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哲学论文十篇

体育哲学论文篇1

体育是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中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在凝结民族团结、展现拼搏精神以及繁荣社会文化等层面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站在历史的维度上审视体育这一既定命题，体育实际上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历来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悠久的历史，同时逐渐形成了各民族独具特色的体育文化。改革与优化是保证事物实现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体育自然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审视当代体育发展的路径、矫正体育发展的弊端，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基本命题。在这个层面上的既有主题研究中，《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独具特色，立意之高、叙述之系统是其显著特点，对于我们从哲学的高度上认知和审视当代的体育文化具有积极的帮助，值得相关学者和体育从业者阅读和参阅。

《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是2011年由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学术研究性著作，其作者是布特老师。布特老师的学习经历一定意义上与《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具有紧密的联系：布特老师20世纪80年代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政教系本科毕業之后，于1994年从内蒙古师范大学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更为重要的是，布特老师于2009年获得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育管理方向博士研究生学位，这样跨学科的求学经历保证了《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的整体研究视野和宏大的立意。而该书是作为中国体育博士文丛之一种而出版发行的，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同时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天津体育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的资助，该书自出版发行以来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同和高度赞许，其学术视野和研究的独特性可见一斑。

《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结构宏大而完整，立意高远，致力于从哲学的视野上审视和研究当前语境下的体育和体育文化，立足当代体育发展中切实存在的弊端进行一系列的追问和探究，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了体育与人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和谐体育文化”和体育伦理这一命题。全书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导论部分，实际上是其博士论文的选题缘起、研究意义以及文献述评、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内容，这也是一个专题研究所应该具有的基本模式，为以下专题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为“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以审视和批判的角度进行了现代体育和体育文化的剖析工作，主要梳理出了现代体育发展中的三大问题，包括科技异化、道德失范以及制度缺失，以深邃的思考和严峻的现实指出了当下体育存在的弊端，特别是竞技体育中人作为体育主体性的地位已经在逐渐丧失，最为纯洁的道德在体育文化中逐渐被边缘化，兴奋剂等问题长期制约着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这些因素都是现代体育发展中的“不和谐”元素，也是本著作所有探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第三章则回归到作者主张的“和谐体育”这一概念，从理论的历史追溯层面上拷问“核心体育”的历史文化渊源，其中涉及了格伦的生物人类学与兰德曼的文化人类学以及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以此论述“和谐体育”的本质及其当代缺失，具有较为厚重的理论元素；第四章即“和谐体育的理论构架”一章中，作者立足“和谐体育”这一核心概念，指出“和谐体育”的逻辑起点是人的生态化，理论体系是体育的人性化，当代主题是和谐和发展，这些概念的提出和界定是针对上述相应的问题而提出的，其整体上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即体育应该回归到其本质属性上来，坚持体育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第五章为“和谐体育内涵维度”，指出和谐体育的物质维度（绿色、生态）、价值维度（人本、和谐）以及制度维度（自由、创新），基本理念与第四章是一脉相承的，为当代体育特别是其中的竞技体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维度；第六章立足人与体育的辩证关系，探讨“和谐体育”理念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和谐体育”是全面、科学意义上的体育类型，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有利于构建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民素质，使读者对“和谐体育”的当代价值有了深入的感知；第七章的安排是一个具有结论意义的内容，整体上概括了著作的核心概念和关键价值理念，同时也展望了主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对于相关专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引导意义。

整体而言，《和谐体育的哲学探究：现代体育的文化哲学批判与构建》一书依托作者的多学科学习经验，对于现代意义上的体育进行了哲学层面上的审视、剖析研究，全书立意深远、结构完整，是一本质地优良、值得认真学习和广泛借鉴的学术专著。

体育哲学论文篇2

杜威的教育思想是非常宏大的,如何对他的教育思想进行概述、如何将它的教育理论进行更进一步的系统的归类和划分是我们学习杜威教育思想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从现有的教育史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于杜威的全部教育思想的分类和概括有着许多不同的划分,这些方法各有异同也各有利弊,这些不同的概述体现了不同的教育研究人员在试图把握杜威教育思想体系中所进行的不同的尝试,反映了他们对杜威的教育理论的不同理解。从现有的材料看,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从杜威教育哲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划分;另一类是从杜威教育思想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划分。比较这两种分类方法,以教育哲学为基础的划分方法是将杜威的教育哲学基础作为理论根源。而以教育思想为基础的划分没有区分教育学与教育哲学,教师避免了教育学与教育哲学的解释,比较简便易行。然而笔者倾向于前一种划分,因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是他建立其全部教育理论的根基,杜威认为:“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深刻的定义就是,哲学是教育最一般方面的理论。”[1]以哲学的视角去考察教育、指导教育是杜威所倡导的。在杜威的著作中既注重从哲学的角度批判教育中的弊端,也注重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他自己的观点。要想学到杜威思想中的精髓,我们必须从他的理论根源———哲学基础上进行把握,才能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这对于我们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先进理论、对于我国基础教育的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结合杜威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谈谈中国教育哲学现状

(一)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体系,19世纪美国应用科学十分发达,但理论科学却远不及欧洲,哲学方面也是如此。内战结束时,在美国的大学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是18世纪末传入美国的常识唯识论,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哲学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发展成独立的学科。在这一过程中在美国本土生长起来的实用主义功不可没。杜威是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实用主义首先是一种民主哲学,哲学应走出象牙之塔,改造为人们掌握自然和建立更美好社会的工具。他进而认为只有通过行动,人们才能获得有效的思想。实用主义由于强调一切思想应由效果来判断,鼓励了对传统信仰的批判,引导人们自发建立务实的原则,推动了在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各领域进行大胆的实验。实用主义哲学直接推动了教育运动的开展,并且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也成为进步教育运动的理论基础。在杜威看来,普适的、永恒的、先验的真理并不存在,衡量真理的标准应是实用效果。人的思维是在疑难情境中产生,以获得经验并成为改造和指导人的活动的工具。因此真理是解决当前需要的工具,有用的就是真理,经验高于一切。

(二)中国传统教育哲学

教育是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就有的活动,中国历来重视教育,中国古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多半从事教育,重视教育,并且大多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如果说中国在杜威来华之前未曾提出过教育哲学的概念,但关于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却是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均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建立起风格迥异的价值理论体系,并以教育的形式传播他们的理论,因此提出不同的教育理念和方法论体系,秦汉以后儒家成为中国的文化主流,并经过后世几代儒家学者的改造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哲学体系。并且儒家经学教育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和学风,从此,“读书和教书成为教学的基本形式”,“钻研文字成为治学的基本功夫”,“教育日趋脱离实际”。[2]可以说,哲学是教育实践的理论基础,哲学影响着教育哲学的方向。中国古代有关宇宙观、人生观的理解直接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之一,儒家倡导天人合一,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强调人与社会协调,实际是讲天人合德。因此,中国文化主要研究社会人事和伦理道德,重社会人事,轻自然研究,造成中国自然科学发展落后于西方,同时受到道家、佛家思想影响,知识分子注重心性修养,完全脱离了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更加阻塞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的关注和研究,使中国自然科学长期停滞不前。哲学对教育的影响不仅在世界观人生观等方面,还有思维方式、方法论方面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重视经世致用、重行轻知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所谓的有学问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自然科学知识,而是如何安身立命和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是构造知识的逻辑体系,而是寻求如何把握对象的关键和契机的技巧,要求原则、原理具有应用的简洁性和直观性一系列原则、原理向人伦日用直接转化。因此,在教育上则可称为实用理性教育和知行相即教育。”[3]然而中国哲学又有其弱点。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讲述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在其论证及说明方面,比西洋及印度哲学家之哲学,大有逊色,此点亦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为,非尽由于中国哲学家之不能”,至于原因,冯友兰先生认为“盖中国哲学家多未有以知识之自身为自有其好,故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不但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也,即直接能为人增进幸福之知识,中国哲学家亦只愿实行之以增进人类之幸福,而不愿空言讨论之。”“故中国读书人向不重视著书立说”,“故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贯穿之哲学书,比较少数,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后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成书既随便,故其道理虽足自立,而所以挟持此道理之议论,往往失于简单零碎,此亦不必讳言也。”[4]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之所以不如其他国家哲学的发展,不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家不具有这样的能力,而是中国的哲学家没有潜心进行哲学研究,哲学专著往往不是完整的系统的。中国人重实行不重为知识而知识的研究工作,学习和教学往往为了“学而优则仕”,求学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5]中国人首先是为了“内圣外王”而进行学习,“内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最后才是“立言”,即研究学问著书立说。可以说从哲学传统上讲,中国的哲学是缺乏系统研究精神的,同时中国人讲究“悟性”,重视直觉思维,在学习和研究中重视领悟和直觉,不注重形式逻辑,且重视思辨。因此中国的实证哲学受到直觉思维方式的限制难以发展。中国的教育传统便不注重实证,不注重观察和逻辑分析,也不注重研究的精确性,可以说中国的哲学是与教育哲学共生长的,两者是统一的。中国的哲学传统和教育哲学的传统是中国当代教育哲学发展的前提,古人的理论是我们研究的宝贵财富,也要求我们结合今天的现实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创造和研究。

