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研究十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市场经济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市场经济研究篇1

关键词：市场经济；生态市场经济；蜕变；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F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01

一、前言

市场经济是从工业革命后兴起的，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其中的观念也得到了更新，例如当前的市场经济中融入了较多有关于环境保护、人文关怀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因此市场经济当前不断的对于以上内容进行融入，也就实现了向生态市场经济跃进的过程。我国对于市场经济进行发展的时间大约有三十年，当前国内以及国际的环境不断受到威胁因此结合着当前的这些要求，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蜕变。

二、生态市场经济概述

生态一次本源于生物学，指的是自然界之间的能量转换关系，即展现了物种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将生态运用到社会科学之中后，就会使得和谐的含义得以体现。因此生态一词主要应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自然界之间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促进；其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关系。

当前，人与自然的关系较为紧张，发展的过程之中存在着许多的矛盾，并且当前的人口过多，生存斗争愈发激烈。我们纵观历史，历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对于土地等资源的争夺而引起的，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再引发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生态文明主要就是对于生态以及人文进行关怀，从而通过对于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相处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并且不断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改善，从而使得人类自身的需求得到满足。

当前的生态市场经济则是指一种具有环保性的经济，更加的在市场经济中融入了节能、低耗、无公害等内容，从而进一步对于人们的健康以及经济的综合效益进行关注，生态市场经济不是一种局部的经济，而是今后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势。

生态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是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所提出来的，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也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进一步得到改善，这一经济形态主要体现了当前人类与自然之间相处的模式，并不断的对于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融入，从而使得以生态市场经济作为基础的经济运营模式得以建立，市场经济进一步得以完善。

三、生态市场经济改革是当代世界变革的主要标志

生态市场经济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引发了全世界的注意，从而逐步成为了当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显著性标志。

当前的经济运营模式逐步向着生态化改变，其中以发达国家为首，对于资源进行节约，并且保障劳工的合法权益。将生产者的意识以及行动当作市场准入的标准，以使得在这一经济形势应用的过程中，仁爱的思想得以实现。

由此可见，生态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充满了对于生态以及人文方面的关怀，这与传统的市场经济相比有了极大的转变，传统的市场经济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对于生态的保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冷漠，重点全都投入在社会的利益当中。对比后可发现当前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今后的发展就需要不嗟慕市场经济进行转变，从而使得资源进一步得到合理的配置。

四、生态市场经济正在对世界进行改变

生态市场经济是将从前的市场经济作为基础，在其中不断的融入相关环境保护措施以及伦理等内容，从而使得市场经济中的伦理价值得到促进，与此同时，生态市场经济也对于世界有所改变，其提出相应的伦理价值，从而使得大众的行为准则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凝固。市场经济中所融入的伦理价值虽然是由专人进行提出的，但由于应用的范围管饭，因此也需要大多数人能够对其进行接受和实施，在将其与经济利益相挂钩，从而使其得到实现。在对于市场利益进行确立的过程中，大众需要对于原有的一些行为进行改善和进一步规范，由此可见市场经济迈向生态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会对于实际的发展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这种蜕变主要是通过市场中的机制的变化来进行实现的，蜕变后主要对于伦理价值进行应用，而传统的市场经济中都是对于规范性的伦理进行应用的，这二者的区别就在于，规范性的理论更具备强制性，忽略了实施的人民对于相关理论的理解性，而伦理价值则是通过对于少数人提出的理论进行讲解和传播，使得更多数的人对于这一理论进行理解，并直至所有人对其接受，成为大众所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从而实现对于资源的节约，环境的保护以及对于人们自身的要求进一步得到重视和满足。在蜕变后，人们更加对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重视，这有助于在以上关系中建立双方的良好交流，使得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加强相处的和谐性。

制度通常都具备强制性，在制度体制下，人们难以实现自身选择的自由性，而生态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对于这一情况进行了改变。生态市场经济中会对与相应的价格有所调整，从而使得人们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价格的影响从而改变自身的行为，达到选择的自由性。其中价格体系就涉及了对于生态观念以及人文观念的引导。例如在碳排放的方面来说，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限制数额，若是超过了制定的数额就会造成相关的惩罚，因此在这一情况下，不断的将人文以及环境融入其中，对于人们的观念进行引导，从而就能够使得二者之间的选择以及利益得以更好的协调，进一步加强伦理价值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五、结语

结合本文以上所述，生态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对于人们的生态理念以及人文理念进行良好的树立，因此不管当前国家的实际情况如何，都应将生态经济建设进行推进，从而实现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进行研究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刘福松，梁福庆.三峡库区农村实施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探讨.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

市场经济研究篇2

Feigenbaum&Freund和Sornette等人率先将复杂系统中幂次法则和对数周期性模式的概念应用于金融市场崩盘研究，而Vandewalle等人及Johansen&Sornette进一步说明金融崩盘的现象。Johansen等人提出LPPL(log-periodicpowerlaw)包含两个部分：(1)关键性假定崩盘的形成是因噪声交易者之间局部自我增强模仿所造成的。对于噪声交易者而言，模仿其他交易者而达至特定的点称之为“关键点(criticalpoint)”，此刻所有的交易者在相同的时间采取相同的买卖策略，而产生崩盘。(2)对于交易者而言，因崩盘高风险而要求更高的报酬率作为补偿，故Johansen&Sornette等人强调正向回馈导致的投机性趋势凌驾于基本信念，因此一旦出现外部冲击即产生崩盘。一连串的研究发现通常在投机性崩盘之前有一个主要特性：金融市场价格为对数周期振动且呈现幂次法则加速，也就是说，系统越来越靠近关键点时，会观察到一连串逐渐缩短的振动循环，而这个振动序列会根据等比级数而退化。如Vandewalle等人分析三个不同的道琼工业指数期间，包括1982年1月至1987年8月期间、1992年1月至1997年8月期间及1993年月至1998年8月期间，利用LM(LeyenvergMarquardt)和Monte-Carlo演算法进行配适，包络函数技巧产生对数周期模式，此模式反映出明显的崩盘振动前兆，研究发现，对数周期模式存在于崩盘之前，因此市场应该视为离散的不规则碎片系统(discretefractalsystem)。Drozdz等人验证1998年期间德国金融市场两个崩盘和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发现，崩盘前出现清楚的对数周期结构，另外1998年至1999年期间于美国市场亦发现相同的情形。Johansen&Sornette利用对数周期振动的幂次法则以反泡沫作为衡量基础，在大崩盘的底部浮现时，出现相同的型态。由此可见，对数周期幂律几乎在每个市场都是相同的。

