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展好地摊经济十篇

如何发展好地摊经济篇1

关键词：摊贩；摊贩经济；治理

中图分类号：F713.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3-0064-02

曾几何时，街边流动摊贩成了城市的街头一景，像是城市文化一般潜移默化地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还记得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长卷画《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繁华的市井，各种各样的商业小贩云集街道口形成繁华的集市，这一切在那个时代看来是多么和谐，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可是把视角转入现今社会，流动摊贩向来被视为一种我们的城市规划中很不和谐的音符，城管与小摊贩时不时上演“猫捉老鼠”“游击战”的戏码，到底是何种原因把曾经构成“桃花源”画卷的居民小摊贩陷入如此境地。

一、小摊贩存在的现状

小摊贩泛指那些摆地摊的流动小商贩――无固定经营门店，自由流动叫卖者。现实社会生活中指与城管搞游击战的无证商贩。他们主要由无业下岗或待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员、部分退休人员、本地居民等组成。贩售点大多集中在商业闹市区、人流集中区，且多为小本经营，起点低，固定成本投入少，没有市场进场费，以方便、实惠吸引了众多市民。

既然存在，则必有其合理性，但同时这样的繁华后面也隐藏着无数潜在的问题和危害，存在着许多对立的矛盾冲突。首先为了了解民众对于小摊贩存在的态度，现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人数为300+，所得结果如下：

1.针对民众一周购买次数。一半以上的民众是愿意购买小摊贩所销售的东西的，可见大多数民众还是可以接受小摊贩的存在，甚至有6.29%的民众平均每天购买一次。

2.针对购买原因。方便、随时可以购买（错过用餐时间）、口味好等，成为支撑摊贩经济茁壮成长的三大主力因素；同时价格低廉、学校食堂难以满足需求、服务态度好等也为其赢得了部分市场。

3.关于是否支持小摊贩被强制赶走。支持的民众仅占9.85%，从数据上便可以直观地得出小摊贩在民众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甚至是目前难以取代的位置，想要完全取缔恐怕会有众多阻挠势力的存在。

二、产生的必然性及存在的合理性

泱泱大国――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化的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自然界的发展演变规律――优胜劣汰，似乎传统生产模式已经迈向灭绝的深渊。但市场需求这股神奇而又无形的力量似乎不能用简单的自然科学来衡量，摊贩经济作为一种简单低级的传统谋生手段，其产生和发展可以说是必然的。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流动摊贩群体产生的先决条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上的保证，使得获得生产自由权的民众开始尝试自己动手摆摊赚钱；同时国企改组战略和城市化进程又为小摊贩群体注入了鲜活的大批劳动群众。由于他们大多是城市中低收入阶层、外来务工人员和失地后进城的部分农民等，文化水平较低，创新能力差，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选择摆摊谋生。

除了政治方面的因素，经济方面的诸多因素也促使了其产生。市场供求规律保证了流动摊贩群体的形成与发展，有需求必然有供给，流动摊贩能够满足城市低收入群体对廉价商品的需求，填补了超市及大型商场满足中高层收入者需求的市场空白；其次再进行市场细分后，夜市摊还能满足市民夜间的需求。城市建设问题的存在，也是摊贩产生的一大助燃剂。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有些社区生活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集贸市场建设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也日益显现。而商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任何能够使自己获利的东西都不会轻易让它逃脱，摊贩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能够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产生之后如何能够生生不息地发展壮大直至蓬勃发展为现今的夜市一条街？它的存在有着不可取代的优势。首先，它是解决我国城市居民生存问题与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摊贩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了自己应得的收入，解决了家庭生存问题，也为城市失业问题做出了贡献；并且摊贩经济有利于弥补城市布局不合理问题，完善城市功能。其次，摊贩是居民自创的经济运营模式，在选择自己买卖的商品上有着绝对的独立自。小摊贩们可以选择模仿市场上已有的商品，抑或是传承家中独门秘方，甚至可以自己创新。无限的自由空间和千千万万民众的独创性，无疑彰显了摊贩经济对于发掘民间创新及传承民间传统工艺和文化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存在的负面影响

硬币有两面，摊贩的存在也是一把“双刃剑”。之所以说小摊贩成为城市规划中不合理的音符，是因为它的存在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1.影响市容，破坏城市环境。其轻巧灵便的特点也导致了它的杂乱与参差不齐，没有规则的摆放、没有节制的随意丢弃以及无法控制的噪音污染、垃圾污染、油烟污染，也许处在夜市之中的我们感觉很热闹繁华，但是这些灿烂之后留下的是满地的油污，整条马路都“奄奄一息”。积攒的垃圾难以处理，导致环境恶化；清理工作量大，又给城市清理工作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

2.阻碍公共交通。小摊贩们极强的流动性致使其能够见缝插针，随处摆摊。但是由于他们普遍不高的素质与文化水平，随处都可以看到小摊贩的身影。只要是人流高峰的地段都会吸引小贩们驻足，严重阻碍了交通。城管只能时不时地和小摊贩们上演游击战，屡禁不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食品安全卫生难保障。近年来食品安全不断被拉入公众的视野，这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思考，地摊上的东西真的卫生安全吗？流动的服务，拿什么来保证质量，由谁来负责？简陋的环境必然伴随的是简陋的设备、非正规的操作，不卫生的产品很容易破坏人们的身体健康，甚至可能引发流行传染病。

4.城管与小摊贩之间矛盾冲突问题。不知从何时起，城管就被贴上了“暴力”的标签，小摊贩看到城管的身影便溜之大吉，如果有的被城管抓到，他们便不分清红皂白地硬性抵抗执法，软硬暴力兼施。“一跺脚，二瞪眼，三踢摊子，四罚款”曾是大家对城管人员形象的描述，若不是多次暴力执法，也不会引发公众的共鸣；同样，若不是摊贩们总是以身抗法，也不会出现这么多暴力事件。

四、治理建议

上述一切问题的存在都为针对小摊贩的治理决策提供了方向。这种公共服务的治理，主力军还是政府。政府想要改善市容市貌，想要迅速地做出政绩，这是其内部机制政绩考核制度所导致的。这样做往往过于极端，釜底抽薪连根拔起，反而是治标不治本，事倍功半。严格取缔、硬性清除难以让广大群众信服，对小摊贩实行“一刀切”的铲除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可能会因此扼杀许多弱势群众的生命之源，且其发展迅猛势不可当。想要规范治理并逐步根除摊贩问题，从短期来看，要对其适度解禁、合法化、规范经营管理；从长期来看，要找出其产生根源，从源头化解问题，逐步取缔。

就短期现状而言，既然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形成了摊贩经济，不如对其适度解禁，指定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段内允许设摊，在城市街道规划几个市场交易点，专供各种流动摊贩规范经营。这样松弛有度的管理模式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由于市场交易点的有限性，会引起流动摊贩之间的竞争，想要留下来必须合法守法，服务做得比别人好，赢得自己的市场；同时又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交易点的设立应该着重考虑城市规划建设的盲区和城市街道交通状况。对其放松管理也意味着政府执法方式需要转变。以往暴力执法的形象在公众心中留下了阴影，因此以后的执法过程中应规范城市管理人员的执法行为，明确执法人员所拥有的权力和义务，更多地秉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放松并不意味着没有度的纵容，对于不遵守条例规定的摊贩经营者仍必须依法严惩。政府应当设立固定的城管执勤岗位，维持维护摊贩交易点的秩序和安全；同时还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完善的摊贩管理制度；组织相关培训，加强其道德、法律意识，发放摊贩经营许可证，保证商品的质量安全卫生，对其合法性进行认可自然就减少了其逆反心理，有助于解决城市面貌和交通等问题、改变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尴尬处境。

解决了短期棘手的矛盾，还应该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从其根源上找到解决方案。摊贩产生的首要原因是失业，那么政府就应该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妥善安置好下岗人员；摊贩有市场的重要原因有城市规划建设不合理，那么就要合理规划建设城市、增添公共设施等等。这些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实施后，摊贩问题自然就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并有望根除。不过，政府单方“应战”或许仍然有些势单力薄，还需要后备力量的支持。在日常生活中，要加大宣传力度，激发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积极调动社会公众力量参与监督管理，军民一心才能使问题更快更好更有效地得以解决。

五、未来展望

流动摊贩是随着我国的发展应运而生的特定经济时期的经营模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也有着不同的面貌、作用和影响。在现今社会，想要把它纳入曾经的“桃花源”民生画卷，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经济大潮不断地向前涌动，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人们的收入水平、文明程度、城市的现代化程度都将不断地提高。到了下一个经济时期，或许上述一切问题随着经济的转变而改变，小摊贩也是以新的面孔呈现在公众面前，作为城市文化的窗口，成为城市一景，和谐、赏心悦目地存在着。

参考文献：

[1] 李越歌.论我国城市“摊贩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治理[J].经济研究导刊，2012，（26）：46-48.

[2] 杨永华.中小企业生存研究报告[J].品牌，2012，（3）：58-59.

