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文化的关系十篇

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1

    论文关键词 法治文化 法治精神 构建

    一、问题的提出

    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在于法治文化的构建。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部分,是法治社会建设成败的最基础的部分。我国传统文化中民主、限权、宪治等法治文化内核相严重缺失,因而当前法治文化建设的继续推进面临诸多障碍。本文试图从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出发,探析当前法治文化构建中存在的障碍,并厘清法治文化建设中必须首先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以期推进我国法治文化建设,促进中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二、构建法治文化的重要性

    (一)构建法治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

    法治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社会文化中的“显文化”即主体文化。法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法治文化的构建。法治文化,乃是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

    法治应成为社会生活的底线,应是守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法治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多元文化体系中的显文化和主体文化,是因为法治的目的是保障权利,它限制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守护并不断地扩大人们所享有的自由。与其他隐性文化、亚文化、潜规则所不同,法治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积极的、乐观的同时又是一种相对保守强调社会传承的文化体系。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法治文化还意味着在承认各地区民族法治文化的基础上,全球范围内的法治文化有着高度的兼容性、共通性,这意味着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法治文化而实现的。由此可见,构建法治文化应是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构建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

    法治文化属于法律意识范畴,法治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同时法治文化又对法治建设存在反作用力,能够推动法治建设的进步。法治文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法治精神得以社会普通化的实践和实现,是按法治精神实践的方式、过程和实现的结果。从个体角度来看,法治建设需要拥有良好法律意识的公民,他们是法治社会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是法治社会建设中最重要的因素;从整体来看,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需要拥有一定的法治文化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建设各项现代化的法律制度并确保这些制度的正常运转。

    可见,法治文化构建是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离开了法治文化构建,法制建设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法律移植为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移植了国外的诸多法律,试图以此推进我国社会迈进法治化,但是由于法治文化构建仍然相对薄弱,因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依然大范围存在,影响了法治建设的效果,足见法治文化构建的重要性。

    三、当前构建法治文化的障碍

    (一)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薄弱

    当前我国构建法治文化的障碍之一是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比较薄弱。现代社会所谓的法治与我国古代法家所谓的“法治”存在天壤之别。现代性语境中的法治意味着分权制衡、权利保障、民主宪政等,而古代法家所谓的“法治”仅仅是依据法律来治理社会,尤其强调奖罚分明、严刑峻法,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我国传统文化过多地强调忠君、孝悌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更多地依靠道德进行调整而不是依靠法律进行调整。例如,在犯罪与刑法上,我国古代社会强调“刑不上大夫”、“道德出罪”,这些观念均破坏了法律适应的平等性,不利于法治文化的生成,或者说这种带有东方传统色彩的“法治文化”,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当然,我国古代文化传统中也强调“民为贵、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积极思想,这些积极思想可以作为法治文化构建的本土资源,应得到妥善利用。

    (二)熟人社会与人情关系阻滞法治文化生成

    我国法治文化建设的障碍之二是熟人社会中的人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法治文化的生成。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存在很多潜规则,最典型的是人们不管办什么事,都善于找熟人、找关系、找后门。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则,将会影响到法治文化的生成,使法治文化构建面临很多障碍。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法治文化必须根植于陌生人社会中,而不是产生于熟人社会之间。熟人社会之间存在太多的人情关系,必然会对规则性比较强的法律制度产生冲击。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下,通过熟人关系得到满足利益关系的人,必然有胜于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的人,久而久之全社会都试图通过熟人关系实现各自的目的。但是显然,熟人关系很难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规则,这是因为通过熟人关系办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且其成本比较高昂,更重要的是通过熟人关系办事,很多时候会对社会公义产生影响,形成一些社会的阴暗面,这是与现代市民社会发展所格格不入的。

    (三)社会生活中法律权威尚未形成

    法治文化构建的障碍之三是社会生活中的法律权威尚未形成。所谓法律权威,是指法律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最高权威,人们按照法律规则办事,并接受法律规则对利益的分配,如服从并尊重司法判决。与此同时,附属于法律之上的职业也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如法官被成为守护社会正义的良心,他们往往任职终身,深受爱戴。比较中国与西方社会法治建设的差异,西方社会的民众普遍具有对制度的敬畏感和依赖心理,而中国社会普遍缺乏。西方社会依靠凝结了人的一般的理性的制度调整社会,从而避免了依靠人控制社会时无法排除的,个体人一定会有的弱点和缺陷,这便是“依法而制”。

    在我国,法律还远远没有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在很多时候,领导讲话、红头文件,恐怕比法律更有效率。就人们的维权行动来说,人们对司法判决缺乏信心,而热衷于上访、信访,以非正常的、非制度化的方式维权,甚至不惜采用自焚、自杀等极端手段来宣告自己的权利要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无外乎两点:第一,法律缺乏协调社会关系的能力,权威性不足,导致人们对法律缺乏信任,其根本原因是法律缺乏取信于民的能力,如司法独立性不强,司法权被行政权挟持,造成司法权不足以保护公民权利;第二,人们不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法律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如人们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技能。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法律权威不高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第一种情形,即法律制度缺乏应有的权利维护品格,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又加剧了人们心中存在的“法律无用论”,导致人们对法律失去信心,造成法律权威低下。

    四、构建法治文化应明确的几个问题

    (一)政府守法是构建法治文化的关键

    政府要守法,公务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有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这是法治文化构建的关键。如果政府意识不到法治的重要性,不能够率先垂范,严格守法,不依法办事的话,整个社会的法治文化的构建是根本不能可能的。因为政府是老百姓的楷模,政府官员的一举一动影响着整个社会。所以,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立法机关科学立法,这些都是影响法治文化构建的重要因素。诚然法治文化构建需要从多个层面进行,但笔者认为最关键的一步是政府守法。守法是法律制度运行中的基础部分,大多数法律不是通过执行而是通过遵守得以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我国传统上强调公民守法,而忽略了政府守法的重要性,而事实上守法包括公民守法,也包括政府守法,且政府守法是守法中的主体部分。

    从法治理念的角度来看,法律的制定不是为了限制自由,而是为了保障自由;法治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求公民守法,而是为了限制公权力,使公权力在法律预先设定的轨道内行使,从而实现对公权力的控制,即“把公权力关进牢笼”。可见,法治文化的构建必须贯彻政府守法精神。通过政府的守法行为带动、影响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

    (二)法律规则成为社会生活的准则是基础

    法律规则具有高度的预测性,能够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准则,相反,基于血缘所形成的传统人际关系,反而不能在现代社会中为人们提供交易的安全边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法律规则是一种低成本的规则,人们可以依据法律规则来预测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后果,可见法律规则是一种明规则而不是一种潜规则。与之对应地,人们在社会心理上应认识到按规矩办事的重要性,应突破传统农耕社会的熟人关系套路,降低社会交易的成本。

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2

一、对政治人类学的界定

人类学关注政治问题，始于19世纪末期。人类学家基于他们对“异域”社会的特殊了解，试图运用文化进化论，建构国家制度的演化模式。当时，政治人类学还只是作为“整体人类学”的一部分。20世纪40年代，福蒂斯和埃文斯—普里查德等英国功能派人类学家在非洲考察政治组织时发现，传统的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分类仅适用于结构业已高度复杂化的社会，而对于他们在非洲所发现的从群队到原始国家等形态极不相同的政治制度，根本无法适用。于是，他们在《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法。这种新的政治制度的分类方法，简单地说，就是把非洲的政治制度分为两种：一种拥有中央集权的权威和司法体制（原始国家），另一种则没有这样的权威和体制（无国家社会）。尽管这种分类过于简单化，但它奠定了政治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正式诞生。

政治人类研究是从对政治制度的分类入手的。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受到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的影响，60年代以后，政治人类学已不再局限于静态地讨论政治制度的类型，而是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过程论、行为论等诸多理论流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与传统政治学研究相比较，政治人类学研究有两个主要特征：首先，它试图超越特定的政治经验和理论，而建立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政治行为科学，以寻求人类的各种政治行为在不同历史和地理环境下的共同性；其次，它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致力于描述和分析与原始社会有关的政治制度。（注：参见CeorgesBalandier,PoliticalAnthropology,NewYork:RandomHouse.1970,p.1。）

这两个特征的概括，只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政治人类学的一个粗泛界说。当今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已不能不考虑这些边远的原始社会与我们的现代社会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不能不考虑影响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转型问题。和人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一样，政治人类学也被吸引去探索当代世界的种种政治难题和现代国家框架内权力体制的运作，以及可能引起这种权力体制破裂的危机。（注：参见〔法〕马克·阿伯勒著、黄语生译：《政治人类学：新的挑战、新的目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8年第3期。）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朗纳德·科恩（RonaldCohen）提出，政治人类学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对政治的定义——其中包括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定义以及对不同情况下政治行为性质的讨论；（2）对政治制度的定义——解释政治制度的特征；（3）对人类历史上各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4）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制约性的研究；（5）探讨政治制度对个人和文化的影响；（6）对现代化之前和之后的政治制度的比较及相互影响的研究。

科恩基本上概括了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中可见，所谓政治人类学就是对政治现象和本质的文化人类学探讨。不过，政治人类学所研究的“政治”与政治学家所说的“政治”在含义上并不完全相同。在政治学中，所谓“政治”就是指以政府和国家为模式的政治体制。在这些社会中，有着复杂的文职部门、层叠的官僚机构和森严的等级制度。而在政治人类学所侧重关注的边远社会或“异域”社会中，大多数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政治体系。在这些社会中，内部秩序的维持、领土权的保障、权力的分配、有关团体行动的决策等政治因素无一例外地都存在，但找不到政府，也没有国家；权力体制的运作是在氏族、部落或酋邦范围内，通过家族、亲属关系和宗教礼仪等来实现的。换言之，政治人类学家所使用的“政治”概念其含义要比在政治学中的含义广泛得多。

