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职合法性声明十篇

任职合法性声明篇1

关键词：导师制 中职 声乐专业 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32.0 文献标识码： A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the source of recruit students and students affair mode as well as the “one to one”teaching mode provide the realistic basement for tutorial system in vocal major in senio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 of the talent cultivation in vocal major in senio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t has established the tutor group which constitute by professional teacher in school、part- time teacher and high level students and confirmed the work task which centered with professional teaching. The tutor working mode which based on teaching project outside class， oriented and driven by the serious of tutoring， training and competing has been formed. It gives all aspects of direction for the growing and being talent as well as prompts the quality for students in school.

Key words： tutorial system senio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vocal major talent cultivation

导师制指的是导师对学生的学习、品德及生活等方面进行个别指导的一种制度，与学分制、班建制同为三大教育模式。其最大的特点是关注学生的个体发展；依赖师生双方的合作以及对待知识的独特态度。“导师制”源于14 世纪牛津大学的本科导师制，为许多教育学家与教育工作者推崇，并在国内的各类教育中得到了运用。从最初的研究生教育到本科生教育，近年来，导师制在职业教育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中等职业声乐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艺双馨的高素质声乐表演技能型人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对中职声乐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的不断提升，以及中职招生模式的变化和学生来源的多层次化，中等艺术职业学校的学生职业指导、技能培养、学生管理模式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中职声乐人才培养急需根据自身的专业教学特点，引入一种新的模式与机制，在学生管理上为原来的班建制提供有效的补充，在技能教育上强化职业发展导向，“因材施教、言传身教”， 在德育教育中注重全员育人，全方位的建立新型的师生导学关系。因此，开展“导师制”的研究与实践，对于中等职业学校声乐专业人才培养来讲，无论是学校管理、学生发展还是师生关系的确立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职声乐专业导师制的现实依据

（一）学生生源素质变化，个性化日益明显

近年来，随着中等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中职学校的数量和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导致了整体中职生源的质量呈下降的趋势。对中职艺术类学校来说，不少学生并非出于对声乐艺术的喜爱或具有较高的艺术素质，而是受制于文化课成绩较低的影响，通过参加短期的各类艺术培训进入中职学校。

中职生艺术类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正处于从幼稚变为成熟的过渡期，即所谓的“心理断乳期”，内心充满着矛盾与冲突，自主意识、效益意识、创新意识、功利意识等现代观念不断增强，艺术类学生的敏感性强，个性化特征明显，中职声乐专业学生刚刚由初中迈入职业学校，其学习方法、学习模式等都与职业学校以技能培养为重点的特征不相适应，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方法不当，缺乏学习声乐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经验，对如何构建自己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茫然无措。在中职声乐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主体性地位被忽视，个性化教学、因材施教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中职学生管理过度依赖班建制，弊端日益严重

班建制也就是以班为单位对学生进行管理和思想教育，但是，由于中职艺术类学生问题较多、个性特征明显，班主任日常管理工作较为繁重，对于有针对性的专项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针对具体的个人开展有效的思想引导和学习生活的指导。

另外，在班建制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学校全员育人的氛围一直没有形成，尤其是本应成为全员育人重要一环的专业教师，只单纯注重专业技能训练而逐渐丧失教育责任感和积极性。正处在人生成长关键时期的中职声乐学生对自身的专业发展方向和职业生涯发展规划非常不明确，在职业道德的培养和专业学习上缺少针对性和实效性。而这些都需要有很强的专业背景的专业教师通过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进行渗透。

（三）中职声乐专业“一对一”或“一对少”的教学模式为导师制提供了基础

随着中职声乐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批量式”教学方式已不适应时代对中职艺术人才的培养要求，传统的班级教学模式难以适应学生的多元特征。目前，不少中职学校声乐专业开始初步实施专业“一对一”或“一对少”的教学方式，尤其是一直以来从事专业艺术教育的艺术专业类学校，在声乐专业的师资配备上充分保证了这种教学方式的可操作性。专业教学中采用“一对一”或“一对少”的授课模式决定了中职声乐专业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和教学实践过程中的特殊性，学生入学直至毕业时的所有专业课的教学均随固定教师完成，专业导师就具有在教学上的“承包责任制”的义务。

中职声乐专业的教学方式和师生关系为导师制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开展“导师制”的目的就是通过教师和学生“一对一”专业技能教学的亲密合作关系，建立一种新型的导学关系，导师可以针对学生实施因材施教、实行个性化培养，成为学生在校期间成人成才的全方位的引导者，充分发挥师生两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和道德的协调发展。

二、导师的队伍建设与学导关系的建立

实行导师制，导师队伍的建设和导学关系的建立是前提。针对中职声乐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与特点，积极利用校内理论与实践的师资，通过与校外艺术院团和国内知名艺术类高校的合作，建立一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校内与校外相结合、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强大的导师队伍。定期选拔一批高年级学生作为学生导师队伍，建立学生与导师的双向选拔机制。

导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所培养的学生的质量，因此选配导师必须慎重。导师队伍的主体应该是学校声乐专业的专业教师，根据中职声乐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应对中职声乐专业导师设定任职资格和较为严格的选拔条件：在思想上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无私的敬业精神，热爱学生，能够为人师表，注重师德修养； 在业务上有扎实的声乐专业理论知识和有较强的声乐表演能力，以及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能站在本专业本学科的前沿，了解国内外本学科的发展动态，具有创新精神；另外，导师还需熟悉中职声乐专业教学培养目标和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了解学校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的相关规定，能在学生的职业发展和思想动态上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帮助。

在中职声乐专业开展导师制人才培养过程中，还应加强与校外艺术机构和艺术类院校的合作，聘请一定数量的具有丰富的声乐表演经验或教学能力的校外兼职导师。校外导师的参与，一方面能弥补学校教师在声乐表演实践能力方面的不足，同时也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校外艺术实践机会。艺术类院校导师的加入，将进一步提升教学的层次，拓展学生的艺术视野，对中职声乐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具有积极的作用。另外，学校可以选拔一批综合素质优秀、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的高年级的学生担任学生导师，在本校导师的指导帮助下，为低年级或低水平学生担任起某些方面的指导或辅导工作，并逐步形成学生之间的相互教学活动系统化、规范化、经常化， 科学化的互助制度。

导学关系的建立，即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是保证导师制顺利运作的关键。导学关系的建立需要有一个双方相互了解、认识的过程，这样才能确保教师能针对学生的个性和专业特点，因材施教，学生能及时适应教师的处事与教学风格，感知其人格魅力，学习其专业特长，体会其职业操守，领悟其情感世界。因此，在选配导师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双向选择的方法，作为导师既要考察学生的思想、知识和专业能力，又要考察他的协作精神、创新精神和敬业精神。作为学生也要在了解导师的基本情况之后，再做出选择。中职学校可以根据声乐专业导师队伍的配置情况，确定一名导师指导的学生人数，并建立一定的流动时间和更换机制，允许教师和学生有一个互相适应的过程。

三、中职声乐专业导师的工作内容

与班建制中班主任的工作相比，导师制中导师的工作内容与班主任存在较大的差别。班主任是以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日常生活管理为主要内容，而导师作为一名专业教师，其工作内容的重点是学生的专业教学，在专业教学的过程中，中职声乐专业导师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利用各种教育教学平台和载体，采取有效的教学模式，以专业素养提升为中心，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职业生涯规划与指导、学习方法的培养，并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和心理上的各种难题和困惑，促进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因此，中职声乐专业导师的主要任务有：

首先，要根据学校中职声乐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计划，指导学生尽快熟悉了解中职声乐专业的基本情况、未来发展方向和社会的需求，熟悉专业教学计划，理清课程关系，明确学习目的，增强学习兴趣，初步明晰自身职业的发展方向。

其次，要充分利用课内外各种教学平台，创设各类教学项目，提供各种校外表演实践机会，加强对学生声乐专业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帮助学生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生主动获取知识、掌握声乐表演技术，培养学生严谨的学风，督促学生完成学业，构建符合学生自身特点的完整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体系。

第三，导师在专业教学过程中，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将职业道德教育、职业发展规划、心理素质教育等融入在专业教学中，关心学生成长，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导师要关心学生在学校期间各种表现，协助班主任解决学生在生活和心理上的各种难题和困惑。

四、导师的工作模式

由于导师的工作内容与班主任有较大的差别，其工作的重心在于学生的声乐专业教学，因此，导师的工作的方式方法要立足于学生学习兴趣，遵从中职声乐专业教学规律，大胆进行教学改革与创新。针对中职声乐专业教学特点，以声乐基础课程改革为支点，将导师制人才培养模式渗透至声乐专业教学计划中，构建声乐类中职学生课外实践平台，建立显性课程和潜课程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建立具有中职声乐类人才培养特色的课外项目制工作模式，以各级声乐类学生活动和比赛为载体，以中职声乐专业学生的艺术实践为重点，着力打造各类音乐会、声乐讲座、演出实践和各类声乐类比赛等课外环节，建立导、练、训、赛一体化的项目导向和任务驱动的导师工作模式，通过各种教学项目的实施，让学生在艺术实践中经受职业道德教育、掌握学习方法，经受生活和心理上的锤炼，逐渐明晰自身的职业发展方向，努力使自身成为一个德艺双馨的声乐表演人才。

在具体的导师工作过程中，教师要比较深入地接近、了解并指导学生。导师要仔细制订工作方案，深入到各项教学项目中，要经常到教室与学生寝室与学生交流，通过《导师工作手册》和《导师工作笔记》，做好基本的记录记载。另外，可结合学校学生管理方式，建立学生声乐专业学习档案制度、个案分析制度，学习会诊反馈制度、定期联系制度、导师自我评价和总结制度等。

五、导师的评价与考核

中职声乐专业导师的工作量大、任务繁重，因此对其工作合理评价并采取一定的激励政策是必要的。建立促进“导师制”各项工作开展的有效的考核、激励评价制度。制定导师考核标准，定期考核导师工作，制定奖惩措施，以保证和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与创新能力。建立导师的工作酬劳与工作绩效挂钩制度，考核内容可分四部分：受导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奖项情况；声乐专业学科考核导师工作情况；受导学生的评价；受导学生班主任的评价。加强对优秀导师的激励，组织选送优秀导师参加部级、省级、市级专业技能比赛和教育教学比赛如教坛新秀、信息化教学比赛、教育教学课题、论文比赛等等，一方面激发其他教师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促使优秀导师得到更大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陈元玉.师范院校实践教学导师制的实施与考核评价[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1（7）：87- 89.

[2]吴国辉，包敬海. 基于大学导师制的中职复合型人才培养[J]. 职业时空，2014，10（7）：109- 111.

