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用法律程序十篇

土地征用法律程序篇1

一、正当程序及其在有关国家土地征收中的体现

（一）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

正当程序亦称正当法律程序，它是英美法系古老而长青的原则，其意义在于——在作出任何使他人遭受不利影响的决定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在英国，正当程序寓于自然正义原则之中，包括两项根本原则：一个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作法官，人们的抗辩必须公正地听取［2］。在美国法上，正当法律程序作为一项宪法原则被规定在美国宪法之中。1791年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1867年第14条修正案又采用正当法律程序，将其扩大适用到各州，直接针对州政府、州政府官员和地方政府。根据美国法院的解释，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实体法的规则，称为实质的正当程序。这种意义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符合公平与正义，如果国会所制定的法律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符合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时，法院即宣告这个法律无效。其现在主要是保护财产权以外的宪法权利。二是正当法律程序是一个程序法的规则，称为程序上的正当法律程序。这种意义上的正当法律程序要求一切权力的行使在剥夺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3］。法国宪法未规定“正当程序条款”，但法国行政法院逐渐发展出类似英国“自然正义原则”的“防御权”，即“凡剥夺既存权利，即应给予当事人适当的防御机会”。其内容包括：“告知程序的存在、所有指控的内容、给予充分的时间准备防御（答辩）、行政机关并应确实斟酌当事人表达之意见等。”［4］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28条明文规定，行政程序中的当事人有听证权——行政机关作成干涉当事人权利之行政行为前，应给予当事人对与该决定有关之重要事实，表示意见的机会。为落实听证权，该法还规定当事人其他的附带程序权利，包括第25条的行政机关劝告、教示义务，以及第29条的卷宗阅览权。

（二）正当程序在有关国家土地征收中的体现

土地征收是对公民土地财产的剥夺，而正当法律程序是制约土地征收权的有力武器，因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各国土地征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在美国，作为正当的法律程序，通常土地征收行为应当遵循如下步骤：一是预先公告；二是政府方对征收财产进行评估；三是向被征收方送交评估报告并提出补偿金的初次要约；被征收方可以提出反要约；四是召开公开的听证会，说明征收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如果被征收方对政府的征收本身提出质疑，可以提出司法挑战，迫使政府放弃征收行为；五是如果政府和被征收方在补偿数额上无法达成协议，通常由政府方将案件送交法院处理。为了不影响公共利益，政府方可以预先向法庭支付一笔适当数额的补偿金作为定金，并请求法庭在最终判决前提前取得被征收财产。除非财产所有人可以举证说明该定金的数额过低，法庭将维持定金的数额不变；六是法庭要求双方的独立资产评估师提出评估报告并在法庭当庭交换；七是双方最后一次进行补偿价金的平等协商，为和解争取最后的努力；八是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将由普通公民组成的民事陪审团来确定“合理的补偿”价金数额；九是判决生效后，政府在30天内支付补偿价金并取得被征收的财产［5］。

2.在法国，土地征收是公用征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程序分为两个阶段：行政阶段和司法阶段。行政阶段主要审批土地征收的目的和确定可以转让的不动产，具体包括事前调查、批准公用目的、具置的调查和可以转让决定四个程序。批准公用目的是行政阶段最主要的环节，只有批准符合公用目的，土地征收才能合法进行，法院裁决所有权转移才有合法根据。批准公用目的是一个行政决定，被征收人及利害关系人以及对土地征收有直接利益的人，如不服该决定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越权之诉，请求撤销违法的决定。司法阶段主要是所有权的移转和补偿金的确定。被征收的不动产所有权的移转，由不动产所在省的公用征收法官裁判，对此裁判不服的，可向最高法院提起复核审诉讼。补偿金的确定可由双方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可向公用征收法官，不服判决可上诉［6］。

3.日本的土地征收称为土地收用，其《土地收用法》规定了土地征收的一般程序，其程序包括五个方面：事业准备、事业认定、调查报告的制作、收用委员会的裁决以及不服申诉和诉讼［7］。其中颇具特色的程序是事业认定、征收裁决以及不服申诉和诉讼程序。事业认定是认定申请的项目是否具有公共性的程序，依起业者申请，由建设大臣或都道府县知事在听取专家、群众意见或举行听证的基础上进行认定，应在三个月内完成，并将认定结果公布于众，认定的效果自公告之日起生效。自项目认定公告之日起1年内，起业者应申请土地所在地的都道府县的征收委员会作出征收裁决。该委员会是独立的行政委员会，独立行使职责。征收委员会的裁决有驳回裁决和征收或使用裁决两种。如当事人认为事业认定违法、裁决程序违法时，即提出的理由属于公益方面的内容时，可以征收委员会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中的撤销诉讼；如对损失补偿的金额不服，则可以另一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诉讼［8］。从以上国家土地征收的正当法律程序看，其程序的基本要求是：公共利益的认定程序、公告程序、相对人有效参与程序和完善的救济程序。

二、我国土地征收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公共利益的认定程序

公共利益的需要是行使土地征收权的前提条件。只有当征收土地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时，才可行使征收权；反之，则不得行使。正因如此，各国均规定土地征收必须符合“公共使用”、“公共事业”、“公共利益”，且设立了公共利益认定程序。在我国，虽然《宪法》、《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等法律均强调土地征收必须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但从征收程序的具体内容来看，尽管法律也有土地征收方案须报国务院或省级政府批准的规定，但由于在报批征收方案时，以市县政府作为申请人，并不要求具体的用地单位和使用目的，因此，批准征收时，并不包含对征收目的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认定，导致了征收权的滥用。

（二）程序公开性不强

我国土地征收程序公开性不强主要表现在：（1）公告时间的事后性。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6条“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第48条“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收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公告是有关部门批准后的公告，即为事后公告，只是一种既定事实的告知，并没有提供有效的救济渠道。（2）公告内容简单、缺乏说理性。《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5条、第8条分别规定了征收土地公告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的内容，从内容来看，较为简单，是一种例行性通知，对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补偿、安置方案确定的理由和依据等均缺乏说明。（3）公告形式单一化。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征收土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应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村、组内和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进行公告。实践中，多采用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这种单一化的公告方式难以保证被征收人知悉公告内容，这就往往导致其权利无法得以主张。

（三）被征收人不能有效参与征收程序

被征收人不能有效参与征收程序表现在：（1）被征收人无权参与土地征收决策。被征收人只是在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后，才被告知其土地已被征收，土地征收决策完全是政府的单方行为。（2）被征收人难以有效参与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制定。尽管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由国土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后公告，在公告期间，被征收人可以提出意见和提出听证要求，但“确需修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进行修改”的规定表明该方案已经生效并难以改变。（3）听证形式化。根据《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和《国土资源听证办法》的规定，被征收人对补偿、安置方案要求举行听证的，应当举行听证会。但由于举行听证会的范围仅限于补偿、安置方案，且没有规定未举行听证会的补偿、安置方案的法律效力，加上我国尚未建立必须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决定的制度，听证在实践中流于形式。

（四）缺乏救济程序

我国只对土地征收中补偿标准的争议规定了救济程序，且这是一种行政裁决最终的程序。《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这意味着，土地权利人对补偿、安置有异议的，只能申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裁决，不能寻求司法救济，这种救济难保其公正性。其实，土地征收救济包括对土地征收行为本身的救济（征收救济）和对土地征收补偿、安置的救济（补偿救济）两种，在我国，不管是对土地征收行为本身还是对补偿安置均不能进行司法审查。

三、我国土地征收正当程序的构建

（一）增设公共利益认定程序，确保征收前提的合法性

鉴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土地征收的前提条件，国外土地征收往往设立公共利益认定程序，以判断征收是否为了公共利益。在我国，公共利益认定往往被吸收在土地征收申请及批准程序之中，没有单独独立出来，弱化了该程序的意义，从而引起征收权滥用，严重损害了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增设公共利益认定程序，由申请人在项目批准后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公益目的认定的申请，主管部门应通过听证程序并严格按照听证笔录做出决定。

（二）完善公告制度，促进程序公开

程序公开是实现公民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前提，要促进程序公开，必须完善公告制度。（1）公告内容细致化，增加说理性。我国土地征收除公告现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外，还应对征收符合公共利益的说明，补偿安置标准确定的理由和依据、被征收土地的详细情况、财产评估方法、被征收人的异议和听证权等权利及其行使的方式、期间等［9］。（2）公告方式多样化，力求到位。除依现行的方式公告外，征收公告和补偿、安置方案必须在当地普遍发行的报纸上予以连续、在当地县级电视台滚动公布，并应借鉴法院送达的方式派专人或通过特快专递将其送达到每一位被征收人手中。

（三）强化被征收人的有效参与

参与程序是现代行政程序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指“受行政权力运行结果影响的人有权参与行政权力的运作，并对行政决定的形成发挥有效作用”［10］。要保证被征收人有效参与程序，必须做到：（1）被征收人具有参与土地征收程序的可能性。如被征收人知悉自己有权向行政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知悉行政机关作出征收的决策和补偿安置方案的内容和依据，行政机关确定的参与时间和地点方便被征收人参与，听证权的告知与听证的举行之间应具有相当的间隔，以方便被征收人做好准备工作。（2）就参与的程序来看，被征收人应有权参与土地征收决策过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的制定等实质性程序。对于征收中公共利益的认定，征收范围和位置的确定，补偿、安置方案的制定，被征收人均应有权参与，行政机关应与被征收人展开充分的对话与协商。（3）被征收人的参与行为应具有影响土地征收实体内容的可能性。被征收人参与征收行为目的是让行政机关听取其意见和建议，影响征收行为的内容。如果被征收人在实施参与行为（如提出意见和建议，参加听证会）之初，征收行为的内容已经确定且不可更改或难以更改，那么只有傻瓜才会积极参与。因此，被征收人应在事前或在行政机关最终决策作出之前参与征收程序，且行政机关应听取其意见和建议，即对所获取的意见和建议“必须真诚地予以考虑”，而不是“听而不取”，装装样子。（4）规范听证程序。举行听证会是被征收人参与征收程序的重要体现。举行听证会应从补偿、安置方案的制定扩大到土地征收决策程序，同时应明确规定被征收人申请举行听证会而未举行听证会作出的征收决策和补偿、安置方案的法律效力，明确规定应根据听证笔录作出征收决定和制定补偿、安置方案。

土地征用法律程序篇2

［关键词］农村；农民；集体土地；征收；性质

一、“征收”和“征用”集体土地的含义

我国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从形式上看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单一的“征用”阶段到“征收”与“征用”并用阶段。在以往的法律法规中，一般均将“征地”统称为“征用”。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此后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法》）和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均同时使用了“征收”和“征用”两个概念。

