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文化小论文十篇

河南文化小论文篇1

一

河南大学作家群的出现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河南大学自己的选择。作为一所高等院校，河南大学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大批对民族、国家、社会有用的优秀人才。那么，师资队伍对一所高校的发展就具有了异常重要的意义。河南大学若没有冯友兰、范文澜等一批卓越的学者所组成的师资队伍，也许就是一所相当平庸的学校。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吴汝滨、许敬参主编了学生刊物《文艺》周刊。该刊物是中州大学学生组织“文艺研究会”的会刊，由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承印，其第一期有冯友兰所作的《发刊词》和吴汝滨的论文《文学的实质与形式》等，其他都是文学作品，如许敬参的小说《九弟之死》、李五桥的小说《打消》、于锡乾的诗歌《进行》《狂风》《雨后山》《月夜》、王志刚的戏剧《爱的牺牲者》等。我们搜索史料可知，《文艺》周刊是在河南大学历史上出现较早的文艺团体刊物，其目的之明确、阵容之强大，在当时的全国高校中是不多见的。应该说，河南大学师生的热心和努力形成了珍贵的自觉意识，而且这种自觉意识促成了一种文化传统，因此河南大学作家群的出现和发展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河南大学的社团和刊物对河南大学作家群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最典型地体现在抗日战争的非凡岁月中。当开封沦陷后，河南大学移至豫西嵩县，师生在那里成立河南大学中原青年文艺笔会中心，创办《青年文艺》半月刊。他们不仅遭受着日寇的蹂躏，而且遭受到特务的迫害，但英勇的河南大学师生不屈不挠，坚定地进行新文化建设和宣传。范文澜、嵇文甫所创办的《风雨》周刊以及他们所组织的“河南大学抗日游击战争讲习班”和“河南战时教育工作团”，都是河南大学作家群最重要的文化资源。河南大学师生敢于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学风，直接促成了河南大学作家群的发展壮大。

河南大学作家群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河南大学工作过的教师，一部分是在河南大学学习过的青年学生。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共同铸造了河南大学作家群这座丰碑。这里首先应提到于赓虞、任访秋、苏金伞和周启祥等人，他们积极主持文化阵地、发表文学作品，有力地支持和影响了河南大学作家群早期的规模形成，如河南大学教授杜衡的《近代文艺》在《风雨》周刊连载，在当时颇有影响。《风雨》周刊不仅锻炼了河南大学师生，而且培养了一批颇有作为的河南大学作家，成为早期河南大学作家群的中坚。

于赓虞不但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而且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他曾在《河南民国日报》连载其翻译的世界古典诗歌名著，如但丁的《神曲》。他的著作《世界文学史》更是独树一帜。他是我国20世纪20年代诗坛上尤为活跃的诗人，被称为“骷髅诗人”，因为他的诗作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仅在1925至1935年间，他就出版了《晨曦之前》《落花梦》《骷髅上的蔷薇》《魔鬼的舞蹈》《孤灵》《世纪的脸》等多部诗集。于赓虞言传身教于河南大学学子，自然是河南大学作家群的一滴“催化剂”。于赓虞还是一位向往革命的学者，他曾将自己的儿女送往延安。

任访秋是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曾师从钱玄同、周作人等著名学者。20世纪40年代，他回到河南大学后，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河南大学。当时，他在《前锋报》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主编《师友》半月刊。《师友》1946年5月创刊，发表有任访秋的《作品的传轶》《苏轼的小品文》《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等文章。苏金伞在《师友》上发表诗歌甚多，如《太阳》《玉蜀黍》等。任访秋还在《中国时报》副刊《桥》上发表《鲁迅先生》等文章。

苏金伞先生是河南大学早期作家群的重要前锋。苏金伞曾在河南大学教书，特别是在嵩县的岁月中，创作力尤其旺盛。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金伞在河南的《茉莉》周刊、《青春诗刊》月刊和《山雨》月刊等处发表许多优秀诗作。1946年5月，苏金伞创办并主编在《中国时报》上的《诗与散文》不定期期刊，他在自己主编的阵地上发表了《遗弃》《摘棉花》《两只残废的蟋蟀》等诗作，同时还大力扶植文学新人。在这一时期，苏金伞与赵悔深（即李蕤）一起主编《春潮》文艺月刊，诸如姚雪垠、李蕤、栾星等河南大学作家在这里发表文学作品，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1947年，苏金伞又与李蕤一起在开封创办《沙漠文艺》月刊，他本人又在《黄河文艺》文学月刊、《学风》文学月刊等处发表诗作。

周启祥少年时就以小诗《心愿》在同学中闻名，后来在《流沙》诗周刊、《沙漠诗风》《跋涉》《黄流》等文学刊物上发表诗作。他曾与田河一起主编《诗场》，与周肇瑚等人主编《行都日报》的文学副刊《大地》日刊，主编《河洛日报》的《文艺反攻》文学周刊。周启祥以“丁明”的笔名发表过诗歌评论《评胡适的〈尝试集〉》等。后来在河南大学任教的万曼、李嘉言、张长弓、刘溶池、宋景昌等，此时期也频频在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这都具体影响到河南大学作家群的发展和壮大。值得一提的是张长弓先生，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文学翻译并举，20世纪30年代在陈雨门主编的《茉莉》文学周刊上发表“中国文学史论”系列，在刘蔓茜主编的《茉莉》文学月刊上发表译作《汉诗中的人生观与死后观》。特别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收集民间曲艺辑成《鼓子曲》系列，迄今仍是国内外民间曲艺研究者的重要资料。一般学者不会注意到，像嵇文甫这样的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也坚持文学创作，可见河南大学教师对文学创作特有的热情。一代又一代河南大学教师用独立、自由、勇敢、不屈的文化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直接影响到河南大学作家群非凡的品格。

二

河南大学师生不但积极拥抱现实，而且十分注重文化修养，形成了河南大学作家群重要的文化特色。这在一些教师的“创作与学术皆优”中可以看到，当然，这一点也鲜明地表现在河南大学学子的身上。例如：早期曾在河南大学求学的作家蔡一木、樊粹庭、姚雪垠、赵清阁、刘如水、赵悔深（李蕤）、栾星等，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尤为活跃，常常既能写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又能写评论、搞翻译，还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最突出的是姚雪垠。姚雪垠1929年进入河南大学读书，早期发表过一些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进行了多种尝试，主编过《大陆文艺》和《海天》等文学月刊，还主编过《河南民报》的副刊《艺术》《平野》和《寒笳》等文学周刊，参与过《风雨》周刊的编辑工作。蔡一木是一位为我们所忽视的作家。20世纪30年代他曾主编《河南民报》副刊《诗刊》，创办了《黄流》文学月刊。在他主编的报刊上，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等文学作品，也发表了许多文学评论，如《什么是小品文》《欧洲小说演进略谈》《由文学发展的历史谈到民族文艺》《送1935年》《作家与批评家应有的态度》等，从不同方面表现出深厚的文学修养。

樊粹庭是河南大学作家群中尤其富有特色的作家，也是河南大学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1929年之后，他告别诗坛，走上剧坛，使民间文化与人文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在豫剧改革中作出重大贡献。1932年在河南大学中文系借读的赵清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女诗人。她主编过《河南民报》副刊《女子文艺》双周刊 （1932年11月15日创刊），并在自己主编的阵地上发表过《妇女的参政运动》之类的政论文章。早年，她出版作品集《旱》（上海女子书店1935年版）、《华北的秋》（上海铁流书局1937年版）、《风》、《女杰》（重庆华中图书公司1940年版）、《过年》、《血债》（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年版）、《反攻胜利》（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版）、《生死恋》（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1946年前后，她的创作达到最高峰，很多作品如激流般喷洒一片深情。然而，这些激流来自厚积，一方面是她自觉投入火热的生活，一方面是她自觉提高理论素养，从而使她的创作获得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早在20世纪30年代，赵清阁就出版理论集《妇女解放与职业》（上海杂志公司1937年版），仅在1941年她就出版三部理论集《编剧方法论》（重庆独立出版社）、《抗战文艺概论》（重庆上海杂志公司）、《抗战戏剧概论》（重庆上海杂志公司）。

李蕤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主编过《瀚海》文学期刊、《河南民国日报》副刊《晨曦》文学周刊、《河南民报》副刊《河畔》文学周刊和《山雨》文学月刊、洛阳《阵中日报》副刊《军人魂》日刊、南阳《前锋报》副刊《笔锋》日刊和《燧火》三日刊、开封《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副刊《春蛰》文学周刊，还与苏金伞一起主编《沙漠文艺》文学月刊等。他早年发表了大量诗歌、散文、小说和剧本，其中诗剧《易水上》在当时引起积极反响。1932年11月，他在《河南民国日报》副刊《晨曦》文学周刊上连载发表《新旧文学之平见》；1935年4月，他在《河南民报》副刊上连载《看〈女人〉后记》；1935年7月，他在《河南民国日报》副刊《中原》日刊上连载《作家的主观与社会的客观》，不久，又连续发表《评〈子夜〉月刊》《死的气息》《汉字不妨尽量通俗化》《扔掉包裹》《论轮回》等文学评论文章。其他还有贺肇弗、刘如水，他们都主编过文学刊物，发表了大量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也发表了一些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章。这些可以说明，河南大学作家群从开始就注重自身理论素养的提高，而理论支持使河南大学作家群保持着厚重的文化气息，从而避免了昙花一现的浮躁、浅薄等习气。这也是河南大学作家群一个醒目的文化特点。这种特点在半个世纪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河南大学又一代作家群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没有理论和思想的支持，文学就会失去深邃。