任职合法性声明篇2

关键词：职业性噪声聋；防治；新进展

噪声是指环境中不需要、使人厌烦的、不同频率和强度杂乱无章的声音，它对人体多种器官系统如神经、心血管、内分泌、消化系统等都可造成危害，但最主要的具有特异性的损害是听觉系统。中国职业人群总数居世界之首，职业性噪声危害情况十分严重。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大约有1000多万职工在噪声超标的环境下工作，其中约有10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听力损伤[1]。

一、职业性噪声聋诊断

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职业卫生标准《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GBZ 49―2007）为依据。发生噪声性耳聋后，最早出现的症状是耳鸣，常为高音调耳鸣，另一症状就是渐进生听力下降，可伴有眩晕、头痛等症状。

二、职业性噪声聋治疗

长期以来认为噪声性耳聋不能治愈，但一直有人在不断地探索治疗方法。噪声聋的病理基础是耳蜗听毛细胞和听觉神经元受损，从而导致永久性的感音神经性耳聋，这种受损是不可逆的[2、3]，因此，除了替代治疗，即用助听器和昂贵的人工耳蜗植入外，目前治疗噪声性耳聋的药物有：（1）改善微循环药物，如卡波金皮质类固醇、ATP、硝普钠、烟酸、丹参等；（2）促进神经营养代谢药物，如神经生长因子、维生素B族、维生素C、E等。有研究表明，高压氧治疗可迅速改善内耳供氧，纠正耳蜗缺氧状态，使耳蜗避免缺氧性损害，有利于耳蜗功能的恢复[4]；此外高压氧治疗也有利于治疗药物进入内耳损伤组织中，以改善微循环、促进组织细胞的代谢及功能恢复[5、6]。

对职业性噪声聋处理原则作了如下规定：（1）观察对象一般不需要调离噪声工作场所，应加强个人防护，定期复查听力。（2）轻度、中度和重度职业性噪声聋者均应调离噪声作业环境。（3）对噪声敏感者（即上岗前体检听力正常，在噪声环境下作业一年，高频3000Hz、4000 Hz、6000 Hz任一频率，任一耳听阈达到65 dBHL），应考虑调离噪声作业环境。（4）职业性噪声聋听力损失达56 dBHL以上，建议佩戴助听器。

三、职业性噪声聋预防

由于现阶段对噪声性聋的治疗依然十分困难，所以加强预防和积极采取听力防护措施尤其显得重要，其主要措施是：

（一）认真开展健康监护工作。按法规要求对噪声作业人员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以便早期发现噪声职业禁忌证和噪声敏感者。大部分噪声聋是长期噪声损伤积累所致，早期症状不明显，往往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所以加强职工培训，提高职业者的认识，增强噪声的预防意识很重要。人群研究表明，噪声性听觉损伤与暴露噪声的强度和时间成正比，但也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同样的噪声暴露，一部分个体很快出现听觉损伤，甚至噪声聋。这种差异与遗传有关，而遗传差异的物质基础可以归结为个体DNA的差异。筛选出易感个体，防止他们从事噪声相关职业，就能从根本上做到对这类人群的保护。现实工作中是通过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筛查出噪声性听觉损伤易感者，即在噪声环境下工作一年，高频段3000Hz、4000Hz、6000Hz中任一频率听阈≥ 65dB（HL）者，调离噪声作业，以避免发生噪声聋。另外，企业应当每年对作业场所噪声及职业噪声暴露情况至少进行一次监测。在作业场所的噪声水平可能发生改变时，应当及时监测变化情况。

从以上治疗看来，职业性噪声聋没有较好的治疗方法和预期的治疗效果，对长期从事噪声作业的接触人员，作业场所的防护措施和职业健康监护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控制噪声源是最根本、最积极的预防措施。采取有效的工程控制措施，使噪声强度降低到安全水平，一般至少要在90dB以下。噪声控制技术主要包括吸声、隔声、消声隔振与阻尼等，工程措施包括设置隔声监控室、对强噪声机组安装隔声罩、作业场所的吸声处理以及在声源或噪声通路上装配消声器和对设备的隔振处理等。管理上应当选用低噪声设备、零部件和新工艺流程，替代旧的强噪声设备、零部件和生产工艺，定期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这些技术能够从声源上或传播路径上把噪声控制住。

（三）加强个体防护

1、耳部隔声。受到噪声控制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对于暴露于LAeq，8≥85dB作业场所的工人，采用护耳器加强个人防护是预防噪声聋的经济有效手段。根据不同噪声强度和频谱，正确选择合适的护耳器是个人防护的关键。但护耳器是统一批量制作的，其形状、大小与每一个佩戴者的耳道可能不完全吻合，以致佩戴舒适性指标较差。冯鸿义[18]用特制硅胶防噪声耳塞给625名噪声作业工人佩戴，佩戴耳塞前、佩戴1、2年后，职业性噪声聋检出率分别为8.3%、8.8%、9.0%，佩戴前后差异无显著性差异，说明特制硅胶防噪声耳塞效果较好。由于这种耳塞是在佩戴者耳中成型的，其形状、大小完全和耳道密合一致，所以佩戴时较舒适，隔声效果好。

2、减少接触时间。如在隔音室设置工间休息或减少工人每日、每周暴露在噪声中的时间，降低发病率；在可能条件下，工人在噪声车间工作一段时间后，可轮流以环境较安静的车间工作，轮换工种亦可降低听力损害；或适当组织工间休息，做工间操等。

3、噪声习服。接触噪声作业者适应噪声的干扰，产生所谓的“习服”现象。在现实工作环境中，由于特殊需要及安全考虑，工人不能佩戴耳塞进行个人防护，只有通过噪声习服来防护。噪声习服的机理尚未阐明，很多学者在听觉研究中发现，听觉系统的生理、生化、代谢状态等因素可以影响损伤程度，噪声习服可以减轻脂质过氧化对听力的损伤[25]；听毛细胞中F―actin为主的细胞骨架系统、钙调蛋白（CaM）、热休克蛋白70（HSP70）的表达及胞内游离Ca 浓度增加在噪声习服的保护机制中具有重要意义[26] 。

参考文献：

[1]刘志硕，申金升，卫振林.我国职业噪声危害成因分析及总体控制对策[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3，13（12）：53-56.

[2]韩德民，许时昂.听力学基础与临床.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30-43

[3]杨仕明.听觉损伤后毛细胞再生与聋病基因治疗策略[J].中华耳科学杂志，2009，7（4）：324―326.

任职合法性声明篇3

为了维护司法中立，促进司法公正，近代政府制定和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法官在任职、执行职务等活动过程中，必须避开某些地域、亲属或退出审判活动，从而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法官回避制度。该制度在保障司法诉讼程序的公正、防止司法出现地缘化和亲缘化倾向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对于近代法官回避制度的研究，学界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目前尚未有专门研究成果问世。本文试图对近代法官回避制度进行初步的探讨，以引起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

一、职务回避:近代诉讼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

职务回避是指承办案件的法官与所承办案件有利害关系时需要退出对该案件的审判活动的一种诉讼审判制度。中国古代职务回避制度开始于唐朝时期实行的换推制，此后各代在该项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近代法官回避制度是近代诉讼机制的必然要求，已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司法改革的进行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

1906年晚清政府修订法律馆修订的《刑事民事诉讼法》，最早对法官职务回避的事由做出明确规定:凡承审官有下列情形者，应向高等公堂声明原由，陈请回避:一、承审官有被损害者;二、承审官与原告或被告有戚谊者;三、承审官于该案曾为证人或人者;四、承审官于该案无论现在或将来有关涉利益或损害者。该法由于遭到各省都抚反对而被搁置，其关于法官回避的内容也成为空谈。

1907年颁布实施的《大清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在法官职务回避方面的发展之处在于，一方面明确了回避的提出主体为执行职务之法官和诉讼案件当事人，并根据回避提出主体的不同，将法官职务回避分为法官自行回避和当事人请求回避两种;另一方面将法官与诉讼人有旧交或嫌怨以及恐于审判时有偏颇者作为当事人请求回避的原因，从而丰富了回避事由的内容。

1911年初编订完成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和《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用较大的篇幅规定了法官职务回避制度，将法官职务回避分为回避拒绝及引避，而且对回避事由、回避主体、回避的决定主体、回避的程序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从而丰富了职务回避的内容。

北洋政府直接继承了清末诉讼立法的模式和内容，因此在实践上大致沿用清末法官职务回避制度。南京政府颁行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等诉讼法在总结以往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用专章规定了法官职务回避制度，使该项制度更加完善。在此以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为例来归纳一下近代法官职务回避制度的相关内容。

关于法官回避事由。《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了法官应自行回避的七种原由:第一，推事或其配偶前配偶或其未婚配偶为该诉讼事件当事人者;第二，推事为该事件诉讼当事人、七亲等内之血亲或五亲等内之姻亲或曾有此亲属关系者;第三，推事或其配偶前配偶或其未婚配偶就该诉讼事件与当事人有共同权利人共同义务人或偿还义务人之关系者;第四，推事现为或曾为该诉讼事件当事人之法定人或家长家属者;第五，推事于该诉讼事件现为或曾为当事人之诉讼人或辅佐人者;第六，推事于该诉讼事件曾为证人或鉴定人;第七，推事曾参与该诉讼事件之前审判或公断者。

该法第33条规定了当事人声请回避的原由:第一，推事有前条所规定之情形而不自行回避者;第二，推事有前条所定以外之情形足认其执行职务有偏颇之虞者。回避事由是法官职务回避制度的核心内容，它决定着回避制度实施的效果。中国近代法官职务回避事由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虽然不无瑕疵，但内容日趋丰富，尽可能将一切影响诉讼程序公平的情形包括在内。

关于法官回避程序。由《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看，法官回避分为自行回避和当事人声请回避两种。法官自行回避的程序比较简单，一般情况下，执行职务之法官遇到法律规定应行回避之情形，应向所在法院院长声明原由，陈请回避。当事人声请回避的程序比较复杂。(1)声请回避的启动。根据声请回避事由的不同，分两种情况:一是在推事为法律所应回避仍执行职务的情况下，当事人得不问其诉讼程度如何，随时声请回避;二是在推事之审判恐有偏颇的情况下，当事人若就该案件有所请求或陈述，即不得声请回避，但回避之原因发生在后或当事人未知有此原因者，不在此限。当事人声请回避应用书状或言辞向推事所属审判衙门行之，同时必须在提出声请回避之日起三日之内将回避原因和事实用书状声叙。被声请回避之推事对于该声请得提出意见书。(2)声请回避的受理与裁定。声请回避的受理主体为法官所在法院或上级法院。一般情况下，法官回避之声请由该法官所属法院以合议审判裁定之，其因不足法定人数不能行合议者，由院长裁定之，如不能由院长裁定者，由上级法院裁定之。被声请回避之法官如以其声请为正当者，视为已有应回避之裁定。(3)抗告。当事人声请回避经裁定驳回者，得提起抗告。(4)回避的效力。法官被声请回避者除应急速处分者外，应即停止诉讼程序。可见，近代法官回避程序设计得比较严密，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缺乏对驳回回避声请的救济以及未回避法官的责任的规定。

二、地域回避:防止法官地缘化倾向的重要举措

地域回避也称为籍贯回避，是为了避免亲属关系、乡邻关系等对法官公务活动的干扰和破坏而回避一定地域范围的制度。早在汉代，任官中就已经实行《三互法》，这是中国最早的有关地区回避的成文法律。隋唐两代任官中均实行籍贯回避，明朝实行南北更调之制，清朝自康熙年间开始以五百里作为回避的范围。

清末司法改革中，考虑到各级审判厅、检察厅开办伊始人才缺乏、经费不足等现实情况，宪政编查馆酌拟《各省法官变通回避办法》，适当缩小了法官回避的区域，各省审判厅检察厅，如地方初级等厅皆有专管区域，拟令本省人员回避本管府州及本籍三百里以内，与各省人员一体任用。这是中国近代关于法官地域回避的最早规定。

辛亥革命后，各项规章制度尚未建立，无论政界还是法界的官员，大多由本地人担任，各省自光复以来，省界划分若鸿沟，政席类皆本籍，而法官之任用亦遂因之，北洋政府建立初期，这种情况并无太大的改变，查各该厅法官以本地人充任者，十之八九。法官服务故土，亲属必多，顾忌瞻询，情所难免，且易卷入政党旋涡，为地方权势所左右。司法总长梁启超认为，法官于民最切，于官最尊严，然自法院改组以来，利未大著而弊先乘之，征诸以往之事实，默计将来之进行，金以为兴革之端，实以法官回避本籍为第一要义。

