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论文十篇

现当代文学论文篇1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现当代文学的比较评价早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当代文学取得成就被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认可，现代文学则受到了打压。然后，之后现代文学的发展不尽人意，很多流派逐渐淡出了文学舞台，更多的作家也随之退出，或者尝试不一样的写作方式，尝试改写自己的作品，当时没有获得成功。当代文学进入低潮。在文学的教学中，一些作家的真实身影开始远离课堂，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被加工过的作家身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文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对作家的重新评价，重新对待文学现象。很多被认为排斥的作家开始受到重视，并且得到了数量众多读者的支持。发展至今，对当代文学如何定论已经成为了一个难题。从学术界来看，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已经逐渐冷了下来，开始冷静地客观地看待当代文学。当时网络上对此却颇有微议。很多人偏激地认为当代文学垃圾，对其进行猛烈的抨击，并且借助一些不严谨的文学、评论作为佐证，闹得不可开交。虽然这其中指出的太多问题值得商榷，但是其另一个方面也反应出人们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不认可。以此相反的是，很多人对当代文学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认为当代文学取得了其他任何阶段文学所没有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也是现代文学衰落的重要依据。其中最让人感到兴奋和最具有说服力的就是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现代文学中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企及的，也是无法超越的。但是，我们也得认真思考，当代文学是否超越了当代文学呢?

二、当代文学部分逊色于现代文学

当代文学发展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但是和当代文学相比，在某些方向还是存在一些不足，相比现代文学来说显得比较单薄。下面将进行相关探索。

(一)现代文学中有特征明显的文学流派

文学作品的产出是作家思想的结晶，是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自己思想结合的产物，从这方面来讲，文学作品是作家独立的个人的劳动成果。但是作家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创造氛围、思想的沟通交流、健康向上的艺术创造环境。这样，为文学流派的形成提出了土壤，同时也能够有效地提高文学创作的质量，使其发展兴旺。同一文学流派的作家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共同理想、大致相同的写作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流派的差异越大，他们的写作风格，体现的思想境界差异就越大。流派之间的竞争，促进了作家对社会和生活的深刻认知，是他们创作出优良作品的有力保障。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发展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流派。如新月派、创造社、京派、海派等。各个流派之间尤其自身对社会的关注点，对生活特有的切入角度和思考方式。特别是流派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政治理想的差异，写作的方法和表达的方式也存在明显的不同。由于差异的存在，流派之争经常存在，这也是作家互相沟通和交流的激烈表现方式，促使他们更能看到社会发展中问题存在的根本，对中国文明形成各自独特的有见地的见解，从而出现一些流派引领性的作家和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推动中国文学百花齐放，带动和影响了一批作家，促进作家的成长。和当代文学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像当代文学一样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流派。如果积极的追究，只能说出现了一些“作家群”。“作家群”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流派，虽然在对社会和生活的关注点、切入点、写作的方式、价值指向方面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其在意识形态、政治理想方面并无太大的差异。具体来说，这也是中国当代的国情决定的。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外来文化侵入中国，对中国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中国思想界趋于活跃。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一活跃的思想抗争却能渗透到文化领域，现代的作家并没有受到绝对性的影响。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完全统一是文学作品缺乏活力和思想深度。

(二)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多于当代文学

至今文学界对经典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是也可以从中窥知一二。所谓经典就是具有高度的原创，同时能够充分体现那个时代的思想价值，并且能具有相当的文化影响力，具有时代的穿透力，能够对现在和未来的读者产生思想的激荡和情感的感染和教化。经典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经得起时间这个公正的法官的考验。经典的作品是不会被浩繁的历史齿轮给埋没的，而且还会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被进行重新的诠释，获得全新的生命力。非经典的文学作品的兴起只是一时，缺乏长久的生命力，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完全销声匿迹。同时这些没有高度的思想境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作品只会在多如牛毛的烟海中沉沦，没有再次获得生命的可能。从文学作品的发展来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发展都需要经历更多的考验，才能涌现和确定经典的文学作品。经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稳定，确定其经典的地位。但是现代文学的发展比当代文学更早;而当代文学的发展只有短短的一二十年，还不足以产生经典的作品。同时如果从文学作品的思想高度和价值体现来看，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时代的思想高度和价值取向远远高于当代文学作品。作品的独创性现代文学作品也是远远强于当代作品的。现代作品更经得起时代的检验和重新解读，其思想价值也是现存的当代作品无法企及的。文学作品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存在难以割舍的关系。文学作品能够反映当时的时代变迁和思想变化，同时当时的社会环境是文学作品得以产生的土壤。现代文学作品中对社会的反应，对人性的剖析和理解，理想的追求和对人生的展望，这方面的艺术成就高于当代文学。

(三)当代文学至今没有出现大师

作家的思想内涵、精神境界是成就伟大作品的重要因素，也是成就文学大师的重要影响因素。当代文学作品不乏大师，如鲁迅，矛盾、老舍等一批大师的出现让现代文学显得熠熠生辉。大师能敏锐抓住时代的步伐，感触社会，看到社会中各种存在的问题，在文学作品中呼吁社会缺失的回归，对当时的青年有警醒作用。然而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少了那种锋芒毕露和咄咄逼人，同时那股发人深省的气息也逐渐远去。套用一些评论家的话:“他们太聪明了”。这在90年代的作家中尤其明显，他们既能够在体制内游刃有余，同时还能博得市场的青眼相加。有些时候他们站在平民这边的，有些时候却又毫不保留地走向官方。当双方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保持缄默。我们知道，大师和世故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三、总结

现当代文学论文篇2

一、立论依据

(论文的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附主要参考文献)

1.研究意义

从研究对象的选择来看，废名不仅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而且是重要的新诗理论家。他的新诗理论主要体现在上个世纪三十及四十年代在北大讲授新诗的讲稿及《新诗问答》上。废名以新诗与旧诗的对照为方法，以新诗的历时发展为线索，通过对具体诗作的选讲阐述了自己对新诗发展的独特意见。他的诗论在新诗批评史和新诗理论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虽然研究者注意到了废名新诗理论的价值，但具体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对诗论主张的阐释和理论来源的研究上，对废名诗论总体上把握的尝试相对较少，甚至对废名基本诗学主张还有误读之处。废名新诗理论研究中还有着相当的可发掘空间。

从论文切入角度来看，本文选择以"新诗要有诗的内容，散文的形式"展开对废名诗论的论述及特征意义的探寻。一方面，"诗的内容，散文的形式"是废名新诗理论的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通过这一命题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的把握废名新诗理论。另一方面，目前研究者们并没有对废名这一新诗命题蕴含的意义做过全面的令人信服的解释。从废名本质对新诗的定义入手研究废名诗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创新性。

从当下新诗及新诗理论的发展来看，新诗与传统诗歌的关系，新诗的自由与规则之间的角逐，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废名的新诗理论对于新诗相对于旧诗所具有新质，新诗相对于其他文体所具有的诗性有着独特的回答。这些观点对我们今天的论争仍然有着启发性意义。因此，本文对废名新诗理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研究现状

平心而论，废名的作品及理论都是相当难懂的。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对废名的研究比较少。新时期的大陆的废名研究也是发端于且侧重于小说，废名诗论受到人们的关注更是在诗作研究之后。

(1)基本介绍及阐释研究

最初研究废名诗论的文章集中出现在1988年至1992年间，主要有陈振国的《简评废名诗论》、潘颂德的《简评废名论诗》、《冯文炳的诗论》以及冯健男的《废名谈诗和小说》。这些文章着眼于对废名诗论的大量引用和简单介绍上。此时"诗的内容，散文的形式"已被当做废名诗论的核心概念提出。而且诗的内容对作者情意的依赖及散文的形式对自由语言的要求已被研究者们所认识。随后孔占奎等人对废名新诗理论的研究则是停留在对废名诗论核心概念的解释上，他们发现"诗的内容"和突然涌现的充沛诗情的关系，对后来研究有一定意义。

(2)与中国传统诗歌(尤其是温李)和现代派诗作及胡适诗论的关系研究

废名诗论中对温李及现代派的推重和欣赏也引起了孙玉石、张桃洲、张洁宇等研究者的重视。孙玉石在《对中国传统诗的现代性呼唤--废名关于新诗本质及其与传统关系的思考》中认为废名推重温李，是因为从中发现了现代派诗人的美学追求，而废名的《谈新诗》是三、四十年代现代派诗人中存在的"晚唐诗热"的一种理论上释放。张桃洲(《重解废名的新诗观》)则认为废名推崇温李是因为他们天马行空的乱写体现出的"自由开阔的气度"值得借鉴，而废名之所以赞赏现代派，则是因为朦胧雅致的诗风暗合温李的格调，及奇诡想象和敢于创新精神合乎废名关于新诗要大胆构造的设想。尽管没有具体阐述"当下"、"完全"所代表的含义，他提出的从"当下"和"完全'两个方面把握"诗的内容"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张洁宇则认为废名的诗歌观念是承袭了周作人"文艺复兴"的文学观念，是以现代眼光重释和取舍传统，打破了传统与现代非此即彼的割裂关系，也是对胡适等从语言形式上划分诗之新旧思路的超越。

邓程以废名诗论中对写实的强调为依据，将废名划为写实一派，且认为废名的写实主义诗论与胡适、陈独秀的理论一脉相承。这种看法自然是对废名诗论的一种误读。陈建军、江弱水则认为废名的新诗理论是对胡适理论的一种反拨和超越。

(3)意义研究

废名新诗理论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也逐渐被研究者们注意到。刘皓明从废名对波德莱尔精神上的继承及东方表现诗学的特殊性出发，认为废名的表现观具有捍卫表意的东方文字中心主义，对抗表音的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意义。西渡也高度评价了废名在新诗理论史上的地位，他认为新诗理论的完成是由胡适、废名、袁可嘉实现的。许霆称废名是"新诗现代品格的解说者"。

(4)综合研究

值得一提的还有何奎、陈时君、张墨研的硕士论文，其中最有价值的当属张墨研的硕士论文《废名诗学研究》(2009年)。该文在将废名诗作的细读与诗论解读结合的基础上，对废名诗学的价值进行整体性的把握。张墨研从"新诗的意义和策略"、"创作论与诗人身份"、"新诗的诗质"三个方面把握废名新诗理论的内在逻辑，并将废名诗论放在新诗发展的历时背景中阐释废名诗学对于新诗本体建构的意义。

通过以上总结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废名新诗理论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成果还是比较有限的。研究的不足和重复现象的使得空白点仍然存在，这也为本文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

3.附主要参考文献

(1)废名著作

废名：《废名讲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废名：《废名诗集》，台北：新视野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

废名，朱英诞：《新诗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废名：《桥·桃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废名：《莫须有先生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废名：《竹林的故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废名：《废名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著作类

陈建军：《废名年谱》，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郭济访：《梦的真实与美--废名传》，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

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张桃洲：《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刘继业：《新诗的大众化与纯诗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潘颂德：《现代诗论40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

王泽龙：《中国现代主义诗潮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

王珂：《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杨匡汉：《中国新诗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吕进：《中国现代诗体论》，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

