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十篇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篇1

[关键词]社会治理；法治化；合作共治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7191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不断深化，基层的社会生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管理模式正面临着诸多的挑战。面对新形势，我们要突破以往基层社会管理以行政为主导的局限，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1国内外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理论综述

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与社会理论被引入中国并迅速传播，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随之，社会治理理论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重点。就目前而言，国内外对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四种不同的类型：“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全能控制模式、“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强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及“弱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自治模式。

11“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全能控制模式

全能控制模式是指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支配覆盖着社会，全方位控制社会方方面面。在政府的强势掌控之下，社会组织生长空间十分狭窄，公民社会十分弱小。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管理模式就属于这种模式，政府是社会管理模式的唯一主体，掌控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所有事务。

12“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主导模式是指由行政力量主导、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的治理模式。当社会力量发育到一定程度，同时，民主政治、公民社会、有限政府等现代政治理念通过网络等媒介逐渐传播和普及，公民参与意识与参与热情不断提升，具备一定的实力参与到基层治理中，但力量又不足以抗衡，这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普遍采取的治理模式。

13“强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合作共治模式中，社会事务主要由社会居民和社会组织来承担，政府对社会事务并不直接干预，政府主要职能就是政策规划和经费支持。当今世界，社会治理模式比较成功的国家，大多属于这种模式，比如日本。强社会是这种治理模式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尚不完全，合作共治仍需假以时日。

14“弱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自治模式

社会自治模式是指社会事务由社会组织主导的管理，公民主动参与，由下而上实施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并不直接介入社会事务，而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的方式间接指导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及公民按照自主自治的原则处理具体事务，政府与社会相对分离。这种模式在早期的希腊城邦模式比较常见，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

2转型时期基层治理模式法治化的困境

随着体制转轨的深化和公民社会的崛起，政府主导模式的弊端和不足开始显现。

21“人治”思想和基层治理行政化

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当前我国部分基层干部人治思想仍然很严重，做工作习惯于讲人情，凭个人经验做决策、下命令。加之我国金字塔式的行政管理体制，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很难博弈，争取决策的自由裁量权，往往是按照上级政府的政策简单机械地执行任务，基层治理模式行政化倾向严重。

22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与政府公信力下降

公民的社会发育成长，越来越多的公民维权的意识开始增强，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群体开始壮大，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降低，自主性增强，伴随而来的自然是对政府的政治认同降低，加之网络的普及为公民参与监督公共事务提供了渠道和平台。伴随着公民社会崛起的同时，政府公信力却在不断地下降，伴随着经济改革中权利与资本利益的捆绑导致社会陷入弥散性腐败和严重的贫富分化，再加上机关官僚作风，老百姓办事难，造成群众“仇官仇富”的心理开始滋生蔓延，自然对政府信任度逐渐降低，陷入“塔西佗陷阱”，即无论政府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政府的决定和公共政策难以贯彻执行，执政陷入困境。

23风险社会与多元化利益诉求的现实困境

所谓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自然界的风险；难以预防的天灾人祸，比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力、物力的损失，日本的地震都能让我们的市民一窝蜂地哄抢食盐；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的现实困境，公共危机事件频发、资源短缺、公共物品涨价等能够引起大面积的紧张和恐怖，有时会严重影响公共生活秩序。此外，社会不公和利益诉求多元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人民对基层的居住环境和综合服务有了更高的期待，而滞后的公共服务又不足以承担提供多样社会服务的重任，基层社会的各种纠纷和矛盾涌现，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诉求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团结。如何弥合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平衡社会各层面的多元利益所求，成为摆在执政者面前的严峻考验。

24全民守法与法治意识淡薄的悖论

全民守法，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法律认同的问题，首先就是老百姓要有法律意识，不然即使你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他也会内心上抵制这部法律。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还是相信熟人，所以要求法官必须是与此案无关的“陌生人”。如果不是，当判决对一方当事人不利时，即便判决是公正的，该当事人仍不相信。所以，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就是要把老百姓几千年的这个惯性思维给扭转过来。当前，基层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学法、守法、用法氛围不浓，加之司法公信力不足，造成很多老百姓不信法，甚至畏惧法律。遇到事情宁愿私下协商解决或通过行政方式调节，而不愿意诉诸法律。比如：“不信法、越法违法维权”现象较为普遍。

3新形势下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积极探索与路径选择31基层网格化治理

基层网格化治理就是将原有的金字塔模式不断地压缩，使之扁平化，形成官民共治的局面。我国目前部分乡村所采用的村两委、村（党）小组长、村民代表实质上就是这种模式，这种模式看似增强了基层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提高管理效率上成效显著，但实际上这种行政中心下移容易导致这些参与治理的人员“一边倒”，重社会控制，轻治理服务，加剧行政化的局势，增加财政负担。

32能人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就是个别或少数能人在村级治理实际过程中居支配性地位，具有相当高的权威。这个权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德高望重的家族长老，常见与民国时代的家族村落中；二是当代农村里的致富能人，比如华西村、蒋尚存等，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阜南县、界首市等不少村庄，大多数村两委都是来自村办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等致富能人。农村中的能人治理现象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表现较为普遍，从实践来看，能人治理村庄相对于以前的靠道德权威治理有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经济能人在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比较强的情况下，能够带动村民发展经济、走向致富。但能人治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能人治理模式说到底还是人治。一旦这个人在带领村民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人们对他便产生了一种依赖感、崇拜感，在村一级事务中有着绝对的权威，人们佩服他的能力，无形中就模糊甚至消弭了对他行使权力的监督，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把发展经济作为评价村干部的唯一标准，认为只要村干部能够带领村民致富、发展经济，其他的问题可以不管。在村民这样的心态氛围下，许多能人村干部的不良作风开始滋长，这是在今后的基层政权建设中需要加强监督并着力解决的。

33公约典章模式

这种模式下，大到村干部违规如何处理，小到一块荒地的承包等各项村务，都有“公约典章”可循。与传统的村规乡约不同，“公约典章”由村民公议公决产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村务运作制予以明确和细化，给农民以行使民利的充分依据。以绍兴新昌县一个村为例，通过全体村民公决，通过浙江省首部“乡村典章”。根据全体村民授权，典章按重要程度及数额大小将村务分为“重大村务”“重要村务”和“一般村务”，哪一级村务须由哪一个组织研究决定，哪一类开支如何审批等，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典章形成小册子发到每家每户，内容主要涉及村级组织职责、村务议事及决策、村级财务管理、财务公开制度、村干部违规追究办法等。“乡村典章”的推行改变了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方式，由为民做主的“父母官”变成让民做主的“服务员”，党在农村基层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34合作共治模式

合作共治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通过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不断涌现，并发出利益诉求和自治诉求，推动政府不断放权，使治理主体由单一转为多元；治理过程互动化，社会组织与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社区事务，不仅能够解决社区里规范化、表面化、浅层次的问题，还能解决复杂社会中遇到的纷繁多样的深层问题；治理结构的扁平化，改变了传统的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行政管理模式，减轻社区居委会繁重的日常行政工作，让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社区居民自己的组织。

通过上述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积极探索和路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完全地去行政化仍然是不现实的，而另外，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我们综合考虑双方的因素，既要压缩政府的公权力，防止权力寻租；又需要将公民纳入基层治理的框架内，听民声、取民意。因此，合作共治模式无疑是当下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最佳选择。这种模式中的政府与社会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既充分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又通过互动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这种多元利益主体博弈机制下的治理模式正是立法的基本精神，将分散的个体利益诉求整合为组织共同的合理化利益诉求，并通过法治渠道将诉求纳入政府的政策过程，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的法治化。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对“参与治理”理论的质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

[2]毛万磊，吕志奎厦门综改区“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优化――以鼓浪屿社区为例[J].东南学术，2013（4）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篇2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和革命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长期形成、内生演化的”，是一个系统完备、环环相扣的逻辑结构，纵向上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同层级的治理，各个层级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其中，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且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难点。基层社会治理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治理的状况。同志在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只有基础牢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基层依法治理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甚至基石。步入新时代，落实“四个全面”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基层是重点亦是难点。

“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是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典型、样板。从20世纪“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发展到今天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枫桥经验”在各个历史背景下持续探索、优化提升，内涵不断丰富。深入挖掘、研究、实践和发展“枫桥经验”，对于新时代充分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时代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日趋复杂，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背景出发，从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出发，来认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意义。

（一）推进依法治国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在顶层设计，基础在基层推进。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引领下，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法治提供了制度保障。但目前看来，基层仍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薄弱之处。基层人口文化水平偏低，法治意识淡薄，法治力量不足，社会矛盾多发高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法治中国建设的活力源泉也在基层。基层在法治方面的创造性实践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丰富和完善，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发展和落实。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必须把依法治国的各项要求落实到基层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这样法治中国建设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坚实有力的支撑。

（二）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是实现转型期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实保障

只有基层实现了法治，才能为全面依法治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基层的法治建设，自1986年开始，国家组织实施了六次全国性的普法活动，司法行政机关深入基层“送法下乡”，运用法律化解矛盾纠纷，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然而，从需求侧来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日益复杂，任务加重;从供给侧来说，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既存的问题日益凸显，法治政府建设进程滞后。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程序规范、可预期性强、权责清晰。实践告诉我们，当法治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模式时，很多难题会迎刃而解。6面对新的形势，要有效解决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运用法治的手段，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三）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根本利益是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举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权益保障、公共安全、公平正义的需求日益增强，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直接面对群众，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和城乡基层的和谐稳定。7指出，要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8新形势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基层依法治理的最重要目标，把依靠人民有序参与作为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的根本方式，把人民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基层依法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

