认为,“数字城市”应是四维(三维坐标加时间维)的、可视化的城市,不但包括城市三维空间的所有信息,而且还包括城市各种现象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应包括人的信息如位置,甚至思维信息,是一个四维的空间信息系统。通俗一点讲,“数字城市”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以及生产生活中,利用数字化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将城市的各种数字、信息及各种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并利用。城市规划者、管理者和生活者,可以在有准确坐标、时间和对象属性的五维虚拟城市环境中,进行规划、决策、管理和生活,其感觉就像漫步于现实的街道上或是承坐直升飞机俯瞰城市一样。李京文、甘德安(2002)认为,信息化的实质就是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因此,“数字城市”广义上指城市信息化,是指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本质是对物质城市及其相关现象(经济社会特征)统一的数字化重现和认识,是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促进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协调高速。这些学者把“数字城市”等同于单一的城市信息化建设,认为“数字城市”建设就是当前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对信息化的一种回应。

李琦等(2003)认为,“数字城市”是从信息化角度,对信息时代及准信息时代城市状态的形象化刻化,表征在园林城市、生态城市等工业城市文明基础之上,信息化基础设施完备、信息数据资源丰富、信息化应用与信息产业高度发达、工业化与信息化持续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舒适的良性城市状态。“数字城市”工程就是要在集成化高速宽带城市通讯网络基础设施、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城市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整合城市信息数据资源,连接城市信息化孤岛,开展面向政府、企业、公众的个性化、多样性综合信息应用服务,同时,促进城市领域(行业)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传统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城市产业结构、生态结构与城市空间规划,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持续协调发展。刘忻(2003)认为,“数字城市”从功能上讲是城市信息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可视化,即将城市的各种信息,如城市管理、城市设施、自然资源、社会资源、人文环境、经济、历史等各方面信息,以数据形式整理、加工、存储、分类、管理,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全社会的信息共享、共建、交流、再现,通过对城市信息的综合分析和模型化处理,提高决策水平和应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潜力,为城市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服务。从技术上讲,“数字城市”是以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大规模存储技术、数据仓库技术为基础,以宽带网络技术和现代通信技术为桥梁,结合3S技术、遥测、虚拟现实技术,对城市进行多分辨率、多尺度、多时空和多种类描述,并通过城市管理与决策模型及其他应用模型,优化资源配置,提供科学决策的现代化工具。从理论上讲,“数字城市”在地理信息科学基础上,结合计算机及网络理论、现代城市理论、决策理论、控制论、系统论,复杂理论等,在计算机及网络中虚拟城市,并结合不同部门、不同层次的信息交流、融合和挖掘,实现城市的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姜爱林(2004)认为,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数字城市”就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与运营管理以及城市生产与生活中,充分利用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将城市的各种数字信息及各种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并充分利用的一种系统工程或管理模式。从信息化角度看,“数字城市”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信息产业为主导、以信息服务为中心的一系列数据库和信息系统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

戴汝为(2005)认为,“数字城市”是一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数字城市”在功能、结构和庞大、复杂的多层次系统,及与周边、全国以至世界的联系等方面,无不具备着开放的杂巨系统的特性。

谢明(2005)认为,“数字城市”是对城市发展方向的一种描述,是对组成城市的各种要素和现象的一种数字化重现和认知,用信息化的手段收集、分析并管理城市的生产生活,促进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更加顺畅和协调。“数字城市”的建设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遥感、网络、多媒体、虚拟仿真等技术,综合城市空间和人文信息,服务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

江绵康(2006)认为,“数字城市”是“数字地球”的主要空间节点,是“数字地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地球”在城市的具体体现。所谓“数字城市”,通俗地讲是指在城市的生产、生活等活动中,利用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将城市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方式加以展现。“数字城市”的本质是把城市的各种信息资源整合起来加以充分利用。

杜灵通、韩秀丽(2007)认为,可以将“数字城市”定义为利用各种信息获取、存储、传输、表达、处理等支撑技术,将表征真实城市的信息数字化,形成一个虚拟的城市实体,并利用这个数字化城市实体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它的目的跟数字地球一样,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的自然和社会活动中诸方面的问题。

彭学君、李志祥(2007)认为,“数字城市”是指一个由数字技术支撑的信息化的城市,是指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应该能够自动和非自动地获取与城市有关的海量数据,并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和具有数字实验室特性的技术系统,是一种虚拟城市模型。

李宗华(2008)认为,“数字城市”概念可以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广义上指城市信息化。它既是城市信息化总的概述,又是城市信息化的目标,是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促进城市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协调。“数字城市”是为调控城市、预测城市、监管城市提供了革命性的手段,是对城市发展方向本质特征的一种描述。狭义上是指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网络等关键技术,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公众,服务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

陈建军(2010)认为,“数字城市”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指以遥感(RS)、全球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空间信息技术为主要手段,对地理信息资源进行整合,构建“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城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是城市实体在计算机中的虚拟表达;另一方面,是指以城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整合、利用各类信息资源,实现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各个运作层面的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

尽管对于“数字城市”的定义还无法形成统一的标准化定义,但从专家们的意见和城市信息化实施的过程看,其狭义上的理解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数字城市”就是基于3S(地理信息系统GIS、全球定位系统GPS、遥感系统RS)等关键技术,深入开发和应用空间信息资源,建设服务于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管理,服务于政府、企业、公众,服务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从信息化广义角度看,城市系统处于一个开放的环境中,需要不断的和环境交换物质、信息和能量,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

总之,“数字城市”是信息时代背景下城市及其理论发展的一种必然,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它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信息服务为中心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它以可视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表达方式对物质城市进行数字化的再现与升华,形成统一的、可共享的信息管理与服务数据库系统(如综合市情系统、城市规划系统,智能交通系统、远程教育或医疗系统等),为市政府提供决策支持、为民众提供服务。它具有使现代城市管理更快捷高效、使城市居民更轻松方便的众多优点,是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数字城市”是21世纪城市发展的新主题,也是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新动力。在这种认识下,“数字城市”不再是一个技术性概念,“数字城市”是现代科技、社会、政治、经济影响下的新城市形态,建立在已有的物质城市基础上,结合多种学科技术,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三、“数字城市”的内容与框架

杨开忠、沈体雁(2001)认为,作为城市空间信息运行系统,“数字城市”是一个包括运行机制与保障系统、空间信息技术系统、空间信息增值服务活动与产业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等层面在内的多层次框架体系。段学军、顾朝林等(2001)认为,“数字城市”由下列体系构成:数据获取与更新体系、数据处理与储存体系、信息提取与分析体系、网络体系、应用模型体系、专用软件体系、咨询服务体系、专业人员体系、用户体系、教育体系、标准与互操作体系、法规和财经体系等(见图1)。“数字城市”的功能结构为:(1)数字商务,包括网上贸易、虚拟商场、网上市场管理等;(2)数字金融,包括数字银行、数字股市、数字期货、数字保险等;(3)数字社会,包括数字影院、戏院、数字旅游、网上办各种手续等;(4)数字教育,包括虚拟教室、虚拟实验、虚拟图书馆等;(5)数字医院,包括网上健康咨询、网上会诊、网上护理等;(6)数字政务,包括数字会议、数字议会等。寇有观(2001)认为,“数字城市”不仅包括城市的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生活、数字政府、数字企业、数字社区和数字家庭等,而且包括城市的数字地籍、数字规划、数字水系、数字交通、数字电力、数字通信、数字旅游、数字生态、数字抗灾、数字商务和数字金融等。同时,寇有观还建立了一个“数字城市”系统框架。这个“数字城市”系统是城市公用信息平台上的空间信息获取更新处理和应用系统,包括城市公用信息平台(网络体系)、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城市地理空间数据交换中心、行业空间数据工程数据获得和更新体系、数据库体系、应用体系、动态监测体系等(见图2)。

姜爱林(2002)认为,“数字城市”构建的基本框架应包括5个方面:(1)通过推动信息化建设,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与培养竞争机制达到有机的统一,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2)加强政策法规建设,体现管理意识,实现可持续发展。(3)建好地理信息系统基础数据平台,促进基础信息资源有效共享。(4)建立应急联动指挥和智能交通管理两个综合性应用系统,带动一批行业信息系统建设。(5)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培养信息化人才,为构筑学习型城市服务。

张静(2002)认为,“数字城市”的主要内容有3项:(1)信息基础设施,要有高速宽带网络和支撑的计算机服务系统和网络交换系统,也就是说“数字城市”的第一项任务是解决“修路”的问题,即为“数字城市”建立一条信息高速公路。(2)数据和信息,特别是“空间数据”。据统计,人类生活和生产的信息有80%与空间位置有关。“数字城市”的基础平台是城市空间数据框架,这个框架提供一个可以精确地、始终如一地获取、配准和集成城市空间信息的基础。它包括空间控制数据,航测与遥感影像数据,各种比例尺地形图数据库,以及相关的专题数据库等等。(3)人,管理“数字城市”和使用“数字城市”的人。与管理我们的“现实城市”相对应,管理“数字城市”要逐渐建立起相应的机构和规范,要不断地对网络系统和数据进行建设、更新、维护和升级,并协调用户的访问。除管理“数字城市”的人之外,培养使用“数字城市”的人也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只是建设了“数字城市”而没有人用,也是一种浪费,也产生不了社会经济效益。只有成千上万的企业,成百万、上千万的市民应用“数字城市”才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段学军(2003)认为,“数字城市”的基本框架由6个方面构成:(1)数据获取与更新体系。包括各类遥感设施,即高分辨率高光谱卫星、星―机―地数据接收设施、地面台站及人文、经济等数据获取设施等。(2)数据处理储存体系。包括高密度高速率的海量数据储存设施,多分辨率海量数据实时存贮、压缩、处理技术,元数据管理技术、空间数据仓库等。(3)数据信息提取与分析体系。包括数据互操作、多源数据集成、海量空间数据的智能提取与分析、决策支持等设施与技术。(4)网络体系。包括高速宽带网络、智能网络、支持基于网络分布式计算的操作系统、基于对象的分布式网络服务、分布处理和互操作协议等。(5)应用模型体系。为用户提供实际应用的解决方案,利用其我们将能够更好地认识和分析所观测到的海量数据,从中找出规律和知识。(6)专用软件体系。完成城市信息处理、实现“数字城市”功能的基本工具,包括数字图象处理软件、GIS软件、统计分析软件、数据可视化软件等。承继成等(2003)提出,“数字城市”内容框架包括基础设施、资源管理和应用服务三部分。基础设施包括通讯层、数据层、保障层三部分。管理层主要是指对“数字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管理及信息数据资源的集成与融合、应用的集成与融合的管理。应用服务层包括基础公共服务层、管理应用层、业务应用层、服务应用层(见表1)。