河南大学作家群不仅注重自身文化理论素养的不断提高，而且十分注重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以范文澜为例，他在河南大学教书时，为文学院学生开设了《文心雕龙注》《水经注写景文钞》等课程，自编《上古史》《文学史讲义》，并积极投身现实生活，与王澜西等人一起编辑《风雨》周刊，主编《大时代》和《经世》半月刊，还与嵇文甫等人一起成立抗日工作训练班。他是河南大学的一面文化旗帜，深刻影响着河南大学的文风、学风建设。这种风尚体现为河南大学作家群身上鲜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马可，1935年9月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发起和组织“河南大学怒吼歌咏队”，创作《抗日五更调》等作品。不久，他又参加河南大学抗敌演剧队，创作了《保卫洛阳》《守黄河》《游击战歌》等数百篇作品，冼星海称他的作品为“极力趋向大众化、民族化的新形式”。后来，他参加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为河南大学作家群增添了极大的光彩。邓拓，1934年入河南大学经济系读书，在校读书时就完成了著作《中国救荒史》。同时，他还组织领导河南大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领导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后来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文风，与他在河南大学读书、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河南大学作家群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从不畏惧与邪恶，显示出大无畏的精神。这种精神与学术薪火共同为后人传承、秉承、发扬、光大，使中国文坛熠熠生辉。

三

20世纪的中国文化在品格上发生了重要变化，文学和教育从古典转向现代。而这种转变的进程却是那样漫长和艰难。河南大学作家群在这一进程中作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河南大学作家群从形成到发展、成熟的各个阶段，都体现出河南大学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文化风尚。河南大学作家群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部分，它的历程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裂变、整合、叠生的文化典型。河南大学作家群在整体上可以分为三代：新中国成立前在河南大学读书、工作和生活过的作家，如王实味、徐玉诺、郭绍虞、于赓虞、杜衡、朱湘、罗根泽、范文澜、姚雪垠、蔡一木、刘如水、赵悔深、赵清阁、贺肇弗、邓拓、马可、樊粹庭、苏金伞、吴强、周而复、任访秋、张长弓、万曼、刘溶池、栾星等人是第一代，是第一片文学的森林；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在河南大学生活过的作家显现出与第一代明显不同的文风，如孙广举、孔令更等；“”结束后，一切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年的“老三届”和“”中读书的青年学生一起，经过高考齐聚在河南大学，接受带有复兴意义的传统文化教育，这一代作家的阵容更加强大，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河南大学作家群自身的文化接应。第三代河南大学作家群事实上还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者，以“老三届”为主，如刘学林等；一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者，如李霞、高金光、吴元成等。但是，特殊的文化背景将这两部分作家拉进同一间教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军相会，组成一个以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为特色的更加庞大的文学方阵。在这个方阵中：小说创作上，刘学林的短篇小说《品茶》等作品以“老到”而著称，闫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等表现出清新的意境和深邃的哲理，孟宪明的长篇儿童小说《双筒望远镜》使儿童文学审美品格发生了重要变化，武和平的长篇侦探小说《血案疑踪》以及周常林、李小燕、秦俊、方敏等人的小说在文坛上都有一定反响。在诗歌创作上，程光炜在大学读书时就引起诗坛关注，而后他走上诗评和诗学研究的道路，易殿选、王剑冰、王志军、陈守忠、杨吉哲、张鲜明、吴元成、李霞、刘根社、高金光等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各呈姿色。在散文创作上，王剑冰主编着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散文选刊》，他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有着突出成就，而且在散文理论研究上有着突出贡献；曲令敏是一位有影响的女散文家，其清新、隽永的文风为当代散文注入了生机。在杂文创作上，宋立民和焦国标曾被《杂文选刊》评为全国最佳杂文作家。这一代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建树体现出簇新的美学风度，如金慧敏，当年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美学批评论纲》被称为“第五代批评家”的代表，后来他转向了哲学意义上的美学研究、文化理论研究。特别是他关于叔本华的研究，已超过了一些颇有声望的老一代学者。其他像胡山林、张云鹏、张清民等，都颇有特色。更为可喜的是，如今的河南大学仍然活跃着一些文学社团。

河南大学作家群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和独特的文化风景线。回首河南大学作家群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文学成就上出现一个马鞍形，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创作高潮，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创作高潮。这两个高潮的形成，是与河南大学在20世纪政治风浪、文化风浪中的命运有着直接联系的。如今的河南大学作家群这一片又一片紧紧相连在一起的森林，阵容、气势越来越大。文学的森林是从一棵棵树木生长起来的，需要几代人的心血浇灌，更需要几代人的奋斗。河南大学作家群是河南大学的文化硕果和精神硕果，但是，它绝不仅仅属于河南大学，它属于我们的时代，属于我们的民族，属于我们的未来。

河南文化小论文篇2

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度人物评选揭晓，王性玉等10名专家、教授榜上有名。

2013年，河南省高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积极推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着眼于服务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潜心研究，奋力攻关，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全省涌现了一大批成果卓著、师德高尚、影响广泛的先进人物。为了进一步激发高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投身科研的热情，表彰先进，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举办了这次评选活动。评选活动通过严格初审、网络投票、专家评审，最后10位同志光荣当选。

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河南省教育厅号召全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要以这10名同志为榜样，瞄准高目标，迈开新步伐，扎实工作，着力攻坚，为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王性玉，1963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河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是河南省第二批博士服务团成员、河南省一级重点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学术牵头人、河南省优秀教师、“新世纪普通高校工商管理类统编教材”编委会主任，其主要研究方向为风险管理和区域金融。他先后在《管理世界》《中国管理科学》《科研管理》《管理评论》等权威学术期刊发表系列论文50多篇，出版有《期权投资与做市商风险管理》《博弈论和衍生品视角下的供应链信用风险管理》等学术著作8部。王性玉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供应链信用风险管理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抵押品替代视角下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农户信号传递、金融抑制及农贷技术设计”等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15项，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5项。

李勇，1976年生，博士、教授，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博士后访问学者，兼中国新媒介文论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河南省微影协会常务理事；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人文社科类），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近年，李勇致力于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传播哲学等研究，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博士后特别资助等省部级及以上项目9项。他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现代传播》等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出版著作4种；获省社科优秀成果、省级教学成果、省优秀博士论文等奖励22项；《人民日报》《文学评论》等报刊就其研究成果刊发过评论文章。

李勇，1976年生，博士、教授，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博士后访问学者，兼中国新媒介文论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河南省微影协会常务理事；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人文社科类），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近年，李勇致力于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传播哲学等研究，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博士后特别资助等省部级及以上项目9项。他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现代传播》等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出版著作4种；获省社科优秀成果、省级教学成果、省优秀博士论文等奖励22项；《人民日报》《文学评论》等报刊就其研究成果刊发过评论文章。

张纪，1971年生，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河南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是洛阳市金融专家委员会委员、洛阳市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2006年至今，张纪先后在《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国际金融研究》《世界经济研究》《上海金融》《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经济探讨》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独著学术专著1部，参与撰写学术专著6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1项、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1项，其他省部级课题6项。2012年，他的研究报告得到时任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毛万春的高度评价。

傅修海，1976年生，中共党员，2009年获中山大学文艺学博士学位，现任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兼郑州大学教育部公民教育中心研究员。他主要从事中国文艺思想史、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等研究，已出版专著1本，编著3部；先后在《文学评论》《文艺评论》《鲁迅研究月刊》《南方文坛》《甘肃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传播语境下的中国左翼文学现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瞿秋白与左翼文学的中国化进程》等10余项科研课题；先后被评为河南省教育厅青年骨干教师、郑州大学“三育人”先进代表。

樊红敏，1968年生，政治学博士，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与公共事业管理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基层民主建设与农村治理、县域治理与政权建设、廉政建设与腐败治理。在科研上，她注重实地调查，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在县域治理、农村发展等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学术影响力。近年，共4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20多篇，有5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其中1项结项鉴定优秀；主持省部级课题3项，主持和参与地方合作课题8项；出版专著2本，合译专著1部；获得省部级奖励2项。在社会服务上，她积极参与基层实践创新，接受了《检察日报》等多家媒体采访，为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一个学者应有的作用。

樊红敏，1968年生，政治学博士，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与公共事业管理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基层民主建设与农村治理、县域治理与政权建设、廉政建设与腐败治理。在科研上，她注重实地调查，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在县域治理、农村发展等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学术影响力。近年，共4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20多篇，有5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其中1项结项鉴定优秀；主持省部级课题3项，主持和参与地方合作课题8项；出版专著2本，合译专著1部；获得省部级奖励2项。在社会服务上，她积极参与基层实践创新，接受了《检察日报》等多家媒体采访，为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一个学者应有的作用。

魏鸿雁，1966年生，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先后在《文学遗产》《中州学刊》等专业学术刊物上20余篇。他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代小说文献与汉代文化研究”，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资助项目――“许文忠公集注评”、省社科联课题――“郑卫之风与中原文化源流探究”等，还参与“蒋捷《竹山词》校注”等科研课题4项。出版《汉代小说文献与汉代文化研究》《佛玄哲理诗艺术研究》等2部学术专著。其中，国家社科成果对汉代小说的系统研究，弥补了小说史研究上的不足，对完善早期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河南文化小论文篇3

河南简称“豫”，根据《说文解字》，“豫，象之大者”。的确，河南总人口近1亿，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其中七成是农民；虽然工业增加值已突破10000亿元，但短时间很难让人认同其为工业化地区；而第三产业更属弱势。在奔向现代化的长路上，面临这么多困难，以身体笨重而行动不敏的大象来比喻河南，恰如其分。

但是，谁说大象不能跳舞？虽然面对诸多困难，河南一直在努力前进，这其中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的文化营销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营销文化的省委书记

2004年12月12日，徐光春调任河南省委书记。或许与他在过去40多年间一直从事宣传工作有关，尽管面临着从副部长到省委书记角色的转换，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河南的文化积淀报以持续的关注。2005年6月，文化强省战略在河南决策层达成一致意见，8月文化强省的发展规划被初步确定下来。

策略制定后，剩下的工作就是――行动，徐光春在多个场合如此说道。细观此后河南文化建设的行动，徐光春对河南文化的营销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亮点与关键点。

2005年9月，仅仅在文化强省战略定下来后一个多月，“中原文化上海行”启动，与以往历届中原文化行不同的是，此次活动的“领队”从省委副书记提升到了省委书记――徐光春。通过此次文化营销，豫沪两地共签订投资合作合同8个，合同金额4.45亿元；签订合作协议37个，协议金额34.05亿元。