杨四平：《中国新诗理论批评史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

邓程：《论新诗的出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美)奚密著，奚密，宋炳辉译：《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俄)瓦·康定斯基著，查立译：《论艺术的精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吴奔星，李兴华：《胡适诗话》，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

许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

现当代文学论文篇3

关键词：沈从文；黄春明；乡土世界比较；文化价值选择

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使人们获得了观照传统农业文化的新视野，昔日那个笼罩着温情诗意的田园便从烟雾迷蒙中浮现出来。乡土，一个凝固的静态的农业文明的缩影便成为思想家、艺术家关注的焦点，乡土文学也从此才真正具有了独特的意义[1]。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乡土文学都同样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两岸的乡土文学创作在汉文化的维系下互相碰撞、交融、发展。成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台湾乡土作家黄春明把沈从文当作自己“文学上的爷爷”，对比二者的创作，便不难发现两岸乡土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一、乡土的姿态

“故乡”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实有的地理空间，二是作家在离乡后回望家园，自发构建的内在心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乡因此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他更代表了作家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2]。

沈从文即使是在成名之后，也始终以“乡下人”自居。他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3]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于城市文明固执的偏见与厌恶。他以“乡下人”的身份来到城市，在这现代文明的滥觞之地却找不到心灵的归宿、精神的家园，始终处于一种漂泊、孤独、焦灼的状态。于是转而面向乡村，描写故乡“湘西”，成为他创作的立足点。姑且不论这种选择是对传统文化的挽救与缅怀还是在都市遭受挫折后出现的人格退行，沈从文选择逃离城市，在乡村寻找“供奉着健全人性的希腊小庙”，无疑为他和我们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和诗意的栖居，结束了无根的漂泊状态。

沈从文的“湘西世界”为人们找到了灵魂的居所，同时也为正当少年的黄春明打开了一扇通往文学的门。中学时代的黄春明特别爱写作，而这爱好又得自于他的国文教师王贤春老师的启蒙。她私下把沈从文的小说送给黄春明，鼓励他从事文学创作。沈从文的故事让黄春明感动不已，从而使他意识到了文学的力量。因此，黄春明说：“我有两个爷爷，一个爷爷是生我爸爸的，一个爷爷是沈从文。”[4]沈从文的乡土写作将黄春明带入了文学的世界，并作为一种资源影响着黄春明以后的文学创作。60年代到70年代初，台湾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现代工商经济的冲击下，农村自然经济解体，乡村处于整个台湾经济结构的底层。对于古旧、淳朴、率真的传统感到深深眷恋的黄春明陷于忧虑之中。另外由于台湾特殊的政治背景，“传统乡村”与“现代工商文明”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祖国文化”与“外来文明”的对抗。情感上亲近祖国家园，理性上却顾念到现代化带来的文明进步，这种两难的困境再加上台湾社会特有的“孤儿心态”使得黄春明更深地陷入了无根的惶恐之中。相同的困境，同为知识分子的身份，为家国忧心忡忡的心境，以及对于故乡的深厚感情使得黄春明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了更深的认同感。于是，为了缓解这种惶惑，黄春明也将目光瞄准了乡土社会，将文学心灵扎根于自己的故乡“宜兰”。

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撞所带来的“文化无根感”将沈从文引入了“湘西”，而由社会政治的剧变带来的“现实无根感”将黄春明引入了“宜兰”。时隔30余年，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将文学之根、人生之根植入到故乡的沃土中，在乡土社会中寻找精神的家园。“故乡”在他们的笔下便不仅具有了地理意义，更具有了心理意义的层面——它是理想的载体，诗意的栖居。沈从文曾说：“不管是故乡还是人生，一切都应该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是使人愉快，也无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5]他的这种“择美”而“遮丑”的观点在创作中得到了印证。他的“故乡”“边城”是一幅恬静写意的艺术风景画，“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6]。他在“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7]的翠翠、夭夭这些“湘西世界”里的纯美小女子身上寄寓自己美的理想，在亲手放倒了六个敌人的虎雏身上寄托了对生命强力的赞叹，用美丽的梦幻构筑了与“现实人生”遥遥相对的理想宫殿。黄春明也同样是用满含赞美的笔调为我们描画出了一个充满田园风情又举步维艰的“宜兰世界”。阿明烤草螟猴的童真野趣、爷孙俩共扎稻草人的天伦之乐，让我们领悟到了乡民的快乐与质朴；青番公对土地近乎偏执的爱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自己一手创建的家园的骄傲和期盼；而阿盛伯对代表着现代文明的游泳池的憎恶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乡民的执拗与悲怆。这些“小人物”就是黄春明作品的主角，他们面对尴尬的生活境遇，却从不向命运妥协，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坚韧品格，“想一想他们的生活环境，想一想他们生存的条件，再看看他们生命的意志力，就会令我由衷的敬佩和感动”[8]。

美国小说作家赫姆林·加兰早在1984年写就的理论著作《破碎的偶像》中对乡土小说有精辟的理论阐述。他认为“地方色彩”对于文学至关重要，“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的一向独具的特点”[9]。“地方色彩”是乡土文学的重要审美特征，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二人的文学创作中。沈从文的“湘西世界”由于地处偏隅，以中原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对湘西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酒神精神在这里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扬，人们尽情地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在放纵中消弭人与人的界限与隔膜，获得人与自然的合一。因此，柏子的放荡不羁、吊脚楼女子的真诚妩媚、虎雏的尚武好斗、媚金与豹子的刚烈，也许有悖于儒家文化的规范，可将他们置于湘西的背景下就显得极为和谐。而湘西人过迎春节的热闹场面，用寸金糖封口的习俗，女人只同第一个男人相恋而与第二个男人结婚的婚嫁观念，以及他们内在的悲剧性气质无不显示了湘西世界的独特个性。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也因此更加鲜明起来。而黄春明笔下的“宜兰”由于位于台湾东北隅,更显示出了独特的地域风貌。黄春明的小说背景大都设置在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乡村文化韵味的小镇上,妈祖庙、茄冬树、木瓜园、番薯地等独具宜兰地方特色的风情景物随处可见。比如在《溺死一只老猫》中对清泉村祖师庙和痔疮石的叙述,在《青番公的故事》中对给村里人预报洪水的芦啼鸟的描写都彰显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另外,对风俗人情与民间活动的描写也是表现地方色彩的重要方面。比如黄春明在《瞎子阿木》中描写久婆用白饭、纸人、菜碗和梳子为秀英“招魂”的场景,在《放生》中叙述娶媳妇的传统审美标准:长着四正带翘的臀斗,可以致荫丈夫的圆下巴……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使黄春明的“宜兰世界”别具一格,分外灵动起来。

在《乡土小说》一节中，加兰认为：“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小说反映出来了。”[10]加兰的预言在乡土小说中得到了证实，作为“乡村”对立面的“城市”往往成为乡土作家们批判的对象。都市上流社会与绅士阶级的人生情状，是沈从文以都市为题材的小说的主要景观。人格缺陷或精神病态是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共有特征。无论是《八骏图》里“八骏"们源于性压抑的人格分裂、《绅士的太太》中男女逢场作戏式的性欲横流，还是《大小阮》中大阮的不择手段、《道德与智慧》中大学教授同情心的缺失，都表现为人的本质的退化或缺失。而城市的缺失，却往往能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找到补偿。城与乡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成为了乡土作家的另一套笔墨。7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当局长期依赖外国，致使“崇美媚日”的社会风气盛行，社会矛盾的焦点转移到都市。黄春明的创作背景也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他的笔触迅速集中于批判、嘲讽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工商经济和买办意识。《苹果的滋味》揭露了美援带给台湾人的精神奴役，《我爱玛莉》批判了愈演愈烈的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鱼》揭示了外来经济和精神侵袭之下民族宝贵传统的失落。作家开始反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带来的弊害，以及精神生活的贫困，开始寻找民族文化传统之根。

二、不同的价值选择

尽管沈从文与黄春明都是以乡土文学而著称于世，但是二者的批判视角和价值选择却迥然不同，由此使得他们的创作面貌也各具特色。

由于生长环境的不同，沈从文的价值体系和认知方式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迥然不同。具有新人文主义特征的“自上而下”的“五四”人道主义精神，没有成为他唯一的价值尺度。他对于用楚文化重建民族文化、恢复民族活力的热切期盼，使得他对楚地民间文化有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再加上他“超越悲剧”的审美经验，因此他的创作表现出极为复杂的文化态度与价值选择。尽管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也写湘西的贫困落后，也写农民在外来政治、经济压迫下的困苦、挣扎，但是他并没有凌驾于民间理性之上，用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启蒙态度去反映乡民的落后愚昧，以引起同情与疗救的注意，而更多的是站在民间理性的立场对他们这种隐忍的生存方式表示认同。这使得他的乡土小说更具有“平民化”的色彩。比如在《丈夫》中，沈从文向我们描述了一个让妻子去当妓女赚钱养家的丈夫的形象，并且丈夫认为这种方法“既不和道德冲突，也不违背健康”。这种方式可能无法为我们所理解。但是沈从文并未就此展开血泪的声讨，而是以一种泰然洒脱的“乡下人”视角来书写他们视为正常的生存状态，格调如此委婉，似乎充满了“勿抵抗主义”的意味。又比如在《柏子》中，水手柏子把漂泊两个月赚来的钱换来一夜销魂，然后再返回船上赚钱，周而复始。柏子的生存方式可能是消极的，但是这种率性而为、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却让沈从文表示认同。沈从文说：“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他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人截然不同！”[14]因此，沈从文从不用城市的道德规范和现代文明来比照乡村，而是努力发掘乡土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民间理性的价值意义，还乡土社会的本真面目。

黄春明的创作更多的是以现实批判的视角来审视乡土社会，以悲天悯人的态度揭露“小人物”麻木尴尬的生存状态，以社会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外来政治、经济对农村的冲击。归根结底这还是启蒙的视角，是乡土写实派的典型风格。黄春明曾说过：“我的小说喜欢处理时代转变的过程，关怀人与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15]比如在《锣》中，黄春明塑造了一个在台湾社会转型期间丢失了传统职业的“打锣人”的形象，经济上的失落带来了社会地位以及人的尊严的失落，不断以自我的精神损害与心灵摧残来换取生命的平衡，活脱脱是一个阿Q的形象。而在《儿子的大玩偶》和《两个油漆匠》中，同样讲述的是在自然经济解体、消费社会形成的社会转型阶段，“小人物”窘迫的生活状态。我们不难从中发现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及担负的社会责任感，这与沈从文的民间立场大不相同。沈从文的笔下也不乏这些身处尴尬生存境地的人，但是我们在字里行间却看不到泛滥的悲悯情绪。不以人道主义为唯一价值尺度的沈从文看到了这种种卑微的生存方式存在的合理性。

