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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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爱国主义 日本 新加坡 儒家思想 国家意识

绪论

爱国主义教育是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日本和新加坡两国，历来重视爱国主义教育，都根据各自的国情，采取了一系列富有特色和针对性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尝试从两国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背景、内容、途径和方法等方面进行比较，对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背景比较

从历史背景看，两国同处亚洲，并且都是在海岛的地理环境上发展起来的，其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无不存在东方历史和岛国文化的烙印。它们在近代都曾受到外来侵略，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殖民活动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都给两国带来了很大冲击。笔者认为，基于历史背景所产生的民族心理差异是导致两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在目的和内容上有明显区别前提和根源。

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着国家主义的历史传统。中世纪的日本十分重视武士精神教育，到了明治时期，它被巧妙地转变为全体国民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将爱国主义与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相结合，强调培养臣民的“忠良”性格，主张教育要为国家富强服务，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二战时期日本将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发展到极致，进而把“忠君爱国”、“忠孝一体”作为“臣节”。[1]战后日本虽然进行了教育民主化的改革，但仍保留了国家主义的传统，实行狭隘的爱国心教育。

新加坡从被开发至今只有不到200年的历史，经历100多年的殖民统治，受东西文化的双重影响，新加坡由于这些原因很难走民族国家的建国之路。政府通常将爱国主义叫做“国家意识”，爱国主义教育主要体现为国家意识教育，其目的在于让全体国民树立“我是新加坡人”的观念，加强国民身份认同。从1988年开始，政府每年都要开展一次“国家意识周”活动，以凝聚国民的国家意识。

近代日本的爱国心教育，将其作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以抵御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但后来爱国心与其民族精神中固有的国家主义结合，成为教化臣民、给国民洗脑的精神武器，带有明显的侵略扩张的色彩。直至现代，其爱国主义教育中民族主义和侵略扩张的意识仍然存在。爱国主义教育在日本被打上了军国主义的烙印，民族危机意识转化为侵略扩张的动力，其对外扩张的性质正是狭隘的爱国心的体现；在新加坡，爱国主义教育主要侧重在多元文化中建立共同的价值认同，以维持国家统一和种族和谐，是推动新加坡种族和谐、团结和国家富强的强大动力。

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比较

在教育内容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两国在国家和民族认同教育上都坚持了“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原则。两国作为儒家文化圈内的重要国家，儒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价值理念经过改造与本土的传统价值精神相融合，成为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的重要源泉，其主要体现在对“忠”、“孝”思想的吸收上。而两国在地理环境上同为自然资源匮乏的岛国，忧患意识教育是两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对推动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是日本德育的重要资源，它在本土化过程中与日本武士道精神和神道教相结合，形成了对统治者绝对效忠的集团意识和对神道皇国的忠诚信仰。日本视“忠”为最重要的美德，并在爱国主义教育中上升至对天皇的孝顺和忠诚。日本的忠君爱国有明确的象征标志，即天皇，热爱国家与热爱天皇是统一的。二战以后受美国影响，吸收了西方民主思想和道德教育体系，但是核心的民族精神却没有改变。

新加坡的建国历史短暂，种族构成复杂，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双重交汇，政府坚持“技术上依赖西方，精神上固守都东方”，是既吸收弘扬儒家思想又借鉴西方公民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在新加坡，华人占了总人口的3/4以上，大部分移民没有受到过以来否定儒家的知识运动的影响，有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和接受儒家价值观的可能性。该国基于实用性的观点改造儒家思想，赋予儒家学说以现代意义的解释，他们是在自己所理解的儒家伦理的意义上，用儒家思想解释新加坡的文化和价值观，其重要体现就是1991年公布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中提出各种族均能接受的五大共同价值观。新加坡还提出了“忠孝礼仪廉耻”的核心价值，认为“忠”就是效忠新加坡，把新加坡看做自己的祖国，有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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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对我国南北朝时期的体育文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在社会动乱的历史背景下，加速了各民族和民族文化之间多元化的的融合、渗透与交融，形成了自觉趋向、开放交融、宗教、鬼神崇拜的多样化的体育文化特征。

关键词：体育文化；特征；南北朝

中图分类号：G81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6-1487.2014.02.000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时期，也是各民族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渗透与交融的时期，多元化的文化大融合繁荣发展，精彩纷呈，对南北朝时期体育文化多样化的特征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一、自觉趋向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自东汉以来，历经两晋、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宋、齐、梁、陈等政权更迭，战乱和割据打破了一元化的政治与集权式的经济体制，主流的儒家思想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从儒家思想中解脱出来，这一时期广大民众的人格和精神也得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自由发展。在战乱不休的年代，从上到下都希望和热衷于寻找统一和治国的方略。这样的背景下，民间武术人才辈出，并促使玄、道、佛等的导引养生思想的形成，促使这一时期的体育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1）儒、玄、佛、道对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作用

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背景使当时的儒家思想被新的体育思想逐渐打破，形成了以经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瓦解，“射礼”被北方的少数民族的骑射、军射代替，体育中的导引养生历经儒玄双修、儒佛调和后的新儒学重生、乐生仍然不失为主体的文化特征。[1]

儒家思想强调“立身”，即养自身，也养身外之身，是一种内、外兼修的养生思想，道家也讲究内修、外养。南北朝时期的道家葛洪就把养生分内、外兼修，认为内修方法是“涤除嗜好，内视返听，尸居无心……忘其形骸。”而外养的方法有导引行气和炼丹服食两种。由上可见，虽然玄、道分家的一些养生做法与儒家名教相悖逆，但也有一些思想是一致的。与名教相对立的是“神灭论”以及“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全亿万年”等养生思想是唯物论的思想，有利于人们思想意识的趋向自觉。

从养生导引理论来看，儒玄合流，佛道互补，儒、佛、道相互对抗而又互相渗透。南北朝时期玄、佛、道之家文化的兴起，改变了中国养生导引传统理论的格局，意义重大。主导文化由儒学微变成三级并立，集儒、道、佛为一身的颜之推——“虚谈非其所好”，长期使用儒家思想“述立身治家之法，辩证时俗之谬，以训世人”。葛洪的养身思想，使道家的神仙信仰系统化理论化，随着道教养生的发展，南北朝入道求仙的人越来越多，统治者也大力支持。如齐梁王侯朝士们多向陶弘景学习受神仙之道。梁武帝也对陶弘景礼敬有加，凡朝中大事必与其咨询，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可见，儒家的一统思想被打破。

玄学以“无不为”解释“无为”，还具有维护统治的作用，玄学推动了儒道的融合和佛教的中国化，而道教也在南北朝时期完成了官方化的过程。三教并立的格局以及唯物论、唯心论鲜明对立，使养生思想领域、人性论、生命论的对抗、交融、发展，也是促进人的重生文化心态自觉趋向发展，也标志着南北朝时期养生导引走向成熟。在思想上和信仰上，南北朝的上层人士先是归心老子、庄子、道教，继而又信仰佛教。南北朝时期广大群众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人生觉醒的一种曲折反映。而精神文化方面的相对解放和自觉趋向，必然推进物质文化的发展。南北朝的骑射、百戏、围棋、导引养生等的兴起，可以说是“虚”中“实”的表现。

（2）妇女体育的兴起和发展

南北朝时期胡汉之间的文化碰撞，多元化文化互相发展，经济文化格局变化及其发展，为妇女社会地位提供了历史契机和生长土壤。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使不女参加到体育活动来。她们离开织机，走出厨房，拜访亲友，周游城邑，游戏佛寺，观赏渔猎，登山临水，出境庆吊，甚至举杯畅饮，引吭高歌。当时的女子体育还有骑马、秋千、射猎、杂技等活动。在《北史·李灵列传》中记载：“百姓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攘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2]还有北朝乐府《木兰诗》，对女英雄花木兰从军进行了歌颂，故事十分感人。妇女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因而其思想观念也趋向自觉，从而妇女出外游学，步入仕途，甚至替父、替夫从军、骑射、打猎等都出现在南北朝。妇女的自觉趋向观念和行为，表现了社会风尚给妇女的影响，从最深层次上显示着儒家名教观念的淡薄，人们文化心态上趋向自觉的程度。

二、开放融合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南北朝时期，周围的各族文化进入中原，给汉文化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增添了新鲜血液，丰富了中原文化。

（1）民族间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由于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不复存在，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表现是：儒家独尊的文化地位被打破，出现了自成体系的各大学派，互相吸收和兼容，使之呈丰富多元化文化。因此，南北朝具有明显的开放性文化特征。在各民族大融合、文化交流频繁，自觉趋向型的文化心态的时代条件下，使体育文化的单一性被打破。首先是汉族对外来体育文化表现了一种包容和吸收的积极精神，汉族出现“教以骑射挽强之术”。梁朝还专门编著了《马射谱》、《骑射都格》，用以做骑射教材。汉族的弱冠生也“别有博射，弱弓长箭”。甚至不少上层人士忘情于骑马射箭、舞剑等一类的活动。葛洪感叹说：“儒教渝表、或沉溺渝黄色之中，或趋驰于竞逐之路。”《颜氏家训·戒兵篇》说：“今世士大夫，但不读书，即称武夫儿。”