如何发展好地摊经济篇2

摘 要 电力企业是国民经济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新时期电力企业的迅速发展，如何控制成本、实现科学的费用管理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本文立足于目前电力企业的费用管理方式，从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管理制度出发，CY公司的燃料费、水费、材料费、人工成本、折旧费、修理费、其他费用、其他支出、税金的分摊办法，以实现加强资金的管理，正确反映企业各经济实体成本、费用、税金及经营成果，理顺财务核算关系，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的目的。

关键词 电力企业 费用分摊 探讨

电力企业是国民经济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新时期电力企业的迅速发展，如何控制成本、实现科学的费用管理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本文讨论了CY公司的燃料费、水费、材料费、人工成本、折旧费、修理费、其他费用、其他支出、税金的分摊办法，期望对其他企业实现科学的费用分摊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引言

费用是指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从“收入―成本―费用=利润”这一公式中可以得知，企业提高经济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增加收入，二是降低费用。企业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各种费用.而这些费用按照其与产品的关系，可以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费用可根据原始凭证直接计入某种、某批或某类产品成本，而间接费用不能直接计入产品成本，需采用适当的分配方法分配计入各种、各批或各类产品的成本。费用分摊是指将企业各部门、各产品之间的共同费用进行分摊，便于各生产成本的科学计算，是实现科学的成本控制的重要手段。

二、电力企业费用分摊现状

（一）费用分摊意识薄弱

目前，我国很多企业存在成本管理观念落后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企业管理者的能力以及对于费用分摊管理理念的认识不足，在企业中没有制定规范的费用分摊制度。

（二）费用分摊方法陈旧

很多企业实行的费用分摊方法过于陈旧，已经不能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也无法达到节约企业资金的目的。

三、电力企业费用分摊优化措施

（一）提高费用分摊管理意识

企业管理者应充分重视费用分摊这个问题，充分认识到企业成本降低的潜力是无穷尽的，提高费用分摊管理意识，将企业的费用分摊工作视为一项系统的工程，从整体与全局多角度考虑，构建出一套科学的费用分摊办法，进而为企业获取最佳经济效益奠定基础。

（二）改革费用分摊方法

为了减少分摊中的不合理性，应改革费用分摊方法，最大限度地划分出各部门的可分费用，使被分摊的剩余费用降低到最小限度。对各部门经济效益的计算，要力求反映出各阶段的效益特征。费用分摊的最终结果，要有利于促进各部门的经济发展，进而给企业带来较好的收益。CY公司实施的费用分摊办法如下：

1.基本原则

CY公司一直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合理负担”这个基本指导原则，坚持凡能直接计入各经济实体的成本、费用和税金项目，直接计入各经济实体核算；不能直接计入的的成本、费用和税金项目，具体分摊到各经济实体。

2.具体分摊办法

燃料费的分摊。

（1）燃料（包括燃油和燃煤）原则上由企业分别采购、分户核算。

（2）不能直接列入各自燃料采购成本的采购费用，首先将采购费用归集在一个核算实体，然后按照购煤（油）量比例在各经济实体间分摊：

某经济实体当月应分摊采购费用= × 当月应分摊采购费用总额

（3）各经济实体根据实际耗用燃料计列当期燃料成本。

（4）由于铁路运输、集中仓储等原因无法分户独立采购和核算的单位，按管理实际明确一家核算实体先集中采购和仓储，再按照各经济实体的实际发电量分摊燃料综合成本，分摊时应充分考虑不同采购批次煤种的热值情况。采用此种燃料分摊核算办法的单位，应向公司财务部单独报备。

水费的分摊。

CY公司主张分别计量生产用水，根据实际发生分别核算，计入当期成本费用。

材料费的分摊。

（1）分别采购、分户核算材料费用。

（2）用于公共设施维护所耗用的材料费，先指定由某一经济实体归集，月末按照公用属性所涉及的经济主体装机容量分摊：

某经济实体当月应分摊材料费= ×当月公共设施材料费总额

（3）对于随电量增减变化的脱硫、脱硝等材料费用，先指定由某一经济实体归集，月末按照各经济实体耗煤量分摊。

（4）用于公共铁路维护所耗用的材料费，指定由某一经济实体归集，月末按照公用属性所涉及的经济实体耗煤量分摊。

修理费的分摊。

CY公司将发生的大修费用和维护费用，能直接计入各自生产成本的直接核算；公共设施修理费用由某一经济主体归集，月末按装机容量比例分摊：

某经济实体当月应分摊修理费用 = × 当月应分摊修理费用总额

折旧费的分摊。

折旧费是固定资产在使用中，按固定资产额及其折旧年限，计算出的每年应分摊的费用。通常按资产原来成本的固定百分比来计算，该金额须定期记入支出账内或从总收入中扣除，以弥补该资产的贬值。CY公司将计提的固定资产折旧，直接计入各自生产成本。

人工成本的分摊。

企业人工成本是指一定时期内企业在生产经营和提供劳务活动中使用劳动力而发生的各项直接和间接的费用总和，主要包括以下七项：职工工资总额、社会保险费、劳动保护费用、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费、职工住房费用和其他人工成本费用。CY公司按照职工劳动关系及工作性质在各经济实体直接列支，分户进行人工成本的核算。不能区分的先在指定的某一经济主体归集，按照董事会或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工资总额比例进行分摊计入各自生产成本：

成本= × 各经济主体当年累计发生工资成本总额

其他支出的分摊。

CY公司对于发生的营业外支出、其他业务支出、财务费用等，CY公司主张由各经济实体直接列支。

其他费用的分摊。

CY公司将发生的管理费用等，能直接计入各自损益的，在各经济实体直接核算；不能直接计入各经济实体的管理费用等，按章由某一经济主体进行归集；发生的营业外支出、其他业务支出、财务费用等，由经济实体直接列支。

税金的分摊办法。

费用分摊法是通过对成本各项内容的计算、组合，使其达到一个最佳成本值，以实现最大限度地抵消利润少缴税款。利用费用分摊法影响企业税负水平时关键在于解决这样两个问题：如何实现最小利润支付和如何在费用摊入成本时使其实现最大摊入。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印花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等各项税金由各经济实体直接核算、缴纳。

（1）CY公司用于公共设施维护所耗用的材料进项税，由某一经济实体归集，月末按照公用属性所涉及的经济实体装机容量分摊：

某经济实体当月应分摊材料费进项税= ×当月公共设施材料进项税总额

（2）公共设施修理费进项税，由某一经济实体归集，月末按照公用属性所涉及的经济实体装机容量分摊：

某经济实体当月应分摊修理费进项税= ×当月公共设施修理费进项税总额

（3）应分摊的其他费用的进项税，按照装机容量比例分摊：

某经济实体当月应分摊的其他费用的进项税 = × 当月应分摊管理费用的进项税总额

四、结论

电力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是最重要的基础能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电力企业面临着较大的竞争压力，因此进一步规范电力企业运作过程中相关费用的管理，实现费用的分摊是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的重中之重，也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的主要途径。CY公司费用分摊法清晰明确，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值得其他企业的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陈志冲.关于企业管理费用分摊办法的探讨.金属再生.1988（06）.

[2]薛梅芳.浅议协调财务与业务的关系有助于财务管理充分推动企业的整体管理.财经界（学术版）.2009（12）.

[3]张定琼.企业如何实施人工成本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2004.

[4]赵道致，张进昌.计及产品需求弹性与成本的调价策略分析.天津理工学院学报.1996.12（4）.

如何发展好地摊经济篇3

关键词：地摊经济；地摊商家；管理；牛排

1概述

2020年，全球因新冠肺炎病毒（2019-nCoV）的影响，各国经济均受到严重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0年6月了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负4.9%，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9%的数据①。国家为了顺应抗疫下的经济发展需要，在2020年5月27日，中國政府中央文明办决定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摊贩作为2020年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这个信息被公众和媒体解读为我国对“地摊经济”的松绑，随之全国各城市开始规范恢复和支持“地摊经济”。

然而，毋庸置疑地摊经济为百姓民众提供了一个几乎“0成本”的创业机会，平时只在商店售卖的商品也可出现在地摊，地摊商品种类多样，覆盖餐饮小吃、生活用品等行业。笔者经过实地走访观察发现，“牛排”作为承载西餐文化甚至在中世纪具有贵族内涵制作吃法讲究的食品，通过生产经营模式创新，如今也进入了地摊市场。笔者通过与商家进行深入探讨交流，发现了“地摊经济”潜在的问题，随后再通过“地摊牛排”的案例研究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

1.1研究方法

作者采用实地调查和深度专访的方式获取、整理并提炼信息；结合微观经济理论和案例分析剖析“地摊经济”的一般商品市场，案例分析“地摊牛排”在地摊市场的表现，最后对比和联合分析出“地摊牛排”带给地摊商家和管理者关于发展地摊经济的意见建议。

1.2研究对象

笔者选择自己的家乡（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作为研究地，研究地有“地摊经济区”可供笔者走访对比调查。本文研究以“牛排”为销售主体的实体门店和地摊店的两种模式下商品市场为案例分析对象，同时也假设出其他一般商品在两种经营模式下的市场做理论分析，并与前研究案例进行平行比对分析。

1.3研究目的和意义

学界已有研究表明，我国对“地摊经济”的松绑，必然能对国内就业和经济起到积极作用。然而，地摊市场的出现也会对原先市场的门店商家带来挑战。

本研究报告旨在支持地摊经济的背景下，借助微观经济理论，通过模拟地摊和门店一般商品市场的供需变化，分析出其背后问题。再探索“地摊牛排”为案例的市场变化并从中总结出经验和成果进行比照，力求起到窥一而全身、特殊到一般的效果，最后向地摊商家和管理者给予发展“地摊经济”对策建议。

2中国“地摊经济”历史演进和当今意义

任何一种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的背景和历史根基可循，从它的历史演进出发，可更全面和理性的看待当前我国“地摊经济”的时代要求和使命。在当今中国，地摊经济虽以一种火热的势态进入大众眼帘，但追其根踪其实它早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有雏形并慢慢发展绵延至今。

文章主要梳理其重要脉络，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最明显的出现商品剩余随之带来贸易的时间点就是商周时期，商时出现了专门交易的场所“肆”，普通平民在这里就是靠摆摊贩卖来偶尔卖些剩余商品；汉初时曾出现过活跃的地摊经济“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洪范》八政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②；隋唐时曾出现“司市”即“城管”，唐后期集市发展普遍，出现草市、野市。然而，宋朝在中国古代经济算是最发达的朝代，没有太多官府限制，出现了“夜市”，设置“街道司”对地摊进行管辖③，而繁荣的情景《清明上河图》就是最好的佐证；明清出现商业资本的萌芽，小说《红楼梦》里关于街边摊贩的描写场景就是很好的说明。到现代改革开放后，地摊经济一直处于被管制的情况，虽如此据黄耿志教授推算，依然有1.14亿人从事非正规经济行业。