而徐光春对河南文化营销的高峰则是半年多之后的“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2006年3月31日，农历三月三，随着徐光春高声恭颂《拜祖文》，隆重庄严的新郑“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进入高潮。这一天，这场在黄帝故里――河南新郑举办的盛大典礼，以拜祖为中心，以黄帝文化为主线，聚焦了海内外数亿炎黄子孙的目光。而仅两天时间，合同总金额102.46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大单，在喜庆气氛中顺利敲定。

此后，还有10月第二届世界传统武术节“少林和天下”迎宾仪式，以及在徐光春的带动下在河南内黄、民权、商丘等地举行的一系列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各种活动。

但徐光春对河南文化的营销却并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传统模式，并非仅仅将关注点全部放在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招商上，而更在于通过对河南文化的营销建设“文化河南”，复兴中原文化，因为在他看来，“奋力实现中原崛起离不开中原文化的复兴”。

原河南省委外宣办主任姚立新介绍说，针对河南的文化营销，河南不仅组织了好几批国内媒体对河南文化进行密集报道，还组织了“走进中国河南”外国电视记者采访活动、“感受开放中原”香港记者集中采访活动、“中部崛起看河南”澳门记者集中采访活动、“世界旅游小姐游河南”外国主流媒体采访活动和洛阳牡丹花会的境外记者集中采访活动等，其中文化宣传与营销一直都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一系列以文化为主体的各类活动，构成了徐光春营销河南文化的主线。

“小活动、大宣传”

在这些活动中，媒体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徐光春调任河南省委书记时，外界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位在新闻宣传领域工作40多年的新任省委书记，有充足的经验和资源，在对外营销河南文化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实际上，这种作用的确实实在在发挥出了效应。

2006年1月4日，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徐光春就在河南省委贵宾楼会见了“百年大公看河南”报道团的记者。而在“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第二届世界传统武术节“少林和天下”迎宾仪式等活动中，媒体的参与更是其文化营销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中，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让这场大典引起了海内外全体华人的强烈关注，也让新郑作为黄帝故里有了与陕西黄帝陵齐名天下的资本。

“实事求是地说，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中困难和问题还有很多，但媒体不能总把眼睛盯着这些困难和问题，毕竟是鼓舞人心的事情多，阴暗的事情少。所以，希望媒体一定要多报道主流的情况，通过正面宣传报道把人民群众的热情鼓舞起来、干劲激发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媒体的一份责任。”2006年11月12日，徐光春在接见第二届网络媒体高峰论坛（嵩山论剑）代表时说的这段话，意味深长。

对任何一个地方来说，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对一个地区的工作产生积极推动作用，也可以产生消极影响，关键是如何利用好媒体。在这方面，近两年来的河南，社会各界有目共睹。因此，徐光春在会见“嵩山论剑”代表时，特别感谢媒体的支持和厚爱。

而在媒体作用的背后是姚立新概括的“小活动、大宣传”的理念。“‘小活动，大宣传’是河南在外宣活动中坚持的一个理念，同时也是河南外宣的一个原则和经验。‘小活动’是指外宣活动的规模和花费小，‘大宣传’是指外宣活动的宣传效果大。实际上，举办外宣活动并非目的，借助外宣活动开展有针对性的集中宣传才是目的。”

文化营销的现实逻辑

但营销河南文化，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化与产业的问题。

曾有媒体作过这样一项调查，当谈到河南是仅次于粤鲁苏浙之后的第五个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000亿元的大省时，很多人都张大了嘴巴，反问道“是吗？河南排第五？”惊讶之情显露无遗。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河南是全国最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河南”两个字一直背负着被污名化、妖魔化的趋势，丑化河南人从偏见上升为地域歧视，似乎成了一种“社会运动”。

妖魔化河南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河南形象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从“防火、防盗、防河南”等顺口溜到“深圳横幅事件”，从来没有一个省像河南一样被如此地群体性歧视，而这种群体性歧视往往被放大至商业环境层面，也带来了一个地区的投资环境问题。

为改变形象，河南一直在努力，2005年2月，河南人李学生为救两个孩子而命丧车轮的消息见诸报端后，河南省有关部门发掘出了张尚昀、靳伟杰、高增玉等一大批感人的高尚事迹，河南省内几十家媒体连连出击，掀起了一次次为河南人正名的浪潮。这股热潮还蔓延至省外和中央媒体，在2005年央视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中，河南人占据两席。但在河南决策层内，有种意见认为，一个或者多个“优秀河南人”的出现对改善河南形象确有作用，但并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对河南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借助“优秀河南人”带来的形势，发挥出河南的文化优势，通过对河南文化的营销，从而彻底改变河南的外部形象。

“文化产业是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深刻理解文化建设的事业性和产业性的双重属性”，徐光春如此说到。

可见，通过文化营销改变河南文化形象、进而改变河南整体的形象，也就成了文化营销的现实逻辑。

2005年8月，徐光春在接见上海媒体采访团时说，“去年河南在北京成功举办了‘中原文化北京行’，效果很好，更多的首都人民对河南有了全面的了解。9月初我们将要在上海举办‘中原文化上海行’活动，通过文化搭起豫沪两地人民增进了解、互信合作、共同发展的桥梁。”

而不管是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还是在“中原文化上海行”的大型活动中，徐光春都会将“新河南”的理念作为重点进行阐述。“河南一定能够建设成为农业先进，工业发达，文化繁荣，环境优美，社会和谐，人民富裕的新河南。”

文化背后的战略思维

“得中原者得天下”、“逐鹿中原”、“问鼎中原”，所有这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语言背后，是河南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地位，因为在5000年中华文化的长河中，有近4000年，文化中心在河南。“河南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交通大省，但是很关键的一点我们也是文化资源大省。”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李庚香告诉《决策》。

但如何在“伸手摸着秦砖、抬脚踢着汉瓦”的文化历史中选择到希望和出路，不仅是李庚香，也是整个河南知识界、政界翘首企盼之事。

显而易见，河南新一届领导班子，已经注意到这个巨大的资源，并决意利用之。

2005年9月14日，徐光春赴新郑市考察，在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像前深深三鞠躬，深切表达出要把河南由文化资源大省变成文化强省，并把黄帝故里开发作为突破口的强烈愿望。在此前后，徐光春展开了一系列营销河南文化的举措。

细读徐光春营销文化的种种举措，综观其主政河南的两年，其思路逐渐清晰：“我们现在强调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全面发展，也就是说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要全面地协调地发展，而且这四个方面，都是相互依存的，相互制约的。当然我到河南工作，首先关注的还是经济问题。首先要把河南经济发展起来，腰杆硬起来，这是我的第一位任务。同时也要注意，加强河南的人文建设，加强河南的社会发展，通过我们河南自身的和谐社会建设，来逐步改变外部一些人对河南的误解”。

学者从中读出的另外逻辑是：河南在建设工业化大省进程中，在经济层面上，文化产业将会被用来当作支柱产业发展，而在社会层面上，文化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紧密相连。

河南文化小论文篇4

论坛主持人、河南集聚产业咨询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杨建国首先介绍了河南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他说，经过三四年的发展，河南产业集聚区建设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小荷才露尖尖角”已成为构筑产业梦想的有力支撑。

“集群化发展是区域经济成功的必由之路。”在关于“河南经济走势与风险防控”的专题报告中，钟朋荣一语道破河南选择走产业集聚道路的紧迫性和科学性，他把集群化发展比喻成“专营店经济”，他认为沿海地区在“专业小镇”发展上取得的成就，就是“专营店经济”的优势所带来的。这种优势，就是各种资源高度集约化、产业化的结果。而由于各种要素成本上升，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龙头企业，就很难实现转型升级。

对于未来经济走势，钟朋荣认为，中国经济过去的成就来自“三拼”，拼人力、拼资源和拼环境，通过透支我们的环境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所带来的是资源的枯竭、环境的恶化以及对国民身体健康的威胁。从整个国家的情况来看，现有的发展方式难以持续，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已经迫在眉睫。

探讨中，钟朋荣指出，龙头企业是推动产业变革的重要力量，没有大块头企业很难实现转型升级，政府要着力推动文化和制度转型。一是商业文化的转型，要改变过去本土企业家低调、闷声赚钱的商业文化，培养做大、做强企业的商业氛围；二是企业制度的转型，要从原来的家族式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型，这样才能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

现场有企业家提问：“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投资应该投向哪些领域？”保育钧说，实体经济始终是投资的最好方向，浙江很多民企在这几年的危机中屹立不倒，多数都是实体企业。以往的房地产、矿产、出口领域的投资效应，已经逐渐丧失。而今后几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居民收入倍增、城镇化建设等概念，带来更多值得中小企业投资的领域。

河南文化小论文篇5

在推进文化强省战略的进程中，我们必须重视“软河南”的建设，重视提升河南的整体形象。而从根本上说，河南整体形象的提升，要求我们重视如下几个方面：

建设“软河南”，重建河南形象，需要我们有高度的形象自觉。河南在形象建设上的失误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就是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在形象建设上缺乏自觉性。事实上，正是别人或外省的“取笑”、“笑话”，才使河南上下深刻体认到诚信、民主、法治、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治省理念的重要性，认识到尊重科学，尊重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求真务实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构建“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当然，也正是在被别人“笑话”的过程中，我们才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形象建设上的失误，从而深化了对建设“软实力”重要性的认识。

建设“软河南”，必须建立在河南实现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深知，形象是一个省综合实力的外在体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塑造过程，它的发展离不开河南的“硬实力”作基础。因此，解决河南形象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发展，特别是科学发展。我们始终认为，正是“穷”直接影响到河南的教育水平，正是“苦”限制了河南发展的条件。“仓廪实而知礼节”，“ 财大才能气粗”。河南在发展上不追求“气粗”，但一定要追求“财大”。河南人要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做人，关键还是要靠经济建设这一“硬实力”做支撑。只有发展了，我们才能赢得尊重。

