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十篇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1

一、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概念

所谓逃逸，一般是指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所以，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是一种在造成交通事故后进行躲避、逃匿的行为。[2]交通肇事逃逸的定义很多，有的书将交通肇事逃逸规定为“车辆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故意驾驶车辆逃离交通事故现场”；[3]有的教材将交通肇事逃逸规定为“车辆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法律责任，不向公安机关报案而驾车或弃车逃离现场的行为”；[4]“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不依法报警、保护现场、等候处理等，而私自逃离现场的行为。”[5]“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造成的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6]“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定义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交通事故后，对于受害人或受毁损的财物未做必要的抢救或处理或未按规定向公安机关报告，擅自逃离现场，使交通事故所引起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无法确定和追究的行为。”[7]

上述对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论述有三点是共同的：一是前提是在交通肇事发生后实施的；二是逃逸者均是为了逃避自己的义务和法律对其的追究；三是客观上有逃离现场的行为。因此，学者均认为逃逸者的逃逸行为主观上是“故意而为之”[8].对此，有学者进一步阐述“既然负有该种义务，不承担该义务的逃跑的行为只能是故意的行为。所以，认识的共同点都在于认为逃逸行为是故意而为之。”“无论因何种原因而逃逸，行为的目的就在于推卸和逃脱责任。毫无疑问，逃逸行为不可能是由过失而实施，只能是一种故意而为的行为。”[9]对此，笔者非常认同。既然在肇事后逃逸就应是行为人故意实施的，行为人不存在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意志因素，除非是行为人对所发生事故的无认识。认定行为人是否逃逸，可以按事物发生发展的自然规律推理，只能得出“经查明当事人确未发现发生事故而无意中离开现场”，或“已知肇事却故意驶离”两种非此即彼的结论。[10]交通肇事逃逸人的主观心理不但是故意，且逃逸行为人还应具有逃避《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载明的抢救义务或者逃避责任追究之动机，若缺乏这样特定的动机，行为人的离开现场的行为就不具有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性质。例如：肇事者仅是为躲避被害人亲属的追打而离开。《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首先，《解释》将认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前提条件界定为“逃避法律追究”；其次，《解释》规定的“逃跑”，并没有时间和场所的限定。只要是在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都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11]综上，笔者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简言之就是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交通事故所引起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而故意逃跑的行为。

二、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分类

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以下不同的类型：

（一）按行为人肇事后果的大小为标准，将逃逸行为划分为轻微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和构罪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

根据《解释》第二条第二款第六项的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可见，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因先前事故后果的大小所承担的责任就有所不同，构罪的起点是“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达到就要负刑事责任，相反则属于轻微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只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责任。

（二）按行为人在肇事后是否仅实施了单一的逃逸行为为标准，将逃逸行为划分为单纯逃逸行为和转化逃逸行为。[12]

单纯逃逸行为，是指行为人在肇事后仅仅实施了从现场消极逃离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单纯逃逸行为有各种表现，情况复杂多样。主要有四种表现：第一、表现为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在并不确定自己的行为己经造成了一定后果的情形下，因害怕责任追究而当即逃逸；第二、表现为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己经明确认识到自己的肇事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如果不及时采取抢救措施后果还将扩大，如受害者将会因得不到救护而死亡，或者将直接被拖死或者残疾，等等，但因害怕责任追究而当即逃跑；第三、表现为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采取任何措施都无法挽回损失，而行为人也明知自己的肇事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为逃避责任追究而逃逸；第四、表现为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只要及时采取抢救措施，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损失的扩大，但行为人误认为即使采取措施也无法有效避免严重结果的发生，为逃避责任追究而逃逸。

转化逃逸行为是指肇事后行为人不仅实施了从现场逃离的行为，而且在从现场逃离前或逃离过程中还实施了其他相关的行为，因此行为的性质就发生了转化，并非再是单纯逃逸行为，加入的其他相关的行为就不再属于逃逸行为的自然延续，其性质是肇事后逃逸行为中的他行为，往往会因主、客观的兼备而当然地成就他罪。在实践中，有的肇事者在将被害人撞伤后，为了毁灭证据或避免被害人日后指认或其他目的，采用倒车或其他暴力方法，将被害人致死后逃逸的，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移置后逃逸的行为，即肇事者在肇事致伤他人后，明知伤者不及时抢救有生命危险，而肇事者不但不采取抢救措施，反而将被害人移至不易察觉的地方，或者肇事者迫于压力己将被害人带离现场准备送往抢救，但在途中又将其抛弃的行为。因为逃逸人还实施了其他相关的行为，而此行为与后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就往往构成另罪。《解释》第6条就有相关的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三）按行为人的逃逸行为是否造成了新的危害结果为标准，将逃逸行为划分为导致新的危害后果的逃逸行为和未导致新的危害后果的逃逸行为。[13]

导致新的危害后果的逃逸行为，是指行为人的逃逸行为导致了比先前的肇事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进一步扩大，如因逃逸而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抢救而残疾或死亡，例如：刑法133条的后段“因逃逸致人死亡”所包含的情形；也包括因逃逸而又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新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如因逃逸而再次肇事乃至多次肇事的。

未导致新的危害后果的逃逸行为当然是指行为人的逃逸行为没有再造成任何新的危害后果。例如：刑法133条中段“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情形。

（四）按行为人的逃逸动机为标准，可以将逃逸行为划分为逃避抢救义务的逃逸行为、逃避责任追究的逃逸行为、既逃避抢救义务又逃避责任追究的逃逸行为。

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应当迅速报告有关部门，并积极抢救伤者和财产，等候处理，承担相应的责任。要求行为人在肇事后不逃逸既是法律的义务，更是法律的期待。然而，基于人的躲避不利的自然本性，逃避抢救义务和逃避责任追究成为逃逸者两个根本动机[14].逃避抢救义务，一般是指在肇事后既不向有关部门报告，不保护现场，也不主动、积极地救护受伤人员或抢救财产，而是消极逃逸。

这种类型的逃逸人一般也具有逃避责任追究的动机，但也不排除有的行为人尽管逃避了抢救义务，但事后并不否认肇事责任，也不逃避责任追究的情况。逃避责任追究，是指行为人先将伤者送往医院或者其他可以救助的场所后再离开或逃逸，这种情况下肇事者对伤者可以说己履行了一定的救助义务。既逃避抢救义务又逃避责任追究的逃逸行为是指行为人在肇事后既不向有关部门报告，不保护现场，也不主动、积极地救护受伤人员或抢救财产，而是直接从现场离开，逃避法律责任追究的行为。由于动机不同，这三种逃逸行为体现出主观恶性的内容和程度也不一样，因而危害性大小有所区别。其中，既逃避抢救义务又逃避责任追究的逃逸行为兼有两种动机，因而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最大。

（五）按调整对象的范围大小为标准，将逃逸行为划分为狭义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和广义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

狭义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是指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后的逃逸行为；而广义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则是包括狭义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在内的任何交通肇事发生事故后而逃逸的行为。其包含了轻微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和构罪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作为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研究，我们要从广义来着手，而对于就交通肇事犯罪的探讨就只要从构罪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入手考察就足已。

（六）根据逃逸行为在定罪量刑中的不同价值，可以将逃逸行为分为作为定罪情节的逃逸行为和作为量刑情节的逃逸行为。

所谓作为定罪情节的逃逸，是指逃逸行为作为交通肇事罪基本构成的必要要件决定其行为性质的一种情形；所谓作为量刑情节的逃逸，是指逃逸行为在交通肇事罪中不是作为其基本构成的要件，而是影响其刑罚轻重的条件的情形。例如现行《刑法》第133条中段和后段的“逃逸”情节。

（七）按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调整规范的规定为标准，将逃逸行为划分为定罪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加重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逃逸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和指使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15]

在《刑法》第133条和《解释》中，“逃逸”一词共出现了四次（《解释》第2条第2款第6项没有直接使用“逃逸”一词，而是用“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替代之，其基本涵义一致），四种“逃逸”行为，虽然基本涵义均为“逃跑”之意，都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的主要责任者逃离肇事现场，没有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帮助救护受伤人员，采取防止损失扩大的必要措施，但它们分别针对三档不同的法定刑，分别发挥着不同的定罪量刑作用。因此，有必要将这四种情形的逃逸进行分类比较。

三、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性质

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法律性质，刑法理论上认识不一，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是“罪后表现说”，认为交通肇事后又逃跑和受重伤的被害人后来又死亡，这二者之间是互相依存的，逃逸是交通肇事行为的继续，死亡是重伤后在特殊情况下的必然结果，行为人对被害人可能进一步引起的后果可能有希望或放任之心，但这一心态没有与进一步的行为相联系，也就没有独立意义；或者说，逃逸的实质是行为人在趋利避害的心理作用下，使肇事结果进一步加重的条件；[16]其二是“独立行为说”，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是独立的犯罪行为，因此应实行数罪并罚或者按吸收犯处理；[17]其三是“分别情况说”，认为交通肇事犯罪的行为人在犯罪后逃逸并因而致被害人死亡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如果是在过失支配下进行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如果是在新的放任的故意支配下进行的，就是一个独立的犯罪行为。[18]

笔者认为，犯罪行为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就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而言，认定其行为的法律性质既不能离开其先前的交通肇事行为而孤立地进行分析，也不能局限于法条的规定而试图做到个罪包容的圆满解决；既不能只强调行为人的主观罪过，也不能只看重行为人的罪后表现。所以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和客观方面的表现来进行判断。因此，“分别情况说”根据不同案件中行为人的具体罪过心理分别不同情况来认定行为的性质，应当说有一定的科学之处，笔者认同此观点。