从古至今的经济形式的发展演进那都是每个时代博弈的均衡，在既有的地摊经济的历史框架下，笔者认为当前“地摊经济”的恢复意义重大。已有学者研究表明非正规经济可提升城市化进程，提供就业机会，减少城镇失业率。④在我国当前经济承压和就业下滑的情况下，“地摊经济”作为此前的非正规经济的一种形式，作用不需赘述。

然而，当前中国已进入新时代，其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地摊经济”则不再是古代农民经济背景下填补百姓普通供需简单交易的载体，更不是如往日被“一禁了之”的“单调”管制；相反，它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基调上，有着供给侧改革“减税降费”“三保”等智策的背景里，现在“地摊经济”重回舞台，必然意义非凡。市场的竞争不会可怜弱者，商品的供需在市场无形的手下有序分配，“地摊经济”商品市场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它的低成本低门槛给很多失业者或各群体带来创收机会的同时，它也分割着市场既有的资源，其潜在的问题是值得研究探索的。

3当前中国“地摊经济”潜在的问题

笔者通过在家乡（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地摊区域的实地游走和观察，发现了一个地摊市场的“新贵”——“牛排”，大众观念里它是西餐的代表，且从做到吃都很讲究，可如今以新的模式进入到“地摊市场”中，然而它在“夜市”里依然体现出它的竞争力，从实地观察的客流量统计它并不输其他“口碑”摊贩。经研究发现它的竞争力并不是直接和牛排实体餐馆一起竞争，企图共分市场，而是发挥一种“市场补充”与同行合作的效用，让消费者的多样消费需求更加得到满足，实现收益。“地摊牛排”在市场发挥其竞争力同时，同行实体店家的利益也未受侵占，这样的“地摊经济”是对市场的补充，想必是受市场欢迎和接纳的满足消费者的多层消费需求。

然而，在和“地摊牛排”的经营者深入探讨中发现了其他的一般性问题。地摊因为不收税甚至不缴费，或者缴费费率低廉的特点，低门槛给予了很多人创业经营的机会，同时他们的商品大多价廉物美。然而在短期市场总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地摊商家凭“低成本”的优势向市场输入商品则可能会与有铺面租金成本的同质商品实体门店产生直接的竞争，但如果向国家纳税的实体商家因为地摊经济的出现导致入不敷出甚至悄然退市，这局面也是管理者们不愿看到的，背后潜在的市场竞争的问题就是文章剖析的内容。

3.1研究假设与条件

从浅析的层面出发，不考虑实体店主税率和地摊商贩交通成本和设备成本等因素；同时为了使分析简洁且有代表性，本研究不对商家的产出和成本做细致深入的测算和研究；所研究的商品除了有特指外，研究对象均为一般商品（即商品价格和数量呈反比的商品）；本研究也不考虑消费者收入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仅在市场商品的价格和数量两因素之間展开分析。

①因地摊低成本，行业厂商进出无障碍，因此在同质商品市场里它趋向于完全竞争市场，因此本文除了案例特点分析，其余的论述假设均基于完全竞争市场情况下进行。

②同质商品商家产出，引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K代表资本（capital），L代表劳动力（Labour），A代表生产率或生产方式的影响因素。

③同质商品地摊商家的生产成本只包含可变成本Cs=VCs，门店商家的成本包含固定成本和其余可变成本Cp=FC+VCp。

3.2研究过程

先模拟从售卖一般同质商品的地摊商家和实体商家存在的市场竞争和挤占问题探讨，再对比“牛排”行业的地摊商贩和实体店家的市场。

3.2.1假设售卖一般同质商品的地摊商家和实体商家，在经营时间有重叠的情况下，其一般供给需求均衡图如图1。

观察图1可知，如图所示，横轴为市场同质商品的数量，纵轴为同质的商品，供给曲线（S）需求曲线（D）当市场只有实体商家时，市场均衡点在（Q，P）。当市场加入了地摊商家后，市场短期总需求不变，但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右移，市场的均衡点移动到（Q′，P′），意味着商品价格将会下降。

对于地摊商家，其的生产成本在短期只有可变成本，最直观就是不需承担高额的铺面租金，成本低，无租金压力，因此即使商品出售价格相对低，一般情况下这不仅不会对地摊商家盈利造成太大影响，地摊商家甚至会凭借价格低的优势，转为其市场竞争力。

对于实体商家，地摊商家售卖其同质商品，将会对其交易价格和数量造成冲击，商家甚至会选择降价。可商家应当权衡自身成本，商家的成本除了可变成本以外，还包含着每个月需缴纳的租金作为固定成本，从完全市场的利润最大化的角度思考（边际收益=边际成本），一旦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商家将会视情况考虑停业。此外，实体门店商家作为政府税收收入来源的重要群体，收益下降将导致税收下降。

其实，刚才我们分析的一般同质商品在实际市场的观察中发现有很多这样商品，且它们的地摊和门店的经营时间均会有重叠，于是潜在着地摊商品冲击门店商品供给“抢蛋糕”问题。例如，生活用品行业的口罩，地摊商家可以出售1元一个，而实体药店或生活用品店考虑诸多因素后定价口罩2.5元一个，同质的商品悬殊的价格，势必会对高成本的门店商家造成影响；类似的有实体花店和地摊花店，以及其他存在经营时间有重叠的实体和地摊营业的小吃，玩具等行业。3.2.1的研究分析虽是简单的经济理论推导分析，可是它却反映了在地摊经济的发展中，在商品市场需求既定的前提下，很多行业的地摊商品存在对同质商品实体门店造成供给冲击“抢蛋糕”的潜在普遍性问题。

3.2.2对比分析食品行业的“牛排”店，在实体店和地摊店两种情况下，经过实际统计调查，比照双方牛排的均价，将其实体门店牛排价假设是43元，地摊牛排价是25元。此外，进货渠道和材质一样，排除商品本身的成本差异因素。为了将市场的分析更简洁直观，研究假设当地市场只有1家实体牛排门店，且只有1家地摊牛排店，市场的商品供需变化分析如下：

①在只有1家“牛排”实体门店的情况下，商品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以及市场的需求如图2，它更趋向于垄断市场的图形，均衡量为Qp，均衡价格Pp为43。

②假设在只有1家“地摊牛排”的情况下，由于成本只有可变成本，且成本低，于是它的边际成本会相较平缓地向上延伸，随之市场均衡交易量会偏多，价格Ps=25偏低。

③综合图2与图3的对两个市场的单独分析，再结合门店和地摊“牛排”的实际观察和采访的经营状况，研究发现虽两者是同行业的两家店，但并未出现明显的量或价寡头博弈，反而两者因为各自的优势在满足着不同的消费群体和需求，并未出现3.2.1出现的因地摊市场而带来的与实体挤兑门店商店的挤兑的潜在问题。相反，他们更加偏向于更像是“牛排”市场的一次内部合作，因各自特长进行了一次价格歧视，最终服务了不同消费群体，支撑自身发展。

具体阐述，首先两者的主要营业时间并未出现叠加，门店的经营时间一般为下午4：30至7：30，而地摊店的经营时间为晚上8：00至次日凌晨1点，避开同时段抢客流的竞争局面；此外，两者的定价和服务方向不一样，丰富着市场供给满足着消费者不用的消费偏好，例如，出于各理由，偏向到门店消费舒适高雅的牛排用餐环境等门店提供的综合服务的会选择花高价钱到门店用餐。然而，部分消费者愿意让渡部分需求，偏向低价但也专注于消费牛排的“夜市”氛围的，他们会选择“地摊牛排”。

综上，无论是门店还是地摊牛排都满足着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我们又权且模拟把图2和图3叠加在一起，门店满足不了的消费需求由地摊来补充，最终社会总价值剩余提升，它接近垄断市场进行了简单的价格歧视，用两个价格水平满足着市场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需求。回归研究主题，因地摊市场的加入将社会消费者和商家的价值剩余都提升，当前地摊经济有望为提振经济、拓宽就业带来积极效应。

3.3研究结论

根据我国当前的地摊市场的情况，大部分商品的地摊商家同质商品的门店商家，潜在着商品竞争的问题。当市场总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地摊市场加入会提升商品交易量，使均衡价格下降，分割门店既有利益，甚至存在挤兑的风险。

通过地摊与门店牛排的对比联合分析，得到当地摊商品和门店同质产品存有潜在的合作和补充关系时，市场需求多样性会进一步得到满足，供需双方的价值剩余会得到提升，门店和摊店商家均可获利。

此外，研究发现，可将商品行业的经营时间作为划分点，利用经营时间的不同和生产模式的创新性，可甄选出有“合补关系”的同质商品，通过地摊商家对它的销售，充分发挥“地摊经济”的优势，扩大赢面，提高社会价值总剩余，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为经济提效助力。

4意见与建议

根据本论文的研究结果，笔者将从发展地摊商品经济的角度主要给地摊商家和城市管理者提出建设性意见。

如何发展好地摊经济篇4

论文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地摊,合法化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 2020 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服务型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促进人民福祉最大化的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化服务理念，提升服务水平，通过切实有效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创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就当前看，要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运行机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向以人为本、便民高效、程序规范、公开透明的根本转变。就长远看，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是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不断回应公民和社会的需求，从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本文要谈的，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地摊合法化的形式。那么，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地摊合法化。

1.占道经营的概念

占道经营是指经营者占用城市道路、桥梁、城市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盈利性买卖商品或服务的行为。其特征之一是经营者从事的行为具有盈利性，二是经营者行为必须有一定的过程，即买卖行为的发生，三是占用和利用城市公共道路资源，具有一定的利己性，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2.占道经营的现状

2.1国内现状

我国内地从事摊贩职业的人口总数，至今没有官方或学术数据。据台湾的调查，截至2003年8月底，台湾地区摊贩从业人口计443797人，占总就业人口的4.6%。参照这一比例粗略测算，内地摊贩就业人口约为2553万人。

就北京来说，《北京市2003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2003年北京市409.5万流动人口中，摊点经营人员占6.78%。依此数字推算，当时北京有近30万名游商。

