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的意义与作用十篇

税法的意义与作用篇1

【关键词】纳税人信息 税收权利 司法救济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纳税人秘密权意识的培养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信息的自由流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信息主体的个人或集体保护意识是纳税人信息保护的核心条件。纳税人税务信息保护之所以存在立法滞后、执法混乱以及救济乏力等问题，某种程度上归因于纳税人税务信息秘密权意识的缺失。笔者认为，纳税人秘密权意识的培养首先需要厘清权利概念、主体要素和权利客体的内涵。

首先，纳税人秘密权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纳税人对于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税收征纳过程中获得的全部涉及纳税人人身及财产利益的税务信息，有权依法要求纳税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或者任何知悉该信息的第三人在法定范围内予以保守秘密。另一方面，税务机关、税务工作人员或者任何知悉该信息的第三人有义务在法定范围内主动为纳税人在税收征纳过程中披露的税务信息予以保守秘密。本部分纳税人秘密权意识的培养主要着重于秘密权定义的前者，至于纳税人对于他人违反保密义务的救济意识的培养，将在下文重点论述。

其次，就社会公众而言，在税收法律制度中，由于法律主体个体性与被管理者的客观条件，作为税务信息主体的纳税人极易成为官方控制的对象，从而将其自身置于脆弱而易受侵害的法律地位。北野弘久对纳税人的定义的陈述既包含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纳税人或承担人，还囊括了排污费、社会保险费等税外费用的实际承担人。这样，其理解的纳税人与国民的概念实际上就没什么差异了。①笔者认为，依照税法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是税务信息秘密权的享有主体。由于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于税务信息秘密权的规定过于僵化，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税务信息的保密意识不强，因此，纳税人秘密权意识显得尤其重要。这也意味着纳税人必须清晰地意识到如何行使纳税人秘密权以及如何维护信息主体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其他信息利益。

最后，纳税人意识是公民意识在微观层面上的体现，税务信息秘密权意识则是纳税人意识的细化。作为信息主体，纳税人必须意识到，不管是在宪法层面还是在法律层面，纳税人税务信息的秘密权均应该得到国家和政府的平等对待与保障，这不仅需要体现在具有公平规则的法律制度层面，还需要体现在行政部门对于公共资源的利用模式上。纳税人需要清晰地认识到税务信息秘密权因其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属性，因而具有民法视野上的请求权的性质，纳税人得基于此，才能积极行使其税务信息秘密权下各项权能。

建立在对税务信息秘密权充分认识基础上的纳税人税务信息保护意识，不但能够维护纳税人自身的权利，而且能够抵制国家权力的肆意滥用和非法扩张，使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能够在全社会得到通行，最大程度地争取将权力置于权利的制约之下，从而保障纳税人税务信息的安全。

纳税人救济权意识的培养

就纳税人税务信息的保护意识而言，纳税人的同意与秘密权意识先在于救济权，救济权意识的培养虽然是对前者遭遇弱化时的补充，但是作为纳税人税务信息保护意识的组成部分，很多时候，救济意识构成纳税人税务信息保护意识中最后一道意识屏障。

纳税人的自我救济意识：“不合作意识”。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立法，鉴于对个人隐私的尊重，均对社会公众赋予了不同程度的特殊救济权利―不合作权。“不合作”是指除了法律制度或者其他行为规范有特殊规定之外，社会公众对于官方提出的其他请求有权加以拒绝，尤其当这种要求涉及到公民私人利益或者与私人利益有关的信息利益的情况下，公民有权不予合作。不合作权的行使充实了私人救济的内涵，实际上扩大了对权利人的救济。

在我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公民“不合作”的概念，笔者认为，对于纳税人税务信息保护意识的培养而言，“不合作”意识应当是纳税人救济意识培养的题中之义。具体来讲，对于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税务信息，纳税人具有当然的提供义务，但是对于税务机关或者税务人员超出法定或者合理范围获取纳税人的税务信息，纳税人应当清楚意识到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拒绝有关机关对税务信息获取的不合理要求，从而达到从源头积极保护税务信息的效果。但是，由于诸多原因，“不合作”意识的概念在我国尚未得到民众的普遍认识，而且该意识的培养也需要以纳税人信息保护意识的其他方面的发展程度为基础，同时，“不合作”作为一个相对性的概念，要受到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制。但是，对于“不合作”意识的培养不能被忽视，探索纳税人“不合作”意识的培养模式对于我国税收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纳税人的公权救济意识。一个国家法治的发展与民族特性紧密相关。自古以来，国民“厌讼”就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息事宁人的中庸态度已经成为纳税人树立税务信息保护意识的障碍之一。权利依赖于救济，这不仅仅是法律制度层面上遵守的原则，更应该是纳税人意识状态中最根本的认识。当纳税人意识到自己的税务信息已经或者可能由于税务机关、税务人员或者第三方非法或不恰当的行为遭受侵害的时候，应当依法采取申诉、复议或者诉讼等形式主动寻求法律救济。公权救济意识的培养与中国行政、司法体制改革息息相关，互为动力。

税收征纳双方权利义务配置的基本原则：均衡原则

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内容是各个部门法学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法学研究发展到现代，“权利”与“义务”已经不是隶属于“法律关系”的下位概念（作为法律关系的内容要素），而是作为法学的一对基本范畴和法律的基本粒子，成为理论法学和部门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比较而言，由于法律制度和法律生活中权利对义务的前提性和主导性，法学家们总是先阐释权利，然后再附带地解说义务，或者干脆把义务概念隐含在权利概念之下。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来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权利和义务贯通于法律运行和操作的整个过程。权利是一种随人类社会而产生和存在的特有的文化现象，权利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追求的社会价值之一②。

西方国家理论及其税收理论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从征纳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均衡角度，即“契约”的角度来阐释税收征纳中权利义务的配置准则。笔者认为，以“契约”为表现形式的均衡性原则，更适合成为衡量税收征纳双方权利义务配置合理性的基本原则。“契约”意义上的均衡，推动现代租税国家和纳税人朝着和谐的税收征纳义务配置的方向前进，进一步引申出纳税人对于公共服务的权利需求和租税国家对纳税人需求的回应。这种动态的需求权利与均衡的服务回应所体现的“等量”价值观，恰是国家征税的权力依靠纳税人的税收权利得以为继的意义彰显。

当然，均衡意义上的税收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配置，因为税法中的行政化因素而扩展出公法上的均衡性研究维度。税收因其公益性目的使得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一系列特权，例如质问权、检察权等。这种因公法原因而产生的现象和因税收公法债权债务关系理论的出现而产生了向民事权利义务均衡性配置靠拢的趋势。

税务信息保护权利义务配置的均衡性安排

纳税人基本权。德国学者Joachim Lang曾指出，“基于意识到人民拥有税捐基本权，故联邦在许多争议案件中，必须对相关税捐规范加以宪法审查。甚至，当在国家与人民间加以比重时，亦将作有利于人民之思考”③。在日本，“纳税者基本权”这一概念较早由宪法学者浦田贤治在《“纳税者基本权”与大岛违宪诉讼》（《法和民主主义》第56号）一文中使用，但该论文没有对纳税者基本权成立的法律依据以及具体内容予以明确表述④。

北野弘久率先详细论证了纳税者基本权。纳税人基本权涵盖下的自由权和社会权即便在税务信息保护的概念之下仍然不可避免的存在一种互相制约的张力，对二者之间紧张关系的处理仍需遵从均衡性的制度安排理念。纳税人对于个人信息秘密占有的权利因信息的财产属性而实际转化为一种私人财产权，“由国家实现的自由”则是税收社会保障权的内核，其要求纳税人为社会之目的而无条件改变税务信息私人占有现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二者的矛盾常体现为私人财产优先抑或社会或国家财产的优先。但是由于两种矛盾都将其中一种权利推向极端，因此长期以来都在不同程度的进行着自我矫正。现代法治国家均采取“租税国”体制，就是均衡原则下对税收征纳双方权利义务的一种优化处理，即，国家不从事营利活动，国家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经费，均通过公民在量能课税原则的指导下，以平等牺牲的方式采用财产或财产性产品的形态予以充实。

纳税人税务信息保护的主要权利形态。第一，税务信息决定权。又称税务信息控制权。除法律另行规定外，纳税人对于围绕自身产生的税务信息，有权利独立判断究竟何种信息能够被以国家为代表的税务机关收集与利用，且这种收集与利用出于何种目的并以何种方式做出。纳税人人格权属性中的支配力将集中通过该种纳税人信息决定权予以充分表达。该权利在信息本人各项权利中居于核心地位，信息本人实现对其个人信息的获取、知悉、更正等其他权利都派生于信息决定权，对有关信息处理者的义务的规定也都是为了保障信息本人对其本人信息的决定权⑤。信息决定权是信息本人就拥有其个人信息的首要权利，也是基础权利，本人对个人信息的决定权派生其他权利⑥。

第二，税务信息处理知情权。即纳税人有权请求税务机关或税务工作人员或其他单位等税务信息处理者告知其拥有的纳税人本人的税务信息状况，并从处理者处获得前述税务信息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结果。出于对国家税收安全的保障，除了税务机关外，存在许多其他单位（例如检察院、法院）因为职权或者其他原因获得纳税人税务信息的情况，甚至有些纳税人税务信息是在纳税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其他单位所获取。从保护个人合法权利的角度来说，纳税人有权要求信息处理部门告知其拥有的纳税人本人税务信息。但是出于对客观现实的考量，纳税人不可能知道究竟有哪些部门保有前述税务信息，因此，纳税人的税务信息知悉权主要应当体现在当纳税人向国家各级机关、部门等税务信息处理者查询其所拥有的纳税人税务信息的情况下，该机关在依法审查信息是否属于纳税人本人的税务信息后，以书面或口头告知的方式如实告知纳税人此种税务信息处理的现状。

第三，税务信息救济权。即纳税人依法享有的税务信息权利遭遇非法侵害的情况下，有权通过行政或者司法途径寻求救济。对于纳税人享有的税务信息权利目前虽然并未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救济权却是全世界公认的信息基本权利。例如，台湾《电脑处理个人数据保护法》第四章“损害赔偿及其他救济”第二十七条规定有：“公务机关”违反“本法”规定，致当事人权益受损害者，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第四，其他。除了前述纳税人享有的税务信息权利外，纳税人还会因其身处不同法律关系而享有不同的信息权利，因此，对于纳税人税务信息保护的权利体系应当是以重点权利为核心的综合保护体系。

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税务信息保护义务。税法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利干预社会分配的重要形式，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强制性、无偿性与固定性已经成为税与非税的主要区别。而这种区别在社会中被过分强调，使得税收权力与权利的均衡配置常处于一种被世人遗忘的状态。其中，尤以我国的立法规定为甚，我国宪法着重从纳税义务的角度强调了公民给付私人财产的必要性，忽视了在国家权力层面的限制。尽管政府事实上在积极履行公共职责，公民也在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但是传统理论和法律规定导致税收义务的一面性倾倒，即公民“先义务理论”成为主流，加之政府社会宣传中以“纳税是公民的义务”为主要宣传口号，不但对纳税人权利宣传不够，对政府义务更是只字不提。反观西方社会，社会契约是社会思想的基础，以此而建立的公共需要理论和交换学说则是从人的基本需求以及基本权利的角度，结合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社会职能阐释税收的起源和本质。

即便我国税收法律为保护纳税人税务信息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制定了相应的义务性规范，但是寥寥数条义务规范远不足以对抗或者改变中国传统的公权意识对私权意识的侵犯与支配。税收法律制度以及税务机关自身还应当从以下方面树立和完善对纳税人税务信息保护的义务体系：首先，树立全面正确的税务信息保密意识;其次，维护纳税人依法享有的税务信息权利以及与税务信息有关的其他纳税人权利;再次，全面保护，即不能因保护某一纳税人税务信息权而侵犯其他纳税人的税务信息权利，或者因保护纳税人某一种税务信息权利而侵犯纳税人其他税务信息权利或者其他权利;最后，即便是存在违法行为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有义务保护其合法享有的税务信息权利。

只有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牢固树立正确的人权观和权力观，以法治意识为指导，深入学习现有税收法律规定的立法精神，在税务征收管理过程中充分尊重和保护纳税人依法享有的税务信息权利，才能有助于从根本上实现税收征纳双方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最终达到税务行政机关与纳税人自我人格的实现。

（作者为河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日]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陈刚、杨建广等译，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第57页。

②杨青：“‘和谐社会’的法律意义―从纳税人权利的保障的角度”，《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30页。

③黄俊杰：“纳税者权利之维护者”，载于《纳税人权利之保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④[日]北野弘久：《纳税者基本权论》，陈刚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年，作者序文。

⑤李朝晖：“个人征信中信息本人权利的保护―以确保信用信息公正准确性为核心”，《法学评论》，2008年第4期，第34页。

税法的意义与作用篇2

关键词：税法 法理 规范作用 社会作用

税法作用是税收理论与实践中一个极具重要意义的课题，历代经济学家，特别是财政、税务专家们从不同角度对该课题进行了探讨，得出了颇有裨益的结论。归纳起来，主要有： 对国家财政收入的保证；对经济的调节；实现社会公平等。但对此若做进一步的思考，不难发现这众多的讨论多是从“税”的角度展开的，其结论也多反映为对经济理论的贡献。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就会看到，对税法作用的研究还可以从法理的角度做进一步的思考，沿着这个思路将会使我们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理论研究天地。为从法理角度展开对税法作用的探讨，先对“法”的一般意义上的作用表述做一扼要了解，并进而延伸至税法作用的法理思考。

一、税法的规范作用

税法作为国家庞大的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是对特定范畴—政府为满足社会共同性需要而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的社会产品的分配；对特定的当事人—纳税人和国家税务机关及各相关机构；对其特定的行为—税款的缴纳与征收，及相关的管理活动；所作出的成文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它的规范作用体现在：

第一，对相关主体税收征纳行为的规范指引。

税法的指引作用是对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税款征缴行为提供决策的相关信息，以使当事人明确其在税收征缴活动中的权力与义务。税法的这种指引作用对税收征纳的双方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特点，即对税务机关的指引更多的体现为“个别指引”；对纳税人的指引则体现为“共同的规范指引”。所谓“个别指引”，即是通过一个具体的指示对具体的人和事的指引。当某项法律或某项法律条款涉及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的时候，法律的指引就表现为“个别指引”。个别指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通常是直接针对一些特定的、易控的机构。个别指引通常也需要很高的信息成本。从税法规范对税务机关的指引作用看，由于税务机关的特定身份，它是一个有内部约束力的有机整体，它的行为不是某一个自然人的任意行为，行为主体的外延也十分清晰。因此，税法中的各种针对税务机关的条款的指向就十分明确，发挥着个别指引的作用。所谓“共同的规范指引”是通过抽象的规则对同类的人和事的指引。由于一项法律规则可以对无数人、无数事件提供信息指导，这就大大节省了信息成本，提高了指引效率。税法中所有针对纳税人的规则都将发挥共同规范指引的作用。税法所涵盖的纳税人范围极其广泛，而且在各税种税法纳税人的界定时又取决于其是否拥有相应的课税对象，情况十分复杂。因而相关税法只能体现为共同的规范指引。税法的共同规范指引具有连续性、稳定性、统一性和可预测性的优势，在建立和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中发挥最主要的作用。

第二，对相关主体“自身”与“他人”纳税行为的预测与评价作用。

从法律的一般意义上讲，其预测作用就是指人们可以依据法律预先估计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从而对如何行为作出安排；其评价作用是指法律作为人们行为的评价标准所起的作用。具体到税法，可以看到，它不仅具有一般法律意义上的预测与评价功能，而且由于税法本身的特性，表现出其预测与评价的特定内容。

税法的意义与作用篇3

一、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

纳税人和征税机关正确理解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是税收筹划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纳税人（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作为经济人，他们特定的行为方式只能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尽最大的可能实现最有效的预期目标。因此，在产权既定的条件下，纳税人是具有最大化自身利益的行为个体。在征税的过程中，国家凭借的是政治权利，并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在很多国家的人看来，征税是国家采取强制的手段将私人的财富转变为国有的一种手段，是加在人民身上的负担，税法实质上是侵害人民权利的法律。从法律上看，社会个体具有生存权、发展权、自以及自保权。自保权，是社会个体的一项基本权利，是指法律对社会个体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各种合法行为的认可。在这种条件下，纳税人税收筹划活动，成了纳税人实现自保权的必然选择。当然，法律对于纳税人的这种自保行为的认可只限于合法的行为之内，对于为减少税收支出而实施的各种非法行为不予保护，相反会进行惩处。可以说税收筹划是纳税人自保权利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一个延伸和体现。随着税收法律体系的日益完备以及对税收违法行为查处力度的加大，纳税人要实现减轻税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标，只有运用税收筹划这一基本权利，通过一系列预先的、有目的的、合法的策划与安排来达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其次，我国的立法实践现在已经开始接受这样的论点，即公民有权实施法律禁止以外的一切行为，而不仅仅是法律所允许实施的行为；相反，政府只能实施法律所允许的行为，否则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和自身职责的违反。具体体现在新刑法中就是规定罪行法定主义同时废除类推制度。从这一原则出发，税收筹划也应该是纳税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即纳税人有权依据法律上"非不允许"及未规定的内容进行选择和采取行动，并且这种选择和采取的行动也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一原则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政府针对纳税人税收筹划活动中所显现出来的税法漏洞和税制的不健全也有通过修改、调整税法而进行改进以达到政府意图的权利。如果政府不是通过这一基本权利，而通过行政命令和政策、纪律去影响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就违反了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政府就要在法律方面犯错误。