“征收”是指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将集体土地强制性征归国有；“征用”是指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强制性地使用集体的土地。征收主要是所有权的改变，征收后的土地即为国家所有；征用只是使用权的改变，是在特殊或紧急情况下，国家对集体土地的一种强制性的临时使用，并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对于我国目前的土地征用是属于“征收”还是属于“征用”，在理论和实务中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人认为“征收”和“征用”是不同的，且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均是针对土地征收而提出的，尚未就“土地征用”立法，此问题在我国法律上仍是空白点［1］；但也有人认为目前在我国“征收”和“征用”实质上是相同的，因为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无论土地征收还是土地征用都是针对土地的使用权而进行的，所以目前不论是土地征收还是征用都是指因为国家需要而使土地使用权发生变更的情况，即属于土地征收的概念［2］。笔者认为，在现行的法律体制下，鉴于农村集体土地的性质，“征收”和“征用”从本质上其实是一致的，只是在补偿的标准上有所不同。

二、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的性质

土地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着土地征收的性质。

我国的土地所有制分为国家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其中，农村土地被定义为“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的含义模糊不清，集体所有的范围也存在较大的争议［3］。长期以来，理论界对集体土地的性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对集体土地性质的研究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我国资深经济学家周诚教授对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性质的认识就经历了“共同共有制”（在此观点下，失地农民只能获得安置补助费）、“按份共有制”（在此观点下，每个农民平等地拥有一份承包地并平等地获得补偿）、“等额享有制”［4］（在此观点下，失地农民所获得的整个土地补偿费的份额，便自然而然地占绝大部分，而集体经济所获得的，便只能是极少部分）这样一个过程；还有人认为农村集体土地是“政府想什么时候拿地就什么时候拿地的‘二公有’制度”，农村集体土地的处置和收益权力，有关土地的发展权实际掌握在政府手中［5］。对农村集体土地性质的认识不同，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权利也就不同，对征地补偿的分配范围、分配方法和农民个人获得的补偿额也就有很大的不同。

其实，对农村集体土地性质争论的焦点可归结为“集体”（或者是村民个人）对“土地”是否拥有最终的权利。土地征收之所以发生，应当是由于存在不同的独立物权所致，物权独立是物权平等保护的基础。只有独立存在的主体或权利之间，才能确定和实现彼此之间的平等保护。一切依附关系，因依附一方要受制于被依附方的需要和意志，不可能也不需要平等。土地的征收应以物权即土地所有权的独立为前提。但从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看，国家并没有赋予“集体”对土地的独立物权，而是将其作为特殊物权来处理的，如《物权法》就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为“用益物权”，即在赋予农民长期又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又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物权［6］，这事实上是对“集体”土地权利的一种限制和约束，农村集体并不能对土地行使完全的土地处分权［3］。因此，笔者认为“农民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是受限制、受约束的，也是不充分也是不完整的，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集体土地是一种特殊的公有制形式。国家对集体土地权利的行使，既非完整意义上的“公权”也非“私权”，是以“准公权”或“集体公权”的性质来对待的，笔者本文对集体土地征收的研究也以这种性质为前提。但这并不等于笔者就赞成将集体土地作为“集体公权”来看待。事实上，集体土地征收中的诸多问题恰恰是这种原因造成的，这一性质也决定了土地补偿与其他许多物权的补偿性质的根本不同。

三、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性质

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性质决定着征收补偿的性质与分配方式。在现代法治国家，土地征收属于一种附有严格法定条件的行为。如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准许联邦政府占有私人财产，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为公共利益而征收、予以公正的补偿和经过正当法律手续［7］。这事实上是确定了对土地征收的性质。但在我国对土地征收性质的定位，目前学术界并无一致的见解［8］，在现实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是产生诸多补偿问题的根源。基于目前的法制体系，笔者认为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主要具有以下性质：

（一）主体缺位

在对农村土地的征收中，主要涉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利益，在这三者之中，集体土地的主体是谁？谁对土地拥有最终的处置权？理论上，宪法和有关法律似乎已经做了明确的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村土地的主体是“集体”，但实际上理论和实际是脱节的。现实中不仅存在着土地所有权主体不到位、权利义务不明晰的问题［9］，而且问题很复杂［10］。目前从总体上讲，对农村集体土地的主体资格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认识：国家主体说［11］，村集体主体说［9］，村民个人主体说［12］。

国家主体说是从其现实性和实质性上而言的。根据“实质高于形式”的原则，农村集体土地名义上虽然属农村集体所有，但农民并没有处置权，实质上仍是国家在决定农村集体土地的命运。国家对“农民集体”超越法律强制行使土地所有权，使本来在法律上已虚拟化了的“农民集体”只能是有限的土地所有权人，农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事实上被悬挂，或者说被虚化，国家才是农村土地的终极所有者。国家是否拥有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目前争议最大，也越来越受到质疑［13］。

集体主体说是从现行法律意义上而言的。《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14］。《土地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但该观点的关键问题是“集体的范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争议较大。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土地行政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第三条规定：“关于诉讼当事人问题。依法享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5］，就是对“集体”范围的一种含糊提法。基于不同的认识，“集体主体说”又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按集体的范围不同，“农民集体”有“乡（镇）集体+村集体”［9］、“村集体”［16］和“村民小组”［10］等不同的观点，其中“村集体说”占主流；按集体的性质“农民集体”有“村民集体”和“集体经济”等不同的观点。

村民个人主体说是从改革的方向上而言，该观点认为中国现行的农村用地制度只能算是一种临时性安排，因为它和真正的市场经济原则仍有极不相容之处，应该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明确为农民个人所有，有序地推动农村用地私有化，将农村用地私有化和城市化有机结合起来。

对于上述各种观点，笔者认为，将国家作为征地主体不是法律赋予的，而是法律在实际执行中的变形，既不合法又不合理。将农民集体作为征地主体，虽然是现行法律规定的，但集体的概念过于宽泛和空洞，既没有明确规定“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也没有明确产权代表和执行主体的界限和地位，同时也没有解决“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利益关系。在实践中，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事实上已被土地使用权所代替，这种权能替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地位，使土地所有权高度复杂化，其结果是主体不明，谁都有权，谁也都无权。把村民个人作为目前征地的主体看似可行，但缺乏法律依据，突破了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涉及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中有关规定的方向性调整。尽管近年“两会”期间屡有代表或委员提出把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固定给农民的建议或提案，但短期内实现的可能性不大。综合上述原因，事实上农村集体土地的主体是缺位和虚化的。

（二）国家主导性

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及对社会生活的重大意义决定了国家对其征收的必要性和主导性。在现行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政府是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土地的唯一仲裁者，它拥有从农村获得土地并将其转换给城市使用者的排他性权力，所有土地进入市场都必须首先由政府进行强制征收，然后通过一定的方式再将其配置给土地的使用者。尽管直接需要土地的不一定都是国家，还可能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甚至是私人企业，但如果要使用集体土地，都必须也只能根据自己的用地的实际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向国家（代表国家的各级国土管理部门和人民政府）提出用地申请，由国家征收后转供，而不能由用地单位直接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购进”。在土地转换用途的过程中，不需要在原有的农村土地拥有者和最终获得土地的城市新使用者之间进行直接交易。除国家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对土地进行征收，无论是土地被作为公共目的、准公共用途还是明确作为私人使用，都是如此。因此，国家自始至终主导着这一市场。

（三）强制性

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是否具有强制性，取决于对农村土地征收行为的理解。总的来看，目前对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行为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为行政行为说［17］，二是民事行为说［8］。行政行为理论认为在土地征收关系中，征地方以国家名义，行使公权力强制性取得土地所有权，被征地方既没有与之自由协商的权利，亦无对之提讼的权利，由此形成的法律关系并非是在平等基础产生的，应该具有强制性。而民事行为理论认为，从土地征收行为目的公益性、土地征收法律关系主体的特定性、土地征收权利的专有性、土地征收的补偿性和土地征收后果的物权性的意义上说，土地征收应为民事行为，不具有强制性。

笔者认为，土地征收的国家主导性决定了土地征收的强制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并非民事行为，而是国家授权的并依照法律规定的依据和程序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在土地征收法律关系中，国家与被征收土地的集体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土地征收行为并非基于双方的自愿和一致，而是基于国家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国家作为征地者在征地时，不以被征地者是否同意为必要，被征地者必须服从，不得阻挠。虽然在征收土地时集体有权按一定的程序争取合法权益，但争取合法权益并不能对抗国家对集体土地征用的强制性，除非土地所有权真正归集体或归村民个人所有。

（四）公益性

土地征收是不需要经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人（即村集体）同意而强制性取得其土地的行为，这显然与法律平等保护“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立法原则相冲突，进而引发人们对征收权合宪性的怀疑。“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不仅成功地消除了这种矛盾和冲突，使得征收权合宪性得以成立，而且它还成为评判一项具体土地征收行为是否实质性合法的根本标准及防止征收权滥用的重要措施。虽然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收具有强制性，但国家也不能以此为借口滥用“公权”，必须以“公益性”为前提条件，土地征收权只有符合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才能为法律和社会所接受。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对土地征收权的行使都有详细的限定，都在其宪法中规定了“公共利益”是征收土地的前提条件［18］，并严格以土地用途是否为公共用途或者具有公共利益为标准作为判定土地征用是否合法的依据。

我国《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04年8月28日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一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可见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权行使的依据。虽然征地用于“公共利益”还存在争议，其范围还有待明确和界定［19］，确定原则和方法也不明确，《土地法》、《物权法》及相关法律也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和严格的界定，但这些并不影响“为了公共利益”这一征地限制条件和立法原则。对集体土地用于非公益性和科学界定公益性用地的性质目前在法律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进一步研究。

（五）程序性

土地征收程序是一种行政程序，是国家征地机关在行使土地征收权过程中必须遵守的步骤、顺序以及时限的总和。对集体土地征收的程序性一是指基于集体土地的特殊性，在征收集体土地时必须遵从一定的程序；二是现行法律法规中也对征收集体土地进行了严格要求。但我国立法及实践中，一直存在重内容、轻程序的错误倾向，表现在征地中，政府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违反程序的情况屡有发生，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化整为零、下放审批权、分级限额审、特事特办、一事一议、边报边批、未批先征，未批先用、越权审批等情况较为普遍［18］，不按程序办事的案例更是随处可见［20］。