2008年3月南京“三项整治”的时候，统计出江南8区共有长期占道摊点5000多个，其中“街道认可的无证摊点”4000多个。

2.2西安的占道经营情况

西安市游商主要集中地区：骡马市（后改建）、小寨好又多天桥、小寨百盛至小寨十字过街天桥、小寨军区服务社、纬二街雁塔文化新天地、八里村村口、师大路等；各学校门口（食品）

3.占道经营为市场经济带来的正负外部性

在一条很多地摊的街上，有个小摊人气旺到看不到摊位了，而且一直持续到收摊为止，那就是一种文化推动，很快，类似的商品就会充斥这条街，甚至从地摊布满店铺，这种只有文化才具有的推动力，也可以靠地摊来实现，这就是地摊文化，因为她照顾到了需要她的客户群，并且创造了也培养了客户群。占道经营的好处是很显然易见的，民众购买商品选择性大，方便，实惠；为大学生自主就业、创业提供机会，解决就业压力；增加城市活力等。

但是就对整个城市环境及社会治安等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城市变得脏、乱、差；对城市的交通造成负担，影响人们出行；市场无序经营，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尤其城市容貌管理者、执法者与摊贩的矛盾日益激烈，已经对社会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这些执法者在人民心中也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人们产生了对社会对国家的负面的情绪。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摊是游走于法律之外的一种经济形势、经济体制，既得不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又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如何使这些是求生求存的人或者自主创业的人得到保护与指导，政府需担负起很大的责任。

4.地摊合法化——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在他的《城市有限放开流动摊贩经营的建议》中提出，中国可借鉴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实践经验。比如，让小摊贩合法化，划定区域和时段，让其有序经营。各城市可根据城市规划、市民需求，划出一定区域，限定时间、地点经营。“比如，对卖早餐的，可考虑在早上7时半前结束，不影响市民上下班，对交通不造堵；而一些卖小商品的，可允许在晚上7时半后经营，晚上12时前结束。”

对于解放摊贩后，城市的市容、交通、卫生等方面会带来的问题，张育彪认为，现在城管执法人员对摊贩实行强行驱赶或取缔，反而会遇到激烈的反抗。解禁摊贩是在不影响群众生活、保证城市管理效果的基础上的，国家应该变“堵”为“疏”。

目前已有少数几个地方进行了“摊贩合法化“的试点，效果都很好。比如，镇江市城管局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启动“民主自治”试点。八位摊主一致同意无记名投票选出正副小组长，通过抽签进行摊位排序。商定自路口向北20米内摆放摊位，按序号定时轮流交换位置，正副组长监督协调。试点一个月，大家都规规矩矩，既用不着起大早抢位子，也不用跟城管队员吹胡子瞪眼。秩序规范了，市容整洁了，关系和谐了。城管的工作模式发生质的变化，从执法为主转变成协调为主。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20日通过《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的决定》。这部条例明确提出摊点合法化，用“马路经济”缓解就业难题。

镇江：尝试马路摊贩自我管理。镇江市义士路的马路摊贩曾经因为抢占摊位三天两头吵架，时不时打得头破血流，义士路一度成为镇江市脏乱差的典型。2007年年初，镇江市城管局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先后召开三次协调会，最后于2月6日正式启动“民主自治”试点。

2007年4月12日上海市新闻发言人焦扬宣布《上海城市设摊导则》将于5月1日前公布试行，申城将率先对城市摊点不再一律封杀。据粗略估计，申城无证摊贩不低于5万，禁了数十年。试点开始后，上海已组织了25个街道（镇）开展设摊管理疏导试点，全市中心城区共设置室内疏导点35处，室内集中疏导点28处，约安置了5100个摊位。而且，通过疏堵结合的管理模式，城市乱设摊蔓延现象得到有效控制。上海在尝试给马路设摊“解禁”，引起全国强烈关注。然而，马路设摊“解禁”一年间，改革措施却推进缓慢，原定2007年5月公布的《上海城市设摊导则》至今尚未面世。

2007年4月份，南昌市湾里区在全市率先试点解禁马路摊贩。所有摊贩可在部分人行道上摆摊，规定经营的时间为每天18时至23时。

通过这些试点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对摊贩的合理整治在城市建设和城市全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有重要影响，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我们的政府怎么做。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转型时期，我们的政府对地摊的问题如何解决体现了政府的服务品质。西安的政府如何去治理西安的占道经营，摊贩，也是体现了西安市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如果我们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真正使城市管理变“堵”为“疏”，即能大力推进我们西安市政府作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张向宏，服务型政府与政府网站建设[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孙选中，服务型政府及其服务行政机制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3]杜振华，公共经济学[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4]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如何发展好地摊经济篇5

盛宴结束了，主人家当然要进行盘点了。这不，10月31日，官方的统计数字马上就出来了：截止至10月29日，本届采购商到会17.7万人，较上届19.5万人的历史最高水平下降9.3％，是“非典”后的首次下降；成交额294.3亿美元，较上届微增0.7％……

对于多次参加过广交会的笔者来说，看到以上的官方数据，只能报以轻微的冷笑，因为“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是中国的国情，其中有多少水分，行内人心里是有数的。每一届都是这样，这个“成交额”，是各参展商随意报上去的所谓“意向订单”，最后能有40％的成功率就要感谢佛祖、上帝或者真主了。每次看到这些数据，都忍不住一阵恶心，但恶心的次数多了，也就习惯了。

本人并不否认广交会所蕴藏的巨大商机，毕竟“中国第一展”的名声不是靠吹牛就能建立起来的，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基本得到了商界的认可。正因为如此，广交会的摊位才能如此抢手，无数企业为了获得9个平方的摊位而使出八仙过海的各种手段，甚至冒着被查处的风险从中介手中高价购买。据一些“炒家”透露，单单在广州，在炒卖摊位的行当里就有数以万计的从业者。笔者曾经登门“拜访”过5家这样的公司，都位于住宅楼里，几张桌子，几台电话，一两台电脑，一叠摊位位置图，就是他们的家当。笔者所在公司是一家生产办公用品的公司，以前以内销为主，从2003年起开始参加广交会，当然，作为一家发展中的民营企业，要从所谓的“正规渠道”获得摊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也只能通过炒家来购买。自从参加过一次广交会以后，每到2月、8月份，笔者的手机就会有一些陌生的电话打进来，或者在公司里收到很多所谓 “展览公司”、“贸易公司”发过来的“广交会摊位调配”的传真。至于如何知道手机号码、传真号码，有“炒家”坦言：我们是吃这碗饭的，拿个号码还不容易吗？

炒卖摊位现象的存在，不能怪购买者，也不能怪炒卖者，其根源在于建立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展位分配制度。广交会的展位是由商务部按照政策计划派发的，领到指标的省和商业协会，再分发到各个地市。获得大量展位的多数是国有企业，包括生产商、贸易公司等，但不少企业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多展位，于是就把多余的摊位卖给有需要但又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摊位的民营企业，这样，中介就应运而生了。一般而言，中介的老板跟交易团或者大型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关系密切，知道谁的手里有摊位；再去联系有需要的“客户”，把摊位倒手，从中赚取差价。因此，原来3万左右的一个标摊，往往被炒到7、8万，甚至12-15万，价格跟展位的位置好坏或者市场供求情况有着直接的关系。笔者所在企业，从中介购买展位，最便宜的一次是7万/个，最高的是12万/个，每次都是购买两个。没办法，因为企业要快速拓展外贸，广交会是一个难得的平台。2002年，笔者所在企业的年出口额不足200万人民币，而到了2005年，年底出口突破2000万已基本成为定局。投入与产出一经对比，可以看出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企业愿意高价购买摊位了。

对于一直存在的摊位炒卖现象，以前官方不愿意承认，总是以种种名义敷衍了事。但随着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渴望通过广交会获得国外订单的中小型企业越来越多，炒卖摊位的现象也随之越演越烈，与此有关的诈骗案也越来越多，大批中小企业深受其害。盖是盖不住了，于是，在第96届广交会（2004年秋交会）开始，主管部门出台了所谓的“展位问责制”：广交会展位仅限经资格审查、复核和备案的参展单位使用；任何参展单位均须以实际使用者的名义如实进行备案登记，并承担所有相应责任；凡属展位实际使用单位与展位眉板标明的参展单位或联营（供货）单位不一致的，均视同违规。各交易团、商会（协会）与其所安排的全部参展企业签订《展位使用责任书》；每个展位须指定展位负责人。

从字面上来看，好象相当严格，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更象是一个“为婊子立牌坊”的笑话。

此政策出台后，展会立刻出现了大量的所谓“联营企业”，其中标摊更为明显，从98届交易会来看，流花展区50％以上的标准摊位都是号称“联营”参展，琶洲展馆因为特装展位较多，比例相对较少，估计在20％左右。具体表现为：摊位楣板左侧大书特书“XX公司”，右侧则写着“联营/供货单位”，右上方还有一个黄色的“参展许可证”，上面是参展企业的相关信息。如果仔细观察，有心人可能就会发现问题，例如：参展商是北方某某汽车工业公司，“联营/供货”商却是东部沿海某某工艺品厂；前者是西部某某畜产品进出口公司，后者却是南方生产文具的工厂……这种奇怪的情况数不胜数，不明就里的人可能还真以为后者是前者的合作单位，说不定还为我国大范围的跨行业、跨地区的商业合作而叫好，而熟悉内情的人却心照不宣。对于不熟悉中国国情的“老外”来说，这就更加费解了，曾经有一个第一次参加广交会的老外跟笔者较过真，他对我说，你们不是南方的企业吗，为什么和北方一家毫无关联的企业联营呢？笔者无言以对，也不想解释太多，只好说：可能是组委会打错楣板了吧。

其实，所谓的“联营”只不过是一场欲盖弥彰、类似于嫖客与妓女关系的闹剧。所谓的“参展商”其实就是摊位的卖方，“联营/供货”单位就是摊位的买方。买方通过中介或者直接与卖方取得联系，双方起草一份子虚乌有的所谓“联营/供货”合同（有的交易团不需要），表明彼此之间平时是有生意往来的，然后和公司其他资料一起交到组委会登记、备案，这样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合乎规定”了，参展时，“嫖客”与“妓女”的名字就可以冠冕堂皇地写在楣板上，放心行事了。组委会不知道吗？你说可能吗？

