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十篇

中国的文化篇1

中国的绘画艺术家追求诗、书、画于一体的审美意境，强调文化的修身，人格的升华以及画的言志。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外来文化的渗入，艺术家对传统文化地理解就更加支离破碎。当发展到 “后艺术”时代时，艺术作品的语言剥离了原有的传统风格与样式，已经没有了原有的意义指向。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没有可能再回到以往封闭的一元化传统中去了，相反，单纯地模仿西方的现代艺术，嚼西方已经嚼过的残渣，对于中国艺术的现代性重建也是软绵的支撑，中国艺术的现代性重建只有在开放的可能性之中才能获得有益、持续、内在的推进，坚持传统文化拒斥现代艺术，会造成艺术现代性的“紧张与不安”，其结果只能导致新的文化封闭，阻断中国艺术的现代性重新构建，掩盖现代艺术真正的内涵，对艺术的本质造成新的遮盖，进而构成对中国艺术现代性的阻碍。

在现在一个无序、混浑的开放环境中，作品的表现语言更加多层次、复杂化，在视觉语言上形成了熟悉的陌生作品表象。传统中国画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文人的整体修行与参悟。当写意国画还没有从传承的历史精髓中走出时，一下子又被卷入了经济、文化、社会大变革的都市众流中了。当画家在内观静修以求境界时，现代社会的发展将历史的时间与空间一概销亡，使人不再心性归根灵感，境界也不再为文人所套，国画的写意也出现了游戏性。“新文人画”也应用于经济背景的媚像，大文化将一切都改变为西洋快餐。但开放的社会又为画家的创造性与表现上提供了更加深邃的空间与自由表达。现意国画必须以中国新的理性观念来自觉思考、阐述、表现当代文化的概念，现意国画需要重新定义关于写意国画时代美学问题，重新审视自由的表象。

一 中国文化精神理念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现意国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游离在理想与现实、自卑与发展超越之间，有的已经获得了自我价值。这就是中本文由收集整理国艺术领域的现意国画发展，是时代对中国文化的新要求，是世界文化互动的需要。近几十年改革所取得的经济，文化，科教等诸多领域的成就是说明了我们发展的一面，但在西方四通八达，处于领先的文化传媒中，东方古老的文化往往被歪曲，西方在各个领域包括文化仍然充满傲慢与偏执。由于西方文化观念随改革的涌入在很多层面已经影响中国文化艺术并且使得新生代对传统文化结构认同松懈及群体意识漂移。如果中国文化不强化现代文化观念，不建立适合发展的现代艺术新系统的转变，将会出现所谓的迷茫文化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是以政治，哲学，道德，等为主体结构的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前进过程中，它们失去了很多，以至于显得极其脆弱。现意国画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经济取得成就的背景下社会组成元素之一的觉醒。对中国传统理性表现范畴的破茧成蝶，一改之前文人懦弱自守、隐忍怕事的酸腐气息，现代的艺术家斗志昂扬、锐意进取，在当今世界文化浪潮新格局下现代中国写意国画将会显现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和形象。

现代的艺术家大多放弃了传统的毛笔，采用一些现代的新手段，但艺术家各自不同的艺术联想，对传统接受学术观念和自我都造成了一种挑战。现意国画以理解为相互冲突的矛盾，写意文化的意义被相对单纯化了，不是一套不变的形式和材质限定，甚至不是中国文化式中国哲学的必然外化。现意国画作为一种艺术语言或许是一种文化的身份，尽管这种身份在经济哲学下是难堪的边缘身份。只有在认清自我的文化身份前提下，才会获得新的、真正的开放语言。如何在当代艺术的传统高度上去评判这些艺术家的创造性语言建构并就意义和价值作出合理的评判。

二 新的思维的自由

现意国画在挣脱传统文化的锁链之后，面临的却是开放空间与时间下的独特魅力，堆积着各种概念的文化饕餮，刚脱离过去的写意国画又要面临新的文化迷茫，首先，写意国画摆脱了内在的传统文化束缚和外在延续正统、权威的俗流，写意国画在现代文化自律性的发展中不会被以往的规矩所固定。其次，写意国画在摆脱以往水墨表性传承上的束缚时，也割断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结构的认同感，因而产生出独立、不安、焦躁的心态。这时的自由犹如另外一滩泥浆使其陷入不能自拔。前者将开拓出新的时代水墨笔韵与文化的结构秩序，后者是艺术家在思考的同时回避某些自由。已求获得社会的普世要求或赞许，为媚俗而放弃艺术的本性，去顺从己为社会所认可的要求与属性，最后会回到原始既定的环状程式化中。

传统写意国画文化中的隐喻、清高、清柔等文人性格制约着水墨的开拓、进取，并导致近意国画日趋衰落之势。当某些文化形态从其主体分离后，大多由于其本身文化特性或非文化因素的限制而偏激执着走向牛角尖。

新文人画家在试图把写意国画从传统画的理性和审美标准中予新的面孔及新的寓意时，由于艺术中文化思维决定的艺术形态，和自我心理上的文化反应原因，以致现在也还未形成自由而积极、向前的新文化群体。以往传统写意国画注重表现过程的体验是理念性程式化，充满自我内在诉求与对话意味。那么现意国画则是观念性，多元化的，有着严谨的秩序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因为世界多元文化的茫然而出现自我矛盾的表现。现意国画传承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理性意义，可贵的是写意国画通过对现代艺术多元化表现形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探索，在新的领域中获得了更为广泛，厚重、宽域的意义，它建立于广袤的中国民族现代意识的发展与开拓中，以雄浑、强健、阳刚之气构筑积极向前的文化新形态，和现代审美的新的标准。

三 作品要素解构

综合材料在作品中应用，就理论的确定，新材料的应用对传统写意国画审美评判标准变化产生了巨大地推动作用。现代艺术创作上的追寻别于以前的艺术媒介，中国现意国画也力图超越文化和艺术边界，在强调自我文化精神和意义时又在突破原来的设定和不被经验所束缚。现意国画对宣纸、水的酣畅、墨韵的破坏就是对传统审美意味和价值的质变过程，使得现意国

转贴于

画对传统的穿透更具睿智的力度，水墨的传统寓意也因而失去了其存在的方式。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也因此发生了质的改变。只是在传统绘画语言上有了质的突破，在材料应用上有多样的选择时，现代水墨写意化发展才有新的意义。

多元化的表达取向。艺术作品思维的非永恒性、瞬时性、变换无常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雍容、睿智的精神寄托，在面对现在开放的中国，艺术语态展演出的是变化多端和错综复杂，作品思考的是自身文化身份与现实的多元文化关系。存在和所处的文化位置面对的是强烈的对抗性和挑战性，艺术成为个人自由思想的表达。观察中国传统文化与多元的外来文化发现，作品从精神内涵与绘画的工具和语言都出现了新的表达语式，这也正体现了现代中国多元文化下的艺术语言表象的多元化。中国传统的笔墨建构中国文化，宗教意味使得写意国画在现代文化观念转变中举步维艰。当现在的多元化在各个学术领域成为现实时，水墨的空间也得到了极大扩展。写意国画的表象也从单纯纸本表述发展到当代观念性的艺术形态展现。现意化建构形式成了传统。现代元素结构的秩序打散、分割后的的重新排列与组合，元素单体自然形态显得积极活跃。在多元化的浪潮下，也极大冲洗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格格不入和相背。现在写意国画的装置作品则是东西方文化对现代艺术认同的铸就。直接向西方展示中国文化的精神和观念，而不必在形上做过多表述。

视觉上的思维。艺术符号是在传递的瞬间得到心灵上的升华。现意国画反传统的横向思维，无疑是传统更深层次地思考，作品符号不再是儒、道、释心智体验。有序的图与底的优化、聚集着强力的释放能量，笔墨间建构的中国墨传递的积累和压迫感形成作品高能量的视觉爆发量，成为感知整体特性的张力点，又是为艺术家情感释放的深邃无形空间，整个主体意识与自然客体意象通过视觉的维度及形态得到增强或弱化。

对比的等量。绘画元素的关系放入表现性视觉审美评判。在多数情况下，写意国画的绘画元素和表达语言方式经过目的性的组合排列后，构建成某些暗示的动向和趋向远动。现代水墨国画元素的比对不在构于传统的黑与白、浓与淡的比对，作品表达出的是决裂于传统的撕裂、拼贴或者非水墨用具的手段，表达出符号强弱、动静的对比，画表象张力得到强化。有助于绘画元素的不同对比变化和点、线、面的对比变化。因而产生了视觉上的重量、方向与力度，构建成一种感官上的内外张力。

