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十篇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篇1

关键词：红色文化；美育；精神内涵

每天我都能看到有许许多多南来北往的游客来到遵义会址，回顾历史、缅怀先烈，站在牌匾门前留影，记录着遵义会址最美的角度。

一、遵义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积淀、创造而整合形成起来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类型。它蛰伏于近代，形成于“五四”以后，发展和成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容。红色文化在形式与内容上有着特定的物质载体与丰富的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中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可以说遵义的红色文化就是长征文化，也就是长征精神。

遵义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内涵，体现出老区人民精神的先进性，在能够加强党的建设服务的时候，能够在鼓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上，激励着“遵义”奋发向上，在斗志上发挥着作用。而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政治制度、政治信仰、政治作风、政治道德、革命精神、革命传统等。它包含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红色文化的载体，精神文化是红色文化的核心与灵魂。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汲取人类先进文化的文明成果，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支撑。红色文化也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蕴涵着党的政治意识；红色文化是与时俱进的开放性的文化；红色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

二、遵义红色文化资源的主要特点

在黔北遵义有着富饶地域特色，也就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其红色文化的多元性和独特性，也是色彩斑斓的，在爱国主义的教育中尤显突出。这是一部活性的革命斗争史，是进行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宣传长征的文艺家们创作红色文艺作品的圣地，更是弘扬红色文化发展壮大的支柱和源泉。“红军山”的邓萍事迹、红军女战士与孩子的故事至今被当地人神话般的传说和传颂；娄山关红旗的飘扬以及“四渡赤水”的战略极大地影响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遵义人勇敢前进；“土城”女红军的事迹也成为我们建设红色文化示范基地的宝贵资源和精神财富。在遵义每一寸红色土壤里都孕育着每一种革命的精神，都记载着一段难忘的历史，都有着极其丰富的时代内涵和特定的社会背景。在遵义的革命和建设史上，就产生出了多种鼓舞人心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情怀。

今日的遵义人与革命后来人的精神为伍，以自强不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为荣；以廉洁自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为傲，这样的遵义精神其主要内涵是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对党和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及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团结合作，严守纪律的革命精神。

这一红色文化资源反映出遵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体系，更彰显出革命红色圣地中中国共产党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追求。

三、遵义红色文化的精神实质

红色文化的内容即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是指在红色文化的内在构成要素，包括理想、信仰、思想、道德规范、价值观念体系和科学文化知识。而红色精神大致分三个历史时期：在1949年之前的革命精神，例如，遵义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日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949年之后的红色文化精神，其内涵已超越了革命主题，出现了“建设精神”或“创业精神”，例如，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雷锋精神；1978年之后的改革创新精神、开放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等。红色文化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形势下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人民群众理想信念教育的优秀资源。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中，“红色文化”精神愈发凸显其作为主流价值的突出地位，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强大的持续精神动力，承担着引领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也可以把“红色文化”概括为革命战争年代中的“英雄人物、英雄事和革命军魂”。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红色精神的内涵愈益丰富，如，体现红色文化内涵的“红歌”在今天的遵义“红军山”上，杨柳街边的“红军街”长廊里传唱。

从当今的社会因素来看，红色革命圣地应当紧抓社会环境的“净化”，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要求，发展社会文化事业，全面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水平。同时，引导人们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从而形成全民美育的良好社会环境，并在红色文化的大熔炉里得到更多、更好的洗礼，为挖掘遵义的红色资源提供优良土壤，使广大的民众能为传承未来的“遵义”红色革命精神这一经久不衰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

参考文献：

[1]孙翠芳.红色旅游在中国的发展[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6（06）.

[2]杨宇光，胡松，朱小理.红色资源的功能及其转化的必然性思考[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6）.

作者简介：穆华，男，贵州遵义市，遵义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理论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艺术理论、课程理论与教学法。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篇2

[关键词]“三苏”；社会控制；礼治；德治；法治

“三苏”即苏洵及其二子苏轼与苏辙，北宋眉山人，著名文学家，同时也是北宋重要的政治家。在北宋社会出现转型与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丰富而又有卓见的社会控制思想，为北宋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般的社会控制手段可分为组织指令、政权、法律、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信仰信念以及社会舆论等等。本文所探讨的“三苏”社会控制思想主要是从礼德风俗之软性控制和法律之硬性控制两个层面展开，力图全面展现“三苏”社会控制思想的丰富内涵与历史特色。

一、推崇礼治

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是以道德为基础并涵摄法律与宗教的礼。赵宋王朝继“礼废乐坏”的五代之乱而起，其统治者大力提倡尊礼重德，以重建社会“礼德”体系作为维护其自身统治的重要手段。在这种背景下，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三苏”将“礼”“德”据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武器。

其一，重“礼”。“三苏”充分认识到礼治社会的重要现实功用。苏洵认为，早在上古社会，“礼”即为圣人所用。“圣人之道，得《礼》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废，尊之而不敢废。故圣人之道所以不废者，《礼》为之明而《易》为之幽也。”圣人通过规定君臣贵贱、父子尊卑、兄弟上下等一系列社会制礼行动，训导民众“遵蹈其法制”，礼治社会的教化功用也就凸显出来，即“一圣人之力，固非足以胜天下之民众，而其所以能夺其乐而易之所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弃逸而即劳，欣然戴之以为君师，而遵蹈其法制者，《礼》则使然也”。

苏轼对礼治社会亦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他明确提出礼的社会功用就是确定人的名分和等级，安定社会秩序，即“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也”。并巧借养生健身理论，将“礼治”喻为“平居治气养气，宣故而纳新，其行之甚易，其过也无大患”，将“法治”喻为“悍药毒石，以搏去其疾，则皆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通过对二者的比较论述，他总结道“礼治”虽然显效缓慢，却是治国为政之根本；实施“法治”可震慑民众，却是一种急功近利之体现。“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惨毒繁难，而天下常以为急。礼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简易，而天下常以为缓。”二者弊益，一目了然。缓。

苏辙也将“礼”视为治国之根本，提倡效仿古代，大兴礼教。他说：“古之圣人不用财，不施惠，立礼于天下，而匹夫匹妇莫不自得于闾阎之中而无所匮乏，此所谓知本者也”。

其二，正“礼”。“三苏”父子非常重视对当时朝廷礼制的修正与增补。苏辙曾提出不必过分拘泥于古礼。可视具体社会环境，可“以义起礼”，为今服务，“故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

苏洵对当时的礼制有着清醒的认识。“今朝廷之礼，虽为详备，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处，非特一二事而已。”苏洵成为朝廷组织编修礼书的主要人选之一，“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薄，使食其禄，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嘉祐六年以后，苏洵还相继编写了《嘉祐谥法》三卷、《谥录》二十卷。苏洵编修礼书是对北宋礼制的有益完善和规范，亦是其“礼治”思想的一次积极探索和重要实践。

元祐八年，关于皇帝采取何种方式进行郊祀，朝廷部分大臣认为应当遵循三代之礼，分祀天地。而时任礼部尚书的苏轼通过引章据典，论证合祭之礼的合理性，“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力挺“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礼，亦非，权宜”，“实为无穷不刊之典”。

与此同时，苏辙也认为天子亲祀天地当用合祭之礼。他对当时一些大臣“牵于古学，不达时变”的迂腐做法提出批评，“自汉以来，礼文日盛，费用日广，事与古异，故一岁遍祀，不可复行”。他认为礼制应随时而变，“事各适时，岂必三代”?