二、新时代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问题与挑战

基层法治建设水平的高低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整个国家法治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我国基层法治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取得了明显成效。具体表现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继修订完善，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不断加强，载体不断健全，群众自治组织基本实现全覆盖，新型城乡自治组织不断涌现。可以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发展，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已经步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但也要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基层法治建设与依法治国的目标任务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立法方面，地方立法中存在着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不同部门的立法之间相冲突的现象;

部分领域存在立法真空和立法不足，治安综合治理、环境保护、防止家庭暴力、矛盾纠纷化解等方面的立法亟须加快和完善。“城乡二元分治”的法律制度安排给基层社会带来了许多障碍和制约，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成为造成目前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一些立法过多地体现部门和地方利益，为部门和地方谋取自身利益创造了条件;一些地方立法的起草、审查过程中公众参与度很低，未体现立法的民主性。另外，一些地方立法和规范性文件没有及时“立改废”，在一些基本法和单行法之间、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之间、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缺乏配套制度。总之，国家和地方的某些立法短板已经成为制约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的体制性瓶颈，立法的需求强烈与立法的供给不足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产生了张力甚至矛盾。

二是在执法方面，随着基层经济社会的发展，基层政府旧的治理思维与执法方式之间出现了不适应和不相容。

执法基本上仍按照传统的“命令———服从”模式，大多以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执法人员普遍水平能力有限，执法队伍有待充实，执法机构权力重叠，执法追责机制缺失，执法程序不规范，存在“钓鱼执法、寻租性执法、非文明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滞后性执法等”，损害了国家法治的权威和尊严。执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化、执法碎片化现象突出。有的执法主体不合法，存在临时聘用人员执法的现象。综合执法、联合执法不够规范，距离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有很大差距。

三是在司法方面，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存在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问题。

司法体制不健全、司法职权配置失当、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等，是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

四是在基层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方面，我国基层尚未形成完善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人大监督刚性不够、监督方式和手段匮乏、监督效果不显;监察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还有待加强。对行政执法过错和司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配套措施不具体、落实不到位。

五是在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方面，目前我国基层公检法力量和行政执法力量严重不足，政府和政府部门中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力量较为薄弱，难以满足高效履职的要求。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西部，问题尤为严重。

六是在社会法治意识方面，部分基层干部群众法治观念淡薄，做决策往往仅凭经验和个人想法，依法办事观念薄弱，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部分基层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学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氛围不浓，依法维权意识缺乏，往往“信访不信法”。

七是在群众法治获得感层面，基层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体系不健全，未能有效满足群众的诉求。

法律服务进村庄、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单位的普惠性做得不够。法律服务供给不充分，服务产品不丰富，服务的整体性、系统性不强，服务质效不高。公共法律服务亟须由政府任务主导向民意需求导向、由粗放管理向精准服务、由被动服务向主动作为、由司法行政机关自我评价向群众评判转变。此外，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基层民主治理难以真正实现。

三、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充分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逐步实现基层依法治理，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前提下，在县乡村居各级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将各项工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

（一）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党的报告重申“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要深刻认识到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重大意义，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法治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党的领导示范作用在“枫桥经验”中得到了深化与验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保持正确方向长足发展的政治保障，是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时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宗旨。

（二）围绕全面依法治国这个大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基层依法治理应紧紧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的整体和大局，基层政府、组织、行业、部门都必须将局部工作和利益置于这个大局和整体利益之下。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法治领域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基层治理会遇到更多难啃的硬骨头，需要遵从中央顶层设计，整合基层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形成攻坚克难的合力。基层治理必须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的大局，自觉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保障大局，反对一切形式的特殊化，反对一切形式的地方保护、行业保护和部门保护，反对立法、行政、司法过程中的地方利益、行业利益和部门利益导向。

（三）约束和规范公权力，增进人民福祉

基层政府必须严格落实“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基层监察机关切实履行监察职能，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调查和处置;基层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运用法律机制抵制任何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在强化对基层政府公权力行使的制约的同时，推动基层政府在增进人民福祉方面积极作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形成均等化、普惠性、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体系。

（四）鼓励公众参与，激发基层社会活力

基层民主自治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应为社会主体保留充分的自治空间，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社区公约、行业协定等在日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务透明度，构建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良性顺畅的沟通机制，为民众参与公共决策和法治建设提供平台。近些年来，“枫桥经验”中新乡贤坚持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的路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既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推陈出新，反映了对基层精英和民众代表的尊重，也是激发基层社会活力、鼓励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良好范例。

（五）培育法治文化，树立法治信仰

法治文化是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的灵魂。在枫桥地区，用文化或文学艺术的载体和形式进行宣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日常治理实践。普法标语口号在此俯拾皆是，内容涉及对“枫桥经验”及其工作方法的整体阐释、枫桥派出所的职业道德要求、信访改造和帮教的经验、调解的要求等，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达到“送法下乡”、培养法治氛围、培育法治文化的目的。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树立“法治的信仰”，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推进法治宣传教育的普遍化、常规化和制度化。

四、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我们的执政党将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在总结治国经验教训基础上的正确抉择。法治国家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性保障和基本途径，而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基层安则天下安，基层善治则天下善治。我们应通过总结提炼基层实践探索中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关键作用

“依靠群众、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观;以人为本、仁爱的人本价值观;不断制度创新、尊重群众智慧的社会发展观”是“枫桥经验”的基本内容。其中，坚持党的领导被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改善乡村治理机制，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创新基层管理服务，为基层依法治理提供了路径方式。一是要充分发挥党在理论、政治、组织、制度等方面的优势，将基层党组织的资源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资源。二是要把抓基层、打基础摆在关键位置，引导基层党组织围绕基层法治建设确立工作的目标、内容、方式和机制。三是强化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对辖区内党建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协调。四是抓好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廉政教育和法治教育。

（二）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枫桥经验”对法治的遵从不仅体现在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制定法

（“硬法”）的遵守上，而且体现在对“软法”的重视上。枫桥通过乡规民约

（村规民约）这类群众内部高度认可的软法治理方式促进了基层社会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融合，无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要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应从三方面着眼:一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法律法规。健全和完善基层社会领域法制体系，形成配套完备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按照《立法法》规定的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和修改基层社会治理法律法规。二是加强重点领域

（例如土地流转、征收补偿等）的立法，准确回应地方治理的规则需求，提高立法的水平和质量，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三是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党的报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村规民约、自治章程、议事决策规则、居民公约等，创新乡村治理的有效载体，有效引导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增强村民遵法守法意识。

（三）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决策体系

在决策机制方面，枫桥镇创新了村（居）民公益社会事务“五议一创”机制

（“五议”是指村“两委”负责人建议、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一创”是指民主法治村创建），建立健全了“三上三下”民主决策程序

（“三上三下”是指“一上一下”征集议题、“二上二下”酝酿论证、“三上三下”审议决定），保障村

（居）民对村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高了村

（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水平。要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决策体系，一是要建立政府公共决策机构，将其作为基层党委政府的辅助决策和社情民意收集机构，由基层党委政府直接领导，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专业参考意见;二是要深化政务公开，完善各领域、各部门的办事公开程序，推进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基层政务、行政机关内部事务公开，建立重大事项、重点工程项目决策征询公开制度。

（四）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监督体系

要运用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手段，构建全方位监督网络，形成监督合力。建立和完善基层监察体系，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形成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强化民主监督的职能，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类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推进民主监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加强群众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监督，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五）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法治队伍建设

枫桥地区一向重视基层法治队伍的建设，充分挖掘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的政治优势、组织体系优势、人民群众创新能力优势的资源，有效整合村（居）委员会基层组织、民间社会组织、民营企业等多元力量，创设综合治理工作中心，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和社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为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在新时期，要解决法治机构设置不完善、法治机构队伍不稳定和人员配备不足、法治工作物质装备和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努力提高基层法治机构工作能力，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基层大法治网络。横向整合县一级公检法司力量，纵向在县乡村建立综合综治工作机构，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的法治网络。二是加强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和治保网络建设，加快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各类中介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新型社区组织机构。三是建立健全将人、财、物更多投放到基层的长效机制，确保资源下沉到基层。四是人员编制要向基层一线倾斜，加强和充实基层法治队伍力量，同时提高基层法治队伍整体素质、能力和水平。

（六）建立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

枫桥在55年的治理实践中总结出的“立足基层组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安”的“枫桥经验”，对于我国目前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针对我国基层法治资源比较匾乏的现实，要推动法治工作重心下移到基层、力量下沉到基层，要强化乡村司法所、人民调解站等基层法治单位建设，探索整合基层法治力量的体制机制，健全基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发生。同时要把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结合起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化解、处置机制，变事后处置为事前预防，变治标管理为治本管理，努力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

（七）健全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

枫桥构筑了纵横交叉的防控网络系统，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并举;创建了矛盾分立调解法，根据不同的类型予以区别对待;建立了协调联动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现了由单一调解向多元化解调解转型升级。借鉴“枫桥经验”，健全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一是要建立健全矛盾化解机制，整合政法、综治、维稳、司法行政等力量，完善基层矛盾排查调处化解机制。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有效解决群众诉求及困难，确保“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乡镇社区、难事不出县区、矛盾不上交”。二是要深化联动工作机制，做到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联动、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的联动、人民调解与其他行政调解的联动，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刑事和解联动工作机制。三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矛盾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