黄春明的创作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赞美“小人物”、缅怀乡土传统社会的，代表作就是《青番公的故事》。但是，已经在情感上、理性上超越了乡村世界的作家不可能真正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他们言说，即使是在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中，作者的价值标准也已经发生了转换。乡土作家的民间不再是本源意义上的民间，其民间理性也经过了现性、现代哲学与文化启蒙的烛照，不再是本源意义上的民间理性了[16]。因此，民间理性与现性的冲突便会出现在作者的创作中，它在《溺死一只老猫》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反对修建游泳池的阿盛伯不是“英雄”，而与阿盛伯对立的市镇也不是“坏蛋”。于是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已经不再是一种正义、非正义的冲突，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在此得到成功的消解，小说不再囿于非此即彼的道德对抗，而呈现出多声部的主题延伸[17]。黄春明认为，在新旧文化交接期，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多面的社会，任何一种社会现象背后都蕴涵着多元的文化选择和丰富的阐释空间。而在沈从文的笔下城与乡的对立代表着两种文化的对立，城与乡矛盾的不可调和是为了方便表达作者关于民族文化的理想建构，因此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城与乡的对立模式不能被消解，城与乡是二元对立的。妓女形象是沈从文与黄春明创作中都曾赞美过的形象。黄春明在《看海的日子》中塑造了一个在艰难、屈辱中仍追求希望和尊严的妓女——白梅的形象。显然，作者为她选择了一条积极的人生道路，符合现代文明、现性的道德规范。而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人认为妓女是既符合道德，也不违背健康的职业。因此我们看到沈从文笔下的妓女总是安于现状的，不需要同情与可怜，也不用如白梅般体会重新做人的艰难。她们真诚、刚烈、妩媚、敢爱敢恨，恰如《柏子》中那个吊脚楼女子的形象。

在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交战中,乡土小说家们担心乡土传统会最终走向消亡。这种焦虑与忧思呈现在作品中,往往表现出浓重的悲情色彩。而由于沈从文与黄春明价值选择的不同，二者的创作表现出不同的悲情色彩。基于复杂的文化态度与价值选择，以及“超越悲剧”、“超越苦难”的审美经验，沈从文笔下的悲剧大都是命运悲剧。人物被命运牵引着，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审判，比如《边城》中翠翠与母亲的悲剧循环模式。人与命运是无法抗衡的，或者甚至没有反抗，因此沈从文作品的悲情色彩是冲淡的，淡漠了普通人那种对悲剧的惊讶。而黄春明由于采用的是现实批判的视角，因此他笔下的悲剧大都是社会悲剧，人与社会发生激烈的冲撞，死亡成为人对社会的最后一击，比如《两个油漆匠》中被社会逼上绝路的油漆匠。我们在作品中可以读到作者的愤懑与不平。黄春明作品的悲情色彩是浓重而忧郁的。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说：“黄春明写的是台湾那里的家园，那里的风俗习惯，那里的不平，那里的美和那里的人——主要是写人，这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我认为即使他今天就停止写作，他已经用他的台湾乡土小说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和社会史，留下了具体的贡献了！”[18]诚如葛浩文所说，黄春明的贡献不仅是文学的也是社会的。他以对乡土社会的观照，反映出了自然经济的解体给乡土社会带来的动荡。而当农村经济的动荡逐渐平息，社会矛盾集中于都市的时候，他便将视角投向都市。80、90年代，社会老龄化问题困扰着台湾，黄春明又将笔触伸向了老人问题。纵观黄春明的创作，他的转型期总是紧紧跟随着社会的转型期，他的笔触总是会伸向社会的敏感问题，他以现实批判的视角为我们勾画出台湾社会的情貌。黄春明的乡土创作，既赞美了坚韧生活着的“小人物”，又批判了滞重的落后乡风，既对传统文化的衰疲感到惋惜，又对现代文明寄予希望，体现了他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这与沈从文的文化批判视角是迥然有别的。

“乡土小说”之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因为它是对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和价值秩序的思索和探寻。无论是以黄春明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乡土小说所持有的批判立场，还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宁静舒适的“田园牧歌”，都是乡土作家们为寻找灵魂的归宿和诗意的栖居而做出的不懈努力。虽然二者的价值立场和批判角度不同，却以同样深厚的力度对“乡土世界”进行了多维观察与深入透视，展示了它温情脉脉却又藏污纳垢的风貌。

注释：

［2］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5页。

［5］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6］［7］沈从文：《边城》，《沈从文作品精编》，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4页。

［11］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00页。

现当代文学论文篇4

语文学科本身是敞开的，是向学生和世界敞开的，它需要学生去理解、去感悟，单纯的应试反而消耗了语文的生命力。而语文学科中，现当代诗歌的教学尤其能展现出汉语言所具有的魅力。

一、学生接受力与现当代诗歌

文本与接受，是接受美学理论下的一组概念，旨在强调读者接受对于文本的影响力。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对于现当代诗歌在理解和接受上都有偏差，大多学生都以理解古诗的方式去理解现代诗歌，在现代诗歌中找意象，找能表达作者观点的诗句，结果是意象被找到了，关键句也被找到了，但对诗歌的总体理解却出现了偏差。比如苏教版高一必修一有一首江河的《让我们一起奔腾吧》，学生认为“海水”“冰块”“春天”等是关键词，能够表达作者对于时代，对于人生境遇的看法，但是从诗歌的整体而言，这首诗展现的是当时个体蓬勃的生命力，虽然有希望，但其中掺杂着很多苦难。虽然通过关键词，确实在一定层面上把握了诗歌，但是却会出现某种偏差。

其次，学生对于现当代诗歌的接受存在着先入为主的偏见，总认为用白话写出的诗歌不如古诗，事实也是如此，现代诗的历史也就百年之久，其所取得的成就是无法与一个发育了五千年的古诗所取得的成就比较的。于是，学生大多不愿意接触现当代诗歌，即便在语文课中接触到，也只是当课文学习，学习过后也就不再触及。

二、从意象到语言：现当代诗歌教学原则

就笔者的教学经验来说，学生对于现当代诗歌的接受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学效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教学能顺利完成也不能从诗歌本身入手提高学生对汉语言的理解力。因此，笔者认为，高中语文现当代诗歌的教学必须从语言着手，以语言分析为教学原则。

要以语言为主，就面临着教学方式的过度。从古诗教学以意象为线索过渡到现当代的语言教学。如何过度？笔者认为，现当代诗歌是在西方思想和理论影响下的产物，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诞生的，其里面内含着现代观念，西方的科学主义，而语言转向在19世纪初对西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思想在现当代诗歌中都留有印记。而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尤其是白话诗歌，它所展现的语言是具有灵气的，是在敞开一个世界，也是语言的本质体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让学生从诗歌的整体去考虑，尽可能不要选择具体的关键词，也就是诗眼，更何况在现代诗歌中并不一定能找到诗眼。现当代诗歌大体上是分节分章的，江河的《让我们一起奔腾吧》有四章，食指的《相信未来》有七节，整首诗歌不是哪个词就能概括得了的，而是要进行通篇的连贯理解，这样语言与言语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尤为重要，而语言背后具有的内涵也是在联系中诞生的。

在现当代诗歌教学中，意象这一概念总会缠绕着学生，即使是教师也不能完全摆脱它的影响。但是，就笔者提出的教学原则而言，必须避免意象或者说是诗眼的影响，要以诗歌语言为基础，在联系中领略诗歌的意味。比如《相信未来》最后一节：“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这首诗歌诗人以激情的方式热烈呼唤读者要相信未来，如果单独拿出某个词语来解读，整首诗歌的生命力就会被弱化，就不能很好体会到这首诗所具有的澎湃感情以及在这种感情之下的无奈和痛心。现当代诗歌的语言教学原则要求教师不能拘泥于常规的古诗教学方式，古诗在一般教学中是不能仿写的，但是现当代诗歌却是可以仿写的。比如《相信未来》的教学完成之后，可以让学生根据这首诗仿写，进而强化学生对于现当代诗歌的语言敏感度，达到梯度教学的目的。

三、还原一个世界：诗歌教学的境界

与古诗教学一样，现当代诗歌教学最后是让学生有所收获。古诗给予学生的意境美在现当代诗歌中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也就是说现当代诗歌的优秀作品是通过诗歌还原了一个世界，它把读者所不知的世界展现给了读者。这就是高中语文现当代诗歌教学的境界所在。这个境界不是教师教授给学生的，而是要通过教师的引导，学生自己体会和领悟到的。现当代诗歌还原的世界，是一个用语言文字造就的世界，因此，必须具备一定的语言感悟力才能通过阅读面对这个世界。如《相信未来》，这是作者在“文革”初期的作品，被学界界定为民间写作，它所展现的是“文革”中，个体在经历的沧桑之后对未来的看法，可以说是那个特殊阶段个体所具有的品质。它还原了一代人的愿望和那个特殊阶段人的遭遇。现当代诗歌不是休闲之作，教学中也不能一笔带过，要让学生能感受到诗歌所敞开的那个世界。

现当代文学论文篇5

一、当前高职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内外因素的挤压下学科魅力在消弱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逐渐呈现出“边缘化”和“世俗化”,“疏离文本”的现象尤其严重。近年来,很多高职院校都倾向于以单纯的“职业能力”来定位学生的价值,因此,这些学校对于像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样的理论性强、与就业关系不大的课程不够重视,削减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课时量,严重阻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发展。

(二)课程教学中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不突显

当前,大部分高职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方法还是传统的讲授法,教师占据着课堂的主体地位,学生只能够被动接受教师所灌输的知识,即教师把握着整个课堂,学生在课堂上缺乏与教师的互动,参与性不够,学生只是在被动的接受知识,而不是主动的去吸收。即便是现在很多院校引进了多媒体技术,教学采用了多媒体教学,但是仍然改变不了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授课方式。在这种教学模式之下,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无法得到提高。

二、高职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改革

(一)构建专题化教学模块,突出作品的深度阅读与欣赏

不可否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功利性不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门课程没有应用性,事实上,对应用性人才来说,并不需要掌握过多的理论知识和文学史,而是要通过学习文学史,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品鉴能力和对问题的思辨能力。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应该适当的简化思潮论、流派论和作家论等等一些内容,应该侧重展开对作品的深度理解和欣赏。高职院校可以组织教师进行研讨,构建专题化的教学板块,淡化文学史,强调赏析作品。例如,可以构建“鲁迅作品阅读”、“沈从文作品阅读”、“张爱玲作品阅读”等等教学专题,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结合教学的具体要求,对这些文学作品进行整合,把教学重点放在对文学作品的赏析上,着重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学生对每个不同的专题进入深入学习,这样就能够得到系统的训练,不仅学习到了相关的理论知识,还训练了他们对作品的感知能力,提高了其分析能力和品鉴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才是具备实用性的,而这种复合型人才正是社会所需要的。

