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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十篇

时间：2023-05-04 09:18:09

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篇1

省人大常委会公告

第78号

《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由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17年3月24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2017年3月24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认定、传承、传播、开发等保护活动以及相关管理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

(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

(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

(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

(五)传统体育和游艺;

(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

(二)制定并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三)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认定、记录并建立档案;

(四)组织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实物的征集和保管工作;

(五)组织认定、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和认定代表性传承人;

(六)监督检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情况;

(七)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其他工作。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审计、教育、体育、旅游、民族宗教、住房和城乡建设、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个人等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宣传、保护、传承以及开发利用。

第二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组织认定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下简称代表性项目)，建立健全本级代表性项目名录、资料体系。

第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申报代表性项目，按照有关规定符合相应条件的单位可以向省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申报代表性项目;申报材料应当真实、完整;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相关规定组织专家评审、公示，报本级人民政府认定并公布。

设区的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将本级代表性项目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推荐，经上一级人民政府认定后列入上一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第十条代表性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

(二)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性、代表性;

(三)具有在一定群体或者地域范围内世代传承、传播的特点;

(四)具有地域或者民族特色，在本行政区域内有较大影响。

第十一条对列入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本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明确保护单位。

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并实施项目保护与传承计划;

(二)全面收集与项目相关的实物、资料，并整理建档;

(三)确保项目不失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统工艺、技艺或者特点，开展传承、展示、展演、培训以及学术交流等活动;

(四)为项目传承以及相关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五)按照规定使用保护资金;

(六)向文化主管部门报告保护、传承等工作情况。

第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对代表性项目实行分类保护，对濒危、存续良好、生产性、少数民族等代表性项目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和办法，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

第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代表性项目相对集中的区域应当实行整体性保护，有计划地开展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保护名镇、老街、传统村落原貌和原住民生活形态。

第十四条对具有生产性技艺和社会需求，能够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代表性项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对其进行扶持和引导，实行生产性保护，使项目的核心技艺在生产实践中得以传承。

第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目录，并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抢救方案，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进行抢救性保护、保存。濒危项目目录报上一级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在建立代表性项目名录时，对体现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予以优先考虑。

第十六条鼓励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方法研究，鼓励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代表性项目的整理、出版等活动。

第三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

第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认定本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以下简称传承人)，建立本级传承人名单以及信息资料库。

第十八条传承人由代表性项目技艺持有者申报，按照有关规定提交申报材料，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组织评审、公示;符合条件的，予以认定并公布。

第十九条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熟练掌握项目的技艺;

(二)在一定的区域或者领域内被公认具有代表性、权威性、影响力;

(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传承人。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传承人开展传承和传播活动;组织或者推荐其参加各类展示展演、学术交流、培训等活动，并提供必要的费用。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宣传、展示代表性项目，结合市民文化节、文化遗产日、传统节庆和民间习俗活动，展示代表性项目保护成果，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氛围。

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公共媒体应当采取措施，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知识。

鼓励公园、广场、车站等具有展示空间和条件的公共场所，对宣传、展示代表性项目给予支持、提供便利。

第二十二条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中小学校将本地优秀的代表性项目内容纳入素质教育，以开设相关课程等形式开展传播、弘扬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

鼓励和支持街道社区以及其他企事业单位等广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以及宣传活动。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立展示和传承场所，展示和传承代表性项目。

第二十三条鼓励和支持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文化渊源的产品和服务，科学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第四章保障措施

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资金投入、人员培训、代表性项目以及传承人申报、评审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建设，建立健全资金使用、项目管理、传承人管理等制度。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审计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审计。

第二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活动纳入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根据需要设立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展示)馆、传承基地(传习所)等基础设施，或者利用现有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以及综合文化站(中心)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集中开展代表性项目的传承、展示和展演等活动。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十八条规定，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不予评审、认定，或者予以撤销。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保护单位不履行义务或者导致代表性项目失去传统工艺、技艺以及特点的，由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取消保护单位资格。

第三十条未按照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的，由财政和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作出处理。

第三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中有、、等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二条本条例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篇2

省人大常委会本次会议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浙江省港口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以及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报请批准的《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的决定》等法规，进行了分组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港口管理条例草案经多次征求意见和修改，内容已比较成熟，宁波市、景宁畲族自治县报批的法规也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建议本次会议分别予以通过或者批准。同时，常委会组成人员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5月24日下午，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对上述法规草案和报批法规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修改意见。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法委提出的修改建议已于今天上午向主任会议汇报，主任会议作了研究。现将主要修改情况汇报如下：

一、关于《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

(一)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草案修改稿在第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文联、社联、科协、作协和有关行业协会、学会等组织应当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按照各自章程和职责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二)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草案修改稿第九条第二款第一项在“普查”之后，增加“发掘、整理”四个字。

(三)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将草案修改稿第十二条第二款中的“鼓励社会捐赠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修改为“鼓励社会以捐赠、认领保护、设立保护专项资金等形式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

(四)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意见，将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中的“科研水平”改为“科学水平”。

此外，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对草案修改稿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进行修改，或者删去这个定义。鉴于这一定义是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写的，为便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和保护工作的开展，经研究，建议对条例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不作修改。

二、关于《浙江省港口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

(一)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意见，将草案修改稿第二十六条规定中的赔(补)偿责任修改为“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二)草案修改稿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七条至第五十条规定了法律责任，其中关于罚款幅度，区别沿海港口经营人与内河港口经营人作了不同规定。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罚款幅度作这种区别不一定合理，也没有必要。为此，将上述条款中的罚款幅度分别作了统一规定。

三、关于《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景宁畲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的决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

一、我国少数民族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问题由来

(一)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和发展形势严峻

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沉淀而成，但在当前，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环境恶化、移民、过度旅游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受到严重的威胁，导致一些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逐渐的消失，如纳西族的东巴教，是佛、道、基督、天主、伊斯兰教之外的一种原始宗教，创造了辉煌的图画象形文字。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把东巴教当作封建迷信批判，致使现在只有极少数年迈的老东巴使用东巴文字，年轻的纳西人已不认识图画象形文字，而这些老东巴均已七八十岁，再过几年这些人死后，东巴文化将失传，“活”化石变成“死”文物。再如，基诺人原过着原始父系的氏族社会生活。20世纪60年代，人们“帮助”基诺人“一步迈到社会主义”，致使基诺人原有的生活方式土崩瓦解，最后在1981年彻底拆除了基诺山上的父系大家庭的建筑———大木房子。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父系氏族社会形态的“活”标本，毁于当代人手里，令人痛心。因此，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亟待需要改变。