建设“软河南”，需要我们发挥文化的优势。建设河南“新形象”，关键取决于河南文化形象的打造。中原文化形象，实质上是中原人民心灵的对应物，是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在影像。正如维柯所言，“人类社会的世界无疑是人创造的，因此它的原理也就可以在人类心智的变化中去寻找”。但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满足于“河南是一个文化大省”，“中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摇篮”，“中原文化，历史悠久，光辉灿烂”等一般性的描述，对河南的真实形象难有一个真实的洞察。事实上，河南如果能够把文化品牌打好，对河南形象的提升将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文化是河南的比较优势，可以率先借力，因此河南大省品牌的塑造离不开文化土壤和文化力量。我们坚信经济社会发展决定文化的发展，我们并非“文化决定论”者。但是，我们同样也坚信，没有河南文化形象的改变，河南的干部形象，河南农民的形象，河南人的形象，河南企业的形象，河南产品的形象，甚至河南的整体形象也改变不了。因为，文化是“看不见的冰山”。因此，要重建河南“好形象”就要从重建文化形象开始，使“在河之南”成为一个美丽的符号，一个美丽的影像，把河南真正建设成为美丽河南，美好河南！

当然，发挥文化的优势也要求我们要重视科学，特别是科技力量对河南形象提升的作用。这是传统中原文化中最为缺乏的素质。老子、庄子等人对科技的反感，直接影响了科技意识在中原的普及。重道轻器的思想，使文化人除了拥有关于道的认识外，其余各个层面都被视为“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被弃而不治”（《荀子・天论》）。偶有一些发明创造，也往往“言其当然而不复求其所以然”（阮元：《畸人传》卷4），“详于法而不知其理”（王锡阐：《晓庵遗书杂著》）。更有甚者，专制、封闭、保守的文化氛围还扼杀这些发明。《礼记・王制》说：“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相传周初，“齐肱氏作飞车，周公毁之”（《淮南子・汜论》）。鉴此，河南一定要注重在高科技的基础上发力，努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并使之成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陈独秀说得好：“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惟科学。”

建设“软河南”，河南企业是主体。今日的商界，是形象决定财富；今日的企业，是形象决定命运。因此，河南企业一定要成为塑造河南形象的主体力量。事实上，“形象经济会产生合理的梦想――欲望，人们在往外掏钱时，必须要以某种合理的形式证明花钱的合理性，同时，功能性产品必须要具有某种出自产品服务方面的感情上的吸引力”（《形象经济》）。“形象有助于推进产品，建立当地和全球品牌忠诚度，并树立公司内部与外部的企业声誉。当连接过程针对的是个人时，尽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品味和兴趣，有效的形象也可激发一些普遍存在于人们内心的东西。形象的力量源泉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确实有其共性，能够跨越文化。这就是强大品牌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原因”（《形象经济》）。在上述意义上，河南企业作为塑造河南形象的主体，是为了整个河南的形象，但更是为了自己的企业形象和企业发展。

建设“软河南”，关键是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河南人民的整体素质。应当说，那么多优秀的河南人，是建设“软河南”最为宝贵的资源。在历史上河南有上千位历史文化名人，当代河南更有文学豫军、豫商、河南籍法学家群等集群式人物。我们要把这些河南籍优秀人物排列成河南方阵，让他们成为河南形象的代言人，进一步提升河南形象。

要考虑引导舆论的有效性。近几年来，河南在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被部分媒体给无限放大，特别是夸张放大，影响了河南美好形象的树立。《河南人惹谁了》更是把河南的负面问题加以集中，成为推波助澜的要素。在一定意义上，媒体的丑化使得河南形象落后，形象的落后又使河南经济的发展、河南人民的精神追求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如何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正确引导舆论，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一件事情。在这个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我们一定要勇于揭示事实真相，因为很多信息靠“捂”是“捂”不住的。否则，简单地去捂、去盖，只能见出我们的愚蠢。当然，对于媒体，特别是河南的媒体来说，《光明日报》赵德润副总编的一句话很有意味，“登一稿不荣毙一稿不辱，勿说一稿无用，宣传全靠一稿”；“吃河南之饭，穿河南之衣，莫道河南可欺，自己也在河南”。

建设“软河南”，必须系统地塑造河南美好的形象，把河南形象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做。这就要求我们一要借助专业的力量来为树立河南的美好形象而创意，二是要依托民间的力量。就是说，在形象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形象再造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一是把亮点“放大”，二是让丑点“归位”。老子说得好：“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对于河南自身的缺点和局限性，我们既不要有意“亮丑”，也不要“自损”，而是要正视它、克服它。三是细节决定成败。以“敬酒”为例，我们在酒文化这种事情上一定不能不拘小节。河南的“敬酒”受到很多外地人的非议，也应该与时俱进。过去我们总是用河南穷作解释，说河南人好客，在酒很少的情况下，把好东西（酒）让客人多喝，自己不喝，本是一种好的习俗。但在实现小康社会的今天，河南人让客人先喝三杯而自己不喝在情理上就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了，这就要求我们在酒文化上也应该与时俱进。因此，在形象塑造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细节的力量。

河南文化小论文篇6

关键词：“一带一路”；河南；机遇和挑战

一、前言

2015年3月27日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其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国家发改委等，2015）。“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沿线各地积极回应。2015年12月，河南省制定了《河南省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施方案》，并主动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确定内陆开放高地的战略地位，利用本身的优势条件，进一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拓展发展空间。

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意义

“一带一路”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是在2013年9月和10月，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提出的。

丝绸之路在“一带”和“一路”中均有出现，但它并不是说要重修丝绸之路，而是一种中国的发展理念的象征，即“和平、友谊、发展、繁荣”。“丝绸之路”这个词在这里是一个抽象的文化符号，代表了中国对世界传达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和前景。

当今的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世界经济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全球秩序正在重建中，而这次重建正是由中国等新兴国家所带动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包容性的全球化发展战略，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趋势（张占仓，2017）。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倡导和践行包容型、开放型并存的“一带一路”战略，意味着中国的崛起，也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河南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2014年12月25日，《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在中共河南省委九届八次全会上通过，其中着重强调了河南省要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2015年12月1日，河南省l展改革委制定了《河南省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施方案》，具有开创性的全国意义（河南日报编辑部，2015）。2015年12月27日闭幕的中共河南省委九届十一次全会再次阐述了“十三五”期间河南省要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河南日报，2016）。这表明了河南省政府对河南融入“一带一路”国家建设的重视和决心，具体行动已落实到实际任务阶段。

1.河南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必要性

河南省地处中原腹地，作为中国的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新型工业大省和综合型交通枢纽，现在正是处于加速工业化、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建设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试验区的关键期。但是，人口利益削弱、环境压力、经济发展支撑力等问题在河南人口多、基础弱、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人均水平低的实际情况下，成为了传统经济合作发展模式下的制约。

河南省在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方面的优势有以下几点：

（1）地理位置优势。河南省处于连接南北、贯穿东西的中心位置，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并且，河南是新亚欧大陆桥的咽喉位置，是我国在其上的最主要省份，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通道正是新亚欧大陆桥。从城市群分布局势来看，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东联山东半岛城市群，西接关中平原城市群，在京津冀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之间，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从国家经济发展分布态势来看，中原经济区以河南为主体，东接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西连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临长江经济带，北挨京津冀协同发展区。

（2）综合运输优势。自组织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以来，河南的货物运输迅速发展，综合交通体系已初见成效。仅2016年上半年，郑州机场的货物、邮件运输吞吐量达到19.3万吨，增速居全国机场第一位。陇海、宁西铁路干线连接东西，京九、京广、焦柳铁路干线贯穿南北，使得河南郑州成为了全国唯一双十字铁路中心（张珂珂，2017）。2013年7月18日开行的中欧班列（郑州至汉堡）自2017年7月起，由以往的每周“五去五回”升级为“六去六回”常态化运行，标志着河南省进出口商品交易量的进一步提升。截至2016年底，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为6448公里，仅次于四川省的6519公里和河北省的6500公里，居全国第五位。

（3）跨境电商优势。郑州市我国第一批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验区，自建设以来，成果傲人。2016年，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单量达到8290.3万单，交易额64亿，同比增长超过65%，在全国所有试点城市和跨境综合试验区中保持领先地位。

（4）现代产业优势。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河南企业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走出去”步伐，已有丰富的经验，出口的商品由初级产品为主向新能源、电力设备、装备机械等高端产品进化。目前正在努力将河南建设成为现代新型农业大省、先进技术制造业大省、网络发展经济大省、高成长潜力服务业大省。

（5）历史文化优势。河南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河南境内的汉魏洛阳遗址、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和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这四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点。

同时，河南在发展上也有一些制约点：

（1）对外开放程度较低。2012年4月的《中国区域对外开放指数报告》指出，在中国大陆31个省（包括直辖市、自治区）中，河南居25位，严重落后，经过几年的发展，在2016年终于跻身全国外贸前十，但仍然与沿海等对外开放程度高的各地^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2）产业结构不够科学。河南省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处于较落后地区，第一产业大而不精、第二产业较弱、第三产业不强，总体产业结构不合理，处于发展的较低层次，部分传统产业还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

（3）缺乏新经济增长点。河南的传统产业在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下在国际国内市场的份额缩小，新兴产业发展较慢，人口优势逐年降低。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亟需改革，开发新经济增长点。

（4）投资发展潜在风险。据恐怖主义指数的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战略的沿线国家中，40个和平状态，15个危险状态，11个震荡状态，阿富汗、巴基斯坦叙利亚、伊拉克和印度5个高危区域（王中亚，2017）。这给河南以及其他沿线地区带来了包括投资风险、恐怖主义风险等一系列风险。

基于以上分析，河南省为了修正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落后情况，应寻找合适的方法举措，发挥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优势的能动作用，积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2.河南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对策

（1）建立河南“一带一路”建设研究院和建设发展基金。吸引国内国际上各领域专家学者加入河南“一带一路”建设研究院，推动中英“一带一路”战略合作论坛的发展，加强交流；针对河南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中所遇到的难题，以奖励或项目扶持等方式寻求解决方案，切实解决发展中的障碍。

（2）加快河南自贸区建设，加强优势产业的国际合作。就2017年4月中国（河南）自贸试验区正式成立这一机遇，落实郑州、开封、洛阳三个片区的发展建设。依托河南现有的优势产业，如现代农业、资源加工业和装备制造业等，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本上处于发展中，部分传统产业不够发达，能够与河南的优势产业形成互补，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特别是基础建设不完善的地区，需要大量的建设原材料，而这些都是河南的优势产业，有利于河南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3）增强与沿线地区的外交活动和文化交流。河南作为一个文化大省，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焦作太极文化等世界文明的旅游资源比比皆是；现在丝绸之路文化带又迎来了一阵热潮。河南省应抓住这一机遇，释放文化软实力，加强对外交流沟通，推动人文沟通合作，增强对外开放程度，打造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1]大河网.豫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EB/OL].（2016-09-13）[2017-07-15].