1914年1月14日，袁世凯颁发大总统令，明确提出嗣后司法各官应除省界，明示限制。据此，司法总长梁启超拟订《司法官回避办法》4条，并呈准施行。涉及法官地域回避的主要有两条:一、各省高等审判检察厅司法官不得以本省人士充任;二、各省地方初级审判检察厅司法官不得以该地方厅管辖区域之人士充任。同年1月27日，司法部补订司法官回避办法2条，对上述规定做了适当的补充和调整:一、各省设有高等审判检察分厅者，其高等本厅司法官之回避只以该本厅管辖区域内人士为限;二、各省高等审判检察分厅司法官不得以该分厅管辖区域内人士充之。

自从1914年颁布实施《司法官回避办法》以来，虽然在具体施行过程中有所变通，但终北洋政府之世，尚能大体遵行。然而，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该办法逐渐流于形式。南京政府成立后，回避办法无形中被取消，导致司法人才分配以及审判之进行等方面发生障碍:

盖以全国人才只有此数法官既可服务本省，即难免此疆彼界就地取材，在甲区既多致滥竿，在乙地反发生拥挤，此关于人才分配而发生障碍者一也。法官审判首在公平，稍失偏倚，难期折服，桑梓所在，不乏亲知，案件牵连，事所难免，贤者故为矫枉，嫌怨丛生，不消者曲意瞻询，流弊滋大。此关于审判进行而发生障碍者二也。

南京政府司法行政部对此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近年人民对于司法颇滋垢病，而回避办法未能实行亦为垢病之一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1932年1月27日，由行政院会议通过的《司法官任用回避办法》规定:各省区高等以下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不得以本省本区人充任，但边远及交通不便或有特殊情形者暂得回避该法院管辖区域;各省区各级法院推事检察官应回避该法院管辖区域;本办法无论实缺署缺及候补司法官均适用之。可见，该办法基本上继承了北洋政府时期法官地域回避的内容，并根据当时边远以及交通不便省份司法人才短缺的实际情况对该地区法官的回避做出了变通性规定。

近代法官地域回避制度虽然时断时续，在实践中也多有变通，但对于防止亲属关系、乡邻关系以及地方权势等对法官审判活动的干扰和阻挠，产生了应有的作用。

三、任职回避:法官公正司法的必要保障

任职回避是指对有一定范围内的亲属关系或比较密切的人际关系的法官，在担任职务方而做出的限制和约束，中国近代法官任职回避主要体现为回避亲属以及对法官离职或退职后担任律师职务予以限制两个方面。

(一)回避亲属

1914年初，司法总长梁启超拟订的《司法官回避办法》第3条规定:各省各级审判检察厅司法官与本厅或该管上级厅长官有四亲等内血亲或三亲等内姻亲之关系者，应行声请回避。首开近代法官任职中亲属回避之先河。为了保证法官任职中亲属回避办法的施行，1919年10月14日，司法部再次训令各审检厅:

本部于民国三年曾订有司法官回避办法四条，第三条内开各级审判检察厅司法官与本厅或该管上级厅长官有四亲等内血亲或三亲等内姻亲之关系者应自行声请回避等语，业经呈准通行在案，此项办法意在屏绝嫌疑，保持公允，至关重要。该厅长检察长有监督属僚之责，允宜切实奉行，免滋物议。嗣后该两长对于任用法官务须随时注意，勿得视为具文，并仰转令所属各厅，一体遵照此令。

亲属回避有利于防止法官在司法部门中形成亲族关系网，有利于排除亲属因素、人情因素等对司法活动产生不良影响，为法官公正司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南京政府建立后，由于法官回避制度被取消，亲属在同一司法机关中任职的现象屡屡出现。正如南京政府司法行政部所言:甚或父子兄弟，共事一堂，婭娅亲知，居然统属，无知充数，同僚存及乌之情，以法相绳，旁观怀投鼠之忌矣。这样极易导致援引私人现象的出现，使司法机关中出现亲缘化倾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32年1月27日，南京政府颁行《司法官任用回避办法》，再次强调:各省区各级法院院长及推事检察官与该管上级法院或本院长官有四亲等血亲关系、三亲等姻亲关系者，均应自行声请回避。可见，该办法与北洋政府时期《司法官回避办法》关于亲属回避的规定一脉相承，从而为法官任职回避制度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二)对法官离职或退职后担任律师职务的限制

在对法官离职或退职后担任律师职务的限制方面，相关法规禁令甚多。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司法部即已认识到，辞职、退职法官改充律师后，其中尤难保无恃有僚友关系，既可广通声气，亦即藉以招徕，而诉讼当事人不明真象，或竟妄有希冀托其关白贿赂，种种弊害，防不胜防，因此，对辞职、退职或离休法官执行律师职务予以一定的限制，嗣后审检长官暨推检候补实习各员，经退职后三年内不得在原任各厅管辖区域内执行律师职务。2。南京政府建立初期，对法官退职后转任律师年限没有限制。1929年2月28日，司法行政部向各省高等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颁发部令称:

查各法院退职人员即在原任区执行律师职务，恐有声息相通发生流弊之虞，本部体察情形，应酌予限制，以期防微杜渐，整伤法纪。嗣后各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内推检学习候补各员，经退职后一年不得在原任法院管辖区域执行律师职务。

该部令对法官转任律师从区域和时间上进行了限制，但因限制的区域狭小、时间太短而招致时人的不满和批评。针对上述法令存在的问题，南京政府司法当局先后进行了修正。关于区域限制，将对退职法官执行律师职务的区域由原来的原任法院管辖区域，改为同一律师公会区域。关于时间限制，将对退职法官执行律师职务的限制时间由一年延长至三年。对法院退职法官从事律师职业从时间上和地域上做出限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缘关系对司法活动的消极影响，不失为保证司法公正的一项举措。

四、实效及制约因素:近代法官回避制度之评价

中国近代政府通过制定和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初步构建了近代意义上的法官回避制度，包含着维护司法中立、力图实现司法公正的用意。因此，我们不应否认近代司法部门构建法官回避制度的初衷和动机，也不能忽视各届政府在推行该制度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但是，该制度的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从当时司法界的人员构成及司法活动的实际情况来看，人缘关系、地缘关系错综复杂，应回避而不回避之法官大有人在，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和审判结果的公平性深受影响，回避制度的价值大打折扣。究其原由，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回避制度设计上存在问题

自清末以来，关于法官职务回避事由的规定日趋详密，但即使是对回避制度规定比较成熟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仍有待于补充和完善。以《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为例，其第32条列举了法官自行回避的七个方面的事由，第33条也列举了当事人声请回避的两方面事由，与过去各诉讼法相比，无论是法律用语还是回避事由的范围，都有了较大的发展。然而，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该规定仍有不尽完善之处。比如，关于法官亲属、配偶充当诉讼人时，法官是否应当自行回避?时人对此缺憾已有所认识，顾如推事之亲属配偶或未婚配偶为该诉讼事件之诉讼人，是否为推事自行回避之原因，抑为他方当事人得声请推事回避之原因，法无明文，殊嫌疏漏。诉讼法上以明定法院职员回避之规定，原在保持诉讼之公平，乃于自行回避及声请回避之原因，独不及于推事之亲属配偶及未婚配偶，为该诉讼事件之诉讼人时，致使有声息相通，发生流弊之危险，谓非疏漏，实难自圆其说。法官职务回避制度本是诉讼机制近代化的必然要求，是诉讼公正的必要保障，中国近代诉讼立法上的这一欠缺必然使司法公正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地域回避方面，回避区域的规定不甚合理。《司法官任用回避办法》第1条规定:各省区高等以下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不得以本省本区人充任，这实际上仅仅是一种籍贯回避。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籍贯与住所逐渐分离，浙人不必居浙，苏人不必在苏，单纯依据籍贯为标准划分法官回避区域的弊端日渐明显，正如时人所言:近年各处侨居宦游子弟，所在多有，对于故乡戚好，往往断绝往来，寄属地方，反多亲交聚处，似此名为客籍，实同土著人士，报名投考，例用先辈籍贯，且在分发学习候补之时，多系指分寄籍地方，自取便利，以后补缺，亦多派在学习候补原机关服务。单纯的籍贯回避极有可能将法官分发到现在居住地，其弊端显而易见。

(二)回避制度的执行缺乏应有的保障机制

一方面，对于法官违反回避制度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缺乏明确规定。故意违反回避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法官主观有徇私舞弊的目的，极有可能对案件做出偏私的裁判，因此需要对于违反回避制度的法官予以一定的制裁。近代各个时期的法律虽然规定了法官应当回避的情形，但对于法官应回避而不回避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缺乏明确规定。中国传统回避制度已经解决了法官或其他官员违反回避制度的责任承担问题，如《明律刑律诉讼》中规定:凡官吏于诉讼人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得授业师及旧有仇嫌之人，并听移文回避，违者答四十，若罪有增减者，以出入罪论。中国近代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抛弃了传统社会行之有效的制度，不能说不是一大遗憾。

另一方面，没有明确的监督制约机制。在近代法官回避制度刚刚形成、回避主体的回避意识相对缺乏的情况下，建立法官回避制度的监督机制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从近代相关法规禁令来看，仅有的对法官有所制约的条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1932年的《司法官任用回避办法》第三条在规定了法官的亲属回避范围后指出，有前项关系而不自行声请回避者，由司法行政部分别提交惩戒。二是近代各诉讼法规定，法官应自行回避而不回避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声请法官回避。从以上两方面推断，近代法官回避的监督主体应该是司法行政部和诉讼案件的当事人。至于司法行政部如何监督，则无明确规定。而当事人的监督，则更属奢谈。因为在旧中国，信息不畅通，当事人对法官个人情况、社会关系以及法官与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并不了解，法律赋予当事人的回避声请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法律程序上的摆设。

(三)回避制度的施行缺乏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任职合法性声明篇4

【论文摘要】独立董事制度是加强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为发挥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解决这一制度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有关独立董事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实现独立董事责、权、利的平衡；激励和约束机制主要可分为经济补偿机制、声誉促进机制和法律约束机制。

    为了改进和完善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我国于上世纪末引人了主要流行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独立董事制度，出台了相关规章予以规制。迄今为止，我国上市公司均已设立了独立蓝事。然而，从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的运作来看，其实效与人们的期望相距甚远。如何完善这一制度是上市公司治理中的重要课题。我国现行公司法已明确规定上市公司要设立独立董事，这为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提供了法律运作的空间。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的实践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间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间题的关键一点是要完善有关独立董事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促进独立羞事能真正独立、诚信和勤勉地履行他们的职责。

    一、经济补偿机制

    经济补偿机制侧重于对独立董事的激励，主要包括薪酬制度和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要使独立董事勤勉履行监督职责并对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必须在物质上给予较大激励。这并不会影响到其独立地位，而是对其工作的积极肯定。独立董事要对公司庞大、复杂的业务进行有效监督，必须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按照等价有偿原则建立合理公平的独立童事薪酬制度就至为重要。经济补偿可采取年薪加津贴及其他一些方式。津贴应由蓝事会制定预案，讨论津贴的付给办法，然后由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年报中予以披露。

    建立经济补偿机制基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独立董事多为商业、法律或财务方面的专家学者或者高层管理人员，他们时间价值的机会成本较高，既然要求居其位，尽其责，没有适当的物质报酬是很难让他们尽力工作的。其次，独立董事虽不直接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活动，但是他们对公司的职责是明确的。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监督机制的逐步完善，独立董事所承担的责任与风险也越来越大，向其支付报酬也就理所当然。再次，需要注意的是，独立董事报酬的多少要以保证独立置事的独立地位为原则，报酬太少，不能调动其积极性，报酬太多，又会影响其独立性。关于独立董事薪酬的支出，上市公司应当建立专项基金予以保障。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电独立董事的报酬主要是津贴和会议费。在确定独立董事的报酬时，应该将其津贴与独立董事履行职责相挂钩。为此上市公司应建立起独立董事的业绩考评机制。具体可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1)该独立董事的时间价值;(2)该独立董事对公司提出了哪些合理化建议，效果如何;(3)公司所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水平的高低。独立董事的津贴数额应在年终考评后才能正式确定。此举能增强独立董事对公司的责任感，使其享有的权利与对公司的义务趋向平衡。