(二)现行法律法规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

在保护非遗的立法上，国家层面的立法相对比较零散，如《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著作权法》、《刑法》等相关法条，都有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规定。2011年我国通过和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遗法，它是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法，比较完整地设定与之相关法律制度。除上述法律之外，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还包括1992年10月14日，国务院通过《中医药品种保护条例》，1997年5月通过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等。除此之外，在我国非遗法律保护框架中，地方性立法一直领先于国家立法。如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前后制定了本行政区域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江苏省、浙江省等先后颁布实施了本行政区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这些虽是专门或主要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法规，但也存在相应缺陷，如其适用的效力地域范围非常有限，相对于全国一百多个民族自治地方而言，现有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也只是凤毛麟角。①

二、我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严重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数处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北部偏远地区。经济的落后导致当地少数民族居民收入及其低下，因此加剧其对利益的追逐，离家外出打工，放弃传统的生活方式，从而放弃继承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如，一些靠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其传承人生活拮据，可能不得不为了生机而另谋出路。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众多民间艺人，其生存状态令人担忧，很多民间艺人年老体衰，经济贫困，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将随着老艺人的离世而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二)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制约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特点之一是大多来源于农耕时代，起源于同时代的狩猎、游牧、采摘等农业类型，而这些类型又与当时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如果自然环境和社会政策环境发生改变必然会制约着这些文化类型的生存。如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一些省会城市和县市城镇，都纷纷出台了建设“千万人口”“百万人口”的城市规划，并出台了不少“移民”优惠政策。加上农民对城镇生活的向往，不少传统村落的原住民，纷纷背井离乡，进入城市。许多传统村落成了“空心村”。如广西桂林灵川县的长冈岭、阳朔县的石头寨等处，不少古建筑因人走村败，年久失修而坍塌。广西贵港木格镇君子垌围屋城堡建筑，是古代客家建筑在广西地区古村落的代表，同样因为原住民迁离，使得这些客家建筑日趋破败。②

(三)我国相关立法对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体或群体的利益保护不足

一方面，广大民众对非遗认识不足，厌弃农耕文明的遗留，因此对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体或群体尊重不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族群或社区通常被认为为原始落后的种族，其所属的群体也被认为是愚昧和落后的人群，他们传承下来的久远的文化，技术等传统知识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这些保留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族群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管是其人格尊严权还是其文化尊严权都应当得到法律上的尊重与承认。如云南阿夏摩梭人的走婚习俗应得到法律的承认与尊重，区别于《婚姻法》中的传统一夫一妻制。③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立法还没有形成完备的非遗法律法规保护体系，在法律保护多是行政性保护，回避非遗的民事保护机制，因此造成对其中的非遗产所在社群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保护不足。他们的物质利益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中无法得到有效的实现，理由是我国法律并未为其设定利益分享机制。国际社会通行利用设定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社群民众的各项利益分享的权利，但是中国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四)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严重不足

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力的主观原因。观念的淡漠是非遗保护的“第一杀手”。很多少数民族民众不知道本族群拥有哪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资源，并且对其保护也并不热衷。我国虽在几十年前已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2011年也专门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官方也举办了各类交流会、非遗探讨活动。但这些活动多在专业人士内部举行，普通大众对非遗的关注微乎其微，很难深入了解与研读。当代年轻人对传统文化越来越少的关注，会使这些非遗文化逐渐走进图书馆、收藏馆，使其由活态变为一种历史的记忆。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几个问题

(一)权利主体不明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长期的流传中个性被逐渐淡化，难以确定其在流传中众多社群参与者的贡献，通常将他们视为一个共同的民族身份。所以想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某个具体作者是不现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属性造成法律对权利主体界定的困难。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此问题进行回避，因此导致非遗的权利主体不明。

(二)利益分享机制不明确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一部典型的公法，行政法。就内容而言，仅涉及行政性内容，未涉及民事性保护条款。其着重描述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作为，职责、权利、义务等问题，其目的是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抢救”之目标，而不涉及“利用”之目标，即在利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项利益及利用的分享等。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立法模式主要是回避民事性保护的复杂性。显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面对歪曲、贬损时，由于没有民事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有人不可能直接诉诸法律，而最多只能请求主管机构出面制止。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可以带来诸多的经济利益，许多个体或单位肆意的对其商业化使用，却不给其传承者、保有者以相应的回报，加上拥有者本身的法律意识非常淡薄，即使与其他单位合作，其也是通常处于被动位置，最终得到的经济利益也微乎其微，如在”天然药物热”狂潮中，一些制药企业利用中医药或少数民族医药知识开发新药获取高额收益，而这些医药知识的提供者仅从中获得很少的收益。这种利益分配不公的现象，不尊重所在社群物质权益和精神权益的现象，严重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损害其拥有人的利益，也会加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序利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没有区分普查和调查

调查不能代替普查。此两类在组织上、技术上的要求有很大的区别。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存，其中最为基础和主要的工作是就进行记录调查，其目的是摸清家底。对了解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留存传承情况、生存环境，保存我们的民族记忆和文化基因。因此普查和调查工作就很重要。所谓普查，是指对统计对象的全部进行的一次性调查，普查的结果比较全面、准确，但所需的人力、物力较大，耗用时间也较多。调查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从而获得丰富的第一手材料。④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应当首先由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普查工作，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普查之后，再由县级文化主管部门进行定期的调查工作。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章中只规定调查，没有涉及普查，实属立法一大漏洞。此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11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其他部门可以对工作领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不妥，这样的规定会制约了其他主体参与非遗保护工作。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国家政府理应充分发挥社会各方力量，来促进调查工作的开展。在非遗的调查过程中，需要限制的是境外机构，而非国内的有关部门或社会团体。相反，还应调动国内团体、群众的积极性。在对境外机构和个人调查活动的基础上，本意是为了防止珍贵实物资料的流失，但目前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如能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建立珍贵实物资料清单，将之纳入文物保护法的管理体系可能更为可行。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具体措施不全面，表述不准确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第三条的法律缺陷有以下几点:第一表述不准确，容易引发歧义。或者立法者的意图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但是，从该规定来看，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两类:一是不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另一类是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第一类是仅需保存，第二类除了保存之外还有弘扬和发展。这一规定人为的割裂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因为非遗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所以凡是符合法律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都应予以保存与传承另外一方面，第三条中所设定的非遗保护措施也不够全面，不能有效对其进行保护。该条中提到的认定、记录、建档、传承、传播等措施是不够的，也不符合《公约》要求。无论是从《公约》对其“保护”措施的要求，还是非遗自身的保护需要，上述措施都是不够的，还需通过对非遗权利主体的确认并授予专有权利来进行保护。