复合性的表象。在写意思维过程中，通过对客观的形象表述。抽出对客观本质的理性认识，以主观无限的感性形态超越现实中有限的自然形态，绘画语言的表象具备了多重寓意。艺术家的主观情感潜意识通过形态、神韵、意境、境界、观念等的复合去体会艺术作品从内在需要到外在综合的表现。作为现代中国写意国画的语言表达要突破传统的“参禅悟道”，又不能失去自身的本源，作品的表达不是再追求技法显现和笔墨间的文化内涵。当现意国画割裂传统的表象之后，表达出的是另一种静谧、空荡、自由和神秘。作品本身溢出困惑、新奇、奋进的无绪表象。注重以单纯原则及多重意义的笔墨色彩视觉形式的抽象表述构建出现代新的中国神韵和趣味。

线的情感性。无论是在传统写意国画还是在现意国画中，线的语言表述都有理性与感性、冷与暖、硬与软，张与驰等多种表现形态，柔弱性线条用韵律跳跃为特征来展现其多样化。刚的线条则显得强劲有力，犀利劲锐。线条的程式化在逐渐消失但其简洁形态和表现力却在日益中加强和发展。

四 对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的抽出

传统写意曾以保守、柔弱的理性情感，复杂的文化意象和表述形式建构成独有的艺术。古今文人阶层都把水、墨的本身特性加以道德理念的迎展。将作品赋予人文的高尚品格，但在西方世界却是一种缺失绘画属性的思维形式与活动。现意国画是求索时空里凝聚的视觉美、纯粹美、形式美等多方面表象，表达出来现代艺术与时代同等进取。具有了强烈时代情感和新时期躁动不安的特征。对于中国来说，现代艺术与时代、空间的关系从未有过这样紧密的联系。淡泊明志的审美依然是一些现意国画画家内心割舍不掉的精神主体。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科学的不断发展，其理性秩序会进一步加强，人的内心审美也会向外拓展变化，以抽出物质本质的形态来表达强烈的视觉形象，同时运用新材料、新手段等媒介来传递出时代的音符。实现现意国画的感悟并融入到世界的文化中。

中国的文化篇2

一、解读中国文化

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荷兰学者霉夫斯蒂德（GreetHofct-ede,1984)在设计出懦家思想维度后，经过对中国、日本等国家从1965到1987年经济增长率的研究后提出，中国文化的某些价值观与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关性，这是一个惊人的、甚至是轰动性的发现。中国文化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特征的财富。行为是文化的函数，是文化决定人类的行为，而不是人类控制着文化（E哈奇，1988)。在灿如星汉的世界古老文化中，如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等，有的早巳灭绝，有的遭到破坏或摧残，有的出现大断层而失去光泽，惟有中国文化一直生气勃勃，经久不衰，而且代有髙峰，蔚为壮观，曾创造出具有雄大气势、举世矚目的“大汉”、“大唐”等文化，在历史长河中长期站在世界文化的前列。20世纪以来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从封闭消沉走向文化自觉的历史。目前国外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不仅包含着“现代化潜力”，而且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 中国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积淀深厚，源远流长，其基本精神缘之于懦家思想海纳百川之气魄，兼容并包的胸襟。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理论、文化，它所提倡的是“普遍和谐”的观念。懦家思想讲究“中庸”，即追求一种平衡，重视自己原有文化的精华，不拒绝外来文化的冲击，往往以积极的态度博采众家之长。远的如“丝绸之路”、“胡服骑射”、“洛阳家家学胡乐”，近的如“中西医结合”。古代、近代东西方文化都对中国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为中国文化增添了新鲜血液。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刺激，中国文化的脉搏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有力（尹韵公，2005)。中国文化若没有强大的整合、包容功能，中国社会这样一^多民族的国家就不会如此繁荣昌盛，必然会陷人持续、剧烈的民族纷争之中。

3. 中国文化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表现在对外来的所有文化加以升华式的同化，改为可以适合它的文化，然后使其成为它的一部分，不能容人它的将无法在中国广泛传播。例如，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佛教、回族伊斯兰教等外教文化“人侵”问题，其结果并不是中国被外教化，也不是外教从中国消灭了，而是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跨文化和不同文化的融合、交流与发展的结果，使其成为世界上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文化生态系统，给世界的文明与进步带来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现在，中国走上了全球化之路，在自信与毫无批判精神之间，并一点一点地使世界越来越中国化（格奥格布鲁默，2005)。

二、中国会计：文化主导

会计总是为了适应一定时期环境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进，著名的会计史学家迈克尔查特菲尔德(Mi¬chelChatfield,1989)曾经说过：“会计的发展是反映性的'文化取向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西方国家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会计与文化问题曾召开多次重要的国际性研讨会，如1985年6月在阿姆斯特丹、1986年8月在纽约（AAA年会)、1987年12月在布鲁塞尔均召开过关于会计与文化的专聽寸会；1989年国际会计师协会和1990年亚太地区会计学术交流会上都将会计文化列为专臟究，并把中国会计文化作为研究内容。

会计文化是指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中创造的、能体现民族特色、增进会计活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会计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会计制度安排，是制约会计行为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等，包括会计精神文化、会计规范文化和会计物质文化三个层面。会计文化是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的基础性约束，它通过对会计规则的制定、执行和监督行为的作用来影响和制约会计信息质量（刘骏，2005)。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都有一个传统沿袭问题，中国会计文化是中国文化对会计影响、渗透的结果，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会计特征必然会打上传统文化的烙印。在中国传统文化以追求群体、和谐、公正、勇敢、人本、中正、勤劳为价值取向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中国会计与传统文化有以下千丝万缕的联系。

1. 突出会计管理经济的功能。中国历代的会计改革，都是围绕加强会计管理功能这个中心展开的。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建立了中式官厅会计的古典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官厅会计的水平代表着古代世界会计的水平。周王朝提出“以九式均节财用”的经济制度，《周礼》中提到的“稽功会事诛赏”、“岁终则会政致事”、“会其行事”，充分体现了会计管理经济的职能作用。在管理体制方面，中国会计强调立法管理和行政管理，具体由政府来管理会计工作，而较少地强调专业导向和行业自律。在现代学术领域，一大批著名会计学家如杨纪琬、阎达五等都对会计管理作过深人研究，发表了大量科研成果。

2. 强调会计理财思想和会计法制观念。西周时周王的理财思想和财政制度的总则为“量人为出，略有储备”，春秋战国时孔子提出“政在节财”的原则、“会计当而已矣”的思想，管子“崇尚节用”、“明法审数”的理念，唐朝刘晏的“通敏、精焊、廉勤”之道以及现代“取之有据，用之有效，依法理财”的精神，基本概括了中国会计文化中的理财思想和法制观念。

3. 不断追求完善的会计信息系统，努力提髙核算技术。中国会计文化最突出的表现即在于会计改革意识不断强化。春秋战国时期，类似当今“凭证”、“账簿”、“报表”及“记账方法”意义的会计形式已

基本建立。汉朝的賦税及商业会计中出现了“三脚账”、“四脚账”等中国固有的复式记账法。明淸时期，在民间会计账房里，已经运用了较为严密的复式计算体系——“龙门账”。

4.制度建设的集体主义倾向。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文化崇尚集体主义，集体主义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中国文化的最显著特征。反映在会计上就是要形成统一的会计法律与制度，对会计名词的定义、会计科目、账簿的设置、会计核算方法、记账规则的选择、会计报表的设置、会计信息的传递、披露等等作出统一规定，会计法律、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制订必须详细、具体，集体主义倾向的文化决定了会计事务、由政府进行管制，乐于采取比较保守和稳健的原则，对未能确知的损益持稳健态度，对会计信息严守秘密。

三、中国会计国际化：傅纳与吸收

为了适应经济管理和发展的需要，会计在其早期就具有天然的国际性，例如在漫长的经济发展长河中，埃及、古罗马、汉代的中国、中世纪的意大利等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先后产生了复式记账法，只是由于语言不同、记账符号不同，后人的命名也各不相同。

会计被比作“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经济全球化迫切需要会计语言的规范和统一。会计准则是指导和约束会计行为朝着合法化、合理化、有效化方面发展的标准，是一种能提髙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交易费用、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会计国际化问题已成为各国会计取向的重要视点和张力。会计国际化是通过对会计惯例的变异程度加以限制，增加其可比性的过程。会计国际化的核心是会计准则的国际化随着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影响力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AS/IFRS)质量的不断提髙，世界各国都加快了会计标准的趋同步伐，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主动选择IAS/IFRS。目前，世界上大多数证券交易所都承认和支持上市公司以IAS/IFRS为基础编制财务报告。