(三)中国当前教育哲学现状

谈及中国当前教育哲学的现状,首先的问题便是对教育哲学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含义的怀疑。许多人都会认为:已经有了教育学,为什么还要有教育哲学。而在广大中小学,无论校长还是教师,都难以表达自己对教育哲学的理解,较少树立教育哲学的观念,一些顺应改革的校长教师常常谈及各种新鲜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各种研究也较多以理念或方法的形式出现,较少论及教育哲学,较少对教育哲学进行研究,往往谈及哲学便是希腊罗马,便是西方哲学史,较少对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进行研究,新儒家的研究在中国大陆本土还不及香港台湾和其他国家的研究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而另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教育,但近年来关于教育的报道常常是负面消息,而教育哲学的缺失与这些问题的出现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譬如,教育者关于民主观念的缺乏直接导致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的出现,将学生看作低于自己的个体,而不是将学生视为与自己平等的生命,这必将导致教育者忽视学生人格的独立性、平等性,恶意贬低和伤害学生人格和身心的现象出现;教育者不能从哲学的角度理解教育,而是单纯的将其视为传授书本知识的过程,这必将导致满堂灌、题海战和课业负担沉重的问题;并且教师及家长以考试论英雄的观点引发的学生心理的伤害和恶性事件的发生也就难以避免了;同时教育者忽视教育所包含的使学生社会化的应有之义,导致学生只会考试却不具有适应社会的能力,在各种危机和选择面前往往表现出茫然无知、手足无措的现象,这也是教育哲学缺失导致的必然结果。然而对于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教育哲学本身的研究已停止,而是教育哲学还停留在象牙塔内,还没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所接受,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使教育哲学下移至民间,在实践中寻求发展,在社会整体的文化中生根,以求中国传统教育哲学适应今日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重新确立教育哲学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一)何谓教育哲学

杜威认为哲学与教育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教育哲学’并非把现成的观念从外面应用于起源和目的根本不同的实践体系:教育哲学不过是就当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困难,明确的表述培养正确的理智的习惯和道德的习惯的问题。所以,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深刻的定义就是,哲学就是教育最一般方面的理论。”“哲学乃是作为审慎进行的实践的教育理论。”[6]如前文所述,杜威认为哲学是教育的基础,并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来把握教育、建构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于上面这段话,我认为有这样正反两方面的理解: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是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的学说。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基本理论,也是人们进行各种活动和选择时所遵循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哲学是人们在发展过程中自己发明的一种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认识人生把握人生的一种工具,是一种不同于有形的实体的工具,是人类智慧的集合。因此,哲学不仅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更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另一方面,这段话最大的可取之处便是强调哲学对教育的指导意义,认为哲学是教育的基本理论,倡导用哲学的观点把握教育实践、建构教育理论,强调教育哲学的必要性,这对于各国教育尤其是中国基础教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而在中国也有许多关于教育哲学的研究,对于教育哲学的理解也有很多,一直没有一个一致的概念。石中英认为:“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可能与必要都是建立在对‘哲学’与‘教育’关系的认识上。”[7]周浩波认为:“如何确立‘教育哲学’的研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呢,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教育。”[8]而关于教育哲学的定义的表述也有很多版本,黄济先生是解放后教育哲学的奠基人,认为:“对教育哲学的定义虽然如此分歧,但是其中却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公认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应当使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教育中的根本理论问题。”[9]同时他还认为“教育哲学应当是教育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应当给教育科学研究以理论上的指导,而教育科学的发展又给教育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10]黄济先生的这两段话充分说明了教育哲学的含义和教育哲学与包括教育学在内的教育科学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教育哲学,重新确立教育哲学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二)重新确立教育哲学在中国基础教育中的地位

体育哲学论文篇3

关键词：哲学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

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概括为：培养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目的本身强调的是阶级性、知识性与规范性（或称齐一性），在此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成为了信念教育、“知识”教育与模式化教育的复合体，受教育者被培养为有理想、识“规律”、守纪律的人。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关于新时期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问题逐渐引起教育界的普遍关注。究竟什么样素质的人才能够真正担当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目前的普遍共识是，旧有的“人才”类型已不能适应新时期实践发展的需要，而具备务实精神、探索精神与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引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创造出新的成就。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领路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转变问题便成为广大哲学教育工作者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

教育目的作为整个教育过程的起始环节，它决定着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及其结果。正所谓“一个好的起点等于成功的一半”，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整体转变而言，深化对于教育目的的认识，并成功实现其转型便处于决定性地位。而笔者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知识者”的培养诉求，而引导学生按照哲学的本性，像“爱智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应试教育信条和工具理性主义的支配下，传统的哲学教育被简单地视作知识教育，其哲学教育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育的独特性被抹杀了。受教育者成为一种被剥夺了思想权力和想象权力的“不在场者”，他们学到的只是呆板僵化的公式体系，而不是充满思辩富含想象的哲学思维，只是因循守旧的教条主义，而不是激情四溢的创新精神。在这样的哲学教育模式下，哲学变成了非哲学而受到学生的厌恶与排斥。实际上，就哲学的词源意义看，哲学是“爱智之学”，它来源于古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爱)和sophia（智慧）组合而成，意思是“爱智慧”。很显然，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教育都应当是着重培养和激励学生的“爱智”旨趣，训练他们的哲学运思能力，引导他们以极大的好奇心与致极性思维去探索世界的多彩面貌与人生的本真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学科，不但继承而且发扬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其教育当然应该遵循哲学教育本来的理路，从而引导学生成为“爱智者”。

2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单纯“理论者”的培养目标，而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积极地研究新事物、发现新问题、引出新结论，从而像“实践者”、“创造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传统的哲学教育中，哲学被定性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或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世界观的问题又被界定为“不是仅仅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的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问题”。按照这样的理解，哲学的任务就是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项目 ‘阶段性成果’”；基金项目编号为：川教函2006（486）

要对整个世界的构成及其发展图景作出完整的毫无遗漏的理论陈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也顺理成章地被诠释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如此一来，受教育者就只需要做到将现成的理论公式体系烂熟于胸，便可成为无所不能的“全才”、“通才”，接下来的任务便是用理论公式框范现实世界，让实践的进程去牵就理论公式，而不能越雷池一步。似乎这样就可以让世界按照它的“客观规律”体系自然而然地达于理想境界（即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现实永远不会屈从于理论，相反理论无论怎样标谤“绝对”、“万能”，在现实的问题面前，它都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而只能屈从于实践。以旧哲学的思维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形态的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拒绝任何对于终极真理的描述，它的真理是衍生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相对真理，马克思本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终极真理”都起源于狂妄无知、玄想臆断，其归宿必然是僵化守旧、停滞不前，这对于有效地改造现实世界而言毫无益处。因此马克思主张从现实实践出发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这正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需要大力弘扬的致思方式。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受教育者不应再是那种恪守僵化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应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实践者”、“创造者”。