四、我国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立法建议

(一)国家应尽快出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相关的实施细则与配套制度

非遗法作为该领域内的基本法，其许多条文比较原则，不能涵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诸多细节，建议国家应尽快制定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细则》，对相关的制度进行细化，进一步明确相关问题，增强其可操作性。因此，立法机关应尽力吸收国际国内有关讨论的成果，尽快出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对于其中所涉及的主体、客体、保护期限等问题，成熟多少写进多少，不必等待所有的问题研究清楚。即使在此过程中有诸多不成熟的地方，也应当先使其通过。然后在实施的过程中进一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果等待所有问题都研究清楚之后再制定相关配套细则，可能再过20年也难以完成。

(二)采取公法为主，私法为辅的非遗法律保护框架，合理建立利益分配方式

在非遗的保护中，抢救和利用两方面都十分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保护过程中日益呈现出的更多问题是“不当利用”行为，鉴于此，我们在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时应兼顾行政性和民事性保护，但其中民事保护更是基础性保护。⑤保护少数民族的非遗产资源不应把其封闭起来，而是要在商业化运用的过程中，既传播、发扬和充分利用这些遗传资源，又让其持有者或者传承人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这就是引入特殊权利的保护，设定惠益分享的机制，使实际的权利主体和其他使用者共享利益，为开发者和所有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设定合理的权利和义务，在保存维护非遗为前提，妥善的解决两者之间利益分享问题，保障非遗所在社群的根本利益。

(三)制定适合少数民族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需两条腿走路，除国家立法外，建议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应尽快出台与非遗产有关的地方性法规。针对少数民族的非遗保护，建议在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框架内，以民族理论为基础，认真总结各个省市、自治区非遗保护的宝贵经验，立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独具的文化内涵，同时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内容，种类和特殊性进行具体解读，利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自治权，立法变通权，制定出适合各行政区域内少数民族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时扩大宣传，帮助群众树立正确的非遗保护观点，提高公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提高文化自觉性，在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发挥政府的作用。

(四)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非遗的普查调查工作

制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单行条例、自治条例等的基础工作之一是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本民族内横向全面普查，或跨民族纵向单项普查，弄清应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哪些。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级评定制度，犹如评定文物等级，确定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一级“活”文化，哪些属于二级、三级、四级。例如，大理白自高自大的三道茶，一道苦二道甜三道回味，曾昌唐代南诏国王赏赐群臣的宫廷茶，白族人民保留下来，招待尊贵的客人，三道茶十分有特色，可谓一级民间文化。

五、结论

少数民族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漫长的农耕时展传承下来。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少数民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在迅速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保存、维护和保护珍贵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障人类的持续发展，成了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要对策是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在立法方面，虽出台了《中国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但其本身也存在的权利主体模糊、利益分享机制不明确，部分规定过于笼统，部分条款有待修改等诸多缺陷。因此建议完善与其相关的实施细则和相关配套制度，建立公法为主，私法为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妥善调整利益分配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普查等。

作者:王颜颜钟新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注释:

①孙浩坚．浅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及优化策略［J］．非遗研究－大众文艺．

②王鹤云，高邵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机制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58．

③河山，军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概要［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340．

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口头和非物质遗产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52-0099-02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又一次掀起了民间文化保护的热潮。和以往不同，这一次全面启用了一个新的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英文缩写为“ICH”）。这个概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下，经历了一个从争议到基本达成共识的命名过程。仅从术语的使用上看，就“出现过几次明显的变化，其中既有民俗（folklore）、非物质遗产（non-physical heritage）、民间创作（cultural tradition and folklore）、口头遗产（oral heritage）、口头和非物质遗产（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一类总称性术语，也有后来在“代表作”申报条例和申报书编写指南中解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基本类型的“文化表达形式”（cultural expressive forms）和“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这长达数十年的概念嬗变过程，反映出人类展开文化间对话的决心、艰辛和成就，同时也昭示了这一框架性的综合概念在国际语境中的相对明确的内涵。

在2011年，我国出台了一部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命名的法律，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部法律把口头文学，传统的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传统的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的礼仪、节庆等民俗以及传统体育和游艺等都列为了保护对象，并将它们统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这个称呼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习惯的称呼。它是随着昆曲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才“开始进入了中国的公共阅读空间”，但这个概念的中国含义和它的“国际来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独立出来将无法理解。所以我们必须借助它在国际交往语境中被定义和被使用的历史，透过术语频繁更迭的表象，才能厘清这一概念稳定且融贯的内涵。而这正是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政策保护、数字化保护的前提。1与“民俗”有关的术语的使用

195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一次政府间会议通过了《世界版权公约》。但该公约没有覆盖到“民俗”（folklore）所指称的范畴。“首创民俗一词的英国民俗学家汤姆斯认为，民俗是在普通人们中流传的传统信仰、传说及风俗，即‘民间古旧习俗或民间文学’、‘民众的知识学问’以及‘古时候的举止、风俗习惯、仪式、迷信、歌谣、寓言等’”。而这些正是后来被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主要属于“非西方”的文化形态，因难以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版权法的保护，而遭受着严重的破坏包括被肆意掠夺和歪曲。到了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开始利用国内版权法来保护其“民俗”。例如1967年，突尼斯率先将民间文学列入版权法保护范围，此后有玻利维亚（1968，仅限于民间音乐）、智利（1970）、摩洛哥（1970）、阿尔及利亚（1973）、塞内加尔（1973）、肯尼亚（1975）……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建议为《世界版权公约》增加一项关于保护民俗（folklore）的《议定书》。正是在这些国家的影响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关注从国际法的角度来保护“民俗”，并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力协作。自此，在国际社会拉开了一场围绕着“民俗”与版权保护问题的历时久远、争执不断的认同过程。

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日内瓦召开了专家会议，并通过了后来颁布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表达、禁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破坏的国家法律示范条款》（以下简称《示范条款》）。《示范条款》使用了“Expressions of Folklore”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指由传统艺术遗产的特有因素构成的、由某国的某居民团体（或民营该团体的传统艺术发展的个人）所发展和保持的产品。

这一文件虽然得到了部分中东欧、非洲、拉美和亚太地区国家积极回应，但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分歧太大，当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试图根据《示范条款》出台一个同名公约时，终因难以引起广泛共鸣而不得不作罢。

