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十篇

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篇1

关键词：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法治精神创造性转化

自从伽达默尔提出关于传统的多元历史性和创造性转化的理论以来（Gadamer,1975），伴随着西方现代性思潮剧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现实情境的展开，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正如汪丁丁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我们各自的已经“消解”的传统（生物的、社会的、与个人的），传统是不能被消解的，它只可以转化。[1]不管你是否承认，我们似乎已经“消解”的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一直存在着，且作为“集体下意识”内化入民族深层心理结构，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

同志今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2]传统德治政治文化如何与标志现代性的法治精神相融合？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有一个仔细的梳理和反思。

一、传统德治政治文化及其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延绵二千多年，传统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王权基础上，通过礼仪规范而施行的德治传统。集中体现为儒家的治政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应当指出，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中的德并非仅指“政治道德”，而是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道德修养，即儒家的“圣王”理想。它要求为政者事君如父、爱民如子、清正廉明、尊贤敬教、谦虚谨慎、光明磊落、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品德。政道合一，伦理道德成为政治价值评价标准，完美的道德修养是从政者至关重要的条件。如唐太宗在警戒他的儿子们时曾说：“桀纣虽为天子，今若相唤桀纣，人必大怒。彦回，闵子骞，郭林宗，黄叔度，虽是布衣，今若相唤赞道类此四贤，人必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贵者唯在德行，何必论荣贵。”[4]可见道德之重要性。虽然，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中也有法制思想的存在，如孔子在《论语》结尾处指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这与罪刑法定思想、法治思想相去不远，但从总体上说，在“德”、“法”关系上，儒家主张“德主刑辅”。儒家并不否定法的存在，但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导之以德，齐之以德，有耻且格。”[5]，法律治表不治本，诛恶不劝善，所以儒家提出“礼”这个层次更高的类制度化的道德要求。“法”成为“德”的辅助工具。在儒家德治政治文化的德法关系上，大木雅夫的剖析颇为公允：儒家主张明君贤相之说，其基调是人格主义，但由于明君贤相不可能连接出现，为使平庸的执政者、执政官也能公正地施政和司法，儒家因此也强调完善法制以及把法作为信赏必罚的公正政治的基础。[6]

中国传统的“德主刑辅”德治政治文化与英、美国家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法治、立宪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相比，其主要特征可概括为：（1）高调的政治道德传统（2）自律本位的政治文化（3）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

（1）高调的政治道德传统。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有着浓厚的人性可至善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内圣外王”传统文化影响之下，人们要求为官者具有完美的品德，要求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认为“政治是高尚的事情，参与政治是人具有良好品行的体现”[7]，所谓“学而优则仕”。这与西人的“原罪”观和自马基雅维里以来认为政治是争夺、维护权力、利益的思想大相径庭。

（2）自律本位的政治文化。在传统的“德主刑辅”的德治政治文化中，政治约束主要途径是，倡导为官者提高自身修养和遵循类制度化的礼仪规范。这种自律本位政治文化一直存在于国民的政治价值评判意识之中，表现在国人几千年来的“期盼清官情结”及对“他律”政治————的失望、疏离和无知。

（3）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而及天下。得“德”之人先志在齐家，是一家之主；治国，是一国之主；平天下，则是天下之主。中国传统的礼制秩序或伦理角色定位系统保障着这种家长本位政治文化的推行和延续。当下，它表现为“权威主义”、“一言堂”、“百管干部”；表现为从政者对下要求绝对服从，对上则具有天然依附心理。

二、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的历史评价

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是在小农自然经济方式、宗法族制的社会构造及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学说基础上形成的。在传统的、较为封闭的、文化高度统一的封建社会中，传统德治政治文化适应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以孔孟为代表的德治政治思想发端于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两个战乱动荡的时代里，德治政治思想并没有得到重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焚书坑儒，力主法治，“罪人不孥，刑杀无度”，终于二世而亡，一统天下仅15年。[8]汉兴之初，重黄老之学，先有吕后之乱，后有七国之争。汉武帝继位后，采纳了以董仲舒为首的汉儒提出“德主刑辅”德治政治思想，从此中国政治进入一个基本上长久治安，朝代更替的封建统治时期。由于德治政治思想基本上切合了封建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实，而得以成功贯彻。那些崇儒的朝代基本上也都得到较好地延续和发展。西汉215年，东汉196年，唐290年，宋320年，明277年，清268年。德治政治思想经几朝几展，逐渐升华为政治文化，对统治者实现社会控制，确保社会稳定、发展和繁荣，有不可抹杀的功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8世纪以前的中国能在农业文明中独占鳌头，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

虽说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楔合了传统农业国家的社会结构，促进了封建中国的稳定发展，但其终究是农业文明的一部分，与现代工商业文明存在着强烈的时代落差。传统德治政治文化表现出的诸多非现代性特征，使其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捉襟见肘，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期，面临久久走不出的困境。

三、传统德治政治文化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的基本特征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性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9］面对逐渐趋向开放、多元的现代社会，道德调节、控制生活的能力显著下降，因此传统德治文化传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着三个久久走不出的困境。

（一）社会转型期，价值取向多元化带来的政治道德困境

在社会转型期，逐渐涌起的市场经济大潮激荡起多种多样的价值目标追求，不同地位、不同利益、不同经历的社会成员对同一件事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价值目标追求，从而出现多元化的政治道德取向。当下，政治道德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一方面传统高调政治道德作为理想追求似乎仍然存在，但无法与现实政治生活融合，也规范不了现实政治生活。另一方面，价值取向多元化状态下，又不能形成适应转型期的、被人民广为接受的政治道德。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在考察、评价干部时还总是从“是不是老实人”、“能不能团结人”、“关不关心群众疾苦”、“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伦理或高调政治道德出发，而现实中的政治却越来越要与人情、伦理相分离，用公正和正义来做为其价值支点。

（二）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导致的“自律律不住、他律跟不上”困境

市场经济对社会的触动，主要表现在利益分化和重组。利益分配改变了以往单一的计划经济分配模式，这大大激发人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的觉醒。受个体利益驱动，加之，新旧体制转轨中的政策漏洞，使一部分人有用不正当手段和不公平竞争攫取利益的机会。靠自我道德觉悟和道德舆论来控制权力，在纷繁的利益诱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开放社会的人们不会在任何时候将任何行为都置于道德监督之下，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时其行为总是想而且也总是能逃避道德约束。在法律尚不完善，他律意识淡漠的政治领域，利益分化所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的。

（三）社会转型时期，中西文化碰撞引起的家长本位政治文化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文化进入我们的视野，以民主、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西方政治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家长本位政治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民主、自由、平等理念，使我们感觉到了家长式作风所带来的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侵犯，及其对经济、政治发展的危害。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深入、教育的普及更唤醒了人们要求平等、要求公正的意识，从而对家长权威产生了不服从心理。然而，延绵几千年德治政治文化所蕴含的家长本位文化根植于民族心理之中，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把家长降格为人民公仆，但人民公仆仍然行使着家长的权力，“当官就是为民做主”的思想至今仍有很大市场。

四、从“德主刑辅”政治文化向“德法并重”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从倡导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入手，以礼仪规范为秩序框架，保障了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发展，但自中国被迫加入世界现代化行列以降，特别在当下社会的艰难转型时期，传统“德主刑辅”的政治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困境重重。如何走出困境，实现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期政治文化在促进变革政治体制、维系政治关系、指导政治行为上发挥积极作用，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仅需要精密而深刻地理解传统文化，也需要精密而深刻地理解其他文化之精神。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逻辑起点是对这一文化中的某一价值有理解后的批判，而这一批判的依据则是其他文化中与之有联系的另一价值。因此，要实现德治政治的创造性转化，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与之相联系的法治精神，以探求法治精神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楔合之必要性和可能性。

传统德主刑辅政治文化是价值探求型（或曰理想型）的政治文化，它把治理国家的大事寄望于“圣君”、“贤臣”，这在处于封闭状态的农业社会确有可行之理由和事证。但在一个经济市场化、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儒家伦理道德很难成为直接可以普遍制度化的、明确且可操作的硬性规范体系，而且其道德内涵也难以满足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理性要求。因此，现代民主政治必须由“法治”作为其支撑框架。尽管法治主义者对“法”的来源、形成过程存在分歧，但对“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地位上都有一致的共识。法治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的治理中，一切人都要按照既定的普遍为人知晓的规则办事，不违背既定的规则，不凭个人的主观爱好行事，即使是统治者也不例外。（10）法治主义的核心是：“王”在法下。与“德治”主张“德主刑辅”一样，在现实政治中，法治主义并不反对发挥人的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不反对统治者个性的“奇里斯玛”的魅力。绝对的法治主义要统治者和管理者成为一个“只服从法律的人”没有个人“爱、憎”、“激情”的人，也是一种糟糕的理想主义，其设想不仅不可能实现，即使实现，也将导致人被“法”异化，丧失人合理批判现实的能力。所以，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在现实政治中，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这是法治精神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楔合的逻辑起点。

在厘清“德治”与“法治”各自特点、相互联系之后，实现德治政治文化向德法并重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关键是在于处理好“德”与“法”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法治”在当代社会是一种现实的治国思想。它通过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因此，“法治”进入政治制度领域，必须在外在制度层面上加以落实。在当下社会，应该具体落实在：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其成为一个能够立良法的机构，应该依法组织起良好的政府、法院，更应该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依法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传统“德治”政治文化在感召个人道德上，具有一定作用，但其进入政治领域，与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法治精神难以楔合。正如，中国历史上“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的儒家“圣王”理想，在实际上总是表现为政治化的儒家，变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圣王”理想也沦落为“王圣”。［11］由此，笔者认为，我们不妨把“德”的内涵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政治道德。它在社会政治领域内，规范社会治理方式，对社会政治伦理的或国家公民的政治行为起内在制度化的约束作用，体现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理性要求，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楔合。如公平、正义等范畴即可归入此类。第二个层次为社团道德。它主要来源于原有的民间道德规范，发展空间是正在发育的第三部门，社区等。它根据社团的不同传统、不同性质，对不直接触犯政府制定的法律、但是违反了社团普遍道德准则的行为,进行道德舆论谴责。第三个层次是私人道德。在这个层次上，个人可根据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修养自身道德。只要其行为不触犯法律、不有悖于作为一个国家公民和社区成员的政治道德和社区道德，其道德选择便是正当的。儒家传统中的修身及三不朽思想在此无疑有很大发展空间。当然，三个层次上的“德”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私人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会受到社区道德的影响，而社区道德的演进的根源则在于私人道德的变迁。政治道德的社会化过程必然会形塑社区道德，而其能否有效的社会化，则有赖于社区道德对它的吸纳程度。这一道德内涵上的划分，有助于我们在政治领域寻找到“德”与“法”的楔合点。

以上转化，只是理论上的应然分析，传统德主刑辅政治文化经几千年历史积淀，弥漫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信仰、情感、行为等各个角落，要真正实现传统“德主刑辅”文化的转化，我们必须自觉在社会制度、民众的心理结构及行为模式等三个层面接受“法治”精神的挑战，只有在对挑战的不断回应中，才有可能发展出“德法并重”的政治文化。

注释：

[1]汪丁丁.《知识动力学与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2]罗国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人民日报.2001年2月22日第9版

