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十篇

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篇1

关键词：当代文学；中世纪悖论；日常生活；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301-01

一、当代文学发展的“中世纪悖论”

作为一种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它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和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最大的特殊性，即当代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水融。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当代文学发展一个不容回避的“中世纪悖论”。

“中世纪悖论”是指在欧洲中世纪宗教为了宣扬教义，扩大影响，扩展宗教版图，借助世俗化、日常生活化的情感、形象话语。在中世纪，这种策略获得了极佳效果。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发现情感和形象话语在扩大教会影响的同时，也削弱了宗教教义的深度和严肃性。中国当代文学是在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要通过文学方式获得人民的认可。因此，党的文艺政策方针，乃至建国后的几次大的批判运动都是在进行这种文学秩序的构建。而当代文学为了达到深入民心的效果，必须借助“日常生活”这一法宝。“三红一创”中的人物形象就是当时作家对现实日常生活和战争生活的审美想象的典型。鲜活的革命理想，欢畅的政治追求已经成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文学诉求。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快速发展，人民政治热情空前提高，政治因素在文学中也逐渐走向极端。期间，文学文艺的创作已成为政治工作。甚至连文艺演出文学阅读都成为政治任务。样板戏的创作和演出都是在一整套国家政治指导下产生的。文学文艺创作的手法只剩下了三结合，即领导出政策，群众出生活，作家出创作。这样的操作流程导致了整个时期主流文坛出现一种政治声音掩盖全部的事实。当代文学跳出了“中世纪悖论”的怪圈，却陷入了一种政治大于一切的癫狂境地。日常生活作为曾经的温馨许诺，作为意识形态得以广泛深入的手段和策略，一旦失去，其后果就是时期的文学创作的停滞。日常生活已经失去了作为文学策略和选择的必经之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可以直接占据文学的顶端。于是，期间文学走向直接沦为政治的传声筒。

二、日常生活从建构到意识形态的狂欢

人们反思文学时，“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顺理成章地成为必经的过程。这一过程还是借助于“日常生活”实现的。只是需要特别指出，新时期的日常生活表达与五六十年代有着极大地不同。物质匮乏的五六十年代，刚刚从战火中重生的中国靠着人们对新中国的美好期待，靠着美好生活的许诺开始了当代文学最初的日常生活想象。而新时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政治主题进一步宽松，当代文学结束了日常生活的否定，回到了常态。在当代批判反思的历史过程中，对日常生活的重构实际上参与了社会历史秩序的主体性的恢复，同时也参与了当代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

一个显著地事实，抽象化或者具体化被意识形态改写的日常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存，作为人的主体性复归的一个窗口，早已成为当代文学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朦胧诗人的创作其实也是在对日常生活的觉醒中开始的，北岛发出“我是一个人”的呼喊。不难发现之后的“新写实主义”、“新历史主义”也与“日常生活化”当代文学发展逻辑别有渊源。这一时期对真实性、主体性的重新认识，事实上已参与了对当代文学秩序的重建和新意识形态话语的塑造。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就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古华《芙蓉镇》中，胡玉音的经历就是当代文化语境中一代人的缩影。一批新写实、新历史小说实际上也就是日常生活的两种想象：一个立足于当下现实，一个关注于历史。

八十年代前期，日常生活作为对“革命语境”的颠覆，一直扮演着消灭政治影响的角色。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逐渐成为当代文学的主题。当时看来，日常生活真实性就等同于历史真实性，日常生活想象也就是文学化过程，也其本身也就是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实际上，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就是通过回归日常生活得以实现的。但八十年代后期，精神文明滞后于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其精神危机集中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新写实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以致第三代诗歌书写中。当代文学的日常生活化已经逐渐开始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参与到新的政治的构建。日常生活开始成为人的一个宿命，普通人根本无法走出这种生活限定的处境，而只有对日常生活的认同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他们实际上也在进一步将日常生活本质化，一整套现行的政治下的观念借此得以逐渐形成。日常生活的平面化和无意义，也就成为池莉、方方等一大批作家所共同感受到的真实。日常生活由无数个偶然和片段构成，物质和欲望是人生活中最大的动力。这种新的日常生活经验和观念的形成，事实上已经在新的政治语境中建构了新的意识形态，由此迎合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新的政治需求。改革需要稳定，当代文学则建立了一个超稳定的日常生活审美范式和文学经验，巩固了日益成熟的资本意识。诗人与作家共同巩固了日常生活神话，塑造了世俗化的审美理想。这一股强大的创作潮流连同社会思潮一起共同构造了一种日常生活神话和政治想象。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日常生活作为文化话语形式，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的话语功能。八十年代初期，它解构了以往的宏大叙事，作为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过程的主要手段。八十年代后期，它又通过不断地解构自身，事实上参与了新的当代意识形态的建构。用日常生活改造文学观念，同时又用文学观念改造了日常生活，这种相互的改写过程就是新的文学规范和秩序建立的过程。不同的文化语境，它们产生了不同的话语功能。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两个过程都是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发展，赢得相应的话语权力，适应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文学手段。所以，当代文学发展进入了九十年代，日常生活实际上成为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逐渐丧失了它原有的批判功能。

结语

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同构异质――当代文学史发展的逻辑起点

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篇2

一、了解作者生平遭遇，准确理解文本

作者的生平遭遇和时代背景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作品的创作，作者也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政治主张蕴涵在作品里面。

如《报任安书》里作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自己不马上复信，就是因为作者的自身遭遇。作者遭受了宫刑，这是奇耻大辱，也就是说司马迁已经是一个废人了，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作为人的尊严已丧失殆尽；而当时社会又有“刑不上大夫”之说，受了宫刑，又不“解决”，这在当时是要受社会尤其是士大夫的嘲讽和讥笑的。因此在当时，司马迁受到的心理压力是非常之大的。更重要的是，他还背负“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即著书立说之重任，“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就因这个，他忍受住了社会的嘲讽，直面现实。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能很好理解《报任安书》的选材以及作者的感情及坚强不屈的勇士精神。

可以这样说，作者的生平遭遇、时代背景直接影响了他的思想品格，影响了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而这种品格或审美观反过来又影响或左右他对事物的评判，影响他对时代环境、社会制度的评判。这种评判自然而然地存在于文本中，或者说，文本成了他评判事物的载体。所以，不但要知人，更要知世。只有真正的知人、知世，才能谈得上知人论世，才能谈得上论文。

二、了解作者思想品格，正确理解人物形象

作者的思想影响或决定了作品的主题。文如其人，人品如何，文品就如何。文以载道，信什么“道”，就或多或少地在文本里表现这种“道”。

《屈原列传》里大加描写、渲染屈原的忠贞爱国，其间体现出的不屈不挠、宁死不愿同流合污的品格，就有司马迁受到屈辱后坚持理想的影子。反过来，司马迁就是要通过屈原的不屈精神来表现自己当时坚持理想的信念，或者因自己坚持理想而使作品有了不屈的品格。同样的例子我们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里也找得到。诗里为何会有“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为什么“幸福”要从明天开始？这都源于他的思想，源于他对社会主流的把握和对事物所持的评判态度。由此可见，了解作者思想品格方面的常识，有助于准确把握文本里的人物形象，进而把握文本主题。

三、有助于把握文本的文学技巧

作者的思想、遭遇、时代特点影响了作品的表现形式。作者的观点、思想要通过作品来表现，或直白，或含蓄，这些都和作者面临的生活、政治上的遭遇密切相关。

晚唐诗人李商隐一生政治失意，希望受到君王的重视却又屡遭冷遇，《贾生》里“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有李商隐对自己不被重用的苦闷和不满。但在当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时代，他只能借贾谊的遭遇来喻指自己。这种因时代局限而决定文本的表现形式的例子从古至今比比皆是。“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中以“硕鼠”比贪婪奴隶主，源于当时的社会制度；闻一多《死水》里含蓄、反复手法的运用，鲁迅《纪念刘和珍君》里含蓄而蕴藉的描写，都是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当代朦胧诗的出现，更印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四、拉近文本和读者之间的距离

某些作品创作年代久远，要快速地把握作品有一定的难度，文学常识可以拉近读者与文本主题及技巧使用的距离。对于时代久远的作品的理解，如果我们了解相关的文学常识，就较容易理解和分析文本。如《氓》里的女子到底是属于被弃还是自决的形象，这形象有何时代意义？这都要通过文学常识来缩短时代与文本形象意义理解的距离。同样，没有相关的常识，是很难理解鲁迅“漏船载酒泛中流”的处境的。

五、写作也要知人论世

这里的“知”有玩味、评价之意。只有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才能准确分析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反过来，有写作的体会和经验，对作品的玩味鉴赏才更确切，更进一层，才能真正达到披文入情的境界。这些都离不开文学常识的丰富与充实。平时作文常无米下锅，即便是教材里的名人，也知之不多，只知道作者的名号、时代、国别或至多记得流派之类的，而对其生平品格等重要的常识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所以评述只能停留在表面上，不能透彻地分析人物在面对事物时表现出的态度、品格、才情及对事物发展趋势的把握等，因此作文就显得肤浅。没有丰富的文学常识作基础，分析也要打折扣。

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篇3

【关键词】 “大分时代”；语文学科知识；重构设想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 （2014） 22-0015-05

2008年，江苏作文由60分升到70分，高考语文总分变为160分（理科） /200分（文科）；2013年，北京高考新方案出台，语文总分由150分增至180分。 2014年，随着各地高考、各高校自主招生新方案的推出，2017年高考“大分语文”宏图出现在了我们视野。

从百年语文教育史看，语文学科知识主要有两个经典建构取向：一是语文学科的“语言形式”类知识取向，二是语文学科的“文化内容”类知识取向。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这两类知识属于语言运用的“形式工具”。语文“大分时代”，我们应该本着“精要、好懂、有用”的理念重构语文学科知识，做到语言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做到教学内容与考试方向的完美统一。

一、“大分时代”要重构“语言形式”类知识

近年高考语文命题过多依赖命题人的经验，试卷的设计水平不一，难易程度相差较大，因而距离命题科学性比较远。“大分时代”，语文命题要实现科学测量，将更多地运用先进的测量理论和科学的命题技术，而最容易被科学测量的应该是“语言形式”类知识。

“语言形式”类知识从理解与运用的层级上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小类：第一是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文字学、标点符号等语言基础知识；第二是修辞学、逻辑学、语用学、口语交际学等语言运用类知识；第三是表现手法、篇章结构等单项或者综合阅读鉴赏类知识；第四是写作手法、文学评论等文章学方面的知识。