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巳经是一个不可扭转的趋势。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也迫切需要一个全球公认的、又易于操作的会计准则。中国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AS/IFRS)的参与者与借鉴者。在会计国际化问题上，“借鉴”、“协调”、“一致”等的提法已经成为我国会计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会计接受国际会计准则的速度和程度，远远出乎世界的意料。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1992年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开始我国会计国际化进程，经过十几年融合、吸纳，到2006年，巳形成1个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以及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等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质性趋同②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基本上实现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在国际会计协调方面，1996年中国加人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1997年，成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理事会的观察员，IASC改组为IASB后，中国出任准则咨询委员会（SAC)委员；2005年，当选IASB基金会受托人和连任SAC委员，并派送髙级技术人员参加IAS/IFRS的制定工作。

我国会计文化的实质性趋同，是中国文化博纳与吸收的结果，为中国会计文化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中国会计文化形成了新的变异和生机。

四、中国会计文化的变异：冲突与创生

会计国际化不是一个纯粹的会计技术问题，其蕴含着深层次的文化因素。从本质上讲，文化和会计准则都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博弈规则，但是各自的形成过程、作用机制和外在形式是迥异的（殷勤凡，2005)。文化主要依靠一种自然约定俗成的力量来引导人类社会实践的行为，而会计准则是凭借人们有意识创造出来并通过相关组织正式确立的成文规则来制约人类的会计行为，文化和会计准则两者之间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

文化具有历史延续性和相对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构成某种正式制度的指导思想和承载物。但是，文化并不能将它们成千上万的行为种类铸成一个平衡对称、勻整和谐的模式（露丝宇尼迪克特，1987)。中国文化对中国会计国际化的影响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参照，美国著名国际会计学家Choi和Muel¬ler教授(1992)断言：“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绝对的规模，使得她不大可能被外界所支配。会计也不例外。”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在会计准则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如果一味引进、模仿，必将因为文化的不相容而搁浅。

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1993)的文化冲突理论指出，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冲突。然而冲突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矛盾双方融合成一对新范式。无论是中国文化内部（如儒与道）的冲突，还是儒家与外来文化（儒与佛）的冲突，都表现出这一特征。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外来会计文化进人我国，导致了对我国会计文化的冲突，进而产生会计文化变异。这种变异事实上是一种会计文化的融合与同化，是一种文化创生。

会计文化创生，是指各种影响会计行为的文化因素或文化成分在功能上相互协调，形成一个有机会计文化整体的过程。其实质是原有会计文化价值体系对某种新会计文化、异会计文化因素的整合。我们认为，不能吐旧纳新、推陈出新的会计文化将失去其先进性和优越性。然而，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说，社会的文化水平越髙，文化沉积越深厚，利用来自传统文化脉冲的成效就越大，文化继承的有效系数就越大。在会计文化创生过程中，一方面要抛弃某些巳失去价值的会计文化因素，融进有价值的新会计文化或异会计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又需不断地进行文化再造。因此，会计文化的发展程度常取决于内在的各种会计文化价值的整合程度，这种整合过程实质上是国际会计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五、国际会计中国化：理性思考

中国会计的发展路径，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会计准则，而是积极地实现从中国会计国际化向国际会计中国化的发展，这是一个博弈的、双向选择的过程。国际会计中国化不是一味突出中国特色或强调本位主义，其实质是国际会计准则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会计文化。“中国会计国际化”与“国际会计中国化”仅仅是理念上的区别，是认识上的进化与升华，并非相互对立的概念。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具有庞大的会计实体，中国会计国际化进程及其会计文化影响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IAS/IFRS的“国际性”水平。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一个受国际会计文化影响的中国会计，也需要一个受中国会计文化影响的国际会计，“从中国会计国际化向国际会计中国化的发展”是中国会计文化与国际会计文化面临的共同问题与必然要求。我们认为，中国化不是抱残守缺的因袭，不是生吞活剥的模仿，不是中体西用的凑合，而是要在考虑国际会计的文化因素的前提下，科学地对待国际会计协调，创造一个良好的中国会计文化环境，充分发挥中国会计文化的影响力。

1. 充分考虑国际会计的文化因素，科学地对待国际会计协调。会计国际化的最髙目标就是增进各国会计的趋同性和可比性，减少各国会计差异程度和差异范围，不断寻求各国会计标准和会计实务的统一。“将各国会计准则融合，产生髙质量的准则”，是IASB及其章程的基本目标之一。制度与组织的关系是互动的，目前IASB是欧美主导，会计准则的“国际性”还需要大量具有较大影响力或实际管制权力的国际组织的参与和认可，还需要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准则制定机构支持和配合。目前我国学者在探讨会计国际化路径时，更多地强调协调，忽视了文化对会计的影响力，进而国际会计协调可能理解为是一种被动的让步和妥协。其实，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发展的活力永远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借鉴和融合中实现的，先进、自觉的文化已成为国际会计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影响元素。我们认为，只有各国把最具“特色”的会计文化贡献给国际社会，用优秀的文化影响国际会计的形成和发展，才能使国际会计准则永葆活力。

2. 创造一个良好的中国会计文化环境。中国文化讲究“量体裁衣”，邓小平理论的精髄是“实事求是”，中国会计文化能更好地适用于中国的国情，中国文化与国际会计准则匹配，使国际会计中国化，要优于全盘西化，更有利于实现中国会计发展的最终目标。优化后的制度安排，有可能使外来的正式制度更容易在本土“生根”，而由于有了这个“根”，国际会计准则才能在中国更有效地运转。因此，我们应采取各项有效措施，除了在社会经济环境、法律法规、人员素质等方面进行配合和促进外，还要在重视我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从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等方面加强引导和渗透，构建新型中国会计文化体系，为国际会计中国化创造一个良好的非正式制度环境。

3.发挥中国会计文化的影响力。一种文化就是一种价值体系，不同的价值体系必然具有不同的功能。文化的变革如果不是体系性的变革，其原有功能也必然被保留。当外来文化进人后，便通过同化功能使其发生变异。在中国会计发展进程中不能无中国化而存在，会计国际化寓于中国化之中。我们认为，同化创新，是国际会计中国化的过程。由于中国会计文化母体的历史性、博大性特质，能对外来会计文化进行有条件、有步骤的吸收、异化，自我丰富与发展，进而突变，形成新的中国会计文化范式。在“趋同”过程中，国际会计界将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要求和主张。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为改进IAS/IFRS提供了支持，例如受国家控制而无投资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的国有企业，不视同关联方，豁免披露它们的交易；长期资产减值不允许转回等，已成为值得国际准则借鉴和吸收的问题。因此，中国会计发展路径并不是否定中国化，相反，把中国化当作一种开放性的全球优势来吸纳融会，这才是中国化的真正内涵。

中国的文化篇3

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年的时间长河的积累沉淀，已经是非常之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民间艺术；传统节日等，但是，我最喜欢的有两样，一是节日，二是道德。

节日，这个词语对我们华夏儿女来说非常熟悉，因为一年四季都有许多的节日、例如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节、重阳节等。春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因为它是可以让所有的亲人团聚，也是拥有重要意义的节日。春节俗称过年。每年过年，每家每户都会吃团年饭，大街上都是人山人海，每个店铺旁边都挂满了红红的灯笼，彩旗飘扬，所有的小朋友都穿上了漂亮的新衣服，大人们的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眼睛里包含着浓浓的关爱之意，这时，在广场上每个人都会拿出许多的烟花、鞭炮来放。在晚上时，一起冲上深黑的天空，迸发出五颜六色的光彩，犹如彩虹般美丽。好看极了。

到了晚上8点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人们坐在电视前观看。

春节刚过，迎来的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在每年的正月十五，这一天人们会、吃元宵，猜灯谜。还会到公园里观礼。重阳节，是农历九月九日，对于这个中国的古老传统佳节，还让我想到了一首诗，一首对他乡兄弟思念的感情诗。那是唐朝时期王维的诗：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每当是重阳节时，就会想起王维那种思念他乡亲人、兄弟的情景，让我也不禁地感伤起来。中国的传统节日何其之多，每一个都有故事，述说了节日的来源。每个节日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它阐述了中华民族古人的智慧结晶。但是，现代又有多少人能够完整的记住这些节日了。

每个人都差不多都觉得中国的节日低俗、无趣，只知道盲目的追求外国的节日。例如圣诞节、愚人节、情人节等，但是在他们心中是不是有想过，自己是不是中国人，是否能忘本。或许在他们心中已经没有心里的那份坚持，对于中国五千年文化历史的坚持，只知道一?的效仿别人，反而舍弃了对于自己的民族来说重要的东西—文化。当然，不是一定要抵制外国文化，只要我们能够取其精华，弃其糟耙，为自己所用，这是可以的，能够让我们借鉴他人的长处，来弥补己身的不足，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变得更加完美。