其三，劝“礼”。苏氏父子注重以“礼”规范统治阶级，多次上书规劝皇帝重行礼教，以期发挥“礼治”的示范作用。

苏洵对圣人以身行礼的做法大为赞赏，“古之圣人将以立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他是想提醒统治阶级能够以“礼”的标准严格自律，起到示范天下、教化子民的作用。他甚至将“礼”作为朝廷选官的重要标准，“若夫相，必节廉好礼者为也，又非豪纵不趋约束者也，故接之以礼而重责之”，建议君主“以礼维其心，而重责以勉其怠”，这样才能造就一名尽职尽责之相。

苏轼则主张用“礼”来约束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君以礼使臣，则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犹不失廉耻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则事治而民安”。因此苏轼指出“礼者，君臣之大义也，无时而已也”。“礼”成为维系君臣和谐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和谐的君臣关系有利于统治阶级执政水平和治国能力的提高。

二、重德引俗

仁德思想一直是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亦为统治阶级所重视利用，成为约束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之一；而社会风俗习惯所调节的社会行为大多是日常生活领域的行为方式。苏氏父子注重强化社会道德建设和社会风气引导，以此来整合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

苏轼在给宋神宗的万言书中专门论述了社会道德风俗对“兴致太平”的重要性。他将道德风俗提升至国家存亡之基石的高度来规劝神宗皇帝“崇道德而厚风俗”。他指出“夫国家之所以存之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贵”，一个国家“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与长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苏轼还以“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来进一步论证道德风俗建设的重要性，认为“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故愿陛下爱惜民风，如护元气”。

苏辙认为“古之圣人其御天下也，礼行而民敬，则役使如意；义行而民服，则劳苦而不怨；信行而用民情，则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则民可使蹈白刃而无怨”，注重以德化民、以德治国。

在社会风俗方面，苏洵认为统治者在导风正俗方面更应发挥表率作用，他说：“风俗之变，圣人为之也。圣人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圣人之用于当世，而风俗之变益甚，以至于不可复返。”，统治者须合理运用权力，善于引导，“夫固由风俗之变而后用其权，权用而风俗成，吾安坐而镇之，夫孰知风俗之变而不复返也?” 转贴于

对当时不正之风，苏洵进行大胆批判。嘉祐八年，仁宗驾崩，丞相韩琦任“山陵使”，动用大量民工，修建陵墓。苏洵认为此事极为不妥。他说：“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无益之费，侵削先帝休息长养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遗之，以累其盛明，”可能导致“为国结怨”、“海内骤然”的不利局面。苏洵明确提出 “当今之议， 莫若薄葬”。

苏轼认为治国施政要善于因俗而革，“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则养之以宽，俗顽则齐之以猛”。他提倡对那些品行端正、刚直不阿的贤良加以褒奖。他说：“右臣闻国之兴衰，系于风俗。若风节不竞，则朝廷自卑。故古之贤君，必厉士气，当务求难合自重之士，以养成礼义廉耻之风。”

苏辙的社会风俗观与其父兄如出一辙。他说：“然臣闻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为恶。”他对当时台谏对群臣的议策“既不施行，又不黜责”的失职行为提出严厉批评，并建议皇上“修其官，则听其言；言有不当，随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罢”。

三、善用法治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依靠国家强力推行的社会规范体系，因此它对社会成员具有最强的约束力。苏轼曾指出：“古者礼、刑相为表里，礼之所去，刑之所取。”法制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必要手段和有益补充。

苏氏父子秉承理性务实的政治理念，能够灵活运用与现实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法治方式。

一方面，“三苏”倡导建立严明法制，对违法乱国的行为严惩不贷。苏洵面对时政“赏滥刑弛而兵不振”的贫弱局势，强调重用法度，实现强政。他说：“今诚能一留意于用威，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严用刑罚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断而不牵于众人之是非，用不测之刑，……而奸民猖吏亦常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而敛其手足，不敢辄犯法。此之谓强政。”

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在其多年的仕宦生涯中依法执政，维护朝廷和百姓的正当利益。元韦占八年，苏轼知任定州，面对当时军政不严，“法令不行，禁军日有逃亡”的糟糕局面，他采取果断措施严厉打击违法乱纪的行为，将偷盗军物的“张全、田平等，皆以狱按治。侵岅禁山人逐次举党，依法勘断”，最终出现“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衰少，贼盗亦稀”的良好局面。

元祐占九年，皇太妃之兄朱伯材请求奏荐门客，当时朝廷并没有相关律例可依据，而苏辙建议：“至于奏荐，亦当量有所予，亦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处……”他的建议被皇上批准，并成为日后遵行的法律依据。这体现了他不畏权贵、因法行事的宝贵精神。

另一方面，三苏强调“法治”中人的因素，主张因人治法、人法结合。

苏洵曾论“古之法简，今之法繁”，“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时不若古之时也”，古今之时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发生了变化，“今则不然，吏奸矣，不若古之良；民偷矣，不若古之淳”。这就需要提高官员和民众的法律意识。他说：“议者皆以为今之弊，不过吏胥骩法以为奸，而吾以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此五者”是他总结了社会上五种“习于犯禁而遂不改者”的不良行为。他主张重点整治这五种不良行为，以提高广大民众的法制意识。

苏轼认为“夫法出于礼，本于仁，成于义”，所以他强调人与法的有效结合，“任法而不任人，则法有不通，元以尽万变之情；任人而不任法，则人各有意，无已定一成之论”。他主张应“人法兼用”：“夫法者本以其存大纲，而其出人变化，固付之于人。”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篇3

近一时期以来，通过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习，我在执法观念上有了很大改变和提高。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根据院里统一部署，我对自己在工作、思想等方面情况进行了认真自查，并制定了整改措施。现将查摆出来的问题及整改措施报告如下：

一、查摆出来的问题

1、法律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在工作中还我存在着一些等靠思想，深入社区宣传法律知识做得不好，有时工作一忙就把这项工作拖延了。

2、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内涵、本质要求认识得还不够深刻，在工作中践行得不够好。

3、因为办公室工作比较繁杂，我忽视了对业务知识的学习，法律专业素养不足，一些业务问题掌握不深不透，在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时会有模棱两可的情况，

二、整改措施

针对自查出来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思想抓起，从自身做起，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

一是增强服务意识，明确自身工作责任，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做好或大或小的每一项工作，并在服务过程中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站在群众的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切实保护好群众合法权益。

二是在工作之中和工作之余，多钻研法律业务知识，学习创新性的执法理念，把握新时期检察工作的要求，既要把握法律概念的基本内涵，也要在实际工作中拓展法律内涵在应用中的外延。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篇4