注释：

[1]参见黄清明：《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载《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5月，第29页。

[2] 周雪艳：《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研究》，载《刑法问题与争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1辑，第136页。

[3]引自《人民警察中等规划教材》，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 《人民警察高等教育（专科）联编教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鲍遂献，雷东生：《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国人民公安人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9页。

[6]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

[7]周雪艳：《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研究》，载《刑法问题与争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1辑，第137页。

[8] 张建新：《交通肇事罪逃逸行为定性之检讨》，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18卷，第85页。

[9] 林亚刚：《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载《刑事法学》，2001年第10期，第51页。

[10]丁立民编著：《道路交通管理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11] 孙军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刑事审判参考》，2001年第1辑，第77-78页。

[12]参见周雪艳：《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研究》，载《刑法问题与争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1辑，第139页。该文中就此标准分为单纯逃逸行为和非单纯逃逸行为，笔者认为“非单纯逃逸行为”这一概念未能准确反映这类行为的本质特征，据此，修正为“转化逃逸行为”。

[13]参见周雪艳：《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研究》，载《刑法问题与争鸣》，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1辑，第138页。

[14] 林维：《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研究》，载《刑事法判解》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

[15] 这样的分类方式在外延上并不周延，笔者是基于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上有归类研究的价值而为之。主要参见喻贵英：《交通肇事罪中四种“逃逸行为”之认定》一文分类比较、分析的观点，该文载于《法律科学》2005第1期。

[16] 参见孙国祥等主编：《过失犯罪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189页。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2

一、交通肇事逃逸的概念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三条,“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同时根据《解释》的规定,上述关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概念系建立在行为人具有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八种情形之一的基础上,也即此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概念仅限于交通肇事罪中的界定,而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畴。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解释》中关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概念在认定交通肇事罪的过程中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交通肇事逃逸的概念可以初步定义为:交通肇事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上述交通肇事逃逸的概念由三个方面组成:

一是发生交通事故,这是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的前提条件。所谓“肇事”即发生事故的意思,因此在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交通肇事逃逸。

二是逃跑,这是应有之意,是交通肇事逃逸的客观行为体现。笔者认为,此处的逃跑应当是故意逃跑,即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已经发生交通事故,但还是逃跑。如果行为人没有意识到或者不可能意识到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离开现场,因该离开行为缺乏逃跑的故意,不应机械地认定为逃跑。但如果离开现场之后,因周围群众的提醒等原因得知发生事故,此时行为人能够返回事故现场而不返回的,则可以认定其逃跑。

三是为逃避法律追究,即行为人逃跑的目的或者动机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这反映了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心态,也是界定交通肇事逃逸的重要方面。但笔者认为,仅仅将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方面限定于“为逃避法律追究”不够完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即肇事行为人在发生事故后依法负有抢救受伤人员的法定义务。如果行为人为了逃避履行上述法定义务,不及时救助伤者,能够采取却不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往往导致先前肇事行为产生的危害进一步扩大,甚至造成伤者死亡的严重后果,显然比一般的交通肇事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同时,对于伤者来讲,无论行为人是为逃避履行法定义务而逃跑,还是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命健康权利均同样被置于不管不顾的位置。因此,行为人为逃避履行法定义务而逃跑亦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据此,笔者认为,对交通肇事逃逸作如下定义更为准确:交通肇事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履行法定义务或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二、交通肇事逃逸的成立要件

根据我国刑法及《解释》中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相关规定,交通肇事逃逸不仅是成立交通肇事罪的构成情形之一,即“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而且交通肇事逃逸还是适用何种法定量刑幅度的关键,即“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探讨交通肇事逃逸的成立要件显得尤为重要。笔者从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具体予以具体分析:

(一)主观方面

交通肇事罪本身是过失犯罪,但交通肇事逃逸是行为人在肇事后的行为,其主观方面主要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一是行为人明知或者应当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这里“明知”范围并非及于事故所有的细节,只要行为人对事故的发生有大概的认知即可成立,可以根据行为人当时的状态、肇事时的路况、天气、肇事后的行进路线、肇事后反应、表现以及一般经验等综合分析判断。如果对于是否“明知”一概不管,对行为人没有意识到或不可能意识到发生事故而离开现场的行为以逃逸论处,加重其刑事责任,属于典型的客观归责,有悖于刑法基本原则和司法公正。

二是行为人主观上系为了逃避履行法定义务或者逃避法律追究。这是行为人实施逃跑行为的决定因素,也是逃跑的动机和最终目的所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逃避履行法定义务和逃避法律追究是重合的,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并不逃避履行法定的救助义务,但尽可能地逃避法律责任追究,或者不履行法定义务,却并不逃避法律责任追究的单一情况。无论何种情形,只要行为人具备了逃避履行法定义务或者逃避法律追究中的任何一个,都应认定为具备了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方面。[2]

(二)客观方面

交通肇事逃逸的客观方面就是逃跑,典型的逃跑就是行为人明知发生事故,不履行法定义务或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但在实际生活中所谓的“逃跑”却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如何界定应当具体分 析。

第一种情况,行为人没有意识到或者不可能意识到发生交通事故而离开现场。此即前文所述情况,一般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除非离开现场后能够返回而不返回,此处不予赘述。

第二种情况,行为人在明知发生事故后,因其他客观原因离开现场。生活中,存在行为人因抢救其他需要紧急救助的伤者或者执行其他重大任务等原因,不能按照一般程序停车救助事故伤者并等待接受处理,此种情况一般亦不能认定交通肇事逃逸。但行为人应当及时采取其他措施,如拨打急救电话、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等,并在其他原因消除后主动到相关部门接受处理。

第三种情况,行为人在发生事故后,主动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之后从医院离开。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如果从医院离开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同样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3]但因其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在追究责任时应当酌情予以考虑。

当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实际生活中关于交通肇事后逃跑的情形层出不穷,笔者亦无法一一列举。但无论何种情况,在认定行为人是否符合“逃跑”这一客观要件时,不能单单考察行为人是否离开事故现场,必须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进行分析,关键就是要把握行为人是否履行了法定义务和接受法律追究。

此外,生活中还存在这种情形: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在原地等待,但不履行任何救助义务。因行为人不具备逃跑的客观行为,故不能认定其系交通肇事逃逸,但其不履行救助义务的行为,显然具有较一般交通肇事行为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在追究责任时应当酌情予以考虑。

三、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认定

对照交通肇事逃逸的成立要件,我们可以看出,肇事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不仅是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的直接要件之一,同时对于判断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具有较大影响,加之主观方面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和复杂性,使得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认定成为重中之重。

一方面,行为人的陈述始终是交通肇事逃逸主观方面认定的基础和直接依据。由于主观方面反映的是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因此认定主观方面最直接的依据就是行为人本人对其心理的描述。当然,涉及到对行为人的责任追究,行为人往往避重就轻,甚至撒谎抵赖,因此在听取行为人陈述过程中要注意辨别分析,哪些部分是符合事实的,哪些部分是违背常理的,哪些部分是既无法认定又无法排除的。

另一方面,对行为人行为的分析是交通肇事逃逸主观认定的主要依据。行为是主观的反映,行为人的主观心理需要依靠行为来表现,这使得对行为人行为的分析能够成为交通肇事逃逸主观认定的依据;又由于行为人往往从其本身利益出发,不能对其主观心理作客观描述,因而分析行为人的行为成为准确认定其主观方面的主要依据。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

第一,行为人是否离开事故现场。是否离开事故现场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逃逸主观心理的最直接的行为表现,如果行为人没有离开事故现场,一般不能认定其逃逸,如/:请记住我站域名/果行为人离开事故现场,则需要进一步分析其是否具有不得不离开事故现场的客观原因。如是否系为抢救其他需要紧急救助的伤者、是否系正在执行重大任务、是否系害怕伤者家属或者围观群众殴打、报复、是否系为了报警或者为了把伤者送往医院等。如果行为人不存在其他客观原因而离开事故现场,则其主观心理较为明显,一般应当认定其逃逸。

第二,行为人是否实施救助行为。救助伤者是交通肇事后行为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如前文所述是否逃避履行救助伤者的法定义务亦是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情节之一。救助行为一般包括拨打紧急救助电话、自行救助及将伤者送往医院救助。在行为人实施救助行为的情况下,其主观上一般不存在逃逸的心理。如果行为人不履行救助伤者的法定义务而又离开事故现场的,一般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第三,行为人是否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告交通警察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行为人接受法律处理的主观反映和直接行为表现,接受法律处理一般即是对逃逸心理的排除。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还应当在报告后等候处理,如果行为人不报告而离开事故现场或者报告后不等候处理而离开,一般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第四,行为人是否赔礼道歉,是否承诺或者实际支付医药费、赔偿款,是否配合相关部门对事故现场的处置等。由于实际情况纷繁复杂,在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难以作出判断时,如行为人离开事故现场后又返回的,应当对行为人的相关行为作综合考量,并结合具体情况作出判断。

四、建议与完善

基于前文的分析和论证,笔者建议,现有关于交通肇事逃逸的相关规定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一)扩充交通肇事逃逸的概念