由于土地征收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因此土地在征收过程中就容易产生“强权性”和“非公平性”。强制性如果不以严格的程序为前提，就很容易演变成以强权对农民财产的“剥夺”，成为“剥夺”一部分人的合法权益去满足另一部分人合法权益的工具。因此，科学合理的土地征收程序可以预先设定政府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权限，规范政府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为，增加土地征收的透明度，避免暗箱操作和少数人的肆意妄为等现象的出现，以保证征地权力的公正合理行使。集体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物权，国家、村集体和村民个人任何一方均无权单方面对土地进行处置，必须按法律规定履行必要的程序，否则就是非法的。法制体系比较健全的国家大多对国家征地有一套程序来限制国家的权力和保障土地持有者的利益免受非法征地的侵害。对农村集体土地的“征收”毕竟是对农民所拥有土地的“剥夺”，会给其生产和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土地征收不能仅仅是政府的单方面的强制行为，而是有征地方和被征地方共同参与的过程；不是村集体干部等少数人的行为，而是全体村民参与的行为。这样既可以保证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可以积极参与进来，及时了解征地过程中来自各方的信息，也能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不被侵害。

我国虽未出台关于土地征收程序方面的单行法律法规，但其相关规定却分别体现在《土地管理法》（2004年）、《土地管理实施条例》（1998年）、《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1999年）、《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分暂行办法》（2000年）、《征用土地公告办法》（2002年）和《国土资源听证办法》（2004年）等以及各地方制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完整的征地流程包括：建设项目许可——告知征地——征地调查——征地听证——征地安置和补偿——用地。其中《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和《国土资源听证办法》还对公告程序和听证程序作了专门规定。此外，《土地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征收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其中，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第四十八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此外，《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国土资源部2006年6月《关于加快推进征地补偿争议协调裁决制度的通知》对征地补偿争议协调裁决制度和程序也做了更加具体的规定。

（六）有偿性

有偿性也可称之为补偿性。土地征收必须以土地补偿为必备条件。国家建设征收土地既不同于没收土地，也不同于征购土地，它不是无偿地强制征收，而是有偿地强制征收，被征收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应当依法取得经济上的补偿。但是，这种补偿不是建立在独立物权前提下的“等价交换”，而是建立在土地作为“集体公权”基础上的特殊买卖。《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土地法》、《物权法》和国土资源部2004年11月的《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各地方政府均对土地征收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至于补偿的标准，争议较大，一般人认为是“适当补偿”，它以对征地性质的认识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虽然对“适当补偿”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但应以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生活水平不降低为原则。

总之，在现行法律体制下，农村集体土地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收性质有别于一般物权的转让，这些特殊的性质进而影响到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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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征用法律程序篇3

[论文摘要]在对于我国的集体房屋征收与补偿中，应当借鉴美国法的正当法律程序，注重公民的受告知权和听证权，必须尊重国内法赋予公民的所有权利。在对集体房屋征收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征收的必要性，不能不考虑带来的损害和收益，盲目地进行征收。在进行补偿的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正当法律程序，制定补偿的标准和范围。

[论文关键词]集体房屋征收 补偿条例 正当法律程序

作为土地征收的合法要件之一，正当程序要件为各国的宪法或者法律所确认。美国联邦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 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州都不能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明确提出了征收中的“正当程序”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逐渐意识到，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由于“公共利益”、“公正合理”等概念模糊不清，难以从立法上进行精确界定，只有辅之以程序保障的要件，才能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在法治较为成熟的国家，严格的程序性规定构成对公权力的有力限制。在我国，对土地征收权程序限制的薄弱成为目前违法征地的一大制度诱因。如何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合理设计我国的土地征收程序，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正当程序”的内涵与功能

（一）正当程序的内涵

1.公正作为义务，它要求行政机关在决策的时候要公正，严格地遵照法律上的规定，不能出现偏向于某一方的情况。不能够因为自身的喜好或者与自身的利益相关就偏离正义。公正作为义务还要求行政组织机构要符合法律的要求，其组成人员的资格要达标，做出决策所要求的人员性质和数量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

2.受告知权，是指行政行为的当事人及与之有利害关系的人员，有权利及时知道并了解与之有利害关系的行政事实与决策。

3.听证权，是在行政机关对相对人作出较严重的行政处罚决定前，相对人所依法拥有的权利。

4.说明理由义务，是指行政机关做出行政决策，应当向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说明做出此决策的理由，让当事人对此有个了解。

5.行政资讯公开。行政资讯公开即行政信息公开。

（二）正当法律程序的功能

1.权利保障功能。美国宪法第5条增补条款的正当法律程序，是宪法上人权清单的一部分，我们从宪法上有关人权清单的角度出发，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和其他人权清单上的基本的权利一样，都是源于对行政权力的不信任，企图通过宪法锁定人类所信仰的基本价值，来预防行政部门的滥权。从这种古典的理论上来看，消极地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是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始功能。

2.行政效能的提升。正当法律程序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升行政效能。当今社会，经济与科技不断发展，对行政效能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人们更倾向于用较少的时间、成本、人事以及行政支出来达到正确的行政决策。

3.增进人民对行政的信赖。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可以确保人民的受告知权和听证权，这样就可以增进人民对行政机关所做的决策的信赖。

二、土地征收中“正当程序”的必备要件

在具体的土地征收过程中，适当的程序安排确实可以起到控制权力滥用的作用。以下制度安排是保证征收符合“正当程序”所必须的：

（一）自愿协议出让前置制度

从美国的做法可以看出，政府对启用征地权持一种审慎的态度，能不用则不用，能少用则少用。在征地过程启动前，政府应当与土地所有人进行自愿协议出让，在协议过程中，政府不是作为公权力的享有者，而是作为民法上的主体，与土地所有者处于对等地位，双方可以按照民事交往过程中的规则自愿平等地磋商谈判、讨价还价。只有这种自愿协议出让最终失败或者其成本过高时，国家才将其身份回归到公权力主体，启动土地征收程序。这种制度体现了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崇尚以及对国家干预的防范。这也是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普遍观点，即只要在自由市场交易中可以达成的事项，国家就应当节制其权力，减少干预或者不干预。

（二）对征收项目的公益性说明理由并接受司法审查

征收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征收决定中应当对其作出充分说明，以合理论证征收行为的公益性。如果被征收人对此产生合理质疑，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公益目的与正当程序是土地征收中两个独立的要件，但“公益目的”需要通过正当程序中的说明理由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来实现，因此从广义上说，这也是土地征收正当程序的一部分内容。

（三）征收决定以及补偿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制度

广义上的公众参与，除了政治参与外还必须包括所有关于公共利益、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参与。土地法上的公众参与原则，是指公众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到一切与自身权益相关的开发决策等活动之中，并有权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和救济，以防止决策的盲目性，使得该项决策符合广大公众的切身利益和需要。在进行公众参与制度设计时，需要格外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法律需规定与公众参与配套的详细可操作性的程序设计。在美国，公众参与的形式：通告———评论程序、协商程序、必要的事前告知和听证会程序、环境品质风险评估（EQA），专家出具的评估研究报告（Findings），都有法定的步骤。

第二，需注重参与过程的协商性，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投票。

（四）预付款制度

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先补偿后征收是一项重要的原则。所谓的预付款是指赔偿价金的给付应在征收机关实际取得所有权并占有土地以前进行，该价金一经协商确定或经法院以及赔偿委员会等机构予以确定，即应在占有之前给付。预付款制度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可以给所有权以妥善保障，二是防止行政当局拖延工程。

三、土地征收中的程序性问题及改革建议

与以上各国的立法和实践相比，我国土地征收的不足之处有：

1.机关在实践中的听证不完善。正如王锡锌所评价的： （ 我国的听证程序） 只借用了西方国家的听证之“名”，而不具有听证的结构、程序以及功能之 “实”，最后演变为主管机关对各方参与者进行的一种具有咨询意味的讨论或者论证。

2.征地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公众参与。在行政机关行使征收权的过程中，应当遵循信息充分公开，利益相关人有效参与等原则，并为被征土地的利益相关人提供充分的参与机会和参与平台。我国的征地程序各环节中公众参与的制度设计却十分薄弱。

3.国家代替土地开发者事先介入征收程序，形成政府的“阻断效应”，以至于自愿协议出让制度和被征收人的买回权难以有效行使。

4.没有规定预付款制度。我国《土地管理法》并没有规定征地预付款制度。而且按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其中也并没有规定将补偿款提存在法院。该项规定说明政府在未经补偿的情况下实施征收行为也是合法的，无可厚非。

（三）完善我国土地征收程序的改革建议

1.完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美国的土地征收补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只要要求补偿者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损失是由政府的征地造成的，并且得到陪审团或者法官支持，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补偿。我国的土地征收补偿仅限于直接损失，比如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等，其他间接造成的损失是不予补偿的。两者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补偿面较宽。

美国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是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值来确定的，如果市场价值无法确定，那就会按照它实际会获得的收益来进行补偿，这个实际所获得的收益包括直接和间接两种收益。而我国的补偿标准是按照土地当前的收益价值，它并没有考虑土地用途变更之后的增值收益，因此会损害被征收者的权益。

2.完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现在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对集体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做了明确规定，这为具体实践中的补偿范围和标准提供了法律依据，我国也应当向此靠拢，最合适的应当是公平补偿原则，应当以市场价格作为参考来提高补偿标准。笔者认为可以参照美国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同时要综合考虑被征收土地者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3.严格界定公共利益

在我国的《宪法》和《土地管理法》中都谈到了，国家可以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或者征用土地。然而我国的各项法律中，都没有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规定和解释，这就为以后的实践埋下了很大的隐患，有些地方政府就会故意曲解公共利益的概念，随意征收土地，所以严格的鉴定公共利益是当务之急。

4.完善补偿的市场化标准

市场经济中，商品价格随着市场的波动变化较大。土地作为不动产，有其独特的价值，但我国目前的补偿制度中并没有引入市场机制，只是就直接的价值补偿，这导致被征收者利益的损失，进而会导致群众对征地的不支持、不配合。笔者认为在土地征收补偿中引入市场机制，不仅可以充分维护群众的利益，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地方政府克扣补偿费用的情况，调动群众对征地的积极性。

5.完善听证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

土地征用法律程序篇4

2011年1月19日国务院第141次常务会议通过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进行规范，新条例宣告了“拆迁时代”的终结，开启了全新的“征收时代”。但是，既然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集体土地上征收与拆迁问题自然不在其视野之内，但城市扩张带来的拆迁，绝大多数却是在集体土地上发生，法律的严重滞后，也是导致血拆得不到遏制的主因。显失公平的耕地补偿标准、同地不同价的差别待遇、农民维权途径不畅通成为冲突频发的引擎。所以，完善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法律也是亟待进行的，本文试图从界定公共利益、建立正当性的土地征收程序以及争议解决救济机制、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四个方面对此尝试进行有益的探索。