1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本质要求

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本质内涵是通过党的思想纯洁性的本质要求体现出来的。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本质要求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认同和政党认同。所谓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对国家、政党、政治思想在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在社会中人们常会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做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某一阶级或某一政党的成员，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一政治角色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2］政治认同是一国政治状态的主要标准。政治认同越低，社会稳定程度越差，政治认同越高，社会稳定程度越高。因此，较高的政治认同度有利于保持国家社会的长期稳定，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一个政体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的人们都能够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政党认同是政党政治社会的政治认同。是个人在心理和情感上对某一政党或其他政党的精神寄托和依恋之情。党员的政治认同是党员对政党的宗旨、性质、目标等在心理和情感上的认同，从而焕发出对所依恋的政党的情感归属和责任意识。最终在行动上、思想上与政党保持高度一致，忠诚地支持党组织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为此付出积极的努力。由此可见，党员的政治认同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心理和情感基础，而党的纯洁性则是政治认同的外在表现和文化积淀。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党员的政党认同度，确保党员与党组织高度一致。在政党认同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政党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的认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成立以来始终不渝地坚持的一个根本态度和原则立场，是对党认同的核心基础。具体来说，党员对党的认同就必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同;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认同;是对党的性质和党的领导的认同。这是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内在的、本质的要求。

2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时代内涵

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本质要求是亘古不变的。诸如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理想。但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内涵及其建设的具体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因此，通过透视当今的时代特点和时代要求来探讨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是我们准确把握党的文化纯洁性的时代内涵，推进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的关键。因此，党要把这些时代的要求融入到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内涵之中。首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20世纪90年代初，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我国走上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发展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渗透到党员的思想和党的文化之中。金钱至上、追求享乐等思想开始进入到党内。少数党员干部的思想文化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党的文化纯洁性建设就必须正视市场经济的挑战。把市场经济好的一面，诸如竞争、努力工作、提高效率、民主思想等要素融入到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之中，把市场经济负面的因素剔除出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其次，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加强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不断碰撞、不断融合的世界。作为东方大国的政党文化势必会受到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影响，势必会形成中国文化与非中国文化相互交融的局面，从而形成了党的以自身传统文化为核心，以其他文化为补充的党的文化体系。这就要求党在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的过程中，大力汲取其他文化的精髓，去其糟粕，不断地适应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时俱进，创新党的文化，提升党的文化纯洁性建设的水平。再次，在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翻身做主人的革命党转向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过程中，加强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随着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重心的变化，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内涵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党的中心任务势必从阶级斗争转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党的文化纯洁性则更多地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能力上，更多地体现在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上。最后，从生态文化建设方面来发展党的文化纯洁性。漫长的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人不断改变自然、适应自然的历史，是人与自然关系变迁的历史。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是服从于自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制于自然。但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后，科学技术快速进步，利用自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处于主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征服自然、奴役自然的文化产生。从而导致了今天的生态危机。过去，我们党的文化也是非生态的文化。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建设只是重视人与人关系的解放。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把劳动者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广大劳动者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建设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但随着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生态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生态问题已然成为我国发展的瓶颈。西方的生态危机和我国的生态问题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其结果必然是人类的文化形态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因此，党的文化纯洁性建设必须注意到并顺应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党的文化建设的内容不仅要包括对人类自身的解放，也应该包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作为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执政党，必须把生态文化纳入到党的自身文化建设之中，必须纳入到党的文化纯洁性的内涵之中，成为党的文化纯洁性的题中之意。

作者：丛煜 赵群 单位：中国医科大学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篇5

谈及“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话题，不能回避的是如何理解这个命题里“文化”的具体内涵。我理解，当代社会的“文化”范畴已经远不是启蒙时期思想家所界定的与物质、自然相对应的精神形态和思想形态的“文化”，也不是仅仅表现为文本形态的文化。当代社会文化不仅具有崭新的内涵，而且在范畴、形态上都拥有了耳目一新的变化。

讨论文化问题，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化问题，若离开学术史则不知所云。但“文化”问题的确是 20 世纪国际学术界比较棘手的问题之一。“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和欧美学术界的问题，是意味深长的。这应该从两个社会所处的特殊发展阶段找寻原因。19 世纪之前的欧美和中国社会未必没有出现“文化”问题，但是这个时期的文化问题是与社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妇女地位、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出现的，它的迫切性多少为社会问题所遮蔽。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前的黑格尔、康德的著作，之后尼采的著作，文化问题不在他们研究的中心。问题出现在 19 世纪向 20 世纪过渡时期。关于这个时期欧美社会的过渡，列宁所描述的欧洲社会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理论仍然有效，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带来的重大后果之一，是不同地区和文化之间的交往、碰撞空前频繁。语言、习俗、民族、国家、宗教、身份等属性被一举置放在交往的前台。所谓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成为 19 ～ 20 世纪之交欧美国家在扩张自己势力范围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在面对、反思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文化”成为学术界聚焦的中心。20 世纪欧美一流哲学家思想家很少不思考文化问题，这是 20世纪欧美哲学家思想家区别于 19 世纪同仁的重要特点。而 19 ～ 20 世纪之交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文化问题是被迫从另一个立场来触及的。欧美学术界面对“文化”的心态，是以强势文化拥有者来思考的，而19 ～ 20 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界则处在文化存亡危机意识之中。伴随着文化问题凸显出来的重大事件是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事件、甲午海战失败、义和团运动、圆明园劫难、慈禧出走西安、失败等，直到 1911 年帝制结束、民国草创。一系列失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割地赔款，使得文化问题凸显出来。对于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来说，文化不是简单的文化身份，而是民族种族存亡问题。这个时期，伴随着中国学术界的，是种族、民族、政权等话题，表明这个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关注高度，远非欧美可比。回顾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五四”期间大规模讨论“文化”问题，这一时期的基本倾向可大致归纳为西方派和国粹派对峙。在 20 世纪中国思想史上，除去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20 ～ 30 年生中西文化走向相互竞争的局面，大致是西方派稍胜 ；1949 年到 1978 年，除了短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大部分时间里是苏制马克思主义理论、反传统文化和文化虚无主义交相占据上风，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没有得到真正理解和继承。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则可以描述为西方文化时期（1978 ～ 1989 年）和逐渐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时期（1990年代以来）两个阶段。不过，这个划分仅仅是粗略的、大致的，具体个案则可能千差万别，在港台地区则未必如此。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三点极为重要 ：一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理论研究和文化实践一直处于激烈的政治思想交锋之中，并未作为纯粹的学术问题来研究 ；二是 1989 年后向传统文化回归究竟属于一种悲剧性转身、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还是国际政治的外力作用，尚待认真研究 ；三是2010 年代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加深了自 1989 年以来面向传统的回归，如果说，1989 年后的回归多少带有点被动、不得已的因素，在策略上可以表述为“收回来”的意思，那么，2010 年代的回归，则属于主动、强力回归，它的口号不仅包括阐扬中国文化，而且包括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虽然两次回归都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后者的意味更为深长。如何理解和处理好当代文化发展的中西关系，既避免文化民粹主义，又避免文化西方主义，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20 世纪西欧学术界仍然可以归纳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交换话语权。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与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为对应双方，围绕文化问题集中讨论，规模比较大的有两次 ：一次是里维斯主义，面对通俗文化的潮流，扬起了英语文化的大旗，捍卫精英文化 ；一次是 20 世纪 60 年代缘起英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以文化政治视野重新审视精英主义文化观。前者是捍卫英语精英文化，后者是解构文化的精英传统，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深刻的转身。在西欧学术界，关于文化的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西方学术界文化中心意识和危机意识并存，文化问题日益融汇到国家政治话语中，两者互渗。特别是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大国，文化与国家政治话语形成了密切联系的网络。二是 1968年夏季的暴动，导致对传统文化思维模式的深刻怀疑，直接导致了对思维、现实和政治结构的拆解，导致了后结构主义和一系列后现代主义文化行动的诞生。三是文化政治视野的凸显，冷战时期的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战略，渗透在东西方对峙的方方面面。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冷战结束，文化冲突走向前台，进入所谓后冷战阶段。一方面，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另一方面，赛义德、亨廷顿等学者提出了“未来文化冲突”的模式理论，对国际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学术问题链始终在关注西方文化的终极价值和未来发展，在纠正以往的偏向中调整，而不是各领数十年的彼此颠覆中前行。