在政治学研究的现代社会中，政治有其明确的范围，政治与非政治之间界限分明。而在政治人类学研究的传统社会中，政治与亲属关系、婚姻策略等交织在一起，人们很难将政治现象与其他社会现实区分开来。所以，人类学家在对“政治”下定义时，所面临的困难要比政治学家大得多。根据巴朗迪埃（GeorgeBalandier）的归纳，人类学者主要从四个方面给“政治”下定义：（1）从空间方面，把政治与一定的领土结合起来，认为在界限分明和自成一体的空间内的组织系统就是政治的范围。例如，马克斯·韦伯。（2）从功能方面，认为政治活动的功能就在于保证社会内部的合作、防止外部侵略和维持社会的稳定。例如，拉德克里夫—布朗。（3）从政治行为方面，主张如果一定的社会行为试图控制或影响公共事务的决策，那么这个社会就存在政治行为。政治行为体现了团体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关系。例如，斯沃兹（Swartz）、特纳（Turner）和图登（Tuden）。（4）从政治制度的特征方面，即根据一定社会中各个不同结构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政治，提出所谓政治就是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中，一种结构支配其他结构的权力关系。例如埃文斯—普里查德。在诸多定义中，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所提出的定义——政治是一个团体的成员为实现公共目的而使用权力的行为过程——最为著名，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清楚地说明了政治所包含的三个要素：权力、决策和公共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政治视为一种动态现象，视为一种“过程”，从而把政治从以系统概念为核心的静态分类方法中摆脱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下，世界各个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由于技术和经济间相互依存的日益增强，全球化已成为20世纪后半期最突出的一个趋势，处在边远地区的原始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现代国家在这些原始社会的文化和结构变迁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种新的变化不仅拓宽了经验性的研究领域，而且提出了一系列有待解答的问题，从而促使政治人类学开始对传统政治的变革过程做深入的经验研究，并引发政治人类学对以往的研究概念和研究方法重新进行思考。另一方面，由于受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早期人类学家所研究的传统政治制度正在逐步走向衰亡。在这种形势下，政治人类学也涉足对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的研究。与政治学不同的是，政治人类学比较关注小范围的政治活动，以及在政治活动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些社会文化因素方面。具体地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正式的政治组织中起作用的一些非正式的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建立在社会阶级、经济利益等基础之上；其次，政治组织、个人和周围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注：参见TedC.Lewellen,PoliticalAnthropology:AnIntroduction,GreenwoodPubishingGroup,Inc.1992,p.189。）由于政治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为理论基础，把政治现象放到社会和文化错综交织的复杂环境中进行考察，探讨社会文化制度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其视野比政治学更为广阔，同时又有深入细致的参与观察法保证其研究的相对准确性和客观性，所以比政治学更适合于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人类学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打破了政治学垄断这一研究领域的局面。虽然人类学研究政治更多关注的是边缘而非中心，更偏爱的是乡村社区或城市社会中小规模的政治团体，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政治学研究范围局限性的弥补，看作是研究贯穿于人类社会所有各个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所作的努力。政治人类学的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探寻政治行为的根源及其在各种社会中的表现，进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鉴于此，可以将政治人类学界定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种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括地说，政治人类学就是关于政治的人类学。

二、政治人类学方法论

在政治人类学诞生以前，政治学就已形成了具有显著特色的研究方法。传统的政治学主要集中于对政府的正式机构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和宪法文件的研究，所使用的是国家、政府、、联邦制和立体等基本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种文件——宪法、条约、法令、官方备忘录以及少量的投票统计数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受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政治学广泛借鉴和采纳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拓展其研究范围，从而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为主义革命”。但无论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什么样的改变，政治学者始终都只关注政治权力的研究，包括权力的分配、组织、操作及其斗争等，而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系统对政治的影响，在政治与非政治之间预先设定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

政治人类学则不同，它反对主要依赖各种文献材料，而是把根扎在田野调查之中，运用人类学传统的参与观察法，揭示各种政治制度之间的本质差异以及政治过程在不同的社会中是如何展开的。另一方面，它反对把政治作为一个孤立的领域来看待，而把它视为以文化为模式的各种社会活动的结晶，放在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体系中加以考察。

政治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归根结底就是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这是政治人类学的立足之本。在其理论分析的过程中，政治人类学除了采用既有的一些人类学研究方法之外，又随着不同发展阶段研究重点的变化，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综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起源分析法。这种方法侧重于研究原始社会中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起源、原始国家的形成过程、血缘社会向政治社会转变的动因、不平等的起源、约束力的起源、规范的形成等等。早期的人类学者一般都采用这种政治分析方法，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和证据，他们的观点难免落入臆想和猜测。后来的人类学者如莫顿·弗雷德和马文·哈里斯等人立足考古学的证据，探讨国家社会的演化过程，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例如弗雷德关于原生国家和次生国家的区分，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2.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来源于英国的功能学派，创始人是拉德克里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这种方法不关心政治的起源和性质，而把社会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在社会整体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在政治人类学研究中，功能分析法很少单独运用，而是被作为进行类型分析的基础，因为它虽然有助于界定各种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但却无法说明政治现象的本质。

3.结构分析法。这种方法主要受拉德克里夫—布朗社会结构论的影响，致力于探讨原始社会中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的结构模型。使用这种分析方法的政治人类学者认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是表现个人与团体之间权力关系的形式，政治结构和其他一切社会结构一样是一种抽象体系。这种方法所要作的就是梳理政治体系中各个不同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然后建构这个政治体系的结构模式，藉以对这个政治体系作出说明。结构分析法和功能分析法都是政治人类学创立初期通常采用的方法。

4.类型分析法。这种方法建立在功能分析和结构分析的基础之上，把具有相同的功能或结构的体系归为一类。政治人类学研究首先就是从类型分析入手的，首倡者是埃文斯—普里查德。该方法侧重于确定原始社会制度的类别，并对各种政治形式、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进行分类。例如，将各种原始社会分为有政治体系的和无政治体系的两类，或者将政治体系分为中央集权和非中央集权两类，或者分为政治充分分化和政治不分化两类。各种分类的标准不同，有的属于描述性分类，有的属于演绎性分类。他们想通过分类来确定各种不同原始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

5.术语分析法。这种方法是政治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形成的一种方法，它侧重于对政治人类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概念进行界定。政治人类学在研究中遇到许多现代国家社会所没有的特殊范畴，因而必须确立一些专门的术语来表述这些范畴，以说明原始社会中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性质，同时为政治人类学研究提供一套概念工具。政治人类学所界定的术语包括武力、权力、权威、竞争、合法、支持、行政等等。此外，这项研究还包括怎样用合适的语言来翻译和表述异域社会所特有的政治概念。

6.过程分析法。这种方法是由斯沃兹、特纳和图登首先提出来的。该方法反对对政治体系作静态的结构—功能分析，主张对政治活动的过程包括对政治变迁、政治党派和政治策略等作动态的历时性分析，认为只有在动态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揭示和说明原始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过程分析方法的引入，导致政治人类学研究发生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即从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结构—功能分析，转向对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的动态分析。

7.行为分析法。这种方法是过程分析法的深化，它侧重研究原始社会中的个人或小团体是如何操作文化特别是象征体系来获得权力、保持权力和作出决策的。最早运用行为分析法的是特纳，他在《一个非洲社会分裂和延续》（1957）一书中，通过对一个特定的个案的分析，揭示出政治竞技场中的个人是如何通过操作社会的规范和价值体系来竞争政治权力的。与过程分析法相比较，行为分析法更为深入、具体，所关注的政治活动范围更为狭小。

此外，当代政治学采用的一些新方法也被政治人类学所借鉴，系统论、博弈论在政治人类学领域中也得到广泛的运用。熵、信息、正反馈、负反馈、系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维持等概念在一些政治人类学著作中比比皆是。例如乔利（Jolly）和普洛克（Plog）在对墨西哥的原始民族社会所作的系统论研究中提出，在特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可以成为原始的刺激，向均衡的系统施加压力，从而引起系统的变化。面对来自人口增长的压力，系统可以有多种选择：通过杀婴或其他文化手段来减少人口，一部分人向新的地区移民，或者提高生产力等等。在这些选择中，只有最后一种选择会导致国家的形成。系统要作出这一选择，还需要多方面的外部条件，如耕地、气候、心理、文化等因素。作出选择之后，其结果就会向系统作出反馈，导致系统的分层、分化和中央集权化，等等。（注：参见CliffordJ.JollyandFredPlog,PhysicalAnthropologyandArcheology,2ded.NewYork:Knopf.1976。）

三、开展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构想

尽管政治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接近政治学，但它的发展超出了政治学的范围而形成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它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原始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出一种比政治学更为广泛的比较研究。可以说，政治人类学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人类社会所有各个阶段的政治关系和政治活动。在我国，政治人类学研究尚属空白，这就要求我们积极开展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人类学研究。一方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政治现象，可以在政治学研究的基础上，丰富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政治现象的复杂性、政治制度的差异以及政治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政治人类学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的理解，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建设。

笔者认为，我国在开展政治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正确对待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各种流派和理论。对于西方的这些流派，我们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一概否定，而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结合我国国情，认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体系服务。事实上，西方的政治人类学理论流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极富启发性的思想方法，如功能分析法、结构分析法、过程分析法和行为分析法等等。只要我们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指导下，就可以充分吸收其合理因素，正确地加以运用，从而丰富我国的人类学研究。

第二，要立足本国文化传统的研究。西方政治人类学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一个从他国、他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转向本国、本民族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研究的过程。我国由于受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面地开展对他国、他民族政治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开展对本国各民族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研究。在我国，地方政治是一项极有价值的研究内容。在地方政治尤其是村落政治中，基于血缘关系的权力构成至今仍然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权力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家族性构成了传统村落政治的最显著特点。宗族作为一种世系群组织，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而我国从政治角度对以宗族为核心的地方政治的研究只是在十多年前才开始，而且还十分薄弱。研究中国的地方政治特别是村落政治，可以充分发挥政治人类学的长处，弥补政治学研究的某些不足。

第三，要把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西方文化人类学自诞生以来，所研究的主要是没有文字的历史或仅有很少文献资料的亚、非、大洋洲与拉丁美洲的原始社会，所以由此发展出来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很多都缺乏历史深度。而在我国，自古就有历史记载的传统，各种史籍汗牛充栋。如果我们照搬西方的研究方法，而忽视文献资料的利用，不顾及历史的研究，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就会步入歧途。我们应该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掌握第一手材料，并结合文献，开展自己的研究，真正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人类学体系。

第四，应该和政治学者携起手来，合作进行研究。我国的政治学者在开展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政治人类学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这两门学科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许多政治学者同时又是政治人类学者，他们对政治学涉及的但又不属于自己研究范围的方面诸如礼仪、象征等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政治人类学者和政治学者携手合作，相互借鉴对方的研究成果，取长补短，必将大大促进这两门学科的发展。

虽然政治人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许多政治学者仍然认为政治人类学不能算是一门真正的学科，指责它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完整体系，研究方法也欠完备，对一些概念的使用还不够明确。例如，伊斯顿（DavidEaston）曾经严厉批评说，政治人类学尚未真正存在，因为政治人类学者们未能把原始社会中的政治体系同其他体系区分开来，也没有清楚地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无法清楚地确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结构和行为，没有了解各种现象的本质和特性，简言之，政治人类学尚未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原则。伊斯顿认为，政治人类学最迫切需要的是确立一种较广泛的理论认识。

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3

[关键词] 政治文化；民主政府；制度环境

在探讨如何建立民主政府的问题上，人们更多的是从制度的角度来谈的。无疑，制度安排是最直接的因素，通过相关的具体制度安排能够实现政府民主化的目标。然而，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制度最终流于形式，一些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违背了制度安排的初衷从而走向了制度的反面?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民主作为政府治理的目标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文化作为土壤与环境，政治文化又如何内化在民主制度运转的过程中构成了制度精神，从而使我们意识到构建与民主制度相适宜的政治文化的极端重要性，也使我们认识到制度如何促进了相应的政治文化的形成。

一、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内在关联性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现象由来已久，但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则是上个世纪中期的事情，是基于对民主制度的文化环境的考察。学者们关心的是民主的政治制度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环境来配套，怎样的政治文化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1]政治文化对于政治体系而言，“其重要意义在于它影响政治生活的正在进行中的活动，构成这些活动的基础，同时也被这些活动所影响。”[2]