1. “语言基础”类知识。“语言基础”类知识是最基础的，如考查现代汉语语音、现代汉语字形与字义、标点符号使用、基于具体语境的词语或者成语运用、基于相关语境的语病辨析等。这是每个中国学生应该熟练掌握的知识。相应的，高考也应将其列为必考的内容。比如“词汇学”，顾黄初先生当年曾强调：“有目的地讲解有关汉语词汇的基础理论知识，使学生能掌握规律，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大分时代”，这类知识考查的面相应的将会扩大，考试的实景将是“面大量广”。以标点符号使用来说，高考多年不考，标点符号在中学也不教学。其实，用好标点符号也是一门学问。2014年相当多的省市考查了这方面知识。比如2013年浙江卷中，李清明的散文《牛铃叮当》中标点符号运用就非常活泼――

【高考材料】

待你坐好，水牛还不忘摆动头角，“嗯呀――嗯呀”撒娇般地叫唤几声，牛铃也会“叮当――叮当”地响个不停。

这句中使用的十处标点非常规范。同时，也因为使用了标点符号，使得行文语言简洁明快，清新亮丽。而中学生标点符号使用如何呢？答案是――相当混乱，缺少规范。而如果语文学科建构了这一类“学科基础知识”，不仅学生在课堂上能够掌握知识，辨别使用；语文学科教学更能接地气、看到希望。试想，连最基础的语文知识都不熟练掌握的人，怎能幸福地生活在汉语语言的世界中？因此，重构这类知识的益处在于，一则通过课堂学习，学生可以丰富相应的语文学科知识，二则课堂学习与语文考查实现了协调一致，可以大大促进语文学习的深入开展与学科教学效率的提升。

2. 语言运用类知识。第二类中，修辞学、逻辑学、语用学、口语交际学等是语言运用类知识，是最能体现学生语文素养的一块。这一块是阅读与写作等项目开展的最重要基础，也是评价学生语文生活质量与水平的关键要素。从2000～2014年高考看，许多省市将考试的内容指向了这个领域。如2013年浙江高考的第5题――

5.依次填入下面空格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

有地上之山水，有画上之山水，有梦中之山水，有胸中之山水。地上者妙在（），画上者妙在（ ），梦中者妙在（ ），胸中者妙在（ ）。

①位置自如 ②笔墨淋漓 ③景象变幻 ④丘壑深邃

“景象变幻”为什么要与“梦中之山水”搭配？“丘壑深邃”为什么要与“地上之山水”搭配？而“位置自如”为什么不能与“地上之山水”搭配？“笔墨淋漓” 为什么不能与“梦中之山水”搭配？要解答这一问题，就涉及修辞学、逻辑学、语用学综合运用的知识与经验。

而在教材中，我们在什么地方专门训练了学生运用这种知识解决问题的呢？在语文教材中，除了课文中天然存在的使用范例，还有没有具体的章节对这块知识进行专门的推介？教材中还有没有相应配套的运用类设计来训练学生？――没有知识系统性可说，没有训练针对性可言，也缺少与文本阅读教学环节的有效衔接，导致语文学科至今“教学效果很差”“收效不大”，学生“语文水平低”。广大一线教师的应对策略主要依靠参差不齐的民间或者各省出版社出版的高三或者初三“一轮语文复习用书”，或者依靠历年积累的高考语文试卷和高考模拟试卷。事实上，无论是“复习用书”还是高考命题，在知识考查的布局上，都没有连续性可言。

“大分时代”，这一类知识的考查，将会是“试卷创新”的重点。从2000～2014年的高考命题来看，这一块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考查经验，再加上修辞学、逻辑学、语用学、口语交际学等语言运用类知识的专门学习后，这方面的考题将会以更新的面目出现。而考题的解答，一定是建立在语言运用类知识相当扎实的学习经验上的。

3. 阅读鉴赏类单项知识。第三类阅读鉴赏类知识，是当前中学语文学科知识体系中最应该确定的知识，也是“大分时代”教学与考试的“重头戏”。从2000～2014年高考来看，文章学、文艺学方面的阅读鉴赏类知识在语文学科课堂上从来就没有解决好。表现手法、篇章结构、写作手法等文章学、文艺学方面的阅读鉴赏类知识，在当下教材中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具体训练系列。这一块知识，对师生来说就是一团“糊涂浆”。

而文章学、文艺学方面的阅读鉴赏类知识，在当下考试格局中一旦试题涉及，常常被定为“D”“E”“F”类能力层级。就高考来说，高考语文试卷一旦出现这类题目，考生得分率非常低。以江苏省2007年高考现代文命题为例，当年考查的是张笑天的哲理兼抒情散文《上善若水 》，其中第13题是这样的――

【高考命题】

⒔ 本文写的是都江堰，但不以描写见长，请具体说明它在艺术表现上有哪些特色。（6分）

【参考答案】

⒔ （6分）采用议论和抒情相结合的手法。托物言志：借都江堰表达对传统文化精髓的追怀；借古喻今：借都江堰表达对现实环境问题的忧思；虚实结合：借都江堰表达对人生的思考。

2007年江苏考生共54万人。此题6分，全省考生平均得0.27分，得分率仅为4.50%。而针对《上善若水 》设计的阅读题目共有23分，此年全省均分仅8.5分，得分率仅为36.96%。如果以此评价江苏省中学语文学科阅读教学水平，可以说是“全省不及格”。当年命题者以为出了个好题目，但考试结果一公布，命题者却又责怪高考考生没有扎实的知识储备，一线教师没有有效地、针对性的训练云云。其实，这就是语文学科知识“缺席”带来的“大悲剧”。从语文学科知识看，这个题本身就存在语文知识问题。按语文知识体系来说，散文“不以描写见长”，根据文章看，在“表达方式”上其“见长”的就只指向“议论和抒情相结合”这“一种”。而“议论和抒情相结合”这“一种”特征又怎能说是“哪些特色”呢。其二，“议论和抒情相结合”是有许多结合“方式”的。但“议论和抒情相结合”的“方式”知识，“命题者”认为有“托物言志”、“借古喻今”、“虚实结合”等。可教学的现实是，中学语文教材没有在这方面建构完整的知识体系，教师也不能依据自己的知识储备与经验来创新与丰富。而且“虚实结合”什么时候成为“议论和抒情相结合”的“方式”的，中学教材里“教学要求”中什么地方有交待的呢？――只有命题者知道。

所以，当一线教师都从没建立这种“方式” 知识时，学生又能从什么地方学来呢？学生在考场上只能凭借可怜的“答题经验”来应对试题，只能凭借柔弱的“大胆假设”来推测答案。语文学科知识“缺席”，使得学生在考场上只能任由命题人“戏弄”，任由阅卷人在阅卷时“宰割”。

4. 阅读鉴赏类综合知识。当语文学科知识大量进入中高考试卷，用学科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考查增多，有关语文学科知识的考查必将成为“一个时代”的新领域。

当下，我们的高中学生缺乏阅读鉴赏类综合知识。高考阅读鉴赏上命题题型单一，综合考查的力度不够，只是局限于琐碎的手法与情感分析；其次，高考命题依赖的材料太过“文学化”，视野不够宽（受制于整个语文教科书的文学偏重倾向）。有的省语文卷，六七道大题全是文学类，很少涉及其他鉴赏领域。这不利于培养现代复合性、综合性人才。

其实，就语文学科来说，除了文学涵养，还应该有哲学、历史、科技、社会、经济、时政等方面的综合素养。随着“大分时代”到来，阅读鉴赏类综合知识一定是高考命题的重大领域，也是高考分数大量增加的部分。

“大分时代”， 阅读鉴赏类综合知识的考查不仅仅是考查单项鉴赏知识，还将会有意识地考查高中学生读书的广度与深度情况，包括课外阅读、经典阅读。当下，有些省在这方面已经有“大胆”的尝试。如2013年四川卷第20题的考查就有“风向标”的示范作用。

20. 请从曹雪芹、贝多芬以及文学形象大卫・波菲尔中任选一人，续写下面的话。（6分）要求：①紧扣首句观点，符合所选人物境遇；②运用排比和反问修辞手法；③语意连贯，内容充实；④60～100字。

即使在最恶劣的境遇中，人仍然拥有一种不可剥夺的精神力量，这就是苦难带给人生的意义。

这道题可以说是考查综合运用阅读鉴赏类知识的新题。从所给出的曹雪芹、贝多芬及大卫・科波菲尔这些作家及音乐家的范畴来看，这种考查首先符合考试大纲对文学类知识的强化；其次符合新课标对学生文学修养的考察，是对中学生普遍以电子媒介为阅读基础方式的适时纠偏和强调；第三从考察的范围来看，中外作家都有，还涉及音乐领域，并且是将“排比和反问”等表达能力和文学修养、阅读面一同考查。“大分时代”，类似的考察读书情况的命题，肯定会增多。

5. 文章学类知识。当下中学作文教学，就系统知识传授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全线崩溃，全都是瞄准考试的套式训练，几乎人人喊打，又人人参与。我想，未来高考作文的命题者不会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充耳不闻。高考作文一定会回归理性：讲究知识经验，强化思辨，摒弃宿构、套作、模式化与文艺腔。

作文分值如果增加很多，比如考生面对的是分值为100的作文题，教师作文教学怎能在“知识领域”里“小放羊”“望天收”呢？对于大分值作文来说，围绕写作知识、篇章结构、写作手法等开展扎扎实实的学习与训练，才是正确的应对方式。对于“大分作文”，如果作文总分是100分，最有可能是一道70分的大作文，加一道30分的小作文或者叫“微写作”。这样，大小作文各有分工。大作文注重综合能力考察，小作文则指向应用或某一方面写作能力，一二百字，很灵活。这就更需要丰富的写作知识与作文设计技巧的强化了。

面对“大分时代”的挑战，中学语文教师，可以围绕以下几项展开思考或者重构：语音知识与语音练习；文字知识与字形训练；词语知识与词语运用训练；语法知识与语病辨析、句式变换；修辞知识与修辞鉴赏、运用；逻辑知识与逻辑训练；标点符号知识与相关训练；文章知识与篇章结构训练；作文设计知识与写作运用训练……

二、“大分时代”要重构“文化内容”类知识

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纲要”明确指出：“高中阶段，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为重点，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因此，读书不仅仅是增加知识，还表现为接受文化熏陶，开阔阅读视野。

事实上，读书状况最能体现高中学生的语文素养、文化内涵。而当前高考格局下，语文课只注重精读精讲，注重做题，扩展性读书很少，导致学生学语文却不怎么喜欢读文化类书。这样，语文素养、文化修养从何谈起？虽然高中课标提倡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整本的书，可是受制于高考内容却很难实施。“大分时代”是通过读书获得的丰富文化素养，理所当然要在高考中考查。因此，“大分时代”通过多渠道重构“文化内容”类知识迫在眉睫。

