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赔偿标准十篇

法律赔偿标准篇1

国家赔偿执行新标准 相关法律亟待修改

【本刊讯】最高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日前下发《关于转发2006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的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各地检察机关执行新的赔偿标准。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2号公告，2006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1001元，日平均工资为83.66元。而《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因此，自《通知》之日起，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83.66元计算。

中国《国家赔偿法》1995年1月1日生效，当时的赔偿标准是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每日17.76元，至2006年调整为73.30元。

“赔偿标准过低，赔偿程序不合理”一直是困扰这部法律的难题。法学界对《国家赔偿法》的普遍共识为“意义重大但实施效果奇差”。近年来，社会各界呼吁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声音不绝于耳。主要修改意见，一是要提高赔偿标准，现有规定原则上只赔偿直接损失，应修改为“给予充分赔偿”；二是引入精神损害赔偿机制；三是对国家工作人员故意侵权的行为（如殴打等）规定惩罚性赔偿措施。

另一方面，应该完善赔偿程序。根据有关机关的解释和普遍的实践，当事人要求司法赔偿，必须先确认有关机关行为违法，未经确认不能要求赔偿。而目前在公、检、法、司分工负责的体制下，确认违法基本上是由违法的机关自身或者其上级进行。这种“自己当自己案件法官”的程序使得确认违法极其艰难。加上法律没有对确认期限作出规定，有关机关能拖则拖。

不过，据《财经》记者了解，《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尽管被列入了十届全国人大的五年立法规划，但法律修改工作一直没有启动。根据今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该法律修改也不在计划之列。这意味着，该法律的修改工作最快也得等到下届人大成立，即2008年3月之后才有望启动。

案件快报

高法责令严查河南法官被打事件

3月20日和22日，河南南阳市中级法院执行局法官在湖北省荆门市依法办案，遭遇暴力抗法。南阳市中院执行局局长、河南省人大代表丁建民被打昏，随行采访的《大河报》驻南阳记者站记者被打断三根肋骨，另有两名法警受伤严重。

据了解，该案被执行单位为荆门当地一个劳改农场，隶属当地司法局。事发后，最高法院已责成湖北方面严肃查处该事。当地警方已经拘留了部分参与围攻、殴打执法人员的人员。

乌铁中院原院长被判15年

日前，备受关注的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下称乌铁中院）涉嫌受贿案一审结束，法院原院长杨志明、执行局原局长蔡红军、原办公室财务会计王青梅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两年和六年。

2006年7月4日，该案第一次开庭时，乌铁中院涉嫌单位受贿犯罪成为被告，在国内属首例法院成被告的案例，引起各界关注（参见《财经》2006年第15期“法院成被告”）。

当年12月19日，检察机关变更、补充了书内容，在新的书中，乌铁中院没有再成为被告。

经审理查明，乌铁中院原院长杨志明在任职期间，收受中介单位各类款项450余万元，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取他人财物10万余元，并指使财务人员挪用公款10万元；执行局原局长蔡红军超越职权，将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执行案件指定到该院违规执行；原办公室财务会计王青梅在任职期间挪用公款近10万元。

目前，三名被告均提起上诉，新疆高级法院对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法治建设

《就业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于3月26日全文公布了《就业促进法（草案）》，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

《就业促进法（草案）》是1949年以来，中国立法机关第14次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的法律草案，也是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向社会公布法律草案征求意见。此前，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于2005年、2006年全文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和《劳动合同法（草案）》，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1949年以来，中国立法机关总计通过法律（包括法律修改）470余件，现行有效法律220余部，绝大多数法律草案在立法过程中都未向社会公开。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草案）》原则通过

3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草案）》。

法律赔偿标准篇2

关键词：国家赔偿　归责原则　归责标准

一、现行制度

当一个人的利益受损失的时候，就会产生损失负担的归属问题，即应当由谁来负担这种损失?是由本人负担还是由他人负担?所有的损失都有人负担(无论是本人负担还是他人负担)，这是事实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但是，按照法律规则确定的负担归属就是法律问题了。这种由法律规定的损失负担归属原则，就是我们所说的归责原则。国家赔偿法规定了国家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国家只有在符合归责原则所确定标准的前提下，才会承担因自己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可见，归责原则在国家赔偿制度中是根本性的制度，它决定着国家是否赔偿和在什么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反映国家赔偿的价值取向和赔偿政策。①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国家赔偿归责原则是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条总的原则明确了我国国家赔偿归责原则是违法归责原则，因此，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只有违法侵权的，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并不违法，即使给他人权益造成损害，也不由国家负责赔偿。违法归责原则在国家赔偿法的其他条文中也反复得到确认和具体化。如第3条关于行政赔偿范围的规定：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第16条关于司法赔偿范围的规定：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

二、问题所在

从几年的国家赔偿制度实践来看，把违法原则作为整个国家赔偿责任制度的归责原则，是有缺陷的。这种缺陷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形式上，归责原则的规定就不统一，自相矛盾。一方面，把违法归责原则放在总则中予以规定，意欲统帅整个国家赔偿制度的归责标准；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些并不属于违法归责原则的其他归责标准。如国家赔偿法第15条“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和第16条“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适用国家赔偿，实际上又是结果归责标准，而并不是违法归责原则。

第二，国家赔偿法关于刑事强制措施(拘留、逮捕等)赔偿适用标准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中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标准的规定不一致，有冲突。

首先看拘留措施。依照国家赔偿法第15条的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要给受害人国家赔偿。也就是说，只有错误拘留的才赔偿，不是错误拘留，就不赔偿。而所谓错误与正确拘留的区别，依照该条规定，就是有无犯罪事实或者有无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如果有犯罪事实，或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适用拘留就是正确的，不赔偿；如果没有犯罪事实，或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适用拘留就是错误的，应当赔偿。而按照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规定，对拘留措施的适用条件则是：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可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留标准，虽然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犯罪事实”标准或“犯罪重大嫌疑”标准非常接近，但是除对象必须是“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以外，刑事拘留还必须具备诸如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犯罪后即时被发现、被害人或证人指认、在身边或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在逃等等其他条件。这就出现了国家赔偿法与刑事诉讼法对正确与错误拘留标准规定的不一致。②

再看逮捕措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错误逮捕，是“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进行的逮捕。刑事诉讼法规定实施逮捕的标准则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显然，后者比前者的标准要严格得多，不仅是有没有犯罪事实的问题，还有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其他方法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和是否有必要逮捕等问题。此外，国家赔偿法规定逮捕的核心标准是“有犯罪事实”，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核心标准只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③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与有犯罪事实，应当是两个不同程度的概念。因为，有证据并不等于就一定能最终定罪，证据还要经过查证核实。有证据，只是初步的或程序开始时的状态，证据还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随着查证核实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最终认定为有犯罪事实，也可能最终认定为没有犯罪事实。

第三，违法归责原则过于严格地限制了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条件，是受害人难以获得国家赔偿的主要原因之一。

首先，违法归责原则侧重于对国家机关行为的法律评价，而不侧重于对公民、法人是否受到损失以及这种损失是否应当由他承担的考虑，这个出发点是错误的。赔偿制度的本质，是对损失的负担或弥补，而不是对造成损失行为或原因的评价。由于国家赔偿法把归责原则定位于对造成损失行为的评价上，使得一些无辜受到损失的个人得不到应有的弥补或赔偿，缩小了国家赔偿的范围，无端增加了受害人获得赔偿的难度，使赔偿责任变成了评价责任和追究责任。④

其次，违法归责原则中的“违法”，常常又被狭义地理解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所规定的违法形式。⑤由于我们侧重于对国家机关行为的法律评价，所以很自然地就会用评价行为合法与违法的标准来理解违法归责原则。而在现行法律中，这样的评价标准只在行政诉讼法中有规定。所以，在国家赔偿实践中，人们用该标准来注释违法归责原则，也就成了一个普遍的事实。可是，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违法标准，只是司法审查的标准，是法院在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应当维持、撤销或变更时适用的标准。这些标准的范围和程度，都服从于司法机关可监督、审查行政的范围和程度，服从于司法机关处理被审查行为的法律效力这个最终目的。因而，司法审查标准在范围上要小于实体法对行政行为的要求，在程度上要高于实体法对行政行为的要求。例如，司法审查会把行政机关不合程序规定的行为，区分为违反法定程序和程序瑕疵，对前者予与撤销，对后者予与维持。但程序瑕疵并不等于它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更不等于由于这种瑕疵行为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就应当完全不承担赔偿责任。

再次，违法归责原则不能排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损害行为中的过错。从理论上讲，对国家机关行为的合法要求，是最基本的也是最起码的要求，但并不是全部要求。从各国行政法及其原则来看，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不仅仅是要合法，而且还必须正当、合理，不得违背公平正义原则。现代社会，法律给国家机关赋予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这种自由裁量范围内，国家机关的行为也完全可能悖法而行、逆权而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在合法的范围内和形式下，完全可能出现懈怠、漫不经心、漠不关心、加重损害等。也就是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合法的形式下，是可能存在故意或过失的。这种过错，同样为法的原则与精神所不容，同样会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损害。而违法归责原则没有概括过错的范围，使得相当一部分应当赔偿的事项被不合理地排除在外。

第四，违法归责原则不能科学地反映和概括国家赔偿事项的全部特征和内容。从各国国家赔偿制度的范围来看，国家赔偿的主要事项有：行政赔偿、司法赔偿、立法赔偿、军事赔偿、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赔偿、国家补偿，等等。其中，司法赔偿中的冤狱赔偿，大多是结果归责，只有在法院的有罪判决被撤销时，才有赔偿的可能。在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赔偿方面，一般是实行过错和危险归责标准，而不是实行违法归责原则。因为设施致人损害，与违法与否没有关系，而与设立人和管理人是否尽到责任有关。在国家补偿制度方面，也没有违法标准存在的可能，因为它本来就是对国家机关合法行为给他人权益造成损失的弥补制度，是基于公共负担思想建立的，与行为的法律评价无关。即便是行政机关的行为，除法律行为和强制以外，也还有事实行为和柔，如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合同行为等。由这些行为引起的国家赔偿，都不仅仅是一个违法原则所能概括的。由此可见，国家赔偿范围内的事项，也是各有类别、特征的，用一个违法原则来概括全部的赔偿归责标准，既不客观，也不全面。

三、逻辑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国家赔偿责任的违法归责原则，存在着标准单一、冲突、出发点有偏差、过于严格地限制了受害人获得赔偿的范围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从归责原则的理论根据方面入手。

违法归责原则，从逻辑层面来看是属于行为评价层面的原则，而不是损失负担层面的原则，这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在国家赔偿的结构构成上，我们可以把国家赔偿责任划分为三个逻辑层面：第一层面的内容是当事人的损失是否存在，如果没有客观的法律上的损失，自然没有损失赔偿责任的产生；第二层面的内容是这种损失的负担，即是否应该由受害人自己负担，它解决损失负担或归属问题；第三层面的内容才是对造成损失原因的追究，它解决对行为的肯定或否定评价，以及对行为主体的责任追究问题。我认为，国家赔偿责任，应当以第二个层面为基础和出发点，以对受害人应否承担损失的分析结论作为确定国家是否应当有赔偿责任的根据。这是符合赔偿责任制度的特征和国家赔偿责任制度的基础理论的。当有损失发生的时候，只是表明了一种损失现象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能产生任何责任问题。进一步，在第二个层面就会涉及到这种损失的负担。既然有损失，负担就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应该由谁来负担。我们知道，国家的职权行为不同于公民的个人行为和企业的组织行为，其承担着公共服务的职能，其运作所需的成本和所获取的收益都带有公共性质。因而，当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给个人造成损失的时候，如果这种损失没有理由让个人来负担，就应当由全社会来共同负担，这体现了公平原则，同时也体现了社会救济思想。也就是说，国家对职权行为造成损失要承担赔偿，是基于公共负担的思想理念。这一思想原则也是国家赔偿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基础。

在第二个层面上，如果依照上述理论，损失应当由受害人负担，就不会引起国家赔偿责任；如果损失不应当由受害人自己负担，就必然会引起国家赔偿或负担的责任。在法律制度上，将损失归属于受害人，是由于受害人自己的行为或过错所致。有时候，法律正是通过造成一定的损失来惩罚当事人。如由于当事人违法，损害了他人的权益，国家机关对他的财产进行罚没，减损其财产利益。又如因为当事人行为危害了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国家通过剥夺或限制其人身自由来实现对他的惩罚。但是，引起这种由个人负担的责任，是由法律来设定，而不是自然形成的，法律设定这种个人负担的责任，必须是该当事人在法律上有负担责任的“罪过”或缘由。如果当事人没有这种“罪过”而受到国家职权行为的侵害，让他负担损失，从法律上说是缺乏根据，从理论上说就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认为，国家赔偿责任的产生，不是基于对行为的评价和对行为主体的追究，而是基于损失负担的理由或根据。只要这种由国家职权行为制造的损失在法律上和理论上，不应当由当事人自己负担，或者说我们没有让当事人自己负担的根据，就应当基于公平或公共负担的原则，由全社会来共同负担，即由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国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由此可见，国家赔偿责任，在第二个层面并不是一种非难责任，不是一种评价责任，也不是一种追究责任，而是一种公平的损失负担责任。当国家赔偿责任产生的时候，不是说国家机关的行为是错误的或违法的，也不意味着对其行为有否定的评价，而是一种公平负担责任。在这种公平负担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国家赔偿责任，其归责原则应当是当事人无过错原则，也就是当事人对于自己的损失在事实上没有过错，在法律上没有负担的根据。