（2）民间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在民间，摔跤活动时兴起来。《荆楚岁时记》记载：“荆楚之人，五月间，相结伴为相扑之戏。”除了翼州、荆楚之外，中原地区的襄城等地，也盛行相扑。《角力记考古》记载：襄城人王弘与颍川功曹刘子竺会于界上。子竺曰：“襄城人不知颍川人能扑。”弘对曰“相扑下技抹不去以明优劣。”可见儒雅为主的单一体育被打破，而终射猎、摔跤，这无疑是南北方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3]

在汉族一改风俗的同时，少数民族也热衷于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尤其北方，如北周、北齐等地，表现做明显，他们以汉族文化为主，对国内外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北魏在统一北方前后，经常开展的活动有鼓吹、杂技、造五兵、角抵、跳丸、五案等，其中大部分是汉民族的杂技，所以称“汉晋之旧也”，是为汉民族的文化。魏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改制，明令禁穿胡服，改着汉人服饰。同时大量的汉民族杂技、音乐、体育礼仪等文化进入，使观念进一步开放。

（3）胡、汉体育文化的融合发展

最能代表开放性文化观念是，相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如“狮舞”、“象人”以及倒立、缘竿都与西胡和西域文化有关，可以说“胡技”成了中原地区娱乐、休闲宴会的主要内容。摔跤也属朝人最强。文献记载北齐一位受到后主高纬宠爱的角抵手何猬萨，故意杀对手，高纬仁通，命亲信诬告其绰反，后主不忍显戳，使宠胡何猬萨后园与绰相扑，杀之。可见当时王公大臣对相扑的喜爱程度。目前一致认为“相扑”一词起源于南北朝。这其中不少技艺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摔跤习俗有关。南北顾欢首作《夷夏论》，以“夷夏之别”为由来贬低少数民族和佛教，然而“夷夏之别”并没有削弱胡汉文化的交流，反而加深了胡汉文化的融合。[4]

三、宗教、鬼神崇拜背景下的体育文化大发展

南北朝作为佛教在中原盛兴的时期，佛教理论先后以般若学和涅槃佛性为重点而展开，并与玄学贵无体论和名教与自然之辩相呼应，体现了佛教理论与中原传播发展过程中从依附玄学，以玄解佛到独立发展的道路，表现出儒、佛、道的逐步统一。

（1）宗教信仰对体育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

佛教禅宗对体育文化有直接的影响。在北魏孝文帝大和年间，印度高僧达摩来到嵩山少林寺传授佛教的禅宗，被尊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据传：达摩整日面对石壁，盘膝静坐，在“明心见性”上下功夫，在思想深处“苦心炼魔”。但终日静坐，不免筋骨疲倦，达摩发现好些弟子禅坐久了，昏昏欲睡，精神不振。为了驱倦、防兽、健身、护寺，达摩仿效我国古代人民锻炼身体的各种动作，编成健身活动的“活身法”传授僧人还将鸟兽的飞腾、跳跃、游弋等多种姿势糅合进来，逐渐形成一套健身养性的少林拳的雏形。另说少林寺创立于北魏时期，在寺中的僧人很重视身体锻炼，总结出了不少的健身之道。南北朝的少林寺武术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这为日后少林寺内、外结合的演练和技击打下了基础。

宗教的世俗化谓之民间信仰。当民间信仰成为约定俗称的规则，成为影响广大民众的思想和行为的潜在精神时，就变成了民间宗教。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他总归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信仰民俗主要表现的是人和鬼神之间沟通的精神体系，对当时体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引领作用。

（2）鬼神崇拜对体育文化发展的传承作用

在信仰鬼神，好祀的风尚中，也产生了不少体育活动。诸如歌舞杂技、赛龙舟，与占卜有关的藏钩之戏、探春、元宵节赏灯等。南朝范晔《后汉书·东夷传》：“扶余国以腊曰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魏书·乐志》记载：“今圣朝月舞。未名，舞人冠服无准，称之文，武舞而已”等。这里的“武舞”中有击刺动作，是模仿格斗动作改编的，跳这种武舞，对舞者身体无疑是一种很好的锻炼，甚至是一种武技的训练。

南朝范晔在《后汉书·陈禅传》说：“永宁元年，西南夷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以上这些预测吉凶、占卜、观天象也是一种鬼神崇拜现象。在射俗上，南北朝也与鬼神崇拜有关。如南北朝时兴一种“射柳”的射俗，射柳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古老传统，最早源于匈奴、鲜卑。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这种射俗当时非常盛兴。[5]

南北朝时期，人们许无昧荒谬的祈神占卜活动，都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一种理想追求，因为他们无力克服现实中的种种困苦，想借神灵和占卜凶吉来安慰和补偿痛苦的心灵。而在这种活动中加进一些射箭等体育娱乐活动，正是这种目的具体的心理表现。[6]

参考文献：

[1] 谭华.体育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李延寿.北史:周武帝本纪[M].中华书局，1974.

[3] 李世宏.两晋南北朝体育地区差异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0.

[4] 方协邦.论南北朝时期体育文化的交融与嬗变[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5] 黄伟,卢鹰.中国古代体育习俗[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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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学董仲舒大一统历史意义

一、 “大一统”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1、在政治方面，董仲舒生活在汉初时期，汉朝在黄老“清静无为”的思想指导下，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得到增强。但同时，匈奴的威胁日益加剧；国内政治秩序也陷入了无序的状态，急需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进行改革就必然需要一种思想作为主导。

2、在经济方面，班固论当时形势曰：“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义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由此可见，汉初经济实力得到增强，当时的人民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也迫切希望结束无为之治，乘仓实财饶之运，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足食足兵基础上，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礼乐教化的盛世太平！

3、在文化方面，在诸子百家中，法家的基本政治伦理思想由于秦王朝的灭亡而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道家又是以对现文明的批判为基本价值取向；黄老哲学“清静无为”的主张同样无法对社会进行积极的建设。而儒家思想延续了历代以来的优良文化传统和社会文化经验。所以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便应运而生了。

二、 “大一统”思想的主要内容

1、政治上的“大一统”就是建立和巩固以封建君主制为核心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在董仲舒看来，政治上的“大一统”其实质上就是“尊君”。“大一统”理念的思想渊源来自于儒家经典，是指统一历法。统一历法也就是“改正朔”。这“一统”天下不仅指人类社会,还包括天地万物在内,而万物一统世界的核心乃是圣王,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也就是说“大一统”就是统一于王权。“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行使王权的天子是国家的根本,是天的人格化，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封建君主维护的王权地位和权威就是在维护国家的根本所在。

2、思想文化上的一统就是建立统一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诸侯异政,各家各派之间相互攻讦辩难,始终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和是非标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了诸子群芳、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随着汉朝中央集权专制体制的形成,建立与封建君主一统专制相辅的思想文化上的一统的要求已成为当时封建君主治理国家的迫切诉求。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层面上阐释了国家选择何种思想文化作为官方思想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是在废除了秦代苛法的基础上，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推崇黄老“清静为官方思想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是在废除了秦代苛法的基础上，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推崇黄老“清静无为”之术，没有形成建树，却出现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思想混乱局面。

为消除思想界的混乱与分裂对峙,建立与政治上“大一统”相辅之的思想文化政策，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这种“大一统”思想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儒家思想上来，不仅适应了统治者治国安邦、消除思想混乱的需要,也为百姓制定出了日常生活的伦理纲常和行为准则。

3、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在政治统治和思想文化控制上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维护王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董仲舒提出了将人性分成“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的性三品说和三纲五常说，认为“性有善质恶质”二元之分，“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圣人之性”不教而天生能善，“斗筲之性”教而不善，“中民之性”可善可恶，须教而后能善，这既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者从道德上给予了充分肯定，又为百姓接受“大一统”的国家治理、教化和刑政提供了理论依据，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大一统”思想。

三、 “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意义

“大一统”观念萌生于三代,丰富于春秋战国,至秦汉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大一统”思想核心是疆土一统和以治权及法令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一统,同时也涉及思想一统和文化认同。秦汉之后,随着时代的变化,“大一统”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丰富着自身的理论内涵。纵观历史,“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于维护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格局,推动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积极的历史作用。

1、理论意义：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包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积极的借鉴和吸收其中的精华并把它发扬光大，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自尊心、自信心。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作为一种封建的政治思想理论，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对其进行批判。但作为一种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政治伦理思想，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却代表了那个时代的精华。