尽管在涉及到国家进步与落后的原因分析时，有人强调文化的最终意义，“直到最近为止，在一千余年的被多数人视为进步的这一过程中，关键的因素——推动力——是西方文明及其传播，其中包括知识、技术以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其中有好有坏。”[3]有人强调制度的作用，诺斯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4]从一般意义上讲，政治文化作为外在于政治体系的独立变量与政治生活发生着复杂的交互作用；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又内化于政治体系之中，从而发挥微妙的功能，使一种体系的运转呈现出独有的特征。作为独立的系统，政治文化“与既定的政治体系并不完全一致，其取向类型往往超越于政治体系的界限之外[5]”，但是，政治文化发生裂变时，政治体系也将出现裂变。对集体而言，政治文化提供了保证各种体制和组织连贯运作的价值观和理性考虑的系统性结构。因此，我们可以从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看待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一方面，政治文化外化于政治制度之外，形成了政治制度形成与运转的外在环境；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内化于政治制度之中，构成了政治制度的内在精神。

具体而言，政治文化首先通过提供合法性对政治制度发生作用。合法性指的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公众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论述，在传统社会中，政治合法性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世袭地位，取决于宗教习俗，或者取决于政治权威人物的个人魅力。而在现代民主政治体系中，政治合法性则取决于政治活动的民主宪政基础。“一个政治体系提取资源、管制行为和分配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受制于当局合法性的程度和性质。一般说来，如果合法性下降，即使可以用强制手段来迫使许多人服从，政府的行为也会受到妨碍。”[6]对于政治体系而言，政治文化还提供了一种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意识。无论是在政治制度形成，还是在政治制度演进和变革的过程中都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确定政治制度调整与变革的目标，提供取向、规范与调节的功能。在社会处于重大的变革时期，可以发挥“诗歌”和“线路图”的作用。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政治文化内在地存在于制度的设计、运转当中。这就使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具有相同文化传统和处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会实行不同的制度模式，而相同制度的国家具体的运转方式又不同。政治文化构成了制度的内核，构成了一种制度精神。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原因所在。

第二，政治文化对于个体而言，当人们具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和活动的强烈动机时，会导致最大的参政意识，从而形成参与性的政治文化。这种心理还会使个体对其他活动者持一种信任与合作的态度，形成与他人联盟的意愿。这种信任与联盟会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为社会中各个集团间的疏远和敌视造成的政治冲突。在政治家和社会精英中也同样如此。阿尔蒙德在谈到过程文化时，认为信任和疏远问题影响个人和集团间谈判的性质。不同的政治文化会造成反对妥协，最后弥漫成愤怒和暴力的情况，或者正相反。

第三，政治文化影响人们对现有的政治秩序的判断。如果感到现有的社会与理想的目标接近，那么政治进程就会平稳。同时，人们对个人通过政治行为影响自己命运的能力抱着怎样的信念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认为人类社会的行为能够影响社会发展，得到某种结果，那么，对那些维护有可能实现的理想并努力实现新的理想的政策就有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人们可以把这种期望转化为赞成社会的不断变革的心理，形成阿尔蒙德所说的“政策文化”。

所以，我们说政治文化为人们提供了全部活动的场景，不研究一国文化，我们就不能理解一国的政治。更具体地说，一个体制的政治文化限定了对于民主统治和专制统治可接受之态度变化的范围。因此，“政治文化的关键意义在于：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通过政治文化来影响当代政治，政府形式也通过政治文化得以维系。忽视政治文化的重要性就是否定历史本身的重要性。”[7]

二、民主政府建构的政治文化诉求

民主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目标，还是一种管理形式。无论人们对民主涵义与民主的价值判断有多少争论，从政府制度的角度来讲民主的政府应该是政府的应有之义，它至少包含着这样三个含义：“一是民主体现的是多数人或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二是民主指社会公共权力充分地、真实地体现民意、代表民意和表达民意；三是民主不仅表现为一定的以法律为依据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机制，还表现为这种制度和机制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即表现为一种制度建构。”[8]与此相关的是民主政府的含义：认为民主政府是人民授权的受社会多元权力制约的并对人民负责的服务性组织，或者说是按照民主的理念来建构并充分体现民主特质的组织。无疑，政府改革的根本性目标和深层次的任务是实现政府的民主化。

构建民主政府无疑需要制度的安排。同时，制度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会成为一种软的制约因素促进民主的深化，或者推动民主的发展。所以，不能用从经济到制度的简单逻辑来看待民主化的进程，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不会必然导致民主政治的结果，其中的文化因素、历史因素等都起到重要的制约作用。

政治文化对民主政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首先，政治文化与民主政府的契约性。民主政府的契约性主要针对政府的权力来源而来的。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政府只不过是权力的行使者，政府拥有的权力是人民委托的结果。虽然，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看待国家的权力不能完全揭示国家权力的本质，但是却为我们很好地理解权力的合法性与对权力的监督提供了参照。政治文化之于契约性的意义就在于，承认权力不是来自于神的授予或者是受神秘力量的支配。民主政府的这种契约性需要人们具备对权力来源的合理认知，这是保障政府合法地行使权力，接受人民监督的前提。

其次，政治文化与民主政府的法制性。制度是民主的保障，其中法制是民主的重要保障。法制的概念不仅仅是政府与执政者要依法行使职权，还意味着在社会中树立法的权威和神圣。社会中的公民与社会中的精英群体都要形成法的意识、规则意识，自觉遵守法的约定。只有政治文化是以法治为特征，而不是以人治为特征，才会形成法治政府存在的环境空间。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树立的是个人的权威，等级的权威，法是统治者的特权，是与宗法结合在一起的，通过封建的说教与礼教成为调节专制政府与人们的工具，直达人们的心灵。传统的政治文化导致人治成为一种主导思想，即使在当今社会，对于社会中的个体而言，对明君的追求也往往成为最高的目标。现代民主政治需要人们形成法治观念，按照法律的规范行事。公民的法治意识的增强与提高会促进政府的法治化建设的步伐，会加强对政府的法律的监督强度与力度，从而推动法治政府的形成。

第三，政治文化与政府的参与性、开放性。民主政府的最大特征是开放性与参与性。开放性与参与性意味着政府在制定决策、执行决策过程中的绝大多数信息都要向公众公开，公众可以通过合法的、便利的途径在法定的时间内获取所需的信息，并通过法定的渠道参与到决策中来。信息封闭意味着资源的利益只能偏向政府内部的知情者和与政府密切的少数群体，也意味着只有少数人能够参与到决策和执行中来，大多数人被隔绝在政策过程之外。单向度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实际上是把管理对象排除在外，形成一种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这与人权和民主的理念是相背离的。在我国，程序公开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是决策听证，听证是指政府组织在作出直接涉及公众或公民利益的公共决策时，应当听取利害关系人、社会各方及有关专家的意见，以实现良好治理的一种必要的规范型程序设计。[9]听证程序的确立建立了公民参与决策的有效途径，让公民参与到决策的环节中，以此来保护公民的切身利益。

从公民的角度来讲，政治参与不仅仅意味着公民个人对自身价值、个人预期目标的追求和受到某种需要的驱使，而且要使公民意识到这种参与是公民权利的应有之义，是公民权利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范畴，这表明提高群众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自治性，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逻辑必然，是政治参与的一种表现形式。基层民主自治制度能够成功的关键问题在于，一方面，公权力部门必须有足够的自觉意识，不去干涉基层民主的良性运转，要给拥有自治权利的基层群众充分的施展空间和管理自由，要有更有力的制度建设来约束权力冲动；另一方面，只有公民都具备了相应的政治文化才能保障各种民主制度的实施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制度性和可操作性。否则，再好的制度都会流于形式，或者是失去生命力。无论政治参与还是信息公开都需要公民具备相应的政治知识，具备成熟和稳定的政治心理，具备相应的政治技能，形成稳定的政治态度。

第四，政治文化与政府的平等性。平等是民主的一种体现。在民主制度下，人民具有人格尊严的平等性，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国家依法平等地保护公民的一切合法权益，在政府行为过程中，参与者的地位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地位的确立一方面取决于法律的授予，另一方面来源于人们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形成的平等意识和独立人格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说：“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0]可以想像，在封建专制的等级社会制度下，没有经济地位的平等就没有政治地位的平等；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经济关系事实上的不平等也难以掩盖政治关系上的不平等。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为实现从法律到事实上的平等提供了基本的保障。然而，封建社会的意识和等级制的思想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人的精神世界。等级意识、特权意识、官本位思想会消极地影响着人民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影响人民权利的依法保护。

因此，从民主政府的构建来说，先进的政治文化为政府的民主化改革提供合法性，提供动力资源，提供政治体系变革的支持。同时，由于提供了公民个人对其他的团体、阶级和阶层的信任，才会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各个阶层与各个不同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

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民主政府的建构

如何形成与当代的中国民主政府建设相吻合的政治文化？当我们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探讨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文化与制度之间复杂的交错作用，很难从根本上说清楚是先有了政治文化还是先有了政治制度。但是，政治文化总是社会实践的反映，因为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政治文化总是与当前的社会实践不能同步，其对社会的阻滞作用也非常明显。因此，形成与当前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就不仅仅是一个完全靠客观实践自然形成的过程，而且是要靠政府的主观推动与制度实践，即政治文化的形成也是一个自发和理性相统一的过程。

可以从很多的方面和角度来看待文化的建设，比如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先进文化建设等，但是，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从政治实践的角度培育与社会主义民主政府相适应的文化，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与制度的复杂互动，也明确了从最终的意义上说两者又都受到了物质发展水平的制约。

第一，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实践是促使政治文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政治实践从宏观的角度指人类社会除了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以外的所有活动；从微观的角度看，包括了从政府机构运转的各个环节与过程、政府公职人员（官员与公务员）的行为、公民参与的制度安排与渠道等各个层面的实践活动。通过政治实践，人们产生对政治活动、政治现象的认知，形成关于政治的一般印象，形成对政治的一般情感与判断。实践表明，积极的政治活动会促使人们形成积极的政治文化，形成积极参与的心理。比如，一个人通过参加听证会认为自己能够成为某一政治事件的一分子，就会产生一种成就感，产生对政治系统的满足感。如果一个人参加选举感受到了选举过程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或者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就会对选举产生厌倦心理，从而影响下一次参加选举的热情。因此，政治实践活动中的民主性、公开性、透明性，政府公职人员行政行为的法律意识、服务意识都会直接影响人们政治文化的形成。因此，政治制度实施的过程和结果会促进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化的形成。

第二，在政治社会化中要处理政治文化与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一方面人们会自发地形成政治文化，另一方面，政治实践中的政治社会化则会推动政治文化的形成。政治社会化是人们在政治实践过程中不断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获取政治知识，形成政治能力的过程。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家庭、学校、工作场所、同辈团体、选举及政治活动场所、大众传媒和社会组织等都是培育人们的政治文化的渠道和平台。尽管学者们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彻底改造政治文化的实例，但是，人们从来没有试图放弃过。目前中国的政治社会化需要完成的是从理念到途径的调整与创新，有意识地去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协调的政治文化。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巨大阻滞作用，中国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克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弊端的过程。

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从内容上讲，现阶段中国的主导政治意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导下的情感、认知和评价等心理活动。我认为中国目前的主导政治文化应该包括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内容：一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平等意识等；二是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较高层次的相对稳定的情感体验，比如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精神等；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评价等。