所谓“文化内容”类知识，是指语言运用中，涉及语言内容方面比较多的“形式工具”知识。这一类知识扬州大学王乃森教授认为可分为四个小类：文体常识、文学常识、文化常识、古今优秀名句等。

1.“文化常识”。 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并“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这就是说，“文化常识”的考查，已经成为国家意志。

从内容上看，“文化常识”涉及天文历法，年龄称谓，古代辞格等。仅“人物”称谓类知识，就是干扰文言阅读的棘手问题。比如“太监”，有的书上称“公公” 、“仁獭保 有的书上称“ 裙佟薄“ 中人”、“ 中官”，有的书上称“寺人”、“宦寺”、“ 阉宦”、“ 阉人”、“阉狗”等，这些称呼涉及较多的特定文化内容的理解。传统文化中的这方面知识，台湾当作国学上重要的一级进行教学。

2014年北京、江苏、广东等省高考放弃考查语音、语病，转而考查传统的诗句对仗、称谓文化等久未谋面的“稀客”。其实，这便是“文化常识”涉及的范畴。考查方向转变，依据的就是《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2.“文体常识”。 “文体常识”当下又称为“文章体式”，王荣生教授主张“按照文体样式”开展阅读教学。其目的就在于强化语文教学的文体意识，让学生习得文体方面的知识经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指出：“阅读篇幅较长的传统文化经典作品，提高古典文学和传统艺术鉴赏能力”，“了解传统艺术的丰富表现形式和特点”。从这方面看，“文体常识”就是非常好的考查载体与方向。

“文体常识”，按照时代可分为古代“文体常识”和现代“文体常识”。以《师说》为例，这是古代“序跋类”文体中的“赠序”。那么，“赠序”的起源、性质、内容、名篇便构成了“文体常识”。而“书信”等现代应用文也有着“文体常识”，比如书信的类型、标题、称呼、正文、结尾、署名和日期、标准信封填写等。

2014年高考考查中，“文体知识”或者“文章的段落结构常识”已经进入重点考查的视野。我们看2014年的全国大纲卷中对叶紫的《古渡头》的阅读考查――

（1）内容的分析与概括。（选择题，略）

（2）作品中的渡夫有哪些性格特点？

（3）作品是怎样叙述人的故事的？这样写有什么好处？请简要分析。

（4）作品为什么以渡夫的任情高歌为结尾？结合全文，谈谈你的看法。

在三个表述类题目中，有两个考查了“文体常识”。也就是说，学习与鉴赏作品中有关篇知识，将成为“大分语文”考查的新重点。因为这方面的“文体常识”恰恰可以考查考生“了解传统艺术的丰富表现形式和特点”。因此，“大分时代”语文学科应该引导学生学习“文体常识”，增强学生“文体常识”的意识。

3.“文学常识”。“大分时代”， “文学常识”将作为重要的语文学科知识出现在教学与考试的视野。因此，重构“文学常识”的格局，非常必要。

“文学常识”在2000年以前有所考查，但从2000～2014年高考来看，大部分省市不予考查。江苏自2008年以来，已经在文科加试中有所考查。“文学常识”可以分为国内和国外，或者可分为古代与现当代。新课程改革以来，“文学常识”基本被公开的课堂教学忽略。其实，“文学常识”不仅仅是记住作者的朝代、国籍、代表作等“作者简介”，如“梅村体的代表诗作是《圆圆曲》，作者是清代诗人吴伟业”。文学常识更多的是指文学分类，各种历史典故，作品特征，作者人格与创作风格，甚至作者的文学习惯。以韩愈来说，诸如他的“古文运动”、“古文风格” 、“诗歌成就”等内容，“推敲”、“惧高”、“谏迎佛骨”的掌故，“文道合一，以道为主”、“学习先秦两汉古文”、“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的写作主张等。

“大分语文”时代，“文学常识”可以怎么考查？最能说明这方面综合考查的，当数2014年的北京试卷的第7题――

7.“月”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意象，本题与“月”的意象相关，完成①―③题。

①有些诗句无“明月”二字，却写出“明月”之景，下列不具有这一特点的一项是（3分）

A.一轮霜影转庭梧，此夕羁人独向隅。B.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C.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D.皓魄当空宝镜升，云间仙籁寂无声。

②“秦时明月汉时关”意思是“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关”，下列与这一表现手法相同的一项是（2分）

A. 烟笼寒水月笼沙

B. 明月楼高休独倚

C. 一夜飞度镜湖月

D. 夜吟应觉月光寒

③《红楼梦》中，两位才女中秋月下联诗，其中一位被称作“多情西施”。她所写的“冷月葬花魂”诗句，正是其诗意而悲剧的人生的写照，此才女是（2分）

A.史湘云 B.林黛玉 C.薛宝钗 D.妙玉

这道题目，可以说是考查“文学常识”的典范。没有一定的诗歌鉴赏文化知识，考生完成不了第一小题的诗句选择；没有一定的古代互文等修辞文化常识，考生不能确定第二小题的答案为“A”；没有古典小说《红楼梦》的阅读感受，考生是确定不了“多情西施”所写的“冷月葬花魂”。因此，“文化常识”与“文学常识”的综合考查，是“大分语文”的新方向、新题型。而要做好这方向的应对，就要在“大分时代”重构语文知识体系。

关于 “文化常识”。 在2000年以前也有所考查，受到相当的重视。而从2000～2014年高考来看，大部分省市不予考查。江苏的文科加试偶有考查。而这一块在台湾的高中课堂上非常重视，几乎每一课都设有专门的“国学常识”（也包含大陆所说的“文学常识”）。同时，每所学校还专门开发基于古代作品学习的中国文化教材。 “大分时代”，如果语文学科要突出国学的地位，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在这方面的考查内容将更加丰富。

4.“古今优秀名句”。从2000～2014年高考来看，这方面的考查已经得到了师生与社会的认可。熟记“古今优秀名句”，的确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目前对于“名句名篇”的背诵，国家规定考查64篇。就篇目看，有的省市将其缩小为40篇。且各省赋分也不一，6分至8分。我们看2014年全国新课标卷出现的常见名句名篇的默写――

10.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6分）

（1） 《庄子・逍遥游》中以“朝菌”和“蟪蛄”为例来说明“小年”一词的两句是“? ， ”

（2）李白《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一诗经过大段的反复回旋，最后境界顿开，用“ ， ”两句表达了诗人的乐观和自信。

（3）在《赤壁赋》中，苏轼用“ ， ”两句概括了曹操的军队在攻破荆州后顺流而下的军容之盛。

此题在名句情境开展考查，用相关情境唤醒学生对名篇的记忆，考查形式非常利于考生在考场上思考。“大分时代”，“优秀名句”考查的“量”将要扩大，考查的“面”也要扩大，比如将指定中学生阅读的名著中的经典名句列为考查内容、比如将分值增加到10分，也未为不可。

当然，上述谈到的“文化内容”类知识，有的是与“语言形式”类知识交叉的，如文言句式知识、词类活用知识。由于这类知识在理解上往往又与内容分割不开，所以列入“文化内容”类。“文化内容” 类知识细化到中学语文课程中，应该有以下诸项：

文言知识与文言语感训练；文学知识与文学知识积累训练；文化知识与文化积累训练；三类文体阅读与阅读训练；名著阅读知识与阅读训练；语言交际知识与语言表达训练。

综上所述，当语文学科进入“大分时代”，重构语文学科知识体系是语文学科的新课题、新任务。语文教师就应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上述语文学科知识体系进行研究、整理，形成校本教材，合理布局在中学各学段、各个学期中，并用专门的时间引导学生学习相关的语文知识。同时，在课文阅读、写作实践等语文活动中，还要注意加以渗透、巩固，以达到借助文本阅读活用基本知识，借助写作夯实基本知识。再加上教学评价、教学检测过程中的具体明确的考查内容与方式促进，课堂就能够相对完整的建构起语文学科知识体系。而“大分”的语文考试改革，能否破解语文教学改革难题还尚待检验。但对于语文学科来说，重构知识体系，让语文学科知识进入课堂，应该是最好的应对。

参考文献：

[1] 王乃森等.语文知识系统的重构与阐释[J].中学语文，2007，（12）.

[2] 顾黄初. 要重视词汇教学[J].语文战线，1978，（5）.

[3] 吕叔湘.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N].人民日报，1978-3-16.

[4] 江苏教育考试院.2014年全国统一考试（江苏卷）说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11.

为提高基层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发展能力，推进校园大课间健身活动的开展，最近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启动“送培到基层”公益活动。该活动计划用2年时间，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的支持下，为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培训4万名“啦啦操”教师。

2014年5月底，短短两个月，在全国“啦啦操”委员会支持下，共派出专家180余人次，重庆、无锡、沈阳、郑州、南宁、徐州、满州里、蚌埠等40余个地市共完成中小学“啦啦操”教师培训8600余人，其中5568名教师考取“啦啦操”二级教练员和二级裁判员证书；陕西省还将“啦啦操”骨干教师培训增列入“国培计划”。

“办法总比困难多”，总结第一阶段“送培到基层”活动，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和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合作编创出版了9套“校园啦啦操示范套路”，解决了教材问题；全国“啦啦操”委员会制作了内含“操作指南、文件、视频、课程PPT”的工作包；建立了实时交流的微信群；完善了网上证书核准系统。

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篇4

到目前为止，教育界、学术界对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评选的热情居高不下，但是，评选越是激烈、众所纷纭，结果就是莫衷一是。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的建构的决定性因素是哪些呢？为此，本文对我国现当代的文学经典的建构进行了探析。

一、经典魅力和文学诠释互相颠覆

在古典文学界中，人们认为经典就是文学作品内部的艺术魅力，一旦确定，它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撼动的。但是，在现当代文学界中，人们认为经典是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的，每一个经典都有它本身的文化特色，因此，经典的建构是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它是一个开发的建构体系。在不断接受古典文学的过程中，人们总会不断点评、筛选、凝固、传播文学经典，随着时间的不断积累，人们的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观就会变得越来越固执。经过大量事实证明，文学经典的树立是在特定的时代、人群、环境、意识形态下树立的。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不断研究可知，一种流派对经典的诠释，即为对另一种流派的颠覆，而一种意识形态下的经典，即为对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压迫。在这种背景下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可以理解为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这是一种颠覆、诠释经典的现象。因此，如果仅仅重视文学经典的内在艺术魅力，只认可经典的美学规则，这根本是不足够的。

二、建构新文学经典的国家话语权力运作

文学作品成为经典之作的决定因素有很多，如作品本身、作品背后的文化霸权意识。对文学作品的经典化程序，这是由先觉的文人学士创造的，随着时间的累积，人们会渐渐接受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化，继而国家权力也认可该时期的主流文化，并对其进行大力推广。对于中国的新文学经典，它也是国家话语权力运作的结果。国家主流话语权力对现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每个时期的作家作品，常常要经过当时的政治意识的不断筛选，才能被编入教材中，记入文学史中。