[3]《论语.为政篇》.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

[4]《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

[5]《论语.为政篇》.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

[6]大木雅夫.《法治与德治——立宪主义的基础》.《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第47期

[7]199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中，1995位调查对象有931明确认

为“政治是一件好事情”占46.7%，只有73位认为“政治是一件坏事件”仅点3.7%。

《中国政治人》张明澍.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逻辑》马庆钰《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二期

[8]《史记.秦本记》

[9]《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发展》包心鉴，《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

[10]大木雅夫.《法治与德治——立宪主义的基础》.《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第47期

[11]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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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hongbo

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篇2

关键词：泰国;佛教;教育;德育

中图分类号：G53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263-02

众所周知，佛教发源于喜马拉雅山以南的印度，然后向南北两个方向传播：北传大乘佛教，主要集中于我国及内地，再到韩日、越南等地区;南传小乘佛教，主要集中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中南半岛地区。泰国是一个典型的佛教国家，其社会发展、政治统治、文化艺术、礼仪道德等方面都显示出佛教的色彩。

一、佛教文化在泰国的兴起与发展

（一）佛教文化底蕴悠久，信徒众多

相关史料记载，泰国己有两千多年的佛教文化历史。王室历来十分重视佛教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颁布相应的法律条文来管理佛教，以政府和王室作为巨大的推动力，佛教在泰国传播的十分广泛。因此在泰国除南部的少数地区集中分布着伊斯兰教，其他地区多数以佛教为主。佛教是泰国的国教，因此泰国具有“黄袍佛国”之称，据统计泰国人口为6 540万人，僧侣和沙弥数为65.79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03%，佛教徒则占93.86%[1]，浓厚的佛教文化历史，对泰国的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二）佛教地位神圣，组织健全

泰国佛教地位神圣，政府和民间的许多仪式中都采用佛教礼仪，如国家庆典，军队阅兵式，商店开张，结婚祝寿都必须由僧侣诵经祝福。①可见，泰国的僧侣在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佛教在泰国也有着严密成熟的管理体系，僧王拥有着最高职位由国王任命，在僧王之下，设有高僧委员会和僧侣内阁。泰国佛教的地方组织共设有18个教区。每个教区从上到下系统体系健全，分别设有教区僧长、府僧长、县僧长、区僧长，负责管理教区内的日常事务[1]。

（三）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广

泰国的政府部门不仅大力支持佛教的繁荣发展，而且在教育部下设置了宗教厅。宗教厅是管理国家和宗教组织之间联系和协调的国家机构。泰国政府每年要支付费用给宗教厅，用来加强佛教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还重视对宗教文化的研究与发展，加强佛教文化的交流和保护。泰国政府积极地把佛教教义中有助于政府管理国家和人民的内容运用到政治活动当中，让佛教教义为政府政策提供支持。在泰国，对执政者的考验与评价不仅仅是政绩是否突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传统宗教的支持力度。这也直接影响着其政治统治和政治地位的稳定。由此可见，佛教在泰国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泰国政府大力支持和推广佛教的原因之一。

二、佛教对教育的影响

泰国宪法第7条规定，泰国国王必须是宗教的护持者和佛教徒之一[2]。历代君王对自己的臣民不断强化和推广佛学教育，借此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在泰国的历史中有这样的条例：若想被官府录用，必须受戒为僧。也就是说做官的条件之一就是受戒为僧。这不仅推进了佛寺与学校成为一体的进程，更加强化了佛教对古代泰国教育的控制，在泰国的教育历史中，没有我们所谓的公立学校，政府办学等，寺院是普通民众子女学习知识和文化的地方，僧侣担任教师的角色。即使在近代教育制度建立并且逐步完善的今天，在泰国一些偏僻的地区仍佛寺依旧担任着学校的角色、教师由僧侣担任的现象依旧存在。在泰国，佛教课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必修课这是泰国教育部明确规定的，在基础教育的教材中更是普遍看到与佛教教义，佛教文学作品，佛有关的神话故事的存在。每个学校都会邀请高僧到学校，给全校教师和学生讲经说法，在泰国的高中每周都会有宗教课。每逢泰国的传统节日，泰国各级各类学校都会举行盛大且颇具本国特色的活动来庆祝节日的到来，其活动目的主要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各个节日中所传达的文化内涵，感受本国传统文化氛围。在佛教文化教育下的泰国人不仅了解佛教文化的精髓，更加以崇尚安宁，礼让平和等人文道德来丰富自己国家的教育内涵。

（一）德育教育中佛教文化和传统文化价值观相得益彰

泰国礼仪和传统文化教育史最能体现佛教文化对泰国教育的影响。在佛教文化的熏陶下泰国教育重视培养学生遵守良好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道德，与此同时，学校的道德教育深受佛教文化氛围的影响，泰国在学习与融合西方文化的同时注重发展本民族文化精髓和以佛教文化为本的学校道德教育。泰国学校课程不仅有文化课程，还开设一些比较特殊的课程。例如：修行课和佛教课。这两门课的学分更是关系到学生能否顺利毕业。泰国的学生在学习现代化文化思想的同时，还注重对佛教文化的研究与领悟，形成了有泰国特色的教育文化，与此同时也促进了泰国学校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二）佛教教育促进传统文化教育发展与繁荣

泰国现代化教育发展的进程中，保留了本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对泰国传统文化不断继承与弘扬，要归因于泰国的学校教育。在泰国刚入学的小学生首先需要学习和掌握的就是泰国佛教的传统礼仪，例如：行姿、坐姿、交往礼仪等日常礼仪。佛教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最突出的就是学校将佛学作为学生学习的必修科目贯穿于学校教育始终。

泰国教育部规定，所有学校在开学第一天要举行佛教仪式，背诵佛经，不信佛者可以不念经，但必须参加仪式，私立学校也不例外。①而且必须向学生讲解其所背诵的佛经内容的含义。在佛教文化备受推崇的泰国，泰国人重视长幼尊卑、身份地位，从学校中师生关系中也可以了解。泰国学生不能随便和老师开玩笑，见面必须双手合十致敬，要注意身体不能高于老师，个子高的人要弯腰;许多泰国学生有问题请教老师或者交作业给老师，都是单膝或双膝跪下，以示尊重。②佛教文化影响下的教育模式，使得泰国具有与人为善、互助友爱的国民特质和国家形象。泰国的现代教育发展中，把西方的文化与自己国家特有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合，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理念。

三、对我国德育工作的启示

（一）民族发展与公民道德紧密相关

泰国人民普遍的推崇和信仰佛教文化，泰国国家政府积极推动佛教事业的发展以及重视对人民佛教文化思想的培养。不断运用教育方针、教育政策等方式让佛教文化深入人心。在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今天，泰国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佛教文化，成为世界文明中亮丽一笔。我们都知道GDP展示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国家的综合实力才是富强的保证。一个民族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和意识才能更好地建设国家、发展国家，公民道德责任是一种源自心灵的力量，是一种信仰的精神力量。因此，在不断探求与实现“中国梦”的今天，公民道德责任这一种的精神力量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一切都要通过教育来实现。

（二）社会文明建设离不开公民道德教育

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现实状况下，公民道德教育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创新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不竭的动力，那么人民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价值则是这种不竭动力的源泉，泰国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典型，经济处于不断发展的东南亚国家，国土面积有限，佛教文化历史悠久，深受佛教文化影响，却不断地向世界展示着属于自己的特质和特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们不仅有辽阔的土地，丰富的乡土人情，悠久的佛教文化传统，这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发挥。教育行政部门应不断加强道德教育的推广和深入提高，着重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不断完善与革新道德规范。从不同层面入手，从道德教育发展设计方案到道德教育教材编著，以及日常道德教育的教学安排，国民道德文化建设的逐步实施与推进，充分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精髓并且不断升华与探索，高度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在基础教育层面的作用和影响。科学系统地规划学校道德教育课程，传统文化精髓，如儒学、道学等走进中、小学德育课堂，走进广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重视精神层面的培养与兼顾行为习惯养成，重视实践和引导，逐步纳入考试必修科目，进而促进德育教育的发展。这不仅可以加快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在教育发展进程中的步伐，同时可以不断加强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运用。

其次，要重视德育的实效性。网络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空洞的、说教式的道德教育模式，已经逐步退出舞台，不再适应现代的教育教学和学生的需求，道德教育要不断的适应时代的需求与发展。要逐步改变传统的道德教育固有模式与思路，借鉴和学习泰国教育以及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发展道德教育的创新机制和模式，建立完整有效、科学合理、具有中国教育特色的道德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国家在道德建设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重视与加强学校道德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充分把家庭道德教育和社会道德教育相结合。让中华文化的独具魅力和特色在和谐社会中不断地孕育芳香，洗涤社会大众的心灵。在不断继承与学习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建立对传统文化的精神信仰，逐步树立全社会的道德意识和国家信仰，形成社会和国家都倡导和认同的道德文化价值观。

最后，道德教育方式的不断创新。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道德教育模式仍然是传统的教师说教、讲课为主。这灌输方式，教育方式固化，没有充分尊重学生“学”的主体地位，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不考虑教育实践活动的规律性。因此，我国的道德教育的方式的创新显得十分必要。道德教育不仅仅要贴近现实生活，更要不断地满足学生的心理发展和精神需求，还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把道德教育和中华传统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各种传统节日进行宣传，积极组织学生开展道德实践活动和传统文化活动。通过不断丰富道德教育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内涵和精华，逐步树立自己的人生信仰和明确自己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

参考文献：

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篇3

2010年，我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重大转型时期。

面对转型时期出现的种种问题，如何克服拜金主义思想带来的影响，使我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谐发展，生活水平与道德水准同步提升，是每一个有良知、有历史责任感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与研究的现实问题。我们需要充分挖掘祖国五千年的人文传统经典在育人中的浸润作用，将其大胆用于教育实践，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入世态度、价值观和利益观，成为“四有”新人，为学生的未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一、传承儒家思想，构建现代道德目标体系

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传承和创新人类文明，其首要任务是对学生成人的教育，即落实学生全面发展以德育为首的任务，使之成为有德之“君子”。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正是学生初步接触社会生活，逐渐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道德养成比知识教育更加重要。

众所周知，我国曾经大力开展“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把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道德规范作为“四旧”的对象，也一同破除了。结果，“四旧”是破除了，“四新”却迟迟未立起来，人们因此失去了是非判断的依据，造成是非概念混乱的局面，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前面所列举的一些社会问题，其成因固然复杂，但可以肯定，这与我国当前没有建立完整的基本道德目标体系是不无关系的。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各门学科课程标准等，在宏观德育上着墨较多，鲜有与之配套的、基本的、可供操作的具体规范。正是由于没有给出具体规范，让开展德育实践活动的一线教师无所适从，只能照本宣科。这样的德育不免空洞，其效果可想而知。

因此首先要制定科学、人文的现代道德目标体系，以正本清源，给予人们辨别是非的依据，这应该作为当前落实以德育为首要教育任务的当务之急。尽管说构建现代道德目标体系涉及多个领域，工程浩大，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道德文化资源宝库――成德之教、为己之学，为我们构建现代道德目标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我们应汲取其中丰富的营养，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其思想，摒弃其糟粕，与时俱进，构建现代道德目标体系。这种体系必须符合社会实际，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还应适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道德判断水平，分层递进。我认为，当前应该初步尝试建立忠、孝、仁、义、礼、智、信、诚、和、勇、毅、廉、耻、恕等分支目标体系，用于指导道德实践。