    关于独立董事的薪酬支付方式，除了固定的年薪以外，还有必要采取其他一些动态的支付方式来激励独立董事勤勉工作。如前述的津贴与考评机制相结合。此外，还可吸取国外的一些做法，如向独立董事提供一定的股票期权，在更大程度上激发独立董事的工作热情。对独立董事能否持有公司股票有不同看法，有人指出独立董事持股会影响到其独立性，这也不尽然。如香港联交所创业板规定，独立董事持有不超过发行人股本总额百分之一的股份权益，并且不是通过馈赠方式取得，则交易所一般不认为影响其独立性。让独立董事持有公司少量股票，实行股票期权制度，一方面可以使独立董事更关注其对公司贡献的长期效果，另一方面，有利于激发他们积极地为董事会的决策献计献策，促进公司提高决策水平，提高经营业绩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独立董事在决策过程中采取过度谨慎和保守的态度而损害公司的可得利益，从而达到独立董事持股的预期效果。允许独立董事持有公司少量股票，可以使独立董事更关注公司的决策与经营活动，因为独立董事本身也属于公司中小股东之一，就更能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让独立董事与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相一致，这是设立独立董事制度的目的之一。在维护自身利益的驱动下，独立董事更会对公司可能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事项独立发表意见。

    从权利义务对等的关系看，由于独立董事履行职责同时也伴随着可能发生的风险，就有必要建立合理的独立董事责任补偿机制。独立董事必须在其职权范围内对公司董事会的重大决策公正独立地发表意见，其行为必须是从公司、股东的利益出发，尤其是要考虑中小股东的利益。‘获得报酬只是独立董事从公司获得其行为的相应对价。鉴于独立董事职权行使具有风险性并需承担连带责任，为降低独立董事的职业风险，可引人国外的为独立董事设立职业责任险的做法。即在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同时，在中国保险市场设立“独立董事职业责任险”，并通过公司法规、规章完善在公司内部的具体运作。对“独立董事职业责任险”的费用可由公司和独立董事分担，同时考虑独立董事的过失程度。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所带来的风险，保证独立董事能勤勉、无私地履行职责。

    二、声誉促进机制

    声誉促进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有一个发达的独立董事市场。相关法规应对独立董事市场的准人制度作出明确规定。一般来说，独立董事主要是商业、法律、财会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都十分重视个人的声誉。一旦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了他们的积极作用，将会极大地提升其声誉。如小商品城的独立董事之一，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就认为自己算是个成功的例子。声誉促进机制的建立，将会使独立董事更加积极地去监督执行董事和经理人员，真正做到诚信、勤勉工作，以维护得来不易的个人声誉，使独立董事真正“独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可避免独立董事唯大股东、执行董事马首是瞻或与他们“合谋串通”。

    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不健全，独立董事在中国被蒙上了“花瓶董事”和“橡皮图章”的指责。从郑百文独立董事陆家豪被证监会处以罚款以后，又发生了新疆屯河独立董事魏杰辞职、伊利罢免独立董事俞伯伟等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绝非偶然，在其背后反映了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种种问题。这些人不论是主动辞职还是媒体所称的“临阵脱逃”，可能是他们在刚担任独立董事时所无法预料的。独立董事们的尴尬境地也让独立董事制度建设成为中国人日益关注的问题。笔者认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间题是要建立健全独立董事市场。要明确规定担任独立董事的特殊资格。独立董事资格是关系这一制度能否发挥作用的大间题。独立董事的特殊资格应包括独立董事在利害关系上具有独立性和超脱性，明确担任独立董事的禁止条件，同时也要求他们具有担任独立董事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为培育独立董事市场，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独立董事行业协会，以加强自律管理。我们相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独立董事市场也必将得以建立和发展。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对独立董事市场的准人制度均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可以预见，让专业人士进人独立董事市场，借助于市场竟争和市场选择使得人才声誉机制得以建立，将成为我国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重要举措和必然选择。

    三、法律约束机制

    目前，完善独立董事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是发挥独立董事作用的关键。一是要进一步明确有关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及产生办法，消除运作上的随意性和不规范性，真正将独立董事制度上升为具体的法律制度。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要符合公司运作实效性的要求，要更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如应对独立董事的任职数量进行严格的限制，规定一个公民原则上只能担任一家公司的独立董事。可以想象，如果某人同时出任多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就难以保证该独立董事会对所有任职公司都付出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我国专业独立董事尚较缺乏)，而且也违反了有关黄事竞业禁止的公司法理。此外，独立董事在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过程中也会掌握一定的公司秘密，难免会将公司秘密泄露出去。因此，一人原则上只能担任一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这既能让独立董事尽职尽责，也不违背相关公司法理。同时，也应规定任何一个公司的内部董事或经理人员也不得出任任何其他公司的独立黄事，以尽可能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二是要通过具体法规、规章对独立董事的权责作出明确规定，对没有履行职责的独立董事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如果董事会通过的决议给中小股东造成巨大损害，任何一位中小股东都可以起诉董事会。如果法院判决萤事会承担经济或法律上责任，那么根据萤事会会议记录，凡是对该决议投赞成票的董事都对此负连带贵任，独立董事也不例外。当然，如果该独立董事是出于一般过失，则可以通过“独立董事职业责任险”来降低其风险。但如果该独立董事是出于重大过错，则必须由其自己来承担相应的经济或法律责任。三是为了保证独立董事能真正发挥作用，有必要增加独立董事在董事中的比例。我国证监会2001年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规定了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品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这个比例应提高到二分之一以上，以确立独立蓝事的强势地位，使独立萤事摆脱受控制股东和内部董事控制的局面。英美国家独立黄事制度经过20多年的发展，有些公司蜚事会中的独立董事人数已超过董事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任职合法性声明篇5

关键词：高职、声乐、教学模式、个别课、集体课

高职声乐教学是培养未来音乐教育战线具有唱（教学演唱）、讲（声乐理论）、教（懂声乐教法）等综合歌唱能力的复合型应用人才，然而，目前高职声乐教学还存在许多问题，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存在差异，学生毕业后很难适应社会需要。如何改变这一现象，是我们高职声乐教学工作者应认真思考的问题。在我们传统的高职声乐教学中，用声音技术来衡量学生的能力，把强调声音作为培养学生的唯一标准，忽视了综合能力的培养，使得学生只追求声音技巧，只会唱不会教、缺乏综合性歌唱能力、显得单一乏味。那么如何探究高职声乐教学的模式，使之在高职声乐教学中合理定位呢？文章从以下几点进行研究和探索。

一、高职院校声乐教学模式的现状与分析

由于高职声乐教学的培养目标不同于普通专业音乐院校，高职声乐教学对学生的入学条件要求不高，学生之间的声音差异比较明显，存在个别学生突击入学没有学过音乐，甚至有五音不全的现象，这也形成了高职声乐教学的一大特点，针对高职声乐教学目前现状，可分为以下情况：

1、特长型：这些学生以声乐演唱技能为主，声音条件比较好。他们入学后以声乐演唱学习为主项，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学习和发展。教师在声乐教学中，重点培养学生要掌握精湛的声乐演唱技巧和声乐演唱的理论方法，使他们的声乐演唱技能不仅具备演唱能力，而且还具有传授声乐理论知识的能力，并给他们搭建更多的演出和实践的平台，加强社会实践能力，增强专业水平，为在声乐上的进一步深造学习做好铺垫。

2、综合型：这些学生的器乐、钢琴、舞蹈以某一项技能为主，在声乐上没有条件，甚至有的为了入学考试只会唱一首歌、弹一首曲目、跳一个舞蹈组合。他们入学后，并不希望在声乐上能有什么发展，不必给予过高的要求，可以把个人的特长作为主项，同时能从理论上让学生掌握声乐演唱的基本方法即可，使多数学生朝着综合专业型方向发展。

3、无特长型：这些学生基本上没有音乐条件，没有特长，音乐的基本技能与知识掌握的较少。但是他们喜欢音乐，对音乐的灵感具有自己的特点。针对学生教师要耐心细致，从基础知识抓起，以培养某一项特长为重点。在声乐教学过程中，加强声乐理论知识的培养，使他们对声乐演唱技能具有分析和判断能力，掌握声乐演唱的基本方法。

目前高职声乐教学情况说明，学生入学的个人基本条件基础存在着较大差异的，如果只按统一的标准要求来实施声乐技能训练，学生不可能完全接受，给教师教学也增加了难度，这样既不符合高职声乐教学的基本现状，也不能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和提高教学质量。所以，高职声乐教学必须转变传统教学方法，根据学生个人自身条件，实行“因材施教”的策略，走个别课与集体课相结合的高职声乐教学模式，使学生专业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提高。

二、高职声乐教学模式的发展与定位

高职声乐教学模式必须依据高职特点制定教学大纲，遵循人才培养方案要求，运用不同的教学内容、手段和方法，完成声乐教学任务。目前高职声乐教学模式的发展方向与定位，应该走以个别课与集体课相结合的教学形式。因此，以个别技能训练、集体歌唱能力的培养为主要的教学方法，成为高职声乐教学的重要模式。

1、声乐个别课：这种教学方法是以“一对一”形式来进行的，重点培养学生的声乐技能。由于高职声乐教学，培养目标方向不一样，它不同于普通专业音乐学院的教学，根据学生的声音条件和特点分别进行训练，已成为高职声乐教学的主要方法。通过声乐个别课，可以培养许多音乐专业的人才。因此，高职的声乐个别课教学模式，对于具有一定个人条件和潜力的学生来说是有效的教学方法。而对于其它不具备声乐演唱条件的学生，则是一种辅助形式，可以把专业的主项改为综合能力培养。所以，高职声乐教学模式中的声乐个别课教学，应该按学生的实际情况，行之有效的进行训练。

2、声乐集体课：集体课最大的特点就是集体练声，虽然学生的声部各不相同，只要将男女分开，就可以了。集体练声要采用一套目的明确、由浅入深的发声方法。同时帮助学生逐步克服发声中存在的问题，改变不正确的发声方法。当然学生的悟性能力是有差别的，对于悟性较差的学生除了集体课练声时给予关注外，在公开指导时也可多给与辅导，提高这些学生的自信心。练声之后进入唱歌阶段，唱歌要根据学生的声部不同、程度上的差异及需要选唱不同的歌曲，当教师给一个学生的声乐演唱进行指导时，其他学生也要跟着默唱，按着教师的提示和要求做，这样不仅提高了训练效果，也避免了一个学生唱、其他学生没事干的现象，充分体现声乐集体课训练的优越性。

3、声乐理论课：是声乐个别课与集体课的基本理论知识，不受条件的影响，所有学生必须掌握。因为声乐理论课是在歌唱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它主要讲述了歌唱发声的感觉、体会、经验和方法，它可以解决学生在声乐学习中的存在的问题，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了解和掌握学习声乐过程中的名词、术语。通过声乐理论课的学习，让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要经过理论与实践不断结合，运用科学发展观不断完善声乐理论知识，从而使学生具有唱、讲、教等综合歌唱能力的复合型应用人才。