二、从法律角度看税收筹划与避税的关系

有关税收筹划内涵的探讨一直伴随着对避税和税收筹划两者关系的讨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税收筹划内涵的理解。有些学者认为税收筹划与避税两者是并列的关系并不存在交叉，它们之间的区分的标准就是该行为是否符合立法意图。与政府立法意图一致的行为是税收筹划，与政府立法意图相悖则为避税。这种认识是否正确我们可以从一下几个方面来考察。首先，用立法意图作为标准与税收法定主义有矛盾。立法意图是法律规定和法律本身的先导意识，只有当立法意图达到一定的广度和程度并为相当多的人所理解以后，法律条文和规定才能得以制定和实施。一旦立法意图成为法律条文，无论是否理解都得遵照执行。那么即使你不理解税法的立法意图你也要遵照税法缴纳税收。反过来，如果没有明确而正式的法律规定，即使有法律意识或这样那样的标准，也不具有法律效用。其次，立法意图的标准实际中难以运用。大量事实告诉我们由于避税和税收筹划之间界限相当模糊，对于一项节约税收计划中是否有避税因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税务当局总是倾向于认定存在避税，而纳税人则总是予以极力的反驳，结果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这样立法意图的标准有没有现实的意义了。再次，税收筹划和避税具有共同的特征，虽然其表述形式有所差别，但经济实质相同，都是纳税人为减轻税负而进行的事前筹划行为，都没有违背现行税收法律法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用立法意图来区分避税和税收筹划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避税指向的行为就是税收筹划行为的一部分，只不过税收筹划是从纳税人角度进行的界定，侧重点在于减轻自身的税收负担，而避税则是从政府角度定义，强调了纳税人对纳税义务的回避。纳税人站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在降低税收成本(包括税收负担和违法造成的税收处罚)而进行筹划的过程中会把行为边界扩大到不排斥钻法律漏洞；而税务当局站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贯彻立法精神，必然反对纳税人避税筹划的行为，但这种反对仅限于道义上的谴责。只要没有通过法定程序完善税法，就不能禁止纳税人在利益驱动下开展此类活动。因此可以说，对税收筹划和避税的严格区分，仅仅是体现了一方当事人即政府的意志。如果考虑另一方当事人，则这种区分不仅变得毫无意义，反而会限制税收筹划的开展。避税实质上是税收筹划行为中的一种，是其中不符合立法意图的行为，是政府对税收筹划行为的进一步细分。

三、税收筹划与依法治税

依法治税是法治观念在税收领域的体现，要依法治税应先对法治有深入的理解。就现代社会而言，法治首先指的是政府的行为应受到法律的制约。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活动应受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可以使人们能够明确的预见到在特定条件下当局将如何使用强制力，以便根据这种认识来规划个人的事务。法治的第二层含义指的是对法律条文的尊重，当法律一旦制定出来，即使发现有漏洞，也不能违背法律形式来堵塞漏洞。其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通过立法程序对法律进行修改。

税收当局如何看待税收筹划反映了它对依法治税的理解程度。我们应该正确理解税收筹划和依法治税的关系。首先，税收筹划是推进依法治税的促进因素。纳税人各项权利要得到切实保护和尊重，根本上要求国家实行依法治税。依法治税包括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两个方面，二者密不可分。要实现依法治税这一目标，必须认识到依法治税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决不是仅仅依靠征税机关的单方面努力就能达成的。依法纳税离不开纳税人的积极参与。纳税人一方面要依法履行自身的纳税义务同时还要真正的行使自己的权利。纳税人通过筹划权的运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起到了加快我国依法治税进程的作用。税收法律的完备与内在缺陷的弥补以及具体征管过程的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这必然导致在某些方面依法治税难以展开。纳税人筹划权的运用，除了利用税收法律中的优惠政策外，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通过对现行税法的研究分析，从中发现漏洞与空白，进而通过合理地利用税法中这些漏洞与空白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纳税人的这种行为，在性质上说是合法的，是纳税人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它也在客观上使得税收征管机关认识到了现行税法的缺陷与不足，进而适时地加以修正和弥补，从而完善了国家的税收法律，为依法治税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其次，随着依法治税的深入，税收筹划也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从实践看，税收筹划开展好的国家无不是那些税收法治化程度高的国家。因为，税收法制的完善，对偷逃税行为查处力度的加大，将会使得纳税人偷逃税的成本加大。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纳税人必然在衡量了偷逃税的成本与收益后，放弃偷逃税，而选择利用税收筹划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然，由于法律体系的完善，也将使得纳税人进行筹划操作的难度加大，但是相对于偷逃税，纳税人还是会选择利用筹划权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随着依法治税程度的深入，纳税人筹划的动机也将随之增大，而纳税人这种动机与行为的增多，也将反过来有利于税收法治化进程的加快。而完善的税制和规范的税收征管，是绝大多数纳税人维护权利的最好保障。

四、我国税收筹划的法律界定

就我国税收筹划而言，目前存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对税收筹划法律界定不明确，这严重影响了税收筹划在国内的发展。如何科学的对税收筹划进行法律界定是发展税收筹划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我国应该选择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作为对税收筹划法律界定的原则。我国虽然未把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引入宪法，但在税收程序法和实体法的立法实践中已经有了体现。例如：《税收征管法》中明确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做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的决定。"另外，在近些年颁布实施的一系列实体法中，也都明确规定了各种课税要素。这都充分体现了对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尊重与采用。

税法的意义与作用篇4

“税收——共和国的血脉” ， 将税收比做人体中汩汩流淌的血液，形象地阐明了税收之于国家，如同血之于人。人没有血注定要死，共和国没有税收同样不能生存。既然税收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国家自然也就没有理由不重视税收。

从表面上看，税收无非是把别人口袋里面的钱，拿出一部分装入国家的金库里。实质上，税收承担着满足国家的基本财政需要和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控的责任。社会注意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然而对于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而违反税收法规甚至触犯刑律的违法分子，国家无奈而惟一的选择就是通过法律来制裁这种危害税收征管罪行。抗税罪是危害税收征管罪中唯一的暴力犯罪，社会影响恶劣，并且直接对税务机关或者税务工作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威胁。惩治抗税犯罪行为，是涉税司法活动的重点工作之一。本文主要根据《税收征管法》第67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的法律适用上，就一些问题加以明辨。包括：一，抗税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包括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二、抗税行为的罪与非罪；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实施了某种抗税行为，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也不认为是犯罪，不宜以抗税罪追究刑事责任，而只能视为一般抗税行为。准确区分税收争议引发的暴力、威胁事件的性质，区分罪与非罪，是执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三、抗税行为的此罪与彼罪，即抗税罪与妨害公务罪、偷税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关系和区别。

抗税罪是危害税收征管罪中唯一的暴力犯罪，社会影响恶劣，并且直接对税务机关或者税务工作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威胁。惩治抗税犯罪行为，是涉税司法活动的重点工作之一。2001年5月1日生效的《税收征管法》第6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是抗税，除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外，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未构成犯罪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拒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拒缴税款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拒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拒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①这一规定，仍有不尽完善之处，值得研究；在法律适用上，也有许多问题须加以明辨。

一、

抗税罪的主体

抗税罪的犯罪对象，包括依法征税的税务人员，也包括依法应缴纳的税款。这里的税款是指除关税以外的国内税收，这里的税务人员也限于依法征收国内税的工作人员。这是抗税罪区别于走私罪、妨碍公务罪的重要标志。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所谓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是指以对税务机关实行暴力冲击、对税务人员实施暴力围攻、强制、殴打、伤害甚至杀害的方法，或者以对税务机关、税务人员实施上述暴力行为相威胁，公开抗拒缴纳税款。如果行为人没有采取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缴纳税款，而是寻找种种借口和理由，软磨硬泡，拖欠税款的，则不能构成抗税罪。

抗税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对于这一特殊主体的范围，存在一定争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位是否可以构成抗税罪的主体；二是负有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以及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简称扣缴义务人)是否可以构成抗税罪的主体。

(一) 按现行法律规定，抗税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

有人认为，单位可构成危害税收征管罪，在抗税案件中，抗税罪的主体是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在抗税案件中，有一部分就是单位为抗拒纳税义务而集体实施的暴力抗税事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1992年3月16日颁布的《关于办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单位可以构成抗税罪。这种观点值得商榷：(1)《刑法》对其他危害税收征管罪都明确规定可以追究单位犯罪，只有对抗税罪没有规定单位犯罪，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抗税罪不构成单位犯罪。(2)“两高”的解释并没有规定单位可以构成抗税罪的主体，该解释第一第二条规定，纳税人(单位或个人)偷税或抗税的，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偷税、抗税罪；第三条规定，人，扣缴义务人(单位或个人)有第一、第二条规定的行为，“以偷税罪、抗税罪追究刑事责任”。这里并不是说要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而是同第一、第二条一样，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抗税罪。这里留下了—个值得研究的印题，单位集体抗税的，不定单位犯罪，就不能对单位判处罚金；而对于直接责任人员，由于应纳税的是单位而不是其个人，按单位抗税数额对其个人处以罚金也不妥当。这就造成单位抗税的，无法处以罚金。《刑法》第二百零二条所规定的罚金，只能适用于纳税人为自然人的情况，似乎不够公平。当然，这—问题只能通过立法来解决，目前只能这样处理。

（二）抗税罪的主体是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

有人认为抗税罪的主体只能是纳税人②。本人不同意这种观点，理由是：(1)《刑法》第二百零二条对主体采用了空白主体的形式，没有叙明主体。从立法技术上讲，如果抗税罪的犯罪主体严格限定为纳税人，则法条中必然叙明抗税罪的主体要件(如《刑法》第二百零三条中的逃避追缴欠税罪)。反言之，《刑法》采用空白主体形式，是因为抗税罪的主体不能严格限定为纳税人。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可以构成抗税罪的犯罪主体，这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2)扣缴义务人可以构成抗税罪的主体，符合司法和执法实践中的一贯做法。建国以来有关抗税罪的立法有很大变化，但主要是在犯罪客体和客观方面的变化，取消了对“非暴力抗税”以抗税罪论处的规定，对于抗税罪的主体要件，则具有一贯性。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均可构成抗税罪的主体③。(3)将扣缴义务人列入抗税罪的主体范围，符合抗税罪的一般特征。抗税罪所惩治的是那些以暴力、威胁方法破坏税收征管秩序，拒绝解缴税款，损害或者威胁税务机关、税务工作人员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扣缴义务人已代扣代收应缴税款，却以暴力、威胁方法拒绝缴纳的行为，正是这种性质的行为。(4)扣缴义务人应当依法报缴已代扣代收税款，如同纳税人应依法申报缴纳应纳税款一样，从税收征管的角度看，两者具有一致性。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扣缴义务人不依法设置或保管有关账册或记账凭证、逾期不申报、偷税、欠税等行为，其法律责任均与纳税人的同类行为的法律责任相同或基本相同。扣缴义务人的抗税行为，其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也与纳税人抗税是一样的，应与纳税人抗税一样受到刑事制裁。(5)人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已税款的，不宜以抗税罪论处。“两高”的解释曾把人与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同等看待，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海关、财政、乡镇政府等实施的行为，属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能，当然不可能以抗税论。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实施的行为与这些单位实施的代扣代缴行为有性质上的差异。代扣代缴是基于法律法规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义务，是扣缴义务人的法定义务。而行为则不是基于法律法规的直接规定而产生，而是基于税务机关的委托而产生，是一种行政委托关系。如果人不将已征税款报缴，也只是行政委托中的问题，以抗税罪论处似有不妥。

二、抗税行为的罪与非罪

(一)抗税罪与—般抗税行为

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抗税罪属于行为犯罪。对于行为犯罪，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某种违背《刑法》规定的行为，即构成犯罪。但如果据此认为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实施了任何抗税行为均构成抗税罪，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了什么行为是犯罪，同时，又以“但书”的形式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可见，即使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实施了某种抗税行为，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也不认为是犯罪。在税收

征管中，有的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出于一时冲动，或者出于对事实或法律的误解，在与税务人员争辩、口角中实施了阻拦、推挡、拉扯行为，甚至到税务机关吵闹；或者一气之下说了一些威胁的言辞等，或者动作虽较大，但经批评教育后及时改正。这些行为不足以阻碍税务机关的正常征管活动，从结果上看没有造成明显的危害后果，就可以认为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宜以抗税罪追究刑事责任，而只能视为一般抗税行为，按税收征管法第45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二)税收争议中的抗税行为

抗税罪是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明知其有纳税或报缴义务，而故意实施抗税的行为。税收争议是税务机关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事实或法律认识上存在差异而发生的争议。抗税犯罪与税收争议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但抗税行为与税收争议又常常联系在一起。准确区分税收争议引发的暴力、威胁事件的性质，区分罪与非罪，是执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1．由于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的过错引发税收争议，进而发生暴力、威胁行为的，应以抗税论处。有观点认为，如果纳税人无意谋取非法经济利益，而是出于对税法的无知或对政策的曲解等原因与征税人员发生争议，即使客观上出现了暴力、威胁行为，也不能认定为抗税④。这种观点混淆了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与犯罪人的犯罪故意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对税法的无知和对政策的曲解只是犯罪人的主观认识，而不是犯罪故意；主观认识错误，进而发展到明知不能对征管人员实施暴力、威胁，而实施暴力、威胁行为，其主观上就是故意了。在《刑法》理论上，任何人都不能因对法律的无知或借口不知道违法而免除刑事制裁。因此，因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的过错引发争议，发展为实施暴力、威胁行为，可以构成抗税罪，其对税法和政策的主观认识不影响罪名的成立。

2．因税务机关或税务工作人员实施错误的征税、强制等征管行为，引起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暴力抗拒，不宜以抗税罪论处。抗税罪应当是针对应纳税款行为实施的，错征的税款或错误的征管行为不能成为抗税罪的犯罪对象。从因果关系上看，也是税务机关或者税务工作人员错误在先，纳税人的抗拒在后，且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退一步说，即使税务机关的征管行为是正确的，但税务工作人员首先挑起暴力，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由自卫发展为斗殴，也不宜以抗税罪论。当

然，在这些暴力事件中，如果后果严重，对于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包括税务工作人员)，构成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等刑事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三)抗税数额与定罪、量刑

这也是认定抗税罪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只要抗税行为人暴力、威胁的行为特征明显，抗税的数额大小并不影响抗税罪的成立。对此，理论上已基本形成共识。问题在于：(1)如果抗税人暴力、威胁的行为特征并不明显，但数额较大，是否构成抗税罪?“两高”的解释规定，抗税占偷税数额的50％即可构成抗税罪。但“两高”的这一规定是属于“非暴力抗税”的范畴，1992年9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取消了关于“非暴力抗税”的规定后，“两高”解释中的这一规定不应再作为认定抗税罪的依据。抗税罪的立法目的在于惩治那些采取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纳税义务的人，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因其采取的极端方法而构成抗税罪，不因其抗税数额的大小而构成犯罪。因此，如果抗税行为特征不明显，不影响税务机关的正常征管活动，不对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构成威胁，即使数额较大，也不宜以抗税罪追究刑事责任。(2)抗税数额是否作为衡量“情节严重”的标准?《刑法》以是否“情节严重”为界限规定了两个档次的刑罚。理论上倾向于把抗税数额是否达到一万元作为衡量“情节严重”的标准之一⑤。本人对此有不同看法：首先，偷税、抗税等危害税收征管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如何衡量有其特殊性，不同于如盗窃罪、贪污罪、受贿罪等犯罪，这些犯罪的数额大小直接表明了其社会危害性，而偷税、抗税等犯罪的绝对数额并不能说明其偷税、抗税程度，不能表明其社会危害性，只有数额加比例才能说明其社会危害性。其次，抗税罪主要以抗税人的暴力、威胁行为的危害性定刑罚，其中的自由刑只能是与此相联系。《刑法》规定，抗税罪的罚金是所抗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越大，制裁越重，已起到了惩戒的作用，没有必要再与自由刑相联系，不宜以此作为认定是否“情节严重”的标准，从而实施不同的自由刑。

三、抗税行为的此罪与彼罪

(一)抗税罪与妨害公务罪

妨害公务罪与抗税罪同样是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执行公务的行为，两者存在竞合的现象，抗税行为同时符合妨害公务行为的特征。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妨害公务罪是普通规范，抗税罪是特别规范。因此，凡属抗税罪调整范围内的行为均处抗税罪而不处妨害公务罪。但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税务机关或税务工作人员执法的行为，不一定都属抗税罪调整范围。税收征管工作是一系列征收工作和管理工作的统称，如税务登记、发票管理、税额核定、账

册检查、纳税检查、税务稽查、税收保全、强制执行、税务行政复议等，并不是在任何环节实施了暴力、威胁均构成抗税。《刑法》第二百零二条把范围限定为“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行为，笔者认为，只有税务工作人员在税款征收过程中，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为不履行税款缴纳义务，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的，才以抗税论处；在管理环节发生的暴力、威胁事件，不以抗税论处，符合妨害公务罪特征的，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二)抗税罪与偷税罪

一般而言，偷税罪和抗税罪有显著区别，不难区分。但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偷税后被税务机关查处，在追缴偷逃税款时又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缴纳的，应如何处理?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有人主张按罪名转化处理，即已由偷税罪转化为抗税罪，按抗税罪处理，不再并处偷税罪。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偷税后又抗税的，行为人实施了两种独立的犯罪行为。从犯罪的客体上看，偷税罪主要侵犯的是国家对应纳税款的所有权；而抗税罪侵犯的主要是税务机关或者税务工

作人员的人身财产权。从客观上看，前者表现为虚假、隐匿、拒不申报等行为；而后者表现为暴力、威胁的行为。从刑罚轻重来看，两者自由刑和罚金刑的比例都是相当的，不存在择重罪处罚的情况。因此，偷税后又抗税的，应以偷税罪和抗税罪数罪并罚。“两高”《关于办理偷税抗税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对同一税款，既犯偷税罪，又犯抗税罪的，实行数罪并罚。”虽然这一解释不再适用，但其所体现的并罚规则仍然有参考意义。对于并罚时