既然国家赔偿责任是基于公平负担思想而产生的责任，那么，国家赔偿责任就产生于对损失该由谁来负担的基础上，这是国家赔偿责任的本质问题。但是，现代国家的国家赔偿责任制度，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逻辑层面，还应当进一步在第三个层面进行赔偿责任制度的具体设计。当我们在第二个层面确定了国家要对损失承担责任的时候，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国家需要承担什么性质、什么程度和什么形式的责任。从现代各国的国家赔偿制度来看，对违法或过错行为，一般都规定赔偿责任形式(狭义)；⑥对合法行为，规定相应的补偿责任形式。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涉及到对造成损害的行为进行法律评价。因为在这个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是区分弥补性质的补偿责任形式还是适用过错性质的赔偿责任形式。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区分只是具体的承担责任形式的区分，而不是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根据。国家机关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是属于第二个逻辑层面的问题，是由公平负担思想和原则来决定的，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只是承担何种具体责任形式的问题，这是区别所在。在第三个层面产生的责任具体形式，是由具体的归责标准来决定的，而不是归则原则。现行国家赔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区分是否应当有国家赔偿责任与产生何种具体的国家赔偿责任形式，以产生何种国家赔偿责任形式的根据取代了是否应当产生国家赔偿责任的根据，混淆国家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与具体责任形式归责标准的界限。国家赔偿责任被规定为弥补责任、评价责任和追究责任的综合体。这也就难怪在实践中为什么国家机关对赔偿责任的负担会有一种天然的抵抗情绪。⑦

四、建议要点

在受害人无过错这个总的归责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国家赔偿责任具体承担形式的归责标准，是国家赔偿归责制度的必然要求。对于国家赔偿具体责任形式的归责标准，我认为，不应当是一个标准，而应当根据不同类别的赔偿事项，分别设计不同的能适应各类事项特征的若干个归责标准。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违法归责标准。这种归责标准适用于：国家机关职权行为以及相关的事实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军事行为，刑事强制措施等。违法归责标准中的违法形式，不能仅仅理解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所规定的违法形式和种类，还应当包括违反法律规范的具体、明确规定，以及违反法律规范的原则、精神和目的等实质性违法。而且，这种形式的国家赔偿责任，除弥补性质的责任内容以外，还应当包括有惩罚性质的责任内容。虽然，在法律制度上，没有必要为每一种因违法而引起的赔偿责任形式都设立惩罚性赔偿责任，但从总体上看，这类赔偿责任形式是可以设立惩罚性责任和弥补性责任形式的。因为违法的归责标准本身就包含有评价行为的性质，如果这种评价认为国家机关的违法行为是严重的或不可容忍的，就可以在这种程度上设立弥补性责任和惩罚性责任。⑧

违法归责标准可适用于抽象行政行为(类似于国外法律中的立法赔偿)。就我国现状而言，我认为，所谓立法赔偿，目前不太可能把所有的立法行为都纳入其中。法律、法规、规章这些立法，由于他们具有“法”的性质和地位，在现行监督机制里，都是通过立法监督的形式来纠正的，⑨如由同级人大撤销政府不适当的决定或上级机关的监督等。所以，建议把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这些不具有“法”的性质的抽象行为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对这些抽象行政行为违法侵权的，设立国家赔偿责任。

国家赔偿的违法归责标准，也适用于刑事强制措施的赔偿范围。目前国家赔偿法对此的规定是“错误拘留、错误逮捕”。我认为不能只限于拘留和逮捕这两种形式，从法律规定上看，刑事强制措施不仅仅是拘留和逮捕，还有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从实践中来看，司法机关滥用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变相限剥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情况是存在的。既然如此，那么违法归责标准的适用范围，就应当是所有的刑事强制措施。另外，刑事强制措施的违法归责标准，所违之法应当是刑事诉讼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违反了有关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规范，而不是违反国家赔偿法。国家赔偿法本身不应当规定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条件，而应当只是概括地规定凡是违反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都是错误拘留、错误逮捕、错误监视居住和错误取保候审，均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第二，过错归责标准。这种归责标准的适用范围，应当与违法归责标准的适用范围基本一致，适用于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相关的事实行为、柔、军事行为等。国家机关的违法，说到底都具有过错性质。国家机关是执行国家法律的主体，行使的是公共权力，它的职责要求它应当尽职尽责，必须忠实地贯彻执行法律，实现国家意志。如果国家机关违反法律规定，表明它已经违背了国家的意志，背离了立法所要求的行使公共职权的目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过错。国家机关违法侵害公民、法人权益造成损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情有可原”的理由的，也就是说，客观表现出来的违法，必然源于主观心理的过错，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过错归责标准在国家赔偿法中没有规定，因为当初以为，过错是主观标准，难以把握；如果按照民事赔偿的过错标准来规定，会使国家赔偿归责标准成为违法和过错双重标准，更不利于受害人获得赔偿。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性在于：法律规则的要求，有时是很原则的，在这些“宽大”的原则范围内，有自由裁量权的正当行使问题，也有事实行为缺乏法律规定的问题，以及行政机关柔的非法律调整内容的问题等。这些问题都不是仅仅靠一个违法原则能够解决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仍然可能在法律范围内故意或过失地对待公民、法人的权益，造成损害。所以，有必要在违法归责标准以外，再增加过失归责标准。也就是说，一方面用违法标准来规范国家机关的行为，如果有违法的，应当赔偿；另一方面又用过错标准来规范国家机关的行为，如果有过错行为的，也应当赔偿。这种双重标准的分别运用，显然弥补了违法归责标准的不足，增加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法主观因素的要求，加大了国家机关的责任负担，更有利于受害人获得赔偿。其实，从国外制度看，大多数的国家赔偿制度都是实行过错归责标准。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实行的是过错归责标准。如英国的判例反复确认，政府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只有在属于法律授权且不可避免的条件下，才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政府有过错，这种损害是可以避免的或者不是必然的，政府就要承担赔偿责任。【10】这些国家对待过错归责标准的态度，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11】

第三，结果归责标准。结果归责标准，是一个特殊的归责标准，适用法院的判决行为。客观地说，法院的判决也会违法，也会有过错，也会侵害公民、法人的权益。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不包括法院的错误判决，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客观的。但是，对法院的错误判决，为什么不适用违法归责标准或过错归责标准呢?因为，法院判决的错误与否，既要符合国家赔偿制度的原则，又不能违背司法最终性的原则。对法院错判的赔偿责任，只能实行结果归责标准，即只有经法院再审撤销原判的，才能引起司法赔偿责任。法院判决如果未被撤销，就不能说有错判存在，当然更没有赔偿责任的可能。在刑事诉讼中，一旦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因执行原判被侵害的人身权、财产权及政治权利等，就可以通过国家赔偿责任得以弥补。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情况则略有不同。民事、行政诉讼中的错判，虽然也是结果归责标准，但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的损失是可以通过执行回转挽回的。如果能够挽回损失，就没有必要由国家来赔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民事、行政诉讼中错判责任的结果归责标准，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个条件就是：通过执行回转无法挽回当事人损失的或无法完全挽回当事人损失的，才有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

第四，无过错归责标准。无过错归责标准适用于合法行为的补偿责任形式。在国家赔偿法中目前没有关于补偿责任的规定，当然也就没有补偿责任的归责标准的规定。这是一种缺陷。国家机关的行为合法，只是表明国家机关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并不表明这种合法行为没有或不会给公民、法人的权益造成损失，也不等于受害人有义务自己负担这种损失。建立国家补偿责任制度，是现代民主法治的必然要求，是公共负担原则的要求。国家补偿责任的无过错归责标准，是指国家机关的合法行为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了损失的，对于这种损失，受损失人无过错或无法律根据应由他本人负担时，就应当归于国家补偿责任形式。例如，公民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拘留，经查证核实他并没有犯罪，将其释放。在这种例子中，公安机关拘留他是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拘留条件规定的，没有违法，也没有过错。但是该公民事实上并没有犯罪，表面现象上的犯罪嫌疑，也并不是他的过错。在这种谁都没有错的情况下，该公民人身权利被限制的损害是客观存在的。对于这种损害，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让该公民自己负担，国家基于公平原则和公共负担原则，应当对受害人进行抚慰，给予补偿。这种补偿责任是一种弥补性质和抚慰性质的法律责任，不是一种恩惠，不能以“适当”为标准搞象征性补偿，而应当是充分的、及时的补偿。

第五，过错加风险的归责标准。这种归责标准，适用于公共设施致人损害领域。对于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目前的国家赔偿法没有涉及，实践中出现类似损害时，一般都是通过民事赔偿责任来解决。问题是，公共设施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公共设施管理主体的性质、地位、权利等，使得其与民事赔偿相去甚远，也不利于充分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所以许多国家对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都是按国家赔偿来处理的。【12】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归责标准，我认为，原则上应当是过错标准，即公共设施的设立、管理主体对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后果，是否有管理上的缺陷，是否有主观上的过错，如果有过错，就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如对设施疏于管理使设施处于不安全状态，造成他人损害，应当赔偿。除此外，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还要规定风险归责标准，也就是所谓的风险责任。因为公共设施在有些情况下， 即使没有管理上的缺陷或过错，它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风险，可能损害公民、法人的权益。自19世纪下半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公务活动的扩张，公务活动和公共设施的危险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用违法或过错标准，就不足以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无过错责任即风险责任就应运而生。当然，风险归责标准，是一个特殊的归责标准，过错归责标准是一个一般的归责标准，风险归责标准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范围内和条件下适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还是适用过错归责标准。

综上所述，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应当是无过错或无根据原则，即受害人对于损失的后果无过错，法律上无负担这种损失的根据。在此原则之下，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具体形式的归责标准有：违法标准、过错标准、结果标准、无过错标准及风险标准等。这些归责标准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国家赔偿事项范围。

注释：

①张新宝先生认为，(民事)“归责，是指以何种根据确认和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它所解决的是侵权的民事责任之基础问题。”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陈春龙先生也认为，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是指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根据。参见陈春龙：《中国司法赔偿》，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②严格地说，国家赔偿法不应当规定拘留或逮捕的条件，而应当由刑事诉讼法来规定，国家赔偿法只能就违反刑事诉讼法有关拘留和逮捕条件的错误拘留和错误逮捕行为，规定相应的赔偿责任。

③在逮捕条件上，现行刑事诉讼法(1997年)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作了重大修改。前法要求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即有犯罪事实，而新法要求的只是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就行，即有证据就行。显然，新法的标准比前法的标准要宽松些。而国家赔偿法是1994年制定的，与当时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精神上是一致的。现在，刑事诉讼法已经修改，国家赔偿法没有修改。这大概就是问题之所在吧。

④以评价和追究责任来定位归责原则，有点类似于：当有人把一个孩子推进河里的时候，我们不去救助落入水中的孩子，而是站在岸边争论推人的行为是否合法、推人者应当承担什么

样的责任。

⑤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违法形式有：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法定职权、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⑥广泛意义上的赔偿责任，是应当包含赔偿和补偿这两种形式的，为了方便起见，我在本文中把它称之为广义的国家赔偿和狭义的国家赔偿责任形式。

⑦在实践中，有些国家机关一旦涉及到国家赔偿责任的承担，都会极力抵抗，即使最后决定赔偿了，也多是用自己“小金库”的钱来“私了”。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样的认识：我赔了，就是我做错了。所以，即使我错了，也最好“家丑”不要外扬，自己“私了”了事。

⑧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的，除规定弥补性责任外，还可以增加惩罚性赔偿责任内容。

⑨尽管这种立法监督并不怎么经常和有效，但这应当属于宪法范畴的问题。企图通过国家赔偿制度来解决立法损害赔偿的救济和监督问题，至少在目前是不现实的。

【10】参见[英]威廉•韦德：《行政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3页以下。

法律赔偿标准篇3

一、确定国家赔偿标准的原则

如何确定赔偿的标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世界各国大抵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加以确定。总体来看，各国在赔偿标准上大致奉行三种不同的原则，即惩罚性原则、补充性原则、抚慰性原则。这三种原则分别代表了三类不同水平的赔偿标准：

1、惩罚性原则

惩罚性原则，指赔偿标准对侵害方应具有惩罚性，除使侵害方赔偿足以弥补受害人所蒙受损害的费用外，还要付出对自己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负责任的惩罚性费用。[1]这实际上就是赔偿额等于损失额加上惩罚金额，因此这一原则下的赔偿额是比较高的。

2、补偿性原则

补偿性原则，指赔偿额能够弥补受害人所受的实际损失，这一原则下的赔偿标准等于实际所受损失额。

3、抚慰性原则

抚慰性原则，这一原则认为国家赔偿不可能对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作完全充分的救济，国家机关本身的性质和特征决定国家赔偿只宜作象征性的抚慰，赔偿额只能限制在实际所受损失额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一原则下的赔偿标准通常低于实际损失额。

由于《国家赔偿法》制定之初，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财政负担能力有限，同时，间接损害难以认定、计算，不宜操作，因此国家赔偿标准采用的是抚慰性原则。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抚慰性原则已经远远不能弥补受害者的损失，况且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大大提高，应该有能力相应地提高赔偿标准。从世界范围赔偿制度的发展情况来看，间接损害与精神损害已被许多国家纳入赔偿范围，因此我国也应作相应的改革或完善。

二、我国赔偿标准范围的现状和缺陷

从《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的情况看，依据抚慰性原则制定的赔偿标准过低，从而导致赔偿范围过窄，不利于行政赔偿立法宗旨的实现。