高职声乐教学教师起到指导引领的作用。但他只是外因条件，要想通过学生的内因发挥作用，必须采用个别课和集体课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声乐个别课具有针对性，解决问题的方法明确，效果明显。声乐集体课不仅解决了集体练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节约了时间，提高了训练效率，同时还能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为此高职声乐教学以个别课、集体课相结合的教学形式，则成为我们探讨高职声乐教学模式的核心问题。

三、高职声乐教学模式的制定与实施

高职声乐个别课与集体课的实施方案，要根据学生实际声音条件与能力进行小组划分，这种小组的分类只是相对而言，要结合学生的学习进度及表现情况进行调整，从而使学生有不断发展的空间，达到学习的目的。

1、新生入学后，把具有声音条件的学生，作为声乐培养的主要对象，可以进行个别课训练。

2、综合型的学生作为声乐集体课的教学对象，作为声乐副项的培养对象，教学中，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授课表现与能力，对学生进行调整。

3、根据个别课和集体课的不同层次，因材施教，个别课重点培养，技能的传授，集体课重视声乐基础理论知识和综合能力的培养。同时个别课和集体课考试内容上应该有所区别，考试实行过程化考核，大致分为出勤率、过程作业、阶段性考试和期末考试。过程作业以巩固知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检查学生对知识的认知情况。阶段性考试内容为章节的模拟考试。期末考试通过舞台演唱方法，检验学生的专业能力和水平。

4、声乐理论课，声乐理论课授课要学生掌握声乐理论知识，领悟教师讲授的技术理论，可以学到教师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手段。通过声乐理论课教学，系统讲述声乐基础理论知识，注重基础理论知识与技能相结合，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

5、高职声乐教学模式，要制定相应的课程提纲内容：课程性质、能力素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学时分配、教学进度、辅导答疑、作业、习题安排、实践教学、技能培训等。教学方案内容：授课内容目的及要求、重点、难点、方法、授课过程和计划等。考核方案内容：课程考核重点、内容方式、教师和学生的评价标准、总成绩考核标准等。

四、高职声乐教学模式的基本保障与要求

高职声乐教学，实行个别课与集体课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是培养具有综合歌唱能力的复合型应用人才的基本需求。作为高职声乐教师必须转变教学观念，潜心研究和探索个别课与集体课的教学方法，提高个别课与集体课的教学能力，是高职声乐教学的根本保障。

1、明确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个别课与集体课相结合的高职声乐教学模式，是根据高职学生技能条件的实际情况，而形成的教学方法，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比较完善的教学模式。声乐个别课教学，是培养学生掌握声乐技能的主要途径；而声乐集体课是声乐个别课的延续，以补充声乐个别教学中集体歌唱能力和艺术实践能力所学不到的内容；声乐理论的教学，是丰富学生声乐基本理论知识、掌握声乐教学基本理论为目的的必修课程。个别课与集体课的教学设置和安排，依据高职学生的特点，使学生通过不同的教学形式内容和教学手段，使自己的专业技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因此，这种教学结合模式，是高职声乐教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保障和要求。

2、个别课与集体课的相互关系：声乐个别课与集体课教学即统一又独立。虽然我们按学生的声音条件，进行分组授课，教学中既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有声音条件的学生，也没有放弃对没有条件学生的声乐技能训练，也就是说，高职声乐教学个别课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辅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而集体课也可以进行个别与集体相结合进行指导，当一个学生演唱时其他学生可以参与讨论，体会教师提出的要求，这时教师可以给予个别指导。这样做为学生之间的学习和交流，提供了互相了解、互相观摩的机会，不仅能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能增强学生学习的进取意识[1]。根据教学的需要，声乐个别课与集体课可以交替进行，给有条件的学生创造机会。声乐个别课与集体课相结合的教学，可以使学生专业技能得到发展与提高，同时了解独唱、重唱、小组唱、表演唱的各种形式，掌握声乐理论基础知识，使学生的歌唱能力达到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3、个别课与集体课的有效实施：由于高职学生声音条件存在差异性，声乐教学要采取因材施教的教学形式，高职声乐教学不同于培养专业演员为目标的声乐教学，个别课不能完全运用在高职声乐教学之中，相对于没有声音条件的学生而言，最好的方式就是集体课。对于那些有声音条件的学生，我们教师可以去培养、去体现我们的专业能力；通过社会实践给学生展现专业技能的平台。而对于众多条件不好的学生，如果用专业的标准去培养他们，给他们增加了更多的压力。因此，个别课与集体课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能使学生的声乐知识与技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提高，能基本适应高职声乐教学的要求，是高职声乐教学的发展方向与基本定位。

4、提高教师的专业综合能力：高职声乐个别课与集体课相结合的数学模式，给高职声乐教师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熟练掌握专业技能，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还要充分展示声乐个别课的教学能力，具有唱（教学演唱）、讲（声乐理论）、教（懂声乐教法）的水平，有效提高学生的声乐技能，同时通过集体课教学努力培养好那些声乐条件差和起点低的学生，使学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让个别课和集体课都能同样受到学生的喜爱和接受，真正体现出教师的专业综合能力和数学效果。

高职声乐教学模式以声乐个别课与集体课相结合，是高职声乐教学发展的需要和必然趋势和定位。因此，教师要踏踏实实的研究与探索当前高职声乐教学的模式，转变教学观念，改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方法，提高专业的教学能力，打破传统的高职声乐教学中，受专业技术至上教学理念的制约，反对用专业的标准衡量教学质量，过分强调声音技术，而忽视了综合能力的培养模式，必须遵守高职声乐教学的基本特征，以声乐个别课与集体课的教学模式，培养社会需求的具有综合歌唱能力的应用性人才。

参考文献：

[1] 刘九思《走向科学的歌唱艺术》[M]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任职合法性声明篇6

关键词：国有企业；经营者；非物质激励

中图分类号：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7-0055-02

激励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应需要而产生的，满足这些需要，就能产生相应的行为反应。麦克利兰将人的需要分为成就、权力和情谊需要三种类型，都属非物质需要范畴，他强调了非物质需要对有较高人生目标经营者的激励作用。本文试图从满足需要出发，构建国有企业经营者非物质激励机制，分控制权激励、声誉激励、职务消费激励三个方面。

1 控制权激励

控制权是经营者排他性的利用企业资源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力，有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之分。特定控制权是指事前能够通过契约加以确定的控制权权利，这些权利通过契约（国家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授予经营者后，成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包括日常的生产、销售、雇佣等权利；剩余控制权是指事前不能通过契约明确界定的控制权权利，它通常由所有者拥有，包括聘任和解雇经营者，重大投资等战略性决策权。

权力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力量，它能为经营者带来成就、地位、声誉，是非物质激励的基础和前提。控制权激励力量的大小取决于它给经营者带来的满足程度，一般情况下，经营者拥有的控制权越大，给他带来的满足程度越高，激励的强度也越大。满足程度受剩余控制权对特定控制权制约的影响，亦即所有者对经营者制约的影响，控制权激励的核心问题是将控制权在两者之间进行合理有效的分配。国有企业经营者控制权激励需要解决以下问题：

1.1 落实特定控制权

实践证明，任何试图削弱经营者控制权的做法都会压抑他们的积极性，造成企业效率的损失。特定控制权是经营者履行岗位职责的必备条件，必须得到保证。落实特定控制权，首先要落实公司法赋予经营者的权力，将法律规定由他们行使的职权全部下放；其次要落实公司章程、有关制度规定由经营者享受的权力。这些权力是企业股东、制度制定者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授予的，符合企业实际，不能随意收回。维持这些权力有利于保证经营者开展工作，也有利于维护章程、制度的严肃性。落实特定控制权的目的，就是要使之与经营者承担的责任相对应。只有这样，经营者才能对自己的决策后果负责。

1.2 适时调整控制权

控制权激励的关键是对经营者掌握控制权的动态调整，包括解除、继续授予或授予更大控制权。解除、继续授予或授予更大控制权的条件是他们的努力程度和业绩大小。对于工作努力、业绩突出的经营者，就要继续授予或授予更大的控制权，对于工作不努力、业绩一般的经营者则应该解除控制权。增加控制权有三个途径：①扩大特定控制权，也就是扩大企业规模。规模是衡量控制权大小的主要变量，“一个控制两千万资产企业的经理得到的控制权收益大于控制一千万资产企业的经理得到的控制权收益”，经营者存在很强的扩大企业规模愿望。可以通过增加资金投入来扩大企业规模，多将资金投向优秀经营者控制的企业，也可以通过资本运作，将优质资产集中授权给优秀经营者经营；②授予部分剩余控制权。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把部分应该由股东会或董事会掌握的剩余控制权授予他们，作为其经营业绩的回报；③聘任他们到权利更大的管理岗位中去。这实际上是为经营者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让他们站在更高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抱负。

1.3 加强对控制权的制约和监督

随着控制权由所有者向经营者的转移，经营者手中的权力会越来越大。尤其是一些优秀的经营者，将出现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都向他们集中的现象。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力，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问题-经营者行为发生偏离，损害投资者利益。因此在下放权力的同时，必须加强对权利的制约和监督。由于我国市场发育尚不成熟，而市场的发展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对控制权的约束主要来自企业内部，通过不断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2 声誉激励

声誉是依附在控制权上的一种激励手段。经营者获得控制权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干事业，获得成功，他们希望在企业的管理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渴望自己的能力和贡献得到社会的认可。对良好声誉的追求是经营者的“成就需要”，是需要理论中更高层次的需要。单纯物质激励的作用是有限的，当财富达到一定水平后，人们更多的是追求精神方面的满足，货币报酬不能替代良好声誉带来的心理满足。声誉激励需要解决三个问题：①怎样把经营者长期形成的声誉标示出来；②怎样保证评价经营者的声誉信息客观、准确；③如何把声誉与经营者的长期利益结合起来。沿着这一思路，声誉激励设计如下：

2.1 建立声誉档案，划分声誉等级

档案记录是实行声誉激励的基础，它能为声誉评价、分级等工作提供可验证的信息，并对经营者构成一种长期的激励与约束。建立声誉档案，要实行分期记录，分期考核。所谓分期记录，就是要划分记录期间，按期将经营者个人情况、经营业绩和所在企业情况记录在册。所谓分期考核，就是定期对声誉状况进行考评，考评主要参照档案记录，将声誉水平划分成不同等级，如地市级、省部级、部级不等，分别颁发荣誉证书。声誉档案与评级采取自愿的形式，档案记录及评级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公布，供利害关系人查询。

2.2 建立评价机构，完善评价体系

声誉评价机构是对经营者声誉水平进行鉴定的权威机构，是声誉评价活动的组织者,评价机构的设置情况是建立声誉档案，开展评价活动的关键一环。可以在政府或企业主管部门的推动下设立，专司经营者声誉评价事宜。为了保持独立性，将评价机构设置为社会中介组织，由政府通过立法规范它们的行为，使之对评价风险承担责任。

完善声誉评价体系主要是评价程序和方法的完善以及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对于评价程序和方法，重要是做到公开、公正，其中公开是公正的前提，只要评价工作在公开的环境中进行，接受群众和利害关系人监督，公正的问题就不难保证。评价指标体系的信息来源于档案记录，评价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取决于档案信息的采集和记录，对评价信息的规范就是对档案信息的规范。充分的市场竞争是保证声誉质量的有效途径，员工与经营者朝夕相处，最了解他们的声誉情况，综合市场、民主测评及企业经营中形成的信息，经过加工整理形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应该是比较完整的。