一、严格控制公共利益的范围

对于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来说，界定公共利益的意义在于，农村土地资源不可再生且正在急剧减少，必须以极其慎重的态度去征收，最大限度的节制利用，故国家法律规定只有为公共利益所需时，才可以征收。但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界定模糊，实践中公共利益被泛化，公共利益是征地启动之前提条件，必须加以明确。

新近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8条以列举的方式给出了公共利益的范围。此可为农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提供借鉴。但是，鉴于农村集体土地对农民的至关重要性，所有不与农民利益相关者，都不得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中被界定为“公共利益”。

二、建立正当性的土地征收程序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五章的内容以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存在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建设用地及征地申请，土地部门拟定“一书四方案”：由土地使用者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逐步上报有批准权限的人民政府。建设单位持建设项目的有关批准文件，向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拟订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用土地方案和供地方案。

第二个阶段是“两公告一登记”，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

第三个阶段是征地补偿，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四个阶段是土地征收、变更土地登记。土地使用者应当依法申请土地登记。

以上四个阶段在程序的透明性，农民的参与程度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完善：

第一，要完善农民的参与程序。

首先，公告与通知程序提前。应要求征地公告环节提前，土地征收的目的和补偿标准、安置方案应向社会公告，不予公告的，被征地农民有权拒绝征地。不仅在批准征地之前要预公告，批准之后也应当公告，而且应当采取合适的办法直接通知被征地农民，防止被征地农民因未能及时看到公告而不知情。

其次，完善参与程序。为了确保农村集体土地强制性征地的公平性，在现行的制度环境下，创造积极的进入机制，将农民纳入到土地征收谈判中来，给其以平等的主体地位，是推进土地征收制度改进的关键所在。有必要设置公开透明的程序，建立与被征地农民集体和农户的协商程序，以允许相关当事人有机会参与征地补偿的谈判，并让他们得到相关的信息。

第二，要完善听证制度。

行政机关进行某些活动之前必须告知可能受不利影响的相对人有关情况，并提供听证的机会，以及由一个没有偏私的、独立的裁判者来主持程序和作出决定，其目的是为了保障程序的公平和公正。所以听证当然也是土地征收过程的重要程序。行政机关在行使土地征收权力给公民权利带来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被征地农民的意见，只有公正地听取了受不利影响的被征地农民的意见后，权力的行使才有效。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农民一项至关重要的权利；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征收无异于剥夺了农民生产和生活来源。因此建议参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将听证程序纳入必经程序，并且无需被征地人申请而可以主动进行。

在完善农民参与程度的同时还应当建立征地程序违法责任机制。程序义务的履行以责任的约束为前提。在立法层面建立征地程序违法机制，有利于避免那种规避法律甚至故意违反征地程序的行为出现。首先，对违反征地程序的行政人员，应当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其次，因为违反征地程序而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应当纳入国家补偿的范围，国家进行补偿后，应当向相应的责任人员进行追偿。

三、拓展多元化解决途径并建立补偿纠纷争端解决机制

土地征用法律程序篇5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发展，各级政府对农村土地的大量征收，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本文对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法律进行了分析，归纳出我国法律对农村土地征收的强制性、目的性、合法性和补偿性，发现农村土地征收现存的弊端，并提出一定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

土地征收;法律特征;补偿方式;合法程序;监督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城镇化建设的步伐逐步加快，各级政府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为建设城镇、工厂以及工业园区等建筑，需要征收大量土地，而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农村土地征收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可能引发大量的纠纷。

一、我国土地征收的法律特征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是推进社会主义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在《宪法》中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土地管理法》中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物权法》中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从以上法律法规中，可以看出我国对土地征收，是以补偿为前提，以实现公共利益为基础，将农村集体土地强制征收成为国家所有，具有强制性、目的性、合法性和补偿性四点法律特征。

(一)土地征收的强制性

从上文提到的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对农村土地征收的实施方是国家，国家是有权并依照法律法规，可以对农村土地实施强行征收，被征地的一方必须完全服从。因此，国家对农村土地的征收是带有强制性特征的，但强制征收土地必须在法律规定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基础之上，这就是土地征收的第二个特征———目的性。

(二)土地征收的目的性

判断国家及各级政府在征收农村土地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其标准和依据就是判断所谓“公共利益的需求”，这是对土地进行征收的前提和基础。由于城市化的不断扩张，以及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建设、工业区建设等用地的不足，都导致了对农村土地的征收逐渐扩张。因此，只有明确是为公共谋求利益的目的，对农村土地实行征收，才能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三)土地征收的合法性

在各国立法中，对土地的征收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程序进行。我国践行的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按照正规的法律程序对农村土地进行征收，才能防止滥用权力的现象发生，才能保障土地征收的过程能够顺利进行，同时也能保证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正性。

(四)土地征收的补偿性

上文所列出的如《宪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了，如果对土地实行了征收，那么就必须对被征收者给予一定的补偿。即使征地行为是为了集体的公共利益，但少数人势必会因此而受到利益损害。所以必须对被征地者进行补偿，践行民法公平、正义的原则。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是我国对公共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其意义之重大，在对土地征收进行中，保证对权力的合法行使、对土地和资源的合理分配及利用、以及平衡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都起到了关键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我国农村土地征收中的弊端及完善建议

(一)关于农村土地征收的程序方面

在对农村土地征收中，涉及到国家、集体和农民三方，由于目的、利益等诸多原因，三方之间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方面矛盾和纠纷，最为凸显的矛盾就是关于征收补偿费的问题。目前，我国在对农村土地征收中，还有很多程序缺失的现象存在，农民的权益受到侵害，无法得到保障。首先，被征地的农民个人，对土地征收的决策并没有参与权。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农村土地的征用是在“公共利益”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那么公众对其“公共利益”的合理性就应有权参与。在国外，在征地前政府公告，派专职专员进行一系列审查，召开听证，被征地者可以参加其中的所有过程并表达自己的要求。所以，笔者认为应该本着“协商优先”的原则，让被征地者真正参与到意见征求和土地征收的过程中。其次在发生土地纠纷和矛盾时，要保证被征地者有可以申诉和寻求司法救济的部门。如果被征地者对整个过程的合法性和补偿等问题有异议，应有专门的机构来受理此类申诉，这样才可以化解农民的矛盾，保护农民的权益。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是土地征收顺利进行的保障。

(二)关于农村土地征地的补偿方面

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中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土地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以及“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不难看出，这种补偿标准较为落后，已经无法满足和适应现今市场经济大环境下的发展和需要。改革开发以来，整个中国的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农村社会的经济形势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依据上文中的补偿标准，农民所能获得到的征地补偿范围极为狭窄，得到的经济补偿和土地征用后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相差极其悬殊。另外《土地管理法》中提到的“保持原有生活水平”，并没有为农民身份的人民群众进行可持续发展的考虑。在中国农村，大多数农民从业能力非常有限，在失地的情况下，近乎等同于失业，无法从事其他行业来维持生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经济的日益繁荣，农民想要一直保持“原有生活水平”近乎于不可能。因此，应提高对被征地者的补偿，才能真正对农民的利益提供有效的保障。具体来看，除去法律已经规定的补偿外，增加社会保障费用、再教育和培训费用以及土地增值费用，才能让农民切实的享受到土地增值后的价值。

(三)关于农村土地征收的监督体制

目前我国还缺乏对土地征收的进行系统监督、管理的政府执法部门，对权力依法进行监督是限制权力滥用的重要保证。在对农村土地征收前，要严格控制对土地的审批权，实行责任制，并切实落实到个人;为征地补偿费专门设置专用账户，并纳入到银行体系，使农民集体可以发挥监督作用;政府应设置土地执法监督和咨询的机构，让农民可以充分咨询和表达诉求，同时也可以加强对土地征收的执法和监察力度。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现代社会，针对我国现行的关于农村土地征收的法律法规特征，其实际存在的弊端，从法治建设角度和社会实践角度，都应该尽快建构和完善相关的法律程序、补偿标准和监督体制，保障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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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征用法律程序篇6

关键词：集体土地征收；现状；征地程序；补偿制度

由于现行集体土地征收的法律和政策规定等制度缺陷及政府在征地实践中的弊端，导致农民土地权益频繁受损。失去土地的同时，农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社会身份无所依托，就会成为一个就业困难、没有保障的社会新群体，这将是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注。

一、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机制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集体土地征收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保护耕地与非农建设占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因征地引发的信访居高不下，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都暴露出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上制度性的缺陷，有关法规规定严重滞后于现实需要。以下就来分析一下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

我国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集体土地征收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但具体什么事业符合“公共利益”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实践中政府借“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土地征收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集体土地征收程序缺乏具体规定

土地征收应该具有严格的法律操作程序，但我国宪法中虽规定征收是依“法律规定”进行，《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有关土地征收程序的规定更是简单、粗糙，土地征收程序在法规中与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建设用地审批程序等其他内容混杂在一块，缺乏条理性和清晰度。由于法律上缺乏明晰规定，导致政府在决定土地规划和征收时，缺乏公开的听证程序；在确定征收补偿时，缺乏中立的评估机构，补偿价格都是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征收及利益分配机制还缺乏应有的司法救济程序，很有可能损害农民的土地权益。正是由于法律程序的缺位，导致在集体土地征收的过程中严重剥夺了被征农民的知情权、参加权、申诉权，这就难免导致纠纷的发生。

（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过低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补偿费以征地年产值为标准。因我国农业粗放经营、农业效率不高，以年产值为标准的补偿费用必定偏低。这也是导致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征收方与被征收方矛盾尖锐的主要原因，农民对过低的征地补偿难以理解。而与此相对比的是，集体土地被低价征收后，土地出让收益则高出很多。这种不平衡造就了土地补偿费与土地出让收益之间的巨大差距，巨大的差距也就意味着政府所能获得的巨大利益，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

（四）政府在征收程序中权力集中，暗箱操作，腐败滋生

政府在征收过程中集众多角色与一身，既是征收决定者，又是补偿标准制定者，还是正义的裁决者，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的征收权得不到程序的制约，权力容易被滥用。在完全市场化的土地出让市场，通过出让土地能够获得巨大利益，这就驱动了一些地方政府为卖地而征地的行为。地方政府成为“卖地财政”。政府官员与开发商“共同运作”使许多非公益目的的用地以公益目的的名义被征收。在利益面前不少官员铤而走险收受贿赂，为违法的征收行为保驾护航，部分政府将土地以低廉的价格用来招商引资以实现自己的政绩。