（八）推进公众有序参与

“枫桥经验”作为一种多元、动态、开放的治理模式，有着丰富的民主、参与和协商的内涵。可以说，“枫桥经验”历经55年仍生机勃勃，其核心动力就在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枫桥经验”表明了“以人为本”的宗旨，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党的报告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具体而言，要推动公众有序参与:一是基层政府要深化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公众了解政府公共决策信息才能有效参与决策。二是拓宽公众的参与渠道，包括制度化的参与和非制度化的参与。三是加强公众参与的有效互动。公众参与是为了影响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以使公共政策更为科学，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并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参与效果的提升需要政府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政府要尊重、依靠民众;公众则要发挥主体性，认真准备、积极参与。

（九）健全基层社会治理考核评价体系

一是建立科学的考评指标体系。

通过改进考评方式，健全考评机制，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完善基层干部年终述职考核制度。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守法情况列为日常考核评价和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把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和个人遵守党纪国法的情况纳入述职内容，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奖励惩处、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三是坚持对滥政乱政行为问责。依据《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于发生责任事故或违法行政案件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十）依托“互联网+”推进基层依法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篇3

党的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机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国家安全体系。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治理及其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

突出“共建共治共享”，深刻揭示社会治理制度的科学内涵。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社会治理制度是指社会治理主体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具有约束性的各种行政法规、章程、制度、公约的总称。深化社会治理重在共建共治共享。共建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各类社会主体协商合作，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独特作用，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和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健全激励补偿机制等办法，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在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保以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领域，营造全民共建的社会环境，为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发挥作用创造更多机会，增强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和活力。共治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在社会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强化各级政府抓好社会治理的责任制，以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事务中依法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努力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局面。共享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人民群众共同享有治理成果。要构建共享服务体系，建立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基本需要;构建实现共享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民生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监管制度等，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增加“民主协商”“科技支撑”，丰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民主协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和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民主协商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有利于广纳群言、广谋良策、广聚共识，有利于促进党委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科技支撑已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技术保障。近年来，科技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党的四中全会把“民主协商”和“科技支撑”纳入社会治理体系，强调在党委领导的基础上拓展民主协商的功能，在法治保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科技支撑的作用，明确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七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这是适应新时展需要提出来的新要求。党的四中全会还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新概念。社会是由大小不同的各类社会主体构成，社会治理共同体主要是由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公民等治理主体共同组成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社会共同体成员共同参与共同体建设和共同体治理，各主体之间通过民主协商、共同合作形成良性互动的共同体，进而实现共同的治理目标。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篇4

关键词：基层人大；国家治理；社会整合

中图分类号：D6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3-0001-06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①基层人大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层制度结构，是基层社会治理和基层政权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的基本实现形式。在我国复杂、多样的基层政权关系中，基层人大已成为一种多维关系的“角色集”：政府与公众的联结者、利益的聚合者、政治体系的整合者、政治社会化的实施者、选民的动员者、公共行政的组织者。基层人大的民主制度机理与日常运行实践，构成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与社会整合的基础和中心。社会关系的协调、人民力量的动员、公民行为的引导、基层秩序的维系，无不依赖于基层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及社会整合质量。基于国家治理的视角，本文引入社会整合的分析逻辑，论证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目标价值、逻辑体系与实践机制，试图对我国基层人大建设民主化、法治化和制度化发展图景进行新的探索。

一、基层人大是我国基层社会和基层政权的整合中心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民主选举选出的代表所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权力机关。人民将自己的权力委托于代表，通过代表参与公共事务，实现民利，体现人民原则，推动人民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决策等）。基层人大是我国人大制度在基层社会的有效实践，通常在县、乡两级开展活动，它是基层社会通过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基层权力机关。在治理意义上，基层人大作为基层权力机关的组织形态，是我国地方政权的重要基础，是实施基层治理的组织主体。

1.基层人大与其他基层政治组织的关系

基层人大作为基层政治系统重要的组织构成，作为基层民意的代表机关，其职权发挥需要正确处理与其他基层政治组织间的关系。具体来看，人大制度的规范性、程序性、制度性特征决定了基层人大需要处理三种基层政治组织间的关系。第一，基层党委与基层人大间的关系。党委是领导核心，人大是权力机关，党的领导方式需要人大认定并予以监督；人大的职权需要通过党的领导体现人民意志，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第二，基层政府与基层人大间的关系。基层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需要基层政府遵守执行；基层政府领导人的任命、罢免需要经过基层人大的组织程序加以认定。在工作关系上，基层政府向基层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席团）负责，并受其监督。第三，县级人大常委会与乡镇人大主席团间的关系。二者的关系体现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层级关系，主要是具体工作中的合作、指导、监督等关系。

2.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根本目的

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实质是对基层政治关系的协调规范，促使社会组织及其成员结合成行动一致、利益互补的政治共同体。就整合目的而言，基层人大社会整合需要对基层社会中的利益多元与分化、价值同一与多样、P系对立与妥协等多重矛盾，凭借整合机制进行整合，求得最大“公约数”，将社会大众的需求纳入基层政治活动中，形成有效的基层政治互动关系，回应民意，动员民众，以整合功能激活基层人大制度，发展人民民主，构建基层社会不同组织结构相互支持、协调配合的良性互动格局。就整合过程而言，基层人大社会整合是依据人大的运作逻辑建构不同的整合结构从而实现各组成部分的协调统一。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基层人大的利益整合将分散的、多元的、异质性的利益要素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利益共同体；通过基层人大的制度整合向基层政治系统输入优质政治资源，并以制度形式影响社会行为，进而调适、优化基层政治关系；通过基层人大的价值整合加强基层社会的认同，为政治合法性提供基础意义的认同支撑，克服“离心力”对基层政治生态的侵蚀。凭借不同的整合机制，实现基层人大的整体协调。基层人大社会整合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整合，是一个微观整合活动。整合中介是最基层的选民与代表间的关系。通过基层人大的选举活动、职权行使、选民参与、常委会组织等各个环节的紧密联系，彰显基层人大运作逻辑与社会整合间的正向需求，生成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基本整合体系。

3.基层人大社会整合与民主政治建设

基层人大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基层社会的政治形态，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实现形式，充分发挥基层人大在基层政权中的整合功能是发展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途径。第一，就整合主体来看，基层人大是联结基层社会多种整合主体的纽带。基层社会整合中，基层党组织是整合的核心领导力量，基层政府是整合的基础力量，基层人大是整合的中心力量。基层人大是基层政治关系中衔接基层党委与基层政府的中间纽带，将基层人大系统作为有组织的整合力量能有效加强不同权力结构间的联系，加强权力运行的规范化、科学化，从而激活基层人大制度。第二，就整合结构来看，基层人大是连接国家与公民的桥梁。基层人大通过选举、立法、投票等汇集民意的环节建立国家与公民间的有机联系，通过人大的民主功能将国家的发展目标与公民权利的实现结合在一起。中国人大制度的发展是执政党出于治理的目的而主动释放空间的结果。②一方面，基层人大将公众意志通过特有的整合途径输入现有的政治体系，以选举、投票等方式开展广泛的政治动员，以独立的政治活动将公民的同意、选择、参与、支持等行为整合为发展人民民主的主体条件，为社会管理创新创造良好条件；另一方面，公民需要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而规范、高效的整合过程能团结基层民众统一目标，有机纳入统一的管理结构，积极推动社会治理功能的释放，为推动社会治理进程提供真正动力。第三，就整合内容来看，基层人大以不同的整合纽带将基层人大各构成要素、作用关系组合为有机整体，能动构建新型基层政治关系。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内容涵盖基层人大运行的各环节，包括选举投票行为、人大及常委会职权的行使、代表与选民间的联系以及开展相关具有政治仪式色彩的活动等。基层人大的社会整合既是对每一个选民、每一个代表、每一个候选人的整合，也是对基层人大每一个要素、每一个子系统的整合。广泛的整合系统包含不同形态的整合结构，有的是互补性整合，有的是认同性整合，另外，还有组织整合、情感整合、规范整合等。丰富完备的整合体系以基层人大为实践主体推进人大民主的协调共进，推进人民民主的良性发展，从而强化基层政治的民意基础与合法性基础。

二、四维一体：基层人大社会整合体系的结构内容

基层人大社会整合包含制度整合、利益整合、关系整合和观念整合四个层面的内容，每一层面的整合功能共同构成基层人大的社会整合体系。多重整合功能为基层人大社会整合赋予了能力与资格。