（一）行政赔偿仅赔偿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及财产权造成的直接损失

我国赔偿法将侵权损害分为人身权损害和财产权损害，但人身权损害仅指人格权中的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受到的损害，与民事侵权赔偿范围相比，我国行政赔偿的范围过窄。而且由于只赔偿直接损失，不赔偿间接损失，赔偿标准很低，已导致赔偿请求人的诸多不满。况且，对于哪些损失属于直接损失，哪些损失属于间接损失，《国家赔偿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界定。在审判实践中，法官也难以把握，常常只能参照民事赔偿的规定，按照自己的理解或习惯认定，自由发挥“法官自由裁量权”，致使赔偿范围不统一、同类案件裁判结果不一致的问题客观存在。[2]同时，如果根据民法上关于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理论，直接损失是现有财产的减损，是既得利益的损失或者说是实际损失；间接损失是未来财产的减损，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或者称期待利益的损失，那么当事人主张的间接损失将得不到赔偿，从而不利于切实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行政侵权可赔偿范围小于民事侵权赔偿范围的法律设定，实质上是一定程度对行政主体保留了“国家豁免权”。这对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极为不利的，也有悖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准则。另外，从行政机关角度看，行政赔偿制度是尊重人权，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对行政赔偿责任一定程度的“豁免”，对于督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尽职尽责是十分不利的。[3]再者，由于行政侵权可赔偿范围明显小于民事侵权可赔偿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就会促使人们规避法律而按民事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或“私了”。我国行政侵权案件数量一直上升比较迟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缺乏精神损害赔偿金制度

《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只规定了三种形式：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没有任何的保证条款，难以操作，基本上形同虚设。

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大大拓宽了民事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明确了赔偿数额的确定办法，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反应了立法对人们精神上的关爱与保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获得重大突破的同时，我国有关的行政立法却没有给予相应的配合，最突出的表现是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没有将精神损害赔偿作为其中的一项内容，这就使得公民在面对行政机关的侵权行为时，对自己受到的严重精神损害无法请求赔偿，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而且，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往往陷入尴尬的境地。正如前几年被各大媒体关注的“处女嫖娼案”，县公安局无任何理由对一个无辜的少女进行威胁、殴打，将其非法拘禁了两天，强迫其承认有卖淫行为，这对于十九岁的受害人麻旦旦来说，精神上受到的损害要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害，而法院仅判决物质损害赔偿金74.66元（《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一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另外赔偿误工费、医疗费9135元，对受害人500万元精神损害的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如此少的赔偿金怎么能弥补一个无辜少女心灵上受到的巨大创伤呢？但是法院依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妥。因此，此案的最大悲哀在于我国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空白。[4]本案中500万巨额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提出，鲜明地把行政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摆在了我国司法界的面前。

三、如何扩大赔偿标准的范围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法治水平的逐步提高，因此有不少学者建议，目前应该考虑采用补偿性原则来制定赔偿标准，即按照实际损失额进行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并在一定条件下考虑精神损害赔偿。

（一）增加人身权中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权利受损赔偿标准

《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了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第二十七条规定了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标准，没有规定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其他权利的损害赔偿问题。人格权中除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婚姻自主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应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之内。民法中规定了人格权中除人身自由权、生命健康权以外的婚姻自主权、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的民事赔偿，相应地，在行政主体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时，受害人同样有权取得行政赔偿，亦应作为国家赔偿标准对受害人给予充分的权利救济，这也符合法的统一性的内在要求。

（二）不仅赔偿直接损失，还应有限度地赔偿间接损失

行政赔偿只赔偿直接物质性损失的规定，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在某些侵权损害中，直接损失很轻微，但间接损失相对较严重，如果只赔偿直接损失而不赔偿间接损失，显然不公平。比如对一些经济组织来说，违法的查封、扣押足以使一个企业一蹶不振，在这种情况下赔偿间接损失尤为重要。

在赔偿直接财产损失的基础上增加对间接财产损失的赔偿，可使相对人在遭受违法侵害后能够得到充分的赔偿，消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政所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

目前大多数国家对于间接损失是给予有条件的赔偿，因为很多财产的间接损失是难以精确计算的，而且间接损失的全额赔偿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间接损失只能是有限度的赔偿，关键是要确定一个适当的范围，学术界普遍认为应当赔偿不可避免的期待利益（或者称为可得利益）的损失。

（三）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精神损害是指不法侵害他人的名誉、姓名、肖像、荣誉、身体、健康、生命等人身权利给权利人的人格、精神、尊严等造成的非财产上的损害。我国《国家赔偿法》将其排除在范围之外，对精神损害赔偿予以否认，致使现行法律有失对法律主体的人文关怀，有悖于社会正义的发展要求。因此有必要建立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这样既有助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也有利于彻底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5]国家对于精神损害予以赔偿，已经成为许多国家赔偿制度的通例。如德国的《国家赔偿法》专门对非财产的损害赔偿给予规定，但倾向于减轻对于精神等人身损害的赔偿责任。[6]在我国民事领域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被正式确立起来，在行政赔偿制度中，也应确立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制度，使法律的规定具有一致性，从而维护法律内容的统一与完整。同时还应从以下两方面对这一制度加以完善：

1、合理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标准

行政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标准，应当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标准相一致，即也应当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受害人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确定。另外，笔者认为，与民事精神损害赔偿有所不同的是，行政精神损害赔偿可以适当增设一些惩罚性的赔偿规定，因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权，其危害性更大，社会影响更恶劣。因此适当增设一些惩罚性的赔偿规定还是有必要的。

2、精神损害赔偿在性质上是辅助性的，而非主导性

设立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是通过对受害人在经济上予以补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抚慰受害人的精神与心灵，最大限度地减少受害人的痛苦。这就决定了精神损害只是一种手段，旨在通过经济上对受害人的补偿达到抚慰受害人的目的。[7]因此，精神损害赔偿应坚持抚慰为主、补偿为辅的原则。因为金钱赔偿不是唯一的方法，还可以采取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方式。因此在侵权人停止侵害后，如果采取上述方式就可以消除受害人精神痛苦的，金钱赔偿就无必要，法律也不应支持。只有在采取了必要措施后仍无法达到抚慰的目的，金钱赔偿才是必要的。所以精神损害赔偿在性质上具有辅助性、间接性、补充性。法官应根据案情来自由裁量，在一个最高额之下，综合考虑案件的相关因素，最后确定一个适当的赔偿数额。避免受害人以精神损害为由，以营利为目的漫天要价，从而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宗旨相违背。

四、结语

行政赔偿制度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立法时的客观条件限制，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存在诸多缺陷，面临诸多困境，因此，完善和规范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强化其人权保障功能，扩大赔偿范围和提高赔偿标准，已经成为司法实务的迫切需要。

注释：

[1]皮纯协、冯军主编：《国家赔偿法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第215页。

[2]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及相关问题》的调研报告。

[3]邱之岫：《中国日本国家行政侵权赔偿制度比较研究》，《行政与法》2002年第4期。

[4]于金葵：《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立法必要性探讨》，《行政与法》2002年第3期。

[5]于金葵：《行政精神损害赔偿立法必要性探讨》，《行政与法》2002年第3期。

法律赔偿标准篇4

关键词国家赔偿赔偿范围归责原则

我国现今适用的《国家赔偿法》是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1994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三号公布,并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赔偿法》已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提出,应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在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的众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中,关于国家赔偿范围的拓展是重要问题之一。国家赔偿范围是指一国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它是国家赔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国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标尺之一。就全球而言,国家赔偿范围的扩大化已成主导趋势,,我们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本国实际,进一步扩大我国国家赔偿范围,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赔偿范围主要涉及以下几个要素:行为主体,即国家对哪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行为,即国家对哪些行为承担赔偿责任;损害结果,即国家对于受害人的哪些损害给予赔偿。结合上述要素，笔者认为我国国家赔偿范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

一、扩大国家赔偿领域

国家赔偿领域的扩大,是指国家赔偿已由原来的行政赔偿逐步扩大到司法赔偿、立法赔偿乃至军事赔偿等领域。国家赔偿领域的扩大,从侵权主体看,意味着由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扩大到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军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等;从侵权行为看,意味着国家不仅要对行政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而且还要对司法侵权、某些立法侵权和军事侵权行为承担赔偿。国家赔偿领域的扩大化,在资本主义两大法系国家得到充分体现。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国被誉为国家赔偿的母国,其国家赔偿制度最为完善。“法国的国家赔偿,起始于行政职能领域,以后拓宽到立法、司法职能领域,其赔偿范围有了很大发展。”①1994年,在国家赔偿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我国既考虑到国际发展承担趋势,又结合本国国情和财力实际,在赔偿范围上确定了行政、司法赔偿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国家只对行政、司法活动中的违法行使职权行为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从侵权行为主体和行为性质看,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另一类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司法职权的行为。后一类行为中,又具体分为:①在刑事追诉过程中的违法(或错误)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监狱管理权的行为;②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违法采取强制措施和保全措施的行为;③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错误行为等。对于立法行为、国家行为,我国实现国家免责。此外,司法活动中的民事、行政错判与错裁行为也未纳入赔偿范围内。国家赔偿领域的狭小，显然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1.将立法行为纳入赔偿范围

对国家机关因立法行为给少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长期以来存在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赞成国家赔偿的观点认为法治社会的基本特点要求国家必须承担相应义务，负相当责任。根据权利义务对应和公平负担原则，国家对立法行为造成少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损害的，应予以赔偿。反对国家赔偿的观点则认为，立法机关是权力机关，而司法机关只是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的执行机关，无权审查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也无权判定立法机关的立法赔偿责任。从世界各国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潮流看，很少有国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对国家立法行为造成的损害不负赔偿责任，法国还在1960年起确立了立法赔偿责任，联邦德国国家赔偿法草案（1973年）第6条第1款也规定：“立法机关关于确认其行为违法后18个月内，未有其他立法者，发生第3条（金钱赔偿）之法律效果”。立法机关侵权,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目前尚未见到此类案件,但从理论上讲,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做出的不适当的决定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改变或撤销,在改变或撤销前的贯彻中,有可能给部分公民、法人造成损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特定问题组织的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有可能发生工作人员侵权问题等等。现行宪法对侵权主体是有明确界定的,即“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并未将立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排除在外,而立法机关显然是属于国家机关范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立法机关是应对其侵权负赔偿责任的,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神是完全吻合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立法行为应作为免责情形之一为宜,原因之一即是中国的国情。我国长期以来是行政本位,为了充分发挥权力机关的作用,需要强化权力机关的权力,而不是增加制约、限制的因素。”②其实,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想法。我们制定出立法机关侵权赔偿的相关条文,只是给出个规范,“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这不是对正当权力的制约、限制,而是对不正当使用权力的制约、限制,立法机关只有在侵权之后才会有责任承担。我们是需要强化权力机关的权力,但这个权力有个前提即正当权力,否则,如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所言:“如果某人管理所有人类事务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就必然产生傲慢和非正义。”而且,外国关于立法机关侵权后要赔偿的规定已有先例,法国法院即判决法国对其立法行为负赔偿责任。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已经出台,此后立法机关的违法操作更容易衡量,侵权的可能性就更大,确立立法机关的侵权赔偿责任就更有必要。

2.扩大行政赔偿范围

行政赔偿的范围主要规定于国家赔偿法第3、4、5条中，它除了以列举方式进行列举外,还有兜底条款“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关于行政事实行为及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为的赔偿问题没有明确加以规定。事实上,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行政事实行为。所谓行政事实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中做出的不以直接设定行政管理相对人权利义务内容的,不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如提供咨询,进行指导,也包括某些程序问题,如对扣押物品的保管,对某决定的执行行为等。行政事实行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行政事实行为实施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2.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实施的;3.行政事实行为不直接产生行政法律后果,不具有行政法律行为的确定力和拘束力;4.行政事实行为的程序一般不具有确定性,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定,而行政法律行为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行政事实行为也存在着违法的情况,如不顾公民的人格采用侮辱、殴打、捆绑等暴力手段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对于违法的行政事实行为,应当依照《国家赔偿法》第3、4条的规定进行赔偿。另外,行政事实行为也存在失当的情况,这种失当可能存在着两种情形:一是因为国家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主观上有过错而造成的,如;二是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主观上并没有过错,但造成了事实上的错误。对于第一种情形我们可以适用违法归责原则,应当对造成损害的行政相对人进行损害赔偿。那么,第二种情形,根据现今的国家赔偿法,只有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给相对方造成损害时,才给对方以赔偿,当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没有过错的时候,即使相对方有损害,也不赔。笔者就此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就这种情形,国家应当承担一种无过错责任,特别是当相对人因行政事实行为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况。主要理由就在于这种相对人的损失是因国家行使公权力,基于相对人对国家权威的信任,畏惧而产生的。国家应当就此承担风险责任。另外,这种损害赔偿有利于督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认真履行职责,减少工作的随意性。再次,对因行政事实行为造成损害的相对人是一种有益的救济,维护了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所以,修改我国国家赔偿法,应当就行政事实行为及其赔偿问题进行明确规定。