三、现当代文学史叙事经典建构的建议

在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叙事过程中，叙事对象的选择、编入文学史的标准、作品经典化的促成要素，这些内容的价值无从下定，其难度也是非常大的。但是，通过研究以前现当代文学经典选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现当代文学家们应该制定现当代文学作品经典选择的标准，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一，仅仅为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工作问题而未拷人的命运的作品，是不能被评为文学经典的。无论哪个时期，这种作品要想成为人们反复阅读的作品，根本是不可能的。在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中，人们只会讲这种作品作为文学高峰的立足点，进而对时空进行眺望，而不会将其作为真正的文学经典。

第二，一些作品不能够激发当代人的审美兴趣，不能够和今天的现实进行对话的，我们不应该给予够高评价，不应该将其视为经典之作。例如，我国著名作家张爱玲、徐志摩，这两个人的写作手法是非常特殊的，后新时期的人们对其均表示认同，因此，自然文学史家，们就会对其给予高度重视；对于郭沫若作家所写的《凤凰涅磐》，人们对这个作品的形式、内容以及能否成为新时代诗文的经典就会表示怀疑。

第三，如果一个作品未能体现出人性之美，无法提高读者的素质，缺少人性的共识，是不能成为经典之作的。例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左翼作家“革命 +恋爱”这种简单的英雄传奇 ，后人是很难对其进行效仿的；赞赏暴力，作品中经常出现暴力、血腥场景的，这也是不足为训的；对于沈从文作家，在它的作品中，充分体现了人性之美，极大程度引发人们在精神上的共鸣，进而得以流传，成为经典之作。

第四，缺乏创新、内容的作品，即便一时再轰动，它也不能被评为经典之作。例如，对于一些对西方现代派、俄罗斯革命派作品进行效仿的作品，虽然这些作品能够激发新时代的生命力，但是很难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的需求，因此，这种作品也是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的。

第五，如果一个作品缺乏思想、人文精神，那么这种作品也是不可能成为文学经典的。在一个国家教育体制中，主要教育素材以文学经典为主，而同时要求教科书要充分体现出一种思想文化，同样地，文学史家也对文学的审美教化作用表示认可。例如，我国作家冰心，它的《爱的哲学》作品有助于未成年心理的健康成长。

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篇5

一文化意识的觉醒

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文化意识开始觉醒,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身份,随之而来的“文化热”则强化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提倡文学寻根的一批作家,例如阿城非常强调文化的身份塑型功能,①他们重新估量传统文化的价值,催生了学术界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探讨。虽然寻根作家关于民族文化传统断裂的观点存在着学理缺陷,但此种反思行为无疑是想从文化上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这种对文化传统的批判性反思,推动了80年代文化理论的研究。诸如文学界的“原型批评”、思想界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固态结构”、“忧患意识”、“乐感文化”、“伦理学本体论”、“启蒙与救亡二重奏”等论题,都从不同角度介入了文化理论研究;此外还出现了系统地从文化史的角度来反思传统文化的著作,比如冯天瑜主编的《中华文化史》等。

80年代的文化自觉推动了文化理论研究,承担了探询文化身份的历史根源的责任。到了90年代,面对西方文化研究的深远影响和国内大众文化的汹汹来势,中国学术界适时调整研究视域、更新方法,深化了理论探讨。

当中国学术界在80年代大量引进西方的学科化知识时,西方人文学术正发生着“文化论转向”。这场转向带来新的学术思维,致使关于当代文化表象的理论反思逐渐成为主流型的学术话语内涵,推动了文化研究的热潮。进入9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受到文化研究的冲击,突破了学科化知识的译介模式,开始引进文化学之类的跨学科知识,尤其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西马”的批判理论以及后现代大众文化理论等,这使得中国知识分子逐渐破解了追求学科知识自律性的“主体性”解放神话,而建构了以文化阐释为内涵的学科知识互涉的学术格局。90年代的文化理论研究从西方当论中获取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更多,因而它更加注重对当代社会处境下的文化生态予以观察和探讨,而不仅仅局限于考察文化身份的历史根源。90年代末,随着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伯明翰学派等理论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广泛,一些中青年学者,诸如陶东风、王岳川等人开始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考察中国的大众文化,铸就了文化理论的新视野。

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众文化悄然兴起,这也是推动文化理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90年代是一个精英主义消褪、世俗理性普及、商业伦理建构、文化产业登场的时代,大众文化在这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成长壮大。尽管曾有精英主义者提倡“人文精神”以对抗大众文化,但是大众文化的影响力和文化功能令人无法回避。大众文化将文化观念从经典典籍中释放出来,凸显了现实生活的文化意义,这是文化自觉的进一步表现。①人文学术界对大众文化加以考察,必然促使文化理论走向关注当代文化生态。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文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分子转型、技术化社会、媒体文化、大众文化、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新传统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身份危机、生态主义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诸种文化现象犹如一张症候谱系表,期待学者们去剖析、判断。新颖的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带来学术方法和文化观念的革命性变化,新型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构建出我们生活世界的新元素、新结构,这二者造就了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理论创新的局面。

纵观近30年来中国文化理论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这就是一部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历史。在我们日益觉醒的文化意识的推动下,中国学人最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当我们追随启蒙主义、现代性、全球化而走向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国力强盛时,我们遭遇了本土文化资源的合法化危机、民族文化身份的迷失以及技术霸权对人的异化,那么,我们怎样能够做到经济强大与文化自立的并举?就此而言,晚清以来的“体”、“用”之论,至今仍有思考的必要。

二文化研究:新观念与新方法的传入

促使国内文化理论研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文化研究的译介及影响。由R.威廉斯、R.霍加特等学者开启的文化研究思潮,改变了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以一种民粹主义的态度研究当代大众文化。伯明翰学派崛起后,文化研究又与后结构主义的诸种理论结合,形成了以当代大众文化为对象、以现代社会学为元理论的一种“后学”思潮。

文化研究将文化理解为“整体的人类生活方式”,因此该派学者强调对文化进行历史主义的或“文化唯物主义”的观察,将一种普遍联系的概念赋予文化和社会。这种学理倾向契合了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重新介入社会、链接历史和拆除学科边界的要求。9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被译介进入中国学界时,很快得到学者们的响应,出现了十余年的译介、接受并运用文化研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热潮。

文化研究给予中国文化理论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带来了文化理论在思想资源、知识依据、学术视域、阐释技术等方面的革命性变化。

首先,文化研究以其对当代大众文化的理论跟踪引导中国文化理论与评论界走出“文献学”视域,形成当代关照。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反思,其视野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因而后来的文化学研究也主要以文化人类学或文献学为理论支撑,它的研究视域是指向历史而聚焦于文字典籍所传承的传统文化。文化研究的学术视域指向当代大众文化,因而该学术潮流必然引导中国文化理论的学术视域转向当下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近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诸如影视、广告、服饰、传媒、城市建筑、流行音乐、体育等大众文化现象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甚至将其列为文化理论与评论的主要对象。

其次,文化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即“批判性话语分析”,①系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阐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现代思潮的方法论综合的产物。它强调对文化现象进行“症候式”分析,通过细读揭示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的内涵。经历了有关后现代问题的讨论之后,我们逐步放弃了那种基于历史理性的宏大叙事,转而从对日常生活的种种症候的凝视中辨析出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表现。这种方法的运用使文化研究的日常生活关照获得了一种微观政治学的解码技术。

第三,文化研究提倡学科互涉的研究方法,它破坏了现代性的学科知识分工体制。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文学术的主流是自主性或主体性诉求,知识分子借此可以逃离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形成于质疑现代性的“后学”语境中的文化研究转向一种跨学科的知识视界,它的出场必然导致学科边界的破裂。当中国知识分子们因知识学科化的学术体制而渐失反思和批判功能的时候,文化研究对他们有着重振“介入”精神的意义。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大众文化文本所作的解读,常表现为社会学的视野、语言分析的解码技术和意识形态化的意义论的综合,显现了超学科的知识学倾向。

文化研究从西方来到中国,全面改造了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方法与观念。尽管当前中国的文化研究仍未跳出“译介模式”,但异域思想文化的冲击还是为我们的文化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机制。

三文化理论视域的扩展

文化研究进入中国之前,我们的文化史研究主要采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观念和文献学方法。当我们将文化学视域转向纷纭复杂的当代文化现象时,人文知识界便展现出一种学术创新的激情和路径。日常生活中的新型文化实践和西学新观念新方法的运用促使文化理论和文化评论界将理论视域从历史典籍或器物转向当代文本,以多重视角、多元理论进行当代文化符号的解码,不断地考察新现象、阐释新文本。由此便形成了一道新的视域扩展的学术景观———新型文化论题的涌现。

其一,对新型文化生活的研究形成了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城市文化、身体等论题。其中,大众文化是当前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学者主要是关注大众文化文本的隐喻意义以及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例如,陶东风关于广告的意识形态内涵的解读、②戴锦华从微观政治学角度对大众文化的隐喻性意义的诠释、③金元浦等人关于大众文化产业的意义革命的阐述。①对于与通俗文化、时尚等亚文化形态相关联的流行文化,国内学者主要是对各文化领域里的时尚现象进行评述。消费文化和城市文化是随着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形成而出现的,国内学术界对此多有争论,否定消费文化的观点不在少数,对城市文化的研究也尚欠深入。在身体问题上,有学者探索欲望化的身体隐含着的某种微观政治学意义上的抵抗功能,如李银河对“酷儿”(queer)理论的诠释、②汪民安从国家权力的宰制入手对SARS危机中的身体政治的评论。③

其二,对物质实体的文化内涵的分析,产生了日常生活和物质文化论题。近年来文化学界对服饰、器物、消费等日常生活实践的历史意义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显示出精英主义与大众文化的观念差异。物质文化论题主要是从礼仪、巫术、炫财、消费、象征等角度探讨器物的文化意义,但国内对此研究主要是介绍西方理论,较少自己的论述。

其三,对文化传播的探讨,形成了媒介文化、视觉文化、图像等论题。国内对媒介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一是新技术引发的媒介革命与公共空间、言论自由的关系;二是网络时代的文化转型及特征;三是传媒的技术性编码与隐含的意识形态的联系;四是媒介的文化霸权问题。对于视觉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影视艺术范围,尤其是关于电视节目的视觉化编码方式和关于“凝视”(gaze)的文化内涵。图像理论也多指向影视文化,但对于图像文化的属性和价值的探讨少有创新之作。