罚金刑的运用，颇值得探讨。偷税罪可处所偷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抗税罪也可处所拒缴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根据《刑法》第六十九条规定，自由刑部分有具体的并罚规则，而对于附加刑，只规定“附加刑仍须执行”。偷税罪和抗税罪都必须处以罚金刑，如果相加执行，似有重复处罚的意味。对于罚款和罚金，法理上有不重复处罚的要求，即“一事不再罚”原则。偷税后又抗税，虽可因其不同的行为而判处两个罪名，但就其罚金刑而言，毕竟都是针对同一笔税款而实施的，目的都在于不缴同一笔税款，因偷、抗同一笔税款而被处两次罚金，似有不妥。这一问题涉及到《刑法》中罚金刑的并罚

规则这一基本问题，需另行探讨。

(三)抗税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

在纳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暴力抗税事件中，可能出现致人受伤甚至死亡的情况，可能同时符合抗税罪或者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特征，对此应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属于《刑法》理论上的“想象的竞合”，应择一重罪处罚。一般而言，纳税人在抗税中有故意杀人动机的，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其中，故意杀人未遂，按故意杀人罪处刑较轻，按抗税罪处刑较重的，可按抗税罪论处；在抗税中有故意伤害动机，致人轻伤的，以抗税罪从重处罚；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按故意伤

害罪从重处罚；行为人在抗税中没有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的主观犯意，而是由于过失致人受伤的，一律按抗税罪处罚；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因《刑法》中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和过失致人重伤罪处罚较抗税罪为轻，也应以抗税罪从重处罚。“两高”1992年的解释规定，以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处理的，仍应按抗税罪所定罚金刑处以罚金。由于《刑法》中无此规定，且这种做法也有违法理，因此，按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处刑的，不再按抗税罪处罚金。1998年某市曾发生一起暴力抗税案，个体税收征管员在集贸市场征税时，被市场经营户张某用杀猪刀当场杀死。对类似这样的暴力抗税，致人重伤、死亡的，如果仅仅以抗税罪论处显然是不够的。从现行刑法的一般理论来看，暴力抗税造成人身伤害．甚至死亡的．属于一行为同时触犯数个罪名的想像竞合犯，应从一重罪论处。因此该起暴力抗税致税收执法人员人死亡案件中的经营户张某，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随着税收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日益提高及税收征管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不断增多，新《刑法》也对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方面的法律规定有了明显的进步。通过对抗税罪的分析，可以看出，有一个紧迫的问题摆在税务机关面前，那就是如何做好《税收征管法》和税务行政规章中相关规定的修订工作，以加大对各种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打击、处罚力度。

注释：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第二百零二条；

②参见马林主编《税收法制理论与实务》（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③参见周道鸾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47页；

④参见李永君、古建芹著《税收违法与税收犯罪通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⑤参见周道鸾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页；

主要参考资料：

（1）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编《金融税收新罪解析》（河南出版社1996年出版）。

（2）林亚刚《抗税罪新论》（载《法律科学》1993年第2期）。

税法的意义与作用篇5

关键词：核心价值；税法；纳税人权利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7007205

由于税收位阶上纳税人的原生权利缺失、税收程序法位阶上纳税人的派生权利不足以及在税收征收过程中纳税人权利不断受到非正义税或非正确税额的侵扰。所以，还原、补足和保护纳税人权利将在很长时期内成为立法者、政府和纳税人博弈的焦点。

一、文献述评

1关于税法的核心价值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关于税法核心价值的论述不多，而且并未取得共识。比如，刘源和朱曦认为，税法的核心价值如果从发源的角度分析，是指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法产生之初，人们最迫切需要的目的或结果。因而，税法的核心价值就在于限制国家征税的权力、保障纳税人权利的充分实现[1]。笔者认为，该论断并没有切中要害，即“限制国家征税的权力、保障纳税人权利的充分实现”应该是宪法的核心价值。张美红认为，税法的核心价值是指税法所追求的目标即公平、效率和秩序中最重要和本质的价值。现代税法的核心价值应做出“公平与效率兼顾，如不能兼顾则以公平优先；国家利益与纳税人利益兼顾，如不能兼顾则以纳税人利益优先”的理性选择[2]。王奉炜从税收契约角度入题，认为政府是受纳税人委托来保证社会契约履行的执行者，也是具有利维坦倾向的纳税人利益的损害者。税收契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纳税人利益，一个好的税收契约必须在制定社会契约和约束政府权力上赋予纳税人足够的权利；税法的核心价值在于维护纳税人利益，一部好的税法必须赋予纳税人充分的立法权和全面的监督权[3]。事实上，纳税人利益与纳税人权利并不是一回事，两者既有共同点也存在一定差异，一概而论有失偏颇。同时，赋予纳税人税收立法权在代议制国家也不能取得法理上的许可。

在已有的对税法核心价值判断的文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公平和效率，其次为自由，其他的判断还有利益、秩序、正义和制约等。如，上述张美红的公平、效率和秩序的价值取向[2]；同样，赵芳春认为，自由、公平、效率、利益和秩序等构成了税法的基本价值内涵，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在不同的税法中其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4]；崔文秀认为，税法的核心价值是实现法制、公平与效率[5]；黄俊杰认为，在实质意义的法治国家中，税收只有在符合宪法价值秩序下正义的要求时，才具有正当化的基础，税收正义是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亦为税法的核心价值[6]；周承娟认为税收法治的核心价值是税收权力制约[7]。

然而，笔者认为，公平和效率在税收层面属于税收原则最为重要的内容构成，不能也不应成为税法的核心价值。而自由在税法上应仅限于“用脚投票”的行为、秩序是税收遵从的执行规范、正义是税法上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前提和结果的一种道德要求，这些概括仍然不适宜成为税法的核心价值。就利益而言，现实中的法律从根本上说就是确认、保护和平衡利益的一种手段。“所有的法律，没有不为社会上某种利益而生，离开利益，即不能有法的观念的存在”[8]。前已述及，利益仅是权利的组成部分，其并不能完全囊括出权利的意义。而税收权力制约的结果仍然是谋求权利，将税法的核心价值这样表述有些间接。

2关于纳税人权利

文献中关于纳税人权利的论述较多，限于篇幅仅选取部分进行评述。方赛迎认为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市场化取向改革时期对纳税人权利的不自觉保护阶段；二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时期，程序性层面上对纳税人权利的自觉保护阶段；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实体性层面上加强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阶段[9]。笔者认为，阶段的划分有唯美成分，而且在实体法层面上对纳税人进行保护的法律位阶不高。陶庆认为，宪法财产权是指公民创造的全部财产不受任何侵犯的自然法权，它由公法上的纳税人权利与民法上的私有财产权两个部分组成。依照与国家之间在先的契约原则，公民须向国家缴纳自己创造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国家赋税，并由此成为纳税人；宪法赋予国家与公民之间对于公民创造的全部财产的分割程序与原则，公民由此享有对国家赋税征收列支等经济、政治和社会诸事务的广泛参与权，这种由公民财产分割程序与原则延伸出来的政治参与权就是纳税人权利。保障宪法财产权基础上的纳税人权利，是治理逻辑与历史的双重起点[10]。将纳税人权利仅仅解读为政治参与权是不够的，哪怕仅仅是从维度切入也是这样。罗昌财认为，纳税人的权利源于社会契约。作为公民在经济领域中的身份，纳税人的权利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和纳税权利。我国的税收理论与实践长期把纳税权利等同于纳税人权利，致使纳税人权利的内容缺失，对政府公权力的制约受限。应该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逐步完善和保护纳税人权利[11]。笔者为区分纳税人权利与所谓的“纳税权利”，强行使用“纳税权利”这一本可以用“纳税义务”代替的词语。基于这一逻辑思维，权利与义务在笔者看来是同义的，由此混淆了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王玮认为，纳税人权利的缺失与我国税收遵从程度不高有着直接的关联。仅仅从加强税收征管的角度入手来提升税收遵从度，虽然会有一定的效果，但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纳税人的税收不遵从问题，也无助于提高政府征税和纳税遵从程度。确立和切实保障纳税人的各项权利，在现阶段对提升我国税收遵从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2]。纳税人遵从度不高的直接原因应该是征税触及了纳税人的切身利益而不是纳税人权利缺失，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间接关系。黎江虹认为，纳税人权利从宏观层面而言，是解决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失衡、协调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核心理念。从微观层面而言是保护纳税人利益，防止征税机关权力滥用的必要制度安排[13]。两个维度的划分略显粗糙，因为税收实体法层面是不存在纳税人权利的。赵宇和赖勤学认为，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出发，纳税人权利不仅仅是具体的实体与程序权利，更应该从制度层面进行契约之初的构建。而这只有在的条件下，纳税人权利的保护才能得到最根本的落实[14]。本文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和论证。

3关于税收

王世涛提出税收入宪的主张。他认为，税收牵涉到公民的基本财产权和自由权，宪法应该规定租税国家的税收方式和使用方法。税收入宪既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也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15]。宪法里有税收的内容，只是内容不完整并且“跛足”，因而在宪法层面应是修宪而不是入宪。岳松从公共财政视角对税权制衡机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财政的基本含义是税权制衡，就是要在税收权力框架的设计与运作过程中，坚持以保障纳税人的私有权利为界限。税权配置的最高原则在于“在民”，有关税权的全部事项都必须根据众人的意志来进行，有关税权制衡机制的制度设计、政策安排等所有工作，都应该本着众人之事的议事规则，按照众人之财的理财方法来操作和实施。在法治和代议制背景下，合法性体现的税收民主化被归结为税收法律化[16]。贺卫方认为，税收奠定基础，应当由人大代表对税收以及财政事项进行细致入微的审查[17]。刘守刚认为，现代税收成为近代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以及纳税人对政府征税权的控制，是西方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关键[18]。刘丽认为，税收行为先天就比其他公权力行为更受价值关照和宪法权利保障理念的束缚。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是税权控制成就了，税及其收取与支出首先是宪法问题，而反观当下我国的宪法及其他部门法规定，都不无遗憾地让人感受到宪法上税收概念的阙如及税法上税收问题的偏财政性和政策性[19]。税收的发展逻辑表明，无论是公共财政视角，还是税权控制视角，都无一例外地揭示出税法核心价值既不是单一的义务设定，也不是权利的漫天索价，更不是权力的自由裁量。其核心仍然是权利与义务对等，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

二、纳税人权利与义务

税法是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宪法为依据，调整国家与社会成员在征纳税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税收秩序，保障国家利益和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法律规范，是国家税务机关及一切纳税单位和个人依法征税、依法纳税的行为规则[20]。税法的核心价值是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的最基本的品质、是税法赖以存续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基于税收征纳过程中形成的对税法内核的根本认识。居于税法之上的税收是宪法上对税收核心规则的创设与运用的制度性规范。税收应首先以宪法理念指导税收法律体系或制度的构建，因为税收并不是对税法层面的制度性解释，而是集中对宪法层次的税收核心规则进行探讨：在宪法上界定税收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并使国家与人民的基本关系税收化就是税收[21]。问题是，大多数国家都是从“征”的角度对税收立法，而中国等部分国家则从“纳”的角度立法。这一字之差是否与税法的核心价值背道而驰？

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内，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则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内，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手段[22]。在上述概念内界定的纳税人权利是指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纳税人在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时所应享有的受法律确认、保障与尊重的权益，以及当纳税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纳税人所应获得的救助与补偿。而关于纳税人的高位阶的义务则来自于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基于对税法核心价值的理解和界定，税法的核心价值应是权利与义务对等。那么，如果纳税人的义务大于权利，是否有必要确立合意的税法观——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反之，如果纳税人的权利大于义务将会产生哪些后果？

本文试图以上述概念、问题之间的内在联动作为分析税法核心价值的逻辑起点，以税收作为依托，探讨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问题。

三、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对等

笔者认为，税法的核心价值为权利与义务对等。如果税法的核心价值——权利与义务对等——这一判断正确的话，那么，纳税人究竟有哪些权利与义务？

1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内容

对于纳税人而言，无论从哪一个法律位阶出发，其义务只有一个——纳税，或仅仅为堵塞纳税人逃避纳税义务而设定的条款。这是真实的、可测量的以及可感受的痛苦历程。与享受公共物品（含服务，下同）这一权利所昭示的幸福感相比，若纳税人幸福感大于或等于痛苦感，则税款的征收就会顺利些；若痛苦感大于幸福感，则需要政府还原、补足纳税人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规定了纳税人有知悉权、要求保密权和申请减税权等18项具体权利；规定的纳税人义务则有按时缴纳或解缴税款的义务，代扣、代收税款的义务以及依法办理税务登记的义务等21项具体义务。但这些权利与义务属于派生的，而且由于《税收征管法》作为税收程序法存在着位阶较低、权利不足或某些权利形同虚设等问题，所以要在这一层面补足纳税人的权利。需要明确的是，《税收征管法》确立的权利是纳税人享有的《税收征管法》法内的权利，同时纳税人还应享受《税收征管法》法外的权利，如对公共物品享用的权利以及税款使用的监督权等。而这已经超出《税收征管法》所应确立的权利范畴，客观上形成对税收的需要。

2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预设

如果宪法上公民的义务大于权利，则会导致对义务的规避或逃避；如果税法上纳税人的义务大于权利则可能出现避税或逃税倾向。公民——纳税人这样做的后果如下：一是会成为公共物品的免费乘车者；二是放弃了自己作为公民——纳税人应享有的权利；三是失去了对政府使用税款的监督权。这里，一个更需要深化的命题是：如果出现认为所有纳税人都会逃税或避税这样武断的价值取向或立法意图；如果假定所有纳税人都是逃避税款者，那么，我们的立法意图或出发点则值得担忧。而且，也不能因为逃税或避税现象的可能长期存在而导致立法者或税官“枕戈待旦”。公民——纳税人的义务大于权利还可能诱发税款征收过程中纳税人权利或间歇或不断受到非正义税法、非正确税额的侵扰。所以，要保护纳税人的权利。

如果纳税人的权利大于义务，则有可能导致对公共物品的浪费或过度使用，从而产生不必要的拥挤。正确的做法似乎是明确政府的基本职能和引导纳税人树立正确的税收观，尽管这可能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不能因为其艰巨而不去作为。

税收的核心是立体在宪法位阶上确立合意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为此必然要求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对等。任何单纯以纳税义务或权利确定税法核心价值的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与权利和义务对等这一维度是相符的。因为，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应是税法最根本的价值诉求。如果两者不对等，法律上应强制其对等。税法上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并不必然意味着相等。因为，纳税人所负担的政府税收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在量上并不必然是相等的关系，但纳税人支付的税款却是享受公共物品的一种对价。

四、还原、补足并保护纳税人权利

税法的核心价值应是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对等，但因居于最高位阶的税收上纳税人原生权利的缺失导致权利与义务并不对等——纳税人在宪法上仅背负纳税义务，进而导致现实中纳税人的维权意识淡薄或权利受损。因此，必须恢复属于纳税人的原生权利并加以保护。在没有权利或权利界定模糊时是不能奢谈保护的，所以要还原、恢复本应属于纳税人原有的权利并加以明确。在论证之前早就应该予以明确的一个前提——纳税人权利的位阶。

为对纳税人形成完整、有效地保护，必须对纳税人权利分为不同的位阶。如果将纳税人的权利分为一阶权利、二阶权利和三阶权利，其中一阶权利主要分布于税收层次、二阶权利主要分布于税收程序法层次、三阶权利主要分布于税收实体法层次的话，那么，界于税收的一阶权利可以规定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同样，界于税收程序法的二阶权利也可以规定权利与义务对等。但界于税收实体法的三阶权利则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权利，因为在实体法阶段只能设定义务而无法设定权利，也就是说实体法层面不需要涉及权利的律条，即便是税收支出也并不是权利的增加而只是义务的缩减。所以，纳税人权利只能分为两个位阶，按权利发生的因果关系，分为原生权利与派生权利。税法上的原生权利是指公民随出生而产生的对公共物品享有的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并应被宪法明确规定的权利。税法上的派生权利是指由税收中的权利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具体权利。纳税人权利不能隐含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中，这是必须予以明确的税收要件之一、也是立法者一刻也不能忘的。税法最终会调整到什么方向，标志就是纳税人权利是否构成国家宪法和税收基本制度的核心部分[23]。因此，在宪法框架下明确纳税人义务的同时也必须同步明确纳税人权利。纳税人权利保护的首要来源是宪法，宪法层次的保护才是最根本、最彻底和最坚实的保护。

税收应予以明确的权利是享受公共物品权、监督税款使用权和私有财产不受非正义税或非正确税额的侵犯权。这三项权利在我国宪法中是缺失的。而且，任何一国宪法，如果仅从征或纳的角度立法都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倾斜。在此仍需进一步明确或澄清的一个枝节问题是，税收调控是不是公共服务？在财税理论界，把税收在理论上一分为二，一部分为弥补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所形成的成本，一部分用于宏观调控。本文认为，税收调控是公共服务。根据萨缪尔森对公共物品的经典但非成熟的定义——“每个人的消费不会减少任一其他人对该种物品的消费[24]”所显示，税收调控的结果是所有纳税人共享的，一个个体或组织的享用并不排斥和拒绝另一个个体或组织的享用，就是说，税收调控既具有非排他性也同时具有非竞争性。所以，本文认为税收调控属于公共服务。宏观调控可能存在局部利益受损者，之所以受损是因为过度使用了公共物品，而宏观调控对这些所谓的利益受损者实际上是一种行为矫正。可以说，提供公共物品是税收的基本目的，更是政府的基本职能和存在的理由。

那么，如何保护纳税人权利？本文认为应修改宪法第56条。宪法第56条应修改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税收法律关系的行为主体有享受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纳税义务；税收立法专有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受行为主体委托有监督税款使用的权利；征税权属于政府。由此，才能完成对纳税人权利的恢复、补足并加以保护。