(二)创新教学方法,努力践行“学导互动”模式

传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采取的是“三主式”教学方法,即以教师讲授为主,课堂教学为主,知识传授为主。这样的教学丝毫提不起学生的兴趣,其教学效果显而易见,不尽人意。因此,我们需要改革创新教学手段,践行“学导互动”模式,加强与学生的互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着力于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有机穿插影视片段,加强阅读延伸,做足“助学”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有些教学内容比较枯燥,学生学起来可能会感到很乏味,所以,教师应该想方设法的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影视片段就能够帮助教师解决这一问题,影视片段对于学生来说有很强的的吸引力,它通过带给学生视觉和听觉上的极大冲击,能够帮助学生培养其文学审美能力。影视片段所带来的各种信息,不仅满足了学生对学习的要求,还弥补了学生历史经验的不足,因为有些历史事件是学生无法通过文字真切的感受到的,而影视作品通过对当时的情景再现,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一目了然。这样就很容易得到学生的情感共鸣,使得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更为透彻深入。例如,在教学巴金的《随想录》时,教师需要向学生介绍这部文学的中心思想和作家的情感基调,但是如果我们“刀枪直入”式的讲解,可能会让学生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所以我们需要为学生播放一段辅的视频。这里教师可以选用电影《活着》中的几个片段,比如说,富贵大炼钢铁的片段、富贵的女儿凤霞生孩子时因没有医生难产而死的片段等等,学生通过观看这些视频,就能够对“”时期有一个更详尽的了解,能够得到真实的体会,再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去分析作者巴金的创作意图,去欣赏作品的背后内涵。精心组织课堂讨论,加强小组合作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需要教师要精心组织课堂,安排必要的讨论环节,可以采取小组合作的学习的模式,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话题讨论,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可以安排学生以5~7人为一小组,以小组的形式参与讨论。教师要充分结合授课内容,在需要进行讨论的时候引进一个新鲜的话题,让学生积极的进行讨论,然后将讨论结果公诸于众,与众人分享本小组的讨论结果,也可以吸取其他小组的结论。例如,当教师讲述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作品时,就可以安排这样一个导学环节:每个小组选择一个作家,对其进行解读,教师给予一些思考题,各组员自己去探究,总结出自己的观点。最后在课堂上以演讲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教学过程,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创意思维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

现当代文学论文篇6

【论文摘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挥其优势和特长，改革大学的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大学教育中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培养出会学习，善思维，勇于创新的人才

我国大学的教育方式既有我国传统的教学方式－－书院方式，也有的是从前苏联传承过来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方式基本都是这两种模式：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突破这种传统模式。尤其是大学中的文科教育为甚，《现当代文学》这门课基本是这种模式。一支粉笔、一个教师、一本教科书、一块黑板、教师列出几本参考书。整个讲课都是以教师为中心的。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变化，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技术时代，其最为突出的现象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特别是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领域的运用，将会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转变教育观念，改革课堂结构，优化课堂教学。现代信息技术给人类带来了高效、方便的信息服务，现代信息技术主要包括传感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缩微技术等。传感技术的是延长人的感觉器官收集信息；通信技术是延长人的神经系统传递信息；计算机技术是延长人的思维器官处理信息并提供决策；缩微技术是延长人的记忆器官存储信息。计算机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一起构成现代信息技术的核心内容。在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下，传统课堂教育方式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挥其优势和特长，改革《现当代文学》的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大学教育中用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培养出会学习，善思维，勇于创新的人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现当代文学》教育，弥补了传统《现当代文学》教育的众多不足，改变了传统的知识存储、传播和提取方式，引起了教育新的变革。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的信息技术给现代教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其在教学中的应用与传统的教育技术相比，有着更强大的优势和显著的功能特点。

1 与传统教学媒体比较的优势

传统的教学中使用的媒体种类很多，最常用的是印刷教材，包括教课书和教学参考书等，这类媒体的优点是：学习者控制信息呈现速度，即学习者能够按照自己的速度去阅读文字材料；学习者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复习学习过的内容；这种媒体对环境条件的要求非常低，因此成了人类通常获取最常用的一类媒体。但是，这类媒体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突出表现在它所展示的图形是静止的，缺乏趣味性。电视和录像是教学中常用的另一类媒体。但是，这类媒体呈现的图像信息真实有趣，图形和声音能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学习者能够同时用视觉和听觉接受信息，有利于学习和记忆。但是这种媒体最大的缺陷是学习者不能控制信息的呈现，不便于学习者复习。而现代信息技术却能够将不仅拥有以上种两种媒体的优点，还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势：

1.1信息处理的自动化和高速度教师和学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的这一特性更方便地检索、获取、加工、利用、评价、创造和信息，有利于提高教学活动的效果和效率。借助这一潜在优势，教师和学生可以减少简单、机械的信息加工活动，而集中精力进行高水平的思维活动这类活动包括：利用电子表格、数据库等工具分析数据库资料中蕴含的规律、发现和形成问题、寻找答案以及解释和呈现研究结果；利用计算机辅助测验系统或其它教学测评工具进行形成性测评和总结性测评，利用计算机管理教学工具更方便地对于教学有关的信息进行管理和分析；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数据库检索等更方便地查询、获取、下载自己需要的信息，并对下载的信息进行评价、选择和整合利用；利用用户很好的网页创作工具设计、网上信息，将自己的创新的结果公布在网上。

1.2信息表征方式的多媒体化和非线性化信息技术能够为教学提供多媒体教学资源，从而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他们的经验范围，促进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超文本技术实现了信息的非线性组织，各种信息之间有丰富的链接，构成了立体的信息空间。因此，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进行学习，更好地适应每个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学习进度。借助这一潜在的优势，教师和学生可以进行教学演示，让学生通过多种感官获得丰富的经验，并且可以对演示过程进行自主的控制；促进知识的直观化的可视化，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入加工；获取丰富的、不同类型的信息，丰富、扩展对学习的主题；表现自己和感受和见解等。

1.3信息利用的动态交互性表现在：学习者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学习内容，进行自主学习活动进一步添加和扩充信息，建模以及虚拟现实场景等建军构自己的理解获得逼真的动态的经验感受培训实际技能。

1.4信息共享与交流的灵活性和跨时空性计算机网络为教学提供了信息共享与交流的有效方式，包括同步交互和异步交互，可以是一对一的交互，也可以是对多、多对多的交互，这将大大促进学生教师、家长、社区以及学科专家之间的跨越时空的沟通交流。利用Internet可以实现优秀教学资源的全球共享、及时更新；利用网络还可以远程教学和远程指导；利用电子邮件、BBS、聊天室等可以实现教师与学生彼此之间的交流沟通各种网络工具还可以支持不同地方的教师进行协同工作，支持身处异地的学生进行合作学习。利用网络可以实现学校与社区之间的有效沟通。

2 与教师比较的优势

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与信息技术相比，他们在教学中的优势主要有：①有能力根据《现当代文学》课程标准和具体的教学目标做出计划，并能根据具体要求开发相应的辅助材料。②有能力将学生熟悉的生活经历或事物综合到《现当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去，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③有能力适应变化者有要求，随时回答学生的询问。④教师有能力督促学生的学习，并能引导学生发展高水平的思维。⑤建立与学生的联系，有能力交流感情，在学生遇到困难时，能以自己经历和感受激励学生克服面临的困难。⑥有能力在行为和价值观方面做出成熟的样板。而信息技术优势也是显见的：在信息处理上的高速度和自动化；在信息表征方式的多媒体化和非线性；在信息利用上的动态交互性；在信息共享与交流上的灵活性和跨时空性等方面，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良好的多媒体学习环境，同时，重复执行某项任务不会厌烦。特别是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体现和顺应了未来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以整合方式应用信息技术，使学生能够用以往不可能的方式学习，他们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和接受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使他们积极地参与到学习中变被动型的学习为投入型的学习，促进学习者对所学知识的有效理解，并且能够产生他们自己的知识，达到他们的知识和技能学习目的；信息技术的应用，减少教师和学生简单、机械的信息加工半自动，从而集中精力创造性地教学、学习或进行高水平的创作和高级思维活动，提高教师和学生的创造力；提高学生在真实世界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和不断探究的能力；促进学生的合作精神、处理人际关系和共同完成任务的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提升学生应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意识，培养学生获取信息、传输信息、加工处理信息和信息的能力。针对教师课堂教学的需要信息技术通过多媒体光盘或网络提供以下功能：为教师提供教学用的各种资料；为教师提供用于考试的试题及相应的答案；为教师提供优秀教师的教学方法案例；为教师提供制作教学软件的工具，使教师能够制作课堂（或局域网）上使用多媒体教学软件。

3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功能，为学生提供极为丰富的学习资源

对ITAI应用研究和评价表明，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会对学生的学习思维的发展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学生的学习行为。当信息技术的应用能适应学生的能力和先前的经验，以及用信息技术为学生提供反馈和为教师提供关于学生的行为或进步，这些情况下，信息技术都会促进学生的学习行为。①提高学生的高水平思维技能:当引导学生参与问题解决过程并允许他们在问题解决中使用信息技术；或者让学生以小组协作方式利用计算机解决问题，信息技术能够促进学生的高水平思维技能的发展。当学生将信息技术用做通信工具以呈现、公布和共享他们的项目成果时，信息技术能够促进批判性思维的发展。②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当学生使用计算机调整问题和任务，把学生的成功实践扩大到最大限度时；当学生将信息技术用做产生、论证并与他们的同龄人、教师和父母共享他们的工作成果时；或者学生使用他们喜欢的富有挑战性的游戏程序和设计好的技术应用，以开发他们的基本技能和知识时，信息技术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态度和兴趣。③信息技术对学习有障碍的学生是非常有效的:对于能力低下或学习有障碍的学生来说，使用能够连续不断地通过调整任务难度评价每个学生的执行情况、以适应学生的能力和实践水平；或者使用能够满足学生的独特需要、实力和嗜好，以及能够恰当地适应他们的语言习惯时信息技术是非常有效的。

4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功能，扩大授课内容

传统的大学教学方式是老师的教为主，按照教材提供的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这种教学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首先是：传统大学教学，对于学生和教师来说都是有限的，一是教学内容有限；二是学生学习内容有限。这种教学的方式只能是非常简易的教学方式。《现当代文学》在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邓中夏、郭沫若、蒋光慈、闻一多、朱自清、徐志摩等一大批诗人，如果教师在讲到这一章节时碰到的问题就来了，众多的诗人在教师两节课的讲解中是难以全面涉及的，因为如果将每一个诗人的诗作写在黑板上，时间不允许，老师抄作品在黑板上都抄不完，更不用说是讲解他们的诗歌。其次：是对每一个诗人的介绍及诗歌作品的讲解也是有限的，因此学生所学的东西在课堂上是非常有限的，而运用多媒体教学就不一样，只要将教师备课的讲义，做成光盘，就能在一节课中将上述内容讲完。用多媒体播出，既节省了版书的时间，又能够讲述清楚极大地扩大了教师的授课内容。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包括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多媒体教学的发展为教学的容量的扩大创造了很大的空间，这种容量的扩大对教学的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效果:①创设情景，趣味教学，激发学生求知欲望;②展示课堂教学结构与过程，优化学生思维;③优化视听说组合，增加操练密度，提高教学效率。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教学功能，作为优化课堂教学过程的突破口，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让学生能在一节课中学到不少的知识。极大地提高《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容量。

5 教师自身应改变教学方式

现当代文学论文篇7

一、《长夜》——真实的“自传”