自由裁量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对自己行为的自行决定权,即对行为的范围、方式、种类和幅度等的选择权。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是大量存在的。一是因为法律没有规定的空白地带,如许多程序性的内容,行政机关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二是法律虽有规定,但其规定的是一定的幅度、种类,行政机关在其范围之内享有自由裁量权。因为行政机关是国家执行机关,所以立法机关不可能规定得过于细,而只能规定一些原则和一些富有弹性的条款,以便执行者可以见机行事。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自由裁量权是保证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的关键。既然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不可避免,那么,行使自由裁量行政行为造成侵权,应否赔偿呢?从现今的国家赔偿法来看,没有明文规定。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自由裁量不应排除对违法归责原则的适用③;另一种观点认为自由裁量要分别看待,如行使自由裁量权达到滥用或显失公正的程度,即构成违法,可以根据违法归责原则承担赔偿责任。④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因为行使自由裁量权也是有限度的,不是完全的“自由裁量”。有人认为,根据自由裁量行政行为的定义,其只存在合理与否的问题,不存在违法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认识,行政合理性原则本身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的发展和补充,二者共同构成行政法治原则,所以不合理是一种深层次的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也存在着违法的问题,我认为构成违法的自由裁量的行为主要有二种情况:一是的行政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二是客观上显失公正的行政自由裁量行政行为。

4.将公共设施侵权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对于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造成损害的情形,许多国家的赔偿法都将其规定为国家赔偿的组成部分,如《日本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1)项规定:“因道路、河川或其他公共营造物之设置或管理有瑕疵,致使他人受损害时,国家或公共团体对此应负赔偿责任。”我国《国家赔偿法》则没有规定此类国家赔偿形式,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了此类损害,受害人只能依照民法通则或其他特别法的规定分别向负责管理该设施的有关企业、事业单位请求赔偿,或者通过保险渠道解决。但是,有学者认为:“将这种损害完全置于国家赔偿之外的作法不尽合理,至少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对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所造成的损害予以国家赔偿,其理由为:1、中国的公有公共设施,绝大多数都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家行政机关的有关部门负责设置或管理,若对因设置或管理不当造成的损害不予国家赔偿的话,势必造成许多损害实际上得不到任何赔偿的后果。2、设置或管理公有公共设施,是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责之一,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这一职责必将日益加重。将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而造成的损害纳入国家赔偿,有利于促使国家行政机关增强责任心,精心设置或管理公有公共设施,不因赔偿与己无关而怠于行使职责。3、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有欠缺造成的损害,虽然不一定都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有关,但其中由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上的欠缺,进而造成损害的事件也不在少数,国家赔偿法在最低限度上应当把对这一部分损害的赔偿纳入范围。4、若按照有人主张的作法对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不当造成的损害由具体管理单位或人员以民事赔偿等形式予以赔偿,往往会因管理单位或人员的财力有限等原因而不能合理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也会影响管理单位或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⑤给出的这四点解释并不尽然,主要是因为:(1)不符合宪法精神。宪法规定侵权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他们侵犯公民权利才予赔偿,宪法并未问是否因公有公共设施造成损害。如果的确是“由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上的欠缺,进而造成损害”《国家赔偿法》规定是可以给予赔偿的,其第四条第(四)项“造成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即是。在这里,公有公共设施造成的此类损害是行政赔偿范围内的一个子项目,已被包含在内。如果造成损害的原因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无关,则直接适用《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并无不当(2)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发展,行政机关的职能正在进行转化。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精简机构,政企分开,行政机关的某些职能将由另外的某些实体代替,由此大量的管理事务都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有效的方式解决,如行政合同。行政合同本身就是国家行政主体为了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的而与有关单位或个人依法签订的协议。因此,管理公有公共设施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合同交与非行政的管理单位或人员,双方各在协议的要求内承担责任。(3)那种认为管理单位或人员的财力有限等原因而不能合理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因而建议国家赔偿的理由也是不足取的。权利和义务是一致的,管理单位和人员获取了报酬,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直至破产在所不惜。赔偿损失,只是一种理想愿望,财力能否完全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则很难要求,民事赔偿中本身就经常存在民事主体因财力有限或破产等原因而赔偿不足的现象,不能因其中牵涉到公有公共设施就非要把国家扯进去不可。

二、扩大损害可赔偿范围

国家侵权损害的可赔偿范围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起初,只赔偿物质损害,且局限于直接损失,后来扩展到直接可得利益的损失等。这不仅要求可赔偿之损害具有现实性、确定性和特定性,而且还要具有可计算性。损害的可计算性是指只有在损害可以用金钱进行计算或估量的情况下,国家才承担赔偿责任。以此为特征,可以限制国家赔偿的范围。损害的可计算性特征,最初将国家的赔偿责任局限在物质损害的范围之内,在国家赔偿的初始阶段,只有物质才是可赔偿的对象,其后逐渐发展到人身非财产损害领域以及有碍生存的损害领域,最后被适用于精神损害领域。我国《国家赔偿法》在立法时之所以没有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我国缺乏精神损害赔偿的传统,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发达所致;另一方面是过多考虑国家经济承受能力的结果。对于第一方面的原因,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后,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对于第二方面的原因,不少专家指出,现有的赔偿标准的问题不是国家财政负担不起,而是赔偿标准太低,根本无法平复受害人的损失。我认为,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扩大国家赔偿的范围,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是十分必要的。第一,国家对于因国家侵权所造成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的目标。法律应当将实现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的一个价值目标。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任何行为,包括国家行为,都应当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违法行使职权致使公民遭受精神损害,如果国家不向受害人承当赔偿责任的话,那么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就无法得到弥补,这无疑是与公平正义的要求相违背的。从另一方面讲,国家侵权与个人侵权只是侵权主体的不同,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不能因为侵权主体是国家,就在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方式上搞特殊化,甚至免除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现代法治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是平等的。既然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公民个人因侵权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何以当国家自己侵权时就可以免除自己的赔偿责任呢?法律尤其是国家赔偿法应当充分保护作为弱者的广大公民的利益,而不应当偏袒作为强者的国家。因此,根据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国家应当对自己侵权产生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国家对国家侵权产生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是充分保障人权的需要。人权既有物质方面的内容,亦有精神方面的内容,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权中的精神内容变得越来越重要。当因国家的侵权行为致使公民的一些基本人权,诸如生命安全、人身自由等受到侵犯,受害人无疑会遭受到极大的精神痛苦。国家如果不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这无疑是与保障人权的法律理念相违背。人的精神利益虽然无法直接用金钱来衡量,但却可以通过一些物质方法予以抚慰。受害人通过使用精神抚慰金进行各种精神活动,以逐渐填补所受的精神损失。第三,国家对国家侵权产生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是监督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必然要求。“有损害即有救济”是现代法治的一项重要原则,通过侵权者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既可以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又可以对侵权人起到一定的制裁功能,促使其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精神损害赔偿相对于其它民事赔偿,其制裁色彩无疑更加浓厚。对于国家赔偿法来说,其立法宗旨之一便是“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社会责任观念要求国家对人民负责,国家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通过责令国家负赔偿责任,可以减少公务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的发生,提高公务员的责任感。由于我国国家赔偿责任采用“国家责任,机关赔偿”的形式,通过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金,充分发挥其惩罚功能,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起到惩戒作用,必将促进国家制度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第四,我国现在在《国家赔偿法》中规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时机已经成熟。首先,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的颁布施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人民法院在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方面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其次,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快,广大人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绝大多数人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都能够接受;第三,我国法院在民事审判领域已经审理了不少因民事侵权而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出台,这将对《国家赔偿法》的完善提供不少宝贵的经验;最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金,国家能够支付得起。

三、完善国家赔偿归责原则体系

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1994年)第二条规定,我国采用的是违法归责原则。我国国家赔偿法确定的归责原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缺陷，限制了国家赔偿范围。

首先，我们从实践角度进行分析其缺陷。第一,违法归责原则过于严格地限制了受害人获得赔偿的条件,是受害人难以获得国家赔偿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违法归责原则中的“违法”,常常被狭义地理解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所规定的违法形式。此违法标准,只是司法审查的标准,是法院在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应当维持、撤销或变更时适用的标准，范围上要小于实体法对行政行为的要求,在程度上要高于实体法对行政行为的要求。另一方面，违法归责原则不能排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损害行为中的过错。从理论上讲,对国家机关行为的合法要求,是最基本的也是最起码的要求,但并不是全部要求。从各国行政法及其原则来看,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不仅仅是要合法,而且还必须正当、合理,不得违背公平正义原则。现代社会,法律给国家机关赋予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这种自由裁量范围内,国家机关的行为也完全可能悖法而行、逆权而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在合法的范围内和形式下,完全可能出现懈怠、漫不经心、漠不关心、加重损害等。也就是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合法的形式下,是可能存在故意或过失的。这种过错,同样为法的原则与精神所不容,同样会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损害。而违法归责原则没有概括过错的范围,使得相当一部分应当赔偿的事项被不合理地排除在外。第二，违法归责原则不能科学地反映和概括国家赔偿事项的全部特征和内容。国家赔偿的主要事项有:行政赔偿、司法赔偿、立法赔偿、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赔偿等等。其中,司法赔偿中的冤狱赔偿,大多是结果归责,只有在法院的有罪判决被撤销时,才有赔偿的可能。在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赔偿方面,一般是实行过错和危险归责标准,而不是实行违法归责原则。因为设施致人损害,与违法与否没有关系,而与设立人和管理人是否尽到责任有关。即便是行政机关的行为,除法律行为和强制以外,也还有事实行为和柔,如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合同行为等。由这些行为引起的国家赔偿,都不仅仅是一个违法原则所能概括的。由此可见,国家赔偿范围内的事项,也是各有类别、特征的,用一个违法原则来概括全部的赔偿归责标准,既不客观,也不全面。

其次，我们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国家赔偿的结构构成上,我们可以把国家赔偿责任划分为三个逻辑层面:第一层面的内容是当事人的损失是否存在;第二层面的内容是这种损失的负担,即是否应该由受害人自己负担;第三层面的内容才是对造成损失原因的追究,它解决对行为的肯定或否定评价,以及对行为主体的责任追究问题。我认为,国家赔偿责任,应当以第二个层面为基础和出发点,以对受害人应否承担损失的分析结论作为确定国家是否应当有赔偿责任的根据。这是符合赔偿责任制度的特征和国家赔偿责任制度的基础理论的。当有损失发生的时候,只是表明了一种损失现象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不能产生任何责任问题。进一步,在第二个层面就会涉及到这种损失的负担。既然有损失,负担就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应该由谁来负担。我们知道,国家的职权行为不同于公民的个人行为和企业的组织行为,其承担着公共服务的职能,其运作所需的成本和所获取的收益都带有公共性质。因而,当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给个人造成损失的时候,如果这种损失没有理由让个人来负担,就应当由全社会来共同负担,这体现了公平原则,同时也体现了社会救济思想。也就是说,国家对职权行为造成损失要承担赔偿,是基于公共负担的思想理念,依照上述理论,损失应当由受害人负担,就不会引起国家赔偿责任，反之只要这种由国家职权行为制造的损失在法律上和理论上,不应当由当事人自己负担,或者说我们没有让当事人自己负担的根据,就应当基于公平或公共负担的原则,由全社会来共同负担,即由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国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国家赔偿责任产生的时候,不是说国家机关的行为是错误的或违法的,也不意味着对其行为有否定的评价,而是一种公平负担责任。在这种公平负担思想基础上产生的国家赔偿责任,其归责原则应当是当事人无过错原则,也就是当事人对于自己的损失在事实上没有过错,在法律上没有负担的根据。

基于以上分析，在受害人无过错这个总的归责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国家赔偿责任具体承担形式的归责标准,拓展国家赔偿范围的必然要求。对于国家赔偿具体责任形式的归责标准,我认为,不应当是一个标准,而应当根据不同类别的赔偿事项,分别设计不同的能适应各类事项特征的若干个归责标准。具体如下:第一,违法归责标准。这种归责标准适用于:国家机关职权行为以及相关的事实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刑事强制措施等。违法归责标准中的违法形式,不能仅仅理解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所规定的违法形式和种类,还应当包括违反法律规范的具体、明确规定,以及违反法律规范的原则、精神和目的等实质性违法。对于刑事强制措施的违法归责标准,所违之法应当是刑事诉讼法,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违反了有关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规范,国家赔偿法本身不应当规定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条件,而应当只是概括地规定凡是违反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第二,过错归责标准。这种归责标准的适用范围,应当与违法归责标准的适用范围基本一致,适用于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相关的事实行为、柔等。国家机关的违法,说到底都具有过错性质。国家机关是执行国家法律的主体,行使的是公共权力,它的职责要求它应当尽职尽责,必须忠实地贯彻执行法律,实现国家意志。如果国家机关违反法律规定,表明它已经违背了国家的意志,背离了立法所要求的行使公共职权的目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过错。国家机关违法侵害公民、法人权益造成损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情有可原”的理由的,也就是说,客观表现出来的违法,必然源于主观心理的过错,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在违法归责标准以外,再增加过失归责标准。也就是说,一方面用违法标准来规范国家机关的行为,如果有违法的,应当赔偿;另一方面又用过错标准来规范国家机关的行为,如果有过错行为的,也应当赔偿。这种双重标准的分别运用,可以弥补了违法归责标准的不足,增加了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法主观因素的要求,加大了国家机关的责任负担,更有利于受害人获得赔偿。第三,结果归责标准。结果归责标准,是一个特殊的归责标准,适用法院的判决行为。客观地说,法院的判决也会违法,也会有过错,也会侵害公民、法人的权益。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不包括法院的错误判决,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客观的。但是,对法院的错误判决,为什么不适用违法归责标准或过错归责标准呢?因为,法院判决的错误与否,既要符合国家赔偿制度的原则,又不能违背司法最终性的原则。对法院错判的赔偿责任,只能实行结果归责标准,即只有经法院再审撤销原判的,才能引起司法赔偿责任。法院判决如果未被撤销,就不能说有错判存在,当然更没有赔偿责任的可能。在刑事诉讼中,一旦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因执行原判被侵害的人身权、财产权及政治权利等,就可以通过国家赔偿责任得以弥补。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情况则略有不同。民事、行政诉讼中的错判,虽然也是结果归责标准,但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的损失是可以通过执行回转挽回的。如果能够挽回损失,就没有必要由国家来赔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民事、行政诉讼中错判责任的结果归责标准,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个条件就是:通过执行回转无法挽回当事人损失的或无法完全挽回当事人损失的,才有相应的国家赔偿责任。第四，过错加风险的归责标准。这种归责标准,适用于公共设施致人损害领域。对于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目前的国家赔偿法没有涉及,实践中出现类似损害时,一般都是通过民事赔偿责任来解决。问题是,公共设施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公共设施管理主体的性质、地位、权利等,使得其与民事赔偿相去甚远,也不利于充分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所以许多国家对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都是按国家赔偿来处理的。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归责标准,我认为,原则上应当是过错标准,即公共设施的设立、管理主体对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后果,是否有管理上的缺陷,是否有主观上的过错,如果有过错,就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如对设施疏于管理使设施处于不安全状态,造成他人损害,应当赔偿。除此外,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还要规定风险归责标准,也就是所谓的风险责任。因为公共设施在有些情况下,即使没有管理上的缺陷或过错,它本身就具有极大的风险,可能损害公民、法人的权益。自19世纪下半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公务活动的扩张,公务活动和公共设施的危险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用违法或过错标准,就不足以保护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无过错责任即风险责任就应运而生。当然,风险归责标准,是一个特殊的归责标准,过错归责标准是一个一般的归责标准,风险归责标准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范围内和条件下适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还是适用过错归责标准。