2.3 建立声誉与长期利益的结合机制

声誉激励的有效性体现在声誉与长期利益的正相关。也就是说，随着经营者声誉水平的提高，他们获得的利益满足也应该不断增加，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即经营者通过长期工作业绩建立起自己的职业声誉，良好的职业声誉又长期地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多的物质和精神满足，不好的职业声誉将断送他们的职业生涯。由此说来，为了满足经营者的精神需求，需要营造崇尚荣誉、珍视荣誉的环境。我们可以通过文化建设，利用文化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企业内部形成全员积极向上，讲求诚信，追求进步的良好氛围。也可以通过在不同范围、不同渠道的宣传，在社会公众面前树立优秀经营者的良好形象，使他们切实感受到自己贡献得到社会认同和自己社会地位的提高。对与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升迁、报酬等事宜，可以通过完善规章制度，将之细化到制度条文中，以书面形式约定下来，为声誉与长期利益的结合提供保障。

3 职务消费激励

职务消费是依附在控制权上的另一种激励手段。规范职务消费，是建立经营者非物质激励机制的重要环节。职务消费的设立有激励的本意，因为消费标准代表着一定的身份。近年来，国有企业中出现职务消费混乱的现象，不是职务消费本身造成的，有体制、机制等多方面原因。反观国外在职务消费方面的成功经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逐步规范，还它以本来面目。

3.1 构筑职务消费的制度基础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以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为代表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在企业内部形成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在具体制度规定上，明确支出项目、支出范围和支出标准。根据企业规模、经营业绩等指标，结合企业承受能力和当地消费水平，测算出经营者所处岗位的职务消费额度，纳入年度预算。重视制度和预算的执行，维护预算的刚性。

3.2 推行职务消费公开化

实行职务消费报告制度和公示制度。职务消费报告制度就是将职务消费标准和执行情况向董事会、监事会或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公示制度是将职务消费情况作为企业政务公开的内容，定期向员工公布，接受职工的监督。

任职合法性声明篇7

〔关键词〕检察官;职业精神;司法责任制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不仅属于政法部门重要组成一员，还同时承载着监督法律实施的职责，防范其他政法机关、等违法违规情形发生，地位特殊，作用重大。司法责任制背景下，纳入员额制的检察官作为检察机关具备执法办案资质的主体，其职业精神不仅关系到检察干部队伍素质的高低和纯洁性的锻造，更决定着检察权能否独立、公正行使。加之检察官还承载着“维护公平正义”的使命，因此直接关系到能否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和正义”这一目标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在把握检察官职业精神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存在的现实不足，明确检察官职业精神培育方略，适应司法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确保检察官切实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一、检察官职业精神内涵

检察官职业精神是检察官这一法律职业群体所具备的坚定政治信仰、崇高法治追求和专业化职业技能等要素的综合体。作为检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检察官职业精神系检察官干部队伍崇高理想信念的集中表达，能够起到凝聚检察官群体、指导检察权运行和推动检察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1］。检察官职业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坚定的政治信仰。检察官是作为“刀把子”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执法主体，必须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从而确保独立、规范行使检察权，进而在执法办案中能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切实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和忠于人民，不迷失方向。坚定的政治信仰，也是检察官最重要和必备的职业精神要义，要求检察官自觉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行动指南，吃透精神，把握精髓，进而全面恪守检察官职业精神，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顺利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最终建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得以实现，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二)崇高的法治追求。检察官有“站着的法官”之美誉，且在司法权运作中起到“法律监督”的“守护者”作用，要求其应当以公平、正义、自由、人权为价值追求，而并非机械化执法办案，强调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协调统一［2］。司法责任制背景下，在保障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排除包括上级干扰等负面因素的同时，亦通过“办案终身责任制”等制度，对其承办案件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强调检察官应当对当事人、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等各类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诉讼参与人充满人性化关怀，尊重并维护每一位诉讼参与人的人格尊严，进而依法、文明、理性回应诉讼参与人的各项诉求，摒弃“功利化”“机械化”执法办案模式，彰显检察官职业精神风貌。(三)端正的职业态度。检察权的规范运行，离不开作为检察机关主体的检察官。而其职业态度，则决定着检察官能否切实承担起检察权旨在惩治犯罪与维护正义并举的价值追求，亦关系到检察官能否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中去。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亦使检察官面临较多的金钱、美色等因素利诱，因此，端正的职业态度，是确保检察官忠诚履行岗位职责的重要前提。“权、责、利”相一致，是司法责任制的题中之义。可以通过适当提高纳入员额的检察官福利待遇，实现三者协调，进而促使检察官积极把岗位职责化为自觉的行动，从内心珍爱检察官职业，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结合、同步落实，自觉摒弃“金钱主义”“官本位”等不健康的价值观，切实将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作为检察官职业群体的主动追求和客观行动，弘扬积极健康、昂扬向上的检察职业精神态势。(四)专业的职业技能。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深化推进及检察官员额制的出台，要求检察官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学历条件和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还要求检察官拥有丰富的执法办案经验及社会工作方法，并要掌握政治、经济管理、生态环保、信息科技及外语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以提升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效果。此外，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等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各类案件出现一些新特点，造成执法环境愈发复杂，增加了办案难度。作为检察官，应当牢记的指示，警惕“本领恐慌”，自觉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明确学习不仅为了检察官个人，而是为了检察事业长久发展［3］。检察官要不断加强各类执法办案相关知识的学习，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夯实检察权规范行使的基础，切实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与效率，满足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法治服务保障的新要求。(五)自觉的职业良知。职业良知亦即职业良心，要求检察官在决断案件中要自觉基于自己的良心和客观事实独立进行，不能有所偏失，系检察官职业特有的职业感知［5］。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强调检察官追诉职能与监督职能并重。检察官一方面要通过充分行使批准逮捕、审查等检察权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另一方面还要强化提前介入引导侦查、民事行政抗诉、督促支持等职权，加强对当事人权益的救济，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同步落实。拥有自觉职业良知的检察官，在行使检察权过程中能够及时反思与审视自己的执法活动是否符合公正等职业良知要求，做出客观评价，并及时纠正不符合职业良知的行为，进而保持职业活动符合客观司法责任制要求。(六)严明的职业纪律。检察官群体作为独立行使检察权的政法干部队伍，必须恪守严明的职业纪律。尤其是检察官处于监督者的地位，要求其应当模范地遵守各项纪律规定，并从内心自觉地规范司法行为，避免检察权滥用及等情形发生。笔者认为，职业纪律一方面是对检察官权力的约束，另一方面亦是对检察官自身的保护，有利于塑造积极向上、风清气正的检察官执法活动氛围。包括《检察人员八小时外行为禁令》《人民检察院检察制服着装管理规定》等在内的、具备较强强制约束力的职业纪律，是维系检察官职业精神的重要保障，能够避免检察官失当言行及着装损害检察官职业形象，必须不折不扣落实。(七)神圣的职业声誉。在政治上，检察官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保障者”;在法律上，检察官是专门法律监督机关中的司法活动“监督者”;在社会上，检察官是人民群众期待公平正义的“守护者”。司法责任制背景下的检察官员额制，造就了检察官群体神圣的职业声誉，每一位检察官都应当珍惜自己的职业声誉。(八)坚毅的职业作风。检察官职业作风是检察官群体在执法办案活动中所体现的、具有稳定性的敬业精神外在表现形式，亦有评价检察官行使检察权活动是否合法、文明、规范等职业道德尺度之意。检察官职业作风，直接关系到检察官队伍整体声誉、形象和检察事业长远发展及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意义重大。检察官职业作风，系一代代37检察官悉心呵护、传承形成的，每一位检察官应当倍感珍惜，并在执法办案活动中加以弘扬，自愿在检察官岗位上落实“马上就办”精神，时刻保持办案的敏锐感和审慎感，锻造一支职业作风坚毅、优良的检察官铁军，最终在检察官队伍中形成互相激励、互相学习的检察官职业作风，践行新风尚，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事业的人才基础。

二、检察官职业精神现状分析及培育方略

检察官职业精神对于检察官干部队伍的锻造及检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司法责任制改革，亦对检察官职业精神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一)检察官职业精神现状分析。毋庸置疑，当前，包括检察官在内的政法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4］。广大检察官恪守检察职业精神，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通过执法办案，为辖区社会经济发展及和谐稳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钳制检察官职业精神培育与发展的问题，败坏了检察官队伍声誉，对检察事业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1．检察官职业精神培育制度尚未健全从最高检公开通报的检察官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来看，检察官群体职业精神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在于政治信仰、职业态度不够坚定，忘记了在初任检察官就职时关于恪守检察职业道德和忠于人民的誓言。个别检察官丧失了应有的职业良知，追求物质享受，不惜铤而走险，甚至为“蝇头小利”而捏造假立功材料，帮助犯罪份子逃避刑事处罚，最终被开除检察官队伍，甚至沦为“阶下囚”［5］。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各地方检察机关在培育检察官职业精神方面，多采用学习加强检察官队伍建设及严肃纪律的文件、举办主题演讲比赛等形式化活动，手段单一，内容局限，并没有形成专门的、系统的检察官职业精神培育制度规范体系，缺乏巩固性、灵活性和可持续性。现有的制度亦缺乏责任追究条款，导致实效性大打折扣。2．检察官主体责任有待明确作为法律监督业务活动的主要实施者，检察官的言行代表着检察机关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新一轮司法责任制改革，再次重申检察官应当成为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主体，强调在赋予检察官以独立检察权的同时，落实“权责一致”原则，要求检察官就其执法办案活动承担终身责任。但实践中，部分地区员额制检察官的福利待遇尚未与行政级别“脱钩”，导致检察官不得不为了“五斗米”而把“副科级”“正科级”等行政职务作为行动指南，从而不敢反对上级做出的明显违反法律的错误决定，有损于检察官职业声誉，不利于检察官职业精神培育［6］。3．检察官职业精神评价考核虚化当前，为了适应司法责任制改革的要求，部分检察机关推行检察官执法档案等制度，以此强化对检察官的绩效考核及激励机制。但考核内容存在虚化，多局限于办案的数量及批捕率、率、实刑率及抗诉改判率等指标，未能将反映检察官职业态度、职业良知及政治信仰的群众口碑、律师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实质性职业精神评价指标等纳入考核，未能有效发挥业绩考核这一“指挥棒”在引导、激励检察官培育与践行职业精神的作用。4．检察权独立行使与接受监督制约存在脱节司法责任制改革，要求逐渐改变现行检察业务实践中“承办检察官初拟办理意见部分负责人审核分管检察长审批”这一行政色彩浓厚的“三级审批制”，在一定范围内，由检察长授权检察官或主任检察官自行决定案件的决断，以实现检察官独立行使检察权。但在放权给检察官的同时，仅仅设置了案件管理部门的事后监督等程序，加之案件管理部门无实质处分权限，未能对检察官在做出决定之前的检察权运行进行必要、充分的监督制约，从而容易发生检察权滥用及等违法违纪现象发生，不利于检察官崇高职业精神的锻造和检察机关司法公信力的维护。(二)检察官职业精神培育方略。1．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夯实检察官职业精神锻造基础其一，制定与检察官职业特点相适应的专门化的职业价值与职业精神规范，从而推进检察官职业精神培育和践行的制度化、常规化和科学化;其二，配套与检察官职业精神制度相适应的实施细则，明确责任条款，赋予一定的强制约束力，增强检察官职业精神制度的可操作性;其三，将检察官职业精神制度建设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等制度紧密结合，强调检察官坚定政治信仰、崇高法治追求及端正职业态度等职业精神的塑造。2．探索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回归检察权司法属性要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契机，积极探索主任检察官责任制，赋予主任检察官相对独立的检察权并领导组内普通检察官及辅助人员，变传统的检察机关“三级审批”为主任检察官自主决定，真正落实“谁决定、谁负责”，为检察官运用检察权实现法治追求和政治信仰提供条件。由于主任检察官在学识、办案经验等职业技能和为人处世、服务群众等职业态度等方面，均需具备较高的素养，还能够起到激励组内普通检察官的作用，有利于检察官队伍整体职业精神的发展。3．科学实施绩效考核评价机制，促进检察官职业精神持续发扬为推动检察官职业精神培育及发展，应当改变片面追求数字化的绩效考核方式，将检察官通过执法办案赢得群众赞誉及获得领导肯定批示等直接反映检察官职业精神的内容纳入检察官绩效考核及年终测评指标。否则，检察官容易成为“流水式”办案的“机器”，难以在执法办案中充分考虑并照顾到每一个诉讼参与人的独特需求，甚至还可能偏离公正的方向，造成冤假错案，损害检察职业声誉。此外，还要将绩效考核及年终评价结果与检察官福利待遇及职务晋升挂钩，以激励检察官参照绩效考核指标，积极践行检察官职业精神要求。4．完善检察权监督制约体系，强化司法行为规范为防范司法责任制背景下检察官权力扩大而出现失范情形，必须在确保检察官相对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同时，对其运作全程进行实时监管。其一，要将政治监察部门对检察官政治纪律的监督与案件管理部门对检察官业务流程的管理进行有机结合，实现信息共享，形成监督合力;其二，重点加强对检察官权力行使的“事前”和“事中”监督，抽调各业务部门骨干专家随机对检察官拟作出的最终处理决定进行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的监督，实现事前监督，弥补事后监督之不足。

