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履职整改报告十篇

银行履职整改报告篇1

【关键词】内部审计 人民银行 组织治理

近年来，为适应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加强和改进宏观审慎管理的需要，人民银行内部审计开始探索转型，职责逐渐侧重于服务组织治理。本文将从内部审计的治理内涵入手，分析内部审计在人民银行治理中的作用，并提出内审转型背景下完善内部审计服务人民银行治理的思考与建议。

一、内部审计与人民银行治理结构的关系

（一）内部审计的治理内涵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2001年对内部审计的最新定义为：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旨在增加价值和改善组织的运营。它通过应用系统的、规范的方法，评价并改善风险管理、控制及治理过程的效果，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2002年4月，IIA又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改善公司治理的建议》别指出，健全的治理结构应建立在董事会、执行管理层、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四个“基本主体”的协同之上。可见，在内部审计实践的发展中，发挥内部审计在组织治理中的功能，是组织治理、管理和审计实践发展的共同选择。

（二）人民银行内部审计的组织构架

根据现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内审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可以列出人民银行内部审计的组织构架（见图1），并可以看出目前内部审计在人民银行组织治理中的地位特征：一是侧重为本级机构的内部管理服务。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内审部门不是上级行直接派出机构，在工作中具有“监督同级、下查一级”的审计关系，因此内审部门主要还是服务于本级组织。二是内部审计具有相对独立性。内部审计部门可以独立于被审计对象，在行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但内部审计在组织、人事关系和经费来源方面均隶属于本单位，内部审计人员的切身利益也与本单位的利益密切相关，由于存在这样的现实状况，内部审计的独立性难免会受到影响。三是内部审计的客观性受“二元性”影响。在现行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二元模式下，内部审计需要平衡多个责任主体的利益，而行长负责制决定了内部审计报告的客观性可能会受到某种影响。

（三）内部审计与人民银行治理结构的关系

内部审计在人民银行的治理结构中主要存在着四种关系。一是从属关系，内控监督机制是人民银行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而内部审计又是内控监督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所以内部审计也属于治理结构的组成要素。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人民银行的治理结构中之所以要安排内部审计制度，是因为内部审计具有监督、评价等功能，能够通过其作用来提高治理效率，也就形成了一种服务的关系，内部审计为央行治理发挥作用服务，央行治理是被服务的对象。三是相互作用的关系，内部审计对治理结构的运行机制进行确认、再控制，能够发现治理结构中的运行风险和控制缺陷，并对其进行反馈和督促修正，从而起到优化治理结构的作用；在组织需要提高治理效率的时候，又会对治理结构进行调整以满足治理的需求，同时内部审计也会为适应新的治理结构而改进审计理念和工作方式，因此内部审计和治理结构是相互作用的。四是伙伴关系，治理结构通过一系列的设置和机制来提高人民银行的履职效率，内部审计来评价和监督这些设置和机制的绩效，影响决策层的治理安排，也是在促进履职效率的提高，两者都在为实现组织目标工作，体现了伙伴的关系。

二、内部审计在人民银行治理中的作用

（一）服务人民银行的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是人民银行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审计与内部控制在人民银行治理结构中具有双重作用。内部审计既是内部控制系统的一部分，它能确保执行者按照决策层的要求行事、有效解释和报告自己行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又是控制的确认者，监督、评价和改善本单位内部控制现状。目前，人民银行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中的工作目标是：通过对内部控制构成要素的测试与分析，促进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建立充分、合理的内部控制体系，以此确保内部控制高效运行。

（二）服务人民银行的风险管理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风险管理已日益成为人民银行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内部控制指引》第三章明确指出：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通过科学、有效、可行的风险识别、分析和应对，对相关风险进行持续监控和有效管理，将相关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要实现“指引”中提出的要求，将风险管理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必须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在服务于人民银行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因为，人民银行内部审计在风险控制活动中既要充当风险管理的确认者，又要充当风险管理的再管理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风险的识别、掌控、化解，直至消除，最终为组织提供一个高效履职的安全环境。

（三）服务人民银行的绩效管理

对于人民银行的绩效，可以理解为人民银行在履职过程中实施管理或提供服务的经济性、效率性与效果性，也是人民银行在行使职能、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能力和效果。内部审计虽然要以合规性审计为基础，但是随着内审转型，内部审计还要更多的关注人民银行履职过程中的经济性、效率性与效果性，考量人民银行的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改善组织运营是否高效、增加组织价值是否实现了最大化。所以说，人民银行内部审计在服务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同时，还要服务于人民银行的绩效管理。

三、提升内部审计在人民银行组织治理中作用的思考

（一）优化组织治理框架，提升内部审计服务效率

内部审计之所以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为组织创造价值，主要在于它能够在独立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进行分析、评价和提出建议。从2012年由美联储在华盛顿主办的第26届中央银行内审工作组年会情况来看，参加会议的18个成员国中，除中国等6个成员国外，其他成员国央行均设有审计委员会，并形成了“在高层建立审计委员会，是内部审计在治理中更好发挥作用的一个最优实践”的共识。优化人民银行组织治理框架，可以借鉴国外内部审计机构设置的成功经验，在人民银行总行设置审计委员会，各级内审机构的人员实行总行派驻制，即分支行内审人员直接隶属于总行，其人事权、薪酬和审计所需资金都由总行直接管理和拨付，审计结论和报告向最高一级审计委员会负责，尽可能减少与本级机构平行设置所带来的影响。同时，由于内审人员直接代表总行行使监督检查权，向总行决策层负责，其权威性和效率性也将得到增强，不再纠缠于问题确认过程中的关系协调与矛盾调和，有效节约审计时间和工作精力。

（二）健全资产负债表健康性审计，促进央行治理有效运行

资产负债表与人民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效率、效果密切相关，其健康状况也成为评价人民银行政策效果、形成政策预期的重要渠道。目前可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健全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健康性审计：一是在审计方式上现阶段应以合规性审计为主，绩效审计为辅。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审计才刚刚起步，2011年初步提出了“真实、公允、安全、稳健和透明”的央行资产负债表健康性标准，因此首先确认相关财务报表真实、完整是进行绩效审计的基础，在做好合规审计的基础上，资金使用的效率才是审计关注的重点，例如外汇储备是否真正做到保值、增值，向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是否产生预期的效益等。二是将风险导向理念引入资产负债表审计。对于资产负债表的健康性审计，可对审计对象开展风险识别和评估，用风险导向审计方法确定审计计划，提高审计效率，集中优势资源对高风险和高关注度的资产负债表领域进行审计。三是审计时间应以事中审计为主、事前和事后审计为辅。开展事中专项审计既能及时纠正政策上的偏差和资金使用方面的缺陷，又能避免事后审计只能追究责任、却难以追回损失的尴尬，这也是开展资产负债表健康性审计的关键之一。

（三）优化内部审计工作方式，为治理决策层实现增值服务

所谓治理决策层，是指在治理活动中起推动和决策作用这一层面的人员。在人民银行这一层面的人员是各级行的行领导，通过优化内部审计工作方式，为行领导提高履职工作效率而服务，也可以间接起到提高组织治理效率的作用。

1.改进内部审计报告格式。目前人民银行的审计报告格式没有充分考虑不同行领导的阅读需求，对需要详细阅读报告和不需要详细阅读的主体，可提供个性化服务。针对内审报告可阅读性的问题，可借鉴美国政府问责局审计报告中“亮点”部分的做法，主要反映审计中需要引起重视的情况，方便没有太多时间读报告但是需要了解主要情况的读者阅读。或者是借鉴德国央行审计报告中“三色标注”的做法，即审计报告首页为审计摘要，同时将审计摘要用红、黄、绿三种颜色的纸张打印以区分不同程度的审计发现，读者可根据摘要内容有选择性的对审计报告进行阅读，突出审计重点。

2.改进内部审计整改机制。审计整改是审计工作的最终落脚点，如何保证审计发现的问题得到有效整改，一直是审计工作关注的重点，也是改善组织治理的具体表现。每年各级行在内部审计中发现的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整改，都是分列在各个审计项目的整改报告中，对反映人民银行整个系统的审计整改情况，目前还没有制度来规范如何处理。这样行领导对整个系统的审计整改工作就难以形成全面的认识，一方面，未整改到位的问题可能对治理结构的有效性造成影响，另一方面，难以整改的问题可能需要行领导给予特别的关注。因此改进内部审计整改机制颇具意义，人民银行可以借鉴美国政府问责局每年年底向国会报送未整改问题清单的做法，由内审部门定期向单位的行领导提交未整改问题清单，以及被审计对象未进行整改的原因说明，同时将未整改问题清单向上一级内审部门报送，最终在总行形成人民银行全系统的未整改问题报告。通过建立未整改问题定期报告制度，将督促和协助被审计对象有效完成整改，进一步保障治理结构有效运行，保障审计成果的落实，最终是保障人民银行有效履职。

参考文献

[1]王光远.公司治理及相关内部审计规范与进展[J].财会通讯，2009（3）.

[2]李惠群，程振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审计监督经验及启示[J].国际金融，2011（3）.