如前文所述,现有司法解释中对于交通肇事逃逸的概念仅仅限定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这有利于事后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但刑法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惩罚犯罪,更重要的是通过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等。对于交通肇事案件来说,就是要重点保护伤者的人身、财产权利,当行为人“为逃避履行法定义务”而逃跑时,其给伤者所带来的后果,与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时没有任何不同,而且刑法将交通肇事逃逸作为加重处罚情节,就包含了希望行为人积极履行法定救助义务的目的,因为行为人的不作为往往给伤者人身和财产均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笔者认为,从法律公正性的角度,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应当扩充交通肇事逃逸的概念,使得行为人“为逃避履行法定义务”而逃跑时亦成立交通肇事逃逸。

(二)将交通肇事逃逸从交通肇事罪中分离,单独设置“交通肇事逃逸罪”

当前,交通肇事逃逸是影响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的情形之一,这存在一定的问题。在交通肇事逃逸的情形下,虽然逃逸是交通肇事行为的一部分或自然延伸,但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逃逸的主观心态明显不同于先前的交通肇事行为,它是行为人故意而为的行为,即使交通肇事的先行行为是过失心理,逃逸时也已经发生变化。[4]现有法律规定将主观方面更为复杂的交通肇事逃逸与单纯的交通肇事过失犯罪掺杂在

一起,人为造成法律适用的复杂性。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可能造成重复评价交通肇事逃逸的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据此,交通肇事逃逸被用作认定行为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而在此基础上,当适用我国刑法和《解释》的相关规定认定交通肇事罪或者选择量刑幅度时,交通肇事逃逸又作为事故责任之外的定罪或量刑情形之一,构成了重复评价。比如在行为人甲交通肇事致三人重伤后逃逸的情况下,首先根据《实施条例》,甲因其逃逸而承担全部责任;接着根据《解释》,甲因交通肇事具有重伤三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情形,构成交通肇事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然后根据我国《刑法》甲因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最后如果重伤的三人中有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根据我国《刑法》和《解释》,甲因逃逸致人死亡,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甲逃逸的行为在认定事故责任和选择法定刑幅度时被重复评价,如果仅仅进行单一评价,甲将最多只需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当然,上述重复评价存在于行政和刑事两个方面,但显然影响了对行为人的公正判决。

据此,笔者认为,单独设置交通肇事逃逸罪更为合理。具体设置如下:首先辨别行为人是否具有逃逸行为,如果行为人没有逃逸,则区分事故责任,按照现有交通肇事罪的相关规定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逃逸,则不再区分事故责任,比照现有一般交通肇事罪的相关法定情形定罪处罚并适当调整相应的量刑幅度。具体法律条文可以作如下修改:

第一百三十三条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致人 重伤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逃逸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参考文献]

[1]参见/newscenter/2008-01/03/content_736

0757.htm,2008年11月12日访问。

[2]参见林维.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研究.陈兴良主.刑事法判解.第l卷,法律出版社,1999:251.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3

关键词逃逸自首交通事故

一、逃逸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中,“逃逸”一词是指“逃跑、逃走”的意思。1995年6月20日公安部关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工作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故意驾驶车辆或弃车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案件。‘逃逸’即是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笔者认为,逃逸应当具备以下几方面特征:

1.主观方面:首先肇事者应明知自己的行为已经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这是认定逃逸主观方面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如果肇事者的行为虽然已经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而其本人并不知情,也就构不成逃跑的故意。其次肇事者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这种故意应当是直接故意,即肇事者作出的行为是在积极追求逃避法律追究,如果肇事者是因为其他原因,则不构成逃逸。

2.客观行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逃离:包括驾车逃离或弃车逃离,驾车逃离既可以是肇事者本人驾车,也可以是其他同车人驾车。

(2)场所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对逃逸规定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而不是“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因此,逃离场所应当是没有限制的,不能仅仅局限于事故现场。WWW.133229.cOM

(3)时间的限定:逃逸应当发生在事故发生以后至公安交警部门对其第一次讯问这一时间段内。

3.主体:逃逸的主体即为交通肇事的主体,一般是指交通肇事者。

二、几种逃逸情形的认定

1.醉酒肇事后逃离的。行为人醉酒肇事后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是毫无疑问的,但其逃离现场是否要认定为逃逸,则应区分对待,应当综合考虑肇事者体内酒精含量、举止言行及清醒后的反映等。

如某甲酒后驾驶农用四轮车将一名男子撞死,随后弃车逃至附近一浴室,打电话给其亲属,称撞了人,现在某某浴室。当其亲属至浴室时,甲已失去自控能力,亲属随即报警。甲清醒后称不记得肇事经过。从甲肇事后的行为来分析,可以推断甲当时并未完全失去自控能力,甲逃离现场且事后拒不供述肇事经过,应当可以认定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表现,构成逃逸。

2.事故发生后肇事者因被打伤或怕被殴打而离开事故现场。肇事者离开事故现场的原因是为了自身的人身安全,主观上并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因此,一般不应认定为逃逸。

3.肇事者自己受伤后先到医院治疗,后才到公安交警部门投案。这种情形一般也不认定为逃逸,因其主观上并无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

4.事故发生后,没有保护现场而直接到公安交警部门报案。主要要看肇事者供述的真实性:如果肇事者不作如实供述,掩盖罪责,那么肇事者不保护现场目的是干扰交警部门查清犯罪事实,主观上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意图,应属于逃逸;如肇事者作如实供述,一般不认定为逃逸。

三、逃逸与自首的关系

有的学者提出,行为人在肇事后虽然离开了事故现场,但后来又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自愿接受法律的追究,从整体上看,其主观上不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笔者认为将逃逸与自首相对立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自首与逃逸作为不同的法定量刑情节,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内,自首情节只能认定其在自首时有愿意接受法律追究的故意,但不能因此证明其在离开事故现场时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肇事后逃逸又去自首的,只能说明其主观故意发生了变化,因此,既认定逃逸又认定自首并不矛盾,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大量存在的。

对肇事者报警后又逃离现场的,虽然其向公安机关报警,但其又离开现场,说明其不愿意接受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因而只具备逃逸情节,不具备自首情节。

四、逃逸的处罚

从逃逸的定义来看:“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逃跑的行为。”逃跑是一种行为,只要行为人一着手即视为逃跑行为已完成,并不需要一个实行过程,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视为行为的完成。因此,逃逸应当属于举动犯。举动犯无既未遂之分,着手实行犯罪就构成既遂,不存在犯罪未遂问题,但举动犯存在犯罪既遂形态与犯罪预备形态、预备阶段的中止形态之别。故逃逸也就存在既遂、预备及预备中止三种形态,在处罚时也应根据其所处形态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1.只要肇事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一作出逃跑行为的,不论其是否成功逃离现场,都应认定为逃逸既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4

关键词：逃逸 自首 交通事故

一、逃逸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中,“逃逸”一词是指“逃跑、逃走”的意思。1995年6月20日公安部关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工作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故意驾驶车辆或弃车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案件。‘逃逸’即是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笔者认为,逃逸应当具备以下几方面特征:

1.主观方面:首先肇事者应明知自己的行为已经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这是认定逃逸主观方面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如果肇事者的行为虽然已经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而其本人并不知情,也就构不成逃跑的故意。其次肇事者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这种故意应当是直接故意,即肇事者作出的行为是在积极追求逃避法律追究,如果肇事者是因为其他原因,则不构成逃逸。

2.客观行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逃离:包括驾车逃离或弃车逃离,驾车逃离既可以是肇事者本人驾车,也可以是其他同车人驾车。

(2)场所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对逃逸规定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而不是“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因此,逃离场所应当是没有限制的,不能仅仅局限于事故现场。

(3)时间的限定:逃逸应当发生在事故发生以后至公安交警部门对其第一次讯问这一时间段内。

3.主体:逃逸的主体即为交通肇事的主体,一般是指交通肇事者。

二、几种逃逸情形的认定

1.醉酒肇事后逃离的。行为人醉酒肇事后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是毫无疑问的,但其逃离现场是否要认定为逃逸,则应区分对待,应当综合考虑肇事者体内酒精含量、举止言行及清醒后的反映等。

如某甲酒后驾驶农用四轮车将一名男子撞死,随后弃车逃至附近一浴室,打电话给其亲属,称撞了人,现在某某浴室。当其亲属至浴室时,甲已失去自控能力,亲属随即报警。甲清醒后称不记得肇事经过。从甲肇事后的行为来分析,可以推断甲当时并未完全失去自控能力,甲逃离现场且事后拒不供述肇事经过,应当可以认定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表现,构成逃逸。

2.事故发生后肇事者因被打伤或怕被殴打而离开事故现场。肇事者离开事故现场的原因是为了自身的人身安全,主观上并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因此,一般不应认定为逃逸。

3.肇事者自己受伤后先到医院治疗,后才到公安交警部门投案。这种情形一般也不认定为逃逸,因其主观上并无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

4.事故发生后,没有保护现场而直接到公安交警部门报案。主要要看肇事者供述的真实性:如果肇事者不作如实供述,掩盖罪责,那么肇事者不保护现场目的是干扰交警部门查清犯罪事实,主观上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意图,应属于逃逸;如肇事者作如实供述,一般不认定为逃逸。

三、逃逸与自首的关系

有的学者提出,行为人在肇事后虽然离开了事故现场,但后来又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自愿接受法律的追究,从整体上看,其主观上不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笔者认为将逃逸与自首相对立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自首与逃逸作为不同的法定量刑情节,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内,自首情节只能认定其在自首时有愿意接受法律追究的故意,但不能因此证明其在离开事故现场时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肇事后逃逸又去自首的,只能说明其主观故意发生了变化,因此,既认定逃逸又认定自首并不矛盾,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大量存在的。