[2]河南省发展改革委.河南省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施方案[EB/OL].（2015-12-01）[2017-07-15].

[3]河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战略纲要[N].河南日报，2015-01-05（01）.

[4]河南日报编辑部.融入“一带一路”河南脚步铿锵[N].河南日报，2015-12-13（01）.

[5]王发曾，毛达.“一带一路”战略的河南行动[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35（5）：25-29.

[6]王中亚.河南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思考[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7（145）.

[7]张珂珂.一带一路与河南十三五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研究[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7（35）.

河南文化小论文篇7

关键词：旅游立省；产业；发展；战略；对策

2008年11月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提出了“旅游立省”的发展战略，这是一重大的带有全局性的战略。在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时刻，提出该发展战略对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对两个“跨越式”发展目标的实现，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认真研究和论证“旅游立省”发展战略的内涵，制定实施该战略的措施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旅游立省”战略的内涵和意义

1．内涵

首先，“旅游立省”战略对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意义。旅游立省不仅是把旅游业作为一项重要产业发展，而是要通过其发展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旅游业是经济的基石和支柱产业，是经济社会中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

其次，“旅游立省”战略是重要的社会发展战略。通过旅游的跨越式发展，将带动社会建设多方面事业的发展。

再次，“旅游立省”战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是兼顾当代和未来的战略。

最后，“旅游立省”战略是整体性战略。在全省总体目标和规划的指导下，全省各地区各方面协调一致发展。

综上所述，“旅游立省”战略是关于河南长远可持续发展，关系全局，带动经济社会建设各项事业实施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

2．意义

①“旅游立省”战略是发挥河南资源优势的科学发展战略。河南是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处于全国前列，但人均GDP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河南缺乏能源（煤炭除外）和矿产等发展工业的资源，却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乃中华乃至世界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大省；河南是第一农业大省,但4700万农村劳动力中有2800万的剩余劳动力，人均耕地仅1.4亩，是一个农村经济较为落后、耕地资源稀缺的省份；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具有极丰富的人力资源且人力成本低廉；河南具有极其优越的区位优势，发达方便的铁路和公路交通使区位优势得以极大发挥，更突出了发展旅游的优势地位。

分析比较河南的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从省情出发扬长避短，最适合发展的产业应是旅游业。“旅游立省”战略正是在深刻分析了河南省情后提出的，是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适合发展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科学战略。

②河南的产业结构需要发展旅游业。经济大而不强已成为人们对河南经济的共识，其重要的原因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且发展缓慢。2007年河南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为29.3%，落后于全国平均水9.8个百分点。另一重要原因是城乡发展不协调，城镇化率较低，2007年全省城镇化率仅为34%，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10.9个百分点。农村经济形式单一，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不到有效稳定转移，劳动生产率较低，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上述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瓶颈。河南经济要由大变强，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农村各项事业，稳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城镇化率。

旅游业是产业链条长，关联度高，带动性强，能源消耗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实施“旅游立省”战略，可以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吸纳大量剩余劳动力，扩大就业，是河南调整产业结构，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

旅游业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拉动内需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旅游已渐成人们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2007年我国国内旅游达16.10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7770.62亿元人民币，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旅游业的大力发展，高水平的旅游服务必将催生人们的旅游动机，增大旅游消费拉动内需。

旅游业是外向型产业，旅游业为我国对外开放，创收外汇作出了重大贡献。我省经济外向型比较弱，旅游业可以凭借旅游资源和旅游服务吸引大量外国游客到河南消费，以最经济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实现外向型经济发展。

分析河南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情况，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稳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拉动内需，发展外向型经济，都需要大力发展旅游业。所以说“旅游立省”战略，是河南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建立外向型经济，拉动内需扩大就业，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

③“旅游立省”是实现两个跨越式发展的战略。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实现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从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实现跨越式发展。实施“旅游立省”战略将会对经济建设起到巨大的推进和带动作用，是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经济建设转型升级的突破口。

旅游活动与文化活动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社会活动，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是关联度很高的产业。实施“旅游立省”战略寻找文化和旅游的最佳结合点，可把两者有机结合形成文化旅游产业。通过产业结合，旅游的文化内涵得到提高和深化，增强吸引力；文化产业借旅游业开发市场发展繁荣；两者互相延伸，互相渗透，结成有机体形成新的产业。文化旅游将成为文化产业的生力军，成为旅游产业的优质板块。大力发展文化旅游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和重头戏。因此，实施“旅游立省”战略将推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

综上分析，“旅游立省”战略符合河南资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内外部环境的实际，实施“旅游立省”战略是实现我省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是实现省委、省政府总体发展目标的重要战略，是保证发展目标实现的有力抓手和突破口。

二、河南旅游业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河南旅游业取得了巨大成绩。2007年全省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1.7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352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全省GDP的9%，旅游业的总体收入排在全国前列。但旅游业无论从规模、效益、质量和地位都与丰富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不相称，与旅游发达地区及周边省份有着一定差距。河南虽是旅游资源和旅游业大省但并非旅游强省，之所以大而不强综合分析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对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清

虽各级政府都提出大力发展旅游业，但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只是把旅游业作为一个辅助的、装点性行业，甚至把旅游业混同于接来送往。在建设项目安排、人才培育、资金投入、政策扶持等实质方面旅游业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2．旅游业法律地位不明确

旅游业法律地位不明确，法律法规没有明确旅游业的地位。使得旅游业发展没有法律依据，往往因领导人的更迭或政府换届，对旅游业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态度。

3．缺乏对旅游发展的统一管理体制

旅游资源、旅游企业，被多个部门和地方分割管理，自成体系，从各自利益出发，往往互相掣肘形不成发展合力。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不具备对旅游业发展的统筹及协调的职能和能力。

4．全省缺乏统一的旅游形象

河南没有一个统一的、鲜明的旅游形象，对宣传河南，吸引旅游者和投资者很不利。

5．旅游产业规模小，产业链条较短

旅游业的产业规模较小，与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优越的旅游区域优势不相称。旅游业产业链条较短，没有充分发挥拉动作用。在旅游总体收入中门票收入占了主要部分，有人称河南旅游经济为门票经济。在诸如旅游商品生产、销售，文化娱乐等方面一直是旅游业的“短腿”。1999～2007年，河南旅游商品销售收入占该省旅游总收入的15%左右，远低于全国25%的平均水平，较旅游发达省份的40%更低。旅游业缺乏与其它产业的结合，没有形成新的共同发展的产业。

6．旅游业的外向型较弱

入境旅游一直是河南旅游的薄弱环节，入境客源人数少，收入低，客源目的地单一。2007年入境旅游为88.09万人次，入境旅游接待收入3.18亿美元，分别居全国第19位和20位，在中部6省中居第4位。客源分布国家和地区较少，主要来自港、澳、台、南韩、日本、东南亚，欧美游客比例很小。薄弱的外向型旅游限制了旅游对外向型经济的拉动，减弱了对外形象传播的作用。

7．旅游企业弱小，缺乏核心竞争力

河南旅游企业普遍弱小，缺乏核心竞争力。旅行社业是旅游业的龙头行业，河南旅行社业基本可以用小、散、弱、乱评价。全省991家旅行社，每年进入全国百强的旅行社仅有一家，大大落后与其他省份。近年河南高档次的星级饭店增加较多，但没有世界著名的饭店，整体实力不强，服务质量、管理水平不高。旅游交通是河南一大优势，河南是全国重要铁路和公路交通枢纽。但国际航空航线少、航班稀，入境旅游进入性较差，成为制约入境旅游的重要因素。旅游景区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龙门石窟、少林寺等国家五A级景区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吸引了众多的游客。但对全省的旅游资源缺乏统一的评价、规划和整合，缺乏合力。

三、实施“旅游立省”战略对策建议

1．增强和统一对“旅游立省”战略的认识

各级政府应增强对“旅游战略”的认识，深刻理解其意义和内涵，认清旅游业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关系，科学认识河南发展旅游业的优势、现状和差距。全省上下对“旅游立省”战略形成共识。

2．加强立法确立旅游业地位

加强旅游立法工作，将“旅游立省”从法律上确立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结合本省实际，在制定地方旅游法规方面走在全国前面，加强旅游执法的质量和力度，使旅游业发展纳入法制轨道健康发展。

3．在旅游业发展中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通过制定适合旅游业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开发利用旅游资源政策、人才政策，政府投资导向等举措，引导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使政府始终处于旅游发展的主导地位。建议成立省旅游委员会，统一领导全省的旅游工作，协调隶属于各地、政府各部门的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行使法律赋予的省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职权。

4．树立全省统一的旅游形象

在对旅游资源进行调查和评价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资源的文化特点和内涵，设计河南旅游形象。采取统一的具有鲜明特点的语言、图形、音乐符号表达和传播旅游形象。反复宣传和传播，使之逐渐深入人心。

5．制定统一的长期旅游发展规划

旅游发展规划先行，统一规划，明确发展目标。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利用要在总的规划下进行，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旅游项目建设要突出特点，彰显中原文化特色，力求体现项目的唯一性，增加竞争力和吸引力。

6．“旅游立省”战略要和“文化强省”战略有机结合

实施“旅游立省”战略和“文化强省”战略有机结合。寻找旅游和文化的最佳结合点，合理开发利用文化旅游资源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增强旅游的文化内涵，拉长旅游产业链，拓展文化产业。

7．“旅游立省”战略要与解决“三农”问题相结合

实施“旅游立省”战略要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相结合，应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重点，通过利用现有资源形成新的产业，调整农村经济结构，稳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