2、实践意义：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博大精深，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进一步继承和发掘董仲舒思想中的精髓，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社会进步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同样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学习、研究董仲舒的政治伦理思想对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指导方针、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思想、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纵深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颜师古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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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企业；企业起源；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0)01-0066-06

当代企业似乎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经济体，小企业、大企业、跨国公司、企业集团等企业形式层出不穷，而合伙制、有限责任、股份制、公司制等企业制度也是不断生成或被设计。但对于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是如何形成的起源问题，我们过去却较少思考或鲜有有说服力的答案。

在这里，我们仅提出关于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思考和主观推断，而暂不做严格的论证，为的是拓展研究边界，引出其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什么是中国企业起源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情境是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这里的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主要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

其次，我们要重点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人们普遍认为，企业可以有一般企业和现代企业两种理解。所谓一般企业，是指包括手工业企业和使用机器及机器体系的现代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基本特征的，即从事着产品生产和服务活动的，独立的经营单位。所谓现代企业，是一般企业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基本特征。要追溯企业的起源，我们应该将企业理解为一般企业。那么对于中国一般企业的起源研究，则理所当然地要以中国古代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0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

最后，关于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国企业史的研究，而历史的研究自然是以时间为脉络的，因此我们应对这一问题的时间跨度做一界定。上文提到中国古代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是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对象，而要知道，这些组织形式也可以看做是手工业和商人群体在不同阶段发展的映照。那么，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是否要以家庭生产和商人的出现，甚至是以分工、交换等古老的人类活动的形式作为时间上的研究起点呢?我们认为意义不大。因为，最初的交换活动发生在人类原始共同体(氏族)之间，最初的交换形式为礼品互换，礼品互换一开始是以男女之间互赠礼物的形式出现的，相伴随的是对偶婚配制度的日趋固定化，从而逐渐转变为个体婚配制度形式。氏族组织内部的生产力发展，尤其是生产方式由采集和渔猎向畜牧业乃至定居农业的发展(亦即人类社会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初步的社会分工)，对偶婚配向个体婚配的演化，以及礼品互换向商品交换的转变，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氏族组织向家庭组织的历史演进，进而以家庭组织为前提条件的家庭生产、个体商人逐渐出现。可见，这一历史进程大致来说是全人类发展的普遍轨迹(只是在具体演进时间上有所不同)，进一步地讲，在尚未出现国家的概念，更没有形成政治制度、成熟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原始社会阶段，并不存在讨论中国社会和历史情境下企业起源问题的预设条件，因此我们选以西周时期作为时间上的研究起点。那么对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以什么时期为终点呢?我们以1840年这一历史事件为终。的爆发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改变，而在晚清政府开始“师夷长技以自强”，移植西方企业制度(如股份制)的环境下，原有的中国本土的企业萌芽也得以根本性的转变，已显现现代企业特征的中国近代企业至此产生。那为什么我们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以为终，而舍弃对之后产生的中国近代企业的研究呢?我们认为，西周至以前，中国企业的起源应是一个历史演进过程，有着一定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古代长期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后的中国近代企业的形成则可以说是一种“激进式”的变迁结果，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已有企业制度为依托的。也就是说，对中国近代企业的研究与发生在中国古代的企业萌芽形成和演变过程，并不具有理论分析上的一致性和延续性，中国近代企业与中国古代企业萌芽有着显著的区别，

“中国古代手工业的生产力表现为手工劳动(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换言之是以自然力为基础的，在此生产水平上的手工业，一般采取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生产过程中的协作不是很高，生产成本比较高，而近代生产力则表现为机器生产力即自然资源(煤、天然气和蒸汽等)转化的机械力，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企业生产力得到了长足发展。另外，二者之间的主体地位也不同。中国历史上的手工业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当时官府手工业是历代王朝的附属物，民间手工业则是次生物，它们不可能取得法人地位，全凭官府的需求和政府的‘照准’经营；近代企业则是具有法人资格的注册公司，对企业经营负有限责任。”

至此，我们便可以总结什么是中国企业起源问题了，即对西周至期间，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条件下，商人和手工业者如何艰难发展和兴起，他们所主导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等企业萌芽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

二、已有的相关理论能否适用于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

在人们的印象中，关于中国企业起源的问题似乎已得到了很好地解释。这一判断主要源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劳动分工理论对企业起源问题的论述，以及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学派所开创的企业理论。那么是否他们的理论确能适用于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解释呢?

亚当・斯密是最早涉及企业起源问题的，他强调了分工的重要性，认为分工所创造的生产力是手工工场(企业的早期形态)存在的原因。而马克思则继承并深化了斯密的分工思想，认为分工与协作是企业的本质，强调了企业的生产属性。并以唯物史观的高度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出发，认为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就产生了企业。

不可否认，在我们今天看来，亚当・斯密与马克思的思想对解释特定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是如何产生的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但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他们的观点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马克思关于企业是如何产生的解释，并不能完全套用在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企业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研究。首先，马克思所阐述的西方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我们所说的中国企业萌芽的形成和演变的时代背景，分别是议会民主与皇权专制、工业革命与奇技巧、海外贸易与闭关锁国、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新教伦理与儒家思想，从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到思想文化与道德宗教都有着诸多的不同，这使我们自然

就不能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理论不加思考就作为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是如何形成和演变问题的解答。马克思本人也认为其关于企业起源的理论不是普适性的。1877年马克思在《答米开洛夫斯基书》中，就坚决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作为一种历史通则。

其次，斯密和马克思都是以当时的手52_32场作为其研究的案例。这一案例对象的选择大大限制了他们理论的适用范围。手工工场是一典型的生产性企业，这也使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自然忽视了对企业流通职能的关注，商业性企业的产生也就很难用马克思的企业理论进行解释。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手工工场认为是企业的初级形态，从而将手工工场看作了企业产生的起点。但是与欧洲的情况不同，中国在手工工场之前还长时期存在着家庭作坊等更为简单、初级的企业形态。这类初级的企业形态的分工和协作水平自然也非常简单，所以当时的作坊主们更多的是考虑如何摆脱“农本工商末”等意识形态和抑商政策的制约，而不是考虑如何更好地分工协作。马克思关于企业起源问题的论述在这里也就显得不那么有解释力了。

另外，以科斯为代表的交易费用理论学派或称现代企业理论学派以交易费用为主线，认为“企业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一个契约替代另一个契约”、强调企业的交易属性。但他们只是解释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的逻辑问题，而没有清晰地描述出企业是如何形成的历史过程，其理论的核心――交易费用至今仍被众多学者指为概念不清、定义模糊、定量困难。从研究范式和方法论上说，交易费用理论并未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收益一成本分析框架，仍是以比较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进行讨论的。

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是从总体全局(整个社会)的角度，考虑了企业内部分工与市场分工的费用问题，却并未指明是何种人做了怎样的替代选择。按照笔者的理解，这种替代应是最初的没有组织的单个自然人的生产对组织成一个企业后的生产的替代。科斯直接的比较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忽略了企业之间的雇佣关系、忽略了企业家和工人的选择。其实，从最初单个的生产者到后来企业的组成，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互惠”过程，无论工人或企业家的收益都是有所增加的。也许从个人收益的角度，而不是从整个社会交易费用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存在性问题，会更有效一些。从这点上来看，交易费用理论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的观点如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理论倒是从个人收益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到“企业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因为单个的私产所有者为了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比较优势而进行合作生产”。

科斯在利用交易对企业的存在性进行论述之时，只注意到了企业对交易费用的节约，却没有注意到企业在专业化和分工协作上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对于单个自然人生产的规模优势。而这也似乎是科斯在看到新古典经济学只把企业看做是生产函数后，有些“矫枉过正”忽视企业的生产职能的结果。

由此可见，已有的相关研究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这些研究要么是注重逻辑演绎的理论分析却缺少对历史过程的关注；要么是极具历史感却并不能作为通则，而难于在中国情境下得以适用。进一步地说，现有理论不能很好解释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是如何形成的在于两点：一是没能从历史视角考察这一本来就属于历时性的过程问题；二是没有把中国特殊情境嵌入企业是如何形成的这一过程的分析。

三、可行的研究思路

正是看到以往的经典理论依然不能很好地对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企业起源问题进行解释。我们提出以博弈论框架下的制度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起源问题。而若要以此方法来开展对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则必须做以下的说明和界定。

1　把企业的产生看作是制度的形成

把企业的产生看作是制度的形成，就是说组织也可以被认为是制度。对于这一说法，学者们有争论。赞成的有康芒斯、舒尔茨、拉坦等人。康芒斯说：“制度……这种运行中的机构(组织)，有业务规则使得它们运转不停；这种组织，从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协会、直到国家本身，我们称为制度。”可见，在他看来具有业务规则的组织都可以称为制度。舒尔茨在谈到制度的类型时，也是把合作社、公司、飞机场、学校和农业实验站等组织看作是制度。拉坦也是明确认为，制度概念包括组织的含义。