可见，20 世纪至今，中国学术界和欧美学术界一个共同的走向，乃是文化与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相互裹挟，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化，在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互涉中不仅拥有了综合性知识体系，而且具有了物质性和广泛的实践性。

二、文化政治与“当代中国文化”问题

研究这个问题的西方典型思路是“文化政治”视野。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问题，既不属于一个单纯的文化建设问题，也不是一个脱离开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话语的单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问题。我理解，“文化政治”属于一个简单化的提法，它的实际内涵应该是把文化投放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学、艺术、国际交往、消费娱乐甚至军事战争中研究，从而进一步去丰富它的内涵。文化的研究，就是跨学科研究。

詹姆斯?彼得拉斯在《20 世纪末的文化帝国主义》里这样归纳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要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要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的出口是资本积累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也是其替代制造业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获利的手段。在政治上，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作用在于将人们各自从他们的文化渊源和团结传统中离间出来，并代之以新闻媒介制造出来的、随着一场场宣传攻势变幻的‘需求’。在政治上的效果则是把人们从其传统的阶级和社会的圈子中分化出来，使得人和人之间产生隔阂。 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对青年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剥削 文化干涉 ( 在最广泛意义上而言包括意识形态、思维、意识、社会行动 ) 是将客观条件转变为有意识的政治干涉的关键环节。似乎有点荒谬的是，帝国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们看来比他们的对手更懂得政治实践中文化层面的重要性。”归纳起来，文化在美国国家政治手里，是一副服务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混”牌，需要什么牌就变成什么牌，在经济、政治利益索取的过程中呼风唤雨，无往不胜。不过，“政治实践中文化层面”并不能有效地说明西方学术界的“文化政治”内涵。真正的奥秘乃是“文化实践的政治内涵”。

国际学术界理解“文化政治”有两种视域，一是在一般意义上，认为文化即文化政治。赛义德说：“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另一层视域，当下文化生产已经广泛渗透着政治内涵。文化工业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一项主要生产方式，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柱产业，特别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文化生产不仅生产着消费品，还生产着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有人归纳说，“文化政治”不是指文化可能具有政治功能，也不是指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而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和斗争的场域，它既可以巩固社会控制，也可以使人们抵制与抗争这种政治——文化不再是普遍的观念性存在，而是物质实践、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文化政治把文化实用主义和战略地位倾向推进到前台，最大限度地削平了文化的深度模式。

在上述意义上来讨论“当代中国文化”内涵问题，我们可以获得三个超越 ：一是超越文化的古今之争。所谓文化的古今之争，指的是古今文化的价值之争，孰优孰劣的问题。在实用主义观点看来，理论上说明古今文化的优劣问题，基本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实际应用过程中谁能发挥最大效益。二是超越中西之争。所谓中西之争是在近代中国打开面向世界的大门时涌现的一个命题，这个命题的内涵是——当中华文化面向优势文化时，是敞开胸怀接受还是闭关自守？中西之争的关键点是弱势文化仍不自知，一味争辩说自己祖宗强大无比。所谓中体西用，只是自我麻痹、自我欺骗。拿自己文化的过去时态与别人文化的现代时态相比较，在当今的文化政治角逐中毫无价值。三是超越“马与非马”之争，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或非马克思主义立场。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争是个敏感的话题。所谓非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说，在中国大陆话语界基本上属于被禁锢的话题，如何理解“马与非马”问题？在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非马”空间？更实际点说，我们的全部文化理论和文化实践，是否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完全没有“非马”成分？实事求是地说，在我们的文化实践中，“非马”因素很多很复杂。例如，所谓“国学”大部分属于“非马”内容，目前见诸书肆的西学文献，也大部分属于“非马”。它们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是否具有价值？当然有。因此，不能以“马与非马”来区分权衡文化价值。在国家政治经济战略视野下，文化价值的体现方式不是“马与非马”式的，而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式的。说到底，一种文化的价值高低，取决于能否帮助国家在政治经济竞争中成功胜出。这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来说，是延续了 20 世纪初的传统。

文化形态的标识与文化价值的先进性同样重要，关键点在于如何很好地处理好两者关系。在这个认识前提下，理解“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便具有了开放的视域，便一举摆脱了种种禁锢。

三、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

以现代性作为标志，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文化开始了百年历程。一百年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民族精神的多方面体验，锻炼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形态。

有些国外的学者、政治家认为，中国文化仍旧是儒教文化，他们因此构建了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儒教文化三个文化圈，认为在未来的冲突中更多地表现为宗教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个貌似正确的学说，在亨廷顿的著作里作为支柱而出现，影响了欧美很多媒体的思想，也影响着政治家对中国问题的观点。它的错误在于 ：第一，中华文化从未表现出明显的宗教性，相反，却表现出相当强烈的世俗性。在这一点上，与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不同。其次，中华文化的本质是融合、兼容性，而不具有排他性。因此，在历史上，与其他民族的文化总是和谐相处，存在着彼此兼容的关系。我这样说，并非拒绝儒学思想和它的精神层面的因素，甚至在构建当代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儒学思想及其精神发挥着重要功能，但是，无论如何，儒学距离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很远。亨廷顿的观点借助宗教的名义，有效地划分了三大文化圈，对于理解三大文化圈的特点是有价值的，然而，正是因为借助宗教的名义，使这个观点显得颇为怪异。当下有些国内学者提出了“国学”这个概念，认为弘扬“国学”即是弘扬中华文化。“国学”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从言说这个概念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两类学者 ：一是“五四”以来一些学者，他们专注于研究先秦到晚清的学术，主要包括经学、文学、史学、小学等，其中包括王国维、梁启超、钱玄同、钱穆等著名学者。他们的学术倾向主要是针对西方学说的，强调维护中华学术的正统地位。二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大陆学术界渐次兴起、而后在1990 年代后形成规模的新国学运动。1950 年代以来，大陆中断了严格意义上的纯粹学术研究，1990 年代后兴起的新国学，不是向民国时期国学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对海外国学的简单引进，例如，它与台湾学者的学术倾向不同，与民国时期国学研究的趣味也不一致，围绕它的学术对象，既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有正在探索中的中国特色的学说、思想和流派，有的是主流意识形态，有的是非主流意识形态。新国学作为一种文化，与上述学说具有怎样的关系，值得认真研究。上述两种国学的内涵，既包括先进的文化，也包括一些落后的、愚昧的内容。以“国学”来统称中国文化，显然荫蔽了 20 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实践成就。