岳为民(2003)从“数字昆明”的角度指出,“数字城市”的基本框架是由“一个关键、三个基础、三条主线、七大支柱”构成:(1)一个关键。就是城市数据的全面规范和高度共享。(2)三个基础。即信息基础设施、空间基础数据及管理“数字城市”和使用“数字城市”的人。(3)三条主线。第一,政府管理与决策行为的数字化(数字政府);第二,企业经营管理行为的数字化(数字企业);第三,市民生活的数字化(数字生活);(4)七大支柱:即政府上网、电子商务、信息产业、信息港、智能建筑、智能交通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信息化。

姜爱林(2004)认为,“数字城市”的内容包括技术组成、组织结构及应用等方面。“数字城市”的技术组成包括:(1)宽带多媒体网络;(2)电子地图及网站服务系统;(3)高分辨率卫星、航空遥感技术;(4)三维地理信息系统技术;(4)OPEN GIS标准、远程互操作、互运算等信息共享技术;(5)虚拟仿真技术;(6)“数字城市”信息模型与体系结构,包括城市建筑、交通、能源、通信、服务、文化设施和行政管理的信息模型及体系结构;(7)“数字城市”的运行管理技术,包括通信网络系统及其管理,数据组织及数据转换,决策模型管理,城市信息安全保障机制;(8)“数字城市”的功能系统,包括公用信息平台,专业信息平台等。“数字城市”组织结构,即“数字城市”工程将通过建设宽带多媒体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整合城市信息资源,建立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会保障等空间信息管理服务系统。王凤霞、张超(2004)在“数字地球”和“数字城市”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上海”总体框架模型(如图3所示)。

谢明(2005)综合当时我国“数字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情况提出,“数字城市”框架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构成:(1)数据获取和更新体系。通过各种手段获取的“数字城市”相关信息,包括城市空间数据框架(基础电子地图、卫星影像、航空影像)、城市规划建设信息、城市社会经济信息、城市管理信息等,并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对各种信息进行更新的机制。(2)数据存储、加工和管理体系。该部分内容包括建立起海量数据存储体系,实现数据的高速存取,并在空间定位的基础上实现对信息的加工和管理,包括元数据管理、空间数据仓库、多源数据集成与互操作、海量空间数据的职能提取与分析、辅助决策支持等。(3)网络支持体系。包括高速宽带网络、智能网络、支持基于网络分布式计算的操作系统、基于对象的分布式网络服务等,共同构成支撑“数字城市”的基础网络体系。(4)专用软件和辅助决策支持系统。用于完成城市信息处理、实现“数字城市”各基础功能的工具软件,包括数字图像处理软件、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统计分析软件、数据可视化软件等等,并由此衍生出基于各种决策模型的辅助决策系统和应用解决方案。

寇有观(2006)认为,“数字城市”总体框架可以概括为五大平台、五个中心、五类应用、五大工程,政策、法规、标准、规范体系和安全、组织、资金、人才保障体系等。五大平台是信息网络平台、公用信息平台、专题信息平台(多个)、空间信息平台和决策支持平台。五个中心包括信息网络互联中心、信息资源管理中心、身份认证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和决策支持中心。五类应用包括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会服务、经济运行服务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与运营。五大工程包括市民卡工程、金融信息工程、社会劳动保障信息工程、社区服务信息工程和金旅工程。“数字城市”大力推进地理信息系统、卫星定位系统和遥感技术在城市的应用。

孙旭阳、冯一民(2006)认为,“数字城市”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7个方面:(1)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2)城市基础数据库建设。(3)电子政务建设。(4)电子社区建设。(5)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建设。(7)数字行业应用建设。吴庆双(2007)认为,“数字城市”的构成体系包括:数据获取与更新体系、数据处理与储存体系、信息提取与分析体系、数据与信息传播体系、数据库体系、网络体系、应用模型体系、专用软件体系、咨询服务体系、专业人员体系、用户体系、教育体系、标准与互操作系统、法规与财经体系等。

马娟、秦凯(2007)认为,“数字城市”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城市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基础地理信息采集体系的建设、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的建设、技术支持体系的建设、地理空间信息交换网络体系建设、组织机构的建设等,以及实现覆盖整个城市的多尺度、多分辨率、现势性好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彭学君、李志祥(2007)认为,数字化城市涵盖了整个城市各方面的信息及应用,总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十个组成部分。三个层次为信息基础层、应用层、综合决策层。十个组成部分包括:城市公用信息网络平台和骨干网、空间数据等基础设施、政府类应用、企业类应用、公众类应用、区域类应用、数字门户网站、信息资源管理中心、城市综合决策指挥系统、政策法规规章及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及各种应用规范。

李宗华(2008)认为,“数字城市”涉及城市信息化的方方面面,总体上可以分为3个层次、9个组成部分,它们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如图4所示)。3个层次为:基础层、管理层和应用层。9个组成部分为: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空间信息资源管理与交换中心、法律法规与政策、技术与标准、政府类应用、行业类应用、企业类应用和公众应用。

曹蕾(2009)认为,“数字城市”的内容可以概括为4个方面:城市基础设施数字化,城市信息和交换网络化,城市生活和管理智能化和城市空间数据可视化。“数字城市”框架体系大体由3部分组成:(1)基本平台部分,主要为城市综合信息平台、城市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城市电信基础设施平台;(2)“数字城市”服务对象(用户),该部分主要为政府、企业、社区、公众构成的各类应用系统,作为核心应用系统是“数字城市”发挥作用的根本;(3)关键技术,它是“数字城市”的技术支撑,主要为计算机技术、海量数据存储技术、宽带网络技术、3S技术、对地观测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互操作技术等。

张立平(2009)认为,“数字城市”的内容包括技术组成、组织结构及应用等方面。“数字城市”组织结构,即“数字城市”工程将通过建设宽带多媒体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整合城市信息资源,建立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会保障等空间信息管理服务系统。“数字城市”是城市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也是当前信息技术应用最广泛的领域。就这个意义而,“数字城市”应用十分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有12个方面: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城市智能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管理、公共信息服务、远程教育、社会医疗保障、社区管理、突发事件处理、城市环境检测、智能化小区、水网调配。“数字城市”的体系结构包括:(1)数据获取与更新体系。包括城市地表、上空及地下等自然地理数据的自动获取系统,城市基础设施数据的实时获取和更新体系,城市人文、经济、政论等社会数据的变更与监控系统等。(2)数据处理储存体系。包括高密度高速率的海量数据储存设施、多分辨率海量数据实时地存储、压缩、处理技术、元数据管理技术、空间数据仓库等。(3)信息提取与分机体系。包括数据互操作、多元数据集成、信息智能提取分机、海量空间数据的智能提取与分析、决策支持等设施与技术。(4)网络体系。包括高宽带网络、智能网络,支持基于网络的分析式计算操作系统,基于对象的分布式网络服务,分布处理和互操作协议等。(5)应用体系。包括城市规划、地籍管理、城市防灾、城市交通等。同时还包括城市网络生活方式等。(6)管理体系。包括专业人员小组、教育培训、安全管理、系统维护、标准与互操作规范、相关法规等。

马佩勋、谢海波(2009)认为,“数字城市”的框架体系涵盖了城市建设的各个方面,是由战略政策层、信息基础层、应用服务层和分析决策层组成的有机整体。战略政策层包括“数字城市”的发展战略及总体框架、信息技术标准、政策法规规章制度和技术保障体系等;信息基础层由城市公用信息网络平台、中心骨干网、区域骨干网、通信管线、空间数据、业务标准体系和协调维护机制等组成;应用服务层根据“数字城市”功能特征分为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城市规划建设及运行、经济运行服务和社会综合服务等五类应用;决策分析层是跨行业、跨区域的综合性应用系统,主要包括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城市环境监测分析系统、城市发展预测决策系统和城市防灾、救灾及应急处理系统等。基本框架如图5所示,战略决策决定和指导信息基础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实施应用服务,通过决策分析又反过来指导战略决策的制定。

四、小结

“数字城市”是空间时代与信息社会发展历史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与整体功能提升的必然依托,是新的经济建设增长点,这一特点决定了其发展将是跨越式的。“数字城市”为认识物质城市打开了新的视野,对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展示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理念,为调控城市、预测城市、经营城市提供了革命性的手段。“数字城市”的战略研究、数据和技术集成框架等基础研究和原型系统建设,必然与其应用研究相辅相成,齐头并进。“数字城市”建设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等各个方面,是多学科的融合体,因此,不仅要有先进的技术为基础,更需要管理体制、机制和政策作保障,还需要市民和整个社会信息素质的提高。(编辑:何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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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具体表现篇6