3 改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只注重知性教育的片面性，以实现知性与德性统一、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当代哲学教育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既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极力倾注了革命导师对人的关怀。可当前的哲学教育往往只关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证性质及其逻辑推理的严密性，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意蕴。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现实行动不是要去实现某个人之外的客观目的，而是要通过行动去实现人的主观目的，亦即行动是为了人的行动，因此其哲学也是为了人的哲学。革命导师的文本语言从头到尾都透露着对人们（尤其是无产阶级）现实生活境遇的忧思，而其倾毕生精力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正是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和谐、富足的社会，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性原则只是作为工具而为德性弘扬服务的。既然如此，那么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应该让学生既学到革命导师在理论建构中所体现出来的实证态度与科学精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让学生时时从革命导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的德性素养中受到熏陶，从而在实际教学中实现知性与德性的融合。

二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原因分析

1 从社会历史背景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赖以生长的现实土壤。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它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以绝对真理化身的形象以掌握群众，这样它对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统一性的形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路线、方针、政策的统一性和合理性论证，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在无形中也促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体化、教条化以及公式化的解读。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了描绘世界整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任何异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观点及想法都被斥为“异类”，而如此一来人们积极开动脑筋以探导世界本原及生命价值的活动就受到严重的束缚，哲学之思便让位于政治教化。

2 从理论赖以建构的思维方式看，用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思维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公式化的重要理论根源。旧哲学幻想一劳永逸地把握世界，因而本体论成为旧哲学的核心。但这种“本体论”的思维不但使哲学处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总想描绘出世界的终极图景，而且使哲学远远脱离生活现实，成为只有用最高的哲学直观才能领悟的彼岸存在。这就造成了哲学处于生活世界之外，它的功能只是解释世界。如果坚持这种“本体论”的思维，势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凝固化和教条化，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僵化模式，在这样的僵化知识体系的教育下是不可能造就出面向实践，积极改造现实世界的真正主体的，它所造就的只能是僵化思想的忠顺奴仆。

3 从目的错位的现实根源看，当代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模式的联姻共同造成了科学知识对教育世界的宰制以及人文教育的失落。自然科学知识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催生了当达的工业文明，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备受关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在当前的教育中居于主宰地位，而德性教育、人文教育则当作教育体系的旁支末节而被弃之一角，这直接导致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对于德性教育的漠视，加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机械地认为道德素养和人文精神是归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中是处于被决定的位置，自然可以不予重视。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基础上培养的人显然只能是马克思文本中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而非全面发展的人。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纠正措施

1 改变哲学教学方式，使其真正适应哲学学科的特点而成为一种激发理论兴趣、启迪哲学智慧、交流思想观念、碰撞内在心灵、师生之间双向互动的积极过程。在本来的意义上，哲学教育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话，二是教化。这两个特点都应当在哲学教学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应用。对话是心灵沟通的管道，是人类智慧的积极碰撞，也是哲学教学的最重要手段。只在通过对话，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才能相互了解和理解，才有可能在交互作用中共同地去追导智慧和提升智慧。而教化亦不单纯是单向的知识灌输，它不仅要求同学们学理论、长知识，更要求他们到社会实践中去生活、去感受、去体验、去践行、去创造，还要引导学生学会自我反省和人格修炼，去沉思，去领悟，在对话与理解中改造外部世界，改造自我，增长智慧，获得大智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过程中，教师才有可能在与同学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不断加深对于哲学的理解，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与水平。

2 改变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从实践出发以真正科学的态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文提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以旧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诠释。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解读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而这样的哲学是源于对某种超越实践经验和科学知识的普遍原理的先验认定，因此是不具有科学实证性的思辩玄思。相反，以实践为基点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如同实证科学一样立足于科学所揭示的现实联系基础上的理论”。不仅如此，实践的思维方式还时刻提醒我们，理论要始终面向现实，使理论成为实践的一个环节，成为现实本身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对世界的外在说明。由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限的感性活动，那么参与实践的理论也是有限的、可错的和探索性的，因此这样的理论就必然要求重视与凸显受教育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探索精神与创造精神，这样的理论对于当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

3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重视培养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实现知性教育和德性教育的统一。前文提到，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培养实用化的人才成为教育培养的第一目标，而体现人文精神的德性教育却不予重视。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的哲学教育应该注重“为学”教育与“为人”教育的有机融合，在塑造知性主体的同时重视德性主体的塑造，使主体知性能力的提升从属于人的整体完善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在对学生进行知性授业教育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教育的传道功能，积极地对学生进行德性教育、理想教育，使他们树立正解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何以为生”的知识教育，而且要对其进行“为何而生”的人生理想教育，使之将“为学”与“为人”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而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作者，我们不仅应该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必须积极地以一个探索者、研究者、存疑者的角色去引导学生真正地依照哲学的本性去思考相关哲学问题，并相应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和道德素质，使学生真正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

参考文献：

［1］冯建军.现代教育原理［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

［2］［3］ 刁培萼，丁沅 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6

［3］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1

体育哲学论文篇4

摘 要 通过分析体育技术课程师资及其教学与体育哲学精神的关系，研究了在培养体育技术课程师资体育哲学精神的重要性。指出体育技术课程师资的体育哲学精神培养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应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培养。

关键词 哲学精神 体育 体育技术课程师资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正处在由量的迅速扩张转入到质的全面提升阶段。体育技术课程教师的教学面临着要大力提高课程教学质量及实施创新性教育的重任。为承担好这一重任，体育技术课程教师既需要较好的理论功底和技能，同时还需要掌握能有效提升这种理论与技能的体育哲学精神。为了全方位的促进体育课程教学和有利于开展创新性教育，转变这种“高原状态”，国内体育学界及一些重点院校已在培养开发师资的体育哲学精神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一些相关的体育哲学的科研活动正在进行，而且陆续取得了一些成果。在地方高校，体育师资的体育哲学精神的培养还正处于酝酿、创始阶段，相关学科、师资、资料等条件也普遍比较缺乏，我们这种落后并不说明这种研究不重要，而恰恰表明我们需要结合实际来研究对教师的体育哲学精神的启蒙、培养与塑造，需要用这种精神来提升体育教学水平。我们现在的研究正是要在这个方面做出一个好的改革尝试，以便为较多高校体育师资的体育哲学精神培养提供理性、方法和具体经验方面的参考。

一、体育技术课程师资体育哲学精神问题的现状

大学体育技术课程教师的工作特点表现在教学任务的多样性和教学过程的动态性上。教师不但向学生传授各项目的知识、技术和技能，而且还要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技术课程教师要完成教学、训练、科研任务，不仅要具备本学科专业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而且还应具备各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知识。当前，体育技术课程教师在体育技术课程教学中普遍缺少体育哲学精神的渗透，缺乏通过哲学的思维，缺乏使技术与哲学相结合，难以使自己的思维跳出原有的模式或框框，从一个新的理论角度去考察教育技术，难以对技术课程的内涵和本质得出一些新的、更加深刻的认识。难以抽象概括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从而把体育的具体实践升华到哲学的理论高度，成为指导学生体育运动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因此，培养的学生往往对技术课程知识与技能只知其表面，不知或难懂其中的本质，难以醒悟其中的哲理和美感，难以普遍性地创新体育理论与技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源于体育技术课程师资普遍缺失体育视野中的一种哲学精神。如何培养他们的哲学精神境界，成为提高大学体育技术课程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

二、体育技术课程师资缺乏体育哲学精神的原因分析

体育哲学精神，作为社会个体从自我生命感性出发对世界永无止息的批判、否定、超越以及追求与探索精神，则应是体育教师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原因造成体育技术课程教师在体育技术课程教学中普遍缺少体育哲学精神呢？不外乎下面几种：