参考文献：

①薛刚凌主编：《国家赔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②林准、马原：《国家赔偿问题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③肖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4第98页。

法律赔偿标准篇5

内容摘要 ………………………………………………………………… 2

一、刑事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 3

二、我国现行的刑事赔偿方法和计算标准…………………………… 4

（一）侵犯公民人权的刑事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 4

（二）侵犯财产权的刑事赔偿方式的计算标准…………………… 6

三、我国刑事赔偿方式的计算标准存在的不足及立法完善的思考… 7

（一）完善刑事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确立的原则，是完善刑事赔偿

方式和计算标准的基础………………………………………… 7

（二）具体的赔偿方式、计算标准存在的不足及立法完善……… 8

参考文献 ………………………………………………………………… 14

内容摘要

本文分三个部分对我国刑事赔偿法中规定的刑事赔偿的方式和计算标准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首先对我国刑事赔偿的方和计算标准的含义、意义做了总体的概述。刑事赔偿的方式即有关刑事赔偿法律、法规确定的国家承担刑事赔偿责任所采用的各种形式。主要有金钱赔偿和恢复原状两种方式。刑事赔偿的计算标准既有关刑事赔偿法律 法规所确立根据损害程度、损害范围等因素确定赔偿的方法和准则。目前世界各国主要采用惩罚性原则、补偿性原则和抚慰性原则，我国基本上是依据抚慰性原则确立的计算标准。然后阐述了我国现行的刑事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本文主要从侵犯公民人身权和侵犯财产权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在阐述侵犯公民人身权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时，又分为三个方面，即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战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和对精神损害承担责任的方式和计算标准。在阐述侵犯财产权的刑事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时，对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和支付赔偿金三种赔偿方式进行了解释。最后对我国现行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既完善刑事赔偿计算标准原则、统一赔偿标准、明确损失范围等等。

关键词：国家赔偿法 刑事赔偿 刑事赔偿的方式 刑事赔偿的标准 刑事赔偿的计算方法

1995年1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实施，在我国建立了刑事赔偿法律制度，对于推进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刑事赔偿法律制度中，刑事赔偿的方式和计算标准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地位重要，意义重大。因此，全面了解刑事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的各项规定，发现其存在的不足并逐步予以完善就尤为重要。本文分三个部分对刑事赔偿的方式和计算标准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并对我国现行刑事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

刑事赔偿的方式和计算标准

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刑事赔偿是指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和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受害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1]。

刑事赔偿的方式是指有关刑事赔偿法律、法规确定的国家承担刑事赔偿责任所采用的各种形式。当今世界，刑事赔偿的方式主要有金钱赔偿和恢复原状两种。

金钱赔偿是指以货币的形式计算损失支付赔偿金的方式，简便易行，适用范围广泛，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主要赔偿方式。恢复原状作为各国采用的赔偿方式之一，含义不尽相同，一般泛指除支付赔偿金以外，能够使受害人原来依法享有的而遭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害的权利恢复到未受侵害之前的原有状态的一切方式，如返还原物，修理、重做、更换，恢复名誉，消除影响以及恢复各种权利状态等。其中恢复状态包括恢复工作、工龄、职务、级别、原居住地户籍、住房等。

刑事赔偿作为国家赔偿，一般应遵循如下原则：一是赔偿方式能够满足受害人的实际需要，以便从根本上或者在最大程度上、最大范围内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刑事赔偿的目的。二是赔偿方式的采用应便于代表国家履行赔偿义务的机关履行赔偿义务，即便于做出决定和执行。

刑事赔偿的计算标准是指有关刑事赔偿法律、法规所确立的根据损害 程度、损害范围等因素确定赔偿的方法和准则。

目前，世界各国，在确定刑事赔偿的计算标准上，主要采用惩罚性原则、补偿性原则和抚慰性原则。按照惩罚性原则确立计算标准的国家认定为，赔偿额度对于侵害方面具有惩罚性。除足以弥补受害人所蒙受损害的费用外，还要支付因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应负责任的惩罚性费用，赔偿额等于损失额加上惩罚金，该原则一般为发达国家所采用。按照补偿性原则确立计算标准的国家认为，赔偿额度以弥补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为限，赔偿额只能限制在实际所受损失额的范围之内，一般为中等发达国家所采用。按照抚慰性原则确立计算标准的国家认为，国家赔偿不可能对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作完全充分的救济，赔偿额只能限制在实际所受损失客观的范围之内，一般为发展中国家所采用。我国基本上是依据抚慰性原则确立的计算标准。

二 、我国现行的刑事赔偿方法和计算标准

我国的国家赔偿以支付 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 恢复原状 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 。支付赔偿金又叫金钱赔偿，主要适用于错误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等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赔偿。对于侵犯财产权的赔偿，多数情况下采用返还财产和恢复原状的方式，只有当不能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时，才予以金钱赔偿。

我国在确立计算标准上基本上采取了抚慰性原则，对赔偿数额予以限制，赔偿标准较低[2]。具体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如下：

1、 侵犯公民人权的刑事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

对侵犯公民人身权的赔偿，我国主要采用金钱赔偿的方式。一般来说，对人身造成的损害是难以用金钱来赔偿的，因为人身权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但是在损害已经发生的情况下，除了对仍在继续的损害停止侵权外，尚未有比金钱赔偿更适合的赔偿方式。这是因为一旦发生人身损害，必将给受害人带来系列的财产损失。如因为劳动能力的部分或全部丧失而减少或失去劳动报酬，为消除病痛或恢复健康或安葬支付的费用，无法履行法定的赡养或抚养的义务等等。此外，人身不但是物质利益的载体，还是精神、情感等精神活动的载体，金钱的补偿可以使受害人的精神得到安慰，从这些意义上来说，人身损害是适用金钱赔偿的[3]。

（一）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5月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几个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上年度”是指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时的上年度；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维持原赔偿决定的，按作出原赔偿决定时的上年度执行。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数额，以职工年平均工资除以全年法定工作日数的方法计算。年平均工资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

对于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我国采用统一标准支付赔偿金，体现了同等损害、同等赔偿的原则、便利和适应的原则。

（二）

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

一是造成公民身体伤害的，支付医疗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5倍。

二是造成公民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支付医疗费，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

三是造成公民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

造成公民全部丧失劳动能力、死亡的，对其所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民政部门有关生活救济的规定办理。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18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生活费的计算参照婚姻法、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按比例负担。受害人是惟一扶养人的，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全部由国家负担；还有其他扶养人的，国家只负担受害人应负担的部分。

（三）

我国对精神损害承担责任的方式

造成公民精神损害的，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予以金钱赔偿，只规定对于具有下列三种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赔偿义务机关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这三种情形是：一是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二是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三是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执行的。

造成公民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由赔偿义务机关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有利于促进执法人员转变思想观念，做到尊重人权，文明执法。

2、

侵犯财产权的刑事赔偿方式的计算标准

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主要采取直接损失予以赔偿的原则。直接损失，又称积极损失、实际损失，是指既得利益的丧失和现有财产的减少。直接损失必须针对合法权益而言，违法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在具体的赔偿方式上，我国采用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三种方式。

① 返还财产。返还财产包括返还金钱和其他财物，财产为金钱的，因金钱为种类物，不存在无法返还的情况；财产为物品的，只有当原财产存在能够返还的情况下才能适用。

②恢复原状。恢复原状包括恢复财产原有的权利状态和将受到损坏的财产恢复到原有的形状和性能两个方面，如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应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的，经过修理、重做、更换后予以返还等。恢复原状的适用条件是只有能够恢复原状的才恢复原状。

③支付赔偿金。支付赔偿又叫金钱赔偿，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即现存物品价值和赔偿之和应相当于物品的原价值；二是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即赔偿金的数额应相当于物品的原价值。

三、我国刑事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存在的不足及立法完善的思考

随着刑事赔偿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以国家赔偿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刑事赔偿法律制度逐渐暴露出一些缺陷和不足，特别是在刑事赔偿的方式和计算标准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为了使刑事赔偿法律制度能够适应我国的经济形势、法制水平和加入WTO之后对我国法律制度的要求，更加切实充分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并参考国外刑事赔偿法律制度的先进经验，对我国的刑事赔偿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1、

完善刑事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确立的原则，是完善刑事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的基础。

要完善刑事赔偿的方式和计算标准，首先应当完善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确立的原则。只有完善了刑事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确立的原则，即将抚慰性原则改为补偿性原则、甚至惩罚性原则时，才能在具体的赔偿方式、计算标准上逐步予以完善。

国家赔偿法制定之初，由于我国财政负担能力有限，计算标准采用的原则基本上为抚慰性原则。国家赔偿法实施七年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完善，人民群众对于赔偿其实际损失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刑事赔偿计算标准采用的原则由抚慰性原则向补偿性原则过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采取惩罚性原则，已成为客观形势的需要[4]。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司法行为应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采取补偿性原则赔偿受害人的实际损失，有助于遏制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促使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严格执行法律，树立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的意识和侵权赔偿意识，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预防和减少错案的发生。

2、

具体的赔偿方式、计算标准存在的不足及立法完善

（一） 以“上年度职工日（年）平均工资”为标准，有关赔偿标准不统一、赔偿标准较低。

①

赔偿标准不统一。

在国家赔偿法中，以“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年）平均工资”为标准的有羁押赔偿金，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的赔偿，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涉及的内容较多[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中的“上年度”，为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或者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赔偿决定时的上年度；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维持原赔偿决定的，按作出原赔偿决定时的上年度执行。实践中，执行该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同一赔偿案件，由于请求赔偿的时间、办理的程序、期间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赔偿金。

一是同一赔偿案件，由于请求赔偿的时间不同、赔偿金不同，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受害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在时效期间内，赔偿请求人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时间就某一案件提出赔偿请求。因赔偿请求人提出请求的时间不同，可能获得不同的赔偿金额。

二是同一赔偿案件，由于办理程序、期间不同，赔偿金不同。刑事赔偿案件的办理程序包括赔偿义务机关先行处理程序、上级机关的复议程序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作出最终决定的程序。在这些程序当中，复议请求期、复议期、向法院赔偿委员会请求赔偿的期间，以及法院赔偿委员会出决定的期间，国家赔偿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均有明确规定。赔偿案件经过复议程序和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程序后，由于时间的拖延，最终作出决定的也许会跨年度，由于适用的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年）平均工资标准不同，赔偿金额不同。

转贴于 ②

赔偿标准较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明显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不仅仅是指工资收入，有的行业，如律师行业，不实行工资制度，而是对所收律师费按比例提成。很多公民的收入水平要大于工资收入。仅仅按照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来赔偿羁押金、误工损失等是远远不够的，难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因而难以保证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现公平合理，而且巨额赔偿金的支付，必然增加财政负担，激化人民内部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为此，笔者建议，关于羁押赔偿金、误工损失等，应在统一的标准之上规定一个可变的幅度，而该标准以及采取的幅度，应结合我国的财政状况，物价水平、公民收入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同时还要便于执行。

（二）

造成公民残疾、死亡的赔偿存在的不足和立法完善

①

对造成公民残 疾的赔偿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国家赔偿法规定，残疾赔偿金的数额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实践中，公民的身体受到伤害后情况复杂，既有病情恶化的可能，也有病情好转的可能，其伤害程度、残疾后果一般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确定，为此，国家赔偿法有必要增加规定，若决定给予赔偿之日尚无法充分准确地确定致残后果的，决定机关可以在自决定之日起的特定时间内保留更改原决定的权利。

②

对造成公民死亡的，应赔偿医疗费。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权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支付医疗费，但是对于造成公民死亡的，却并没有规定赔偿医疗费，导致在某些情况下，死亡赔偿费用比造成公民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赔偿费用还要低，显然有缺陷。如果公民因刑讯逼供等种种原因致死、在死亡之前经过了救治，那么这些医疗、救治的费用，则不应当从死者拥有的财产中支出，也不应由死者的亲属支出，而应由国家支出。