对肇事者报警后又逃离现场的,虽然其向公安机关报警,但其又离开现场,说明其不愿意接受司法机关的侦查、和审判,不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因而只具备逃逸情节,不具备自首情节。

四、逃逸的处罚

从逃逸的定义来看:“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逃跑的行为。”逃跑是一种行为,只要行为人一着手即视为逃跑行为已完成,并不需要一个实行过程,要达

到一定程度,才能视为行为的完成。因此,逃逸应当属于举动犯。举动犯无既未遂之分,着手实行犯罪就构成既遂,不存在犯罪未遂问题,但举动犯存在犯罪既遂形态与犯罪预备形态、预备阶段的中止形态之别。故逃逸也就存在既遂、预备及预备中止三种形态,在处罚时也应根据其所处形态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1.只要肇事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一作出逃跑行为的,不论其是否成功逃离现场,都应认定为逃逸既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2.对肇事者为逃跑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如借他人的机动车辆准备逃离、支开事故现场的证人而准备逃离等等,都属于逃逸预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可以比照逃逸既遂犯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5

关键词：交通事故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 犯罪 立法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机动车早已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在车辆快速增加的同时，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加。同时，由于许多车辆行驶者法制意识淡薄，缺乏足够的社会公德意识和个人修养，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赔偿和制裁，一走了之，近年来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更是大幅度增加。为了突出对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打击，刑法对有关交通肇事的内容进行修改，加重了对交通肇事逃逸的处罚。《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作了这样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实践中，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以及有关交通肇事“逃逸”共同犯罪问题的讨论，成为刑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关于“逃逸”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及其认定，现有一些司法解释和教科书的学理解释虽也做了一些努力，但仍不能尽如人意，实践中一些问题仍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本文试图从交通肇事者的法定义务问题着手，从行为人刑事不作为的角度出发，分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故意犯罪性质，对逃逸问题在立法的深层价值取向上剖析立法本意，并对司法解释中有关指使他人“逃逸”构成犯罪的问题尝试作出解读。

一、交通肇事后的核心义务是抢救伤员和听候处理

发生交通肇事事故后，肇事者就自然产生了相关的法律义务。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7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和执勤的警察，听候处理。根据这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具有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报警、听候处理的法定义务。为什么一般的故意犯罪嫌疑人并无接受司法机关处理的法定义务，而交通肇事者却具有接受处理的法定义务，一旦逃跑，就将受到刑罚的加重处理呢？我们认为这是由其过失犯罪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与其相对较轻的刑罚尺度相一致的。交通肇事作为一种特殊的侵害行为，行为人由于其肇事的先行行为而产生特定义务，并且该义务也已由法律予以了确认。一旦违反该义务将得到法律加重的负面评价。

在法律规定的交通肇事者各项法定义务中，抢救伤员和听候处理是这些法定义务中的核心义务，其余的义务是核心义务的附随义务。停车是抢救伤员的附属内容，保护现场是接受处理的附随义务。但是这是由交通肇事过失侵害行为的本质所决定的。交通肇事行为通常造成人身的重大伤害，被害人在受伤后的特定时空条件下，生命权和健康权处于一个危急关头，迫切需要救治，而此时加害人（交通肇事行为人）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具有立即施救的责任。由于人的生命健康权在人的各项基本权利以及在人类社会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救治伤员无疑是行为人的核心义务。同时，由于交通肇事属于公共交通事故的组成部分，在认定事故区分责任等方面具有技术上的要求，因此，法律也将接受处理规定为交通肇事的义务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接受处理和救治伤员并不是同一层面的义务。司法实践中有将肇事者主动报警接受处理的以自首论，但是没有主动报警的，只要没有逃跑的也不会处之以加重处罚。甚至于在特定的危急情形下，为救治伤员不惜以损害原始现场为代价的。以及因急救而未及时报警，但主观上并无逃跑意图的，都不能以逃逸认定之。换句话说，救治伤员和接受处理都是交通肇事的核心义务，但是救治伤员的义务，必须表现为积极的作为，但是对于接受处理的义务，则仅仅需要表现为不作为——即不故意逃跑。只要排除了故意逃跑的行为，行为人无论是不主动报警、不保护现场（故意毁损现场意图逃避追究的除外），都不能说是违反了核心义务，处之以加重处罚。不保护现场虽然使肇事责任的认定产生一定程度的困难，但它并不从根本上否认肇事责任的存在，因此危害也不大不具有刑事可罚性；而不抢救伤者和财产将导致交通事故后的人身生命财产安全的挽救工作无法及时进行，使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无法挽救、原本可以避免的更重大财产损失无法避免；从而造成远远超出过失犯罪所能容忍的社会危害性。而不听候处理实际就是逃避责任追究，也是违背行为人相关义务并为过失犯罪性质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说，抢救伤者以及财产的义务和听候处理的义务才是这些法定义务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义务，如果履行了这两项义务，其他附随义务（如报警、保护现场）即使未全面履行都不能认定行为人肇事逃逸。

二、如何准确界定“逃逸”

何谓“逃逸行为”，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逃逸行为”主要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的当场以及与当场紧密联系的时空（包括时空的延续）逃逸，从而延误了被害人得到救助的宝贵时间。法律之所以规定逃逸是加重情节，是从考虑被害人的生命安全角度，避免被害人因为行为人的逃逸而延误治疗。

第二种观点认为，此处的“逃逸行为”是指逃避法律制裁。即“逃逸行为”并不限于交通肇事的当场，只要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逃逸的，即使行为人把被害人送到医院后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逃走，也构成“逃逸行为”。

如江某交通肇事一案中，司机江某驾车肇事，致李某重伤，江某立即打电话报案，并组织将李某送至医院抢救，终因李某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而死亡。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立为刑事案件进行调查，并对江某取保候审。在调查过程中，江某因害怕被判入狱，逃至外地，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在这个案件中，江某的行为完全符合“肇事后故意逃跑以逃避法律追究”的要件，仅从表面上看，应当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性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认同将江某的行为认定是肇事逃逸的可能寥寥无几。本案中，江某在行车肇事后的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履行了在当时报警并接受处理、抢救伤员等法定义务，正因为其履行了上述两项核心义务，因此在当时不能认定他交通肇事逃逸。在公安机关立案后，江某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的特定义务已经消失，此时江某畏罪逃跑，其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不应处以法定的从重处罚（即认定为逃逸），而只能作为一个酌定情节作相应处理。

因此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也是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立法原意的（当时我国交通肇事事故频发而且被害人往往因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造成残疾或者死亡案件较多）。如果依照第二种观点把“逃逸行为”的范围无限扩大到为逃避法律制裁而逃逸，是不符合立法原意的，而且对于行为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比如对于交通肇事后及时救助被害人并向司法机关自首后又逃跑的行为，行为人也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但是对于这种行为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并予以加重处罚，否则相对于交通肇事后置被害人生命安危于不顾而逃逸的行为人而言是不公平的。而且如果司法实践中将之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也不利于鼓励交通肇事后的行为人及时减轻危害后果，这对于被害人和整个社会而言都是弊大于利的，因此对“逃逸行为”的认定应当作限制性解释。

无疑，由于是“逃逸”而不是“见死不救”是交通肇事犯罪的法定加重事由，没有在肇事后逃跑或者逃避法律追究的事实，是不能认定“逃逸”并适用相应的刑罚的。但是，我们从刑法条文背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来深究“逃逸”概念的实质，就会发现，对于交通肇事者来说，抢救伤员是他的道德义务，也是法律义务，更是其所有义务中的首要义务。在立法上对于“逃逸”作出否定评价的核心，在于行为人违背了抢救伤员这一最基本的义务，在特定的紧急的情形下，救治与否将对伤员的生命健康权尤其是生命权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在此时逃避法定义务，在某种意义上说，其性质的严重性不亚于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案件。并且二者具有明显的可比性。（如类似于不做为）毕竟人的生命健康的价值是超出其他任何价值的最本质最核心的价值。而纯粹的逃避法律追究本身，在故意犯罪者，是其反社会性行为的一个必然延续，对于过失犯罪者来说，破坏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其重要性的等级要明显低于人的生命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逃避法律追究这个内容并不是刑法立法者将其规定为加重处理的立法本意。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6

关键词：交通事故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 犯罪 立法

随着我国 经济 的迅速 发展 ，机动车早已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在车辆快速增加的同时，交通事故也随之增加。同时，由于许多车辆行驶者法制意识淡薄，缺乏足够的 社会 公德意识和个人修养，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赔偿和制裁，一走了之，近年来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更是大幅度增加。为了突出对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打击，刑法对有关交通肇事的 内容 进行修改，加重了对交通肇事逃逸的处罚。《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作了这样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实践中，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以及有关交通肇事“逃逸”共同犯罪问题的讨论，成为刑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关于“逃逸”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及其认定，现有一些司法解释和教科书的学理解释虽也做了一些努力，但仍不能尽如人意，实践中一些问题仍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本文试图从交通肇事者的法定义务问题着手，从行为人刑事不作为的角度出发，分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故意犯罪性质，对逃逸问题在立法的深层价值取向上剖析立法本意，并对司法解释中有关指使他人“逃逸”构成犯罪的问题尝试作出解读。