银行履职整改报告篇2

关键词：国库；会计基本假设；会计目标；信息质量特征

中图分类号：F830.44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08）11-0025-03

在整个会计体系中，国库会计兼具预算会计和银行会计的双重属性。从国家预算角度看，国库会计是国家预算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财政总预算会计、税收会计等共同参与预算执行；从银行角度来看，国库是人民银行履行经理国库职责而专门设置的一个职能部门，其业务纳入人民银行会计体系统一管理。加深国库会计基础理论研究，确立国库会计基本假设、厘清国库会计目标，构建国库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对于推进我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和预算会计改革与发展有积极意义。

一、文献综述

目前对国库会计基础理论的研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探讨国库会计职能。李勇（2007）结合财政制度改革，提出要从体制上加强国库会计建设，从制度和体制上保证国库会计职能履行，从技术手段上增强国库会计履职能力，营造环境以提高社会对国库职能的认识。第二类是探讨国库会计与预算会计体系的关系。唐树君（2005）分析了税收会计、国库会计与财政总预算会计的联系，指出三者都是为执行政府预算服务的，同属于预算会计组成体系，有相同的目标，同反映政府资金活动。但三者的会计主体存在差异。

根据笔者的阅读范围，目前理论界还没有对国库会计环境、会计对象、会计假设、会计目标、信息质量特征等基础理论进行研究的著述。尽管如此，由于国库会计隶属于预算会计体系，还是有必要对相关的研究（主要是预算会计基本理论的文献）做一个梳理。相关文献中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对本文的研究有很好的启发意义。李建发（1996）通过回顾预算会计的历史沿革，对比中外预算会计，提出预算会计的环境性前提与规范性前提概念。在会计目标上，他针对政府的客观环境指出政府财务报告应以受托责任观作为基础，并提出扩大中国预算会计的核算范围，把国家资源、国有资产、国家债权债务和社会保障基金纳入预算会计核算体系。赵建勇（2001）结合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公立单位委员会的研究报告第11号，和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发的第34号关于政府财务报告的最新研究成果，对政府财务报告的目标、主体、计量基础、报告模式、预算报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郭彤（2003）认为政府编制和提供财务报告是为了履行政府对其委托人的报告责任，而政府报告责任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发展变化反映了政府职能的变化和人民对政府要求的变化。预算会计和财务报告制度的改革，必须以履行政府报告责任的认识为出发点，以满足政府财务报告使用者的信息需求。王晨明（2006）对预算会计信息使用者和会计信息供给者的特征进行了分析，阐明了会计信息供求状况对会计目标的影响，认为明确报告的受托责任和提供有利于决策的信息作为预算会计的主要目标。

借鉴预算会计理论的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从三个方面开展更深入的研究：确立国库会计基本假设，明确国库会计目标，构建国库信息质量特征体系。

二、国库会计基本假设

会计基本假设是指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根据已往的实践和理论，对会计领域中尚未肯定的事项做出的合乎逻辑的假设。会计基本假设对国库会计而言是重要的，因为国库会计与其他会计一样都处于特定的客观经济环境中，都会遇到许多不确定事项，在进行会计处理时，同样需要依赖事先确立的若干会计基本前提。笔者认为国库会计基本假设应由会计主体、持续性假设、会计分期、货币计量组成。因为这四项假设是比较公认的，也符合国库会计所处的客观环境，便于对国库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

（一）关于会计主体假设

主体观念是建立会计科学和进行会计实务处理的几个最基本的假设之一。在会计基本假设中通常把会计主体列为首要的假设。国库会计的会计主体比较复杂，它对外承担受托责任的整体是人民银行，国库部门需通过银行会计核算方式对各级预算收入、支出、退付及划拨、清算等资金运动情况进行真实、准确、及时、完整的记录、反映和监督，并向财政部门报告财务资源的收支情况和结果，同时还需将同级财政收支情况反映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因此，国库会计主体采用了双重视角，分为记账主体和报告主体，即记账主体是中央银行，报告主体为财政部门。

（二）关于持续性假设

持续性假设基本含义是指会计主体的经营活动将按照现在的形式和既定的目标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计主体不会进行清算。国库会计是办理国家预算收支的重要基础手段，国库部门不以盈利为目的，开展各项活动不仅不能带来赢利，而且所有的活动都必须耗费一定的资财，如果不做持续性假设，我们就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能够延续下去，所以在国库会计中，强调国家公共活动的持续性是非常必要的。

（三）关于会计分期和货币计量假设

会计分期假设基本含义是连续不断的经营过程可以被划分为相等的时间单位，以便对会计主体的经营状况进行及时、连续的反映。这种为了会计核算的需要而人为划分的相等时间单位称为会计期间。国库部门除了按月份、季度、年度进行分期核算和报告外，还要求按旬核算并提供预算收支的旬报。与企业的会计分期相比，国库会计分期显得更详细、更重要。会计分期的假设保证了资源的委托方能够定期了解到国库部门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

国库会计对象是预算收支的增减变化，因而货币计量自然成为国库会计的一个基本前提。此外由于国库不计算盈亏，因而只以历史成本作为计价基础，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不要求采取类似于现行成本、现行市价的计量属性。

三、国库会计目标

会计目标是指会计所要达到的目的或要得到的结果，体现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要求。关于财务会计目标，二十世纪80年代左右形成了两个有代表性的观点：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笔者认为：国库会计目标应定位于受托责任观。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的规定，资源的受托者中国人民银行具体经理国库，央行国库部门承担了如实地向资源的委托者报告其受托责任的履行过程与结果的义务。这一观点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一）央行经理国库的法定性决定国库会计的受托责任

从我国国库会计实践看，《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经理国库。因此央行经理国库具有法定性、唯一性。根据政府委托理论，央行国库部门是公众的受托人，央行国库与公众之间是委托关系，对公众承担着巨大而广泛的受托责任。央行国库为了履行受托责任，必须有可供使用的资源（如机器设备、人员经费），而这些资源大部分来自于税收。公众对于资源的提供不管自身是否自愿都无法回避，更不可能通过市场来改变这种受托关系，因而公众关注点只能定位于对受托方履职情况进行监督。因此，决定国库会计目标以反映受托责任为主。

（二）国库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关注于央行国库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在我国有关预算会计的规范中，无一例外地的将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界定在政府内部。作为预算会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国库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也限定在政府内部及立法监督机构。上述会计信息使用者对国库信息的关注点均侧重于国库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从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包括财政部门、征收机关）看，作为政府的管理者，制定经济决策和加强公共财政管理都需要获得真实、完整、准确、及时的国库会计信息。财政部门、征收机关作为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的机构，也需要反映国库资金运动情况的所有国库会计信息。从中央银行看，国库是人民银行为了完成国家赋予的经理国库的职责而专门设置的一个职能部门，国库会计核算统一纳入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其会计信息理应提供给中央银行。从立法机关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为我国的立法机关，负责审批政府预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报告，并监督政府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和使用，需要借助国库会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息来评估政府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与使用情况，预算执行的合规性等。

综上，各信息使用者关心人民银行履行经理国库职能方面的信息，包括是否及时收纳国家预算收入、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同级财政库款的支拨等，以评价国库是否履行了保护、使用和维护受托资源的职责。

四、国库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所应当达到的质量的要求。在整个财务会计理论的概念框架中，信息质量特征是联结会计目标与会计确认、计量及财务报告信息表述的桥梁和纽带。如果会计信息不能在质量上达到保证，会计目标就无法实现。各国预算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十分重视，了多项政府会计概念公告，提出预算会计信息质量应具备的特征。我国《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也对会计信息质量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可以概括为可理解性、重大性、及时性、真实性、客观性、可比性和一致性。为了解除国库会计对公众的受托责任，在国库业务处理规范中，也要求国库会计信息质量满足一系列的信息质量要求：

（一）可理解性

可理解性要求会计记录和会计信息必须清晰、简明，便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理解与使用。政府各部门、立法及监督机构、人民银行及上级国库部门等信息使用者关心国库会计信息，关注国库会计是否及时记录、反映国家预算收支变动，以评价国库是否履行了保护、使用和维护受托资源的职责，必然要求国库会计信息明晰、便于理解。

（二）客观性

客观性要求国库会计核算必须以实际发生的业务及证明经济业务发生的合法凭证为依据，如实地反映国库履行受托责任的情况，做到内容真实、数字准确、资料可靠。在目前国库业务处理中，制度要求国库收入必须以财政部门、征收机关开具的缴款书、税票作为记账依据，国库支出必须以财政部门开具的拨款凭证为依据；这些制度规定，体现了国库会计核算的客观性要求，从而保证形成的会计处理结果真实客观。

（三）及时性

及时性要求国库会计主体应当及时地收集会计信息、及时地对收到的会计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及时地将会计信息传递给信息的使用者。现行国库会计制度对会计信息及时性有明确要求。例如在1989年颁布的《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中对国库的基本职责规定为：“准确及时地收纳各种国家预算收入……”。此外，从国库会计报告的提供频率上也能体现及时性要求，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库收支动态，对国库预算收入报表的及时性要求也较企业更高，除了提供正常的月报、年报外，国库部门还提供旬报，每日产生预算收入日报表。

（四）可比性

会计核算应当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会计科目应当一致，相互可比，并且会计处理方法应当保持前后期一致，不得随意改变。因为国库会计反映预算资金的收缴、划拨、留用、上解过程，不仅直接反映国家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而且还反映政府财政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的成败，如果核算口径不一致，导致提供的信息不可比，前后期不一致，将很难评估国家制定实施的各项政策是否成功，因此与企业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相比，国库会计信息对可比性的要求更高。

（五）实质重于形式

实质重于形式特征要求在会计处理中应注意交易事项的经济实质，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交易或事项的法律形式，从而防止企业利用法律和规则的现有漏洞，进行虚增利润、隐瞒债务等舞弊和粉饰财务报表的行为。尽管我国国库是非赢利性质，但实质重于形式要求仍然是国库会计信息质量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主要是地方政府由于存在大量的债务而导致财政风险不容忽视，地方政府通过所属的国有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进行债务融资，表面上看是企业债务，而实质上是政府的债务。因此，国库会计要全面反映政府的预算执行状况，有必要将实质重于形式要求作为重要的信息质量特征，对或有负债进行全面揭示。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局、西南财经大学：《国库改革与发展》，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年版。