虽然笔者也随所在公司参与了这种游戏，但每看到一个“联营/供货”的牌子，就忍不住的恶心半天。走在展馆里，仿佛看到了无数的贞节牌坊，而每一个牌坊下面，都有一对关系不正常的男女在行苟且之事。

随着电子商务及其他专业展会的发展，广交会必将受到新的考验，从本次采购商人数的下降也可以看出一些苗头，的确，现场气氛已经没有了以前那种人声鼎沸的感觉了。为此，《经济观察报》发出了《广交会大旗还能扛多久》的质疑，也对广交会面临的考验及解决措施作出了分析。笔者认为，最根本的还是体制！

如何发展好地摊经济篇6

关键词：流动摊贩；社会控制；南宁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060-02

2012年9月到12月期间，笔者对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兴宁区、青秀区、江南区数十条街道的流动摊贩进行了总共500份问卷调查，其中收回有效问卷492份。从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广西南宁市的流动摊贩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从表1中，受教育程度上，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南宁市流动摊贩群体基本上都接受过教育，但是相对集中在中等教育及以下阶段，占了总人数的79%。高等教育阶段人数所占比例较少，只有21%。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群体的总体受教育程度并不高。

从表2中，南宁市流动摊贩群体的年龄分布情况来看，这个群体的年龄大多集中分布在20岁到39岁之间，以青壮年为主，占了总人数的58%。值得关注的是，其中50岁到59岁之间的人数也占有19%。

从表3中，经营类型来看，南宁市流动摊贩群体的经营主要集中在饮食与服饰两大类。其中饮食类中又主要以烧烤、小吃、季节性水果为主。服饰类以季节性衣物、鞋帽、箱包为主。

从表4可以看出，南宁市流动摊贩群体中，绝大多数人是以经营流动性摊贩为主要职业。设摊的经营收入基本上就是其主要收入来源。

从表5中可以看出，南宁市流动摊贩群体的月收入相对集中在3000元以内的阶层，占了总数的79%。总体来说，这个群体的收入水平偏低。

一直以来，流动摊贩在城市化过程中总是扮演着一个尴尬的角色。他们这个群体和城市管理者们总是在进行一场没完没了的猫捉老鼠的游戏。近年来，我们屡屡在新闻报纸中看到城管打死人，城管被打死之类的沉重的消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对流动摊贩的控制手段主要是以硬控制为主，实现手段是通过城管强行执法，没收流动摊贩经营者的经营工具，经营收入，或者进行罚款等方式来达到禁止从事流动摊贩经营的目的，此种手段难以达到一个较好的效果。

一、流动摊贩治理难的原因

流动摊贩管理困难的原因并不是单一和偶然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从经济上看，流动摊贩由于经营成本低，管理费用低，很多情况下只需要一个人，一辆推车甚至一个袋子几张报纸便可进行摆摊设摊。相较于其他有固定经营场所，规范经营执照的工商户来说，流动摊贩具有不可比拟的成本优势，这也是为何很多人选择摆摊设摊的谋生方式。

其次，从历史上看，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自古以来都是老百姓的一种谋生手段。只是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流动摊贩群体的过分膨胀在城市化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而将其纳入到了治理的途径。纵观国际上城市管理的方法，对流动摊贩的态度，大多经历了从排斥、驱逐到认同、疏导的过程[1]。

再次，从法律上看。城管对流动摊贩的处罚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城管的执法依据主要是各种地方性法规。在笔者对南宁市进行实地调查的过程中了解到，虽然没有一个流动摊贩是具有经营执照的，但是这种无照经营的方式与非法经营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南宁的大街小巷中的流动摊贩主们出售的货物大多是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货物。而对他们进行没收、处罚这是与立法精神相违背的。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的生存伦理理论中说道，人的生存底线不能被侵犯，否则弱者也会奋起反抗。从表4中可以看出，南宁市流动摊贩群体中，绝大部分人是以此为主要谋生方法，是一种生存型的手段，当城管没收他们的工作设施、进行罚款时，其实这是在剥夺这个群体大多数成员的生存权利，如此一来矛盾就很容易被激化。

根据表1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南宁市流动摊贩经营者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属于弱势群体。没有一技之长，只好选择这样的一种各方面要求较低的谋生手段来生存。假如他们不从事流动摊贩的工作，由于自身技能的限制，他们无法有效地寻找到另一条生存之道。如果以硬控制方法对其进行强行的治理，这便等于暂时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这也是与以人为本的观念相背。

二、南宁市流动摊贩的社会控制手段

近年来，我国的流动摊贩治理模式主要是政府管控型，而且是一种严格管控型的突击制。这样的一种硬控制手段虽然有一时的成效，但是目前的实践已经证明，这样的一种治理模式成本高、效率低、认可程度低，社会影响不好，是一种与当今时展潮流与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相悖的治理模式。在南宁市某些街道的流动摊贩数量庞大，他们的经营活动的确造成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扰乱市场、影响市容市貌等消极的影响。但是突击治理的硬控制手段多年以来并未到达治标治本的效果。

笔者认为应该变“突击围堵”为“日常疏导”，变“管治”为“服务”。在流动摊贩的治理过程中，我们应该明确一个理念，那就是：这些流动摊贩的生存权应该是比市容市貌更重要，比市民出行走路的便利更重要。若直接以强硬的城管突击式检查方式禁止摆摊，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可能被逼近的走投无路，就会去偷去抢，这便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这样的一个社会后果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要比允许摆摊设摊的代价大得多。

在笔者的调查过程中，流动摊主们坦言，他们也不想影响交通、污染环境，只想养家糊口，方便他人。如果政府可以提供一个固定的场所，受访的摊主90%以上愿意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在固定的场所从事设摊活动。笔者认为，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生存空间，兼容包并是最原本的含义，我们当从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思想出发，结合当前的制度环境、国民素质等多种因素，综合考量流量摊贩的社会控制问题。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帕克告诉我们，城市最根本的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化生存与发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流动摊贩的存在涉及的不仅仅是出来摆摊的那一个人，在笔者调查的南宁市的流动摊贩中，一个街边的流动摊贩往往是一种生存权利的体现，是一个家庭生活来源的保障，他们的存在是有他们的道理的。

所以，笔者建议，在当前中国的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流动摊贩治理模式中，可以分区域对流动摊贩进行管辖。比如在主干道、交通枢纽、广场、等人口特别密集，容易造成交通混乱与不良影响的区域，为“绝对禁止区域”，此区域内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可摆摊。第二类便是相对禁止区域，是参照“绝对禁止区域”而言，在避开人流、车流高峰期，特殊时期（如中国—东盟博览会期间等），规定一定的时间段允许其设摊。当然，在此设摊的规模、经营范围都应该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具体的实行标准应视该地域的具体情况来确定。第三类便是“友好设摊区”，此类区域可以在行人、车辆较少的道路两旁的宽松区域设摊，也可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定点定时营业。

当然，这种政府主导的区域型治理模式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第一，因为城市的空间资源是有限的，城市规划的格局已经定型，重新专门给流动摊贩划定经营区域势必会影响到多方利益，这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工程。并且，如果流动摊贩的人数规模较大，数量有限的“友好区域”则根本不可能容纳众多流动摊贩的进驻，就更别说“相对禁止区”了。第二，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控制手段主要依靠政府财政的支持，可是政府的财政有限，并不一定可以照顾得到流动摊贩群体，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政府很可能会消极对待或者将流动摊贩的经营区域规划在偏远清冷的地带[2]，这样流动摊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政府主导型的治理模式下还需要推进流动摊贩的合法化进程。流动摊贩的合法化利国利民利城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所带来的就业压力，提高流动摊贩群体的生存质量，在法律作为后盾的支持下，一个好的摊档完全可以养活一家人，缓解社会矛盾，解决一大民生问题[3]。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在2009年7月21日《个体工商户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布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关于流动摊贩合法化问题的热烈讨论。因为在此《征求意见稿》中，登记事项不包括经营场所，所以无固定经营场所的流动摊贩可以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因此他们的经营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可是在2011年3月30日公布2011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个体工商户条例》的第8条中已经明确表明，个体工商户登记事项包括经营场所，至此，关于流动摊贩合法化的争论也就暂时告一段落。

虽然现在在法律上，流动摊贩并不能申请成为个体工商户以寻求法律上的保护，但是他们这个群体的生存的权利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特别是要提高城管执法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在笔者的调查过程中，不少流动摊贩反映，城管执法粗暴，在调查中笔者的团队就亲眼目睹城管与摊贩主的拉扯暴力事件。并且还多次有流动摊主反映，城管雇用城市无业人员来提供线报或者管制他们，这对城市管理者的公信形象来说已经大打折扣，社会影响相当恶劣。

笔者认为应当按照我国《立法法》的具体规定以及精神制定出一部专门的城市管理执法法律，使城管部门的执法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执法程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工作，对流动摊贩可以采取思想教育、人性化管理和服务等[4]，而非纯粹暴力的手段，使执法过程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解决其合法性、权威性不足的问题。

当然，在实施正式的控制手段和硬控制的同时，还可以结合非正式的控制手段与软控制手段。流动摊贩的经营者可以向政府的城市管理部门进行备案，登记经营内容，经营地点，经营时间等相关信息。城管部门做好相应的登记之后，给每位摊主发放经营许可，并定时检查。对不扰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的摊贩可以在规定的区域、规定的时间规范设摊。对不遵纪守法，违反法律规定内容，造成不良影响的摊贩，可以进行处罚性的负激励措施。在这样的一种竞争的环境下，摊贩的自主性则会被激发而提高，便可以减轻城市管理工作者的压力，从而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的阶段。

流动摊贩的治理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在国际上，也很少有国家像目前的中国一样对流动摊贩进行严格的管控[5]。在新加坡、韩国、日本、泰国、墨西哥、法国等国家，流动摊贩都可以和谐地生存下去。目前的中国出现的流动摊贩所造成的影响以及管治难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快速的经济发展与相对较慢的城市文明建设速度之间的矛盾。实践已经证明，当前的政府主导型的突击型硬控制治理模式并不能有效地解决流动摊贩问题，应当将多种控制手段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应用到控制过程中，方可有效地疏导城市流动摊贩带来的问题，让流动摊贩的生存与城市的发展可以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张国平.城市流动摊贩管理难的成因与治理对策[J].商业经济，2008，（3）.