一、交通肇事后的核心义务是抢救伤员和听候处理

发生交通肇事事故后，肇事者就 自然 产生了相关的 法律 义务。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7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和执勤的警察，听候处理。根据这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具有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报警、听候处理的法定义务。为什么一般的故意犯罪嫌疑人并无接受司法机关处理的法定义务，而交通肇事者却具有接受处理的法定义务，一旦逃跑，就将受到刑罚的加重处理呢？我们认为这是由其过失犯罪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与其相对较轻的刑罚尺度相一致的。交通肇事作为一种特殊的侵害行为，行为人由于其肇事的先行行为而产生特定义务，并且该义务也已由法律予以了确认。一旦违反该义务将得到法律加重的负面评价。

在法律规定的交通肇事者各项法定义务中，抢救伤员和听候处理是这些法定义务中的核心义务，其余的义务是核心义务的附随义务。停车是抢救伤员的附属内容，保护现场是接受处理的附随义务。但是这是由交通肇事过失侵害行为的本质所决定的。交通肇事行为通常造成人身的重大伤害，被害人在受伤后的特定时空条件下，生命权和健康权处于一个危急关头，迫切需要救治，而此时加害人（交通肇事行为人）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具有立即施救的责任。由于人的生命健康权在人的各项基本权利以及在人类社会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救治伤员无疑是行为人的核心义务。同时，由于交通肇事属于公共交通事故的组成部分，在认定事故区分责任等方面具有技术上的要求，因此，法律也将接受处理规定为交通肇事的义务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接受处理和救治伤员并不是同一层面的义务。司法实践中有将肇事者主动报警接受处理的以自首论，但是没有主动报警的，只要没有逃跑的也不会处之以加重处罚。甚至于在特定的危急情形下，为救治伤员不惜以损害原始现场为代价的。以及因急救而未及时报警，但主观上并无逃跑意图的，都不能以逃逸认定之。换句话说，救治伤员和接受处理都是交通肇事的核心义务，但是救治伤员的义务，必须表现为积极的作为，但是对于接受处理的义务，则仅仅需要表现为不作为——即不故意逃跑。只要排除了故意逃跑的行为，行为人无论是不主动报警、不保护现场（故意毁损现场意图逃避追究的除外），都不能说是违反了核心义务，处之以加重处罚。不保护现场虽然使肇事责任的认定产生一定程度的困难，但它并不从根本上否认肇事责任的存在，因此危害也不大不具有刑事可罚性；而不抢救伤者和财产将导致交通事故后的人身生命财产安全的挽救工作无法及时进行，使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无法挽救、原本可以避免的更重大财产损失无法避免；从而造成远远超出过失犯罪所能容忍的社会危害性。而不听候处理实际就是逃避责任追究，也是违背行为人相关义务并为过失犯罪性质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说，抢救伤者以及财产的义务和听候处理的义务才是这些法定义务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义务，如果履行了这两项义务，其他附随义务（如报警、保护现场）即使未全面履行都不能认定行为人肇事逃逸。

二、如何准确界定“逃逸”

何谓“逃逸行为”， 理论 界与司法实践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逃逸行为”主要是指行为人在 交通 肇事后的当场以及与当场紧密联系的时空（包括时空的延续）逃逸，从而延误了被害人得到救助的宝贵时间。 法律 之所以规定逃逸是加重情节，是从考虑被害人的生命安全角度，避免被害人因为行为人的逃逸而延误 治疗 。

第二种观点认为，此处的“逃逸行为”是指逃避法律制裁。即“逃逸行为”并不限于交通肇事的当场，只要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逃逸的，即使行为人把被害人送到 医院 后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逃走，也构成“逃逸行为”。

如江某交通肇事一案中，司机江某驾车肇事，致李某重伤，江某立即打电话报案，并组织将李某送至医院抢救，终因李某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而死亡。公安机关依法将案件立为刑事案件进行调查，并对江某取保候审。在调查过程中，江某因害怕被判入狱，逃至外地，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在这个案件中，江某的行为完全符合“肇事后故意逃跑以逃避法律追究”的要件，仅从表面上看，应当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性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认同将江某的行为认定是肇事逃逸的可能寥寥无几。本案中，江某在行车肇事后的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履行了在当时报警并接受处理、抢救伤员等法定义务，正因为其履行了上述两项核心义务，因此在当时不能认定他交通肇事逃逸。在公安机关立案后，江某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的特定义务已经消失，此时江某畏罪逃跑，其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不应处以法定的从重处罚（即认定为逃逸），而只能作为一个酌定情节作相应处理。

因此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也是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立法原意的（当时我国交通肇事事故频发而且被害人往往因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造成残疾或者死亡案件较多）。如果依照第二种观点把“逃逸行为”的范围无限扩大到为逃避法律制裁而逃逸，是不符合立法原意的，而且对于行为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比如对于交通肇事后及时救助被害人并向司法机关自首后又逃跑的行为，行为人也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但是对于这种行为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并予以加重处罚，否则相对于交通肇事后置被害人生命安危于不顾而逃逸的行为人而言是不公平的。而且如果司法实践中将之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也不利于鼓励交通肇事后的行为人及时减轻危害后果，这对于被害人和整个 社会 而言都是弊大于利的，因此对“逃逸行为”的认定应当作限制性解释。

无疑，由于是“逃逸”而不是“见死不救”是交通肇事犯罪的法定加重事由，没有在肇事后逃跑或者逃避法律追究的事实，是不能认定“逃逸”并适用相应的刑罚的。但是，我们从刑法条文背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来深究“逃逸”概念的实质，就会发现，对于交通肇事者来说，抢救伤员是他的道德义务，也是法律义务，更是其所有义务中的首要义务。在立法上对于“逃逸”作出否定评价的核心，在于行为人违背了抢救伤员这一最基本的义务，在特定的紧急的情形下，救治与否将对伤员的生命健康权尤其是生命权产生关键性的 影响 ，在此时逃避法定义务，在某种意义上说，其性质的严重性不亚于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案件。并且二者具有明显的可比性。（如类似于不做为）毕竟人的生命健康的价值是超出其他任何价值的最本质最核心的价值。而纯粹的逃避法律追究本身，在故意犯罪者，是其反社会性行为的一个必然延续，对于过失犯罪者来说，破坏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其重要性的等级要明显低于人的生命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逃避法律追究这个 内容 并不是刑法立法者将其规定为加重处理的立法本意。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7

一、案情回顾

2010年5月9日上午5点35分，在北京市朝阳区祁家园路口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肇事司机陈家驾驶的英菲尼迪轿车由北向南行驶至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永安里路口时，将前方正在等候红灯的菲亚特轿车撞出后，又与由西向北行驶的公交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菲亚特轿车司机陈某和6岁的女儿死亡，妻子则身负重伤。事故发生后，陈家弃车逃逸。当天下午，北京警方在陈家的住处将陈家抓获。技术人员对陈家驾驶的英菲尼迪轿车的车速进行了鉴定，通过监控录像对事故经过进行的跳帧实验，运算得出英菲尼迪轿车在发生事故时的行驶速度为110.6-121.7公里/小时。北京市公安交管局负责人说，在将肇事司机陈家抓获后，交管部门对事故当事人和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对事故现场进行详细的勘验，并对陈家体内的酒精含量进行了检验。在讯问中，陈家和英菲尼迪车上的3名乘客均承认，事故发生前陈家在酒吧有饮酒行为。

据现场一名交警称，事发现场，英菲尼迪驾驶位上有一部手机，经警方核实后确定，该部手机为肇事司机陈家所有。事故发生后，陈家连看都没看一眼那受伤严重的一家三口就直接逃离现场。直到11个小时后，陈家才被依法抓获。他声称交通事故发生后自己也受伤了，手机也不见了，于是委托朋友报警，自己则独自到医院看病(伤)去了。

争议观点：

案件发生后，在肇事司机陈家是否构成肇事逃逸的问题上出现了争议。有人认为陈家肇事后立刻委托他的朋友报警，自己则离开了现场去医院，他主观上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所以他不应当认定为肇事逃逸;也有人认为事故发生后，陈家没有留下来履行相关救助义务，而是选择直接离开了现场，陈家虽然委托了他人报警，但是事后11个小时内，陈家都没有与警方主动取得联系，而是藏匿起来了，直到被警方抓获，对此应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二、交通肇事逃逸的构成条件

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交通肇事逃逸有不同观点：第一种是1995年6月20日公安部关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工作规定》第2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案件，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故意驾驶车辆或弃车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案件。”这里的逃逸即是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第二种是2000年11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文简称“解释”)第2条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和第2款第(1)至(5)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第三种是陈兴良《刑法疏议》中指出的，“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不依法报警保护现场等待处理，而是私自逃跑，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第四种是2009年1月1日起生效的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85条第1项的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交通事故后，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和上述的定义以及相规定，我们认为交通肇事逃逸的构成条件应该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1.主观方面，肇事者知道或者推定知道自己的行为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并且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

首先，肇事者应当对自己的肇事行为是明知的(或者推定知道)。否则，如果肇事者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就不能对其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知道或者推定知道是指在事故发生时，凭借一般人的认知标准，结合具体的客观势态能够判定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交通事故，即使当时对结果持怀疑态度，也有义务下车对现场进行检查和确认。在陈家肇事案中，陈家先后撞击了菲亚特和公交车，依据一般人的认知标准，他明显知道自己的行为引起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其次，肇事者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也就是说，肇事者逃离现场是为了免除或者减轻自己的法律责任。不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目的的，不能被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有学者认为，尽管肇事者当时逃离现场，但在被抓获前又主动归案了，就不宜认定为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笔者认为这种意见值得商榷。试想，如果肇事者逃逸后，十天半个月都不与警方取得联系，直到后来警方通过调查，使得肇事者知道自己终究难逃法网，这时，肇事者才投案自首。那么，我们能否认为他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了呢?肇事者也可能辩解道，他在被警方抓获前就已投案自首，自愿接受法律的制裁，所以他主观上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笔者认为，“解释”的初衷是要求肇事者在肇事后能立即救助被害人，而不能致被害人于不顾逃离现场。这种致被害人于不顾而逃离现场的行为当然构成了交通肇事后逃逸。如果只要后来归案了，就可以不认定其逃避法律追究，显然是用事后行为来看待之前已完成的行为，与“解释”的初衷相悖，也极不利于对被害人的保护。