因此，要处理与政治文化有关的三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政治文化与文化的关系。政治文化只是文化中的一部分，与政治相关的那部分，因此，政治社会化不可以占据所有的个人空间，但是，文化可以成为政治文化的载体，两者既要各有自己的空间，又相互牵连。二是政治文化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政治文化的培育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向相吻合，但是，边缘并不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政治文化的外延要更大一些。因此，政治文化要在尊重人们多样性、选择性、独立性、自主性的前提下灌输主流的意识形态。三是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的关系。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政治亚文化，这种政治亚文化或者是由于历史的遗留形成，或者是外来文化侵入的结果。无论如何，由于其价值取向的不同必然与主流政治文化相冲突，因此，如何吸收和规范，如何遏制其敌对因素的发展都是非常关键的，否则，主流政治文化与政治亚文化形成矛盾和冲突就会影响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

目前，在我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封建社会的以官本位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化，还有资产阶级的以个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化，旧的政治文化影响着人们对政府改革的认知和定位，影响着人们政治参与的态度取向，也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所以，现代社会中，要加大学校、大众传播工具、政治组织在社会化中的作用，不断克服封建的政治文化，排除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推动与民主政府改革目标相吻合的政治文化的形成。

第四，社会化的理念和方法上也要完成较大的转变。如前所述，政治文化不是文化的全部，也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部，因此，不能仅仅靠强制和灌输；民主政府要改变传统的说教方式，以理智的、宽容的客观的态度对待人们的不同选择。社会化不等于同化，也不等于“洗脑”，是在尊重个人的选择权和判断能力的前提下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漠视个人存在，忽视个人意志，完全禁锢人们头脑的社会化是残酷的，同时也是专制的。同时，我们也要尊重人们对政治参与的选择，个体之间由于自身素质、生长环境以及观念的不同会形成个体的差异，要尊重这种差异的存在。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要注重通过利用一些重大的事件、一些具体的法律与政策的出台达到有效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比如党的代表大会的召开、人事制度和人事关系的调整与重大变动、重大法律法规的出台等等都可以达到使人们掌握相关政治知识、掌握重要信息、形成政治技能的目的。

第五，在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是否能够更有效地实现政治社会化的目标，还要取决于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所处的政治地位和公民权利，乐于参与政治活动，形成较为成熟的政治判断。如果从最终意义上讲，经济因素则是最终决定力量，经济不仅推动政治制度的调整和改革，而且为政治社会化提供物质保障。

综上所述，民主政府的建构需要政治文化的环境，政治文化为民主政府的改革提供方向，提供合法性支持，同时规范人们的行为。正是因为政治文化对于民主政府的形成如此重要，因此，需要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需要借助政治社会化的力量不断推动政治文化的形成。

注释：

[1][2][6][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东方出版社，2007，26，26，33.

[3][美]兰德斯，门洪华译.国富国穷：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而有的国家如此贫穷[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728.

[4]诺斯，陈郁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G.Almond，GomparativeSystem，TheJournalofPolitics，Vol.18.Aug.(1956)转引曹沛林主编.比较政治制度[M].59.

[7][英]罗德·黑格著，张小劲.比较政府与政治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28.

[8]钟瑞添等著.政府治理变革与公法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8.

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4

第一，法治价值文化:是法治文化的核心层，也是最高层，是全体成员对社会的共同看法或观念，也反映了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风貌。其中，公正、责任和诚信是其价值追求。

第二，法律制度规范:是法治文化的中间层，是以宪法、法律、法规为基本内容的正式规则和以习俗、习惯、传统等非正式规则交错形成的一整套规则体系及其实现机制，是社会成员为了存续和利益分配而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复杂的方式共同选择、共同安排且必须共同遵守的关于人们社会行为的规则体系。

第三，法治行为方式:属于法治文化的基础层，是社会成员在社会交往和社会实践中的习惯定势、行为方式等所构成的文化层，行为具有鲜明的组织、地域或民族特色，常常以具体的集体或个人行为、民风民俗、日常活动等形式出现，是一种动态的文化识别与交往体现。

二、高职院校法治文化

(一)高职院校法治文化的内涵高职院校法治文化作为法治文化体系中的亚文化形态，具有自身独特的内涵。高职院校法治文化是指法治溶注在高职人(包括高职院校的学生、教师及行政管理人员)思想和行为方式中的意识、原则、精神、行为及其价值追求，是一所高职院校通过规章制度、法律课堂、教学设施等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更是一种体现治校理念和规范高职人言行的精神文化体系。

(二)高职院校法治文化的结构由于高职院校法治文化是一种法治文化体系中的亚文化形态，因此它应具有自己的结构特点。通过对高职院校法治文化的研究，高职院校法治文化应包含三个层面，且这三个层面呈金字塔型分布:第一层:法治环境。这一层是高职院校法治文化体系最基础的层面。高职院校是培养高技能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场所，它的制度环境优劣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氛围、学习效果，因此这也是法治文化体系的基础。第二层:法律素质。高职院校中广大教职工与学生法律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法治文化建设的成果，只有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才能促进法治文化建设。因此教职工与学生的法律素质是高职院校法治文化体系的中间层，又是影响法治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法律素质通常涵盖很多因素，其中法治意识、法律认知、法律运用等要素都是影响高职人法律素质的重要方面。第三层:法治理念。法治理念是高职院校法治文化体系的最高层。法治理念是法治文化体系的核心，因为法治理念能够稳定、持续地存在于人们思想深处，是一种长久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信念和观念。所以，法治理念是精神上的最高境界，没有良好的法治理念，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素质，也不可能有良好的法治环境，更不可能进行良好的法治文化实践。因此，法治理念在高职院校法治文化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高职院校法治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一)高职院校法治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先进文化代表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发展方向，因此，应当使先进文化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保证文化形态沿着健康的轨道运行。高职院校法治文化能够创新学院办学理念，提高师生整体法律素养，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对我国先进文化理论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应加强高职院校法治文化建设，推动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

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5

关键词：依法治国;权威;司法公正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110-02

依法治国是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司法作为法治建设的最前沿，其所体现的司法权威深刻影响着“法治中国”目标的建设进程。

一、司法权威的内涵及其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一）司法权威的内涵界定

《现代汉语词典》把权威界定为“使人信服的力量或威望”。进一步分析这一解释，其中力量是权威主体所具有的可衡量的实体能力，威望则是人们经过主观评价对权威主体的主动信服。那么司法权威应界定为司法机关所具有的使人信服的力量或威望，包括司法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所拥有的权力和因其公正司法、严格执法而使人信服的威望。在我国依法治国总体目标框架下，这种权威不应是仅仅依靠国家强制力建立起来的被动服从，而且应真正成为全社会主动认可和坚守的共同价值。

（二）司法权威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我们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首先要求一切社会关系有明确、科学的法律进行规范，任何社会主体包括政府能够遵守法律规范，发生的矛盾和冲突能够通过司法程序有效妥善解决。在此基础上，形成全社会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形成有法可遵、有法可行、有法愿行的全社会共有信念。可见，依法治国的最终目标是全社会对法治的共同尊崇和信任。在这一点上与司法权威的目标高度一致。

司法作为法律实施的关键环节，在法治建设中无疑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构建司法权威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和衡量指标。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是能否树立起司法权威，建立司法权威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一般社会主体而言，人们在具体司法案件中的感受，是检验法治是否实现的关键环节。人们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认同司法权威，直接关系到人们对依法治国的认可度。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所以说，司法权威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司法权威能够促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行。

二、我国司法权威缺失的表现

（一）尊重法律的法治理念与文化缺失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信仰和尊重法律的理念与文化系统，缺乏司法权威建构的司法氛围和文化土壤。在法律运行进程中，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托关系，认为外在的力量可以改变甚至左右案件的进行，在法律理念上把关系置于法律之上，息讼、厌讼思想、特权思想和司法腐败的风气影响严重，人民始终怀疑司法的公正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我国法治建设起步较晚，固有落后思想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法治理念与文化的形成。这是由我国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法治文化传统造成的。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中，立法、行政、司法混而为一，公检法司没有区分，造成人治思想根深蒂固，认为司法是人治的工具，法律工具主义思想严重。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治理是以行政化、政策化为治理的基本原则，直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才逐步树立起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国家战略。

（二）未建立起有利于构建司法权威的法律体系

我国虽然已经建立起基本的法律规范体系，但还难以满足构建司法权威的需要，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律法规不细化和健全。对于伴随着社会飞速发展出现的崭新社会关系，法律不能满足调控需要。因法律规范覆盖面不足，部分同样案件在不同司法机关的处理结果差异较大，损害了司法的形象与权威。第二，对社会普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立法保护不利。第三，法律规范结构不协调统一。由于立法技术粗疏，缺乏实践经验，造成法律、法规和规章特别是商事立法不统一，结构不合理，整体性和系统性弱化，缺乏法律规范之间的相互衔接和协调。第四，现行法律法规对执行权益和执行保护措施方面缺乏足够的立法保护和规范，司法判决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执行，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

（三）司法公正难以得到全面维护

追求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和目标，层出不穷的司法不公事件导致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对建设法治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除了法律制度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等因素外，司法人员的自身原因严重影响到司法公正，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司法人员政治素质有待提升。司法腐败现象导致司法不公，是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方面，也成为群众上访以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严重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第二，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难以满足司法需要。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对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司法人员必须是深谙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高技术型人才，部分司法人员难以在业务上胜任岗位需求，严重影响到司法公正。

（四）司法机关难以独立司法

虽然我国宪法和几大基本法都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但是司法独立制度体系尚不健全和完善，加上相关法律规定的局限性和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影响，使得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都未能实现独立司法。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党委和行政机关的干涉。极少数党委、政府领导成员介入案件处理，做出特定指示，严重影响司法独立。第二，法院系统内部的干涉。由于司法管理体制行政化，上级法院可以通过指导或监督下级法院的方式干涉下级法院断案，成为独立司法的内部阻碍。在法院内部，法官必须服从各级领导和审判委员会的指示，独任法官和合议庭无法实现独立断案的权力。第三，来自社会舆论影响。部分受到社会舆论关注的案件，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一边倒的言论倾向严重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第四，来源于请托人的影响。社会的法律文化理念的影响使得案件当事人试图通过关系影响和改变案件处理进程和结果，即使司法人员能做到廉洁，却难以做到奉公。

三、我国司法权威构建的路径

（一）提升法治理念与文化

司法权威的构建一方面需要通过司法机关严格执法促成建立司法机关在人们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和权威，另一方面，社会的法治理念和文化是构建司法权威的内在推动力量，司法权威的建立和提升依赖于全社会的法律理念与文化水平。如果公民心中不能建立对法律的崇尚和对司法机关的高度信任，司法权威则无从构建。如果执法者和普通群众都把畏惧于法律的权威，转化为遵守法律的自发习惯，司法权威的建立则成为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深刻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必须加强法治理念与文化建设，耐心地培植司法权威所需要的法治理念与文化。提升法治理念与文化的主要途径是法治的宣传教育，该过程不仅是宣传法律知识的过程，更是不断传播法治理念和法治文化的过程。当然其中最首要的是提升执法者的法治理念与文化。这是一个长期和系统的工程，最终形成人们对法律的敬畏和尊重。

（二）构建利于树立法律权威的法律制度体系

司法权威的建立一方面依赖于司法的规范性，另一方面更加依赖于作为司法依据的法律必须具备科学性和合理性。只有依据有权威的法律做出的裁决才具有为人信服的司法权威。因此构建有利于树立法律权威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建立司法权威的基础。法律体系不应是单一部门法的简单累加组合，而应是在共同法律理念和准则指引下建立的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相互支撑的完整、和谐有序的法律规范系统。作为有机统一的法律体系，要坚持法制统一的立法原则，保证法律体系内部结构的一致、有序和统一。以宪法为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之间和谐一致，在整个法律体系中防止出现矛盾和冲突。作为指引的法律理念和准则应能够合理配置政府、社会公众的利益分配，维护个体尊严和基本权利，最终能够维护社会和谐发展。在法律规范的设置上，应注重维护个体尊严，尊重个体价值和保障个体权利，体现出人性化立法。