198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这个文件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把“民俗”和“知识产权”这两种从一开始就捆绑在一起却相互责难的理念分开来处理，萨曼塔·谢尔金女士在工作回顾报告中引述了杭柯教授的客观评价：《建议案》明智地强调了民俗保护的积极方面，比如以适当的方法维护和传播民俗；同时避开了消极方面，如“知识产权”及其运用中的棘手问题。与知识产权问题加以分别对待的取向日益清晰起来，以期绕开长期的困扰和最后出现的僵局，在将来的行动计划中从方法上改善工作途径，在理论基石与预期的操作结果之间厘清观念上的认识，形成内在统一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指示了两个组织在未来更加明晰的分工合作的方向。那就是在UNESCO框架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朝着鉴别、保存、保护、传播、维护以及国际合作这些容易达成共识的方面努力。这一方向最显著的成果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出台。另一方面则由WIPO采取特别立法来建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特别权利体系，UNESCO积极配合。这一转向给国际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内涵在脱离民俗和版权主导的两难语境后，朝着可操作性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建议案》采用的术语是“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该定义和《示范条款》的规定基本一致，但是却用“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替换了《示范条款》使用的术语“Expressions of Folklore”。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民俗一词带有西方人居高临下的“轻蔑”含义，故将“传统文化”置于“民俗”之前。术语的替换已经反映出教科文组织框架内一种谨慎使用“Folklore”一词的共识，这为它将来的“退出”埋下了伏笔。

2“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一词的使用

1997年6月在马拉喀什举行了“国际保护民间文化空间专家磋商会”，在会议辩论期间产生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人类口头遗产”（the oral heritage of humanity）。后来UNESCO执行局第155届会议指出，由于“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的，因此在以后的鉴别中，在“口头遗产”的后面加上“非物质”的限定。至于为什么要这样限定，学者们有不同的理解。根据向云驹教授的看法，这是由于口头遗产在某种意义上契合了另一种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传统，例如欧洲的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的大型有形文化遗产、小型有形文化遗产、小型可移动文物等历史悠久的遗产保护传统和法律法规用语。又如，日本、韩国、美国等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开展的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民俗文化遗产、无形民俗文化遗产、民俗文化保护等保护传统和法律法规用语。所以，在民间文化变性为口头遗产时，许多参加教科文组织制定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的国家代表要求补充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口头遗产并列和连缀。

在本次会议随后通过的“代表作条例”中，“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法定用语，它被定义为“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及其他艺术。除此之外，还包括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

3“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的使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法定用语，一般认为是直接从“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这一术语演变而来，但其根源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关。1972年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但保护的范围仅限于纪念物、建筑群和遗址等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不能涵括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而此类遗产则面临着更易受到破坏乃至消亡的严峻形势。为了完善对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作为与物质性、遗址性、建筑性文化遗产相对应的概念被提了出来。这个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日本对无形文化财产（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ies）保护的前瞻性立法的影响。

1992年，UNESCO启动遗产保护项目的子项目，保护对象就是“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实际是一个与日本政府合作的项目，当时设立了“日本保护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托基金”。这里要注意的是“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个术语，它应该就是1998年“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英文“intangible”一词的来源。

UNESCO于2002年1月22日至24日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国际公约应包括的优先领域”为主题的国际专家会议。会议期间，专家们建议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取代“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此后，“非物质文化遗产”（ICH）成为了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法定用语，并被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根据上述定义，进一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列为以下五个领域：①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风俗、礼仪、节庆；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的手工艺技能。同时《公约》还对“保护”作了以下说明：“保护”是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该《公约》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即“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国际社会由“民俗”演绎成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外来概念整合了我国对民间文学、民间风俗、传统工艺美术、传统技艺等对民间文化进行分类描述的概念。这将为我国民间文化的保护提供一种整体的，统一的价值追求。

参考文献：

[1]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J].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08（1）：6-17

[2]向云驹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若干哲学问题之一[J].文化遗产，2009（3）：1-10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EB/OL].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inc/detailjsp？info_id=30872012-2-8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EB/OL].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ihchinacn/inc/detailjsp？info_id=30882012-2-8

[5]向云驹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概念与范畴[J].民间文化论坛，2004（3）：69-73

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篇5

关键词：大运河（江苏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现状与对策

一、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2003年10月在巴黎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的界定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江苏省在地理位置上位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中部地段，同时也在长江、淮河的下游。江苏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同时也有着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40项项目中，仅江苏省就有10项项目。根据国务院先后于2006年、2008年、2011年和2014年公布的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国共有1372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江苏省共有145项。在部级名录将非遗划分的十大门类中（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江苏省占有量排名前三类别的分别是：传统技艺类（33项），如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制造技艺、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雕版印刷技艺、扬州漆器髹饰技艺、茶点制作技艺（富春茶点制作技艺）等。传统美术类（27项），如桃花坞木版年画、剪纸、苏绣、泥塑、常州梳篦等。传统戏剧类（22项），如昆曲、京剧、苏剧、扬剧、木偶戏、木偶戏、淮剧、徐州梆子等。

二、大运河江苏段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一）大运河江苏段地域概况2014年6月，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WorldHeritageConvention）在卡塔多尔哈举行，在此次大会上，中国大运河（TheGrandCanal）项目申遗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也标志着这条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大也最广泛的土木工程项目，同时也自古以来在国家经济繁荣和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工运河，进一步迎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整体长度约690公里，约占京杭大运河整体长度的五分之二，是运河流经最长的省份。大运河流经全国6省和19市，在江苏的13个省辖市中，大运河从北到南贯穿了徐州市、宿迁市、淮安市、扬州市、镇江市、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8个省辖市。不同于其他省份部分河道已淤塞或停用的情况，大运河江苏段保护和使用较好，江苏境内的淮扬运河扬州段、江南运河苏州段仍然承担着重要的航运功能。

（二）研究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概述大运河江苏段是经济较发达、文化相对丰富的区域，在江苏段内保存了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运河在江苏段流经的8个省辖市中，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数量分布分别为：徐州市9项、宿迁市2项、淮安市6项、扬州市19项、镇江市9项、常州市13项、无锡市11项、苏州市32项。关于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划分与界定，李永乐、杜文娟（2011）提出了“由大运河生产、生活方式孕育而产生的，或者其内容反映大运河生产、生活方式的，或者其形成、传播依赖于运河环境的，都可以界定为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荀德麟、刘志平、李想、贾新（2014）梳理和选择介绍了形成、传承与发展变化，与京杭大运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连带关系的代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目前关于京杭大运河内所涵盖的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尚无全面的数量统计与细致逐项的内容介绍，不过，在大运河江苏段内，按照与京杭大运河有着直接或间接连带关系的内容划分，比较有代表性的项目，以传统技艺和传统美术两类为例，典型代表性项目主要包括了：（传统技艺类）宜兴紫砂陶制技艺、宋锦制造技艺、苏州缂丝织造技艺、苏州御窑金砖制作技艺、扬州漆器髹饰技艺、雕版印刷技艺等。（传统美术类）桃花坞木版年画、剪纸（扬州剪纸）、苏绣、泥塑（惠山泥人）、苏州玉雕、常州梳篦、彩扎（邳州纸塑狮子头）、盆景技艺（扬派盆景技艺）。