二、对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的一些建议

土地征收所造成的矛盾，既有其历史客观原因，也有其现实的利益因素驱导，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现阶段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发现存在问题，并着手去应对解决，在保持社会和谐、经济稳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完善土地征收制度。

（一）提升农民的法制观念及了解政策的意识

在现实中了解到，因为农民的法制意识薄弱或者对国家相关的征地及征地补偿制度不了解，虽然觉得征地的程序或者补偿不合理，可往往拿不出相关知识出来而蒙受损失。这就不仅需要农民自己主动去了解国家的一些切实关乎自身利益的法规政策，而且，各级政府应该将国家颁布的相关法规政策及时宣传到位，提升村民的法律意识，避免在征地过程中出现不和谐的事件发生。

（二）制定《土地利用规划法》，明确土地用途规划的产生和变更程序

土地用途管制是指国家为保证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通过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划定土地用途区，确定土地使用限制条件，并要求土地的所有者、使用者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土地用途利用土地的制度。虽然中国土地管理法也确立了相应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但是对于土地用途规划的制定、变更程序以及用途规划变更的附随补偿义务等都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因此，中国应尽快制定土地利用规划法，完善土地用途的产生和变更程序，明确用途规划变更的补偿义务。

（三）制定《土地征收法》，确立科学合理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

必须由法律来规定按市场价格为补偿计算标准的制度，同时要实现安置方式的多样化。世界各国的土地征收补偿均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补偿的计算标准，并且同时也建立了完善的市场价格评估机制。中国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完整转让权后，必然建立与之对应的以土地市场价值为补偿基准的补偿标准。此外，还应当实现土地征收补偿方式的多样化。从中国目前各地的实际做法来看，留地补偿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补偿安置方式。因此，中国应当确立多元化的征地补偿安置方式。

（四）公平合理地进行土地征收补偿

为确保被征收者在因征收而受到权益侵害时可以获得补偿，法律必须规定补偿的范围、标准、种类等条款。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权益，首先，对于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而言，应采公平补偿方式，由被征地方与用地方以平等主体的方式对土地价格、地上物价值、搬迁费用等进行一系列的要约与承诺来完成，这种方式也最能充分体现土地所有者及使用者的权能，也很好地维护了谈判双方的利益。其次，法律应该明确土地征收补偿的范围，不仅包括土地的价格，而且青苗及附着物补偿费、新菜地开发建设、移民安置补助费等都应包括在补偿的范围内。再次，明确土地征收补偿的发放主体，尽管土地的所有权为农民集体组织所有，但土地征收也损害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所以，土地补偿费用也应该分配给农民一部分，针对出现的农民坐吃山空的现象，农民此部分的收益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的形式实现。集体土地征收对于农民而言，最根本的影响在于其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基本生产资料，而非简单的财产权益丧失。其对于农民长远的生产生活有根本性的改变效果。因此，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不仅要考虑农民丧失的集体土地自身的价值，更应当从农民日后生计的维护和可持续发展角度为农民的长远利益提供保障。而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就自不待言。最后，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发放方式也鼓励创新，我国主要实行货币化的安置方式，但由于现在农民未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以及农民个体的长远利益，在符合法律规定和适应本地实际情况的前提下，鼓励多种模式的补偿办法。

（五）提高征地程序的透明度，完善征地听证制度

我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在涉及到征收公民财产权益的时候，必须赋予其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定权，因此必须提高征地程序的透明度，完善征地听证制度，以减少或消除征用与被征用者的矛盾，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防止权利的滥用。举行听证会，倾听大众的心声及解释为何要这样做，这不仅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更在消除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误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政策的科学性及可行性提供依托。所以，完善我国征地的听证制度，在当前显得迫切而必要，政府可以通过听证会公布相关的政策依据解释相关补偿制度，村民可以提出对项目的疑问和建议，通过这样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征地的矛盾，为决策的合理性提供实在的依据。

通过分析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明确我们完善法律制度的方向，借鉴和吸收国外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先进经验，可以规范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的转变，保护集体、农民的土地权益，缩小城乡差距，加速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的进程，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用地保障的同时，对保持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富博.土地征收的私权保护——兼论我国土地立法的完善[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1).

土地征用法律程序篇7

【关键词】农村土地征用；城镇化建设；社会转型；法律对策

【中图分类号】DF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3-0099-2

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日益推进，农村部分土地逐渐变为高新技术企业用地、高速路占地、房地产用地，尤其在城乡结合的边缘，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本文拟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农村不动产征用过程中的法律对策进行研讨，以期提出解决矛盾的路径措施，求教与学界同仁。

一般来讲，土地征用是一种政府行政行为，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农村土地征用日益体现着政府主导下的经济行为”。政府正是通过土地征用实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整合土地资源市场的目的。也就是政府在担当农村土地宏观调控的角色，而这一角色的理解从经济法的角度理解，就是在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与农民私有财产权的平衡，也就是公法与私法的较量。然而一直以来我国农民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的立宪精神与现有的土地征用制度存在一定矛盾，所以不仅要实现农村土地征用过程的形式公平程序公平，更重要的是实现对农民权益的合法保护，即实现实质公平。

一、农村土地征用的法律界定

物权法中的征用。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该修正案第22条第3款还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修改案区别使用征收和征用，认为对集体土地和私有财产都可以适用征收。依据物权法第42条，征收的前提是公共利益需要。公共利益的基本特征是不特定公众可以享有或享受的利益。征收的对象限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征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物权法第44条规定了征用。征用是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征用限于抢险、救灾、战争等社会紧急需要；征用是临时使用，紧急事项完成后，被征用的物品应当返还，因毁损、灭失不能返还要给予赔偿；征用对象可以是不动产，也可以是动产；征用应当支付占用、使用费，即适当补偿。但在实践中征用目的并非如此，大多数只是建设目的。由此可见，征收和征用实现两种不同目的，是国家对限制私人所有权合法的两种手段。征收不存在返还而征用有返还使用权的特殊性。应有效的区分征用和征收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切实满足“无地”农民的生存需要。

土地管理法中的征用。在土地管理法的总则中即确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征收土地是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并依法给予被征收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一定补偿的行为。征收土地是一种国家行为，是法律授予政府专有的权力，除了国家可以依法对农民的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收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征收土地。征收土地不是向农民购买土地，被征收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但必须给予补偿。征用农用地的，必须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如果中央和省两级已依法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则可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这里表明，转用是征用的前提条件，如果农用地不被转用，则国家无须征用农民集体的土地。从征用主体上看，国家征用土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二、农村土地征用中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法律法规中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对于农村土地征用实行严格限制，但在具体的实践中滥用公共利益目的、土地补偿费受益者不明、土地征用未批先做等现象屡见不鲜，那么农村集体土地是否会在征用过程中逐渐缩小再缩小，农村土地征用的评价体系应从哪些方面展开等等众多问题亟待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加以讨论。

公共利益的界定模糊。从以上相关法律法规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仍显欠缺。公共利益已从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狭义的概念扩大到所有经济建设。法律赋予国家以“公共利益”为名征用任何土地来用于任何建设的权力。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任何经济活动都有一定的公益性，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许多人的自利行为合成为促进繁荣的公益行为。国家机关正是以此作为不当征地的最好理由，把公共利益扩展到所有经济建设，把市场主体的商业投资亦视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从而频繁地使用征用手段。法律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给国家机关权力寻租以借口，导致了土地征收权的极端滥用。《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虽然明确提出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缩小征地范围，农民可参与开发经营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的非公益性项目用地，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但征地范围无限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势头难遏制。

土地补偿费受益者不确定。随着农村人口城市化加剧，这与农村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不变的政策矛盾重重，许多农村青年因上学、婚嫁、工作、死亡等户口迁移或注销，但承包土地数未动，因出生、婚嫁新增加的另一部分农村人口没有承包地。也就是说在农村，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不一定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不一定实际承包土地，这种状况将在我国农村长期存在。面对现实，机械的以实际承包土地者或者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户口者为土地补偿费分配对象，无法平衡相关利益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救济措施不健全。目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至二十四条规定，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属于人民法院管辖，属于民事诉讼范围。而且在近几年的诉讼案件中，70%的案件都是关于土地征用后的补偿费问题。并不是所有土地征用的案件都受理。另一方面在各级国土资源部门都设有受理点，也可以通过行政复议的方式解决。但农民作为弱势群体，认为“民告官”不实际，一般很少提请行政复议。

三、完善土地征用法律制度的措施

明晰公共利益的界限。我们认为公共利益可以有两种界定。第一类是纯公共利益，包括国防设备军事设施；交通、水利、能源设施；教育、学术及慈善事业，公共卫生事业，第二类为准公共利益，包括政府及其公共建筑；其他由政府或民间举办的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事业。只有基于以上两类公共利益，土地征用的行为才能被视为合法；对于非公益性的建设项目用地，按照规划用途和市场规则，只能通过土地交易获得土地使用权，需要关注的是，以保障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法律制度，又有维护文化为目的和维护公民一般福祉为目的之别.前者如文化遗产保护，后者如公共事业所为的公用征收。因此，征用客体如果是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认定的名胜古迹，即使出于纯公益性，也不得征用。其理由在于名胜古迹有着大量宝贵的文化历史价值，具有不可让渡性和不受时效约束性，而且因为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社会属性远远超出其经济属性，且以市级为标准，比较适合我国土地征用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协调。限定土地征用范围，严格区分公益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方可征用土地，不得为经营性用地动用征用权，不得通过征地牟利。土地征用主要应限于下列公益事项：国家投资的各类重点建设项目以及直接满足公共需要并列入国家计划的集资建设项目（例如水利建设项目）；公共能源、交通、供电、供水、供暖等公用事业和其他市政建设项目；国防事业；公共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城市建设等社会公益事业；各级国家机关建筑用地。

制定规划目录。鉴于现行征地制度存在公共利益被扩大和滥用的现象，建议有关部门在现行《划拨用地目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征收征用土地目录》，从源头上加以控制，严格使用国家征地权限，确保征收征用土地为公共利益所需。同时强化规划、计划在土地管理中的作用。无论是为公共利益征收的土地还是非公共利益使用的土地，都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以有效控制建设用地总量。

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保障农民在民主决策中的权利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应该拥有参与及决策的民利，这一方面体现了宪法赋予公民享有的平等参与全国性和地方性事务的管理和决策的权利，另一方面体现了基层民主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自治性的民主政治权利。农村土地征用涉及到千家万户农民的利益，因此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保障农民在民主决策中的权利就显得十分必要。实践中政府应从三个方面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一是加强对农村土地征用的审批程序和审批检查力度，从源头上抓好城市建设规划审批，划定永久性农田保护区，全面落实占补平衡要求，尤其是要加强对所谓“公共利益”的审核，严格监管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的滥用行政权力的问题；二是增加农村土地征用的听证程序，弱化政府的行政职能和主导作用，应当考虑设计专门针对征地目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听证程序，设计制定补偿方案的听证程序，充分听取和考虑被征地人的意愿。听证的具体步骤可以参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听证程序举行，邀请与征地行为本身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主持，被征用的主体可以就涉及内容提出自己的意见，双方充分予以交流。若征地主体不能举证证明其征地目的的正当性或者举证不充分，征地不应得到批准。征地主体不能证明补偿方案的可行性，土地征用程序就不能启动；三是加强农村土地征用的民主性，充分尊重土地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意愿，强化其参与作用。作为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人，农民对土地征用这一对其自身有巨大影响的事项的意见应被尊重和考虑。

【参考文献】

[1]许芝萍.社会转型期农村土地征用法律对策探析[J]，河北法学，2013（1）.