五、结论

“权利与义务对等”根植于中国人的法律观念中，但在现实运用上则常常表现出模棱两可有时甚至是权利不足或缺失。从税法角度来说，如果分为税收、税收程序法和税收实体法的话，那么，由于层面仅设定征税义务；税收实体法层面只能设定纳税义务；虽然税收程序法上既设定了义务，也设定了权利，但法律位阶较低，并且属于派生的权利和义务。所以，为实现税法的核心价值——权利与义务对等，要求税收层面必须还原、明确纳税人的原生权利，进而对修宪客观上产生权益保障的诉求：修改宪法第56条，还原、补足并保护纳税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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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的意义与作用篇6

一、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本质和内涵

“维权”是一个法律概念，所有民主国家无不把法律援助或法律救济视为依法行政的必要内容。究其理论依据，权利源自法律的公平，既然公民有依法履行义务的责任，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国家就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权”源自法律的正义，现代法学都把人的基本权利列入必须受到保护的范围，即使对犯罪获刑的人，除处以极刑者外也要保护其生存权、名誉权等基本权利。现代法律的公平正义与古代法律的护官压民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与西方国家的“人权天授”一说可能有一定关系。但在实质上，它是人是国家的主体、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一客观事实在现代法律价值中的一种体现。公平与正义，也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件。我国古代哲人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小惠未遍民弗服也”的主张和对见利忘义的批判，就是把公平和正义看做是国泰民安的基础。

“维权”用到税收领域，又被赋予了独特的含义。按照公共财政理论，税收是为国家行使职能，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筹措资金的重要手段，亦就是说课税的前提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虽然这一观点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实际上“维权”并不受被维护人是否已履行法律义务的约束，而且它与政治学上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会自觉维护国家利益而无私奉献的定义也有一定差异，但是“税收交换说”易于被社会所理解、所接受，也有利于促进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树立“纳税人养活了我们”的观念，所以在实践中仍有一定的意义和作用。

综上所述，可见纳税人的合法权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纳税人权利包括公民的所有权利，当然也包括对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管理和税收使用等方面的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而狭义上的纳税人权利，仅指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过程中应享受的权利。目前，这些权利主要体现在《税收征管法》的相关条款之中，虽然尚不够完善，但对明确基层税务机关规范执法行为、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责任，并指导其增强“维权”意识、完善“维权”措施已经起到了指令性的作用。本文着重从维护狭义上的纳税人权利的角度作一些具体探讨。

二、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意义

“维权”不仅是各级税务机关的法律责任，而且对促进税收事业健康发展，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进而以和谐税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维权”是实现税收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税收的公平正义，在经济上的体现是税负公平合理、执法公正廉明，杜绝“人情税”、“关系税”、“态度税”；在政治上的体现是征纳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纳税人充分享有法定的权利。基层税务机关虽然无权在税收立法、司法等方面“维权”，却能够在公正、公平、公开执法和在纳税服务中充分满足纳税人的合理需求等方面履行“维权”责任。当然，基层税务机关也可以通过调研，分析税收政策法规的实施效应，收集纳税人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上反馈，为有权机关提供决策参考，从而全面促进和谐税收建设。

2.“维权”是实现征纳和谐的必要措施。过去，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着重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把纳税视为一种“天经地义”的义务，而忽视了维护纳税人的权利。这种情况目前虽有很大好转，但税务机关凭借执法者的优势地位，滥用自由裁量权等侵犯纳税人权益的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使和谐税收建设出现了不协调的“音符”。只有把“维权”提升到法律和道义的高度加以认识，并切实贯彻落实，才能真正实现征纳关系和谐融洽。

3.“维权”是落实税收核心价值观的必然选择。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税务工作宗旨，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理念。税务机关尊重和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就是要打破“官本位”、约束“官权力”、遏制“官利益”（如权力寻租、以税谋私），以依法诚信征税引导依法诚信纳税，以良好的形象赢得全社会对税收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使法治、公平、文明、效率的新时期治税思想得以全面贯彻落实，实现好税收的核心价值。

4.“维权”是推动税收管理创新的强大动力。税务机关增强“维权”意识，必然要加强对税务人员的政治和业务培训教育，提高税务队伍的职业操守和依法行政能力，同时还要注重改进征管制度，精简业务流程，减少办事环节，加强宣传辅导，降低税收成本，使纳税人能够享受到顾客般的待遇，方便快捷、心情舒畅地履行纳税义务。近几年来，各地税务部门实施征管流程再造，实现“网上办税”，规范办税服务厅建设，涉税事项“一窗式”受理、“一站式”办结等举措，就是在“维权”意识的带动下，运用科学先进的理念创新税收管理的有力佐证。

三、创新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有效途径

既然“维权”事关征纳关系和谐，而征纳和谐又是和谐税收“四要素”——税收制度和谐、税收征纳和谐、税收使用和谐、税收协作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和质量，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降低税收征收成本和纳税人奉行成本、风险成本，营造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的和谐氛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就要在总结提高的基础上，探索更加有效的“维权”新思路。

客观地说，近几年各地税务部门在依法“维权”方面采取了不少有力措施，如建立健全税收执法责任制、严格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实行涉税案件集体审议制、落实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和税务行政复议、依法支持注册税务师行业开展税务以及加强行风廉政建设，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好评。今后，只要完善“维权”立法，充实“维权”内容，建立完整的维护纳税人权利的法律法规体系，并梳理已有的“维权”做法，增加“维权”新措施，建立有效的维护纳税人权利的制度体系，就能够把“维权”工作推向新的高度。值得探讨的是，目前“维权”工作基本上局限于税务部门的单方行为，并没有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这一方面不利于促进纳税人增强“维权”意识，扭转不懂“维权”、不会“维权”、不敢“维权”的倾向；另一方面，税务部门单方“维权”，在遇到需要正确处理任务与政策、执法与服务、监督与被监督等的关系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偏差，以牺牲纳税人权益保护税务机关权益。不但如此，税务机关单方“维权”，还会产生税务人员被动“维权”、消极“维权”乃至躲避“维权”的负面效应。

为此，××市地税局以纳税人的利益为重，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这个大局，立足于依法行政、规范执法、诚实守信、高效便民，倡导并牵头组建成立了准第三方性质的××市地方税收纳税人权益维护协会。所谓准第三方是依据中国的国情和税情，在初始阶段由税务机关承办并进行业务指导，而不是独立于税务机关之外，纯粹由社会各界和纳税人代表组成的社会性“维权”机构。具体做法是，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由税务机关牵头，社会各有关方面参与，建立起以纳税人为主体的“维权”协会这一群众性社会团体。其成员既有税务机关和与税收工作密切相关的政府部门代表，又有与纳税人密切相关的人大、政协、工商联、行业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以及律师、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协会等社会团体代表，还吸收了大量办事公正并在行业内有一定影响的纳税人参加，搭建起一个征纳之间交流沟通的平台。其主要职责为：

——开展税收政策法规宣传辅导，既引导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又促进纳税人增强“维权”意识，并为其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援助。

——采取多种形式，收集纳税人对税收执法、税收管理、纳税服务和税务行风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向当地税务机关反馈，并提出改进建议，评议整改结果。

——选派代表有重点地参与定期定额评议、纳税评估约谈、稽查案件审理以及税务听证、复议和诉讼前的调解等税收执法活动，参与协调化解征纳争议、争端，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

——向税务机关提供涉税信息，支持税务机关加强税源监控管理，严厉打击各种涉税违法行为，维护税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参与对税务行政执法和行风廉政建设的社会性评议活动，促进税务机关规范执法行为和提高纳税服务水平。

——有选择地开展税收政策法规实施效应调研活动，反映纳税人的合理需求，为税收立法、司法提供决策参考。

——参与纳税信誉等级评定，促进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并对不同信用等级纳税人实施分类管理提出建议。

税法的意义与作用篇7

主题词：契约精神 公平价值 平等原则 税法之现代化

引 言

税法学与其它法学学科相比较，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即使是美国、德国等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较发达的国家，将税法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和教学，一般说来也才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对税法的正式研究则始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①而在新中国，法学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起步后，遭受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挫折，在七十年代以后才进入现代法学的复兴和发展时期。其中，税法学研究更是晚了近十年，从八十年代中期发端，至今也不过十五、六年的时间；加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税法学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亟需改进之处。②

纵观新中国税法学研究有史以来的研究成果，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与“阶级斗争”、“强制”、“义务”等名词和观念紧密相连的，由此这些名词和观念亦进入税法学理论，成为其内在的、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本质因素，进而影响乃至主宰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此其一。其二，税法学理论研究者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并受长期以来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的驱动，以及依附于税收经济学研究的惯性作用，偏重于对税法作制度层面上的建构和释义，淡化、忽视甚至回避了有如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更遑论与其他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与研究。时至今日，在新中国建立和发展以“公平、自由和效率”为内在理念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税法学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由于上述两大根本原因而有陷入难以为继之虞，仍然仅作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至创新，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亦难救其于困境之中。

一、契约精神——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支点与核心

（一）契约精神

虽然已有不少税法学者对西方的税法理论和制度作过介绍和研究，谓之“借鉴和参考”。但多数仍然只是制度层面上简单的“移植和借用”，并未从深层次的理论角度去考察西方税法理论的合理性，进而以此反思我国税法基本理论的不足和欠缺之处。笔者经过认真、慎重地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的税收理论──如公共需要论和交换说等──中的合理因素，来修正、完善我国税法的基本理论。这一合理因素，概言之，即为“契约及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来自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一种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民主精神”。③契约及其所内涵的契约精神，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最佳体现，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灵魂”；其对“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追求，恰恰可以弥补传统税法学理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义务性”等观念所导致的不足和欠缺，不仅可以改善传统税法学理论中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相对立的局面，而使之趋向于和谐一致，还可以赋予税法学理论在跨世纪进程中为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必备之调适能力和创新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法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中，以“契约精神”为支点和核心，反思和修正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可以为我国税法之现代化提供一条理论上可能的途径，或者至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税收与税法概念新说

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原初状态下的人们相互缔结的契约；当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产生以后，人民与国家又缔结了一个规定彼此基本权利义务的契约，这就是宪法，其中有关税收的条款，可以认为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契约”。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本质理论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税收是人民获得国家保护所应付出的代价；国家征税和人民纳税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通过这种“自愿”进行的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公共需要论则认为，由于人民对“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公共需要”无法通过“私人生产部门”来满足，只能由“国家和政府”作为集体的代表来承担公共物品生产者的责任，其资金即通过税收制度来筹措。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国家分配论则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税收就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税法则是国家制定的以保证其强制、固定、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的法规范的总称。虽然，马克思也指出“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即税收——引者注），又或直接或间接地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④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纳税人和国家在某种意义上的权利义务的对应。但是，在过分强调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强制性”和“无偿性”特征的情况下，纳税人的义务被“充分”强调，而与其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国家的“义务”被弱化，甚至忽略；导致了在税收活动中纳税人与国家（及其税收征管职能部门）法律地位的极度不平等。

经过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税收学说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述税收的缘由，从而说明税法的本质；而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却主要是从“个人本位”，即人民需要的角度，并结合国家提供公共需要的职能来说明税收的起源和本质，而税法不过是以人民的授权为前提，将其意志法律化的结果，从而保证其对公共服务的需要能够得到持续的、有效的满足。由此来看，后者应该更符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主权国家”的实质。所以，在“人民主权国家”思想总的指导下，贯之以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笔者将税收概念定义为：税收是人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国家得以具备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进而将税法概念定义为：税法是调整在税收活动过程中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等各方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税收关系的法规范的总称。

上述概念与传统税法学理论相比，简单来说，至少具有如下三点不同：（1）涵盖了三方主体，即人民、征税机关和国家，并且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2）表明了税收的两重目的，即其直接目的是“形成国家财政收入”，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税法则是这双重目的得以实现的有效法律保障；（3）强调了人民纳税必须“依法”且仅“依法”而为，内涵了“税收法定主义”之因素。

（三）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契约精神的体现

契约精神作为一个高度抽象的范畴，包括了自由、公平和人权等价值内涵。由于前述原因，传统税法学显现出“不平等”、“强调义务”等明显表征，对税法之本质偏差较大，故笔者提取出契约精神内涵中对传统税法学具有根本改良意义的公平价值加以探讨；而公平价值在税法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平等原则。

税收活动与国家的产生相伴相随，并且直接涉及人民与国家之间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人民和国家之间其他的行为相比，税收或税法对契约精神的贯彻应当更为直接和深刻。我们可以借助几乎涵盖了税法主要特征及内容的“税收法律关系理论模型”⑤来探求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在税法中的具体体现。

笔者将税收法律关系概括为以三方主体间的四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四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③）、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④）、税收征纳法律关系（①）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②）；其中，①②构成第一层，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③④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下面，笔者就上述四种税收法律关系逐一分析其中的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

1．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将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界定为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这就已经是对传统税法学认为的“纳税人又称为义务主体，征税机关又称为权利主体”观点的突破。纳税人因其公法上债务的清偿——纳税，不仅享有要求查询和对纳税信息保密等程序上的权利，还享有因还付金、超纳金和误纳金而产生的还付请求权等实体性权利；征税机关同时也就负有相应的程序义务和实体义务。

既然是一种（来源于民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尽管其具有公法性质，但也不可避免地内涵有“平等”的因素。但是到此为止，我们只是解释了税收法律关系表面上或形式上的平等性，至于其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平等性，还有待于笔者在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二层次上阐明。

2．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是税法与行政法的交叉领域；在日常的税收活动中，如果不考虑税法的宏观调控职能的话，税法的行政法属性更为明显。而在行政法领域，早就有学者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性”提出了质疑，⑥主张应当“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⑦；甚至已有学者直接就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问题作出了理论尝试。⑧

实际上，行政法学者的讨论对我国传统的“命令与服从”的行政模式也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向“服务与合作”观念的转变同时也说明了在行政法领域引入“契约精神”的可能甚至必要。有的行政法学者就论证了“行政法领域存在契约关系的可能性”。⑨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精神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而且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也体现得最为充分和浓重；基于对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的可变性需求，随着契约原则的普遍贯彻和契约精神的扩张，通过“社会合意”建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是历史的必然选择。⑩毋庸质疑，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一种，必然也属于为契约精神所渗透的范围。

3．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它是指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就国际税收利益进行分配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对于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类型中，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从形式到内容体现得最为明显。首先，参与分配的各个主权国家的地位是互相平等的，其税收管辖权是相互独立的；其次，法律关系的各方平等地参与对其相互之间税收利益分配问题的协调过程；最后，各方达成合意，签订条约或协定等具有国际性的“契约”，彼此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其实，不独国际税法领域内如此，国家“也是世界社会经济这一最大契约关系中的一个部分”11，也是按照具有契约精神的平等原则来处理其相互之间事务的。

4．税收宪法性关系。它是指人民（纳税人的代名词）与国家之间就税收的宪法性条款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宪法性税收条款可以认为是人民与国家就征纳税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等事项达成合意的“契约”表现形式。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这一形式在宪法中的最佳表述就是“税收法定主义”。

概言之，人民根据宪法性税收条款，同意并实际让渡其自然财产权利的一部分给国家，正是为了使国家（通过政府）能够运用集体力量来保护人民所有的更为重要的其他权利；而人民实际上在因这种保障而产生的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状态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补偿——即获得了公共需要的满足，并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从资源的有效利用的角度来看，人们原本是分别运用自己独自的力量来专门保护也只能保护自己的，这部分力量成为人们必要的利益支出的一部分，但这种保护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的；税收使得人们用于自我保护力量消耗的那部分利益集中起来汇合成为集体力量；更何况，这一集体力量还发挥了远远超过“保护”的作用——即成为满足公共需要的来源。因此，集中起来的资源就比分散于纳税人手中的资源能够得到更充分、有效地利用。税收的交换学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纳税人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债权债务关系性质以及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根本内容就在于：经由宪法的形式，国家和纳税人根据税收法定主义，通过“税收法律”（以及作为中间主体的征税机关）建立其相互之间以征税和纳税为外在表现形态、而以满足和要求“公共需要”为内在本质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一关系所内涵的“契约精神”要求在调整纳税人分别与征税机关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贯彻和体现“公平价值”以及“平等原则”。

二、中国税法之现代化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是在中国法制之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所谓法制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转化的过程；简言之，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就是“法治”(rule of law)的实现。因此，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简单来说，就是“税收法治”（Rule of Tax Law）的实现。具体而言，笔者以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在理论基础方面，以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与国家意志论和国家分配论的有机、合理结合为基础，形成从规则注释到原则分析、再到价值研究的完整的基本理论体系；（二）在思想条件方面，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税收法治”的实现创造人文环境；（三）在立法保障方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立法基本原则，并坚决一以贯之；（四）在制度运行方面，实行包括上述三方面内容的依法治税；（五）在最终目的方面，实现“税收法治”的状态。

中国税法现代化的模式属于应激型，即一个较落后的税法系统受较先进的税法系统的冲击而导致的该税法系统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其推动力量来自对社会契约理论中合理因素的参考和借鉴，并以此对传统税法学加以反思与拓新，从而指导对税法实践的修正与完善；这其中，传统税法学理论得以在跨世纪进程中嬗变、革新，进而发展为现代税法学的支点和核心，就是“契约精神”（Spirit of Contract）。

（一）由依法治税到税收法治——中国税法现代化的实质内容

如果用最精练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实质内容，那就是“通过依法治税，实现税收法治”。笔者认为，在贯之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的现代税法学的基础上，可以将依法治税定义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2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但在一般意义上而言，“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不过是同一命题的两种叫法。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学者对所谓的“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事实确实如此，在传统税法学的理解之中，“依法治税”只是指“征税机关（税吏）通过‘税权’来治理纳税主体，使之依法纳税”，同时淡化或回避“征税机关是否应当依法征税”的问题。然而，依法治国的实质乃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呢？因此，这些学者才指出：“‘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14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上理解的纳税人）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

然而，在现代税法学的公平价值理念指导下，不仅征纳税活动是基于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动作用而产生的，而且在包括依法治税在内的几乎所有税收活动中，人民都是最重要的主体，起着主动的作用。实际上，征税机关本身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自1998年开始，从国家税务总局至以下各级税务机关，在每年例行的“税收宣传月”活动中，开始提出了“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征税”的口号。当然，从口号到行动还需要不断的、切实的努力，否则就只是又一个“迷惑”纳税人的“障眼法”。