其四,对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的研究,形成了文化产业、文化资本论题。自2001年起,文化部等机构每年推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对国内文化产业的运作状况进行总结。孙民安的《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2005)较为完整地阐述和评价了国内外各种文化产业理论。对于文化资本的创新性理论,还极为少见。

其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危机的讨论,形成了全球化、文化霸权、文化身份、性别、知识分子等论题。全球化激发中国学者对于西方文化的霸权化、地方文化的生存、文化认同的危机等问题的思考,引起中国学者对文化同质化的警惕。程光泉主编的《全球化理论谱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的基本倾向是肯定全球化,而陈定家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身份》(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的主导倾向是质疑全球化。全球化还引起了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论和新传统主义的民族精神论之间的对抗。对于文化霸权问题,中国学界通过展开关于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被“他者化”的历史反思,意识到全球化是一部西方文化“化全球”的历史、西方理性主义文明借这部历史完成了文化霸权。对于身份研究,国内较突出的研究成果是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自我认同的思考,也有许多学者从民族文化传统在转型期社会中消失导致中国人身份迷失问题入手思考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对于性别理论,中国学者认识到各种文化文本中都隐含着男权中心、女性的他者化、性别对抗等意识形态编码,也着手运用“性政治”概念对文化实践进行考察。比如2007年关于电影《色·戒》的评论,就充满了性政治的术语。

其六,关于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1986年F.杰姆逊将后现代论题带进中国。90年代出现了关于中国有否后现代文化的争论,继而转向用后现代主义来解释大众文化。大多数学者怀疑中国文化存在着所谓后现代取代现代性的问题。近年来有关后现代的讨论逐渐谈出了学界,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却有增无减。90年代之后,中国学人开始深刻反思中国的现代性工程,如:中国当代文化的后发现代性语境、①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即国家意志的总体化与地域文化差异性的对立②等。相关论题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可以期待出现重大成果。

文化论题的扩展突破了过去那种集中关注历史典籍、梳理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研究模式,转向一种以开阔的视域关注当下纷繁复杂的文化实践的新型理论范式,文化学界呈现出学术新气象,各种新的术语概念、评价准则和理论视域扑面而来。但是,这并非我们在文化的本体属性和价值功能等问题上的一种元理论创新,而是文化论题扩展的结果,即过去的了无情趣的生活现象进入了文化阐释和评价的范围。事实上我们关于这些论题的阐释、评价的理论依据大都来自于西方现代人文学术,极少有我们自己的创新。

文化论题的扩展也说明当代文化理论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趋向于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突破了学科知识专业化的限制,也导致我们难以找到统一的元理论和通用的方法。

四探索新的文化观念

文化理论的核心是文化观念,即关于文化的属性、功能、形态、存在方式等的基本认识,它最终决定着文化研究者的理论视域、阐释方法和价值准则。文化观念建立在特定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之上,它构成了关于文化现象的元叙事,也造就了文化学的理论话语。比如文化研究,其文化观念建立在文化是“人类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定义之上,所以现代社会学成为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而其知识依据则是大众文化理论,由此文化研究形成了它特有的那种理论话语。

从康德的自然、人文二分到马修·阿诺德的“对美好与光明的追求”,从文化人类学家的功能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与超越理论,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到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各种文化观念都提出了他们各自对文化属性的定义和独特的阐释技术。但中国学术界一直缺乏这种建立在独特的文化观念之上的创新型文化理论。20世纪晚期以来,人文学术界的现代性西学东渐运动给我们的理论创新构建了一种“译介模式”。这一模式使我们不断地从翻译西方当代学术中寻找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建立新的理论话语体系,然后以之作为元叙事去阐释和评价中国文化现象。出于现代性诉求,中国学界自然把西方当论当做学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但是,西方理论话语的普遍影响力有可能使我们在学术活动中失去文化身份自我确证的依据。1996年,曹顺庆先生不无忧虑地提出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③“失语症”点明了整个理论话语系统,包括阐释方式和价值准则的认同危机。

近几年来,人文学术知识分子开始尝试在各自的专业里提出超越西方思想的原创性理论,在文化观念上提出了一些颇富创意的观点。这是中国人文学术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其一,出于对“译介模式”的不满,部分中国学者发出了有关文化理论创新的呼吁。例如,谭好哲主张把先进文化当做文化理论创新的原动力,①张光芒提出从对当代问题的研究入手建构原创性的文化理论。②

其二,文化史上的各种文化观念得到了梳理与评价。2006年,刘象愚先生发表《文化观念的演化》,③对中西思想史上代表性的文化观念进行了梳理和评价。该文关于现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介绍非常完整,不仅涉及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论、文化历史学、功能学派、心理文化分析理论,而且将这些理论与文化研究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阐述。刘象愚先生并未在既有的理论之外提出新的文化观念,但其清晰系统的思想史梳理却为新型文化观念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2007年,林坚也做了与此相类似的梳理工作。④

其三,对文化的本质属性的探讨日益增多。

例如,姚文放认为,文化“是指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使事物的性质和状态发生合乎规律、合乎需要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及其历史成果即为文化”;文化由三个层次构成,即“人化”、“教化”和“美化”。⑤姚文放的解释与泰勒、克鲁伯和克拉克、R.威廉斯等人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很大的不同,姚的定义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和精英文化的色彩,而且强调文化作为精神活动的超越性。

再如,霍桂桓指出,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一种唯智主义的理论局限,即以抽象的、形式化的共时性原理去界定一个变化性的对象。他提出用“社会个体生成论”的观点来界定文化,所谓“文化”就是社会个体为追求和享受自由而以“‘文’来‘化’‘物’的过程和结果。”⑥这个定义也强调了文化的超越功能,跟威廉斯的文化定义有很大差异。

再如,刘建军用“动态性”、“创造性”、“阶段性”和“差异性”来描述具体的文化现象,应该说把握了当代文化的特点,但他认为文化的本质是“人精神上、意识上和情感上的建构与联系———思维本身的建构与联系”,⑦这又消解了文化的“动态性”或者“创造性”,没有形成有效的理论话语。

上述对文化本质属性的思考,暗含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念,并未突破既有的文化定义。后结构主义诞生以来,西方人文学术出现了种种“后学”话语,现代性话语受到质疑,实证主义、总体化、主体性等思想已经饱受非议。然而,在中国知识界,实证方法、人道主义、本质论仍维系着基本的学术信念。例如,郭提出:“文化是人为的程序”、“文化取向是为人的”,①这一文化界定就体现出强烈的人类主体论特色,它很难被生态主义者接受。再如,崔平强调纯粹文化的存在须由逻辑确证来给予规定性,②这也异于“文化主义”的观念;在文化主义看来,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整体内容,它是无需确证的,而是需要对其进行描述和阐释。

其四,文化研究的“元理论”问题也得到思考。文化研究本身的反决定论态度———反对经济对文化的决定论———必然地导致文化研究放弃对文化的总体属性的定义。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着一种二难处境:新的文化观念要对文化进行总体属性的定义,而当代文化现象———以大众文化为主流的文化———又以一种后现代的姿态抵抗定义。青年学者张大为对这一“元理论”层面上的悖论现象作过较深入的阐述。③

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篇6

关键词：当代文学 对外汉语 文化教学

一、当代文学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中的重要性

文学既然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不同历史背景的文学作品就能在一些方面体现时代精神。我国现当代文学对目前有情境、体系、性质的反映，这样有助于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特别是现代中国一百多年来所历经的风风雨雨，还有怎样使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化社会的。设置当代文学课，即能够提升留学生汉语交流能力，又能够知晓把握我国文化知识、语言环境。在进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时，现当代文学课也是不能缺少的重要一部分。文学课能够有效促进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累积，促进其言语沟通能力的提升，很大程度在有效范围内起到积极促进作用。面对现当代文学课的授课过程中，犹豫授课时间有一定限制，一些作家的作品涉及的领域比较多，作品必须保持有效性等原因，经常会有文学课上重视现代文学而轻视当代文学的现象。在这之前在研讨留学生对现代及当代文学的教学中，许多人也会把现代文学当做教学的重点，更有甚者有人会仅仅研讨现代文学的教学。现实中当代文学虽然是现当代文学教学范围的一个重点内容，但人们还是没有将其归入研究范围内。

二、当代文学要适应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对象

对对外汉语留学生课程的教授始终是以基本的语言教学为主要内容，即使是单纯的文化知识，也无法与语言知识的教授脱节。 从语言知识的系统教学上来看，当代文学的言语是最灵动的，也是最基础的，他是留学生最喜欢学习的最容易理解的。留学生刚刚来到一个国家，最先要掌握的就是与当地的普通群众进行交流，也是保障他们基本交流的前提。大多数留学生想要学会的是当地的文学常识，而不是很难理解的文言文。留学生更喜欢是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或者是当地的方言土语，这些都能挑起他们的好奇心。而那些优雅的、高深的文学语言只有在当代文学中才能寻找到。事实上，只有适应时展潮流的文学语言才会受到人们的大力追捧，才能适应社会生活规范。新的时展下，文学语言更平民化、更加通俗才是人们追捧的流行文化。

生活中，流行文化、流行文学或许才是最灵动鲜活、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而文学语言接收一些流行文化是可以接受的，文学语言有很多限制与规范，这些都会阻止其向大众接受化发展。文学语言在接受流行性的同时，还有自己所要承受的规则，它担负着一个民族语言的纯洁性、经典性、与规范性，还要拥有其自身特点的艺术性。

三、当代文学要适应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对象

根据留学生的年龄特征、生活的经验可以看出，最近几年，受到大力追捧的青春文学也可以收进当代文学的课程内。青春文学的重点毋庸置疑要放在“青春”两个字上，韩寒、郭敬明、饶雪漫等大多数青年作家以及他们洋溢着青春的作品中，很容易与作为同时代人的留学生产生共鸣，这些作家的作品也真正的在当下受到追捧，相当受欢迎。

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仅仅是长篇小说的编写，每年就会达到一千部以上，就不需要提很难计算出数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及其他形式的作品了。校园文化、穿越魔法、情感纠葛等各种层面、各种题材，都有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找出映射，文学时刻紧握、把握历史的脉搏。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作品，因为它精彩的情境画面，唯妙的故事情节，更加易激起留学生追捧兴趣。产生兴趣，也就产生征服欲望，才能促进其语言知识的学习，这是文学无法替代的魅力。回到教学中，对明确的教学来说，在认真研读文学知识的同时，恰当的坚持作品的跨文化阅读，也是提升语言知识、文化素养的重要保障。

四、当代文学要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内容服务

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篇7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篇8