首先，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人们普遍都强调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哲学显然没有直接显见的功利预期。在体育战线上也出现了单纯“就体育论体育”和单纯抓金牌的倾向。出现了只重视金牌的倾向，不重视思想、作风的培养与锻炼。就造成了不论是社会上还是体育战线内部，认为体育的主要任务就是拿金牌、夺冠军的看法。现在.专业性的哲学教育已经成为门可罗雀的冷门，普及性的哲学教育则沦为一种形式和过场，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省。

其次，体育技术课程教师自身的因素。原因在于一是在基础教育中片面追求升学率，忽略了哲学素质的培养，这种应试教育导致学生客观上没有时间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活动，主观上迫使学生看重专项训练成绩和文化课的学习，腾不出时间学习其它的知识。二是在体育院校重视专业知识的传授，轻视文化素质的培养，对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毕业后又主要从事技术课程的教学，加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部分体育教师在工作中只论现象而不论本质的现象比较普遍，同时体育技术课程教师普遍对理论学习的动力不足，对体育哲学精神重视不够，这也是造成当前体育技术课程教师缺乏体育哲学精神重要因素之一。

三、培养体育技术课程师资体育哲学精神的对策与建议

（一）转变观念

哲学精神不能给予人们安身立业的傍身之技，但通过掌握正确思维方法能使每个人走向成功。只有通过哲学精神的导引与哲学反思，才能较好地解决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文文化知识的整合互动问题，并能够促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会。

（二）纠正方法方面的形而上学

要反对和纠正“就体育论体育”的观点。体育不是孤立的，体育属于大文化范畴，要从政治的、哲学的、文化的高度来认识体育。在体育改革和发展中，体育与经济、政治、哲学、文化、科技、教育、法律等方面的发展紧密相连。我们要在体育技术课程师资培养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做指导。强化其哲学精神培养。要求体育技术课程师资学习哲学、运用哲学指导、解决工作中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正确处理体育工作中的各种复杂关系，才能做好体育工作。

（三）加强队伍建设

后备人才的培养是加强体育技术课程师资哲学精神培养发展中一项重要的工作，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原则审视、构建我国体育哲学科研队伍，后备人才的培养已刻不容缓。培养一支数量可观、年富力强、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兼备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的相对稳定的体育师资队伍，是面向2l世纪体育研究发展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体育哲学论文篇5

11中国广州第二届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暨传统音乐教育高端论坛”于2011年11月11日至12日在广州大学召开。会议由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主办，来自海内外的63所院校、音乐类核心刊物编辑部及研究机构的130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60余篇，论题涉及音乐教育哲学、传统音乐教育和其他研究论域。音乐教育哲学问题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继2009年11月在广州大学举办的首届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之后，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次会议除了延续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讨论，还提出了“传统音乐教育”这一近年我国音乐教育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论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是进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的基础，也是探索传统音乐文化当代传承的路径。将音乐教育哲学与传统音乐教育结合进行探讨，是大会主办者探索本土音乐文化教育模式的有益尝试。两天的会议议程包括：专家主旨发言、圆桌会议、博士论坛、研究生论坛四项内容。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 一、当今世界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为背景的多元社会环境下，中国的音乐教育者应该怎样看待音乐教育所具有的新的意义？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玛丽•麦卡锡（MarieMc－Carthy）教授为与会者介绍了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在其主旨报告《变迁世界中的音乐教育哲学：新视野与未来发展的方向》中麦卡锡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音乐教育哲学成为音乐教育的宣传、政策的主要知识来源。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础已经得到扩展，一些学者开始从多元学科来寻找理论的支持，这些理论包括了心理学、女性主义、音乐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流行音乐的研究。针对这种新的研究趋势，麦卡锡提出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要研究的五个问题：（1）音乐教育者怎样理解音乐的意义？（2）“认知”音乐意味着什么？（3）今天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是如何被重视、被宣传、被倡导的？它们的基础是什么？（4）全球化背景下学校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到底是“谁”的音乐？（5）从伦理的角度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教育才是“好的”音乐教育？以此提醒当代音乐教育者将他们听赏和看待音乐的方式重新概念化并考虑音乐存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性。麦卡锡所介绍的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新趋势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音乐教育无疑具有启示的意义。 二、音乐教育哲学的理论研究与探索 音乐教育哲学作为本研讨会的主旨议题之一，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参会代表们从音乐教育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对基于中国音乐教育实际情况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做了深刻的分析。 音教园地Education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理论化、系统化认识的总结，是特定社会和历史中的产物。西方的音乐教育哲学与中国传统的“乐教”哲学的关系何在？中国传统“乐教”哲学对于今天的音乐教育有何启示意义？如何在音乐教育实践中贯通中西？这些问题正是探索本土音乐教育模式的关键，也是本次会议的目的所在。管建华《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一文以社会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哲学为基础来探讨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的关系；该文尝试汇通中西哲学，提出建立中国文化哲学为基础的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周凯模《中土“乐教”哲学与民间音乐传承》提出中国自古就有基于中土宇宙论的乐教哲学体制，在近代引进西方教育分科体制后，中土“通才式”的教育体制断裂，中土优秀的乐教思想被忘却。而在民间“乐教”思想中，却依然坚守着中土“天人合一”的哲学精髓，是对古代优秀乐教思想的延续，因此对于中国民间乐教传统的丰富资源的调查研究任重道远。代百生《音乐美育：中国音乐教育思想的发展主线》中认为以“美育”为发展主线的中国音乐教育思想既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审美”与“美育”观念的吸收，也体现了中国儒家礼乐思想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提出正确认识音乐美育的内涵，将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 在该论题中，“审美”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与中国音乐教育实践的关系尤其受关注。覃江梅《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邓兰《实践还是审美———“二元对立”批判范式下中国音乐教育的困惑》、王州《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刘倩男《“审美”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对我国音乐教育的现实指向》等文章，都以中国音乐教育实践为现实背景，对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审美”和“实践”两种范式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外，从哲学层面进行理论研究的还有张业茂《“音乐教育”的语形、语义与语用———对“音乐教育”的语言分析》、朱玉江《从交往理论看音乐教育实践哲学》、韩忠岭《两种哲学视阈下音乐教育的哲学诉求》、柳良《对美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若干思考》、姬晨《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从课标修订管窥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哲学观》等文，这些探讨对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 三、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代表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分别从学校音乐教育和民间音乐传承两个层面展开，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以及传统音乐民间活态传承的方式等问题。 学校作为专门、系统的教育机构，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教育是传承传统文化，培养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当下学校中的传统音乐教育处于何种地位？如何推进传统音乐在当代音乐教育中的实践？本次会议的代表们分别就不同层次学校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樊祖荫《音乐艺术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及思考》提出了当前音乐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为重视与衰减并存。提出今后应重点加强本科阶段的传统音乐学习，同时各院校应展开与传统音乐教育相关的学术活动，营造浓郁的传统音乐教育氛围，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传统音乐的感情与学习兴趣，把传统音乐教育从技能、音乐理论的学习提升到文化的层面。谢嘉幸《传统音乐教育———从理论思考到实践探索》以自己亲身的实践与研究“教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为例，提出建立以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既有助于全球化背景下音乐多样化的保护与开发，又有助于传统音乐文化的理论研究转化为学校教学资源，同时有助于沟通多种类型的音乐教育。陈雅先《校园文化生态与岭南传统音乐的高校传承》提出营造良好的高校校园文化生态对于岭南传统音乐在高校传承的重要性在于：调节、维持高校音乐活动主体的群际关系，促进校园岭南传统音乐活动正常开展，并提出营造校园文化生态的具体途径。刘瑾《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民族性与国际性关系的梳理与思考》认为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支撑、互为依存的关系；只有尊重民族和文化的个性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交往，才能生成国际性。#p#分页标题#e# 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传承的手段，是延续地方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载体。如何推进传统音乐的活态传承？并在音乐教育中延续民族精神？围绕民间音乐传承主体在地方文化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以及民间音乐传承的方式对于当代音乐教育的启示，代表们各抒己见。 马达《民间学术团体在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以广东省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为例》论述了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在当地广东汉乐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并以实地田野工作考察资料的论证，指出在当今市场经济时期发挥民间学术团体的作用是保护和传承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策略之一。郭大烈、黄琳娜《利用儿歌民谣教学传承纳西族语言文化》论述了面对纳西族语言和传统东巴文化面临消亡危机，自1999年以来，两位作者在家乡古城丽江创办东巴文化传习所的经历，他们用自己的租屋建盖传习所校舍，利用纳西族传统儿歌、民谣在小学里进行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教学，传承优秀东巴文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张天彤《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模式研究———以少数民族民间传统音乐传承为例》根据其多年来的田野工作实践，总结出5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渠道、两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方式、4种民间音乐传承人。 此类的文章还有袁静静《文化转型下潮州大锣鼓的变迁与发展———潮州大锣鼓的田野考察与分析》、曾璐莹《大埔广东汉乐的活态存在与传承中的文化自觉》、焦皓华《广东汉乐声音景观评价与大埔汉乐文化区域的形成》、邹雪姣《景观生态学视野下的潮州大锣鼓声音景观研究》等。 四、从不同视角关注中国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 除以上论题，参会代表还从不同视角对中国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与问题给予关注。如李岩《淬本而新———文化退潮现象研究》中，从近代史研究的视角，深入剖析了近代诸方家如康有为、梁启超、曾志忞、李叔同、沈心工、王光祈等人与此相关的音乐言行，提出这些人物的所谓“落后言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潘妍娜《建国初期至“”前（1949—1966）潮州大锣鼓的发展与变迁》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以潮州市民间乐团为个案，叙述了潮州大锣鼓在建国初期的发展与变迁。仲立斌《广州粤剧传承与现状调查———以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通过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对生长在广州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语境城市中的传统乐种粤剧进行了考察。柳进军《在田野与乐谱间踱步》以一位作曲家的视角，讲述了其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改编与创作的心路历程。 此次会议对于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问题的探讨，有益于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的健康发展。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方面，能够客观地关照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和当今音乐教育的现状，批判性地思考西方各音乐教育哲学流派，同时对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进行了思考。在传统音乐教育研究方面，对从社会渠道的传承到学校渠道的传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归纳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方法，同时从理论层面对传统音乐教育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进行了思考和论证。 本次研讨会意义深远，相信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会促进我国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体育哲学论文篇6