三、大运河江苏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现状

大运河江苏段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传播途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固定的非遗宣传、展示场所主要包括了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历史古街等，例如著名的“扬州双博馆”（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扬州博物馆新馆的合称）；扬州市文化馆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厅及雕版印刷、扬州民歌传习所；古运河边的历史老街东关街；聚集了世界级、部级、省级和市级非遗项目的“扬州486”非遗集聚区；常州大学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占地6000平方米的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徐州市图书馆内的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以及2019年国庆前夕刚刚开业的，位于徐州新沂宋庄，包含的剪纸、染布、纸塑狮头等多项非遗元素的国内首家非遗主题民宿：宋庄非遗主题民宿等。

（二）大众媒体早期的非遗主要是依靠政府或有关组织等主流媒体的推广，但近几年来，伴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和民众的对其了解的日益增加，大众媒体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在大运河江苏段有较为明显的体现。除了新闻、报纸、杂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电视上及网络上的部分旅游节目中涵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的内容，不仅如此，还有非遗专题类节目的推广，例如2015年由江苏电视台国际频道播出的大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片《非遗江苏》，以8集每集18分钟，每集不同的主题分别介绍了江苏省的代表性非遗文化遗产项目，如昆曲、古琴、苏绣、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富春茶点制作技艺、苏州评弹、扬州玉雕、桃花坞木版年画等等。

（三）政府组织的非遗会展由政府和相关机构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展或交流活动，也起到了关键的推广作用。这类会展活动不仅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品做了展览，部分还邀请了非遗传承人的现场技艺展示，以及群众可以参与的非遗实践体验。例如2019年在淮安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非遗展，就将非遗精品展示、大师同台竞技、传承互动体验、美食展销融合一体，拉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普通群众的距离。

四、大运河江苏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对策思考

虽然在大运河江苏段的非遗传播上，三种主要途径起到了一定力度的传播作用，但是在普通群众的生活中，非遗还是显得遥远和缺乏。在大运河江苏段的8个省辖市中，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固定场所大多于近5年才逐步建立，尽管也有在非遗展会上的面对面接触的机会，但是这种展会几乎每年仅有1-2次，再加上推广平台的缺少，造成了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辐射面局限、传承较为艰难。本文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提升大运河江苏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播：

（一）建设多重交叉传播体系2006年9月，江苏省通过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之后在2013年1月进行了修订。在这之后，在大运河江苏段的省辖市中也先后出台的相关法规政策，如苏州市2013年颁布了《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扬州市于2018年通过了《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这类由政府颁布并实施的法规政策，在大运河江苏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如果依靠任何一方的单一力量都是不够的，可以建立政府、学校、固定的非遗展示场所、民间组织的多重交叉传播体系：即以政府引导为主，同时在大中小学等教育体系中，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开展适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介绍和活动，并引导学生们不定期的前往固定的非遗展示场所（如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非遗展示空间等）。学生对于非遗的兴趣可以带动家长的共同参与，从而为非遗的民间组织甚至非遗的传承人提供未来的潜在力量。除此之外，进行融合媒体传播平台的构建，除电视、广播、报纸之外，注重网站特别是手机端传播平台的搭建，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平台的传播。

（二）注重活态的保护目前在大运河江苏段的博物馆、文化馆或图书馆的非遗展示区中，除少数个别之外，大部分仍然采用了橱窗内静态作品，配以大段文字和少部分图片结合的方式进行展示。这种静态化的展示方式并不能很好的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该有的“活态”性特点。非遗的“活态”性不光体现在非遗传承人的手艺创作上，也体现在在制作非遗作品之中展现出的工匠精神上。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别国较为成功的案例，例如英国国家足球博物馆就将学校的教育同博物馆进行了较好的融合，按照不同年龄段的区分（3-4岁、5-9岁、9-12岁、12-16岁）设置不同的内容，使得学生们不仅了解了足球文化的内容，也锻炼了生存和生活技能，感受了足球运动中的体育精神。结合外国的经验，可以进一步根据江苏本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例如博物馆或者非遗展示区可以设置“工作坊”，根据不同年龄段设置不同的主题内容，同时注重传达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渗透的敬业、专注和创新等精神。

（三）增强传播内容、采用数字化科技手段除了搭建有效的传播平台，如何使看似遥远而复杂的非遗用生动有趣、吸引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从而引起其兴趣的内容进行传播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方面，普遍受广大青少年喜爱的动漫可以作为传播内容中一种有力的形式。动漫不光兼具了艺术与娱乐的特点，其感染力、亲和力极强，尤其对青少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这种优势可以很好的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播当中。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中亮相的动画版《清明上河图》，就利用动漫的形式将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作做了很好的传播。在动画版中其尺寸比原作大了约30倍，一眼望去，清晰明了、气势非凡。仔细看去，画卷中行人、官吏、农夫、车夫、车马等所有细节都运动了动画的形式动了起来，还有白天黑夜的交替，使得原本静止的画卷成为了让人叹为观止、妙趣横生的神奇画卷。在上海世博会结束之后，动画版的《清明上河图》在网上仍然有很高的热度，可以说很好的进行了二次传播。不仅如此，在当今的信息时代，采用数字化科技手段将大运河江苏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传播，也有助于提高传播的效率，同时增加其辐射的广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篇6

关键词：甘孜州音乐遗产保护现状

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格萨尔王的故里、嘉绒文化中心、茶马古道中枢、康定情歌的故乡，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甘孜州也是中国第二大藏区，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00余项。其中，部级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2项目，部级舞蹈类3项，部级传统戏剧类3项，省级民间音乐、舞蹈类55项，传统戏剧8项，是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多的地区。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的精神和有关要求，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甘孜州也于2013年8月1日执行了《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充分发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

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

（一）遗产的地理位置及分布状况

甘孜州面积有15.3万平方公里，约占整个四川面积的三分之一，处在青藏高原的东南缘。本土藏族人口占78.4%，汉族、彝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等25个民族，均以大范围聚居与小范围杂居的形式，分布在全州。甘孜州1市与17县中，由于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交通仍然不便利。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主要分布在交通不便利的康定、九龙、甘孜、巴塘、德格、色达、道孚等地区。

（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

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有第一批申报部级非遗产项目的巴塘弦子、玛达咪山歌和川族山歌。第二批申报成功的甘孜州得荣学羌，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中增加的甘孜锅庄、马奈锅庄。传统戏剧包含有德格格萨尔藏戏、巴塘藏戏、色达藏戏。省级项目中，甘孜有顶毪衫歌、康定溜溜调、扎坝嘛呢舞、热巴舞、甘孜踢踏、真达锅庄、木雅锅庄、丹巴阿克日翁（兔儿锅庄）、乡城恰热（疯装锅庄）、新龙锅庄、德格卓且、岚安锅庄、理塘锅庄、木雅藏戏、理塘藏戏，以及甘孜州色达文化旅游局申报的骨笛。