8．“旅游立省”战略要与中原城市群战略相结合

实施“旅游立省”战略要与中原城市群战略相结合。在中原城市群的建设中，整合城市群内各城市的资源、规模结构和功能分工，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形成统一的旅游大市场。逐步实现城市群的资源共享、产业互补、生态共建、各具特色、协调发展，构筑中原城市群旅游经济隆起带。

9．拉长旅游产业链充分发挥旅游的带动作用

实施“旅游立省”战略，发挥旅游业的带动作用。首先从拉长旅游产业链做起，在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六个方面做足文章，提升旅游综合功能，形成完善的旅游产业链。加快发展相关配套产业。制定政策鼓励旅游文化产品的创新，对旅游商品的设计和生产，给予资金、土地等方面的支持。对民间工艺品、艺术品、传统产品要挖掘、保护，培养传人，积极扶持生产和销售。

10．大力发展入境旅游，增强河南旅游的外向型

发展入境旅游应在打造有特色的旅游精品基础上，加强对外旅游宣传和促销，拓展客源市场。打破常规走在其他省市前面，采取吸引外国旅行商投资办旅行社的策略。目前重点应对日、韩、美、德、英、法、澳、意等客源国和港、台的大旅行商采取优惠政策，吸引他们到河南开办旅行社，利用其客源市场资源发展入境旅游。

11．打造世界级旅游精品

对旅游资源科学评价、认真整合，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突出其特点，改善环境，提高服务品质，极大增加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以龙门石窟、少林寺等知名景区点为核心内容，打造具有垄断性的，代表河南形象，国内人人皆知、国际著名的世界级旅游精品。

12．组建旅游企业集团，提升旅游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以资金为纽带，以资源为依托、以人才为核心，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限制，冲破体制束缚，招商引资，整合资源组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旅游企业集团。

“旅游立省”战略是一项重大决策，实施此项战略关系到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到亿万河南人民的切身利益。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关于“旅游立省”战略的理论，积极科学的实施“旅游立省”战略。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完善理论。在实施“旅游立省”战略的过程中，要与时俱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积极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破解决各种难题。不断的努力和探索，确保“旅游立省”战略的正确实施，推进河南经济社会建设又快又好的健康发展。[论*文*网]

参考文献：

[1]河南“旅游立省”研讨会专家发言摘要［EB／OL］．河南旅游咨询网，2008．

[2]EdwardInskeep，张凌云译．旅游规划［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4．

[3]刘怀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新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4]王大悟，魏小安．新编旅游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河南省人民政府．河南省“十一五”旅游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06．

［6]邵琪伟.发展乡村旅游促进新农村建设［J］.旅游调研，2007，（01）.

河南文化小论文篇8

关键词：梁漱溟；河南村治学院；乡村建设运动；乡村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5）06-0005-04

河南村治学院创建于1930年1月， 其校址选在河南省新乡市辉县苏门山百泉乡，是由河南乡治运动领导人彭禹廷提议，在冯玉祥与韩复榘的支持下创办的。该学院由河南省政府设立，直接隶属于省政府，旨在研究乡治理论，培养乡村自治人才，发展当地的乡村自治事业，寻求“民族自救，振兴中国”之路。这所学校从筹备开学直至因中原大战被迫停办，前后只有一年，却取得了不俗的效果，在河南乃至全国的乡村教育运动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梁漱溟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一职，负责学院的日常教学与管理等具体工作，在学院的筹备、创办与教学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背景

河南村治学院的创办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它是在民国初年社会大动荡的时代环境下开展的，并且和当时河南社会的具体情况及梁漱溟本人的乡治理论与实践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国家陷入列强瓜分和军阀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农村经济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此时的中国凄凉萧瑟、腥风血雨，在全国陷入积贫积弱、千疮百孔与动荡不安的困境下，河南省亦无法幸免。彼时河南省的一些有识之士如彭禹廷、王鸿一、梁仲华等人意识到河南农村问题的重要性，着手创办河南村治学院以求“乡村自救”，通过研究与寻求乡村“救穷”和“兴利”的办法，以求治本[1]，这无疑与梁漱溟的乡治理论不谋而合。基于对中国乡村衰败的高度关注和中国社会矛盾的独特认识，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是由文化失调和农村社会秩序的崩溃引起的，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农村，必须从农村入手改造社会，进而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实现民族自救。

理论上的契合使得梁漱溟欣然接受王鸿一等人的邀请，担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掌管日常教学与管理工作，而其乡治理论为河南村治学院的筹备与开办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此外，作为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军人物，梁漱溟有着独特、丰富的乡村建设实践经历，他曾筹划曹州办学、广东乡治改革运动，为其主持河南村治学院、开展村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二、梁漱溟对创办河南村治学院的贡献

梁漱溟接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一职后，学院的校址和人事安排都已确定，但各项筹备工作还未展开，梁漱溟到任后马上筹备学院的各项事宜，并在学院日常教学与管理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制定河南村治学院办学宗旨及学则章程

梁漱溟凭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办学经验，在与梁仲华、王鸿一等人商量下，写成《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河南村治学院组织大纲》及《学则课程》等件。[2]这三篇纲领性的文件是梁漱溟根据村治学院的旨趣及河南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其乡治理论及先前曹州中学、重华书院、广州一中的教育实践经历悉心制定的，很好地阐释了河南村治学院的办学宗旨与教育理念，是河南村治学院办学活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所在。

梁漱溟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一文中，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多角度论述了从村治入手，以达到民族自救、振兴中国的必要性。“故其道何由？曰是在村治。欲求进于组织，夫必有其着手处；则由村落以着手，自为其天然所不易。”[3]“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3]这表明，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探索，梁漱溟以农村为着落点，从村治（1931年后改成乡村建设）入手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从而达到民族自救、振兴中国的“村治”主张已经基本成熟，同时，这也为河南村治学院办学活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外，《河南村治学院组织大纲》及《河南村治学院学则课程》对河南村治学院的教学与管理作了具体规定，明确了学院的组织结构，课程设置及办学方式，为村治教育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学院的办学活动得以高效开展。

（二）接办《村治月刊》

除担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外，梁漱溟还接替王鸿一主编《村治月刊》。他白天负责村治学院的日常教学与管理，晚上进行编刊，将老师和学生的文章相继刊出，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此外，梁漱溟对编辑方针进行了修订，力图在思想和内容上扭转当时社会流行的盲目学习西方的心理，并阐析村治或乡村建设的设想，发表了《主编本刊之自白》、《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等文章。1930年6～7月间，梁漱溟写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发表于村治月刊2～4期（连载）。全文计九段：一、觉悟时机到了；二、所谓近世的西洋人及西洋文化；三、中世的西洋社会和他们的文明程度；四、由中世到近世的转关键何在？五、中国人则怎样；六、解一解中国的谜；七、我们一向的错误；八、我们今后的新趋向；九、附志。[5]

在梁漱溟看来，所谓乡治或村治，全然不是什么当今建设事业之一，或什么训政时期的一种紧要的工作，而是一种最实在的文化运动。

他强调乡村建设运动的展开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四五十年来再转再变的一个新方向，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与以前的自救运动相比较，具有本质的差异。以前的运动都是往西走，这一次则是往东走。梁漱溟与王鸿一等人一样，在原则上，反对欧化与俄化，根本否认欧洲近代社会制度在中国实现的可能性，而主张在中国固有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之优点，建立民族新文化，重新建构中国社会组织系统。

上述一系列从文化哲学、社会分析等角度研讨乡村建设问题的论文，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体系，使他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乡建派的领袖及代表。

三、河南村治学院的办学概况和终止原因

按照梁漱溟的规划，河南村治学院设立专门的教学部门，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教学机制。“本院教学，分农村组织训练部、农村师范部二部，并附办村长训练部、农林警察训练部、农业实习部等部。本院教学各部，置主任各一人，会同各学科教员，分任指导各该部学生作业事宜。”[1]农村组织训练部和农村师范部负责学院的主要教学工作，村长训练部、农林警察训练部及农业实习部起辅助教学作用。教学各部设主任一人，为各部的最高领导，负责各部的教学工作并与各科教员协作指导学生作业。此外，村治学院的教学各部职能与分工不同，“农村组织训练部，关于应办社会调查，巡回讲演，及各种乡村事业之改进运动， 农村师范部，在本院左近乡村应办之实验小学，及教育推广等事项”[1]。农村组织训练部注重开展社会式教育，从事各种乡村建设运动；农村师范部注重开展学校式教育，应办实验小学及教育推广。而教学各部组织及办事章程由各部自主制定，表明教学各部拥有较大的教学自，也彰显了河南村治教育实验科学、合理的教学机制。

村治学院培养的是乡村自治及服务人才，以推动河南省乡村自治事业的发展，因而学院的课程编制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本院以造就实地服务人才为期，不能不从实际问题之具体研究入手，以开发学生应付环境解决问题之能力。而所有课程，皆为综括数部之规定，亦即此意，其或有当于时贤之所倡导，然固非浮慕时下风气也。”[1]河南村治学院开设的课程涉及农村经济问题、农村政治问题、乡村自卫常识与技能、乡村服务人才的精神陶冶以及农林知识技能等多方面内容 ，所有这些课程概不出：“（一）各种实际问题之讨论、研究及其实习试做；（二）为解决或应付实际问题所必要之知识技能之指授训练；（三）实际作事之精神陶炼”[1]。而从课程或专题名目、内容来看，河南村治学院的课程编制既有社会各领域的专门技术及文化知识，也包括乡村礼俗道德、精神伦理以及西方现代的思想观念，尤其突出了农村社会特定生产组织及生活方式的现实需求，这与村治学院培养乡村自治人才，从农村入手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进而实现民族自救和振兴中国的办学宗旨是一致的。更为难得的是，梁漱溟除了负责设计河南村治学院的课程编制，还亲自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一直到学院因中原大战被迫终结。