20世纪以来，实用主义在美国发展到了极致，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无孔不入，以至于后来实用主义发展成为一种过程哲学。在杜威那里，实用主义哲学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不仅在美国社会影响巨大，在整个西方现代社会中也影响深远。这种哲学注重已有的经验在教育中的作用，以及对新经验的获得途径和方式，是一种较为典型性的经验主义哲学。而相对于传统的形而上学而言，实用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一种改造哲学，即哲学应该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或者换言之，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行动哲学”、“实践哲学”等，是现代主义哲学的主流思想。它的思想源流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哲学，英国以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传统，是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到20世纪，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种时代生活的诉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在教育领域的影响最为深远。在教育发展史上，杜威被称为西方现代教育的里程碑，他把卢梭以来的自然主义的现代教育哲学思想发展成了全面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创立了美国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理论，几乎成为美国当代进步教育的代名词。杜威的教育哲学集中体现在“儿童中心”教育观念中，他的三个著名的教育本质哲学命题“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反映出教育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儿童“经验”的不断改造。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把教育看做生活的一部分，教育帮助儿童在成长中获得经验，教育的作用在于引领和促成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经验”是杜威教育哲学中的核心关键词之一。

杜威以“经验”来诠释生活，把生活经验作为教育存在的理由，这里杜威的经验概念内涵，是主体与客观对象之间互动统一的过程，而不是单一的精神实体，是哲学上的一个概念，是人类的智识和与客观世界的互动过程。杜威曾举例说:“一个孩子仅仅把手指伸进火焰，这还不是经验;当这个行动和他遭受的疼痛联系起来的时候，才是经验。从此以后，他知道手指伸进火焰意味着灼伤。一个人被灼伤，如果没有觉察到是另一行动的结果，就只是物质的变化，像一根木头的燃烧一样。”［5］简单的例子，反映出杜威的教育哲学观，经验是与人类的活动紧密联系的，经验对于教育的价值是和人类的生活、实践直接关联的，这也成就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为其“在做中学”的教育观念奠定了哲学基础。新实用主义时代的哲学诉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直接影响了另外一位美国的重要哲学家理查德•罗蒂。20世纪下半叶以来，罗蒂被称做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在他的哲学力作《哲学与自然之镜》中，他认为分析哲学并非新的东西，而是笛卡尔、康德思想的变种，是要为“认识”提供一个“基础”的东西。罗蒂反对传统认识论的“镜式”哲学，即“心灵是一面可靠的反映现实的镜子”［6］，镜式哲学认定只有那些忠实地反映了真实世界的思想和语言才是真的，实际上是指向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即崇尚科学主义、科学方法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罗蒂认为“镜式”哲学是一维的真理观，科学的方法不应成为真理的唯一标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为罗蒂否定“镜式”哲学提供了思想基础。罗蒂认为真理应从实用的标准出发，知识经验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实用主义哲学认为真理是建立在知识、思想、行动和语言等有用性的基础上的，罗蒂接纳了这种观念，他认为如果一个陈述导致了成功的行动，那么这是真理，然而导致这种“真理”的出现，并非只有科学的一维方式，诸如文学、艺术、历史、宗教、政治、伦理等许多领域都会有，这是罗蒂吸收了实用主义多维度、多领域的真理观。杜威和罗蒂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暗合了20世纪后现代性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多维真理观与后现代的多元文化观一拍即合，反映在音乐教育领域，形成了多元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潮，实际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哲学价值取向的诉求表现。

音乐教育作为大教育中的子教育，对音乐教育的哲学诉求，自然不能脱离本行业所从事的内容载体。在音乐教育领域中，音乐教育的哲学观念不是“为音乐而音乐”，而是“音乐为了每个孩子”，在音乐课程的教学上追求技术质量的提高，从而顺应了社会实用主义的观念。在课程和教育内容上主要是西方经典音乐，即欧陆古典以来的音乐，从而使音乐教育走向精英教育的道路。也就是说，音乐教育追求的是一种音乐职业教育，俗称音乐专业领域的专业音乐教育。这种教育状况很不利于音乐教育这项工作领域的发展，一方面普通音乐教育课程不受重视，特别是基础音乐教育阶段，另一方面专业音乐教育的领域太过狭窄，这些现实状况对音乐教育的从业者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因此，从音乐教育从业者行业的地位和发展来看，寻求一种能够改变现状的道路和方法，是最基本的从业思想诉求，这从美国音乐教育课程发展成为国家承认层面的教育核心课程之一就可以看出。从音乐本身的性质和价值出发，同时也要有能够说服大众的理由，有能为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的理论，去寻找音乐教育的安身立命之本。于是，在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意识的感召下，在20世纪的前半叶，肩负历史发展使命的审美论音乐教育哲学在美国顺应而生，成为官方的理论哲学基础。这也是美国音乐教育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

体育哲学论文篇7

摘 要 通过对中国传统体育思想本质的研究，发现仅仅通过体育哲学的理念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思想解释存在着不足，从西方引进的体育哲学理论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思想存在着理论偏差。体育哲学思想不足以诠释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对体育哲学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思想做出探讨，阐述了二者的区别，旨在揭示其内部本质规律。其意义在于丰富文化和哲学理论以及科学地应用哲学解决体育实践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体育哲学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思想涵盖