不仅如此，Drozdz等人亦指出，金融动态的迹象可以透过现象类(phenomenaanalogous)决定，特别是对数周期的概念，该研究在1999年11月至2000年3月期间的“超级泡沫”同样发现对数周期振动的轨迹。Gnacinski&Makowiec以波兰金融市场为例，针对1998年8月的俄罗斯危机和2000年4月的新经济崩盘事件(NewEconomicCrash)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崩盘的关键点始于对数周期振动的起点。Sornette&Zhou证明当美国金融市场发生崩盘时，金融市场呈现出对数周期幂律，而且外资资本流量跟随正向回馈交易。Zhou&Sornette也证明了中国金融市场亦崩盘前具有对数周期幂律现象，有趣的是，中国金融市场比其它成熟市场呈现更明显的对数周期幂律现象，该研究将其归因于该市场短期投资客多于长期投资客所致，因而触发投机从众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对数周期幂律不仅出现在股市泡沫中，在熊市反泡沫亦获得相同的结果。Johansen&Sornette以反泡沫作为衡量基础，在金融市场大崩盘的底部浮现时，出现相同LPPL的型态。

而Zhou&Sornette利用log-periodic分析2000年的全球38个股价指数的反泡沫(anti-bubbles)作为研究对象，并定义“反泡沫”是以自我相似性展延对数周期波动下自我增强的价格趋势，数学上表示为一个熊市的反泡沫具有价格的幂次法则递减和展延对数周期波动的特性；Zhou&Sornette指出，正向回馈交易会产生熊市的反泡沫，即是向下趋势的金融资产价格移动促使价格更向下移动，增加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悲观情绪，38个指数中除了11个指数外，其他皆发现如同S&P500指数相同的对数周期幂律的反泡沫结构，此反泡沫在全球市场几乎于同一时间被发现，显示全球具有全面同步化的情形。基于以上研究，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在探讨金融崩盘事件时普遍发现，崩盘前确实存在对数周期振动加速幂法则，此意味从经济物理学的领域中所衍生出复杂适应系统的特质及他们朝向自我组织关键演化观念说明金融市场崩盘的行为已自许多市场中得到证实。

2国内研究发展

对数周期幂律模型在国外出现较晚，一直处于争议当中。因此，国内在相关方面的研究较少，仅有少数文献涉及相关方面的研究。章晓霞(2007)从金融物理学方法详细分析了股票崩盘的临界时候特征,并利用资本资产混合定价模型将金融资产收益分成资产基本价值带来的基本收益和因市场泡沫而产生的泡沫收益，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对数周期指数分布的金融资产累积泡沫收益率模型。并分别对上海证券A股综合指数、深圳证券综合指数、四川长虹和中集集团的股票进行了模型的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提出的模型很好地模拟了我国证券市场在典型泡沫时期临界点或临界区域的特征。方勇(2011)选取中国上海证券A股市场日收益率和日收盘价作为样本数据，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对数周期幂律和自组织临界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LPPL模型较好地拟合出中国金融市场上证指数部分时间段的收盘价时间序列。沿袭金融物理学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继续研究，但是对具体时间序列的分段没有提出合理可靠的依据。郑飞(2012)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中国金融市场泡沫的崩盘时间进行拟合和预测，结合相关理论基础上经过推导得到预测金融市场崩盘时间的对数周期幂律模型(LPPL)，然后对该模型进行一系列简化处理，并应用遗传算法估计模型中的未知参数，进而得到泡沫破灭的预测时间。结论指出股票市场泡沫的破灭时间是可以预测的，前提是泡沫需要呈现出特定性质，即只有在股价走势符合对数周期震荡性质的情况下，利用对数周期幂律模型才能够较好地预测泡沫的破灭时间。谢治博(2012)引入对数周期幂律模型，通过对2006～2007年金融危机前和2009年救市政策出台后的中国金融市场的大崩盘和泡沫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中国资本市场存在非理性泡沫的结论，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以期望避免中国金融市场崩盘事件的突发。

3结语

市场经济研究篇3

关键词：市场经济；企业经济；管理模式

目前的市场经济表现出了多变性较强等特点，而对于企业来讲，想要提升自身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就要从获取发展主动权、发言权入手，在创新经济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做好改革与创新工作，积极应对当前发展中的问题，在引入新型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升管理效果，实现长远发展目标。

一、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发展方向

在新时期发展下，市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提升，使得企业的竞争压力不断增加。而引入新型管理模式不仅可以满足企业发展需求，同时也可以提升企业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在企业发展中要做好经济管理与市场结合工作，在引入新型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构建良好的发展模式，确保企业能够不断获取经济效益。市场经济的影响使得商品逐渐呈现市场化特点，而这也给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进行企业经济管理能够实现对资料、价值等的统一管理，优化企业经济管理结构，保证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在促进企业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实现长远发展目标。因此，在现阶段发展中要做好部分工作细分，打造出新型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发挥好企业经济管理的作用。因早期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主要以借鉴国外管理经验为主，所以在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这种管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市场发展需求了，所以也就需要不断提升经济管理理念、完善管理制度。如果在构建经济管理模式时难以结合企业实际情况与发展目标，那么势必会出现难以适用等问题。所以在发展中需要从管理机制、思想与手段等方面出发，坚持创新性发展目标，结合新时期发展特点，确保企业的稳定发展[1]。

二、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经济管理模式发展的意义

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定的地位，就要严格按照市场规律开展相关工作，确保运营的稳定性。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发展契机。可以说，企业已经成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之一，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市场本身有着不确定性较强等特点，所以企业在发展中处于动态化发展状态，很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而要想在市场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企业就需要具备高效的管理制度，在赢得政策支持的基础上提升发展能力。由于企业在抗风险能力上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所以在发展中需要掌握企业具体情况，做好资源配置与完善工作，坚持从市场经济的各项制度与要求出发。管理人员要主动学习先进管理经验，针对企业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完善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保证决策等方面的科学性。第一，创新管理模式能够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因市场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快，且在发展中主要以国家宏观调控、社会发展等进行调整，所以也就造成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变动相对较大。因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全新的发展阶段，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市场经济发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市场经济发展发生变化后，也会对企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因此，企业要结合市场经济变化情况做好调整工作。如果企业在发展中依然使用传统管理模式，那么势必会影响到自身的发展。因此，企业在发展中要从创新经济管理模式出发，提升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在创新经济管理模式的基础上保证发展的先进性，坚持与时俱进原则，提升工作质量，充实企业内部实力。第二，创新经济管理模式已经成为了企业发展的必然。企业想要实现长远发展，就要坚持从时展角度出发，展现时代特点，保证工作的先进性与可行性。所以，企业在发展中要从创新经济管理模式出发，在保证资源配置有效性的基础上展现人才优势，提升市场竞争实力，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但是也应当明确，经济管理模式的创新必然会对员工提出全新的要求，因此企业就需要积极开展培训活动，落实考核机制，提升员工能力，展现人才竞争优势[2]。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济管理模式中的问题