银行履职整改报告篇3

一、认真执行日常监督检查、促进内控制度落实。

合规经理认真做好支行日常业务的监督检查工作，资金和重要空白凭证等检查工作，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及时作好记录，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督促相关人员进行整改，并在每月履职报告中反映。记录应列明发现问题的合理整改期限，无法整改或短时期无法整改的注明原因，及时上报。对发现的重大违规问题和潜在的资金安全隐患等重大业务事项，则注明发生的原因以及拟采取措施等，并在业务发生当日第一时间以书面（含电子邮件）上报市支行。

按市分行加强合规经理日常管理工作要求，每日填报《合规经理日常业务监督和会计检查日志》”，第月上报《合规经理履职报告》，及时、详细报告网点每日、月份业务工作情况。

二、加强业务授权的复核、确保交易的真实可控。

加强业务授权的复核和监督，按照储蓄业务处理系统的柜员权限和市分行印发的业务交易复核审批要求，严格履行授权职责，把好复核授权关，负责对营业人员办理业务的有效性、合规性、完整性进行监督，确保授权交易的真实可控。

三、做好业务的指导、存在问题的整改落实

为适应邮储银行业务发展的需要业务，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熟悉业务规章制度、内控制度和操作流程，同时协助支行长做好业务培训工作，指导普通柜员正确办理业务，包括柜员管理、尾箱管理、现金、支票和重要空白凭证管理、报表管理、档案管理等。提高员工的业务服务水平，辅导解决营业过程中遇到的业务问题。

四、协助支行长抓好安全管理、柜员排班

银行履职整改报告篇4

一、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在过去的监管实践中，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管手段、方式、方法和措施，监管部门未能建立起一整套适合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有效管理模式，‘重审批、轻管理”现象普遍，使监管仅仅滞留在任职资格管理上，缺乏后续行为监管措施，形成监管真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工作的效果。目前，这方面问题仍然存在。

(一)现行监管制度对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

(三)缺乏量化指标，高管人员履职行为难评价。现实工作中，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的日常监管多采取质询、约见谈话、调查走访、现场检查等考核的方式，但在考核评价中，采取定性东西多，定量指标少，考核内容也仅限于其分管的工作完成情况和是否存在违规违纪行为，一般情况下被考核的高管人员均能顺利通过，很难全面对高管人员履职期间业务能力、管理能力、经营业绩等履职行为进行综合评价

(四)信息渠道不畅，履职行为监管出现断层。由于对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相关信息多数从金融机构报送的资料中获取，不足以全面及时反映高管人员情况，影响履职行为监管效果。同时，对高管人员的监管目前还未实行计算机信息化管理，未实现全省以至全国高管人员监管信息共享，对高管人员跨地区、跨省干部调动，造成监管信息断层，加大了高管人员异地任职的监管成本，也使监管的连续性受到影响，给一些违规高管人员制造了可钻空子。

(五)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存在表面现象。目前，从省、市分局层面来看，对高管人员的监管分散在各监管处室，且普遍没有单独设立机构高管监管岗位，而是由其他岗位工作人员负责此项业务。由于这部分人员既要承担非现场监管报表收集、汇总、分析和上报，还要承担繁重的现场检查任务，工作量相当大，难以集中力量、集中时间专心搞好履职行为监管，使这方面监管工作流于形式。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内容和方式设想

(一)履职行为监管考核评价内容。鉴于履职行为监管的内容十分丰富，监管考评应建立一套健全的考核评价体系，对高管人员履职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管，突出重点，着重考核经营绩效。据此，可以将监管考评内容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履职期间基本素质的完备性，包括高管人员的政策理论水平、法制观念;道德品行、行为操守、民主工作作风，是否诚信、廉洁、遵纪守法等;现代银行经营管理知识的掌握程度和管理能力;勤政廉政情况;家庭重大事项，包括财务收支，直系亲属经商办企业、出境学习工作情况等方面。2.履职期间内控制度的健全性，包括各项规章制度是否完备并得到有效遵守;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岗位职责及培训制度是否明确;是否明确规定各部门、各岗位的风险责任;风险管理、内部控制效果等方面。3.履职期间业务运行的合规性，包括各项政策法规是否得到贯彻落实，业务开展过程中各个程序、环节是否符合法律和制度规定;有违规经营、重大案件等方面。4.履职期间的业务经营有效性，即表现为经营绩效，主要体现为是否完成了上级行下达的各项经营指标，是否取得预期结果;机构资产质量(不良资产升降)状况，拨备提取及盈利等重要的风险和经营指标变化情况等方面。

(二)履职行为监管考核评价方式。在监管工作中，监管部门可依据监管的内容并结合被监管者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的履职行为监管方式，在传统约见谈话、考试、现场检查、质询的基础上，加大履职行为调查力度，对高管人员在履职期间的表现进行专项或全面了解，并作出对其任职行为的综合评价。

1.制定考评办法，进行量化考评。现行办法虽规定把高管人员的任期考核纳入任职资格管理的范围，但对考核内容与考核方法均未有明细规定。要从个人品行、工作作风、管理能力、业务经营等方面，通过指标量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履职行为考评，构建起包括任职资格审核、任职期间考核和任职资格取消的全方位、动态监管体系。2.坚持现场测评、监管评价和专家评审相结合。考评工作分为现场测评、监管部门评价和专家组评审三部分分别组织评审，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结合起来，对被考评人员分别给出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等不同评审结论，并对基本称职、不称职高管人员提出改进和处理意见。3加强考核评价落实，强化履职行为后续监管。要将考评结果反馈给被考评人征求意见，充分尊重其申辩的权力，促使考评依法合规进行。对考评中发现的问题、相应的改进意见要分别送给被考评人员及其上级相应管理部门，并督促其落实整改，对未落实整改，工作无明显改进或连续两年被评为不称职的，则建议有关部门予以调整或撤换。

三、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履职行为监管的对策及建议

(一)完善对高管人员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明确规定监管部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董事、高管人员实行任职资格管理，相应要制定具体管理办法，便于操作掌握。针对目前管理现状，一是建议尽快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增加和细化履职行为监管相关内容，使基层监管部门有章可循，增强基层监管部门的可操作性。二是出台配套相关规章制度，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查和履职行行为监管的规定，从制度上建立起完善的监管体系。

(二)树立以人为本理念，资格审查和履职行为监管有机结合。1.要严格市场准人，把好任职资格审查关，防止不合格的人员进入金融机构高级管理层。一是严格考试谈话制度，着重考察拟任高管人员的金融政策水平;二是严格调查走访制度，着重考察拟任人的思想品质和经营管理能力;三是严格离任审计制度，对离任审计中含糊不清的重大问题进行现场检查;四是实行任职资格公告公示制度，把金融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审批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增强工作的透明度。2.加强履职行为监管，建立高管人员动态监管体系。一是要完善和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定期汇报制度、重要事项报告制度以及年度谈话、提醒谈话与诫勉谈话制度，对在非现场监管及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或潜在隐患，对高管人员及时进行诫勉、警告、限期整改等，把金融风险消除在萌芽环节;二是严把考核关，明确并细化考核形式、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定性考核与量化考评相结合，使监管部门对高管人员的考核有依据、监管有标准、处罚有尺度。任职资格管理不能等同于干部考核，但可以把于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好的经验引入对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使高管人员的任期考核工作能真实、准确、全面地反映被考核人的实际情况;三是严把评价关，对于年度评价为称职的高管人员要建议其主管部门给予奖励，对于评价为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高管人员要实行降职、劝辞和免职处理，保持高管人员监管的严肃性。3.要严格市场退出，谁撞“红线”就处理谁，促使高管人员严格自我管理和约束。

(三)完善高管人员监管档案内容，实行微机管理。一是要进一步完善高管人员监管档案内容，拓宽信息收集来源，特别要增加高管人员履职期间行为监管的资料;二是开发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档案管理软件，对监管档案实行计算机管理，对高管人员及时将高管人员任职期间的违规违纪情况、责任案件或事故等记录在案，并作为对高管人员履职考评的重要依据，以此增强高管人员履职考评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要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共享，提高对高管人员监管的效率。

银行履职整改报告篇5

监事会“负最终责任”

近年来，监管机构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董事履职尽职要求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对董事的选任与考评作出了明确规定；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对提高银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提出了明确要求；尤其是2010年底，银监会了《商业银行董事履职评价办法》，对规范董事履职评价工作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提出“商业银行董事履职评价应当充分发挥监事的作用，监事会对董事履职评价工作负最终责任”。

银监会董事履职评价办法颁布后，民生银行根据董事会和监事会的不同职责，对董事履职监督评价工作进行了职责分工和界定，由监事会负责对董事履职评价的最终结果。为此，监事会把对董事履职监督评价作为重点工作之一，首先着手进行建立完善相关制度的准备，组织监事对银监会办法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同时广泛走访同业银行监事会，交流探讨履职监督工作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监事会自身近年来开展的对董事履职监督工作的实践，重新修订完善了监事会对董事履职监督评价办法及实施细则。新办法主要从监督评价程序、评价方法、评价结果及运用等方面进行规范和细化，为监事会开展董事履职监督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规范指导。

“量身定制”董事履职档案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核心层面。民生银行董事会机构强大，高效运行，在银行的战略管理、风险管控、绩效管理等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由于董事人数较多，董事履职活动相对频繁复杂，要做好对董事履职情况的监督，必须做好基础性工作。