[2]蒋云.流动摊贩管理的困境与对策[J].思想战线，2009，（35）.

[3]赵珊.城市流动摊贩生存现状的调查及其合法化思考[J].社会，2010，（2）.

如何发展好地摊经济篇7

一、流动摊贩的危害性

1.流动性快，对社会安全、食品安全存在隐患。

2.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破坏市容环境，导致交通安全风险。（1）流动摊贩大多不去政府部门办理相关证件，无须承担他们经营行为应缴纳的税收，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2）流动设摊人员普遍意识行为较弱，经常将自己经营的食品垃圾随地丢弃，原本干净的地面一片狼藉，造成市容环境被破坏。并且，流动摊贩经常将摊位放在人流集中的地方，这些地方往往是一些居民区附近，浓烈的油烟味及喧闹的声音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3）流动摊贩占道摆摊，侵占了公路铁路交通设施，尤其是在一些狭窄的道路占路经营，形成摊占人行道、人占车行道的恶性循环，造成人为的交通拥堵，使得原本交通就不通畅的道路压力倍增，影响交通安全。

二、流动摊贩的经济现代性博弈分析

流动食品摊贩占道设摊虽然带来很多弊端，但其存在与发展由政策制定、政策理解、政策执行以及现实的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原因造成，同时各方参与人在自己利益方面也存在经济博弈。

1.流动摊贩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流动设摊属于低成本经营，经营人无须办理证照，无须租用场地，只需一辆三轮车或是几张桌子、几片塑料布，在人行道上一放，便形成了经营场所，其经营成本比在固定摊点经营者低，这些行为与经济学上的成本收益理论一致。

作为社会管理人的政府执法部门，依照法律授权，对摊贩进行处罚，这就决定了他们也是一个“经济人”，有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意愿，有时候会不计成本地开展各种执法手段。同时由于执法目标不一致，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所付出的成本往往大于收益。由于两者存在着观念上的差异，于是走进了一个政府前来执法时摊贩离开、政府管理人员离开摊贩又重新设摊的怪圈。政府不得不扩大执法人员的数量、加大执法力度，这无形中加大了公共财政的负担，从而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福利。

在流动摊贩管理中，最典型的参与者就是政府部门和流动摊贩。在现行的管理体制下，他们是管理与被管理者的博弈，政府部门希望通过执法来管理流动摊贩的活动，流动摊贩面对执法人员虽心存恐惧，但为了生计只能硬着头皮与政府部门“躲猫猫”，其结果就是政府无法通过执法行动真正解决流动摊贩的问题。理论上可以通过简单的博弈模型得出同样的结论，具体见下表1。

假设表1中流动摊贩的固定收入为B1元，政府执法会给他带来A1元的损失，A1=F（x），x用来衡量政府执法政策的努力程度，其中0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个x满足B1-A1>0，而且B2（x）-A2>A2（0），则均衡为执法与经营；如果x总能满足B1-A1>0，且B2（x）-A2

从某个角度去看，在流动摊贩与政府的博弈中，前者处于一种主动地位。最后的均衡状态是：摊贩仍然顽强地经营，而政府在实质上不再坚决执法。就如现实生活一样，执法人员出来执法，流动摊贩撤离；执法人员离开，流动摊贩回来继续经营。这实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均衡状态，决定性因素是政府禁止设摊的决心与动力对流动摊贩和执法人员均没有稳定可预期的计划，这种所谓的平衡并不能长久。在这种条件下流动摊贩问题将无法真正得到解决。

2.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博弈

部分公众对政府取缔、劝导流动摊贩的工作不理解。现实中一些市民贪图自己购物的方便，认为在这些摊点上消费很便利，喜欢顺道购买，而且非常同情经营者，在执法人员执法过程中，小部分公众替占道经营的摊贩辩解，这在无形中也助长了非法占道经营的泛滥。在一些地方，公众对于流动摊位有需求，才导致在需求下的流动设摊供给。但是，由于流动摊贩的存在，部分固定摊点的商贩收益受到影响，有些人从固定摊贩转变成流动摊贩，这既增加了流动摊贩的管理难度，也减少了政府的税收，降低了财政收入。

3.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博弈

由于近几年城市发展迅速，以前的一些市场布局主要分布在市中心的繁华地段，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扩大，一些原本的“下只角”的人口导入量急剧增加，导致市场布局与人口规模呈现不匹配的现象，于是给这部分居民的日常购物造成了极大的不方便，他们不得不在流动摊贩那里购物。同时原本的经营模式也难以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据调研发现，所有的消费者都希望自己购买物品的时间越少越好，但是在商店购买物品需要排队，所花的时间较多，而在流动摊贩那里购物，几乎是立等即取，并且流动摊贩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完全开放的、自主的空间，这正是流动摊贩便捷性的体现。市场靠消费存在，非法占道经营由于有一定的消费群，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摊点群或规模不等的马路市场，从而使流动摊贩的经营有了利益保障。这使政府取缔、劝导工作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些城乡结合部地区尤为严重。

4.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

承担对流动摊贩管理职责的主要有工商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及所在街道镇。然而由于管理部门职责不同，存在交叉管理、重复管理甚至导致有时候都不管理的尴尬局面。在食品安全方面，由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负责其食品的安全，然而对于流动人员的健康证，摊贩往往是想办理但是不知道如何去办理，又或者是办理程序过于复杂。城市管理部门监督其是否会对城市市容环境卫生产生影响，这是政府与摊贩冲突最激烈的一个环节。因此，合理有效的管理流动摊贩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事情，需要各职能部门联合执法，但是一些部门却以自己部门利益为先，各扫门前雪，不想直接接受这个“烫手山芋”以免影响自己部门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造成一种互相推诿的局面。

5.流动摊贩和居民之间的博弈

流动食品摊贩与周围居民之间既存在对立面又具有合作、需求关系。通过与流动摊贩的交流，他们普遍反应他们在此地已有一些年限，对周围的环境及居民比较熟悉，具有一定的人脉关系，他们都乐意在此做生意。与此同时，在与居民的交谈中，居民也反应他们需要这些流动摊贩，不仅是价格比较便宜，同时购物也比较方便，尤其是一些经营早点的摊贩，居民的需求量很旺盛。《东方时空》的报道显示：有97%的人在路边摊买过东西，经常买的达到44%。由此可见，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居民对流动摊贩还是会存在依赖性。然而他们又对流动摊贩影响市容环境及他们的生活比较反感。每到“上海夏令热线”投诉时候，对于周围流动摊贩影响生活的投诉占全部投诉的50%以上，这表明居民对于他们是既爱又恨。

6.流动摊贩与固定摊点摊贩的博弈

笔者对固定摊点摊贩的调查表明，几乎所有拥有固定摊位的摊贩曾经都有过流动设摊的行为。在询问其为什么从流动设摊转变为固定设摊时，他们表示：政府对流动设摊管理严格，固定设摊比流动设摊经营环境更好。

然而他们也都反映从流动摊贩变为固定摊贩，在经营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他们的收益要比以前降低20%，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固定摊位费比较昂贵。通过调研，长征地区一间不到30平米的房屋，租金都在2600元以上，如果摊贩不对其食品进行涨价的话，那么他们的利润要比流动摊贩低很多。

二是由于有摊位费的存在，部分摊贩对其食品进行涨价，一般提价20%，虽然单价上涨了，但是居民的消费数量降低，导致其利润还是比以前略有降低。

流动摊贩具有流动性的特点，有时候在固定摊位附近也会出现流动摊贩的身影，由于流动摊贩的成本低廉，他们所出售的产品价格也相应较低，因而增大了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减少了固定摊贩的销售数量，降低了固定摊贩的收益。最不利的结果是诱惑固定摊贩再次成为流动摊贩，导致国家财政税收降低，国家为了管理好流动摊贩增加政支出的恶性循环。

三、经济现代性基础上的有效对策

“市民要生存，城市要管理，经济要发展，社会要稳定”这是新形势下社会公众的共识。流动摊贩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之一，政府可以通过对其有效的管理，将其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摊贩经济”不仅可以成为城市新的就业增长点、缓解目前就业难的压力、有利于社会稳定，还能提升城市文化内涵，满足广大社会公众的日常需求，促进经济有序发展。

1.建立健全对流动摊贩的管理制度，加强有序管理。

2.采取财政补贴政策，引导摊贩从“流动”转为“固定”。

3.疏堵结合，提高城市规划与管理水平。

4.积极动员第三方组织，加强社区自我管理能力。

综上所述，如果采取上述系列措施，政府各部门和流动摊贩之间可以达到“均衡”的合作关系。在效率曲线上，存在“帕雷托改进”的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完善，达到“道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也就是说，政府部门管理效用的增加不会损害流动摊贩的利益，反而会增加相互之间的利益。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谢林指出，所谓的对立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在效率曲线上必然存在一点，使得博弈当事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从城市管理过程中政府与流动摊贩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当政府放松管制（管理成本最小）、摊贩守法经营时，双方互动性的博弈实现了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从而达到政府与流动摊贩的双赢局面，社会和谐繁荣。

参考文献：

[1]周国雄.博弈：公共政策执行力与利益主体[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金凌.上海流动摊贩管理现状与对策分析[D].复旦大学，2010.

[3]李嘉毅.上海流动摊贩问题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09.

[4]张静.流动摊贩管理政策的有效性分析[D].浙江林学院人文学院，2009.