（二）税收法定主义——中国税法现代化的立法保障

税收法定主义，又称为税收法律主义、税收法定原则等，其基本含义是指，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在作为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的税收法制建设的诸环节中，最需要、也最难体现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的环节就是立法。所谓“最需要”，是因为“将法的价值主体与法的价值客体连结起来的是人的立法活动”15；所谓“最难”，是由于一般大众并不直接参与立法活动，与其发生直接联系、触及眼前的切身利益更多的是执法或司法活动，所以，人们一般只强调执法和司法中的公平问题。但实际上，同时作为税收法制建设的起点和终点的税收立法才是根本体现公平价值观念的关键环节。正如笔者前文所述，人民同意纳税、同时要求国家承担一定义务的意志在宪法中的最佳表述就是“税收法定主义”；而“税收法定主义”恰恰就是税收立法最基本的原则。

1.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对税收法定主义在含义上的要求。

笔者尝试对“税收法定主义”逐词加以语义分析，结果发现，“税收法定主义”在含义上主要是以其“税收”和“法”这两个词来回应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的要求；其中，“税收”一词，笔者在第一章中已有界定，此不再述。

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要求“税收法定主义”中之“法”必须仅指法律，即最高权力机关所立之法。至于为何非得以法律的形式，而不以法的其他形式来规定税收，笔者以为，起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税收对人民而言，表面上或形式上表现为将其享有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无偿”地转让给国家和政府，实质上则表现为人民因这一转让而获得要求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这恰是税法的本质公平之所在），因此，以人民的同意——代议机关制定法律——为前提，实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否则便是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第二，政府是实际上税收利益的最终汇总者，并且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又是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的实际执行者，倘若仅依其自立之行政法规来规范其自身行为，可能会导致其征税权利（力）的不合理扩大和其提供公共服务义务的不合理缩小的结果，以其权利大于义务的不对等造成人民的义务大于权利的不对等，从而以该不对等的表象而掩盖政府（征税机关）与人民（纳税主体）之间平等的实质。故必须以法律定之，排除政府侵犯人民利益的可能性——哪怕仅仅是可能性。第三，从历史来看，税收法定主义确立的当时，尚无中央与地方划分税权之作法，将税收立法权集中于中央立法机关，乃是出于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的需要，并且排除以税收地方性法规开征地方性税种的可能，以免因税源和税收利益划分等原因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相互之间的冲突而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当然，在现代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授权立法已为普遍之现象，尤其是在我国的税收法律法规方面，大量的、占主体的是国务院根据1984年和1985年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两次授权而颁布的税收行政法规。这一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中国向法治国家迈进的道路上，应逐步加以改正，否则就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背离。

2.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对税收法定主义在具体内容上的要求。

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学者们概括表述不一。经过比较分析，笔者将其归纳为税种法定原则、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和税收程序法定原则共三个部分。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于其中亦或多或少有所体现：

（1）税种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种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一个税种必相对应于一部税种法律；非经税种法律规定，征税主体就没有征收权利（力），纳税主体也不负缴纳义务。这是发生税收关系的法律前提，是税收法定主义的首要内容。

税收法定主义是模拟刑法上罪刑法定主义而形成的原则。因为，国家和政府如果没有相应的税种法律依据而向人民征税，意味着对人民的财产权利的非法侵犯，就如同未依明确的法律规定并经法定程序便对犯罪嫌疑人定罪处刑无异于对人民的人身权利的践踏一样。因此，税收法定主义与罪刑法定主义在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分别担负起维护人民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重任。

（2）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收要素须由法律明确定之。在某种意义上说，税收要素是税收（法律）关系得以具体化的客观标准，各个税收要素相对应于税收法律关系具体运作的各个环节，是其得以全面展开的法律依据，故税收要素确定原则构成税收法定主义的核心内容。

传统税法学认为，税收要素包括：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期限和地点，减免税，税务争议和税收法律责任等内容。但现代税法学则认为，税收要素还应当包括税种16和征税机关。后者正是应税法之公平价值观念的要求而确立于税收要素之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基于税法平等适用的价值观念，当然应当在税法中同时规定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更何况，税收法定主义本就源自于对征税主体的征税权力的限制，又怎能将其排除在应由税收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的税收要素之外呢？再者，并非所有税种的形式意义的征税主体都是一致的，虽然其中大部分为税务机关，但也包括海关和非税务机关的财政机关等，有必要在税收法律中具体指明。

（3）税收程序法定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实体权利义务得以实现所依据的程序性要素须经法律规定，且征纳主体各方均须依法定程序行事。

其实，“程序法定”作为一个单独的原则，和税收法定主义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程序的实体意义最初表现在起源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正当过程（Due Process）”条款，其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这一原则经过历代国王的反复确认，到14世纪末成了英国立宪体制的基本标志，其实质在于防止政府专制。17由此来看，程序法定原则与税收法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甚至可以认为，当程序法定或程序正义作为一个单独的更高层次的基本原则，作为法治体制、社会正义及基本价值的核心的时候，税收法定主义不过是其延伸于税法领域的一个产物罢了。

3.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要求在宪法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

我国宪法第56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的规定，并没有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因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本质和最主要的作用仍在于对征税主体的权力的限制，弃此不言，而仅规定纳税主体的依法纳税义务，依然是传统理论中征、纳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的观点的体现。然而，在传统税法学以“契约精神”的导入与渗透为契机而向现代税法学转变的过程中，税收法定主义作为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宪法性税收契约”，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我国宪法应对税收法定主义予以明文准确规定。目前需考虑如下三点：（1）从立法技术的角度，应当用怎样的立法语言在宪法条文中将税收法定主义明白无误地准确表述；（2）如何选择适当时机，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条文补进现行宪法中，考虑到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一味要求尽快规定税收法定主义，或者是单独就税收法定主义对宪法进行修正，都是不妥当的；（3）在目前一时难以对宪法加以修正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由全国人大对宪法第56条进行立法解释的方式或在即将制定的《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的方式来确定税收法定主义。

（三）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中国税法现代化之思想条件和观念基础

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或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在观念上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法治观念既进入部门法的税法中，就必有其在部门法中的具体体现。1997年4月，著名税收学家高培勇教授在中南海给国务院领导作税法讲座时，提出要“下大气力，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观’”18；将其引入法学领域，即为“税收法律意识”。笔者以为，现今欲行依法治税，必须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观念基础；否则，依法治税仍然只会是“空中楼阁”。

1.反映实在税法既存价值观念的税收法律意识的误区。

笔者之所以提出“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指导重构税收法律意识”，乃是因为，基于对实在税法的价值认知而体现出的税收法律意识，与建立在税法应有的公平价值基础上理应反映出的税收法律意识之间存在着不相吻合、甚至背离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 “税收意识”的表述问题。不论是在传统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使用的都是“纳税意识”的表述，特别是作为主要征税机关的税务机关在进行税法教育和宣传时；而这一片面的表述本身就包含了“人治观念”和税务机关“不公平”的法律意识因素在内。高培勇教授在论及“税收观”时说：“这里所说的‘税收观’，包括老百姓的‘纳税观’和政府的‘征税观’两个方面。”19同理，税收法律意识也应包括“征税法律意识”（以下简称“征税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以下简称“纳税意识”）两个方面；笔者之所以提出“税收法律意识”这一概念，目的就在于促使人们在单方面强调“纳税意识”的同时，不要忽略还有另一方面、其重要性可能更甚于纳税意识的“征税意识”。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产生正确的税收法律意识；而且还必须在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的税收意识中同时贯彻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

其次，在对我国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的众多原因分析中，一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所谓“公民意识和自觉纳税意识薄弱”。固然这的确可能是现实的。但同时不要忘记，作出这种单方批评的前提是“征税主体的征税意识良好”；否则就不应该片面地只批评“纳税意识”而不对“征税意识”是否良好的问题作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总的反映。一个国家法制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社会法律意识的水平。”20在目前的税收法律意识和税收法治状况中，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税收法治状况不良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税务人员的职业法律意识不强，与群众法律意识处于同等水平甚至可能因“自我优越感”的心理因素的误导而表现得还不如群众法律意识，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权力意识”。

当然，最后，纳税主体的纳税意识也的确是个问题。纳税人通常都认为纳税仅是被强加的义务，而非如同孟德斯鸠所说：“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1所以，造成传统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出现偏误的原因不仅有来自于征税机关一方自以为的“优越地位”的意识因素，也有纳税人一方长期被强加以至于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劣势地位”的自我观念的影响。究其根本，就在于作为纳税主体的人民的税收法律意识仅停留在“法律情感”和“法律认知”的层次上，还没有上升到“法律理念”的理性层次，对深涵于税法中的公平价值观念尚未清醒地认识和理解。

正如笔者前文反复论证的那样，就税收对纳税人的意义或价值而言，表面上看来是其部分既得利益被“强制地、无偿地剥夺”了，税法对纳税人呈现出一种“无价值”甚至“负价值”的表象；但从实质上来看，纳税人才是税收活动中最重要的主体，税收活动的全部和最终意义无非就在于为广大纳税人——人民享受公共服务而筹集资金，这其中，“政府的征税权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老百姓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22

2.税收法律意识之重构。

所谓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来“重构”人们的税收法律意识，是指：首先，要以“税收（法律）意识”来统领“征税（法律）意识”和“纳税（法律）意识”。其次，是要在两者的结构关系上将征税意识置于比纳税意识更为重要的地位，回复法治之本意在依法治税中的“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真正含义。再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之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之纳税意识。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公平价值观念基础之上，彻底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和“自我优越感”；如果说，这里存在着“不平等”的话，也应该是纳税主体的地位优于征税机关，而非相反。纳税意识之重新培养，不是“增强”原本偏误的所谓“纳税意识”，而是使纳税主体确认自己作为税法公平价值主体的地位，认识到自己在征、纳税活动的背后所享有的更广泛的、更重要的权利。否则，“不知权利只知义务，只能产生子民意识、臣民意识，……在只有臣民意识的‘公民’身上能产生具有现代公民特征的自觉纳税意识岂非咄咄怪事。”23最后，要明确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我们难以想象由纳税主体首先来完成这种观念意识上的转变而征税主体依然维持原样；同样，只要征税主体树立起了正确的征税意识，并以此指导作用于实践，同时相应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比如不妨以“非直接偿还性”取代税收的“无偿性”特征的表述，24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必然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调一致。

当然，我们无法强求所有作为个体的纳税人的税收法律意识和对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乃至税法价值观的认识都能够达到理性认识的水平，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始终不能放弃孜孜不倦地引导人们这样去做。换言之，我们应当以从整体上重构税法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为主，同时辅之以对税法实践中具体的、单个的税法主体的税收法律意识的培养和修正。如此这般，才能为我国的依法治税创造良好的思想条件和观念基础。

结 束 语

对中国传统税法学根深蒂固的理论基础加以改良，或曰促进其现代化进程，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寻求一个理论上的突破口，这时，税法的公平价值研究就凸显其举足轻重性；这也是笔者全文集中对税法之公平价值加以论述的主因。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实质上是“标明中国社会法律系统由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人治型’法律价值——规范系统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型’法律价值——规范系统的历史转型过程。”25税法的公平价值由其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渐次至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再进而至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传统税法囿于“人治法”之局限，只能停留在形式正义的层面上；而在中国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整体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开始经由实质正义的阶段而向本质公平的最高层面突破，最终必将确立由三个层次共同构建起来的、完整的税法公平价值系统，并为“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研究提供最急需、最关键的理论支持。26

当然，“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是一个大题目，同时也限于篇幅，笔者只是在此表达一些粗浅的看法，至于其体系的形成，还有待于日后循序渐成。

① 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② 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第38—39页。

③ 马新福：《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弘扬契约精神》，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1期，第4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⑤ 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92—100页。

⑥ 参见向群雄、徐银华：《“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质疑》，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2年第3期，第82—85页。

⑦ 参见崔卓兰：《论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第61—65页。

⑧ 参见陈少英：《试论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载《法学家》1996年第4期，第68—72页。

⑨ 参见余凌云：《论行政法领域中存在契约关系的可能性》，载《法学家》1998年第2期，第90—94页；以及余凌云：《论行政契约的含义——一种比较法上的认识》，载《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3期，第30—35页。

⑩ 参见注③，第40—46页。

11 [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中国税收与法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考察报告（1993）》，王裕康等译，载许善达等：《中国税收法制论》，中国税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13 参见宋德安、邢西唯：《论“依法治税”——从契约论角度看国家分配论之不足》，载《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第62—64页。

14 同上注，第65页。

15 卓泽渊：《法的价值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16 传统税法学理论之课税要素中不包括税种，笔者认为不妥。因为，任何一部单行税种法律首先就要在名称中明确其为哪一个税种。当然，在此亦发生“税收要素确定原则”与“税种法定原则”的交叉；但并不能就此将“税种”排除在税收要素之外，而破坏其完整性。

17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86页。

18 高培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税收与税制》，《中国税务报》1997年4月25日，第2版。