关健词：文学经典 危机 文学教育 研究

一.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无论在何处，当代的社会文化都处于大变革的时期，有学者指出当代社会正在步入消费社会。在本文中指出消费社会不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而是为了能够将社会变革时期出现某些新动向、新特征凸显出来而采用的权宜性的称呼。

其一：在不断扩张资本支配力的情况下，当代社会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和新特征：通过现代传媒当代社会不断将消费理念制造出来，使得新的消费需求增加，能够极大的扩大社会的生产力，使得利润最大化。虽然现代社会的活力充足，但也让人们生活体验物质化形势加剧。

其二是商品的形象比实体更能获得商业价值。丹尼尔・贝尔说：“消费经济常常通过事物的表面才能够得以存在。”在商品营销中品牌与包装的重要性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其三是精神文化的创造与接受如同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对于精神性的因素往往会受到重视。我们通常需要通过这些新动向和新特征，才能够将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走向摸清，这样才能将文学教育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考察出来。

二.文学经典危机与文学教育的特点

在现代的消费社会中，文学教育不但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要性。《尚书・尧典》中记载到：“帝曰：要！命女典乐，教胃子。”这里的“乐”指的是诗、歌、舞的统称，在古代的“乐教”中已经将文学教育包含在内。不管在何处，现代社会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文学教育。独立的文学教育就是专业化的文学教育，随着现代学科分化的发展，使得不断形成现代高等教育体制。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产物就是现代专业教育，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培养各种社会型人才，特别是专门的科研人才和技术人才。所以，现代专业教育通常是指文学教育、科学原理教育和技术教育。为了能够将社会所需的文学教师、文员等培养出来，一般可以将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文学教育定位成文学知识教育，写作能力教育和文学阅读能力则可以定位为研究方法教育与文学原理。在现代高校文学教育并不是代表当代文学教育的全部，当前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学教育。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核心课程语文主要由文学教育与语言教育组成，现代文学教育往往会被视为读写能力教育、文学知识教育、思想规训等。

然而在现代的文学教育中，其对人文教育已经相对较少，更多的是趋向于书本理论知识。从五四文化的变迁到当今时代文化的变革，文学危机一直都不曾断层过。所以，文学教育是应对文学危机的有效方式。

三.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与经典文本研读

文学教育主要包括写作能力训练、阅读能力训练、文学史知识教学等内容，其中经典文本的研读最为重要。一方面，研读经典文本对于文科生来说是一项基本功的训练。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研读，能够对文学史知识进行深入的了解，来对写作方法教学的不足与空泛的阅读方法进行弥补，对受教育者的阅读能力进行训练，使得写作能力能够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当对研读经典文本进行深入时，受教育者才能够真切感受到经典文本中的人文境界，感受经典文本的审美感染力，使得文学教育能够将审美教育与人文教育进行落实。对于文学教育的实践中，可以通过文学史功进行训练。来深入的了解文学史知识，能够在文学教育实践中，研究文学史知识概论，这会使得文学专业的学生虽然知道相关的文学史知识，但不能够深入的了解文学本身，甚至不能够辨别出作品的优劣程度。对于经典文本的研读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求受教育者不仅仅只是对文学史知识概论进行学习，而是能够进行研究性的阅读。这样才能让学者在好学力行中臻于至善。

四.结语

文学经典危机对整体的文学教育影响深远，为了能够让文学经典危机得到全面的应对，就需要进行全面性的教育，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应当结合各种文学特色，不断改善整体的教学方法，让每一个学者都能享受到合适的文学教育，在好学力行中不断臻于至善。

参考文献

[1]龙江.加强文学教育提高大学生文学素养[J].经贸实践.2016（06）

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篇9

随着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现代和后现代哲学理论和思维方法带给思想界的多次淘洗，“日常生活”成为思想文化领域里备受关注的话题。无论是作为被批判的乌合之众，还是作为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和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大众及其日常生活都是思想领域中极具生产力的土壤。在德语国家，

西美尔、本雅明等思想家倾向于将大众当作受到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控制从而缺乏主体性文化精神的群体；史学界从底层视角和左翼的意识形态立场启动了关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而在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的视野中，人们习焉不察的普通日常生活中隐藏着传统强大的支配性力量，民俗研究是为了启蒙民众意识到自身生活所内在固有的价值和意义。《日常生活的启蒙者》这部作品通过鲍辛格与五位图宾根民俗学教授的对谈，勾勒出德国民俗学从研究“沉淀的文化遗产”到关注普通人当下日常生活，从研究“民族之精魂”到描述文化的动态历史建构过程的转变，在“日常生活”这个为哲学、社会学、文学、美学等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中走出一条视角独特的道路。

对德国的民俗学研究来说，鲍辛格在1968年之后将“民俗学”正式更名为“经验文化学”是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以日常生活启蒙者身份出现的德国现代民俗学研究与深受浪漫主义传统影响的传统民俗学研究彻底分道扬镳。鲍辛格将他的“经验文化学”研究归属于社会学的框架之下，而在此学科建制下展开的诸多研究更是远远超过了民俗学科的涵盖范围。学科边界的日益模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研究领域的交叉性也正是当代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特点之一，鲍辛格和谈话者们谈论涉及话题无一不是当代思想文化领域中被普遍关注的问题，而鲍辛格在解释“文化”“传统”“历史”这些关键词时坚持的反本质主义、反二元论立场也与现代哲学理论的发展直接相关。

鲍辛格带领下的图宾根民俗研究，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平民视角。平民视角不只表现为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作研究对象，更表现为研究者本人是从平民的而不是精英的立场出发来解释日常生活。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在现代思想家的目光中往往呈现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形象：一种是作为被赞美对象的过分美化的民间，一种是作为在消费主义文化中彻底丧失了主体性的被批判对象的大众；前者和传统的乡村生活相关联，后者则和现代的都市生活相连；前者浮现于传统民俗学研究的视野，后者则被以西美尔、本雅明等现代思想家的著作批判性地塑造出来。在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讨论者们的观点是如何深深地受到这两种倾向的影响。然而，无论是将大众及其日常生活当作被赞颂的对象还是被否定的对象，在这两种看似对立的观点中却隐含着一种共同的二元论思考方式和精英文化立场，因为无论哪一种情形，都是评价者从外在于被评价者真实日常生活世界的超越性视角做出的评判，大众日常生活里那些渗透着传统传承性和历史延续性的、具有惯常性和仪式化特点的日常生活细节却受到了忽视，由于这种历史性视角的缺乏，普通人日常生活的肯定性价值也受到了遮蔽，这是具有“普通人”“本地人”“小地方人”意识的鲍辛格所不能认同的情况。

1926年出生于图宾根地区的鲍辛格，对自己“小地方人”的身份意识保持着一贯的敏感。图宾根不但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求学与工作之地，他在图宾根大学的路德维希・乌兰德经验文化研究所工作了32年（1960―1992年），并且是图宾根大学的荣休教授。鲍辛格坦承普通市民出身的自己最初之所以愿意选择民俗学，是因为发现唯有这个专业里涉及的内容能够让母亲在和他聊天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也不介意被人说成“心甘情愿的乡巴佬”，坦承自己身上有着小地方人的品性，不知道大城市为何物，甚至对大学图书馆里士兵般整齐列队又规模庞大的书架都心怀畏惧，直到大学毕业都不曾真正地走进图书馆。鲍辛格本人常常从本地生活中发现研究对象，坚持与地方公众的对话，因此在地方公众中影响颇深，这让他引以为豪。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自觉而清晰的身份意识决定了鲍辛格的经验文化学具有真正的“普通人意识”，他的研究承担着日常生活启蒙者的使命，却并非一种精英式的启蒙，不需要从宏大的精英文化理论世界里找到合法性，而是要让普通民众感知到自己日常生活原本蕴含的内在价值，进而获得基于日常生活的自我启蒙能力。《日常生活的启蒙者》的娓娓对谈，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位真实生活着的普通人的“在场”，鲍辛格的学者身份和他的日常生活经验从来就没有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

在全球化的当代文化语境中，“本土性”有时候会被当成保守封闭的代名词。鲍辛格不乏幽默地回想起他被聘为教授的那一年，为他颁发聘书的大学校长是如何满脸不情愿地站在面前，只因为他出自本校，是学术上的近亲繁殖，而未曾受过其他院校新风的吹拂。可是两三个星期之后，校长就满脸笑容地任命鲍辛格坐上大学学生处主任的交椅，仿佛之前的鄙视态度从未存在过，只因为不少学生生活的琐事需要一些对当地居民和当地学生特点非常了解的教授来加盟。“令人自卑”的乡下人身份一下子戏剧性地转变成了应对生活必不可少的宝贵品质，这种专业体制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时时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的琐事，由全球化和本土化或曰地方性的断裂与矛盾常常具体化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尴尬处境。鲍辛格从来都不愿意掩盖自己作为一个图宾根本地人的身份和真实经验，反而尝试从这种身份意识和经验出发展开理论研究，展现价值关怀，鲍辛格对他的研究对象怀有亲切之心，也让读者重新思考理论和生活、学者和普通民众的关系。

与德国传统的民俗学研究相比，鲍辛格的经验文化学研究的特色首先在于它的当下性，其次在于它的日常性。当下性是相对传统民俗学研究关注旧时光中的旧事物而言，经验文化学更注重对当代生活的研究；日常性是相对传统民俗学研究关注奇风异俗而言，经验文化学更注重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的研究，正如鲍辛格的一句名言“对不引人注意之事保持虔敬”。19世纪，作为对“在理性精神指引下重估一切传统价值的启蒙运动”的反拨，德国出现了以“唤起早先的岁月，在民歌中倾听民众的声音，收集童话和传说，培养古老的风俗习惯，发现作为世界观的语言，研究‘印度的宗教和智慧’”[1]为内容的历史研究，仿佛过去是现代的失乐园，过去中隐藏着不断堕落的现代文明获得拯救所需要的全部智慧。这种浪漫主义文化精神不仅影响了德国民俗学的发展，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代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直接推动了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但在鲍辛格看来，这恰恰是民俗学研究的问题所在，“民俗学的问题，不在于它从研究对象上不得不和各种传统打交道。它的问题在于：一是倾向于把传统看成静止的、不接受任何改变；二是把民间文化中保留的传统从根本上认为是有价值的、不可质疑的。”（第79页）

对于历史和传统，鲍辛格持有非本质主义的看法，所以即使是研究传统民俗学同样关注的事物，鲍辛格也能采用一种与当下相关联的新视角。比如，书中提到的狂欢节，核心不是从历史考古学的角度研究狂欢节的起源、形式和意义，而是关注狂欢节在当代生活中的新发展，虽然狂欢节的宗教内涵在历史发展中已经渐渐让位于娱乐性，但它依然不失为公共风俗和地方认同感的打造者。鲍辛格的研究渗透着现象学阐释学的气质，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一切精神科学的本质都在于我们始终处于和流传物的攀谈之中，历史意识在一切精神科学的研究必不可少。在鲍辛格以日常生活为对象的民俗学研究中包含着对理性主义历史观的真正挑战：他研究包含在当下日常生活之中的历史维度，历史作为当代文化的成因而受到关注；他研究作为历史绵延建构生成结果的日常生活，当下日常生活是构成历史的一个部分。真正的历史是作为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存在着，显现于人们的生活世界真正展开的地方。