而持否定观点的则有诺斯、柯武刚和布罗姆利等人。诺斯明确地将组织排除在制度的概念之外。他指出，要将制度与组织区分开来。组织是在基础规则即制度约束下，为实现一定目标而创立的个人团体。制度类似于运动员的比赛规则，而组织则是运动员在该规则下为赢得比赛胜利，把其策略和技能加以组织或模型化的方式。柯武刚与史漫飞“组织是对资源的系统安排，其目的在于实现一个共同目标或目标集。因此，公司、银行、政府机构是有目的的组织，而基督教的‘十诫’和交通规则却是制度”。

从以上各学者的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反对把组织看作是制度的学者，是将组织狭义地看作是只有人组成的一个团体，而赞成派则是广义地认为组织包括组织中的人以及约束组织中人的行为规则，所以组织也可以算作是制度的一种。

在这里，我们不能主观地认为以上两种判断谁对谁错，因为众多有差异的定义并不意味着谁对谁错，这取决于分析的目的。

基于此，我们也可以从广义上认识组织，认识企业，并将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的产生过程看作是一系列制度(契约)的形成过程。而这些契约主要包括手工业主与雇工之间的雇佣契约，手工业主与统治者之间、商人与统治者之间的承诺契约，手工业主与商人之间的合作契约等等。之所以把中国历史背景下企业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看作是这些制度(契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是因为这种方法恰恰可以将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进行某种程度的融合，并较好地从人的主观意愿出发来考虑企业是如何产生的问题。这种融合是指手工业主与雇工之间的雇佣契约和手工业主与商人之间的合作契约的形成过程，正是企业的分工协作以及专业化相较于自给自足生产而带来的收益过程。为了改变自然经济的局面，手工业主与统治者之间、商人与统治者之间的承诺契约，是经营手工业和商业企业的基础，从而需要克服统治者设置的各种抑商政策而带来的高交易费用。

2　把制度看作是博弈均衡

在明确了使用制度分析方法来研究企业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后，我们则需要确定采纳何种制度分析方法。

关于制度分析的方法，林毅夫在《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一书的中译本中提到，西方经济学现有三个流派的方法研究制度问题。第一个流派是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Ronald 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第二个流派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Kenneth Arrow、Frank Hahn、Joseph Stiglitz和George Akerlof等一批当代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使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引进交易费用，或从信息的不对称、克服道德风险的角度来研究制度的作用和选择。第三个流派是以博弈论，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演化博弈论为工具的制度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Ken Binmore、H_Peyton Young、Robert Sugden、Avner Grief等。

自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1981)最早将博弈论运用在制度分析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钟情于以分析人与人之间相互选择的博弈论为工具来研究影响人们行为的制度问题。为什么博弈论的制度分析方法如此受欢迎呢?聂辉华(2008)给出了三个博弈论制度分析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当我们发现真实世界的社会制度不完美时，我们不是去对人进行思想改造，而是去通过改变约束条件来改进现有制度。博弈论方法的第二个优点是，它强调了结果对于规则的敏感性，这有利于将历史因素融入到制度分析之中。第三个优点是，博弈论允许多重均衡，有助于解释现实制度的多元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博弈论制度分析方法既可以容纳历史过程的分析，又可以适用于解释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制度形成，而这两点恰恰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解释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关键。

因此，我们又选定了博弈论制度分析方法作为研究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工具。而在博弈论中，一般又将制度视为博弈均衡，即如Schoaer所说，把制度当作是行为人的行为均衡(equilibrium 0f behavior)，在模型中则表现为经济行为主体的目的是通过不同的策略选择以达到其收益的最大化，即所谓制度的博弈均衡观。旧

笔者非常认同制度均衡观，认为制度是内生于行为人在相互策略选择后自我实施(self enforced)的“共有信念”

(shared belief)，而这种“共有信念”又是与人的偏好、认知互动演化的。而回到我们讨论的主体――中国企业的起源问题上，则可以表达为，中国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的企业形成过程是人们(包括平民和统治者)从原有的稳定的自给自足经济，到逐渐接受企业这种经济形式，接受雇佣关系中产生的经济利益不平等和企业主“富甲一方”后对统治者政权构成威胁的过程。这种人们对新的“共有信念”的接受和旧的“共有信念”的抛弃，又是因为人们收益的变化对原有偏好和认知的影响，而偏好和认知的改变又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新的“共有信念”的认同感。同时，我们还可以尝试把惯例、习俗、已有信念等非正式制度对参与人的影响考虑进去，并试图体现企业相较于原有自然经济的分工协作及规模的优势。具体来说，由于一般认为自主经营、自由雇工、自由支配财产是企业的最基本权利，也是现代企业相较于中国古代的企业萌芽最显著的区别。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古代手工业自由雇佣制度的形成，民营手工业能否在皇权的统治下自主经营和发展，中国古代商人在传统儒家思想和统治者重农抑商政策下财产权是否得到稳定的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从制度均衡的视角来考察，以说明在中国历史背景下的企业起源问题。

四、研究中国企业起源问题的意义

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是，在西周至时期的中国古代的作坊、作场、工场、店铺、商号等企业萌芽虽不断形成和演变，手工业者与商人群体也逐渐兴起、壮大。但是，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社会背景，中国的企业萌芽却未能自发演进为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组织形式(即具备自主经营、自由雇工、自由支配财产等最基本权利的组织形式)，而是最终以屈辱的方式，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直接移植西方企业制度，“突变”为近代企业。

这使我们不得不在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一极，中国企业正快速发展成长的今天，认真反思在唐宋时期曾盛极一时的中国，为何于17世纪后全方位(主要指经济方面)逐渐落后于西方，而中国企业萌芽虽早已出现，但却未能如西方一样产生现代企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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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概述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历史学科特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历史知识、能力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表现。高中生应该具备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和家国情怀等五个方面。

唯物史观是学习和探究历史的核心理论和指导思想；时空观念是了解和理解历史的基础，是认识历史所必备的重要观念；史料实证是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所特有的思维品质，是理解和解释历史的关键能力与方法；历史解释是在形成历史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叙述历史的能力，是检验学生的历史观和历史知识、能力、方法等方面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家国情怀是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在思想、观念、情感、态度等方面的重要体现，是实现历史教育育人功能的重要标志[1]。

培养高中生的核心素养对提高我国人才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核心素养的主要内容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使学生不仅具有知识背景，还具有能在社会上良好发展的综合能力和思想品德。核心素养不是一个简单独立的概念，而是由几个方面共同组成的概念。核心素养是一种对于新时代高中生的具体要求，也是青少年在成长和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品质。

二.高中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策略

（一）教学目标的确定指向核心素养

设定科学的历史教学目标是开展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前提，教学目标的设定与培养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是分不开的[2]。高中历史老师在设定教学目标时应该将历史核心素养的具体内容作为指导原则，将学科教学指导意见中的具体教学要求与核心素养的内容进行有机的结合。衡量老师所设定的教学目标是否与核心素养的内容相一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查：首先，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是否存在差异。其次，教学目标是否具有可实现性，是否能进行细化和具体化。第三，教学目标是否与学生的需求相一致，是否与学生的思维能力与结构相适应。

例如，针对“时空观念”和“家国情怀”这二项核心素养，我们在学习“走向‘大一统'的秦汉政治”这一章节的内容时，就不能简单笼统地设定为“通过了解秦汉大一统的史实，形成时空观念和家国情怀”，应该将其设计为：“通过比较西周疆域图和秦朝疆域图，知道秦朝疆域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拓展，明确掌握秦朝疆域的四至； 在梳理和概括秦始 皇巩固统一 的措施、汉承秦制等重要史事的基础上，认识秦汉时期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这样设计的教学目标，不仅时空观念和家国情怀的指向性很具体、明确，而且操作性与检测性都很强，学生通过学习便可达到。

（二）教学方法的选择培育核心素养

“教有常法，教无定法”，针对不同的课型和不同的教学内容，就要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而这其中历史情境教学法是比较常用的一种。历史情境教学法是老师根据教学的具体内容，设计一个相关的历史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将知识深刻记在头脑中[3]。老师在设计问题情境时应该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题情境应该与历史知识相一致，不能脱离历史学科的教学目标设计问题情境。另一个方面是老师设计的教学情境应该尽量贴近学生的生活，让学生在熟悉的生活情境中理解历史知识。这样的教学模式能在很大程度上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利用问题情境将学生带入到历史世界中，从而产生学习历史课程的兴趣，并在不知不觉中加深对历史的理解，提升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例如，老师在讲解到人民版高中历史必修三专题六“神权下的自我”这一章节的内容时，老师可以设计一个艺术作品的鉴赏活动的情境，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了非常多的艺术家，包括但丁、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老师可以事先布置，用多媒体放映一些当时闻名于世的艺术品的图片，让学生自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作品通过自己查找资料的方式进行了解，然后在历史课上将自己的理解和同学分享，每个学生介绍完自己选择的作品之后还要谈一谈自己从文艺复兴这段历史中感受到了什么或者对文艺复兴对世界的影响说说自己的理解，这无疑有助于培育学生的历史解释和历史理解素养。