道德是一个底线，提醒我们做人的道理。我们人类为什么站在食物链顶端，就是我们心中有那份道德。

学习争先虽重要，文明礼貌也要好。

学校规定都遵守，见到老师要礼貌。

同学之间相友爱，友谊小手锁的牢。

爱护动物放心上，树立新风我做到。

这是一首文明礼貌歌。

礼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它的意义是：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意念和行为，是言谈举止对别人的尊重与友好的体现。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之间都离不开礼貌这个词语。它代表了一个人的涵养标准，品性等。一个好的礼貌态度，留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在小时候，父母总是说见到人一定要叫。小时候的我天真烂漫，很听父母的话，一见到认识的人就会叫个不停，什么叔叔阿姨啊，姑父姑母啊。

现在的我已经是一个高二的学生了，现在的我已经变得不爱叫人了。只有在父母的逼迫下才会开口叫人，一般的时候也就会见到熟人才叫一声，这还是老妈一直在我耳边唠叨的缘故，这是礼貌问题。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在学校老师教导我们要守礼貌懂知识，见到老师要问好，遇到熟人也要打招呼，要做一个乖孩子。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可是现在的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大人了，嘴边一直挂着叔叔、阿姨什么的，会被我自己得朋友、同学笑话，会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子。这也是现代社会上青少年的通病。中国现代社会科技飞速发展，各种商品日益更新。但是，很多东西已经在人们的心中失去。

但是，有好就有坏，人也有好人，比如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两弹一星邓稼先”这些都是中国人的榜样。为什么他们都会被很多的人牢记，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对祖国的热爱和心中的坚持。正是因为这份心他们能够做出让人敬佩的事，克服困难取得成功。

从他们的身心上我学习到了一些十分可贵的东西—谦虚、待人友善，更是有着自己的道德底线。时刻要求自己做到心中的最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多，但是礼貌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具备的，它代表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国民精神，代表了中国人的自豪！

中国的文化篇4

中国的传统文化

要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可数不胜数，如剪纸、对联、古诗、传统节目，春节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了。

据说，古时候有一个叫年的大怪物，每到春节它就会出来危害百姓。后来人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用红纸剪一个“福”字贴在门上，在红纸上写一些吉利话也贴在门上，那叫年的怪物怕红色就再也不敢来了。从此人们年年贴春联，；流传至今。每到过年，街上彩旗飘飘，挂满了红红的灯笼，家家户户购买年货，可热闹了，小朋友们穿上了漂亮的衣服。到了晚上礼花满天，与家人一起吃饺子看晚会，精彩的表演引的我们哈哈大笑，如果天天过年该多好。

春节过后就是元宵佳节，也是团圆节，这天吃元宵、猜灯谜，寓意家家团团圆圆，合家幸福、安康，每人心中无比幸福快乐。中国传统节目丰富多彩，让我们的传统节日永远继承下去，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光辉灿烂。

中国的文化篇5

第一，人的社会化是社会化的最重要内容。“所谓人的社会化是指人的后天行为的规范化，指生物的人或自然属性的人按照一定社会文化的要求而被教化为社会人、文化人的过程。社会化也可以叫教化。”中国要实现发展，就要把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原则等法治文化要素不断培养成公民的自觉文化。这是法治文化社会化命题的价值所在。第二，当前，我国很多公民的法律修养、权利意识并不能达到社会发展的需要。由此导致好的法律并不能得到好的遵守。在法律并不健全的情况下，背离法治精神的行为也屡见不鲜。无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普通公民的很多行为仍然受到传统法律文化的某些消极影响，我们只有通过法治文化的社会化才能不断剔除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些不适当的文化因子。这是我们之所以要实现法治文化社会化的原因所在。第三，实现法治文化社会化的过程，是使法治文化逐渐成为社会主导文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应当建立在中国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基础上。法治之所以为追求民主、进步的国家所追求，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法治文化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可以与每一国家的自有文化相融合。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我们熟悉的法治国家都在践行着自己的法治，但都保有了自己文化的独立性。只有保持了自身文化的独立性，法治文化社会化的命题对于中国才具有现实意义。

二、当前我国法律文化的二元格局

改革开放的30余年间，中国社会有了重大的改变和发展。很多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在社会上得以传播。源自西方的法治精神也在社会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扬。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能够消除传统法律文化对人们产生的消极影响。传统法律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仍有诸多体现，而在农村传统法律文化的表现则更为突出。当代中国形成了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传统法律文化为内容的二元格局。虽然中国近代经历了百余年的社会变革和法制革新，传统法律文化不再以完整的形态而存在。但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文化因子并没有完全消退。在城市、在乡村，传统法律文化仍然以不同的程度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承袭传统是中国的美德，但公民对传统法律文化中某些消极因素“自觉”的接受，则对当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影响。我们很多现代的法律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实施。以我国刑法为例。1997年的新刑法吸收了很多现代的法治思想，相比1979年的刑法有跨越式的发展。但是，时至今日“大义灭亲”的行为仍然得到很多公民的支持。在相关的案件中体现出传统法律文化巨大的生命力和强劲的历史惯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已经成为很多公民的一种自觉。现代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除并不能够完全实现对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剔除。针对西方的文化状况，著名法学家达维德曾说过，“立法者可以大笔一挥，取消某种制度，但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人们千百年来形成的，同相联的习惯和看法。”

在中国，情况是相同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立发展使中国的传统文化独树一帜，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随之发展、壮大，并体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在近代以后，这种生命力更表现为强劲的历史惯性。清末修律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列强的影响。西方列强在武力征服中国之后逐渐发现，武力控制并不能够改变中国，他们面对来自中国文化的强劲的抵抗，要想真正控制中国，就要让中国人认同和接受西方的文化，变法则是一种重要途径，因此清末所签订的很多不平等条约中，西方列强都表示愿意帮助清朝政府进行改制、变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力量由此可见一般。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自清末开始，中国经历了百余年的法制变革与发展，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始终感受到传统法律文化的存在。文化就是这样，虽然仅仅是一种观念，但足以左右我们的实践。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要科学整合传统法律文化，努力实现当打死中国法治文化的社会化。发现问题总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但解决问题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对文化这样一种复杂的现象。虽然传统法律文化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仍有相当程度的延续。但从积极的方面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改革开放更加剧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与之相适应的，我国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随着立法的发展，执法和司法的规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已经逐步确立。由此，当代中国形成了法律文化的二元格局。建国以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全国普遍展开，仅就传统法律文化有较为突出体现的农村地区而言，法治建设仍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后，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法律，具有国家意志属性的国家法在农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广和实施条件。”

法治文化中的诸多元素在农村得到传播，人们对之的认同也在不断加强。这样的状况在城市则有更好的表现。20世纪80年代已降，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我国先后出台了以1982年宪法为核心的一批基本法律，全面推进了我国的法治进程。1997年，“依法治国”被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为治国的基本方略。1999年，“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隆重地写入宪法。中国的法治建设更进一步。近年来，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法治建设和社会整体发展取得了更为可喜的成就。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更为法治文化的社会化创造了积极有利的条件。

三、在整合传统法律文化中实现法治文化的社会化

认清中国法律文化的现状，科学评价传统法律文化是我们实现法治文化社会化的前提。虽然传统法律文化体现出很多消极因素，但其中也不乏合理成分。我们要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合理的资源开发和利用，使传统法律文化的积极成分能够与现代法治文化更好地实现文化整合。只有吸收了传统法律文化合理成分的法治文化才是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法治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不乏有益之处。认真对待传统，是我们发展的历史与逻辑起点。“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代价巨大的社会实验，中国人终于懂得了一个真理:未来的陷阱原来不是过去，倒是对过去的不屑一顾。就是说，为了走向未来，需要的不是同过去的彻底的决裂，甚至将过去彻底砸烂;而应该妥善地利用过去，在过去这块既定的地基上构筑未来大厦。如果眼高于顶，只顾在白纸上描绘未来，那么，所走向的绝不是真正的未来，而只能是过去的某些最糟糕的角落。”只要我们认真对待，我们可以发现，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很多文化元素都是我们可以整合和传扬的。以“孝”这样一个文化特质为例。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这一文化特质内涵极为丰富，但在传统社会结构中被赋予了一些消极因素。而在我国当代有关家庭和亲属的法律制度中，“孝”的积极内涵完全可以，也应当被发扬和传承下去，它构成了我们家庭和睦的基础。一定的文化都与其所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相关。中国社会历经革新，但传统法律文化的很多文化元素依然存在，这一方面说明了传统法律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价值。同时，这也充分地说明我们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整合的可行性。“在多元文化的时代，要想抵御你所不喜欢的文化，就要推出并捍卫你认为最好的文化，我认为，这是唯一适当的方式。”只有能经得起挑战的文化，才是我们值得去捍卫的文化。无论是对待传统法律文化，还是现代法治文化，我们都要使之保持开放性。要使法治文化在开放中实现社会化，要使传统法律文化在开放中实现有效整合。“所谓文化整合，是指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文化整合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重新组合。原来渊源不同、性质不同以及目标取向、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经过相互接近、彼此协调，在内容与形式、性质与功能以及价值取向、目标取向等方面不断被修正，发生变化，特别是为共同适应社会的需要，往往渐渐融合，组成新的文化体系。”传统法律文化吸收、融合各种异质法律文化元素的过程也就是传统法律文化实现整合的过程。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整合的过程中，源自西方的法治文化也要接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挑战。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法治文化在我国实现社会化的过程，也就是传统法律文化自身整合的过程。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正是中国法律文化发展繁荣的表现。

