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宗教救赎主题演变

一、宗教救赎与文学叙事

面对人生不可避免的生存困境、精神拯救等问题，人类往往企求能觅得一个安身立命的根据，能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文学作为一种反映人类文化现象的艺术手段，在历史渊源、思维方式、精神作用等方面与宗教有着很多相通的地方。宗教除了负载一个国家或者群体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诉求外，作为一个文化资源，它的群体认同和话语系统也为文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表现维度。宗教文学的出现可以引发人内心的神圣感与崇高感，使得人们回到内心，回到精神世界。宗教和文学创作是人类找寻生存意义的两种方式，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曾经混合在原始神话中，后来这两者才逐渐分离出来，但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对于宗教而言，救赎常常发生于理性无法抵达的地方，当人类面临生存困境而向上祈祷时，启示便从上而来，而这种启示完全依赖于神的恩典，非人力所能及。也就是说在宗教救赎的两端，一边是等待启示而又无能为力的人类，一边是神的恩典作为，救赎完全来自神的意思。

对艺术而言，启示往往是以审美来完成的，无论是图画文字还是音符色彩等，一经艺术创造，便能给人以美的启迪。宗教救赎主题创作就是把从上而来的启示和个体个人的艺术创造糅合在一起，一方面在文学审美的维度上打开一个神性的维度，使人可以更加关注自己的灵魂和真实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艺术审美形式又打破了宗教救赎启示的自我封闭的局限。宗教的基础是信仰，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从西方的角度来谈论信仰，但是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中国绝不缺少追寻信仰的精神。就各种宗教而言，对人生苦难的关怀和对终极拯救的盼望大致是构成宗教精神内涵的两个维度。苦难是人类的根本生存处境，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反抗苦难对人的压迫就成为人类的最大宿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宗教的出场就具有某种必然性。苦难意识和受难主体的文化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或者说苦难观念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决定了对苦难起源的述说，对苦难过程的感知以及处理苦难的情感和实践方式。同时，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对宗教精神内涵的理解也显得截然不同。中国伦理的价值本源在于家庭血缘，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以儒学思想为主导，释、道两家文化共同存在并发展的体系，其哲学观和人生观基本上都是世俗的，也就是立足于现实的此岸，而不是以彼岸为参照来设计人生图景。在儒释道思想中，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只要发挥这种潜能，根据自己的能力便能与天地相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人与神的关系上，没有一种绝对分明并且不可逾越的界线。故此，中国作品在对待苦难的态度上，倾向于一种公义论，大多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逻辑思路进行创作，造成人物悲剧的往往是由外在的环境和制度或者是几个“蛇蝎之人”的破坏，在这种因果关系中，善良的人凭自己的能力便可以对抗生存的苦难。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所以其伦理的价值本源是宗教上帝，西方悲剧观倾向于对超验世界和生命本体的形而上的探讨。对苦难起源问题观点也与中国不同，古希腊的悲剧多相信人的苦难来自命运，即一种人无法预测、无法主宰的超自然力量。就如奥狄浦斯王不想受命运摆布，却一步步无奈地陷入命运的罗网中，这是一种无故的受难，揭示了命运的强大，也即人无法战胜苦难。在人与神的关系上，按照基督教的观点，上帝是绝对的权威的创造主，而人是受造之物，并且一出生就带着“原罪”，这样，人与神之间就存在着永远无法逾越的界线。并且，人在苦难中没有能力救赎自己，而只能等待上帝的恩典的降临，才能得到最终的拯救。宗教救赎主题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往往有两种，从作品所反映的主导思想考虑，可以分为非主题观念的救赎意识和主题观念的救赎意识两部分。其中非主题观念的救赎意识指的是“救赎”不直接表现为小说的创作主题，这类作品的救赎意识往往是作者深层的文化心理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自然流露。如文艺复兴时期，一方面，文学艺术形式体现了个体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它们在抨击教会文化的同时，宗教救赎作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心理因素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和支配着文学的思维模式和审美观点。