土地征用法律程序篇8

关键词：土地征用、和谐社会、法制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总书记在视察贵州的讲话还特别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前最主要的是解决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工程移民安置等突出的问题。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和谐社会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和人民日报的相关社论都提到，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的社会，要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切实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切实实现和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里，本文想以土地征用法制为例，证明依法治国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

一、目前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由土地征用导致

目前中国存在一定的社会不稳定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农村的土地征用。

1、政府资料提供的证明

1999年12月，国土资源部在《关于加强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说：“些地方还存在滥用征地权、征地补偿标准不合法、征地补偿安置不落实、侵犯农民权益等问题，群众反映十分强烈。”[1]但是几年之后，情况并没有很大的改善，以至于国土资源部《关于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通知》（2002年7月）还指出：“当前，一些地方征地工作存在补偿低、费用不到位、安置不落实等问题，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由此引发群众上访、集体上访的情况时有发生，影响了社会稳定。”[2]

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在《浙江省土地征用的基本情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征地诱发的矛盾和纠纷不断上升。据该厅室统计，反映征地补偿与安置问题的来信，2001年比2000年上升了14.5%，2002年比2001年上升了80%：因土地征用问题而来省上访的，2002年比2001年批数上升41%,人数增加59.90%。据该厅对全省2002年受理反映征地问题的1862件来信来访分析，群众意见主要集中在：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占58.5；征地补偿费分配不合理，古14.4；征地程序不合法，占法12.7；征地拆迁补偿与纠纷，占12.3：其他28件，占2.1。[3]

2、别人研究提供的证明

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和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课题组，联合对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形势进行了专题研究。课题组通过研究中央某媒体观众电话记录、中央某媒体观众来信、对进京上访农民的专项问卷调查、课题组自己收到的农民控告信件、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等，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日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例如，课题组从中央某媒体和课题组收到的1434封有关农村土地的上访信中随机抽取837封进行了具体的定量分析。从中得知，目前有关农村土地问题的争议，主要有征地和占地两大类型；属于征地方面的纠纷是目前农民反映的主要问题，占总数的60.1％。又如，课题组收集的2004年以来130起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有87起是因土地而发生的警农冲突，占总数的66.9%。[4]

3、我的调查提供的证明

笔者目前正在贵阳市某区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社会稳定的调查研究。在实地调查中，我们经常遇到因为土地征用而产生的严重社会矛盾。有的矛盾甚至严重到只有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才能解决的程度。

例一：J村。1992年，该村10户村民的60来亩土地某工厂占用了，当时的协议期限是10年。这土地是村里卖给铁厂的，农民根本不知道，只知道土地已经被卖了，补偿费已经按照每家的名字存在信用社里。有的村民不愿意，但是不行。2002年，期限已经满了。村民要求转非，或者增加青苗费补偿，或者增加生补助活费，或者增加就业机会。但是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就到工厂去闹，工厂因此停工一年多。2003年8月底又才重新开工。重新开工的那天，政府去了很多干部，派了很多警察，还准备了救护车和医生，一副准备镇压暴乱的样子。后来，几个平常闹腾比较厉害的村民被政府抓去了，其中3人被拘留15天，2人坐牢一年半。

例二：X村。2004年10月22日，X村M组里一下子被政府抓去了6个人，其中4个被拘留，2个被关在监狱里。原因什么呢？原来，M小组境内有一块坡地不久前被征用，征地补偿全部付给了村里，而不是组里。村里一分钱都没有给村民组。本组村民去闹之后，村里答应分给组里一部分补偿，但是目前仍然没有兑现。村里为什么不愿意把补偿分给组里和组里村民呢？原来，村委会认为这块坡地是村里的集体土地，而农民认为这块坡地应该属于本组。冲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关于被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理解有比较大的差异。群众不满意，就去静坐，不准土地平整工程开工。开发商在1年左右时间里，7次试图进驻工地，但是都没有成功，因为经常有村民堵路、堵工。后来，在政府干部和暴力机关的保护下，企业强行进行了平整土地工程的开工。开工那天，来了防暴队的、检察院的，还有医生和救护车，大有生死战的派头。此外，在W村调查时无论是镇干部还是村居民，都多次提到土地征用过程中的矛盾。

另外，我还想提供贵州省H县的一次因为征地而出现的矛盾。2004年11月8日，我在H县某镇搞社会调查。下午，我急于赶回贵阳，可是我们坐的车在县城以北的路边等了很久。还有很多其他的车辆也停在路边。原来，前面的路被农民堵住了，不让车辆通过，已经几个小时了。我到现场后看到，果然有很多农民把路堵了。他们有的站，有的坐，既不喊什么口号，也不打什么标语，就是在那里静静地集中。我问农民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们说是因为征地修路。我正要进一步了解情况，干部就过来干涉了。出事地点经以北的路上，被堵的车辆很多，给很多人带来了不便。

二、矛盾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土地征用法制不健全

我国之所以在这些年出现大量的土地征用矛盾，如果从法治角度看，我认为主要是由土地征用法制不健全造成的。

1、立法不合理

首先，立法的指导思想存在偏差。一方面，这表现为赋予了政府以过多过大的权力，同时给予农村集体和农民的权利过少过小，如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的确定，政府有单独决定的权力。另一方面，这表现农村集体的权力太多太大，而农民的权利太少太小。在土地承包经营中，农民的权利非常大，但是在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分配中，农民并不能自然得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其次，立法的内容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第一，土地征用的范围过宽。现行制度从法律上保障政府垄断着土地一级市场，无沦公益用地还是商业经营用地都一概沿用计划经济时代强制征地的老办法。这直接违背我国宪法关于土地征用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的规定。[5]第二，土地征用程序不健全。现行土地征用程序基本是内部程序，已有的征地与补偿安置公告、补偿安置方案、听取意见等也都是事后程序。土地征用过程中老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完全由政府说了算。现行土地征用立法对裁决征地纠纷的规定过于原则，往往导致纠纷无法解决。第三，征地补偿制度滞后。2004年以前，宪法对补偿未作明确规定。补偿立法漏洞较多，许多应当予以补偿的情形没有相应的立法规定。补偿立法层次过多，各层级的规范文件都可以设定补偿。政府单方定价导致补偿标准不合理。补偿金发放程序存在缺陷，特别是环节过多，时限不明确。

再次，从立法形式上看，土地征用立法不集中，不权威。中国没有集中统一的《土地征用法》，而法国、日本等国家有这样的法律。集中的法律可以为行政官员、法官、律师、当事人、社会掌握法律提供极大的方便。中国土地征用法律的很多规范层次不高，达不到严格的法律的层次，很多内容（例如关于征用非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均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规定，不少内容只能在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找到，有的甚至只能在行政规范中找到。[6]

2、执法不严格

虽然我国土地征用立法存在各种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土地征用还是有法可依的。前些年存在大量的土地征用纠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关政府和政府部门执法不严，没有履行依法行政的义务。

政府执法不严有很多表现。第一，违反公共目的，多征、滥征土地。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1997年至2010年全国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控制指2950万亩。然而，仅1997年至2001年就已占用了1351万亩，占45.8%。按照这一速度，这个指标到2005年就要用完。[7]第二，违反合理的审批程序。《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征用农业用地的基本审批程序，但在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不按审批程序进行。我国的广大农村中，县、乡、镇政府对农村土地享有绝对的权力，很多时候便会出现政府擅自占用土地、买卖土地等非法转让土地和越权审批，或先征后批，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占地的现象。第三，违反合理的土地征用程序，剥夺农村集体和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第四，违反补偿标准，只给农民非常低的征地补偿。土地征用的具体补偿标准主要是由行政机关裁量，非常容易造成任意降低补偿标准的现象。现在，土地明明已是价比黄金，而向农民征用时却以粮食的价格来计算补偿。这实际上无异于巧取豪夺。

3、司法无力度

我国的土地征用活动之所以经常诱发严重的社会矛盾，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有关的司法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现是：第一，没有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违宪审查权。这样，一些关于土地征用的不合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就得不到及时的改进。第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案件受理范围比较有限，法院往往因此回避棘手的土地征用纠纷，常常以不予受理拒绝解决土地征用纠纷。例如，四川自贡土地征用案件中（自贡市政府授权自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对城市规划区内19平方公里的居民房屋进行拆迁，但补偿标准却相当低），被征地民众4次提讼，1次申请复议，均得到不予受理的答复。[8]通过该案我们不仅看到了农民对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执着，也看到了司法保障在农村土地征用问题上的无力。第三，我国的法院在经费和编制上不能独立于地方政府，这就使法院在土地征用问题上无法公正地司法。第四，即使做出了有利于百姓的判决，由于受整个中国体制的制约，也比较难于执行。