关键词 学习品质 教育经济投入 教育时间投入 学前儿童 学业能力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家庭教育投入（Family Educational Investment）是指父母为孩子发展提供的一系列教育资源、活动、机会，如学习资源（如图书、益智玩具等）、直接的教育活动（如教孩子识字、参观博物馆等）、扩展性的学习机会（如兴趣班、补习班等）。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其著作《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中指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庭重视孩子的教育，并会有意识地为孩子提供丰富的教育机会，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大多任其发展，因此她认为两类家庭教育投入的差异可能导致了两类儿童在发展上的不平等。实证研究证实，父母的教育投入能持久地促进儿童认知和学业能力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让他们学会学习（leanring to learn）。由此可见，家庭教育投入是影响儿童早期学业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国研究者在描述现阶段家庭教育投入的现状及问题时，按照教育投入的形式将家庭教育投入划分为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分别代表父母为孩子教育花费的金钱和参与孩子教育活动的时间。研究者认为，经济投入可能间接影响儿童的发展，时间投人则直接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但对于这一观点，却一直没有直接的研究证据予以证实。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家庭教育投入除了对儿童早期发展具有直接作用，还可能通过影响儿童的学习品质对其产生间接作用。下面针对儿童早期学习品质的概念及特点、学习品质的中介作用机制模型进行详细阐述。

1.1学习品质的概念及特点

“学习品质（Approaches to Learning）”是与学习有关的倾向、态度、习惯、风格等，它不指向具体的知识技能，而指向儿童是如何获得并使用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品质的具体内容涉及到注意力、坚持性、好奇心、主动性、问题解决的灵活性等方面。美国国家教育目标委员会（National Education Goals Panel，NEGP）在1995年最先提出学习品质的概念，并强调学习品质作为入学准备（School Readiness）五大领域之一，对儿童刚入小学的学校适应及未来的学业成功尤为重要。在我国，盖笑松等人在有关入学准备的研究中也涉及到了学习品质，并认为学习品质是入学准备中最重要，但是被研究得最少的一个新兴领域。

学习品质作为一种在早期发展阶段就形成的特质，表现出一定的年龄和性别特点。研究者分析了美国儿童早期发展纵向研究（Early Childhood Longitudinal Study—Kindergarten Class of 1998—99，ECLS—K）项目中22，000名5—6岁儿童的学习品质，发现6岁儿童的学习品质表现显著好于5岁儿童，女孩的学习品质表现显著好于男孩。此外，还有研究者对“开端计划”（Head Start）项目中儿童的学习品质表现进行研究，同样发现年龄越大学习品质表现越好，女孩在学习品质表现上具有显著优势。与此不同，我国研究者吕正欣对529名5—7岁儿童入学准备的研究却发现，学习品质并不存在性别差异，年龄差异的结果也不显著。因此，学习品质的年龄和性别差异的结论有待进一步验证。

1.2学习品质在家庭教育投入与儿童学业能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作为与学习最为相关的特质，早期阶段表现出来的学习品质将为儿童在当前及未来学习情境中的表现奠定基础。Ouncan等人基于ECIS—K等6个大型纵向研究的数据发现，控制了入学前的语言、数学能力后，入学前的学习品质仍显著预测儿童一年级、三年级的语言和数学成就。类似研究还发现学习品质能够显著预测从幼儿园到小学学业成就的提高率，也就是说，学习品质越好，学业能力的提高就越快。研究者用“累积发展循环”（cumulative development cy—cle）进行解释，认为学习品质为早期学业能力发展奠定基础，从而促进未来学业能力的获得，而学业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影响学习品质，这种相互影响使得学业能力的个体差异持续增大。

学习品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受到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Bodovski和Farkas对ECLS—K项目中约8000名白人儿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家庭教育投入（包括父母参与教育活动的频率、报兴趣班的数量、家中购买的书籍数量等）正向影响儿童的学习品质。Covay和Carbonaro则重点关注了兴趣班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结果同样发现，参加兴趣班作为家庭经济投入的一种形式，与儿童的学习品质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不仅如此，两个研究均发现，学习品质在家庭教育投入影响儿童学业能力的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比如学习品质分别解释了家庭教育投入对语言能力测验得分和教师评定语言能力等级的影响的33%和50%的变异；参加兴趣班的儿童在语言和数学能力上表现出优势，学习品质分别能解释参加体育类、音乐类兴趣班的儿童在语言能力和数学能力上的优势。

综述以往研究可以发现，学习品质在影响学业能力的同时，还受到家庭教育投入的促进，并且它在家庭教育投入对儿童学业能力影响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但目前在我国，以学习品质为重点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将围绕儿童早期学习品质这一重点，分别考察父母支持教育的经济投入、参与教育的时间投入对儿童早期学业能力的影响以及学习品质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机制。本研究的总体构想模型如图1所

2 方法

2.1研究对象

选取北京市两所教育水平相当的公立幼儿园的中班儿童181名，其中男孩107名，女孩74名，平均年龄为60±7个月。181名儿童的母亲参与了家长问卷的填写。儿童所在班级的两位任课教师均参加了教师问卷的填答，教师与孩子相处时间在三个月以上。

2.2变量及工具

2.2.1家庭教育经济投入

在我国，家庭教育经济投入是指由家庭支出的，其子女在经济尚未独立期间接受各级各类教育的费用。由于选取的两所幼儿园教育质量相当，幼儿园内基本教育支出（如保教费、伙食费等）一致，本研究中的家庭教育经济投入主要指幼儿园外扩展性的教育支出，包括兴趣班种类和学习资源数量。根据Bodovski和Farkas对家庭教育投入变量的合成方法，将兴趣班和学习资源两个变量的z分数相加合成家庭教育经济投入的总分。

兴趣班参照美国ECLS—K项目有关课外活动的测查，结合我国儿童兴趣班种类编制而成。由母亲填写上个学期孩子参加各类兴趣班的实际情况，包括7个项目（涉及语言类、数学类、舞蹈或形体训练类、体育类、美术类、戏剧表演类、音乐类兴趣班），0.1计分，0代表“没参加过”，1代表“参加过”。

学习资源参照HOME（the Home Observation of the Measurement of the Environment）关于学习资源的测查，结合我国儿童常用学习资源的种类和数量编制而成。由母亲根据家里现有的供孩子使用的各类学习资源的实际数量进行选择，包括7个项目（涉及儿童读物，音像资料，橡皮泥等用来手工制作的东西，水彩或蜡笔等用来画画的东西，拼图玩具，学习数字的玩具，真正的乐器或玩具乐器），按照资源数量由少到多5级计分，以学习数字的玩具为例，1代表没有，2代表1个，3代表2个，4代表3个，5代表3个以上。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

2.2.2家庭教育时间投入

家庭教育时间投入是指抚养人直接参与的教育子女活动的频率。参照HOME关于家庭学习活动的测查，结合我国父母参与子女教育的特点编制而成。由母亲根据通常情况下一周内参与孩子教育活动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包括7个项目（涉及给孩子讲故事，教孩子学汉字，教孩子学英语字母和单词，跟孩子一起玩玩具或做游戏，一起谈论自然或科学知识，一起谈论在幼儿园发生的事情七个方面），按照活动次数由低到高5级计分，以教孩子诗歌或儿歌为例，1代表没有，2代表每周1～2次，3代表每周3～4次，4代表每周5～6次，5代表每天都进行。该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7。

2.2.3学习品质

参考ECLS—K项目中的学习品质量表（Approaches To Learning scale of Social Rating Scale）编制，该量表包括母亲评定和教师评定两个版本，各包括6个项目，考察了坚持性、好奇心、注意力、独立性、灵活性、创造力六个方面的特质。比如测查好奇心的项目是“渴望学习新的东西”，测查注意力的项目为“做某件事时，能够集中精力，不分心”。由母亲、教师根据儿童的实际表现进行4级评定，1代表“从不”、2代表“偶尔”、3代表“经常”、4代表“总是”。ECLS—K项目追踪调查了约22，000名儿童从刚上学前班至小学五年级的学习品质，母亲和教师评定版本的测查工具在多项研究中使用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本研究中，母亲评定版本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5，教师评定版本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5。参考Li-Grirting等的研究，将母亲评定学习品质与教师评定学习品质的平均数合成为儿童的学习品质。

2.2.4语言能力

语音意识（phonologic awarerless）和口语词汇知识（oral vocabulary）是儿童早期语言能力的两个重要指标。本研究分别选用韵母识别和图片命名任务来考察儿童的语音和词汇知识，两个任务均采用一对一个体施测方式进行，语言能力的总分由两个测验得分、Z分数相加而得。

韵母识别任务。选自Li，Shu，McBride—Chang，Liu和Peng编制的韵母识别测验，由主试依次读出目标字和2个备选字，然后让儿童从备选字中选出一个与目标字的韵母相同的字。例如，首先读出目标字“猫（mao）”，再接着读出备选字“包（bao）”和“山（shan）”，让儿童判断哪个字的发音和“猫（mad）”相似。该测验共包含16个题目，答对1个题计1分，总分为16分。该测验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53。

图片命名任务。选自Liu，Hao，Li和Shu建立的标准图片库，视觉呈现图片并要求儿童说出图片中常见物体的名称。该测验共包含50个题目，答对1题计1分，总分为50分。该测验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