四、政府应成为法治文化社会化的主导因素

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社会化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完成，诸如大众传播、各种形式的法律教育、法学研究、法律实践活动中的信息传播与反馈等等。从法治文化社会化的方式来看，可以由政府主导予以推进，也可以依靠公民的自觉进行学习。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政府应成为法治文化社会化的主导因素。这是因为:

首先，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文化并存的格局决定了政府应成为法治文化社会化的主导因素。传统法律文化之所以成为很多公民“自觉”的行为选择，一方面是传统法律文化历史惯性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由传统法律文化多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加以传播所决定的。人们对熟悉的习惯的尊重，往往优于对陌生的法律的选择。而法治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则是始终是依赖政府的力量。经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法治文化通过法律制度和法律组织的活动在社会中得到渗透。这促成了中国法律文化二元格局的形成。依靠公民的自觉理性去选择法治文化是一个相当缓慢的文化认同过程。我们的发展不能等待。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依靠政府的主导作用，积极促进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文化的相互整合。在现代社会中，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已经将政府权力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也有对政府依赖的文化倾向，这些为政府成为法治文化社会化的主导因素创造了积极有力的条件。

其次，只有在政府的推动下，法治文化的社会化才能实现最佳效果。在我国，法治文化社会化的各种途径并不完全畅通。而打通渠道，政府既责不旁贷，也能当重任。从大众传播来看，作为法治文化社会化最重要的一种途径，只有在政府的支持下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在我国，媒体始终要担负国家和社会的基本责任。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坚持正确导向，弘扬社会正气”。这既强调了媒体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指出了政府对媒体予以指导的重要性。法律教育也是法治文化社会化的重要渠道之一。虽然发展教育事业有多重力量可以依靠，但政府始终是教育事业发展中的核心和主导。只有在政府的支持、监督、管理之下，各种正规的法律教育和非正规的法律教育才能够真正成为公民获取法律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渠道。从法学研究来看，正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更重学术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并获得更为有效的资金支持，学术研究日渐繁荣。从法律实践活动中的信息传播与反馈来看，公民在参与到的各种法律实践活动中可以获取法律信息，培养法律情感，增强法律意识。要确保公民在所参与的法律实践活动中能够获得良好的信息传播，形成良好的信息反馈，需要政府的主要力量。政府可以在人员聘用，制度建设等方面保证各类公务人员在法律实践活动中端正行为，给予公民积极有效的引导。

中国的文化篇6

而作为神灵的龙在不同人的心目中也有不同的形象和性格。官方之龙是作为一种权威所在的，自从封建帝王杜撰出君权神授一说，龙的形象就成了其最好的替身，“真龙天子”也就是上天派来统治人间的儿子。于是，皇帝的衣服成了“龙袍”，皇帝的椅子被叫做“龙椅”，皇帝出行用的车马叫“龙辇”，皇帝的子女叫“龙种”，皇帝生气了叫“龙颜大怒”……最能表现这些龙的形象的就是故宫中的浮雕与彩绘，那种威严的气势让人望而生畏。相对来说，民间的龙就显得亲和得多。在百姓的信仰中，龙主要负责的是治水，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供奉了龙王，就会大大有利于旱涝保收。所以在很多成语和民间的对联中，龙都是作为一个欢快的意象出现的，“龙腾虎跃”、“龙凤呈祥”、“龙飞凤舞”等等都说明了这点。

与官方和民间并行不悖的另一条线索就是“龙”向人的内化。这种内化是中国士大夫对龙的更具玩味的解读。《易经》中论述人的修为总喜欢以龙代替：

“潜龙勿用”――隐喻事物在发展之初，虽然势头较好，但比较弱小，所以应该小心谨慎，不可轻动；

“见龙在田”――比喻仕途顺利，初露锋芒；

“飞龙在天”――形容自由驰骋，左右逢源；

“亢龙有悔”――意为居高位的人要戒骄，否则会失败而后悔，或形容倨傲者不免招祸；

“群龙无首”――形容事物处于初期阶段，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龙首），预示着广阔的未来不可限量。

这里的龙一会儿是作为一种类比之物，一会儿仿佛又成了人本身。这龙是有生命的，有弱小的时候（潜龙），也有强大的时候（亢龙）；有籍籍无名的“元首”，有韬光养晦的“勿用”，有初露锋芒的“在田”，有大展宏图的“在天”，也有盛极而衰的“有悔”。可以说，龙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点品质，都与人相照应。

中国的文化篇7

在京郊的三岔村，村民很少谈及祖辈，也不愿意回顾过去的日子。当我向他们问及过去时，村民只会告诉我“这地方过去太穷了”，随后就陷入沉默。他们的祖辈几乎没有留下旧照片，书面记录也很少见。长城静静地伫立在村边，但即使是这个举世瞩目的奇迹，也没有勾起村民的丝毫兴趣。从2010年起，我在三岔村租了一问土屋，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这一地区历史的好奇心，但很快我就发现，这里的历史遗存正在渐渐消亡。和许多当代的中国人一样，这里的村民也密切关注着当今的变化，诸如当地粮食的涨价，以及将他们席卷到仅仅两小时车程的北京城里去工作的建设热潮。

每年，这里的村民只在清明节这一天回首过去。一千多年来，中国各地都以不同的形式过清明节。祭拜祖先这一传统则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历史。五千多年前，中国的北方文明就通过高度系统化的祭祀仪式向祖先表达敬意，而且如今这些传统在社会生活中依旧余音缭绕。在我到三岔村的第一年清明节，我参与了乡邻们例行的祭祀活动，跟他们一起去了墓地。

在三岔村，只有男性才有资格参与祭祀，而且他们都是魏姓。这个大宗族中的十来个人在天亮前就出发了，一直爬到村后的陡坡上。他们穿着朴素的工装，带着扁平的柳条筐，肩上扛着铁铲，一路上没有人聊闲天，也不停下休息。

他们好似一支带齐了工具、决心满满的工程队跋涉在杏树林中，一朵朵杏花花蕾如同点点繁星在熹微的晨光中折射出光芒。20分钟后，我们到了村里的墓地。它坐落在高高的山顶上。只见整齐排列的一行行简单的坟堆，每一行都代表着一代先人。村民们从第一行的坟堆开始祭扫，这一行是最近过世的先人的墓，也就是父母以及父母的兄弟姐妹这一辈的人。村民们把坟堆上的野草拔去，把翻新了的土堆到上面，再留下一些诸如烟酒这样的供品，还要给先人烧冥币。

以前，每个村民在扫墓时都会特殊照顾自己的近亲，也就是每一行里自家的父辈、祖辈和曾祖辈的亲人。但由于几乎没有哪个墓有特别的记号，加上来祭扫的人们上下走动，这些坟堆主人的身份印记变得越来越模糊。最终，这些坟堆只好由村民们共同来祭扫，也就是每个人都祭扫一遍每个墓，没有人知道墓下到底埋着谁。最后一行只有一个坟墓代表曾祖父的父辈那一代人。村民告诉我：“那是我们村的老祖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家族鼻祖的名字已经渐渐被人遗忘了。

等村民们祭扫完毕，太阳才从东边的山头升起来。一个名叫魏明和的村民向我解释说，这里的一个坟堆代表了一个先人住的房子，村里的规矩就是要在天亮前把清明扫墓这个仪式完成。他说：“如果能在天亮前在坟上撒上土，那就意味着这些先人下辈子就能住上瓦房，要是我们没能及时完成，那先人下辈子就只能住茅草屋了。”