近几年，人民法院受理涉及农村土地征用的案件的数量呈递增的趋势，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困难重重。农民为了寻求救济的途径，不得不采取上访甚至围攻政府、闹事的非正常途径。可见，如果想要很好地解决和处理纠纷，将司法审查引入农村土地征用纠纷之中，为农民寻求一种合理的司法救济途径，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守法有问题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部分被征用土地的农民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一是不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具体表现是私心太重，漫天要价。这使征地补偿的协议非常难于达成。二是不能全面理解土地征用法律体系的构成。他们对国家的法律往往比较能够把握，但是对于行政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往往没有足够的了解。例如，在H县的一次土地征用纠纷中，愤怒的农民塞给我的法律法规不是省市的规定，而是《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规定》。乡镇干部也是这样抱怨农民的。三是对于土地征用补偿中的区别对待[9]（此地不同于彼地、城市不同于乡村、大城市不同于小城市、内地不同于沿海）往往不能彻底理解。因此，往往存不满。四是一些农民，由于文化不高、经验有限，对于从事农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往往没有信心，因此或者要求很高的社会保障，或者干脆不想让土地被征。五是一些农民法律程序意识比较单薄，在遇到土地权属纠纷时，不习惯按照法律的程序决定土地的权属，在遇到不满意的补偿标准时不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而是喜欢采用堵路、堵工等明显违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三、为了减少社会矛盾，必须大力完善土地征用法制

要解决土地征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减少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必须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具体而言，应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1、完善立法，改革土地征用制度

我国的土地征用立法需要完善的地方很多，如立法指导思想应该注意控制政府的权力、保证人民的权利，立法形式应该更加集中、更加统一，立法层次应该更高级、更权威。从内容上看，应该从以下方面去完善。

第一，限定土地征用范围。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方可征用土地，不得为经营性用地动用征用权，不得通过征地牟利。应该通过列举的方式指出公益事项。也应该以列举的方式指出不得通过土地征用获得土地的商业书项。对于商业用地，应利用市场机制解决。

第二，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完善行政内部民主，征地项目必需通过决定征地机关正式的会议程序通过。土地规划方案、征用土地的用途以及补偿金的确定程序应增加透明度，必须有事前公告、听证等环节。完善村级民主制度，凡涉及处置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管理事项、土地征用协议以及土地征用补偿安置方案，必须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第三，完善土地征用补偿。首先，要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要在确认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权利的基础上，依照市场价格来确定补偿金。其次，丰富补偿方式。国家鼓励通过租赁等方式满足公益用地的需要。征用土地除采用一次性金钱补偿方式外，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也可以选择其他补偿方式。再次，改革补偿金发放的方式，土地征用的补偿金应在法定期限内全部、直接发放给被征用土地的农民。

2、加强监督，认真执行土地征用法规

认真执法就是没有偏差地执行目前土地征用规律的各种规定。第一，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审批土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不得下放土地审批权。严禁规避法定审批权限。第二，完善征地补偿办法。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采取切实措施，使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第三，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具体办法，使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有保障。第四，健全征地程序。在征地过程中，要维护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益。政府要履行告知、听证、公示等义务。第五，加强对征地实施过程的监管。征地补偿安置不落实的，不得强行使用被征土地。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严格执法，也包括法理意义上的法，因为任何法律都可能有遗漏、含糊和滞后等不足，行政机关和机关工作人员如果没有正确的法律价值观念，就会利用法律的不足谋取自身不正当的利益。

为了使行政机关和机关工作人员能够严格执行土地征用法律，必须加强对土地征用法律执行的监督力度。目前的情况是监督查处的力度非常不够，受处罚率仅为千分之几。[10]所以，应该多管齐下，加强对土地征用执法的监督。各级党委要加大对土地征用的纪律检查力度。各级人大和人大常委会更应该对土地征用执法的检查。各级政府、各级行政监察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也应该加强监督，各自履行相应的监督职责。还应该加强对土地征用的监督。

3、改革制度，保证土地征用司法公正

为了从司法角度保证减少因为土地征用而出现的社会矛盾，就必须改革有关的司法制度，特别是行政诉讼制度。

第一，建立有限的司法审查权。中国没有司法审查制度，即法院没有对法律的违宪审查权。可以考虑建立有限的司法审查权，即法院有权对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地方规章的违法情况进行审查，并且主要根据宪法和法律对土地征用行政诉讼案件进行审判。第二，扩大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我国应该修改行政诉讼法，扩大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范围。这样才能避免被征地人民寻求法律之外的非正常解决渠道。第三，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司法独立。应该尽快改革中国法院的经费制度、人事制度和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同一的制度，使法院保持事实上的独立。第四，认真解决行政判决执行难问题。执行是行政诉讼的最后一环，只有将判决的内容付诸实施，行政纠纷才能最终得到解决。第五，实行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现今，人民法院在审理农村土地征用的案件时，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有着不同的结果。比较妥当的办法是实行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这样更有利于行政相对人。

此外，还应该加强执政党、人大、检察院和社会对土地征用纠纷司法救济活动的监督，以便防止法官和法院的徇情枉法和贪赃枉法现象。

4、加强教育，促进土地征用法律的遵守

这里是指加强对农民的土地征用法律教育，因为被征用的土地都是农村集体的土地，而且绝大多数是已经被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

我国农民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对土地权属的认识有一定的偏差，往往认为土地是自己的，而不是集体的，往往把长期的使用权理解为所有权。因此，对于国家规定把土地征用补偿发给集体，有些不理解。第二，对土地征用的理解也有一定的偏差，往往把土地征用理解成平等的买卖，而对土地征用的强制性了解不够。第三，农民的经历和知识比较有限，对于国家管理的层次、对于各地和城乡之间的差别了解不多，因此对于地方与中央不同的规定，以及各地之间土地征用补偿的不同规定往往不了解。第四，按照目前中国社会的分层和流动机制，农民往往是知识和经济上的弱势群体，他们习惯于简单的农业劳动，对于非农业的劳动缺乏足够的了解、兴趣和信心。

应该根据农民的这些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土地征用法律教育。教育的内容，应该既有实体的，也有程序的；既有义务的，也有权利的。实体权利的教育，使农民积极支持土地征用工作；程序权利的教育，使农民知道如何履行自己的实体义务，保护自己的实体权利。实体义务和程序义务的教育可以使农民知道和遵循有关的规律。要特别注意让农民知道，土地和房屋是不动产，各地之间、城乡之间价格差别很大，地方法规与中央法律之间、各地法规之间也有比较大的差别，因此要有一定的差别心理承受能力。此外，还要特别加强对农民的非农业就业技能培训。

参考资料：

［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配套文件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78页。

［2］、《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配套文件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76页.

［3］、《浙江省土地征用的基本情况》

［4］、于建嵘：《土地问题己成农民维权抗争焦点——关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形势的一项专题研究》。

［5］、江平主编的《中国土地立法研究》（中国政法人学出版社1999年4月）比较早也比较详细第分析了中国土地征用范围上存在的问题。

［6］、例如，《政策法规小宝典：征地补偿安置》（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1月）收录的39个文件中，属于法律的只有4个；属于中央文件的，只有15个；24个地方文件，有的是地方性法规，有的是地方政府规章，有的只是行政规范。

［7］、沈开举：《土地征用问题严重》

［8］、详细情况可以参见吕婷朱海宏的文章《对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现状的反思》的叙述。

土地征用法律程序篇9

关键词：财产征收；公共利益；正当程序

财产征收是剥夺被征收人的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必须要有程序来保障其合法性与正当性。财产征收的程序是对被征收人的一种法律程序保障，是财产征收制度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征收程序备受各国立法的重视。财产征收程序的设置既要在规范和制约行政机关行使财产征收权的同时有效实现财产征收的目的，又要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维持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同时，财产征收程序在体现公正的基础上还要追求效率。

1 国外财产征收程序立法概况

1.1 法国的财产征收立法概况

财产征收程序比较复杂和完备的国家应属法国。因财产征收强迫被征收人移转不动产所有权，而按照法国传统观念，只有普通法院才是私人自由和财产的最可靠的保障主体。经过普通法院审查后才可剥夺私人的财产权。基于此，法国的财产征收分为两个阶段：行政阶段和司法阶段。财产征收的行政阶段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审批财产征收的目的；二是确定可以移转的不动产。行政阶段中共设置4个程序：①事前调查。它是财产征收程序的开始，目的在于收集必要的信息，以供决定批准公用目的的参考，没有经过事先调查而批准的财产征收无效。②批准公用目的。这是行政阶段最主要的环节，是财产征收合法进行的前提，也是法院裁决所有权移转的依据。⑧具置的调查。在做出可以移转不动产的决定前，还要经过一次调查，确定可以移转的不动产的具置，以及应受补偿的所有者和其他权利人，并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④可以移转的决定。根据具置调查的结论，决定可以移转的不动产的界限，但不发生实际转让的效果。财产征收程序的司法阶段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即移转不动产的裁决及补偿金的确定。

1.2　美国的财产征收补偿程序的立法概况

在美国，征收主要分两种形式：第一种称为pohee power，通常直译为警察权，是政府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安全、伦理以及福利而无偿对所有人的财产施以限制乃至剥夺的行为。第二种是有偿征收，英文称为eminedomalndemnalion，指政府依法有偿取得财产所有人的财产的行为。我们讨论的主要是指第二种征收形式。美国联邦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关于有偿征收(eminent do-main)的规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该修正案规定了征收的3个要件：正当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law)、公平补偿(just compen-safion)以及公共使用(publle use)。

首先，什么是正当的法律程序?通收行为应当遵循以下步骤：①预先通告；②政府方对征收财产进行评估；③向被征收方送交评估报告并提出补偿价金的初次要约。被征收方可以提出反要约；④召开公开的听证会(public hearing)说明征收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⑤如果政府和被征收方在补偿数额上无法达成协议，通常由政府方将案件送交法院处理。为了不影响公共利益，政府方可以预先向法庭支付一笔适当数额的补偿金作为定金，请求法庭在最终判决前提前取得被征收财产。除非财产所有人可以举证说明该定金的数额过低，法庭将维持定金的数额不变；⑥法庭要求双方分别聘请的独立资产评估师提出评估报告并在法庭当庭交换；⑦双方最后一次进行补偿价金的平等协商，为和解争取最后的努力；⑧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将由普通公民组成的民事陪审团来确定“合理的补偿”价金数；⑨判决生效后。政府在30天内支付补偿价金并取得被征收的财产。

第二，公平补偿(juet compensation)。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①主体的公平。即有权得到补偿的不仅仅包括财产的所有人。还应当包括财产相关的收益人，如房地产的承租人。②客体的公平，即取得补偿的对象不仅仅包括房地产本身，还应当包括房地产的附加物，以及与该房地产商有关的无形资产(good will)。③估价的公平，这是指法律要求补偿的价金应当以“公平的市场价值(fair market value)”为依据。至于什么才是公平的市场价值，目前最有效的方式是：双方分别聘请的独立的资产评估师提出评估报告，如果各自的评估报告结论相差悬殊，则由法庭组成的陪审团裁定。