（一）经营理念先进性不足

经营理念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了企业的发展。在现阶段发展中，受到市场经济快速变化的影响，经营环境复杂程度不断提升。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企业的要求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依然有许多企业并未认识到这一变化，在开展经营管理工作时习惯于依靠传统的经营管理理念，如对科学技术认识不充分、对管理工作重视度不高等。也正是受到这种经营理念的影响，使得企业发展表现出了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如果企业经营理念不合理，那么势必会造成企业难以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甚至还会出现经营管理方法固定不变等问题，影响到了企业管理效果的提升。其次，一些企业中所掌握的经营理念先进性不足，势必会降低企业对市场的观察力，难以及时掌握市场发展变化，从而出现了难以抓准发展时机等问题。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要从掌握市场发展形势入手，及时更新经营管理理念，确保企业的稳定发展[3]。

（二）管理制度完善度不高

企业只有具备完善的管理制度才能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才能发挥指引与保障作用，满足企业发展需求。但是就目前来讲，一些企业现行管理制度并不合理，以至于经营风险不断出现，不仅打击了员工参与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难以展现人才竞争优势。有一些企业虽然开展了全面管理工作，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存在着人才培训、考核、激励机制不足等问题，造成员工难以保持积极的工作动力，逐渐对工作产生厌烦感等，不仅降低了员工的忠诚度，同时也影响到了工作质量的提升，限制了企业的稳定发展。

（三）信息水平有效性不强

受到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信息化已经成为了发展的必然，对企业的影响也在不断增加。可以说在现阶段发展中，信息化技术已经深入到企业中的各项工作中，不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同时也对市场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研究中发现，因许多企业对信息化重视度不高，在开展经营管理工作时没有对企业信息化形成正确的认识，使得企业中一些岗位信息化运用能力不强，造成企业难以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获取竞争力。因此，在企业中需要不断提升对信息化的重视度，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加强对人员的管理，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转换企业经济管理模式的措施

（一）更新发展理念

在企业发展中想要提升经济管理模式效果，就要从转变传统发展观念出发，保证所使用的经济管理模式具有先进性、科学性等特点。因此，在构建经济管理模式时，需要主动借鉴先进管理方法，在引入科学经济管理理念的基础上明确自身发展情况，做好改进与完善工作，逐渐提升企业经济管理质量。其次，在制订经济管理方案时要坚持从现行法律制度出发，保证管理制度的完整性，逐渐形成适合的发展方案，真正将内部职责落实到具体环节中去。因此，在发展中要坚持从市场经济发展情况出发，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打造出专属的经济管理模式。在构建经济管理模式时还要及时对执行能力进行评估，以此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当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出现问题后，则需要制订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加强内部员工之间的互动。管理者在工作中也要主动与员工沟通，明确员工具体情况，针对所得资源进行汇总与分析，在构建经济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做好资源整合工作，逐渐提升经济管理效果[4]。

（二）完善管理体制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企业在发展中需要不断提升管理能力，建立有效的经济管理体制，确保企业的稳定发展。所以，企业在发展中需要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做好职权划分，避免出现权责混乱等问题，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满足科学发展要求。只有制定出适合的发展目标，才能提升工作的针对性，才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所以，企业在发展中要明确完善经济管理体制的作用，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引入先进管理经验，在提升管理能力的基础上设立适合的管理部门。只有不断提升对经济管理的重视度，才能明确发展的重点，才能确保资金上的充足性，促进相关部门的发展，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保证运营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要发挥经济管理部门的监督作用，在工作中及时将监督工作落实到具体环节，在遵循法律法规要求的基础上发挥约束作用，完善经济管理方案，促进企业的稳定发展。

（三）健全经济结构

企业想要实现长远发展目标，就要从完善经济结构出发，保证结构的科学性，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发展战略，确保经济结构的稳定性。所以，在发展中需要从完善经济管理制度入手，找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保证经济结构稳定的基础上，顺应市场发展需求，做好改进与更新工作，避免出现经济结构滞后性等问题，确保企业的稳定发展。因此，企业在发展中要从创新经济管理模式出发，针对企业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保证经营组织结构的完整性，为经济管理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支持[5]。

（四）引入控制制度

企业只有不断提升经济管理模式的科学性，才能更好地应对发展中的问题。所以，企业要从顺应市场发展情况入手，明确管理重点与要点，在完善各项控制措施的基础上构建适合的监督管理机制，及时将各项职责与要求落实到各个部门。只有不断改进经济管理模式，才能发挥出管理机制的作用，才能帮助企业从原有的管理模式中解放出来，逐渐提升经济管理模式优势，满足企业的稳定发展需求。因此，在企业中需要不断进行反思，找出工作中的不足，主动完善经济管理模式。在活动中要合理运用经济管理方法，加强内部之间的协调性，保证内部经济控制制度的完整性，以此来满足企业的工作需求，提升管理工作质量。

（五）构建防范机制

企业想要在市场中实现稳定发展，就要从提升应对激烈市场竞争与抵御风险能力入手，在提升风险管控能力的基础上确保企业的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有着复杂性较强的特点，企业在发展中很容易面临不同类型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势必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所以，企业要从完善经济管理模式出发，打造出适合的风险防范机制，逐渐提升对风险的应对与管控能力。譬如，在企业在发展中要针对现有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如做好内部审计创新等，在加强各个部门之间协调性的基础上提高运行管理质量。在开展风险防范工作时，需要逐渐提升企业对抗风险的能力，审计人员也要不断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学习先进的审计知识与方法。譬如，企业在发展中需要审计人员具备风险追踪能力，在开展管控工作时能够对审计信息进行整合，保证信息系统的完整性，从而在落实反馈机制的基础上确保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

（六）优化人力管理

企业只有加大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投入力度，才能发挥人才竞争优势，才能满足企业的经营与发展需求。所以，企业要从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入手，明确人力资源对企业发展的意义所在。企业也要主动将人力资源管理纳入到发展战略中去，以长远规划为主，保证工作的合理性。因为人力资源属于企业发展中比较重要的战略资源，对企业发展有着支持作用，而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员工队伍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竞争实力，所以就要从完善人才管理机制入手，明确企业当前发展中的不足，发挥人才管理优势，促进企业的长远发展。就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来讲，需要定期开展培训活动，针对市场变化进行分析，做好优化与调整工作，完善培训内容，确保员工思想上的先进性，掌握最新的技术与方法。其次，企业中要制定出有效的激励制度，鼓励综合素质高、专业实力强的人才保持工作积极性，发挥自身优势。在开展人力资源管理时，需要从创新管理制度入手，坚持从人性化角度出发，保证管理措施的合理性。人性化管理制度要求企业开展管理工作时要落实以人为本原则，以平等的态度面对员工，给予员工一定的帮助，激发员工参与工作的积极性。可以说，企业之间的竞争其实也是人才的竞争，所以要坚持从人性化管理制度入手，充实企业文化，提升企业竞争实力。

市场经济研究篇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渊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历史。

（一）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设想作为惟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机制和规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影响。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在理论体系上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论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注：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日）。）

在改革开放以前，关于商品流通与市场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党的前后在“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总结“”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虽然当时学术界一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但由于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学术界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企业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注：王思华：《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注：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3）内部周转说。 有学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注：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注：雍文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注：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发展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薛暮桥也认为， 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内容正在逐步消失。”（注：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红旗》1959年第10期。）