1.制度整合

通过人大制度运行的规范统一促进基层人大的制度整合，提升发展人民民主的制度空间。制度整合的功能性在于基层人大通过有序的制度输出拓展制度空间，为实现人民民主提供制度支撑。制度整合实质上是一种系统整合，它是指将制度要素合理安排，实现基于法制化、规范化原则的制度一体化发展过程，规范制度运行的范围、权力边界、行使公共权力的方式。制度整合包括正式制度的整合和非正式制度的整合。“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③制度是整合社会的主要工具，是政治系统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人大运行的行为方式要建立在稳定、有序的制度控制模式之上，体现人大运行的规则、结构以及其他层次的组织构成。人大民主制度是一个规范范畴，告诉人们在人大系统中能够、应该和必须做什么；人大的制度功能是构成人大系统的要素及内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呈现的系统功效和能力。④基层人大制度整合的关键在于解决基层人大运行过程中参与、监督、选举、协商、决策等环节的体制、机制与运行方式问题，凭借完备的制度体系建立基层党政关系的制度通道，限定、规范和塑造基层政治关系的制度生态，为人民民主发展建立牢固的制度基础。基层人大的制度整合实质上是一套由选举制度、代表制度、会议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构成的制度规则，通过制度设计建立的政治民主化制度结构，使人民民主的主体性、合法性、有效性实现有机统一的过程。其根本价值在于使现有的政治制度获得被广泛认可的政治权威，确保政策设定与程序运行都能按照既定的政治目标进行，使制度的规范性与有效性在具体的行政操作中真正解放出来。此外，不同层次的制度设计承担着不同的民主功能，基层人大的制度整合，在政权主体上，赋予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给予人民实质性的民利；在组织原则上，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活动原则，理顺了不同权力主体间的关系；在民主结构上，开发了以人大为主体，各级国家机构间互相独立、互相监督的结构模型；在职权分配上，确立了人民基本权力与国家公共权力间相辅相成的权利、义务、责任体系；在民主选举上，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的相互配合成为人大民主发展的动力系统和运行机制。

2.利益整合

通过人大运作逻辑实现基层社会的利益整合，构建利益分配一致、利益成果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利益整合的有效性在于基层人大通过相关制度输出有效联结不同的利益结构，凭借制度规范的统一性重整基层社会分散的利益格局。

利益整合是将个体或群体分散的利益诉求进行集中、归纳、提炼，将其汇聚为整体的、全面的利益诉求，然后通过相关实践形式（政治、经济、法律等）使利益关系得以调整的过程。基层人大的利益整合是一种综合整合形式，包括利益引导、利益表达、利益C合、利益优化。其中，利益引导是利益整合的价值选择，利益表达是利益整合的前提条件，利益综合是利益整合的政策选择过程，利益优化是利益整合的整合结果。利益既是社会分层的原因，也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基础。⑤利益问题是诱发基层社会矛盾的症结所在，影响着基层社会的利益格局与矛盾运动，影响着基层社会的利益分配。人大的利益表达功能是由人大的基本性质决定的。人大是经过相关组织程序（选举、参与、授权）获得人民授权的民意机关，因而人大在整合利益、回应民意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基层人大是基层社会彰显人民利益、体现人民民主的重要组织，具有疏通利益表达、优化利益结构、促进利益整合的功能优势。就利益整合的过程而言，基层人大要明确其利益表达功能。通过实现政治系统内选民与代表、政治精英与人民大众间的参与互动，统合各方面利益需求，在汇集民意基础上体现基层民众利益需求导向，并通过相应的调适活动化解利益差别，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建立和谐利益关系。另外，基层人大还需发挥利益均衡机制作用。基层人大通过相关政策创制与制度安排，有效平衡各种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均衡功能是基层人大运作方式的体现，通过号召、组织、动员、激励民众，规范各类利益主体，促进利益关系和谐、平衡，形成有助于社会动态稳定的利益结构。

3.关系整合

通过基层人大的民主功能实现基层社会的关系整合，使基层社会增强适应关系变化的能力。关系整合的统合性在于基层人大通过建立多重政治关系，带动人大民主实践过程中的团体合作与互动沟通，实现政治发展的动态稳定。关系整合是基层人大通过其组成要素、运行过程和具体制度影响基层政治中的行为关系，反映基层民众在基层政治中的作用。关系整合是基层政治力量的有序性组合，这种组合强调兼容性，有助于化解基层政治关系的矛盾。内生于基层政治系统内的基层人大及其运作过程必然产生多重关系，基层人大的运行机理将是一个产生关系、改变关系、形成新关系结构的过程。系统理论把环境与政治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分为三个阶段：输入、转换和输出。⑥以这三个阶段为分析视角，在输入端，基层人大凭借相应的组织关系构建联结基层社会不同群体的纽带，通过相关参与活动为基层人大的政策创制提供民意需求与政策信息。在转换阶段，基层人大通过相关议事决策、制度安排和政治仪式将输入端的信息整合为一体，进而通过相关输出要素外生于基层社会各层面，为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提供动力。此外，基层人大运行具有一组特殊的行为关系：选民与代表。这组关系在基层政治框架内构建活动机制，带动政治参与，拓展民主实践。人大代表通过多种形式联系基层群众，是联系选民的直接形式和传达民意的关系纽带。基层人大通过选举过程中的事实性关系、会议过程中的程序性关系、代表履职过程中的功能性关系，为发展人民民主提供规范的关系模型、有序的关系组合以及持续的关系互动，从而实现选民与代表之间关系的同向性、协调性。

4.观念整合

通过基层人大的履职行为实现基层社会的观念整合，使基层社会发展拥有强大的认同力量。观念整合的一致性在于基层人大通过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将人们的行为纳入符合主流价值的统一规范体系，准确表达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规范与认同特性。观念整合旨在实现意识形态认同的同一性，它通过相关整合实践促使价值、思想等要素在一定范围内有效传播，在引导思想观念、培育价值信仰、推进社会行动等方面产生积极认同。观念整合与意识形态整合具有同质性，它们都阐明社会共同体的价值规范与心理认同，确立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价值取向，生成良性政治秩序，塑造稳定、持久的社会认同结构。公民对人大运作形成的信任、互助、合作情感与主动认同构成了民主政治良性发展与社会组织化整合的社会资本。基层人大的观念整合是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同一性为基准的，通过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充分释放其所蕴含的政治合法、动员整合功能，实现对现行政治体制的维护，扩大政治认同。基层人大的观念整合不是自动生成的有序状态，而是依据特定的人大活动形式形成的具有引领性的价值整合力量。观念整合作为一种隐性整合力量贯穿于基层人大显性的组成要素与子系统运行过程，有助于形成实现基层社会良性治理的观念保障。比如，基层人大的民主选举可以带动选民联动参与，进而塑造选民对基层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认同；基层人大通过一系列活动，如议案审议、方案规划和执行程序的设计等活动环节，将政策观念转化为实践效果，从而对外部社会产生影响，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帮助人民完成思想教化。这些整合形式是在社会文化结构范围内进行的观念组合，它们强调社会的普遍价值和道德规范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作用。

三、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合法性

基层人大社会整合深刻影响着基层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进程，需要以新的向度建立衡量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标准，而合法性与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行为目标具有自洽性。从政治学角度而言，合法性是关于规则、制度与法规产生并保持现存政治机构合法存在的能力。

1.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就是政治行为能够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被人民群众所接受、所认可，从而使人民群众自愿服从的特性。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发展最基本的价值遵循，也是政治民主化的根本落脚点。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政治结构要向分工协作的合理化发展，政治权力向竞争性、公开化发展，政治行为向法治化、程序化发展，公共政策趋向于多元折中性、民众性发展。⑦民主显示出对共同利益的关注，人民民主为政治民主化提供最基础的民主因素，通过广泛的民主化实践使基层复杂的政治关系得到重整，有助于开展更加高效的基层治理，促进政治合法性向更高层次迈进。基层人大是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因其内生于合法的政治系统，合法性就成为其最基本的性质。基层人大的政治合法性最直接的体现是：民主结构的系统完备、制度设计的科学有效、机制流程的合法有序、价值功能的有机组合。

基层人大是践行人民民主的重要主体。基层人大的最大优势是拥有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动员能力。在基层人大的政治实践活动中，社会整合的效果能够衡量人民民主的发展水平和基层政治资源的动员程度。第一，不断完善整合过程中的民主结构。基层人大是全国人大的民主基础。基层人大的制度结构是体现人民民主的载体。制度体制的建构必须以一种核心力量为主导，在我国政治系统中，中国共产党理应承担这样的角色。人大的作用机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开展，二者关系的和谐状态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实践基础。第二，注重整合过程中制度机制的优化。人大运行中的制度机制主要有参与机制、制衡机制和法治机制。基层人大要依据人大民主发展的动力机制实现高效的整合过程，规范基层政治参与，保障整合过程的有序推进。推进基层人大建设必须完善对人民负责机制，健全基层人大制衡机制，以此实现整合过程的协调稳定，理顺权力结构的多层关系。第三，充分发挥整合过程的价值功能。心理认同和价值规范层面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将直接促成良性政治秩序的生成，进而塑造稳定、持久、均衡的社会秩序。基层人大在整合过程中的能动性将决定人民民主的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整合的价值功能有助于建构基层社会有序、稳定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状态。

2.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程序合法性

程序合法性认为，政治权力的获得与运行必须经过人民授权，并以一种合法的、公开的、制度化的程式来进行。程序合法性是一种形式合法性，它注重合法性的建构过程与制度要素，具有程式性、制度性和参与性等特征。⑧程序之于合法性的正当性在于程序本身的合理性、公正性。从规范意义上讲，程序合法性是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法性的有机统一。好的程序总是倾向于保障主体的合法性权利，进而创造最有利的结果。“程序的正义总是被与通过程序而达到的结果正义联系起来考虑。”⑨人大民主的程序合法性与人大运行的三个子系统深刻相关，基层人大在整合过程中也须从这三个子系统发掘程序合法性的深层逻辑。