除了研究像节日这类的古老风俗，鲍辛格对当下生活中仪式化的、惯常性的行为表现了极大的关注，这成为德国民俗学研究中的新话题。在鲍辛格看来，当下生活正是历史展现自身的一种方式，“历史化根本无法避免。如果我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做一些它们平时对此根本不加思考却强有力地主宰了他们生活的事情，在提出问题的这一瞬间，我已经处于历史的轨道上。”（第99页）越是具有仪式化和惯常性特点的日常生活细节可能蕴含着越深厚的传统力量，经验文化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想要认识当下状况的历史性并让它们清晰凸显出来。在这样的研究视角下，像“问候语”“摘帽子的方式”“散步”等原本最平常的生活细节都可以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这既大大拓展了民俗学研究的视野，也为当代文化研究里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打开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视角。

鲍辛格不赞同二元论思维方式，在被追问“日常生活”是不是代替了已经逝去了的、总体性的文化概念如“共同体”或者“传统”等时，他明确表示日常生活决不是充当旧的、自足的秩序或者类似事物的代替物。在鲍辛格看来，80年代一度出现的将民间文化视为主流文化的抗拒者的观点，只是一厢情愿的画地为牢，肯定无法行之有效，因为在现实中，所谓底层文化也是在一直受到当权者上层的影响中建构起来的。而“这种力图划定一个有反抗能力、封闭的自己世界的做法并不仅仅是民俗学问题……这样对立的模式存在着一种危险，它忽略了错构交结，它以错误的方式减低了事情的复杂性。”（第105页）除了日常生活这个概念之外，对地方或者乡土的研究，也体现出鲍辛格用超越二元论和本质主义的生成性、建构性视角来解释文化现象的努力。

“家乡”是鲍辛格的著作始终追寻的一个主题。但是鲍辛格对家乡的理解与法兰克福学者们的文化人类学观念不一样，对他来说，家乡或者乡土都不是一个有某种先在固定属性的地理空间，他反对那种地方决定性地影响着人的性格和价值观的“地方决定论”看法。在鲍辛格看来，乡土以及一切并非作为纯粹物理性空间存在着的“地方”都是历史地建构出来的，所以研究乡土或者地方，其实是研究生活在这片乡土上的人，研究他们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想象如何使得某一片地理空间“成为”乡土或地方，这种看法又与受到现象学影响的文化地理学观点不谋而合。鲍辛格经验文化学的地方研究不像传统的地域文化研究那样只研究静态的文化空间秩序，而是追问塑造某种“空间文化”的动态行为进程，研究人如何在他们的日常文化中经验空间和安排空间。不是空间先在地决定了文化，而是文化历史性地推进着空间的形成，并在推进空间形成的过程中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空间性由此成为文化的一种基本属性。从这种动态生成的观点来看，人与地方的纽带关系也是可以改变的，乡土并非一个和全球化绝对对立着的封闭空间，政治学上的地理空间划分和人们头脑中的地域意识也可能并不一致。

60年代的德国有“边城僻壤无处不在”的说法，鲍辛格却是被批评的生活在边城僻壤中的乡巴佬的辩护者，他甚至发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大城市里的人也是多半生活在那些结构经常和村庄很相似的特定街区和地盘里。鲍辛格对地方经验和地方身份的珍视并非来自盲目的地域优越感，而是来自对人与地方在生存论上的根本性关联的意识。他的乡土研究表明，乡土处于不停的生成和变动中，但是人们对地方归属感的一种自觉的或者无意识的寻觅，却是在变动中恒定不变的东西。随着持续不断的人口迁徙，家乡也许已经不再是出生的那个小村庄，但是无论人们身在何方，他依然在以不同的方式经验着家乡，也许是乡愁，也许是在新的生活之地重构家乡，即使不能回到最初的故乡，也依然会在新的生活空间中创造出一个让最初的故乡和当下的生活空间共同在场的家乡来。“家乡”这个概念不是地理学上的，而是生存论上的，如果说空间性是文化的一个内在属性，那么家乡也是人生存的一个内在属性。虽然鲍辛格主要围绕着巴登―符腾堡地区展开关于家乡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也可以视为他对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的一种具体回应，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能够引发读者对于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的地方的命运，以及与地方相关的个体身份认同等问题的思考。

一个学科的发展必然包含对本国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和文化语境的思考，图宾根的民俗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对纳粹历史的清算。鲍辛格深深意识到本质主义的危险，他赞同马克思・韦伯将族群性定义为“被信以为是的共同之处”，从而将生物主义从对民族性的研究中摘除出去。“信以为是”而不是“先天就是”，表明文化不是一个封闭的有着确定本质的东西，经验文化学的任务就是要去研究文化如何通过人们的经验和想象而生成，而不是文化如何受到某种先天的地理性、生物性因素的决定而形成。鲍辛格和他的追随者们明确意识到经验文化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区别，在法兰克福，所谓的人的自然条件总是被推到前台，文化人类学的最终目标是普世的人及其自然本性；而图宾根的经验文化学者却坚持没有所谓的普世的人，人的文化属性是历史性生成的产物。

在有着强大的哲学传统和理论思辨精神的德国，虽然鲍辛格和他的经验文化学似乎一直是一个不怎么引人注意的学科，但是也如鲍辛格所言：“我们专业从事的研究，无论如何不是孤独的拓荒，它们多方面地得益于相邻的学科和宏大的理论。”（第113页）在鲍辛格的理论研究中不难看出现象学、解释学的影响，以及与社会学、历史学的关联，经验文化学是一个不断走向跨境之旅的学科。它所关注的领域极其宽泛开阔而边界模糊，而它所研究的问题又极其具体细微，但是这也正符合鲍辛格的独特信念：“规矩越严密的地方，保留自由空间越重要。”在越来越等级森严的学术研究领域里，在让西美尔感到忧虑的客观文化压倒主观文化的现代文化世界里，一种能够对具有灵活变动性的日常生活做出直接有力阐释的理论风格，一种能够加强公众对日常生活的自我反思精神和理解能力的问题视野，与那一波又一波裹挟着理论界的宏大理论建构同样重要。理论家的行列里理应行走着这样一类人：他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心满意足地凝视着那些环绕身边的日常生活事物，他面带亲切而满意的微笑，对人们说：“有一件东西，我看到了你却看不到……”

注释

现当代文学文学常识篇10

[关键词]古代汉语；课程体系；教材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22-0008-05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课题“地方院校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沈红宇（1979―），女，湖南长沙人，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汉语史、方言与音韵。

古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语言类必修主干课程，在整个专业知识结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一门课程，它自成结构体系，是大学教育中的微观体系，与“根据学校制定的培养目的而设计的课程整体”这一宏观“课程体系”[1]不同，但宏观课程体系需要微观课程体系的支撑和实现。所以，探讨一门课程的内容体系有着宏观体系不可替代的价值。

一、教学目的、内容体系与教材的关系

一门课程的开设，须先有明确的教学目的，然后有为之服务、与之相适应的内容体系，而教材则是实现教学目的、构建内容体系，进行教学的最重要的载体。“学习古代汉语，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方法”[2]，这是由不同时期的教学目的和与之适应的内容体系所决定的。

解放初期，我国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相继开设了古代汉语课程，但其教学内容五花八门，“有的是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诂，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3]。这种不按学科本身及学生实际需要，而以教师的爱好和所长为中心进行教学的现象，与其说“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3]，不如说是对该课程的目的要求还没有清晰的认识，更不用谈建立与目的相适应的课程内容体系并编写与之配套的教材。

二、基于不同目的建立的课程内容体系和与之配套的教材

（一）以文选为纲的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体系

20世纪50年代末，以北大为首的高校明确了古代汉语课程“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的教学目的，提出了“既有感性知识，又有理性知识”，“把文选的阅读与文言语法、文字、音韵、训诂等理性知识密切结合起来”的课程要求。[3]在该目的导向下，王力先生主编了《古代汉语》（以下简称“王本”）教材，首创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内容体系。

明确了“三结合”，还需明确如何结合。王本确定的原则是，“以文选为纲”，“不仅要照顾纵的方面的系统性，即三者本身特别是文选的系统性，而且要照顾横的方面的系统性，即三者之间结合上的系统性。在常用词和通论的纵的方面系统性显得不够的地方，常常是为了照顾横的方面的系统性和文选的纵的方面的系统性”[7]。可见该体系特别强调通过文选来获得感性认识，安排了大量的文选作品，共264篇。对于通论，王本的定位并非系统性的理论，而只是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

王本的内容体系在当时追求扎实的基本功，在有足够的课时作保障的人才培养目标、体制下，是非常完善的，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影响深远。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多数高校采用这套教材，之后新编的教材也大多维持这个基本框架格局没变，只是作了些改进。如郭锡良先生《古代汉语》虽以词义分析为自己的特色，但仍坚持了“三结合”体例。

然而十几年来，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发展，汉语言文学专业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新开设了不少现代课程，而这些新课程的开设是以传统基础课程的数目和教学时数一再削减为代价的。当今，大多数院校的古代汉语课时锐减，让“三结合”体系下的教学任务难以完成，常常顾此失彼。教师在讲授时通常会删除某些内容不讲，以完成教学进度。但是这种削足适履的方法使古汉语教学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二）以通论为纲的通论、文选（常用词）体系

在课时量锐减的教改环境中，以文选为纲的内容体系很难使学生获得较为全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内容体系需要调整或改进。洪波先生的《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以下简称“洪本”）便打破了原“三结合”体系，以通论为纲，根据通论知识选择文选，在文选的练习题中体现常用词。常用词已退居于文选的下位体系，所以该教材是通论、文选（常用词）的二维体系。

因为常用词的意义，特别是古今不同的意义，经常在文选中能体现出来，学生也常常需要借助文选的语境才能记住某些意义。所以说，该体系对常用词的处理并不是忽略常用词，把它从“三结合”的体系中剔除，而是从上位体系拉到了下位体系中，在文选体系中体现而已。又因为常用词以往是不讲授的，一般让学生自学，所以这样处理是可行的。而且在新的课改环境中，这能使教材更加精练。