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重要代表。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至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注：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页。）在此期间， 他已建 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规律、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注：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9～41页。）。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研究，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注：《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注：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18～419页。）

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以来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对传统理论的认识，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80年代前半期为第一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趋于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统治地位，经济理论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这一阶段的大讨论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是两个不同的命题。（注：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光明日报》1981年12月26日。）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注：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光明日报》1982年7月18日。）。（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注：张仁德：《现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方法论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注：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从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大。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宣告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学术界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注：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光明日报》1999年10月1日）。）

理论上的突破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流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理论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发展，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问题。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研究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注：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商 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是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的，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注：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年、1985年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指出，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自然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研究成果，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注：《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董辅réng＠①在为高涤陈等著的《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如今我们应当比马克思对工业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注：《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柳随年提出：“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 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注：《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注：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注：《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注：参见会议综述，《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流通决定论”也没有什么错误（注：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年。）。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注：《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注：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注：《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贾履让等指出， 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刘国光提出，目前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 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注：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近年来建立物流产业已被列入日程。（注：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传统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出版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流通在经济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 2期。）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古典学派却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他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发展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工业的建立。因此，吴承明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

三、资料整理的进展（注：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现代经济史中的商品、市场问题的研究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一批历史档案资料被陆续整理出版。其中主要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至1952年共12卷；1953至1957年共9卷； 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资料为首次公开发表。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对研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年）；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年），《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问题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年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年），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年）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价格方面的研究著述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年），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年），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年）；农村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年），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年）。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研究进一步拓展深入。

四、若干专题研究进展情况

（一）关于新中国商品流通的体制演变（注：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国营和集体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按部门、地区分割，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经营按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统收统支”等。这种流通体制既影响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的客观规律。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国20世纪后半叶商品流通体制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至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至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至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注：《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问题，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违背了历史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他认为，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 好的时期之一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注：《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学术界一般持肯定的评价。谢洁萍考察了1953至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把它分为两个阶段：1953至1979年，国有商业企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至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注：《关于国有商业45年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 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理论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注：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至今。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注：《1950年市场疲软的历史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情况（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金融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赵凌云认为1949至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注：《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武力的《论50 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一文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高积累下社会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现代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注：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董志凯对1978 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注：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中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注：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在1953至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农村，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注：《统购统销与工业积累》，《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历史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注：《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研究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论著众多。其中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问题。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形成的原因，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注：胡逢祥：《剪刀差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农村经济》1991年第5期。）。 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至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至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注：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注：张西营等：《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分析1952至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从这一时期价格变动关系看剪刀差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影响（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年。）。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计算方法、1952至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 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至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 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至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注：《过渡时期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与历史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注：有关研究还有梁无瑕《评新剪刀差论》（《财政研究》1982年第3期）；黄道霞：《论剪刀差》（《中州学刊》1988年第5期）。）。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 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和发展非农产业。（注：武力：《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辨正》，《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跨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还在酝酿之中。总的来说，研究还有待于深入。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贯穿始终的是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相辅相成，是螺旋式上升的进程。尽管我[！]国学习和借鉴了苏联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与市场并存到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科学研究。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市场经济研究篇5

首先，西方经济学是以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对象，把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当作一种先验的存在，研究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如何运行。它并不研究市场经济本身的制度性安排，而是把它当作研究的公理式前提。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现成的，而是正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阐述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究竟是什么，从而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目标模式。在这方面，西方经济学其实无能为力。

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研究还隐含着另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西方经济学所阐述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市场经济制度一般，而是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为一般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理论当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方法论，那实际上就是把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当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其结果必然是南辕北辙，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虚置、否定。必须指出，随着西方经济学在理论经济学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样的苗头已经显示出来。

因此，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基本的理论工具。长期以来，流行于经济理论界的基本方法论是兼容论，即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兼容为前提，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兼容论有它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弄清楚，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有待于转变。兼容论作为一种过渡时期的方法论，与这种情形相适应，得出的结论也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从理论思维方面看，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先研究其中的个体和细节。要把它们从与整体的历史的自然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原因和结果等方面逐个地加以研究。这正是兼容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兼容论终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它的基本思想是把市场机制看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外生因素，在此前提下考察社会主义公有制如何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这一方法论存在三个基本问题：第一，它把整个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人为地划分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两个板块，割裂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有机的联系，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第二，它在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具体方式方面没有提供客观根据，因而理论界涌现出众多的解释理论和设计方案，理论纷争极大，被形象地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第三，它把市场经济看做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列的经济形态，从而产生了市场经济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正因为如此，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兼容论的历史局限性就显示出来，并逐渐失去了对改革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

要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唯一适用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方法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客观的有机整体，它的运行、变化和发展就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性。这就决定了研究的方法论只能是唯物主义的历史的整体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地、批判地继承和发展的黑格尔辩证法。

黑格尔辩证法就是关于整体的方法论。但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唯心的。因此，必须把它颠倒过来。合理的辩证法应该包含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即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科学的研究过程，即在充分地占有研究材料的前提下，分析各个具体的经济范畴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从而发现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是科学的理论综合过程，即在前一过程的基础上，从抽象的规定出发，在逻辑推演的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但这时的具体已经不是一个浑沌的表象，而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后，作为研究对象的整体就如同一个先验的结构展示在我们面前，而这就是思维掌握整体世界的特有的方式。

这样一种方法其实也就是历史的方法，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那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就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经济形态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关联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并作为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研究这个整体运行、变化和发展的规律，逻辑地把握和在思维中再现这个整体，就是理论工作者的任务。

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我们就不能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割裂开来，不能把它们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东西，不能认为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外在的结合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有机整体的两种内在规定性。在这个有机体内部，并没有一个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的抽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也没有一个独立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外的抽象的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理解要以市场经济为前提，因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内含着市场经济；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同样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因而市场经济内含着社会主义公有制。两者相互决定、互为前提，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每个环节、每个范畴上都表现出来。

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要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出发。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起点，因而也必须是思想和理论的起点。这并不是说存在着一个标准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是说我们必须从现实中抽象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最基本的规定性，把它们作为研究的既与前提与起点，并从这些抽象的前提出发，逻辑地发展出市场经济关系，而这些抽象的前提也就在逻辑的进程中获得更具体丰富的规定性。按照这样一种方法，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规定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市场经济研究篇6

关键词：市场经济 经济周期 朱格拉周期 实证研究

问题的提出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人类取得了之前任何一个阶段或时期根本无法比拟的进步，尤其是经济增长的幅度和速度方面。但早在古典主义经济学占据统治地位时期人们就发现，一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并不存在直线式的增长，而是普遍存在着经济扩张和收缩交替运动的现象，主要表现为经济系统中的宏观总量总是围绕着其自身稳定的增长趋势呈现出循环往复的起伏波动。后来人们一般将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运行所表现出的重复出现、具有一定规律性的上下起伏变化谓之为经济周期，也称商业周期。