根据履职监督工作需要，监事会不断探索并逐步建立完善了董事履职档案。一是根据银监会办法要求，在监事会对董事履职监督实施细则中以表格形式明确了董事履职档案的内容，主要包括董事参加董事会会议、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和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发表意见和表决情况，以及董事参与课题研究及调研情况等内容。二是根据董事会成员结构，即股东董事、独立董事、执行董事的重点职责，并按照每位董事担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情况，区分并细化对各位董事的履职要求，为每位董事“量身定制”不同的履职档案，如对独立董事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增加“到本行工作情况”等内容。三是及时整理并定期核对档案资料。搜集整理董事履职资料的日常工作由监事会办事机构具体负责，由相关工作人员每季度调阅各位董事履职活动记录，包括董事参加各类会议的会议记录、纪要，董事参加培训情况以及独立董事到民生银行工作记录等资料，整理编制董事履职档案，并通过半年度统计、年末汇总，与董事会办事机构和董事本人核对有关信息等环节，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董事年度履职档案。作为董事履职活动的真实反映，履职档案为监事会对董事履职情况做出客观、公正、独立的评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主客观结合、量化评价

为综合评价董事年度履职情况，民生银行监事会主要采取主、客观评价相结合，并量化评价标准的方式，对董事年度履职情况做出综合评价。其中，客观评价占70%，主观评价占30%。客观评价主要以监事会日常监督建立的董事履职档案为基础，年末汇总形成董事年度履职情况表，主要包括每位董事年度参加各类会议的出席率、会议发言和提出建议情况，参加考察调研和提出专业报告情况以及独立董事坐班情况等项目，并按照不同权重设置各项指标的分值，汇总计算出客观评价得分。主观评价为每年度末监事会组织董事对本人年度履职情况实行自我评价和对其他董事履职情况进行互评的方式，综合了解董事的评价意见。监事会向每位董事发放年度履职情况测评表，要求其对本人和其他董事就董事履行忠实义务、勤勉义务的情况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2010年，对董事履职情况进行量化评价的做法开始试行。经不断改进完善，目前该套评价指标内容相对全面，评价标准比较清晰，实施效果较好，使以往局限于宏观抽象的董事履职评价工作有了量化的评价依据和标准，监督评价真正做到了有章可循、有的放矢。

推动评价结果落到实处

民生银行监事会通过对董事履职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年中评价和年末汇总，形成不同阶段的评价结果。具体为：根据日常持续监督情况，如发现个别董事履职不够勤勉或存在其他问题，及时向董事会和董事发出监督提示函，督促相关董事及时改进；每年上半年工作结束后，对董事半年度履职情况作出阶段性评价，并向董事会和董事发出半年度董事履职情况通报，对个别履职不够到位的董事，如存在亲自出席会议较少等情况进行书面提示，督促董事予以改进，认真履行职责；年度末，监事会根据对董事年度履职的主观和客观评价得分，计算得出每位董事年度履职综合得分，并根据相关标准，对董事年度履职评价结果分为“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三个级别。如果个别董事行为有违反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以及年度履职为“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情况，监事会将会同董事会对该董事进行诫勉谈话，并提出相关整改意见或罢免建议。就监督工作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尚未出现“基本称职”和“不称职”的评价结果。

近年来，民生银行监事会对董事履职监督评价结果都能及时与董事会和董事本人“见面”，一方面使董事及时了解监事会的监督工作动态以及自身的履职情况，督促其改进提升履职能力；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监事会与董事会的工作联系和沟通，共同促进董事更加认真履行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监事会通过实施有效监督、形成评价结果、推进结果运用，切实将对董事履职的监督评价落到了实处。

银行履职整改报告篇6

关键词：中央银行;内部审计;和谐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08)04-065-03

一､当前中央银行内部审计面临的问题

(一)对央行内部审计工作的理解存在误区

中央银行内部审计部门成立以来，随着审计范围的不断扩大､审计层次的不断深入，对中央银行各职能部门的监督力度不断增强，但有些部门对内部审计工作的理解还存在误区，尤其是一些被审计对象(包括单位､部门和个人)更是如此，他们通常认为内部审计部门就是单纯的挑毛病､找问题的部门，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就是为了找到多少毛病和问题，在潜意识里对内部审计工作存在或多或少的排斥情绪，与内审干部之间保持着一定的界限，甚至在实施内部审计时，被审计对象存在不配合审计的现象，形成了相对缺乏和谐的审计环境，而这种缺乏和谐的审计环境不利于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和审计效能的发挥，并且一旦这种缺乏和谐的审计环境蔓延开来，对整个中央银行内部审计的生存空间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二)履行同级监督职能困难显现

《中国人民银行内审工作制度》规定，中央银行内部审计部门应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监督同级､下查一级”的原则履行同级监督职责，但长期以来，各级内审部门始终反映开展同级审计困难很大，同级监督的有效性一直难以充分发挥。关于这一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和研究较多，大多数强调被监督的各职能部门与内审部门级别相同，同级监督的权威性不够，内审干部的利益与被监督的各职能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审计工作中存在畏难情绪，以及内审部门的相对独立性不足，等等，而解决办法通常是建议实行内审派驻制，并赋予内审部门更高的级别，以确立内审部门的地位，但这样的解决方案在现阶段是很难实现的。

(三)“事实确认”､“落实责任”阻力重重

中央银行内审项目的现场检查，在经过进点会谈､审计分析､制作工作底稿等程序后，要进入事实确认阶段，落实相关责任人，并最终形成审计报告，而往往在事实确认阶段阻力较大，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存在不予确认的现象，使审计工作不能够顺利进行，这个问题的产生存在一定的客观因素，即审计和被审计是一组相对矛盾体，但我们同样也不能忽视开展审计工作的方式方法，现行的审计模式通常是审计人员调阅资料后，按照分工情况单独完成审计工作，审计过程中缺乏与被审计对象的沟通，且所查问题不论大小，“眉毛胡子一把抓”，过多地强调审计问题的数量，没有顾及被审计对象的情绪。

(四)问题整改不彻底，审计效能被降低

审计结束后，内审部门对下级被审计对象发《内审结论和处理意见》，对同级被审计对象发《内审意见书》，要求被审计对象及时整改，但往往本次审计出来的一些问题，在下次审计时仍然存在，或者没有整改彻底，一些存在风险的习惯作法依然在延续，审计效能被部分降低了。形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双方面的，既有被审计对象的因素，也有内审部门的因素，被审计对象主要是对审计部门提出的整改意见重视程度不够，没有制定完善的整改措施，对一些暂时难于解决的问题甚至没有制定整改措施，造成内审部门提出的问题没有及时得到整改，而内审部门的因素主要是实施审计的过程中，过于专注检查问题，没能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层次地剖析，站在被审计对象的角度对问题提出合理的､可操作性强的整改建议，同时跟踪监督､后续审计的工作也没完全到位，这些因素也不利于问题及时､彻底的整改，使审计的效能打了折扣。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中央银行传统的内部审计模式中还存在着“重监督轻服务､重独立轻互动､重结果轻过程､重审计轻建议”等弊端，为了清除这些弊端，创造有利的审计环境，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效能，我们可以把“和谐”思想引入到中央银行的内部审计中，形成中央银行与时俱进的审计理念――“和谐审计”。

二､如何开展中央银行的和谐审计

(一)通过充分发挥内部审计部门的“审､帮､促”作用，创造和谐的审计环境

传统的中央银行内部审计工作仍定位在单纯地强调“监督”职能，包括“下查一级”､“监督同级”，但随着经济､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银行职能的进一步调整，仅仅单纯强调监督职能已经不能满足中央银行各职能部门履行职责的需要，内审部门应充分发挥“审､帮､促”作用，内审工作应向“监督､管理､服务”三项职能转变，尤其应该强调“服务”职能的发挥，完成内审部门由“警察”角色向 “管家”､“顾问”角色的转变，促进中央银行更好地履行职责，更好地发挥“服务”职能，使被审计对象真心的感受到内审部门是帮助其规范操作､控制风险､提高效率的“伙伴”，不是只为了挑毛病､找问题的“警察”，由被动的接受审计变为主动的要求审计，而审计的增加又进一步促进内审部门履行“监督”､“管理”和“服务”的职能，使内审部门与被审计对象互相促进､共同进步，从而形成和谐的审计环境。

(二)通过端正审计态度，营造和谐的审计氛围

内审干部在实施审计时，主观上应该端正审计态度，做到“尊重､沟通､换位思考”。首先，应该尊重被审计对象，审计人员只有从内心尊重被审计对象，才能耐心地听对方就有关问题的说明和解释，同时更有助于赢得被审计对象的尊重;其次，应该注重与被审计对象的“沟通”，无论是采取座谈询问方式，还是采取调查问卷方式，或者是其他方式，只有与被审计对象充分的沟通，才能够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有助于全面地把握问题。在沟通的过程中，有时还需向被审计对象虚心地请教，因为许多被审计对象在其岗位都已工作了几年或十几年，有着相当丰富的操作经验，向他们请教的同时，也是审计人员对制度再学习的过程，有助于审计经验的积累;最后，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时，审计人员应该做到“换位思考”，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客观､公正地评价和定性问题，并站在被审计对象的角度提出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的整改建议。