二、五四时期的宗教叙事文化心理

文学与宗教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圣经》、《古兰经》、《吠陀经》等作品，既是各大文化传统的宗教经典，同时也是文学经典。宗教为文学艺术提供了意义的向度，艺术为宗教提供了美的传播形式。虽然宗教与文学的关系离不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但也离不开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因为寻求人类生存价值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宗教为文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表现维度，尽管处在不同的历史转型期，宗教文学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人类的精神与心理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而必然会变得越来越繁复，越来越精致，但有些基本的特质是不会改变的，它们象一根生命的红线，紧紧地维系着人类作为一个文化族群在大自然的独特存在。”“宗教救赎”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母题，在文学创作中既有继承性发展，也有开拓性体现。从中国现代史开始，在“五四”时期，冰心作为一位受基督教影响较深的作家，她常常以文学的方式大力宣扬基督“爱”的思想，在写作中常常突出“爱”的主题。如作品《超人》(1921年)，提出了“人生究竟是什么?支配人生的，是‘爱’呢?还是‘憎’?”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主人公何彬认为“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样……与其相互牵连，不如相互遗弃。”在这样的人生观支配下，他成了一个孤僻、古怪的人，对周围的事物都不关心，但最后由于受到禄儿的感化，得到了启示:“世界上的母亲与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的，不是互相遗弃的。”于是，他成了充满爱心的博爱之人。在主要以人性启蒙为目的的社会背景下，作家把基督教“爱”当成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小说虽然没有出现明显的宗教救赎，但渗透在文本中的爱邻人、帮邻人的爱的思想，却带着浓烈的基督教“博爱”色彩。因此这是一个尝试以宗教资源尝试进行社会救赎的文本。鲁迅一生都在与虚无绝望抗争，虽知拯救的无望，但却不放弃反抗，反抗绝望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拯救的尝试，因此虽“明知前面是坟，但却还是往前走”。王本朝曾评价，基督教文化既为鲁迅的启蒙思想提供了价值反思之镜，也转化生成一种情感体验，即:忏悔与救赎，牺牲与超越。但是，“宗教救赎”作为一种创作主题，在现代文学史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尽管现代作家很多受到宗教的影响，但他们的“宗教救赎”在时代思潮的背景下往往被屏蔽或者被改写。就如作家曹禺，在《雷雨》的《尾声》的初始版设置中，隐含“沉沦———救赎”的结构，周朴园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悲剧后，独自一人承受罪的惩罚，他把全部的钱都捐给了教会，并在倾听修女念诵《圣经》过程中寻找灵魂得救之路。可是后来作家却为了更加突出“披露封建资本主义大家庭的罪恶”这一社会主题，而把这幕删掉了。

三、新时期的宗教叙事模式

时期，宗教大多被当成封建糟粕和批判的对象，特殊的社会形势使得宗教主题小说较少出现在文坛上，文学和宗教的联系被人为地割断了。这种情况直到八十年代，在新的环境下才开始有了改变。当时，较早涉及到宗教写作的文学作品是1981年发表的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小说分春、夏、冬、秋四章，以“我”她心中都完全是真实的。我好像突然发现，她的心灵越往深处就越广大得不可思议”［2］。十五年后，我们相遇在泰山之顶，“我”向南珊表达了深深的愧疚和爱意，她却以“鲜花失去了，果实比它更好，爱情凋谢了，怀念却更鼓舞人”［2］来结束“我们”之间的这段爱情。全文贯穿了十年动乱中，青年一代对历史、人生、宗教和爱情的思考，最后作者安排他笔下的男主人公在泰山和南岳长老的对话来阐明他对宗教的观点。南岳长老说“追求真的，是科学，追求美的，是艺术，追求善的，这就是宗教……世上的宗教……主旨却终不过是劝导人间，使强者怜悯，富者慈悲，让人生的痛苦得到抚慰，于灵魂的空虚有所寄托……”［2］礼平在作品中表达了宗教可以抚慰人的痛苦，让人的灵魂得到寄托的观点，强调了宗教式的自我完善。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文学创作的自由性大大地加强了，但宗教还是属于敏感的话题，因此礼平将宗教引入到文学创作中进行讨论，这在当时必然会引起强烈的争议。