（三）合作探究的开展提升核心素养

为了更好地落实教学目标，老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老师应该在教学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进行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模式，将课堂教学的主体地位从老师转移到学生，让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提高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合作探究学习模式的前提是老师将班级的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为每个学习小组布置一个研究的课题，让学生在小组中根据每个学生的优势分配每个成员的任务，学生进行小组探究合作学习的过程也是历史核心素养的养成过程。另外，学生在小组合作时能从其他成员的想法中发现自己没有想到的知识点，合作学习还能起到对于知识查缺补漏的作用。

例如， 老师在讲解到“百家争鸣”这一章节的内容时，可以为学生布置一个学习课题“百家争鸣对儒家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哪些作用？”学生根据老师布置的这个研究课题在小组中分配任务，有的学生查找“百家争鸣”的历史资料，有的学生查找儒家思想的形成背景，有的学生进行历史资料的分析，有的学生将所有成员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在通过小组讨论的形式得出一个结论在课堂上和其他小组的学生进行交流学习。在这过程中历史解释和史料实证等历史学科核心素养都得到了培育和提升。

又如，我们在学习《一代雄狮拿破仑》一课时，可以事先布置学生任务，一部分找对拿破仑正面评价的史料，一部分找对拿破仑反面评价的史料，还有一部分找拿破仑的名言。讲完拿破仑的主要活动后，用多媒体展示同学所找的材料来对拿破仑进行评价。通过学习让同学了解史料有第一和第二手之分，它们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学会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方法，学会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运用唯物史观，一分为二辩证的看待问题，把特定人物和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评价的方法。

（四）爱国情感的体验内化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要求当代高中生不仅要将理论知识深刻记在头脑之中，还应该对历史知识形成一定的感悟和情感方面的体验，这些都能转化为优秀的品格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高中历史课程是一门能将知识与情感体验完美结合的学科，学生在学习历史知识的同时也能通过历史背景得到一定程度的感悟[4]。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教学中让学生体验情感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老师在高中历史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将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结合到历史讲解中，使学生的精神得到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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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教书育人，所谓教书，就是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所谓育人，就是提高学生的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先秦文学是我国文学发展的开始，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渊。在进行先秦文学教学中，不仅将文学知识传授给学生，还应该将德育渗透之中。让学生在学习先秦文学的同时，利用唯物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分析，学习先秦优秀的思想，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本文对先秦文学教学中的德育渗透进行分析和探究。

关键词：先秦文学；教学；德育渗透

中图分类号：G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01（a）-0000-00

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教书育人，所谓教书，就是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所谓育人，就是提高学生的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先秦文学是我国文学发展的开始，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渊。先秦文学中所蕴含的积极民族精神和哲学思想等，对学生的德育工作有非常高的价值。如何将德育渗透与先秦文学教学中，是当前需要解决的一个课题。

1、在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的必要性

德育，即思想道德教育，主要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政治立场、道德规范等，通过科学合理的教学方式转化成为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的一种社会活动[1]。现代教学理念中，把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其中的全面发展，除了知识与技能，还有思想品德。在学校教育中，一直强调把德育教育放在首位，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出现了重知识灌输，轻德育渗透的现象。把德育工作与教学严格的区分开来，不利于德育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德育渗透有两个方面，显性和隐性。显性的德育教育，主要是指专门开展关于德育教育的课程。而隐性的德育教育，是将德育教育渗透于其他课程中[2]。隐性德育教育需要教师将德育渗透与课程当中，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凝聚力和号召力，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思想上得到一定的洗礼。单纯的德育课程，理论知识较为深奥和枯燥，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学习效果不明显[3]。因此，将德育教育渗透于其他课程之中，提高德育教育的效果。

2、在先秦文学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

2.1继承优秀的民族精神

社会的竞争日趋激烈，一些人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不顺应时展的潮流，最终会被社会所淘汰。因此，在进行先秦文学教学中，应让学生从文学作品中学习和继承我国优秀的民族精神。让学生受到优秀民族精神的感染，从而努力学习，奋发图强，提高竞争意识和竞争力，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先秦文学中，有关民族精神的内容非常多。例如女娲补天、开天辟地、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等，均带有明显的民族精神色彩。在上古神话中，主要体现人们勤劳、勇敢、敢于拼搏的精神。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力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的生产力很低，生存条件非常差，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的祖先试图通过自己的征服和改造大自然，与大自然相抗争的奋斗精神，在上古神话中体现出来。

让学生在学习先秦文学之后能够明白，我们中华民族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均能冲破万难，以更加崭新的面貌屹立。中国的民族精神，就是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会退缩，勇往直前，将困难变成垫脚石，更好更快的发展。学生是我国发展的希望，只有让学生具备优秀的民族精神，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从而使中华民族变得更加强大。

2.2培养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

在先秦文学中，出现了百家争鸣。涌现出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他们将自己的思想融入文学作品中。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的时候，要让学生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问题进行分析，明辨是非对错。

学生在学习先秦文学的过程中，对当时某一个人的思想观点进行分析时，不能单纯的从自己的角度去探究，而应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物的角度进行后探究。因为其观点产生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与社会背景、作者的实际处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不能对古人的思想观念进行完全的批判或认同，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看待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不同。

例如，著名的思想家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在他的思想中，重视唯物主义，倡导君主专制。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引导学生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问题。韩非子的思想中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对于君主专制，要运用辩证法唯物主义进行分析。韩非子推崇商鞅的变法和申不害的术，并将两者结合起来。认为国家的强大，需要君主将权力高度集中，削弱臣下的权力，才能稳定当前的局势，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回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秦朝的建立，改变了原本七雄争霸的格局，统一全国。为了能巩固秦朝的地位，防止类似七雄争霸的情形再次出现，将权力高度统一由皇帝掌管，以保证国家的安稳。君主专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君主专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君主专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高度集中的君主专制，君主的意识形态决定这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秦始皇统一了全国，功不可没，文明中外的万里长城，也是其杰作。现如今，万里长城成为中国的一个标志性建筑，除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也反映人们被严重的盘剥。孟姜女哭长城的典故反映的就是当时沉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

2.3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先秦文学中，有许多作品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例如，屈原的《楚辞》，体现了其浓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国古代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有两个方面：爱民和忠君。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的思想。而荀子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君主和人民的关系好比舟与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爱国主义思想均以民为本，具有非常重要的进步意义。让学生在领悟古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联系自身实际，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做起，努力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

2.4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先秦文学中，儒家思想非常重视人的思想品格的修养。重义轻利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孟子主张，舍身取义等均体现了重义轻利的思想。教师在进行有关儒家文学作品的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学习和领悟这些优秀的思想，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结束语

在进行先秦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利用其中的教学内容，将其思想进一步升华，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学习和领悟优秀的思想，并将其内化成为自己的思想。从而使学生的思想品德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达到德育的目的。

参考文献

[1]余全介. 论国学教育在先秦文学教学中的渗透[J].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1，01：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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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居建筑是最早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建筑类型，也是现存量最大且连续发展的建筑形式，反映出当时社会条件下的经济环境、民俗民风、审美理念等。山西被誉为我国古建筑的宝库，除了历朝保留至今的寺观、庙宇，民居建筑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山西境内尚存明清时期的民居建筑1000多处，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当属分布在晋中一带的晋商大院，其建筑规模宏大、气势沉稳、装饰手法多样、格局合理、陈设家具精致华美，可谓是明清时期民居建筑的集大成者。

晋商大院形成背景

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一般是指地形地貌、地方材料以及地区气候等内容，这些环境因素都对大院民居的建筑形态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晋商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而且他们在外闯荡多年，见识过多种新材料、新技术，在建造方面，商人们可以请得起本地或是外地的优秀工匠，也就是说自然条件对大院民居建筑的影响力相对于农耕村落的民居要减弱很多，这也是晋商大院建筑形态所受自然环境影响作用的特点。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但是在山西的历史上，却是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段期间内，朝廷颁布了一系列利于山西经济发展的措施，允许百姓与官府一起经营，到了清乾隆年间，朝廷允许在山西“招商采煤”“开中盐法”，一系列的举措促使市场扩大，山西全省经济得到了活跃。

建筑技术可以理解为建筑文化的一部分，建筑技术发展的成熟程度制约着建筑形态的发展。晋商大院民居建筑是明清时期北方民居发展到成熟时期的杰出代表，其中一些建筑营造技术有着先进之处，在防火处理、排水方式、建筑装饰和地基处理上都有其独树一帜的地方。