2.2.5数学能力

数感和数量比较能力是儿童早期数学能力的两个重要指标。本研究分别选用数圆点和数字数量大小比较任务来考察儿童的数感和数量比较能力，两个任务均选自Wei等建立的多维心理网络平台，采用计算机按键作答的方式进行，数学能力的总分由两个测验得分的z分数相加而得。

数圆点任务。先通过练习让儿童了解测验任务并学会按键规则，然后在正式测验中要求儿童数出电脑屏幕左边的圆点数量是否与右边呈现的数字数量相等，如果相等就按“Q”键，不等则按“P”键，由计算机自动记录儿童反应的正确率。

数字数量大小比较任务。先通过练习让儿童了解测验任务并学会按键规则，然后在正式测验中要求儿童比较电脑屏幕上左右两边数字的数量大小，如果屏幕左边的数字数量大就按“Q”键，如果屏幕右边的数字数量大就按“P”键，由计算机自动记录儿童反应的正确率。

2.3研究程序

由经过严格培训和考核的心理学和学前教育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对儿童的语言、数学能力进行个体施测。由受测儿童的母亲和所在班级的两位教师自愿填写问卷，如有漏填、数据不清晰情况，研究人员会对母亲或教师进行电话访谈，以严格保证问卷回收质量。运用Epidam软件进行双人数据录入，并进行一致性核对，之后运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并用AMOS 18.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中介作用模型进一步分析。

3 结果

3.1学习品质的年龄和性别特点

首先，对学习品质整体以及各维度的平均数、标准差进行描述。进而，按照平均年龄将被试划分为5岁及以下和5岁以上两组，考察了学习品质整体及各维度在两个年龄组、以及不同性别儿童上的表现及差异，结果见表1。

由表l可以看出，5岁以上年龄组儿童的总体学习品质显著好于5岁及以下年龄组儿童（t=2.51，df=179，p

女生学习品质总体显著好于男生（t=2.35，df=179，p

3.2学习品质在家庭教育投入与早期学业能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首先，对家庭教育投入、儿童早期学习品质和学业能力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由表2可知，各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家庭教育投入、儿童早期学习品质、学业能力均具有较密切的联系，可进一步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

根据理论假设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早期语言、数学能力为因变量，家庭教育经济投入、时间投入为自变量，儿童学习品质为中介变量，重点考察学习品质在家庭教育经济投入、时间投入与儿童早期学业能力之间的中介作用。为了排除儿童性别和年龄对学习品质和学业能力的影响，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也纳入结构方程模型。

对模型进行拟合分析发现，模型各项拟合指数较好（x2/df=8.48/6=1.41，NFI=0.93，GFI=0.99，TLI=0.92，CFI=0.98，RMSEA=0.05）。在加入学习品质后（见图2），家庭教育经济投入与学业能力的直接作用路径由原来的显著（β语言=0.14，p0.05），说明学习品质在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对学业能力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全部效应的比例分别为50%（语言能力）和41%（数学能力）。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对学业能力的路径系数的显著性降低，说明学习品质在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对学业能力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全部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8%（语言能力）和19%（数学能力）。

4 讨论

4.1儿童早期学习品质的年龄和性别特点

本研究发现学习品质在儿童早期就表现出了群体差异，年龄较大儿童的学习品质表现优于年龄较小儿童，女孩学习品质表现好于男孩。这一结果与ECIS—K、Head start项目的研究结果一致。有研究者认为，学习品质作为一种跨领域普遍性（domain-general）的能力，与个体一般认知、社会情绪的发展有关。年龄越大的孩子其社会情绪能力发展也越成熟，因此学习品质表现也就越好；女孩的认知发展和身体的成熟比男孩更早更快，因此在学习品质上也表现出优势。但是，本研究有关性别差异的结果与我国吕正欣研究的发现不一致，其原因可能与两个研究在某些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不一致有关，比如，本研究中的学习品质由母亲和教师评定得分合成，而吕正欣研究仅采用了母亲评定，这种采用单一评定者的评定结果可能会产生偏差。

具体到学习品质的各维度上，本研究发现女孩和年龄较大儿童学习品质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注意力、独立性和灵活性维度上。这一结果与许多国外研究结果相一致，女孩完成任务时注意力更集中，更具有坚持性，而男孩更容易分心、扰。而且在早期阶段，女孩相对于男孩、年龄较大的孩子相对较小的孩子来说，身心发育成熟水平更高，因此在完成任务时的独立性和灵活性更高。但是，本研究发现在好奇心和创造力上没有性别和年龄差异，这可能与学前儿童的年龄特点有关，学前儿童普遍对事物充满好奇心，而且创造力发展差异也不大。

4.2学习品质完全中介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对儿童早期学业能力的作用

随着社会和家庭对学前教育日益重视，3～6岁儿童家庭在学前教育方面的费用支出总量及其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不断攀升。中国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显示，2010年家庭的学前教育总消费占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1%，其中园外扩展性教育消费支出就占到29%。一些家庭认为教育投资和回报不成正比，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家长只关心外显的知识技能的获得，而忽视了教育支出对儿童学习品质的积极作用。事实上，本研究发现，尽管家庭经济投入对儿童的学业能力没有直接作用，但却通过大大提高儿童的学习品质间接作用于儿童的学业能力。这表明，购买合适的学习资料（如书籍、益智玩具等）、给孩子报名参加兴趣班等家庭经济投入对于儿童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方式等重要特质具有积极作用，即使是体育、艺术类等兴趣班，也会在活动中发展儿童的注意力、灵活性、创造力等良好品质。具有这些良好品质的儿童，更容易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更可能建立并发展与家长、老师、同伴的积极关系，从而获得更多教育上和情感上的支持，进而促进学业能力的发展。而且，家长和老师教育那些有组织性、注意力集中、灵活积极的儿童也会更加容易。当然，儿童学习品质的提高也不能仅仅通过加大教育投资实现，其他研究显示母亲积极的情绪对儿童学习品质有正向作用，父母期望和学校卷入、作业辅导等对学习品质的提高也有显著作用。因此，建议家长在重视家庭经济投入对儿童学习品质的促进作用的同时，注重通过其他方式如积极的情感表达、适当的学校参与等，帮助孩子获得学习品质的提高，进而提高学业成就表现。

4.3学习品质部分中介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对儿童早期学业能力的作用

与家庭经济投入完全通过学习品质作用于学业能力不同，本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对学业能力有一定的直接作用，这充分证实了父母直接参与孩子教育活动对孩子早期学业能力发展的重要性。这一研究结论与多项研究结论一致，如Son和Morrison对美国国家儿童保健和人类发育研究所数据库（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NICHD）的研究发现，父母语言和学业刺激活动频率的增加对儿童语言能力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Melhuish，Phan，Sylva等对英国“有效的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项目”（Effective Pre—school and Primary Education，EPPE）中学前儿童进行追踪发现，母亲给孩子读书、教孩子学习字母，数字、与孩子一起画画/唱歌等活动的频率对儿童五岁的语言数学能力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国内近期发表的文章也同样证实，父母参与学习活动是儿童早期语言和数学能力的重要预测变量。

家庭教育时间投入除直接作用于学业能力外，还通过学习品质间接作用于学业能力。这表明父母参与教育不仅能直接促进儿童的发展，而且会潜移默化地培养孩子的学习品质，使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产生学习的内在动力。这也得到了以往研究的证实，比如Martinez—Pons认为孩子与父母经常交谈能够潜移默化地受到父母榜样作用的影响，形成积极的价值观念。Zimmerman和Kitsantas提出父母陪孩子一起做作业、玩游戏就是培养儿童学习品质的好机会，在父母的帮助下孩子能从困难中学会有效的解决方法，并受到精神上的鼓舞。鉴于此，建议广大家长在早期家庭教育中应多参与儿童的学习和游戏活动，并在活动中重视儿童学习品质的训练和提高，挖掘孩子的好奇心，有意识地培养儿童的注意力、坚持性、独立性等良好品质。

5 结论

数字经济的具体表现篇7

论文摘要：以知识和信息为中心，以网络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的到来，给统计信息要随着经济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在技术，设备，人才，服务等方面进行创新，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类在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历史阶段之后，正在进人一个以数码知识、网络技术为基础。由信息推动，以创新为核心，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时代。

新经济具有与传统经济有别的某些特点。首先，新经济是知识经济。相对于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以原材料、能源和资本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新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知识经济。其次，新经济是数字经济、信息经济。基于数字化信息革命的信息高速公路和因特网的诞生和发展，使得信息采集与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信息产业获得迅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第三，新经济是网络经济，因特网的诞生和发展，引发了一场空前的信息革命，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杜会的经济活动方式，特别是商业交换活动方式。建立在现代通信、电子计算机、信息资源、生产交换及消费等各自网络化及相互渗透交织而形成的综合性全球信息网络基础上的网络经济与知识经济的结合，构成了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新经济。第四，新经济是创新经济，创新是新经济的基础。首先是观念的创新，新经济需要新思维、新观念。其次是模式创新，包括制度、行为、组织结构等，只有运行模式不断创新，经济和杜会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再次是技术创新，只有技术的创新，才能不断创造出新的市场需要，诱导出新的生产与竞争，推动经济不断发展。

在以知识和信息为中心的新经济时代，谁先拥有信息，谁就占据主动，谁就能处于不败之地。快速掌握各种必要的、准确的信息，是科学管理现代杜会的关键。统计信息是管理现代杜会所必需的最垂本的信息，是进行科学决策最重要的依据之一、是新经济时代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