③

间接受害人生活费计算标准较低。

国家赔偿法规定，造成公民全部丧失劳动能力、死亡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间接受害人）应支付生活费，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民政部门有关生活救济的规定办理。该标准以客观标准为尺度，容易操作，但标准较低，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笔者认为，为保障公民基本的生活条件，生活费的发放可参照当地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为标准，而不应当参照生活救济的规定办理。

公民全部丧失劳动能力后，经过治疗恢复了劳动能力或者部分能力的，对其所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应当不再支付或者适当减少生活费。同样，受害人所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恢复了劳动能力或者部分劳动能力的，应当不再支付或者适当减少生活费。

造成公民全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死亡的，是否填补其所扶养的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生活费，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现实当中，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情况复杂，有生活能够自理，可以自食其力；有的则需要他人扶助，笔者建议，应根据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具体情况酌情赔偿。

（三）

侵犯财产权赔偿方式及计算标准存在的不足和立法完善

①

返还财产应为恢复原状的内容之一。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财产权的赔偿方式有返还财产，恢复原状和支付赔偿金。笔者认为，返还财产不宜作为独立的赔偿方式，可吸收为恢复原状的内容之一。因为“赔偿”的含义应为以致害人自己的金钱向受害人支付，返还当事人本来拥有的财产从本质上说不应叫做“赔偿”，而是属于恢复权利人的权利状态，在广义上属于恢复原状。财产损坏后经过修理、重做、更换后予以返还的，也属于广义上的恢复原状。为此建议国家赔偿法有必要将返还财产作为恢复原状的内容之一予以规定。

②

返还金钱应返还金钱所附利息

扣押、冻结、追缴当事人金钱，以及处罚金、没收财产后，返还时应否返还金钱所附利息或者按照一定利率支付利息，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

笔者认为，返还金钱应包括返还财产所附利息，理由如下：1、利息损失对受害人来说是一种实际发生的损失，不予赔偿显失公平。2、有关法律规定返还财产包含返还财产所附利息。如刑事诉讼法第189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扣押、冻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妥善保管，以供核查。”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4月29日的《人民检察院扣押、冻结款物管理规定》第27条规定：“对依法上缴国库或者返还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扣押、冻结款物，如果有孽息也应一并上缴或返还。”笔者建议，冻结款项、扣押存单存折的，在解除冻结时，冻结期间应计附利息，在返还存单存折时，因存单存折本身计附利息，所以返还存单存折即可；扣押金钱、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的，返还财产时，可根据我国居民存款利率的情况制定统一的利率标准。

③恢复原状应包含恢复公民的权利状态

国家赔偿法中的恢复原状是指狭义上的恢复原状，适用于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财产权受到侵害的情形，对其他权利的侵害应否恢复原状，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执法机关对公民错误拘留、逮捕、执行刑罚甚至违法采取扣押、冻结、追缴财产的措施后，往往导致受害人失去原有的工作、职务、职级、福利待遇等一系列权利状态。错案纠正以后，有的受害人难以返回原来的工作单位、即使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职务、职级、福利待遇等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此时，公民权利状态的恢复往往比金钱赔偿更为重要和实际，更能从根本上弥补受害人受到的损失，因为恢复了工作、职务、职级、待遇等，也就意味着受害人在经济上有了保障。笔者建议，恢复原状应尽可能恢复公民的权利状态。

④直接损失范围的认定应进一步明确

国家赔偿法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但如何界定直接损失的概念和范围，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9月14日的《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对直接损失的范围做了较为全面的规定，如保全的财产系国家批准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当事人应支付的该贷款状态下的贷款利息；保全、执行造成停产停业的，停产停业期间的职工工资、税金、水电费等必要的经常性费用，等等。国家赔偿法应吸收司法机关的有益规定，对于直接损失的概念和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参考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笔者认为，在刑事赔偿中，下列损失应为财产权的直接损失：1、违法查封、扣押、追缴财产，造成财产灭失、损毁、霉变、腐烂的；2、违法扣押、追缴的财产为国家批准的金融机构贷款的，贷款本金及当事人应当支付的贷款借贷状态下的利息；3、因无罪被羁押或者违法查封、扣押、冻结、追缴财产，造成停产停业的，停产停业期间的职工工资、租金、水电费等经常性费用开支。

受害人在刑事诉讼和请求赔偿过程中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律师费、鉴定费等费用损失是否属于直接损失，争议较大、做法不一。有人认为，直接损失仅指作为被侵犯对象的财产损失，上述损失只是属于受害人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失去的利益，与侵权行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例如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以及请求赔偿中，是否聘请律师，花多少律师费，是当事人自己的事，与司法机关的追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对于律师费不应赔偿。笔者认为，上述费用损失属于因损害事实发生导致的现有财产的减少，为直接损失，应予以赔偿。

3、

对精神损害应当采取金钱赔偿的方式

对于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名誉权、荣誉权，以及造成其他精神损害的，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给予金钱赔偿。随着我国经济、法制的发展，人们对精神损害要求国家给予金钱赔偿的呼声越来越高。

将精神损害金钱赔偿纳入刑事赔偿范围是必要的，主要理由是①精神损害虽非物质损害，但它确实存在，并通过受害人及其亲友的言谈举止表现出来，其损害程度在一定范围内能够确定。②国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精神损害在开始的时候一般以合法形式出现，及至纠正时，其损害的范围和程度对于一些受害人来说，远胜于对财产和其他人身权的损害。例如公民在名誉、荣誉受损后，较难找到新的工作而导致生活艰难；公民因遭受心灵痛苦以致不能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等等。③虽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为对精神损害予以救济的根本性措施，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对精神损害予以救济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还是金钱赔偿。

精神损害为非物质损害，难以规定一定的起点和限定一定的数额。从国外赔偿立法来看，对于精神损害，没有哪个国家在法律上限定具体的赔偿数额。笔者认为，在刑事赔偿中，精神损害金钱赔偿的数额应当从实际出发，依据公平合理的原则确定，主要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①侵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过错程度②侵权行为的种类、情节、后果和影响③受害人及其亲属的受损害范围、程度④侵权行为发生地的社会状况，如财政状况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薛刚凌主编《国家赔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06页。

[2]胡康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草案）》的说明”，载于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赔偿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90-125页。

[3]张正钊主编《国家赔偿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11页。

法律赔偿标准篇6

[关键词]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精神损害

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是死亡赔偿制度的关键。合理的赔偿标准既有赖于对生命权的把握和权衡，又须在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利益冲突间寻求合理的平衡点，在承认合理差别的基础上追求法律规则的平等性与公正性。我国的一些单行法、行政法规与司法解释在规定死亡赔偿时也确定了不同的赔偿标准，但这些赔偿标准仍存在一些缺陷，在实践中往往受到批判。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赔偿标准缺陷的分析，构思制定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的基本原则，并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上提出新的赔偿标准。

一、质疑原有赔偿标准

死亡赔偿制度本不是民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但是由于近几年曝光的一些关于死亡赔偿纠纷的案件，使得死亡赔偿尤其是死亡赔偿的赔偿标准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我国规定有死亡赔偿内容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甚多，但是归纳起来，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发放。这是《国家赔偿法》提出的赔偿标准，其第27条第3款规定：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第二，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20年。对7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少计一年，但补偿最低不少于10年。这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提出的。第三，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01]7号)第一次把死亡赔偿金定性为死者家属的精神抚慰金，其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以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第四，2003年《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03]20号)中确立的赔偿标准在实践中受到的质疑最多，其规定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但60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75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可按照其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以上赔偿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没有因地制宜，看似公平而实际不能达到公平合理的效果。以国家上年度平均工资这一标准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前3季度我国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9731元，最高是北京，为39663元，是全国的2.01倍；而最低的是河南，为14485元，为全国的73.4％，两者相差接近3倍。若按照这些数据计算，以国家上年度平均工资为标准得出的赔偿金接近40万，以北京和河南当地平均工资基准计算出来的赔偿金分别是80万和30万左右，这两个数据都与按照国家平均工资得出的赔偿金相差悬殊。换言之，按法律规定的标准得出的赔偿金与当地生活水平有很大的差距。因此，采取国家平均工资的做法看似公平，但却忽略了我国地区经济差异这一重要客观事实。第二，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的标准比国家年平均工资标准更为合理，贴近实际，不论对于受害者还是加害者都易接受。但是，这个标准过于死板和绝对。比如：一居住在平均生活费较高地区的人去另一生活费较低的地区出差，但一到当地就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依据该规定其获赔的数额将远远低于其在居住地发生交通事故获赔的数额，这似乎不太公平，也容易加深地区经济差异的矛盾。第三，过于模糊的标准在实践中操作难度大。笔者认为，法释[2001]7号对死亡赔偿金的定性是正确的，但是赔偿标准制定的过于模糊，赔偿数额参考因素过多且没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因此，同一案件或者相似案件不同法官审理可能得出的死亡赔偿金的数目相差悬殊，这必然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同时还容易滋生腐败。针对这个实践难题，一些地方法院或者行政部门无奈只得在上述司法解释的精神下自行制定一些客观的标准，比如，2002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赔偿年限不超过6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意见中，规定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费计算20年，对于七十周岁以上的受害人，年龄每增加一岁少计一年，但补偿年限最低不少于10年。显然，各个单位制定的标准有较大差异，就上述两个文件中前者的赔偿年限最高是6年，而后者至少是10年。第四，没有抓住关键差别，人为扩大不平等性，加深社会矛盾。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抓住了城乡这一社会存在的差别，这一标准较之国家赔偿法的标准更加细化，但没想到其不仅没有为社会所接受和称道，相反却招致痛斥。因为我国城乡差异由来已久，已形成了现在的城乡差别待遇，许多国家的政策和福利只有城市居民能够享有而农村居民则不能。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和批判城乡差别待遇所导致的人和人的不平等，城乡差别待遇成为了我国一大社会矛盾和社会难题。然而，该赔偿标准以城乡收入差异来作为赔偿的基点不仅没有体现赔偿的合理性差异，反而无形中还激化了这个社会矛盾。在北京朝阳区发生的同一起交通事故中，城市户口的死者获赔41万，而农村户口的仅得17万，相似案件还有不少，导致出现“同价不同命”的情况。

二、确立赔偿标准的基本原则

每部法律在制定之前都要有基本原则。基本原则是法律的灵魂和指导思想，没有基本原则的统帅，法律不仅可能成为一盘散沙，而且还可能被不同的立法者随心所欲地操纵。在制定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之前也要有个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涵盖着赔偿金所涉及的各方面利益，体现着各方面利益的地位以及他们的博弈。

1．平等原则。该原则的含义是指对不同身份、地区、年龄、收入的死者其死亡赔偿金不应相差过大。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家属的精神抚慰。不能否认，侵权人的手段、方式、场所的不同对死者家属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和打击程度不一，但这种程度我们无法用客观的标准去衡量，而且在死者家属的精神痛苦中亲人的死亡所带来的伤痛应是主要的，因此，即使不同死者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其死亡赔偿金也不应相差悬殊。同时，过于悬殊的死亡赔偿金已经在社会上受到了“同价不同命”声音的声讨，虽然我们说死亡赔偿金不是死者生命的价格，但是其间接地体现了生命的意义，因为死者家属的精神痛苦即潜藏着对生命的关爱和尊重。从这个角度上说，对生命的尊重应该具有平等性。

2．合理原则。平等不等于绝对相等，而是应该允许不同死者赔偿金之间存在合理化的差异。人的差异有很多种，有性别差异、年龄差异、民族差异、地区差异、健康差异、收入差异、职业差异等。而我们所说的合理化的差异与个体的主观努力程度无关，也不应是死者的个体性差异，因为这个标准是普遍适用的，其针对的是所有人而不是单独个体。从死亡赔偿金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状况来看，影响赔偿金数额的一个主要的客观因素是死者的地区差异。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差异比较大，不因地制宜地考虑赔偿问题，赔偿很难达到合理的标准，因为合理不是绝对的，它是在一定环境下的相对合理，而这个环境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3．公平原则。此处的公平是指在赔偿人与受偿人(一般是死者家属)之间要实现利益的平衡。诚然，受偿人因亲人的丧命承受了巨大的精神损害，但由于精神损害本身具有主观性，外人无法判断和衡量其程度，因此，我们很难用一个科学的公式计算出弥补精神损害的数额。为了便于立法的操作和赔偿的执行，对受偿人我们只能给予在一般人的能力承受范围内的赔偿金额。超过一般人的能力承受范围的赔偿对于受偿人而言可能只是一张白条，因为赔偿人没有能力执行。对于赔偿人来说，过重的经济负担可能会导致其生活的严重困难，甚至危及生存，这对其家庭和社会都是不利的。

4．便于操作。所谓的标准就是尺度，如果尺度没有确定性和操作性的话，那么将无法实现赔偿的公平合理。法释[2001]7号司法解释就是最好的例子。虽然其所列举的众多赔偿的参考因素都是合理的，但是对各种因素在赔偿中的地位和所占比例都没有说明，这样在实践中不同的法官根据这些因素可以得出不同数目的赔偿，而对这些不同的数目我们也很难说哪些是公平合理的，哪些不是。这无疑会带来实践的混乱。因此，结合之前相关民事规定的立法经验，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必须具有可操作性，换句话说，它必须具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计算方式，这样才能实现赔偿金的平等、合理和公平。

法律赔偿标准篇7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就新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是否适用于2004年5月1日以前签发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作出了明确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认为该《答复》有利于减少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理解分歧和法律纠纷，有利于法律环境变更后新旧衔接与平稳过渡，对保护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笔者以为该《答复》有值得商榷之处，理由如下：