二、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绩

1.《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和实施

2013年，甘孜州通过了《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标志着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也充分体现了甘孜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和支持。该条例是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性文件，为保护的规划实施等做了详尽的指导。比如拟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建立非遗档案与数据库，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准确采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名录》，对濒危遗产进行重点保护。该条例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如：民俗、传统手工艺、传统民间医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同时，条例对保护内容、经费支持、科研、保护团体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2.甘孜州采取多样的形式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甘孜州政府一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甘孜州各市、县均设有文化局、文化馆，部分地区设置有非遗传习所。州各级政府部门在非遗项目申报，认定非遗项目传承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据比重大。同时，甘孜州还打造藏彝走廊民歌大赛、拍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片等活动，加大了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宣传活动。尤其是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设立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展示、开发、利用的平台。2009年5月1日，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是本地优秀文化展示的重要平台。坐落在跑马山脚的博物馆共三层，第一、二层分别陈列藏民族服饰、农耕系列、唐卡艺术、经版印刷、藏医药类，展厅的三层为民族歌舞视听大厅，参观人员能在博物馆里感受到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同时，这也是非遗重要的保护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建成与投入使用，诠释了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项目，也意味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加了博物馆保护的模式。

除此以外，甘孜州加强与高校的合作以拓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途径。甘孜州分别在2012年和2013年期间，与西南民族大学、中国音乐学院签署协议，甘孜州将为西南民族大学提供研发基地及教育培训实践基地等支持，而西南民大方面将则为对方提供培养、培训各类相关人才，中国音乐学院与甘孜州共同建设民族音乐研究教学实践基地。同时，甘孜州本土民族高校也专门设立了康巴歌舞音乐研究所，康巴文献馆等机构，力图在加强非物质文化学术研究的同时，能够为藏区培养后备队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人才支撑平台。

3.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学术研究成果

甘孜州学者们对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极为重视，在涌现了大量的科研成果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一批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颇有研究的专家和学术研究团队。

杨嘉铭、林俊华、赵勇是其中的杰出的代表。杨嘉铭在《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的亮点―兼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几个常识性概念》一文中，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保护提出宝贵的指导。林俊华主要从事四川藏区历史、文化、音乐研究，其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并获奖。其中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康巴藏族民间歌舞艺术的调查与研究》，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采录、整理详尽，同时对遗产的保护，也起到重要作用。赵勇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其发表的《甘孜州音乐舞蹈类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述略》《川族民歌类型及特征述略在遗产的特点》等均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除此之外，彭绍文、蔡川、王博等研究人员，开始对当地的优秀民族音乐文化进行初步研究，涌现部分研究成果，如：《甘孜藏区不同锅庄艺术风格异同研究》《川西康巴高原的明珠――“新龙锅庄”述略》《民族高校传承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文化遗产优势述略》《民族院校音乐欣赏教学启示――保护、传承与发展甘孜藏族自治州原生态音乐艺术》等。

（二）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即使甘孜州政府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中还有许多的难题。

1.生活与劳作方式的改变使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土壤变质

在甘孜州调研与采访过程中发现，即使身处在高原地区的人们受到信息、交通等问题的阻挠，也挡不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当地生活习俗与劳作方式的冲击。往内地与城市迁徙，是大趋势。除去老人们熟知当地传统的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外，青年一代，普遍不会演唱与表演，更谈不上对遗产的保护。

2.母语环境及文化的缺失与传承人老龄化增加了保护和传承的难度

甘孜藏区母语环境有其特殊性。州内有接近十种独立的语言，大多具有唯一性。多数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民歌，都具有母语文化特点，在音乐文化保护的同时，因为母语文化的消逝，音乐文化保护也受到极大的挑战。如部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玛达咪山歌由纳木日语歌唱，但其主要传承地甘孜州九龙县子耳乡会说纳木日语言的不足30人。这意味着这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真正能够参与的人数，在全国仅仅几十人。母语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将是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大难题。同时，在年龄结构上，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绝大部分传承人均为老者，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人亡艺绝的尴尬境地。

3.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缺乏专业类人才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对人才的专业性有较高的要求。目前，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以音乐作为职业的极少，能够完成文字记录、整理、采录等的传承人更是微乎其微。部分国家认定的传承人除在非遗传习所教习，接受研究人员、文化部分采录演唱或者展示，其余时间主要务农或者经商，没有成为专职人员。传承人在的文化水平和音乐素养极度缺乏，也缺乏这方面的培训。

同时，甘孜州各地方政府、文化部门专业人才相对匮乏，部分文化部门，几乎没有正规军，主要从舞蹈、歌唱者中吸纳，提拔部分文艺干部，缺乏音乐专业人才，更缺乏音乐类非遗保护专家。因此，如何解决传承和保护的人才缺口，提高传承和保护的意识，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又一个重大课题。

四、结语

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和保护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为了更好地保护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各部门需要更多的思考，不仅仅是政策法规的制定，更重要的是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憾保护的实施程度。本土高校则可以在加强传承人和学生的保护意识培训，进一步开发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和教材等方面投入更大的力度。随着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及其努力，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传承必然能够迈向新的台阶。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1年度四川省“高校教育质量工程”建设项目（川教函【2011】659号）阶段性研究成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法律对策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

1.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下文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确立，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此之前，我国虽然对于不同种类不同形式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了一些立法上的保护，或者在其他法律中或多或少的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更加全面更加具体的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相应的划分与法律责任问题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确立，使得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也使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翻开了新的一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利于凝聚民族精神与民族力量，有利于实现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当然，除了2011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外，我国在早期，国家和地方立法机关就根据不同种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及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的立法工作。这些立法条文的确立，对于部分区域或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相应的积极作用。比如云南省早在2000年就颁布了《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这一条例对于云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作用十分重大，弘扬了传统文化，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

2.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困难。从目前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来看，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其中对于立法中未涉及的部分，对于实践中出现的诸多情况，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与时代接轨中，只注重经济效益，注重开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性保护较为缺乏。在经济收益带给人们的刺激与享受后，很多人只是看中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能获得的巨大利润，看中这其中存在的商机，往往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丧失了其内在价值。其次，我国立法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与保护有限，许多地方条例只针对具体的某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缺乏对非物质文化整体性系统性的规定与保护。最后，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措施、法律责任的规定单一有限，不能引起公众的足够重视。对于一些侵犯民族风俗习惯，造成当地严重不良影响的行为，惩治的力度不够，惩罚的影响范围较小。总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法律保护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所面临的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诉讼案件数量少。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有关于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案件其实是很多的，但是能进行并能获得胜诉的案件少之又少。比如说对于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被其他人进行专利、商标的申请，反过来并没有事先经过传承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传承者本人的同意，更不用说对他们进行经济上的补偿。更有一种现象是国外一些商家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进行申请知识产权，反过来限制了我国对于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法利益。在多数情况下，面对这种境况，作为法律赋予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部门，却并没有发挥法律赋予他们的职责，可诉性差。