一、前言

中国传统体育发展可谓是源远流长，从先秦时期对体育养生就有著作《黄帝内经》问世，同时，道家多有休闲养身之法，道家及道教养生之道涉及中医、气功、按摩等多方面的内容。东汉时期更有华佗的“五禽戏”健身运动。在南北朝时期，达摩到达中土，创立禅宗佛教，其中少林武术便是禅和武的统一，少林僧人习武是一种修行，所以又叫“禅武”“禅武合一”。其中的“禅”体现的就是传统少林武术的文化思想。到了清朝，太极拳的出现，更是将传统的道家文化思想与武术完美的结合。因为道家文化是我国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文化，道家文化从其一开始就蕴涵着传统体育思想，对我国传统体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道家文化构成中国传统体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脉络[1]。特别到了当代，2006年6月，少林武术和太极拳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更说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思想是以少林武术的禅宗文化和太极拳的道家文化为代表。

在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之前，应该对传统二字有所定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传”是由一方交给另一方；由上代交给下代。“统”是指事物彼此之间连续的关系显然，“传统”不是指过去发生过、曾经有过的活动，更不包括已经死亡、消失了的，世代相传并延续至今应该是其重要特点。传统体育是指人类业已创造的和将要创造的能够经由历史凝聚而传承、流变的一种特殊的体育文化形态[5]。中国传统体育是我国所特有的体育项目，其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文中前言所提，中国传统体育思想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道家的思想文化，二是禅宗的佛教文化。

二、体育哲学对中国传统体育思想涵盖反思

第一，从哲学方面进行反思，哲学二字本来就属于舶来品，从欧洲兴起，直到近代传入日本，再由日本引入中国，中国由于受近代闭关锁国的影响，其人文、社会、自然科学落后于西方世界乃至日本，而现代又由马列主义哲学思想作为党的思想方针路线引导建立政权。导致我国对哲学二字含义的理解，是不是将其功能无限扩大化了，毕竟，在哲学知识文化思想讨论的方面，哲学二字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它方面的意义。而且西方现代的哲学涵义，用于解释涵盖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些领域内，二者不是共通的。这就好比，运用希腊的神话典故去解释涵盖中国的五行八卦一样。

第二，关于哲学本源性思考问题，和我国传统思想之间的矛盾，从一开始，哲学的思考是建立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致力于追问“什么是存在？存在者是什么？”这种提问界定了西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后几千年来思想史上所谓哲学的主要含义和内容。而中国传统思想，以道家和佛教思想为例，都不约而同的提到“物我两忘”和“无我”之理，中国传统思想从一开始就是否定存在。西方哲学奠基内容就是“什么是存在？存在者是什么？存在即合理，我思故我在”。而中国传统思想恰恰相反，中国的是“什么是不存在，不存在会是什么，不存在即得道参禅，我思考如何不存在”。从上面可以看出，一开始，东西方二者的思想就南辕北辙。那么怎么能用西方的哲学理论去解释涵盖东方这些古老的理论？因此，经过西方的哲学解释，中国的传统思想理论是错误的，唯心的。那么试问，如果这些思想是错误的唯心的，那这些思想孕育出的武术理论是不是也是错误的，如果这样，运用哲学解释中国传统体育，就相当于用一个尴尬的评价指标的体系来检测中国传统体育的合理性。

第三，西方哲学所解释不了中国传统体育抽象的东西，因为“气”“五行”“阴阳”这些中国特有的抽象词汇，哲学把它们简单归纳为“朴素唯物主义”，但“气”和“阴阳”是存在意识和物质之间的体系，并不能这样的下结论。最主要的是源于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关于这些抽象词汇的定义就是空白，西方世界从来就没有这样的理论，而现在我们还要套用哲学来解释中国特有的现象，就会出现解释不通的情况。同时，现代学者认为“自然语言逻辑”是研究概念问题的最佳方法论基础，“自然语言逻辑”是现代的哲学最佳思维方式。但是禅学恰恰相反，认为“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特质，超越语言、文字，禅学认为言语文字乃是人世间沟通交往之方便工具，其基本功能为界定、设限，因此不予采纳。这样，学者还用哲学的自然语言逻辑法去分析，实在是多有偏颇。西方哲学所追求透过物质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在中国传统禅学思想里是行不通，因为禅学思想“现象透处即本性；本体显处即现象”，现象和本质是一体化的，而不像西方哲学把现象和本质分开。

参考文献：

[1] 周志俊等.道教思想的基本主张[J].武当论坛.2004（12）.

[2] 曲秀岩.探寻哲学世界[J].理论学习.2008（4）：63-64.

体育哲学论文篇8

所谓德育哲学的切近基础，就是指现代大德育的时空拓展，需求哲学层面的反思、批判、总结和概括，因而德育哲学应运而生。

现代大德育的基础性问题，是德育的社会化，是德育社会化的内在趋势和必然走向。这集中表现在：一方面，德育概念的涵量更为丰富和广阔。另一方面，德育运动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

人类社会的德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及发展，规定了德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德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涵量。就内容而言，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就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德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德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功能，尤其是在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德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德育作用，等等，都是德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涵量的基本体现。

随着德育涵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德育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其一，德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德育的社会化，德育亦将成为民众的自我教育、自我德性修养的基本形式，从而实现由国家主体向社会主体的回归。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但这种德育本真化的走势正在逐步变为现实。比如，学校办学自的加强、社区建设的兴起与功能强化等，都突出表现了这一点。其二，德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党的十五大报告曾讲了这样一段话：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因为它将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存在方式，它意味着文化建设将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随着德育社会化的推进，德育的本质存在方式也是如此。其三，德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建设人本身回归。德育要为政治服务，要为国家服务，要为社会服务，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德育的本质规定之一。问题在于，德育的本真目的任务是建设人本身。德育的社会化、本真化，要求以建设人本身为出发点，这势必推进“主导”者的逐步回归，但这与德育的工具理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因为以建设人本身为主导，将从更为根本、更为长远的层面上发挥出德育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将把德育为国家民族服务的工具理性置放于更为坚实的基础上。其四，德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因为德育社会化本身无论内容、形式，还是载体运作过程，都具有更大的普适性、普遍性和社会性。特别是在当今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德性修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仅有过去那种一对一的德育单向运作方式，显然已不能适应当今时展的需求。

总之，德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邃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显然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毫无疑问，德育“领域的发展”，确需德育哲学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探索和确证。

二、德育哲学的边界、对象和任务

德育哲学思想的实际存在是渊远流长的，但德育哲学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出，却首见于1996年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课题指南；而作为一个门新兴学科建构，目前仍然处于探索、研究和创作的过程中。

从哲学的视野看，任何事物包括理论学科要获得相对独立的生存权，其基本条件是具有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规定性。因此，探索德育哲学的学科建设，首要的问题是给定它的边界。

第一，学科界定。一般说来，学科界定总是与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必须准确把握其特定视角、特殊层面和内涵应然性的特殊价值指向。黑格尔说，“一个定义和它的必然证明只存在于它的发展里。这就是说，定义只是从发展过程里产生出来的结果”④据此，德育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德育观及其行为实践所蕴涵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一般方法论问题。具体地说，一方面，作为理论形态，德育观是关于德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德育哲学研究首先要立足于这一层面上，但却不是局限于德育观本身，而是探索研究德育观的前提性问题，即追问反思德育（包括其理论和行为实践）运动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一般方法论依据、条件及其应然性形式。另一方面，哲学有两个主要视角：一是真理性认知，即追索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二是价值性把握，即求索事物运动发展的评价性确证。哲学思维的这种方法论原则，运用于德育观及其行为实践研究，德育哲学的对象便获得了真理观与价值观及其相统一的意义。所以总结起来说，笔者以为，德育哲学是否可以这样界定：德育哲学是关于德育观及其行为实践的哲学前提性问题的理论学说。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德育理论与哲学思维的有机契合，开展对于德育观及其实践运动的哲学研究，揭示人的德性修养的前提性根据和条件，揭示德育观形成、运演、发展的历史正当性和价值合理性，揭示德育运动规律的前提性根据和条件及其实现形式，等等。