一、违反了责任保险的基本原理。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属于责任保险的范围，《保险法》第50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可见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据此《答复》，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赔偿适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赔偿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从而产生了在责任保险赔偿中采用“二元制”法律标准来处理对第三者赔偿责任的“奇特现象”，违反了责任保险的基本原理，也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二、违反了废法不再适用的原则。废法不再适用，这是任何一个法制国家应当遵循的。我国有关法律明确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自2004年5月1日起废止，而最高人民法院“创造性”地指出：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该《答复》有两点不足：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居然为格式合同设置废法仍然适用原则，其实质是在维护保险人的“合法利益”，其后果是严重地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保险人就可以据此“尚方宝剑”来糊弄被保险人。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既然认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保险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国家审判机关以答复的形式为保险人开创了责任保险可以不依据法律来作为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先河”，实属“创举”，为责任保险设置了新的保险标的，即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以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规定的赔偿标准来履行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再是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从而全面否认了受害之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

通过以上分析，既然该《答复》不合法理，保险人就应当严格按照现行法律来处理保险理赔事项。但依据大数法则，由于法律的变化，使得保险人承担了过多的风险，有可能影响到其稳健经营，对此保险人可以向所有投保的被保险人告知这一情况，要求被保险人补缴保险费，在被保险人不愿补缴保险费时，保险人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来防范风险，而切不可采用《答复》来承担应尽的赔偿责任。而对于今年5月1日后，保险人履行告知义务前发生的事故，保险人仍应按新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来承担赔偿责任。

法律赔偿标准篇8

[关键词]交通；损害；因果关系

一、造成交通事故案件赔偿金额悬殊的原因

（一）以户籍为依据确定的死亡赔偿金的双重标准，是导致“同命不同价”的客观因素

目前交通事故赔偿项目及标准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死亡赔偿金有两种标准，即城镇居民标准和乡村农民标准。这种规定就导致了“同命不同价”现象。

（二）执法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赔偿中的一些不规范做法的负面导向作用

在处理交通事故赔偿问题上，执法机关应严格依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确立的赔偿标准来确定赔偿金额。但在实践中，执法机关过分追求个案矛盾的化解，从而采取一些不规范的做法。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以及不规范做法，造成了执法过程的随意性，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权威，降低了执法公信力。

（三）受害方采取非法律手段获取高额赔偿金的个案影响

由于执法机关过度关注个案矛盾的解决，这就为双方当事人就赔偿问题展开博弈提供了空间。在博弈过程中，双方当事人都希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纷纷利用各种关系和方式向执法机关施压，导致执法机关在双方博弈后达成的赔偿金额因案而异，即使在案情大致相同的情况下，赔偿金额也会存在很大差异。

二、解决交通事故案件赔偿问题的几点思考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实现法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好的法律，即制定和认可的法律是良法；二是好的法律得到人们的遵从，即公权力部门要严格执法司法，公民要服法守法。

（一）要遵循法治原则，正确理解司法解释的原意

在目前没有对死亡赔偿金正式立法的情况下，还应遵循司法解释来处理该类问题，但要正确理解司法解释区分死亡赔偿金标准的原意。死亡赔偿金是对因受害人死亡导致家庭成员在财产上蒙受损失而获得的赔偿，其主要目的是弥补受害人家庭成员因受害人死亡而造成的财产损失。司法解释之所以设立城镇标准和农村标准，是考虑到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高于乡村农民，为合理地补偿受害人家属因受害人死亡而造成的损失，才对两者的赔偿标准加以区别也就是说其本意并非以户籍因素划分生命价值的高低。因此，在考虑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时，不能仅凭受害人的户籍来确定。“同命不同价”从一定程度上人为地强化了城乡差别，人们对此反应强烈。

（二）要有公正严格的执法理念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5条第2款规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但由于目前国家并未就此制定相应的法律，确定赔偿项目及标准只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交通事故赔偿金额包括以下项目：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等。因当事人具体情况不同，导致赔偿金额不同是正常合理的现象。如当事人受伤程度不同，所花费的医疗费用就不同；被抚养人的年龄和数量不同，所给付的赔偿金额就不同。

执法司法部门主持调解时，应以法律规定的标准，确定赔偿金额，做到同等情况同等处理，不因肇事者经济条件的好坏而多赔或少赔，也不因受害方的闹事与否而赔偿不一。依据标准，一贯执行下去，今后处理类似案件就能做到不因当事人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不同，而确定赔偿金额的多寡，实现执法公平，树立执法公信力和法律的权威，也可以节省执法成本，减少诉累，推进法治，实现社会和谐。

（三）要宽严相济，注重执法的社会效果

交通肇事属于过失行为，一般来说，行为人主观恶性都不大。因此，处理这类案件应把着重点放在帮助受害方在经济上获得补偿，精神上获得安抚，最大限度地消除对肇事者的怨恨情绪，化解矛盾，减少社会对抗，而不是简单地惩罚肇事者，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对那些后果不是特别严重，危害不大，情节较轻的案件，只要肇事者真诚认罪悔罪，主动向受害方道歉，并积极赔偿受害方经济损失的，能不认定犯罪就不以犯罪论处，构成犯罪能不诉的就不，确实必须追究刑事责任的也应当从轻判处，并尽可能地运用非监禁刑。但要防止“以钱抵刑”，对那些闯红灯、醉驾等故意严重违反交通法规造成严重后果，或者肇事后逃逸，不及时救助受伤人员，情节恶劣，影响极坏的，或者不认罪悔罪，不积极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的，要区别情况从严处理，充分发挥刑罚的惩戒功能，体现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四）完善社会救助机制

健全的社会救助机制，首先应建立健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该基金是依法筹集用于垫付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的社会专项基金。由财政部、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安部、卫生部、农业部联合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已于2010年1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规定，对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机动车肇事后逃逸，而造成受害人得不到法定赔偿标准的情形，由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受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此外，还需要完善其它社会救助机制，如健全社会慈善事业；扩大社会救济金的救助范围；建立社会捐助机制；完善法律援助机制等，通过多方救助，缓解受害方的经济困难，让他们体验到社会和司法机关的关怀，消减其遭受伤害后无依无靠的不满情绪。

三、结语

归责原则是侵权责任法的核心。①要纠正《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不当做法，坚决抵制地方性规章关于“行人违章撞了白撞”的违法规定。②要让老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他们身边，实现人人平等、同命同价，为老百姓安居乐业提供法制保障。

参考文献

法律赔偿标准篇9

[关键词]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精神损害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8)06-0187-03

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是死亡赔偿制度的关键。合理的赔偿标准既有赖于对生命权的把握和权衡，又须在受害人与加害人的利益冲突间寻求合理的平衡点，在承认合理差别的基础上追求法律规则的平等性与公正性。我国的一些单行法、行政法规与司法解释在规定死亡赔偿时也确定了不同的赔偿标准，但这些赔偿标准仍存在一些缺陷，在实践中往往受到批判。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赔偿标准缺陷的分析，构思制定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的基本原则，并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上提出新的赔偿标准。

一、质疑原有赔偿标准

死亡赔偿制度本不是民法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但是由于近几年曝光的一些关于死亡赔偿纠纷的案件，使得死亡赔偿尤其是死亡赔偿的赔偿标准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我国规定有死亡赔偿内容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甚多，但是归纳起来，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发放。这是《国家赔偿法》提出的赔偿标准，其第27条第3款规定：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第二，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20年。对7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少计一年，但补偿最低不少于10年。这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提出的。第三，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最高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01]7号)第一次把死亡赔偿金定性为死者家属的精神抚慰金，其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以及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第四，2003年《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2003]20号)中确立的赔偿标准在实践中受到的质疑最多，其规定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但60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75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可按照其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以上赔偿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没有因地制宜，看似公平而实际不能达到公平合理的效果。以国家上年度平均工资这一标准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前3季度我国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9731元，最高是北京，为39663元，是全国的2.01倍；而最低的是河南，为14485元，为全国的73.4％，两者相差接近3倍。若按照这些数据计算，以国家上年度平均工资为标准得出的赔偿金接近40万，以北京和河南当地平均工资基准计算出来的赔偿金分别是80万和30万左右，这两个数据都与按照国家平均工资得出的赔偿金相差悬殊。换言之，按法律规定的标准得出的赔偿金与当地生活水平有很大的差距。因此，采取国家平均工资的做法看似公平，但却忽略了我国地区经济差异这一重要客观事实。第二，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的标准比国家年平均工资标准更为合理，贴近实际，不论对于受害者还是加害者都易接受。但是，这个标准过于死板和绝对。比如：一居住在平均生活费较高地区的人去另一生活费较低的地区出差，但一到当地就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依据该规定其获赔的数额将远远低于其在居住地发生交通事故获赔的数额，这似乎不太公平，也容易加深地区经济差异的矛盾。第三，过于模糊的标准在实践中操作难度大。笔者认为，法释[2001]7号对死亡赔偿金的定性是正确的，但是赔偿标准制定的过于模糊，赔偿数额参考因素过多且没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因此，同一案件或者相似案件不同法官审理可能得出的死亡赔偿金的数目相差悬殊，这必然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同时还容易滋生腐败。针对这个实践难题，一些地方法院或者行政部门无奈只得在上述司法解释的精神下自行制定一些客观的标准，比如，2002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按照医疗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赔偿年限不超过6年；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意见中，规定死亡赔偿金应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费计算20年，对于七十周岁以上的受害人，年龄每增加一岁少计一年，但补偿年限最低不少于10年。显然，各个单位制定的标准有较大差异，就上述两个文件中前者的赔偿年限最高是6年，而后者至少是10年。第四，没有抓住关键差别，人为扩大不平等性，加深社会矛盾。法释[2003]20号司法解释抓住了城乡这一社会存在的差别，这一标准较之国家赔偿法的标准更加细化，但没想到其不仅没有为社会所接受和称道，相反却招致痛斥。因为我国城乡差异由来已久，已形成了现在的城乡差别待遇，许多国家的政策和福利只有城市居民能够享有而农村居民则不能。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和批判城乡差别待遇所导致的人和人的不平等，城乡差别待遇成为了我国一大社会矛盾和社会难题。然而，该赔偿标准以城乡收入差异来作为赔偿的基点不仅没有体现赔偿的合理性差异，反而无形中还激化了这个社会矛盾。在北京朝阳区发生的同一起交通事故中，城市户口的死者获赔41万，而农村户口的仅得17万，相似案件还有不少，导致出现“同价不同命”的情况。

二、确立赔偿标准的基本原则

每部法律在制定之前都要有基本原则。基本原则是法律的灵魂和指导思想，没有基本原则的统帅，法律不仅可能成为一盘散沙，而且还可能被不同的立法者随心所欲地操纵。在制定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之前也要有个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涵盖着赔偿金所涉及的各方面利益，体现着各方面利益的地位以及他们的博弈。

1．平等原则。该原则的含义是指对不同身份、地区、年龄、收入的死者其死亡赔偿金不应相差过大。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家属的精神抚慰。不能否认，侵权人的手段、方式、场所的不同对死者家属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和打击程度不一，但这种程度我们无法用客观的标准去衡量，而且在死者家属的精神痛苦中亲人的死亡所带来的伤痛应是主要的，因此，即使不同死者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同，其死亡赔偿金也不应相差

悬殊。同时，过于悬殊的死亡赔偿金已经在社会上受到了“同价不同命”声音的声讨，虽然我们说死亡赔偿金不是死者生命的价格，但是其间接地体现了生命的意义，因为死者家属的精神痛苦即潜藏着对生命的关爱和尊重。从这个角度上说，对生命的尊重应该具有平等性。

2．合理原则。平等不等于绝对相等，而是应该允许不同死者赔偿金之间存在合理化的差异。人的差异有很多种，有性别差异、年龄差异、民族差异、地区差异、健康差异、收入差异、职业差异等。而我们所说的合理化的差异与个体的主观努力程度无关，也不应是死者的个体性差异，因为这个标准是普遍适用的，其针对的是所有人而不是单独个体。从死亡赔偿金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状况来看，影响赔偿金数额的一个主要的客观因素是死者的地区差异。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差异比较大，不因地制宜地考虑赔偿问题，赔偿很难达到合理的标准，因为合理不是绝对的，它是在一定环境下的相对合理，而这个环境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

3．公平原则。此处的公平是指在赔偿人与受偿人(一般是死者家属)之间要实现利益的平衡。诚然，受偿人因亲人的丧命承受了巨大的精神损害，但由于精神损害本身具有主观性，外人无法判断和衡量其程度，因此，我们很难用一个科学的公式计算出弥补精神损害的数额。为了便于立法的操作和赔偿的执行，对受偿人我们只能给予在一般人的能力承受范围内的赔偿金额。超过一般人的能力承受范围的赔偿对于受偿人而言可能只是一张白条，因为赔偿人没有能力执行。对于赔偿人来说，过重的经济负担可能会导致其生活的严重困难，甚至危及生存，这对其家庭和社会都是不利的。

4．便于操作。所谓的标准就是尺度，如果尺度没有确定性和操作性的话，那么将无法实现赔偿的公平合理。法释[2001]7号司法解释就是最好的例子。虽然其所列举的众多赔偿的参考因素都是合理的，但是对各种因素在赔偿中的地位和所占比例都没有说明，这样在实践中不同的法官根据这些因素可以得出不同数目的赔偿，而对这些不同的数目我们也很难说哪些是公平合理的，哪些不是。这无疑会带来实践的混乱。因此，结合之前相关民事规定的立法经验，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必须具有可操作性，换句话说，它必须具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计算方式，这样才能实现赔偿金的平等、合理和公平。