（三）有效保障司法公正

虽然司法权威是建立在理性而权威的法律规范基础上的，但法律规则和程序并不能够自动地适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只能通过法院和法官来实施和适用，法院和法官是实现司法权威的重要因素。实现司法公正除了立法和制度建设层面外，在司法机关内部建设上，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完善司法活动科学有效运行。进一步细化程序性法律规范和规则，通过程序性约束保障司法的实体性公正;第二，通过“高薪养廉”，减少腐败的经济动因，最大限度避免司法腐败的发生。第三，通过推行司法官职业化、专业化和精英化建设，提升司法官业务素质，保障司法公正。第四，通过推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加强司法官政治素质约束，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

（四）完善和发展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的基本内容是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中只服从于法律的规定，不受任何外力的影响、干预和控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司法权威。完善和发展司法独立是一个系统工程，应从以下四方面着手：第一，实现司法机关财政、人事、组织上的独立。通过改革现有司法体制，保证司法机关的人事编制、财政经费等独立，从而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以解决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独立司法的制度障碍，切实实现司法独立。第二，建立司法官身份独立制度和独立司法制度。通过制定法的方式明确司法官的独立地位。第三，完善司法外部监督机制。即明确人大、党委、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对司法的监督方式、规则和程序，实现外部监督与司法独立的有机统一。第四，建立司法机关中央垂直管理模式，使司法摆脱地方权力的干扰，真正实现司法独立。

参考文献：

[1]樊崇义.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2]郭国坚.转型社会背景下司法权威的重塑[J].民主与法制，2015（1）.

[3]卞建林.我国司法权威的缺失与树立[J].法学论坛，2010（1）.

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6

法治框架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中华文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和“魂”，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建成法治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既定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举措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制度，构筑国家总体安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理念，确立法治政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方略，明晰法治社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运用国际法权威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关键词〕

国家治理现代化；国家形象；国家软实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中图分类号〕D6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1-0080-07

一、法治框架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这既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创新，又是对我国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升华。中国致力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需要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又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发展方向，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宗旨，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如果忽视乃至丢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有可能走上改旗易帜的歪门邪道。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统一体，两者之间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的相辅相成关系。在这个有机统一体当中，“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形成的基础，“治理能力”彰显治理体系的效能，它们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折射出中国国家治理所经历的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容来说，它包括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法律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体制机制现代化。再从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来说，它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多元治理结构体系，政府、市场和社会是三个最为重要的治理主体。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是权力结构，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标准，就是审视国家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1〕实现政府公共权力与市场、社会之间权力结构的合理调整与再造。这里所论及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是指治党治国治军、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处置各种复杂国际事务方面能力的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的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的方法体系。依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需要规范权力边界的法治保障体系建设，依法健全各类系统、权力部门和职能岗位的权力配置，依法建立各类系统、国家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严明权力行使的政治规矩和法定原则，逐步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规范行使的科学流程，杜绝权力运行的随意性和权力腐败的劣根性。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只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路径，以扎实、稳健和正确的方法向前推进，既要狠抓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又要狠抓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过硬。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深刻地阐释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强调各国要从根本上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发展；要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依靠对话协商的方式处理国际争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2〕就一般规律而言，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不同文明，哪怕是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也有可能产生相似的价值观念。人类的共同价值反映了不同个体、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共性，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这种共同价值观念不仅符合人类社会基本事实和发展规律，而且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特征。诚如前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所说：9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非凡的建设成就，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典范，中国的成功已经从西方国家的不安中得到了反证。〔3〕中国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共同价值观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致力于营造公道正义、包容互惠、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华文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和“魂”。2006年11月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的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特别引用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将军的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丘吉尔的名言表明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无法割舍的血脉基因。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崇尚和平的民族，5000多年的文化积淀不仅孕育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孕育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它既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又是未来发展进步的精神土壤，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和“魂”。因此，中国必须坚守中华优秀文化的自觉和自信，懂得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从文化自信中汲取深沉力量。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急需摒弃零和思维，建立相互尊重、平等互信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包容共生、合作共赢、开放共享的时代，继续采用“冷战”的方式解决不了任何大问题。中国维护自身权益及国际正义的意志坚定不移，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强权政治的压力，中国仍然致力于与美国建立一个相互尊重，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和美国不存在领土争议问题，南海争议不应当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障碍，更不应当被看成是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只有尽快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着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够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美好夙愿。以荷兰法学家胡果・格劳秀斯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为标志，国际法已迈过400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是，从学科体系角度来看，国际法远远不如民法、刑法那样完整和成熟。从法学实践角度看，不可否认传统国际法毕竟属于西方发达国家话语权的一部分。譬如，有关国际法的概念、基本内容、制定权和解释权，基本上都掌握和控制在西方国家手里，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非西方文化圈”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法领域缺乏基本的话语权。〔4〕“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是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提出来的。昔日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崛起并争霸世界，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印证了“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然而“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本能只适用于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只要稍微通晓中华民族文明底的人，就知道它完全不适用于具有5000多年文化积淀的中国。

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国家形象是指一个国家向世人展示并留下关于这个国家本体、国家行为诸方面的总体评价和印象，尤其是本国人民政治认同的意义符号。从对内来说，良好的国家形象无不根植于本土、根植于民族，以这个国家基本国情和基本内涵为基础，是对这个国家内部事务生动而真实的再现。为此，无论是执政党还是中央人民政府，始终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执政兴国为第一要务，始终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存，始终坚持共享发展价值理念，增进和释放人民群众更多的获得感，并且努力把这种获得感转化和上升为他们的幸福感。从对外来说，良好的国家形象不仅是一个国家国格魅力、“国家软实力”资源，更是赢得国际社会支持和赞誉的资本。所以，良好的国家形象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载体，而且是其他国家对其认知的客体，还是考量这个国家在国际话语权中所处地位的砝码。仅就“国家软实力”概念而言，可以说“软实力”是由国家文化、政治价值和外交政策三个要素共同构成的。其中，“文化力”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对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吸引力；“政治力”突显这个国家内政、外交实践活动的价值观；“外交力”反映这个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合法性和道德威信。追根溯源，“国家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必然结晶，也是借助现代国际传播机制和引导机制的必然结果，它已成为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指向。在当今的世界里，一个国家的形象对国际社会是否具有影响力，取决于这个国家持续稳定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具有内聚人心、外树形象的功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大多还没有从“冷战格局”的思维里跳出来，往往借助话语霸权、网络传媒和移动通信等，不择手段地向中国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图谋用西化、分化等方式和平演变中国。任何以“弱肉强食、穷兵黩武”为本性的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情绪，都只能给原本和平的世界带来无穷的灾难。世界历史文化的多样性，既是人类世界存在的基本形式，又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因，国际社会原本就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崇尚和平、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着力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努力实现“中国内涵、国际表达”。〔5〕为塑造国家的良好形象并增强符合国家利益的国际话语权，中共“十报告”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将它高度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6〕12个关键词、24个字，为当下中国和未来中国的国家形象以及中国文化价值的世界认同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无论是打造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还是构建当代中国的国家形象，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离不开国家意识形态的批判性。

建成法治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既定目标。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必须率先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成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整体推进。一是在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方面，当下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树立宪法权威，建立行之有效的宪法实施、宪法监督程序和机制，建成以宪法为龙头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要严格遵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的立法原则，贯彻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的法治理念，全面提升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质量。二是在建成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法治政府方面说，就是要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与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适应的，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严格控制机构编制、按规定职数配备领导干部，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严格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总量，积极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各级政府都要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央政府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微观事务管理，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的制定实施，加强对市场活动的有效监管和各类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要切实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争取在2020年基本建成透明务实、责权相宜、高效廉洁、诚信守法的法治政府。三是在建成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法治社会方面，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实现公权力的科学配置、合理控制和有效运行，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依法得到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始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各级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必须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呼声为第一信号，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尤其要通过必要的理论灌输和扎实细致的引导工作，树立全体民众的法治信仰和法治观念，推动全社会形成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中华民族稳定的生活方式。

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举措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制度。不同国家的治理体系在不同时空的制约和作用下，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任何现代国家治理的根本目的和整体绩效，无一不是要实现社会运行制度的民主、法治、透明、廉洁和高效。因而衡量和评价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绩效，无不反映在对面临问题的及时回应和妥善处置上。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不同类型制度构成的，每个类型制度在整个治理体系中具有既定的分工和明确的定位，只有当各种不同类型制度处在相互协同的状态下，才能形成国家正能量合力并体现国家治理的整体绩效。在我国诸多类型的制度体系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的权力机关，人民通过“自下而上”层层递进选举代表组成政府实现对国家的授权，从而以民主的方式解决了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也厘清了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现代关系问题。〔7〕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充分享有地方立法、重大事项决定和依法监督等职权，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如何上升为国家意志、如何转化为国家行动的现代治理关系问题，从而也就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制度和法治保障。尽管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在结构意义上存在了60多年，但是国家治理体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不断调整完善。在我国目前体制机制的运行状况下，人民代表大会要充分发挥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作用，就必须认真地处理好人民代表大会与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关系，妥善地解决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同级其他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积极地协调好各级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关系。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和力量源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始终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为基本目标，正是通过处理和协调与上述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形式向实质转化，发挥其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功能作用的；通过将执政党的意志以民主的形式转化为国家意志，并根据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国家治理的需求加强立法（立、改、废结合），促使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实现民主化和法治化，从而显现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作用的。

构筑国家总体安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保障理念。中共十之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的战略思想，在共和国的发展史上首次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纲要》，阐释国家安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总体国家安全”涉及国家独立、国家和领土完整，以及有效应对国际国内安全风险的一系列大问题。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斗争史，既是当代中国人认识现实的一面镜子，又是当代中国人和未来中国人最好的老师。中国人今天遭遇的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大多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早在18世纪的时候，中国就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第一经济大体的国家。大国不一定就是强国，“大国”和“强国”是两个在含义上完全不同的概念。单纯的人口大国、资源大国稍不留意，就有可能成为西方列强瓜分的对象。譬如，1839年当英国政府听到他们的鸦片贸易在中国遭到禁止的时候，英国外相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又名“巴麦尊”）的第一反应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做解释”。〔8〕19世纪的中国就由此而沦落为西方列强掠夺和瓜分的对象，“泱泱大国”不仅遭受割地赔款的耻辱，而且沦为海外苦役的主要供应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下中国尽管仍然是一个人均经济指标位居世界后列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绝不容许任何国家再这样嚣张、野蛮、霸道地在中国的国土上肆意横行。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人民的福祉，中国必须牢固树立国家总体安全理念，构筑国家完善的安全防范体系，捍卫国家在政权、军事、国土、资源、生态、经济、文化、信息、科技、社会各个领域的安全。国家总体安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依据宪法和法律稳妥地处理好国家安全与公民权利自由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从内外兼治两个方面维护总体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反映国家安全各个领域之间，内在要求和彼此互相联系的有机统一体。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经济安全为基础，政治安全为根本，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努力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这里所论及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就是要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群众的安全幸福放在第一位，既要重视内部安全又要重视外部安全，既要重视国民安全又要重视国土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各种难于预见的安全风险，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获得感。中国素有国家统一的传统理念和民意基础，有着根深蒂固的治国理政经验，即使将来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强国，也只会走大国合作、共同发展的道路，中国永远不会走强权争霸的道路。中国人民和所有国家权力机关，必须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时刻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不屈服于任何外来势力压力的底线思维。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就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惟一的和显著的标志。