还有的学者提出了“新儒学”的概念。所谓“新儒学”显然针对着传统“儒学”概念，但作为 20 世纪出现在中华文化中的一种现象，它具有当代意义。新儒学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学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也就是说，新儒学是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传统儒学作出的一种应对和调整的姿态。所谓“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应对模式，可以说是对它的简略表述。

上述三种对中国文化的表述，显然都不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而之所以出现这种表述模式，除了政治倾向外，更深远的原因在于对“文化”的当解。简而言之，当代意义上的“文化”观念，已经远不局限在古典意义上的含义，远不限于与物质生产、经济活动、上层建筑相对的精神、意识、艺术和传统文本形态，它广泛渗透在物质形态的文化生产和日常实践活动中。卢卡奇提出“物化”观念来描述物质生产过程中人文意识的渗透，列斐伏尔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来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杰姆逊结合后现代语境提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表现方式，这些应该成为界定当代中国文化内涵的理论基础。当代文化问题已经不止于文化传统形态（例如文本）本身，而走向了物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甚至生产活动本身。

“当代中国文化”这一概念，必然包含着现代性进程以来的中国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生产、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成就，以及上述建设的深刻精神体验、心理感受、价值标准、人生信念和审美习惯，涵盖着当代中国人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日常生活本身。在这里，“当代中国文化”实际上成为一种“中国生活方式”，一种中国式看待世界的眼光、一种中国立场、一种中国趣味。只有浸润在当代中国生活中，才能感受并形成这种中国态度。

四、“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

最后，我们必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是什么关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致力于发展和繁荣的文化价值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下全部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我们时代的主流文化。而“当代中国文化”则更为宽泛，其中主要的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还包括引进的国外文化（例如好莱坞电影、游戏娱乐等文化工业产品、西方学术文化等），以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有具有时代性的儒学思想，还有道家学说、法墨农兵等家学说，以及不同时期和阶段的民间文化。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篇6

【关键词】孟子；教育思想；综述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08—0263-01

孟子，战国时期邹国人，鲁国贵族孟孙氏后裔。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著有《孟子》一书。本文把近十年间有关孟子教育思想的文献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关于“思孟学派”本身存在与否的论争；对于孟子教育思想内涵及教育方法的深入剖析与述评；孟子与古今中外教育家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孟子教育思想对当今社会及各级各类教育的启示意义。

一、关于“思孟学派”本身存在与否的论争

在“思孟学派”存在与否的问题上，学者们还存在争论和需要突破的地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钟肇鹏教授的《思孟学派简论》，从师承关系、独特的义理内容与传世著作、对本派学说与前辈的信仰与崇奉这三个学派形成所需具备的基本条件出发，肯定了先秦时期“思孟学派”的存在。而且把其特征归纳为阐发儒家的德性之学、结合内外与会通天人三个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静教授在《荀子非十二子与思孟学派》中，认为子思与孟子之间没有直接建立学派传承关系，但他们的思想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思孟之间的关系表达的是观念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苏瑞隆教授的《简帛五行篇与思孟学派研究》中，明确指出，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都很难确定思孟学派的存在，因此说思孟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显得很模糊，思想方面缺少具体的特色，如果将之一分为二，反而会比较清楚。

多数的学者是肯定了“思孟学派”的存在，而且陈静教授认为“思孟之间的关系表达的是观念的真实，而不是历史的真实”。这一观点其实也是肯定了子思与孟子之问思想的传承性。孟子本人也曾说过：“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这就体现了孟子对于孔子的敬重及对其思想的推崇。《史记》明确说他“受业子思之门人”。子思是孔子的孙子，那么从孔子到孟子，传承关系也较为直接，而孟轲也是以“孔子之道”捍卫者自居。荀况认为：“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也是把子思与孟子视为一派。不过，陈静教授的观点也为我们研究思孟学派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对于孟子教育思想内涵及教育方法的深入剖析与述评

有不少学者从多角度深入地探讨和剖析了孟子教育思想的深刻内涵，尤其是在道德教育方面，同时也对其教育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和评述。当前大部分作者对孟子教育思想的研究角度虽有不同，但是在主要的观点上并没有重大分歧。这些文章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孟子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教学的核心内容是仁义，具体内容是五伦关系；教育的作用体现在个人发展及社会治理两个方面；教学原则是通过求放心以扩充人性的善端。这一类文章有娄正保的《浅谈孟子的教育思想》、孟立永等人的《孟子教育思想探析》和任俊华等人的《孟子教育思想探析》等。

马跃如等人的《孟子教育思想及其内在逻辑》一文提出虽然当前学者对孟子教育思想的总结是正确的，但这些研究只是以归纳为主，并没有深入的论证；虽然认识到了孟子教育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对于如何将其应用到现代教育当中的问题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在此前提下，作者对孟子教育思想的内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期可以更好的将孟子的教育思想应用在现代教育中。

三、孟子与古今中外教育家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

关于孟子教育思想的研究文献中，有一些文章是用比较的研究方法，把孟子与古今中外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如刘淑红等人在《孟子的教育智慧——与孔子教育思想的比较》一文中，从代表孔子教育思想的《论文》和代表孟子教育思想的《孟子》这两本书出发，通过比较，总结了二人在教育观和道德观上的相同之处。指出孟子在教育内容上是对孔子教育内容的拓展和提炼，而且在培养目标方面，作者认为“大丈夫”所具有的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之气、“是一种冲天的壮气，是凛然正气，是压倒一切的豪迈之气。这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所没有的，是孟子对儒家教育思想独具一格的创造。”在此基础上作者阐述了孔子与孟子在教育思想上的传承关系，彰显了孟子的伟大智慧。

魏绮芳在《孟子与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比较研究》一文中，作者分别从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四个方面对二者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作者认为孟子与柏拉图都是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教育家，都具有其时代性和局限性。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不同的历史背景使二者的教育思想各具特色，“然而两人对于教育的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忽视教育的作用”。

四、孟子教育思想对当今社会及各级各类教育的启示意义

许多学者在对孟子教育思想剖析和肯定的基础上，看到了其教育思想对于当前社会及各级各类教育的价值和借鉴意义。

在对高等教育的价值方面，有李佳的《孟子“反求诸己”说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启示》，“文章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孟子道德教育思想中‘反求诸己’说的内涵与意义，进而探讨‘反求诸己’说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代启示”。作者认为“反求诸己”的思想反映出的是一种内省精神、思维方式和思维指向，而且是强调实践性的。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强化主体性的自觉和发挥，重视培养学生的自省与自律意识并且要重视道德的实践性。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篇7