该教材很有特色。首先是通论部分注重系统性，如语法部分连词章、副词章等，“内容全面而丰富”，“较一般的古代汉语教材为多”[4]。第二，纸质教材中的文选采用白文形式，不加标点，只注释专名。配套的多媒体辅助课件提供文选完整的句读、全部释义、翻译，及相关的文化知识。白文的编排，对于提高学生古籍阅读水平有很大的帮助，这些是值得肯定的优点。但是，所有文选都无标点和一般注释，且将文选摆在了课后练习的地位，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分量上看，都过于强调通论知识，文选都只是通论的附庸而已了。这不仅大大降低了教材的直接可用性，也不利于学生诵读文选形成语感。

更重要的是，该教材虽以改革内容体系为任，却并没有明确提出独立的教学目的。如果仍是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为目的，那么它的优点亦是其缺点所在。因为，仅仅是“培养阅读古书能力”，则通论部分无须过于系统，全部的白文文选显然不利于阅读能力循序渐进的提高。

（三）通论、文选并重的二维体系

蒋冀骋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蒋本”）作为教育部“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教材改革”课题的成果，实现了教材编写的重大改革。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5]，但其优势与优点是明显的。

首先，调整了教学目的。该教材已不再满足于以“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为目的，明确提出了“以传授知识为手段，以培养思维习惯，改变思维方式，提高思维能力”为目的。[6]比较王、蒋二本，都是以“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为目的。王本强调的是学科的特殊目的，而蒋本提出的是寓于学科的一般目的，突出强调了思维的创造性，并明确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对教学者有更大的指导意义。思维创造性的突出强调，与当前的教育环境、教育体制改革和某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和谐一致的。

其次，构建了通论、文选并重的新二维体系。在调整后的新目的下，内容体系也一改王力、郭锡良等以文选为纲，首重文选的思路，也不取洪波以通论为纲，更重通论的做法，而建立通论与文选并重的新二维体系。将通论与文选分上下册编写，是两条不同的线索。除绪论外，通论分为文字、词汇、训诂、音韵、语法（词法）、语法（句法）六个板块、六大章；文选则以时代为线索，分先秦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元明清三个阶段，其文体的特色蕴含于各个阶段。常用词也不单独列出，使教材更加简练。这样的内容体系和教材体例，比王本的“散点式”更具系统性，需掌握的基础知识和文选一目了然，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比较宏观的系统的把握。

再次，在通论、文选并重的新二维体系下，发展了纵向的体系。就通论而言，汲取了当前重要的研究成果，使知识及时更新。如同源词部分，吸收了陈建初关于《释名》的研究成果（教材上册148页“”“覆”等）；文字部分，辟专节讲俗字；句法部分（如处置式），从汉语史的角度展示近代汉语面貌等等。但是也必须承认，“不讲述近代汉语知识，形成了教学的空白和断层” [7]的状况，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改善。文选的选编也很有特色。王本要培养的是“阅读古书的能力”，则以文言文为主要文选，重点是先秦的典范作品。而蒋本则旨趣有所不同，不局限于文言“古书”。以时代为纲，分先秦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元明清三个阶段，不仅将明代文献编入（虽有“清”代之目，而无其实文，编入的文选以明代的为最晚），年代跨度比王本更广，更重要的是，编入了敦煌变文、禅宗传记、宋元话本、奏呈圣旨、戏曲、会话、小说等多种体裁的材料，引导学生开阔视野，走出“古代汉语即文言文”的误区，形成对古代汉语较准确的感知，这无不体现了编写者将近代汉语部分吸纳入古代汉语的良苦用心。应该是说，在通论和文选的两个纵向系统性上，蒋本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最后，体现了实现教学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在“以传授知识为手段，以培养思维习惯，改变思维方式，提高思维能力”的教学目的下，该教材以通论、文选来体现手段；以通论各节后设置的“思考与练习”来改变学生唯教材是从，唯教师是从的继承性学习的思维定势，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思维习惯；以各章设置的“进一步阅读文献”引导学生开阔视野，改变往常单一的思维视角和思维方式，为学生掌握知识，运用并创造知识提供平台，做好铺垫。这是“思辨型”学习的一种倡导，是为实现新目的所作的努力实践。

总而言之，蒋本的成功在于其体系的完备，在于有明确的与时代要求一致的目的和与目的匹配得当的内容体系。

三、需要什么样的内容体系

洪本、蒋本虽不是同类型教材中最早的，却是极具代表性的。它们基本代表了古代汉语课程内容体系与教材发展的不同时期：王本以文选为纲的“三结合”体系是传统教学的典范；洪本以通论为纲的体系是转型时期大胆改革的力作；蒋本通论、文选并重的体系则是改革较为成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成果，对于当前深入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课程改革首先要实现教学目的的合理调整

在高校培养目标调整的大环境下，素质和创新被特别强调。之前所确立的“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的教学目的，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形势和需求了。教学者应根据学校的办学层次、学科的培养层次和学生的素养层次来调整和重新定位教学目的，而不应当墨守成规或盲目跟风。

研究型院校的目的是要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考者。学科和学生素养层次都比较高，所以需在设置课程目的中强调反思和创新，蒋本提出的“培养思维习惯，改变思维方式，提高思维能力”就极具指导意义，但有待结合学科和课程特点予以具体化。

教学科研型院校目的是要“培养满足地方经济文化建设需要的创新式应用型人才”[8]，学科和学生素养层次相比要低一些，所以设置的课程目的，主要强调基本功，但也要求一定的创新。王洪涌提出的“在提高阅读古书能力的基础上，加深对古代汉语的理性认识，培养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分析、研究及教学能力”[9]的修改意见，比较适合这个层次。

职业应用型大学目的是要培养面向社会需求的职业技术应用型人才，设置的课程教学目的，主要强调基本功和实际应用。荆贵生《古代汉语》第三版（以下简称“荆本”）教材在“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基础上增加了“根据格律写作诗、词、曲、联以及写作应用文言文的能力”的目的，比较适合这个层次。

（二）构建与目的相匹配的内容体系，编写教材

教学目的一旦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下来，就需要根据目的构建或选择合理的内容体系，编写或选择合适的教材。由于课时和经济成本等原因，目前通行的教材大多不再专门设置“常用词”这一板块，也就是说以二维体系为主。实际上，二维、三维体系各有其价值。

研究型院校教学重创新者，基于学生学习能力和主动性各方面都比较强的实际情况，可以考虑二维体系。常用词的掌握，可以引导学生借助《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等权威工具书。在文选体系上，蒋本编入近代汉语作品，荆本编入“语言文字学文选”、分今注、古注、标点和白文四类形式的做法，能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很值得借鉴。在通论体系上，研究创新型的内容体系，一方面要简明扼要地介绍阅读古书所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另一方面还要照顾所涉及内容的系统性；一方面要引进学界有定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还要联系学科发展的前沿，注意介绍学科中的问题与争议，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他们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从而实现由继承性学习向创造性学习的转换。当然，这些争议不宜在正文中展开，以免干扰学生形成知识系统。可以在正文中采用通行的说法，而在“课后思考”中展示不同的材料和观点，或开列“进一步阅读文献”。通论的系统性方面，洪本、蒋本都很不错，而在引入最新成果和启发怀疑方面，蒋本更胜一筹，当然，在具体的问题设计和阅读文献介绍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职业应用型院校教学强调基本功和实际应用，考虑到学生知识基础、学习能力及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等方面都不强的因素，最好采用“三结合”的体系。“常用词”在这个层次之所以必须，是因为它对于学生高效掌握常用词汇的常用意义，减少阅读障碍很有帮助，而且可以减少或避免因学生不主动、不自觉造成常用词学习落不到实处的现象的发生。在通论体系上，应用型的体系应以介绍阅读古书所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为主，不贪深、不贪博，不必讲究系统，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知识的应用价值来选择内容。脱离生活实践运用的知识，比如音韵部分可以不编入教材。[10]习题库的做法，虽然容易使学生走入“唯一标准”的误区，不利于创新性学习，却很适合此层次学生借以巩固知识。在文选体系上，因为课时不多，学生基础不好，故强调一个“精”字。要选经典的文段，亦不宜过长，要方便背诵。可由浅入深，以今注为主，少量白文。荆本选编“应用文言文”的做法，也值得此层次教学借鉴。

教学科研型院校教学强调基本功，而又要求一定的创新，则介于上二者之间。既要为大部分学生的基础学习服务，又要照顾一部分学生有志于进入研究层次，故其内容体系可就高参照创新型体系，通过设置必讲和选讲来实现弹性教学。

四、课程内容体系与教材改革的方向

基于以上分析，在目前的教育环境中，王本体系适合基础应用型，但负担太重；洪本适合研究创新型，但又有感性知识过薄之嫌；蒋本有适合研究创新型的较完善的体系，但细节上仍有缺陷。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对于古代汉语课程内容体系和教材改革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教材应有明确的目的和针对性。教材编订之前，编者应充分考虑教材拟应用的学生群体，确立明确的目的，用来指导教材编订和教学。本文未单独立项分析的荆本，有很多优点，看似具有普遍适用性，适合不同层次高等院校文科使用，实则针对性不强，在实际应用中受到很大限制。

第二，教材的内容体系应与既定的教学目的一致。王本体系与当时的教学目的相匹配，所以取得成功；但是时过境迁，不适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不符合当前的教学目的。蒋本的成功，关键亦在于体系与目的的高度一致。

第三，教材的内容体系应是弹性和针对性的结合。虽然我们强调针对性，但是考虑到同一层次学生的不同层次需求、教材经济成本等因素，今后的教材还须在弹性上多做一些努力，把教材编写得更精细。

参考文献：

[1] 刘道玉.论大学本科课程体系的改革[J].高教探索，2009（1）.

[2] 郭锡良，等.古代汉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 王力.古代汉语[M].3版.北京：中华书局，1999.

[4] 禹建华.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评介――兼谈立体化古代汉语教学[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5] 胡世文.蒋冀骋主编《古代汉语》评介[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1）.

[6] 蒋冀骋.古代汉语[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

[7] 王敏红，高兴娟.关于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的思考[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11）.

[8] 阮湘元.教学型大学培养创新式应用型人才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07（11）.

[9] 王洪涌.古代汉语课程教学目的改革探讨[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2）.

[10] 徐小兵.高职高专古代汉语课程定位及教改探讨[J].文学教育：中，2011（12）.

[11] 蒋绍愚，张联荣，朱庆之，杨荣祥，邵永梅.古代汉语系列课程建设的新开拓[J].中国大学教学，2006（10）.

[12] 蒋冀骋，刘晓南.汉语言文字学课程教学内容与教材改革研究的调查报告[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6（4）.

[13] 薄守生，赖慧玲.古代汉语教学的困惑与思考中国大学教学[J].中国大学教学，2007（7）.

[14] 洪波.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