在组织管理方面，梁漱溟起草的《河南村治学院组织大纲》明确了院长、副院长及教务长等学院领导人的权责，“本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名，由省政府任命之。院长主持全院院务，副院长襄助院长处理院务，院长不在时，其职务。设教务长、总务长各一人，由院长聘任之。教务长商承院长、副院长，掌理教务事宜，总务长商承院长，副院长，掌理其他一切事宜”。[1]可见，河南村治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由副院长协助总揽全局，梁漱溟作为教务长对院长和副院长负责，掌管学院的日常教务事宜。为保障村治学院的日常运作及院务的实施与执行，“村治学院设院务办公处，为全院中枢办事机关，以副院长、教务长、总务长合组之，督导事务人员分左列各股办事”[1]。此外，河南村治学院借鉴广东省立一中及国内其他学校的的做法，采用部主任制，河南村治学院置农村组织训练部主任、农村师范部主任、村长训练部主任、农林警察训练部主任各一人。于必要时，经院务会议议决，于部主任下，增置班主任，辅助部主任执行其职务。[1]各部主任除了负责教学任务外，主要担负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包括学生的身心活动、日常起居、思想性情等。依照规定，各部主任需亲自指导学生的身体训练和精神陶冶活动，负责组织学生聚会并与学生同起居共饮食，及时了解及体察学生的思想、习惯、性情以便更好地开展学生工作。综而论之，河南村治教育的开展得益于村治学院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而其管理机构与人员都十分精简，避免了机构冗杂的缺陷，从而提高了村治学院的行政管理效率。

河南村治学院在办学期间遇到很大阻力，饱受官府和土匪的欺压，其生存状况并不乐观。河南村治学院是经彭禹廷提议，在冯玉祥与韩复榘的支持下由河南省政府开办的，它直接隶属于省政府，不受教育厅管辖，因而在学院的办学过程中遭到教育厅和建设厅的阻挠，学院的工作进展很困难。教育厅多次在经费问题上为难河南村治学院，场地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加之村治学院对学生在学期间的学习与生活提供优待，如免费提供食宿、衣物等，这无疑加剧了村治学院的经费负担，为学院的日常教学与管理埋下了重大隐患。此外，河南辉县当地的匪患问题一直困扰着河南村治学院。

以上所述经费与匪患问题加重了河南村治学院办学活动的困难，但并不是其终结的主要原因。它终结的主要和直接原因是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战败，韩复榘到山东任省政府主席，河南村治学院失去了河南省政府的支持而无法继续维持。

四、河南村治学院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河南村治学院作为梁漱溟乡治理论走向成熟的一次重要尝试，在其乡治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继承曹州办学、广东乡治改革的成功之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与发展，成功地将社会教育的内容融入村治学院的日常教学与管理中，从而使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机结合，开创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的独特办学模式，对当时的乡村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是民国乡村教育一种典型的教育模式，亦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性质而言，河南村治学院办学活动属于乡村教育，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兴办教育实现乡村自救，进而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实现民族振兴与国家富强。梁漱溟认为中国与欧美之不同，以为中国社会乃“村落社会”，要解决中国问题，必向三十万村落求之，故而办村治学院即求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7]所以，梁漱溟等人开办河南村治学院的主观愿望是为了改造农村进而改造中国，实现民族自救、振兴中国。尽管河南村治学院开办的时间不到一年，其自身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也没有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这并不妨碍其成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次尝试，也无法否定其在乡村教育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河南村治学院作为梁漱溟乡治实践的重要尝试，制定了详细而独特的组织大纲和学则课程，它以培养乡村自治人才、发展乡村自治组织为目标，开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课程，涉及乡村自卫、农村经济、乡村自治及风俗改良等多方面内容，对于丰富乡村教育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贡献。如果不受战争的冲击而继续开办下去，河南村治学院在提高当地村民的乡村自卫能力及文化素质，改善当地农村经济状况，促进农业发展，改造农村社会风尚，推动农村社会进步等方面还将发挥更进一步的作用。

此外，河南村治学院作为梁漱溟乡治实践的一次重要尝试，为梁漱溟日后开展邹平乡村教育实验奠定了基础。山东邹平乡村教育实验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河南村治学院的办学活动，其主要人员在起初也大都来自村治学院。梁漱溟、梁仲华、王炳程等人不仅是河南村治学院的灵魂人物，而且是山东邹平乡村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他们在河南村治学院分别担任教务长、副院长和总务长职务，在开展村治教育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开展山东邹平乡村教育实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河南村治学院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它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梁漱溟自身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为其日后成为国内乡村建设事业的领袖打下坚定的基础，而且为当时的国内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与借鉴，在中国乡村教育史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第二十辑）[Z].豫刊证字第16号，1986.

[2]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五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3]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四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4]于天命.一代完人彭禹廷先生[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5]李渊庭，阎秉华.梁漱溟先生年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河南文化小论文篇9

关键词 科技传播;有效载体;科技110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5-0041-02

1 有效发挥科技传播力量载体实践的理论基础

科技第一生产力，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越来越明显而重要的作用。科技进步在提升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同时，还促进社会的结构与文化变化，提高公众素质。新闻传播活动作为影响社会发展的软力量，其根本目的只能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促进社会的稳定、进步与发展。科技传媒及其从业人员传播科学技术不但要准确迅速，还要有效，这些都涉及科技传播的取向和方法以及科技传播信息的检索和甄别等。

目前，我国仍有一些科技传播者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培养和训练，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影响科技传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没有恰当的科技传播理论和高效的科技传播方法，就不可能凸显科技传播的独有价值。认真研究科技传播方法及由此而产生的理论和操作问题，服务读者与社会，为读者提供最具权威性、实用性和针对性强的信息，提高为读者服务的质量，与时俱进，是当代科技传播者不可回避的历史责任。在此方面，《河南科技报》做了大胆的探索和有益的实践，总结出一套适宜的科技传播理论和有效的科技传播方法，并在办报实践中加以推广应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制约着国家持续、稳定与协调发展。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农”问题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转型期，无论是从农业产业本身发展的阶段看，还是从现在所处的整个经济发展大环境看，农业科技传播作为科技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实客观，迅速及时，导向准确，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2 有效发挥科技传播力量载体实践的概况

河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解决好“三农”问题，特别是解决好农民的增收问题，不仅对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河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我国“三农”问题的很好解决，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河南科技报社充分发挥《河南科技报》传播科技的主渠道作用，结合河南省实际，牢固树立“立足科技，服务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宗旨，坚持用实用、实惠、实效的科学技术引导农民致富，时时关注农业、农村、农民，大力开展科普宣传。

特别是河南科技报社首创的“科技110”热线电话的开通， 对《河南科技报》发挥有效的科技传播力量，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有益的实践，总结出一套适宜的科技传播理论和有效的科技传播方法，并在办报实践中加以推广应用，大大提高了《河南科技报》的办报质量、覆盖面和影响力，为报社奠定了更高的发展基础，增生了全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宏观发展架构，拉长了报社经济增长链，扩展了报纸的社会服务领域，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河南科技报社先后被授予“全国报社管理先进单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进集体”，2013年，河南科技报被评为全国“百强报纸”，全国“优秀科普报纸”，连续7次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报纸，4次被评为全省十佳报纸。

创办于1957年的《河南科技报》，作为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河南省唯一的一份面向农村，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技术的科普类报纸，在1999年，其发行量跌至谷底，广告收入较少，报纸差错率居高不下。2001年10月23日，河南科技报设立并开通了《河南科技报》“科技110”热线电话，运用该报社拥有强大的专家队伍优势，全天候、全方位为农民服务。“科技110”热线电话，为该报服务“三农”找到了一个快捷、高效、权威的载体。该报社为此成立了一套领导班子，组建了科技110信息中心，配备了6名专职工作人员，配置了从上海购进的当时国内较先进的专用设备，开通了“科技110”5部热线电话，配备了5辆“科技110”现场专用车，制定了一套确保“科技110”高效运转的工作制度。

在此基础上，2006年底，河南科技报社开通了中国科技110网和中国农业110网。2007年初，组建了中国农业科技110协作网。2007年9月，对“科技110”热线电话升级，开通了“9611110”服务热线电话，配置了专用的科技大篷车。2014年7月，开通了农业手机报。

“科技110” 热线电话开通近13年，共接听读者电话近30万个，收到来信近万封，接待读者来访近3000人次，多次邀请专家驱车赶赴农村为农民现场解决燃眉之急，为农民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近十亿元。同时，派记者现场调查，反映民意。这些来电、来信和来访者，有咨询种植、饲养、养殖项目如何选，农产品的市场发展前景、价格行情、交易市场、加工、包装、贮藏技术，动物疾病与作物病虫草害该咋防治的，也有反映农村耕地被毁、被占、被污染的，有反映村委会换届选举、村委干部作风粗暴、村委财务问题的，等等。对这些信息进行日收集，周汇总，月总结，加大信息的分类、汇总、分析与运用力度，充分发挥“科技110”在促进河南科技报实现有效传播方面有效发挥作用。

3 有效发挥科技传播力量载体实践的路径

3.1强化“科技110”促进《河南科技报》服务读者的

功能

加大科技110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采访量和问题的当场解答量，对时效性强的信息，科技110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做到当天全部解答;及时为各相关版面提供组稿和出版建议，并催、查各相关版面对信息的反馈与落实情况;超前预测，从后置信息中发掘读者的预期需求并给以适时满足;每期在《河南科技报》的固定位置用固定版面，固定设置《科技110回音壁》栏目;根据信息的时效性和适用性，适时在《科技110热点话题》《说长道短》《法律援助热线》《政策法规明白栏》《法在咱身边》等栏目中给予解答;对读者反映的重大事项经报社领导批准，记者现场调查后发报纸显著位置的《记者调查》栏目;建立“科技110连线”制度，和有关市、县（区）的相关业务部门建立正常的联系渠道，为读者提供快捷的现场服务;建立“科技110在线”制度，邀请省直有关厅、局的相关人士接听“科技110”热线电话，现场解答读者咨询的相关问题;本着为政府解忧、为读者解疑的出发点，对热点、难点、焦点、亮点信息，在报纸上开设《百姓视点》专版;编辑出版《科技110知识问答》《科技110信息汇编》等书。

3.2 塑造《河南科技报》舆论强势的社会形象，充分发挥《河南科技报》的新闻功能

由科技110信息中心、记者处、摄影处、发行处与有关专家组成“科技110”现场出击小组，报社有关领导任组长，与当地政府部门及报纸发行部门联动，《科技110现场出击就有关重大事项向当地政府告知书》在前，现场解决问题、专家讲座与发行报纸，报纸版面宣传文章在后，科技110现场出击形式模式化、规范化、社会化操作。