摘要：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今大学生的集体主义缺失严重，高校应该立足于理清集体主义的内涵，更好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国内外对集体主义内涵都有较多研究，要充分认识集体主义在当今社会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做好集体主义教育。

关键词：集体主义；市场经济；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D64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3-0218-02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上世纪末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引入，多种所有制形势并存的局面导致集体主义面临诸多挑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逐利性导致各种对集体利益的损害和冲击，加之个人主义思潮的兴起，集体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高校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战场，大学生的思想也受到严重侵蚀，集体主义教育面临严峻形势。为保卫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稳固开展，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集体主义教育过程中的引领作用，有必要首先为集体主义“正名”，充分认识集体主义的内涵，只有正确认识和理解集体主义，才能将集体主义教育深入开展下去，才能充分发挥集体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作用。

集体主义因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地位，其研究涉及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T多领域，对集体主义内涵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某一领域，而应该从较为更宽泛的视角来理解。例如从文化的意义上来理解集体主义的含义，“集体主义是指与人类文明进步思想密切关联的一种文化理念，它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东西方文化中都有它的文化传统和发展轨迹，至今仍是东西方文化争论的焦点之一”[1]。从文化的理念上来看，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还是在中西文化中，集体主义都具有丰富的内涵。

由于马克思主义历来强调集体主义的重要作用，因此国内外关于集体主义的研究成果较多，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时认为，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但是一定要清楚界定“真正的集体”。在《神圣家族》中又提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2]”可见集体主义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比较明确。正是集体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密切关系，人们普遍认为集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是不证自明的原则。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人们更多的是做集体主义的宣传，而对其内涵研究不多。我国的集体主义主要自于斯大林体系，学者们普遍认同，第一次将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是斯大林，由于前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成功示范，我国在集体主义思想方面主要借鉴了苏联的模式。当然，国外还有许多学者对集体主义做出了深入的研究，例如马尔科姆・卢瑟福认为“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使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他提出的集体主义的三层含义受到国内外的普遍认同。

集体主义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其根源，但真正受到人们的重视则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但此时集体主义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思想品质，一种教育学的要点，即“集体主义是善于在集体中生活和工作，并为集体贡献自己力量的一种道德品质。”由于集体主义是伴随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的，因而它存在的合法性并未受到太多的质疑。但上世纪末，我国施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基础，由此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导致人们开始怀疑集体主义的合法性，正在此背景下一大批学者开始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体主义，其中著名的伦理学者罗国杰先生对集体主义的内涵进行了研究，获得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可，他认为“对集体主义的界定，应强调三方面，即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下，切实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他的这一观点较为全面的总结了集体主义关于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还有一批学者则强调在价值观方面强调集体主义，例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相对，是人类普适的价值追求，具有客观的外在社会文化和内在的心理基础。它的形成和发展与一定的文化和制度条件相适应，在不同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诱导和引致下，可以形成层次不同的集体主义类型。”虽然国内还有很多学者得出了很多研究成果，但主要围绕以上内容展开。从内涵方面来看，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处理社会利益的主义原则；同时在其存在形态上来看，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是指导个体道德思想的主要原则。

集体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着重要的价值指导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集体主义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集体主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价值导向作用，这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集体主义在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中也发挥着价值导向作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其最重要的体现。同时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深刻影响着社会个体道德观的形成，只有发扬集体主义才能树立社会个体的利他主义精神，形成社会的正能量，以弘扬社会正气，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集体主义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随着人们对集体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入，在当今高校开展集体主义教育有较好的机遇。首先，利他主义思想的引入丰富了集体主义的内涵，提升了其道德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功利主义思想日趋严重，传统的伦理道德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人们也常常感叹世风日下，需要强有力的道德力量重新规范市场经济中个体的行为。而集体主义要求个体在做行为选择时以集体利益为先，不能只顾自己利益而损害集体或他人利益，无疑这一思想对于重建市场经济下的道德伦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次，集体主义与功利主义关系的重新认识，使得集体主义的内涵更加丰盈。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曾提出正反合的关系问题，功利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恰恰从否定的方面反映了集体主义的作用，更加明确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集体主义的重要性。最后，集体主义与社会正义的结合，将更加丰富集体主义在新时期的指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效率原则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的公平正义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主题，而集体主义原则无论在方法论意义上，还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虽然开展集体主义具有较好的机遇，但是在开展过程中要尊重教育的发展规律，把握好科学合理的准则，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集体主义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在开展集体主义过程中把握价值与真理的统一。集体主义其内涵丰富，教育者要充分认识集体主义的含义，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教育，遵循科学与公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展现集体主义的真理性，切不可人云亦云、简单肤浅的宣传。其次，要把握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原则。集体主义固然强调“真实的集体”，马克思主义更强调“具体的人”，因此在教育的过程中，要从活生生的处于各种社会关系的人出发来进行教育，依据现实的事例进行教育，同时注意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只有这样才能做好集体主义教育。最后，要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始终坚持集体主义原则。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面对当今大学生集体主义缺失严重的现象，高校应该立足于理清集体主义的内涵，充分理解和把握国内外学者对集体主义所做的研究，深刻认识集体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作用，尊重教育的客观规律，把握集体主义的教育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和谐校园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杜鸿林，赵壮道.国内外集体主义思想研究综述[J].道德与文明，2011，（03）：147-151.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篇8

【关键词】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培养当代学生良好政治思想的有力途径，也是当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深化对中央有关精神理解的重要方面，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对深化教育改革成果、努力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都是极其有益的。自2005年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以后，全国各地的高效在改进和创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为我国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的培养工作开辟了良好的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内涵的深刻落实奠定了高校基础。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概念

实践教学从其行为上讲是一种实践活动，但从其本体上而言却同时又是一种理论，因此实践教学同时具有了理论与实践两个向度的意义。从二者的关系上来看，实施教学措施以及制定实践教学目的的原因在于实践教学深厚的内涵之中，并且同时实践教学的内涵也是实施实践教学的基础，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实践教学的一种形式，它既是引导学生将外在实际转化为内在的精神动力的实践活动，同时又是引导学生将先进的思想政治理论彰显出来、在实践中得以体现的一种理论性的指导原则，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将理性与感性、理论与实践融通起来的课程。本文要探讨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概念，也就是要分析和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实践层面上的涵义，亦即与其理论层次相对立的一个层面。所以，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概念的把握不应该是单向度的，应该是包含着理论与实践、本体与现象、理性与感性的双向维度的东西。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容出发来对其概念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在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双向维度的学习中，高校中的学生逐渐完成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互交融的过程。这种实践课程实际上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过程，是主观世界的外在客观化与客观世界的主观内在化相统一的过程。在这种双向的过程中，当代高校学生完成了关于世界认识的正确“三观”的建构，形成了一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领导和指导下的独特的、丰富的、科学的价值认知体系。这对于当代高校的学生而言有着极为丰富的意义，同时对于高校的教师而言，实际上也是一个提升教师教育水准和促进教师教育能力提升的良好途径。所以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主体与对象而言，它是教师与学生相互交融的过程，是学生提升人生境界、教师提升教育水平的又一个双向的过程。因此，这再次说明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概念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一个丰富而宏大的体系，它有它自身独特的价值内涵、指称对象、意义层次等内容，但在不同的立场下，它的内涵又是不同的，所以任何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概念的单向度讨论都是有失偏颇的，是不符合现实的。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改革创新的必要性