19 同上注。

20 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

21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1页。

22 同注18。

23 同注13，第65页。

24 参见杨秀琴主编：《国家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税法的意义与作用篇8

[摘要] 宪法中的税是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宪法中的纳税义务是普通法律中税的设定的根据。国家对公民征税的本质是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判断这种限制的合宪性的关键因素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既决定于宪法价值的认定，也需要通过民主立法予以法律化、具体化。因此，要通过提高立法层级、扩大立法参与及完善法规的备案审查，确保涉税法律的合宪性。 [关键词] 纳税义务 权利限制 立法参与 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如何理解该规定的涵义，对于正确认识纳税义务的本质、保障公民作为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以及对课以公民纳税义务的合宪性控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宪法中纳税义务条款的文本分析，对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作初步的理解，期望有更多学者从宪法学角度深入研究纳税义务。 一、中国宪法文本中纳税义务条款的涵义解读 （一）宪法中的税是普通法律中的税的正当性的判断标准 “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公共职能而凭借其政治权力，依法强制、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活动或手段。” 而从实在法意义上看，宪法中的税与普通法律中的税有着不同的内涵。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通过考察德国《租税通则》中关于的税的定义[①]及德国宪法法院相关判例，特别是针对学者中有关宪法中“税”的涵义与普通法律中“税”的涵义关系的“同一说”和“非同一说”的分析，对德国基本法中的税的涵义作了归纳，认为宪法中的税与普通法律中的税的功能有所不同，其涵义也不一样。对于宪法中“税”的涵义，可以借助普通法律中的税的定义，通过宪法解释途径，在宪法整体秩序中寻求.宪法是根本法、价值法，因此，宪法文本中的税与普通法律中的税有所不同。宪法中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但是，公民并不因此条款而直接承担纳税义务，还必须通过普通法律加以具体化。从内在规定性来说，宪法中的税是判断普通法律中的税的正当性的判断标准。 税是实现国家职能的物质载体。根据社会契约的论证，起初，人们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不受他人侵犯，互相签订契约组成国家，维护公共秩序，为此，税成为维持国家运转的成本。洛克认为，没有税收，政府就无法运转，而税收必须由立法机关向个人课税形成。因此，“他坚持认为，每一个享受到公民社会提供保护的人，都应该支付相应的比例维持公民社会的运转。”到了福利国家，国家承担的职能增多，对于公民社会权的保障需要更多地税收来满足。同时，市场经济固有的配置资源的缺陷也需要更多的调控手段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这样，税收开始承担起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宏观调控的职能.而国家职能的转变、税收任务的变迁，以及非财政目的税的产生，一般都通过宪法文本予以确认和体现，并共同决定着宪法文本中“税”的内涵演变。因此，普通法律中“税”的正当性的论证，只能结合与宪法的整体精神相一致的宪法上税的内涵，结合宪法所存在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寻找。 我国现行宪法纠正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对税的误解，肯定了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重要作用，并在1982年宪法中重新引入了税条款。要理解宪法文本中的含义，必须结合与“税”相关的其他条文来诠释。其中，以下条文对理解税的目的、功能至为关键： 我国宪法序言中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根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规定了全国人大的制定和修改包括税收法律等基本法律的权力、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权力以及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国家财政管理权以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级人民政府相应的预算、财政管理等的职权。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第七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2011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并在宪法第四十一条增加一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通过以上条文可以看出，宪法中的税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税收必须符合国家根本任务的价值取向。宪法中关于国家任务的条文，为宪法处理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以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价值标准。其次，公民纳税义务与国家征税权、预算权紧密相连，必须从国家机关的职权与行使程序中，理解税的合法性合理性。再次，宪法中关于市场经济 地位的确立，赋予税收更多调控经济的职能，是保持稳定的税收立法和灵活多变的税收调控政策之间的平衡基因。最后，人权条款及社会保障条款等的引入，使得国家必须为承担相应的给付义务而改革税收，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民之间的平等。 （二）作为纳税主体的公民的构成：公民、法人和外国人 对我国宪法文本第五十六条中公民的理解，有狭义说与广义说两种不同的主张。狭义说中的公民仅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中国公民，与之相对应，在谈到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时，其税种仅指个人所得税[②].广义说的公民除了中国公民外，还包括法人和外国人、无国籍人，其税种包括税法中开征的各种税。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文义上看，外国人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显然不是中国公民。在从宪法文义无法得出包括外国人，可实践中我国确实向外国人开征了相应的税种。对此矛盾，可以通过体系解释的方法，得出公民包括外国人的结论。首先，我国宪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这里所说的法，包括税法在内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一切规范性文件。其次，我国宪法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而这里所说的人，包括外国人。根据权利享有需要支付成本的学说，“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总是以权力关系的创造和维持为先决条件，所以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从来都不是免费的。”国家保障了外国人的人身权等自由权利，则外国人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 同样的，法人是公民的一种拟制形态，对法人征税既是对公民征税的延伸，也是法人制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因为法人由自然人组合而成，同时国家法律赋予法人不同于自然人的其他权利。而法人和自然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这样，法人既要为享有的权利支付成本，国家又出于其组成成员借法人的特殊权利而偷税漏税的考虑而对法人征税。 以上只是说明了对外国人和法人征税是有宪法依据的。将宪法第五十六条中的“公民”扩大解释成包含法人和外国人后，法人和外国人的纳税行为就上升到宪法基本义务的范畴，这样，对法人和外国人纳税的行为就不仅仅是普通法律的行为，还必须借助宪法中税的涵义的理解，实现对国家征税行为的合宪性控制。 （三）“依照法律纳税”是否包含税收法定主义原则 宪法中“依照法律纳税”是否包含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学界运用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相同的法律解释方法，却得出了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结论。 从原意解释看，该条只强调公民对国家承担义务和责任，没有限制国家征税方式的目的。首先，现行宪法是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修改的，1954年宪法中的相应条款不包含税权法定的原则。因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54年3月23日提出的1954年宪法草案中，在第九十三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之后，还规定有“各级人民政府非依照法律不得征税”的内容，但在宪法正式通过时删除了。尽管删除的原因暂无考证，但将直接得以解释出税权法定的语句删除，似乎可以从反面解释出“依照法律纳税”不包含税权法定之义。刘少奇同志在1954年9月15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是完全一致的。“宪法草案所规定的这些义务都是每一个公民无例外地必需遵守的。宪法草案的这些规定，将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于我们伟大祖国的庄严的责任感。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人民就自然要把对国家的义务看作自己应尽的天职。任何人如果企图逃避这些义务，就不能不受到社会的指责。”因此通过刘少奇同志在宪法通过的会议上的报告，也可得出该条只强调公民对国家承担责任之意。 但是，从语法结构看，“依照法律纳税”，似乎明显的包含着法律保留原则，表明公民只有在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才同意纳税，否则可以不服从。只是，在这里所说的法是指形式法律还是实质法律上，还需要结合其他法律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涉及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等只能制定法律，第九条规定，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 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由此，从规范意义上看，根据《立法法》和《税收征管法》，可以得出，我国宪法中该条所指的法，在实际运用中指狭义的法律及经全国人大授权后制定的国务院行政法规[③]. （四）宪法中的纳税义务条款对应的国家义务 按照耶林内克的公民身份理论，公民相对于国家而言具有四种身份，即被动身份、消极身份、积极身份和主动身份。其中被动身份指个人处于臣服国家的地位，属于个人义务领域。消极身份为公民划定私人领域，国家不得任意干涉。积极身份使得公民有向国家请求给付的权利。而主动身份表明公民得参与国家意志的形成。即与此四种身份对应的，是“个人对于国家有所给付、自由于国家之外、向国家有所请求、为国家有所给付等”.可见，公民相对于国家来说，其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基于被动身份的纳税义务等公民对国家的给付，与基于积极身份的公民向国家请求履行国家义务相关联。 宪法规定公民的纳税义务，具有消极防御与积极形成两种功能，[11]即公民可以籍此条款防御国家非依法律而任意课税的功能，以及宪法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其精神，而赋予宪法中的税更多的职能后，推动普通税法之变革的功能。（1）由于公民承担纳税义务，其相对人为国家，根据霍菲尔德的权利理论，A对B承担义务，则意味着B对A享有请求权[12]，国家之征税权随之产生。国家对公民享有给付请求权，则国家必然为了权利的行使承担相应的义务，首要的义务即按照法律的规定征税。宪法一般都规定公民依照法律纳税，因此，公民对于不符合法律程序的征税，有对抗不履行的自由。（2）有学者认为，“人民基本义务之相对人为国家，对此宪法上基本义务，负有制定规则、制度保障、侵犯特许、制定法律、解释规则等等义务。”[13]由于国家通过宪法确认了纳税义务，则国家因此而负有通过立法，来对税的种类、税率等具体事项加以明确化的义务。（3）从权利义务的立法模式来说，通常对公民权利的立法采用重要权利宪法列举，剩余权利人民保留的原则；而对于公民义务的立法，则采取完全列举的方式[④]，公民对宪法没有列举的义务，有拒绝承担的权利。这样，宪法列举了公民的纳税义务，也就同时限定了国家权力的范围，公民有拒绝承担宪法未列举义务的权利。 讨论公民纳税义务条款的效力，还涉及到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关系问题。对于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关系，德国公法理论有并列论、补充论和对立论的理解[14].并列论认为，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在宪法中有着相同的地位，补充论则认为，宪法作为确认政治斗争成果的形式，以公民承担少量义务为前提。而对立论则认为，公民承担义务，是国家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基础。根据自然法的观点，基本权利具有先国家性质，宪法是以基本权利保障为核心价值的规范体系。而基本义务由宪法和法律而产生，公民承担义务，国家作为义务的对象，其并不具有目的的性质，国家为此必须保障公民权利自由的实现。可以说，公民承担义务，是公民享有相应基本权利的前提。 二、公民纳税义务的本质 （一）纳税义务集中反映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的，“宪法义务是为保障国家的存在和持续发展而规定在宪法中的公民义务，这些义务体现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15]相应的，纳税义务表现为公民对国家承担的宪法义务。税是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物质纽带。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变迁，总是通过税的变化表现出来。在自由国家时期，国家所保障公民之自由，乃是公民免于国家干预之私领域，所谓基本权不外乎为对抗国家之消极防御权。[16]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福利法与劳工法等二十世纪新兴之法律相继出现，[17]伴随而来的是社会福利法治国的诞生。在由自由主义国家向社会法治国家变迁过程中，税种、税率等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可以说，社会法治国的出现，使得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既表现为纵向的公民对国家的关系，也表现为国家之下公民与公民之间的横向关系。 从宪法文本的变迁看，在我国，公民 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首先，国民的身份经历了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化过程。自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到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有13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其中，有11部规定了公民（臣民）的纳税义务。在《钦定宪法大纲》所附的“臣民权利义务” （其细目当于宪法起草时酌定）中规定，“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纳税、当兵之义务。臣民现完之赋税，非经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旧输纳”。值得注意的是，《钦定宪法大纲》中规定的纳税义务主体是“臣民”，由此可见其封建性的本质，税收最终归属于皇室，而非“公民”。《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1）第十三条规定，“人民依法律有纳税之义务。”随后的《中华民国约法》 （1914）第十一条、中华民国宪法（1923）第十九条、《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41） 第二十五条、中华民国宪法（1946）第十九条等，按照资产阶级的宪法思想，在主权在民思想的指导下，赋予纳税主体人民的地位，当然，难以掩盖其资产阶级宪法的本质。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4）第七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要》第十三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八条规定、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4）第一百零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2）第五十六条都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或国家的税收政策，其共同点都是树立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理念。当然，我国现行宪法的变迁，也折射出我国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如前文所述，国家根本任务的确立、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载入宪法，都改变了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同时，“纳税义务不仅意味着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纵向关系，而且是政治共同体成员间相互义务的横向关系的产物。”[18]在纵向关系上，国家对人民基本权利的保障，构成宪法上纳税义务的首要因素。在横向关系上，反映了人民作为国家共同体的成员之间的社会连带关系。 同时，纳税义务也反映一国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关系。中华民国宪法（1923）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一百二十九条对中央、省及县之间的税权作了划分。并在第二十七条规定了中央对地方之不当课税以法律限制的权力。第一百零九条规定，“新课租税及变更税率，以法律定之。”《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了“中央与地方课税之划分以法律定之。”并在第六十二条规定了中央对地方之不当课税以法律限制的权力。中华民国宪法（1946）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对中央、省及县的财政和税权作了具体规定。我国现行宪法基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授予中央专有税收立法权。 （二）纳税义务本质的内容：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公民对国家纳税，是指公民将自己的一部分私有财产让渡给国家，其本质是国家对公民基本财产权的限制。因为，第一，公民纳税是以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为前提的，而公民财产权的确认有赖于公民让渡一部分财产，即对国家给付税款，国家征税也是出于公共管理的需要，与基本权利限制条款相吻合。洛克指出，“同一自然法，以这种方式给我们财产权，同时也对这种财产加以限制。”[19]有学者直接指出，纳税义务就是对公民基本财产权之限制。[20]第二，认定公民纳税义务的实质是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有利于解释宪法条文中无纳税义务的国家公民之纳税依据。正如前文所述，世界很多国家没有公民纳税义务条款的直接规定，但大多或者从国会的征税立法权中解释出，或者从基本权利限制条款来认定。在社会福利国家，公民财产权负有社会义务，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得 以法律限制之义务，这种义务中最主要的就是纳税义务。[21]第三，由于课税权之前提是私有财产权的存在，如税法不当或过度地课与重税，则侵犯了公民宪法上的财产权，公民可以公民财产权的不当限制为由寻求法律救济。因此，可以引入对基本权利限制之违宪审查基准，如比例原则等来保障纳税人基本权利。 但是，纳税义务作为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与宪法所规定的对公民财产权限制的条款的意涵，又有所不同。我国宪法第13条第3项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公民纳税作为一种限制，表现在抽象的意义上，其与宪法第13条的不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限制对象上，纳税义务所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是符合税法所规定的纳税主体，而本条所针对的，是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特定的财产。在限制方式上，纳税所采用的一般是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本 条所采用的一般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在限制目的上，纳税一般是出于全局利益或者国家目的的需要，而本条所指的财产权限制一般是出于特定地区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在限制的结果上，纳税是指无对价的给付，即没有直接的补偿或利益，而本条所规定的财产权限制必须依照法律的规定给与补偿。 （三）纳税义务本质的表现形态：国家税收政策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平衡 在现代市场国家和社会国家，税收既承担着筹集资金满足国家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的职能，也起着对公民社会权利的给付及国民经济调节工具的作用。而这些税收政策的制定，必须受到宪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认定纳税义务的实质是对财产权的限制，那么，由于基本权利的竞合[22]的存在，对于基本权利的核心领域、基本生活保障、人格尊严的最低限度生活资料，有免于征税的权利。因此，从宪法学角度看，对于作为基本权利限制之形式的纳税义务，必须符合基本权利限制的比例原则、保障公民基本生活权利以及禁止对财产的剥夺即财产权本质的保留等原则。 在我国宪法中，纳税是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而对于公民来说，财产权与宪法所规定的人格尊严权、经济自由权及物质帮助权等产生竞合现象，如果只依照财产权之保障范围来界定纳税依据，则公民之受益性质之经济自由权将受到侵害。公民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设定了界限。因此，要以经济自由权及生存权的保障范围，作为课税行为侵害财产权的判断标准，即生存权的最低生活水准，转换成财产权的内涵中，对抗国家征税权的侵害。也就是说，作为公民维持人性尊严的必要生活资料，应受到宪法之保障生存权竞合内容，作为国家征税权之宪法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纳税义务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形成国家财力，另一方面具有“防止国家权力侵犯其财产权的属性。”[23]因此，纳税义务的本质表现为维护税收政策和基本权利之间的平衡。 三、国家行使征税权的合宪性控制 由于纳税义务的本质是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而公共利益的认定是对公民权利限制的前提。按照德沃金的理解，将涉及到公共利益界定的问题定位为政策问题，将涉及到基本权利保障的问题定位为原则问题[24].由于对公共利益或国家目的的理解存在不确定性[⑤]，因此，对于类似的政策问题，要诉诸立法的途径予以确定，而原则的论证依赖于法院的判决。因此，对国家向公民征税的合宪性控制，主要表现为立法的控制。 （一）严格贯彻我国法律对税收立法权的具体规定，提高税收法律体系的效力层级 对于我国税收立法，我国《宪法》、《立法法》、《税收征收管理法》都作了规定。我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九条规定税收立法只能制定法律，经过法律授权，可以就某些方面制定行政法规。第十条规定，“授权决定应当明确授权的目的、范围。被授权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授权目的和范围行使该项权力。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第十一条规定，“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后，相应立法事项的授权终止。”我国的《税收征管法》第三条也对税收立法权限作了与立法法相同的规定。 但是，我国的税收立法的实际情况是，多为概括授权，授权涵义不明确、陷于空泛；授权立法超越了《立法法》所规定的属于“部分事项”的范围；税收立法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广泛存在[⑥].到目前为止，只有三部税收法律。授权有始无终，行政法规长期存在。而且，国务院实行对财政部、税务总局的再授权，违反了立法法中第十条所规定的不得再授权的规定，导致规章形式的税收占税收立法的大部分。 对于税收立法，由于直接关系到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调整，应该严格按照《立法法》的要求，健全税收立法的程序。如，对税种的设立、纳税主体、纳税客体、课税标准及税率幅度等，一定要有形式意义之法律的根据。授权立法必须明确，且具有过渡性质。由于行政机关负有追求效率和运用税收政策调节经济的职能，因此一定要处理好税收优惠措施运用中的法律的稳定性与调控政策的灵活性的关系。 （二）扩大立法参与，促进税收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由于税收主要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而立法目的的正当性及非财政目的的税收等的判断，都涉及到复杂的利益衡量。因此，扩大公民对立法工作的参与，科学立法和民主立法，促进税收立法在维护地区间、产业间、城乡间及阶层间的利益的平衡、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 平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税收在本质上是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因此，在税收立法[⑦]的过程中，可以借鉴限制公民权利限制的比例原则，来规范税收立法，做到公民权利保障与国家权力限制之间的平衡。具体来说，税收总量要量力而行，合理确定用于公共服务的预算水平。在出于环境保护、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资源性节约、鼓励出口等非财政目的的税收加重或减免等方面，要寻求手段与目的的合理关联。而在税率、税基方面，则要严格适用必要性原则、妥当性原则及狭义比例原则。 推动公民参与立法，还有赖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身的完善。首先是完善人大代表的构成，构筑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形成税收立法中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其次是落实立法听证论证会。由于行政法规、规章占我国的税收立法很大比例，因此要健全立法听证制度，通过听证，畅通利益表达渠道，科学集中各利益主体的合理需求。我国《立法法》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最后是完善预算决算的表决监督机制，加强人大代表的预算监督职能，将预算监督职能落到实处。 （三）做好税收法律的合法性审查 我国围绕税收方面的法律、行政性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审查法律体系。按照这些法律程序的要求实施涉税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基本符合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确保税收法律的合宪性的要求。 我国《立法法》规定了完备的规范备案审查程序。《立法法》第九十条对提请法规审查的主体，明确为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行政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报国务院备案、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应当报授权决定规定的机关备案等。为了贯彻《立法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国家税务总局又制定了更为具体的操作程序。2000年10月16日，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委员长会议通过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简称《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2005年12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委员长会议对《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进行了修订，规定，专门委员会认为备案的法规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主动进行审查。2001年12月14日国务院令第337号公布，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法规规章备案条例》对地方性法规和部门及地方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做了详细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于2005年12月16日印发了《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试行），对省及省以下各级税务机关制定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查、和备案审查工作，作了具体的规定。如此严格的立法备案程序，其目的就是将享有征税权的行政主体限制在宪法范围内活动，限制其随意擅设税种，确保税收立法符合宪法规定。 当然，从立法技术来看，以上规范性文件都突出地体现了对纳税相对人权利的尊重，为切实保障公民财产权，对公民的参政权、知情权等权利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基础。但是，这些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还存在很多需要完善的环节，特别是对税收执行中的异议处理制度与责任追究机制还有待进一步加以完善。 [①] 德国租税通则第三条第一项第一句对税的法律定义是：“公法团体，以收入为目的，对所有该当法律给付义务之构成要件者，课征无对价之金钱给付。”转引自黄俊杰：《宪法税概念与税条款》，传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1页。 [②] 具有代表性的教材有法学教材编辑部《宪法学》教材编写组：《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周叶中主编《宪法》，法律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刘茂林：《中国宪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③]从税法的实际制定机关看，除少数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法律外，大多数是通过行政法规及国务院批准的财政部、税务总局规章。因此，也不能用狭义法律和广义法律或者形式法律和实质法律加以区分，因为在我国单一制国家，税权只存在于中央国家机关，地方没有独立的税收立法权。 [④] 也有学者认为，很多国家的宪法没有规定公民的义务条款，对公民义务的承担，不以宪法是否列举为限度 。否则难以解释宪法没有公民义务条款的国家公民承担的纳税、服兵役等义务的原因。这与国家的立法模式有关，一般来说，大陆法国家，对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都采取完全列举的方式，而奉行自然法的国家，宪法并不完全列举公民权利和公民义务。其对公民义务的确定，大多通过国家税收权力中推导出来。 [⑤] 这种公共利益应该是客观的，存在于宪法条文所形成的价值中，也受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论、意识形态等的影响。因此，需要通过控制立法的途径，在程序的意义上使这种宪法价值法律化，将公共利益具体化。 [⑥] 据统计，现行的税法体系看，有效的税收法律有3部，行政法规有30多部，行政规章有50多部。 [⑦]税收立法既包含税收总量的确定，也包含新税种的设立和税率的形成。 -------------------------------------------------------------------------------- 张守文。税法原理（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 葛克昌。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上）[J].台大法学论丛，19（1）：155-177. 查尔斯。K.罗利。财产权与民主的限度[M].刘晓峰，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7. 胡怡建。税收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22. 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31；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46. 史蒂芬。霍尔姆斯。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M].毕竞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3. 李刚，周俊琪。从法解释的角度看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与税收法定主义—与刘剑文、熊伟二学者商榷[J].税务研究，2006（9）：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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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葛克昌。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上）[J].台大法学论丛。29（1）：155-177. [12] 赫菲尔德。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J].陈端洪，译。环球法律评论。2007（3）：114-120. [13] 葛克昌。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上）[J].台大法学论丛。19（1）：155-177. [14] 郭德厚。基本义务之研究[D].中正大学硕士论文。2004. [15] 李勇。宪法义务规范研究[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6（10）：16-22. [16] 葛克昌。国家学与国家法 [M].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12. [17] 葛克昌。国家学与国家法 [M]. 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45. [18] 朱孔武。基本义务的宪法学议题[J].广东社会科学。2008（1）：194-200. [19] 洛克。政府论（下）[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0. [20] 葛克昌。国家学与国家法 [M]. 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64. [21] 葛克昌。国家学与国家法 [M]. 台北：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6：82. [22] 黄俊杰。税捐基本权[J].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33（2）：93-135. [23] 韩大元。宪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36. [24] 罗纳德。德沃金。原则问题[M].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90.