《长夜》是姚雪垠写于抗战时期的一部别开生面的作品，一九四七年由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小说讲述了作者在一九二四年冬天到次年春天大约一百天的时间在土匪中生活的经历，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而且，“在写作的时候，为忠实于现实主义，我决定不将主人公陶菊生的觉悟水平故意拔高，也不将贫雇农出身的‘绿林豪杰’们的觉悟水平和行为准则拔高。”“忠实的反映二十年代河南农村生活的重要侧面和生活在那样条件下的人物的精神面貌，是我要写这部小说的中心目的。小说中当然反映了我的世界观和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决不背离历史生活的真实，故意加进去某些思想宣传。”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作者的亲身经历和追求写实的创作态度，使《长夜》为现代读者提供了一睹“真实”的土匪故事的机会。“从审美的角度发现‘真实的土匪’上。《长夜》可以和萧军的《第三代》并列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两部奇特的书。”

《长夜》的真实感主要源于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人物形象的写实性描写。“在这部小说中，我写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因没有生活出路而叛乱。我写出他们的痛苦、希望和仇恨；他们‘下水’(当土匪)后如何同地主阶级存在着又拉拢又矛盾的关系，其中一部分人如何不得不被地主中的土豪利用；我写出来杆子与地方小军阀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还写出来杆子内部存在着等级差别：有人枪多，放出一部分枪支给别人背，坐地分赃；有人背别人的枪；有人当‘甩手子’，地位很低。小说中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关系，正是我在少年时代曾经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现实。”“一支人数较多的土匪武装，其阶级成分是复杂的：有真正的失业农民，有农村中的二流子，有离开军队的兵油子，有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还有曾经受过招安成了官军，因打败仗或不得意而重新下水的军官。”正是这种“人与人的关系”、“阶级关系”和土匪内部阶级成分的复杂性，为读者带来了五、六十年代阶级理论图解式的作品所缺失的“真实感”。复杂的人物关系描写是建立在复杂的人性、性格刻画的基础上的，土匪头目李水沫、薛正礼和土匪赵狮子、刘老义都是令人难忘的“强人”形象。赵狮子在与地主武装红枪会、地方军阀马文德的交战中彪悍勇猛；对待“肉票”和反抗的农民则透着凶残，尤其是攻打胡刘庄时将其大舅、二舅枪杀的细节更是令读者触目难忘；而面对土匪头目薛正礼的母亲、妻子，他在亲热和调皮中流露出对家庭温暖的渴求。强悍、凶残、讲义气、重感情如此复杂矛盾的个性合于一体，显示了作者对特殊家庭(赵五岁即沦为孤儿，他母亲被其舅逼迫下自尽)、社会(兵荒马乱，强人盛行)环境下形成的性格特点的精确把握。薛正礼则沉稳精明、强悍机警、善良义气。他劝同村青年不要做土匪而自己又不得不为，他眼见土匪烧杀奸淫劝阻不成而又任其所为，他是一个集农民的善良、宽厚和土匪头目的精明、强悍于一体的复杂人物。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部小说的叙事视角。作者自陈“因为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所以我在进行写作时，不追求惊险离奇的故事情节，不追求浪漫主义的夸张笔墨，而力求写出我少年时代一段生活的本来面貌”第一人称全知视角为自传最常用的叙事方式，而且也更有利于还原“生活的本来面貌”。对读者而言，由“我”来讲述“我”的故事和“我”所目睹的土匪故事更具可信度和真实感。但作者写作《长夜》时打算把它作为“三部曲”的第二部来构思，定名为《黄昏》、《长夜》、《黎明》的“三部曲”是旨在反映河南农村从清末至北伐近三十年历史变迁的史诗，由“我”来讲述显然难负其重。“由于《长夜》带有自传性质，最容易写，所以我先从《长夜》动笔。但是缺点也在自传性质上，局限了我，不曾写出来那个时代的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这种要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写“史诗”的雄心逼着姚雪垠选择第三人称视角，而对“真实感”的追求又要求他运用第三人称时不能时时处处“全知全能”，二者相互妥协的结果是第三人称眼知视角，这样既可保留真实感又扩大了社会生活描写的广阔度。“一九二四年的冬天，从伏牛山到桐柏山的广大地区，无数的田地已经荒芜。”“半个月以前，吴佩孚正指挥直系军对在山海关和九门口一带同奉军鏖战，不提防冯玉祥从察哈尔回师进入北京，拘留了大总统曹锟，断了吴佩孚后路。”——当需要将广阔的自然风貌和历史背景告诉读者时，叙述人几乎无所不知；而当进入具体的故事层面时，叙述人经常会不自觉转入主人公陶菊生的个人视角——“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我自己”。这种叙事角度事实上是由两个“我”共同承担：一个是现在(写作《长夜》时)的“我”负责为读者交代故事的发展和背景，一个是过去的“我”(陶菊生)讲述不同境况下的见闻和感触，两个“我”不断交替换位，共同完成两个一直难于完全和谐的任务：自传和史诗。而陶菊生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少年，读过书，“思想进步”，但也不乏家乡的“强人”思想，“把冒险当作游戏和英雄事业”，而且又身兼土匪的“肉票”和土匪头目义子的双重身份。“肉票”和“进步”读书人的身份使他感到土匪杀人放火的恐怖、残忍，“强人”思想和义子身份让他看到土匪的勇敢、讲义气甚至人性的美好。由这两个“我”共同讲述的土匪故事，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是爱恨交织的复杂体验。

二、《林海雪原》：新英雄的“革命式”传奇

《林海雪原》是五十年代著名的传奇性革命历史小说。这部小说是依据作者在四十年代的剿匪经历写成，“这几年来，每到冬天，风刮雪落的季节，我便本能地记起当年战斗在林海雪原上的艰苦岁月，想起一九四六年的冬天。”作者在扉页上注明了写作的主要目的：“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同时，将之传给人民教育后代则是作者的现实考虑。可是如何将英雄的故事讲给“人民”以及“后代”而又让他们喜欢听，作者不得不在叙事的诸多层面加以思考。“在写作的时 候，我曾力求在结构、语言、人物的表现以及情与景的结合上都能接近于民族风格，我这样做，目的是要使更多的工农兵群众看到小分队的事迹。我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名著，其中人物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英雄主义的气概曾深深地教育了我，它们使我陶醉在伟大的英雄气概里。但叫我讲给别人听，我只能讲个大概，讲个精神，或者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可是叫我讲《三国演义》、《水浒》、《说岳全传》，我就可以像说评书一样地讲出来，甚至最好的章节我可以背诵。”同时作者又要站稳阶级立场，“爱谁，恨谁，爱什么，恨什么，歌颂什么，打击什么，都不容许有一点含糊。”可是作者如何在“阶级立场”、“新英雄”故事与自己的经历之间保持平衡，必要时三方怎样作出让步——这都是作者写作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林海雪原》是在“敌”(匪)、“我”(解放军)对立分明的叙事结构中完成革命历史的讲述任务的。和《长夜》相比，《林海雪原》只保留了“官”(解放军)和匪的对立冲突，至于“官”的内部和土匪内部以及官匪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拉拢、相互转化的错综关系基本上被忽视和改写。可以说，《林海雪原》是对《长夜》的叙事结构进行减法的结果。与此对应，作者还要在敌我的阶级来源和双方形象的塑造上进行调整。我方人员杨子荣、少剑波、高波等人皆为“无产”阶级出身，他们身上也都凝聚着各有差异但同为美德的品质：杨子荣的“大智大勇”，少剑波的“机智多谋”，栾超家的“诙谐乐观”……敌方则成分复杂，“伪满官吏、警察宪兵、地主恶霸、盗寇惯匪、流氓大烟鬼”以及国民党残余军队，但他们的品质一律都有问题：凶残、狡猾……——这样的故事结构和人物形象和中国古代的“土匪”小说《水浒传》极其相似，只不过将“官”(以高俅等人为代表)和“匪”(梁山好汉)的行为和品质进行了置换。《水浒传》中梁山好汉行侠仗义，政府官兵则趁火打劫，于是官逼民反；《林海雪原》上则是人民军队处处为群众(林业工人、贫农、猎户)着想，土匪对群众凶残无比，于是官方胜利剿灭土匪。可以说，《林海雪原》就是改装版的《水浒传》。但这样的叙事结构必然带来对现实复杂性的排斥：“英雄们的事迹也绝非四十万字所能写完，有许多事情我把它删掉了，没有写进去。最近我见到过好几位当年一同参加过林海雪原斗争的战友，他们总是问我，某某事你怎么没写进去，某某事又为什么没有写进去?可见我还远没有把林海雪原的斗争表现得更完整更充分。”到底是什么事情令当事人难忘而又不便于写进英雄的故事里哪?战友的责问显示了曲波在阶级立场(政治考虑)、动人故事(读者考虑)和个人经历之间牺牲了后者、成全了政治和读者。

与《长夜》相比，《林海雪原》故事结构的改变紧连着叙事视角的转移。《长夜》的叙述方式虽为第三人称叙事，但与常规的第三人称叙事有所不同：叙述者在空间上虽然完全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出入人物的内心，但作者却有意将叙事的任务交给“我”(小说主角，早年的作者)，而“我”的特殊身份造成了既站在土匪立场表达对他们的钦佩和同情，又不时游离土匪立场讲述他们的残忍和无情。《林海雪原》仍然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方式，但将叙事任务的权利交给了“我方”。除了保持叙述者在时间上完全受到限制，按事件的发展作顺时态叙事以保留传奇的“悬念”外，叙述者在空间上也是有所限制。对于“我方”和土匪方的外部行为，以“我方”为主，而且叙述者只在“我方”人员的内心出入。而让土匪一方保持内部的“沉默”状态。这样的叙事视角更易于将读者的心拉向“我方”，以达到宣传英雄事迹、教育人民大众的目的。

三、《红高梁》：关于“我爷爷”的后设叙事

一九八六年《红高梁》发表后，评论家雷达在《文艺报》刊文称赞它“救活了革命历史题材”，言下之意革命历史题材已经奄奄一息。同时，更多的评论家注意到它和美洲作家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人作品的联系，惊叹其艺术上的革命和探索。稍后，张艺谋电影版的《红高粱》更是推波助澜，莫言及其小说《红高粱》红透了中国文坛。《红高粱》何以“发红”、何处“探索”，并用什么救活革命历史题材?