（一）适应时展的内在需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在于促成爱国、爱劳动、爱学习的长效机制，鼓励全国人民学习传统优秀中华文化精髓，同时要立德树人以增强学生的责任感。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我们开辟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新纪元，原有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践亟需得到创新与发展以适应新的时代内涵的要求。在目前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课程中，课程的枯燥乏味与缺乏活力是现存的主要问题之一，学生普遍认为类似的课程是无用的。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创新与变革，引导高校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树立正确的三观。只有在学生的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后，才谈得上学生对于其他形式的科学理论的认知和把握，因此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实践改革的创新必要性之一在于适应新时展的内在需求。

（二）适应人才培养的客观要求

新时代下高校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化人才，因此高校当代的人才培养方案是建立在新时代的时代思想体系之下的，是受到r代思想和精华所引导的。站在这种意义上，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创新的重要性就在于能够为新时代培育新的人才，所以同时它也作为培育正确思想价值理念的有力手段从而适应了人才培养的客观要求。

（三）适应教学方法的必然要求

学校教学的目的在于使被教育者接受教育者的教育，同时要求被教育者将客观的知识主动转化为主观的行为，所以教育是一个集主观行为与客观知识于一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以其独特的教学魅力在吸引学生注意力的同时，将知识潜移默化地传递到学生的心目中，另外在学生专心致志听讲的时候以及与教师相互互动的时候，在此过程中教师也提高了自身的教学水平和改进了教学方法。所以，这一教育的过程无论是对于教师而言，还是对于学生而言都是具有丰富内涵的。因此，在提升教学水平的诉求中，要想催生出合理的教学方法就必然会要求高校在相关课程中进行改革，而这其中就包含了思想政治理论课。

三、结语

高校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不仅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而且更是一种不断深化的理论体系，它不是单向度的而是拥有丰富内涵和意义的多维度综合系统。在新时代，开始高校政治理论实践教学课程的创新步伐不仅是时代的要求，而且更是培养新时代人才与适应教学方法的主观诉求。我们应该针对当代高校学生的实际特点，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对我国的高校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进行创新与改革。

参考文献：

[1]赵书策.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困境及创新路径[J].知识经济，2016（14）：176.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篇9

基金项目：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改项目“中国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1JG001Q）。

一 中国传统文化渗透于思修课教学的意义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过程中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及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交流、碰撞，所长期衍变并最终形成的一种具备民族特点、地域特征的广泛存在的思想形态。传统是指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共同遵守的民俗、风情、道德、思想等，其包含的外在行为习惯和内在思想认识紧密集合，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一以贯之的规范力量，并由此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行为规范。不管古今中外，传统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道德的建设，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古圣先贤所向往的最高理想就是突出人伦道德，重视思想规范，形成以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氛围。在中国社会四千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主流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人类社会的长期衍变的发展进程中，传统文化是一种较为包容的文化形态，它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它既避免了非理性主义的失控，也排除了思辨偏差出现的可能，这使得文化充分展现出博大精深的魅力和莫测高深的特点。历史的丰富多彩也表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含之中，中国绵延五千年的历史进程，形成了海纳百川的伦理道德品格和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传统文化长期以来，以其兼收并蓄的开放姿态实现了对外文化的完美交流。

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振兴的必由之路，那么，我们要寻找传统文化中的德育经验，主要是要提炼出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的，可以对当今世界产生积极影响的有价值的文化内容，所以，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提炼，对现有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对比结合，创造出我们民族所独有的德育思想理念，以开发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继承发展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有信心在未来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有所作为，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大学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主要阶段，当今社会，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蓬勃发展的多元文化，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有着一系列深刻影响，在我国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乐观的现象，诸如：诚信缺失、贪污腐败、思想僵化、道德失范，等等，这些不良现象也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认识，因此，我们对当代大学生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拥有清醒的认识，大学生普遍拥有远大的理想和政治抱负，对时事问题的判断较为准确，能够运用科学发展的思想，对身边的社会现象做出理性的判断，并在完善外在人格和内在道德品质上，主动与社会、集体保持高度一致，在思想道德建设上，也能自觉地抵御不良传统文化的影响，主动接触西方先进思想理念，自觉完成自身思想道德建设。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在思修课教学中的扬弃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乡土，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以自强不息，奋发有为作为思想价值的核心。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对传统文化的两面性具备清醒的认识和精确的判断。作为高校老师，要认识到传统文化中一些有积极价值的东西和一些消极落后的思想，因此我们要注重教学体制改革，深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利因素，增强思想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我们要充分运用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的优势，对大一新生进行心理上的引导，使其尽快认清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尽早树立起敢于担当、热爱祖国、服务社会、报效人民的思想认识，激励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爱国主义是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的必要条件，中华民族的爱国思想也是经过了几千年文明发展与碰撞的考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就是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培养学生的崇高理想和高尚道德品质，例如，我国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爱国诗人屈原，在他的著作《离骚》中表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态度，并在理想破灭后投身汨罗江以践行自己的誓言，其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后人世代传颂；南宋民族英雄岳飞，被奸臣陷害后坚决拒绝妥协，最后慷慨赴死，留下“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丽诗篇，表现了一位民族英雄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怀。这些都彰显了古代爱国人士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君子理应以此为道德标准，树立忧患意识，具备自省精神。“宽仁慈爱”的儒家道德标准，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价值观，都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有诸多帮助。

三 中国传统文化在思修课教学中的应用

1 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理念渗透于思修课教学

在思修课程的教学中，对传统道德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关注，有利于学生深切体会人生的使命和生命的价值，将古代人文精神与以人为本的当代价值观紧密结合，会促进社会和谐与人类尊严维系，会激发学生的爱国热忱和责任意识，促进学生对社会问题和人生真谛的思考。把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根本理念贯穿于思修课程教学中，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和师资力量、社会现状等诸多状况，将课程与优秀德育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并用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理念，进行科学理性的引导，根据大学生的政治觉悟、思想认识境界的不同，因材施教，通过认真设计，视频、音频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拓展课堂的内容，传统“忠孝”等道德思想，会进一步促进大学生是知识架构与思想境界，可以借鉴讨论式教学的优势，充分发挥新时期大学生心理条件和知识水平的优势，保持审慎乐观的心态、灵活开放的态度，使大学生的个性发展与乐观心态建设取得积极进展，提升大学生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充分利用不同地域传统文化教育基地来进行实践教学活动，开展一些列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热情，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魅力的向往，在思修课中组建相关学生考察团队，利用类似苏东坡故居、尧舜文化研究所、柳侯祠文化教育基地等传统文化教育机构，对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和普及产生积极健康的影响，引导大学生提高自我完善的意识，充实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积累。增强传统文化在大学课程教育中的一系列正面导向功能，为素质教育的实施进步提供必要的支持。