确立法治政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方略。任何一种国家治理方式和治理模式，总是与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最重要、最突出的方面。依法治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依法治官、依法治权，把政府和官员手里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最大限度地遏制和减少权力腐败的机会。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优化中央、地方与公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传统压力型”体制转向“民主合作型”体制，不断扩大公民在各级政府中的民主参与范围和民主参与程度，这是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关键和基本向度。国家权力说到底来源于社会的权利，政府公共权力决定于公民权利，政府公共权力意识与公民权利意识的成熟，是国家进入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文明社会的显著标志。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治理的方式和模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人治”与“法治”两种。中国历史上的“人治”多与封建专制为伍，成败系于治理者之贤能与不肖，结局多周而复始地上演“人亡政息”的人间悲剧；“法治”多与民主相伴相随，成败系于法之良莠利钝，结局多导演出一幕幕“人替政继”的连续剧。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做出依法治国战略决策的同时，把法治政府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问题提出来，表明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主动放弃和告别其他治理模式，抓住了兴国强国的根本和要领：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2016年7月7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阐明中央政府支持法院依法受理和审理行政案件，各级政府的被诉机关要依法履行出庭应诉职责，配合法院做好开庭审理工作，尤其要认真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各级政府要通过不断依法规范行政行为，切实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把各级政府真正建设成为阳光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9〕法律是国家治理的重器，法治政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国家安全、制度安全和政权安全是政府治理的头等大事，只有法治严明、社会昌明才能实现国泰民安。与此同时，各级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引领全体公民信仰法律、崇尚法治，时刻对法律、规制存有敬畏之心。在法治面前不能有半点例外，任何人在充分享受平等、自由的同时，又必须自觉地履行公民的义务、遵守国家的法律；自觉地维护国家安全、遵守国家法律，这既是每一个公民的宪法义务，也是每一个公民的法律底线。因此，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说，现代法治是一种具有显著时空维度的历史实践，我国已初步走出了一条既具世界法治普遍特征、又有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从人类法治文明与发展的角度高度认识我国法治的独特价值与意义。中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道路，绝对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外国模式，必须尊重人类理性、遵循法治规律、依靠自身智慧，从国情实际出发开拓创新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径。这种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既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又是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规范公权与促使国家权力机关有效履行职责的有机统一，还是坚持平等、自由、秩序等法治基本价值的有机统一。〔10〕

明晰法治社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抓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权利观念的变迁，原有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已经很难继续发挥作用，有的甚至成了改革开放和社会治理的阻力。在人们日常的经济生产、生活中，除了已经实施30多年的《民法通则》之外，至今没有制定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这同“民法”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法的地位是不相适应的。2016年6月27日《民法总则草案》终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标志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跨越了一大步。当然《民法通则》在其功能上，也可以视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初期，调整经济社会关系的一部简陋的民法典。但是，制定一部面向和服务于21世纪的民法典，毕竟是我国民事法律体系化、民法现代化的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情，它必将促使我国民事立法水平和经济社会治理水平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立法价值是立法实践的灵魂，制定一部系统的、完整的民法典，无异于从法律价值上肯定了它在民事法律体系中的私法基本法地位，不亚于一部公民的权利宣言书和权利保障书。我们通常所说的“良法善治”，其实就是良法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获得广泛而有效的实施，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因而可以说“良法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境界。作为社会治理主要抓手的“法治”，追求的目标不只是要有服务于社会和民众的良法（如制定出台“民法典”），关键在于通过良法之治，最终实现社会“善治”的结果。“善治”作为国家治国理政的方略，它主要体现在治理途径和手段上的民主治理、依法治理、社会共治和礼法合治。在一个利益多元的经济社会里，“公民利益”并不是每个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之和，它是来自对共同价值和共同准则协商对话的结果；公民对个人权利和自身利益得失的诉求，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表现。各级人民政府和行政执法机关，必须正确对待公民合法利益诉求和合理维权行为，决不允许“会哭能闹的孩子有奶吃”这种不雅社会现象继续存在下去。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的规范，必须充分发挥调整社会生活的功能作用，充分体现国情、社情和民情，追求良好有序的社会效果。在通常情况下，社会舆情是判断国家治理状况的“风向标”，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是衡量国家治理水平的“感应器”。大量社会治理的案例表明，遇事捂盖子只会导致谣言四起，给某些别有用心的煽风点火、渲染炒作留下空间。各级政府和执法机关在应对、处置社会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千万不能一味地“怕”、“躲”、“捂”，而要选准公众关注的焦点和媒体兴趣的问题，用最简明通俗的语言让社会公众尽快明白真相，用以诚相待的态度对媒体和传达真实、清晰、准确的信息，事实胜于雄辩，谣言止于公开。任何不按照法治、程序和规矩采取的措施，最终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会使问题和矛盾越来越激化；只有遇事尊重民意、尊重法律、遵守规矩，才能实现法治社会应有的社会昌明、风清气正。

运用国际法权威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惯性思维，固执武断地抛出“中国一旦强大必将挑战世界”的奇谈怪论。美国傲慢自大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作为普世标准，煞费苦心地渲染“中国”，极力挑拨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对立关系，甚至大打出手不断派遣军舰、军机逼近中国岛礁，怂恿、唆使中国周边国家围堵中国，制造骇人听闻的东海和南海危机。〔11〕法律是工具、是解决冲突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当今世界最可怕的是利用国际法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别有用心地把白的说成是黑的、把黑的说成是白的，滥用国际法就是对国际秩序的践踏和冲击。“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原本就是一曲政治闹剧，这个“草台班子”的5名仲裁员有4名来自欧洲，其仲裁结局必然是没有权威性、国际性和代表性的。中国政府依法捍卫国家领土和海洋权益，是挺身维护国际法正义性的大国责任担当行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没有丝毫输理的地方。中国政府提出“和平崛起”的战略新思维，表明中国崛起并非按照“修昔底德陷阱”逻辑发展，即不依赖势力扩张、资源掠夺、挑战现存国际体系搞霸权式崛起，而是依靠自身内部结构不断调整和体制机制不断完善，通过对外部环境不断适应和能力不断增强来实现。中国的崛起完全是和平友善的崛起，它必将用铁的事实彻底否定“修昔底德陷阱”的普遍性。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界惊羡的成就，引起了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嫉妒和不安，都在琢磨崛起的中国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不适当地抛出新一轮“中国”，采取敌视和遏制中国发展的举措。譬如，欧盟议会全体会议就于2016年5月12日以压倒性票数通过非立法性决议，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无理要求中国对欧出口继续按照“非标准”方式对待。〔12〕一段时期以来，欧美国家片面地认定全球经济失衡是由于中国产能过剩导致的，频繁地对中国采取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地挑起经济贸易领域的摩擦。实事求是地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背后，实质上是各大国在保护本国利益、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2016年发生的举世震惊的“英国脱欧”事件，不只是欧洲一体化的重大倒退，也是欧共体投资保护、贸易保护和就业保护的显著表现。各国只有进行结构性改革方能走出经济危机，而这些国家政府治理的短视，将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改革的阻力。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与各国共同分享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为应对危机和困境主动提出建设性改革方案，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推动中等强国与金砖国家组织的交流对话机制，赢得了世界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赞誉。为适应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为不发达国家寻求一个稳定的国际话语权支点，中国的法学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对于创新国际法理论的生长点，创新国际法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为国际社会认知和掌握国际法提供行之有效的标准，最终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国际法话语范式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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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白阳.推进行政应诉，建设法治政府――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就《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N〕.光明日报，2016-07-08.

〔10〕 马宏伟，何民捷，徐显明，等.开启中国法治新时代――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对话〔N〕.人民日报，2016-07-12.

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7

[关键词] 德治 法治 良法善治 道德教化 法治精神

[中图分类号] 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 7-1539（2015） 0-1-0039-05

如果说把“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十三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十条基本经验之一写入十六大报告，标志着这一提法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那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必须坚持的五个基本原则之一，则标志着我们在治国方略上的高度自觉。本文仅就以德治国对于实施依法治国、推进良法善治社会进程作些探讨。

一、以德治国是良法菩治的基石

第一，德法相辅相成的关系决定了道德建设是实现依法治国目标的基础。道德与法律一样，都是用来规范、约束人们行为的手段。作为调整人们行为、协调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两种手段，道德与法律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首先，二者调整、控制社会关系的方式不同。道德的约束是一种内在的自律，而法律的约束则是一种外在的他律。另外，道德与法律调整人们行为的范围和进程也不相同。法律所要调整的只是人们某些特定领域的行为，而道德则对任何涉及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给予评判；法律惩恶只对人们的行为后果发生作用，而道德的劝善则贯穿于人们行为的整个过程，包括行为前的动机，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其次，道德与法律又相辅相成，道德是法律的内在支撑，法律是维护道德的坚强力量。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在目标上一致，在内容上相互吸收，在社会功能上彼此补充，在调节范围和调节手段上互为依靠。黑格尔认为，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是自由意志在内心的实现，或者说是人们内心的法，而法律的实质和规定性就是自由意志。我国著名法学家张文显教授也指出，道德使法律更善，增加了法律的德性；法律使人们对待社会道德问题更加客观，增加了道德的理性。正是德、法的这种关系，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汉书・刑法志》）一直是重要的社会治理理念。道德与法律的这种辩证关系决定了“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才是良法善治的基础。

第二，我国数千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德治是法治必不可少的条件。将重道立德作为立身之本、治世之道，是我国道德教化和社会治理的优良传统。重道立德的根本途径是推行道德教化。尧舜时代“刑法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商君书・画策》）。尧帝曾命令舜推行“五典之教”，教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虞舜时代就设立司徒之官，执掌教化，“教以人伦”。

我国历史上最早注意到统治者的道德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是西周的统治者，尤其是周公。他们从商朝灭亡的教训中认识到，尽管天有意志，“天子”是上天派到人间统治百姓的，但天命可以变化，只有那些有德之君才能得到天的佑护，故而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基本政治主张。“德”的要求包括敬天（恭行天命）、敬宗（尊崇上天和祖宗的教诲）、保民（爱护天下百姓）的治国之道。与“以德配天”的主张相适应，西周统治者还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治国方略，提倡以德治教化去感化管理民众，以德服天下，慎重、宽缓地实施刑罚。西周统治者把“明德”放到更为重要的地位，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十分重视德治和德教问题，认为“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战国策・秦策一》）。强调“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将统治者的道德修养看成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子L子将道德看得比政令、刑法更重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法家亦然，管子将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商鞅虽认为“法”是国家的最高权威，但同时也指出了道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辅仁者，心之渎也，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力”（《商君书・新令》）。法律惩罚的目的是要“辅仁”，“刑”只是实现“仁”的手段。韩非也强调“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韩非子・二柄第七》）。他赞同老子“重积德，则无不克”的观点，认为治人事天治世的关键也在于“重积德”，他说：“重积德，则无不克。战易胜敌，则兼有天下；论必盖世，则民人从”（《韩非子・解老第二十》）。