《红高梁》用来救活革命历史题材的“药方”主要有三个：一是叙事结构上将土匪故事放在国、共相争和打“日本鬼子”的历史背景的中心；二是叙事方式的巧妙运用；三是叙事语言上两种语汇系统的交错运用。通过如此多方面叙述“技巧”的调整，《红高粱》传达了对于民族的骁勇血性的那种理想状态的寻找。

故事的主线按照顺时序讲述“我爷爷”带领“土匪”伏击日军并几乎全军覆灭的过程，其间不断穿插“当事人”意识流的往事回顾和“我”(土匪后裔兼叙述人)站在“当代”(和读者同一时代)的事后评价。土匪头目“我爷爷”是纯正的贫农出身，其手下的“匪徒”们也都是穷苦出身。虽然叙述人一再提醒他们的“土匪”身份和“杀人越货”的行径，但“故事”却极少透漏他们是如何杀人并越货的细节。唯一详尽叙述的是“我爷爷”如何杀劫匪、抢劫“我奶奶”并与之高梁地里“野合”、杀死单扁郎父子夺其家产的过程，但都因为劫匪和财主自身的“不仁”(前者欲劫财劫色，后者利用财势为麻风病人“强”娶农家美丽女子)消解了“我爷爷”的凶残。而“我奶奶”高粱地中欢快的“呻吟”和之后与“我爷爷”的明来暗往也进一步“告诉”读者：“我爷爷”并非强霸民女。通过“我父亲”和“我奶奶”不断回顾和“我”的补充、评价，在读者心中逐渐确立、丰富了“我爷爷”的土匪英雄本色。与之相比，国民党军队冷支队则充当了事后打劫的角色。在国、共和日本人三方较量的历史背景中，将土匪放在叙事结构的中心，再利用“我”这个特殊身份的叙事人和“我父亲”、“我奶奶”等叙事视角的不断介入，从而完成了“我爷爷”这个连接《水浒》英雄传统的民间英雄形象。可以说《红高粱》是站在土匪的角度。重新讲述“中国抗战史”。

《红高粱》之所以让读者感到“焕然一新”，还离不开“后设叙述”的技巧更新。香港学者许子东详尽地分析了这种技巧：“一是叙述时间上的‘后设’，即在讲述往事历史时处处有意凸现今天(或‘后来’)的叙事角度，或干脆打断故事的顺时态进程，突然插入一段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式的句型：多年以后，当主人公回想起那一瞬间……这种提前出现的结局就逼使读者的兴趣，从故事‘后来怎样发展’转到‘怎么会发展到这样’。二是叙述态度上的‘后设’，即在叙述者叙述故事的同时或前后，另有一个叙述的声音在旁边解释和评判叙述者的叙述行为。在《红高梁》里，这两个叙述者都是‘我’，于是我们一面看到‘我’在讲述‘我父亲’当年目睹的高梁地伏击战，一面又看到‘我’怎么去家乡查县志访老人找史料，以及为什么‘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去祭奠先人英灵。”在这部作品中“后设叙述”成 了“有意味的形式”，逼着读者不时从“现场”的精彩剧目中回头反思历史。

叙事语言也是《红高梁》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它和“后设叙述”一起完成了对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解构。评论家季红真曾经很精辟地分析过《红高粱》的两套语汇系统：奶奶、槐树、高粱……一系列渗透着宗法文化和泥土气味的语汇，和性解放、抗日先锋、妇女自立的典范……一系列现代文明的词汇。这两种一旦混合起来，便产生了奇特的阅读效果。如“我奶奶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就是由两套不同的语汇系统组成：“我奶奶”代表家族宗法文化血缘，“个性解放”则是现代城市语言体现现代文化观念，两套语汇系统的并置产生了城与乡、今和昔对照下的张力。

四、《青木川》：“民间格格”关于“土匪”的多角度立体影像

当代著名作家叶广芩是皇宫的“格格”降临民间，这是不得不提前说明的问题。《北京姑奶奶叶广芩》在介绍这位风格独异的著名作家时这样说：“闺秀气、姑奶奶派、陕西婆姨劲儿，被叶广芩糅合于一身，那叫一个和谐!”叶广岑是清朝皇亲叶赫那拉的直系后裔，二十世纪初的革命浪潮虽将其家族赶出侯门深院，但贵族文化血统却并未断绝。1968年革命的浪潮再次席卷已经落入四合院的叶家，19岁的叶广芩从此迁出皇城根到了黄土高原，可谓真正落草为民。家族兴衰的历史记忆与民间疾苦的现实感触，孕育着叶广芩独特的文化个性，也为她反思自身的文化传统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基础。她说：“人活着，什么时候都别装，活一个自然，活一个真。”，那份洒脱里就透着“陕西婆姨”与皇家“姑奶奶”融合而成的率真与自信。这样一个有着丰厚民间文化基础的“皇家格格”讲一个土匪的故事，自然会透露出与风格迥异的文化色彩，这在其著名作品《青川木》中彰显无疑。

《青木川》的主线是退休干部、当年(1952年)的解放军三营指导员、剿匪英雄——冯明重回故地青木川寻找当年的历史足迹和失落的一份爱情，与他同行的是女儿也是作家的冯小羽，以及女儿的同学——一个留日的历史学者钟一山。至于土匪魏富堂当年如何为匪又怎样被剿灭的故事则组成小说的另一半内容，也是小说的另一条线索。小说采用了与众不同的叙事方式，这种叙述方式我们在福克纳的小说中已经看到。土匪魏富堂的故事是通过四个不同的视角展开的：一、第三人称但并非全能的叙事角度；二、冯明——《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与作者曲波——的回忆；三、许忠德、青女等人的追忆，他们都是土匪魏富堂当年的下属现在的平头百姓——这有点类似于《红高粱》中讲述“我爷爷”“我奶奶”中的“我”；四、省城作家、冯明的女儿冯小羽，她感兴趣于一个历史上失踪的女人，于是查阅文献、寻访当事人——一个中立的叙事视角。其中一、四两个视角客观中立，它们承担的任务是讲述魏富堂生在何种家庭、如何倒插门入赘当地地主家、又怎么做了土匪……等故事的主干，展示了魏富堂为环境所迫、令人同情和理解的一面；至于解放军如何进入青木川、冯明的未婚妻如何被-土匪剖腹身亡等故事细节，则通过冯明的回忆展开，冯明——少剑波——的视角带给读者的是一个残酷狡猾的土匪魏富堂；许忠德与青女等人则补充魏富堂为民修建大桥、兴办学堂、迎娶大小李、谢静仪校长如何办学等细节，这一视角带给读者的是开明绅士的魏富堂。这四个不同的视角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矛盾复杂的土匪魏富堂——其叙事效果类似于《长夜》中的“真实”土匪。

《青木川》与前面论述的三部小说比较，最大的创新是“过去”(历史)的故事与“现在”(现实)的故事的并置，在对比的故事结构中显示了作者完全不同的历史感受。其中，冯明——少剑波——的还乡与追忆解构了《林海雪原》的阶级文化的主题：第三人称讲述冯明还乡的历程，其中一些细节颇能显示为民除匪的冯明早已远离人民沦为“官僚’’；冯明对历史的回忆既呈现英雄当年的壮举，也构成了自我的反讽——解放大众还是台升自我?许忠德、青女等人关于魏富堂兴教育、修桥梁的回忆与文革中筹建青木川阶级教育纪念馆、现今镇政府为发展旅游业将魏家大院作为文物保存，展示个人历史如何在新的时代下被重新解释、重新措置的无奈现实。与之相比，《长夜》、《林海雪原》是依照时间顺序讲故事，艺术效果是带给读者以强烈的“现场直播感”，让读者跟着故事走；《红高粱》则以后设叙事的方式打破当年的故事，但叙事人只告诉读者后来的结果却决不讲述现在的故事；《青木川》则依靠历史与现实“镜头”的不断切换与转移，让两个故事(现在与过去)启发读者思考历史复杂的复杂性与现实的各种纠葛，而这正是目前各种文化理论所反复探讨的主题。

故事结尾，青木川镇修建了三个墓碑，其碑文透露出民间“格格”叶广芩的历史文化态度。土匪魏富堂的碑文：“民国中期，政乱匪患，父亲草创地方武装，发展经济，捍卫家乡。历任民团团长、司令等旧职务。父亲一生建宅众多，高楼栉比，工技精美，规模壮观。又临河建桥，取材建校，堂构凌空，工程浩大，邻无左右。后开办富堂中学，聘校长，延名师，博收群秀培植人才。其重教兴学之精神意志，树当时之典范。父致力地方二十年，建青木川一方之特殊局面，不泯其建树前功，后辈刻石事迹，是为志略。”革命烈士林岚的碑文：“林岚，陕西米脂人。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历任文化干事。师文工团演员队副队长。1949年12月，陕南全境解放，解放军171团三营进驻青木川地区。宁羌西部，‘反共地下游击队’司令姜森部李树敏及妻刘芳(特务)拒向我解放军投降，隐藏在深山密林中，负隅顽抗。1950年6月2日，李树敏匪伙包围区公署，广坪街一度被占领，林岚随区干队抵御，在激战中不幸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强不屈，英勇就义，时年22岁。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用生命换来了青木川人民翻身解放，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个墓碑是当年青木川校长谢静仪的：“水磨坊的旁边也立了一个碑，简单朴实，没有碑文也没有多余的点缀，碑面上除了‘谢静仪长眠之地’几个字之外再无其他，本地的青石本色的字，那些字甚至没有用漆描过，但是刻得很深。”土匪魏富堂的碑文由许忠德——当年受土匪资助谢校长看重，后来力助土匪投共——代魏的女儿撰写；林岚的碑文由剿匪英雄冯明撰写；谢校长的碑文则没有交代撰写人，但是由民间资助建成。从这些简单的墓碑叙事中，作家向我们揭示了立体的“土匪”历史影像，其复杂性由民间与官方、参与者与叙述者的多角度历史文化立场的复杂纠葛而彰显无疑，同时在艺术的呈现方式上也富有深度与强烈的现实感。而叶广芩借助了其自身复杂的家族历史变故，在“陕西婆姨劲”与“皇家姑奶奶派”的融合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多视角的、不仅仅由于现实的复杂性更由于叙述者的多元立场而善恶难辩 转贴于 的土匪故事，而这种文化历史感的强烈复杂性正是我们从未彻底解决的关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复杂的难于理清的困惑。

五、“土匪”的叙事与“土匪”的角色

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土匪——因其自身的复杂性而在社会、文化中呈现着不同的面目，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何“看”土匪，则体现出“看”的人(作者与读者)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和“看”的时代不同的文学风气与意识形态要求。将《长夜》、《林海雪原》、《红高粱》、《青木川》四部小说放在一起阅读不仅可以凸现现代文学史不同阶段的变迁，也透露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裂变的过程。

《长夜》体现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彷徨不定”的文化心态：一方面是他们以文救国的雄心壮志，所以姚雪垠将《长夜》放在后来并没有完成的“三部曲”中加以构思，其“责任感”直追杜甫的“史心”、鲁迅的“呐喊”、巴金的“家”的控诉。但另一方面，“文人”的情致仍不免让他们“为文学而文学”，所以鲁迅“呐喊”之后有“野草”，姚雪垠在“长夜”中欣赏土匪的“义气”、追求艺术的“真实”。目的和过程分离，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小说家的艺术感受产生了矛盾。《长夜》的不同一般在于作者的艺术体验占了上风，但它的不为人广知也在于此。之前作者的成名作《差半车麦秸》讲述一个“缺心眼”的农民在民族危难中从“老婆、孩子、热炕头”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进步”，作者“为抗战服务”的责任感也清晰可辨，但《长夜》的“真实”感模糊了至关重要的两点：农民为何成为土匪?土匪是残害无辜还是“替天行道”?姚雪垠六、七十年的另一个更为著名的“土匪”小说《李自成》则消除了《长夜》的“模糊”立场，将“官逼民反”的立场贯彻到底，李自成作为“伟大”的农民起义者和《长夜》的土匪头目李水沫、薛正礼已经截然分明。