当然，如果肇事者是出于正当的目的(如害怕遭到被害人亲友及其他围观群众的殴打)而逃离现场后，也必须及时向有关机关报案，自觉接受法律处理，才不会被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相反，如果肇事者一逃便杳无音信，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但如果肇事者立即报警，并安排好他人在现场救助被害人，自己则去自首或者去医院接受治疗，虽在途中或者医院“截获”，也不能认定其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

2.客观方面，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没有采取积极的救助措施，实施了逃离现场的行为。

一旦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者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迅速报警、听后处理，而不应逃离现场。如果为了脱离警方控制，不实施救助行为，逃离了现场，就构成了交通肇事逃逸的客观方面的表现。应该说，客观方面还是很容易作出判断的，只要事实上肇事者在肇事后，不履行救助义务，逃离了现场，就可以认定具备交通肇事逃逸的客观方面的表现。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单看客观方面而作出肇事者是否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的结论，而必须主客观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判断，得出结论。

有学者在分析交通肇事逃逸的构成条件时，将行为人交通事故行为的有罪性也纳入了构成条件。这种观点认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的首要条件是，行为人交通肇事的行为已经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如果交通肇事尚未达到基本犯罪标准的，即使存在事后逃逸行为，也不能将其归属于交通肇事的逃逸认定范围。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试想，如果交通事故导致1人重伤，肇事者并没有逃离现场，而是留在原地等待救援人员和警方的处理，那么他的行为就没有达到定罪标准;相反，如果他逃逸了，则构成交通肇事罪。因为根据“解释”第2条的规定，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才能定罪处罚。但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等情形的，则应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所以，如果肇事者只导致1人重伤，他没有逃离现场，就不能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相反，则构成交通肇事罪。按照“解释”的规定，在交通事故行为还没有达到定罪标准的情况下，逃逸成了定罪情节，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量刑情节。所以，如果交通事故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情况下，行为人的逃逸，有可能使原本不是犯罪的行为上升为犯罪行为。故上述观点因与“解释”的规定相悖而不能成立。所以，行为人交通肇事行为的有罪性，不是交通肇事逃逸的构成条件

三、陈家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逃逸

首先来看肇事者陈家的主观方面。陈家酒后驾车，在城区交叉路口路段遇红灯本应减速至停驶，却以超过110公里的速度超速行驶，把停在前面等候通行的菲亚特轿车撞飞了，接下来，又高速冲向正常行驶的公交大巴，自己的车都撞得面目全非，他当然知道自己交通肇事了，也亲眼见到了事故的严重程度。因此，陈某当然有义务立即下车实施紧急救助。但陈家连看都没看一眼那受伤严重的一家三口就逃离现场，致两被害人因不能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由此可见，陈家在明知已经导致事故发生后，却没有履行相关的救助义务，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符合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构成条件。

其次，再来分析陈家的客观行为方面。陈家因严重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造成了这次重大交通事故的发生，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在这种情况下，陈家有义务救助被害人，但客观上，陈家没有实施救助，而是一走了之，并且藏匿了起来。因此，陈家的逃离现场、藏匿的行为，完全符合交通肇事逃逸客观方面的构成条件。

总之，陈家无论在主观方面还是在客观方面都符合交通肇事逃逸的构成条件，因此，应当将陈家的行为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参考文献：

[1]汤三虹.交通肇事逃逸及其认定 [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2]喻贵英.交通肇事罪中四种“逃逸”行为之认定 [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01).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8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三条,“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同时根据《解释》的规定,上述关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概念系建立在行为人具有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八种情形之一的基础上,也即此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概念仅限于交通肇事罪中的界定,而这也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畴。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解释》中关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概念在认定交通肇事罪的过程中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交通肇事逃逸的概念可以初步定义为:交通肇事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上述交通肇事逃逸的概念由三个方面组成:

一是发生交通事故,这是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的前提条件。所谓“肇事”即发生事故的意思,因此在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交通肇事逃逸。

二是逃跑,这是应有之意,是交通肇事逃逸的客观行为体现。笔者认为,此处的逃跑应当是故意逃跑,即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已经发生交通事故,但还是逃跑。如果行为人没有意识到或者不可能意识到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离开现场,因该离开行为缺乏逃跑的故意,不应机械地认定为逃跑。但如果离开现场之后,因周围群众的提醒等原因得知发生事故,此时行为人能够返回事故现场而不返回的,则可以认定其逃跑。

三是为逃避法律追究,即行为人逃跑的目的或者动机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这反映了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心态,也是界定交通肇事逃逸的重要方面。但笔者认为,仅仅将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方面限定于“为逃避法律追究”不够完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即肇事行为人在发生事故后依法负有抢救受伤人员的法定义务。如果行为人为了逃避履行上述法定义务,不及时救助伤者,能够采取却不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往往导致先前肇事行为产生的危害进一步扩大,甚至造成伤者死亡的严重后果,显然比一般的交通肇事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同时,对于伤者来讲,无论行为人是为逃避履行法定义务而逃跑,还是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命健康权利均同样被置于不管不顾的位置。因此,行为人为逃避履行法定义务而逃跑亦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据此,笔者认为,对交通肇事逃逸作如下定义更为准确:交通肇事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履行法定义务或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二、交通肇事逃逸的成立要件

根据我国刑法及《解释》中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相关规定,交通肇事逃逸不仅是成立交通肇事罪的构成情形之一,即“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情形,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而且交通肇事逃逸还是适用何种法定量刑幅度的关键,即“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因此,探讨交通肇事逃逸的成立要件显得尤为重要。笔者从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具体予以具体分析:

(一)主观方面

交通肇事罪本身是过失犯罪,但交通肇事逃逸是行为人在肇事后的行为,其主观方面主要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一是行为人明知或者应当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这里“明知”范围并非及于事故所有的细节,只要行为人对事故的发生有大概的认知即可成立,可以根据行为人当时的状态、肇事时的路况、天气、肇事后的行进路线、肇事后反应、表现以及一般经验等综合分析判断。如果对于是否“明知”一概不管,对行为人没有意识到或不可能意识到发生事故而离开现场的行为以逃逸论处,加重其刑事责任,属于典型的客观归责,有悖于刑法基本原则和司法公正。

二是行为人主观上系为了逃避履行法定义务或者逃避法律追究。这是行为人实施逃跑行为的决定因素,也是逃跑的动机和最终目的所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逃避履行法定义务和逃避法律追究是重合的,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并不逃避履行法定的救助义务,但尽可能地逃避法律责任追究,或者不履行法定义务,却并不逃避法律责任追究的单一情况。无论何种情形,只要行为人具备了逃避履行法定义务或者逃避法律追究中的任何一个,都应认定为具备了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方面。[2]

(二)客观方面

交通肇事逃逸的客观方面就是逃跑,典型的逃跑就是行为人明知发生事故,不履行法定义务或者为了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但在实际生活中所谓的“逃跑”却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如何界定应当具体分析。

第一种情况,行为人没有意识到或者不可能意识到发生交通事故而离开现场。此即前文所述情况,一般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除非离开现场后能够返回而不返回,此处不予赘述。

第二种情况,行为人在明知发生事故后,因其他客观原因离开现场。生活中,存在行为人因抢救其他需要紧急救助的伤者或者执行其他重大任务等原因,不能按照一般程序停车救助事故伤者并等待接受处理,此种情况一般亦不能认定交通肇事逃逸。但行为人应当及时采取其他措施,如拨打急救电话、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等,并在其他原因消除后主动到相关部门接受处理。

第三种情况,行为人在发生事故后,主动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之后从医院离开。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如果从医院离开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同样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3]但因其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在追究责任时应当酌情予以考虑。

当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实际生活中关于交通肇事后逃跑的情形层出不穷,笔者亦无法一一列举。但无论何种情况,在认定行为人是否符合“逃跑”这一客观要件时,不能单单考察行为人是否离开事故现场,必须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进行分析,关键就是要把握行为人是否履行了法定义务和接受法律追究。

此外,生活中还存在这种情形: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在原地等待,但不履行任何救助义务。因行为人不具备逃跑的客观行为,故不能认定其系交通肇事逃逸,但其不履行救助义务的行为,显然具有较一般交通肇事行为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在追究责任时应当酌情予以考虑。

三、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认定

对照交通肇事逃逸的成立要件,我们可以看出,肇事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不仅是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的直接要件之一,同时对于判断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具有较大影响,加之主观方面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和复杂性,使得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认定成为重中之重。

一方面,行为人的陈述始终是交通肇事逃逸主观方面认定的基础和直接依据。由于主观方面反映的是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因此认定主观方面最直接的依据就是行为人本人对其心理的描述。当然,涉及到对行为人的责任追究,行为人往往避重就轻,甚至撒谎抵赖,因此在听取行为人陈述过程中要注意辨别分析,哪些部分是符合事实的,哪些部分是违背常理的,哪些部分是既无法认定又无法排除的。