如何发展好地摊经济篇8

此时，项羽最大的心结就是那个“先人关者王之”的约定。因为有一个事实他改变不了，那就是刘邦毕竟比他先人成阳。

中国有句话叫“解铃还须系铃人”。项羽想，既然这个约定是楚怀王说的，楚怀王把这个约定收回去就行了。楚怀王作为当时公认的义军领导核心，如果出面承认项羽关中王的地位，无论是刘邦，还是其他诸侯就不会反对了。同时，项羽也认为，凭自己的功绩、势力和影响，做关中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楚怀王也不会如此看不清状况。于是，项羽派人把前方的战事向楚怀王作了一个详细的汇报，意思是，成阳已经拿下来了，秦朝也灭亡了，天下的诸侯军也都归我项羽领导了，咱们的反秦大业也成功了，你看下一步怎么安排。

结果，楚怀王比项羽想象的要固执得多，他只说了两个字；“如约。”楚怀王知道项羽对他有看法，电知道项羽此时的势力非常大，杀自己易如反掌。他本来可以通过这次机会来修复和项羽的关系，但是他却坚持了自己的承诺。这种做法把项羽气得半死。于是项羽就把各路诸侯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大会，在会议上和各路诸侯讲：楚怀王不过是我叔叔项梁立的一个傀儡而己。他在灭秦的过程中，既没有功劳，又没有苦劳，凭什么以主人的名义定这样一个约定，而我们又凭什么要遵守呢?言外之意，从现在起，先人关为王的约定就作废了。

项羽执照自己的意图将天下封给18个诸侯王。而项羽自己呢?楚地九郡，白封为西楚霸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裂土封侯。

之后不久，项羽暗中派人杀死了楚怀王。

(据《英雄项羽》)

萧规曹随

有句俗话：“接班”不“接摊”，大家不“嗣摊”。要想接好班，不但要接好摊、还要守好摊。只有这样，大家才会“围摊子”、出主意、献良策，才会和你有难同当、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把工作干好。

在以往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现象：一旦领导班子换届、新班子上任，原有的决策部署、规划布局往往随着新班子工作思路的改变而改变，于是，一些地方就出现“书记调动，规划重弄”，“换一任领导换一套思路”的现象，对此老百姓颇有微辞。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体制机制上的原因，也有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具体来讲，主要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有的领导干部没有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为了个人出政绩、树形象，而置前任的努力和基础于不顾，抛开过去，另起炉灶；有的新班子一上来，就把上届班的决策和发展思路推倒重来，搞新规划、提新口号、作新决策，使一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有的这届班子花钱出政绩，却让下届班子补亏空等等，结果折腾来折腾去，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浪费，甚至造成重大失误，最终不仅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事实上，不但接好班，而且接好摊、守好摊的例子不胜枚举，古人早就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据史书载：西汉开国功臣曹参跟随刘邦起兵，身经百战，屡建战功，刘邦称帝后，封平阳侯，仅次于萧何。萧何死后，因曹参德高望重，继任丞相。上任后，他并没有对原来的政策法规重来。而是仍然遵照萧何所制定的政策治理国家，对原有的法令，全部照章执行；萧何时所任用的官员，依然各司其职。曹参在任三三年，遵照萧何制定好的法规治理国家，使西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这就是有名的“萧规曹随”。

如何发展好地摊经济篇9

城市当然要美化，要有绿地、广场。但是一些地方为建绿地、广场，对市场一拆了之，而不考虑那些小商小贩的饭碗，不帮助他们开辟新的就业渠道。摆个小摊、开个门脸，卖个针头线脑、蔬菜瓜果和烤白薯什么的，既维持了自己的生计，又方便了老百姓的生活，这些小本生意人的就业和创业也是实现经济繁荣的一部分。目前，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还有很多下岗工人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等待就业，这就决定了就业是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事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需要政府统筹规划，正确处理市容与繁荣的关系，要市容也要繁荣，繁荣重于市容。“一拆了之”式的市容建设，不利于扩大就业和经济发展，也会使市容建设缺乏长久坚实的基础。

当然，笔者无意去袒护“违章”，违章了可以去纠正，简单的取缔或拆除不能解决问题。要知道，之所以很多摊点、集市屡禁不止，就是因为在这些地方存在需求。而需求是不能被人为取缔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拆市场，还需要从实际出发，对能够保留的加以科学的引导和管理，对确需拆除的，也要考虑小商小贩的饭碗，想方设法为他们开辟新的经营场所。

摆正繁荣与市容的关系，给人们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首先要文明执法，多运用经济手段而不是强制性手段管理市容。目前，野蛮执法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卷菜摊子，踢果篮子，撅秤杆子”，严重侵犯群众合法权益，损害政府形象。要加强对执法者的监督管理，决不允许粗暴执法。