3.3强化“科技110”为全面提高《河南科技报》办报质量和办报水平、扩大报纸发行量、塑造良好社会形象的功能

对读者群进行调查;在接听整理信息的同时，做好对报纸的宣传工作，促进报纸发行;开展专项调查，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意见;收集读者对报纸的内容、编校质量、发行情况及报社记者行为等方面的意见，为报社决策提供依据。

3.4 强化“科技110”自身建设，提高《河南科技报》服务效能的功能

为保障“科技110”充分发挥作用，报社为此制定了《科技110信息中心职责范围》《科技110信息中心主任岗位工作职责》《科技110信息中心副主任岗位工作职责》《科技110信息中心值班人员岗位工作职责》《科技110信息中心主任信息处理流程图》《科技110信息中心保密制度》《科技110信息中心每周一例会制度》《科技110信息中心每周工作总结制度》《科技110信息中心重大事项汇报制度》《科技110信息中心每周四编务会信息通报制度》《科技110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履行岗位工作职责监督制度》《科技110信息中心简报》月报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科技110”热线电话开通13年的实践证明：“科技110”是《河南科技报》联系读者、服务读者、进一步提高办报质量、为政府相关部门决策收集一手资料的有效渠道，是充分发挥科技传播力量的一种有效形式。《河南科技报》不仅赢得了河南省读者的厚爱，而且还受到了山东、安徽、江苏、辽宁、山西、内蒙古 、云南、湖北、河北、湖南、新疆、浙江、北京等外省市读者的欢迎。

3.5强化“科技110”为河南科技报社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功能

《河南科技报》的有效科技传播，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充分信赖。如2004年3月19日，一位读者向本报科技110反映，河南省项城市新桥镇师大楼村有2个从云南被拐卖过来的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科技110信息中心接到电话立即向报社领导汇报，报社领导随即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制定妥善的解救方案，并与项城市公安局联系，实施解救。公安人员第一次没查出来，科技110信息中心多次与举报人联系，给公安部门指定被拐少女的具置，描述被拐少女的具体相貌特征，最后公安部门在最短时间内成功解救了2名被拐少女。

河南文化小论文篇10

关键词：“河南人”形象；“5W”模式；媒介素养

“河南人”作为地域偏见的一个产物，被冠在整个地处中原的河南人民头上。“河南人”这个语言符号在不断渗入人们的观念之中，人们开始发出“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的声音。 所以河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发展面临着对外交流发展困难的障碍和机会的缺失。以下笔者将以传播学中的“5W”模式来分析“河南人”形象被恶性塑造的原因，并会对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从“5W”模式分析“河南人”地域歧视现象的产生

（一）传播者——传播立场不客观，重心具有倾向性

在“河南人”形象被塑造的过程中，从事大众传播事业的新闻工作者和处于人际传播中的个人在报道和传播新闻事件时都有着不同的动机和认知状况。像郑州保罗国际天价理发案、拐卖儿童妇女等一系列负面消息，媒体如实传播,但却会形成关于河南人形象的恶性循环：河南的负面消息曝光后引起广大关注，形象受损，结果媒体就更加关注河南，并会更加集中于负面报道。 这出于新闻从业者寻找第一手新闻资料来完成工作任务的动机，也是传播者为了满足受众猎奇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

除此之外，个人也存在着很大的主动性。当个人被个别“河南人”欺负后，会形成对河南人的最初印象，可以被叫做“首因效应”，是一种较为主观的倾向。但当个人没有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与传播时，这种印象会鉴于每个地方都有好坏人之分而有转变为理智评价的可能。但当个人在接受到大众媒介所带来的一系列关于河南人负面消息的报道后，个人又有经历和情感的接近性，那么在个人原本的关于河南人的印象中，那种强烈和持久的不信任感也就会开始被扩大，甚至会使这些消息在二度传播中出现失真现象。这样就开始为“河南人”形象被过于夸张的塑造提供了一些空隙。

（二）传播内容——多倾向负面信息

就媒介内容选择而言，多为河南发生的负面新闻，这些被权威媒介报道出来消息具有引申义：河南人不牢靠、河南治安乱等。传播内容的多角度性和模糊性，使受众在理解新闻报道的同时产生误解和扭曲河南人的观念，同时这样的报道直接点明一种地域歧视的舆论观点：河南是“一假再假”。而与河南相关的正面消息报道和传播的却比较少。其原因可能在于省内媒介传播内容的侧重点有所偏差：据笔者观察在今年春节期间，河南省电视台都市频道的《都市报道》和《都市报道》扩大版中有80%的内容都将焦点对准酒后驾车、小区失火、交通事故等，这体现了河南省内媒介在内容定位上的偏差。本省媒介过多集中的报道负面消息而忽略了对本省文化、正面典型形象的宣传，更没有充分利用好“名人效应”所带来的巨大效益。这种内容的局限性使得省外媒体不能正确、全面地认识到河南省的精华之所在，因而省外媒体在看整个河南时看到更多的是负面消息的集中报道，再加上河南人口众多，较为贫穷，按概率来说，负面消息出现的机率也相对较高。因而省外媒介在内容选择上也就呈现出一定地域歧视的倾向。

（三）传播媒介与方式——新媒体促使负面形象加剧

“河南人”形象是现代媒介的产物，媒介的“扎堆”报道和权威媒介的关注会提升一个新闻事件的新闻价值，那么其说服效果也就越强。当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接连不断地报道河南人的负面消息时，就会形成一种潜在的舆论场，即“河南总出事”。在人际传播中，语言符号的灵活性和非语言符号的感性化、具体化使得关于“河南人”的口舌文学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由“”版本变为“”版本，再加上体态语的诉诸感性的表演，这种说服效果是极为显著的。

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特点而且传受双方互动多，受众反馈快。这些“自由记者”利用他们灵活的优势挖掘“独家”，利用网上论坛、QQ等各种手段，极大的加快了原本在极小范围扩散的所谓“小道消息”的传播速度以及“震撼力”和“杀伤力”的作用半径。 如近几年盛传的“扎针事件”。影视艺术作品中的河南人形象也较为单一，它们也在无意中影响着或改变着人们对河南人的认识，像《武林外传》中带有河南口音的乞丐小米、《有话好好说》中桥下的流浪者多为河南口音者、《天下无贼》中的傻根等这些形象虽没有挑明就是河南人，可观众还是会将目光倾注于河南人，因为拥有这种口音的只有河南人，这种观念的传播就像隐性广告在无形中吸引和改变着受众对于“河南人”的思想与观念。

（四）传播受众——刻板印象催化“河南人”现象的产生

在“河南人”形象符号形成的过程中，对于一些未涉足河南的人来讲，求知接近的心理使得他们要寻找和了解关于河南的信息，但在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连续的负面消息报道中受众会在心理形成“造假”、“骗子”的刻板印象。

受众在接受和理解信息时也是对信息的一种重构。在河南妖魔化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受众在接受负面信息时会产生第一印象的刻板成见。马说在《河南人惹谁了》一书中提到一个例子：记得一位香港的不大不小的老板说：“我没有到过河南，但对河南还是早有耳闻，那里的投资环境太差了，政府办事太拖拉，没规矩，企业没有信誉，河南人骗子、无赖太多……” 受众在接受“河南人”形象塑造的信息过程中会在心里产生一种扫帚星效应，指对某些人某个方面有不好的印象时便对这个人的其他方面也做出不好的认识和评价。 当一个在河南吃过亏的人再一次接受到关于河南的负面报道时，鉴于自身类似经历，极有可能将此类负面符号赋予整个河南人，于是就会有“又是河南人”的偏见出现。

（五）传播效果——贴标签、第三人效果的影响

“河南人”符号的传播已是一个危险的地域歧视的信号。这个符号犹如一个标签被贴在了有过“出轨行为”的河南人的身上。但标签却被贴在了整个河南人头上。这种标签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哲学上的事物个性与共性。媒介的集中式报道和内容的议程设置塑造了一个关于河南的虚拟环境。这种虚拟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从负面影响着人们对河南客观现实的认识。这种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 

马说在书中提到河南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河南人，这些河南人士逃避的做法在另一方面助长了“河南人”地域歧视现象的产生。大众传播效果中的“第三人效果”理论可以来解释这一现象。“第三人效果假说”指人们倾向于高估大众传播信息对他人在态度上及行为层面上的影响。它主要认为受众估计地认为信息内容对别人的影响大于信息对自己的影响，进而会使自己产生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变化。因为第三人传播效果的介入，受众也就没有了多余的思想和能力去思考信息内容的实质。因为这些河南人认为河南的负面信息对他人的影响大，如果这些信息作用于第三者的话就会损害自己的利益，于是就会采取一定的行动拒绝回避自己是河南人的事实。这也充分说明这种“河南人”符号的传播对这些河南人也已经产生了一些认知和行为上的影响，从而使“河南人”符号成为一种贬义的代名词，更加无可辩驳。

二、解决措施分析——注重媒介素养的提高

对于传播者来说，应该树立正确的定位，对于报道的正负面信息，要强调事实的所起的警惕作用，而不应着力突出地域和其他个性特点。媒介在传播内容的选择方面要注意考虑舆论后果，对内容进行合理的议程设置，尽量避免内容按性质相似进行模块编排；应避免媒体失语，同时要注意对本土文化、形象进行正确客观的的宣传。传播媒介尤其是网络应对信息内容进行把关，加强新闻审查力度，避免出现媒体歧视。对于受众来说面对虚拟媒介环境要尽量考虑两面，避免出现刻板成见、以讹传讹的现象。在面对被妖魔化了的“河南人”形象时，河南人本身应该正确的面对并找到解决对策，除了用行动证明自身存在之外还要注意利用媒介来推出古老文化宣传和形象大使，建立必要的危机管理和应急处理机制，不断改变形象。

注释:

[1]马说.河南人惹谁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3月:1

[2]马说.河南人惹谁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3月:41

[3]陈卫星.传播的观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255-256

[4]马说.河南人惹谁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3月: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