其次，要整合各学科、各学段基本的道德规范，使其具有一致性，形成道德教育的合力，达到1+1＞2的效果。现行课程标准是分学科制定的，体现了重科学、重知识而轻人文的倾向。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利用各门学科特色资源，对学生实施品德教育略显不足，值得注意。

最后，还要把握教育的度。德育重在体验、熏陶，忌讳空洞的说教和拔高要求，应该把握道德规范底线这个度，开展务实的德育。在此基础上，注意引导向上，润物细无声，实现德育的升华。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一个现实的冲突问题。儒家非常注重个人的修身养性，修身是需要用一辈子来做的功课。“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儒家讲究的修身方式是向内使力，属于内敛式的自律，不事张扬。而我们习惯的就是儒家的这种自律方式，这正好与新课程所倡导的张扬学生个性相冲突。如何让学校德育既符合传统，又符合培养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具有世界眼光的学生的要求，并使其和谐共济？怎样破解这一难题，是对每位教育工作者能力的考量。

二、借用儒家智慧，丰富德育内容

我国已经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需要大量具有现代人文涵养和世界眼光的人才，教育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目标。1972年，世界正处在机械化时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提出了“学会生存”的教育目标。当世界步入信息化社会时，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缩短了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与生活方式。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提出了“学会做人、学会关心”的教育目标，改变了以前重知识获取的教育目标，转为突出行为养成目标，这已经成为世界教育的潮流。

针对国际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教育也应因势而变，重点关注对学生的相关品德和品质方面的培养。一是充分利用儒家“成德之教、为己之学”的资源优势和智慧，教育学生践行现代道德，“立德、立言、立功”，学会做人、做好人，成大事。二是尊重与关爱生命，讲仁爱，施仁德。仁自孝始，转而关心同学和师长，再到“泛爱众”。按照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方式，依次进行。同时，注重“和”文化在解决争端分歧中的作用，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儒家思想，使得仁爱真诚而非虚伪。三是切实做好诚信教育，要求学生牢固树立诚信意识。“市场经济本身是诚信经济，已是被广泛接受的观念……诚信是人们利益追求中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道德基础……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行为就是契约行为，诚信是市场契约的基础。” “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振，国无信不兴。”让学生明白，一个 “无信”之人，是无法在一个讲信用的社会里立足的。

必须注意的是，在利用儒家思想来丰富教育内容时，要关注时代背景，应引用民间广为传颂的经典，用故事的形式呈现，以调动学生的兴趣，使其保持注意力，从而提高育人的效果。

三、开设国学必修课程，传播儒家文化从娃娃抓起

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丰富的人文精神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中华民族人才辈出，屹立世界之巅达数千年之久。进入科技时代，西风东渐，在“科技强国”的呼喊声中，崇尚科学成为社会的潮流。反映在课程设置上，科学类课程占主导地位，英语处于强势地位，动摇了母语的主体地位；反映在教育内容上，重科学知识轻人文素养，传统文化散落于各年级教材中，难成体系，其影响力日趋式微。如此，将会影响母语的传统地位和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进一步影响到社会整体道德水准。

中南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课题组就“中国道德文化传统践行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形成了题为“传统美德的呼唤”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文化程度与道德文化传统理念践行状况的评价成反比，农民的评分最高，学生与商业从业人员次之，公务员的评分最低。由此说明，社会地位与道德示范存在着反差。课题组认为，传统道德文化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必须世俗化，并按世俗化的方式进行传播，才可能被现代化，进入人们的生活实践。

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借鉴儒家传统道德文化传播的成功方式，恢复其传统地位，为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做好奠基工程。第一，将传统文化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语文中独立出来，重新开设国学必修课程，以真正扩大其影响，捍卫儒家传统文化的强势地位。第二，要改进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使之世俗化，成为人们容易接受的知识体系，“微言大义”，让“文”真正载“道”，而非政治教条化。第三，弘扬儒家的传统文化，要有历史的紧迫感。要像普及英语、计算机一样，从娃娃抓起。我国有这方面成功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从容不迫，旁征博引，得益于他小时候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就是最好的例证。第四，改编儒家传统文化内容，使之成为启蒙读本，使蒙童从小接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为他们将来追求美好幸福生活、升华人生境界奠定基础。

四、弘扬儒家传统文化，滋润时代新人

基于以上观点，中小学校长尽管无力改变教育的大环境，但可以营造学校教育的小气候，在学校这个局部环境里，成为弘扬儒家传统文化的实践引领者，并有所作为。

我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80%以上的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进入武汉市经商、打工的农民工子女。他们原来生活的文化背景各不相同，道德判断水平存在差异，却都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大多数学生存在自卑心理，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的生活和学习之中。面对学生队伍的现实状况，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地发展，引导正确的道德实践，提高其道德判断水平发展水平，我们大胆尝试将儒家传统文化引入学校教育当中，作为德育的有益补充。

⒈将儒家传统文化列入校本课程，作为统一的“读经颂典”课程，实施课程管理，在时间上予以保障。

⒉开发“读经颂典”校本课程教材。学校组织骨干教师成立“读经颂典”校本课程教材开发团队，从传统蒙学丛书中选取经典篇章，作为学生颂读经典的内容，如《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弟子规》《论语》等。同时，根据学生的识字、认知和道德判断水平，将所选内容依序编排，并配以通俗易懂的译文，帮助学生理解。学校已经编印“读经颂典”校本课程教材6套，免费提供给各年级学生使用，让学生有“经”可读，期待他们因此受用一辈子。

⒊专项检查落实。学校教导处按照课程管理的基本要求，对各班落实“读经颂典”校本课程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包括教师的“读经颂典”校本课程计划、备课、上课情况，学生读书、背书等。

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篇4

关键词:传统文化；教育；对策

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我国的传统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广泛渗透到包括政治、伦理、礼仪、习俗，以及哲学、教育等在内的社会的各个方面。我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诸子百家学说众多，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主、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系。中庸之道和“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要求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视德育。“德”被看做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核心要素。一个人的才能必须在高尚的德行指导下才能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效果。如果一个人有才而无德，那么才能越高，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越大。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一个人的教育首先要从道德层面开始。对孩童发蒙的教育就开始进行了道德教化。三字经，百家姓以及诸多家训故事都说明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下，伦理的教育是首位的。可以说，传统文化的教育是基础性的、伦理性的。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奠定了一个人的道德底线。在我国现今的高职幼师教育中，也必须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作用。

一、传统文化教育缺失对高职幼师教育的影响

教师在人类文化继承和发展中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在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中，在促进人的发展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学龄前的儿童心智发育水平较低，在他们的心里，教师的话就是真理，教师的言行，就是道德标准，教师就是智慧的象征和高尚人格的化身。尤其是师德面貌，对孩子的影响巨大，教师仁爱、温良的品行有利于儿童健康性格的形成，反之，会给孩子一生蒙上心理阴影，造成不可逆的恶劣后果。所以，幼儿教师更应把传统文化中崇高的精神和优秀的品质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并付诸行动。传统文化中对道德教育的要求，是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它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人格是否完整。对于儿童的道德教育更是如此。“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句俗语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幼儿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幼儿教师教给幼儿的是做人的根本，幼儿教师要以身作则，感染和引导幼儿建立道德善恶观念，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而在当前的高职幼师教育中，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其道德教化的基础功能受到了严重削弱。对于今天的幼儿教育而言，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现实中，隐含着潜在的危机。首先经济的高速发展造就了一批区域经济中心，这些中心城市往往集中了某一区域内的最优质资源，包括就业、医疗、经济、教育等方面。大量人口向中心城市汇集，在中心城市造成了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在这种环境下，高职幼师教育中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后果明显的就是幼师教育功利化。一方面，目前我国幼儿教育资源紧缺，公立幼儿园数量较少，经过正规教育培养的幼儿教师人数较少，远远不能满足适龄儿童就读的需要。因此，幼儿教师的就业形势非常乐观，高职幼师生往往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形下，高职幼师教育更多地体现了职业化的性质，即将教育的目标侧重为培养更多的具备具体教学能力的高职幼师生，担任幼儿教师。由于职业技能教育的直接性和实用性，对高职幼师生的职业技能教育成为了高职幼师教育的主要内容，而对于长期性基础性的道德教育则涉及较少。高职幼师教育目标的定位出现了偏差，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得高职幼师教育不再是德业，而成为了更为功利的职业。另一方面，在目前我国高职幼师教育的内容中，大多数课程是关于如何教育幼儿的方法和技术手段。高职幼师生接受的教育模式仍然是理论知识的传授。缺乏了道德的教育只是冷冰冰的机器。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使得高职幼师生缺乏对幼儿老师职业的正确认识。在一些高职幼师生看来，幼儿教师和其他职业一样，仅仅是能够让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一样。而对幼儿进行教育，和其他职业一样，属于职业技能的一种。这种冷冰冰的职业观正是屡见不鲜的幼儿教师虐童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缺乏道德感的教育，使得幼儿教师忘记了自己是幼儿道德引导者的身份，而没有道德感的教师也不可能培养出有道德感的学生。缺乏传统文化教育的幼儿教师，缺乏对幼教工作的重视和敬畏，将会对幼儿教育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二、高职幼师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对策

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篇5

关键词：传统德治政治文化 法治精神 创造性转化

自从伽达默尔提出关于传统的多元历史性和创造性转化的理论以来（ gadamer,1975），伴随着西方现代性思潮剧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现实情境的展开，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正如汪丁丁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我们各自的已经“消解”的传统（生物的、社会的、与个人的），传统是不能被消解的，它只可以转化。[1]不管你是否承认，我们似乎已经“消解”的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一直存在着，且作为“集体下意识”内化入民族深层心理结构，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

江泽民同志今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2]传统德治政治文化如何与标志现代性的法治精神相融合？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对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有一个仔细的梳理和反思。

一、传统德治政治文化及其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延绵二千多年，传统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王权基础上，通过礼仪规范而施行的德治传统。集中体现为儒家的治政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3] 。Www.133229.CoM应当指出，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中的德并非仅指“政治道德”，而是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道德修养，即儒家的“圣王”理想。它要求为政者事君如父、爱民如子、清正廉明、尊贤敬教、谦虚谨慎、光明磊落、先天下之忧而忧等品德。政道合一，伦理道德成为政治价值评价标准，完美的道德修养是从政者至关重要的条件。如唐太宗在警戒他的儿子们时曾说：“桀纣虽为天子，今若相唤桀纣，人必大怒。彦回，闵子骞，郭林宗，黄叔度，虽是布衣，今若相唤赞道类此四贤，人必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贵者唯在德行，何必论荣贵。” [4]可见道德之重要性。虽然，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中也有法制思想的存在，如孔子在《论语》结尾处指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这与罪刑法定思想、法治思想相去不远，但从总体上说，在“德”、“法”关系上，儒家主张“德主刑辅”。儒家并不否定法的存在，但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德，有耻且格。” [5]，法律治表不治本，诛恶不劝善，所以儒家提出“礼”这个层次更高的类制度化的道德要求。“法”成为“德”的辅助工具。在儒家德治政治文化的德法关系上，大木雅夫的剖析颇为公允：儒家主张明君贤相之说，其基调是人格主义，但由于明君贤相不可能连接出现，为使平庸的执政者、执政官也能公正地施政和司法，儒家因此也强调完善法制以及把法作为信赏必罚的公正政治的基础。[6]