另一方面,对行为人行为的分析是交通肇事逃逸主观认定的主要依据。行为是主观的反映,行为人的主观心理需要依靠行为来表现,这使得对行为人行为的分析能够成为交通肇事逃逸主观认定的依据;又由于行为人往往从其本身利益出发,不能对其主观心理作客观描述,因而分析行为人的行为成为准确认定其主观方面的主要依据。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

第一,行为人是否离开事故现场。是否离开事故现场是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逃逸主观心理的最直接的行为表现,如果行为人没有离开事故现场,一般不能认定其逃逸,如果行为人离开事故现场,则需要进一步分析其是否具有不得不离开事故现场的客观原因。如是否系为抢救其他需要紧急救助的伤者、是否系正在执行重大任务、是否系害怕伤者家属或者围观群众殴打、报复、是否系为了报警或者为了把伤者送往医院等。如果行为人不存在其他客观原因而离开事故现场,则其主观心理较为明显,一般应当认定其逃逸。

第二,行为人是否实施救助行为。救助伤者是交通肇事后行为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如前文所述是否逃避履行救助伤者的法定义务亦是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情节之一。救助行为一般包括拨打紧急救助电话、自行救助及将伤者送往医院救助。在行为人实施救助行为的情况下,其主观上一般不存在逃逸的心理。如果行为人不履行救助伤者的法定义务而又离开事故现场的,一般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第三,行为人是否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告交通警察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行为人接受法律处理的主观反映和直接行为表现,接受法律处理一般即是对逃逸心理的排除。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还应当在报告后等候处理,如果行为人不报告而离开事故现场或者报告后不等候处理而离开,一般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第四,行为人是否赔礼道歉,是否承诺或者实际支付医药费、赔偿款,是否配合相关部门对事故现场的处置等。由于实际情况纷繁复杂,在对行为人的主观心理难以作出判断时,如行为人离开事故现场后又返回的,应当对行为人的相关行为作综合考量,并结合具体情况作出判断。

四、建议与完善

基于前文的分析和论证,笔者建议,现有关于交通肇事逃逸的相关规定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9

有的意见认为鉴于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往往导致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损失无法得到赔偿、案件查处难度增大。如果仅将逃逸界定为逃离现场，那么性质同样恶劣的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就得不到严惩，会影响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打击力度，因此只要是在肇事后，不管是在事故现场还是在事故的处理过程中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都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见刑事法律适用指南166页）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应当理解为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其依据是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八十五条第一项“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之规定。

对上述两种意见笔者均不敢苟同。

理由如下：1、如果依据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对交通肇事逃逸的定义，把逃逸行为仅限定于逃离交通事故现场，则失之过宽。例如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肇事者在肇事后离开现场并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有的是害怕被害人家属的殴打而临时躲避，或为抢救伤员而离开现场，在躲避结束等待交警部门调查处理时或将伤员送往医院后公安机关处理事故之前临时起意而逃跑，这种情况并不符合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对交通肇事逃逸的定义，但这种行为的性质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性质同样恶劣，后果也一样的严重，因此如果对这种行为不以交通肇事逃逸认定的话，不管是对被害人还是对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肇事者而言都是显示公允的，也极易纵容这种行为的大量出现。从而使肇事者为了避免承担交通肇事逃逸加重的刑事处罚，而选择将伤者送往医院等规避法律的行为。

2、但如果认为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没有时间和场所的限定，一律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加重处罚则失之过严，也明显的不符合我国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立法本意。

理由如下：（1）记得人民法院报曾经刊登了一个案例，被告人李某在交通肇事后，主动报警并在现场等候交警的调查处理，但在事故调处阶段，李某却逃离居住地厦门，时隔三年对交通肇事的处理情况不闻不问，也从未与被害人家属、公安机关或其所在单位和人员联系，表示要对被害人进行相应赔偿。直至2010年12月其罪行已被当地公安机关发觉后才向公安机关投案，最终人民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解释第三条所规定的“逃跑”，并没有时间和场所的限定，只要被告人在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都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为由，认定被告人李某具有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情节。笔者认为上述认定是不妥当的：2010年12月22日公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中规定“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应认定为自动投案，构成自首的，因上述行为同时系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义务，对其是否从宽，从宽幅度要适当从严掌握。”从上述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上述案例中对李某是应当认定为自动投案的，如其符合自首的条件，同样也能认定为自首。而这一事实在交警部门介入调查处理后即应成立而予以确认。若李某的行为已构成自动投案，并构成自首，其在公安机关调处阶段逃跑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之规定，李某只需承担不认定其行为为自首的不利后果即可，这是有明确的法律解释的。李某承担了这一不利的法律后果后，若再以交通肇事逃逸对其评价而加重处罚，则不仅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而且对李某显示公正，也违反了刑法理论上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

（2）由于违法行为是最主要、最基本的产生法律责任的原因和根据，是认定和归结法律责任的前提，而刑事法律责任是因违反刑事法律而应当承担的法定的不利后果，刑事责任的方式为惩罚，即责任主体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制裁，因此刑事法律责任是最严厉的一种法律责任。（见张文显法理学170-172）那么作为产生刑事法律责任的违法行为，如果行为人没有新的犯罪事实，在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后行为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就应是确定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才应当做出决定；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才应当做出有罪判决。根据上述规定，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审理案件时案件的客观事实应是确定的，据以定罪量刑的客观情节也应是没有变化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自首情况除外）。这是符合法学的基本理论的，也是符合刑事法律责任产生的一般规律的，如果认为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没有时间和场所的限定，一律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那么案件的事实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据以定罪量刑的法定情节就无法查清，案件也就充满了变数，从而导致案件无法、更无法审判。举例说明，如果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没有以逃避法律追究为目的而逃跑，这是不应当认定为逃逸，在案件侦查终结后，嫌疑人在审查阶段、甚至在一审的庭审过程中也没有逃跑，那么审判机关的判决书在认定事实时是不会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逃逸情节的，但是如果审判机关的判决书已经打印并已送达了公诉机关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但是被告人因害怕承受不利的法律责任不领取判决书而予以逃跑，这种情况是否还应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结论是不言自明的，法院的审判文书是严肃的，不会因为这一情节的出现，而发出两份截然不同自相矛盾的审判文书。

关于肇事逃逸的法律法规篇10

【关键词】：交通肇事逃逸　处罚　犯罪构成

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各国法律都规定了较为严厉的行政、刑事处罚措施。这主要是因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是交通参与者的法定义务，也是驾驶人员基本职业道德。如果行为人肇事后逃逸，不但说明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大，而且往往因为肇事人的逃逸造成他人重伤、死亡，危害后果严重，所以应予以严惩。但是，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情形十分复杂，在不同案件中，行为人的主观方面、逃逸后所实施的客观行为以及所造成的实际危害结果可能各不相同。这就要求执法、司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交通肇事后的逃逸情形应依据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作具体分析，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定罪量刑。依据《刑法》第133条及《解释》第2条第2款、第3条、第5条、第6条的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可能是交通肇事罪的形成原因，也可能是交通肇事罪情节加重犯的构成要件行为。

一、交通肇事罪逃逸行为的构成要件

在交通肇事罪认定中必须同时具备以下要件才能认定构成逃逸：

（一）发主了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

它是指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但并不要求必须是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才能构成。依据《解释》第2条第2款第（六）项之规定，如果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交通事故，但仅致一人重伤（即没有导致重大交通事故发生），并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如果存在逃逸行为的，仍然可以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二）主观上明知或者可能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交通肇事罪主观上为过失，但逃逸行为主观上是故意。行为人虽然在交通活动中致人伤亡，但其主观上并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自然不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说法，因此不能认定构成逃逸。因其离开事故现场造成伤者死亡的，也只能依基本犯罪构成的量刑幅度予以处罚。

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主观上是否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一定难度，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采取不论行为人主观认识如何，只要客观上发生了交通事故，且行为人驾车离开事故现场就武断地认定行为人逃逸，这对于行为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在某些案件中确实存在行为人主观上并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情况。1999年，某驾驶员驾驶一辆装满货物的大货车高速行驶在国道324线莆田路段，突然看见一行人横穿马路（事发时为晚上且该路段没有路灯），驾驶员紧急向左避让，但行人还是被车的右后轮带倒并被碾压当场死亡。由于车辆载货很重且车速较快，加之车窗紧闭，事故发生后驾驶员没有听见异常声音，车辆没有明显晃动，驾驶员以为已避开行人，继续驾车前进，在距离事故发生路段20公里处检查站被查获，其车辆右后轮及备用胎上粘有大量死者的脑组织。在上述案例中只能认定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而没有逃逸这一加重处罚情节。

尽管从证据上认定行为人是否知道事故发生存在一定困难，但实践中仍然可以从相关情况判定行为人的心态。如：事故发生后行为人是否不合理改变既定的或正常的行驶路线；是否无正当事由对车辆进行冲洗或修理；事故发生后是否突然加速驶离现场或者在发生事故的一刹那降低车速后随即加速离开等等。在处理交通事故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行为人遇到紧急情况时采取了相应措施后，却并不确定是否发生了交通事故（尤其在晚上），但还是驾车驶离了现场。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应认定行为人对于事故的发生是明知的，即知道自己可能发生了交通事故，却没有停车察看情况，采取放任态度，其根本动机也是出于逃避法律追究。有的肇事者对于可能发生事故的情况，往往采取先驶离事故现场再停车查看的作法，这也充分证明了其在事故发生时的放任心态。