(三)通过明确审计目的，建立和谐的审计关系

查处和揭露问题不是内部审计工作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审计促进被审计部门完善制度､规范管理和防范风险。传统的中央银行内部审计工作单纯地强调“监督”职能，决定了审计的职责和目的就是“查错纠弊”､“堵塞漏洞”，并且目前对内审工作的评价和考核很大程度上是看审计人员实施审计项目和查出问题的数量，这也就造成了审计人员在实施审计时过多地关注问题的多少，有时没有注意审计的方式方法，使被审计对象错误的认为内审工作就是“挑毛病”､“找问题”，从而产生了不和谐的审计关系。因此，建立和谐的审计关系，首先，应该明确中央银行的内部审计不仅仅是查错纠弊､堵塞漏洞，更主要是为了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评估､防范和化解潜在的业务风险，促进和维护中央银行正常､高效地履行各项职能，内部审计的目的与其他各职能部门的利益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其次，应该改进对内审工作的评价和考核体系，不能单纯地看实施审计和查出问题的数量，还应该看审计实施的效果和审计报告的质量，审计实施的效果就是通过审计查出的问题能够为中央银行挽回多大损失或防范多少潜在的风险，审计报告的质量是针对问题分析的原因和提出的建议能为业务操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多大的参考价值，只有全面地考核内审工作，才能更有利于引导内部审计工作的方向，促进内部审计工作健康地发展。

(四)通过准确定性审计查出的问题，作出客观公正的审计结论

审计结论是中央银行内审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审计组在经过前期准备､现场实施､确认事实､报告完成四个阶段后，对被审计对象自身情况的客观反映。做好审计结论，关键是采取科学的审计方法和对审计查出问题的定性把握，首先，审计方法要做到高效率､科学化，一方面应用现代化的审计软件进行辅助审计，不断提高审计效率，另一方面采用科学的审计抽样方法，提高推断总体的精确度和可靠度，不断缩小各类审计误差;其次，对审计查出的问题进行定性时，要在把握原则的基础上，兼顾与被审计对象的交流和沟通，做到客观公正､定性准确。客观公正的审计结论易于被审计对象诚心地接受，有利于积极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进而提高和谐审计的成效。

(五)通过领导的支持，助推和谐审计的理念

中央银行内部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和谐审计理念的施行，离不开各级领导的支持。首先，应该由各级行的行长(一把手)主管内审工作，这不仅仅是《中国人民银行内审工作制度》中的规定，也是内审工作的实际需要，因为由行长主管内审工作，在客观上保障了内审工作的相对独立性，同时行长也更加容易协调内审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和谐关系;其次，各级领导应该注意平衡审计人员和被审计对象的关系，目前有些被审计对象的领导看到审计人员查出的问题时，存在当面批评相关责任人的现象，甚至给与相关责任人处分或处罚，这样做一方面显示出领导对内审工作的重视，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和谐审计的气氛，影响了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对象的和谐关系，正如前面所阐述的那样，提出问题并不是内审工作的最终目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是内审工作的初衷，内审工作的本质是促进中央银行更好地履行各项职能，内审部门的利益与各职能部门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和谐的审计氛围和审计关系，不仅需要内审人员的努力，也需要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最后，各级领导尽量多创造条件宣传内审工作，增加内审部门与各职能部门的交流，比如可以不定期召开内审部门与各职能部门的联席会议，增进内审部门和各职能部门的相互了解和认识，引起各职能部门对内审工作的重视和认可，在互相交流和学习中营造和谐的审计环境。

总之，理念决定行为，行为形成习惯，习惯凝聚文化，文化变成力量，力量进一步激励和指导人的行为。“和谐审计”一旦成为中央银行内审干部共同遵守的理念，对推动内部审计工作与时俱进的发展，促进中央银行各项职能的有效发挥，将产生积极而深远地影响。

课题组组长：肖瑞卿

课题组成员：王燕明 赵健明

银行履职整改报告篇7

（一）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内涵。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提出是随着人们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提高而产生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第二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成为人们讨论会计信息质量的开始。透明度定义的真正出炉是199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研究报告《增强银行财务会计信息透明度》中提出的。针对中央银行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00年提出了试行保障评估政策，并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作为透明度的评估标准。目前，会计信息透明度成为国内外会计界关注的焦点，综合这些研究观点可以看出，会计信息透明度是会计信息质量的综合反映，应符合高质量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及时性、重要性等主要特征。其中，相关性是指会计信息应当与使用者的决策相关，有助于评价或者预测；可靠性是指会计信息应如实反映、真实可靠；可比性要求不同企业在同一会计期间发生的相同或类似的经济业务尽可能采用相同的会计方法，同一企业在前后各期采纳的会计处理方法应尽可能保持一致；及时性是指会计信息要及时传达、及时披露；重要性是指会计信息应当反映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所有重要交易或者事项。

（二）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理论基础。

1、委托理论。委托理论源于1932年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对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产生的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作的经济分析。该理论认为，信息不对称是造成问题的根源。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就须要求人的行为透明，而会计信息透明是行为透明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可以消除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因此，委托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要求人公布会计信息并对其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进而为决策提供依据。与企业的委托关系不同，中央银行委托关系不仅体现在其作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政府部门委托履行责任，还体现在其需要履行公共受托责任。因此，提高中央银行会计信息透明度，对于强化中央银行公共受托责任、降低成本，都具有重要意义。

2、决策有用观。决策有用观认为，会计是为企业各利害关系人进行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1953年美国会计学家斯多波斯率先提出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决策有用性的观点，它和受托责任观构成了财务会计目标的两大观点。在决策有用观下，会计的目标是不但向资源委托者、而且还向债权人、政府等与企业有密切关系的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决策有用观侧重于信号角度，即会计信息能够传递信号，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中央银行是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者、金融稳定的维护者和金融服务的提供者，其会计信息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了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所以中央银行会计应为市场经济主体、政府经济部门以及社会公众提供高度相关的决策信息，以实现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终极目标。

二、我国中央银行增强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动因分析

（一）履行受托责任的需要。中央银行作为国务院重要组成部门，兼受政府和公众的双重委托，履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和提供金融服务职能，中央银行政策业务的变化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影响金融市场参与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充分披露与中央银行履职活动相关的会计信息成为中央银行应履行的义务，这不仅有助于利益相关者更好地理解我国金融稳定的现实和风险，同时也有利于社会公众对中央银行业务活动进行监督。因此，中央银行会计报告应在满足内部管理需要的同时，满足外部使用者如政府经济部门、市场经济主体、投资者、社会公众等的需求，以此了解中央银行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以及提供服务的效率和效果。

（二）国际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必然要求。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日益加强，我国中央银行已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东南亚中央银行组织等，其代表国家从事国际金融业务日益频繁，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及其他金融组织的联系及金融合作也在不断加强。这就要求我国中央银行按照国际标准提供会计信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和可比性。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保障评估政策，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作为透明的评估标准，其目的就是提高中央银行会计信息透明度。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开始执行符合国际会计标准的国家标准，因此，提高我国中央银行会计信息透明度是我国中央银行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现实条件。

（三）业务操作市场化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业务操作市场化，一是将持有的证券、外汇、黄金等资产参与国际相关市场的市场化运作；二是货币政策的实施采用准备金率、利率等价格型工具和公开市场操作、发行央行票据等数量型政策工具；三是用市场化手段化解金融风险来维护金融稳定。但业务操作的市场化在现行会计核算模式下却没有得到合理的反映，如资产运作产生的收益及影响，货币政策操作产生的成本，以及不良贷款的处理机制等。总之，中央银行业务操作的市场化对目前以预算会计为基础的会计核算制度提出了挑战，目前中央银行的会计核算方法已无法满足市场化条件下中央银行职能对会计信息质量的需要。

（四）金融会计国际化和政府会计改革的趋势。在1992年之前，我国会计制度执行的是分行业、分所有制形式的模式。从1992年开始，我国对会计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其中金融业以“两则两制”为标志，1993年并于2001年修订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6年了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统一了金融业及其他行业的会计制度，基本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标准接轨。另外，随着建立透明政府、绩效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作为反映政府部门财务资金运作情况的政府会计改革也正如火如荼地研究推行。因此，作为金融业的管理者和服务者，以及国家行政部门组成之一的中央银行，不可避免地受到银行业和政府双重会计改革的影响，必须革新现有会计政策。

三、我国中央银行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现状分析

（一）现行制度侧重操作，缺乏一套纲领性的制度。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为适应职责的调整，以1987年制定的《中央银行会计制度（试行）》为标志，我国实施了中央银行会计核算系统的改造、内部控制的加强、会计科目的调整等一系列工作，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2006年出台的《中央银行会计基本制度》为统领、以各种业务管理办法和核算操作规程为补充的制度规范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央银行会计核算和内部控制的需要。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制度相对比较具体，重在规范会计行为和会计实务操作，虽然部分内容涉及会计标准，但内容比较分散，不成体系，且对金融资产处理、再贷款呆坏账处理、表外信息披露、会计信息列报等内容都没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标准，其在会计概念框架、权责发生制记账基础、公允价值计价模式等重大问题上与国际会计准则还存在较大差距，其会计反映能力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以及公众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需求。

（二）现行会计标准滞后且不合理，会计信息质量不高。一是会计核算基础无法体现收入与费用的匹配。目前，中央银行会计核算基础是收付实现制，其最大的优点是与中央银行预算财务体制相适应，如对于购置的业务专用设备设施等固定资产，在业务发生时直接作为当期费用处理，没有实现资产使用费用和实现收益进行配比。二是资产计量方法采取历史成本法，且存续期间不对财产价值进行调整，导致资产价值反映不真实。中央银行持有的资产包括证券、外汇、黄金等随市价变动较大的资产，这些资产若不及时调整，其账面价值就无法真实反映资产状况。三是谨慎性原则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主要体现为对再贷款等风险资产没有计提减值准备。目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再贷款面临很大的不可收回风险，但仍以账面价值入账，造成再贷款价值严重被高估。从以上分析可知，根据目前中央银行会计标准计量的资产真实价值和收益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已失去了真实性和可靠性的特征。