〔参考文献〕

［1］刘亚昌．论当代检察职业精神及其建设［J］．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02):50－52．

［2］柏利民．检察职业良知的内涵及其养成机制［J］．人民检察，2015(01):56－59．

［3］陈乃举．“本领恐慌”———你“慌不慌”?［J］．共产党员，2013(09):49．

［4］王金利，张立纳．关于新形势下政法队伍建设的思考［J］．边缘法学论坛，2012(01):23－26．

［5］佚名．最高检通报12起检察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件［N］．检察日报，2014－09－25(01)．

任职合法性声明篇8

《昆钢之声》是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宣传部主办的寓政治性、文学性、艺术性为一体的综合性刊物，创刊于1991年。15年来，刊物遵循“围绕中心，服务企业，鼓舞职工，繁荣企业文化”的办刊宗旨，响亮、鲜明地推出了一大批充满激情、体现时代主旋律、催人奋进的理论、文学作品和具有一定艺术造诣的摄影、美术，书法作品，成为了昆钢企业文化的一个窗口和载体。这一窗口和载体展现了昆钢乘改革开放的东风所发生的变化，反映了在昆钢这一片热土上昆钢职工自我超越，求强创新振兴企业的风采，讴歌了昆钢职工对党、对祖国、对企业的热爱和兴企报国的豪情，赞美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体现了昆钢职工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向往和人生感悟。刊物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也成为了文学艺术爱好者施展才华的平台，培养人才的沃土。

《昆钢之声》1993年改为彩色封面并新增彩色插页，1997年扩大容量增加了印张和印数。2003年改为标准大16开。现为64页(约8万字)8个彩页的固定双月刊。每期印数3500册，发行至各二级单位科室、车间工段。15年来，共出刊62期，发表理论文章和报告文学、长篇通讯及诗歌、散文、游记、小说等共计500余万字，摄影、美术及书法作品共计1000余件。

结合企业实际适时设置栏目

作为企业内部连续性出版物，《昆钢之声》栏目设置切合企业实际。现设有“本刊特稿”、“探索研究”、“云岭先锋”、“钢城报告”、“企业文化”、“歌笺诗页”、“平常人生”、“旅迹游踪”、“谈天说地”、“叫、说园林”、“影苑画廊”11个栏目，并根据集团公司某一阶段的中心工作和来稿情况设置部分不定期栏目。其中，“云岭先锋”和“企业文化”栏目就是根据云南省委实施“云岭先锋”、昆钢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活动以及实施“文化力”工程而设置的，刊物做到了围绕企业主旋律办出特色。

在11个相对固定的栏目中，“本刊特稿”主要刊载对于全司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集团公司党委或45-政的重要文稿，供干部职工学习掌握。“探索研究”和“云岭先锋”栏目为政工干部及管理人员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研讨和经验交流提供了媒介。“钢城报告”和“企业文化”栏目为宣传企业生产建设和改革发展成就，宣传先进典型，弘扬企业精神提供了阵地。在“影苑画廊”栏目中，有一部分是新闻图片，集团公司的重大活动，刊物都以图片的形式予以定格，在彩页中留下一帧帧企业发展壮大的记忆。“歌笺诗页”、“平常人生”等其余栏目均为文艺类栏目，刊载诗歌、小说、散文、游记、杂文、摄影、美术、书法、篆刻等。文艺类栏目是昆钢的文学艺术爱好者在企业火热的生活中诗情画意的展现。

注重队伍培养提升刊物质量

《昆钢之声》杂志创刊15年来，编辑部以办一份企业特色鲜明、职工群众喜闻乐见的刊物为己任。干部职工踊跃投稿是对办好刊物的支持和信任，公司领导、厂处领导带头为杂志撰写稿件是对办好刊物的鞭策。

编辑部利用这块创作和耕耘的园地，广泛联系作者，团结和依靠老作者，发现和培养新作者，开展经常性的活动，帮助作者修改稿件，互相切磋共同提高。近年来，《昆钢之声》编辑部先后组织了三届有60多人次参加的创作笔会，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文艺创作新人，也形成了一支创作骨干队伍。为进一步提高骨干作者的创作水平，三次输送6人次到省作协和《边疆文学》参加笔会。积极推荐作者参加《云南日报》通讯员培训班。在省文联和产业文联的支持下，《昆钢之声》编辑部组织了一批书法家，把他们的优秀作品推出去，走向社会，走向更大的创作舞台。

在摄影、美术、书法方面，《昆钢之声》杂志每期择优刊登职工作品，同时，选送作品参加省产业文联主办的书画展和摄影展，参加中国冶金系统书画展和“中国职工书画展”。送展的优秀作品和获奖作品，在《昆钢之声》杂志上予以重点介绍。在昆钢的骨干作者中，摄影方面，有1人于2001年度被中国影协评为“德艺双馨优秀会员”；美术方面，有1人被聘为昆明画院画家，是昆明画院惟一来自企业的画家。文学方面，近年来已有5人在省级出版社出版了个人文艺作品专集。 目前，昆钢的作者共有文联系统的部级会员1人，省级会员27人，市级会员60余人。有数百人次的作品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和获奖。

任职合法性声明篇9

关键词：信托公司；声誉风险；经营管理；政策建议

近年来，信托公司蓬勃发展，业务量激增，资产管理水平也有较大提高，传统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但隐藏的声誉风险正在随业务扩张而逐渐暴露，成为摆在信托业发展面前的新问题。对此笔者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针对性监管建议。

一、声誉风险表现特点

（一）声誉风险与传统风险的差异

1.声誉风险是一种隐性风险并且难以量化。声誉风险是指由于交易对手、经济环境、舆论导向等外界因素变化对信托公司社会认可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被动的，并且会隐藏在各类传统风险的背后；也正是由于声誉风险不易被发现，一旦风险爆发，给信托公司信誉带来不良影响结果也难以估量。

2.声誉风险具有累进效应，是一种系统性风险。传统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都是个体风险，不具有传染性，而声誉风险是市场认知风险，是主观判断的结论，因此具有累进性和传染性。某一产品出现风险，市场立即会对该产品和所属公司信任度下降，市场同类产品和该公司其他类产品也将受到连累。

3.声誉风险随信托公司社会关注度提高成级数增加。信托业近年来发展迅速，特别是2009年以来，信托规模急剧增加，信托资产由年初几千亿迅速增长至2万亿以上，规模的翻倍增加令信托公司快速进入公众视野。无论个人或机构正在认识信托公司资产管理的专业性，社会对信托公司的关注度也有史以来较高；信托发展方向由单兵作战向行业联合转化。关注度的提高，让信托业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对市场口碑更为敏感；中国信托业又处在快速成长期，业内的风吹草动对产品、公司、行业均带来连锁反应，可以说声誉风险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

（二）声誉风险在信托公司各类业务中均表现突出

目前信托资产主要构成为证券类资产、银行类信贷及票据资产、投资类权益资产等。在各类资产类型中，信托公司需投入更多精力以防范交易的声誉风险。

1.证券类业务声誉风险集中在投资顾问上。这类业务模式为结构化安排加投资顾问形式；风控手段主要是技术层面的，通过账户管理、止损设计、仓位控制等措施防控风险。风险是信托公司很难对投资顾问的个体行为进行约束，其不良行为很可能牵连信托计划及信托公司。如近期某信托项目因投资顾问受证监会纠察，上亿元资金的信托账户受牵连被冻结，信托计划可能延期兑付，信托公司的社会评价遭到负面影响，甚至此类信托产品的公众信誉都受到损失。信托公司为投资顾问过错向社会买单，可见其面临声誉风险较大。

2.银行类资产声誉风险主要在通道业务上。自2008年以来银信合作成为信托公司主要规模来源，这类业务以委托贷款、资产转让等形式为主，其特点是信托公司实质的资产管理责任比较小，只是作为通道实现银行资金使用目的，因此导致业务规模与信托收入不配比；信托实际责任和信托的舆论责任不对等，这就造成了信用风险不大，但声誉风险巨大的情况。2008年银信合作的平均信托报酬率不到0.1%，有甚至达到0.05%，远远低于其他同类金融合作费率。如此低费率，信托公司无法承担更多的管理责任，一旦资产出险，虽然信托公司可能按规免责，但舆论导向却直指信托，造成信托名誉损失。今年上半年某类金融机构以存款资金充抵资本金，委托信托公司用于政府项目建设，被银监会叫停。此例中某类金融机构违规明显，且项目规模较大，社会影响强烈，而信托公司由于受托人身份原因被动牵涉其中，形象也受到损失。

3.投资类资产声誉风险体现在股权控制上。股权投资是信托财产的存在形式，其权利的行使要遵守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许多信托公司出于风控考虑，对投资企业采取资金、印章、人员等方式进行股权控制，但个别信托公司利用控制权利，违规进行操作，社会影响恶劣。如某信托公司违规向“四证”不全和资本金不足房地产项目融资，项目运行不畅，导致信托计划到期无法正常清算，甚至引发群体事件，受到媒体负面报道，这一事件是由传统风险爆发所引致潜在风险，造成声誉风险扩大，对信托公司名誉损害很大，也在业界造成不良示范后果。

二、声誉风险逐渐突出的主要原因

（一）主观因素

1.声誉风险意识不强，忽视隐性风险管理。部分信托公司尚未认识声誉重要性，战略上重视规模扩张，轻视风险防控，经营上重视现实风险、忽视潜在风险；部分公司政府背景较浓，存在官本位色彩，信托公司决策先考虑政府大股东意愿而非公司长远发展，对公司声誉、市场反响等无形因素考虑不多；部分公司缺乏有效手段应对新型风险类型，仅能依靠传统风控措施进行风险管控，隐性风控技术有待提高。

2.尽职调查管理还不到位。由于声誉风险是一种隐性风险，其暴露往往是由传统风险所引致，尽职调查不到位，对操作风险造成疏漏。一是尽职管理跟不上业务发展，部分公司先展业、后调查，先有风险后弥补，未能做到制度先行；二是调查不细致，部分公司尽职调查停留在要件合规层面，容易忽视项目内在风险点；三是管理不成体系，部分公司调查仍依靠人员经验，定性考证与定量分析结合不好，未形成完备的尽职管理体系。前述银信合作的政府项目案例，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多数信托公司对该信托计划的资金来源合规性只进行了政府财政实力等常规审查，未进行项目延伸合规审查，也未要求出具监管部门意见。