第二，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主要是与德育学、哲学、教育哲学的关系。在笔者看来，“德育”概念在通常语义上有三种指向：一是德育实践活动；二是德育学科；三是德性培育状态的直接现实。但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作为理论它原本是教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够从中剥离出来而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研究领域，实际是标示了它在整个教育事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价值。“哲学”通常有三重意义：一是所谓“元哲学”，即哲学的基本原理；二是部门哲学（包括各种应用哲学）；三是指某个领域、某类事物的最高理念或信条。德育哲学作为德育学与哲学的结合体，本质上是以哲学思维解读和创新德育理论与实践，开发其哲学价值和效能。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德育哲学虽然与德育学、哲学等双重“母体”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但三者之间的“边界”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它毕竟要有个学科归类的话，毋宁说它是教育哲学的一个层次，即相对独立出来的一个特殊领域。当然，两者的边界也是非常清楚的。第三，设定德育哲学的边界，还应从辩证思维中得到深入一步的说明。从这方面看，德育哲学主要不是去建立新的具体的德育范式，而是着重考察已有范式的依据、条件性、特性、表达方式以及范式更迭转换的可能性空间；它不是要描述德育过程本身，而是要规范人们在德育活动中的选择、定位和行为理性；它不是要作出德育学层面的结论和成果，而是要探讨、评价德育学结论和成果中超出德育学层次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它主要不是去揭示德育运行的特殊规律，而是要探求反思人们揭示规律的思路、能力和方式；它主要不是去规范和给出德育研究的具体方法，而是要评价这些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能性，等等。总之，德育哲学植根于德育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又超越于这些问题而探索其前提性的哲学底蕴，这实际也就是德育哲学学科的基本特点。

三、德育哲学的价值现实

德育哲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其发生的根源，说到底，在于当今时代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德育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亟需哲学的介入和哲学方法论的统摄。反过来说，即：对于德育理论与实践从哲学视角作出多方位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对于德育的前提条件、基本理念、结构体系、实践范式以及重要的德育现象做出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意义的深层次确证，这就是德育哲学的价值现实。从实践操作的意义上看，德育哲学的价值实现，是整个德育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那么，德育哲学具有哪些价值呢？

第一，解读性价值。从泛意上讲，任何精神文化现象都是一种社会性解读。解读与解释意义相近，它们都是直接面对思想和实践的现实的，但解读更接近于操作实践层面。就德育哲学的解读性价值而论，其独特之处主要在于，一是注入了理想性追求。德育哲学的解读性价值主要不在于对德育现象的映像式、模本式的解释和说明，而是以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为基础，以一定理想性追求为参照，反思、解悟和权衡其得失成败，从而发掘和拓展出新的“历史可能性”。二是注入了穷根究底式的思维原则。哲学的根本特点是不断追索事物、现象的深层次本质，以期不断获得极度而适度的认识成果，因为被解读的“文本”本身就是多层次的。哲学思维表明：“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⑤所以德育哲学的解读性价值，并不满足于德育理论的一般解说，更不是停留在德育现象的表层理解，而是不断追问德育现象背后的“更深刻的本质”。

第二，批判性价值。哲学思维的又一显著特征是它的批判性。在哲学视野中，“批判”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它的核心思想是否定现状和追求未来，其真谛是“扬弃”和创新。“批判”具有物质实践和精神文化两种基本形态。德育哲学的批判性价值主要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它价值归宿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是德育的一种前提性批判。所谓“前提”，从逻辑上讲，是指推理过程的确定依据。逻辑结论若要正确，首要条件是逻辑前提必须正确。从行为实践上看，“前提”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先决条件。德育前提性批判的重要价值，就是以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动为背景材料，以哲学思维和德育本真走势为凭籍，不断重新审视德育既成既有的出发点、根据、真理性标准、价值性尺度，不断重新鉴别、选择、取舍和筛定其前提性认知和价值取向，以推动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当然，这种前提性批判又是辩证性质的。因为在唯物辩证法看来，批判就是一种否定。但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即事物内部生发的新质要素克服了旧的质的规定性；同时，恰恰又是由于新事物吸收、联合了旧事物的合理成分，才能真正克服旧事物，实现发展。所以辩证性质的批判，就是一个“扬弃”的过程。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科恩“主张以认同、继承传统为特征的‘收敛式思维’与以批判、超越传统为特征的‘发散式思维’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这一影响深远的见解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教育的功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⑥因此，德育哲学的批判性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前提性批判，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辩证性质的批判，由此便孕育了德育的前提性创新。德育的前提性创新，必然带来德育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变革，促进人的德性修养的更新。这便真正实现了德育的前提性批判的价值。

第三，导向性价值。德育哲学的导向性价值是指向未来的。它的特点是前瞻性、超前性和预示性，这与价值本身的内涵是直接同一的。价值概念回答的问题主要不是“现在怎样”，而是“应当如何”。德育乃至整个教育在绝对的意义上都是为或远或近的将来“准备着”，亦即面对未来“应当如何”。这样，“导向性问题”就显得极为重要。导向即导引方向，实质是事物发展中内部诸要素的历史性趋势性的必然联系。德育的导向性价值主要有三个层面的指向：一是德育实践活动，其导向价值的观照和实现在于作用于人的认知和心理层面。二是德育学科理论的教学活动，其导向价值的体现和作用在于德育对象的理性和理论层面。三是德育哲学层面，它的直接对象主要是德育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其导向价值在于通过德育的前提性问题研究，革新德育理论，创新德育活动，导引德育不断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德育改革就有一系列前提性问题亟待研究。比如，既要坚持德育的一元化导向，又要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样化社会生活，发展人的个性品质，两者统一的现实倾向性、历史合理性及未来走势的人性根据、实现条件、理想模式是怎样的，它对德育体系革新具有何种价值？又如，德育的功能作用与人的精神世界自主自组织之间应当建构怎样的合理性尺度？因为有个性需要就意味着有选择，而有选择就意味着至少对部分德育预期效应的否定，所以如何培养和造就人的德育需求理性自觉，便成为德育创新的立足点和前提性问题了，等等。总之，德育哲学的导向性价值，生发于较深层次，关乎于德育宏观走向，意义深远而重大。

第四，方法论价值。抽象地讲，上述解读性价值、批判性价值、导向性价值都具有方法论意义。因为方法的实质是理论自身实现过程的“反哺”形式，换言之，拿了理论去运用、去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就转化为方法了。所以理论与方法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更为接近实践的方面看，方法论应当是理论在认识上的深化层次。德育哲学的方法论不同于德育的具体方法论，而是一种宏大而深邃的方法论，具有重要价值。扼要地讲，其一，它对德育一般方法论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其二，它是德育工作者实际工作的最切近的理论基础。其三，它为人们的德性修养提供深刻的哲理性视野。其四，它是德育理论创新的重要指导原则，等等。

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②转引自《科学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③《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3页。

④转引自《哲学动态》1991年第7期第12页。

体育哲学论文篇9

关键词：教育哲学素养 教师 教育信念 教育智慧

教育哲学素养是教师自觉运用哲学来探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诸方面问题的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素质与修养。从本质上讲，教育哲学素养不是纯粹的知识体系，它应该是教师的一种教育态度、一种教育思维品质；它是教师借助哲学的概念、方法，运用哲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坚持对理性的信仰，来理解、澄清和研究教育领域的基本或重要的教育现象、关系和问题。教育哲学素养对于教师职业生涯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哲学素养可以坚定教师的教育信念

教育信念是教师认定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理念，是教师对某种教育理论、思想或观念的确认和坚信。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教育信念理应是民族繁荣富强和人类文明进步。教育哲学作为哲学体系中的应用学科，把教师的教育信念作为其研究内容是必然的选择。教育哲学的目的是让教师对教育意义和价值有正确清醒的认识，对从教应该树立怎样的信念有清醒的认识和执著的追求。教育哲学素养可以加深教师对教育的认识和理解，从而逐渐形成对某种教育理论、思想或观念的确认，形成适合自己个性的教育信念。教育信念体现的是教师的追求和精神，是形成教师判断力的内在依据，它是使教师工作得以升华变得更有价值的关键所在。