（三）现行信息披露和监管机制缺失，有待健全和完善。会计信息披露和监管是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的重要渠道。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财务制度》都对中央银行年度财务报告披露提出了要求，但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制度要求相当模糊。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只是提及年度报告按国家规定予以公布，《中国人民银行财务制度》也只提及年度决算报告上报财政部，但具体通过何种方式公布都没有涉及。二是披露的范围较小。公众只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获知货币供应量、外汇储备等部分数据，但中央银行的损益表、业务状况情况表及预算执行情况却无法了解。三是披露的会计信息缺少社会监督。目前中央银行会计信息主要接受财政部和审计署财务方面的监督检查，对会计信息质量未能全面评价，且会计信息从未经过独立的第三方注册会计师审计，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值得怀疑，不利于公众对中央银行行为的透明度进行监督。

（四）现行会计核算分散，信息汇总的及时性受限。中央银行会计核算分散主要体现为横向分散和纵向分散两种情况。横向分散是指在同一机构中，会计分散在会计、营业、国库、发行、外汇管理等部门，这些业务采用不同的系统进行核算，会计信息资源无法实时共享，呈现相互分割的状态，各核算部门虽掌握了有关自身业务的大量会计信息，但都不能全面反映中央银行的会计核算内容。纵向分散是指在中央银行系统内会计业务集中程度仍不高，目前营业会计、国库会计主体已不完全对应于行政机构，而趋于更加集中，但仍未实现真正的集中，扁平化管理仍有待改进，其会计信息的汇总仍采用层层上报方式，影响了会计信息上报的及时性。各会计核算业务横向分散和纵向集中度不高的现状，也不利于会计工作的统一规范管理，会计部门受会计信息分散的影响，只能将辖区各部门的会计核算结果进行简单汇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四、提高我国中央银行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对策

（一）加强会计制度制定，促进会计信息透明制度化。我国中央银行应充分借鉴国际会计准则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会计制度，制定一套适合我国中央银行的会计制度或财务报告框架指引，作为编制和披露会计信息的制度依据。该制度应充分体现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要求，并具有规范和理论指导双重作用，概括起来应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总体框架，包括会计核算总体原则、会计计量方法、会计核算应遵循的标准；二是各会计要素核算的具体内容和方法，在会计报告中列报的方式，如固定资产采取账面价值列报等；三是会计报告的种类、编制方法以及表外信息如何披露，如或有事项的处理等；四是会计报告的披露，应包括披露的内容、方式、频率以及附注的结构和内容等。总之，我国中央银行应随着新情况、新问题和发展趋势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便指导中央银行会计实践，从而真实准确地反映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情况、损益情况以及现金流动情况，进而增强中央银行履职行为的透明度。

（二）完善会计标准，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中央银行会计标准质量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会计信息的透明度。一是权责发生制取代收付实现制作为会计核算的基础。因为收付实现制虽与行政预算管理最为相关，但忽略了资产、负债和成本信息的记录，而权责发生制会计能有效地提供核算主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服务成本效率的相关信息，同时有利于进行收支配比核算。二是完善金融资产的计量手段。中央银行应从资产本身的性质和资产的重要性来考虑，按照国际惯例，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对有活跃市场的外汇、贵金属和有价证券，根据市场价格的波动对资产进行估价和调整，对没有活跃市场的其他资产，采取历史成本计价。三是广泛采用谨慎性原则。对固定资产采取表内计提折旧，对各项再贷款，按收回的可能性计提损失准备，并采取摊余成本计价。会计标准的完善和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对中央银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在日益复杂的形势下作出金融宏观调控的科学决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加强会计信息披露，探索建立外部审计机制。一是要拓宽会计报表的披露范围。中央银行不仅要披露资产负债表，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披露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等报表，如俄罗斯银行每月对外公布资产负债表，年度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分配表等。二是增加会计报表附注。附注除对会计政策和资产负债项目进行说明外，重点对储备和资金变化情况、有价证券情况、人员成本情况、预算执行情况等进行分析说明，以使社会公众获得更为清晰的中央银行会计信息。三是明确会计信息披露的频率和渠道。会计信息是按月公布、按季公布还是按年公布要加以明确，同时要拓宽会计信息披露渠道，以便公众及时获取和审读相关信息。四是探索外部审计制度，加强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审计。为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中央银行要注重外部审计作用，充分利用注册会计师超然独立的优势，提高会计信息的公信力。

银行履职整改报告篇8

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下称《反洗钱法》）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将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这一法律的颁布实施，表明中国已经将反洗钱的国际义务转换为国内法律，因而为明年上半年加入反洗钱国际组织金融特别工作组（下称FATF）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005年初，中国已被FATF接纳为观察员；今年11月，该组织将在中国进行现场评估。据悉，反洗钱法律体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是决定能否成为FATF正式成员的最重要标准之一，但并非惟一条件。其他标准，还包括有关法律的完备性、执法效果和反洗钱金融监管的程度。如若顺利，中国有望在2007年6月前后加入FATF。

从今年7月1日起，国家外汇管理局不再承担监督和管理大额和可疑外汇交易报告制度的职责，人民银行实现了对反洗钱本外币的统一管理、统一监测和统一处罚。

“进行反洗钱国际合作既是中国反洗钱工作的需要，也是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订、增大国际事务话语权、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在接受《财经》的独家专访时，主管反洗钱工作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项俊波如是表示。

洗钱犯罪呈蔓延之势

《财经》：作为央行主管反洗钱的副行长，以你的角度看，应该如何解读《反洗钱法》出台的意义？

项俊波：《反洗钱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反洗钱工作的专门法律，是奠定中国反洗钱制度的基石。《反洗钱法》的颁布实施，对于及时发现洗钱活动，追查并没收犯罪所得，遏制洗钱犯罪及其上游犯罪，保证金融机构稳健运行，维护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财经》：这一法律确定的反洗钱监管体制是怎样的？

项俊波：《反洗钱法》明确了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协调全国的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资金监测，制定或会同国务院有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制定金融机构反洗钱规章，监督、检查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在职责范围内调查可疑交易活动等职责。

同时，《反洗钱法》也明确规定了国务院金融业监督管理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在反洗钱工作中的职责。这样就形成了确定一个部门为行政主管部门，全面负责反洗钱事务，其它部门机构在职责范围内分工负责、协调配合的我国反洗钱监督机制。

《财经》：过去中国法律对洗钱的上游犯罪存在认定过窄的问题，目前的最新进展是什么呢？

项俊波：洗钱犯罪在我国已经出现并呈现蔓延之势。《反洗钱法》将我国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由原来的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扩充到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根据我国反洗钱工作的需要，1997年，我国制定了以《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洗钱犯罪为核心的打击和惩治洗钱的刑事法律规定；今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将所有清洗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洗钱行为都纳入了刑事打击的范围。

《财经》：《反洗钱法》出台后，还要修改和出台哪些相关的法规规章？

项俊波：随着我国反洗钱工作开展的深入，人民银行于2003年1月3日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等反洗钱规章需要作相应调整。

目前，人民银行已组织起草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以及《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适用于各类金融机构。按照《反洗钱法》确定的原则，人民银行还将会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制订有关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客户身份识别、客户资料交易记录保存的有关规定。

反洗钱工作有效性待提高

《财经》：从总体看，你如何评价当前金融机构在履行反洗钱义务方面的现状和挑战？

项俊波：金融机构是洗钱活动的主要渠道之一，也是反洗钱的前沿，是反洗钱体系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要求金融机构建立内部控制、客户识别、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反洗钱宣传和培训等反洗钱制度，认真履行反洗钱义务。2004年以来，人民银行连续三年检查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

总体而言，我国金融机构反洗钱意识明显增强，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反洗钱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根据反洗钱检查情况，不同金融机构之间和全国不同地区之间对开展反洗钱工作的重视程度和主动性还很不平衡，反洗钱工作的有效性还有待提高。

《财经》：不得不承认，迄今中国金融机构的反洗钱意识并不强，往往会认为反洗钱是一种没有收益的义务和负担。如何认识反洗钱是金融机构的义务？

项俊波：首先要明确，反洗钱是金融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国家意志的要求。

同时也要看到，《反洗钱法》有助于消除洗钱行为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潜在风险，维护我国金融安全。由于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托收和转移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金融机构往往是探测非法交易的先知先觉者。从各国反洗钱体系的构架看，各国金融系统都处于反洗钱体系的前沿，承担着预防和控制洗钱的重要职责。同时，一旦数额巨大的“脏钱”流入信贷金融机构，也会对这些机构及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1988 年12月在其发表的《防止将银行系统用于洗钱目的》报告中指出，如果银行漫不经心地与犯罪分子卷到一块，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会严重损坏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从而危及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同时，银行亦可能因其甄别客户方面的疏忽或其官员与犯罪分子相互勾结，而招致严重的损失。

《财经》：2004年，反洗钱局曾对在履行反洗钱义务中出现违规的金融机构做了查处，之后情况有否改善？最新的查处情况如何？

项俊波：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和633个分支行现场检查了3351个银行类金融机构执行反洗钱规定的情况，发现违规问题主要有：涉及违反客户尽职调查规定的账户86794个，占被查账户的2.21％；涉及违反大额交易报告规定的交易155640笔，占被查交易的0.12％；涉及违反可疑交易报告规定的交易1379082笔，占被查交易的1.08％。同时，查出保存资料不合格账户66726个，占被查账户的0.58％；查出保存资料不合格交易18712笔，占被查交易的0.02％。对上述违规情况，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依据相关法规进行了处罚。