人大制度是由代表、会议、选举三层制度结构构成的有机结构体，这三个子系统规约着人大运行逻辑的结构程式。基层人大的整合能力需要从这三个层面确定新的程序合法性。第一，就代表程序而言。基层人大最基本的政治关系“委托―”关系是代表程序设计的核心主线，是进行整合的重要依靠，在此之上产生选民与代表间的种种角色设定，整合的关键就是代表角色要建立明确的政治原则。如基层人大代表职权行使空间的界定、代表履职能力的强化、代表专职化制度的探索都需要稳固的程序机制保驾护航，这是基层人大民主实践的基础条件。第二，就会议程序而言。人大会议构成人大制度最基本的实践载体。基层人大的议事规则和实践方式需要科学、高效的会议程序予以完善。基层人大会议制度中议案的提出、审议、表决以及相关辩论都有基本的程序，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政治目的正是通过相关会议环节得到确认，通过会议程序的顺畅运行充分彰显人民意志。基尤舜蠡嵋槌绦虻暮戏ㄐ允怯梢榘柑岢龅目蒲性、审议环节的有序性、决策监督的有效性以及会议运转的顺畅性共同决定的，这几个环节的协调有序共同推进基层人大会议的科学化运行。第三，就选举程序而言。人大选举的流程规范与规则合法反映着人大民主的科学化水平，是人大制度运行的关键。选举的过程就是人大代表将人民意志向政治系统的输入进而通过人大其他制度结构将其转换为政策输出的基本过程。选举程序的合法性需要完善的选举制度提供支持，需要广泛的动员式参与提供保证，需要民众的积极认同加以维护，从而使基层人大的选举方式、选举组织以及选区的划分奠定民主化的程序基础，使具体的选举实施过程按照选举程序规范推进，真正体现选举民主。上述三层彰显程序合法性的结构设计，有助于推动基层人大社会整合体现人大民主的真正优势。

四、基尤舜笊缁嵴合的实践效能

作为人大民主发展的重要指向，基层人大的社会整合具有重要意义。基层人大的实践效能主要表现为法治有效性和规范有效性。

1.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法治有效性

法治有效性是指，政治行为要彰显法治伦理、法律意义，法则规范要获得人民的认同、承认与服从。法治是人民民主实践的根本保障，也是动员基层政治参与的内在规范，它有效衔接了地方治理与民主化进程的双重要求，提升了基层社会的民主化程度。从社会整合来看，法治是实现整合目的的深层要素，社会整合的法治有效性是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统领社会整合的程式，为发挥整合功能提供制度化保障，从而保证更好地完成整合任务。法治是以法治理念为导引、以法律制度为主干、以依法办事和自觉守法为基础、以构建法治秩序为目标的法治文明状态。法治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主机制与人大制度相融共生；同样，基层人大依靠法治效能促使各系统、各组成要素具备实现科学化治理的制度性、有序性特征，为基层政治动员提供完备的秩序保障。基层人大在整合过程中要充分体现人民原则，将法治理念植入基层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彰显基层动员的法治价值。一方面，法治的有效性赋予基层人大社会整合实质上的正当性、合法性，在动员民众、控制行政权威的过程中很好地践行现代法治理念。另一方面，从法治在地方治理中体现的治理有效性来看，由于基层人大本身是参与地方治理的组织化力量，其实践逻辑必须具备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因而必须要以科学的法理机制和法律职能来调适、优化人大的职能以及人大职能发挥的基本条件。

2.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规范有效性

政治行为的规范有效性能够建立集体认同的解释框架，引导民众更全面了解民主化政治架构，为进行政治动员创设有利的政治环境。社会整合的规范有效性表现在整合体系的整体性上，包括制度、组织、价值环节共同构成整合的框架结构。整合过程的层次性，既有宏观层面的整合，也有微观领域的整合，通过不同层次的整合将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整合为有机整体。整合方法的科学性，既有刚性整合，如对制度体制的科学调适，也有软性整合，如在整合过程中对价值观念的合理引导。这些特点共同保证了社会整合过程是建立在科学规范的基础之上的。基层人大社会整合对基层社会系统各层面所具有的约束性和指导性，促使整合行为要适应特定的基层政治环境，被基层政治生活中的社会集体所认同，因而能够以符合集体规则的行为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具体来说，整合过程中的基层人大要有“积极产出”的功能，要充分发挥人大的民主机制，彰显人大的功能价值，在保障权利、监督权力、优化政策方面实现创新；充分发挥基层人大的制衡功能，在促进人民民主发展与社会动态稳定方面承担更多责任，使基层政治系统的整体制度架构规范、有效运转。此外，整合过程中的基层人大还需注重“科学选择”的取向。面对基层社会复杂而多元的整合对象，要明确基层人大整合过程中应体现哪些民主机制，以及这些民主机制实践的主体、对象、动力及结果的表现形式，这是实现有效整合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对基层人大系统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控制、协调，真正彰显民主集中制的根本活动原则，这是体现基层人大社会整合规范有效性的重要逻辑指向。

注释

①《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7页。

②李景鹏：《权力政治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

③[美]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5页。

④蔡文成：《民主形态论：中国人大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9页。

⑤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26页。

⑥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96页。

⑦陈振明、陈炳辉：《政治学――概念、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22页。

⑧蔡文成：《多维一体：党群关系与党的执政合法性建构》，《中州学刊》2014年第2期。

⑨[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Function of Grass-roots People′s Congress

Cai WenchengZhao Hongliang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篇5

【关键词】基层 社会治理 困境 路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保障。当前，随着我国已经逐渐步入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问题易发多发，各种利益诉求不断涌现，各种不稳定因素交织叠加，这些都使得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日益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的特点。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课题和任务。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矛盾纠纷不易化解。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旧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渐瓦解，新的利益群体和阶层不断产生，随之各种新的利益诉求不断涌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缺乏一些制度规范，也缺乏有效的实践经验，导致一些矛盾问题久拖不决。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加快，涉法涉诉、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环境污染等问题不断增多，这些矛盾和纠纷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并且难以在短时间内轻易化解，这给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难题，也给社会安全稳定埋下了隐患。

安全防控压力不断加大。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的进一步转变，农村的治安形势不容乐观，压力不断增大。尤其随着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数量的不断增多，很多针对目标人群的刑事犯罪居高不下。一些从事活动等不法分子把农村作为进行违法活动的重点，加之老人和儿童的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有限，极易产生各种群体性问题。

提供服务能力相对不足。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权利意识的增强，需要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更加多样化、优质化、科学化和人性化的社会服务。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受资金、人员、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制约，很多基层社会治理机构无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提供给人民群众的社会服务还存在数量不足、方式落后等诸多问题，亟需加以解决。

人员队伍建设难度加大。就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情况看，主要存在干部队伍的整体水平不高、缺乏年轻干部、工作积极性和能力素质不足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也损害了基层干部队伍的形象。当前，虽然通过“大学生村官”等活动，解决了一部分人才缺乏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需要出台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解决。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不足，治理机制尚不健全

思维理念相对落后。当前，个别地区将大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放在了经济建设上，而对于社会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缺乏足够重视，甚至盲目地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多了，一切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同时，在社会治理的实际过程中，没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很多地区还存在较强的“官本位”思想，很大程度上把治理当管理，缺乏服务意识和理念，导致基层社会治理严重虚化。

治理方式创新不足。一些地方政府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方式方法缺乏有效创新，运用行政干预手段过多，硬性的规定办法过多，服务机制没有完全跟上，没有做到“疏堵结合”，缺乏与人民群众交流沟通的载体和机制。同时，一些地区和部门缺乏足够的服务意识，服务水平较低，制定政策和制度的时候，并没有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反倒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本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上，导致很多治理制度形同虚设，无法落实。

治理机制尚不健全。阻碍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另一原因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社会治理问题提出了明确意见，给新时期社会治理提供了制度遵循。但是，在个别基层社会治理的区域中，还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突出问题责任主体不清，职责权限划分模糊，很容易造成个别部门之间推诿扯皮，导致一些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化解。

突破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一要突出以人为本理念。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决不能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利益至上，要杜绝官本位思想，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思想观念。二要突出系统治理理念。在突出党委领导作用的同时，大力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和鼓励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确保基层社会治理能够凝聚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三是突出依法治理理念。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必须要强化依法治理理念，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办事，树立法治思维，创新法治方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和治理机制。一是以党组织为引领。要切实把基层社会治理纳入到党建计划之中，努力健全基层党组织，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组织，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努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二要以自治组织为重点。基层社会治理要突出自治特点，要让村委会、社区等自治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积极引领人民群众主动进行自我管理、监督、教育和服务，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开放性。三要以服务能力为保障。要创新服务方式，通过社会化方式，引导市场力量参与提供社会服务，努力发展社会化的服务组织和力量，努力培育多种社会服务平台，大力创新各种社会服务载体，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化解机制。一要注重预防。要注重建立长效机制，实现应急处置和日常管理并重，最大限度地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和法规过程中，要避免制度设置上存在死角，引发新的矛盾。二要科学化解。对于一些偶发性问题，要及时化解，特事特办。而对于一些周期性问题，要制定制度和办法，通过制度来化解。对于一些长期性矛盾，要突出制度的延续性，通过持续工作，解决矛盾。三是严格追责。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要突出属地管理和一把手负责机制，并细化责任追究机制，倒逼矛盾化解，推动基层社会矛盾的科学、高效解决。