凯恩斯主义兴起之后，研究短期经济波动的经济周期理论获得了更大发展，它与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的增长理论共同构成了宏观经济学的两个核心，近一二十年来，两个研究领域又出现了逐渐融合的趋势。

我国很多学者在这一领域也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不少成果，不过我国现有的经济周期波动研究成果中，存在诸如“对我国经济周期长度研究和类型的研究虽已开始，但众说不一”之类的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端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具体国情、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我国市场经济周期的波动既是一个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关系到宏观经济运行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难题”。而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历程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需要敢于实践的勇气，更需要指导实践的理论。分析我国市场经济波动的一般规律和特点，无疑将有利于总结经验和教训，“由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更有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其测度也十分必要”。只有这样，才能对宏观经济将来运行的可能性趋势作出准确估计和判断，而这必须建立在对相应周期性波动进行充分认识的基础上。

我国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测度

由于一国的经济波动总是通过宏观总量及其相对率的上下起伏来表现，所以人们一般借助GDP总量及GDP增长率来划分其经济波动的周期。本文采用NBER的Bry和Boschan开发的测定经济时间序列转折点的程序（简称B-B程序）来界定我国GDP增长率变化（见图1）周期，并借此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波动的周期性。

不过，美国商务部在确定经济周期运行转折点时明确规定：第一，只有经济从一个高峰到相邻的另一个高峰，或从一个谷底到相邻的另一个谷底，波动时间在15个月以上，才称为一个经济周期；第二，一个经济周期的收缩和扩张阶段也都要分别持续5个月以上。这两条规定主要是排除一定时期内经济波动所产生的“暂时的和无关紧要的脱轨现象”对经济周期运行的干扰。考虑到“周期的长度及类型是经济运行当中内在的自身规律使然，应当是排除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以后所研究的结果”，所以具体应用B-B程序的“谷一谷”法划分经济周期时，依据美国商务部相应规定和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变通。

按照上述美国商务部对经济周期转折点划分的标准和规定，本文借助图1的分析可知，自1978年市场经济建立以来，我国市场经济的波动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周期（每个经济周期的具体波动长度特征见表1）：

第一个周期：1978～1981年（周期长度未知）；第二个周期：1981～1990年（周期长度为9年）；第三个周期：1990～1999年（周期长度为9年）；第四个周期：1999～2009年（周期长度为10年）；2009年后步入第五个经济周期的波动中。

这五个经济周期中，第一个周期属于计划经济时期最后一次波动的部分收缩阶段，而李瑛（2007）在详细深入分析经济周期内涵的基础上，指出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将改革前的经济波动纳入我国经济周期的研究范围是矛盾做法”，我国市场经济真正意义上的建设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价格体制改革，所以本文关于我国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测度主要针对后面四个经济周期。

表1中，T为实际长度，T为平均长度；σ为标准差，，其中，n为实际值的样本数，y为样本值，标准差σ表示实际值y偏离平均值的波动幅度；v为波动系数，，是衡量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对历史增长趋势偏离程度的标准化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主要指标。

借助表1我国市场经济波动周期长度特征的反映，结合图1中我国市场经济自1978年建立以来GDP增长率波动情况，可以总结出我国市场经济波动周期状态的具体特征（见表2）。

经济周期性波动特征分析

（一）周期类型

图1表明，我国市场经济自建立以来三个经济周期谷底的GDP增长率分别为4.4%、3.9%、7.1%，均远高于0%，表明每一个周期均为增长型周期。何况虽然全周期的GDP平均增长率高达9.44%，但三个已完成的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中，最低周期的GDP平均增长率都已为9%，且周期最高GDP平均增长率与最低GDP平均增长率之间仅相差0.4%，说明我国市场经济的波动具备良好持久性。

（二）周期长度

按照B-B程序的“谷-谷”法对经济周期波动长度的界定，经济波动周期的长度指一个波谷年份到下一个波谷年份的时间长度，是衡量经济波动平稳性特征的一项重要指标。从图1可知，按“谷-谷”法计算，自1981年到2009年的28年间，我国经济共经历了3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为9.3年。

“按波谷年计算，即从1961年到1981年的20年间也是经历了3个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约为6.7年”，意味着相较改革开放之前的波动，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同等时期内经济波动的次数在减少、长度在增加，说明每个经济周期波动持续的时间在延长，经济运行更趋平稳。另外，全周期的扩张收缩比率为0.9，表明我国市场经济波动中的扩张和收缩并不具备绝对化的对称性。

具体到一个周期的波动而言，其长度由扩张期长度和收缩期长度两部分组成，它们分别表示每次周期波动的经济扩张和收缩的持续性。一般来说，若扩张期的持续时间较长，收缩期的持续时间较短，那么经济增长比较稳定。显然，具有长扩张型周期波动的经济运行更加稳定。

由表1可知，市场经济波动过程中的三个经济周期的扩张收缩比率分别为：0.5、0.3、4.0，意味着相比第一、二个周期而言，第三个周期为显著的长扩张型周期，表明该周期经济波动具备扩张的强持续性、收缩的弱持续性，让我们在看到第三个周期中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提高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第一、二个周期中，政府存在对市场较多直接干预的去市场化做法导致市场经济波动较大、扩张持续性弱所带给我们的教训。更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以来，市场经济建立以来已完成的三个周期的长度分别为9年、9年、10年，这种周期长度正好吻合朱格拉周期的特征，“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运行过程中存在典型的朱格拉周期（中周期）现象”。

而朱格拉周期是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于1862年在其出版的《法国、英国及美国的商业危机及其周期》的著作中最早提出，用来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波动的时间规律性的。所以，既然我国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波动也呈现出朱格拉周期的长度特征，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经历类似于西方国家早期增长过程中的波动，进一步证明市场经济机制仅是生产力的一种发展方式，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更好服务。当然，也同时提醒我们应该注意避免西方国家早期发展中所出现的一般性问题，如、贫富不均、环境恶化、犯罪率上升等。

（三）波动幅度

波动的幅度即振幅，是指每个周期内波峰与波谷的离差，表明经济增长高低起伏的剧烈程度，它的大小是反映经济运行是否平稳的一项重要指标。由上表2可知，我国市场经济第一个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为10.6%，第二个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降至6.5%，第三个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则仅为2.2%；周期波动幅度在逐渐减弱，说明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更趋平稳。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周期波动的扩张阶段与收缩阶段是非绝对化对称的，故对振幅的衡量还应分为扩张幅度和收缩幅度两部分，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扩张高度与收缩深度，以分别反映扩张与收缩的涨、落程度。扩张高度是指周期的峰顶位置，表明的是每个周期经济扩张的强度，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经济增长的平稳性。收缩深度是指回落的谷底水平，表明每个周期的收缩力度，谷底越低，说明经济增长越乏力、越不稳定。