除了理论上的认识之外，当时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也引起人们对德法关系和治国策略的反思。商鞅、韩非、李斯帮助秦国变法图强，秦国国力大增，终于吞并六国，完成了统一霸业。按说这样强大的秦帝国应该长治久安，但秦王朝却只存在了十多年的时间便二世而亡。汉朝的统治者对秦朝的治国方略进行了认真的反思。陆贾总结秦王朝以严刑峻法作为治国之策终致亡国的教训后向刘邦提议，运用黄老学说，抛弃法家的重法思想，重视德治。他说：“德盛者威广，力盛者骄众。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陆贾：《新语・道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从汉高祖到汉文帝、汉景实行了“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的基本国策。此后，贾谊也向皇帝建议，吸取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教训，实施“德刑相济”的治国方略。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社会经济经过七十多年的恢复与发展，到汉武帝时国力日盛。董仲舒在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德主刑辅”的国策，他说：“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辩在人》）.“诛恶”只能使人“畏法”，但不可“劝善”，不是治本之策，只有“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春秋繁露・基义》）.实行德治，加强教化，并辅以刑罚，才能长治久安。

三、以道德建设推进良法善治的着力点

正因为德治是良法菩治的重要保障，因此上述方面都是应该努力做好的工作。除此之外，还必须在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澄清以德治促进良法善治过程中存在的几个误区。在德治与法治关系上一直存在一些误区。有人认为，提倡德治会削弱法治、否定法治；也有人认为，提倡德治会导致人治。这些认识误区已在现实生活中影响了这一治国方略的认同和实施。实际上，我们的德治与封建社会的德治存在本质的区别。其一，我们坚持的德治是与法治相辅相成的德治，不是单独实行的德治，两者互为基础、互为支撑、相互促进。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对于国家治理来讲是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其二，这种德治是现代法治国家中的德治，是与“人治”根本不同的德治。其三，德治的主体也不相同。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而不论“法治”还是“德治”，实际上都是不受约束的君主的个人之治。虽然春秋时期就有了成文法，而秦朝更有了系统的成文法《秦律》，此后各个朝代几乎都有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但中国古代却没有“法制”，更没有形成法治社会。法家虽强调法制手段，但即便是秦国，也不是法制国家，因为整个国家的治理不是法制。譬如虽然清统治者多次声称“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大清律中也确实没有关于文字狱的直接条款，但从康熙到雍正、乾隆等帝王几乎都实行过“文字狱”，而且所有文字狱都是按最严重的谋反大逆罪名定罪，且处极刑并株连最广。与封建帝王人治不同，今天的中国，无论是法治还是德治，依靠的都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是主体。

第二，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培育法治文化。建设法治社会，虽然强调“法治”的统摄性作用，但是绝不能忽视法治背后“道德力量”的支撑。《决定》特别强调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而从人类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发展史来看，这种拥护和信仰均源于人们对道德的忠诚笃守和期盼。法律和道德虽然共享同一价值系统，具有目标导向层面的一致性，但在价值序列中道德比法律更具优先性，因为法治建设表面上体现为“命令、规范”，但深层次却内含着对平等、正义等道德的追求。法治每前行一步，都需要从道德发展系统中汲取资源和营养，法治理念、价值、方法等均离不开道德理念及其教化力量。文化哲学的文化结构论也告诉我们，文化系统中包含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子系统.其中精神文化是制度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源泉，制度文化始终积淀着相应时代的精神文化要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道德属于精神文化，法律属于制度文化，道德是法律背后的“价值源”，法律制定及其执行始终都内隐着合理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因此，唯有制定合乎道德的良法，以道德文化滋养法治精神，才能在广大公民中真正树立法制的权威，依法治国才能获得高度认同，才能取得善治之效。在现实社会中推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必须深刻明白，要完善法治建设，就必须重视本民族道德资源的开掘和利用，保持高度的道德文化自觉，以道德建设培育法治精神，涵养法治文化，让法治在道德生态圉中获得正当性认同，如当前传统节日休假制度化、“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等法制建设行为，均源于对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如爱国、孝敬长辈等的敬畏和自觉。

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8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和谐诚信 ；科学沟通

当前，如果没有卓有成效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强大的企业文化，那么企业经营战略也就难以顺利实现。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的竞争，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通过开创性地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实现企业内部、外部的有效沟通，提升企业文化。在优秀企业文化和科学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下，企业进一步实现卓越管理、迈向和谐、走向辉煌。

一、沟通科学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构建和谐企业文化

建立企业内部和外部有效沟通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使企业文化在员工心目中扎根。沟通是思想、情感、知识、信息在人群中传递和交换的过程，是提高认识弥合差距达至统一协调的重要途径。一个企业只有建立起企业内部和外部有效沟通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才能不断抵御、修正外来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和干预，唤起广大员工积极向上的士气和斗志，推动企业目标的实现。

一是，搭建畅通而有效的正式沟通渠道，科学地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使企业文化精髓得到有效灌输；

二是，注重非正式沟通渠道的沟通，通过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随和的氛围中拉近企业与员工在思想、文化、观念的距离；

三是，采取多项措施，加强与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即在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时及时加强与政府的沟通，赢取工作主动；

四是，加强同各兄弟企业的沟通，建立睦邻友好的互助关系，企业之间相互学习管理经验，借鉴彼此之间的各种新技术、新方法，取长补短，共谋发展。

二、法治理念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彰显崇法企业文化

要创建法治企业文化，首先就要解决好如何治理企业和依靠什么人治理企业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企业的性质和员工在企业中的地位。解决好了，员工才会对事业有责任感，对企业有认同感，自身有归属感，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才能与企业有良好的互动，和谐共振，推动企业向前发展。如果一个违规的没有群众基础的企业，不可能与员工有良好的沟通与互动，企业与员工思想不一，步调失谐，自然企业就发展不起来。因此，抓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企业民主法治建设是创建和谐企业文化的基础。

一是，实行依法治企，使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行，保障企业员工的根本利益。企业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在内部推行普法，推动企业员工学法、懂法、用法，使遵法、守法成为企业的一种共识，并渗入到企业行为当中；

二是，具备条件的企业，可聘请常驻法律顾问和法律专家团，做到项目未动，法律先行，使各类企业经营在法律的护航下顺利实施。

同时，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纠纷均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以法律维护公司权益。企业在开展业务过程中，要坚持以合法为前提，以制度为依据，使员工对企业的政策和指挥心悦诚服，确保企业内部政令畅通，企业与员工和谐共进。企业实行民主管理，使员工参与企业事务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归属感不断增强，可以让企业处处洋溢着团结和谐干事业的气氛。

三、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体现人文企业文化

以人为本理念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很重要。通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实现人性化的企业文化。人性化的企业文化主要是表现在企业和谐方面，即实现企业与人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因此，企业要通过人文关怀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起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相互沟通、协调的有效渠道，营造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尊重、信任、激励与团结、友爱、包容的和谐氛围，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与员工的和谐因素，克服不和谐因素，促进企业的改革发展。

一是，积极实施人本关怀，在帮助员工解决现实思想问题的同时着力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拉近企业与员工的距离，增强企业凝聚力。企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切实解决好员工相关的实际问题，使员工在企业感受到“家”的温暖；

二是，通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积极营造团结友爱和谐共事的氛围。企业要在生产活动和文化活动中，尊重员工的人格尊严与权利爱好，倡导一视同仁，平等相待的相互关系，防止和化解干群之间、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创造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

四、信誉管理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打造诚信企业文化

企业要通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建诚信企业。企业诚信是立业之本，更是处理企业相互关系的重要准则。因此，企业要把诚信立业作为打造和谐企业外部环境的关键因素，从责任、沟通、信誉入手，提高企业的美誉度和周围企业的和谐度。

一是明确自我，承担责任。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面对着大量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要实现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和谐，明确自身定位，主动承担应有责任是前提；

二是，企业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积极沟通，主动搞好同各方的关系。企业要及时了解各个时期的政策动向，主动搞好同上下左右的关系特别是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关系，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三是，以诚信取誉，调适彼此关系。诚信是企业建立彼此关系的试金石。如果一个企业诚信缺失，唯利是图，势必失去企业彼此间的信任，是无法在市场立足的。因此，企业要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始终把诚信放在第一位，真正做到言而有信，行而必果。以诚信取誉，以诚信感召同行，建立起相互依存的和谐合作关系。

五、 结语

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9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法律素质；法制化；法治化

Abstract:withthedevelopmentofuniversitystudent’sconsciousnessofsafeguardingtherights,pushingforwardmanagingtheschoolbythelaw,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willalteronidea,contents,activity,method;buildingupequalandnewrelationbetweenteacherandstudent;strengththedevelopmentofuniversitystudent’slawfulquality;thenormregulationLegalization;managingtheruleoflaw.

Keywords: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lawfulquality;

004年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系统阐述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就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出全面部署。然而，从003年7月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以来，学校的法治观念和依法管理的意识得到加强，学生的维权意识也相对日渐增强，出现了学生状告学校的事件。大学生新的行为理念同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理念、活动等发生冲突，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挑战。本文从法律视角下对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内容、活动、方法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

一、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上，建立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的相继出台。在学术界上，一般学者认为学校与学生的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其一是特别权力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对学生进行行政管理的特别权力，它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关系，双方的主体地位是不平等；学生具有服从义务。其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原因是高校实行学生缴费上学。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做学生的思想工作的，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切实把学生的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确立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采取形式多样化，鼓励他们自我教育、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然而随着大学生维权意识的提高，高校依法治校、依法行政的推进下，在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中，我们还要在师生中还要建立一种平等的新型关系。高校在管理上具有一种特别的行政权力，但随着高校收费上学以来，在民事关系上，学生与学校是一个平等的主体，学生在实行义务时，还享受在校的权力。我们知道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纯粹是的“义务”型，是一种强迫式的教育，总是要求学生必须做什么、接受什么样的思想。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处在成长期的大学生往往会有一种逆反心理，所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打破那种强迫服从的管制办法，向“权利型”的转变的理念，在学生面前没有任何特权，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是一种平等的师生关系。

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加强大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是时展的要求，是一种新教育理念，也是作为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一种教育手段。法律素质同样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法律素质是指大学生应当具有法律基础知识和法律意识，做到守法、懂法并能运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能力，依法办事的观念。

从人才培养来看，法律素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政治教育开放的大环境下，对大学生道德素质、政治素质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大学生是我们祖国的未来，是我们国家依法治国的主力军，所以加强大学生的法律素质培养也依法治国方针的需要，更是培养合格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的需要。大学生在大学时期正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易接受新鲜事物与思想，随着社会信息化、网络化，大学生容易接触社会，对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会产生情绪化，如社会上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权钱交易等现象；在这个时候如能因势利导，对大学生进行法律教育应是大学生健康成才的保障，更是大学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法律的本质来看，法律规范不仅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性的社会规范，而且应成为人们自律的一种行为准则。法是保护国家、社会、人民的利益，是保护各种合法权益重要武器，但是法在大多数下是拥有合法权益主体主动寻求法律保护，正如中国诉讼法上有一条“不告不理”的原则，这样就要我们懂法，具有法律意识，才能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从大学生法制意识现状来看，大学生法律知识严重缺乏，大多数学生不能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明知受害也是不了了知，没有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意识。如学生外出做家教、打暑期工、消费等权利受到侵害时，不能拿取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等现象。因此，在现在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时代，我们对大学生进行德智体教育时，要加强大学生法律素质培养，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大学生依法办事的能力、自我保护的能力，以便将来能正确运用法律知识主动参与国家的管理。