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需要有科学的教育理论和坚定的教育信念来指导。教师是教育的主体，他们有无教育信念，有何种教育信念，不但直接影响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学校教育的质量，也直接左右着学生的思想信念和发展方向。有无自己正确的教育信念是划分教育家与教书匠的重要标准之一。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的信念――这是学校里最宝贵的东西，有无成熟的教育信念是划分学者型教师和教书匠的重要标志。”美国教育哲学家奈勒说：“无论你干哪一行业，个人的哲学信念是认清自己生活方向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如果我们是一个老师或教育领导人，而没有系统的教育哲学，并且没有理智的信念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茫茫然无所适从。”

二、教育哲学素养可以开阔教师的教育视野

提升教师的教育哲学素养，可以将教师的教育目光指向广阔深邃的知识和多元的思想范围。教师的教育视野愈开阔，思想就愈全面、深刻，对于教育实践也就愈有意义。为此，他说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重新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在传统价值失落之后的时代，必须要有宽阔的文化视野，切忌不可重犯“教权专制”、“罢斥百家”的文化专制主义错误；二是具备跨文化的学术胸襟。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文化创新的前提之一，是文化价值取向的转型。在引入西方现代型科学知识，破除传统文化的知识论基础的同时，必须同时引入以形而上学眼光衡量文化意义的现代型文化价值取向，以打破功利型实用性的传统文化价值框架，民族文化独立性格才有坚实的价值论基础。

教育哲学素养可以帮助教师的教育视野既反映时代、针对时代，又可以创造时代、超越时代，努力养成自己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教育理念，从而主动掌握和化解教育领域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形成针对不同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实践中对教育问题的基本认识和看法，进而真正实现教育观念转变当然，教育观念的转变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教师在转变教育观念的时候，必须依赖深厚的哲学素养，开阔视野，充分考虑不同情况，建立不同层次和水平教育观念。事实上，教育哲学给教师的教育工作提供了内在依据，使我们对人类的存在与我们周围的世界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洞察力。正如石中英教授所指出的，“教师可以直接从教育哲学里边获得从事教育工作的思想养料、观点的启迪、思维的力量”。奈勒也说：“教师追溯各种教育问题的哲学根源，从而用比较广阔的眼界看待这些问题。

三、教育哲学素养可以启迪教师的教育智慧

教育哲学素养可以促使教师沉思教育行为在思考中实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具有教育哲学素养的教师，就会有明确的教育思想、独特的教学风格；可以透过繁杂的教育现象直视本质，具备教育的睿智、能力与勇气，从而把握教育工作的核心，能科学地去实践，去影响学生，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

思想性的东西，从而主动把握实践的灵魂。所以，一个不懂教育哲学的教师，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教书匠，但不可能成为成功的教育者。教育智慧是教师取得事业成功的根本，拥有它就能以最少时间、体力和智力取得最大的教育效果。

四、教育哲学素养可以发展教师的理论思维

体育哲学论文篇10

关键词：音乐教育哲学 音乐教育史学 实践 道德

近期，由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曲阜师范大学主办，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术委员会、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协办的“第三届全国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全国音乐教育史学研讨会”在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山东省日照校区）举办。此次会议包括大会主题发言、专题报告、小组发言三个板块，共有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的师生200多人参加本次会议。会场围绕“音乐教育哲学和音乐教育史学”两个主题进行学术交流，共有30余名专家学者作了专题报告，与会人员就大会主题展开热烈交流讨论。

大会邀请了国际著名音乐教 育家韦恩・鲍曼（Wayne D.Bowan）作了题为《音乐实践的道德意义》的发言。鲍曼的发言围绕两个关键词――“实践”、“道德”展开，他认为音乐教育是音乐和教育这两种实践的交集，作为道德实践的音乐时间的观点。他解释：实践是基于社会的、复杂的、连贯的、合作的行为，随着时间的增长形成自己的道德体系。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性活动，这是我们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看到的对实践的定义。鲍曼教授更好地诠释了实践的定义，音乐是多元化实践的群集，不是单一的，它具有很多种价值和内在事物。他还和我们一起探讨了“作为道德实践的音乐实践的观点――作为塑造个性的极有力的道德资源”、“如何评价音乐教育者的成果”、“音乐教育不等同于音乐教学行为，音乐教育不仅是教授音乐的行为，或成功获得了音乐技巧和概念”、“如何区分教育性的教学和单纯的音乐教学”等观点。

大会还就音乐教育哲学和史学主题邀请国内专家分别作了专题报告。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做了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全球多样化音乐社区》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为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蕴？并从民族音乐传承三个标志性阶段说起，深入剖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义。并提到：“朝向全球多样化的音乐社区，在哲学意义上多样性的概念突破唯一性或两极论的宏观表述。社区则澄清这一概念在具体时间层面上的存在。哲学观念并不完全是形而上的，它是和具体时间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动态的、多样化的、在具体时间中体现的哲学观念在这个时代是有生命力的。”马达教授从近10年三次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看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10年，通过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其他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围绕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音乐教育哲学观讨论”、“有关如何建立中国特色音乐教育哲学体系的讨论”五大部分代表性文献的分析与述评，梳理出这期间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此外，管建华教授《新轴心文明时代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文明复归》也极为精彩。

在大会史学板块部分，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马东风分析了中国音乐教育史学的发展态势与趋向。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褚灏从社会转型与文化思想转型，教育转型与音乐教育重新，近代音乐教育思想主体及特征与意义等角度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思想进行述评。中国音乐学院余峰教授作了题为《中国音乐教师教育的苦命与使命》的发言也极为精彩，现场掌声不断。

在专题报告会议上，哲学组张业茂、黄剑敏、吴跃跃、周世斌四人了报告。张业茂《音乐教育哲学的“身体”转向：身体哲学的思考》从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身体”的转向，探寻音乐教育中自在之身体与自为之身体的哲学意蕴，对身体哲学进行思考。黄剑敏《孔子与老子音乐教育思想比较研究》从乐教的对象、方法、准则、核心、目的和社会功能轮六个方面对孔子和老子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吴跃跃《音乐材料、存在方式、音乐释义、主客关系――对音乐欣赏教学的哲学思辨》站在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高度，从音乐材料的特殊性、音乐作品存在方式的特殊性、音乐释义的特殊性以及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四个方面对音乐欣赏中的诸多要素进行分析、论证，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帮助人们处理好音乐欣赏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探讨审美主体重要性的理论根源。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周世斌作了题为《21世纪中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回顾、反思、创新探索与实践》的发言，回顾了中小学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研制与实施，反思了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版和修订版存在的问题，对中小学音乐课程改革理念与高师音乐人才培养改革理念与实践进行探索，并应用于北川中学支教和北京农民工子弟校援助。

史学组崔学荣、马骁、杨健、陈永四人做了发言。鲁东大学艺术学院崔学荣作了题为《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发言，以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从培养类型与目标、招生考试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与教育资源、教学方式与管理制度等方面对其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培养模式各自特点，为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进与提高提供借鉴。马骁《中国近代女子音乐教育发展述评》通过对近代女子音乐教育进行梳理，探寻历史根源，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代女子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陈永《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研究构想》对“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这一学术对象的理论基础、学术现状和研究设计等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构建有关音乐教育制度史的学科体系，探究音乐制度在各种外生性志愿影响下的动态形成机制与功能机制。此外杨健对当前高师音乐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

音乐教育哲学分会场由吴跃跃、柳良、李嘉栋、吕屹主持，全国音乐教育史学分会场由刘咏莲、徐旭标、黄剑敏、冯巍巍主持。期间每个会场的讨论都十分热烈，众多同学老师云集对话，碰撞出多重智慧火花。