税法的意义与作用篇9

关键字: 税收法律关系,债权债务关系,所有权绝对原则,所有权之社会化

一:引言

公共力量必须有一个适当的人来把它(法律)结合在一起,并使它按照公意的指示而活动;它可以充当国家与者之间的联系,他对公共人格所起的作用很像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对一个人起的作用那样1 . 这就是国家之所以要有政府的理由;政府和者往往被人混淆,其实政府只不过是者的执行人2.

二:税收法律关系

在1919年德国已在其《税收通则》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律关系为债法关系时3,我国传统税法,仍强调税法是“强制地” 、“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之法,其主要功能在于敛财,即确保国家财政收入一定数额之获得,对纳税人权利之保护却置于次要地位,也就无从谈起债法上之债权债务关系了。其结果导致“税法得以借国家政治权力,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恣意侵犯纳税人的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利),以致(征税)权力超越了本应作为其本源的(纳税人的)权利,并异化而为权利的对立面”4.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法是一种‘侵犯’纳税人财产权利的‘侵权法’;其与以‘维护(财产)权利’为宗旨的私法-‘维权法’自然形成对抗,而无从加以联系”5.其中原由,我认为是中国人对法律关系重要内容的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概念之混沌。作为法律关系核心内容的“权利”与“权力”概念之区分始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在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权力”是一国之公民因要在社会之自由而赋予执行者的它们一小部分“权利”之集合。故“权利”为母,“权力”为子。故权利本位之思想在西方根深蒂固。一直都喊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任何补偿的。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6耶林也在“为权利而斗争”中以“权利与人格结为一体之时,不问是哪一种权利,均不能计算价值之多少。”7呼唤权利之重要性。

在税权越来越带有公权力气味,而有侵犯私权之神圣领地之虞时,西方制定了“税收法定原则”,其价值不亚于,贝卡里亚所创制的“刑罚法定原则”8,甚至被认为“在近代法治主义的确立上,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9所以,税法亦为“维权法”。“若为‘维权法’,则当有依法治国之实质在税收领域‘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体现,纳税人于是成为依法治税的主体,而税权和税吏才是依法治税的首要对象。”10而该所依之“法”是“维权”抑或“侵权”,全在于是否遵守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是指,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其具体内容包括税种法定原则、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

现行西方诸国都自封为“租税国家” 11.究其原因,国家财政收入依赖税收,对于纳税者以其自由交换而产生收益,再由国家通过征税“分享”之,所以,“国家自己不必取得公有财产或经济公营事业,财产与营业得以完全私有,国民之纳税义务本质上是其营业自由与职业自由之对价。没有纳税义务,就不可能有经济自由。”12其实,现代国家之“租税国”性质,早在卢梭那里就已有体现,他认为:“在全世界的一切政府中,公家都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那么,他们所消费的资料从何而来?那就是自其成员的劳动。正是个人的剩余,才提供了公家的所需。”13人民(通过代议机关)与国家达成意思表示一致,从而订立一份默示契约,一国之民转让自己的部分财产权利以构成国家之财政收入,从而供国家组织“公共服务”或提供“公共产品”之所需;国家与人民之间由此建立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人民因纳税,即对税收债务的偿付,从而获得要求并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国家因征税,即因税收债权的满足,也就同时负有提供与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义务。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总体思想为,税之关系为债法上之债权债务平等关系,而非公法之命令与服从从属关系。

2:而在中国往往“强调义务为本位,权利处于次要之地位。”14此中原因众说纷纭,但我想其思想之基点在于对中国对传统之世袭。“因中国是一个大国,求便于统一,顾不得不保留一举国共戴的政治领袖及皇帝。又因无法运用民意来公选,因此皇位不得不世袭”15.我想此中对王权的依赖与顺从注定了人思想对于私权的清淡之观念。人需要的是普渡众生之神权力量,而非自身之改造。这就注定了中国的主流思想之命令与服从关系。如民法之“以刑代民”,“行政法之”官法“思想”16.故,这种思想也影响到现今人们。如我国对税收的概念强调两个“地”,即“强制地”,“无偿地”17.

“强制性”还有其可说之理,因为,首先,政府是为广大公民之公共利益,而采取这种措施。这种行为对于纳税人而言,其喜欢也好,还是憎恶也好,只要是一国之公民必要纳税。因为,公民的纳税之款,最后还是通过国家之宏观调控而让公民本身获益。依法理来说,纳税人这种权利的给予,仅仅是让政府作为其代管人做好更有效,宏观的调整。其次,国家这种行为之行使也具有法理依据。因为政府的权力是一国公民权利的一小部分赋予的集合,故,如果公民让政府代表自身行使一些作为人而很难实现的任务,那么,国家也有权力征税。所以,“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关系的话”18,纳税人的这种纳税义务是对等于纳税人享受国家公共服务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国家之征税权力对等于其服务公共的义务。故,此种“强制性”之征税者的税权基础,从国际法之国家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即“独立权、平等权、自保权和管辖权”19来看,为其中管辖权之具体表现,“从国内法来看,国家的税权包括税收权力与税收权利前者是国家的征税权,后者是国家的税收债权。”20“强制性”之征税者的税权基础为国家的征税权之具体表现。故,国家征税之“强制性”已为广泛国家采纳之。

但,其“无偿性”有待探讨。因为,“无偿性”之过分强调恰恰强化了征税者之税权,而淡化了纳税者之税权,使后者之税权无法之依据。“若从现代税法体现的人权意识出发,税法不单纯是税务机关行使征税权的根据即‘征税之法’,更重要的是,税法是保障纳税者基本权利的、旨在对抗征税权滥用的‘权利之法’。”21每一项权利之行使都对应其应承担之义务,但,我国法律只强调了弱者的义务。22“无偿”强调的是单方面之权力,而征税者能否履行其义务是无人

究问了。由于税收收入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是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在我国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国家,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都在90%以上,这决定了税收在财政中是占有非常重要之地位。近年,我国的税收收入已占财政收入的95%左右。但,此不等于此种征税为无义务之行为,恰恰,比重已达到95%以上就更应强调国家或政府的主要职能和任务为提供公共物品,从广义上说,不只是传统的纯公共物品和一部分准公共物品需要由国家来提供,而且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平竞争环境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制度建设、立法和司法等也都可归入公共物品之列。这是维持政权存续所必须的。这种“无偿性”的根源在于认为税收法律关系乃一种权力义务关系,权力关系说认为税的发生是以税收机关的行政行为为前提的,即行为之主体就立为不平等的地位。“它导致对纳税者的权利的保护的不力,并,把税法理解为保障征税权力运做的法律,税法的内容由此也基本上以程序法为主”23 ,而缺乏对于纳税者权利保护之实体内容。故,我认为我国应尽早确立征税之“有偿性”,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

3:总言之,我国在定制新的税收法律关系方面,有宏观与微观两种手段。

在宏观之整体上,应强调一国作为“租税国”之立场。“现代国家既为法治国,必同时为租税国。”24强调此点是因为,“租”所对应的是“纳”,这意味着“当取之于民时,绝对不应该因为国家想象上的需要而排除国民实际上的需要”25,故,我国家应实行的“租税国”之手段是,在放弃由自己占有并经营财产以获得收益(财政收入)、即所谓“所有者国家或企业主国家”角色之同时,也通过税法制度“分享”私人经济主体的经济收益以维持国用;而私人经济主体欲安全享有其财产,并通过自由经济体制加以经营盈利,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纳税,以获得国家的保护。

在微观之调整上,应尽早确立债权债务关系。如海扎尔所述“税法是与私法相衔接的公法,课税的构成要件与民法的概念形式联系,为此原则上应从租税概念与私法概念相一致立场解释税法。”26此种理论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标志着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力之内容渐渐淡化,从此,纳税者之地位渐渐提高,使其权利之保障有法理之依据。目前,我们国家的税收之征管法与其他若干税收之实体法,对债权债务关系之态度讳莫如深。“从所得税法与增值税法的一些用语来看,似乎采用为债权债务关系,因为,根据这些法律,纳税人纳税义务之发生不以税务机关之行政行为为前提。但,从对纳税人保护来看,很难说我国之税收乃基于对纳税人之充分尊重而产生。”27故,我国应确立政府征税者与纳税者之间的债之权利义务关系,认为此种契约(合同)为合同法中“继续性合同”,其履行不在于一时,而是深入到纳税者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此种立法不仅保护了纳税者的权利,而且,也让政府意识到,政府之征收税款不为天经地义,而是相伴着它的对于公共服务的履行义务。

三:税法私法化之步骤

如上所述,税权私法化之终极实现是确立税收法律关系之债权债务关系,但其法律关系之实现需有一定之手段。我认为就只需采用一个步骤,也是最重要的步骤,它影响并支配着其他制度之实现。那就是确立“所有权绝对原则”与“所有权之社会化”有机结合之制度。

1:制定并宣传“所有权绝对原则”。

1804年,“所有权绝对原则”28在《法国民法典》首次以民法典之形式确认了下来,该原则从此被其后各国民法典奉为金科玉律而为效仿,成为私人从事经济交易之前提之一,成为享有交易物之所有权的重要保障,与“契约自由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成为现代民法至三大原则。

“所有权绝对原则”是对于私法上之“平等自由”的具体成文内容之体现。“自由”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卢梭也说过“下贱的奴隶们则带着讥讽的神情在嘲笑着自由这个名词。”29这时,有人会问,两百年前制定的原则并且被现代民法教科书一再宣扬,何必现在再一次提倡?

但,我想说对于一个国家“传统”与“习惯”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这种“传统”这种“习惯”徘徊于道德领域,无涉及人之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如:中华传统节日),那么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是与政治,法律相联系,那就要考虑此种“传统”、“习惯”符不符合现行人类社会之发展。中国是有这两千年悠久王权历史的大国,此“大”不仅在于疆域,更重要的为人口,更确切的说是众人之思想。因为纵观中国历史,疆域之大小未深刻影响众民之思想。元朝铁骑奔向多瑙河畔,其疆土之辽阔无国能及,但其蒙古族思想,只为昙花一现,无多大影响。但儒家思想时至今日仍或多或少影响着华夏大地。这些思想中当然不可排除“王权思想”。今日之“王权思想”从平民对于官员之或多或少的卑恭情形中可见一斑。这种封建传统思想大大束缚着“所有权绝对原则”在民众之中的传播。

一国之治理可有两种方式:“从下往上”、“从上往下”。前者指实现方式多为思想家们(当然有法学家)的呼吁,并引起众民之响应,而后通过立法机关影响其政府,但此方式当然在目前的中国行不通。因为,第一,我们的传统就是命令与顺从,虽在现实淡化不少,但还有余力;第二,我们真正能称之为思想家的群体还未建成;第三,民众之素质远未达到能够响应思想家们的呼吁之水平。所以,我们的可行方式只有后者。那么,如何以“从上往下”之方式,让“所有权绝对原则”之奇葩绚丽绽放呢?那只能是靠法律明确此种原则,虽以英美法系之形成来看,法律来自“传统”与“习惯”30,但,如同事物有两方面一样,“法律也有助于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性格’的形成。”31

但,如同发不出音的口是一种摆设一样,需要有宣传之力与之互补,而且,我认为宣传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很多法律只重于其制定,而未充分发挥其法对于全国之影响,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宣传不力。宣传之重要性有两点:1,宣传最重要一点,可在最大范围内普及一部法律。2,宣传侧面上给予公众一信息,国家拥护此法之实行,当然也是一种国家自身主动去保护法律规定之义务,消除其传统上对权利保护之不情愿的印象的信息。因为,“无政府意味着无权利”32.

故,只有确立“所有权绝对原则”之前提条件,才可确立税法之私法化。因为,这样税法才可称为趋向私法的公法。如此一看,税法与私法实为殊途同归,私法为对私人所有权之确认和保障,那么,“所有权绝对原则”可促使税法私法化,保证税收法律关系成为债之权利义务关系,限制公法之滥用。让国家征税之时有一种意识,1,公民之所有权之客体不可随意征收,2,其征收之税乃众人让渡所有权为前提。

2:“所有权之社会化”辅助“所有权绝对原则”

“所有权之社会化”绝对不是对于“所有权绝对原则 ”之否定。时至今日,法律思想已从个人本位进入社会本位,故,“‘所有权绝对原则’也已带有‘所有权之社会化’之内容。”33

征税之基础就在于在充分确认与保障“所有权绝对原则”之基础上,政府已债之方式获得公民之部分所有权用于公共保障方面,而且,此种纳税行为是,一国之民,作为拥有此国籍之人而为的必要行为,因为,国籍意味着此人代表着此国,所谓“无代表,不纳税”34,反之亦然。“所有权之社会化”确认了债之关系上的征税之正当性。

确认“所有权之社会化”有两大益处。1:对于纳税者而言,可将消除因“所有权绝对原则”而产生的消极影响。“所有权之社会化”将转变传统的纳税乃消极义务之思想,让每个人意识到作为社会之一员纳税是无可厚非的,因为纳税之行为受益的还是纳税者。2:对于征税者而言,可更好的做好公共保障方面之宏观调控。因为,如王泽鉴先生所述“损害赔偿补偿制度”,可分三种:第一,侵权行为法;第二,无过失补偿;第三,社会安全保障。35而,后两种都为公力救济,这种救济制度之实现前提主要依赖政府之税收。无税收或税收不力之政府就无能力保护一国之民的权利。因为“权利依赖于政府,这必带来一个逻辑上的后果:权利需要钱,没有公共资助和公共支持,权利就不能获得保护和实施。”36这种公共资助和公共支持的前提条件为政府之税收。政府首先需要通过税收获得钱财,然后明知而负责任地引导这些钱的使用。

综上所述,“所有权绝对原则”是对于税收法律关系成为债之权利义务关系之前提条件,因为确立“所有权绝对原则”才可扼制政府之公权力的滥用,使“税收法定原则”真正发挥其作为原则在税收当中的指导作用。而“所有权之社会化”对于“所有权绝对原则”之辅助是,在确立“税收法定原则”之基础上,使政府更好的开展税收工作,并时刻警示于政府征税者必有服务之义务。让政府以税收之钱财,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四:税法之私法化的意义。

税收法律关系中广义之征税客体为“商品、所得和财产。”37而在私法中此为私法调整之对象,即私法之客体,并为私法所保护。这固然使“税法与私法之间实有内在而广泛的关系存在,二者皆可由此互相渗透。”38故我想,税法之私法化即对于税收法律关系中债权债务关系之确立,必将会在理论与实践中起着重要的意义。

1:理论之意义。

新中国,人之思想被两种意思形态所统治。一为,中国传统之王权思想,所强调的是,一种统治与依赖、命令与顺从。虽,现今之中国此种思想淡化不少,但仍有影响。二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强调的是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中国大陆现代五十年,马克思主义思想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如同“死去的总要纠缠住活着的,活着的从未能摆脱掉死去的”39一样,两种思想相互交融,影响着中国人。前者强调的是“王者权力”,后者强调的是“国家权力”,两种思想之相辅相成在税收方面的影响为,必然导致过分强调纳税人之义务的现象之出现。40

税收私法化之强调,所引申的是政府与纳税者之间的税收法律关系乃基于契约关系而产生,是意思表示一致之产物。人民有纳税义务之同时,也有接受公共服务之权利,国家有征税权力之同时,有提供公共服务之义务。此乃一种双向法律关系,其中反映的为“交换”、“对价”和“权利义务对等”等来源于私法之观念,体现了纳税人权利为租税国权力之本源与基础之实质,贯穿始终的则是以“自由、平等与权利”为内涵的“契约精神”。

2:实践之意义。

在实践中,税法私法化有以下意义。

第一,对于法律关系,确立税收法律关系之债权债务关系的发生、变更与撤销制度。长期以来,税收发生之表现为税务机关之行为,而此种行为一向认为是行政行为。税法之私法化可认为此种行为为民事合同行为,税收法律关系完全可以以债法调整之。

第二,对于纳税者,信赖利益之保护。信赖利益为“缔约人信赖合同有效成立,但因法定事由之发生,致使合同不成立、无效、不被追认或被撤销等而造成之损失。41私法是非常重视信赖利益之保护,而税法却特别强调”税收法定主义“。长期以来,当税务机关错误之表态造成纳税人之损失时,不能够由此变更纳税人应交之税,也不能由此补偿纳税人之损失。故,税法私法化之债权债务之确立,会引来税收法律关系中对于双方之信赖利益之保护,特别是对纳税人而言,其利益之保护有债法之依据。

第三,对于征税者,在税收保全制度中代位权与撤销权之确立。我国税收保全有四种措施:1,责令其先缴纳税款;2,责成提供纳税担保;3,通知冻结等额存款;4,扣押查封等额财产。42从中可看出未有合同法中之代位权与撤销权。债权人代位权为“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而害及债权人的债权时,可以自己的名义代为行使债务人对第三人职权的权利。”债权人撤销权为“债权人对与债务人所谓的危害债券的行为,可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43税法之私法化可让税法借鉴债法中之代位权与撤销权制度,确保征税之完全。

总结:从中可看到税法之私法化对于税法不无裨益。但理论之思想要成为现实之实行困难重重。但我愿用培根的一句话作为论文之结语。“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情,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他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44

参考文献

1 见迪卡尔着:《灵魂感情论》 第一部。

2 见卢梭着:《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何武译 p76。

3 见德国《税收通则》。

4 见漆多俊着:《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5 见李刚着:《税法与私法关系谈源》。

6 见卢梭着:《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何兆武译 p16。

7 见王泽鉴着:《民法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p6。

8 见贝卡里亚着:《论犯罪与刑罚》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黄风译 p125。

税法的意义与作用篇10

关键字： 税收法律关系，债权债务关系，所有权绝对原则，所有权之社会化

一：引言

公共力量必须有一个适当的人来把它（法律）结合在一起，并使它按照公意的指示而活动；它可以充当国家与主权者之间的联系，他对公共人格所起的作用很像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对一个人起的作用那样1 . 这就是国家之所以要有政府的理由；政府和主权者往往被人混淆，其实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2.