晋商大院建筑形态的审美特征

在研究晋商审美意识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美学的概念，《辞海》中有对美学的权威解释，美学是指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关系的科学。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审美意识和审美体验必然会在艺术当中有所体现，所以，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定义为艺术，通俗地理解成为艺术的哲学问题，因此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称美学为“艺术哲学”。因此我们可以将“晋商美学”通俗地理解为山西商民在经营商业活动获利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思想认识，并且将这种意识融入对建筑的认识当中去，即为晋商的艺术哲学。

1.天人合一的儒家思想

晋商大多重视儒学，这是一个被广泛认知的客观历史事实。大部分晋商把“儒贾相同”作为他们谋生的思想理念，他们的行事方式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儒学思想的影响、约束和支配，其中与儒学相关“天人合一”的观念在一定层面上也渗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领域――居住场所。

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其中强调的是礼、义、仁，看重人伦教化，主张仪礼治国。儒学思想中一向看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秩序，不能破坏长幼尊卑，倡导严格遵循阴阳秩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建筑的“天人合一”。在大院建筑上无论从材料品次、空间顺序、规模的高低到相互匹配原则及品质优劣等都因人高低贵贱而划分出了等级，这是建筑美学与儒家政伦礼教的完美结合。

2.长幼尊卑的封建礼制

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著称，中国的礼仪制度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多样且广泛地影响着民众生活，所以又称之为礼文化。中国古代在社会关系方面所追求的精神内容，可以等同为礼制所倡导的内容，其中包括家庭关系中的等级观念、尊卑观念等。礼文化约束和规范着人们在社会生活或是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它同时还深入到大院民居的平面布局方式和建筑型制等方面，并成为审美理念所追求的最高标准。

在晋商大院中可以看到一种适合于古代封建大家族的居住形式，主人住在正房，仆人只能住偏方，长辈住正院，晚辈住偏院，上下有别，秩序井然，行方礼端，充分展现出了山西封建大豪族中上下尊卑、男女有别的礼仪氛围。

结语

在传统民居建筑中，晋商大院是北方民居建筑的精华所在，整体深邃富丽，见证了晋商500年的兴衰史，对晋商审美意识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可以最大限度了解那个时代商人和士大夫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以及大院主人的生活方式等。晋商大院的建筑形态是历史和文化的共同反映，向现代人展现出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内涵，是现代人不可多得的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无可比拟的人文历史价值。

篇8

一

教师讲述《世说新语》时，往往会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就是怎么才能让学生理解魏晋风度。方法就是将小说中所谓魏晋风度还原到历史文化之中去。魏晋文人的所谓风流是对汉儒那种高度理性化的思想行为准则的一种极端否定，是对人的个性的一种空前张扬，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魏晋时期，玄学流行，士人谈玄论道。玄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士大夫，儒家思想再也不是处于独尊地位。阮籍、稽康、王羲之、陶渊明等人都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他们那种对个性的向往，那种对个人白由和人格尊严的要求，表现了人的觉醒，都有其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当时司马氏统治，杀戮名士。阮籍、嵇康等不愿意与统治者合作，因此有的醉酒，如阮籍，常常酩酊大醉，回避司马氏的姻亲关系。有的逃到山林打铁，如嵇康，以逃避朝廷的征召。他们的风流行为，是对当朝统治者的一种反抗。但是也应该让学生看到，魏晋风流有其病态和畸形的一面，魏晋风流实际上是对社会政治的一种极端的、扭曲的、甚至是病态的反抗。其反抗流俗的精神值得肯定，但其具体行为并不值得模仿。如刘玲醉酒之后，赤身待在自己房间迎接客人，更不应盲目推崇。应该理性地分析魏晋风流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再如，中唐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要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或泄导人情、补察时政的作用。学生无法理解写了《长恨歌》和《琵琶行》的白居易，为什么要持有这样的政治功利的文学观。这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甚至有更具体的问题针对性。其实白居易的文学思想很复杂，正如他的诗歌有讽喻诗、感伤诗、闲适诗一样，其文学思想既有强调干预现实，为民请命的一面;也有提倡修身养性、抒写闲情逸趣的一面。这是与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哲学相一致的。当他身为朝廷的监察官时，就不再主张文学的风情作用，更不会写《长恨歌》那样风情诗歌了。主张诗歌要反应现实政治，他的大量的讽喻诗实践了他的这种文学观。这种主张自然有其合理性，有其进步价值，尤其可以救治文学创作中那种脱离生活、局限于个人生活小圈子的无病等毛病，但也不见得要无条件全部接受。从理论上讲，文学的功能应当有更宽泛的规定，白居易主要是针对他所关心的现实问题有的放矢、有感而发，在这个范围内他的观点值得肯定。但是，白居易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与儒家传统文学思想一样，存在极为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他把文学的社会功能局限于直接干预政治的狭小范围内，而忽略了文学功能的广阔性、多面性，同时他还忽略了文学的教育作用要通过审美作用来实现这一层面。

教学时，如果教师能够把文学现象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学生就可以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深入全面地理解这些文学现象。

二

讲授唐代文学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时教师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这首诗歌的思想主题，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这首诗歌是歌颂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伟大爱情;第二种，这首诗歌批判唐玄宗荒误国;第三种，这首诗歌有双重主题：既歌颂爱情，又批判玄宗荒误国。那么怎么样来把握呢?首先看看诗歌文本，诗歌开头这样写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屈a href=//shici.7139.com/2654/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宋词丁Ⅻa href=//shici.7139.com/2665/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白居易在诗中认为杨贵妃在成为唐玄宗的宠妃之前还是少女。可是，笔者还原历史，比照《新唐书》，却发现是这样的：玄宗贵妃杨氏，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原来，杨贵妃先为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后来被玄宗抢过去做妃子。玄宗抢自己的儿媳妇做妃子，这很荒。很显然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杨贵妃的身世进行了美化，说杨贵妃成为玄宗妃子之前是良家少女杨家有女初长成。美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歌颂他们的爱情。如果是批判玄宗荒误国的的话，就不会美化杨贵妃的身世，只会批判后宫的。还原历史，就理解了作者的创作目的，也就明白了诗的主题。和《长恨歌》相反，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新乐府》之胡旋女中将杨贵妃写成了迷惑君心的妖女: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并严肃地批判了唐玄宗不能辨别是非、沉溺于声色享受、不能自拔的生活。《新乐府》之李夫人中将杨贵妃比作惑人的尤物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杨贵妃死前死后都能够迷惑君王，永世难忘，并告诫君王人非草木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作者给君王提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避免去遇到倾城倾国美人，这是规劝君王要遏制自己的荒思想行为的方法。

上面两首讽喻诗中，杨贵妃不是清纯的少女，死后也不是仙女;而是尤物，是妖女，形象和《长恨歌》完全不一样。这种形象符合《新唐书》里面的历史人物形象。为什么符合历史人物形象呢?就是因为白居易在诗中要批判唐玄宗荒误国，而不是歌颂其伟大爱情。《新唐书》中的杨贵妃也是一个负面形象，历史人物形象也是要给后来的君王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在这一点上，历史和诗歌高度吻合了，史与诗一致。

如果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经常进行这种诗史互证，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之中去，就能够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

三

教师在讲授《诗经东山》时，怎样翻译和理解其中的诗句熠燿宵行呢?权威教材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样翻译：鬼火在夜间流动，其光甚盛。如果教师还原诗中的人物情感，就会发现，这样翻译欠妥。《东山》讲周公东征多年，戍守边疆的士兵还乡途中思念家乡。戍卒久征沙场，突然回家，路上想象家乡是不是荒芜了?亲人是否流散他乡了?他甚是担心。他回忆家乡过去的种种美好事情，包括新婚的幸福，漂亮的新婚妻子。这种回忆是温馨的，也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翻译为鬼火夜间流动，这就给读者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不符合诗的温馨的情感氛围。如果翻译为萤火虫在夜间荒芜的乡村闪烁，那么这样，可以衬托家乡荒凉的境况，也可以带来一种美好的诗意氛围，这种美好的氛围也符合诗歌的体裁特点。鬼火流动，这是民间迷信的说法，《诗经》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上面的解释不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因此不宜这样翻译。对于诗中人物的感情，必须还原其本来情景;对于文赋，也应该还原其本真感情特点，如学习苏轼的文赋《前赤壁赋》时，怎么样理解赋中客人的感情呢?