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既给统计信息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发展契机。加速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不断进行统计信息创新是新经济时展的迫切需要，也是统计工作本身的迫切需要。

(一)统计伯息技术的创新

高新技术发展的集中代表和最主要的技术领域就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是各种电子技术的总和，包括信息获取技术，如感测技术、统计信息标准化技术等信息处理技术，如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等信息传输技术，如通信技、网络技术、卫星技术等信息应用技术，如控制技术、数字压缩技术、系统集成技术等。统计信息在新经济时代条件下，要想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现代信息技术在统计领域中的广泛应用。

(二)统计倍息设备的创新

信息技术在统计中的广泛应用.必须有相应的高新技术设备的支持，这是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物资条件。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对高科技信息设备的需要不仅体现在信息设备的数量上。更体现在信息设备的技术性能上。高科技现代化的信息设备的引进和普及是我国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虽然计算机及网络在我国各级统计部门已经得到基本普及，但高档次的大、中型计算机还很少.不能满足对某些复杂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处理的需要。加速统计信息现代化建设，必须将高科技的信息设备广泛应用于统计作业系统。

(三)统计倍息生产开发的创新

21世纪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数字化的社会。所谓数字化是用0和1两位数字编码来表达和传输一切信息的一种综合性技术，即电话、电报、数据、传真、图像等各种信息全都变成数字信号，在同一种综合业务网中进行传输。数字化是统计信.息现代化中的核心技术，通过数字化，各类统计信息得以规范化、标准化，从而有利于统计数据的采集、传输和处理等。信息内容数字化要求统计部门将各类信息的开发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加快实现统计表格标准化、统计指标休系和编码标准化，使统计指标、统计分类及其编码具有统一性和唯一性。另外，通过建立以数字方式存储的统计数据库，有利于统计信息查询、管理及统计信息的传输和处理，从而使各级统计信息系统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四)统计倍息人才的创新

新经济时代是一个重新认识人的作用的时代，人的素质和技能成为知识经济实现的先决条件。统计信息能否适应新经济的要求.关键是统计信息产业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

由于现代统计在理论休系上、调查方式上、信息处理技术上的进步和发展，使统计信息具有来源广、扩散性强、需求量大、用途广等特征，对统计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将统计部门建成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部门，重要的是培养一支知识结构合理的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但我国目前统计工作人员的专业结构比较单一，群休中大多数是只熟悉统计知识业务的统计专业人员。人员的知识面抉窄，专业过细问题尤为突出，既满足不了用户对统计信息资源的要求。也不利于统计工作向横向和纵深发展，为此.必须加强各类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训。要建立科学的培训机制。对原有的统计信息工作人员进行各种技能(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如计算机操作、软件开发、联机检索上网查询等)和各种素质(主要是知识素质、政治素质)的培训及培养。培训可采取多层次、多内容、多形式、多途径井经常化制度化。

(五)统计倍息服务的创新

我国的统计信息服务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特别是同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统汁信息服务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信息产业和信息市场不发达。现代经济社会，信息是产品，信息的开发、交流需要有信息市场才能实现，信息市场是信息商品经营和信息有偿服务活动的场所，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类统计咨询服务部门、统计师事务所、信息有限公司、情报中心、数据库等还只是一个部门或信息机构，信息交易还处在咨询及中介服务上，服务方式也常以信息会.临时专题交易会等形式出现，在新经济条件下.加快发展统计信息产业和统计信息市场，实现统计信息商品化，把统计数字变成商品。进人市场流通.实现服务方式有偿和无偿并举。其次，服务架道多样化(公开、临时交易、个别提供等)，服务手段多元化(广播电视、书报杂志、信息互联网等)，满足各个层次、各种群体对统计信息的需要。另外，统计信息的服务态度、服务观念、服务体系、服务质量也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更新提高。

数字经济的具体表现篇8

[关键词] 系统观 国家数字信息资源战略 规划模式 环境分析

[分类号] G250

National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trategy Environment Analysis Method and Planning Model Based on System Theory

Sun JianjunKe QingCheng Ying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Study the appli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PEST method in the analysis of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trategy environment, provide a national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trategy plan model based on system theory. In the model, the plan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 environment analysis, function judgement and strategy formation.

[Keywords] system theory national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trategyplan model environment Analysis

20世纪90年代以后基于系统观的战略规划思想在企业战略管理中逐渐被重视，其依据战略管理的系统特性，明确战略管理系统的环境因素及其作用，旨在建立一个开放、有效的战略管理系统。战略管理系统的环境因素包括内部环境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内部环境因素主要有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制度、人及利益相关者、信息渠道。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有行业环境因素和一般环境因素，行业环境因素主要有竞争对手、供应商、行业政策等，一般环境因素指社会、文化、科技、政治、法律。这些环境因素都具有相关性，他们相互作用。通过系统地对战略环境因素分析，形成科学的战略，这便是系统观思想在战略规划中的应用[1]。

1基于系统观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环境分析方法

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是对数字信息资源发展中的战略性重大问题进行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重大谋划。它是从战略管理的高度来讨论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和管理问题，实现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目标，建立和扩大竞争优势，而对各种数字信息资源生产要素（包括数字技术、数字资源和数字信息管理体制等）及其功能所作的总体谋划。数字信息资源对组织、国家来讲承担了双重角色，既是必不可少的经济资源，又具有驾驭其他资源的能力，因此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更需要从系统的角度综合研究[2]。

基于系统观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的关键是对环境的分析，对于国家数字信息资源战略来讲，外部环境为一国之外的全球环境，内部环境则指的是一国内部的条件。环境分析即为对全球的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环境的分析和我国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环境的分析。在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环境分析中主要使用的方法是PEST方法。

1.1 PEST方法基本思想

PEST方法是对外部环境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这些影响组织的主要外部环境因素是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技术（Technological）和社会（Social）这四大类。具体的衡量因子见表1[3]：

PEST方法将所有与组织发展相关的一切外部因素分为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这四类，对每一类又细分了其具体影响因子，对这些影响因子的综合分析是PEST方法的核心思想。PEST方法是一种定性的评价外部环境的方法，其优点是能做到科学全面、具体细致的识别环境的条件和变化因素，且简单可操作性强，因此在实际中有广泛的应用，不仅可以用于外部环境的分析，我们也将其应用到内部环境的分析，是一种很好的战略规划分析方法。

1.2 PEST方法在数字信息资源战略外部环境分析中的改进

如果直接将PEST方法应用于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中会发现有许多子指标并不适用于数字信息资源相关活动中，例如，数字信息资源受技术的影响较大而受经济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衡量技术环境的子指标只有两个，远远不能满足实际分析的需要，经济环境指标却又显得过多。所以若要得出正确的分析结果，必须对现有的PEST方法结合数字信息资源的特征进行改进。

国内外有许多学者研究了影响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具体内涵。2003年，美国南康涅狄格州大学通信、信息和图书学院学者和他的学生调查了开展“数字图书馆”项目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主要要思考以下问题[4]：

1）数字化时选择那种原材料作为数字化收藏对象。

2）数字化实践采用哪些标准、规则和指南。

3）数字化中有哪些与版权和产权相关的信息政策法规。

4）数字化实践中最关键的技术问题是哪些。

5）数字化实施中，在硬软件开发、系统设计和人力资本方面，图书馆的技术市场定位的发展趋势和兴趣所在。

根据国内外在数字信息资源研究方面的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国家层次的中的PEST方法包含如下分析要素（表2）：

2 基于系统观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模式

基于系统观的基本思想，笔者提出国家层次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模式，如图1*。

在进行正式的战略规划过程之前必须做的工作是战略背景研究，包括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概状进行分析，得出规划的理念和规划方法。规划的理念是在正式的战略功能定位之前对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要实现的效果和产生的影响的初步构想，即数字信息资源的战略功能是具体而明确的，规划理念则是较为抽象和假设性质的，可能借鉴的是其他行业的思想，可能引用的是经典的哲学理论，但在后续的战略规划过程中能起到指示和引导的作用。规划方法的选择也是非常关键，通常一个数字信息战略的形成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规划方法。我们提出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模式将数字信息资源看成一个整体，研究影响其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并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因此可以称为是一种基于系统观的战略规划模式。这一战略规划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2.1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的总体环境和内部条件分析

这是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的核心环节和关键步骤。环境分析是为了掌握组织内部和外部的变化力量，以便及时作出有效的反应，回避风险，识别危险和机遇，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优化长期或短期的规划。数字信息资源的环境分析即为识别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宏观环境和内部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使得战略规划能更好的适应环境的变化[5]。

我们将这些因素分为全球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的总体环境和我国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的内部条件，采用的是前面提及的PEST分析方法，从政治、经济、技术、社会文化四个方面来分析。政治维是指与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相关的国际政治环境。经济维是与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的全球经济环境。技术维指数字信息技术，如当前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的发展现状，其中许多技术都对数字信息资源产生影响。社会文化维是从社会人文角度来考虑的一个尺度。通过将影响数字信息资源的外部因素划分为这四维，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识别外部的环境。对于数字信息资源的内部能力的分析，要抓住的关键问题是组织内部数字信息资源的数量、类型、分布规律，组织内现有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组织对数字信息资源的政策导向等。目的是识别组织开展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的资源能力，亦即进行可行性条件分析，需要在组织内部开展充分的调研。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构建数字信息资源发展的SWOT分析模型，即明确数字信息资源发展面临的机会、威胁、优势、劣势。

2.2数字信息资源战略功能定位

这是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的首要任务，前文提到，由于数字信息资源的多重角色，决定了数字信息资源战略功能的多元性。这一阶段要明确数字信息资源的战略愿景和战略使命陈述。