第三，公共使用。在此，法律对公共使用的内涵采用了广义的解释。首先，公共使用的规则排除了政府利用行政权利损害某个个体利益的同时使另一个体收益，比如征收a的住房给b开设零售商店，就不能构成公共使用。但公共使用并不意味着政府征收的财产只能或给一般公众使用，政府征收财产又立即转让给多数私人使用。同样构成公共使用。

2　中国财产征收程序的立法现状及完善

由于中国长期“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从而导致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程序问题都不受重视。在财产征收补偿领域，本身立法规定就较为欠缺，已有征收补偿规范有概括、原则，很不具体，导致财产征收补偿程序往往无法可依，甚至有了规定也得不到很好的执行。违反正当程序是中国财产征收补偿过程中一个突出的违法问题。此外，中国已有财产征收补偿立法的指导思想存在严重问题，这直接影响到财产征收补偿程序立法的科学合理设计。中国财产征收补偿制度的设定通常是以方便公权力行使、强化国家管理为目标，以公权力为本位的色彩较为浓厚，公平服务理念和公民权利保护意识较为淡薄。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土地征收补偿、城市拆迁补偿等方面。

2.1 中国土地征收程序的立法现状

土地征收程序的设置正是为了平衡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并促进土地征收的顺利进行，带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征收程序在土地征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对土地征收的程序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国土资源部又了《征用土地公告办法》与《国土资源听证办法》，对征地补偿程序作了部分规定。1998年《土地管理法》对土地征收程序进行了修改。因此，《土地管理法》修改后，中国就存在单独选址建设项目征地程序和为实施城镇建设规划分批次征地程序两种不同的征地程序。中国在2003年12月30日颁布了《国土资源听证规定》(2004年5月1日起施行)，规定了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听证的事项。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但针对土地征收合法性能否举行听证未明确规定，土地征收程序透明度和公示性不够、土地征收范围过宽以及征地受偿主体不明确等等。

2.2　中国土地征收程序的立法

正当的法律程序能够提供一种有效的监督，并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还能使相对人积极参与到土地征收法律行为中，从而使相对人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因此程序的完善在土地征收制度中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应该借鉴先进国家成功的立法经验。吸收中国实践操作中成熟、合理的部分，补充、完善土地征收程序，使中国的土地征收程序更细致、科学和具有操作性。具体如下：

一是将土地征收程序明晰化。中国大陆地区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在土地征收法律中专设“征收程序”的章节。将土地征收程序清晰、集中的规定下来，并将其与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建设用地审批程序等内容作更为明显的区分。=是设立土地原所有人(收)买回权程序。为了防止假借公用事业的名义滥用征收权，应赋予被征收土地的原所有人，在需用土地人逾期不使用或不按原征收核准的目的使用时，有以相当对价收回其土地所有权的权利，即收回权。中国《土地管理法》既然为土地的使用权已规定了收回程序，则更有必要设立农地所有权的收回程序。具体行使的要件包括：申请主体、适用买回权的情形、申请的期限、受理机关。此外，“无救济就无权利”，为了保障买回权的实际享有，立法还应规定倘若申请人买回的要求遭到拒绝，可以申请复议，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三是土地征收范围的决定。政府有关部门应将决定征收的土地的范围予以公告并通知被征收者，允许被征收者乃至社会公众提出异议。如果对征地范围有争议的，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复议或者申诉，对复议或者申诉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当然，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这样的规定，既有利于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加强对其约束，防止其滥用征收权，同时也为被征收者提供了有力的救济途径，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四是土地征收的补偿。征收者与被征收者对征地的补偿标准等问题进行谈判、协商，由政府和农户选派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共同确定征收赔偿方案，意见不一时，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裁定，以保证补偿方案的公正性。五是土地征收的执行与完成。如果双方达成协议或法院裁决维持征收决定，则可确定具体征收事宜。首先，由需用地人按照补偿方案缴纳土地征收补偿费用，之后双方到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登记，需用地人获得征收土地的所有权。同时，也要设置科学、合理的救济措施，保证在被征收者存有争议时，可以通过多种救济途径，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允许被征收者采取复议、申诉或者诉讼等救济措施。在条件成熟时，还可设立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征地仲裁机构，主持有关征地过程中产生的异议仲裁，以更好地维护被征地者的合法利益。同时，中国可以考虑在政府内设立专门负责土地征收事务的机构，对土地征收进行统一管理。

综上所述，科学合理的征收程序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当前中国的土地征收程序尚存在不少缺陷，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完善。以构建严格、周密的土地征收程序。进一步补充、完善土地征收程序中的具体制度。

2.3　中国现行房屋拆迁程序的立法

土地征用法律程序篇10

关键词：集体土地征收；现状；征收机制；建议

一、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机制的问题分析

1.1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我国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集体土地征收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但具体什么事业符合“公共利益”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实践中政府借“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土地征收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1.2集体土地征收程序缺乏具体规定。土地征收应该具有严格的法律操作程序，但我国宪法中虽规定征收是依“法律规定”进行，《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有关土地征收程序的规定更是简单、粗糙，土地征收程序在法规中与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建设用地审批程序等其他内容混杂在一块，缺乏条理性和清晰度。由于法律上缺乏明晰规定，导致政府在决定土地规划和征收时，缺乏公开的听证程序；在确定征收补偿时，缺乏中立的评估机构，补偿价格都是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征收及利益分配机制还缺乏应有的司法救济程序，很有可能损害农民的土地权益。正是由于法律程序的缺位，导致在集体土地征收的过程中严重剥夺了被征农民的知情权、参加权、申诉权，这就难免导致纠纷的发生。

1.3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过低。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补偿费以征地年产值为标准。因我国农业粗放经营、农业效率不高，以年产值为标准的补偿费用必定偏低。这也是导致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征收方与被征收方矛盾尖锐的主要原因，农民对过低的征地补偿难以理解。而与此相对比的是，集体土地被低价征收后，土地出让收益则高出很多。这种不平衡造就了土地补偿费与土地出让收益之间的巨大差距，巨大的差距也就意味着政府所能获得的巨大利益，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

1.4政府在征收程序中权力集中，腐败现象严重。政府在征收过程中集众多角色与一身，既是征收决定者，又是补偿标准制定者，还是正义的裁决者，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的征收权得不到程序的制约，权力容易被滥用。在完全市场化的土地出让市场，通过出让土地能够获得巨大利益，这就驱动了一些地方政府为卖地而征地的行为。地方政府成为“卖地财政”。政府官员与开发商“共同运作”使许多非公益目的的用地以公益目的的名义被征收。在利益面前不少官员铤而走险收受贿赂，为违法的征收行为保驾护航，部分政府将土地以低廉的价格用来招商引资以实现自己的政绩。

1.5土地征收程序不规范，缺乏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规定：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用土地方案，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在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村予以公告，听取被征用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而事实上在征收土地的过程中，法律法规的实施与实际工作不衔接，补偿一方与被补偿一方之间利益冲突很多，操作起来非常棘手，这也是近年来土地上访案件逐渐增多的原因之一。

二、对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的一些建议

土地征收所造成的矛盾，既有其历史客观原因，也有其现实的利益因素驱导，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现阶段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发现存在问题，并着手去应对解决，在保持社会和谐、经济稳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完善土地征收制度。

2.1 制定《土地利用规划法》，明确土地用途规划的产生和变更程序。在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用地”的前提下，加大力度盘活城市土地存量市场，开放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市场来解决项目用地。

2.2 制定《土地征收法》，确立科学合理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必须由法律来规定按市场价格为补偿计算标准的制度，同时要实现安置方式的多样化。世界各国的土地征收补偿均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补偿的计算标准，并且同时也建立了完善的市场价格评估机制。中国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完整转让权后，必然建立与之对应的以土地市场价值为补偿基准的补偿标准。此外，还应当实现土地征收补偿方式的多样化。从中国目前各地的实际做法来看，留地补偿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补偿安置方式。因此，中国应当确立多元化的征地补偿安置方式。

2.3以农用地市场价格作为确定土地征收补偿有关费用的基本依据。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建立完善土地市场，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格为依据，实行公平补偿。在公平补偿原则下，征收补偿费包括两部分：土地的市场价格和相关补助费。土地的市场价格是指某一宗特定土地处于现状土地利用条件下、在公开市场中所有权形态所具有的无限年期的正常市场价格。相关补助费应是因征地而导致搬迁费用、新的工作的前期费用以及农地中一些尚未折旧完毕的投资，对农村建设用地（如宅基地）则还包括建筑物的补偿费。

2.4合理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收益，明确界定产权是实现征地补偿有关费用合理分配的关键。通过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或地籍调查查清各权利主体的土地边界、面积、位置、四至等基本情况，使其不被他人侵害，从而使权利主体真正享有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集体土地对农民而言不单是生产资料，还是保障资料。土地征收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永久性转移，农民将永远失去土地的经营权，失去生活的可靠来源和保障。因此在土地补偿中应考虑这一特殊性，使补偿收益更多地偏向失地农民，并指导他们合理使用这部分收益，用于再就业及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得份额应用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可进行乡镇企业的建设，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2.5我国实行土地征收制度，其他相关措施也要跟上，才能使其顺利地通行。一是建立城市土地储备制度之后，真正实现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一级市场，通过土地储备机构在城市存量土地市场上采取“回收、收购、置换、整理”方式取得的土地发展经济建设。此外，我国实行土地征收制度，其他相关措施也要跟上，才能使其顺利地通行。二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建立集体土地产权市场，尤其是要建立和开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但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用途管制。三是加快我国农用地定级估价的步伐，以促进农用地市场迅速发育并成熟，使我国土地征收制度更加科学合理。四是应尽快出台土地征收方面的法律，尽快建立以法律机制和经济机制为纽带的土地征收制度。

2.6 提高征地程序的透明度，完善征地听证制度。我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在涉及到征收公民财产权益的时候，必须赋予其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定权，因此必须提高征地程序的透明度，完善征地听证制度，以减少或消除征用与被征用者的矛盾，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防止权利的滥用。举行听证会，倾听大众的心声及解释为何要这样做，这不仅是民主的一种体现，更在消除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误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政策的科学性及可行性提供依托。所以，完善我国征地的听证制度，在当前显得迫切而必要，政府可以通过听证会公布相关的政策依据解释相关补偿制度，村民可以提出对项目的疑问和建议，通过这样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征地的矛盾，为决策的合理性提供实在的依据。

三、结语

通过分析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明确我们完善法律制度的方向，借鉴和吸收国外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先进经验，可以规范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的转变，保护集体、农民的土地权益，缩小城乡差距，加速土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的进程，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用地保障的同时，对保持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富博.土地征收的私权保护——兼论我国土地立法的完善[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