由表2可知，三个已完成波动过程的市场经济周期中，扩张高度和收缩深度最大的均是第一个周期，分别达14.5%、3.9%；第二个周期的扩张高度与收缩深度就已明显降低，分别为13.6%、7.1%；第三个经济周期则分别为11.4%和9.2%。横向比较结果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波动的扩张高度正在逐渐回落、收缩深度正在逐渐上升，三个经济周期中扩张高度最大的是第一个周期，达14.5%；收缩深度最大的是第二个周期，为3.9%，而第三个经济周期整个周期的波动幅度仅为2.2%，横向比较结果表明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更趋平稳。这说明我国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手段和能力正在逐步增强，值得今后工作中学习和借鉴，以达到更好的宏观调控过程和结果。

结论

总体而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确实存在非对称性的周期性波动。这种周期性波动可以概述为：长度规则、峰位下降、谷位上升、振幅减小。针对已完成波动的三个经济周期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周期类型（按波动性质分）均为增长型周期，表现为经济水平高速增长与低速增长交替出现，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波动具备良好持久性。

周期长度（由一个波谷到下一个波谷的时间长度）分别为9年、9年、10年，吻合朱格拉周期特征，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步入了类似西方国家早期市场经济发展阶段。

波动幅度（每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率上下波动的离差）由10.6%、6.5%到2.2%在逐渐减弱，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得到增强。

波动高度（每个周期内波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由14.5%、13.6%到11.4%在逐渐降低，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减少了盲目性扩张。

波动深度（每个周期内波谷年份的经济增长率）由3.9%、7.1%到9.2%在逐渐提高，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有了较强抗衰能力。

波动的平均位势（每个周期内各年度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0%、9.5%、9.1%，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扩张收缩比率（每个周期内扩张期的时间长度与收缩期的时间长度之比）分别为0.5、0.3、4，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在扩张阶段有了更强持续性。

波动系数（标准差与样本平均值之比）由0.4、0.3到0.2在逐渐降低，说明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经济周期波动幅度对历史增长趋势偏离程度在降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增强。这表明我国市场经济正向着更趋平稳、更具持久性的良好态势发展。

可见，波动幅度、波动高度、波动深度、波动的平均位势等指标的变化情况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波动性在降低、稳定性在增强；周期类型、扩张收缩比率、波动系数等指标的变化情况则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具备良好持久性。说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波动已由过去“大起大落”的不稳定局面转向“高位平缓”的较稳定局面。更值得关注的是，三个已完成波动过程的经济周期中，虽然每一个周期的时间长度都非常吻合朱格拉周期（中周期）特征，但第一个周期的扩张期为3年、收缩期为6年，第二个周期的扩张期为2年、收缩期为7年，第三个周期的扩张期为8年收缩期为2年，三个周期的扩张收缩比率分别为0.5、0.3、4.0，这既表明每一个周期都各具特点，也真实地反映了我国过去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在每一阶段的发展情景。

上述结果反映出我国市场经济增长表现出“稳定性增强、波动性降低、波动更持久”的特征。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周期波动已由过去“大起大落”的不稳定局面转向“高位平缓”的较稳定局面，证明我国已基本完成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因为，“一般来说，扩张期短而收缩期长，是计划经济制度下经济周期的特征，而市场经济条件下通常是与此相反的，即扩张期较长、收缩期较短”。就上述分析而言，我国市场经济机制的这种转变又主要是在第三个经济周期得以完成的。

启示

（一） 必须尊重经济波动周期性的规律

结合上面的图表及分析过程可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2009年后就步入了第四个波动周期的上升阶段，这有力地证明了我国市场经济波动中朱格拉周期（中周期）现象及规律的存在。尊重经济波动周期性的规律是指政府必须尊重市场、承认经济波动的存在、尊重经济波动的周期性规律，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对市场的宏观调控，相反，还应该增强。总结来说，今后的宏观调控时应该注意：

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方向：针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情况，使用宏观经济政策一定要注意政策方向。一般而言，当经济运行处于扩张期时，政府应采用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加以调节；当经济运行处于收缩期时，政府应采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加以调节。而当经济运行到转折点附近时，则应该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力度：针对经济周期波动的情况，使用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也应该区别对待。一般而言，当经济运行处于扩张初期时，政府应采用较弱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加以调节；当经济运行处于中、后期时，政府应采用较强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加以调节。而当经济运行到转折点附近时，则应该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二）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改革

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方式，市场经济体制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已运行了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过程可以证明，它大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更好服务。第三个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已得到逐步初步完善。下一步工作就是研究如何使之进一步深化，使之帮助我国经济走向更高层面。

（三）向第三个经济周期学习和借鉴宏观调控经验

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变而成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大潮中，我国经济最终也未能幸免并遭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但第三个经济周期的波动结果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最终还是经受住了考验，该周期波动中的宏观调控经验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次危机不是第一次、也决不是最后一次，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我国经济宏观调控也面临着更大的压力，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存在现成经验可以直接套用，唯一办法就是立足现实，立足国情，从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经历中去总结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参考文献：

1.姚庆彬.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测度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08

2.吕光明.经济周期波动：测度方法与中国经验分析[D].东北财经大学，2006

3.中国统计年鉴[R].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4.邓春玲.建国60年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

5.李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及其形成机制研究[D].郑州大学，2007

6.张连城.中国经济波动的新特点与宏观经济走势[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3)

7.邓春玲.建国60年经济周期波动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5)

8.马家喜.论我国市场经济波动时的典型朱格拉周期现象[J].理论导刊，2011(11)

市场经济研究篇7

 

关键词：无形资产　市场法　预期经济收益　资本化 

 

无形资产评估作为市场评估中涉及种类和范围最广的资产无疑对资产评估行业影响巨大，但是迄今为止关于无形资产评估依旧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加深对无形资产评估的进一步的研究。本文着重从无形资产评估方法中最简单、最有效的市场法进行研究，以独特的思路对无形资产中市场法的评估作深入的研究。 

 

一、无形资产的定义 

 

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中国资产评估协会(2008)217号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定义无形资产：本准则所称无形资产，是指特定主体所拥有或者控制的，不具有实物形态，能持续发挥作用且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上述定义的无形资产为广义的无形资产，并且更接近于经济学中的资产的定义。由此可以看出上述定义比新准则颁布之前的无形资产的定义更为清晰和准确。 

理解这一定义要注意从四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第一，划定主题范围限定。特定主体进一步限定了无形资产的私有财产权，是对物权法的进一步的规范和补充。第二，拥有和控制的状态规定。必须是达到拥有或者控制状态，而非其他使用或者租用等状态，从而进一步规定产权的归属。第三，不具有实物形态。这一点与之前的定义没有太多的新颖之处，这一要素规定了无形资产区别于有形资产的特点。第四，必须具备资产的普通的特点。能为企业创造持续的经济利益，这一点也是称其为资产的原因。上述四个要素缺一不可，无论缺少哪一个要素都不能称其为无形资产。 

 

二、市场法的应用分析 

 