中国传统的“德主刑辅”德治政治文化与英、美国家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法治、立宪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相比，其主要特征可概括为：（1）高调的政治道德传统（2）自律本位的政治文化（3）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

（1）高调的政治道德传统。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有着浓厚的人性可至善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内圣外王”传统文化影响之下，人们要求为官者具有完美的品德，要求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认为“政治是高尚的事情，参与政治是人具有良好品行的体现” [7]，所谓“学而优则仕”。这与西人的 “原罪”观和自马基雅维里以来认为政治是争夺、维护权力、利益的思想大相径庭。

（2）自律本位的政治文化。在传统的“德主刑辅”的德治政治文化中，政治约束主要途径是，倡导为官者提高自身修养和遵循类制度化的礼仪规范。这种自律本位政治文化一直存在于国民的政治价值评判意识之中，表现在国人几千年来的“期盼清官情结”及对“他律”政治——宪政——的失望、疏离和无知。

（3）家长本位的政治文化。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而及天下。得“德”之人先志在齐家，是一家之主；治国，是一国之主；平天下，则是天下之主。中国传统的礼制秩序或伦理角色定位系统保障着这种家长本位政治文化的推行和延续。当下，它表现为“权威主义”、“一言堂”、“百管干部”；表现为从政者对下要求绝对服从，对上则具有天然依附心理。

二、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的历史评价

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是在小农自然经济方式、宗法族制的社会构造及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学说基础上形成的。在传统的、较为封闭的、文化高度统一的封建社会中，传统德治政治文化适应并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以孔孟为代表的德治政治思想发端于春秋战国时代，在这两个战乱动荡的时代里，德治政治思想并没有得到重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焚书坑儒，力主法治，“罪人不孥，刑杀无度”，终于二世而亡，一统天下仅15年。[8]汉兴之初，重黄老之学，先有吕后之乱，后有七国之争。汉武帝继位后，采纳了以董仲舒为首的汉儒提出 “德主刑辅”德治政治思想，从此中国政治进入一个基本上长久治安，朝代更替的封建统治时期。由于德治政治思想基本上切合了封建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实，而得以成功贯彻。那些崇儒的朝代基本上也都得到较好地延续和发展。西汉215年，东汉196年，唐290年，宋320年，明277年，清268年。德治政治思想经几朝几展，逐渐升华为政治文化，对统治者实现社会控制，确保社会稳定、发展和繁荣，有不可抹杀的功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8世纪以前的中国能在农业文明中独占鳌头，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

虽说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楔合了传统农业国家的社会结构，促进了封建中国的稳定发展，但其终究是农业文明的一部分，与现代工商业文明存在着强烈的时代落差。传统德治政治文化表现出的诸多非现代性特征，使其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捉襟见肘，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期，面临久久走不出的困境。

三、传统德治政治文化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的基本特征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性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9］面对逐渐趋向开放、多元的现代社会，道德调节、控制生活的能力显著下降，因此传统德治文化传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着三个久久走不出的困境。

（一）社会转型期，价值取向多元化带来的政治道德困境

在社会转型期，逐渐涌起的市场经济大潮激荡起多种多样的价值目标追求，不同地位、不同利益、不同经历的社会成员对同一件事会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价值目标追求，从而出现多元化的政治道德取向。当下，政治道德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一方面传统高调政治道德作为理想追求似乎仍然存在，但无法与现实政治生活融合，也规范不了现实政治生活。另一方面，价值取向多元化状态下，又不能形成适应转型期的、被人民广为接受的政治道德。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在考察、评价干部时还总是从“是不是老实人”、“能不能团结人”、“关不关心群众疾苦”、“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伦理或高调政治道德出发，而现实中的政治却越来越要与人情、伦理相分离，用公正和正义来做为其价值支点。

（二）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导致的“自律律不住、他律跟不上”困境

市场经济对社会的触动，主要表现在利益分化和重组。利益分配改变了以往单一的计划经济分配模式，这大大激发人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的觉醒。受个体利益驱动，加之，新旧体制转轨中的政策漏洞，使一部分人有用不正当手段和不公平竞争攫取利益的机会。靠自我道德觉悟和道德舆论来控制权力，在纷繁的利益诱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开放社会的人们不会在任何时候将任何行为都置于道德监督之下，在涉及自身重大利益时其行为总是想而且也总是能逃避道德约束。在法律尚不完善，他律意识淡漠的政治领域，利益分化所带来的冲击可想而知的。

（三）社会转型时期，中西文化碰撞引起的家长本位政治文化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西方文化进入我们的视野，以民主、自由、平等为核心的西方政治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家长本位政治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民主、自由、平等理念，使我们感觉到了家长式作风所带来的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侵犯，及其对经济、政治发展的危害。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深入、教育的普及更唤醒了人们要求平等、要求公正的意识，从而对家长权威产生了不服从心理。然而，延绵几千年德治政治文化所蕴含的家长本位文化根植于民族心理之中，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把家长降格为人民公仆，但人民公仆仍然行使着家长的权力，“当官就是为民做主”的思想至今仍有很大市场。

四、从 “德主刑辅”政治文化向“德法并重”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德治政治文化从倡导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入手，以礼仪规范为秩序框架，保障了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发展，但自中国被迫加入世界现代化行列以降，特别在当下社会的艰难转型时期，传统“德主刑辅”的政治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困境重重。如何走出困境，实现传统德治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期政治文化在促进变革政治体制、维系政治关系、指导政治行为上发挥积极作用，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仅需要精密而深刻地理解传统文化，也需要精密而深刻地理解其他文化之精神。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逻辑起点是对这一文化中的某一价值有理解后的批判，而这一批判的依据则是其他文化中与之有联系的另一价值。因此，要实现德治政治的创造性转化，我们必须深刻理解与之相联系的法治精神，以探求法治精神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楔合之必要性和可能性。

传统德主刑辅政治文化是价值探求型（或曰理想型）的政治文化，它把治理国家的大事寄望于“圣君”、“贤臣”，这在处于封闭状态的农业社会确有可行之理由和事证。但在一个经济市场化、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儒家伦理道德很难成为直接可以普遍制度化的、明确且可操作的硬性规范体系，而且其道德内涵也难以满足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理性要求。因此，现代民主政治必须由“法治”作为其支撑框架。尽管法治主义者对“法” 的来源、形成过程存在分歧，但对“法”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地位上都有一致的共识。法治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的治理中，一切人都要按照既定的普遍为人知晓的规则办事，不违背既定的规则，不凭个人的主观爱好行事，即使是统治者也不例外。（10）法治主义的核心是：“王”在法下。与“德治”主张“德主刑辅”一样，在现实政治中，法治主义并不反对发挥人的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不反对统治者个性的“奇里斯玛”的魅力。绝对的法治主义要统治者和管理者成为一个“只服从法律的人”没有个人“爱、憎”、“激情”的人，也是一种糟糕的理想主义，其设想不仅不可能实现，即使实现，也将导致人被“法”异化，丧失人合理批判现实的能力。所以，德治与法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国手段，在现实政治中，是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这是法治精神与传统德治政治文化楔合的逻辑起点。

在厘清“德治”与“法治”各自特点、相互联系之后，实现德治政治文化向德法并重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关键是在于处理好“德”与“法”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法治”在当代社会是一种现实的治国思想。它通过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因此，“法治”进入政治制度领域，必须在外在制度层面上加以落实。在当下社会，应该具体落实在：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其成为一个能够立良法的机构，应该依法组织起良好的政府、法院，更应该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依法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传统“德治”政治文化在感召个人道德上，具有一定作用，但其进入政治领域，与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法治精神难以楔合。正如，中国历史上“以道德理想转化政治”的儒家“圣王”理想，在实际上总是表现为政治化的儒家，变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圣王”理想也沦落为“王圣”。［11］由此，笔者认为，我们不妨把“德”的内涵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政治道德。它在社会政治领域内，规范社会治理方式，对社会政治伦理的或国家公民的政治行为起内在制度化的约束作用，体现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理性要求，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楔合。如公平、正义等范畴即可归入此类。第二个层次为社团道德。它主要来源于原有的民间道德规范，发展空间是正在发育的第三部门，社区等。它根据社团的不同传统、不同性质，对不直接触犯政府制定的法律、但是违反了社团普遍道德准则的行为 ,进行道德舆论谴责。第三个层次是私人道德。在这个层次上，个人可根据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修养自身道德。只要其行为不触犯法律、不有悖于作为一个国家公民和社区成员的政治道德和社区道德，其道德选择便是正当的。儒家传统中的修身及三不朽思想在此无疑有很大发展空间。当然，三个层次上的“德”并不是截然分开的。私人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会受到社区道德的影响，而社区道德的演进的根源则在于私人道德的变迁。政治道德的社会化过程必然会形塑社区道德，而其能否有效的社会化，则有赖于社区道德对它的吸纳程度。这一道德内涵上的划分，有助于我们在政治领域寻找到“德”与“法”的楔合点。

以上转化，只是理论上的应然分析，传统德主刑辅政治文化经几千年历史积淀，弥漫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信仰、情感、行为等各个角落，要真正实现传统“德主刑辅”文化的转化，我们必须自觉在社会制度、民众的心理结构及行为模式等三个层面接受“法治”精神的挑战，只有在对挑战的不断回应中，才有可能发展出“德法并重”的政治文化。

注释：

[1] 汪丁丁.《知识动力学与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2] 罗国杰.《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人民日报.2001年2月22日第9版

[3]《论语.为政篇》.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

[4]《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

[5]《论语.为政篇》.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

[6] 大木雅夫.《法治与德治——立宪主义的基础》.《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第47期

[7]199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中，1995位调查对象有931明确认

为“政治是一件好事情”占46.7%，只有73位认为“政治是一件坏事件”仅点3.7%。

《中国政治人》张明澍.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逻辑》马庆钰《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二期

[8]《史记.秦本记》

[9]《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发展》包心鉴，《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

[10] 大木雅夫.《法治与德治——立宪主义的基础》.《二十一世纪》.1998年6月号第47期

[11]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

on the creative transform of the rule of virtue in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gong hong bo

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篇6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道德 现代转化 适应性 碰撞 整合

现代化语境下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困境

云南少数民族具有居住在祖国西南边疆、族群较多（25个）、社会形态“跨越式”发展（17个“直过民族”）①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云南少数民族与祖国边疆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及整个国家的繁荣和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云南少数民族道德这一重要的社会规范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自然经济相适应，它是少数民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伦理道德思想。新世纪新阶段，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科学技术一体化的来临，云南民族地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其传统道德也要向现代化转化。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化有其特殊性。总体来说，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化不是缓慢的、“演化型”的“渐变”，而是一种迅速、强烈的“突变”。外来的“现代化”的强势文化借助外力迅速地影响到高山深谷中的云南少数民族村寨，使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土崩瓦解，也对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社会结构乃至价值观念体系造成猛烈冲击。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的碰撞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依赖的自然经济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市场经济的较大差距，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碰撞的根本原因。云南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社会经济状态，这些因素影响着云南少数民族道德发展的状况，使之形成了独特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解放前，云南少数民族的大部分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产力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还保留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80年代初，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由于受自然、历史、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及种种落后传统观念的束缚，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的状况仍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在党的十四大确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还没有完全建立。相应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在经济活动与一般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也没有形成。