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机制。一要创新服务模式。要革新传统服务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推行网格化服务模式，努力在服务模式中体现人性化、高效化和规范化特点，不断推动社会服务进基层、基层事务进网格、工作责任进网格。二要突出高效服务。在完善传统服务方式的同时，要进一步吸收借鉴网络信息技术，努力构建社会服务网站、微信群、QQ群等，突出社会服务的科技化和高效化特点，并努力构建10分钟服务圈等高效服务网络。三是突出服务反馈。要设立完善的服务反馈机制，及时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交流，及r掌握群众的服务需求，完善服务方式和载体，推动社会服务再上新水平。

不断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和活力。突破基层社会治理困境，必须要注重发挥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优势。一要激发主体意识。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形式，逐渐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社会治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二要拓宽参与渠道。要通过村务公开和集体表决等方式，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表决权。三要科学确定公共事务。在引导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注重从群众利益出发，将一些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事务纳入到基层治理的内容和计划中，使人民群众能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真正得到实惠，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者单位：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参考文献】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篇6

关键词：基层政治参与 有序性 困境 消解

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众始终是政治参与的主体。在社会民众参与政治的力量逐步壮大的现实状况下，畅通政治参与途径、提高政治参与效能、推进基层政治的有序参与，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和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意义重大。

基层政治有序参与的作用分析

（一）制度、体制的架构

1.基层政治参有序化有利于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异化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的合法性却是来源于普通民众的认可。因此，政治系统的有效运作不应该只是依赖于国家的绝对权力，而应充分获取民众与社会的支持。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信息传播方式的更新、市场经济的发展等都为国家与社会、民众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基层政治参与的发展。

基层政治参与是联系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渠道，它有助于普通民众参与社会管理，推进政治的民主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实现政治运作的透明化、公开化，有助于杜绝各种权力寻租和政治腐败，从而更有效地保障广大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因为国家只是公民意志的代言人，公民才是国家权力的真正来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政府也就失去了坚实的权力基础。政府理应接受民众的监督和制约。因此在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强调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发挥好民众的监督制约作用，可以更好地保障好民众的监督权、知情权、参与权。

2.基层政治参与有序化有利于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法制化。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基本治国方略，是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历史选择，更是我国政治建设的明确目标。依法治国的真正落实需要社会实践来检验，这就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广泛参与。只有不断地从民众中汲取营养、获取政治智慧，才能使法律制度更加完善，从而更好地推进政治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实现社会公正。

当前基层政治参与实践触及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盲点，如民告官、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都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只有让普通民众广泛参与到社会政治实践中，给予其法律的武器以捍卫自己的权利，才能真正推进社会的公平公正，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

（二）文化、心理上的准备

基层政治参与可以培养社会工作者在政治生活中的参政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权利意识等，从而推进我国的政治发展进程。

1.基层政治参与有序化有利于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它是与传统社会的臣民意识相对立的一种政治意识。我国长期的专制统治塑造了国人的依附人格，导致我国社会缺乏公民意识。虽然我国也有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但是它离民主还有较大一段距离。因为民本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君王的统治，而不是为了约束政府，不是为了人民获取真正的自由。基层政治参与有序化可以改变国人的这种依附思想，培养国人的民主意识、现代公民意识，使民众学会正确行使拥有的政治权利。

2.基层政治参与有序化有利于培育民主、公正的政治文化。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社会性，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在深层次上支配着利益的具体运行轨道，也就决定着行为的最终发生以及对行为方式的选择。所以政治行为的深层原因应该是政治文化（聂智琪，2003）。深入分析可知，我国近代遭受侵略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制度、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问题。只有重塑民主意识、培养民主文化、建立科学合理的民主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崛起。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明确指出要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基层政治参与可以使更多民众真正参与到民主建设中，在全社会形成民主、公正的政治文化。

我国基层政治参与有序化困境与原因分析

（一）我国基层政治参与现状

1.在参与的动机上表现为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并重。改革开放是我国政治参与动机的一个分水岭。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比较注重自己的政治责任，往往是受到外界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参与政治生活。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追求特别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利益，并努力通过政治参与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来影响政府的社会利益分配。这种利益取向大于政治取向的特征已经成了现代基层政治参与的基本发展趋势。

2.在参与的态度上表现为积极与消极并存。随着政治民主化的不断推进，民众有了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也在不断提高。在基层民主的不断推进中，民众广泛参与到基层政权之中，并通过基层组织这一平台管理社会事务，实现自己当家作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另一种现象，那就是许多人对政治参与持消极态度，对参政议政不感兴趣，认为国家的事情、社会的事情和自己没有关系。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篇7

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活力也在基层。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党建基层治理座谈会上的讲话。希望大家喜欢!

同志们：

桂花飘香的九月，是收获果实的时节。两个月前我们围绕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共同交流如何抓好城市基层党建，相信各位这两个月一定过得很充实，心里很踏实。这种充实和踏实来自我们不忘初心，深入持续推动党建工作，来自我们齐心协力持续探索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更来自服务进社区，广大群众对我们工作的认同。

×月×日，市委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施意见(试行)》，通过构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基层组织体系、治理体系和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进我市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刚才各位同志结合单位实际，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总体感觉各位对如何抓好、贯彻好市委要求也有了一定的思路。下面我就更好地推进此项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提高认识，精准把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

(一)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发展的需要。×月×日，×书记主持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明确指出，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健全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迫切需要;是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解决基层突出问题，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是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综合性抓手，落实中央、省委部署要求的迫切需要，为我们下步党建工作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理解“三个迫切需要”的核心要求，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进一步提升站位，突出重点，细化举措，狠抓落实，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二)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现实的要求。强调，“基层是党的执政根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有战斗力”。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与人民群众联系最直接、最经常、最密切，“像沙漠里的胡杨树一样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只有能够第一时间知道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通过党建引领，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体系，才能疏堵点、解难点，“像吸铁石一样把群众紧紧凝聚在一起”，社区治理体系才能愈加成熟稳固，社区治理能力才能更加精准全面，人民群众才能更加自觉地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从而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三)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人民的期盼。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凝聚群众、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为根本目的，明确提出将事关群众生产生活的服务事项最大化、最优化供给到社区，实现政务下沉、公共服务均衡、事务服务便捷、数字服务高效、走访服务常态，以高质量服务贴近群众、团结群众、引导群众、赢得群众。我们抓党建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服务群众，大家要把×居民群众的笑脸作为自己孜孜以求的工作目标，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二、突出重点，加快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各项工作

今年以来，市委多次召开党建领导小组会议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进行专题研究，这是全市下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市委、区委要狠抓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我们扎实推进今后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一定要按照《意见》明确的重点任务，切实抓好落实。

(一)紧扣核心，强化党建引领。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形成党建引领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的鲜明特色。以落实区委“河洛党建计划”五大提升工程、“五星支部”创建、“三级联创五化并举”、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等为抓手，抓两头带中间，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不断增强党在基层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

(二)突出重心，协调推进“三治”并进。要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服务群众能力、群众生产生活便利化程度。

一要以德治为支撑。持续深入开展党建创新提升活动和“道德银行”志愿者积分激励制度，通过储蓄爱心、传递善行，以善行启发善行，以贤德引领善行，让陌生的邻居熟悉起来、让困难的群众幸福起来、让寂静的楼道热闹起来，营造出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新时代良好社会风尚。同时要进一步挖掘全区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共产党员，推出了一大批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的党员榜样，让广大党员群众学有榜样、行有示范。

二要以自治为基础。持续加强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居民委员会负责、各类协商主体共同参与的基层协商工作机制，着力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运用好“一征三议两公开”“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不断提升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同时，要健全社会组织培育孵化机制，发挥社会组织在群众自治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社区、社工和社会组织“三社联动”能力，增强基层民主协商活力。

三要以法治为保障。通过完善法筑平安、法治创建、法促和谐、法惠民生“四个机制”，不断提升基层依法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要把法治建设融入社区治理之中，充分发挥自治章程、居民公约等“软法之治”的积极作用，引导辖区广大党员群众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协调利益关系、处理基层事务、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要学习推广“枫桥经验”，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把矛盾消除在萌芽和初始状态。

(三)赢得民心，扎实推动服务进社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寓于服务功能之中，服务功能体现政治功能。只有强化政治功能，才能更好地发挥服务功能;只有强化服务功能，才能使政治功能发挥更充分更有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功能是基层党组织的灵魂，服务功能是基层党组织的根基。我们只有强基固本，才能赢得民心。

一要推进党建阵地亲民化。要以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小区邻里中心为主阵地，以零距离提供服务、满足群众需求为出发点，统筹设置各个功能室，围绕群众生产生活需求，科学引入便民项目，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要积极借鉴先进地区阵地建设理念，以中弘中央广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示范，持续推进“三去一改”亲民化党群服务中心、邻里中心建设，让群众愿来、爱来，邂逅家门口的“幸福”。

二要推进为民服务专业化。坚持党建引领、“三社联动”，积极推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秉承专业事交给专业人来办的理念，在引进或孵化本土化社会组织的基础上，探索引入先进地区枢纽型社会组织开展相关服务，以点带面，提升我区社会组织整体服务水平，满足广大群众个性化的服务需求。同时，要用实为民服务“三张清单”，广泛征求居民需求，推动辖区各类服务资源与社区居民需求的无缝对接，实现社区服务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三要推进党员走访服务常态化。党员走访服务是指党员认真践行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点对点”的为群众提供精准服务，能够走好服务群众的“最后一步路”。各单位要动员广大党员走街入户听取群众意见，了解掌握群众需求，为群众解决难题。同时，要结合机关党建“百日提升”活动，开展机关党支部与社区党组织结对共建“手拉手”、“双报到双服务”等活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三、强化领导，确保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落细落实