本来泛舟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美好的月夜，激发的应该是愉快的情感，为什么在饮酒乐甚之中突然有了客人的悲观情怀。原来赋中的客人也就是苏轼自己，其抒发的是自己的悲观情怀。苏轼这篇赋是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于1079年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他渴望建功立业，却遭此贬谪，内心苦闷可知。在赋中抒发其悲观情怀，这符合苏轼本来感情状态。但是苏轼能够用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排遣其悲观情绪，最终达到一种清旷情怀。苏轼在赋中借客人之口表达忧伤情怀，借主人苏轼自己来排遣客人的忧伤。苏轼巧妙的构思，抒发了两种情怀。读者也全面地完整地体会了赋中的情感。总之，如果在教学时，将文学现象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本身，将人物感情还原为本来状态，学生就会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四

以上讲的三个还原，实际上是关于文史结合的问题，文史结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优长之处与作用，教学中注意运用它无可置疑。教学中文史结合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对这一方法的好处必须有充分的认识。一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对文史结合是不够重视，甚至轻视的。因此除了从道理上说服外，有效的办法是注意以文史结合的具体教学实践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为例来显示其优长，给人以启发，让人们在事实面前提高认识。

其次，教学的主角是教师，教师具有引导、影响学生的作用。因此，要使学生能更好地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来学习古代文学，教师是关键。这不仅需要教师重视这一方法的运用，还必须具有运用此方法的必要条件与能力。也就是说教师首先要文史兼通，要认真学习历史，掌握与所要讲授的文学作品有关的历史背景与事件等历史资料，以及典籍中与作品直接相关的本事一类记载，并尽可能详尽占有资料。老师需要长期注重历史知识与文化史的学习，广泛地阅读有关史籍与笔记诗话，甚至包括地方志与轶事小说等典籍，并有意识有目的地摘录相关资料，以备教学之需。这里需要说明，笔者所说的文史结合的史是广义的，不仅指正史，也包括稗史杂记以及笔记诗话之类典籍中的某些记载，它们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典籍，但也是一种有用的历史资料，而且其中多有与文学作品直接相关的有价值的记载，对读者解读文学作品往往极有帮助。

篇9

自古以来徽州地区人民重视教育，尊崇儒家思想与文化，有尚读之民风，曾经出现过“父子宰相”“四世一品”“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盛景。徽州商人被广泛称为儒商，他们重视道德礼仪，认为在生活和商业上传统的道德礼仪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商人民居空间和建筑的设计中充分的体现了对传统道德礼仪的尊重。明代中期到清代前期(乾隆时期)是徽商的兴盛期，且在清朝中期成为了中国商帮的翘楚，商路遍天下。有几方面原因促使了徽商产生与兴盛:在地理上，地处皖南山区的徽州，具有占大部分面积的山地，大面积的山地拥有着极其丰富的生态资源，使得徽州盛产木料与茶叶。在历史背景上，徽州地形复杂，而且居住在山间盆地中，难攻易守，很多在战乱中的中原人口迁入徽州，使徽州更加无法在农耕上自给自足，进而促使徽州人民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徽商是在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下徽州人多从事手工业，并且走出故土谋生而产生的。自古就有深厚的文化沉淀的徽州地区，受儒家的礼仪教化和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徽商乡土观念浓厚，在外经商取得成功后多“衣锦还乡”，回到徽州兴建宅舍，留下了在中国民居建筑与装饰艺术上都大放异彩的西递、宏村等建筑。设宗族祠堂为家族建筑群中的重中之重，宗祠是为后世族人提供祭祀祖先、传承家族文化、谨记等级礼法的场所。在建设期间不仅在建筑选址、构造以及布局层面上非常注重，而且装饰层面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不追求奢华和过度修饰，仅在匾额和碑刻上有基本的装饰，有劝勉后辈勤俭持家本分做人之意。在伦理礼教上的教化和约束，是对徽州传统民居建筑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之一。在徽州的建筑、书画以及手工业等等多方面有所体现的刚柔并济并且兼容并包的审美特征，是因为避乱的中原百姓与土著居民的混居，形成的多元文化与徽州的自然环境完美的结合而形成的。

2徽派建筑装饰艺术的特点

徽商民居的典型特征与建筑色彩便是“青瓦出檐长，马头白粉墙”。黑、白、灰三色是徽商民居建筑的色彩，坐落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建筑，与环境融合为一体，显得分外质朴与优美，徽派民居建筑单色调的色彩使人产生宁静和释然的情怀。内部空间的装饰色调，要比外部丰富很多，主要以古朴天然的木材材料本色为主，并配合精彩的木雕，布局疏密有度，雕饰形成的肌理和阴影效果表现自然的肌理，豪华宅邸为显示主人的经济实力在重要装饰部位还施以金粉，以显得富丽堂皇。

2．1木雕艺术的基本特征

木雕艺术的顶峰时期是在明清时期，木雕的精品不胜枚举且出神入化。木雕在民居装饰艺术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且成就最高，因木材的质感相对柔和且带有生机，加之木材质地柔软、可塑性极强，不仅可以刻画出复杂的图案而且在层次上也可以达到玲珑剔透的效果。因此木雕的题材也最为广泛。在地理环境和工艺水平上所存在的差异，使得民居木雕装饰图案的造型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徽州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徽商民居中所体现出的木雕艺术，在明代开始广泛使用，并且在清朝时进入了鼎盛时期。徽商民居能充分体现木雕艺术的繁盛，木雕装饰大量运用在徽商民居建筑的结构和装饰材料中。古拙朴美、造型饱满、神态生动夸张是徽商木雕在造型上的特征。木雕浅、深、透三种技法结合使用，不仅仅体现出工匠们精湛的雕刻工艺，而且充分表达出木雕层次丰富分明，并且处理出前后虚实各种效果，艺术性观赏性极强，可以在木材上构造出许多精美的造型。富有张力的形态，流畅细腻的线条，将硬质的木材雕刻出柔美的缠枝造型，且脉络清晰，立体感极强。在充分的写实基础上，进行艺术的抽象加工，使得纹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并富有强烈的自然气息。如同儒学教育课堂的徽派木雕，每一个木雕都是在述说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人在耳濡目染中学到理学的思想精髓。一件件木雕的精品，成为了中国古代文明传承的载体。总体来说，木雕的装饰艺术性在徽商民居中运用的最为广泛，不仅拥有繁多的品类，各异的题材，徽商民居木雕装饰从整体来说，繁复细腻是清代木雕的主要特征，整体上的感觉“谋篇”不足，但对于细节的刻画往往游刃有余。只要目光所及的厅堂内皆是木雕，整体处理的过于繁密，失去了重点，但是局部观察却完美无痕。流传至今的徽商民居木雕装饰艺术，仍然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的瑰宝。

2．2石雕艺术的基本特征

在工艺上和技术上都有很高成就的石雕艺术，因石质材料具有坚硬耐磨、经久耐用、防潮防水等特质，多用在建筑中需要防潮和受力的构件中，能起到很好的稳定作用，如柱础、台基、石鼓、石狮等，但石雕相对木雕和砖雕难雕，因此在民居建筑中不如木雕、砖雕装饰运用的广泛。远远不及木雕的装饰范围广的石雕因受限于石材本身的特质，徽商民居中石雕常出现于台基、柱础、石狮、漏窗和牌坊，石材对雕刻工艺的要求很高，相对难雕，其中透雕最为精美和绚丽，因此一些制作工艺复杂精彩的透雕只有在财力雄厚的商人民居建筑中才能欣赏到。无论是华丽还是朴素，精巧还是古拙的徽商民居石雕艺术，都显示出了雕饰工艺的精湛以及徽商雄厚的经济基础。其装饰图案也是以民间最为朴素的表达吉祥幸福寓意的题材最为广泛，表现出了强烈的乡土情结。

2．3砖雕艺术的基本特征

以砖为原材料的雕饰艺术是砖雕，它模仿石雕，却远比石雕经济和易雕刻，而且具有石雕坚硬、耐磨、防腐等特性。选题包罗万象的民居砖雕内容，主要为吉祥寓意的图案，不仅有几何纹样、花草鸟兽还有神话传说等等。其中，最经典也最精美的代表性作品是以人物为主要刻画对象的砖雕。徽州地区重要的民间工艺形式是徽商民居中运用的砖雕装饰手法。徽州的民间匠人，不仅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还赋予其装饰美感，运用了最基本的建筑材料却创造出精美装饰的艺术表达形式。表达形式非常灵活的砖雕，达到了既有实用价值又有美学价值的装饰效果。出现在徽商民居中最早的砖雕，简单不精细的表达形式，有着其独特的艺术趣味;随着徽商的崛起，其财富也在飞速增加，对工匠酬金成本没有了约束，砖雕的艺术向着内容复杂多样、线条华美、层次感丰富的方向发展，成为了最具典型的徽州砖雕艺术形式。在清代徽商成为了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家宅建造的资金充沛，砖雕技艺则向着更复杂和细腻的方向发展。工匠砖雕精巧的技艺可以塑造出更为丰富的情节和层次上的变化，远近景的表达更加的细腻，最多时有八九个层次。现代，因其地域性的审美传统和砖雕本身的观赏价值，徽州地区所喜爱的艺术形式仍是砖雕。很多的徽州民间艺术家至今仍掌握着这种精湛的技艺。便于取材、形态精美的砖雕，深受人们的喜爱，已经彻底融入了徽州人的生活。总的来说，徽州民居建筑中的砖雕艺术，不仅是中国传统雕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深刻的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高超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3结语