从今年上半年反洗钱现场检查和处罚情况的报告看，无论违规数量还是被处罚银行数量都有明显下降。

反洗钱将列入现金交易管理

《财经》：中国金融机构的现金存入管理比较松，未来这方面从反洗钱的角度要如何改进？

项俊波：加强对大额和可疑现金的监测，始终是现金管理的一项主要内容。新颁布的《反洗钱法》对现金出入境管理作出了规定，即海关发现个人出入境携带的现金、无记名有价证券超过规定金额的，应当及时向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国务院有关部门也正在组织修订《人民币现金管理条例》，将反洗钱增加为现金交易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财经》：如何开展对证券、保险、期货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比如，证券行业未能真正做到实名制，是否对未来的监管工作增加了难度？

项俊波：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金融机构，由2003年《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中规定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等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展到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等证券期货业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等。

长期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一直成为洗钱分子的首选。但随着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组织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内控制度不断完善，洗钱分子通过银行业进行洗钱的难度和成本越来越大，从而把目标逐渐转移到证券业、保险业等其他金融领域。

《反洗钱法》配套规章出台后，人民银行将依法全面监督、检查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执行情况。

《财经》：如何定义特定非金融机构？这次法律里规定比较模糊，未来将如何监管？

项俊波：2003年版的反洗钱40项建议，明确规定了承担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范围，包括、房地产商、贵金属和宝石交易商、律师、公证人、其他独立法律专业人士、会计师、信托和公司服务提供者等。《反洗钱法》将特定非金融机构纳入反洗钱义务主体，是我国开展反洗钱工作的迫切要求。

《反洗钱法》出台之前，对于金融业以外的房地产业、珠宝业、律师业等特定非金融行业，在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报告、交易记录保存等反洗钱的职责、义务方面，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尽管我国现行法律对特定非金融机构有明确的管理规定，但在反洗钱方面的规定是不完善的。我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批准中国参加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四个与反洗钱有关的国际公约。

因此，将特定非金融机构纳入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使其承担预防和控制洗钱的义务，已经成为我国的国际义务。

《反洗钱法》已授权人民银行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的范围。人民银行将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会同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制订特定非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和对其监督管理的具体办法。■

本刊记者段宏庆对此文亦有贡献

资料：反洗钱查处纪录及涉案金额

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30余起有价值的涉嫌洗钱等经济犯罪案件的线索。这些案件部分仍在跟踪调查，部分已移交公安机关。

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共移送涉嫌洗钱犯罪线索3195宗，涉案金额426亿元；配合公安机关及其他部门成功破获洗钱及相关案件50余起，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上百亿元。

银行履职整改报告篇9

关键词：反洗钱;风险为本;检查

一、引言

近年来，国内外反洗钱工作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2012年2月，国际上最权威的反洗钱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通过了最新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扩散融资国际标准》（新版40条建议），首次明确提出各国及金融机构要以风险为本开展反洗钱工作。2012年，作为国内反洗钱监管主管部门的人民银行也提出了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思路。在反洗钱监管由合规为本向风险为本转变背景下，作为反洗钱监管重要手段的现场检查迫切需要从合规性检查向风险性检查转变。

二、模块化检查方法弊端分析

模块化检查是以合规为导向的检查方法，在反洗钱工作开展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查处金融机构违规行为，督促金融机构提高了反洗钱合规意识，搭建起了反洗钱合规管理框架。但随着反洗钱工作转向风险为本，弊端逐步显现。

（一）侧重发现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结果，忽视风险控制过程

在模块化检查下，检查人员从合规视角出发，关注金融机构落实“一法四令”的违规结果，包括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

漏、错报，客户身份信息登记不全、未保存客户有效身份证件等，忽视了金融机构在机制建设、流程控制等方面的风险控制措施，未充分挖掘违规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违规行为。

（二）割裂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间的联系，与以客户为中心的反洗钱管理相悖

一是割裂了反洗钱工作间的联系。模块化检查将检查内容分为内控制度与组织机构建设、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客户身份识别与资料保存三个模块独立进行检查。检查内容相对独立，难以从整体上把握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履职情况，割裂了反洗钱工作间的联系。二是与以客户为中心的反洗钱管理相悖。模块化检查方式下，检查人员只关注客户在该模块下存在的违规问题，不能从全流程的角度把握客户整体交易和金融机构的全面履职情况，偏离了客户为中心的监管方向。

（三）同金融机构业务相脱离，难以真正检验金融机构反洗钱风控体系的有效性

在模块化检查中，检查人员主要从反洗钱视角关注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制度建设和业务操作，未将反洗钱工作纳入被检查金融机构整体风控体系和业务条线管理中审视，难以真正检验金融机构反洗钱风控体系有效性。

（四）过于依赖交易测试，不适应金融机构业务的动态发展变化

模块化检查侧重于操作结果，通过违规结果来推定机制缺陷，因此主要运用交易测试方法，通过抽取大量样本来推断金融机构是否履行了反洗钱义务。当前金融机构的技术手段和创新业务不断发展，以往有效的交易测试方法可能不久就会失效，主要凭借交易测试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整体风险下结论，不能真正反映金融机构风险。

三、美国风险为本反洗钱检查方法对我国的启示

（一）美国风险为本反洗钱检查简介

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2005年了《银行保密法/反洗钱检查手册》（以下简称BSA/AML检查），2007年进行了修改。该手册对不同监管机构的反洗钱检查进行了全面指导，是以风险为导向的反洗钱检查方法。BSA/AML检查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即风险评估、核心检查和扩展检查。

1.风险评估。BSA/AML风险评估一般包括两个步骤：一是针对特定的金融机构，确定具体的风险类别（例如产品、服务、客户、实体、交易和所处地区等）;二是进行详细的数据分析，以更好的评估这些类别的风险。检查人员在进行风险评估审查时，首先确认金融机构是否针对具体的风险类别自行进行了评估。如果金融机构未开展风险评估，或风险评估不够充分，检查人员则必须基于可用的信息完成风险评估。评估应考虑金融机构的资产、客户群体、产品、服务和地区等因素，采取查看《银行保密法》报告数据库信息、与管理层谈话、分析经营状况和业绩报告等方式进行。检查人员要通过评估识别潜在的高风险业务，确定金融机构的风险概况，评估金融机构的BSA/AML合规程序是否能够管理并缓解风险，从而确定其整体风险概况和内部控制有效性。

2.核心检查。BSA/AML的核心检查包括客户身份识别、客户尽职调查、可疑交易报告、现金交易报告（在美国大额交易报告主要指现金交易报告）、资金划转和货币工作涉及的买卖交易记录保存等内容，即对金融机构应履行的反洗钱核心义务进行检查。以客户尽职调查检查为例，检查程序包括两项：

一是有效性评估。评估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政策、程序和流程的适当性和全面性，并评估上述客户信息在发现、监控及报告可疑交易方面的价值。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1.确定金融机构的客户尽职调查政策、程序和流程是否与该机构的风险状况相匹配。确定其在开户时是否具有相应流程获取客户信息，并确保信息留存的客户信息的有效性。

2.确定政策、程序和流程允许变更客户的风险等级或状况。确定由专人负责审阅或批准此类变更。

3.审核金融机构用于识别为其带来较高洗钱风险或恐怖融资风险的客户的深入尽职调查程序和流程。

4.确定金融机构是否制定客户尽职调查调查流程相关分析的指引，包括指导解决客户信息获取不足或不准确问题的指引。

二是交易测试。在审阅风险评估报告、以往检查报告和金融机构审计结果的基础上，抽取高风险客户的尽职调查样本。确定金融机构是否收集了恰当的客户信息并将信息用于可疑交易监测。

在完成风险评估和交易测试基础上，就客户尽职调查政策、程序和流程的适当性、全面性得出结论。

3.扩展检查。扩展检查包括对金融机构提供的20类产品和服务的检查和对政治敏感人物、非居民等8类自然人和实体的检查。以政治敏感人物检查为例，检查程序与上述客户尽职调查检查类似，也包括对制度、流程的有效性评估和交易测试两部分，不再详述。

（二）对我国反洗钱检查的启示

1.注重评估。美国反洗钱检查十分注重风险评估，既有针对金融机构风控架构的整体性评估，又有渗透到金融机构履行的核心反洗钱义务及各个业务条线的具体评估。每个业务条线检查时，首先进行政策、程序、流程方面的评估，然后进行交易测试。从手册的指导思想看，核心检查和扩展检查程序都可针对不同金融机构的情况选择适用，但风险评估却是必须的。

2.深入业务。除风险评估和核心义务检查外，《银行保密法/反洗钱检查手册》十分注重针对产品/服务的扩展检查。手册中列明了对关联银行、账户、贷款业务等20类产品/服务的扩展检查。这些扩展检查详细列明了针对不同业务的特点进行检查的重点，既给检查人员提供了工作指引，也给金融机构明确了反洗钱工作的方向。

四、以客户为中心检查的概念及方法

（一）以客户为中心检查的概念和内涵

在部分借鉴美国反洗钱检查方法基础上，结合我国反洗钱监管实际，本文提出了从我国反洗钱发展的规律出发，以客户为切入点，全流程了解反洗钱风控措施在客户办理各项业务的渗透情况的以客户为中心检查模式。具体可表述为：以客户为中心、条线检查为纽带，流程控制为主线、高风险业务/客户为重点、有机连接内控制度、客户身份识别、大额可疑交易报告等内容的检查模式。该模式下，针对客户的全流程检查与风险评估并重，旨在发现被检查单位的反洗钱系统性、整体性风险。