(一)加强协调配合。各单位要深刻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要性，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列入全年党建工作重点任务，通过书记抓、抓书记，构建责任明晰、分工明确的责任体系，形成党(工)委统一领导、部门各司其职、上下协同联动的生动局面。

(二)强化要素保障。要不断推动资源、管理、服务向社区下沉，切实加大优秀社区书记选拔力度和社区党建工作经费、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及社区工作人员报酬津贴保障力度，让社区干部干活有力气，干事创业有底气。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篇8

曾强调,“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基层,关键是体制机制”。基层社会的治理是国家进行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之组成部分,国家的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冠肺炎疫情漫延全球，被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如何有效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卓越的努力，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县处于新冠疫情发生的“震中”，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广大党员群众闻令而动，克难向前，谱写生动的抗疫之歌。

一、疫情防控中基层社会治理实效凸显

面对突然而来的新冠疫情，各级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以防控为重点，以救治为前提，成功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一）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发挥战疫的统筹作用。建立健全疫情防控网络、风险评估机制，如***还建立了“早碰头、午研议、晚部署”的会商机制，统筹部署、安排、调度本辖区疫情防控工作；发挥战疫的指导作用。结合各镇各村实际，有针对性的指导下级基层党组织如何开展疫情防控，让下级基层党组织有方向、有目标、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发挥战疫的督导作用。成立专班，督导下级党组织有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确保指挥部的各项指令贯彻落实到位。如孝昌县委派出县政协主要领导坐镇白沙，对白沙的疫情防控进行精准指导和督导，取得了很好的抗疫效果。

（二）广大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危机生命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面前，党员干部没有退却,勇战抗疫一线，表现出了党员干部为了人民生命安全不怕牺牲的党员本色，带头参加宣传发动、交通阻隔、体温测量、物资代购等，还有的隔离在本地的党员干部实行“双报到”制，如隔离在白沙的党员干部22人，主动到各党组织报道，积极参加基层抗疫，他们为疫情防控在黑夜中坚守，在风雨中前行，在危险中筛查，在疲惫中战斗，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社会群体发挥防疫协同作用。各基层党组织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本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新乡贤等特殊群体作用，引导他们成为抗疫先锋。充分发挥社会群体的权威作用、影响作用、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让社会群体带头和带领群众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很好的作用。如***五四村积极发挥新乡贤“五老”、市场主体的示范引领作用，为疫情防控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全社会主动配合形成快速阻隔作用。预防是疫情防控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各基层党组织立足更精准更有效防控，全社会积极参与、主动配合，从最初的粗放式阻隔到各村指定唯一通道的硬物理隔离，没有一个环节、一个举措不体现在快速、高效上。正是由于全社会参与，隔离阻断快速、高效，才能很好的防止疫情扩散，为战疫情成果取得了积极性作用。

（五）创新方式发挥宣传实效作用。在这次疫情防控的宣传过程中，发扬传统方式、创先新方式，取得很好效果。采取新媒体宣传。通过网站、微信、短视频宣传，特别是运用支部微信群、村级微信群，制作朗朗上口的短视频宣传取得很好实效；采取新方式宣传。通过流动音响、敲打小铜锣、“零点行动”等方式清晨和晚上宣传，宣传实效更加；发扬传统宣传方式。村村响由指导时间播放改为全天候播放，各项防疫命令张贴全覆盖，测温家家走、宣传家家到等，从群众的配合程度看，宣传效果良好。

二、从疫情防控看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

在整个防疫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很多值得肯定和推崇的做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暴露出了一些短板和问题。

（一）从党组织的战斗堡垒看，有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强。自身能力不够，平时学习不足，缺乏应急事件发生时的驾驭能力和统筹能力；做群众工作方法不多，仅局限于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缺乏细致暖心的工作技巧；模范作用发挥不够，不能以身作则，缺乏以身示范的勇气。

 （二）从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看，模范作用随着抗疫时间的延长逐渐弱化。在日常检测方面，开始检测工作有序开展，随着时间的延长，体温检测不到位，出现登记多、测温少现象；在志愿服务方面，有的党员在志愿初期，热情高涨，随着时间的延长，志愿热情逐渐减弱，有的出现有偿志愿现象；

（三）从群众对疫情的配合程度看，存在着良莠不齐现象。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着极少数不配合行为，在防疫举措上不够配合。仍然存在人员聚集聊天、不带口罩、甚至聚集打麻将等现象；在隔离点的设置上不够配合。认为密接者隔离点设立在那里，就是把病毒带到了那里，存在不支持、不配合现象；在救灾物资分发上不够配合。少数群众对救灾的性质不理解，导致救灾物资难以发放到位，存在着发放救灾物资后，与疫情防控对着干现象。

（四）从各乡镇的基础设施看，抗疫条件严重不足。物资储备不足。存在口罩、防护服、消毒液、隔离点床被等严重不足现象；硬件不足。在这次疫情救治过程中，充分暴露出乡镇卫生院在医疗技术设备、发热病人留观点病房、医护车辆等方面不足的现状；医护人员及医疗技术水平欠缺。难以适应基层卫生院应急处突的技术需求和技术力量支撑，为基础卫生院分诊、救治带来新的挑战。

三、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建议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的前檐和最后一公里。为了切实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理体系的效能体现。

（一）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需要建立多种体制机制共存，建立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党委领导机制。乡镇党委和村级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村党组织全面领导村民委员会及村务监督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必须把基础党组织建成坚强战斗堡垒，把党的领导建成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保障。，建立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协同机制。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妇联、团支部、残联、新乡贤参与的社会协同机制，实现社会治理成果共建、共治、共享。建立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实践表明，单纯依靠党委领导、行政执行无法有效解决处于政府治理体系末端的乡村治理问题，必须构建群众动员机制，增强社会号召力，组织调动村民的主体作用，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他们逐渐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这是村级治理运行过程中的核心机制。建立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制保障机制。依法治国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法治保障制度，可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让人们在法律的保护下生活和开展工作；引导人民自觉遵守法律，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教育人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彰显法律威严。

二是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治理领导能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必须增强“四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基层治理中，村级党组织应该充分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全面领导村民委员会及村务监督委员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和其他经济社会组织。组织动员群众，借鉴现代治理理念和工具，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做什么，而是如何做。

三是提升社会群体的治理协同能力。引导社会群体学习基层社会治理知识，积累社会治理经验，以真情推倒心理围墙，以坦诚架设心灵桥梁，以热心缩短心理距离，加大群众凝集力，引导他们坚持规则治理与价值引领的融合，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建立社会协同机制，发挥其在自主治理、参与服务、协同管理等方面作用，加大社会群体在品行上、思想上、经济上、志向上的帮扶力度，凝聚全民形成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的共识。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篇9

党的十七大报告论述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时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同时提出，要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基层管理面临许多新课题新挑战。一方面，城乡社区已成为各类社会群体人员的聚合点，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呈多发趋势；另一方面，基层群众自主管理和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城乡基层管理体制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存在诸多不适应不符合问题。面对新课题新挑战，传统的城乡基层管理体制机制亟待完善和健全，需要确立新型城乡基层治理模式。由侧重管理向管理与服务相结合转变，强化社会服务功能；由侧重外部约束向外部约束与居民自治相结合转变，强化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由条线的、单向的管理运行机制向网格的、互动的基层治理运行机制转变，强化社会自治功能。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形成新型城乡基层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新形势下发展基层民主的客观要求，是深化基层机构改革、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的客观要求，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目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一是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基层民主和基层管理涉及多方面、多领域、多部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加强统一领导和协调，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规范有序的城乡社区基层管理组织体系和工作格局。二是进一步规范基层政府的职责和权限。全面推进依法行政，规范行政行为，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开展活动。加强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改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方式，着力推进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就业服务、社区卫生、群众文化、社会治安、纠纷调处和基础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基层管理和服务的财力保障机制。三是完善城乡居民自治制度。修订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健全民主管理和公开办事制度，实行群众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办。规范政府与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关系，政府对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主要是指导、协调、服务和帮助。对政府延伸的工作任务，要建立有效的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制度，减轻基层自治组织的工作负担。四是把城乡社区的各类组织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培育发展社区各类社会组织，特别是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服务组织。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发挥社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合作经济组织、社会福利机构、物业服务机构等组织的积极作用。发展社区工作者队伍，广泛开展基层志愿服务活动，逐步实现社区工作专业化、社会化。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篇10

综合治理调研报告范文(一)

为充分了解xxxx派出所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作，发挥基层派出所的职能作用，深入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这一中心任务，排查调处各类矛盾纠纷，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热点问题，确保我所辖区社会稳定和营造社会治安依法治理的良好环境。我所对我所辖区镇、村组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党委政府重视，切实加强了社会治安整体联动防范工作的领导

按照我县召的政法综治工作会议精神和要求，镇党委、政府切实履行党政领导负总责，把联动防范工作始终放在首位，研究布置工作，做到年初有计划方案，年内、年末有检查考评。年初成立了调防一体化服务中心，使农村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得到了充实。拟定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实施方案》、《平安创建实施方案》、《普法依法治理实施方案》、《对刑释解教人员帮教领导小组》、《禁毒工作领导组》、《开展反警示教育活动实施方案》。我辖区的社会治安整体联动防范工作基础扎实，领导重视，管理到位，充分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参与维护社会治安工作的积极性，取得显著成效。