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云南民族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普及科学知识，大大提高了云南少数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落后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落后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云南少数民族部分群众至今还遗留着落后的、迷信的观念。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毕竟是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对传统社会存在的主观反映，是传统社会多种意识形态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替代自然经济的过程中，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必然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相冲突，这就提出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现代转化的课题。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的适应性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在强烈的“外在冲击”之下，必然趋向“内在转化”，这是其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具有兼容性，这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现代转化的内在依据。社会主义道德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我国各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现实丰富多彩的社会道德实践活动的提升和概括。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主义道德因素：孝敬父母、恋爱自由、尊重妇女、崇尚节俭、热爱劳动、扶弱济贫、团结互助的家庭美德；敬畏生命、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道德风尚；维护民族团结、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传统；热情友好，诚挚待客的道德习俗；吃苦耐劳、敢于拼搏、积极向上、敢于进取的精神；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歌颂勤劳勇敢，赞扬智慧聪明等内容，这些都与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相一致，经过转化，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在现代社会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现代转化的现实依据。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是云南少数民族人民千百年来生存、繁衍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行为准则、规范和思想体系，它是云南少数民族精神支柱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的稳定具有直接的影响，是调节人们之间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今天，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存在的基础还没有完全消除，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在维护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稳定方面仍然在发挥着作用。1999年、2002年云南小凉山金古忍所家支两次召开家支大会，专门就全家支联合起来抵制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全家支成年男子喝血酒发誓，坚决抵制，已经沾上的人员坚决戒掉，改邪归正，否则将被开除家支，家支不再为其尽保护的义务。从此以后，金古忍所家支中吸毒者大为减少，过去吸毒者也大都自动戒毒。这在当地产生了良好影响，很多家支纷纷效仿。②

总之，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相契合及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在现代社会仍然起重要作用，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适应性的表现，也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借鉴民族传统道德宝贵资源的依据，它也为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现代转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的整合

在现代化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下，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既相适应又相碰撞的特性，决定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现代转化的方式：它必须与现代社会进行整合。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全面发展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整合的立足点。云南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祖国的边疆，他们与汉族杂居相处，他们的社会状况直接关系到边疆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各民族的团结仍然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发展及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要处理好中央与民族地方的关系，把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地区的稳定放在首位，在处理地方事务时，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现代转化必须立足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服从边疆地区稳定和各民族团结的大局，必须服务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全面发展这个中心。

净化提升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整合的主要途径。云南少数民族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水平低、社会生活简单等因素使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层次不高：从总体价值取向上看，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是群体本位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人尺度，这与现代社会倡导的以人为本、民主观念相冲突；从总体存在形态上看，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还处于自发和朴素的阶段，云南少数民族对社会伦理关系和善恶观念的认识，尚处于朦胧的感性认识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社会关系急剧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急需净化提升：集体主义将替代群体本位主义；朦胧感性的认识将提升到理性认识，云南少数民族群众将自觉地掌握和应用理性的传统道德去规范行为和调整关系。

丰富和完善表现形式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整合的主要措施。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表现形式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载体，它在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传承和教化的作用。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传统道德的表现形式在当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空间是狭窄而有限的，随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对云南少数民族道德的表现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适应现代社会、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形式，需要继承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对不完全适应现代社会、没有生命力的表现形式，需要调整、更新。另外，为适应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最大限度地发挥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表现形式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积极探索其他对少数民族普及面广、影响深远的道德宣传和教育方式。（作者为曲靖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2011年科研基金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1Y016）

注释

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篇7

论文摘要:社会转型期的多元化价值冲突和文化碰撞亚需学校德育做出自身价值取向的合理选择。面对滋生于经济转轨中的市场文化.德育应做到适应与超越的统一。文化传统的延续与惯性力具有双重性质。德育在对传统的继承中应持革新精神.使继承与革新二者统一。西方文明及其价值体系有代表现代化进程方向的因素，亦有与我国现代化发展相逆的因素。学校德育必须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现代化文明。无论面对怎样的一种社会文明.学校德育必须做出科学的价值取向并统一于现代化发展与社会进步之中:

当前我国正处在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为主体的社会整体性深刻变革时期。社会转型必然要求培养和塑造时代所要求的具有新的素质、新的精神面貌的一代新人。正为此，教育面临严峻的挑战。德育自身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社会转型引发的价值观多元化及其冲突给传统学校德育所带来的困境与危机.置德育子这一挑战中矛盾的尖锐处。德育面对着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整个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革，既着眼于眼前又着眼于长远做出全面、合理、科学的价值选择，以走出困境，推动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就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

在社会转型中，改革进一步深化.开放进一步扩大，特别是伴随着经济运行向WTO机制的融人，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趋向成熟。在这一场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国际秩序大背景出发，自觉启动的社会整体现代化改革运动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运行机制发生着由狭隘封闭向多元开放、由权威垄断(国家集中)向市场规范，由地域封锁到国际化开放、由单一管制到多样化发展的根本性转变。社会格局日趋丰富、复杂、多变，使得个体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置于多种参照系的网络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历经着传统与现代文化的衔接与冲突、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交融与排拒、新旧观念的转换与对峙所带来的心理阵痛。一方面社会转型促使着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由依赖顺从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这是目前社会道德风气中最深刻最有力的变化。这必然使得学校德育面临着如何抓住机遇.在多样化价值取向之间建立合理高效的协调结构和机制，并增加自身时代内涵，来规范、引导和推动新时期社会道德的重构和大发展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在新旧体制过渡的不稳定时期，由于制度及其运行的不健全、不完善，给腐朽思想和丑恶社会行为的滋生以可乘之机，使青少年身处复杂的社会道德环境中，在亲身感受到现代物质文明所带来的实惠享受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接触到沉渣泛起的封建腐朽的精神垃圾及携裹而至的西方堕落价值观念。这势必要求学校德育在转型期肯定“务实”的同时，又必须防止片面性、短期化、庸俗化的急功近利倾向蔓延，特别要抵制西方堕落文化和封建腐朽思想的腐蚀与渗透。学校德育建设面临的新的更高层次的机遇与挑战，已远远超出了旧有的观念模式所能应付的范围。针对当前道德发展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的现实，学校德育的取向，尤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冷静的思考与定位。

一、面对市场:适应与超越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代替计划经济体制，是社会转型中的主导。在每一种社会重大变革面前，学校德育都要通过它自身的改革去与这种变革相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当属经济基础，而学校德育作为一种社会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已成共识。市场经济体制在运行和发展过程中，呼唤并产生着与之相符合的各种意识、品质与行为.形成与市场相配套的大文化氛围，其中所包含的诸如效益观念、竞争意识、主体意识、法制观念、公平意识等众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都反映了市场经济的需要，同样也符合人类进步，社会与个体发展的历史趋势。学校德育应当充分吸收这种文化精神成果，用它来更新道德的观念与目标，充实德育内容，使学校德育更加贴近现实的生活，更好地在社会现代化中发挥它的作用，体现德育的时代精神。

然而，我们强调学校德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用市场文化中具有道德意义和价值的因素来充实和改造德育.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文化决非学校德育赖以建设的全部基础，学校德育文化的全部也并非囊括在整个市场文化中。我国的学校德育在历史上曾一度被政治狂热推至峰巅，造成了德育结构和功能的不健全，而当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的现代化发展新时期，学校德育就须谨防异化为经济的附庸，从而走人另一个极端。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校德育自20世纪以来，一味顺从和附合以科技至上、经济至上、消费至上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物质主义，一度将人们异化为道德荒废、精神空虚的经济动物，以致于至今仍徘徊于物欲化的精神阴影之中:当我们作为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后发型国家，在西方市场经济已运行上百年的历史之后，来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之时，借前车之鉴，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学校德育就决不可走人适应的被动误区。尤其是我们的市场机制尚处在探索过渡的不成熟期，市场大氛围中的许多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充斥着非道德的消极因素。转型期的道德滑坡现象即已向世人昭示了德育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学校德育作为一种“指向未来的”，并着眼于培养全面完善的道德品质和人格的社会系统工程，就包含着超越现实的理想人格的引导和培养，就必须克服社会市场化所极易诱发的人们价值取向庸俗化的急功近利趋向和不顾长远利益的短视行为，使德育功能得以全方位的发挥。

学校德育面临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形势，必须与之适应，同时更强调一种超越的适应，是即体现了市场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又发挥了德育对市场运行机制完善化发展的规范化功能。然而如何在适应与超越这二者的对立统一之间寻找理性的适切点，就成为教育者对学校德育取向进行选择与定位时，巫待回答与解决的问题。可以认为，在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时，应既察其与其他社会性质的市场经济共同具备的共性，又必须坚持它所具有的特殊性—社会主义的性质，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样，就为我们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思路。学校德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的社会转型期应大胆吸收与社会主义性质并不予盾的市场经济所呼唤的诸如主体意识、团结协作意识、公平竞争意识、效益观念、法律观念等市场文化精华，同时更应注意到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献身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受教育者进行全方位、有重点地进行思想政治、法制、道德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面对社会市场化发展中人们繁纷交错的价值取向，学校应代表社会以至人类共同的、根本的利益，坚持社会主义的一元 化价值取向，这既非脱离现实的“理想化”，也非没有理想导向的庸俗“务实”。

学校德育面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市场化，在努力扩展自身的内涵的同时，又必须坚持具有高度凝聚力的价值导向的一元化，既肯定个人合理利益的追求，又必须强调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整体意识，处理好求利与取义、奉献与享受等既有对立又有统一的价值冲突:不可否认既要在适应中发展又要在超越中提升，给当前学校德育提出了高难度的要求，然而，只有如此，方可保证其自身发展不致走偏了方向

二、面对传统:批判与创新

借助社会转型的时机，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现代文明日趋丰富与复杂.社会传统文明从蕴含的内容到表现形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急剧冲击。在新旧交替及其一定程度的对抗中，人们从思维方式到社会行为，或坚持传统以致保守僵化，或崇尚现代以致偏颇激进，抑或在传统与现代的两个极端之间左右徘徊，摇摆不定。担负着文化选择职能的学校德育，面对传统做出合乎情理的价值取向，正确引导人们走出转型期价值选择的盲点，促进社会现代化的进展，就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存在着相矛盾相冲撞的一面。现代化急速消解文化传统的固有体系，把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传统剥离开来，反过来，文化传统的某些东西是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羁绊而存在的，而且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也是在文化新质逐步代替文化旧质的转变化中得以实现的。然而我们万不可急于现代化进程而对传统文化的深层心理积淀无暇进行认真而广泛的思想清理，进而割断历史，“背水一战”地搬来现代化的外域文化来构建本民族的思想意识形态。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道德重建误区，其实质是民族虚无主义。原因在于:

第一，从学校德育文化建设来看，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构建必须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为前提、基础与出发点。“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而任何一种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都不可能脱离该民族的文化传统，没有一个国家能把自己的精神文明建设置传统文明于不顾。诸如英、法、美等西方国家，数百年以来，人们的许多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都在不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然而，宗教的伦理原则和其社会道德体系的基本准则—个人的“权力”，以及“民主”，“自由”，“法制”等却始终是不变的基本宗旨，从而使得道德教育沿着一个相对稳定的方向推进，并逐渐发展为一套适合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政治民主制度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正是在坚持基本传统的条件下，一直使得道德教育获得延续的生命力。社会道德建设只能立于一个现实的基础之上，而这个现实即有文化传统的存在。无视发展的延续性与继承性，道德构建忽略与传统文化的衔接，势必增加人们普遍的心理压力和紧张感，在文化替代的不适应中必导致茫然、离经叛道、自我隔离、社会孤立等多种行为表现的心理异化，引起社会的动荡与混乱;学校德育抛弃了文化传统，也就失去了自身发展的现实，而且也决不可能构建现代化道德文明。

第二，从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发展关系来看，我国博大精探的悠久文化传统，蕴含着其促进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合理内核。我国民族文化传统中既有反映时代的内容，也有反映当今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民主性、人性的精华，后者则代表着我们国家、社会发展的方向，与新时期市场经济精神文明建设的归宿保持一致。这些虽存在于旧的传统之中，但却不当属旧质文化。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爱国、忧民、守信、守义、检朴、善良等传统美德，为世人共鉴，这无不是传统与现代化具有一致性的明证。

第三，从社会整体进步来看，我国社会发展是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现代化就是体现我国新的时代的精神，民族化就是要与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相结合。我们强调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模式，就决不能丧失发展的民族性。而中国博大悠长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缘，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以科学的态度继承优良的文化传统，则是坚持现代化建设的民族化的更好体现。民族文化传统演绎成一种民族精神，激发民族活力，是不断增强国民凝聚力的动力与源泉。学校德育为促进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进步，同样必须保持其自身的民族化的色彩。

新时期学校德育文化的构建，要坚持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意欲借助于文化传统在历史延续中对现代化进程与社会进步的惯性力作用然而整体的文化传统所特有的惯性力作用和延续性特征在不间断地对新时期社会文明发挥的作用中，并非都是有益的适应和积极的促进。民族性的传统本身即意味着一种深厚的文化积淀，正是这一根深蒂固的特性，总是以正向或负向的形式影响和制约着价值导向和意识形态的塑造。因此，学校德育对传统的继承必须以一种科学的姿态去进行。 工业化革命最早出现的欧美国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经济危机的打击而引发的社会动荡中产生并迅速传播的新传统教育流派(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即是在教育上反映了人文主义者的古化论倾向。他们在抵制一味注意实科教育而疏于人文教育的进步主义潮流的弊端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他们那种极力宣扬传统文明，无视时代变革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及其将宗教经典、古籍文化、拉丁语言定为核心课程的主张，只能使自身陷人保守僵化的泥淖，也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占据实用主义一统天下的地位，最后在人们的警责声中，落下昙花一现的命运。人文主义的恢复传统的口号最终为不断滚滚向前的时代浪潮所淹没。蔑视急剧变革的时代性，无疑是导致新传统教育思潮渐趋消亡的致命伤。

民族文化传统本身具有两重性特征，即既有促进社会现代化进步，有利于新时代精神素质培养的积极一面，也有其使人们思想意识、道德观念滞后，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一面。处在新旧交替不断加剧的社会转型期，教育、尤其是德育必须既反对否定一切传统并试图重新构建新道德的重建论，又反对主张回到传统中排斥时代革新的古化论，从而着眼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在充分肯定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继承传统并必须与批判、创新精神结合起来，吸取其中带有民主性、人性的精华，同时抛弃其表现出专制性、等级性、封闭性、落后性、保守性弊端的糟粕，建立起科学民主、和谐发展的德育体系，达到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协调统一。

三、面对西方:借鉴与批判

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人们的心理特征、思维方式、行为表现愈发显示出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尤其是伴随我国跨人WTO的门槛以及市场拓展的国际化趋势，社会格局开放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人们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的多元选择与冲突，也反映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明)融合过程中的相互对抗与排斥。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运行中，不断跨越国家和民族界限汹涌而至的西方现代文明及携裹其中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及文化习俗，正强有力地以各种方式影响、冲击着国民长期养成的心理特征、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学校德育迎着扑面而至的西方现代文明，既从大局形势出发，又从小处着眼，以科学的精神来对之做出合理价值选择，在新时期更显得紧迫与重要。

当今世界各国科技、经济、文化、政治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的国际化发展，是各民族寻找差跄，求得自强，不甘落后于他国的理智选择，这也是全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势:我国的改革开放、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将国内市场向国际轨道延伸，是我们从封闭保守、单一化发展转向开放、创新、多元发展在政策上的体现。未来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是竞争发展的世界。学校德育必须以多方位开放的模式来发展自身，适应时代和全球发展的要求，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文明及其道德体系中于我国社会发展有益无害的思想及观念。学校德育在人类文明开放发展和相互吸收、融合的大潮中.也不可能将自身隔绝于世界人类的文明圈之外。

如果对外来文化一概否定，加以拒绝和排斥，就只能会逆时代进步与发展的方向，这种德育注定是要失败的。有人认为，对外来文化采取不予理睬或排拒的态度，立足于本民族传统的根基，只在本民族的传统中充分挖掘和利用，即足可构建起新时代的道德和价值体系。其实，这是长期以来受一种闭关自守的传统意识影响之下，造成的保守自大的民族心理表现，而且在这种心理驱使下陷人国粹主义的单一化、极端化的价值取向。这是一种谬识，它没有看到外因条件对主体发展的促进因素，是没有立足之处的。

现代西方文明及其价值体系主要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产物，其中许多内容是代表着我们走向现代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缺少的、需要的东西。因此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学校德育改革，应该在自己已有的现实基础上多借鉴和吸收西方的经验、思想观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道德成份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我们应积极地吸收到学校德育体系中去。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早于我们实现了现代化，他们的一些道德观念、思想意识是与现代化的要求相合拍的。我们要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同时也应该对包含在西方文明中的科学精神、民主意识、法制观念、尊重个性、崇尚自由等诸多有益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意识加以分析的借鉴，这是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说的我们要“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当然，我们这里强调德育要对西方文明吸收与借鉴，决非是不加鉴别与分析的照搬照抄。原因是:第一，西方现代文明及其道德文化并非一方纯洁的净土。不可否认西方文明中有适合市场经济机制运行的要求和促进现代化进程的因素，然而那些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延续中滋生蔓延的经营中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物欲化倾向;社会关系中亲情冷漠、富有攻击性、暴力化的紧张;价值取向中崇尚极端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个体生活中对财色名利的本能化欲望的贪婪，这些无不暴露了西方社会文明中阴暗的一面。第二，西方现代文明中的思想意识、价值导向、意识形态里有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格格不入的对立一面。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特殊性。基于此，我国学校德育体系是以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新时期爱国主义思想为其基本核心的，这是与西方国家中鼓噪风潮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是属不同性质 的。我们强调提防西方“和平演变”的政治阴谋，意义即在于此。第三，西方现代文明及其道德体系有不适应我国具体国情的一面。我国特有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历史条件及民族传统塑造成国民特有的心理特征、人文传统、民族精神。其中许多具有根本意义的基本成分，构成学校德育文化的现实基础，学校德育不能超越这个基本国情而去照搬与之不尽适应甚至相抗拒的西方现代化文化。

因此，面对西方现代文明，德育必须坚持既反对否定一切的国粹主义，又反对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这两种单一化、极端化的价值倾向，其实质无非都是希望并试图找到一个现成的道德文明模式来引导当前德育文化的建设，这反映了部分人对学校德育面临重大艰难的创造性挑战而产生畏惧的消极心态。在实践中一旦实施则势必导致现代化建设渐趋保守和滞缓或引起社会混乱与不安。

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篇8

[关 键 词] 现代道德；传统道德；德育内容

[作者简介] 李长伟，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

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道德的存在。进言之，人是自由的和理性的，自由使道德成为必需，理性使道德成为可能。不过，道德人的造就与道德共识的形成，根本上离不开教育，因为无论是自由意识还是理性能力都必须且能够经由后天的有目的的培育。这就必然涉及一个无法绕开的教育问题：如果道德是可教的，那应该教什么呢？从教育理论的角度说，应该教什么取决于道德是什么；从教育现实的角度讲，应该教什么取决于时代与社会的精神和氛围。下面只从中国教育现实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一、传统道德是重要的

就当前的学校教育而言，道德是重要的，但传统道德是重要的吗？在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看来，传统道德是一种压迫自由和进步的反动力量，应当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一个无可争议的史实是，自近代我国国门被轰开以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传统道德的革命是时代和社会的潮流，从“五四”时代的“打倒孔家店”到“”时代的全面反传统，都以革传统道德之命为最高使命。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非历史的存在，人无法与传统道德决裂；人是历史性的、寻根性的存在，传统道德塑造着人性，人性内在地寻求传统道德。倘若将传统道德完全从社会、人与教育中革命掉，剩下的将是一片道德废墟和普遍的人性虚无。保守主义者希尔斯在论说西方传统时说：“没有哪一代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信仰、机构、行为范型和各种制度，即使生活在现今这个传统空前地分崩离析的时代的人也不例外。这一论点适用于现在活着的几代人和整个当代西方社会。无论这一代人多么有才干、多么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无论他们在相当大的规模上表现得多么轻率冒进和道德，他们也只是创造了他们所使用和构成这一代的很小一部分东西。”[1]50所以，希尔斯认为，一切人都“生活在过去”，“即使那些宣称要与自己社会的过去做彻底决裂的革命者，也难逃过去的掌心” [1]64。社群主义者麦金太尔则针对自由主义者的反历史的道德个人主义，提出人是故事性的存在的观点，认为人们生活在宏大的故事之中，故事决定了人们如何行为。他说：“我从我的家庭、城市、部落和国家的历史中，继承了各种各样的债务、遗产、正当的期望和义务。这些构成了我的生活中的特定成分和我的道德起点。”这意味着，叙事性的自我观与个人主义的抽象性的自我观明确区分开来，“因为我的生活故事总是内嵌于那些共同体的故事之中――从这些共同体中，我获得了我的身份。我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个人主义模式中的那种试图隔断我自己与这种历史的尝试，就是破坏我现存的关系”[2]。 总而言之，无论是希尔斯还是麦金太尔，都强调传统道德对于人性的塑造和教化作用。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行为方式的独特性究竟体现在那里？或者，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独特的道德文化标识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不得不直面的严峻问题，因为它涉及个人与民族的“自我认同”问题与“归属感”问题，倘若不知道“我是谁”，那生存的意义、价值和尊严将荡然无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回归到中国的道德传统，回归到儒释道那里去，是它们规定和塑造了我们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把老庄、孔子、孟子、董仲舒、王阳明、朱熹等人的道德思想和实践完全从中国人的记忆和生活中抹掉，那将会是什么样子？一个显见的答案是，中国人将不再是中国人，“中国”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空洞的无意义的文字符号而已。也许有人说，绵延近百年的中国反传统主义浪潮不是一直在革除传统的道德文化，建立现代的新的道德文化吗？而且，这样的反传统似乎也没有导致社会道德秩序的崩溃和瓦解，社会仍旧在运转，这证明了现代社会可以与传统道德告别。但正如林毓生在《中国意识危机》中通过对反传统主义者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个案解析，证明了“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并未如他们声言的那样做到和传统彻底决裂。好像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始终翻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在中国某些文化倾向中所体现的某些传统（如‘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已牢固地形成了反传统主义者的观点。”历史学家陈旭麓在谈到左的思潮时也谈到：“‘左’的思潮抛弃了传统，而在‘左’的思潮笼罩下形成的个人崇拜、造神运动却来自传统社会的土壤，我们既为抛弃了传统而苦恼，又被传统捉弄了而愤慨；被抛弃了的要回归，被捉弄了的要解除，我们陷入了对传统的抛弃和反抛弃、捉弄与反捉弄的困境”。[3]