和《李自成》产生于同一时期的著名“剿匪”小说《林海雪原》则将土匪的形象简化为“官方”眼中的“反动”形象，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寓意简单明了，但文化的内涵却耐人寻味：知识分子的启蒙呐喊立场和“官方”的政治立场已经合流。《李白成》站在“匪方”和“官方”(明政府)对抗，《林海雪原》站在“官方”(共和国)剿灭“土匪”，看是立场迥异，实则共建了共和国的意识形态。陈思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由知识分子“广场”文化、官方政治文化和民间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林海雪原》则是借“民间大众文化”传达“官方政治文化”的好例。由此回看四十年代毛泽东延安讲话的“大众化”口号和树立赵树理作为文艺方向的文学史实，则不难理解其背后的政治动机：借助民间大众文化(读者审美情趣)传达官方政治文化。对于知识分子的一次次思想“洗澡”运动和《兄妹开荒》式的民间艺术形式的改造和利用，都是出于服务官方文化的政治需求。虽然曲波远没有赵树理运用民间艺术的身手，更不具备其根深蒂固的民间立场，但革命队伍出身训练出来的政治立场使《林海雪原》在五十年代的革命氛围中成为了红色经典。《红高粱》将《林海雪原》的“官方”看“土匪”置换成“民间”看“土匪”。余占鳌无法无天的张扬个性和红高粱一般的民族血性在八十年代中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之所以引人注目，首先得益于读者几十年红色经典阅读的“口味”需求：坐山雕变成了余占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睡女人、打日本，中国读者熟悉的梁山好汉李逵、鲁智深重回二十世纪的抗日战场。而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派技巧实验和两种语汇系统的大胆运用不仅为新版“水浒”故事增色添彩，而且也显示了八十年代读书界对“洋派”推崇和历史反思的时代风气。现代派技巧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文学背景，民间立场的复活更少不了日益宽松的社会文化布景。莫言重拾土匪题材并花样翻新，显示了延安以来的文化政策开始了新的裂变。

现当代文学论文篇8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专业知识；人文精神；道德情操；综合素质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CN61-1487（2013）02-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变化，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广泛的影响，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认知途径等方面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与变革，对中国当下的文化传播与知识接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昔日作为主导的精英文化正日益边缘化，潮流时尚与大众文化正渐趋主流，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欢迎与热捧。同样，对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传播与交流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既影响了大众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观念，也对高校的校园文化与学生心态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当然，毋须赘言的是，这些发展和变化也正影响着当下高校的教学改革，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教学改革。

当前，中国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社会对技术型、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大学生对学习的选择取向就越来越朝实用性、功利性方面发展。众所周知，在大学生眼里，相对于理学、工学、经济学等学科来说，高校的文学等人文学科一般被视为是一个不能立即见诸效用、取得经济效益的学科门类。学习人文学科专业的大学生，在就业前景上不被看好，人文学科甚至被一部分人看作是“无用之用”的学科。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高校在不断地适应这些变化，不断地调整人才培养目标，压缩人文学科的课程设置及课时安排，以此来应对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与市场的人才需求。因此，高校人文学科的教学正面临一种尴尬的处境，这是不言而喻的。就高校中文系的专业基础课——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地位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这门学科是一门显学，非常地受重视；而进入90年代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由于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重视市场效益，人们的价值取向亦受此影响，就高校的课程教学来说，作为人文学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正日渐式微，文学专业渐趋边缘化。这些现象，令人困惑，让人深思。文学的价值真的隐退了吗？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真的和当下的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相冲突吗？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对当下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到底又有什么影响和作用呢？这都是需要我们静下心来认真研究探讨的课题。

目前，高校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在不断提高，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当前的大学校园，就会发现，部分大学生在市场经济观念的冲击下，价值取向上日益功利化，道德意识淡薄，人文涵养贫乏，阅读能力欠缺，文学素质欠佳。如：部分大学生道德意识淡薄，价值观念混乱，为了一己私欲而做出道德败坏之举的事情时有发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药家鑫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不少大学生的阅读水平较差，就连中文系也有学生反映看不懂鲁迅的《阿Q正传》；部分大学生文字功底差，文学水平低，甚至中文系有的同学连最基本的写作能力都不具备，交给老师的请假条存在格式错误、语句不通、措词歧义等问题。这些不良现象，都是非常值得我们警醒的，需要我们对当前的大学教育进行进一步的反思。而作为大学里正渐受冷落的文学教学，特别是最切近时下生活、最容易被理解接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对这些现象却有一定的纠偏与改善作用。文学的熏陶能提高大学生的语言文字功底、人文素养和审美鉴赏能力，现当代文学作品里倡导的积极正面的价值观念与道德取向对时下的大学生能起到引领和导向作用。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现当代文学教学对大学生素质的提高与能力的培养是有促进作用的，对综合素质的拓展与挖掘是有积极影响的。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对大学生了解历史与认识现实的作用

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确如此，在某种程度说，文学是对现实的某种反映与折射。毋庸置疑的是，作家的创作或多或少都会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一定的联系，因此，作家们的创作既有对历史传统的继承与演绎，又有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描写与表达，还有对思想观念的诠释、日常生活的反映与对人生经历的思索和探寻……。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文学创作的“载道”观影响深远，中国作家一直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与工具性价值。正是因为这一文学传统的影响，以及中华民族所遭遇的特殊境遇，就使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创作呈现了一大特色，那就是作家们的文学书写充分体现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密切关注、对现实现状的思考探求、对时代社会的及时反映等。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既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奋斗史，又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改革发展的历程。我们有理由说，作家们的创作是对其所处时代的书写和对当时的现实现象的阐释与思考，他们的创作就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所做的艺术虚构与书写想象，巴金在谈到《寒夜》的创作时，就这样说过：“作品中的几个小人物是虚构的，可是背景、事情等等却十分真实。”[1]P1这正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说的，文学是为存在作证。

古代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里曾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这里，他认为文学的变化是与社会风俗、政治兴衰、现实生活有联系的，也就指证了文学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里所呈现的社会变化变迁与变革发展亦是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的叙述与表达，形成了它独有的特色与内涵。中国现当文学生动地再现了中国自1917年以来的社会历史、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人文风俗和国家民族所经历的变化变革等内容，写出中华民族在各个时期所经历的思想变迁、生活变化和认识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呈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学特点与宽广的社会内容：20年代的问题小说与乡土小说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矛盾、现实问题和不良现象进行了反映；30年代的左翼文学对中国当时的革命现实、民族危难进行了及时的描写，人文主义文学表达了对人文理想的诉求；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沦陷区文学呈现了特定时代政治政权的区域性质与民族文化的语境特色；解放后的十七年文学、文学对中国特定时期的政治现象与历史境遇进行了叙述；新时期以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就对历史与政治进行了反思、对当下现实变革与社会发展进行了反映，而随后出现的新写实小说、新体验小说、新历史小说、先锋小说、女性写作等写作现象与创作潮流都与中国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有一定的关联性。大学者王国维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这可谓是对中国文学特色所做的一个恰切、鲜活的注脚。因此，通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深入、形象地了解中国近百年以来的历史变迁、社会变革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发展。如：夏衍1936年创作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反映了上海日本纱厂中国女工的悲惨生活，通过对该文的学习能让学生了解当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剥削与压榨；从茅盾的《子夜》中，学生们可以了解帝国主义经济对中国民族工业的打压以及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读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能让学生们形象地了解当时发生在农村的斗争……。因此，我们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能帮助大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历史，形象地认识中国现实。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陶冶与道德情操的引领作用

人文精神是“一种关注人生真谛和人类命运的理想态度，它包括对人格、个性和主体精神的高扬，对自由、平等和做人尊严的渴望，对理想、信仰和自我实现的执著，对生命、死亡和生存意义的探索。”[2]P6早在“五四”时期，当时的有识之士就大力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解放与社会革新，唤醒了长久沉睡的生命意识，重新发现、阐发了“人”的内涵，开始尊重个人，承认个性主义，维护人格尊严，倡导价值信念与对人生观的指引。如：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里就猛烈抨击我国古代的“非人的文学”，明确提出了“灵肉一致”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思想；鲁迅在《伤逝》里探讨了当时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的滞重，男女的自由平等之路还很漫长、曲折；卢新华的《伤痕》写出了被特定政治历史所扭曲的亲情与异化的人性……。由此可知，现当作家用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表达了他们对人的关注、对存在的思考。

大学者王国维先生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3]P76这表明，文学能给人以力量与慰藉，物质财富的存在是有时限性的，而精神财富则可以超越时空阈限而成为人类共享的永恒财富。在当下日渐功利化、欲望化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变得越来越浮躁，更倍感精神空虚、内心孤寂。通过现当代文学教学，能指导学生们对文学作品进行学习和体悟，挖掘文本中潜隐的人文精神和信念内涵，来弘扬理性、维护尊严、唤醒良知、提升修养，以期来抵御市场化、物欲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倡导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当代大学生的人生指向。如：鲁迅在《狂人日记》、《祝福》等作品中，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束缚、封建礼教对人性的禁锢；郭沫若在《女神》里，对个性自由、自我解放进行了宣扬；铁凝在《午后的悬崖》里，表达了人性的省察与对自我生命的超越等。这些现当代作家的作品里，都体现了某种思想内涵与人文精神。因此，我们说人文精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里最重要的内涵。通过对现当代文学的学习能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有助于大学生挣脱欲海、回归自我、心存达观、灵魂救赎等。

文学表现社会现实，呈示人类思想感情，传达出完善自我的意向性旨归。因此，我们说文学的德育功用就是通过艺术塑形潜移默化地净化人的心灵，完善道德，提升品质，修炼涵养。通过文学作品中美的艺术形象来感化丑陋，陶冶情操，启迪人生，修养身心。中国古代在《大学》里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从人的道德标准和精神追求方面来谈教育的，大学原本就应是坚守精神价值与思想对话的地方。法国思想家萨特认为，文学是诉诸心灵的东西，好的文学都有引人向善的“召唤”作用。在鲁迅的《一件小事》里，可以看到“人力车夫”的高尚品质；冰心在《超人》和《悟》等作品里宣扬“爱的哲学”，把抽象的情感带进了生命主体，使生命的关怀与博爱不再是理念，而是用爱的本真存在把人从罪与恶的沉沦中唤醒，用“爱”的生命伦理来面对一切，从而来化解矛盾、吁求人性、询唤良知，让人在追求真善美的诉求中获得生命的升华；沈从文的《边城》写出了湘西人的纯朴善良、重义轻利的美好品质和道德风尚……。大学生通过对这些文学作品的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熏陶与感染，能够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起到进行积极的引导作用，从而将这种正面的道德意识化作他们的实际行动与理想追求。另外，当指导学生们读到罗淑在《阿牛》里对母子间温情撕裂的表达；张爱玲在《金锁记》里对金钱腐蚀后的变态与疯狂的揭露……，这些不良现象又会让大学生警醒和反思，有助于从正面价值准则上引导他们坚守理想、健全人格和完善道德。因此，通过教学指导大学生对这些文学作品的学习，不仅给大学生以愉悦和享受，还能陶冶情操、修身养性，更有助于开阔视野、增强辨识能力，对大学生的人生选择与道德取向都有积极的导向作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这一教学价值逐步得到学界同行们的关注：“我们要提高各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语言素质、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首先要读好的就是现代语言大师们创作的文学作品，通过大师们的艺术语言认识20世纪中国人的美好情感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唤起青年学生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和追求，并在对真善美的追求中获得美的体验，陶冶性情。”[4]P87-88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对大学生审美鉴赏与表达能力的影响