图1以客户为中心反洗钱检查流程图

（二）以客户为中心检查的特点与方法

1.以客户为中心，有效解决随机抽样代表性不足问题

以客户为中心检查侧重分析金融机构业务特点和客户风险状况，以特定标准挑选高风险客户作为重点检查对象，标准随不同金融机构及不同时期洗钱特征进行动态调整。以对辖区某商业银行检查为例，针对该行业务特点和客户风险状况，按照5条定量标准和4条定性标准从3.7万个客户中，选取高风险客户300个，样本数量大幅减少，大幅提高检查效率。

2.以条线检查为纽带，有效解决模块化检查忽略反洗钱工作间联系问题

以对辖区某商业银行检查为例，针对该行100名对公高风险客户、200名对私高风险客户，分别沿对公、对私业务线条，从内控制度与组织机构建设、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客户身份识别与资料保存三个方面同时检查，综合反映其整体反洗钱工作，避免按不同条块检查、不能反映整体风险的问题。

3.以高风险业务为重点，有效解决模块化检查与金融机构业务脱节问题

根据金融机构业务特点，将反洗钱检查融入被检查单位业务条线，对相应高风险业务进行重点检查。以对某外资银行和某中资银行检查为例，根据被检查单位特点不同，对中资银行重点检查客户贵金属交易、大额人民币现金交易和非面对面交易;对某外资银行重点检查客户外币现金交易及跨境汇兑、NRA账户管理等高风险业务。

4.以流程控制为主线，有效解决模块化检查忽视风险控制过程问题

在对公、对私两条线检查中，针对金融机构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业务关系存续、业务关系结束三个阶段的反洗钱流程控制措施实施连贯检查，发现流程设计和风险控制缺陷，整体评估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风险。

一是“五步检查法”对建立业务关系阶段的反洗钱流程控制措施进行检查（见表3）。

二是在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对被查单位涉及高风险客户和高风险业务的国际业务、信贷管理、会计、营业部等部门就该阶段履行客户重新识别、风险等级调整、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等反洗钱义务情况实施检查。

三是在业务关系终止阶段，主要对客户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和客户资料的回溯利用等方面进行审查。

五、以客户为中心检查的成效

（一）全面准确评价被查单位反洗钱风控体系有效性

以客户为中心检查既可以发现被检查金融机构大额可疑交易漏错报、客户身份识别不到位等合规性问题，又可以发现问题产生的原因和风控隐患，形成对被查单位反洗钱工作有效性的准确判断。

（二）大幅提升反洗钱检查工作效率

以客户为中心检查采取标准化、流程化检查方式，且高风险客户挑选标准、每个阶段检查内容、检查方法均相对固定，有效缩短检查周期，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三）为基层人行实行法人监管开辟新的路径

以客户为中心检查立足法人监管，在对金融机构分支机构检查时，注重检验其法人总部制定的政策、流程是否实用，发现总部管理缺陷，推动总部纠改，带动被查单位反洗钱工作整体提升。以对辖区某外资商业银行检查为例，通过对其分支机构反洗钱检查发现其总行存在的系统开发、流程设计、反洗钱风控管理等缺陷，引起被查银行总行高度重视，采取措施进行全系统整改。

参考文献：

[1]卢菁.《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银行履职整改报告篇10

论文关键词：持续监管 高管人员 任职资格管理

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是“管法人”的重要环节，是银行业监管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管好银行业机构必须管好高管。从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出台《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规定》(1996年)，正式行使对银行业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至今已有十年时间。十年高管管理的历程。从人民银行到银监会。经历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高管范围由初期金融机构负责人扩大到包括机构负责人、董事会成员及董事会秘书、行长助理、总经理助理、总经济师、总会计师、内审和财会部门负责人在内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具有决策权或对风险控制起重要作用的人员；高管任职资格条件从专业知识、从业经验及业务工作能力延伸到个人品行、从业纪录等方面；高管人员所需学历和经济、金融工作年限也从笼统的、抽象的要求过渡为针对每一类机构每一类高管的分解细化而又具体的制度安排。十年中，监管当局对高管管理的探索从未停止过，通过抓高管管理进而保持银行业稳健运行所取得的成效也是显著的。然而。从目前高管管理办法来衡量，符合高管任职资格条件的人选很多，但业已担任高管的又未必全部称职。这就需要监管者用持续监管的理念。对高管人员实行动态管理。

一、高管管理应坚持静态审查与动态考核相结合，重在动态考核

为保证银行业的稳健运行和存款人的利益。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静态审查十分必要。正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所指出的：“发照当局应当保证新银行机构有适当数量的股东、充足的财力、与业务结构相一致的法律结构以及具备专业知识、道德水平、能稳健与审慎经营的管理人员。”银行业这类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机构，其高管层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即静态审查。主要内容是历史的从业记录和现实的知识水平、管理能力及个人品行。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监管的实践告诉我们：1．静态的任职资格审查条件要求并不高；2．任职资格某些条件规定还不太具体。缺乏量化标准，难以掌握。如与拟任职务相适应的知识、经验及能力；3．任职资格的通过与否，有时还受到来自地方行政干预的压力；4．即使任职资格严格照章办事、严格审查通过，也只能说明这一时点、某高管适合担任这一职务，并不等于担任这一职务后情况恒久不变。因而，对高管人员动态考核十分必要。

对高管任期内的动态考核，一是严格按审查时的条件掌握，即所谓“保证发照与持续监管的标准相一致”十分重要；二是要重点考核任期内在经营管理中的实际业绩和风险控制能力；三是监管当局考核的结果应与银行业机构的上级行或董事会见面，以便于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四是监管当局应根据同质同类比较的原则，制定动态考核若干量化标准，以保证考核结果的公平、公正。

之所以提出以动态考核为主，主要是静态审查只能说明过去和现在，而动态考核则是代表未来。要保护好存款人利益，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行，必须把握未来，将未来高管任职期内的现实表现进行科学评估，以判断高管所管理的机构未来是否能正常运行并做好风险控制。

二、高管管理应坚持“硬件”与“软件”相结合。重在“软件”管理

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有关办法所规定的学历、经济和金融工作年限、所要求具备的知识及管理能力。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高管任职资格管理中的“硬件”，而高管人员履职过程中应具备的心理素质、应变能力、道德水准、行为规范和品行操守等，可以称之为“软件”。一名合格的高管，必须“硬件”和“软件”同时达到相应的标准，尤以考核“软件”为重。同时。“软件”是以德为主要内容。以道德品行为主要范畴的素质。重视“软件”就是解决一个为谁经营与管理、为谁服务的问题。在监管实践中，监管当局和银行业机构内部处理的高管人员，因“软件”过不了关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以西部某市为例，银监分局成立以来，共取消高管任职资格13人，其中9人是“软件”出了问题，占整个被取消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的69．2％。

抓好高管“软件”管理，一是要将高管人员年度考核制度化，并将年度考核结果作为高管人员是否称职、是否留任或升迁的重要依据。二是要细化年度考核内容，量化年度考核指标，将一些难以把握和准确定性、定量的模糊概念从考核指标体系中剔除，代之以明确的、易于把握的指标。如高管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违规经营是一次、两次还是多次，是一般性违规还是重大违规行为。三是可以引入黄牌警告制度。本着教育为主、“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一般性违规高管人员实行黄牌警告，辅之以戒免谈话，指出其违规性质，责其整改，并将黄牌警告载入高管档案。四是考核后应将有关情况及时与被监管机构上级主管部门对接，对持续性“软件”管理中表现优异的，要及时提拔，对表现差的要及时调整。

三、高管管理应坚持考察历史记录与考察现实表现相结合，重在考察现实表现

高管人员管理从时间顺序上讲分为历史记录和现实表现两个方面的考察，历史记录表明高管人员过去从业的情况，现实表现则代表当前高管人员履职的状态。做好高管管理必须要考察历史记录，是否有重大违规、是否在履职中有重大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同时，高管管理还须着重在高管的现实表现中去考察是否履职到位、是否对过去的违规情况有所纠正。我国干部管理原则中重要的一条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同时，高管管理的历史记录应分清什么是原则性的问题，什么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以笔者之见，未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的历史记录应是非原则性的问题，上升到任职资格处理即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属于平时一贯表现良好、只因一时疏忽导致工作失误而被取消任职资格一定年限的，应给一定机会让这些高管能够重新证明自己，而不应“一棍子打死”。

在参考历史记录基础上，高管现实表现考察至为重要。其主要原因是高管人员肩负着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和发展的管理重任，其现实表现关系到银行业的荣辱兴衰。监管当局应主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培训。经常性地组织高管人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经济、金融、法律、法规知识；二是要强化监管。对高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告诫提醒，从而引起重视，不犯低级错误，少犯错误。对问题严重的要按程序及时做出任职资格处理；三是要把监管当局现实考察情况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考察情况结合起来，建立监管当局与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沟通协调机制。监管当局要及时向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通报高管考察情况，同时，银行(信用社)董事会(理事会)、上级行也应将高管中重大变动情况及时与监管当局沟通，从而起到全方位考察之效；四是考察高管现实表现应结合其业绩和群众评议结果全面评价，而不能片面地只看某一方面。高管的业绩主要通过其经营管理所取得的效果来展现，而群众评议结果则是本单位职工对高管工作的满意度。一般来说，二者往往是一致的，但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背离。监管当局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公正、公平地结合多方面情况全面评价高管。

四、高管管理应坚持现场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侧重于非现场监管

现场与非现场监管是高管管理的两种方式，现场监管是年度中间对高管人员的动态考核、约见谈话、任职资格处理等监管行为的总称；而非现场监管是监管者通过收集分析各种信息对高管人员是否认真履职作出的判断。这两种监管方式对高管管理都十分必要，缺一不可。但现场监管是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管方式，而非现场监管则是日常性的监管，在当前有限监管资源条件下，非现场监管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