对无形资产的应用进行分析研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但是究竟哪一种方法为研究的对象可以更具有普适性。成本法与收益法都存在其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因此讨论哪一种方法最好已经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在对三种方法进行进一步的选择和研究因此不分先后彼此，对每一种方法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也就对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因此针对实际中应用广泛的市场法进行应用研究，以期对市场法进行研究和创新，更好的推动无形资产评估市场法的科学应用。 

 

1、适用市场法评估的无形资产范围的限定 

首先来对市场法的定义以及应用来进行限定：市场法，又名市场参照物法，是指利用市场上同样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比分析以估测资产价值的各种评估技术方法的总成。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无形资产评估市场法的使用条件以及必须考虑的误差影响，才能更加科学合理的应用市场法对无形资产做出公正合理的评估结果。市价法适用于能够在现行市场上找到交易参照物的无形资产(张发树，1997)。 

 

2、市场法对于无形资产评估需要注意的应用条件 

市场经济研究篇8

 

关键词：无形资产　市场法　预期经济收益　资本化 

 

无形资产评估作为市场评估中涉及种类和范围最广的资产无疑对资产评估行业影响巨大，但是迄今为止关于无形资产评估依旧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加深对无形资产评估的进一步的研究。本文着重从无形资产评估方法中最简单、最有效的市场法进行研究，以独特的思路对无形资产中市场法的评估作深入的研究。 

 

一、无形资产的定义 

 

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中国资产评估协会(2008)217号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定义无形资产：本准则所称无形资产，是指特定主体所拥有或者控制的，不具有实物形态，能持续发挥作用且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上述定义的无形资产为广义的无形资产，并且更接近于经济学中的资产的定义。由此可以看出上述定义比新准则颁布之前的无形资产的定义更为清晰和准确。 

理解这一定义要注意从四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第一，划定主题范围限定。特定主体进一步限定了无形资产的私有财产权，是对物权法的进一步的规范和补充。第二，拥有和控制的状态规定。必须是达到拥有或者控制状态，而非其他使用或者租用等状态，从而进一步规定产权的归属。第三，不具有实物形态。这一点与之前的定义没有太多的新颖之处，这一要素规定了无形资产区别于有形资产的特点。第四，必须具备资产的普通的特点。能为企业创造持续的经济利益，这一点也是称其为资产的原因。上述四个要素缺一不可，无论缺少哪一个要素都不能称其为无形资产。 

 

二、市场法的应用分析 

 

对无形资产的应用进行分析研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但是究竟哪一种方法为研究的对象可以更具有普适性。成本法与收益法都存在其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因此讨论哪一种方法最好已经不具有实际的意义。在对三种方法进行进一步的选择和研究因此不分先后彼此，对每一种方法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也就对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因此针对实际中应用广泛的市场法进行应用研究，以期对市场法进行研究和创新，更好的推动无形资产评估市场法的科学应用。 

 

1、适用市场法评估的无形资产范围的限定 

首先来对市场法的定义以及应用来进行限定：市场法，又名市场参照物法，是指利用市场上同样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比分析以估测资产价值的各种评估技术方法的总成。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我们必须深入研究无形资产评估市场法的使用条件以及必须考虑的误差影响，才能更加科学合理的应用市场法对无形资产做出公正合理的评估结果。市价法适用于能够在现行市场上找到交易参照物的无形资产(张发树，1997)。 

 

2、市场法对于无形资产评估需要注意的应用条件 

对于应用条件要从市场法的应用条件和无形资产评估市场法两方面来进行思考，因此在分析时要注意两个角度的进一步比较。 

首先，从市场法的使用条件来进行分析。在不考虑无形资产评估这一特定条件下，市场法的使用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要存在相关资产的活跃的公开市场。只有这一市场的存在，才能从市场中找到可靠和相关的资产评估资料，才能作为市场法应用的基础和基本的前提条件。第二，在公开市场上存在可比资产极其交易活动。如果不存在相关资产的公开市场，那么也就不存在合理的市场法的参考依据了。虽然有可能存在黑市等其他非公开的市场交易的存在，但是都与公开市场条件下公平交易的情况相比具有巨大的缺陷。在导致评估信息不具有相关、合理、可靠和有效性的要求的同时，此条件的存在也是违法和政

[1] [2] [3] 

策不允许的。这一点也就限制了市场法不可能适用于一切资产，因此必须考虑其他相关资产评估方法。这些缺点同时也对无形资产评估同时具有明显的限制和局限作用。 

其次，在考虑无形资产评估市场法应用的条件下必须要考虑到无形资产的相关的特殊性来分析。针对无形资产区别于其他资产的特殊性必须考虑市场法在无形资产评估中需要特别注意和提及的问题。第一，无形资产需要考虑其是否具备唯一和独特的特点，那么市场法可能就不适用。比如商标权、著作权等等。第二，需要考虑无形资产与其他交易数据是否具有可比性，要从时间、功能、市场发育情况等方面进行考虑。第三，要考虑对数据采用何种方法进行比较。不同主体相同时间以及不同时间的交易信息的比较是否可行。这些都要进行实证分析，但目前遗憾的是国内尚未有学者做过系统的实证分析。第四，要考虑交易目的或者说动机对无形资产评估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都要考虑在内，才能对无形资产的价值做客观科学的评估。不同的目的，比如转让、企业兼并、出售以及企业联营、清算以及担保等等都对市场法评估有重要的影响。甚至每一次评估的结果都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差异，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评估的时间、地点、评估时的市场条件、资产评估当事人双方自身的状况以及资产自身的状态都有可能对评估结果造成巨大的差异。 

、对应用市场法缺陷的思考 

评估价值虽不是事实上的市场交易价值，但应是最可能的市场交易价值，所以，从总体上讲，评估方法都应是市场法(陈守忠，)。从这一点上讲，市场法应该是代表广泛性和合理性的方法。但是如何才能克服和避免无形资产评估市场法的上述缺陷呢? 

从市场方面来讲，我国相关市场发育不完善，因此从某些客观因素上来讲有些缺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来考虑如何才能使无形资产评估市场法的误差降到最小或者理想的水平才是我们研究的终极目的。评估方法一般都应该是市场法，它包括重置成本法、市场参照物法或市场比较法以及收益能力法，而收益能力法应该成为无形资产评估的主要方法(陈守忠，)。从上述观点的分析我比较同意市场法作为其他方法的基础的观点，因为不论从何种方面来衡量市场法应该是反应无形资产市场价值最好的方法，并且要符合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要求。

但是某些唯一的、独特性的无形资产，并且没有相关市场交易信息，以及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国家如何避免自身市场条件 上的缺陷呢? 

 

、对无形资产评估应用市场法缺陷的修正 

既然选择了无形资产评估的市场法来进行研究，那么应该从何种角度入手呢?无形资产评估体系应与无形资产评估的对象、评估的目的和评估的方法相匹配(陈发树，)。这可以作为一种调节无形资产评估市场缺陷的折衷方法，但是如何从创新的角度来解决无形资产评估市场法应用中的缺陷呢? 