魏明和已经年近七旬，依旧保持着农民瘦骨嶙峋的身板。他现在住在怀柔区的一个老年公寓里，仅仅在每年清明才会回村里一趟。那天下午，我让他搭我的车回怀柔。在路上，我问他会不会想念三岔。他答道：“在搬去老年公寓之前，我从来没有住过暖气充足的屋子。”我觉得他对于生活改善的看法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就像他的老祖宗们不愿住茅屋而希望住瓦房一样。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对于死后生活的看法是非常世俗的。当代人从考古发现中得知，古代人想象中的地府是很实际和功利的，甚至还有官僚作风。考古勘探发现，皇陵往往布局精密，埋藏着价值连城的金银财宝。用宝藏作殉葬品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在那时候的墓葬中就发现了玉器和陶器。

直到在对北方地区盛极一时的商朝(公元前1600年一公元前1046年)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学家才发现了当时的人们对死后世界的看法。商朝的甲骨文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商朝人将文字刻在牛的肩胛骨或龟背上，用于皇室的占卜记事。

商朝人将对龟甲和兽骨上裂纹的占卜看作是与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在交流，并向皇室的祖先通报讯息，例如“我们会定期将皇帝的眼疾向祖丁禀告”，“当召方(一个敌国)来袭时，文明会在祭祀时禀告康丁”。

相传过世的先人有强大的力量，能够控制后人的日常生活。祖先发怒就会带给后世疾病或灾难，很多甲骨文就记载了为平息祖先亡灵的活人献祭。在河南的一处墓葬群中，考古学家发掘出超过1200个殉葬坑，其中大部分是人祭。我曾听一名考古学家说，根据他的计算，在商朝有60种不同的杀人方法，但他补充说道，这些只用在祭祀仪式中，并不是谋杀或故意伤害。在商朝人看来，人祭只是井井有条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商朝具有一套严格精准的历法，上面记载着具体某一个节日祭祀某一位祖先，他们的精准简直可以和现代科学的准确度相媲美。甚至现任首领牙疼的问题，占卜师都会凑齐70小块甲骨碎片以确定是哪位祖先造成的。

谈及逝者，他们认为祖先的能力大小也有级别之分。在皇帝驾崩后，他们的封号也随之改变。祭祖的目的并不是缅怀他们生前的丰功伟绩，而是儿孙想通过巴结祖先，请先人助自己一臂之力。许多甲骨文都记载道，有的先人就通过自身的献祭以获得更大的权力。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家大卫・N・凯特利曾经跟我说，甲骨文中所表现出的等级和买卖意识让他很震惊。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刚刚去世的先人负责帮忙掌管日常小事，去世时间更长的先人则来掌管更大的事情。这简直是一套统治世界的方法。”

公元前1046年，商朝灭亡。到公元前三世纪，周朝一直统治着中原地区。甲骨文占卜也被沿用下来，而皇陵中的活人殉葬渐渐被“冥器”陪葬所取代。冥器是一种用来替代真实物品的精神祭品，比如用陶俑来代替活人。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下令建造的兵马俑就是“冥器”殉葬中最出名的例子。这支殉葬军团由大约8000个与真人同样大小的陶瓷雕像组成，用于在阴间保卫秦始皇。

秦朝之后的汉朝，被发现的一系列殉葬品则比过去少了许多军事色彩。公元前156年到公元前140年在位的汉景帝陵墓中的陪葬品则反映了帝王日常生活的需要，其中有猪、羊、狗、二轮战车、铲、锯、扁斧、凿、火炉、量器的复制品。

中国文化是如此博大精深，因而没有哪一方面是一成不变的，各种因素塑造并改变着中国人对于死后世界的看法。一些道家学者不相信人死后会到阴间，而从公元2世纪开始影响中国传统思想的佛教则灌输人们轮回的概念。

数千年来，商周时代这些早期文明中的许多传统受到人们的沿袭。中国人依旧祭祀祖先，并用追名逐利的观念构想阴间的世界。人们的濒死体验催生了许多有名的传奇故事，比如阴间的小鬼差在生死簿上写错了名字，差点害阳寿未尽的人折寿，幸好及时发现将人送回阳间这种故事。

大卫・凯特利还告诉我，他惊奇地发现中国人传统的生死观是非常积极乐观的。他们没有“原罪”这一说法，所以人死后到了阴间并不会发生剧变。阴曹地府并不是万劫不复的地方，而是为他们进入下一个轮回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他说：“在西方，死亡意味着重生、救赎或得救，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你依旧可以做自己。”

凯特利还说：“有祭祖这一传统的文明往往是保守的民族，因为发现新鲜有趣的事物会被看作是对老祖宗的挑衅。”因此他认为中国人传统的生死观有利于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

中国当代的改革已经不再保守，他们正在努力摆脱过去，包括那些逝者。坟墓时常遭到建筑工程的破坏；许多农村人涌入城市，在清明节也不再会特意回乡祭祖，随之产生了网上扫墓这一种尝试性的替代方式，让亲友子孙通过“网上陵墓”祭拜先人。在中国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许多传统正渐渐失传。

在三岔村，每年参加清明扫墓的人越来越少了，但人们依旧过清明节，而且许多传统习俗也让人回想到祭祖这项古老的仪式。比如，村里的公墓是按照先人级别的高低依次排列的，同一代人的墓在同一行；用来让先人在阴间生活富足的烟、酒、冥币样样不少。也许有一天，这些传统也会被后人摒弃，但至少目前，它们依旧是一条维系古今的纽带。

等我三年后再参加三岔村的扫墓活动时，我发现只有7个村民在天亮前赶去山上的墓区祭扫了。在最顶上，一个新坟赫然立在第一行里，上面插着一根蜡烛，写着“永远年轻”四个字，我连忙问乡邻这是谁的墓。

对方告诉我说：“这是魏明和的，就是几年前搭你的车回家的那个。他去年过世了，这是哪个月的事我忘记了。”

另一个人开口说道：“今年是我们第一年给他扫墓。”

中国的文化篇8

“我要学中文”

陆克文的英文名字叫凯文・拉德(Kevin Rudd)，陆克文是他后来在大学里自己取的中文名字。他从小就喜欢上了中文。

10岁时，母亲玛格丽特给了陆克文一本关于介绍世界古代文明的书，他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文化，开始向往亚洲，特别对中国感兴趣。这本介绍中国的书成了他幼小心灵的慰藉。

那段时间，邻居们经常看到，这个皮肤白皙、蓝眼睛的孩子，忧郁地坐在自家窗户下，翻看一本厚厚的书。有一天，在翻到“中国历史文化”那一页时，他的眼睛亮了，久久没有挪开。“中国在哪里?她真的这么美吗?”他站起身来，合起书本，走回屋里，向母亲玛格丽特宣告：“我要学中文。”有时，陆克文常常是一边在农场放牛，一边在树下读着介绍中国的书，幻想着关于中国的事情。

也是在陆克文10岁的那年，他爸爸问他说：“你决定好了没有，将来要做什么?依我看，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同肉牛打交道，一个是同乳牛打交道。”他爸爸如是说也不奇怪。对于1977年的澳大利亚人来说，学中文还是一件很奇怪的事，选择念中文，则更是没人会想到的第三种选择。

然而，陆克文独具慧眼，与众不同。中学毕业后，他毅然选择在名校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系就读，主修汉语(包括古汉语)和中国历史。他成绩优异，还曾获一级荣誉学士学位。毕业时，他已经能与同学讨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后来，他还曾经到台湾师范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进修学中文。

中国文化心中的梦

少年时期的陆克文，就已经从一本介绍世界古代文明的书中，第一次知道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第一次接触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令他着迷的中国文化成了他心中的梦。他开始向往亚洲，特别是神往中国，这也促使他在大学里发奋钻研中文专业。文化，说起这个词儿，解释可能不下数十种。但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呢?就一个外国人所处的环境而言，所能感受到的中国文化，无非是语言、文字、歌曲、舞蹈、衣饰、食物、习俗诸项。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一般认为的五千年历史是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的数据，能够准确推定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的夏朝。与它的悠久历史相对应，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在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就有了自己的文字(甲骨文)。在先秦时代，中国就有了孔子、老子等伟大的思想家。在那个遥远时代诞生的一大批作品至今仍然具有世界影响力，比如《道德经》、《诗经》、《春秋》、《论语》等。这些都成了有好奇心的陆克文追寻的梦，他既学中国的古文，又学中国的白话文：既喜欢中国的衣食习俗，又喜欢中国的戏曲京剧。