（三）在交通肇事后逃跑

在绝大多数交通事故中逃逸都表现为行为人在肇事后逃离事故现场，但《刑法》及《解释》第3条规定的逃逸是指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对“逃跑”并没有时间和场所的限定。如果肇事者将伤者送到医院后逃走或在等待有夫机关处理时逃走也是属于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应认定构成逃逸。

（四）对交通事故负有法律责任

对交通事故的发生不负有事故责任的当事人由于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所以也不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说法。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存在的是交通事故发生后，事故双方当事人自行解决，但不久一方当事人因事故中所受的伤而死亡，或者在事故发生时认为伤势较轻但事后发现构成重伤，在这类案件中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不宜认定构成逃逸。虽然在主观上交通事故“私了”的双方当事人也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可能，但一般情况下，“私了”的双方当事人会就有关事故的处理、赔偿等问题达成私下协议（并且绝大部分“私了”的交通事故都是轻微事故或者一般事故）。因此，这种行为同《刑法》及《解释》规定的那种在交通肇事后，置受害人于不顾而逃跑的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宜认定为逃逸。根据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21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各方有条件报案而均未报案或者未及时报案，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同等责任。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一方应当负主要责任，非机动车、行人一方负次要责任。”由此可见，对于交通事故发生后，事故当事人“私了”但日后一方又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报案的，如果依有关证据对事故责任可以进行认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仍然应该进行认定。由于未及时报案使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双方均要负事故相应责任，依事故责任认定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不认定有逃逸行为。

（五）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

事故发生后，行为人为了抢救伤者而离开现场，或因害怕遭到死伤者家属、朋友的殴打、扣押而离开事故现场，但能及时报案并到有关机关接受处理的，不能认定为逃逸。如果行为人借口报案而离开，并逃避有关机关处理的则构成逃逸。

二、逃逸致人死亡犯罪情节的分析

根据《刑法》第133条及《解释》第3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法律对行为人既有加重情节（逃逸）又造成加重结果（致人死亡）而规定的较高的法定刑。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该情节构成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逃逸致人死亡构成的要件

1、必须满足上文所论及的逃逸的构成要件。

2、《解释》第5条第1款对“因逃逸致人死亡”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即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如果行为人在肇事后驾车又发生交通事故致其他人死亡、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隐藏或遗弃而致使被害人死亡的情形已经不能单纯地认定为因逃逸致人死亡了。

3、交通肇事者的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首先，受害人的死亡是因为肇事者的逃逸行为造成的。如果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逃逸，但被害人的死亡却是因为介入了其他原因造成的，如；被害人由他人送往医院抢救途中再次发生交通事故致死；或因在医院抢救时发生医疗事故死亡或者虽然医疗机构在医治中并无失职、错误行为，但伤者的情况决定了治疗方法存在一定危险，并最终因此导致伤者死亡（如伤者对某些必须使用的药物过敏）等，对于肇事者只能依《刑法》第133条规定的第二种量刑幅度给予处罚。其次，必须是行为人肇事后逃逸行为在前，而伤者因行为人逃逸而死亡的结果发生在后。如果交通事故发生时伤者当场死亡，或者虽未当场死亡但即使得到及时有效医治仍无法救治的（即使肇事者逃逸时在主观上认为伤者可能会因为自己不救助而死亡但仍然逃逸），则不能认定为因逃逸致人死亡，而应适用《刑法》》第133条规定的第二种量刑幅度予以处罚。

（二）因逃逸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杀人罪的区别

对于《解释》第5条对“因逃逸致人死亡”所作的解释以及《刑法》第133条规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规定，有的学者持不同见解。他们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不应属于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应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因为行为人肇事后逃逸是对因其先行为使他人人身处于现实危险的状态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并最终造成伤者因无法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因此，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犯罪构成与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在主观方面完全不同。笔者并不赞同此种观点。笔者认为《刑法》第133条规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属于交通肇事罪的加重犯，而不是基于先行为构成的不作为犯罪。因为加重犯与基干先行为构成的不作为犯存在显著的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1、交通肇事罪的加重犯是以行为人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此发生重大事故致人死亡 （因行为人逃逸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为构成要件的，即基本犯罪构成是加重犯成立的要件之一。但基于先行为构成的不作为犯罪中，先行为本身（即肇事行为使他人人身处于现实的危险状态）只是犯罪构成的前提条件，而不是不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2、基于先行为而构成的不作为犯罪的成立还必须满足一个必要的前提，即因为行为人的先行为使他人的合法权益处于现实的危险状态时，必须要求行为人的不作为是导致伤者死亡的排他性原因。也就是说行为人对于伤者人身的危险进程处于或者基本处于排他性支配状态，排除了他人对伤者实施救助的可能性，伤者的生命安全完全依赖于行为人的救助。《解释》第6条的表述实质上也包含有此含义。但是，行为人肇事后逃逸的情况并不完全都满足这一条件，如白天在闹市区肇事后逃逸就不满足这一条件。因此，仅凭行为人肇事后在主观上对可能造成伤者死亡存在间接故意（甚至有的情况下，肇事者认为肇事行为仅会造成受害者受伤，其主观上应属于过干自信的过失），就认定行为人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是不符合犯罪构成主客观统一的理论，也是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

三、对于逃逸而构成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的分析

依《解释》第6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分别依《刑法》第232条、第234条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肇事者的逃逸行为使犯罪性质发生了质的转变，构成了不作为犯罪，具体分析如下：

（一）肇事者对被害人有法定的作为义务

《办法》第7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必须移动时应当标明位置），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或者执勤的交通警察，听候处理；过往车辆驾驶人员和行人应当予以协助。”

（二）因肇事者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先行为使被害人人身处于现实的危险状态

（三）肇事者有救助被害人的能力

有能力救助而不实施救助是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另一个要件。如果肇事者本身也受重伤则无法实施救助行为，当然不会构成不作为犯罪。有的学者主张对于此种逃逸行为不能认定为不作为犯罪，因为肇事者肇事后实施了一定的行为（即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遗弃）而不是不作为。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所谓的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有法定的作为义务，在行为人有能力实施这一义务时却没有实施，从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因此，行为人是否作为是以其法定义务为标准的，在交通肇事罪中此法定义务特指肇事后肇事者应对受伤者进行救助。只有肇事者实施了救助行为才是履行了作为义务，否则即为不作为。

（四）肇事者对被害人人身安全具有排他性控制

由于肇事者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实际上基本排除了他人对被害人实施救助的可能，使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完全由肇事者所控制。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肇事者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弃置于医院，但最终被害人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不能认定构成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肇事者对于被害人人身的危险进程并没有完全的排他性的控制，并且肇事者有理由相信医院将对被害人实施救助，而不是出于对被害人人身的现实危险持听之任之的态度。对于此类交通肇事者应依《刑

法》第133条规定的第三种量刑幅度给予处罚。

（五）肇事者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

发生交通事故后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隐藏或者遗弃的行为，证明肇事者主观上明知自己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有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同时将被害人隐藏或者遗弃又证明了其对自己先行为可能造成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结果持放任（间接故意）的态度。

（六）犯罪客体发生改变

行为人在肇事后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的行为，已使原先可能对不特定的人的人身造成危害的肇事行为转变为对特定的人（伤者）的人身造成危害的行为，即犯罪客体发生了改变。

如上所述，根据《解释》第6条所规定的行为与《刑法》第133条所规定的交通肇事罪在犯罪的主观、客体、客观方面均存在不同，根据犯罪构成理论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

四、在逃逸过程中再次发生交通事故的认定

关于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过程中再次发生交通事故或者又发生多起交通事故并逃逸应如何认定的问题，《刑法》和《解释》均未作明确规定。如果第一次发生的交通事故不构成犯罪，则依行政法规对肇事者予以处罚。如果前后发生的交通事故依《刑法》规定均己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对第一次发生的交通事故依《刑法》第133条及《解释》有关规定定罪量刑应该是没有异议的。对于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应如何认定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对之后发生的交通肇事应认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第一次交通事故构成的交通肇事罪实行数罪并罚。对此，笔者认为应区别两种不同情况进行分析。

（一）一般情况下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因为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逃逸过程中，往往因为紧张、心慌而存在严重的交通违章行为，如：超速行驶、闯红灯、违反交通标志标线驶入单行道、非机动车道或者逆向行驶以逃避公安机关的追查。此时，对于行为人而言，对自己行为可能会给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以及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在主观上更多体现为一种间接故意的态度，即明知违章驾驶可能会再次发生交通事故，但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而对这种行为的后果采取放任（间接故意）的态度。因此应认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较为准确。当然，并不排除在逃逸的过程中，行为人对干自己实施的交通违章行为是否会造成不特定的人的人身及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持侥幸态度，但在驾驶高速运行的交通工具在公共通行的道路上仓促逃逸的情况下，实在很难证明行为人确有证据相信自己能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即很难证明行为人在主观上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肇事者前后的行为己构成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实行数罪并罚。

（二）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

如果在第一次交通肇事后逃逸过程再次发生交通事故，但之后的交通事故的发生与逃逸行为没有明显联系，不存在因果关系，如：后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因机动车辆制动装置失灵而发生；或因其他交通参与者的违章行为导致危险状况出现，逃逸人采取紧急措施失当致使事故发生等，则对于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仍然依据《刑法》第 133条和《解释》的规定定罪量刑。如果前后两罪均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对肇事者在其应适用的交通肇事罪（一罪）的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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