篇10

摘要：中国中古时代的中央官学和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同属于高等教育，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以太学、国子监和书院为主的中古中国官学和欧洲中世纪大学在形成原因和发展特点方面各有特色，本文试图分析中古时代中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面貌，以求为中西方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形成发展的不同作一个简单的比较。

关键词：中央官学 中世纪大学 中西高等教育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而言，世界史被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上古、中古、近现代，上古是指古代社会的奴隶时代，中古是古代社会发展的封建时代，近现代是资本主义发展至今的时代。中古世纪的世界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创造的文明成果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为一个更高的社会制度创造了条件，也深深影响了近代乃至今天的社会生活。近代社会以前的古代世界，交通闭塞，信息不便，中西方社会联系不多，相互之间比较封闭，中西方各自在一条平行线上独立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

中古时期的高等教育，在其形成原因和发展特点上，中西方不可同日而语，本文拟以中西方中古世纪的高等教育为角度，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中央官办高等教育与西方中世纪产生的大学为中心在其形成原因和发展特点方面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一、从源起看中西高等教育的发展

高等教育泛指聚集在特定地点整理、研究和传播高深领域知识的机构。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便进入了中古封建时代，比西方早近700年，高等教育的发源也比西方来得早，最早的学校大约出现在夏代后期，据古籍记载，夏商时期不仅出现了学校，还有了小学和名为上庠、东序、右学的大学之分，[1]当然此之大学非今日之大学或中世纪大学，它只能算是一种高等教育。类似于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春秋战国时期有鲁国的稗下学官，汉代有中央太学，隋唐中央开设国子监，宋明清以后出现高等书院，中国中古时期的中央官学主要有太学、国子监和书院，下面就其形成原因做一简要概括。

中国古代是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时代，封建统治者在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极其严峻，封建社会产出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成了封建政治的附庸。自秦始皇焚书坑儒，禁私学，以吏为师，到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明清的文字狱，统治者对社会的思想控制可见一斑。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便是在统治者高度的思想控制下产生的，作用莫过于迎合封建政统的需要，为巩固集权统治培养封建官吏人才，以此奴役人民。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是统治者主观建成的，是皇权的一部分，这个原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鲜有改变，从而也使得漫长的封建时代得以长期延续。

与此相反，西方的高等教育则是顺应时代的需要长成的，是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原因逐步演变成形的，成果就是中世纪的大学，也是今天大学的前身。相对来说，西方没有古代中国这么森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其政权统治的一个特点就是存在君主和教权，这种多元的统治结构必然导致权力的分散，夹在其缝隙中的劳动人民就有了呼吸的可能。西方的高等教育是在皇权与教权的较量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中世纪以前的教育一直为教会把持，虽然那时的教会提倡禁欲，比较蒙昧，但是教会是中世纪前期唯一的文化组织，保存了大量古代文化典籍，经院哲学也有利于培养逻辑思维和辩证思想，所创立的教堂和修道院以及修道院学校或多或少地为中世纪大学的产生积累了知识基础和办学借鉴的模式。

“10-11世纪，欧洲封建制度进入巩固和发展时期，农业开始出现稳步上升的趋势，与农业有关的副业也日益发达，同时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城市在欧洲大地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市民阶层重新兴起，”[2]12世纪的西欧成了城市的世界，集起了知识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城市不仅成了商业中心，也成了知识中心。一方面城市需要大量受过训的管理者、律师、文书、医生和牧师，教区学校就不再能满足城市社会生活的需要，而要相应的改革以满足社会对高等学校的需求；另一方面，在城市中，不同行业的手工业者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自发组织起来，形成各种类似于行会的社团组织，以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行会组织相应地产生了，这样一个以知识为主体的行会组织发展到后来就成了中世纪的大学。城市、教会和世俗王权，这三个既独立又有联系的社会主体演绎了中世纪社会发展的全貌。城市、行会既要忠实于王国，又要忠实于作为整体的基督教世界，从而赋予中世纪大学独特的性质，这是中国古代的太学、国子监不能达到的。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是官办的，而西方的大学则是市民推动形成的；中国古代的官办高等教育是人为的主动的，西方的高等教育则是时展的产物，是自然的客观的。

二、从存在特点比较中西高等教育

基于封建统治者的文化高压和思想控制，本着为国家培养后备官僚的目的，中国古代的官办教育在人才培养对象和主体、授课内容和教学方式上极为单一。最早的太学，其授学对象是封建士大夫或皇亲国戚的子弟，学而优则仕，且官俸待遇优厚，普通老百姓被排除在仕门之外；在太学授课的老师即为博士与博士弟子，他们都是享受国家俸禄的公职人员。太学是被直接置于中央行政机构管理之下的，皇权绝对控制了学校；博士们空有才学，却只能依靠接受统治者的俸禄为生，缺乏一定的经济独立：太学在社会活动中难以有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应有的作用。

太学的授课内容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有汉初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到后来的“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3]即四书五经。在汉代，不同的儒经传本，不同研究者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但只有那些适合统治者统治需要的经学研究才能得到政府的提倡并在太学传授。中国古代有一个道德准则即尊师重道，要求学生遵循经典所言，听从圣人之言，服从老师所言。这虽然有利于维持学术稳定和思想统一，但这种做法禁锢了学生的思想，不利于开发学生的聪明才智，束缚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使教育失去了生命力。

古代官学的教学方法以说经、互相问难、讨论经义为主要的教学形式，教学内容不能脱离儒家思想范围，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和衡量是非的一切准绳，这使得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对儒学经典的钻研与记背，学生只要将各类儒家经典烂熟于胸，就可以进入官僚阶层。过度的思想专制不容许任何的质疑，中国学术是没有怀疑精神的，而怀疑是所有学术创新的原动力，因此中国数千年学术进展的缓慢也是必然的。

如果说中国古代官办教育是封闭的，单一的；那么中世纪大学就是开放的，自由的。首先中世纪大学对所有人都开放，谁都可以自由进入任何一所大学求学，且学校会保障个人的人身财产权利，[4]由此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国求学者，而且学生还可以自由地从一所学校转到另外一所学校，教师也可以在多所不同的学校授学。中世纪的西欧，文化传承统一使用拉丁语，且整个西欧同在基督教文化统治下，各国之间没有很大的文化差异：西欧的各个大学不仅统一使用拉丁语，而且各个大学授课的内容基本上没有区别。中世纪大学分为四个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5]文学院的主要课程是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和普利士兴的文法等。“法学院课程分为民法和寺院法，民法主要是罗马法，寺院法的教材是《古氏法令》（Decretum Grotiani），医学院主要研究加伦、希波格拉底和阿威森纳等人的著作。神学院的课程和教材是彼得的《意见》和阿奎纳的《神学大全》以及《圣经》。”[6]相比中国古代的官办教育教授儒家经典，西欧中世纪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涉及到了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而中国官办教育明显缺乏社会学科和自然科学精神。

中世纪大学的教学方法主要以讲授、背诵、辩论为主。亚里士多德时代，逻辑便成为正式的教育内容。中世纪的时候，形式逻辑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认识论体系，教会希望用形式逻辑消除社会对上帝的怀疑，辩证法便被看成是通往上帝真理的门径，经院哲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勒戈夫认为“经院哲学把模仿的法则同理性的法则结合在一起，把权威的规定同科学的论证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神学还立足在理性的基础上，从而变成了科学——这是本世纪（中世纪——笔者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大进步”。可见逻辑学和辨证法的教学在中世纪大学占有的重要地位。

三、总结

从人才培养对象和主体、授课内容和教学方式上可以对比出古代官办高等教育与中世纪大学的不同特点。官办高等教育授课主体和对象局限在统治者内部，是少数人的教育，是封闭的；其课程内容极为单一，不能激发创造思维和理性光辉；其教学方法极为死板，没有质疑和辩证的眼光，是片面的教育，此可谓解释为什么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能产生在中国土壤上的原因。西方中世纪大学独立于官府自治，不为任何世俗权力而折腰，有自由的学术精神，是开放的，自由的，民主的，平等的，此美好的传统是中世纪大学留给世界的一份宝贵遗产，仍是现代人孜孜不倦奋斗的目标。

古代中华文明虽世界领先，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特别完善，但中古时代中国类似于高等教育的太学、国子监、书院等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关系甚远，可以说中国古代无大学。可中世纪大学则是西方大学的滥觞，中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最终不同归宿跟它们存在之初形成的原因、特点和目的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1]曲士培.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陕西：陕西教育出版社，1993：3.

[2]宋文红.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和历史文化背景[J].现代大学教育，2005（5）：34-38.

[3]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2009：299.

[4]周婕.试论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特征和历史地位[N].哈尔滨学院学报，2005（5）：9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