照亮人生旅途的明灯

功夫不负有心人。刻苦钻研和修炼给陆克文带来一口流利的京腔普通话。熟练的语言令他脚下的走近中国文化之路不断延伸，也令他心中的梦日益接近现实，燃起了一盏照亮自己人生之途的明灯。

上世纪70年代末，他觉察到了中国对外开放带来的机遇，决定深化自己的中文专业。他不仅进一步研读中国历史，也研究中国政治和亚洲政治。以便为日后在亚洲乃至世界舞台上大展拳脚准备丰厚的知识和理论积淀。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担任外交官，负责分析中国政治及经济形势，这些经历使他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一般澳大利亚政治精英的水平，而他那口流利的普通话在西方国家领导人中更是绝无仅有的。

陆克文流利的汉语，屡屡给他以语惊四座的机会。2003年主席访问澳大利亚，在国会发表演说时，陆克文不用借助同声传译机便能全程听懂讲演，令邻座刮目相看。2007年9月在悉尼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L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一次午餐会上，他曾以熟练的汉语致辞而语惊四座，博得中国代表团的阵阵掌声。其后，他用汉语与中国国家主席会谈30分钟，获邀前往北京观看2008年北京奥运会。

“我喜欢中国，我喜欢中国人民。我仰慕这文明国度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对中国的未来而言，我是乐观主义者，而不像某些人，是悲观主义者。而这个国家正在撰写的历史将成为本世纪人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吸引着其他民族的巨大兴趣和关注。”陆克文话语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的了解、关注、仰慕和激情。

办公室里的中文书法

中国的文化篇9

第一，鲁国受封之地早已经是中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山东被称为“齐鲁之邦”，先秦时期，鲁国和齐国分处于泰山南、北，在泰山以南（今鲁南）地区，已发现了众多的原始文化遗迹。“沂源人”与“北京人”时代相当，他们可能是这里古人类的祖先。以之为中心，仅其附近便发现了猿人化石和近百个旧石器和新石器地点，说明这里是几十万年以来古人类活动的重要中心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这里更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一脉相连，在鲁南地区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完整序列。《帝王世纪》云：“炎帝自陈营都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都商丘。”张守节《史记正义》曰：“穷桑在鲁北，或云穷桑即曲阜也。又为大庭氏之故国，又是商奄之地。”远古时代许多氏族首领都与曲阜有关，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

周初，伯禽为首的周人来到曲阜一带后，这里又成为东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殷商兴起于东方，曲阜一带曾为商人旧都，即使在迁殷之后，他们仍然与这里联系密切。直到周初，这里依然是殷商势力极重的地区。周族自西方发展起来，他们在取代殷商之后，要想很好地统治天下，就不能不把东方作为统治的重点，因此，可以说鲁国受封之地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战略要地。这里距王都较远，东南沿海地区的淮夷以及徐戎等也没有立即臣服于周。武庚叛乱时，"殷东国五侯"群起叛乱，奄国及其附近各部都是周公东征的主要对象，史籍中所谓“攻商盖”、“攻九夷”（《韩非子·说林上》）、“灭国者五十”（《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在这些地区。甚至伯禽被封于曲阜后，“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欲很好地镇抚东方，把这里作为周室堡垒是非常合适的。

伯禽受封时，周室为鲁国制定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的治国方针，并分给鲁国“殷民六族”，使之“职事于鲁”（《左传》定公四年）。这样，伯禽一支所带来的周文化与殷遗民及当地土著固有的文化相互交汇、影响，共同形成鲁国的文化。

第二，鲁文化的特殊地位与鲁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特殊地位是统一的。

鲁国虽是周王朝分封的一个邦国，但它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邦国。鲁自周初始封，历西周、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49年为楚国所灭，历时七、八百年，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舞台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鲁国的始封之君是周公的长子，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以及辅助成王，都有卓著的功勋，他在周初政治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鲁国可以“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礼记·明堂位》也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材料综合考察，这种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如周王室的职官“宗伯”、“太宰”、“大司徒”等，鲁即有之。如替国君掌管祭祀的“宗伯”，其他国家只称“宗”或“宗人”，有“宗伯”之称的只有周王室和鲁国。又，“鲁得立四代之学”（《礼记·明堂位》孔颖达疏），鲁还有四代之乐。恐怕这都是鲁国特有的现象。

鲁国受封的同时或者稍后，周王室在东方又分封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有的即为鲁的附庸，有的则以鲁国为“宗国”。时至春秋王室衰微，礼坏乐崩之际，许多小国依然纷纷朝鲁，并且到鲁国学礼、观礼。在东方夷人势力较重的地区，鲁国始终不忘“尊尊而亲亲”的原则，使鲁国的政权一直掌握在“伯禽”之后的周人手中，鲁国较完整地保存着周礼，周代的礼宾传统深深地影响了鲁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在政治方面，《礼记·明堂位》说：鲁国“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在诸侯国中，鲁国的政治是相对较为稳定的，因此鲁国也就成为各国学习的榜样。《左传》襄公十年说：“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国保留的自是殷礼，鲁国保存的则是典型的周礼，即所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这样，鲁国为宗周在东方代表的形象更加突出，因为时人视礼为国家的根本，周礼似乎就是周王朝的象征。

春秋时期，“政由方伯”，但在各诸侯国会盟等的班次上，鲁国却位居前列。一般说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鲁既为姬姓，又为周公之裔，故在诸侯位次序列中有“班长”（国语·鲁语上）之称，被列为首席。如春秋初年，齐遭北戎侵犯，齐向各国求助。在战后答谢诸侯时，齐国馈送粮饩给各国大夫时，齐请鲁国案班次代为分派；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时，在各会盟国进行的歃血仪式次序上，除主盟的晋国外，鲁也被排在各国的最前面。既然周室对鲁国寄予厚望，把鲁国分封在商奄旧地，那么，在推行周代礼乐制度时，有“望国”地位的鲁国也就不能不以表率自居了。

鲁国为东方的宗周模式，担负着传播宗周礼乐文明的使命，如在周王朝治国政策的贯彻上，鲁国即堪为典范。周公治国，他的保民思想、明德慎罚、勤政任贤等都似乎在鲁国当政者身上有明显体现。当然，说鲁国为“宗周模式”，决不是说鲁国完全排除它的文化因素，使鲁国全盘周化，而是在政治统治上鲁国为周王朝的东方人，而且在鲁国上层贵族中完整地保存着周代礼制。事实上，鲁国要彻底推行周文化而以之取代当地的固有文化，既无必要，也没可能，因为周灭商后对殷商旧地采取的就是“怀柔”的政策，更何况鲁地殷遗势力极重，而且文化的推广也不是任何外来强力所能成功的。

第三，从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中也能看出鲁文化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在区域文化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鲁文化与齐文化相互比较，这是很有道理的。齐、鲁两国地域相邻，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处。就先秦时期两国的文化而言，它们有同有异。从实质上说，崇周礼、重教化、尚德义、重节操等等都是两地人民共有的风尚。两国文化上的不同之处更多，齐人的务实开放，鲁人的重视礼乐，使齐、鲁两国在文化上各具特色，并且位居当时华夏文化的领先或者中心地位。但齐、鲁两国的文化孰优孰劣，不少论者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大谈鲁文化的所谓“保守”、“落后”和“缺乏进取”。而实际上，分析文化的优劣应当具有历史的眼光，而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具体时代。

从文化的传承关系上看，周文化与鲁文化乃一脉相承，或者说鲁文化就是周文化的代表。周人灭商以来，周文化在总结和吸纳前代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显著进步。《礼记·表记》上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有学者称夏、商时期的文化分别为“尊命文化”和“尊神文化”。从根本上说，周文化就是礼乐文化，而礼乐的实质则是秩序，礼乐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周文化与夏、商文化的不同，最为重要的即在于其人文理念的上升。自周公制礼作乐开始，周文化的重礼风格便已初步形成，而周人又有重视农业的传统与之相适应，这样，便奠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宗法农业社会的文化基础。

鲁国的文化风格与周文化是一致的。建国伊始，鲁国的始封之君伯禽就在鲁地变俗革礼，进行大的动作，推行一种新文化。应当指出，鲁国的这种变革历时三年，显然是循序渐进，而非急风暴雨一般。因此，它与强行毁灭一种文化而推行另一种文化是有区别的。其实，周代礼乐广采博纳，其中也有殷文化的不少因素，因为周礼即是从殷礼“损益”而来。应当承认，在与周边当时各族的文化相比，周文化是一种最为先进的文化。鲁国下了大的气力推行周文化，是为了适应周王朝的政治统治。从一开始，鲁人便显示了文化上的进取精神。