①战略愿景（Vision）

按照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家弗雷德・R・戴维的观点，愿景就是解决企业要成为什么(what do we want to become) 这个基本问题。例如我国联想集团的战略愿景就是“未来的联想应该是高科技的联想、服务的联想、国际化的联想”[6]。许多企业家理解愿景就是是企业难以实现的战略目标，更多的是企业家的一种追求，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通过愿景的确立，能起到激动人心的作用，因为愿景并非是虚无缥缈的，而是需要超乎常人想象的信心与毅力才能实现。

数字信息资源的战略愿景即为明确数字信息资源建设朝哪个方向发展，表达了战略规划的宏观愿望。例如新西兰的国家数字战略中，战略愿景是“为所有的新西兰人创造一个数字化未来。数字通信技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提高了民主化进程、为新的机遇打开了大门。我们必须借助技术的力量将公众和与之息息相关的事情联系起来，表现出我们的创造能力，发扬独有的毛利文化（the culture of Māore），增强和南太平洋邻邦的交流”[7]。

②战略的使命陈述（Mission statement）

在企业战略研究中，使命陈述是解决企业是什么（what is our business）这个基本问题，和愿景相比，企业使命是在企业愿景基础上，具体的定义到回答企业在全社会里经济领域经营活动的这个范围或层次。企业使命是比愿景内容更具体、更符合实际的概念。

按照戴维的研究，使命应包括以下九个要素：顾客、产品或服务、市场、技术、对生存，发展和利润的关注、理念、核心竞争力、公众形象以及对员工的关心。这九个方面也成为评价一个企业战略使命是否合理的标准[8]。

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中也要求能准确的定位战略的使命。同样的在新西兰的国家数字战略中，其中内容战略的使命陈述是为新西兰公众提供无缝的、便捷的信息访问渠道，使公众获取与之生活、工作、文化相关的重要信息。具体的使命为：到2006年12月，制定和国家内容战略；开发在线文化门户；实施国家数字资产档案项目“Te Ara-the Encyclopedia of New Zealand”和毛利语言信息项目“the Maori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gramme”；通过合作伙伴资金来开展现有内容数字化以及新的数字内容的创作。

战略愿景和使命陈述的确立对战略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德鲁克曾说过形成一个清晰的战略愿景和使命是战略家的首要责任[8]。愿景能对群体产生激励、导向作用，让这些群体产生长期的期望和现实的行动，在企业使命得以履行和实现的同时，自身的利益得到保证和实现。凯勒对前人研究上归纳出使命陈述的价值是：一有助于战略规划与组织文化相契合，使战略规划的实施获得坚实的组织文化支撑。二是合理建构的使命陈述具有重要的外部影响力。因为使命陈述表述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甚至能施加影响的边缘群体的利益。同时，使命陈述也表述了存在于组织与受众之间的“契约”[9]。

我国在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进程中，国家使命、愿景和战略目标已逐渐清晰，我国的国家使命是建设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和平共处的和谐社会。我国的国家愿景是把我国建设成为能够持续发展的学习型社会、创新型社会、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我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是2020年左右实现小康社会、在21世纪中期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这些都是数字信息资源战略愿景和使命陈述形成的指导思想和重要依据。

2.3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的形成

这是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的最终目的，也是前面两个阶段的最终研究成果。经过科学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后，需要为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制定正确的战略。战略内容包括数字信息资源的法律政策、标准规范、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组织机构和最佳实践。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重在管理，一个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的建立有助于为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的实施提供保障。因此应根据战略的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并建立相应的执法部门对突发事件进行初步的控制。数字信息资源标准规范的建立是从源头上做好数字信息资源战略管理工作的基础，战略的其它内容都要贯穿和体现这些标准规范。现有的许多标准规范如内容描述标准DC，唯一标识符标准，开放档案信息参考模型OAIS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技术创新是指积极探讨对数字信息资源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数字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商业模式是开展各种形式的增加资金收入的行动，为数字信息资源建设募集资金，实现数字信息资源相关产业的经济利润。组织机构是指要建立一个统一、协调、合作的组织机构，各部门自觉履行各自的角色和责任，接受统一的监督，共同促进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最后，还要在实践中积极探讨可行的实施模式，寻找最佳实践方案。经过这三个阶段，便完成了一个系统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过程，下一步便转入战略实施阶段。

3结论

本文提出的基于系统观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模式具有四个明显的特点：（1）既考虑到影响数字信息资源的外部环境又考虑到与数字信息资源相关的内部条件，采用系统综合的思想对数字信息资源的发展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形成一个全面、客观、综合的战略分析基础。（2）运用了PEST环境分析方法和SWOT分析模型。PEST方法将外部环境用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四个维度来衡量，使得抽象的战略规划过程变为科学的、具体的、可行的分析过程。SWOT方法则根据环境分析结果得出数字信息资源发展所面临的机会、威胁、优势、劣势，从而构造了清晰的数字信息资源战略分析框架，进一步促动战略的形成。（3）将战略功能定位作为一个单独的战略规划阶段，显示了战略功能定位判断的重要性，明确了战略功能定位在战略规划的作用。它是整个战略规划工作的主导思想。（4）最后，提出了数字信息资源战略规划的内容包括数字信息资源的法律政策、标准规范、技术创新、商业模式、组织机构和最佳实践这六者。

参考文献:

1董小焕.论企业战略管理的系统观. 集团经济研究, 2006（10）：1

2Orna, Elizabeth. Information Strategy in Practi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ilogy, 2005,56(14):1556-1557

3欧斐生.台湾生技产业经营环境与经营分析模式之应用探讨.台北：国立成功大学管理学院， 2002：26-28

4Liu Yanquan. Impacts and Perspectives of Digitization Practice in the US Libraries. Digital Library Forum, 2005, (11):1-9

5Wende,Zhang. Enterprise Strategy’s Studying of patent information. Journal of the China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2004,23(1):108-111

6经盛管理咨询.中国企业文化战略：愿景引航.省略/manager/200605/476.html.2006-05-26

7Minis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s. The Digital Strategy: creating our digital future. digitalstrategy.govt.nz/.2006-9-10

数字经济的具体表现篇9

关键词：数字产品；网络经济；差别定价

中图分类号：F4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10－0068-05

一、引言

产品定价是企业最重要的决策之一，这种看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一方面，价格的高低对需求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的价格策略同其他竞争策略相比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任何经济体制中，产品（包括数字产品）价格都扮演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价格影响了销售量、市场占有率及获利性。在营销组合中，价格与其他营销手段相比是唯一能产生收入的因素，同时也是营销组合中最灵活、最易变的因素。

数字产品是网络经济的核心，是指在网络经济中交易的可以被数字化，即编码成一段字节，并且可以以比特流的形式通过网络来传播的事物。信息产品是数字化的首选，如数据库、计算机软件等。网络时代的信息产品往往转化成数字产品并在网上迅速传播。但信息产品并不是数字产品的唯一来源。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和渗透，原来的一些传统的非信息产品也开始进入信息产品的范畴，并进一步转化为数字产品。也就是说，只要具有信息内容的产品都可以被数字化。数字化发展的趋向是不但物质产品可以数字化，而且服务业也可以数字化，事实证明：人们不仅需要免费信息，也愿意为他们所需要的专业信息付费。数字产品的范围非常广阔，而且还在迅速扩展。随着可数字化的产品越来越多，数字产品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主要有数字产品的定价问题，数字产品的版权问题等。而数字产品的定价问题一直是个难题。

二、数字产品定价中传统定价方法失灵的原因分析

Internet带来的市场环境与实物环境不同。数字产品的特殊性和网络环境的变化使数字产品的定价变得复杂。首先，数字产品定价的经济学基础同传统产品定价的经济学基础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次，数字产品特殊成本结构的特殊性使传统定价理论不再适用。一方面，数字产品的成本特性、产品多样性（差别化）给厂商的定价策略的选择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另一方面，其特殊性也给其定价带来困难。在数字产品的定价中，数字产品本身的特性使得传统的供求平衡的经济学规律难以适用，或者说不再起决定性作用。数字产品定价中传统定价方法失灵的原因主要有：

（一）数字产品的网络外部性

所谓网络外部性是指当一种产品被更多的人使用时，它的价值就会增大。网络外部性并不是网络经济所独有的特征，事实上，只要是网络系统都存在网络外部性。如电话系统，如果没有人使用电话，它的价值就很低，但如果大家都用它，它的价值就很大。

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 Law）就描述了网络外部性这种经济学现象：“网络的成本会随着网络的规模呈直线型扩张，而网络的价值以节点数平方的速度增长”。即网络对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数量成指数型增长，用公式表示为：V=n2。数字产品网络外部性的客观存在使得顾客在购买前就受到了约束。如在选择办公软件时，大多数人会倾向于购买微软提供的Office办公软件，而不选择其他商家的产品，即使其他商家的产品更具价格优势。此外，如E－mail、电脑游戏等数字产品都具有外部性。网络外部性的存在极大地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和选择，成为数字产品定价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二）数字产品成本结构的特殊性

数字产品的易复制性的优点集中在数字产品能被轻易的复制、储存或传输，使得数字产品的生产形成其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特殊成本结构。生产第一份数字产品花费的成本非常高，但以后生产（或复制）此产品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传统产品的成本结构如图1所示，数字产品的成本结构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供应商生产的越多，平均成本就越低（数字产品的成本结构如图2所示）。