当前，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与综合型人才，更加注重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侧重对大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训练。由于受当前人才培养目标和教学改革形势的影响，现当代文学课程的课时量和教学内容被大量的缩减。中国现当文学教学在新形势下对教学方法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与改变，由过去重视文学史知识的传授到如今注重文学体验与审美鉴赏，学生由以前对知识被动的接受到现在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的变化，不仅激发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锻炼了学生们的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现当代文学教学上的这一转变，改变了传统意义教学上的一言堂、满堂灌、以教师为主体的做法，适应了新形势下，高校教学向应用型、素质型教育的转化。

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侧重于对学生审美鉴赏能力的培养与表达能力的训练，所起的作用与意义已引起大家的重视。王卫平在《师范大学文学课教学的困惑、问题与出路》一文中说，文学课教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教给学生文学知识，更在于使学生获得文学审美能力、文学想象能力及写作能力。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使学生具有深厚的人文知识、深刻的人文思想、敏锐的审美感悟能力、丰富的想象能力和较强的写作能力。”[5]P68阅读鉴赏是文学教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通过广泛的阅读文学作品，让大学生对史实与现象有更亲切、更鲜活的理解和认知，以此获得个体独特的审美体验与感性体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提高大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揣摩故事情节的设置技巧与寻绎结构的安排方法等，从而达到学习写作的目的，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欣赏水平和审美能力。在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具体实施中，教师在教学中应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以问题的设置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带着问题来阅读、思考，然后搜集查找资料，形成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在此基础上来归纳整理出有自己见解的答案；然后，让学生走上讲台来做富有个性的讲评，教师在一旁适时地做出点评与引导，让学生在写与说的训练中逐渐提升能力，这既培养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又锻炼了口头表达能力。另外，还要注意对课外教学的重视，在课外要加强对学生小论文写作的训练，教师要对小论出点评、分析，让学生在不断的写作锻炼中得到提高、不断取得进步。在现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中，要充分关注学生的主体作用，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教学实践中，使他们有机会充分锻炼能力，培养技能，开拓视野。

美国理论家韦勒克指出：“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研究，它必须研究的不是文献，而是具有永远价值的文学作品”。韦勒克认为，文学有它自身独有的特色，那就是文学中的审美性和想象性，学生只有通过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才会有亲历的美的感悟与艺术的想象，才会感受蕴含其中的人文情怀和思想内涵。在一般人看来，高校中文系学生的特色和强项就是艺术审美能力，对语言文学的感悟与表达能力，而要达这样的要求和标准，大学生只有通过平时大量的、广博的阅读，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程里遴选的作家作品可谓是每一时代颇具代表性的作家的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作品，这些作品既体现了时代内涵与风格特色，又代表了作家们所处时代的创作水准与价值追求，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典型性及广阔的阐释空间。因此，现当代文学教学有助于实现培养大学生的艺术素养和审美鉴赏能力的教学目标。

综上所述，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有积极作用的，也符合当下高校注重通识教育与素质教育的要求。现当代文学教学结合自身的特点，与当下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目标相配合，既能提高大学生的认识能力，又能陶冶大学生的高尚情操、完善人格，还能提高大学生的审美鉴赏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也许就是人文学科的“无用之大用”吧。因此，高校现当代文学教学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对这一课程要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以便于更好的发挥该课程应有的教学功能与价值，使其更好地服务于高校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教育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巴金.谈《寒夜》[A].寒夜[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2]张全之.人文教育：商海大潮中的自救之舟——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

[3]王国维：文学与教育[A].王国维文学美学论文集[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

[4]杨勇.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目标设计思考[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

现当代文学论文篇9

论文 关键词：文学； 现代 性；文学创作

论文摘要：西方文学现代性理论作为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由于传统不同，现代性呈现不同的内涵。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借用西方理论来阐释

  　三

     现代 性理论给

现当代文学论文篇10

关键词：当代语境；文学理论课程群；教学改革；课程建设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243-02

一、高校文学理论课的教学现状

高校的文学理论课程大都属于专业基础课或者专业必修课，对于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教学环境的变化，这些课程在教学中所出现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注重历史经典，很少顾及当下的现实生活。学生现在明显感觉到课堂上的文艺学知识僵化和老化，脱离实际，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也不能解释当代大学生们实际的文艺活动和审美体验，从而产生了对文学理论课程的消极态度。第二，大都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任课教师往往是从理论到理论，高高在上，少有对于文学问题的具体阐释和实践环节的锻炼。第三，各课程之间独自言说，很难做到相互融通。文学理论课程的本质是形同的，都是对文学现象的总结和文学规律的把握。但现在一些教师往往将时间和精力局限于某一单一的课程，从而固步自封，缺乏更宽阔的学术视野，不能使学生获得触类旁通的学习效果。

针对以往局限于单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不足，因此有必要把文学理论课程作为一个群体来统筹考虑，实行文论间的现代转换，避免单兵突进，以有利于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的整体优化，产生规模效应。同时，坚持以当代意识为指导思想，在教学中注重补充新的富有生命力的教学内容，删减陈旧和晦涩难懂的材料，力争在规模上瘦身，在内容上新鲜，以适应新形势下教学的需要。

二、文学理论课程群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1.关于核心概念的界定

第一，关于“当代意识”：广义上的当代意识是指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产生的并且能够反映这个时代本质的，具有指导和推动这个时展的先进意识、科学意识。狭义上的于“当代意识”是指文学理论课程教师置身于当代的文学和文化环境，面对当代的社会现实，把握时代的精神特征，并将对于当前形成的感知、价值和理念等自觉地运用到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和研究中，对传统的文学理论进行具有当代意义的阐释，以此来促进文学理论课程健康发展的改革意识。第二，关于“文学理论课程群”：从教学及其课程建设的角度出发，把从理论上把握文学现象及其规律的相关课程称为广义的文学理论课程群。在这个群体中主要有《文学概论》、《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文学批评》、《马列文论》、《文艺心理学》、《中西比较诗学》和《美学》等课程。

2.关于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一，关于文学理论教学改革的当代意识的研究：在此领域主要以徐一周的《文学理论教学论》（接力出版社，2006年）最为代表，指出了当下文学理论教学所面临的十一个问题，其中脱离现实的问题最为明显，解决的办法是必须具有当代意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以发挥文学理论的审美作用和指导作用，提升其生机与活力。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还停留在理论上的研究或者限于局部的问题上，文学理论课程中的当代意识体现得还不明显。第二，关于文学理论课程群之关系的研究：对此理论研究，主要有童庆炳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主张将古代文心与现代心理美学的互相阐释，以逐步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顾祖钊的《中西文艺理论融合的尝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主张中西文艺理论的融合和将古代文论的范畴和理论做出现代的阐释，转化为现代文论的范畴，以防止某些西方文论的缺陷。关于文学理论课程群之间的关系在理论的研究上已经比较成熟，并且在实践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继续做好文学理论课程之间的渗透和转换，发挥好课程间的辐射作用和课程群的整体效益。

3.当代语境中文学理论课程群建设的理论依据

第一，“课程群”理论。在20世纪的90年代，为了适应高等教育课程体系改革和发展形势，提出了课程群的概念，它是指“以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为指导，对教学计划中具有相互影响、互动、有序，相互间可构成独立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的相关课程进行重新规划、设计、构建而成的整合性课程的有机整体”。本课题所指的文学理论课程群已具备了这些特点和要求。第二，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认为文学观是冲突的产物，没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文学观念，任何文学观念都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处于一定空间位置的文学活动者建构的结果。因此，从事文艺学研究和教学的人，应该将文学观还原到其产生的文学场域、文化场域和社会场域，将经验分析与理论阐释结合起来，解读其背后的社会实践内容，不能将文学观念从其产生的“文学场”中抽取出来，进行抽象的分析。第三，“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理论。1996年10月，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主办的会议上，正式拉开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序幕，主张以中国古代文论为母体和本根，吸收其精华，同时深入研究西方文论和我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联系现实社会生活，以此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体系和文艺学教学方式。

4.文学理论课程群建设的内容

以当代意识为切入点，探讨文学理论课程群的教学改革研究和实践，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古代文论与当前文艺作品和现实生活之关系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所产生的时代环境已经远离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加之语言的陌生和现在学生对文献理解能力所限，导致古代文论与当下的教学环境有着一种将行渐远的趋势。但是，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特色文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采取“扬弃”的态度，充分发挥其对现实文艺的指导作用，努力缩短两者的距离，因此可以把当前的文艺作品植入到对古代文论的阐释中，把对古代文学理论的阐释植入到现实语境中，使两者之间成为有机的联系而不是互不关联的割裂体，以此来增强学生的亲近感，使他们在心灵上走进古代文论并且喜欢它。第二，文学理论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性研究。现在的文学理论教学大都忽视了理论学科的应用性能，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明确目的性。在课程群的建设中，应当努力打破学术与实用的界限，注重加强实践环节，对当前的文艺生活发挥指导作用，甚至可以来治疗当下文艺创作中的种种弊症。第三，文学理论课程群间的知识融通研究。文学理论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对文学现象的概括和文学规律的总结，因此在整体而言，不管是古代文论或是现代文论，不管是中国文论或是西方文论都只是时间和地域上的区别，其实在知识上相互间是可以融通和转换的。在课程群的建设中，应特别注重文学理论课程群间的知识融通，在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在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比较中，来进行对话、交流，以相互理解，以更宽阔的学术视野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其中各课程间融通的模式和特点是研究的重点。第四，坚持整体性研究原则，确定好文学理论课程群中的专业基础课、专业限选课和选修课，做到有主有次，重点突破，整体推进，避免平均使用力量。

三、结语

通过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群的建设，在当代意识的指导下，对文学理论课程在教学内容上进行精简和适当增添当代新的研究成果，侧重应用能力的培养，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以便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同时，文学理论课程群不是把每一门课程孤立的对待，而是把形态或者性质相关的课程当作一个开放的系统，有利于从宏观上把握学科发展的整体趋势，有利于从大系统的角度来思考性质相关的课程间的联系和各自特定的位置，从而在这个大的课程群的系统中相互促进，使这个系统充满生机。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徐一周.文学理论教学论[M].南宁：接力出版社，2006.

[3]张楚廷.大学教学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蔡钟翔.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M].南昌：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

[5]拉曼・赛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王运熙.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7]袁济喜：中国古代文论精神[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8]张少康.文艺学的民族传统[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9]曹顺庆.中外比较文论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10]谭好哲，马龙潜.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述[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11]赖大仁.文学理论教学何为[J].中国大学教学，2002，（2）.

[12]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J].文学批评，2001，（5）.

[13]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前景[J].文学批评，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