文化的优劣在文化的交流中最容易看得清楚。一般说来，落后的文化要不断地学习先进的文化，来丰富和完善自身。就齐、鲁两国而言，齐国就常常向鲁国学习。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对于齐国成为泱泱大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但是，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管仲改革乃有吸收鲁文化之长、补齐文化之短的深意。管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定四民之居，推行士、农、工、商四业并举的政策，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基础的地位，置于工、商业之前，这明显吸收了鲁国以农业立国的思想，以补齐国偏重工商、渔盐、女工之业，忽视农业而造成社会不稳之弊端；管仲还针对齐国传统礼义道德观念淡薄，习俗落后，以致于君臣上下无礼、男女关系混乱，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情况，十分注意从鲁国吸收周礼文化，强调礼义道德的建设。

管仲如此，齐国的其他君臣何尝不是如此。齐国虽然有人对孔子所讲的繁文缛礼不感兴趣，但他们毕竟不能不对鲁国“尊卑有等，贵贱有序”礼治秩序表示重视。例如，齐国的另一位名相晏婴就曾经与齐景公一起到鲁国“俱问鲁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孔子到齐国时，齐景公也不失时机地问政于孔子。又如，鲁国发生庆父之乱时，齐欲伐鲁，但有人看到鲁国“犹秉周礼”，认为“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左传》闵公二年）。有一次，齐人伐鲁，见一妇人带着两个孩子，开始时抱小而挈大，大军将要到跟前时，反而抱大而挈小。当问及时，妇人说：“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公义也；妾之子，私爱也。宁济公而废私耶。”齐国从而罢军，他们认为：“鲁未可攻也，匹夫之义尚如此，何况朝廷之臣乎？”（《说苑疏证·佚文考》）

齐人看重周礼，向鲁国借鉴、学习，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灵活开放的一面，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然而，这也证明齐文化中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如在君臣关系方面，齐国出现了不少相弑相残的现象，而鲁国的情况要好得多。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曾教别人“事君之礼”说：“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逐之，如鹰之逐雀也。”（《左传》文公八年）这种典型的尊君之论，便基于鲁国深沉的礼乐传统，这对于鲁国君臣关系的和睦，对于鲁国社会的安定都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动态地就君主制度的发展来看，鲁国的这种礼治秩序也有其进步的一面。再如婚嫁习俗方面，“同姓不婚”是鲁国最为基本的婚姻习俗，不论男婚还是女嫁，均不找同姓。鲁国还特别注重男、女之别和夫、妻之别，这与齐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婚姻制度史的研究早已表明，“同姓不婚”之制相对于氏族族内婚姻是极大 的进步。正因如此，鲁国的婚姻制度才为当时各国所普遍认可，例如，《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说：“如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在当时的情况下，严格的婚姻制度以及男女界限是清除旧的习俗的最好办法，在这方面，鲁人的做法是具有表率作用的。

齐、鲁两国的文化交流从各自的文化特色形成之日起便开始了，但两国文化上的优劣之争似乎也未间断，直到战国时的孟子也还如此。《孟子·公孙丑上》记公孙丑问孟子说：“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婴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回答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婴而已矣。”孟子的话就似乎表现了鲁人对齐人的轻蔑。其实，由于齐文化的起点较低，齐人在以后的国家建设与发展中努力进取，使齐文化表现出了开阔、灵活、积极的特质。所以清代学者俞樾在谈到齐人对于后来儒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时说到：“齐实未可轻也”（《湖楼笔谈》卷二）。通过近10年来的深入研究，人们加深了对齐文化的认识，从而已经改变了长期以来对齐文化的不恰当评价。

最后，还有必要谈一谈“鲁文化”与所谓“邹鲁文化”的概念问题。

我们前面引到孟子的话，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看法，但并不是说孟子也是鲁人。关于孟子的里籍，《史记》称其为邹人。邹地战国时是否属鲁，历来存有争议。但不论如何，孟子和鲁国的联系却不同寻常：首先，孟子居地近鲁。他本人曾说自己“近圣人（孔子）之居若此之甚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又为鲁国孟孙氏之裔；孟子在齐，丧母而归葬于鲁，说明孟子上代迁鲁不久；孟子还极为崇拜孔子，并“受业子思之门人”，其思想与鲁文化传统的关系不可分割。因此，认为孟子的观点代表了鲁人的看法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孟子为邹人，以孟子和儒家在当时的巨大影响，人们自然不能忽略作为一个具体国家的邹国。邹国就是邾国，在春秋时，“邾”有两种读音，《公羊传》读为邾娄，《左传》读为邾，对此，王献堂先生解释说：“古人音读有急声，有漫声，急声为一，漫声为二，而其漫声之二音，亦可分读。......漫声连举为邾娄，急声单举为邹，漫声分举，则为邾为娄。”（《邾分三国考》）王献堂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就是说，战国时代邾国被称为邹，只是称呼了邾娄的合音。

中国的文化篇10

中国食文化与中国传统美学的关系渊源流长，传统审美思想渗透到食文化的整个领域。因为中国饮食早已超越了维持生存的作用，不仅是为获得肉体存在的需要，而且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的需求，它如同绘画、音乐一样有着丰富多样的形式，以及深厚的审美意境和优雅的和谐美。从古到今，许多文人墨客通过撰文诵咏美食。陆游的《鹧鸪天》、苏轼的《老饕赋》、《猪肉颂》、《黄洲食诗帖》等。名画《朝熙载夜宴图》描写了当时唐代餐宴的盛景。画像砖《进食图》生动地描写了店小二送食的情景。这些是中华食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典范。

从“羊大为美”说起

“美”在中国传统艺术语言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美”字的形成与食文化也有内在联系。古人认为，好吃就为美。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于“美”字采用了“羊大为美”的说法。“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甘，美也，从口含一”。字的构成上“美”字也是“大”字与“羊”字的结合体。从类审美意识的历史发展来看，人类对于美的感受是与味、声、色所引起的感官上的分不开的，其表现形式是直觉化的，二者都是属于自然感受的愉悦。美食所带来的味觉的中已蕴含了美感萌芽。羊作为六畜之一，主要是使用，也是美味的象征。“羊大为美”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美的最原始的理解。中国也有许多文学艺术作品将味觉与艺术鉴赏联系在一起。如欧阳修：“近诗万古硬，咀嚼苦难嘬，又是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六一诗话》），苏轼：“成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送参寥师》）。人们也常用“余香满口”形容优美的诗句，用“秀色可餐”来形容姑娘的美貌等等。

“以和为美”与中国食文化

和谐观作为中国传统辩证的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根基。古人云“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和”字从“禾”从“口”，“以和为美”的传统审美观念同样对中国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烹饪处处力求达到和谐的境地。《周礼》中所说的“割烹煎和”，为“和”是贯穿烹饪全部过程的。西周史伯提出了“五味以调口”，他认为“故先王以土与金木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调口……声一无听，物一无闻，味一无味，物一不讲”（《国语・郑语》），史伯认为单一口味的菜肴算不上美味，只有各种味道和才是美味。春秋时齐国的晏婴也提出“和如美羹”，用美羹来说明君臣和谐的道理。其实，以和为美不但要求是味觉感官上的和谐而且也是与身体健康相统一。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已认识到摄取食物时偏好某一种味道或摄食过多均会引起疾病。《周礼・天官》就讲到，应该根据季节变化调节食物口味：“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只有每天摄入的食物与自然气候相调和，才能有健康的身体。

古人云：美食不如美器。菜肴与食器搭配生动地体现了“以和为美”审美的观念。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是广集众美的烹调爱好者。纵观古今美食与美器搭配关系的一个精练总结。首先，人们很注重菜肴与食器在色彩上的对比统一的关系，没有对比会使人感到单调，对比过分强烈也会使人感到不和谐。如将嫩黄色的蛋羹盛在绿色的莲瓣碗中，色彩格外清丽，产生了清爽悦目的艺术效果。还有，在纹饰上食的料形与器的图案也要求相得益彰。根据菜肴掌故选用图案与其内容相称的器皿，如中国名菜“贵妃鸡”盛在饰有仙女拂袖而舞图案的莲花碗中，会使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善舞的杨贵妃酒醉百花亭的故事。次之，菜肴与器皿在形态上体现了和谐的追求。如人们把八珍汤盛在水晶碗里，汤色莹澈见底，透过碗腹，各色八珍清晰可辨，使其增色不少。

中国菜很注重调味适度，宴席也讲究不同口味，不同菜肴与食器之间的相互搭配，有浓有淡，有甜有咸，色泽上对比变化，不但品种要多样，食器的造型和色彩也丰富多彩。这样，佳肴耀目，美器生辉，蔚为壮观的席面美景便会呈现在眼前，才能称之为美食。

意境美与中国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