单从某些客观方面的限制因素我们无法改变现状，因此我们必须突破常规思路对无形资产评估的市场法进行进一步的修正，以期对无形资产评估市场法的应用的纠正。思路关键就在于结合其他方法的优点来弥补市场法的缺陷。市场法中直接法的应用已经日益成熟，但是间接法的应用还是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究其原因无非是理论上间接法需要采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市场标准，而目前相关的数据都无法从可靠、权威的机构得到，故上述方法应用举足不前。 

 

三、对无形资产评估市场法经济学思考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善以及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健全，我们有必要从创新的角度入手来考虑如何对无形资产评估的市场法缺陷进行修正。 

 

、市场法的经济理论基础 

无论是近代西方经济学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无疑关注了市场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对商品价格以及市场均衡的影响。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无形资产评估市场法评估时无论采用直接法还是间接法(同时也是其他资产评估所采用的市场法的基本分类)都是在其他过去时点的市场交易价格，因此这一价格包含三层含义：①供给：需求时，亦即市场平衡时的市场交易价格；②供给<需求时，亦即处于卖方市场时的交易价格；⑧供给>需求，亦即处于买方市场时的交易价格。从这一角度来出发思考无形资产评估我们往往就会发现无形资产的评估在供给和需求上绝大多数资产往往处处与市场不平衡的状态，即便因为市场法的种种优点，但也需要在应用无形资产评估市场法时注意是否参照物的评估价格是否是处于均衡状态下的市场价格。 

市场经济研究篇9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市场经济研究篇10

政治发展的课题是当代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些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许多当代政治学家为政治发展理论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一些著作也因而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代表作，如勒奈的《传统社会的消失》(1958)、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合著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阿普特的《政治现代化》(1965)、派伊的《政治发展面面观》(1966)以及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等等。

一般的政治发展理论以政治体系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转化和变迁为研究对象，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过程。因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一般把政治发展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即传统社会的政治形态、过渡社会的政治形态以及现代社会的政治形态。

根据政治发展理论，所谓的传统社会，是指那种政治结构尚未出现较为复杂的分化，社会政治形态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如那些尚不具备完整国家性质和形态的部落、部族和部落联盟，这种社会在现在的世界上已不多见。所谓的现代社会，是指那些政治意识形态高度发达，政治结构已明显分化而且政治决策能力已相当高的社会。在当今世界上，除了极少数的传统社会以及为数不多的现代社会以外，更多的是过渡社会的过渡型政治形态。

一些政治发展理论对政治发展的模式提出了概念性的框架。撇开其次要的方面，大致有以下一些主要的内容：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大。在传统政治形态中，社会成员中只有少部分人能够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只能是消极被动的被统治者。随着政治的不断发展，社会成员参与政治过程的人越来越多，新的政治成分参与政治过程越来越快。政治系统越发达，这种参与的程度也就越大。第二，政治结构的分化。阿尔蒙德写道，“政治发展在结构方面的表现就是分化。在分化中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化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主管征税、训练官员、传递信息、维持秩序和动员支持等等的专门组织建立起来了，或是从原来的结构中分离出来了。所谓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1]。在传统社会，结构分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同一个结构或角色同时承担着若干不同的社会功能，而同一个功能又往往由若干性质不同的结构或角色承担。政治发展之后，社会的各种政治结构发生功能分化，不同的结构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政治功能。第三，政策能力的提高。在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以及政治结构的充分分化基础上，政治体系将日益增强其影响国内外环境的能力。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政治体系功能的不断增强，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活动规模也随着政治发展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扩大。在政治发展的社会中，政府的职能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传统上不属于公共管理的事务，也越来越多地为政府所左右。政府的管理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根本宗旨，是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但是，这种理论明显的西方主义色彩，又使得这种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引起多大的反响。一些政治学者也注意到，政治如同自然现象，具有明显的生态特征。一定的政治体系模式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环境基础，离开了特定国家的政治环境条件，试图用一个统一的规范模式来影响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显然是不可能收到预想之效果的。

政治发展理论产生之后，其研究范围很快得到了扩展。人们认为，无论是就政治发展的含义还是就它的目标来说，政治发展绝对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任务。和经济的发展一样，政治的发展也是一个不间断的永无终极点的过程。即使是在一些政治学者看来政治已有足够发展的国家，其政治状况也不是说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毫无疑问地存在着政治发展的任务。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基础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生产力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了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近20年来，我国的改革从农村包工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到包产包工到户的责任制，最后到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扩大企业自，到城市经济体制的综合改革，到多层次、多形式、多方位的对外开放，最后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目标的提出，都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迅猛发展和深刻变革。这种情况无疑构成了上层建筑的发展动力。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本身，而直接间接地涉及到了政治发展领域的问题。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使经济和政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离开了经济而谈政治和离开了政治而谈经济一样，往往使人们既不能理解政治也不能理解经济。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经济必须在政治的包容下才能得以运转，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必须得到政治的支持和推动。所以如果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对政治的发展提出规划和设计，那么事实上也就不可能使经济发展的战略得到顺利的实施。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2]。

政治发展的动力不仅产生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迁，而且还产生于人民生活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的提高。根据人的生活结构及其需要的一般规律，在物质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满足之后，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生活的需要也就随之产生。50年代我们在概括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时曾提出，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的矛盾。这种概括当然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但是如果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日益增长的恐怕就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且还有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等等多方面的内容。

尤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分配制度和福利制度等等的变革，使社会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社会的利益在地区与地区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得到了充分的分化。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更加希望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过程，以维护其自身的合法利益。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政治的发展，早就为我们党所认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中，他反复指出了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以及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例如，他指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妨碍了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的正常运转，影响了工作效率；干部管理权限的过分集中，压抑了人才的脱颖而出，不利于把一大批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提拔到急需的工作岗位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使机构失去了活力，压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等。对此，邓小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3]。如果现在再不实行不仅包括经济体制而且也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4]。1980年，邓小平同志又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更加明确地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5]在1986年9月至11月间，邓小平又几次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并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他指出，“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6]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为我们确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完全符合由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提出的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

在当代我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始终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一方面，经济的变革和发展已经对政治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政治上的变革和发展，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必然会遇到障碍。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政治的发展，并为政治的发展开辟前景和道路。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给人以另一方面的启示，即任何一次经济发展的飞跃，它必然存在着一定政治变革的背景。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贸易自由、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7]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经济上的伟大成就，必然存在着它的政治原因和理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显然是政治变革的直接结果。对政治发展理论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说得好，“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8]。因此，采取积极的态度推进政治的发展，不仅是完善政治体系本身的要求，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研究政治发展的课题很多，从目前以至未来一段时期的情况来看，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是特别值得政治学研究的。

第一，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如何使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而市场经济体制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根本要求，就是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基本关系。因而可以说，市场经济的体制是否得以顺利建立以及正常运转，其关键之点就在于能否规范政府管理的职能。几年来，在经济动力的促进下，我国的政府管理职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使得一种能够满足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应该说还远远没有形成。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的角色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完全理顺，因而不能不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发展的首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