随着社会创作风气的逐渐开放，在80年代中期，文坛慢慢出现了一些以宗教人物、宗教仪式场景、宗教习俗为内容的作品，其中，西藏佛教曾一度成为创作的主题热点，出现的作品有《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扎西达娃)、《冈底斯的诱惑》(马原)、《亮出你的舌苔或空荡荡》(马建)等。当时不少的寻根小说在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地方宗教题材，如韩少功笔下的楚地原始神巫宗教，莫言文本中的对原始生命力和“酒神精神”的赞美，这些都洋溢着神秘崇拜的气息。从1983年开始，文坛开始出现文学“寻根”现象，不单是寻找文学之根，也寻找人的生存之根，当时不少作家陆续参加到“寻根”的行列。不同于其他作家对民族、地域的生活文化的执着探索，史铁生的创作蕴含了深切的人生体验和宗教追问。比如他在1984年发表的作品《山顶的传说》，残疾的小伙子，由于身体的残缺，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也得不到爱情。于是，他一直在思索“为什么一定要活着呢?”“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干吗呢?”这样的问题，虽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脱，但是他却一直没有放弃与命运的抗争:“真的，除去与困苦抗争，除去从抗争中得些欢乐，活着还有什么别的事吗?人最终能得到什么呢?只能得到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谁专门会唉声叹气，谁的痛苦就更多些;谁最卖力气，谁就最自由、最骄傲、最多欢乐。”史铁生试图让我们明白人存在的局限性，面对人生的无常和有限，他提出要接受现实的限制，接受有差别的人生;而接受就意味着要建立一种与苦难的必然联系，但是却不能放弃抗争。紧接着在1985年，张承志发表了《残月》，他在作品里表现了伊斯兰信仰对回民的重要性。杨三老汉历尽了人生的苦难，不但满门都被国民党兵杀害了，自己也背上了谋反的罪名，逃到青海的破窑里又冻坏了腿，但因为有一个“念想”，他却能获得心灵的安宁，书中反复说到“人得有个念想”“这个念想人可是能为了它舍命呐”。小说表现回民对信仰的执着过程，强调了信仰的重要性———它能给处在人生困境中的人们以生存的勇气。此外，1987年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对穆斯林信徒日常生活习惯、婚丧嫁娶习俗作了具体的描述，展示了独特的异族风情，小说出版后获得了高度的肯定，被授予“茅盾文学奖”。诸如此类文学作品的涌现在某种意义上也表明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创作风气的开放，关于宗教主题的写作已经不再是敏感的话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受“全球化”浪潮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人们在享受商品化社会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虚无主义的空虚感。物质和精神的天平发生了严重的倾斜，作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思考着怎样才能为人们找到精神的支撑点，也在确立自身身份的过程中寻找适合自己的言说方式。于是，部分作家转向宗教资源，寻找新的价值建构。北村在1993年发表了《施洗的河》，明确地提出了信仰救赎问题。他在作品里表达了人若找不到真正的信仰就必将灭亡的观点，强调了终极拯救的重要性。小说主人公刘浪无恶不作地夺得了黑社会头目的地位，可当得到这一切后，他却感到了莫名的恐惧和空虚。他找不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最后皈依了基督，获得了心灵的安宁。作者对人的生存处境作了深切的关怀，并把人类的终极信仰问题以文学的方式提出来，这无疑是他创作的价值所在。就如吴义勤所说:“《施洗的河》第一次在中国文学中讲述了宗教救赎的主题，不仅加强了先锋小说的主题深度，同时对于沟通东西方文学话语的隔阂也具有特殊意义，在先锋小说史上无疑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张承志在这个时期的写作也开始运用哲合忍耶的“清洁精神”，以悲壮的牺牲呐喊来对抗“媚俗”的商品经济。而史铁生则在冥思参想中以“过程哲学”中来寻求生存的价值。他们的创作都强调宗教信仰的力量，体现了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和对精神家园的守望。社会文化语境的解放使得我国文坛宗教写作呈现丰富的艺术形态，北村、张承志和史铁生以不同的写作风格，为宗教叙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小结宗教题材的创作，为文学表现拓展了新的空间，也为中国当代文坛带来了不同景象，提供了另一种价值参考。宗教救赎叙事，打破了中国文学神性之维历来匾乏的局面，它既是对文学审美精神的一种拓展、新的写作空间的开辟，同时也向中国作家的叙事能力提出了挑战。我相信，一旦我们的作家能够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突破目前的认识局限，在选择以宗教救赎为言说主题的过程，走上一条神学启示与文学审美相结合的艺术探索之路，那么他们终将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