2 组织多样的教学实践活动

由教师组织学习进行一系列课外实践活动，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当今大学生大多没有机会走出课堂，缺乏足够的人生经验，而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大学生思想教育提供必要的素材，根据大学生的理论知识基础，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对已有知识进行修正和完善，利用法定节假日，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组织诸如务农、务工等有传统色彩的趣味活动，行之有效地推动学生社会实践的参与程度，实现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的新突破，让学生在亲身参与的社会实践中吸收新的精神力量，感受新时期新的思想观念和科技成果，还可以组建读书会、诗词会、书画会等社团组织，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有机统一，促进大学生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感的持续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和思想理论体系，在人类6000 年的文明史上，只有中国文明从未间断，也只有中国按照自己选择的发展方向稳步运行直至今日，而其他国家大都出现过文明的间断和文化的断层，有的甚至走向消亡。中国文化历尽艰辛，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历经了多个朝代更替和多个民族的主导，最终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逐渐融合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和周围偏远地区文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具备非常丰富的思想内涵，完全可以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成为支持大学生日常生活的强大动力。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宽厚的包容性也为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建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当今社会治理的内涵篇10

[关键词]思想文化；纯洁性；时代内涵

[中图分类号]D64；D26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1-0122-02

同志指出：“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保持得好，党就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事业就能健康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受到影响和削弱，党的战斗力就会下降，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1]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政党的纯洁性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思想文化的纯洁性是党的纯洁性建设的灵魂和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纯洁性的根本保证。而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适应时代的要求的，是不断进步的。

1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基本内涵

“纯洁”这个词由纯与洁构成。纯是指专一不杂，如纯金、纯粹。洁是指干净，如清洁、整洁等。所谓纯洁就是纯正清白，没有污点，没有私心。党的纯洁性是指党组织或党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纯正清白，是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和为革命执着奋斗的态度。正如陈云同志所解释的：“我们所说的纯洁主要不是年幼龄青，没有社会关系单纯的纯洁，而是指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忠于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的纯洁。”党的纯洁性是一个内容丰富，且内容之间相互联系的体系，包括思想文化纯洁、作风纯洁、组织纯洁、政治纯洁等。思想文化纯洁可以分为组织层面和党员个人层面两个层次。组织层面纯洁是指党组织作为一个集体，所具有的文化体系，尤其是核心文化体系是先进的，是代表人类发展趋势的，是代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奋斗目标、党的宗旨、党的指导思想等。党员个人层面纯洁则是指广大党员干部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这两个层面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个人层面是组织层面的基础。没有个人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培养，就不会有党组织层面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反之，没有组织层面思想文化总体上的原则和氛围，也会使个人层面思想文化纯洁性培养失去指导和方向。需要指出的是，党的文化建设不同于党所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前者是指党的自身文化建设，属于政党建设范畴，后者是指执政党所领导下的国家文化建设范畴。

2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本质要求

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本质内涵是通过党的思想纯洁性的本质要求体现出来的。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本质要求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认同和政党认同。所谓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对国家、政党、政治思想在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在社会中人们常会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做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某一阶级或某一政党的成员，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一政治角色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2]政治认同是一国政治状态的主要标准。政治认同越低，社会稳定程度越差，政治认同越高，社会稳定程度越高。因此，较高的政治认同度有利于保持国家社会的长期稳定，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亚里士多德就曾指出，一个政体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的人们都能够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

政党认同是政党政治社会的政治认同。是个人在心理和情感上对某一政党或其他政党的精神寄托和依恋之情。党员的政治认同是党员对政党的宗旨、性质、目标等在心理和情感上的认同，从而焕发出对所依恋的政党的情感归属和责任意识。最终在行动上、思想上与政党保持高度一致，忠诚地支持党组织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为此付出积极的努力。由此可见，党员的政治认同是保持党的纯洁性的心理和情感基础，而党的纯洁性则是政治认同的外在表现和文化积淀。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党员的政党认同度，确保党员与党组织高度一致。

在政党认同中，最为核心的就是政党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的认同。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成立以来始终不渝地坚持的一个根本态度和原则立场，是对党认同的核心基础。具体来说，党员对党的认同就必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同；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认同；是对党的性质和党的领导的认同。这是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内在的、本质的要求。

3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时代内涵

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本质要求是亘古不变的。诸如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理想。但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内涵及其建设的具体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因此，通过透视当今的时代特点和时代要求来探讨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是我们准确把握党的文化纯洁性的时代内涵，推进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的关键。因此，党要把这些时代的要求融入到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内涵之中。

首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20世纪90年代初，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我国走上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发展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渗透到党员的思想和党的文化之中。金钱至上、追求享乐等思想开始进入到党内。少数党员干部的思想文化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此，党的文化纯洁性建设就必须正视市场经济的挑战。把市场经济好的一面，诸如竞争、努力工作、提高效率、民主思想等要素融入到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之中，把市场经济负面的因素剔除出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

其次，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加强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不断碰撞、不断融合的世界。作为东方大国的政党文化势必会受到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影响，势必会形成中国文化与非中国文化相互交融的局面，从而形成了党的以自身传统文化为核心，以其他文化为补充的党的文化体系。这就要求党在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的过程中，大力汲取其他文化的精髓，去其糟粕，不断地适应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时俱进，创新党的文化，提升党的文化纯洁性建设的水平。

再次，在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翻身做主人的革命党转向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过程中，加强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建设。随着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重心的变化，党的思想文化纯洁性的内涵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党的中心任务势必从阶级斗争转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党的文化纯洁性则更多地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能力上，更多地体现在为全国人民服务的思想意识上。

最后，从生态文化建设方面来发展党的文化纯洁性。漫长的人类历史实质上就是人不断改变自然、适应自然的历史，是人与自然关系变迁的历史。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是服从于自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制于自然。但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后，科学技术快速进步，利用自然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处于主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征服自然、奴役自然的文化产生。从而导致了今天的生态危机。过去，我们党的文化也是非生态的文化。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建设只是重视人与人关系的解放。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把劳动者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广大劳动者成为自己劳动的主人，建设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但随着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生态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生态问题已然成为我国发展的瓶颈。西方的生态危机和我国的生态问题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其结果必然是人类的文化形态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马克思曾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3]因此，党的文化纯洁性建设必须注意到并顺应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党的文化建设的内容不仅要包括对人类自身的解放，也应该包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生态危机，作为领导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执政党，必须把生态文化纳入到党的自身文化建设之中，必须纳入到党的文化纯洁性的内涵之中，成为党的文化纯洁性的题中之意。

参考文献：

[1].扎实做好保持党的纯洁性各项工作[J].求是，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