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意识淡薄。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迫在眉睫，但是从民众到有关部门来看，并没有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强烈的法律意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本身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处境，不如传统手工制墨工艺、与尘共舞的篾香技术等。再加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渐渐退出了市场，慢慢退出了人们的视线，一些技艺存在着失传的困境。面对这些问题，公众普遍的反应都是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意识的冷淡，与关部门也缺少相应的对策来倡导公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3.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面临困境。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民族语言文字上，随着社会转型的到来，使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重重困难。一方面，少数民族的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比例太小，但主要都分布在我国内陆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少数民族地区纷纷涌入城市中，影响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另一方面，现代文化的冲击使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力应对。许多流行文化的出现，使得年轻人成了主力军。接受度普遍偏高。对于传统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缺少情怀，缺少必有的认知，这样的困境对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4.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不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庞杂，要是没有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管理，很有可能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到位，缺乏相应的补救措施。在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对于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谁来监管、谁来负责、谁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能相应的文化部门具有相应的监管责任，但是在真正面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归责时，会出现相互推卸责任的现象。这样一来，让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能有效进行，并且很难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形成体系化的机制。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对策

1.公法私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调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有明确的保护意识，保护是关键，经济利益是后卫的。公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公法模式通过行政法规、行政措施对涉及公共利益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必要的保护。私法则更注重对私人利益的保护，比如对民间艺术作品更倾向于通过知识产权来进行保护。公法与私法的有机结合，正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涉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利益全面地得到了保护。同时，对于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划分并不是明确的通过公与私的划分来区别开来的，对于不同的情况它的属性也会有所不同。面对这种情况，公法私法的协调保护，正好解决了这样的一种窘境，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能够充分得到保障。

2.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观念。文化的多样性w现在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地域对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融合，我国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现如今，面对外来文化入侵，面对传统文化遭受的危害，面对部分公民忽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可的冷淡态度，提高对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意识至关重要，尤其不可忽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部门和社会团体组织应当对公民进行广泛的宣传，倡导公民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对其进行保护。要让公民从思想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困境产生警觉，从观念中转变过来，通过法律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3.加强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保护。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困难使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迫在眉睫。从立法上来看，加强各个地方对

本地区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例的制定，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升到立法的高度，这样才能引起公民的重视，才能使侵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案件得到法律的救助。从司法救济中，要建立完备的法律救济体系，让那些故意破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案件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对于监管不到位的部门也要让他们承担相应的责任。

4.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制度。一个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所涵盖的内容不仅来自立法上的规定，而且还应包括法律保护的程序性内容，以及对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惩戒制度和司法救助制度。对于相关主管部门，要明确责任归责的内容，要确立好各个部门的责任事项，提高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办事效率。当然，我国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国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宝贵经验，比如法国就有专门的关于文化保护方面的机构，对不同的文化遗产设有专门的机构来负责。我国目前虽然可以不用把各种类型的文化遗产进行分别管理与保护，但是也可以进行大致的分类，从各个方面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制度。

参考文献：

[1]陈庆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问题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1）.

[2]张德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07.

[3]李林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J].特区经济，2010.

[4]朱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背景、问题与思路.中国人大网，2005.

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保护知识产权非物质文化遗产权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模式的介绍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目前我国提倡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中越发体现其独有的价值和地位。与之相适应的是,我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体系也在不断完善,采取的具体保护措施也在逐渐丰富。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概况

追本溯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可以说是和共和国同步。早在新中国筹建之初,就已经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在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体现了我国对于非物质遗产保护的最初理念。具体表现在该纲领的民族政策中: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学、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学、风俗习惯等的保护就体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形态的保护。这可以视为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始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相关立法工作重新步入正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也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其中最有进步意义的是1997年国务院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在该条例中规定:国家对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实行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工作的领导,采取有效措施,扶持和促进本地区传统工艺美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而且对于泄露技术秘密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本条例的进步之处是把非物质遗产中的手工艺作为保护的对象,明确了各级政府保护传统工艺美术的责任,并为传统工艺美术设置了商业秘密的保护措施。

2004年我国正式加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保护公约》,自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开始了国际化的历程。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有关扶持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的精神,履行我国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2005 年3 月26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首次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权威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目标、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作为《意见》的附件同时印发。在同年的12月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决定自 2006 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文化遗产日”。

2006年10月25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范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用与管理办法。2007年,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商务部、文化部共同下发了《关于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各地在开展老字号普查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老字号的传统手工技艺、资料和实物的收集与整理工作。而本通知当选“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十件大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国家行政机关的推动下不断向前迈进。

与此同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法规也逐步建立。云南、贵州、广西、福建、江苏、浙江、宁夏、新疆、广东等省区均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方性法规。地方法规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工作全面展开。

在急切期盼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这是我国首部系统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保存工作的专门立法,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法律责任,丰富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简单的回顾,我们看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包括了宪法性文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逐步形成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核心,各项行政规范为具体措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

但这些立法中大多是关于政府如何履行保护职能,很少涉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属性的规定,透露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浓厚的行政色彩。国家动用公共资源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模式, 被称为公法保护模式。而这种公法保护在我国主要体现为政府运用公共资源,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干预性传承,因此把我国的保护模式称之为“行政保护模式”是适合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篇9

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团体性、公共性等特征，各国普遍重视通过行政立法运用公权力为本国或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技术服务或指导、采取行政措施、给予财政资助等，具体包括三种立法模式。

1.统一立法模式

统一立法模式，即由统一法典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行政法保护。此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是日本政府于 1950年 5月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和韩国1962年1月出台的《文化财保护法》。

2.分别立法模式

分别立法模式，即行政机关通过制定多部单行行政法规，对不同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保护。例如英国分别针对古迹、登录建筑、保护区、民间文艺、民俗及历史古城等不同层次保护对象进行立法，并对保护办法、保护机构与团体、地方政府职能与资金政策等都给予详尽的规定。法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体系采用国家与地方立法充分结合，并以分别立法的模式建立起来。