三、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上，规范规章要法制化

法制是法律制度(范文)的简称，属于制度(范文)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一个国家实行法制的主要标志，是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监督等方面，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和制度(范文)。在大学生维权意识的逐步提高情况下，在依法治校的大环境下，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上，要针对学校自身实际制定和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范文)。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不进行制度(范文)建设，就会很难科学、合理、规范地开展工作。

高校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范文)要依法修订。就目前大学生状告学校的案件来看，学校败诉的原因，是学校的规章制度(范文)陈旧，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有些学校的内部规章制度(范文)与国家法律法规产生冲突，如果不对这些规章制度(范文)进行重新修订，必然面临更多的诉讼。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种特殊性的社会规范，并具有指导引、统一、评价、预测和教育作用。高校做事业单位，具有法律赋予的一种特别的行政管理权，但在法律的效力来看，学校的内部规章制度(范文)是不能以法律法规相冲突，效力是要低于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高校依法治校的法应该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一系列的法律、条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制度(范文)也要以法律为基础，结合本校的实际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范文)，使大学生作为国家公民而享受法律赋予给他们的权利，同时保证学校的管理合法。如一些高校都规定，学生在校期间受到记过（或留校察看）以上处分就不能得到学位。这种规定显然与《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相冲突，是无效的。实践中的判例已经得到了证明。再从学生状告学校侵权诉讼案来看，很多是因为我们程序没有制度(范文)化，我们在对违规学生作出处罚时没有严格按法律程序实行，往往导致学校败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制度(范文)化，一方面能起到规范思想政治工作作者的职责。另一方面发挥规章制度(范文)约束学生行为的功能，不过在规定学生义务时，我们要明确规定学生权利，以便具有可操作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道德规范法制化。道德规范是一定社会或阶级根据社会整体利益向人们提出的应当普遍遵循的行为善恶的准则，主要是依靠人们自觉行为来维持，法律规范主要是借助强制性来维持。高校的道德规范建设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德育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有补充作用。在依法治校，依法行政的形势下，道德规范有时会失去原有的规范和教育作用，高校在实施大学生的德育教育时，道德规范制度(范文)必须以国家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为基本依据，加强道德规范的法制化建设，同时德育教育还要依法实施，不能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如学生的隐私权、名誉权等。

四、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上，管理法治化

法治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就是“法律治国”，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法制是一种社会制度(范文)，属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层面；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法制化与法治化是不相同的意义，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要实行法治，必须具有完备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点和归宿，法制的发展前途必然是最终实现法治。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因此，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在加强规范规章法制化后，我们依然还要实现管理治法，才能使我们的制度(范文)法制付以行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一般是内在管理，存在说服教育，随着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大学生思想活动开放性与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原有的管理模式很难开展学生工作。如近年来，学生状告学校的案件增加，说明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受到新的挑战，这就要求加快实现学生管理的法治化。因为，法治管理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不可抗性，可以约束学生的行为。教育部《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实行依法治校，就是要严格按照教育法律的原则与规定，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尊重学生人格，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形成符合法治精神的育人环境，不断提高学校管理者、教师的法律素质，提高学校依法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在依法治校的观念下，法治管理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我们的德育教育的方法。法治化管理不能替代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我们可以实行德法并治。

从建立的平等师生关系来看，现在学校在民事关系中，不在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而是一个平等的关系，这样我们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我们尊重大学生的权利，一方面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同时，我们也要加强管理者法律意识，对国家的法律法规，对学校的规章制度(范文)要了解，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办事，不能做到依法行政，将导致更多的侵犯学生权益的事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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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明当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的法律问题初探[J]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法治和文化的关系篇10

关键词 法治文化 兴起 困境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7.03.070

1 传统文化先于经济因素断裂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一定的辩证关系，生产力的变革将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一个社会的变革往往是从生产力开始的，继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并最终导致上层建筑的革新。而近代中国却是在封建自然经济尚未完全解体，横向宗法关系尚未完全失去经济根基的前提下，通过外力的野蛮逼迫，首先从上层建筑领域开始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上层建筑的变革先于经济因素，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文化比作为根本性的封建自然经济变革得更早更激烈，这是近代中国法治文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独特现象。

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农业制度的保守和稳定使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与占人口极少数的统治阶级之间被维持在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并由此建立起独特的封建宗法关系。这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宗法关系和建立在封建君主专制基础上的官僚政治之间的结合，必然带来中国社会对“大一统”的期盼，于是儒学定于一尊历史地形成了，以此为特征，维系中国社会的横向宗法关系与纵向官僚政治及其两者的交织点儒学一尊构成了强大的“大一统”根基，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到了19世纪后半期，传统中国经济开始发生局部的缓慢的变化，“已经达到了用它可能掌握的技术（机械的和组织的）进行发展的极限；而且到1911年时，很少新技术（‘先进的’、‘现代的’）被引进和采用，也没有从内部产生。”①经济上的停滞不前导致社会结构中各大利益集团乃至普通民众的处境每况愈下，使得维持社会正常运行的传统封建宗法关系和官僚政治趋于崩溃，并使得维持“大一统”格局的儒学一尊的绝对权威受到极大挑战。遗憾的是，这些变化并未促成经济制度的成功变革，恰恰相反，旧制度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比经济因素垮得更早，被抛弃得更早，中国传统文化先于经济因素断裂，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梁漱溟先生指出“所谓中国封建解体，是由文化和政治开端者。”②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先于封建自然经济的崩溃，甚至可以说，近代中国文化革命先行于生产关系变革，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动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所未曾研究的课题。它有力地说明了我们进行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研究为何要从传统文化研究开始，也雄辩地解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对法治文化兴起的影响为何如此之大。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逐渐扩张并占据主导地位的竞技场的话，那么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是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法治文化复杂交织的新竞技场，对西方侵略性帝国主义的反抗导致中国社会要求从异族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呼声越来越高，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应对不是采取克服外在障碍的形式，而是以不断内省的形式展现出来，于是此时的西方文化非但不能征服中国传统文化，反而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战中不自觉地陷入了“信仰危机”，中国传统文化则在外来文化冲击和本土民族精神的冲突中陷入了断裂之境。

2 法治文化与孔教之间的博弈

在人类文化包含的政治、经济、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文学这七大要素中，“中国文化之最弱点，则在宗教与科学。”③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是以道德精神为最高领导的一种文化，中国虽有宗教，但宗教地位受道德精神支配，“人文本位”的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内倾”，而“自然本位”的西方文化，强调的是“外倾”。当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本位在近代中国的土壤上相遇，而且占优势地位的西方文化是以侵略者的姿态来到中国，那么占弱势的中国传统文化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其焦点在于孔教问题。无论是中国“以孔子伦理为准则而无宗教”，还是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之观点，看似相反，其实恰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民族通过几千年的传承，逐渐形成了以孔教为主导的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体系，中国人并非不接受宗教，而是其不得与整个孔教相违逆。但是，鸦片战争以来的种种失利使得人们对孔教产生了怀疑，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使得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国外转向国内，认为孔教把人们束缚在“伸着脖子看革命被杀却麻木不仁”的愚昧状态，导致国民性质与行为的堕落，压制了民族生机和创造力，此乃“亡国灭种之病根”，于是一时间“打倒孔家店”成为时代的口号。中国传统文化就此在孔教这个环节被生生地撕裂了，随之撕裂的是人们对封建宗法关系所维系的群体生活习惯和心理认同，这样的社会若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寻找一种新的维系社会行为活动的准则，加上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为规则之治的法治文化恰如其分地弥补了这个缺陷，法治文化就是在这种博弈中渐渐兴起。

如果说，孔教长期以来占据的绝对统治地位扼杀了法治之民主自由思想的话，那么统治阶级乃至整个民族文化对科学的漠不关心，更加剧了传统文化的断裂。虽然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时期，中国历史上曾出现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但是具有强烈致用性特征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却成为道德伦理和权势的附属物。当西方大批科学家不惜为科学献身时，中国的科技界却处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状态。于是，极为保守的清朝也许更加难以摆脱科学上的消极无为状态，因为它一直感到自己是异族，所以决心通过维护儒家的正统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然而，事与愿违，甲午一战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打破了洋务运动的惨淡经营，给中华民族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以沉痛的打击，传统文化在最薄弱的环节上被打开了关口，人们纷纷将目光转向既能拯救中国而又同时能保持中国方式，并有传统根基的法治。

3 西方法治文化的冲击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法治文化的兴起是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冲突的断裂中开始的，从甲午战争到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家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断裂之殇，继而批判孔教，但他们并没有因为批判孔教而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他清醒地认识到，孔教并不等同于国学，“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之所以批判孔教，是为了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对人们的思想禁锢，动摇孔教独尊的绝对权威地位，进而指明孔教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根本上已经不适应现代生活，号召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以求得“真实合理的信仰”。这就赋予了传统文化以时代意义和新的社会价值。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当一种文化由表层断裂走向内在革新，那么这种文化就是一种成长中的文化。只要这种成长在继续，那么外部因素提出的挑战将会越来越微弱，而内在因素提出的要求将会越来越强烈，也就是说，文化自觉性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自然，这种文化的生命力将越来越旺盛。

当然，文化本身并不是单个人的创造物，而是一个关系的网络，是两种或更多的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文化是不同社会相互交流的纽带和产物，人们通过它来相互作用，正是许多个人而不是各个社会“创造”着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法治文化发展步伐就很好地演绎了这一特点。在思想交流上，逐渐引进西方学术观点，尤其是哲学、法学、自然科学等一些列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概念和方法；在法律制度上，先后引进了国际法、议院制度，并参照西方法律修改清朝法制。可见，近代中国不仅将治理之术的法治当作一种技术，而且当作现代文明国家的标志，进而作为救亡图存的良策。这种对法治的理解与先秦法家提出的把法治作为强国之本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只是表现的具体形式不同罢了。

4 结语

魍澄幕的革新刺激着法治文化的兴起，而法治文化的兴起反过来不断地补益和矫正传统文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革新与法治文化兴起之间的辩证法。中国的法治文化兴起于19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基因与欧风美雨中的进化论相遇在社会动荡的时代，由此唤起了人们对法治文化的感情和注意力，法治文化的兴起加速了原有的世界观和制度化了的价值观的崩溃，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于是产生了变与不变的世纪追问。变，即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参照俄国彼得革新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做法，引进西方君主立宪制，目的是实现国家的富强。只有通过变法，才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才能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这种思想在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中也得到了体现。变就是一种进化，用西方进化论的方法引进西方法治文化，赋予传统儒教以全新的内涵，传统的儒教又使西方的法治文化取得了中国的形式，由此带来了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根本转变。然而，在这种“变”的大趋势下，中国法治文化的兴起却是一个历经重重磨难，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的过程，它既要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又要与孔教划清一定的界限，还要经受得住西方文化诱导，最终冲出重围，走向未来。

注释

①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66.

②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67.

③ 钱穆.文化学大义[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