如何发展好地摊经济篇10

一、根据2005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国家统计局原先的2004年GDP数值被修正增加2•3万亿元!为什么会一下增加如此之大的经济量?如果再搞一次经济普查,是否会有更多的经济活动被揭发?1995年以来,我国广义货币M2、狭义货币M1分别以18•47%和16•71%的年均速度增长,而与此同时,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8•67%,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3•14%。货币供给速度明显大于经济和物价增长速度,我国的超额货币去向何处?翻开历年的统计年鉴,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数年份,支出法计算的GDP数值明显大于收入法计算的GDP值。为什么官方核算的实际结果会违反理论上三方核算等价的范式?如若把经济活动划分为观测到的部分和未被观测到的部分,以上种种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未被观测经济(Non-observedEconomy,以下简称NOE)的存在,是产生上述种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那么,什么是NOE呢?根据目前比较一致的认识,NOE是指基于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应该被核算而未被核算和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未涉及但又确实存在的经济生产活动的统称,主要表现为非法经济、地下经济和非正规经济三类。 NOE已在我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据有关专家的估算,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NOE已达到GDP的20%-30%,并仍然呈现不断膨胀的趋势。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NOE能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好处,如增加就业、增加短缺商品供应、提高部分人的收入等。但弊端大大超过益处,它扭曲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扰乱了社会秩序,是国民经济健康、良性、快速发展的障碍之一。为了有效地引导和治理NOE,我们就必须搞清楚其形成和发展机理。就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罗列NOE现状与表现形式的较多,讨论估算方法的也不少,并且基本上都以NOE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很少真正涉及到NOE形成与发展机理,将非法经济、地下经济和非正规经济区别开来进行研究的则更少。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经济现象都是个人、企业、国家等经济主体在一定的约束(法律、法规、社会公德等)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反馈的结果,NOE也是如此。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基于博弈论的视角,根据NOE三类经济活动的特征,建立三种不同的博弈模型,阐述三类经济活动的形成和发展机理,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NOE形成与发展的机理分析 (一)地下经济活动形成与发展的机理 根据93版SNA,地下经济活动是指由于某些原因致使公共机构或当局未知的所有合法生产活动,其原因可归结如下:为逃避所得税、增殖税或支付其他税;为逃避支付社会保障缴款;为逃避遵照某些法律标准,如最低工资、最大工作时间标准以及安全保障标准等;为逃避遵守某些行政管理程序,如填写统计调查表或其他行政管理报表。在这些原因中,逃避税收是地下经济活动最主要的动机。根据有关专家的估算,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的逃税总额已达到4000多亿人民币。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来进行分析。 1•模型的基本假设 (1)博弈主体为两方。一方为经济活动者,包括从事各类经济生产活动的法人和自然人,他们要向政府缴纳税收各种款项。为追求更多利润,他们可能采取瞒报收入来逃避缴款。另一方为政府人,包括税务机关、工商管理局、劳动保障部等。他们代表政府实行收税及各类款项等职责,并有权对违规者进行处罚。经济活动者和政府人分别用1、2表示;(2)我们用B={By、Bn}表示主体1的类型空间。By表示主体1瞒报自己的收入;Bn表示主体1不瞒报自己的收入。Bi为主体的类型,而且主体1十分清楚B的取值,即By或Bn,但主体2只清楚其概率分布,即P{B=By}=p、P{B=By}=1-p(0p1);(3)我们用M={m1、m2}表示主体1的行动空间。m1表示主体1的瞒报行为被稽查时能承认并能配合政府人的工作;m2表示主体1被稽查时百般抵赖,对政府人的工作不予配合;(4)主体2的行动空间描述为N={n1、n2}。n1表示政府人对经济活动者的瞒报行为采取不积极的稽查行为,工作流于形式;n2表示政府人采取积极的稽查行为,能够对经济活动者的刻意瞒报进行有力查处。设政府人的两种稽查成本分别为c1、c2,显然c1c2;(5)假设主体1先行动,选择m1或m2,主体2根据1的行为选择稽查方式。若查出瞒报行为但主体1能承认并积极配合,则只需补交瞒报部分的款项,补交函数为φ(L)(L为瞒报数量,φ(L)为L的增函数);若查出瞒报但主体1百般抵赖,则不仅需补交瞒报部分的款项,还要受到处罚,处罚函数为φ(L)(L为瞒报数量,φ(L)为L的增函数,罚款上缴政府);(6)主体1的原始收入为I;(7)博弈双方完全理性,目标是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2•博弈双方的期望利益和损失我们用效用函数来衡量双方在各种状态下的利益,为分析的方便,我们不考虑效用的边际递减规律。由前述假设,可得:U1=(By,m1,n1)=I-φ(L)U2=(By,m1,n1)=-c1U1=(By,m1,n2)=I-φ(I)U2=(By,m1,n1)=-c2U1=(By,m2,n1)=I-φ(I-L)U2=(By,m2,n1)=-c1U1=(By,m2,n2)=I-φ(I)-?(L)U2=(By,m2,n2)=-c2U1=(Bn,m2,n1)=I-φ(I)U2=(Bn,m2,n1)=-c1U1=(Bn,m2,n2)=I-φ(I)U2=(Bn,m2,n2)=-c2通过海萨尼转换并引入虚拟的主体自然人(Nature),则上述博弈过程可用下列博弈树来描述。 　3•博弈均衡点 假设主体1先行动并有两种申报策略可选择:软弱策略(当B=By时,m=m1;当B=Bn时,m=m2)和强硬策略(无论B=By或B=Bn,都有m=m2)。 (1)假设主体1选择软弱策略,则主体2可判断:P(By/m1)=P(Bn/m2)=1,P(By/m2)=P(Bn/m1)=0理性的主体2便会做出使其效用达到最大的选择,即ManixΣBU2(Bj,mk,ni)P(Bj/mk)。 当m=m1时,ManixΣBU2(Bj,m1,ni)P(Bj/m1)=ManixU2(By,m1,ni)×1,=Manix{U2(By,m1,n1),(By,m1,n2)}=Max{-c1,-c2}=-c1,即主体2的最优选择为n*(m1)=n1;当m=m2时,ManixΣBU2(Bj,m2,ni)P(Bj/m2)=Manix(Bn,m2,ni)×1,=Manix{U2(Bn,m2,n1),U2(Bn,m2,n2)}=Max{-c1,-c2}=-c1即主体2的最优选择为n*(m2)=n1。#p#分页标题#e# 所以,当主体1先行动并选择软弱策略时,主体2的最优选择为n1,即采取消极的稽查行为。 然而(1)是否是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呢?不是!理由是即使主体2会采取消极的稽查行为,主体1的选择也必然要满足MamkxU1(Bj,mk,n*)。因为:当B=By时,MamkxU1(Bj,mk,n*)=Max{U1(By,m1,n1)U1(By,m2,n1)}=Max{I-φ(I),I-φ(I-L)}=I-φ(I-L),即m*(By)=m2;而当B=Bn时,则必有m*(Bn)=m2。 所以主体1的最佳策略是m*(B)=(m2,m2),即总是采取强硬政策,这与(1)中假设相违背,故(1)不是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2)假设主体1选择强硬策略,主体2可判断:P(By/m2)=P,P(Bn/m2)=1-p,P(By/m1)=1。 不难得到,当m=m2时,MaxniΣBU2(Bj,m2,ni)P(Bj/m2)=Max{pU2(By,m2,n1)+(1-p)U2(Bn,m2,n1)},pU2(By,m2,n2)+(1-p)U2(Bn,m2,n2)}=Max{-c1,-c2}=-c1表明主体2的最优选择为n*(m2)=n1。 当主体2选择不积极稽查时,我们已证明主体1的最优策略为强硬策略,故强硬策略[(m2,m2),(n1,n1)]为该博弈模型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活动者选择瞒报收入,政府人选择不积极的稽查行为”是双方长期重复博弈的均衡点。此外,经济活动者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博弈过程,当甲由于瞒报收入而获得额外的较大收益时,乙肯定采取模仿策略。因此,这就是地下经济广泛存在的原因! (二)非法经济活动形成与发展的机理 根据93版SNA非法经济活动是法律禁止的,或经济活动本身合法,但由未经许可的行为主体来从事而成为非法的各种活动的总称。非法经济活动在我国的类型主要有:走私贩私、交易、贩黄、制假贩假,活动,未经审批的生产、销售和服务活动,以及流窜在街头的“江湖医生”等。例如,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走私贩私活动也越来越猖獗。据国家海关总署统计,1998年以来,我国共查处走私贩私案件达12万多起,涉案金额近2200亿元。还有大量的走私活动未被查处。在此,我们以走私行为为例,对其机理进行博弈分析。 1•模型基本假设 (1)博弈主体为三方。一是进口商,包括从事各类对外贸易活动的法人和自然人,他们须向政府缴纳关税等费用。为逃避或少交关税,他们可能向海关官员行贿寻租;二是政府人海关,代表政府履行收缴关税及其他款项等职责。 他们可能被进口商收买,向进口商放私;三是政府关税和各项罚款的最终拥有人,对海关的行为进行监督。我们分别用1、2、3表示上述主体;(2)我们用A={α1、α2}表示进口商和海关的行动空间,分别表示寻租和不寻租;B={b1、b2}表示政府的行动空间,分别表示监督和不监督,并且监督有两种可能结果查出违章和未查出违章;(3)假设进口商在不寻租的情况下应向政府缴款T,在寻租后向政府缴款T′(0≤T′≤T)、向海关付出的租金为Z,显然(Z≤T-T′)。当进口商寻租且被政府查处时,不但要被没收全部产品还要受到处罚,处罚函数为Qz(T-T′);同时,海关也将被没收租金收入并被处罚,处罚函数为Qh(T-T′);政府监督的成本为C;(4)完全信息,三方对行动空间和收益函数能准确认识;走私进口商寻租的概率为Pz,政府监督的概率为Pg,政府监督查出违章的概率为Pv;(5)各主体完全理性,目标是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2•博弈三方主体的期望利益和均衡点基于以上假设,走私进口商、海关、政府之间的行动空间和支付矩阵将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与上述各影响因子相对照,那么走私活动屡禁不止就不足为奇了。首先,政府的监督成本相对较高。政府委托海关收缴关税是出于信任,若要对受委托人进行有效的监督就必须专门派人重新进行核查识别,工作量很大,成本很高。而且随着走私行为的日益复杂化,大大提高了监督难度,更加大了监督成本。 其次,政府的监督效率较低。2005年全国海关共查获各类走私案件9627起,案值98•5亿元,而同年全国进口贸易额达到54073•4亿元,查获率仅为0•18%。再次,对走私行为的处罚力度较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目前我国对走私人员的最重处罚也莫过于“没收走私物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人民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而对于知情不报并为走私者提供方便的行为,《细则》只提到“没收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两倍以下罚款”。 (三)非正规经济活动形成与发展的机理 非正规经济活动是相对正规经济活动而言的,93版SNA这样来诠释非正规经济活动的特征:较低的组织水平、劳动与资本未能或没有区分或者劳动关系主要是以偶然就业、亲戚或个人社会关系为基础等。显然,该类经济单位属于住户部门,且所有者对其所从事的生产活动有完全的责任。 比如社区街头的早餐车、夜幕降临后商店门前的杂货摊等,都属于这类活动。 必须指出,非正规经济活动不同于地下经济活动。一般地,地下经济活动的行为动机是为逃避税款,而非正规经济并非出于上述目的,主要是为了谋生。非正规经济活动最典型的表现当属随处可见的小摊贩,主要受到市政监督。我们采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小摊小贩现象进行分析。 1•模型基本假设 (1)博弈主体有两方。一方为小摊主,他们大多没有固定的工作,仅靠摆小摊为生。经营规模相当小,经营范围主要涉及食品、低级生活用品等,经营地点极不稳定;另一方为政府人市政监督者,他们的义务是维护市容整洁;(2)假设小摊主的行动空间包括两种选择:摆摊和不摆摊。市政监督者的行动空间也包括两种选择:管理和不管理;(3)假设某地小摊主的数量为n,小摊主的边际成本为C1,销售价格为P,销售量为Q,利润为π;市政监督者管理成本为C2(随管理力度的增大而增大),每次管理的得益为γ(π),边际管理得益为f。为了分析方便,假设C1、f为常数;(4)为了生存,小摊主会尽一切可能出来摆摊经营,除非得知一定会被取缔。而市政监督者只有当取缔小贩主的收益能弥补管理成本时才会采取行动。假设小摊主被检查取缔的概率为q,且一旦被查处即被没收全部产品;(5)完全信息,双方对行动空间和收益函数能准确认识,且各主体完全理性。#p#分页标题#e# 2博弈的均衡点 (1)当q=0时,意味着小摊主出来摆摊极其小心翼翼不会被打击,市政监管者同样清楚这点。此时,双方的策略是(摆摊,不查处),这是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小摊主的利润达到最大值。 (2)当0<q<(1-C1/P)时,意味着小摊主的经营活动会面临被查的威胁,但正的期望利润仍然会吸引小摊主进行经营活动。此时,双方的策略是(摆摊,查处),在重复博弈中,这是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3)当(1-C1/P)<q<1时,市容监管者查处力度加大,理性的小摊主会因为期望利润为负而停止经营活动。此时,双方的策略是(不摆摊,查处),但这并不是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因为随着打击力度的增强,一方面市容监管者的打击成本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小摊主的数量会大大减少。当小摊主的数量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市容监管者的收益将为负数,监管的热情会自然衰退。 (4)当q=1时,意味着小摊主一旦从事经营活动就必定被取缔,但监管者的管理成本很高。 所以,(摆摊,打击)是小摊主与市政监督者重复博弈中的均衡点,这也解释了一方面市政监督者采取监管行动,而另一方面小摊小贩现象依然屡禁不绝的原因。 三、对策建议 以上三个博弈模型描述了NOE的三个子类地下经济、非法经济、非正规经济中最为典型的“偷漏税现象”、“走私现象”和“小摊小贩现象”的形成机理。虽然只是典型分析,但具有共性,在形成机理上也具有相似性。因此,上述三个博弈模型是有一般意义的。对于不同形成机理的NOE,我们需要采取不同的对策: 1•对待地下经济活动,我们可寻求(瞒报,不积极稽查)→(不瞒报,积极稽查)→(不瞒报,不积极稽查)这样一个均衡过程的转变,这需做好两方面的工作:(1)在硬措施上,一方面要提升政府人稽查行为的积极性,努力提高稽查效率(例如,一定程度的稽查效率与收入挂钩;奖励先进等);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违规经济活动的惩罚力度,例如采取累进罚款制等措施来大幅度提高违规者的代价。(2)在软措施上,要不断修正、完善税收等一系列制度,并且不断普及人们的法制观念。 2•对待非法经济活动,必须坚决取缔。(1)加大对走私进口商、舞弊政府人的处罚力度,大幅度提高他们寻租和收租的机会成本;(2)适当提高政府人的收益;(3)建立合理的岗位管理制度(例如考核制度,流动制度等);(4)引入“普遍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人参与监督工作。 3•对待非正规经济活动,我们要积极加以引导,逐渐将其正规化,不能一味采取打压措施。例如,政府出资建夜市,为小摊主提供集中经营的场所等,都有利于实现双赢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