叙说这一切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应当意识到，在“教人做人”、“以道德社会化”为己任的学校德育中，传统道德无法被抛弃，它必然成为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进一步说，通过由教师对传统道德的消化和传递，学生成为叙事性的存在，获得生存的价值和自我认同。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前的传统道德文化的回归热潮，如学校教育中的“读经热”（很多孩子在幼儿园时就开始诵读《三字经》和《论语》）以及传统“礼仪热”（如跪谢父母和老师），这证明了传统道德在遭遇了一百多年的打压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强势反弹。传统道德从未彻底远离中国人的生活和人性，它寻求的只是复兴的时代机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传统道德在教育领域中的复兴没有任何问题。

二、现代道德是重要的

就当下的学校教育而言，现代道德是重要的吗？笔者认为，现代道德是重要的。

首先，道德不是抽象的、与生活绝缘的存在，其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能够满足人们过美好生活的内在需求。而对于何谓美好生活，古与今有着相当的不同，由此就产生了道德的差异以及现代道德产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对于美好生活，古代人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他们强调按照有差异的“自然天性”生活，强调社会等级秩序的正当性，所以道德的等级性就非常明显。中国古代人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以及对至上皇权的尊崇，就是明证。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新教改革运动以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自由、平等、权利成了美好生活的标准，“自然”与“等级”被人抛弃。就中国而言，自鸦片战争后开启的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自发的，而是西方推动的，所以西方所强调的自由、权利、平等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现代道德观的建构。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道德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天命”，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由西方促动亦同时被卷入的现代性运动之中了。返回封闭的古代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非理性的，譬如说，与古代道德相连的“皇权社会”和“臣民社会”已经“烟消云散了”，强行回去，只会导致人们的普遍抵制。面对现代性的不可逆转的浪潮，梁启超基于传统中国有私德和私民而无公德和公民的状况，提出培育具有公德意识的“新民”，是必要的；同样，“五四”一代反对传统道德，提倡现代道德，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同样，新中国成立后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比如关心集体和他人，也是必要和必须的。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是“小圈子伦理”，不具有公共性和民主性，不能适应现代生活。

其次，若从传统而论，传统并不仅仅指由古代孕育并流传至今的古代传统，也包括由现代孕育并流传至今的现代传统。这意味着，作为现代传统之构成部分的现代道德，必将因为传统自身的绵延和无法抗拒性而成为德育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方面，崇尚古代传统但又客观对待反传统的现代文化的希尔斯说：“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现代社会，之所以一直在破坏实质性传统，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已经以多种形式培育了某些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有害于实质性传统的理想，而这些理想已经反过来成了传统。人们一直用这些理想来督促统治者和公共舆论。”[1]384对国人来说，更多的是把传统视为古典意义上的传统，这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学者高瑞泉评论道：“希尔斯不喜欢近代传统，但并不因此抹杀近代传统；不像汉学界的某些学者，因为憎恶‘五四’为代表的近代传统，便一味指责‘五四’造成了传统断裂，拒绝承认中国近代一个多世纪以来也已经形成的某些近代传统。它虽然可能不如西方近代传统那么条贯有序，那么成熟，甚至还没有从现实冲突中挣扎脱身，但它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的共同意识和习焉不察的共同心理。”[4]

基于以上理由，可以说，由于时代精神的变化，使学生具有普遍的道德意识和能力，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现代道德对学生的重要影响。可以说，在德育内容中，现代道德不仅仅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根本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公民教育”在沉寂了几十年之后又重归人们的视野，也可以理解在德育的过程中对学生尊严、人格和自由的尊重和保护。

三、德育内容的尴尬：

传统与现代的紧张

一方面，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传统道德是德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人是现实性的存在，现代道德亦是德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整体性的角度看，历史感与现实感并不冲突，传统道德理应与现代道德融为一个有机的和谐的整体，遗忘传统而专注时下是不对的，但固守传统而忽视时下也是不对的。当前，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并没有融为有机的整体，而是充满紧张和冲突，笔者称这种现象为德育内容的尴尬――两种道德都是重要的，但它们却无法实现有机整合。这种尴尬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就传统道德来说，它一方面是且应该是重要的教育内容，但另一方面它自身的特质又使它作为教育内容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具体来说，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不是一种大众道德，而是一种精英道德，并且蕴含着浓厚的官僚政治色彩，其社会化主要依赖于政治制度。不过，中国自晚清以来一系列带有断裂性的激烈的社会变革尤其是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将中国社会逐步带入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人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个人自主意识被唤醒，精英伦理日渐被大众伦理颠覆，国家作为道德的立法者和实施者的角色逐渐遭遇挑战和质疑，国家与道德逐渐呈现分离的态势，这直接导致了传统道德在教育领域这一重要的社会化途径中的衰落。所以，尽管当前的学校德育强调传统道德的重要性，也出现了“国学热”和“读经热”，但传统道德并未真正落实为德育内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道德就失去了通过教育社会化的可能，只是需要知识人对传统道德加以反思和“创造性的转化”，寻求新的社会化基础。

其次，就现代道德而言，它内涵的普遍性也遭遇了传统道德所内涵的特殊性的“抵抗”，这种抵抗使得现代道德难以与传统道德融为有机的整体。

现代道德之为现代道德的根本标识在于它的普遍性，因为它形成并服务于“开放社会”；而传统道德之为传统道德的根本标示在于它的特殊性，因为它形成并服务于“封闭社会”。虽然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遍性完全取代了特殊性，事实上，尽管经济开放与一体化在逐渐形成，但文化的封闭性与特殊性――文化是民族的――却被人们加以强调。这是可以理解的，“文化就是洞穴”，布卢姆如是说。他分析道：“人需要为自己找个位置，需要给自己定位的意见，那些强调根基重要性的人强烈地表达着这种愿望。与外来者和睦相处的问题，不如成为内部人，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来得重要，有时甚至相互冲突。跟个人或民族的健康不相容才是极大的偏狭，而大开放的思想难免会让文化解体。把至善与一己之善牢牢地绑在一起，拒绝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以及对一个民族有着特殊意义的宇宙观，这似乎构成了文化的前提。”[5]12由这种分析，可以理解现代社会中的“封闭”与“开放”之间的紧张，或者说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之间的紧张。

这一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是突出的。众所周知，自我国国门洞开，传统的特殊的道德文化就长期遭受现代的普遍的道德文化的“压迫”和“解构”，但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极大提升，中国大国地位的逐步确立，传统的民族的道德文化日益被人重视和强调。季羡林先生曾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6]。 事实上，这些年，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而由西方推动的现代性运动与弘扬的现代价值观遭遇质疑。人们相信，道德文化都是相对的，不存在超越的普遍的道德文化，即使存在，那实际也是西方的道德文化披上了普遍性的伪装而已，西方人把自己的道德文化视为普遍，然后向全世界推广，这是一种霸权主义。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世界除了有特殊性，还有普遍性，因为人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有一种追求普遍真理和至善的需求。布卢姆说：“求善与忠诚之间的对立，给人生带来难以消解的紧张。但是，对至善的认识和对拥有它的渴望，却是教化人类的无价之宝。”[5]13其实，撇开这种哲学化的论述，审视当前，自由、权利、尊严实际已经内化到人的血肉之中，只要是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喜欢生活在没有任何尊严的专制和极权社会之中。所以，我们不应仅仅基于民族的立场，拒绝普遍的道德观。

总而言之，当前德育内容的尴尬已成为一个问题。如何反思和转化现代道德与传统道德，使二者有机地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今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健全人格和健全社会的塑造和形成。

参考文献：

[1] 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2] 桑德尔.公正[M].朱慧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254-266.

[3] 陈旭麓.反思,也还要一点反思[G]//施方圆.中华学林名家文萃.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305.

[4] 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9:346.

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篇9

关键词：高校；道德讲堂；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6）-02-0044-02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1]高校的道德讲堂作为承载传统文化和美德的新载体，在提高师生的文化道德素质，树立理想信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高校道德讲堂弘扬传统文化与美德的必然性 

（一）是文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需要 

一个国家、民族的崛起最关键的是文化的崛起，文化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具有其他文明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食粮，需要我们永久的继承和发扬。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高校的责任和使命，而高校的道德讲堂在目标和任务上实现了弘扬民族文化的功效，在高校道德讲堂的颂经典环节，精选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把传统美德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高校师生通过经典的颂读，把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的契合，有利于高校师生树立文化自信，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二）是创新教育平台，提高德育的实效性的需要 

长期以来，高校的德育教育主要是讲授式教育，老师在台上讲，学生在台下听，内容和学生的实际脱离，学生不感兴趣，课堂枯燥无味，学生参与度不高，而道德讲堂给德育教育搭建了一个新平台，这种教育把德育内容和学生的参与密切结合，把传统美德和时代需求有效的融合，提升了德育的实效性。就高校道德讲堂开展的活动主题看“百善孝为先”、“尊师重道”、“感恩”、“诚信”、“奉献”等是最常见的主题，这都是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之魂，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德溶于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中，充分发挥道德讲堂的渗透性强、影响持久以及形象、生动等特点，以生动生动活泼的形式，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强调了学生的积极参与，突出了凡人善举的道德内涵，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的精神世界，提高了德育教育水平。 

（三）是知行合一，增强传统美德更具生命力的需要 

关注现实生活，文化为现实服务，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追求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化的功用是进可以安天下，退可以安家庭，以德治国，正人正己。“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的哲学思想，无不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一直把实用作为最重要的价值标准。道德讲堂是强调群众自觉参与的道德实践平台，群众自发参与的互相教育平台，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强调向家长尽孝心，对老师怀感恩心，向同学多关心，向社会献爱心，这些社会实践活动，简单易行，便于师生的积极参与，降低了实践门槛，使得师生乐于参加到活动中来，善之细流，汇聚美德之海，行小善为大善，积小德为大德，传统文化和美德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四）是树立文化自信，增进高校文化向心力的需要 

中国文化有着其他文化所没有的强大凝聚力，正是这种凝聚力，使的我们的文化能够源远流长，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同志在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说：“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2]这种文化的整合力量，正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当前善行河北所要实现的目的。道德讲堂是践行这种文化整合力量的有效载体。道德讲堂把传统美德中的“孝道”“感恩”“仁善”“有爱”等道德价值为目标，通过系列环节把其精彩展现，运用多种艺术形式进行渲染展示，使广大师生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及传统美德赋予的精神力量，把传统文化的感染力与打造高品质的校园文化融合在一起，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发挥文化的整合功能，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凝聚力。 

二、高校传统文化视角下的道德讲堂建设之路径 

毋庸讳言高校的道德讲堂在弘扬传统文化与美德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为：学生传统文化知识的匮乏，受西方文化的长期侵蚀，对传统文化和美德的淡漠，影响了道德讲堂的效果，在实践中道德讲堂有形式化的趋向，加之缺乏专职的宣讲队伍，这都阻碍了传统文化与美德的弘扬，根据出现问题及我校的实践，笔者认为破解难题的路径有以下方面内容： 