数字产品的生产厂商面对的是一个下滑的平均总计成本曲线，若生产厂商将价格定成与边际成本相等将蒙受经济损失，因而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数字产品的定价显然无法按边际成本曲线向上攀升的原理来加以确定。新古典经济学的供给曲线在这里失去了作用（见图3、图4）。显然在生产数字产品的短期规模经济表现中，边际成本定价不是市场中可行的结果。

（三）数字产品需求曲线及供给曲线的变化

传统经济学中，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消费者对某一商品的需求是随着价格的降低而增加的。而由于网络外部性的存在，某个数字产品对消费者的效用随着该产品的其他使用者的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强调价格与数量的正相关性。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传统的需求曲线描述了一个静态的单期行为，反映了价格对需求数量的影响。而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使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该产品时，不仅要考虑该产品现有的用户规模是否足够大，而且还要据此预测该产品未来的用户规模是否会继续扩张。

考虑到网络外部性的作用，数字产品的需求曲线是不能像传统市场那样由个人需求曲线简单叠加而得到。数字产品的价格是由数字产品的预期量所决定的（见图5）。可用函数表达式P=f（Qd）表示。

对包含了所有消费者的整个市场而言，网络外部性的影响是一种内生变量。并且某个消费者的消费所导致的其他消费者效用的增加，抵消了该消费者的边际效用递减，从整个市场上来说是边际效用递增的。因此，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市场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也随之提高，由此可以推出数字产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因此，随需求量的增多，市场的价格是递减的。由此可以得出数字产品市场需求曲线（如图6所示，Q*表示临界市场需求量）。

传统经济学中，供给曲线朝右上方倾斜，是由于边际成本递增的原因。然而，在边际成本递减和不变（如数字产品）的情况下，产品的供给曲线是什么样的呢？

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0，数字产品供应商的平均成本无限接近于0。因此，对厂商来说，价格对其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的影响十分有限，即使产品售价很低，只要要出售的数量足够多，厂商也能得到补偿。这样，可以假设在数字产品的市场中，价格不再是自变量，供给量才是自变量。因为在任一价格下，厂商都有一个至少要销售的产品数量的预期。对于价格是供给量的函数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由于数字产品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对某产品使用的人越多，该产品对消费者的效用就越大，价格就可以越高；相反，消费者对低市场规模的产品只愿意出较低的价格。另一方面，由于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0，随着产量的增加，产品的平均成本逐渐下降。

如果以供给量为自变量，价格为因变量，可以仿照传统经济学中的供给曲线推导出数字产品的供给曲线（如图7）。由于数字产品市场中供应量（市场规模）对价格的影响作用，所以可归纳为：随着产量的增加，网络价格的售价越来越低。正如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言：在网络经济中，供给曲线下滑而不是上扬。

（四）数字产品市场供求均衡的打破

均衡理论是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经济学的各个领域都离不开均衡思想。如传统产品市场上价格、数量的决定就是供求均衡分析的一种结果。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以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而边际成本递增效应又使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市场均衡点是唯一的、确定的，它就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点。可见均衡原理产生的实质是消费者的边际效用递减和厂商的边际成本递减，它产生的是一种负反馈机制，使产品的市场移动和市场份额最终能达到一种可以预见的均衡。

而在数字产品市场中，通过前面对市场中供给与需求的分析已知传统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在数字产品市场中都不存在。在网络经济学下，占主流地位的是规模报酬递增现象，它会导致正反馈，使经济中出现了许多可能的均衡点。首先在需求方面，由于网络外部性的作用存在需求方规模经济；同时在供给方面，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使供给方规模经济在更大市场上延续下去。这样，需求方规模经济和供给方规模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结果形成了超强的正反馈效应。

三、数字产品的定价策略

（一）产品差异化与差别定价

产品差异化是指对同种类的产品根据消费者的偏好进行特性或质量的区别，从而使之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偏好和选择。销售商进行差异化的最初动机是减少产品间的替代性，从而避免基于价格的竞争。尽管在实物市场上也存在产品差异化，但它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更为广泛。

产品差异化可以减少用户的抵制情绪和调节差别价格，它同时还能防止或使用户套利减少至最小。对市场划分的分析和消费者需求信息的分析形成了产品差异化的分析。如网上销售商可以通过版本区分来实现差别化的价格。以每个软件为例，为了吸引不同的用户，提供商可能会卖两种不同版本的产品：基本的和改进的，向两个不同的消费者群体销售（如图8所示）。

（二）免费策略

从经济学上理解，免费是有依据的。数字产品特殊的成本结构使其复制成本几乎为0，而且数字产品绝大多数成本是沉淀成本，因此网络企业间的价格博弈会使数字产品的价格向边际成本靠拢，而数字产品的边际成本几乎为0，这就使数字产品的价格趋于0。从另一角度，这一成本结构也使网络企业有能力或免费赠送或低价销售产品。在传统的物质产品竞争中，免费策略也是常见的营销策略手段，但远远没有数字产品普遍和持久。

网络营销企业面临很大的向下价格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很多企业不得不以此作为吸引顾客的一种手段。为了在未来市场中占有先机，获取利润，免费定价策略是很有效的手段。首先，网络中有不收费的传统，消费者往往认为网络信息应该是免费的；其次，由于因特网的开放性、互动性以及信息透明度的提高也给网络营销定价带来了向下的压力。

（三）捆绑销售

由于对侵犯版权的担心和实物市场的影响，一些在实物市场上的定价方式也可以用在数字产品的定价中。如捆绑销售、订购、许可、租赁等。捆绑销售指把两件或更多的产品按固定的比例包装在一起销售。

在数字产品中捆绑销售的策略更有诱惑力。因为厂商开展业务的运作成本（包括网络、数据传输以及信息存储）跟提品、服务的数量没有太大关联。也就是说，厂商提供一种产品跟提供10种产品的捆绑没有太大的成本差异。可见，这种成本优势激励厂商将产品、服务捆绑销售，从而降低成本和进行歧视定价[21]。

设一个消费者对A产品的支付意愿是等概率的，则根据中心极限定理，所有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支付意愿V1服从正态分布。同理，B产品的支付意愿V2也符合正态分布。

假设两种产品的支付意愿满足独立正态分布，支付意愿的均值为μ，方差为σ2。数学表示为：

V1――N（μ，σ2）；V2――N（μ，σ2）

则V1，V2捆绑后的平均支付意愿满足：（V1+V2）/2――N（μ，σ2/2）

如果消费者对所有产品的支付意愿都满足N（μ，σ2），捆绑产品的数量为n，那么对此捆绑后的产品的平均支付意愿为：

―N（μ， ）

可见，随着捆绑数量的增加，正态同分布的产品的支付意愿将更加集中分布在均值的区域。换句话说，具有过高支付意愿和过低支付意愿的客户被捆绑平均化，从而客户对捆绑产品的支付意愿更加中等化。图9、图10分别表示捆绑前单个产品的支付意愿分布和n件产品捆绑后的单位联合分布。

从上面的推论中可以看出，随着捆绑的组件数量的增加，消费者对捆绑产品中各个组件估价的平均值越来越接近于对各个组件估价的期望值，从而捆绑销售将使销售商定价更为容易。而与单独出售数字产品相比，销售商因为销量增加会获得更高的利润。

（四）两段收费

当销售商不能识别不同的消费者群体的时候，同样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实施价格差别化，如两段收费就是其中之一。企业通过引导消费者在公司提供的价格体系中进行自由选择，企业通过观察消费者在不同的两段收费中所作的选择来判断消费者所属的群体。消费者通过选择公司提供的不同价格体系，自动分为不同的群体来实现消费者的选择。

两段收费指企业先向消费者收取一笔更大费用，然后再收取每单位使用费。可用等式T（q）=A+pq来表示。T（q）是企业制定的非线性价格，A代表固定费用并且通常是大于0的，p表示边际价格，q为购买量。公司通过向消费者提供双重价目表即可完成消费者识别。例如：某个提供实时软件服务的公司，面对由两种类型的消费者组成的群体。一组希望每天都有相当长的时间来使用该公司的实时软件服务，称为H组；另一组在其余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通常希望在一天中只用很短的一段时间来使用该公司的实时软件服务，称为L组。

公司可以对H组的消费者登录网站收取较高的固定费用和较低的每分钟收费制度；而对L组消费者登录网站收取较低的固定费用，以鼓励他们使用网站服务，但应该对其制定较高的每分钟价格。由于公司不能提前分辨出这两组消费者，所以它可以提供两种收费的方案：（A1，p1），（A2，p2），其中A1>A2，p1

四、结束语

由于数字产品的生产、传送、支付和消费都与实物市场有很大的差别，而定价不能忽略市场的每个环节，所以以对待实物产品的方式来对待数字产品是不合适的。由于对侵犯版权的担心和受实物市场的影响，一些非销售模式，如许可、租赁、订购等定价方式和非线性定价方式一起在数字产品的定价中得到广泛应用。以上介绍的定价策略是针对数字产品的特征，从最一般的意义来探讨的定价策略。由于价格会随着不同的环境条件灵活地变化，因此新的定价方法会不断涌现。

参考文献：

［1］Choudbary, Ghose. Personalized Pricing And Quality Differentiation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5，（7）.

［2］BENO T LELOUP. Dynamic Pricing on the Internet:Theory and Simulations ［J］.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2001，（1）.

［3］9. Ravi Bapna, Paulo Goes. Pricing and Allocation for Quality-Differentiated Online Services［J］, 2005，（5）.