二、加强政法、综治基层组织建设，增强运用法律能力

各镇始终坚持从强化基层领导入手，不断增强基层组织为官一任、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感，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力度，并落到实处。一是强化队伍建设，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增强了基层组织的职能作用，对19个村的调解员进行了考查，分别作了调整充实，同时加强督促完善了村规民约等规章制度，激发了各调解组织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二是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得到加强，镇政府按照四五普法的要求，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法、懂法、用法，将计划生育法，治安管理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劳动法，义务教育法等十三个法律法规，分别发到镇机关领导干部职工、村支书、主任、各村调解组及调解小组人手一册，同时对调整充实人员进行二次培训，让他们在基层工干作中，懂法、用法、掌握法律武器，充当发展地方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的带头人，对联动防范维护社会稳定尽心尽责，将本辖区的民间纠纷和矛盾化解在萌芽之中。

三、 健全社会治安联动防范机制

针对农村改革中出现的村无专人干、村无专人管、街道没有专人抓，网络不健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了三个问题。

1、是推行平安协作组。根据农村实行一免两补政策以后存在的农民参与治安防范难组织的实际，我们在总结十户联防经验的基础上，普遍推行了平安协作组的防范模式，根据各自然村户数，按照每组户数控制在20户以内的标准，各小组推选一名中心户长，承担组织、监督小组成员治安防范出勤情况，调解组内的矛盾纠纷，大事小情的组织互助，治安信息的传递，技防设施的管理等职责。每个小组每天由1户参与全村的治安防范巡逻工作。同时，按照每个自然村设1名治安员的标准，在各自然村配备了专兼职治安员58人。具体承担平安协作组的组织管理、出勤考核和落实村防范措施的职责。从实际运作的情况来看，农民参加值班巡逻的周期延长了，看护范围扩大了，负担减轻了，解决了十户联防轮流频繁、难于组织的问题，提高了整体的防范效果。

2、是成立村级治保会。我们将治安防范的责任做为村干部的一项主要工作职责来落实，成立了以村干部、治安员组成的治保会，有效解决了村级组织治安防范责任不清、任务不明、措施不实、效果不好的问题。采取了村干部包村的办法，把治安防范的责任落实到人头。目前，我辖区已经重新完善了19个治保会，对不能较好履行职责4个村的治保会成员进行了调整。今年，我辖区治保组织共处理涉及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老人赡养等方面的问题180余个。

3、是组建业余巡逻队。2012年，适应警务体制改革的需要，对原有的治安巡控队伍进行了规范，重组改制为护村队。目前，我辖区各镇都组建了护村队伍，总人数达到120人。今年又在xxxx社区成立了一只20人的红袖章义务巡逻队，护村队、红袖章义务巡逻队采用社区警务责任区民警管理考核的模式，由社区队长、村长任队长，具体由民警负责监督、指导和培训。通过实践看，这支队伍不仅对村、社区的防范组织和治安员起到了监督的作用，而且能够较好地将三级联防组织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有效地提高了整体的防范效果。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一个村有平安协作组，村有治保会，乡有保安队三位一体、互为补充的群防群治网络初步形成，农村治安防范能力显著提高。

四、 调研中发现治安整体联动防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下步工作的建议

(一)存在问题

1、 对基层基础工作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

2、 辖区内的住镇机关配合不是很到位，有待于加强。

3、 上下联动上的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二) 对下步工作建议

根据创建平安xxxx的总体目标要求，2012年我们在抓好常规性基础工作的同时，主要做好五件事：

1、要扩面。在巩固取得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创建平安xxxx的工作范围，努力实现三个100%。一是要扩大创建面。不但要开展平安单位、平安社区、平安校园的创建工作，还要延伸到平安街道、平安家庭、平安村组等各个层面，创安覆盖面要达到100%。二是要扩大普及面。在有线广播开辟平安xxxx，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增强全民创安意识。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广泛开展送平安下乡村、进社区、入学校、入村组等活动，创安的知晓面要达到100%。三是要扩大参与面。充分调动综治成员单位和驻区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各司其职，履行创安义务，创安参与面达到100%。

2、要补短。针对以往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主要做好三项具体工作。一是在提高农村治安防范效果上下功夫。2012年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村防范队伍建设和三级联防机制的建立上。把社区警务队、乡镇护村队、农村联防员三支力量更加科学的整合在一起，建立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尽最大可能发挥好几支队伍的作用，提高防范效果。二是要加快技防措施进学校、村组、入农户的推进步伐。目前看，已经采取技防的村的发案数量和过去比明显下降，村民之间协作防范意识明显增强。

3、要治乱。对问题突出的区域或部位进行集中治理，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整治活动，发挥好综治成员单位作用，把行业治理和集中整治有效结合起来。同时，要行使综治工作一票否决权，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力度。

4、要除恶。组织镇司法、社区、村委会和公安等部门对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流氓、地痞、车匪、村霸等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摸底，对有迹象的重点对象实行严密监控和教育管理，防止产生新的恶势力群体。对原有的重点对象和新发的恶势力犯罪要严厉打击。

5、要抓点。注重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选择多个不同侧面，抓出一批有标准社区、村组。同时，加强对综治工作的研究和探索，全面提高平安xxxx的创建水平。

综合治理调研报告范文(二)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因利益调整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治安问题逐步增多，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如何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进一步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能力，推动林区社会稳定、治安秩序良好，为经济建设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在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下，本人对这一课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对我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差距和不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对此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一、我局综治基层基础建设的发展现状及成效近年来，我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党委和局的正确领导下，在市综治委的指导下，紧紧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不断推进平安XX局建设，以维护社会稳定为中心，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综治方针，充分发挥基层单位综治领导机构、综治办事机构与林场(所)社区协管站和社区管委会相结合的优势，努力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不断推进各项措施的落实，为全局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维护全局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初步形成了专群结合、齐抓共管，集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等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管理格局。具体措施是：以创建平安XX局活动为载体，从加强组织体系、管理体系、防范体系入手，把流动人口、重点人群的服务管理和居民区防撬防盗作为工作重点，突出抓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两条主线，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二是社会治安的防范控制能力得到增强。近年来，因社会矛盾增多而导致治安问题的增多，局通过强化治安防范网络建设，大力开展群防群治活动，充分利用基层综治工作机构、社区协管站和群防群治队伍进行排查稳控，使治安形势有较大好转，群众安全感大大增强。三是大力加强校园安保和技防建设。在全国、全省综治维稳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我局对拓宽警务工作、整治校园周边环境、加强对重点人员和高危人员的管控、提高校园的安全防范能力、加强学校内部安全保卫力量、加强校园技防设施投入六项工作进行了有效的落实。对校园技防建设工作中，我局党委政法委组织有关部门并请专业人员到全局5所中小学校实地进行了研究和测算，划定了监控区域，购置了先进的技防设备，在林业局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投资近15万元，进一步完善了校园技防建设。

通过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狠抓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推动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为全局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虽然目前我局的综治基层基础建设整体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还相应地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观念淡薄。一方面是个别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对综治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忽视综治工作的现象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表现为综治责任追究制执行的不够好，影响了领导干部抓综治工作的责任意识。二是工作思路陈旧。个别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在抓综治工作上，创新精神不够，仍然沿袭过去的老办法、老套路，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创新机制和工作方式方法，基层群防群治工作主观能动性不强。三是技防体系还不完善。由于受地域条件的原因，技防覆盖面还不完善，特别是林场(所)、矿区、旅游景点的监控设施还没有与公安局达到同步联网。根据新时期防范工作的要求，技防设施覆盖网络还需进一步增强。四是保障体系还不健全。虽然各基层单位都成立了综治工作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但一些基层单位因人员编制的问题，还没有配备专职的综治工作人员，大部分为兼职，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三、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应采取的对策要做好新形势下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建设工作，就必须实现工作思路上的转变，既实现由以打为主向打防结合、预防为主转变;集中整治为主向强化日常管理转变;以警为主向警民结合、以民为本转变。要从建立打、防、控一体化的社会治安管理长效机制入手，克服一切不利因素，狠抓各项措施的落实，才能不断提高全社会整体防控能力，有效维护好社会稳定。

(一)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必须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新时期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已从过去单纯解决治安问题，延伸和发展为巩固基层政权组织、排查调处社会矛盾、服务人民群众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要特别重视加强工作意识，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责任感，牢固树立依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要进一步健全和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和领导责任制，建立起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责任的责任体系，层层抓落实，切实负起责任，避免形式主义。党委组织部门要把领导干部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绩，列为对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并把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升降奖惩的重要依据，与晋职晋级、奖惩直接挂钩。要严格执行责任查究制度，对责任不落实，严重，工作不力而导致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问题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坚决实施一票否决，并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二)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必须深入贯彻综治工作方针，实现综治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一方面要坚持严打方针，始终保持对犯罪分子的高压态势，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犯罪分子。另一方面，要突出抓好防范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和政法、综治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切实转变重打轻防的观念，改变工作方式，在防范建设上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把防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要按照《全市安全技术防范三年规划》要求，进一步在主要街区、繁华地段、交通干线、旅游景点、矿区和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安装适宜的技防设施并与公安局实现同步联网。要多方筹集资金，提高技防网络的覆盖面，充分发挥技防在社会管理、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等方面的作用，达到有效遏制犯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