二：税收法律关系

在1919年德国已在其《税收通则》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律关系为债法关系时3，我国传统税法，仍强调税法是“强制地” 、“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之法，其主要功能在于敛财，即确保国家财政收入一定数额之获得，对纳税人权利之保护却置于次要地位，也就无从谈起债法上之债权债务关系了。其结果导致“税法得以借国家政治权力，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恣意侵犯纳税人的权利（主要是财产权利），以致（征税）权力超越了本应作为其本源的（纳税人的）权利，并异化而为权利的对立面”4.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法是一种‘侵犯’纳税人财产权利的‘侵权法’；其与以‘维护（财产）权利’为宗旨的私法-‘维权法’自然形成对抗，而无从加以联系”5.其中原由，我认为是中国人对法律关系重要内容的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概念之混沌。作为法律关系核心内容的“权利”与“权力”概念之区分始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在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认为“权力”是一国之公民因要在社会之自由而赋予执行者的它们一小部分“权利”之集合。故“权利”为母，“权力”为子。故权利本位之思想在西方根深蒂固。一直都喊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任何补偿的。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6耶林也在“为权利而斗争”中以“权利与人格结为一体之时，不问是哪一种权利，均不能计算价值之多少。”7呼唤权利之重要性。

在税权越来越带有公权力气味，而有侵犯私权之神圣领地之虞时，西方制定了“税收法定原则”，其价值不亚于，贝卡里亚所创制的“刑罚法定原则”8，甚至被认为“在近代法治主义的确立上，起到了先导的和核心的作用。”9所以，税法亦为“维权法”。“若为‘维权法’，则当有依法治国之实质在税收领域‘依法治（税）权，依法治（税）吏’的体现，纳税人于是成为依法治税的主体，而税权和税吏才是依法治税的首要对象。”10而该所依之“法”是“维权”抑或“侵权”，全在于是否遵守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是指，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其具体内容包括税种法定原则、税收要素确定原则和程序法定原则。

现行西方诸国都自封为“租税国家” 11.究其原因，国家财政收入依赖税收，对于纳税者以其自由交换而产生收益，再由国家通过征税“分享”之，所以，“国家自己不必取得公有财产或经济公营事业，财产与营业得以完全私有，国民之纳税义务本质上是其营业自由与职业自由之对价。没有纳税义务，就不可能有经济自由。”12其实，现代国家之“租税国”性质，早在卢梭那里就已有体现，他认为：“在全世界的一切政府中，公家都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那么，他们所消费的资料从何而来？那就是自其成员的劳动。正是个人的剩余，才提供了公家的所需。”13人民（通过代议机关）与国家达成意思表示一致，从而订立一份默示契约，一国之民转让自己的部分财产权利以构成国家之财政收入，从而供国家组织“公共服务”或提供“公共产品”之所需；国家与人民之间由此建立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人民因纳税，即对税收债务的偿付，从而获得要求并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国家因征税，即因税收债权的满足，也就同时负有提供与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义务。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总体思想为，税之关系为债法上之债权债务平等关系，而非公法之命令与服从从属关系。

2：而在中国往往“强调义务为本位，权利处于次要之地位。”14此中原因众说纷纭，但我想其思想之基点在于对中国对传统之世袭。“因中国是一个大国，求便于统一，顾不得不保留一举国共戴的政治领袖及皇帝。又因无法运用民意来公选，因此皇位不得不世袭”15.我想此中对王权的依赖与顺从注定了人思想对于私权的清淡之观念。人需要的是普渡众生之神权力量，而非自身之改造。这就注定了中国的主流思想之命令与服从关系。如民法之“以刑代民”，“行政法之”官法“思想”16.故，这种思想也影响到现今人们。如我国对税收的概念强调两个“地”，即“强制地”，“无偿地”17.

“强制性”还有其可说之理，因为，首先，政府是为广大公民之公共利益，而采取这种措施。这种行为对于纳税人而言，其喜欢也好，还是憎恶也好，只要是一国之公民必要纳税。因为，公民的纳税之款，最后还是通过国家之宏观调控而让公民本身获益。依法理来说，纳税人这种权利的给予，仅仅是让政府作为其代管人做好更有效，宏观的调整。其次，国家这种行为之行使也具有法理依据。因为政府的权力是一国公民权利的一小部分赋予的集合，故，如果公民让政府代表自身行使一些作为人而很难实现的任务，那么，国家也有权力征税。所以，“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关系的话”18，纳税人的这种纳税义务是对等于纳税人享受国家公共服务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国家之征税权力对等于其服务公共的义务。故，此种“强制性”之征税者的税权基础，从国际法之国家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即“独立权、平等权、自保权和管辖权”19来看，为其中管辖权之具体表现，“从国内法来看，国家的税权包括税收权力与税收权利前者是国家的征税权，后者是国家的税收债权。”20“强制性”之征税者的税权基础为国家的征税权之具体表现。故，国家征税之“强制性”已为广泛国家采纳之。

但，其“无偿性”有待探讨。因为，“无偿性”之过分强调恰恰强化了征税者之税权，而淡化了纳税者之税权，使后者之税权无法之依据。“若从现代税法体现的人权意识出发，税法不单纯是税务机关行使征税权的根据即‘征税之法’，更重要的是，税法是保障纳税者基本权利的、旨在对抗征税权滥用的‘权利之法’。”21每一项权利之行使都对应其应承担之义务，但，我国法律只强调了弱者的义务。22“无偿”强调的是单方面之权力，而征税者能否履行其义务是无人究问了。由于税收收入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是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在我国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国家，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都在90%以上，这决定了税收在财政中是占有非常重要之地位。近年，我国的税收收入已占财政收入的95%左右。但，此不等于此种征税为无义务之行为，恰恰，比重已达到95%以上就更应强调国家或政府的主要职能和任务为提供公共物品，从广义上说，不只是传统的纯公共物品和一部分准公共物品需要由国家来提供，而且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公平竞争环境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制度建设、立法和司法等也都可归入公共物品之列。这是维持政权存续所必须的。这种“无偿性”的根源在于认为税收法律关系乃一种权力义务关系，权力关系说认为税的发生是以税收机关的行政行为为前提的，即行为之主体就立为不平等的地位。“它导致对纳税者的权利的保护的不力，并，把税法理解为保障征税权力运做的法律，税法的内容由此也基本上以程序法为主”23 ，而缺乏对于纳税者权利保护之实体内容。故，我认为我国应尽早确立征税之“有偿性”，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

3：总言之，我国在定制新的税收法律关系方面，有宏观与微观两种手段。

在宏观之整体上，应强调一国作为“租税国”之立场。“现代国家既为法治国，必同时为租税国。”24强调此点是因为，“租”所对应的是“纳”，这意味着“当取之于民时，绝对不应该因为国家想象上的需要而排除国民实际上的需要”25，故，我国家应实行的“租税国”之手段是，在放弃由自己占有并经营财产以获得收益（财政收入）、即所谓“所有者国家或企业主国家”角色之同时，也通过税法制度“分享”私人经济主体的经济收益以维持国用；而私人经济主体欲安全享有其财产，并通过自由经济体制加以经营盈利，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纳税，以获得国家的保护。

在微观之调整上，应尽早确立债权债务关系。如海扎尔所述“税法是与私法相衔接的公法，课税的构成要件与民法的概念形式联系，为此原则上应从租税概念与私法概念相一致立场解释税法。”26此种理论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标志着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力之内容渐渐淡化，从此，纳税者之地位渐渐提高，使其权利之保障有法理之依据。目前，我们国家的税收之征管法与其他若干税收之实体法，对债权债务关系之态度讳莫如深。“从所得税法与增值税法的一些用语来看，似乎采用为债权债务关系，因为，根据这些法律，纳税人纳税义务之发生不以税务机关之行政行为为前提。但，从对纳税人保护来看，很难说我国之税收乃基于对纳税人之充分尊重而产生。”27故，我国应确立政府征税者与纳税者之间的债之权利义务关系，认为此种契约（合同）为合同法中“继续性合同”，其履行不在于一时，而是深入到纳税者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此种立法不仅保护了纳税者的权利，而且，也让政府意识到，政府之征收税款不为天经地义，而是相伴着它的对于公共服务的履行义务。

三：税法私法化之步骤

如上所述，税权私法化之终极实现是确立税收法律关系之债权债务关系，但其法律关系之实现需有一定之手段。我认为就只需采用一个步骤，也是最重要的步骤，它影响并支配着其他制度之实现。那就是确立“所有权绝对原则”与“所有权之社会化”有机结合之制度。

1：制定并宣传“所有权绝对原则”。

1804年，“所有权绝对原则”28在《法国民法典》首次以民法典之形式确认了下来，该原则从此被其后各国民法典奉为金科玉律而为效仿，成为私人从事经济交易之前提之一，成为享有交易物之所有权的重要保障，与“契约自由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成为现代民法至三大原则。

“所有权绝对原则”是对于私法上之“平等自由”的具体成文内容之体现。“自由”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卢梭也说过“下贱的奴隶们则带着讥讽的神情在嘲笑着自由这个名词。”29这时，有人会问，两百年前制定的原则并且被现代民法教科书一再宣扬，何必现在再一次提倡？

但，我想说对于一个国家“传统”与“习惯”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这种“传统”这种“习惯”徘徊于道德领域，无涉及人之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如：中华传统节日），那么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是与政治，法律相联系，那就要考虑此种“传统”、“习惯”符不符合现行人类社会之发展。中国是有这两千年悠久王权历史的大国，此“大”不仅在于疆域，更重要的为人口，更确切的说是众人之思想。因为纵观中国历史，疆域之大小未深刻影响众民之思想。元朝铁骑奔向多瑙河畔，其疆土之辽阔无国能及，但其蒙古族思想，只为昙花一现，无多大影响。但儒家思想时至今日仍或多或少影响着华夏大地。这些思想中当然不可排除“王权思想”。今日之“王权思想”从平民对于官员之或多或少的卑恭情形中可见一斑。这种封建传统思想大大束缚着“所有权绝对原则”在民众之中的传播。

一国之治理可有两种方式：“从下往上”、“从上往下”。前者指实现方式多为思想家们（当然有法学家）的呼吁，并引起众民之响应，而后通过立法机关影响其政府，但此方式当然在目前的中国行不通。因为，第一，我们的传统就是命令与顺从，虽在现实淡化不少，但还有余力；第二，我们真正能称之为思想家的群体还未建成；第三，民众之素质远未达到能够响应思想家们的呼吁之水平。所以，我们的可行方式只有后者。那么，如何以“从上往下”之方式，让“所有权绝对原则”之奇葩绚丽绽放呢？那只能是靠法律明确此种原则，虽以英美法系之形成来看，法律来自“传统”与“习惯”30，但，如同事物有两方面一样，“法律也有助于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性格’的形成。”31

但，如同发不出音的口是一种摆设一样，需要有宣传之力与之互补，而且，我认为宣传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很多法律只重于其制定，而未充分发挥其法对于全国之影响，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宣传不力。宣传之重要性有两点：1，宣传最重要一点，可在最大范围内普及一部法律。2，宣传侧面上给予公众一信息，国家拥护此法之实行，当然也是一种国家自身主动去保护法律规定之义务，消除其传统上对权利保护之不情愿的印象的信息。因为，“无政府意味着无权利”32.

故，只有确立“所有权绝对原则”之前提条件，才可确立税法之私法化。因为，这样税法才可称为趋向私法的公法。如此一看，税法与私法实为殊途同归，私法为对私人所有权之确认和保障，那么，“所有权绝对原则”可促使税法私法化，保证税收法律关系成为债之权利义务关系，限制公法之滥用。让国家征税之时有一种意识，1，公民之所有权之客体不可随意征收，2，其征收之税乃众人让渡所有权为前提。

2：“所有权之社会化”辅助“所有权绝对原则”

“所有权之社会化”绝对不是对于“所有权绝对原则”之否定。时至今日，法律思想已从个人本位进入社会本位，故，“‘所有权绝对原则’也已带有‘所有权之社会化’之内容。”33

征税之基础就在于在充分确认与保障“所有权绝对原则”之基础上，政府已债之方式获得公民之部分所有权用于公共保障方面，而且，此种纳税行为是，一国之民，作为拥有此国籍之人而为的必要行为，因为，国籍意味着此人代表着此国，所谓“无代表，不纳税”34，反之亦然。“所有权之社会化”确认了债之关系上的征税之正当性。

确认“所有权之社会化”有两大益处。1：对于纳税者而言，可将消除因“所有权绝对原则”而产生的消极影响。“所有权之社会化”将转变传统的纳税乃消极义务之思想，让每个人意识到作为社会之一员纳税是无可厚非的，因为纳税之行为受益的还是纳税者。2：对于征税者而言，可更好的做好公共保障方面之宏观调控。因为，如王泽鉴先生所述“损害赔偿补偿制度”，可分三种：第一，侵权行为法；第二，无过失补偿；第三，社会安全保障。35而，后两种都为公力救济，这种救济制度之实现前提主要依赖政府之税收。无税收或税收不力之政府就无能力保护一国之民的权利。因为“权利依赖于政府，这必带来一个逻辑上的后果：权利需要钱，没有公共资助和公共支持，权利就不能获得保护和实施。”36这种公共资助和公共支持的前提条件为政府之税收。政府首先需要通过税收获得钱财，然后明知而负责任地引导这些钱的使用。

综上所述，“所有权绝对原则”是对于税收法律关系成为债之权利义务关系之前提条件，因为确立“所有权绝对原则”才可扼制政府之公权力的滥用，使“税收法定原则”真正发挥其作为原则在税收当中的指导作用。而“所有权之社会化”对于“所有权绝对原则”之辅助是，在确立“税收法定原则”之基础上，使政府更好的开展税收工作，并时刻警示于政府征税者必有服务之义务。让政府以税收之钱财，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四：税法之私法化的意义。

税收法律关系中广义之征税客体为“商品、所得和财产。”37而在私法中此为私法调整之对象，即私法之客体，并为私法所保护。这固然使“税法与私法之间实有内在而广泛的关系存在，二者皆可由此互相渗透。”38故我想，税法之私法化即对于税收法律关系中债权债务关系之确立，必将会在理论与实践中起着重要的意义。

1：理论之意义。

新中国，人之思想被两种意思形态所统治。一为，中国传统之王权思想，所强调的是，一种统治与依赖、命令与顺从。虽，现今之中国此种思想淡化不少，但仍有影响。二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强调的是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中国大陆现代五十年，马克思主义思想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如同“死去的总要纠缠住活着的，活着的从未能摆脱掉死去的”39一样，两种思想相互交融，影响着中国人。前者强调的是“王者权力”，后者强调的是“国家权力”，两种思想之相辅相成在税收方面的影响为，必然导致过分强调纳税人之义务的现象之出现。40

税收私法化之强调，所引申的是政府与纳税者之间的税收法律关系乃基于契约关系而产生，是意思表示一致之产物。人民有纳税义务之同时，也有接受公共服务之权利，国家有征税权力之同时，有提供公共服务之义务。此乃一种双向法律关系，其中反映的为“交换”、“对价”和“权利义务对等”等来源于私法之观念，体现了纳税人权利为租税国权力之本源与基础之实质，贯穿始终的则是以“自由、平等与权利”为内涵的“契约精神”。

2：实践之意义。

在实践中，税法私法化有以下意义。

第一，对于法律关系，确立税收法律关系之债权债务关系的发生、变更与撤销制度。长期以来，税收发生之表现为税务机关之行为，而此种行为一向认为是行政行为。税法之私法化可认为此种行为为民事合同行为，税收法律关系完全可以以债法调整之。

第二，对于纳税者，信赖利益之保护。信赖利益为“缔约人信赖合同有效成立，但因法定事由之发生，致使合同不成立、无效、不被追认或被撤销等而造成之损失。41私法是非常重视信赖利益之保护，而税法却特别强调”税收法定主义“。长期以来，当税务机关错误之表态造成纳税人之损失时，不能够由此变更纳税人应交之税，也不能由此补偿纳税人之损失。故，税法私法化之债权债务之确立，会引来税收法律关系中对于双方之信赖利益之保护，特别是对纳税人而言，其利益之保护有债法之依据。

第三，对于征税者，在税收保全制度中代位权与撤销权之确立。我国税收保全有四种措施：1，责令其先缴纳税款；2，责成提供纳税担保；3，通知冻结等额存款；4，扣押查封等额财产。42从中可看出未有合同法中之代位权与撤销权。债权人代位权为“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而害及债权人的债权时，可以自己的名义代为行使债务人对第三人职权的权利。”债权人撤销权为“债权人对与债务人所谓的危害债券的行为，可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43税法之私法化可让税法借鉴债法中之代位权与撤销权制度，确保征税之完全。

总结：从中可看到税法之私法化对于税法不无裨益。但理论之思想要成为现实之实行困难重重。但我愿用培根的一句话作为论文之结语。“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情，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他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44

参考文献

1 见迪卡尔著：《灵魂感情论》 第一部。

2 见卢梭著：《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何武译 p76。

3 见德国《税收通则》。

4 见漆多俊著：《论权力》，《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

5 见李刚著：《税法与私法关系谈源》。

6 见卢梭著：《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何兆武译 p16。

7 见王泽鉴著：《民法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p6。

8 见贝卡里亚著：《论犯罪与刑罚》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 黄风译 p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