［4］【美】埃弗雷姆.特伯恩.电子商务管理新视角［M］.王理章，等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数字经济的具体表现篇10

关键词国家空间基础设施（NSDI）、"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

1．前言

1.1背景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已进入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时代，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发达国家在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和空间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1998年1月，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数字地球"的概念。引发了继"信息高速公路"、"知识经济"以后的第三次信息浪潮。1998年6月，总书记在两院院士会上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数字地球"的思路，指明了发展信息技术，加快建设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早日实现中国的"数字地球"，是我国争先抢占世界科技、产业和经济制高点，走向21世纪的知识经济的发展战略。十五期间，许多地区和部门相继制定了数字省区和覆盖本领域的数字工程项目发展规划，如北京市已拟?quot;数字北京"总体框架和发展规划，"数字海南"、"数字山西"、"数字福建"、"数字浙江"、"数字陕西"等规划也在制定之中；国土资源部计划用12年时间实施"数字国土工程"，交通部提出实施"智能交通"，国家海洋局提出"数字海洋"，国家测绘局提出建立"数字中国"地理空间基础框架。2001年10月，继53号文后，国家计委、国家地理空间信息协调委员会召开了"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战略研讨会"，指出"必须将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应用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内容，应加快发展，以带动地理空间信息技术的应用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并进一步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更引发全国十几个省、直辖市拉开建设"数字省区"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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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目的和意义：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表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80％以上的信息与地理信息有关，地理信息技术大大改变人类观测和认识地球的方式，已广泛应用于资源调查、灾害、环境检测、规划、电力、商业等领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成为21世纪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之一，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安全。"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建设，将为广西政府部门和各市县的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规划、设计和决策支持的基础地理框架信息，为电子政务的实施提供统一标准的基础地理信息支撑平台和环境。

1.3主要内容：

"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建设就是通称国家空间基础设施（NSDI）在广西的具体表述。也是以3S（GIS－地理信息系统、GPS－全球定位系统、RS－遥感）技术为基础，基础测绘数据的生产和成果存档、管理、分发服务系统在信息时代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发展。

"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大地测量基准建设、广西省级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基础地理信息采集体系的建设、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的建设、技术支持体系的建设、地理空间信息交换网络体系建设、组织机构的建设等，实现覆盖整个广西的多尺度、多分辨率、现势性好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字串5

1．4"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在各行业中的应用：

2．广西实施该项工程已具备的条件

2.1区内环境：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我国的战略目标，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广西，其信息化建设起步并不晚，20世纪90年代，南宁、柳州、桂林、北海等城市的土地、规划、环保等部门相继完成了本行业的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21世纪的今天，南宁、柳州、桂林列入部级信息化试点城市，在这三个试点城市的带动下，全区社会信息化建设全面展开，围绕政府网的建设，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懈骶咛厣男畔⒒ㄉ琛H绫焙J械?quot;数字北海"项目，百色地区的"农业信息化示范项目"、防城港市的"港口信息化项目"、玉林市的"有线电视宽带网工程"等，以及全国第一套应急联动系统――南宁市社嵊绷低常?11）的初步建成，都为广西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预计到2005年，全广西将铺设光纤约4.8万公里，每千人拥有计算机50台，互联网普及率达8％以上，信息产业增加值将达到250亿元，占广西国民生产总值的8％以上.

2．2广西测绘局内环境：

国家测绘部门投资2.56亿启动"国家基础测绘设施项目"建设，简称"大专项"建设。

广西测绘局在国家测绘局和区政府的支持下，于2000年8月正式立项（总投资2700万元），目前已完成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生产技术体系、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传输网络体系的建设，基础地理信息管理服务体系、空间定位综合服务体系、广西数字化基地大楼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广西测绘局已建成主干千兆，百兆交换到桌面的局域网，装备了若干台企业级服务器、海量的磁盘阵列、磁

带库、图形工作站、高档微机、大型彩色扫描仪、大幅面绘图仪等硬件设备，以及数据库软件ORACLE，GIS软件ARCGIS、Geostar、MapInfo、ERDAS、数字摄影测量系统、扫描矢量化系统等软件。通过大专项的建设，还锻炼出一批精通3S技术、计算机与网络技术、测绘技术的综合型人才。字串8

1．基础地理信息生产技术体系已初步建成：

目前，广西测绘局已具备的1：1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年生产规模如下表所示：数据类型年生产能力（幅）数据库存储（GB）1:1万DOM（数字正射影像图）16001600幅×45MB/幅=721:1万DEM（数字高程模型）16001600幅×5MB/幅=81:1万DLG（数字线划地图）880880幅×4.5MB/幅=41:1万DRG（数字栅格地图）10001000幅×5MB/幅=5遥感影像数据按1米分辨率计算,500幅×100MB/幅=50GB注：按广西"十五"计划，需8～10年才能更新测绘完成全广西1：1万地图。

3．建设原则和关键技术

3.1建设原则

"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建设要贯彻"需求牵引、统筹规划、统一标准、阶段发展、面向应用、共建共享"的方针，坚持市场引导与政府调控相结合，引进和自主创新相结合，重点开发和普及应用相结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以应用促进发展。

3.2关键技术

海量数据库存储技术：目前，单是按覆盖广西的4D（DLG、DEM、DOM、DRG）测绘产品的数据量计算，就达到了TB级，如何采用关系数据库（如ORACLE）管理海量空间数据，将是今后几年内的研究热点。字串9

菘焖倩袢∈侄危喝绾纬浞掷?S技术及其集成，快速获取信息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宽带网络：利用高速网络实现信息共享和互操作。

虚拟现实技术：虚拟现实和三维模型是数字城市表现的主要形式。

知识产权问题：模拟测绘产品版权问题较好解决。受法律不健全、法制观念淡薄等客观条件的影响，数字化测绘产品的版权问题亟待解决，因为数字化产品一经提供，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复制。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法律、制度外，还需在技术上研究加密手段。

空间数据库更新与版本管理：为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必须定期更新数据，保持基础数据的现势性。数据更新后，历史数据仍须保存。因此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数据版本管理机制，确保有效数据能长期保存，又避免不必要的数据冗余。

4．现阶段的主要任务

4.1数据标准和规范的制定。

数据标准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很多标准国家尚未出台，必须加快基础地理信息各类标准的制定，完善各种数据库的建设标准、质量控制标准和安全保密标准，加快制定基础地理信息的产品标准、信息交换标准和应用标准等。

4.2广西省级基础地理数据库的建设

按基础测绘分级管理的原则，国家负责1：100万、1：25万和1：5万尺度的基础地理信息生产、管理、服务和更新。省级政府部门负责1：1万、1：5000比例尺甚至更大尺度的基础地理信息生产、管理、服务和更新工作。其中1：1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的建设将是"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核心和基础。省级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的组成如图所示：字串8

4.3实施一批地理空间信息重点应用示范工程的建设

当前，人口、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最为关注的领域，为共享"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资源，应当把应用开发的重点放在人口地理信息系统、资源（国土、海洋、地矿等）地理信息系统、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的开发研究中。同时作为广西测绘局与区政府部门的合作项目――广西综合区情地理信息系统（9202工程）建设的延伸扩展，更要充分利用"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资源，结合西部大开发政府急于掌握的信息，急政府之所急，想政府之所想，积极与政府部门联系、沟通，进一步完善综合区情地理信息系统，注重反映广西自然资源、经济两方面的信息。

）。这样的结果是大大节约了经费，却实现了各取所需，同时由于数据标准的统一，各行业能共享、交换成果。字串6

要实现共建共享，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地理空间信息政府协调机制的建立，充分发挥测绘部门的作用，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合作，按照互惠互利的原则交换数据；二要研究制定共建共享的法规政策，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用户的权利和义务、有偿使用等问题；三是测绘部门要在信息共建共享中发挥带头作用，进一步强化"四个主动服务"意识：主动为领导宏观决策服务，主动为国家重大战略、方针提供服务，主动为广西重大基础设施提供服务，主动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提供服务。为推进共建共享机制的建立作出应有的贡献。

4.5建设基于WEBGIS的地理空间信息交换网络体系。

"数字广西"网站（）作为广西测绘局的宣传阵地及元数据窗口，应加强地理空间信息网站建设和网上地图的开发，探索地理信息网络服务模式，以适应网络快速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对网上地图的迫切需求。

5．极待解决的问题：

5.1政策方面的问题

去年广西制定的《广西广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信息化重点专项规划》中并没有完整地将"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列入其中。广西的信息产业在2000年全年的总产值为28.6亿元，仅占全区GDP的千分之二，在全国排22位，在西部地区排第5位。可以看出，广西的信息化总量还较低。基于"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重要性和其能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跨越式发展。建议由区计委统一协调，广西测绘局负责具体实施，各部门共同组成广西地理空间信息协调委员会，加快制定"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建设规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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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人才缺乏、财力支撑不足的问题：

测绘滞后于国民经济建设的步伐，这是目前的尴尬现状。主要的原因是财力投入的不足。

"数据是血液"，没有了数据的"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就是个空架子，其他行业的信息化也就没有了与地理空间相对应的承载体。

"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的建设是多种高新技术的集成，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目前，人才缺乏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

6．结束语

广西壮族自治区基础地理信息中心作为广西测绘局向社会提供基础地理信息分发服务、应用开发的窗口和国家空间信息交换网络的省级主节点，基本具备?quot;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应发挥"数字广西"地理空间基础框架建设的主力军作用，为我区信息化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罗满建《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战略研讨会情况报告》

2、广西区测绘局《国家基础测绘设施项目广西单位工程方案设计》

3、刘金长《建设广西省级基础地理信息系统》

4、广西区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广西省级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可行性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