3.分散立法模式

分散立法模式，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规范渗透到其他私法规范（如知识产权法或其他民事法律）中，而不采用单独立法形式。采用此种立法模式多被发展中国家所采纳，如2002年印度颁布了《生物多样性法》，突尼斯制定《文学艺术版权法》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国内知识产权法保护民间文化的国家。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依靠行政法律保护模式。1997年国务院制定颁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规定了传统工艺美术品种和技艺认证制度，并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为工艺美术大师创作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要求对制作传统工艺美术品种特需的天然原料、材料统筹规划、妥善安排。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地方政府要将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2005年 12月国务院再次颁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基本方针，并进一步提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抢救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保护等具体工作目标。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政府近年来也开始通过立法授权或制定地方性规范文件统一协调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例如云南、贵州、福建等地省级政府根据授权负责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北京市政府2006年出台《关于加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等地方规章进一步明确市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的职责。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由此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以观念、知识、技能等方式表现出来人类智力或精神成果，与知识产权存在天然联系：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人类智力劳动成果，而这是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会随着人类活动不断积累和创新，而激励人们创造性智力活动正是知识产权法的主要宗旨；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与无形性也与知识产权法调整对象完全契合。基于此种逻辑，部分国家或地区通过制定或修改知识产权法律的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保护范围。突尼斯1966年制定（1994年修订）《文学艺术产权法》，明确对民间文艺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此后发展中国家有40多个国家采取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模式，发达国家有澳大利亚、美国、日本、新西兰、瑞士、法国以及欧盟成员国等认为现行知识产权法适用于非物质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非洲知识产权组织1977年制定（1999年修订）的《班吉协定》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法保护模式的区域化，《伯尔尼公约》1967年修改后将“民间文学艺术”当作作者身份不明的特殊作品予以保护。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6条的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归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尽管国务院尚未出台相应具体规定，但对诸如刺绣、民歌、昆曲等民间艺术形式由著作权法保护已经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普遍共识。此外，在特定情况下《商标法》也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尤其是传承人明确、有商业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1988年天津著名的泥塑“泥人张”获得了商标注册，1998年少林寺注册了“少林”“少林寺”商标，1999年景德镇陶瓷协会向国家成功申请注册“景德镇”陶瓷证明商标，2004年6月国家商标总局核准铜梁县“铜梁火龙”商标等。

结语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多样性、综合性特征，不同国家选择与本国现实国情、法律传统相适应的法律保护机制，从而呈现出行政法律保护、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两种法律保护形式。需要指出的是两种法律保护机制仅仅是对不同国家立法模式的理论分类，实践中各国都会综合运用两种法律保护机制，只是在运用程序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存有差异。

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篇10

【关键词】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途径；优势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社会文明进步，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是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勤劳智慧的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然而，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濒危，引起了很多国家及有识之士的担忧，急需全社会保护与传承。高校作为我国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肩负着培养全面发展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方面有着天然优势，高校应勇于担当起时代所赋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义务和责任。

一、高校传承非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优势探析

1.人才培养和教育传承优势

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人才资源丰富，拥有大批硕士生，本科生。且多数为艺术专业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相结合，可以使学生在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同时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特性，在不失本质的前提下，更能对其传承过程中增添新的因素，并且他们善于学习，接受新的文化，更可以创新和吸收从而形成文化积累。而相对于其他社会成员，他们没有太多的生活和工作压力，有充足的时间、精力从事文化教育传承事业。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将充分利用和发挥大学生的人才与教育优势，对其进行系统培训，逐渐形成一支专业能力强、素质高、有热情的人才传承队伍。

2.文化聚集与学科科学研究优势

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拥有一大批科学文化知识广博、实践能力较强的人才队伍，能将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积极的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工作中，并且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还可以扩展学生知识层面，增强学生的爱国意识。相对于其他社会保护机构，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的世俗化、利益化程度较低，研究者的素质较高，在面对利益诱惑的时候能够以中立的身份客观公正地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挖掘、整理和研究。

3.法律保护优势

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它对非遗的教育有详细规定。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鼓励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科学技术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方法研究，鼓励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敷理、出版等活动。第二十四条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第二十五条规定：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和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保护机构以及利用财政性资金举办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等，应当根据各自业务范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这些都为大学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研究和开发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证。

二、高校传承非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途径探析

1.开设相关“非遗”课程，并在其他课程上穿插“非遗”知识

课堂是学生生命成长的原野，是学生学习的场所。因此，在教学中增加“非遗”的知识和课程，更加可以引导大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创新能力，以及对增强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有着重要意义，进一步了解非遗，爱护非遗。以腰鼓和舞龙为例，陕西科技大学将其开设为一门课程，在进行体育活动的同时，还进行考核，成立腰鼓和舞龙团队，进行表演；还开设了非遗文化的书画课程等等。陕西科技大学的设计与艺术学院更是多次课堂上引入“非遗”文化。例，凤翔的泥塑和凤翔的马勺，在《平面构成》和《图案设计》课上老师会带学生多次去参观凤翔文化，去实践观察与设计；更在《雕塑》课上老师会引入陶艺的教育，带领学生去富平陶艺村，感受陶艺的文化与魅力等等。设计与艺术学院还邀请西安市群众艺术馆、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艺术家们来到校园，演示和讲授自己的艺术绝活。陕西科技大学打破传统教学只在课堂授课体系，改革课程的结构和内容，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美学特性，同时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课程体系，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认知的受众面，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尽自己最大努力。

2.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

高校是文化艺术的传承地和文化艺术遗产的学习地。高校教育应承担起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担子。中华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充分进人高校教育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所以非遗进校园迫在眉睫。陕西科技大学在07年举行高雅文化进校园活动，08年举行民俗文化进校园活动，更是在11年时举行了中国国家京剧走进陕科大活动，在12年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与西安非遗中心共建了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在保护非遗文化中陕西科技大学承担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担子，促进非遗的教育。

3.组织实践团队，参加社会实践，调研非遗文化

社会实践对于在校大学生具有加深对本专业的了解、确认适合的职业、为向职场过渡做准备、增强就业竞争优势等多方面意义。参加社会实践也是每名大学生的职责，大学生参加文化类社会实践将分成两个部分完成：第一，将学校所见所学带到落后地区，对文化知识进行传播；第二，大学生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源地调研，实地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利用暑假期间，组织大学生实践团队分别赴陕北安塞、关中澄城、陕南汉中实施调研，开展了一系列对非遗的宣传活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使大学生对非遗有个全面的认识方法，更好的在学生心目中树立非遗的地位与魅力。

4.营造校园非遗文化氛围，开展非遗社团活动

社团是宣传“非遗”保护意识的阵地，为大学生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载体。陕西科技大学关于“非遗”社团活动更是热闹，成立了书法协会，对于爱好书法和研究书法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国学社更是举行了多次的非遗文化的教育与保护；在女生协会和阳光助学课堂合力举办了数届剪纸课堂的教育。陕西科技大学的社团也为非遗教育尽微薄之力，积极营造非遗在校园的氛围，感染更多人群。

参考文献：

[1]茹存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校艺术教育相结合的实现途径[J].岁月，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