3.规模导向的绩效考核助推声誉风险膨胀。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信托公司正处于快速成长期，据了解许多公司绩效考核也是围绕业务量开展的，甚至个别公司人员工资是按照业务量分成计酬的，在这种绩效导向下，展业时会重视业务规模、合规条款等硬条件，而忽视费率报酬、声誉风险等软约束，这种考核在光鲜背后就隐藏了大量的声誉风险，而声誉风险又存在累积效应，一旦爆发，容易波及其他业务和公司，成为行业风险。

转贴于 （二）客观因素

1.信托制度本土化发展还需时日。信托制度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发展时日不长，信托作为一种财富管理制度与中国实践的融合还并未完全顺畅，公众更容易将其作为一种融资工具列于银行、证券等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同类比较，而其由于发展历程、社会认同等原因与同类金融机构的竞争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另外中国目前在信托财产登记、税收等方面缺乏配套法规，因此信托发展未能壮大，市场口碑尚未建立，声誉和信托品牌还处于初步萌芽阶段。

2.信托公司的社会认知还有待提升。新两规对信托公司客户选择有明确要求。银信合作是普通客户了解信托公司的途径，从信访投诉看，公众对信托公司地位和责任较为模糊。今年上半年我局收到银信合作投诉一类是客户直接投诉商业银行，但由于信托公司在交易中承担了受托人角色，而常有被推诿责任的情况，这对信托公司形象有所影响；另一类是客户对信托公司主张权利，尽管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信托交易对手是机构，并不直接面对公众，但仍有金融消费者对信托公司提出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众对信托公司职责、功能等众多认识存在偏差，对信托公司、信托产品的理解还很不到位。信托资产的盈亏对信托公司的社会声誉影响很大。这类投诉在全国范围内均存在。

3.存在“坏孩子”假设。当交易者一旦被市场定义为“坏孩子”，日后所有的坏交易责任都容易指向这个坏孩子。中国信托业五次大的整顿是对信托业的重大洗礼，也是对前期部分信托公司不检行为的修正，但整顿后市场仍然残留对信托公司的先天指责和不信任，加上坏名声的传染性，信托公司一次被当成坏孩子后，将面临经常被怀疑成坏孩子的无奈。

三、防范信托公司声誉风险的政策建议

1.强化声誉风险意识，提升声誉管理能力。信托公司要把产品信誉、公司声誉当成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树立行业口碑，重视声誉风险，打造“百年老店”形象；高管层要树立声誉风险意识，要加强信托公司声誉管理能力，提高决策科学性。

2.信托公司尽职调查，避免合同瑕疵。监管部门应尽快出台《信托公司尽职管理指引》，为信托业提供行业示范；信托公司结合自身业务情况和特点，探索与此相关的尽职调查方法，完善内控管理体系，减少传统风险诱发的声誉风险可能。

3.加强净资本管理，增强抗风险能力。要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出台《净资本管理办法》，体现原则导向，指导信托公司展业同时要保持适度的高流动性资本，以抵补现实和潜在的风险；信托公司要加强净资本管理，要注重业务扩张与净资本存量的匹配性，量化其抗风险能力，以提升社会信任度和美誉度。

4.加强产品研发，提升品牌价值。创新永远是信托不变动力，产品研发不仅要标新立异，更重要的是要对产品的适应性、生命力等进行研究，塑造经典产品，提高信托品牌价值，这是增强信托声誉、增强社会信任的最直接途径。

任职合法性声明篇10

【关键词】高职院校；声乐教学；问题；策略

有关高职院校的声乐教学改革这一课题，学术界已从多层面展开了论述，但从多年的教学实践来看，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受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都存在普遍性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教师是以课堂讲授的方式来培养学生演唱能力、舞台表演能力等。他们仍习惯于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老师示范——学生学唱——老师挑毛病——学生再学唱。这种口传心授的单一教学模式造成了教学封闭、流于形式的问题。2.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学生数量也随之增加，根据个体差异设置的个别小组课也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多而发生变化，由原来的“小锅小灶”演变成了“大锅饭”，严重制约了学生的个性发展。3.师资缺乏在高职院校是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师生比严重失衡。为了满足教学，学校只能外聘教师。外聘教师多为地方兄弟院校或中学教师，上课来下课走，很难做到同步管理，教学质量也得不到保障。4.高职院校的声乐教学评价方式，受传统应试教育的影响较大，考核方式较为单一，大多是一首作品就完成了考核，与新时期的评价多元化要求不符，忽视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查，制约了学生的综合发展。5.高职声乐课程的教学目标要求学生的演唱水平在艺术实践中得到发展，而实际上学生的艺术实践活动严重不足，舞台表演机会太少，缺乏充分的实践锻炼，有些毕业生直到毕业也没登过几次舞台。6.声乐课程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不够灵活，缺少整体部署，缺少健全的课程管理制度，课程教学内容与行业技术应用脱节，过分偏重歌唱技能的培养，而忽略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为改变现状，院校需转变观念，重新定位课程的教学目标，调整和完善课程的实施方案并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教学策略。

1.转变教学观念，明确教学目标，调整教学模式

高职院校的声乐教学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要更新教育理念，明确教学目标，改革教学内容，优化课型的结构，在遵循声乐教学的客观规律情况下，积极探索和创新声乐教学的新模式，摆脱传统说教式的教学模式，适当采取多层次、多方位的教学模式；对声乐基础不同的学生，设计不同的教学策略，采用个别课、小组课和集体课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实施分层教学，因材施教；积极开展声乐拓展课，把课堂充分延伸，多设置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解决有些学生课上吃不饱等问题，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声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更新声乐教学方法，变换师生角色

尝试新教学理念，改革理论脱离实际的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建立理论与实际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应用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合作交流能力和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课程教学内容。改革传统的以课堂讲授为主的封闭式授课方式，开放课堂，采用启发式、讨论式、评论式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让课堂成为学生真正自主学习和实践的场所，引导学生增强自主学习和创新拓展能力；尝试让学生走进不同老师的课堂，观摩其他专业教师的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主导，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变换师生角色，开设评论课、辩论课以及学生科研课题研究等，在师生合作互动形式上多做文章，只要是有利于学习的就大胆地进行尝试。探究性学习已成为基础课程改革的核心，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也由被动接受性学习向主动探究性学习转变，声乐课程也不例外。著名声乐教育家喻宜萱先生说：“声乐教学是一门赋予创造性的思维劳动课，这种创造性要求体现在教和学的双方。”创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保障正常教学活动、提高教学效率的基本条件。教师在声乐教学中要敢于打破唱法禁锢，讲授多种唱法，不管是美声唱法、民族唱法还是通俗唱法，只要能够很好地表达情感，都可纳入教学计划。另外，声乐的最高表现形式是合唱，把合唱和独唱结合起来教学，可以让学生区分和感受共性和个性的唱法，为今后开展基础音乐教学提供很好的基础。

3.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师资质量

声乐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声乐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随着招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师资缺乏是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成分具有复杂性，年轻教师偏少，一些高水平、高学历的音乐学院年轻高材生，因编制等问题短时间无法进入课堂。这就要求一线教师改变观念、提高认识，主动自我提高，寻找各种途径走出去，多学习多取经，多参与高规格的培训班，定期举办个人音乐会，并积极参加社会专业艺术实践活动，实时充电，增长技能，以满足理论和技术方面的教学需求。对于外聘的教师，要完善聘任制度，积极引进专业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进入课堂，要对所聘用的教师进行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等方面的评估和考核。同时，也要经常邀请部分兄弟院校的声乐教育教学方面的专家互动交流，互通有无，实现资源共享，共同促进声乐教学的良性发展。

4.改革与完善考核制度

声乐课程的考核，要告别单一的一首歌考核模式，不能只依据声乐的发声技能来评定学生的成绩，要从综合能力上多方面考核，根据综合技能技巧设置不同的考核内容：（1）演唱内容上，不同程度的作品，设置难易系数，比如演唱《花非花》和《我爱你中国》，根据不同的音域、不同风格以及完成的质量，要给出差异性评价；（2）考核中设置演唱伴奏环节，包括正规伴奏、即兴伴奏以及自弹自唱，要求与每个学生的声乐演唱捆绑完成，根据完成的质量给予适当的评价；（3）将平时成绩结合日常上课情况，包括完成的作品数量和质量，以及参与各种观摩、排练、演出和个人音乐会等方面进行声乐成绩的综合评定。

5.增加艺术实践，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艺术实践作为声乐教育教学的延续和拓展，是提高声乐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在声乐教学中，教师应充分认识到艺术实践与声乐教学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将实践和声乐理论知识有效结合，构建“教、学、演”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有效保证声乐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目前的声乐教学中，学生缺少艺术实践机会，偶尔参加个集体演出活动就算完成了艺术实践任务，极大地限制了学生演唱能力与表演能力的发挥，停留在课堂上的艺术实践只能是纸上谈兵。艺术实践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为了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教师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导学生参与各项实践活动，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增加实践的时间和内容，其中包括专业观摩、专业考查、专业考试，各种排练、各种比赛，组织或参加大型或小型的各种教学汇报活动、社会演出、合唱比赛、专业辅导和排练、单项或专业全能比赛（包括声乐、钢琴、伴奏、弹唱、合唱指挥、作曲、中外乐器、舞蹈等）、声乐沙龙、个人音乐会，等等。

6.强化声乐教学中的思政理念

声乐课不仅仅是一门技能课，也是一门情感与技艺相结合的音乐文化类课程，它肩负着弘扬民族文化，提高人民音乐文化素质的责任。声乐课程的特殊性，对教师本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在传授专业技能的同时，既要注重课程思政的艺术性，也要注重教学方法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将思政内容融入声乐课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教学内容相结合，通过讲解将爱国主义教育、情感教育、感恩教育等内容贯穿于声乐作品中，使其在学生群体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达到以歌化人、以歌育人的作用。比如，《北京颂歌》《我爱你中国》等作品，体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感，选取这类主旋律作品进行演绎和学习，可以进一步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7.加强课程整体部署，改革声乐教学管理模式

目前，高职的声乐课程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不够灵活，教学改革缺乏整体部署，教学管理模式也跟不上形势，缺乏激励机制与有效协作，需重新定位课程的培养目标，调整和完善课程培养方案，实现专业课程内容与专业标准对接。近年的全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大学生基本功比赛中，声乐演唱除了考核演唱歌曲的技能外，还要考核钢琴伴奏能力和即兴弹唱能力，考核的重点已向综合能力考核转变，这就要求课程的建设要围绕课程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规划和部署。建立健全声乐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推动教学管理规范有序进行是提高声乐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这要求将声乐教学制度化，加强声乐教学过程的规范化管理，增强师生的责任和规范意识；对课程质量进行全覆盖评价，科学编制课程教学大纲和考核大纲，完善课程教学各个环节的质量标准；实行课程负责人制度，加强对专任教师的教学进度、教案、教学反思等的有效管理。高职院校的声乐教育教学改革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优化的过程，需要从教者及时更新观念，改变思维，与时俱进，摒弃传统的教学模式，赋予声乐课程新的活力，一切以学生为中心。这也是时代赋予声乐教师的使命与责任。

参考文献：

[1]陈艳伟.高校声乐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J].当代音乐,2018,(8):42-43.

[2]卫燕.浅谈高职院校声乐课程教学改革策略[J].黄河之声,2020,(14):2.

[3]吴极巧.新时代背景下边疆师范大学声乐教学改革的创新研究[J].当代音乐,2020,(10):3.

[4]李敏.大学声乐教育教学管理模式初探[J].北方音乐,2020,4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