三、死亡赔偿金赔偿标准的制定

1．以死者当地生活水平为基准。死者当地生活水平是死亡赔偿金的基点，赔偿数目一般为这个基点的20倍。这个基点对死者家属和赔偿人而言一般都能够接受，较其他死者个体差异更为客观合理。我国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是以死者当地生活水平为基础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这里的“当地生活水平”一般指的是死者住所地的生活水平。按照民法通则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自然人的住所为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我国地域宽广，人口流动大，特别是近几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人口流动愈加频繁，经常居住地与住所地不一致的情况十分普遍，而我国民法中规定经常居住地是自然人离开住所地后连续居住1年以上的地方(住院治病除外)，我们认为，这里的1年期间已经不能反映出流动人口居住的稳定性，应该至少为5年。也就是说，如果死者在当地生活了5年以上的(包括5年)，那么就按照死亡时经常居住地的生活水平来计算；如果不满5年的，笼统按照死者户籍所在地的生活水平来计算，那么在户籍地与经常居住地水平差异较大时似乎对死者不太公平，可以考虑区分满2年的按照户籍地与经常居住地的平均水平来计算，不满2年的则按照死者的户籍所在地来计算。这样的设置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死者家属的利益，同时体现死亡赔偿金的平等公平。

法律赔偿标准篇10

四川成都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 前面的话 ]

人身损害赔偿是我国法律制度建设过程中，长期以来，在立法上、实践上以及理论上始终没有加以很好解决的问题。

2003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它是在我国制定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的过程中出台，具有重要的意义。回顾与研究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法规演变过程，对于研究、掌握与适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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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未能及时建立健全民法制度，50年代期间，发生的人身损害与各种工业事故、交通事故和其他人身伤亡事故不多，当时多采用政策处理，因此要求健全赔偿法律制度的问题并不严重。但其必要性已显现出来。60年代要解决民事审判的具体问题，便以民事政策来替代，以解急需。1963年8月28日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主要涉及了家庭婚姻、财产权纠纷等主流案件的处理意见，仍尚未涉及人身损害赔偿这方面。

“文革”期间，已无这方面可能性。“文革”之后，司法工作、审判工作、立法工作逐步缓慢恢复与建立，开始研究怎样做到起码的保护人身权利，最高人民法院于1979年制定了《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的意见》。

《意见》中的最后一部分，第一次作出了“赔偿问题”：

（四）赔偿问题

赔偿纠纷，一般应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处理。需要法院处理时，人民法院应本着有利安定团结的精神，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分清是非责任。对有错误的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责令其检查，赔礼道歉。造成经济损失的，应负责赔偿。如需要治疗，要酌情让伤害者负担医疗费，其数额，一般以当地治疗所需医疗费为标准，凭单据给付。确实需要转院治疗的，应有医疗单位的证明。因养伤误工的损失，应与有关单位研究解决。无论医疗费和养伤误工补贴，都不能超过赔偿范围。

对损坏财物的，应根据责任的大小，损坏的程度，酌情赔偿一部或全部。

对未成年子女因损害造成他人经济上的损失，其父母应负责赔偿。

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专门规定了“损害赔偿问题”专题共10个条文。其中，有两个条文是规定侵权损害赔偿总则内容，两个条文规定特殊侵权责任，5个条文规定人身损害赔偿，共9个条文。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人身损害赔偿问题已提到一个相当的地位。

九、损害赔偿问题

人民法院审理损害赔偿案件，要依法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产权益。在分清是非责任的基础上，对造成损害的，应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在处理时，应本着有利团结的精神，根据实际情况，合情合理地予以处理。

（72）因致害人的过错，使受害人遭受损害的，致害人应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也有过错的，可以相应地减轻致害人的赔偿责任。损害完全是因受害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应由自己负责。双方都有过错、互有损害的，要分清双方过错和责任大小，应由双方各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73）两个以上致害人共同造成损害的，应根据各个致害人的过错和责任的大小，分别承担各自相应的赔偿责任。教唆或者帮助造成损害的人，应以共同致害人对待，由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部分共同致害人无力赔偿的，由其他共同致害人负连带责任。

（74）动物因饲养人或管理人管理不善，而致他人人身或财物损害的，应由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

（75）存放、使用农药等有毒物品，违反有关管理使用规定，造成他人人身、牲畜、家禽、农作物等损害的，管理或使用人应予赔偿。

（76）造成财物损害的，赔偿时，能修复的尽量修复；修复后严重影响其质量和价值的，可酌情予以适当的经济补偿，不能修复的，可以用种类和质量相同的实物赔偿，也可以折价赔偿。

（77）对受害人误工工资的赔偿，原则上应按治疗医院出具的假条证明书计算误工日期，赔偿工资的标准，按受害人工资或实际收入的数额计算。

（78）受害人是城乡专业承包户或个体经营户的，其误工费的计算，原则上应以当地个体同行业、同等劳力当月的平均收入为准。

（79）对医药治疗费的赔偿，应以治疗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医药费的单据为凭。凡治疗与损害无关的疾病，或没有转院证明、未经医务部门的批准，另找医院治疗及擅自购买药品的，其费用原则上不予赔偿。

（80）经医院批准专事护理的人，其误工补助费按收入的实际损失计算。本人没有工资收入的，其补偿标准，应以一个临时工的工资为限。

（81）需送医院抢救或还须转院治疗的受害人，其交通费和住宿费，应根据实际情况，由加害人酌情补付。

这两个《意见》是当时处理民事纠纷案件必用法律依据，距今天已25年过去了，而律师制度恢复后的那部分“国家法律工作者”对此现仍记忆犹新。

二、《民法通则》公布

1、在1983年《意见》这个司法解释基础上，国家在1986年制定了基本法《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的公布实施，标志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的正式建立，告别人民法院没有法律而依靠政策与司法解释作判决的情形。

第一百一十九条　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第一百二十条　公民的姓名权、 肖像权、 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

遗憾的是，只有第119条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这条法律规定存在着的不完备性与不完善性的严重缺陷。其中，造成伤残的赔偿数额远远高于造成死亡的赔偿数额，使得健康权的价值远远高于人的生命权的严重问题，人们对生命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不说，还导致了社会流传“撞伤不如撞死”的“警句”。

仅仅规定在侵害部分精神性人格权中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对于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精神损害没有规定。对身体权的规定也是模糊不清的。

2、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人身损害赔偿法律规定必须做出补救性规定，以指导审判工作。1988年1月26日，《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公布。

五、民事责任

142．为了维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在侵害人无力赔偿或者没有侵害人的情况下，如果受害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状况，责令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

143．受害人的误工日期，应当按其实际损害程度、恢复状况并参照治疗医院出具的证明或者法医鉴定等认定。赔偿费用的标准，可以按照受害人的工资标准或者实际收入的数额计算。

受害人是承包经营户或者个体工商户的，其误工费的计算标准，可以参照受害人一定期限内的平均收入酌定。如果受害人承包经营的种植、养殖业季节性很强，不及时经营会造成更大损失的，除受害人应当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外，还可以裁定侵害人采取措施防止扩大损失。

144．医药治疗费的赔偿，一般应以所在地治疗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医药费、住院费的单据为凭。应经医务部门批准而未获批准擅自另找医院治疗的费用，一般不予赔偿；擅自购买与损害无关的药品或者治疗其他疾病的，其费用则不予赔偿。

145．经医院批准专事护理的人，其误工补助费可以按收入的实际损失计算。应得奖金一般可以计算在应赔偿的数额内。本人没有工资收入的，其补偿标准应以当地的一般临时工的工资标准为限。

146．侵害他人身体致使其丧失全部或者部分劳动能力的，赔偿生活补助费一般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

147．侵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依靠受害人实际扶养而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要求侵害人支付必要生活费的，应当予以支持，其数额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

司法解释对于维护公益致害的损失、误工损失、医药治疗费、护理费、丧失劳动能力生活补助费赔偿，以及致死前、致残前受害人扶养的人的必要生活费的赔偿做出了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民法通则》关于人身损害的不足，但仍不足以满足司法实践，仍不大量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甚至根本没有涉及与提出。

3、进入90年代，1991年9月22日(2002-01-01施行)国家出台了《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对于寻求解决交通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规定做了一次较好的努力。

第一次全面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各项具体赔偿项目(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扶养人生活补助费、交通费、住宿费共11项)，规定了具体计算办法。第一次规定了对生命权侵害造成死亡的，死亡补偿费。第一次规定了用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抚慰金)的方式救济人身损害。

（第三十七条　损害赔偿的标准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医疗费：按照医院对当事人的交通事故创伤治疗所必须的费用计算，凭据支付。结案后确需继续治疗的，按照治疗必需的费用给付。

（二）误工费：当事人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对收入高于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三倍以上的，按照三倍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国营同行业的平均收入计算。

（三）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

（四）护理费：伤者住院期间，护理人员有收入的，按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无收入的，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

（五）残废者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赔偿二十年。但五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不少于十年；七十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六）残疾用具费：因残疾需要配制补偿功能的器具的，凭医院证明按照普及型器具的费用计算。

（七）丧葬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的丧葬费标准支付。

（八）死亡补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十年。对不满十六周岁的，年龄每小一岁减少一年；对七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均不少于五年。

（九）被扶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为限，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居民生活困难补助标准计算。对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抚养到十六周岁。对无劳动能力的人扶养二十年，但五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不少于十年；七十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对其他的被抚养人扶养五年。

（十）交通费：按照当事人实际必需的费用计算，凭据支付。

（十一）住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标准计算，凭据支付。

4、人身损害赔偿法律规定向前迈进

1)、1993年2月22日(1993-09-01施行)通过《产品质量法》

第三十二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抚恤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

《产品质量法》第一次立法提出了对造成受害人死亡的赔偿抚恤费的规定，具有有精神损害赔偿的意义。是对赔偿丧葬费以外的赔偿项目。

2)、1993年10月31日(1994-01-01施行)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十一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消法》第一次从立法上提出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概念，运用精神损害赔偿救济侵害生命权与健康权损害上。但不知什么原因，本次立法留下了巨大的遗憾，即没有规定具体的赔偿计算办法，因而失去了其操作性。

3)、1994年5月12日(1995-01-01施行)通过《国家赔偿法》

第二十七条　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十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民政部门有关生活救济的规定办理。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

这是国家第一次通过立法确立人身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和办法，采用了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作为残疾与死亡赔偿标准依据；以当地民政部门发放生活救济的标准作为赔偿生活费的计算依据，这无疑是立法上迈出的可喜一大步。

三、相关司法解释

1992年5月16日(1992-07-01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试行）》。由于适用范围的限制，对于推动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影响不大。

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进行修订，对人身损害赔偿问题作了大量的修订，但未能获得公布。

2001年1月10日(2001-01-21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的基本项目：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扶养人生活补助费、交通费、住宿费共11项，并规定了赔偿计算标准与方法。

第四条　因触电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包括：

（一）医疗费：指医院对因触电造成伤害的当事人进行治疗所收取的费用。医疗费根据治疗医院诊断证明、处方和医药费、住院费的单据确定。

医疗费还应当包括继续治疗费和其他器官功能训练费以及适当的整容费。继续治疗费既可根据案情一次性判决，也可根据治疗需要确定赔偿标准。

费用的计算参照公费医疗的标准。

当事人选择的医院应当是依法成立的、具有相应治疗能力的医院、卫生院、急救站等医疗机构。当事人应当根据受损害的状况和治疗需要就近选择治疗医院。

（二）误工费：有固定收入的，按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没有固定收入或者无收入的，按事故发生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年工资标准计算。误工时间可以按照医疗机构的证明或者法医鉴定确定；依此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受害人的实际损害程度和恢复状况等确定。

（三）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应当根据受害人住院或者在外地接受治疗期间的时间，参照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计算。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受害人的伤残情况、治疗医院的意见决定是否赔偿营养费及其数额。

（四）护理费：受害人住院期间，护理人员有收入的，按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无收入的，按照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也可以参照护工市场价格计算。受害人出院以后，如果需要护理的，凭治疗医院证明，按照伤残等级确定。残疾用具费应一并考虑。

（五）残疾人生活补助费：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或伤残等级，按照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赔偿二十年。但五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不少于十年；七十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六）残疾用具费：受害残疾人因日常生活或辅助生产劳动需要必须配制假肢、代步车等辅助器具的，凭医院证明按照国产普通型器具的费用计算。

（七）丧葬费：国家或者地方有关机关有规定的，依该规定；没有规定的，按照办理丧葬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计算。

（八）死亡补偿费：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二十年。对七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少计一年，但补偿年限最低不少于十年。

（九）被抚养人生活费：以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抚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为限，按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标准计算。被抚养人不满十八周岁的，生活费计算到十八周岁。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的，生活费计算二十年，但五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抚养费少计一年，但计算生活费的年限最低不少于十年；被抚养人七十周岁以上的，抚养费只计五年。

（十）交通费：是指救治触电受害人实际必需的合理交通费用，包括必须转院治疗所必需的交通费。

（十一）住宿费：是指受害人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也不能住在家里确需就地住宿的费用，其数额参照事故发生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住宿标准计算。

当事人的亲友参加处理触电事故所需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参照第一款的有关规定计算，但计算费用的人数不超过三人。

该解释存在的致命缺点是：1、适用范围具有较大局限；2、大概是后面还要出台一个解释，故抚慰金赔偿仍停留在死亡补助费的规定上。

2001年3月8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2月26日出台了(2001-03-10施行)《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　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

（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

（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

（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

该司法解释虽然没有规定造成受害人残疾的情形如何赔偿精神损害的问题，但这是经过15年的小心翼翼地前进，终于建立起了我国人身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抚慰赔偿金赔偿制度，这是该司法解释的一大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