（一）坚持长期不断的开展是关键 

高校承担着教学、科研，文化传承和服务社会等诸多功能，长期以来教学、科研牵扯着高校的主要的实践和精力，高校的实力和排名主要是靠教学及科研的程度确定，这就形成了高校重教学、科研轻思想政治工作的趋向，道德讲堂作为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长期性、基础性、群众性的特点，需要长期的坚持才见成效，切忌为了完成上级交予的任务而被动的应付，走过场、一阵风式的教育运动，起不到显著的作用，只有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道德讲堂活动的长效机制，为活动提供固定的场所，充足的设备，充裕的资金，完善的道德评价机制和回报机制，推动道德讲堂的常态化建设，使得传统文化与美德成为广大师生的精神源泉及精神动力，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二）结合实际，突出实际效果 

道德讲堂的教育必须要结合当地的特色和特点，才能取得实际效果，以我校的道德讲堂活动为例，学校积极的把弘扬传统文化和开展“道德讲堂”和《道德堂》网上修身的建设活动相结合； 2013年3月开始，学校开展以“诚意、正心” 的核心架构的《道德堂》网上修身活动，师生上网修身人数达4.5万人以上，基本达到了人员全覆盖，得到了省、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及各位与会领导的肯定和好评。学校的“道德讲堂”建设活动，以“礼仪” “诚信” “和睦” “友善”等建设为重点，把传统文化与道德修养融进道德讲堂的七个环节中，使得中国传统美德通俗化、具体化、大众化，从而达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升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的目的。同时把积极的把道德讲堂活动和“善行河北，立德树人”的活动结合起来，突出地方特色，注意树立校内典型，增强传统道德的感召力，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为传统文化与美德的弘扬不断的增添“内驱力”，不断的把道德建设融入实践中，以学校的道德建设引领公民道德风尚，开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三）加强网络建设，搭建多方位的宣传媒介 

网络资源为高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了多方位的联系渠道，它的快捷高效及其丰富的信息，为思想道德建设开辟了新的天地，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样也是大学生最受欢迎的交流方式，道德讲堂需要更广的受众群体，集中活动所需要的固定场所容纳的人数是有限的，要有广泛的影响力，就要充分的利用网络资源的优势，，如我校的道德讲堂就充分的利用了网络优势，建立了专门网站，分为图片新闻、活动展示、活动通知、道德讲堂介绍、经典内容、和他山之石，这些板块详细的介绍了我校的道德讲堂的开展情况，用生动具体的文字描述和图片展示把活动的内容和感人个事迹呈现给师生，其中的经典内容就包括道德讲堂的“三必颂”“三字经”“论语名言精选”“弟子规”“道德经名言精选”等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注解，同时在校园新闻版块中的学校要闻和基层动态中也安排了大量的篇幅介绍我校道德讲堂的开展情况，道德讲堂的网络化使得传统文化的传播更加的快捷高效，成为传播中华美德，提高师生素质的重要阵地。 

（四）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宣讲团体的文化素质 

道德讲堂的活动是需要具有高素质的传统文化的策划者，组织者，宣讲者，还要有出色的主持人，这些人的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传统文化传播的效果，如果宣讲者对传统经典的含义知之不多，或者一知半解，在讲解含义的时候自然就偏离原意，以讹传讹，那样是对传统文化的曲解和亵渎，而主持人在颂读传统词句的时候磕磕巴巴变，甚至把古词，古文的发音都念错，本来高雅的文化熏陶，就变的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因此高素质的传统文化修养是办好道德讲堂的重要保证，而传统文化离我们已远，尤其是论语、道德经等是先秦文化，准确的把握并非易事，但是这些却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需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与发扬，因此我们就要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不断的丰富从业人员的历史学、古代文学、古代艺术、古代地理、古代伦理学等相关知识，加大培训力度，使得道德讲堂成为提高师生传统文化素质的重要平台。 

总之，道德讲堂是高校传播传统文化与美德的重要平台，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在高校的道德文化建设中发挥着愈来愈重的作用，我们应不断完善道德讲堂建设，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与发展做出新贡献。 

项目课题：本文是作者申报的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发展研究课题“高校道德讲堂与弘扬传统文化与美德关系研究”的研究成果，该项目的编号是：2015030399。 

注释： 

道德经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篇10

[论文摘要]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作为治国方略，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理论的又一大进步。人治—法治—德法结合，是实现传统法律文化被法制现代化传承的过程，是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价值规范体系的变革过程。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对促进社会进步，使中华民族复兴，完成传统法律文化向法制现代化历史性、创新性转换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作为治国方略，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理论的又一大进步。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呼唤，是法制现代化的需求，是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制文明的贡献。我们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要坚持不懈地加强德治，作为治国方略的法和德的完美结合。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理论的历史背景及基本含义

把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两者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早在两周时，“德”就是一个容道德、政治、宗教为一体的综合概念。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美称，我国古代倡导的以礼治国，就体现了治国中的德法兼施。“礼”是一个包括着复杂内容的治理天下、国家的社会规范，其中当然包括德治与德育，也包含着法制与法治。“德”既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重要指导原则。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以德治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孟子、董仲舒又先后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使其逐步完善成为治国方法，被后来历代统治者所尊崇和采纳。孔子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说的就是用道德统治民众，用礼义来约束百姓，民众就可知耻辱而且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孔子认为统治者只有实行德政、德治进行德育，才会在百姓中树立威信，才能得到拥护和爱戴，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孔孟作为儒家一代宗师主张德治同时，却极不赞成法治，否定法治的优越性及必要性，当然这是时代的制约性导致这样的结果。历史已向我们证明，只有法治和德治两者紧密结合，才能使国家秩序井然，百姓生活安定，才能长治久安，巩固统治。

与孔孟倡导“德主刑辅”的同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商鞅和韩非在治国方略上，主张用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作为治国的重要方法，他们强调法治而否定德治，“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不务德而务法”。法家主张法律的国家强制力，给百姓提供统一的行为准则，使之受制于法律的威慑力，接受统治者的统治，而不主张人的德性、道德的感化。商鞅、韩非作为法家的创始人也不接受儒家的德治观点，但是后来的荀子就将德、法很好地结合到一起，主张治国要“隆礼”重法，强调两者的重要性，还有“治之以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同样强调作为治理国家的方略，法治和德治应和谐统一，不可偏废，同时发挥作用，做到相辅相成，这才是治国之理想之路，这样的理论对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依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二、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中的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每个国家的法律现代化都会存在它与本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在今天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应如何处理好传统现代化的关系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法制变革及现代化面对源远流长的法律传统，是丢弃?还是继承?如果是丢弃，传统法律文化中德法关系对法制现代化的实现就意味着巨大的损失;是继承，我们将继承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哪些合理内核，又如何实现从传统向现代法制的转换。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传统法律文化就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人文力量，并且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及生活过程之中，因而与一个社会的有机体密不可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法律传统成了社会成员信仰或认同的载体。法律传统文化存在有其特定的意义，决不是历史就意味着过去，它制约着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我们传统法律文化至今影响着我们正在进行的法制现代化——从传统农业向工商业转型过程中法制的转变过程。

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凝聚、规范、评价的功能，这些功能作为文化的积淀，被虔诚地保留在人们观念之中。它经久不衰，历代相传，成为现代人们法律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传统法律文化精神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往往凝结为一种特定的法律传统，在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放弃传统法律文化，就意味着放弃了人们法律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处理传统与现代化这一矛盾的统一体的过程。法律的现代化，一方面意味着对法律的传统性的历史性否定和超越，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加以继承。

我国正在进行的法制现代化，其目标是实现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该说法制现代化的过程是构建新的法律体系，树立法治观念，它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否定与借鉴、吸收和传承的关系，是由(1)人类物质生产的历史延续性;(2)法的相对独立性;(3)法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性;(4)法的历史发展事实的证明。以上这些原因就要求我们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能无视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今人们的影响力，不可忽视传统在法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传统法律精神依然以特定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支配或影响今天每一个中国人的法律生活。况且，传统法律的价值系统本身确实存在着许多历史遗产，诸如重视道德在治国中的作用，解决纠纷的方式等等，这些都为法制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提供借鉴。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德主刑辅”，主张在治理国家上德治为主要方法，德治的地位高于法治，刑罚的适用必须置于礼义德教基础之上，而刑罚目的在于实现道德教化，德治是评价法律的标准或尺度。与传统法律的重视道德相左，现代社会倡导高度重视法律的作用，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法律是衡量国家及个人行为的标准。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的迥异，就要求我们如何很好地将法律传统向现代化法制转换，这将是我们如何继承传统法律文化，为法制现代化服务的关键所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换的根本动力，在于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所形成的强大动力，特别是商品经济的推动作用。新型的现代法制系统只有在现代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起来，才能够摆脱掉小农式自然经济对法制建设的影响，才能对传统法制进行创造性、根本性地改革，法制现代化必须创建适应商品经济的新型法律系统。

三、人治—法治—德法结合，是实现传统法律文化被法制现代化传承的过程

法制现代化是从一个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人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向法治型的价值规范体系的变革过程。从人治到法治标志着从传统法律向现代法律的过渡。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作为文明社会法律发展进程中的伟大革命，其发展走势必然是要实现从“人治”向“法治”的历史性转变。特别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时代条件下，加强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把市场经济运行纳入规范和法制轨道，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是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所在、目标所在。

在传统农业时代，由于自然经济社会的封闭分割性、自然经济时代文化的思想钳制性以及政治的专制奴役性，这些就注定实行“人治”。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治理国家靠人的道德教化，靠君主的高尚道德，提倡“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对人行为的指引上也强调和重视个别指引，忽略了法的规范性和效率性。

人类社会进入商品经济时代，社会的竞争性，文化的多元创造性，政治的自由民主性，都呼唤法律的至上性、宽容性和正义性。法治的基本特点是:社会生活的统治形式和统治手段是法律。国家机关不仅仅适用法律，而且其本身也为法律所支配，法律是衡量国家及个人行为的标准。我们在进行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倡导的法治、德治与古代的人治和法治有着界限上的不同，必须将两者区分开，才能够真正理解为什么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

(一)是古代人治与现代德治的界限

古代人治是以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为基础的，传统道德以君权为本位，现代道德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我们现代所讲的道德，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体现“三个代表”的道德，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

(二)现代法治也不同于古代法治

1.法的来源不同。古代法产生自君主或一个集团，而社会主义法是人民制定，体现人民意志的行为规范。

2.法律地位不同。封建社会虽提倡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但是法律是在君主权力之下，实质仍为人治。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上，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人和权力，是真正的法治。

3.执法原则不同。古代的法治，法律面前不平等，统治阶级享有法律赋予的特权，而现代社会主义的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途径，是真正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基本出路。只有实现依法治国，才能使我国的政治实现民主，社会有序，保证国泰民安、长治久安。实施以德治国，能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自律意识，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增强责任心，以便赢得民心，提高整个国民的道德素质。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做到相互促进，相互辅佐，对增强我国国民法治观念与提高道德素质，促进社会进步，完成传统法律文化向法制现代化历史性、创新性转换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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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段小红.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思想渊源及现代价值[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2，(6).

[3]　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